价值量化篇1
【关键词】文化创意企业；文化企业价值计量；计量方法
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企业越来越被世界各国所关注，成为各国经济中不可忽视的朝阳产业。2012年2月，《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出台，规划指出，要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推动文化企业成为国民支柱产业，可见大力发展文化企业，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识。文化企业不同于其他企业，其主体资产为无形资产，文化企业价值计量瓶颈解决的关键在于其核心资产-无形资产的确认和计量。随着文化创意企业的迅猛发展和国家政策支持，对无形资产的正确、合理确认与计量显得尤为重要。现行无形资产准则无法适应文化企业价值计量需要，导致文化企业发展瓶颈问题，需要加以改进缓解文化企业发展瓶颈问题。
一、文化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世界各国文化创意产业核心竞争力各领，如美国电影；英国享誉全球的“哈利·波特”系列文化产品；法国时装设计；日本动漫；意大利时装设计；韩国电视剧等。据2012年全球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截至2010年，美国文化产业的产值已占美国GDp总量的18%-25%。美国的文化产业在其国内产业结构中仅次于军事工业，位居第二；英国文化创意产业已成长为仅次于金融服务的第二大产业，每年创造超过7%的国内生产总值，其年均增速达5%以上，远高于其他产业；意大利创意产业虽然起步比英美等国晚，但是发展速度很快，文化创意产业的总产值达68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9%；日本文化产业的规模比电子业和汽车业还要大，日本文化产业的规模超过11070亿美元，约占GDp总量的15%；韩国文化产业产值超过650亿美元，占全国GDp比例超过6.5%。
二、文化企业价值计量困境及其原因
从会计确认与计量角度而言，许多在经济学上已经确认的无形资产，在会计学中则因无法计量、记录和报告而游离于会计报表之外，如人力资产的创新能力，创意产品，创意设计，创意形成的非专利技术，创意人力资产、良好的企业形象、高素质的员工队伍、企业的公共关系网络等无形资源，在企业价值创造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进而导致会计账面价值远远低于企业真实价值，导致文化企业计量与评估易引发“黑箱”嫌疑。
文化企业中无形资产占比非常大，回报周期短，现金流不稳定，由于文化企业账面上的显著特征是“薄资产、厚效益”，资产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只有较少的有形资产，难以进行有效的资产抵押，很难从银行获得融资。金融机构投资文化企业具有一定的风险，业内又缺乏专业的资信评估机构，使得文化企业价值计量问题成为难题。
三、文化企业价值计量模型
（一）现金流量贴现模型
现金流量贴现模型注重的是企业未来现金流量而不是利润，不仅涉及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还考虑了企业的未来发展前景。但是这种方法条件苛刻，企业必须有正的现金流，并且未来的现金流可以较可靠地估计，同时，折现率等参数难以合理估计。对于非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困境、资产未被合理利用、并购等自由现金流量的运用存在其局限性。
（二）市场价值模型
市场法是利用类似企业的市场价值来确定目标企业价值，其假设前提是类似企业与目标企业是科比的。应用市场价值模型的前提条件是资本市场比较发达，资本市场越发达，企业价值评估的就越准确。在市场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方法得出的企业价值评估值将会受到质疑。我国的资本市场尽管己初具规模，但毕竟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使得市场法的应用很受局限。
（三）期权定价模型
由于文化企业资产的不确定性，很难估计其未来现金流，而期权定价法能弥补现金流量的缺陷，使得文化企业价值更真实可靠。通过对文化企业分析，充分考虑企业管理层的机会选择权，使企业价值更具有灵活性，由于文化企业无形资产具有周期性短、时效性长的特点，考虑投资周期对文化企业价值的影响，其价值计量更能符合文化企业的实际。期权定价法将企业置于动态的经济环境中，考虑了外部不确定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因此较现金流量法更能全面真实反映企业价值。对于专利权、商标等估价时可以采用期权定价法，文化企业在面临重大未来项目发展选择价值时，可以采用期权定价法。但其应用条件非常苛刻，需要综合考虑其他领域知识，运用期权定价模型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参数选取有一定的随意性，难以让管理者信服。
（四）eVa模型
经济价值分析法的观点是，企业价值是企业初始投资资本加投资所带来的未来预期经济利润的现值。
经济增加值最直接的与股东财富的创造相联系；经济增加值不仅仅是一种业绩评价指标，它还是一种全面财务管理和薪金激励体制的框架。由于经济增加值是绝对数指标，不能比较不同规模公司业绩的能力；经济增加值也有许多和投资报酬率一样误导使用人的缺点，例如处于成长阶段的公司经济增加值较少，而处于衰退阶段的公司经济增加值可能较高；不利于建立一个统一的规范，只能在一个公司的历史分析以及内部评价中使用。
（五）智力资本计量模型
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智力资本的定义，本文将智力资本分为人力资本、创意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用来描述企业的无形资源。智力资本计量方法包括货币和非货币计量方法。前者包括市场/账面价值差额法，托宾Q值法，无形价值计算法，经济价值法（eVa），市场法，成本法，收益法，智力资本监控器，智力资本技术经济人模型，价值创造指数等；后者包括平衡计分卡、Skandia导航器、无形资产监控器和技术经纪人模型等。企业设法将智力资本各组成部分的财务价值整合到财务报表中，采用专门的智力资本报告对一系列相关的非财务信息进行报告。该方法综合了定量与定性指标，非常有利于企业内部管理、标准化的流程和报告，计算方法比较复杂，要考虑所有对文化企业价值做出贡献的无形资源。目前国外有一些企业采用智力计量模型计量企业价值，国内外学者对企业智力资本非常重视，研究深入，也有相应的模型计量与评估方法。
四、分析与总结
企业价值计量模型各有优缺点，在对文化企业进行价值计量时，应综合考虑利弊，由于文化企业中认得核心作用无法替代，在考虑上述计量模型时可考虑结合非财务方法对文化企业价值进行计量。许多学者研究人力资本价值模型、智力资本价值模型计量文化企业价值，还有企业价值计量指标体系的构建等都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财务方法的不足，构建文化企业价值计量模型应该充分体现影响价值的主要因素对企业价值的支撑，比如电影发行企业价值的估算模型中要考虑在评估过程中企业已经拍完正在放映、正在拍摄、已经签约产品对企业价值的贡献，出版发行企业价值估算要考虑签约作者及其著作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等，同时关注收益来源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郑雄伟.全球文化产业发展报告[R/oL].中国经济网，2012-2-6.http：///culture/gd/201202/06/t20120206_23048110_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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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施金龙，李绍丽.企业价值评估方法综述与评价[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2009（1）：81-83.
[4]王军辉.浅谈文化企业价值评估[J].工作研究，2013，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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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量化篇2
关键词：知识经济；管理会计；智力资本；价值评估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间的竞争核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作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核心资源的智力资本已逐渐地引入企业的管理战略之中，并已被广泛地应用。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有关智力资本领域的研究和发展同样给现代会计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它天生的活力和创新价值不仅冲击了传统的会计模式，并且作为管理会计中一个新要素拓展了会计学研究领域和方向。
一、知识经济下，智力资本是企业价值的核心资源
“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经验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是指以高技术产业为第一产业支柱，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在知识经济中，企业的价值根本不再直接取决于物质资源、货币资本和硬件设备的数量、规模等，而是依赖于人才的智慧积累和创新，从而达到知识的转化和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
在知识经济中，智力资本是相对于传统的物质资本而言的，它是一种潜在的、无形的、动态的、能够带来企业价值增值的非物质资源。有关智力资本的定义，先从二个智力资本等式来认识（智力资本=市场价值-帐面价值，企业=无形资产+智力资本），这能体现智力资本存在及能被界定和价值量化的本质。瑞典第一大保险和金融服务公司是这样定义智力资本的：它是企业所拥有的对企业市场竞争力做出贡献的专业知识、应用经验、组织技术、客户关系和职业技巧及跨文化技能等企业的集体知识。著名学者圣特。昂格提出，企业的智力资本，是企业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借以获取超额收益的各种知识资源的有机综合体，是企业取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一般地除知识产权资本外还包括人力资本、市场关系（顾客）资本、组织结构资本三个延伸部分，智力资本正是通过其各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和共同整合推动企业发展，成为创造和实现企业价值的核心资源。
在知识经济中，企业对智力资本的需求越来越大，相对于财务资本，智力资本在企业价值增值的贡献中所占比例更大。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稀缺理论，智力资本应该获得与财务资本共同参与分离企业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的平等地位。随着信息技术的革命，财务资本投资者总是以风险最小化原则进行投资转换，不断减少承担的风险；而智力资本所有者由于智力资本的专用性则日渐成为企业风险的承担者。在企业经营管理中，两种资本的所有者间还存在着委托———关系，作为委托方的财务资本投资者控制人的最佳契约就是让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的部分剩余控制权。因而，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也就自然地从“财务资本雇佣智力资本”的方式转变为“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相合作”的方式。
由此可以说，智力资本即知识和智慧，将是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原动力，而作为智力资本载体的人才取代了资金成为这个时代最稀缺的资源，将成为发展知识经济不可缺少的最基本因素。美国微软公司、英特尔公司、网景公司的发展奇迹，充分说明了人的智慧和创新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核心作用与价值体现。
二、人力资本是管理会计中崭新的、能动的要素
管理会计是为企业的内部信息使用者提供管理决策有用信息需要的会计。由于传统的成本性经营模式，相应地传统管理会计通常是以成本预算和控制为工具，强调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仅运用企业内部已发生的财会数据和事件进行分析、提供决策信息，这种传统的管理会计模式很大程度上已不能有效地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满足企业管理决策的要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战略管理理念应用于管理会计的理论实践，使管理会计冲破了财务会计信息支持的局限，充分结合和利用了企业内部和外部、财务与非财务的信息，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管理价值。
在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本作为真正反映企业价值的核心资产，以其流动性和自我增值积累的资本特性，充分发挥了人才或是人力资源在企业经济活动中创造价值的作用。因而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有效地管理企业的智力资本更有助于反映企业的真实价值，有效地管理企业智力资本就要做到对智力资本的有效量化评估。企业的智力资本对企业的贡献，在通过一系列行为和活动后，转化为以资金形态存在的财务资本，最终体现为企业的利润。这为人才的智力资本的量化评估提供了理论基础。尽管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能力不容置疑，也存在被量化评估可行性的理论基础，但在实际操作中，智力资本中诸如客户关系、企业商誉等细分项目，由于其主观性而难以简单地将其价值划入资产负债表中。传统会计报表模式对资产价值数据化的客观要求，不适合智力资本的价值特性。因而，智力资本的引入将打破传统会计的核算模式。
现代管理会计要求其核算方法重视反映企业价值的创造形式、创造价值的人及相应的过程。智力资本作为企业价值的核心资源，为管理会计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作为管理会计新要素，智力资本不仅应能够反映企业智力资本的存量和流量，还应反映智力资本的转换形式和应运趋势，所提供的智力资本的管理信息就必须是灵活、多样化的，包括数量与质量信息，财务与非财务信息，静态与动态信息，物质化与精神化信息等等（余绪婴，1998）。以智力资本为核心的管理会计是一个复杂的企业信息支持系统，将会对企业的决策、计划、控制产生深刻的影响。
三、智力资本的评估
对智力资本的量化评估是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转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冯之浚，1998）。以资本为核心的管理会计的目标就是会计模式量化智力资本的价值，在企业管理中，提供智力资本的各种信息，提高智力资本管理质量，考核和评价智力资本的投资效果，以及企业利用智力资本创造价值的能力和效率。（一）智力资本的评估模型———导航仪模型（Skandia对智力资本量化评估的最早实践是瑞典SkandiaaFS公司。1991年，该公司以客户、财务、流程、人力因素、更新与发展五方面为重点，对其智力资本进行了分析与评估，形成了智力资本评估和管理模型（图1），在实践中逐渐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智力资本理论体系和指标体系，并通过智力资评价发现现存的问题，促进今后长远的发展。navigator）
这种用于智力资本评估的导航仪模型是以企业价值增值为导向，设置一系列的指标来考核量化智力资本，揭示智力资本战略的、长远的影响。作为一种真正可行的智力资本量化评估系统，导航仪不仅反映了智力资本的存量，更重要的是能提供智力资本的价值转换、增值及其原因，并能实施有效的监测功能。Skandianavigator模型的建立是智力资本量化评估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二）智力资本的评估方法———价值逆向推导法
智力资本在企业中创造的价值最终必然会经历实物（货币）形态来体现，它与财务资本间的相互转化关系就形成了更广义的资金循环流动。资金流入智力资本的过程是财务资本转化为智力资本的过程，而智力资本的产出是资金流入企业，从而以财务资本形态存在的过程。一项新技术可以转化成新产品，进而给公司带来收益，顾客满意度、员工素质等因素最终影响到企业收入或成本，并最终在相关财务指标中反映出来。因此，对智力资本的全面评价应包含财务部分的内容，可借助部分财务指标实现智力资本的量化评价。
企业的价值（这里主要是指企业的帐面价值）是由企业的不同工作项目或领域所创造的，这些项目在一定程度上与企业的智力资本存在着复杂的相应的因果关系价值链，其中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间接的影响，有单个的作用，也有共同的作用。因此，企业可以通过以其价值的货币形式来反映各个项目承载的价值及相应的比重，并根据自身发展的特点和需要，选择其中的关键性项目以建立与智力资本的对应评估关系，进而可由此逆向推导出智力资本的价值指数及其各部分的价值指数。
具体可以设计为，首先结合关键工作项目（Keyworkproject）在企业发展战略中重要程度给予不同的经验权数或系数标准。关键项目受智力资本各构成部分直接影响（80%以上影响比例，影响比例的测算是依据当年各关键项目所涉及的人员的层次、数量、工作性质等因素）100%归入具体智力资本中；受间接影响的（35%—80%影响比例），分别以受影响比例归入相应的智力资本，最后计算智力资本各构成部分的价值指数和总的价值指数。如：某企业的企业价值中的93%与智力资本有一定程度的关联，假定由四个关键工作项目分别按2.6、3.4、1.3、2.0的比例承载这部分企业价值，并按关键工作项目在企业发展战略中重要程度分别给予1.44、1.0、1.7、2.1的权数（图2），则各关键项目受智力资本影响程度测算如下：
人力资本价值指数=3.41.04.1+1.31.710+2.02.13.6=51.16
市场关系资本价值指数=2.61.446.0+2.02.14.4=40.94
组织结构资本价值指数=2.61.443.5=13.10
智力资本价值指数=51.16+40.94+13.10=105.20
则可以说，相对于该企业帐面财务价值，105.20的智力资本价值指标是相当的。
智力资本的价值指数是企业智力资本的存量数据信息，可以作为企业战略管理中的重要指标，通过对比不同年度的智力资本的存量变动进行智力资本的流量分析。从资本的循环转化的方向而言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智力资本向财务资本转化的价值分析，可评价智力资本的价值创造能力及效率；二是财务资本向智力资本转化的价值分析，可评价智力资本的投资绩效和效率；三是智力资本各构成部分间转化的增减变化分析，可在为企业发展战略提供智力资本预警信号。
在知识经济时代，现代企业管理会计是企业业绩评价体系的重要信息支持，必须能有效为企业提供战略化指导，既要充分反映企业的发展潜力，又能及时地指明企业存在的缺点不足，以及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因而，作为企业管理中新的活跃因素，企业智力资本的价值评估信息将进一步增强企业管理会计的“评估”作用和“导航”作用，更加符合企业的战略发展要求。
参考文献：
[1]孙岚。Skandia导航器———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的财务里程碑[J].运筹与管理，1999，（2）：118-122.
价值量化篇3
关键词：文化；会计价值观；会计信息质量；传统文化
一．文化
文化是一个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和态度。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他们的文化都拥有各自的特征，正是由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才造就了五彩缤纷奇葩的世界。
文化的形成需要历史的积淀和长时间的吸收融合，改造和创新。
经济基础是文化形成的根本。每一个时代出现不同的经济形态，因此在其影响下孕育的文化都展现出了当前的经济情况。宋元时期的中国，商品经济逐渐发达，在经济上表现为商品交易的市场逐步增多，在文化上展现商品经济繁荣的清明上河图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切。
政治因素在文化的塑造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功效。从中国的角度看，明清时代面临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封建社会认识到其已处于没落时期，大兴文字狱、闭关锁国，拒绝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同时禁锢人民的思想，使民众时刻保持支持统治者的观念；从美国的角度看，在经历了独立战争，圈地运动之后，民主政治的思维深入人心，大家心中对民主的追求已经深深烙印在文化中不可改变。
二．文化影响会计价值观
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以经济为基础产生，受到政治因素和历史因素的塑造，但是同时又对经济，政治等因素产生发作用力。很自然，文化状况与会影响到会计价值观。
从会计的发展史上看，会计价值观表现在两个方面：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公允反映和遵守法定要求和税收法规进行列报。
美国作为普通法系的国家，一直注重自由民主，在会计价值观上，更多的是强调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公允反映。美国的会计更加关注对投资人的保护，而非政府的计税基础。在1970年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pB）就提出了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法律形式和经济实质不同，财务会计强调的是经济实质并建议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尽管财务会计对交易和事项的经济和法律效果都很关注，且更多的惯例是基于法律规定，但当经济实质和法律形式不同时，通常强调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apB第四号公告《基本概念与会计原则》）。
从美国文化的角度看，公允列报重于合法守规是发展的必然。首先，美国在发展的过程中收到了英国的重大影响，而英国作为普通法的起源，对公允列报有独到的偏好，因此这种影响自然也会影响到美国的发展；其次，由于不堪忍受宗教的压迫，英国人乘坐五月花号来到了美国，这些人从骨子里更注重的是自由，他们发起成立的政府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利益，在政府和公民之间利益发生冲突时，公民的利益优先。因此为了达到保护投资人的目的，会计准则很明显就偏向于公允列报。
而中国的会计价值观呢？我觉得中国的会计价值观又是一种融合！中国会计的发展最早也只能追溯到90年代——1992年政府出台了新的会计准则。由于中国的会计发展起步晚，虽然是成文法系国家，但是在发展中也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公允列报和合法守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个方面都有各自的优势，因此两个方面都不想放弃。中国的会计价值观更多的是一种借鉴，到目前为止，指导中国会计核算的准则在国际趋同的目标指导下，基本上是以外为主，为我所用，很少一部分东西是根据本国的特殊情况而制定的。
三．文化和文化价值观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从中国角度分析文化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由于美国历史短暂，社会的发展史依靠大融合，除了“自由”、“民主”也没有太多的文化特征，在此不做过多的阐述。主要讨论中国文化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①等级制度影响下的会计披露
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中，封建君主制占据了绝大数的时间，在这种专制的影响下，等级制度就特别明显。这种等级制度表现在会计信息的计量方面就是管理层可以凌驾于真实的信息，管理层决定了公司一年的会计信息质量。
为了达到治理层制定的目标，为了获取政府对亏损企业的补贴，为了保证公司获得下一年度的增发权，管理层要求会计不能按照既定的标准对信息进行调整。很多学者做过研究，上市公司为了达到证监会对增发股份的最低要求（Roe>=10%），许多公司在年报中披露的数字就会超出10%一点点，而低于10%的企业几乎是少之又少。后来证监会降低了对Roe的要求，随之带来的结果就是，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也相应的下调。这其中的道理就不言而喻了。为什么如此多的企业都徘徊在增发的“生命线”附近？很明显，是管理层出于融资的意愿，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的操纵。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上市公司当中屡见不鲜。
②面子与关系文化下的数据列报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强调关系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同时由于专制等级的原因，形成了特有的面子文化。人情世故自然也会影响到会计信息的计量。管理层与财务层之间“默契”的关系，相互粉饰；审计师与管理者的“关系”协调，诞生了无保留审计意见。这样的会计处理和审计坑害的只有不知情的投资人。
③“吃皇粮”文化，国企隐藏利润，获取补贴
“吃皇粮”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很写真的描绘了部分国企的状况。在中国，许多关系到国际民生的行业都掌控在国家手中，进而以国企的形式表现出来。石油行业中的中石油、中石化，通信行业的移动、联通好电信，还有电力行业，黄金行业……而这些企业在发展中都变现出一种亏损或者盈利水平不高状态，但是在普通民众的眼中，这些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应该过着很不错的日子。
四．倡导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用优秀的文化感染会计披露
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五千年的发展孕育了无数的优秀元素，然而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却逐渐被人们淡忘。旧事重提，让优秀的文化重新焕发活力能够解决很多用准则和法律难以规范的事情。
不得不说，现在中国的主流文化中过多的混入了西方的元素，过多的淡化了传统的文化因素，以前我们引以为傲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先人后已的奉献精神，避免偏激暴力的中庸之道，还有以德服人的优秀品质，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思想，这些东西似乎都在渐渐被物质的东西所淹没。现在形势下，我们更应该倡导复兴优秀的传统文化，让优秀的文化感染人、塑造人，通过文化的力量指导人的行为，以文化和道德的力量约束人的行为，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道德底线、价值取向都能够从根本上纠正大家的思维模式，这样才能在会计的发展过程中帮助会计从业人员树立正确的会计价值观，从而保证披露的会计信息真实、公允、可靠和相关。（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价值量化篇4
近年来，amt在与快速成长型企业合作时发现，他们更看重的不是咨询公司的方法论，而是实实在在能为他们带来效益的“干货”，他们更希望我们所做的方案与他们的财务报表挂钩，从财务报表中能看到我们的咨询价值。
针对成长型企业的这一需求，amt也在尝试创新咨询模式，进行咨询价值的量化。在2011年合作的一家客户，就体现了这样的价值。这是一家典型的高速成长型企业，需要解决的是采购业绩提升方面的问题。如何让客户感觉到咨询可以实实在在为他们提供业务价值，实现业务突破？我们一致认为用传统的方法论已无法满足客户需求，我们需要用量化的数据来说明咨询的切实收益。因此，在整个项目过程中，项目组都是用高绩效咨询的模式来思考：我们究竟能在几个月的项目期间内，采取什么方法，为客户在短期和长期降低多少量的采购成本？
一、售前沟通阶段，签订开口合同，让咨询价值与客户经营业绩挂钩
该客户是一家国内一流的高级系统集成服务提供商，在所涉足的智能交通、轨道交通等行业的系统集成项目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业务区域遍布全国30个省（市），服务客户近400家。2010年，公司四个事业部的年销售额9个多亿。2010年以前，公司年度复合增长率都在30%左右，然而2010年业绩水平与上个年份持平，没有达到预期的销售目标，利润率也较大幅度的下降。
经诊断发现，该公司采购量已占到销售收入的60%，但没有公司层面的整合，四个事业部相互独立进行采购，无法形成有优势的供应商合作；项目供应的产品没有系统研究，无法形成有竞争力的行业解决方案；没有全面业务数据整合的信息系统，无法保障项目利润的精确核算。这些问题困扰着公司领导层，企业的发展进入平台期。而客户高层也意识到采购成本有节约空间，因此请amt咨询为其解决采购成本节约的问题。
在售前交流的过程中，通过对客户采购数据的提取与分析，我们与客户达成共识，采取开口合同的模式，合同金额由基本费用和提成费用构成，而提成费用的多少与采购成本降低额度挂钩。一方面，客户比较放心，这种新型的咨询合作模式，咨询结果的好坏可以通过量化指标具体化；另一方面，这也让amt的顾问意识到，我们的项目价值与客户的经营业绩挂钩，在日后的工作中，我们需要不断用数据讲话，帮客户切实改善业绩。
二、售后项目实施过程中，不断用数据检验项目成果，衡量短期内可节约的采购成本
在项目前期，我们就意识到这是客户采购业务模式的变动，需要从执行采购向战略采购转型，牵涉到每个部门。因此，我们从对内和对外两方面来采取行动实现采购成本节约。对外，即与供应商合作，通过采购策略研究，项目组重点选择了五大类采购品进行采购策略研究，并参与与供应商的谈判，实现这五大产品的采购成本节约；对内，即通过对整个业务链的分析，找出影响采购成本的关键因素，从内部流程构建等方式着手，控制成本节约的关键点。项目具体工作分以下几个步骤进行。
第一，采购策略研究
通过对历史采购数据的分析，供应市场研究，对客户的供应产品进行分类；定义关键品类，对关键品类行业产品的演进路线分析；形成行业特点的供应策略，指导项目方案设计人员做设备选型。
第二，开展供应商再谈判
做公司层面的供应商合作策略分析。建立全生命周期的供应商管理体系建设，指出供应商认证、发展是公司平台化建设的关键。开展供应商再谈判，洽谈供应市场开发事宜，合作去影响业主、行业设计院等。签订公司层面的供应协议，明确合作方式、合作的付款条件、返点的政策等。
表1是对线缆的采购成本节约额计算方式，线缆在客户公司的采购量位居总采购品类的第一位，但由于之前是分散采购，每个事业部的采购量也难以与供应商实现强势谈判。因此，amt建议对电缆实行集中采购，采购量变大，在供应商谈判中就更有优势。在与供应商谈判过程中，通过返点、账期和降低单价来实现约230万的采购成本节约额。
第三，采购管理机制建设
通过系统集成类采购全成本模型的建立，分析成本构成的关键因素和影响原因，并制定应对的策略。树立采购管理的流程框架，优化部门协调的关键流程和项目数据管理的关键环节。讨论、制定全成本的采购流程，对战略采购的理念和协作步骤在公司层面宣贯。特别设立产品经理负责采购品的供应市场研究和供应策略宣讲，负责核心采购品的利润贡献率，并最终确认产品经理研究的品类的节约空间。
第四，采购管理系统需求分析与建设
联合项目组确立了“投标—深化设计—采购供应—项目结算”的系统集成项目过程，针对每个环节分析控制点和协作流程。建立并优化全成本管理的设备供应流程。制定详细的采购系统需求分析，在现有的Km系统中结合费用控制项目进行集中管理。
三、从长期看，如何从公司全局出发评估和量化项目价值
在项目几个月的时间内，amt虽然通过对五大类采购品进行研究，并且通过参与供应商谈判，能在短期内实现5%的采购成本节约，但从整个公司来看，采购品的品类远不止这5大类，采购品的研究工作还需要客户方的产品经理继续来完成。采购成本是否有比上一年度有所改善，考量的是整个公司，而非我们研究的五大类产品。因此，从长期来看，amt带给客户节约采购成本的方法论是否在全公司内发挥作用，则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才能对比出客户公司采购成本是否比去年实现改进。
长期考察有如下三个方面：采购成本占销售收入比、付款及时率（流程中明确付款条件和付款依据）、长期合作供应商的供货占总采购的比例。
第一，采购成本占销售收入比：可以体现采购直接成本节约的贡献。
第二，付款及时率：解决由于付款条件差造成的供应商合作条件差的问题。督促项目回款和供应商采购合同的规范性及货物交接手续的及时性。
第三，长期合作供应商的供货占总采购的比例：督促供应商发展的合理性和供应商引入的规范性。解决现在供应商管理混乱的问题。
综上，即解决了和谁合作、合作的条款、合作的效果问题。
前期，我们已经做出目前完工项目和已经报决算项目的测算数据（即：采购成本占总销售收入比）作为基础数据。
不同项目按照当年的项目金额占总合同额的比例乘以降低的空间，总和是整体节约的金额。
例如：项目类型a的节约金额=项目类型a合同额*项目类型a占总合同的比例*（2012年项目类型a的采购成本占销售收入比—上表中测算的项目类型a的采购成本占销售收入比）
价值量化篇5
关键词：声触诊组织量化技术；肝纤维化；诊断
肝纤维化是各种慢性肝脏疾病损伤修复过程的共同结果，最终可能发展为肝硬化。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如果能得到及时有效临床干预，肝纤维化可以得到逆转[1]。因此，早期诊断及量化肝纤维化程度对于及时判断病情、决定治疗及随访观察疗效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肝活检仍是目前诊断肝纤维化的金标准，但其有创性难以被患者接受，不能满足临床需要。本文目的是研究声触诊组织量化技术（VirtualtoughtissueQuantification，VtQ）无创评价肝纤维化程度的临床应用价值。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择2013年1月～9月在我院住院接受肝脏手术并经病理证实的肝脏病变患者90例及正常对照组30例。肝脏手术含肝脏恶性肿瘤及良性肿瘤的肝脏部分切除术，肝病患者为代偿期。患者年龄26～72岁，平均（51.2±12.4）岁，均于术前2w内行VtQ检测；正常对照组年龄37～58岁，平均（49.1±10.3）岁，无肝脏弥漫性病变史及肝占位性病变史，各项肝功能化验指标正常。
1.2方法应用西门子aCUSonS2000彩色超声仪，配有声脉冲辐射力成像（acousticRadiationForceimpulseimaging，aRFi）成像技术软件，凸阵探头（4C1），频率4.0mHZ。检查时，患者取仰卧位，右手置于头部上方，充分显示肝右叶区的肋间隙，探头紧贴皮肤进行VtQ检测。测量时，感兴趣区选择肝右叶深度在3.5～5.5cm的肝实质，避开肝内可见的管道结构；嘱患者屏气，按下update健，仪器自动计算出反映剪切波速度的VtQ值（m/s）。所得VtQ值与感兴趣区的深度（cm）同时显示于屏幕右侧。每位受检者分别测量5次VtQ值，所有检测数据和图像保存并分析。
1.3病理诊断肝纤维化病理分期依据Scheuer方案[2，3]，将肝纤维化程度分为5期：S0期：无纤维化；S1期：汇管区纤维化扩大，局限窦周和小叶内纤维化；S2期：汇管区周围纤维化，纤维间隔形成，小叶结构保留；S3期：大量纤维间隔伴小叶结构紊乱，无肝硬化；S4期：早期肝硬化。
1.4统计学分析每位受检者取5次检查结果的平均数，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统计分析采用SpSS13.0软件包，数据分析采用秩和检验，以p
2结果
2.1所有正常对照组和患者均可良好地配合VtQ检测，均能成功获得VtQ值，
2.2根据病理结果，本研究正常对照组和S0-S4期患者的病例数及肝右叶VtQ值分布见表1。
3讨论
3.1肝纤维化常规诊断方法肝纤维化的诊断主要与三种方法：组织病理学活检、生化学检测和影像学检查。肝组织病理学活检目前仍是诊断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金标准"[1]。然而，其作为一种有创检查，对于没有明显临床表现的患者不易接受。另外，由于肝内纤维化组织分布不均匀，穿刺活检具有一定取样误差，且难以重复取材动态观察。血清学指标检测大多只能反映肝炎活动期肝纤维化状况，不能反映静止期的肝纤维化程度。这些指标并非肝脏所特有的，代谢受损（肾功能衰竭、胆汁淤积等）也会影响血清标志物的水平，且同种血清学指标在不同实验室的数值存在一定差异。影像学检查包括超声、Ct、mRi等，现超声检查已成为最广泛使用的方法。常规超声可以通过肝脏大小形态、包膜、实质回声改变及肝内血管的内径等，对典型肝硬化做出诊断。但在肝纤维化或肝硬化早期，因缺乏典型及特异性表现，难以做出准确诊断。
3.2声触诊组织量化技术评价肝纤维化的应用价值和意义声触诊组织量化技术（VtQ）是在实时二维超声基础上建立的一项弹性成像新技术。它是基于声脉冲辐射力成像（aRFi）原理，通过探头发射低频脉冲探测肝组织的力学形变特性，从而获得反映肝组织弹性硬度的参数，用一个具体的数字来表示，单位：m/s，即VtQ值，间接评估肝组织纤维化程度。与现阶段应用较多的瞬时弹性成像技术（FibroScan）相比，其可重复性和稳定性好，敏感度更高，适用范围更广；另外其操作简单，与常规二维超声结合，可准确选择感兴趣区。
孙德胜等研究结果显示：肝脏剪切波速随纤维化分级的增高而增快。本组的初步研究显示，随着肝纤维化程度的增加，肝实质的VtQ值逐渐增大。
但是，本研究中，正常对照组与S0期之间、S0期和S1期之间VtQ值比较没有统计学意义，即VtQ还不能区分正常肝实质与轻度肝纤维化。原因可能是本研究的病例数较少，虽然从正常对照组到S0再到S1期各组VtQ值逐渐增大，但每组间的差异尚不明显，尚需扩大样本量进行研究。此外，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患者的呼吸配合很重要，VtQ值受呼吸影响较大，测量前应告知患者如何屏气[2，3]。
本研究的初步结果提示，声触诊组织量化技术是一种是简单、无创、快速的检测肝纤维化的方法，可无创性地反映肝组织的弹性硬度，间接评估肝纤维化。当然，作为一种新的检测手段，尚需大样本的研究以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徐秋晨，叶真，魏凌琳，肝脏剪切波速度评价肝纤维化程度[J].中国医学影像学杂志，2012，28（9）：1682-1685.
价值量化篇6
关键词：质量观；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038(2012)04-0054-05
教育与价值的关系是教育理论中最基本的命题之一，也是影响高等教育发展和高等教育质量观理论构建的重要问题。
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是高等教育永恒的主题。教育质量历来是高等教育的热点问题。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策略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由外延式的发展转向内涵式的发展，由注重规模的扩大转向质量的提升，如何有效地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提升高等教育质量，首先应该明晰何谓高等教育质量，这就涉及高等教育质量的价值取向以及对高等教育质量的价值判断和选择，即高等教育质量观及其理论构建问题。
一、高等教育质量观是对高等教育质量的价值判断
价值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个高频词，在不同的领域具有不同的内涵。作为“价值”的一般性涵义，即哲学范畴中的价值内涵是指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客体以自身的属性满足主体需要或主体需求或主体需要被客体满足的效应关系”。这意味着，价值既涉及客体的属性、功能，又涉及了主体的需要和要求，唯有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之中，方能形成价值。然而，由于人们对同一客体属性的理解和认识不同，便形成了对同一事物的不同价值观。价值论是一种价值选择和判断，是主体对客体价值特性的一种认识和评价的取向标准，受主体的观念、意识和立场以及事物客观属性的制约，具有主观性的特点。
高等教育质量观是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认识，这一认识的实质就在于人们根据某种价值取向对高等教育质量所作出的价值选择和判断。从某种意义来说，高等教育质量观影响着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引导着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是制约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何谓高等教育质量?正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朱兰(1.m.1uran)教授所认为的：质量就是产品的适用性，即产品在使用时能成功地满足用户需要的程度。国际标准化组织(iS02000)1994版的iS09000标准对“质量”的定义是：反映实体满足明确和隐含需要能力的特性之总和：2000版iS09000标准又将其定义改为：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由此不难看出，质量与价值有着内在的关联，即同样作为客体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满足，质量越高，则价值越大，反之亦然。如此而论，教育质量就是“教育水平高低和效果优劣的程度”，而高等教育质量就应是作为客体的高等教育所具有的属性是否能够满足高等教育主体(即，利益相关者)的需要及其满足主体需求的程度。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和持续发展的概念。1998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一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通过的《21世纪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宣言》指出，高等教育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对学校、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应予以应有的重视，要考虑多样性和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高等教育质量。同样，高等教育质量与高等教育价值也呈现正相关。
评判质量的高低取决于三大因素，一是客体固有的属性，二是主体的质量评判标准，三是客体满足主体的程度。因此，评判高等教育的质量也应从高等教育属性、高等教育的品质、高等教育目的，以及高等教育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程度等方面来衡量。然而，高等教育质量观作为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评判，并非只是对这些因素的简单评价和判断，而是人们基于一定的价值观对高等教育质量的价值选择和判断。
近些年来，高等教育质量观的理论构建问题成为高等教育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关于高等教育质量观的界定，以及高等教育质量的分析众说纷纭，并随之出现了诸如高等教育的适应性质量观、服务性质量观、多样性质量观、发展性质量观等各种观点。然而，无论人们基于怎样的视角认识高等教育质量问题，高等教育质量观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人们对于高等教育质量所进行的价值判断。
二、作为价值判断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分歧
高等教育价值观集中反映了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以及人们对高等教育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评价，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导向、评判功能。高等教育价值观决定高等教育质量观，高等教育质量观是对高等教育价值观的表达和体现。从价值论的视域来看，目前高等教育价值观可分为个人本位价值观、社会本位价值观和知识本位价值观；相应就有了个人、社会和知识三种价值判断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1.人本取向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人本取向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即人才培养作为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这种质量观凸显了人本主义和价值理性哲学思想，深受个人本位价值观的影响，是高等教育主体价值观的反映。“教育质量衡量的标准是教育目的和各级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前者规定受教育者的一般质量要求，亦是教育的根本质量要求；后者规定受教育者的具体质量要求，是衡量人才是否合格的质量规格”。这就是说，教育目的决定着教育质量。教育以育人为本，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培养人才。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特殊范畴，同样要以培养高素质、高质量的人才为最终根本目的，故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标准理应为人才培养的质量。
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高等教育的核心质量，体现了教育以人为本的原则，反映了教育的本质内涵，也是高等教育本体职能使然。但是，核心不是唯一，高等教育除了具有一般教育的特质外，还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定性。不仅如此，对于高等教育而言，人才培养一方面要建立在高深学问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又要直接面向社会培养各行各业的高层次人才。很显然，人才培养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既不能完全反映高等教育的本质内涵，也无法涵盖高等教育的全部职能，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2.社会取向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社会取向质量观基于高等教育社会本位价值观，是以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为指导的。高等教育社会本位价值观认为，高等教育应以服务于社会为基本价值取向，其价值在于培养出国家建设需要的、符合规格要求的专门人才，以此来促进社会的发展。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已成为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日益密切，适应并促进社会的发展是高等教育价值的重要体现，高等教育须根据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劳动力市场发展的需求来实现质量管理。
社会取向质量观更多地强调高等教育的外部适应性，致力于满足社会的需求，满足社会需求程度越高、人才适应社会能力越强，那么
高等教育就越能够越充分体现其价值，相应的高等教育质量就高；反之，高等教育体现的价值就越小，质量就越低。
社会取向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注重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联系，致力于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但是，由于受到工具理性主义价值取向的引导，此种质量观忽视教育育人的本体功能。人是目的，不是工具。社会取向质量观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大学成为人力培训机构。从而忽视人自身的和谐发展，这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必将产生误导作用，因此也难以成为合理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3.知识(学术)取向的高等教育质量观
知识取向质量观也可称为学术导向质量观，是以“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为其基本价值取向，是高等教育对学术和知识追求的体现。此观点认为高等教育应把传授高深知识、探索真理和追求卓越看做是高等教育的基本价值。因此，高等教育质量就应强调其知识性和学术性。也就是说，评判高等教育质量的标准应体现为根据高等教育的自身发展规律，以学问探究、真理发现为主导，满足高等教育系统内部自身发展的需求，如学科发展的需要、课程设置的需要、学生专业学习的需要以及学术研究的需要等。很显然，知识取向的高等教育质量观追求的是高等教育内部系统的自我完善性，是非功利性的。因为大学是“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独立的有机体”，是“与对上帝的荣誉和人类的利益所产生的任何影响都毫无相关”的“象牙塔”，其根本目的就是探索高深学问。一般而言，精英高等教育阶段多采用知识(学术)的高等教育质量评判标准。
不可否认，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根本性质，以探索真理为目的是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依据，甚至在20世纪以前，“象牙塔的存在不是没有根据的，它摆脱了外界的束缚，放弃了暂时的利益，成为保护人们进行知识探索的自律的场所。”然而，无论是高等教育本体功能和价值，还是现代高等教育的使命，无不表明以纯粹的知识探求为衡量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在当代社会既无法满足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也难以满足各相关利益主体的需要。尤其是对处于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而言。知识取向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更显得有失偏颇和不切实际。
总之，无论是人本取向的质量观，还是社会取向的质量观，抑或知识(学术)取向质量观，都是高等教育价值本性的独白，而我国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观的确立。应是高等教育价值的综合体现。
三、我国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观的价值取向
多样性是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前提是多样化，多样化的高等教育要有多样化的培养目标和规格，从而也应当有多样化的教育质量标准”。
建构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质量观。应该基于我国的社会发展状况，基于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牢牢地把握住中国特色，有机地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构建适应多样化需求的多元高等教育质量观，对高等教育质量做出多元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来满足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对于高等教育多元的利益诉求。根据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以及我国在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我国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观的价值取向应定位于培养高素质人才、打造知识型社会和推进综合国力的提升三个方面。
1.培养高素质人才是我国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观的核心价值取向
新世纪，我国所肩负的最为重大的使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这一使命的完成从根本上要依靠全民族素质的提升。因此，高等教育要肩负起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任。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由于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使更多的莘莘学子能够接受到高等教育，这就意味着高等教育质量观应把培养高素质人才作为其核心价值取向。
众所周知，高等教育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基本职能，而培养高层次人才既是高等教育最初的职能，也是其核心的职能，即高等教育任何职能都必须通过人才培养得以体现。尤其是伴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和发展，以及终身教育理念的日益深入人心，接受高等教育不仅只是人之所求，更是人之所需。作为以人才培养为直接目标的高等教育，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通过高深学问的探究来涵养人性、提升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发展的使命。
高素质人才在精英高等教育阶段主要体现为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学术造诣的社会精英；而在大众化阶段，由于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入学门槛的降低，加之人们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多样化，使得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呈现多元化，即不仅要培养少数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社会精英，更要培养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所以说，我国大众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必须把培养各类高素质人才作为其核心价值取向。
2.打造知识型社会是我国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观的本体价值取向
人类历史，尤其是二战后的社会发展史极其深刻地表明，科技进步和教育发展是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动力。21世纪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主体是知识经济，人类将由此步入知识型社会。知识的创新、传播和应用将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最为核心的要素。高等教育的传统功能在于保存、传授和创新高深知识，高等教育作为架构知识和社会发展之间的桥梁，将在知识社会中发挥根本性的作用。
高深知识传授和科学研究是高等教育区别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重要标志，“高等教育院校如果失去了科研、发现和创新功能，就会沦为‘第三级教育机构’，仅仅只是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延伸而已”。也就是说，高等教育与初等和中等教育虽然都是以人才培养为直接目标的活动，但所不同的是，前者更加侧重通过高深学问的探究培养人才，而后者则更倾向通过知识的传承培养人才。因此，可以说科学研究是高等教育与之俱来的功能，也是高等教育的本体价值。
大众化高等教育与精英教育相比，改变的只是高等教育的规模和相应的模式，并非其实质内涵、本体价值的改变。高等教育永远是传递高深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知识和探索新知的学问领域。惟其如此，高等教育才有其存在的和理性和价值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打造知识型社会理应成为当前我国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观的本体价值取向。
3.推进综合国力的提升是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功利价值取向
高等教育存在的合法性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本质内涵和本体价值，还取决于一定时期的社会需求，即高等教育必须反映社会需求、适应并满足社会需求。大众化高等教育意味着高等教育已经由远离社会的“象牙塔”过渡为社会的中心，与社会的联系更加的密切。也就是说，社会需要高等教育源源不断提供高素质的人才、科学技术和科研成果为其进一步发展服务，而高等教育唯有服务于社会，才能够立足。故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还应着眼于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质量。将增强我国综合国力作为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功利价值取向。
功利主义认为，追求功利是人之本性；功利主义价值取向下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变化具有与主体“利”的需求相一致、符合或接近与
否的性质。高等教育在作为主客体关系中的客体一方，也就必然具有这种功利性质，从而产生一定的功利价值。这一功利价值就体现为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当然，高等教育服务于社会，并非“无奈”之举，更多的是高等教育主动与社会相适应，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同时力求博得更多的社会滋养，获得更大社会效益，以促进自身更好的发展。
当今社会，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上。综合国力包括政治力、军事力、科技力、经济力等方面，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技术实力的综合性指标。增强综合国力，关系到我国能否在新世纪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华民族能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等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问题。教育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基础，其基础性地位发挥更为主要的则表现在高等教育层面。高等教育作为社会文化科学的中心和知识分子的栖息地，在高级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具有其他任何形式的教育和社会机构难以比拟的优势。因此，依靠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国防、科技等各方面的发展，进而达到增强综合国力的目的，是时代赋予高等教育的神圣使命，也是高等教育在当今社会得以存在的必然要求。
总而言之，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观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而多元的价值取向是互补的，而非对立的，它们共同体现了我国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观理论建构的根本之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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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量化篇7
【关键词】无形资产;企业价值创造;影响;量化分析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无形资产已成为驱动企业价值创造的核心要素,在企业总资产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的无形资产比重约占18%,到2002年,这一比重上升为80%。无形资产的内容极其丰富,新经济环境下知识经济型企业主要依靠知识资本的运营和管理实现经营目标,无形资产的比重加大及其自身内容的扩展使得企业间竞争的焦点不再是有形资产而是以无形资产为主。
玛格瑞特・布莱尔(margaretBlair)博士对20年来数千家公司的研究表明,无形资产在企业价值中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FaSB在其第142号公告中指出:分析师和公司的内部管理人员以及其他财务报告的使用者应该注意到商誉等无形资产是一项越来越重要的经济资源,在公司资产和交易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需要更好地揭示有关无形资产信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对利润的追逐是无止境的,必然导致大部分企业会加大无形资产的投入。追逐超额利润,同时也会出现整个市场上所有企业的平均无形资产占整个资产的比重上升。可以预见,在知识经济条件下,随着整个市场范围内技术、知识的发展,无形资产的占有量和占有率必将不断得到提升,企业价值创造也将会从原来的以实物资产为主向无形资产为主转变。因此,在这种环境下,企业需加速资产结构的调整,加大对无形资产的投入和管理以适应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
二、无形资产对企业价值创造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在知识经济背景下,无形资产按其性质可以分为:(1)知识型无形资产,这种资产的构成主要是依靠高度密集的知识、智力、技术和技巧及其可能带来的高附加值,如专利技术、专有技术、驰名商标、计算机软件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工业版权;(2)权利型无形资产,主要包括特许权利和可盈利条件的关系,所指的特许权主要是对物产权和行为权利。iSa给出的无形资产的定义表明了无形资产的多方面特征,如无实物形态、可辨认、非货币性等。然而无形资产最显著的特征莫过于其高附加值,能够获取超额收益性。无论是知识型无形资产还是权利型无形资产,作为一项资产均需给资产持有者带来未来经济收益的流入,而无形资产又具有一般实物资产所不具有的超额收益性。
无形资产是由企业创新活动、组织设计和人力资源实践所形成的非物质形态的价值创造来源(未来收益的要求权),对企业价值创造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无形资产是企业财富的象征,Coca-Cola、iBm、intel等世界知名品牌的价值达到了数百亿美元;其次,无形资产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特别是在新经济环境下,技术知识是衡量企业竞争力的首要因素,美国网景公司在开发出能够同微软公司相媲美的浏览器后,其企业价值得到迅速提升,一下达到数十亿美元;第三,无形资产能够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企业拥有一项精湛的技术就像拥有其他畅销品一样可以给企业带来利润。Brynjolfsson估计了《财富》100家(美国最大的100家)公司有形资产投资和it投资与市场价值的相关性。结果表明,1美元有形资产投资在市场上的估价平均接近1美元,而1美元it投资对应的市场价值接近10美元。这充分说明了无形资产在企业价值创造方面的作用。
三、无形资产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量化分析
通过无形资产的加大投入,促进企业的价值创造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技术、知识等无形资产的投入可以促进企业现有生产过程的改变
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在人类经济活动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企业能否充分利用以无形资产形态存在的知识资本来保证企业的发展,就必须认清无形资产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使无形资产越来越适应企业技术创新和企业发展的需要。达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销售量、节约管理资源、提高管理效率、提高顾客忠诚度从而实现超额利润的目的。
(二)销售或转让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特许经营权等无形资产直接取得收益
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要视各企业自身的特点、行业状况而定,对于传统产业主要从第一方面入手,加速企业技术改造,通过努力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生产和管理效率,扩大销售量来获得更多的利润;对于技术、知识力量雄厚的企业可以专门成立无形资产研究和开发部门,通过销售和转让专利权、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直接获得企业价值的增值。
Felthan和ohlso在1995年提出的净赢余理论(CleanSurplustheory)中指出,投资者对企业价值的评价可以表示为:
pa=BV+G(1)
式中:pa――公司当前的价值
BV――公司当期根据资产负债表得到的账面价值
G――预期公司未来的非正常收益现值
在下列假设前提条件下:
一是企业所拥有的实物资产不能给企业带来非正常收益,非正常收益主要是由无形资产带来的;
二是无形资产所带来的非正常收益是可以预期的;
三是无形资产的使用年限、正常收益率是可以确定的。
Rkt――第k种无形资产第t年预期超额收益
i――正常收益率
n――正常使用寿命
从(4)式可以分析出,Rkt是决定企业价值的重要因素,预期超额收益的增加决定企业价值增加,然而Rkt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来测定,在满足三个假设前提的条件下,如何用恰当的方法来测定Rkt是研究的重点之一。由于专利、专有技术以及商誉等无形资产价值的实现要与实物资产相结合,通过生产、制造并销售产品来获得预期收益,实现企业价值的增值。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因素分析法。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无形资产使用后成本降低率C、销售数量增长率S、管理资源节约率m。
Rkt=rkt[(1+αC)(1+βS)(1+γm)-1)]
rkt――未投入第k种无形资产时的平均收益;
α――收益增长对成本降低率的弹性系数(揭示收益增长与成本降低的相关程度);
β――收益增长对销量增长率的弹性系数(揭示收益增长与销量增长的相关程度);
γ――收益增长对管理资源节约率的弹性系数(揭示收益增长与管理资源节约的相关程度);
对于满足上述三个假设前提的无形资产可以通过公式(4)计算出其对公司价值的贡献程度。
但上述公式自身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在计算Rkt的过程中因素的选择,本公式只能提供一个参考模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各企业需要视其自身特点确定自己考虑的主要因素;第二,各因素弹性系数难以准确确定,各企业要通过研究生产、销售、管理等状况来确定一个合适的弹性系数。最后,该计算公式需要在实证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和完善。
四、正确认识无形资产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影响
企业在享受无形资产带来的价值创造的同时,也应看到无形资产也存在着一些抑制企业价值创造的因素。
(一)受益的非独占性
当投资企业将无形资产商业化正版商品进入市场时,就会马上出现很多模仿品,抢占一部分市场从中获得利益。
(二)交易的困难性
无形资产价格的不稳定性、交易双方信息的严重不对称性以及产权的不明晰都给其交易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三)研发的高风险性
无形资产的创新过程呈偏态分布,少数创新可以成功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大多数创新在基础研究和应用阶段就以失败告终,其投入无法收回。
无形资产是企业未来价值创造的源泉,竞争力增强的核心要素,从企业自身的发展来看,一方面需要加速资产结构的调整,加大无形资产研究和开发的力度。同时也要重视无形资产存在的一些抑制因素,拓展无形资产的商业化市场规模,规范无形资产交易活动,分散无形资产研发奉献,努力降低其产生的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
鉴于无形资产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以及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和可靠性的要求,笔者建议通过无形资产报表来反映企业的无形资产占有情况以及其在企业未来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为决策者提供相关和可靠的决策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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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hobeLeeBusinessValuationandLegalConsulting(theHongkongaccountantJunaury2002).
[3]国际会计准则第38号――无形资产[eB]..
[4]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eB]..
价值量化篇8
引言
2013年，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塔城乡署明村被列入云南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成为丽江市1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之一。由于受自然、历史因素影响，署明村目前仍以农业生产为主，产业效益低，经济较落后，丰富的民俗文化、传统文化旅游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因此，科学评估署明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价值，从而促进旅游产业发展，是推动署明村经济发展、促进署明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必然选择。
一、定量评估
（一）打分等级评价法
对丽江市玉龙县塔城乡署明村文化旅游资源评价标准主要根据国家旅游局、技术监督局《2003年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标准，并适当进行了修订，在资源要素评价因子中，突出了游憩价值、知名度与影响力和稀缺度、历史文化价值、稀缺度四个项目，提高了前四者的赋分值，适当降低政治教育价值项目的赋分值，其他评价因子则与一般旅游景点的评价因子大致相同。
对署明村资源进行打分评价得出，署明村的东巴舞蹈、东巴音乐、东巴祭祀与东巴教为四级旅游资源，木楞房、纳西服饰与水磨房为三级旅游资源。
（二）问卷调查法
为了使得资源评价的全面性，采用专家问卷打分法（德尔菲法）对署明村资源进行评价。具体做法为
1.对于丽江市署明村资源的各方面因素做出评判，选取在旅游相关领域有丰富经验的4位专家对丽江市署明村文化旅游资源发展的状况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
2.为了使专家在全面了解丽江市署明村文化旅游发展相关内容，应提前准备相关的材料供专家阅读，使专家能够从署明村具体情况来考虑这些问题。
3.测量方法：专家问卷调查法（德尔菲法），专家人数为4人，反馈次数为1～2次，专家组成员为对文化遗产比较了解的专业人士；通过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打分，从而衡量各个要素在其中的权重。
4.确定权重：将各要素依次编号为1-24，由专家对其打分（3分表示评价要素对评价指标的发展影响很大，2分表示影响程度一般，1分表示几乎没影响），综合权重和笔者打出的分数，计算资源品质、开发条件和附加值的得分，所得分数最高者为应选之项。
如上表，共收集了4位专家的调查结果，分别以a-e代表。对于每一项要素来说，满分之和是12分，权重（q）=总分/12。
5.为要素打分：打分规则同上，对要素的打分情况见表2。
6.分析结果：根据计算资源品质、开发条件和附加值的分数。其中m表示资源品质、开发条件和附加值分数；x表示各要素的分值；q表示各要素的权重；n表示资源品质、开发条件和附加值中要素的个数。
根据公式计算：
m1=21.25/9=2.36；m2=18.5/7=2.64；m3=20/8=2.5。
对署明村资源进行综合评价后得出，署明村资源品质综合得分：2.36分；开发条件综合得分：2.64分；附加值综合得分：2.5分。
二、结论
价值量化篇9
关键词：公允价值计量；审计；风险评估；控制测试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5-79-03
新会计准则是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在国际趋同中迈出的实质性步伐，对我国审计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本身涉及许多复杂问题，容易引起和诱发被审计单位或第三方的错误和舞弊，导致财务报表的错报，加之当前我国的市场环境不够完善，没有建立完善的公允价值审计理论体系，审计人员的执业水平不够高等，增加了我国公允价值审计的风险。本文在分析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我国审计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善公允价值审计质量的方法。
一、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简单综述
国内外对公允价值计量模式都进行了大量的规范和实证研究。但中国对此问题的研究起步晚于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已走在了前列，很多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值得中国会计学术界去学习与应用。
（一）国外评述
国外对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进行了大量的规范和实证研究。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英语缩写iaSB)及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英文缩写FaSB)对公允价值的研究与运用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FaSB及iaSB对公允价值相关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允价值定义及其特征、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公允价值计量的理论基础、公允价值估值层次与技术以及公允价值的应用等几个方面。在实证研究方面美国和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处于领先地位，研究的主要领域集中于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公允价值计量的可靠性、不同国家或地区使用公允价值差异性的研究以及对金融工具的研究等方面。目前，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已经被很多西方发达国家较为普遍的应用，讨论的重点也从要不要用该模式转化为应该怎么用。美国是应用该计量模式的先行国家，其实证研究具有代表性。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大规模地推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特别是在金融工具的确认方面，制定了许多与公允价值相关的会计准则。到了20世纪90年代，实证研究支持了公允价值是金融工具最相关的计量属性的观点。综上可以看出，国外对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研究不论是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方面成果丰硕，特别是美国，其研究成果引领世界跟从。
（二）国内评述
我国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无论是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方面都晚于西方国家。1997年我国开始引入公允价值计量，主要体现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如1998年会计准则中对其定义的表述和2006年会计准则中对其定义的重新表述。国内学者对公允价值的研究发展也很快，如，黄世忠教授1997年在《会计研究》第12期发表的《公允价值会计：面向21世纪的计量模式》标志着中国对公允价值研究的开始。我国对公允价值相关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允价值定义及其特征、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公允价值计量的理论基础、公允价值估值层次与技术以及公允价值的应用等几个方面。但总体来说，虽然我国对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规范研究充分借鉴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研究成果，但仍是结合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有自己的独特发展。在实证研究方面，我国一直非常谨慎。1997年引入公允价值模式后，我国的研究主要还是停留在规范研究上，对实证研究总体上还处于模仿的阶段。综上可以看出，我国的公允价值研究起步晚于国外，在很多方面是充分借鉴国外的理论和经验，特别是在实证研究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
二、公允价值计量对我国审计的影响
公允价值会计理论、方法和应用中涉及许多复杂问题，容易引起和诱发被审计单位或第三方的错误和舞弊，导致财务报表的错报，且应用过程中人的观念、行为、准则本身的质量等也都会影响公允价值计量和披露。这些对我国审计的难度、审计风险评估和审计控制测试产生影响。
（一）对审计难度的影响
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本身的特点和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使得公允价值可靠性遭到质疑。一方面，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本身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给人为操纵利润提供了便利。相对于历史成本而言，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较难满足会计信息可靠性的质量要求，因为公允价值是通过市场确认的，而市场环境复杂多变，有的会计要素或事项可以寻找相同的或类似的市场交易价格，有的则只能通过估计来确定。因此公允价值的估计给报表编制者提供了很大的操纵机会，也使得报表使用者无法充分判断公允价值的公允性。另一方面我国现在还处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市场化程度还较低,各类要素市场的运作还不够正规，通过资本市场交易的一些资产和负债的市场价格也就不公允，且市场信息传导的速度和其真实性可靠性与国外有很大差距，导致了估价具有比国外更强的主观随意性。而且我国的上市公司与其大股东的关联交易比较普遍，特别在上市公司与其母公司关联公司进行债务重组及资产交换等交易中，交易价格缺乏公允性的情况更为常见。
价值量化篇10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内蒙古包头014010
[摘要]目的探讨检测血清tK1和Ca15-3在乳腺肿瘤诊断、临床分期及预后中的临床价值。方法采用酶免疫点印迹化学发光法检测2011年1月—2013年12月该院收治的100例乳腺癌患者、80例乳腺良性疾病、80例正常对照者血清tK1水平，同时采用罗氏电化学发光分析仪检测Ca15-3含量。比较乳腺癌患者与乳腺良性疾病及对照组的tK1和Ca15-3水平的差异，分析乳腺癌组患者血清Ca15-3和tK1水平与淋巴结转移、术后复发及临床分期的关系。结果乳腺癌组tK1和Ca15-3含量明显高于乳腺的良性肿瘤以及健康人群组(p＜0.01),乳腺的良性肿瘤组与健康人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检测Ca15-3和tK1能够提高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性，血清tK1含量与乳腺癌分期相关，术后2年复发以及有淋巴结转移的患者中,tK1含量显著升高(p<0.05)。结论血清tK1可为乳腺癌预后判断及病情监测提供重要价值，与Ca15-3联合检测能够提高乳腺癌诊断的检出率。
[
关键词]胸苷激酶1；Ca15-3；乳腺癌；临床价值
[中图分类号]R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742（2014）12（b）－0001-03
[作者简介]段春霞（1978-），女，内蒙古包头人，本科主治医师，研究方向：肿瘤内科。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近年来患病率逐步上升，就2008年女性新增癌症病例：乳腺癌占23%，死亡人数为14%排名第一位[1]。肿瘤标志物Ca15-3是在乳腺癌中应用比较广泛的血清标志物。胸苷激酶（thymidinekinase，tK）是在细胞质中表达，与细胞增殖有关、参与Dna前体物质合成的关键酶。其分为2种：一种是与细胞的生长、分裂密切相关细胞质胸苷激酶（tK1）；另一种是与细胞分裂周期无关的线粒体胸苷激酶(tK2)。tK1与细胞周期调控相关，因而被认为是一种细胞增殖的标志物[2]。该研究通过比较该院2011年1月—2013年12月收治的乳腺癌不同临床分期和正常对照者血清中变化，评价Ca15-3、tK1以及二者联合检测，对乳腺癌诊断、治疗和预后的价值，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该科收治的乳腺癌患者100例，年龄21~79岁，平均52.3岁，经病理学证实排除了其它肿瘤性疾病。按照国际抗癌联盟和美国肿瘤联合会（2003年修改的）联合制定的tnm法进行分期。其中0期24例，Ⅰ期27例，Ⅱ28例，Ⅲ21例。乳腺良性疾病组80例，年龄20~74岁，平均年龄46.3岁。健康对照组80例，年龄24~68岁，平均年龄40.6岁。3组之间在年龄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方法
所有实验对象（空腹）清晨采集静脉血。分离血清、放置-80℃保存备用，胸苷激酶1（tK1）采用免疫点印记法测定，仪器和试剂由华瑞同康生物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提供，并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tK1浓度>2pmol/L检查者为细胞增殖风险人群。Ca15-3采用罗氏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试剂由罗氏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提供，严格按说明书操作。
1.3统计方法
研究数据采用spss17.0软件包进行统计处理。所得数据是计量资料，进行方差分析。如不同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则进行Q检验（S-n-K检验），结果以（x±s）表示。灵敏度、特异度比较用χ2检验。
2结果
①乳腺癌组tK1和Ca15-3含量明显高于乳腺的良性肿瘤及健康人群组(p＜0.01)，良性肿瘤组的两种标志物含量与健康人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②乳腺癌组的血清tK1和Ca15-3含量和术后复发、淋巴转移及临床分期的关系。61例无淋巴转移，39例有淋巴转移，57例无术后复发，43例有术后复发，乳腺癌组的血清tK1和Ca15-3含量在术后是否复发及有无淋巴结转移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Ca15-3含量随着临床分期而变化，除0期与Ⅰ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余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2。
③一项标志物检测对于乳腺癌诊断存在（灵敏度和特异性）一定局限性，即有一定的漏诊和误诊率，tk1诊断乳腺癌的灵敏度与Ca15-3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联合检测与单独Ca15-3、tk1的灵敏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a15-3诊断乳腺癌的特异度与tk1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联合检测和单独与tk1、Ca15-3比较特异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联合检测tK1和Ca15-3含量与单项检测进行灵敏度和特异性比较见表3。
3讨论
Ca15-3是具有明显的肿瘤和器官特异性的乳腺癌相关的糖类抗原，并且高度表达，是乳腺癌诊断和预后判断的重要生物学指标。有文献报道[3]，Ca15-3的阳性率在乳腺癌中约为42.42%，部分乳腺癌患者中手术前后及复发转移前、后均有一定差异。美国临床肿瘤学会（临床实践指导原则）规定：进行乳腺癌的筛查、诊断和病情监测不能单独使用Ca15-3[4]。因此，新的研究方向便是寻找新的、简便的、能用于乳腺癌临床监测的血清标志物。存在于细胞质中的同工酶为细胞质胸苷激酶(简称tK1)。tK1参与细胞周期的调控，与细胞分裂密切相关，能从细胞释放到血清中，在增殖周期中，tK1在细胞分裂G1期含量比较低，到S期后逐渐升高，至G2期达到最高[5]。已有研究数据表明，血清tK1可反映非小细胞肺癌[6-7]、肾细胞癌[8]、淋巴瘤[9]和黑色素瘤[10]的预后。该实验结果发现：血清tK1含量在对照组、乳腺良性疾病组及乳腺癌患者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当血清tK1>2.0pmol/L作为乳腺癌的警界值，可作为人群普查和筛选，能够区分诊断乳腺良性疾病与乳腺癌患者；Ⅱ期、Ⅲ期乳腺癌患者tK1含量显著高于0期、Ⅰ期(p<0.01)，提示：在一定程度上tK1含量能反映肿瘤的进展。然而在0期、Ⅰ期乳腺癌患者的Ca15-3的检测值多数落在正常范围内（阳性率<18%）。在Ⅲ期乳腺癌患者中的阳性率也仅仅约58%；对于乳腺癌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性：血清tK1为灵敏度(89.5%)较高特异性(70.0%)不强、血清Ca15-3为灵敏度(48.0%)较低，而特异性(90.1%)较好，这与杨雅洁等[11-13]报道的一致。因此一般情况下建议联合检测tK1和Ca15-3大大提高乳腺癌诊断效率从而弥补了单项检测的不足[14]，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的价值，该研究表明，进行多中心、大样本研究乳腺癌的确切机制及tk1与Ca15-3与肿瘤进展间的关联均与乳腺癌分期密切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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