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技伦理的认识篇1
【摘要】科学技术对伦理教育提出了新的风险,通过系统的伦理教育,形成对他人和社会所要承担的责任。激活伦理教育的功能,形成对后代及至整个自然界承担责任的伦理世界观。科技视野与伦理教育视野亟待对接,伦理教育既要应对现代科技风险带来的伦理难题,也要及时的调整教育向度以适应科技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科技风险;伦理教育;科技道德
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科学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并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与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科技知识本身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风险;科技开发活动中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科技成果运用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风险”[1],由此出现了种种反科技思潮。伦理学向来是伦理教育实施的理论基础和前提,伦理学领域发生了重大转向,伦理教育也要实现整体的转型。伦理教育需要到科技伦理那里挖掘资源,并以积极的姿态去主动摄取。今天,有必要加强科技伦理的研究与教育,树立科学的伦理教育观。科技风险语境下的伦理教育是有别于科学知识的教育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应突出地运用伦理感化和道德舆论的手段,使人们学会关心,懂得尊重,对人、自然、社会充满正义感和责任感,做到追求真理和实现价值的统一。
1科技风险语境下的伦理教育目标是形成正确的科技观
科技伦理要求形成学生正确的科技观。当代社会,科技的迅速发展及其影响的日益深刻,科学技术的负效应,科技与社会的矛盾日益突出。科学伦理教育要培养学生认识科学的伦理本质,并以怀疑、批判、理性和实证的精神去探索未知的客观世界,揭示客观规律,以达到对人、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要使学生对科学技术有正确的理解。
由于人们的以及看问题角度的不同,对伦理与科技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和认识也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人类社会的有序运作有赖于伦理,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但必须明确:科技不是一切。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对科技进行全面、理性地判断已成为时代的要求。
在科技发展背景下,学生既需要辩证的思维方法,而且也需要正确的科技观的指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观,也是他们学习科学知识的基础与前提。学生作为科学技术各学科领域的未来的潜在人才,应该具有思想道德和文化科学的双重素质,需要建立合理的科学与人文的知识结构,而这些素质的形成与知识的获得需要正确的科技观的支配。“学校德育的影响纳入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之中,强调社会氛围的净化,注重社会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建设,给学校德育以更多的发展空间。”[2]现代科技观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文化影响、支配着学生,科技观教育要与高速发展的科技结合,科技观的培育要与专业教育相结合。作为社会未来建设者与接班人,学生必须树立起人与自然协调的新科技观,把分离出的科技重新放回到整体中,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一方面,将科技观教育的内容补充到相应的课程内容中;另一方面,在专业教学中体现科技观的教育目标,引导学生从伦理的视角看待不同的科技活动。
2科技风险语境下的伦理教育的重点是科技道德教育
科技道德源于对世界的科技认知,体现了一种价值的观念,表现为科技界应该共同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格守的行为规范,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人生观、价值观、自然观、社会观及科技观。道德规范是从实践中产生的,逐渐形成同行认可的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科技道德规范已成为社会伦理的重要内容。
科技道德具有调节功能、教育功能、认识功能等多重功能。调节功能表明伦理结构不仅调节科技工作者个人的道德活动和伦理关系,也调节着科学共同体内各成员间的伦理关系和道德活动,使科技工作者逐渐达到道德的完善。教育功能说明科技工作者不但从自己的前辈那儿学习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而且学会如何做一名真正的科技工作者。认识功能表征道德的认识功能并不是指对具体科学知识的认识,而是指在价值中反映出来的或者能阐明道理选择条件的那种知识。
在当今的大科技时代,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个人品格、伦理意识结构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科技活动的特点和科技的本质决定了在科技社会中,不可能是法本位,它只能是伦理本位,而且这种伦理本位可能要一直延续下去。与此同时“教师在组织教学时,承担着发展学生身心素质的责任”[3],因为大学生是未来的科技工作者,他们具有的科技道德才是未来科学技术事业得以发展的保证。学生只有具有科技道德,才可能有对真理的追求,才可能有造福人类的宽广胸怀,也才有人格的升华。
3科技风险语境下的伦理教育要及时应对科技发展的伦理问题
对科技伦理的认识篇2
一、科技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创新
科技伦理学是伴随着社会转型而兴起和发展起来的，既是科学技术学与伦理学相结合的一门交叉学科，也是职业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从交叉学科的角度看，科技伦理学旨在研究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揭示科学技术的伦理本质，建构科技进步与伦理建设的互动机制[1]。《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正是通过对现代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辩证关系的系统分析，强调科技与伦理互动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力求从理论上厘清这个问题，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架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
不可否认，现代科学技术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然而人们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理想与幸福的生活，与之相伴而来的则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日趋紧张，科技与伦理的冲突日益凸显。正如马克思所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败坏为代价换来的。”[2]如今，科学技术发展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挑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正如作者所说：“迅速发展的科技与相对滞后的伦理道德体系的互动陷入两难的困境：一方面，革命性的、可能为人类带来深远影响的科学技术的出现常常会引发伦理道德的突出问题与巨大恐慌；另一方面，人类不能禁止某些新科技的应用与发展，因为，这样可能会使人类丧失美好未来的机遇。”[3]2如何使人类在享受科学技术带来的优秀成果的同时，规避这些伦理问题，实现现代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就成为人们十分关心的时代性课题，更是科技伦理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在这种背景下，加强科技伦理学研究，寻求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运行规律，建构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理论体系，就显得尤其重要而迫切。那么，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伦理忧患的时代，怎样认识和理解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道德发展能否取得“双赢”的效果？人类应该如何把握科学技术发展的伦理尺度，努力实现现代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这些问题在《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中找到了答案。
客观地说，在国内外的科技伦理学研究中，关于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研究相对薄弱，资料比较零散，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对于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实践研究不多，很少有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的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在该著中，作者直面问题，对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诠释，深入探讨了二者的内在逻辑关联，进而提出了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应然诉求。在作者看来：“一方面，通过对科学技术运行中的伦理分析，有助于对科技人员与科技成果进行有效的管理，使科技运行合理化，实现真与善的统一，最终使人的行为趋于美的境界；另一方面，对伦理的科学技术成分分析，能为伦理建设寻找合理依托。”[3]62
总之，科技发展对伦理具有正向作用，伦理对科技发展也具有正向作用，科技与伦理互动是一个交互作用的过程。现代科技与伦理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时时处在一种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之中。科技进步促进伦理建设，并为伦理建设提供物质基础；伦理建设又推动科技进步，为现代科技发展把握前进方向。毫无疑问，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分析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建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运行机制，不仅是对现代科技与伦理关系研究内容的拓展，更是一种科技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创新。
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成功范例
学术发展的方向之一就是重视多學科知识的交叉融合，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来研究同一个问题。当然，不同学科知识发展、交叉的结果是同一个问题可以用不同学科知识来解释，但解释的结果却有很大不同，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这种现象提示我们，要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来研究问题，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客观事物。只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研究客观事物，全面地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才能够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研究也是这样，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不可否认，科技与伦理互动具有必然性，但具体到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时空发展，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表现则不尽相同。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带来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多，科学家和哲学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科技与伦理的关系，这些不同学科的研究为把握科技与伦理的互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立足历史视野与现实发展，强调问题导向和实践架构，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研究推向了新的水平。
《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综合运用了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着力跨学科综合研究，从而科学把握了科技与伦理在历史发展中的不断嬗变以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该著既强调吸收科学技术哲学、伦理学等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又注意从文化学、人类学以及系统科学等多学科视野探讨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基础、规律及诉求。例如，从文化学维度对科技与伦理互动进行文化考量，把科技与伦理的矛盾看作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内在矛盾之一，揭示科学技术与人性之间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深层次联系，凸显了作者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又如，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把科技与伦理互动看作一个系统，“通过对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内在关系研究，把握科技与伦理之间具有的逻辑关联，明确科技与伦理之間具有的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强调科技与伦理的关系的应然诉求”[3]5。
纵观全书，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作者努力交叉融合多学科知识，从多角度、多层面重新审视科技与伦理关系问题，在高科技的辉煌与伦理忧患并存的时代，寻找科技与伦理共同发展与进步的实践对策，从而“描绘出现代形态的科技与伦理相互作用的宏伟画卷，为把握现代科技与伦理冲突的热点问题及争论的焦点问题提供了一部可参考的范本”[3]4-5。
三、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系统建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辩证统一的，这种辩证统一不仅表现在静态的相互联系，也表现在动态的相互作用，《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作为科技伦理学研究的新视界，就是要揭示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内在机理，建构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理论体系。该著既注重学理层面的探讨，又针对现实，强调问题的针对性，为把握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提出应对之策，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科技与伦理互动论进行了系统建构。具体而言，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强烈的问题意识。“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引发的伦理问题。该著正是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引发的伦理问题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切中时代脉搏，深入分析关于科技与伦理冲突的理论纷争，探寻走出困境、解决问题的实践途径，从而突破了从概念到概念的学究式纯逻辑推演模式。
二是清晰的历史脉搏。把科技与伦理的逻辑关系放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进行动态考察，揭示二者互动的抑扬轨迹，重点探究科技伦理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把握其内在的规律性，从中把握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历史脉搏。
三是系统的理论阐释。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性与伦理的反思性的互动中，把握科技与伦理之间具有的逻辑相关性；从多维视角认识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可能性，阐释科技与伦理互动的原则、基础及当代意义，从而深化了关于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认识和理解。正如拉特利所说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造成越来越多的需要提出新规范的行情，而且还使新的行为更加合理、有效。”[5]
四是深入的实践探索。该著不仅能够准确地发现问题，还善于科学地解决问题，对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现实障碍、理念创新以及实践路径等进行深层次探讨，包括重塑科技伦理主体责任、注重科技伦理问题的政策导向、强化科技伦理问题的制度选择等，并从现代高科技前沿的伦理问题入手，分别从核技术伦理的反思与架构、转基因作物的风险与伦理评价、生态伦理视野下技术创新选择、工程伦理与工程师的伦理责任等视角深入分析，全方位探讨了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行动逻辑与实践策略。
综上所述，《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是近年来科技伦理学研究的又一部精品力作，具有较强的理论创新性与实践应用价值。作为科技伦理学研究的新视界，其既表现在科技伦理学研究的视角创新、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成功范例上，更表现在科技与伦理互动论的系统建构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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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潘建红.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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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杰，方春英.走向科技与道德的良性互动[J].科技创业月刊，2005（8）：128.
（责任编辑文格）
对科技伦理的认识篇3
关键词：科技；伦理
1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科学通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伦理并不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共同性。从科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对地心说的革命，是科学的巨大进步；但从中世纪欧洲的伦理观念来看，却违背了《圣经》的教义，不适当的伦理标准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伦理的这种保守性、稳定性、滞后性与科学的进取性、快速发展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科学促进伦理的变革，使伦理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时代的需要；伦理引导科学的进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学界也有人担心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会不会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但实践充分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必要的适当的伦理规范非但没有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反而促进了科学顺利健康的发展。
2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研究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总结为以下四种观点：
(1)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等同论。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就是道德，道德也是知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反之，愚昧无知或盲目迷信是与道德无缘的。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
(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斥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发展不仅不能带来道德进步，反而导致道德退步，因此，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水火不相容、互相排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只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才能保持道德的纯洁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著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甚至主张停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3)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无关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谟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科学的王国与正义的王国是不交叉的。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
(4)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善恶并进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既非等同，亦非排斥，更不是无关的，而是善恶并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既能促进伦理道德进步，也能导致道德退步。我国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与道德思想却非完全直线发展，是苦乐并进、善恶兼行的。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夫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既认定人类由新发现得到的利益将会比害处多，但又有些忧心忡忡。后来，爱因斯坦、维纳等人也同样表示了这种忧虑。这表现出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社会后果的关注和他们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当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①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道德作为人们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反映。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认识领域，因而社会作用不同。科学用于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道德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都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统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②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也是辩证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也是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推动力量，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前进的基本趋势，促进了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深化了人们的道德认识、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等等。同时进步的社会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和文化支撑作用。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因为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其它因素和中间环节的影响和作用，因此相互作用关系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复杂的。
3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4协调发展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
为缓解上述的科学技术与伦理冲突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
(1)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克服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伦理责任。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多是受政府、企业集团和组织资助的，也就是说，科技工作者成为社会职业角色，科学已不再纯粹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它成了满足社会经济、政治等需要的一种工具，更直接地为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赞助者(政府和企业)服务。科技工作者一方面以发现和发明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政治和军事控制。无论从研究手段还是从研究目的来看，科学家的行为时刻处在社会各阶层的关注之下，受制于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和标准。科技伦理和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价值规范，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这就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不仅要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客观公正地提交科研成果，更应该对某项即将诞生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充分评估，向公众说明其科技成果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公众应当享有广泛的知情权。
虽然由于科技风险的不可避免性，科学家难于对其科研成果的负面效应有完全的预见性，但科学家应尽可能考虑到其成果的应用可能造成的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科学家还必须坚持公众利益优先的原则，以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为科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关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2)更新观念，包括科学发展观，文化观等。
传统科技发展观既割裂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割裂了科技与社会、自然紧密的互动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传统科技发展观的狭隘性，要么相对孤立地只是从科学系统内部“为科学而科学”要么只注重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而“为经济而科技”，从而纵容了科技负效应的日益膨胀，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
为此，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创新跨越、竞争合作、持续发展”的新科技发展观。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①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中轴，在此基础上探索真理。科学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活动，在其活动过程中正确处理理性与情感，功利与审美的关系。②对高科技的应用进行人本主义的规约。这样既可以克服科技双刃剑的特征，最大限度地遏制其负效应的作用，又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科技对人性的挤压。
新文化观就是把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结合的大文化观。也就是说要在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注入人文关怀，即以人为本。在科技理论中，同样蕴含着逻辑的、直觉的、价值的、审美的、道德的、信仰的因素，科技成果无法超越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前提。为此，要探究有利于科技健康发展的社会总体精神，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新文化观。这种新文化观体现了科技中的人性、人道、人生等的人文指向和尺度蕴含，表达了人的情感世界，它为高科技的健康运行提供了指导。
(3)建立完善法律机制。
保持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要进行两项立法：①立法律之“法”，即行政立法；②立道德之“法”，即自我立法。法律是强制性的规范，约束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道德则是非强制性的规范，也是一种立法，以人类特有的内驱力的激励，达到自我觉醒和自我约束。道德和法律，一是“自律”，二是“他律”，二者缺一不可。
法律侧重在于惩恶，而道德侧重于劝善，防患于未然。从事科技活动的专家，违规或失范的行为大多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要靠本人的自省自律和公众舆论的谴责去克服、防止和净化。但我们看到，由于道德规范的非强制性，它只能解决人们在科技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当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时，其规范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了。如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基因技术必然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但是，也必然有人以基因技术为恶：如根据基因组工程学，达到治病的目的，也可以利用此技术使人致病，更有甚者，有些国家正准备或正在研制基因武器，如果使用这种武器必然产生可怕的后果。像这类问题仅靠道德是解决不了的。道德的下限就是法律，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律己或律人时，就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威严，通过立法禁止。
总之，科技道德与科技法制都是规范和调节科技活动的手段和机制，法制是通过法律制度，以强制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则通过道德教育和舆论教育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使人们遵守合乎道德的准则。显然，科技法制的强制性约束是不可缺少的，而道德的非强制性规范和教育作用，特别是它对科技工作者思想观念与行为准则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也不可替代。
参考文献
[1]雷毅.科学也要关注伦理问题[n].科技日报，200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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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大椿.在真与恶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对科技伦理的认识篇4
工程伦理是工程技术人员及利益相关者在从事工程活动中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以及个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则和规范要求。与一般的职业道德相比，工程伦理具有团体自律性、伦理专业性、行为规范性以及伦理实践性等特点。
工程伦理教育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国际高等工程教育的客观要求。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运动的推进，日益增多的工程项目对生态、资源的承载力和社会公共安全带来了严重危机。一大批工程新领域，如生物工程、基因工程、信息工程、网络工程等也带来了全新的道德责任问题[1]。因此，工程伦理教育已成为国际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重要内容。如美国工程和技术鉴定委员会（aBet）制定的工程认证标准2000提出，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必须接受“在全球和社会的背景下理解工程方案的影响所必需的宽广的教育”，具备“对职业与伦理责任的理解”以及“对当代问题的知识”。[2]
工程伦理教育是应用技术大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也是其促进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通识教育有机结合的有益探索。当前，应用技术大学工程伦理教育仍然较为薄弱。在思想认识上，部分高校存在着重科技轻人文、重实务轻综合素质等倾向；在教学内容上，工程伦理教育从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课程体系不够完善，更缺乏适应高校学科领域或服务行业领域的特色课程；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多采用传统的灌输说教方式，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脱节；在教师队伍方面，主要是哲学、伦理学领域的教师，授课教师既缺工程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知识背景，又缺乏工程设计、施工和管理的实践经验。
二、工程伦理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一）工程伦理教育的目标
现代工程活动的综合性、系统性、复杂性和协同性对工程技术人才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工程伦理教育旨在培养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且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较强的工程伦理素质的应用技术人才。在知识方面，具有丰富的工程伦理认知，形成敏锐的工程伦理意识；在能力方面，能够准确把握工程伦理情境，掌握价值判断、道德选择技能，妥善解决两难的伦理困境；在素质方面，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通过道德自律，自觉将专业伦理价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工程伦理教育的内容
1.工程哲学的基本原理
工程哲學是工程伦理教育的理论基础。工程活动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客观反映，核心理念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人类幸福指数、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近现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明应用，工程活动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广泛而深刻，科技至上论、技术中立论等社会思潮一度主宰人类社会。现代工程技术人员在工程活动中时常面临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以及生态价值等多重伦理价值的道德判断与选择的伦理考验。因此，工程技术人员及利益相关者如何看待工程活动中的多维伦理关系、在解决道德困境中应秉持什么样的伦理价值观和原则要求，成为工程伦理学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2.工程伦理问题
敏锐识别工程伦理问题是工程技术人员伦理素质的基本要求。姜卉认为，工程伦理问题存在三个维度，分别是工程伦理的价值谱系、工程管理全生命周期以及具体工程领域的伦理问题。[3]首先，在工程活动中，工程技术人员的“义务发生对象”类别多样，包括工程人员个人、专业、同事、雇主、客户、承包商、公众、自然环境等，因此，不同类型社会关系所存在的工程伦理问题也各不相同。例如，就工程人员与自身专业的关系而言，存在对职业的忠诚问题、是否胜任等问题；就工程人员与雇主的关系而言，存在兼职问题、虚报及谎报问题等。其次，工程活动包括规划、设计、实施、验收等多个阶段，每个阶段皆存在不同的伦理问题。例如，在规划和设计阶段，应综合评估工程项目对各义务发生对象的影响，以价值排序原则选择最佳方案；在实施阶段，应严格遵循工作程序和操作规程要求，以保证工程品质。最后，具体工程领域（建筑工程、软件工程、化学工程等）也存在不同各自不同的伦理问题。
3.工程伦理规范
工程伦理规范是工程伦理教育的核心。认同、接受、履行工程专业的伦理规范是成为专业工程师的必要条件[4]。工程伦理规范从抽象到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原则、守则和施行细则。一般而言，公众健康、安全与福祉是各国工程专业团体公认的伦理原则。同时，各国或地区还订有各具特色的伦理守则和施行细则。我国台湾地区“中国工程师学会”1996年制订的《中国工程师信条》包括4个层次，如，工程师对社会的责任、工程师对专业的责任、工程师对业雇主的责任、工程师对同僚的责任；每个层次分别包含2个伦理守则，如，工程师对专业的责任包括“敬业守分”和“创新精进”；每个伦理守则又分别包含6个施行细则。[5]
4.工程伦理的道德判断和价值选择能力
工程伦理的道德判断和价值选择能力是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在工程活动中，工程技术人员虽然有现成的伦理规范可以遵循，但工程伦理规范的有效运用还需要工程人员准确理解伦理情境，正确认识与多重“义务发生对象”所产生的伦理问题和价值冲突，采取一定的原则、步骤和方法进行伦理推理，进而解决工程伦理困境。学者们提出了多种伦理模型，如卡罗尔伦理屏风模型[6]、弗里切的伦理决策支持模型[7]、aaSCB综合伦理决策模型[8]。国外工程伦理已经研究开发出解决伦理两难问题的一系列方法，如美国工程伦理教育家哈里（Harris）等人建议的划界法（line-drawing）和创造性的中间方法（creativemiddleway）、德国著名技术哲学家伦克（H.Lenk）提出的解决各种责任之间冲突的优先次序原则等。[9]此外，1990年芝加哥工程伦理教育会议又提出了七步法道德决策模式[10]。
三、工程伦理教育的实施途径
（一）作为核心课程的工程伦理教育
在美国，大学学术地位排行前九名的大学，如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等都开设了相关的专业伦理课程。[11]我国大多数理工类高校尚未独立开设工程伦理核心课程，以致工程伦理教育形式化和边缘化，功能难以有效发挥。[12]因此，发挥学校学科特色，面向具体工程专业领域，开发建设融工程学科和伦理学科于一体的跨学科校本课程，是应用技术大学加强工程伦理教育的基本要求。
大量引入真实案例或模拟案例，建立起完备的工程伦理案例库，是丰富充实工程伦理教学资源的重中之重。一是挖掘整理我国的现实案例，努力开发针对本地、本专业背景的主题和案例[13]；二是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已有的案例资源，并结合我国历史和现实国情进行选择性吸收。在教学过程中将工程伦理理论教学与案例讨论、工程伦理行为选择的辩论相结合，发挥反面案例的警示作用和正面案例的引导激励作用，强化对学生工程伦理的内化与工程伦理精神养成教育。此外，角色扮演、小组设计、计算机模拟、多媒体和网络教学也是工程伦理教育的常用教学方法。
（二）作为教育理念的工程伦理教育
工程伦理教育是高等工程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应用技术大学应紧密跟踪当代工程实践的发展趋势，以“大工程观”打破专业界限，注重科学与人文的学科交叉，重构专业课程体系，将工程伦理理念与内容有机融入到人才培养的各主要环节当中，提高学生将伦理思想运用于工程实践的能力。一是整合工程伦理与专业技术课程，结合不同专业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渗透工程伦理教育，如在建筑、机械、电气等工程类专业加强质量意识、安全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培养，在信息类专业开展信息工程伦理和网络工程伦理教育等；二是整合工程伦理与非技术课程，将工程伦理教育纳入人文社会科学等非技术性的课程中，如，将工程伦理与科学技术和社会（StS）整合在一起[14]；三是将工程伦理教育与学生实践实习以及教师科研工作紧密结合，如通过课程设计、专业实习、毕业设计等主要教学环节强化工程伦理意识和道德选择能力培养，组织学生结合专业特点到企事业单位开展工程伦理方面的社会调查和研究；四是广泛开展以工程伦理教育为主题的多样化的校园文化活动，如举办工程协会等各类社团、开展学术沙龙和专题讲座等，积极发挥“隐性课程”的熏陶教育功能。
（三）作为独立学科的工程伦理教育
工程伦理学是一门适应现代工程建设的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的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对从事工程伦理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的知识结构和科研方向有特殊的要求。应用技术大学应积极加强工程伦理学学科建设，为提高工程伦理教育水平夯实学科基础。学科建设的重点是跨学科教学科研共同体的组建。一是整合校内外不同学科资源，积极打造工程伦理学协同创新平台，明确研究主题与研究任务，催生一批高水平的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并转化为工程伦理教育教学资源；二是整合教育界和工业界人力资源，积极打造工程伦理教育跨学科教学团队，加强对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进行跨学科领域知识、技能的培训工作，鼓励教师参加工程实践活动，聘请工程界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到学校开设工程伦理课程等。
（四）作为环境营造的工程伦理教育
仅仅依靠提高工程技术人员个人道德觉悟和伦理选择能力是无法改变当前工程界伦理现状的，应用技术大学必须积极争取政府、企业等社会各界的合作支持，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工程伦理教育环境，切实提高工程伦理教育的效果。一是拓展工程伦理教育的对象和范围，将教育对象由在校学生扩展为全社会工程从业人员，将教育范围由学校教育延伸至终身教育体系；二是改善工程伦理教育的制度环境，国家应完善注册工程师制度、加强专业伦理审查，各工程社团应制订伦理章程、加强专业自律，政产学研紧密合作共同推进工程伦理教育；三是培育工程文化环境，传承我国历史上优秀的工程文化因子，并积极与国际工程文化对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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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技伦理的认识篇5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由工程技术行业评审机构会同工程教育部门，对工程技术领域相关专业的教育质量加以控制，以保证工程技术行业的从业人员达到相应教育要求的过程。在美国，负责制定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政策、准则和程序并加以实施的机构，是美国工程与技术认证委员会（aBet）。随着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欧洲各国也逐渐形成了欧洲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系（eUR－aCe），这一专业认证直接涉及工程专业学生的职业准入标准。欧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强调对工程专业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审核，其中包括工程伦理方面的要求。探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伦理维度，以此强化我国工程教育中的伦理要求，是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
一、我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中强调伦理维度的紧迫性
工程活动是一个创造和提升价值的过程。这里的价值指广义的价值而不是狭义的经济价值。随着工程技术的发展，工程专业学生仅仅从工程的角度去理解将来的职业，已经不能满足时代需求，取而代之的是在工程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对伦理意识的强调与重视。专业教育阶段是工程伦理意识培养的关键时期，完善的工程教育应该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养成工程伦理意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作为工程专业学生重要的职业准入制度，其规范条例中需要包括工程伦理方面的考虑。从我国工程实践活动现状看，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中强调伦理维度尤为紧迫。近年来，我国重大工程事故发生率居高不下。其中，由于人为管理与操作的疏忽所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失占大多数。2010年7月16日，大连输油管爆炸事件造成附近大面积海域被原油污染；2010年7月28日，南京发生化工厂爆炸事故，也造成严重后果。造成这些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工程实施之前没有对安全可靠性进行科学论证，没有对作业进行风险辨识，操作时不遵守安全规范。这类重大事故的出现，反映出某些工程技术人员责任意识的缺失，而这种现象发生的深层原因则是工程伦理教育的薄弱。
长期以来，我国工科院校的工程教育注重从工具理性角度提高学生的工程实践技能，而忽视对学生进行工程伦理意识培养。工科院校在安排工程专业教学体系时，只是从思想品德教育角度设置了相应的必修课程，大都没有将工程伦理设定为必修课。有些学校开设了一些工程伦理选修课程，由于重视程度不够，这些课程对于提高工程专业学生伦理意识作用不明显。
我国2008年颁布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实施办法（试行）”中有关“通用标准内涵”的表述，虽然提到应该“具有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工程职业道德”，但没有关于工程伦理课程设置与规范明确的具体要求。我国学生在工程专业课中学到的知识，很少与工程伦理、社会责任相关，而工程伦理和社会责任意识的缺失会影响工程专业学生全面的价值判断能力。因而，工程专业学生走上工作岗位时，往往缺乏基本的工程伦理素养和社会责任意识，没有面对紧急情况的伦理决策能力。由于缺乏工程伦理素养和责任意识，导致工程事故不断发生，从工程实践层面上突显了在我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中强调伦理维度的紧迫性。具体来说，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中强调伦理维度，具有以下几方面的重要意义：
1．弥补工程实践活动中价值理性的缺失
随着弗兰西斯•培根“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口号的提出，人类开始有意识地运用科学技术的手段达到征服、控制、改造自然的目的。当这种控制与改造自然的意识随着自然的“祛魅”而变得不断强化和盲目时，理性中的价值维度就开始被人们所忽略。而缺乏价值理性的工程活动，不但无法带来人类梦想中的福祉，反而造成异化现象。很多人不再关注人的命运、尊严和终极关怀，不再具有反思、批判与否定的精神，而是不断趋向功利化与实用化的工具理性。这种工具理性逐渐引发了许多环境、能源与生存问题。工程活动中缺乏价值理性评判，也是导致工程活动中事故频发的重要因素之一。工程伦理作为价值理性的集中体现，必须肩负起改善工程实践活动社会效益的重任。因此，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中强调伦理维度，有助于从制度层面影响工程教育，从源头注重工程伦理意识养成，从根本上弥补工程实践活动中价值理性的缺失。
2．促进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交融
对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中伦理维度的关注，是实现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从隔离到融合的关键。长期以来，人们都在为“科学”与“人文”这两种一直处于隔离状态的文化寻找交融的可能。著名学者斯诺在关于“两种文化”的演说中指出，有很多年轻的科学家认为科学文化正在腾飞，而人文文化在后退；他们还认为拥有这一冷漠的学位（理工科学历），将会使得他们得到舒适的工作。斯诺还指出，只有一种方式能够让他们跳出这种思想的怪圈———通过反思我们的教育。工程实践活动必须通过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的合理融合，才能从真、善、美的意义上实现社会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工程教育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综合技能培养的重要途径，是促进二者融合的重要保证。然而，传统的工程教育不能改变这种文化隔离现象。只有设定合理有效的工程教育认证形式，即在工程教育中添加伦理规范性教育，并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中添加伦理评估规范，才能更好地促进两种文化的交融。
3．推动工程教育体系的改革与完善，更好地适应社会需要
我国高校工科专业在校生数量近年来迅速增长，工程教育培养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然而，国际竞争力报告的统计显示，我国工程教育为市场提供合格工程技术人员的能力相当落后。中国工程院对全国5000名工程科学技术人员的调查中，21．8％的人认为高校培养的学生完全不符合国家技术发展需要，52．4％的被调查者认为我国高校培养的工程专业学生质量一般。我国工程教育体系与工程实践环节之间的鸿沟，可以通过完善工程教育专业制度中各项规范来填补。工程伦理要素作为工程专业中重要的人文要素，是形成工程文化的关键所在。只有学生的工程伦理意识得到了提高，才会从整体上提高工科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中强调伦理维度，有助于改变我国工程专业教育中“重理工，轻人文”的倾向，培养具有工程文化良好素养的全面发展的人才。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制度化建设，值得引起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落实。
二、欧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中伦理维度的内容
美国和欧洲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其中关于工程伦理方面的要求值得借鉴。欧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中的伦理维度，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目标中的伦理要求、工程伦理课程与师资要求，以及工程伦理教育效果评价这三个方面。
1．人才培养目标中的伦理要求
早在1985年，美国工程及技术教育认证委员会（aBet）前身对申请鉴定的工程学科的要求中，就包括了努力培养学生“对工程职业和实践的伦理性质的理解”的要求。aBet的要求更为具体，即工程学科应当使其学生能够在全球的和社会的情境下了解工程的影响。除了经济的、环境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因素外，学生还必须拥有额外的伦理的设计经历。美国州注册委员会和国家工程与测量考试委员会要求工程专业必须获得aBet的认证，体现了这一全国性组织与工程伦理的重要关联，也体现了工程教育与工程实践的合理对接。在aBet工程标准2000（engineeringcriteria2000）中的第三条标准，就是用来评估工程专业的，即工程专业必须表明他们的毕业生具有“对职业与伦理责任的理解”，“在全球和社会的背景下理解工程方案的影响所必需的宽广的教育”，以及“对当代问题的认识”；第四条标准要求其学生具有“主要设计的经历”，包括经济、可持续性、工艺性、伦理、健康、安全、社会、政治诸因素对设计的影响。为了能够获得职业资格，一位工程师首先必须拥有一个aBet认可的工程学位，并在工程师执照考试中涵盖了15％左右的工程伦理相关知识。接受认证的工程院校会引入工程伦理课程，以满足aBet的这一要求。因此，在美国工程院校中，《工程伦理学》是一门普及化程度很高的课程。aBet在2008年制定的2009～2010年认证标准中，要求美国所有的工程院校均需表明，他们是如何向学生传授伦理知识，以及他们是如何评定其教学成果的。该标准的准则三中第六条明确指出，工程专业必须证明其学生具有“对职业与伦理责任的认知”，第八条要求学生“在全球化的、经济的、环境的、社会的背景下充分认识工程方案的影响”。在欧洲，2008年3月由英国皇家工程学会与英国工程委员会（eCUK）举行的联合研讨会中，工程专家明确提出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应优先对工程专业学生的伦理道德意识进行评估，认为工程专业学生的伦理道德意识养成是工程专业学历认证的前提的观点。此外还提出对认证规范制定人员及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评审员，也应从伦理角度进行评估。芬兰提出了工程专业毕业生是否具备职业伦理道德意识，应纳入工程专业学位授予审核规章中；意大利提出了工程教育制度中注重培养工程专业学生的职业伦理责任感；西班牙提出在学生进行专业训练过程中，应注重综合教育与责任观念的培养。这些伦理要求有利于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职业伦理意识的合格人才。
2．审核工程伦理课程与师资要求
20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学者就已经指出工程专业应开设工程伤害控制相关教育课程，并提出工程设计应该考虑到经济状况、安全、可靠性、美学、伦理、社会影响等一系列具有实际约束力的基本需要。工程专业教育必须通过制定严格的指标来衡量学生的伦理意识培养状况，首要的指标就是看是否设置了相关课程，而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主要任务之一正是审核工程教育体系中伦理课程的设置情况。美国高校早期开设的工程专业伦理意识培养课程，主要分为专业必修课与大类选修课两种，但由于工程技术专业课程比率过高以及工程专业选修课受重视程度不够等种种原因，这两种形式的课程实施效果都不够明显。随着美国工程教育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aBet提出工程伦理教育相关课程的设置应遵循以培养学生伦理意识为目的的合理、有效的教学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工程伦理案例分析。即在工程专业课程中融入工程伦理案例的分析与讨论，实现对学生伦理意识培养的目标。通过对工程伦理案例的研究，能更直观培养工程专业学生的伦理分析能力，并由此激发学生的道德想象，学习识别伦理问题的表现方式，培养分析解决这些问题所必备的各种技能。工程伦理案例的集中讲解，对于学生形成工程伦理意识是非常有效的。
（2）融渗式教学体系。这种教学体系是为完成a－Bet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中的伦理要求而提出的新型伦理教学体系，即将伦理学模块直接融入工程专业课程之中，力求整合为一体，学生可以在研讨会或者进行毕业设计过程中讨论其中可能存在的伦理问题，并提出他们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开设伦理学家、律师、工程专家的讲座，对工程项目中的伦理问题进行阐述，启发学生的伦理规范意识，开展课堂讨论和课堂演讲等多样化教学模式。此外，融渗式教学体系可以借助各学科之间联系平台，对教职员工和学生的伦理意识进行专门的培养。从2000年春天美国各高校就开始实施伦理教育相关网站资源的建设。由美国国家专业工程师学会（nSpe）实施的工程专业伦理教育专业实践的可选择资源项目，其中包括nSpe工程师伦理责任细则、网址链接、工程伦理相关课程、伦理知识指导学习材料、工程伦理相关书籍与软件、蕴含伦理思考的游戏、伦理刊物等，而且要求不同方面的内容要有不同的网站支持。
（3）对师资的要求。工程伦理课程需要聘请不同学科的教师来讲授伦理课程，让学生有一个全方位的视角来了解并体会工程伦理意涵。工程专业的教师应该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对伦理问题的思考，接受认证的学校与院系也有责任确保教师意识到那些必须坚持的伦理和职业标准。教师要具备伦理意识和运用伦理原则解决问题的技能，能够培养学生对各种产品或工程的一系列不同方案具有伦理评价能力，通过调查和评估该方案中可能存在的伦理与社会问题，有针对性地提高设计水平，改进工艺流程，使这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3．工程教育体系中教育效果的评价
aBet衡量工程专业伦理教育效果的另一重要指标，是通过定期对接受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相关高校专业进行伦理教育教学评估获得的。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制度完善的国家与地区，都强调在周期性审核接受认证的高校工程专业伦理教育教学水平的同时，也要重视工程专业伦理教育效果的整体性评估与效果比较。2004年美国工程与技术认证委员会工程教育发展报告中显示，接受认证的工程专业学生的与伦理和职业相关的问题意识，较1994年同期标准方差增加0．46（＋．46sd）。欧盟也有与之类似的工程专业伦理教育效果评估报告。这种整体性的工程专业伦理教育评估报告，能够从全局角度把握工程专业伦理教育的方向，为工程专业教育的发展提供指导。
三、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改进措施
有选择地借鉴欧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中伦理维度的内容，针对我国工程教育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应改进措施，对于提高我国工程伦理教育水平，增加我国理工科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工程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06年以来，我国共有一类高等工程教育改革试点高校10所。在机械、电子、化工、计算机等专业领域率先进行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试点的综合性大学以及工科为主的研究型大学总计43所。如果能在这些学校首先落实改进工程伦理教育的相关措施，会起到明显的示范作用。但仅有示范作用是远远不够的，更关键的问题是尽早开展相关的制度建设工作，借鉴欧美国家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工程专业教育认证在推动工程伦理教育方面的制度保障作用。
我国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实施办法（试行）”中虽然有使学生具备“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工程职业道德”的要求，但在课程设置上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作为认证审核标准的必要条件，这种状况亟待改变。我国的工程专业课程设置中，有可能起到工程伦理意识培养作用的课程是《自然辩证法》。这门课程中“科学技术与社会”部分涉及工程伦理方面的内容，任课教师可以比较充分地展开讲授。但这门课程一直作为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课来讲授，在学科定位上没有给工程伦理意识培养以更多的考虑。在现行课程设置的模式内，通过《自然辩证法》课程加强工程伦理意识的培养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具有较大的可行性，但仅仅做到这一步是远远不够的。应该通过制度化的规定，将开设《工程伦理》专业必修课作为工程专业教育认证审核的重要评定标准，加大对工程专业学生伦理意识培养的重视力度；还应加强工程教育专业伦理课程的网站建设，并纳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考核范围。
我国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伦理方面的要求，还需要同工程师的资格审查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美国如美国计算机学会、化学工程师学会、土木工程师协会等众多工程师团体都设有专门的工程师伦理章程及准则，详细规定了工程师需要遵守的伦理原则与制度。这些章程及准则可以有选择地吸收到我国工程伦理课程内容和关于工程师资格审查的伦理要求中去。工程伦理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作为一名“准”工程师，工程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具备工程问题的职业判断能力，还要培养保护公众健康与安全的伦理意识与社会责任感，不仅能够运用其专业知识和技能来为客户和公众谋求利益，而且能够承担维护社会公平，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培养负责任的态度，为日后合理有序地进行工程实践打好基础。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中伦理维度的添加，为激发工程专业学生的义务———责任意识提供了制度保障，使学生明白工程知识和工程实践对于公众的生命和福祉以及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性，明确随之而来的工程师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对科技伦理的认识篇6
关键词：科学；伦理；关系
新世纪，知识经济的朝阳正冉冉升起，人们对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注可谓前所未有。互联网、克隆羊、人类基因图谱等，都提出了科技与伦理相互关系的一些尖锐的新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深入的思考。
1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
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
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www.133229.Com
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2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1）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影响。
在人类文明史上，科学技术的进步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人类伦理道德的进步。科学技术是推动包括道德进步在内的文明发展的伟大动力，必须以科学的“真”，促进道德的“善”，以实现真、善、美的统一。科学技术的发展扩大了伦理道德领域。在任何时代，科技的发展和科技成果的应用必然导致人类实践领域的拓展。科技进步对伦理道德领域的扩展，其具体方式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从中世纪欧洲的宗教统治科学到文艺复兴，正是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才使得中世纪的宗教道德受到严重冲击，从而促进了人类道德的不断发展，促进了新的伦理观念的形成。另外，科学技术活动对个人优秀道德品质的形成，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科学家萨顿所说“：科学是人类精神的最佳清洁剂，它摒弃一切宗教，唯取最高的信仰。”
古希腊哲学家认为智慧和知识是构成道德行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提出知识就是道德。德国现代物理学家包生尔认为，科学知识是构成人类道德的重要方面。他认为一个时代对知识的评价可以用作衡量时代精神的标准。由此可见，科学与道德有着较深层次的内在联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不断走向文明、走向道德，从原始人到现代人，在伦理道德上不知进步了多少，难怪近代伦理学家们对那种知识使人类退化的观点提出了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科学技术知识有利于陶冶人的品性，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使人生活幸福。
科技发展和科技成果的应用推动了伦理道德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道德主体的全面发展和道德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其对道德建设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促使道德主体提高科学文化素质，道德主体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是道德建设的基础和前提。现代科技的发展，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从客观上对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科技现代化的条件下，劳动者不再以体力和经验为基础，而是以智力和知识为基础，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得到普遍提高，对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具有促进作用。②科技的现代化有助于提高道德主体的民主意识。民主意识是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道德素质高低的标志之一。有关研究表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与科学文化水平存在函数关系，人的科学文化水平越高，民主意识越强。用科学知识武装起来的劳动者通常具有强烈的民主意识。此外，随着系统科学等新兴科学的兴起，系统思维等现代思维方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思维方式，人们的智力水平得到提高，自然也增强了其参政议政的意识和能力。③促进道德主体个性全面发展。一方面，科技的现代化对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科技成果的应用也提高了道德主体的认识水平和思维能力，促进了其科学世界观的形成，并为其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2）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影响。
科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也是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社会行为，承担着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科技一旦不被正确地使用，必将产生恶劣的影响。科技发展必须重视伦理规范，以弘扬科技的正面效益，扼制其负面影响，更好地为人类造福。从这一点来说，科技发展必须遵守一定的伦理规范，一切不符合伦理道德的科技活动必将遭到人们的异议、反对，被送上道德法庭甚至受到法律的制裁。有些科技活动特别是现代高新技术活动，存在着可能的或潜在的风险，也需要伦理规范，以预防不良后果或灾难的发生。如克隆人问题、基因工程、基因组遗传信息的应用和隐私权问题、基因歧视问题、基因诊断与基因治疗问题、转基因食品与转基因农作物问题、遗传资源和多样性保护问题，以及基因武器问题等等，不一而足。它们涉及到人类个体安全和国家安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等重大问题，不可小视。试想，如果克隆人的科技活动允许自由进行的话，许多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可能会接踵而至：人伦关系混乱，性别比例失调，希特勒优生理论沉渣泛起，所以应该禁止。又如基因工程技术可以打破种属之间的遗传屏障，很容易在试管中进行各种遗传重组，制造出可能的“怪物”，直接威胁人类生命安全或破坏生态平衡，所以此类工作不仅需要伦理规范，还要制订一些专门的规章制度，以规范其行为，使其负面影响减小至最低程度。基因武器是近来报刊上经常谈论的话题。根据不同种族基因组多样性特点，采用基因工程技术手段，有可能设计、研制出针对某一种族的基因武器，从而对某一种族和国家的安全造成潜在的和巨大的威胁。对此，应达成国际性的伦理宣言和协议，反对和禁止此类科技活动。
3正确处理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
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人与科技手段的关系，两者的关系中，人是目的，科学技术是手段，科学技术是为人服务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人有能力支配科技手段从自然中不断获得自由，与此同时，他也需要尊重工具系统的规律和性能，服从工具操作要求。任何时候都没有绝对的自由，人从自然中获得自由是基于对必然性的认识和遵循。那么人对科技工具的服从，也是对自然规律的遵循，工具系统是以人工装置的方式体现了自然规律。工具技术对人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和压抑，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单方面地发展科学技术，并不能使人一定得到幸福和满足。要缓解和减轻科技手段对人的控制和压抑程度，必须需要伦理道德的关怀。伦理道德表征的是人的主体精神世界。作为人的一种自我意识，人文精神力求发现那些使人成为人或规定人之为人的东西，要穷根究底地追溯人何以作为人存在、人何以会具有那些属人的东西。作为一种主体尺度，伦理道德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历史积淀和集中表现，它是人作为主体的一切活动的内在根据。它内蕴的是一种以人为本位、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维护人的地位和权利、实现人的目的和理想的人本意识，体征了人类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求，是人的精神的核心和灵魂。科学技术是中性的，所以科学技术是否运用得当，是否合理，这是科学技术本身所无法解决的，因为这不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伦理道德和价值观问题。所以，为保证科学技术的合理、正当运用，应该用伦理道德来协调其发展，使其发挥对科技的导向与规范作用，让科技发展真正服务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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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技伦理的认识篇7
关键词:工程伦理学;美国;职业伦理
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工程伦理学,开创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迄今为止,美国工程伦理学在理论框架的完善性和实践应用的有效性两方面均居于工程伦理学科的领先地位。美国工程伦理学系统的理论框架是该学科独立性和成熟性的主要标志,它以增强工程职业的道德自主能力为主要目标,针对工程伦理决策问题,依据西方伦理学基本理论、道德经验和法律体系所公认的伦理原则进行理解和分析,并采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形成了创造性解决问题的策略体系。相应地,美国工程伦理学在实践应用方面也非常有效,主要体现为工程伦理教育体系的完善和工程领域中伦理问题的有效解决。那么,为什么工程伦理学首先产生于美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为什么工程伦理学在美国得以全面发展?美国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哪些方面对工程伦理学科的确立和工程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进一步明晰这些问题,对于我国的工程伦理理论体系建构、工程伦理教育体系确立以及制定和推行工程伦理规范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本文试从一种社会学的视角来具体分析美国工程伦理学赖以确立和发展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认识背景。
一、西方文化思想的传承
1.专家治国思想的延续
专家治国论(technocracy),来自于希腊文techne(技术)和kratos(权力),这一概念表示要建立技术专家的政治,其特点是不以某一阶级的“私利”作为基础,而是以科学技术作为基础来管理社会,技术专家成为管理者［1］。专家治国思想在柏拉图时代就已经产生,柏拉图认为,哲学家是最具理性和智慧的人,应该成为统治者,武士勇敢应成为管理者,而劳动者则处于最低的生产者的地位。这种专家治国思想在此后的西方思想传承中逐渐明晰,并不断完善。英国哲学家f.培根在他的《新大西岛》中阐述了技术活动兴旺发达、技术专家治国治民的思想。圣西门则明确提出“专家治国论”思想。他认为,过去的社会是军事社会,其中主要的人物是牧师、武士和封建主;而将来的社会则是一个工业社会,它是以有条理、有系统的方式把技术知识应用于社会事务,所以治理新社会的将是生产者－工程师和企业家这些时代的新秀们［2］。
工程领域专家治国思想的先驱是前苏联工程师、技术哲学的奠基人之一恩格迈尔,他的专家治国思想与北美的专家治国运动相呼应,并在实践中为该运动搜罗人才。该运动的宗旨是:应该根据技术原理改造和管理商业企业和社会。但是在美国的商业和工程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对立［3］。因此,工程界要追求自身的独立,寻求政治上的地位,并明确表示工程理想。只是由于种种原因,美国的专家治国运动以一股明确的政治势力出现的计划落空了。但是作为一种普遍的启示,专家治国思想将继续对全世界的政治产生深刻的影响,并一次又一次地尝试用管理能力和效率来取代或左或右的意识形态。在专家治国思想中孕育的工程理想也在随后出现的对工程伦理问题的关注中延续下去。比如,曼泰尔(mantell)在其工程伦理著作《工程中的伦理与专业主义》(1964)中明确提出用工程方法解决广义的社会问题,包括伦理问题。曼泰尔认为,将调整了的工程方法应用于解决个体伦理问题将有助于扩大工程职业的应用领域,使其能对更广义社会问题的解决施加更大的影响［4］。这种思想在美国工程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确立后的著作中,没有体现得这么明显,但是,一直以来美国工程伦理学对专业主义与伦理之间关系的强调就是对这种思想的隐含性继承。
2.职业伦理传统的发展
何谓职业?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之所以成为职业,主要在于它是建立在严格的伦理规范之上,恰如希波克拉底誓言之于医学职业一般。因为唯有专业人员认同并接受专业伦理规范,他们才会自我约束和正当地行使社会赋予他们的自治的权利,并履行为公众利益服务的义务。最早的职业伦理规范除了医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之外,还有对建筑师责任的规定,它最早出现于汉穆拉比法典中:如果一位建造者为他人盖了一个房子但是没做好,那房子塌了并导致房主死亡,那么建造者应该被处死［5］。总之,一些古老的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职业都有着固定的行规,这些行规规定了职业所要担负的责任,有些比较简单,有些相对复杂。现代职业也承袭了传统职业的一些要求,一些新兴职业,如律师、工程师等也与之类比,公开颁布一些职业上的具体行为准则。
现代西方职业观念的确立,更主要是来自近代宗教对职业观念的发展。16世纪路德的宗教改革,使人们对职业观念的认识发生了一些改变。同天主教的态度相比,宗教改革本身的后果是,有组织地从事一项职业的世俗劳动越来越受到道德重视和教会许可。而发端于加尔文教的英国清教徒为职业观提供了最融贯系统的宗教依据。在他们看来,职业是上帝向人颁发的命令,要他为神圣荣耀而劳动。他们认为正规的职业乃是每个人最宝贵的财富。“一种职业是否有用,也就是能否博得上帝的青睐,主要的衡量尺度是道德标准,换句话说,必须根据它为社会所提供的财富的多寡来衡量。不过,另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标准乃是私人获利的程度。因为,当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和必须的。”［6］宗教“入世苦行”为世俗职业的发展提供了文化背景,即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因此,在西方社会,对伦理的重视成为职业的一种内在要求。
3.现代西方文化价值的渗透
每一种人类文化形态都具有标志其某些种类的社会活动的一组文化价值、一组道德偏好,现代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深深扎根于美国社会。这些价值不是官方的,甚至也不是经过正式整理的,它们只是作为许多试图发现这些价值的学者与精神领袖的一致意见而提供出来。这些价值对于现代西方社会中的科学与其他基本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同样它们也是工程伦理学得以确立和发展的价值基础。借用美国科学社会学家伯纳德•巴伯对影响科学发展的现代西方五种核心文化价值的总结,可以说明它们对于美国工程伦理学的意义所在。
首先,是合理性价值。所谓合理性价值,是指对于遍及社会之广阔领域的科学实践给予道德上、情感上、“建制化的”支持。这种支持在于它为试图把所有的人类存在现象都变成更一致、更有序和更概括化的理解形式的尝试提供关键性途径。这种合理性价值更多地构成了美国社会的基础。第二,“功利主义”也是现代世界重要的文化价值。功利主义价值是指现代人的主要兴趣在于这个世界和这个自然界的事物。这种对于世俗活动的兴趣已经几乎变成完全自主性的。第三,是普遍主义价值,它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寻找生活中的职业,以实现他们的价值。第四,是个人主义文化价值,在这里,个人主义文化价值指的是受个人良心而不是受有组织的权威的驱使这一道德偏好。这种自由主义信念认为,为所有以自己的良心行事的行为寻找契机是我们的责任。第五,“进步”与社会改善主义价值,它认为,积极的合理性能够并且应该改善人在这个世界中的许多境况。与此相伴随的是相信并赞同这个世界的“进步”,它是以一种积累的方式在进化［7］73。
这五种促进科学发展的关键文化价值不是唯一产生于西方,也不是只作用于美国社会。同时,即使在同一个社会中,这五种文化价值之间有时也会产生冲突,比如,普遍主义价值与功利主义价值之间、合理性价值与社会改善主义价值之间以及个人主义文化价值与普遍主义价值之间都会存在一些不协调之处。但是,这五种文化价值在美国社会中的比较合理的组合,对于工程伦理思想的传承和工程伦理学科的确立提供了比较坚实的文化基础。当然,仅靠这五种文化价值并不会实质性地确立工程伦理学科,它还需要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条件的积极支持。
二、技术社会背景的支持
美国是世界上技术与工程发展比较先进和完善的发达国家之一。因此,美国社会也是最早应对技术与工程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国家之一。这些问题最初表现为工程专业人员与客户、工程公司与消费者之间的冲突;随着技术工程能力的增强和工程应用范围的扩大,工程在造福社会的同时,频繁的工程事故更是带来很多困扰。工程灾难一度成为美国工程伦理学关注的主要问题。在对这些冲突、事故和灾难的切身体验和深入反思的基础上,美国社会群体的工程伦理意识不断增强。各种社会组织和工程团体积极投身于工程伦理的相关研究和实践,并在大学工程教育中引入伦理方面的内容,以确保工程伦理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和对工程主要参与者的伦理意识的培养与技能方面的训练。
1.政府与企业的基金支持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和人文基金(neh)较早地开始支持大学开展工程伦理教育及其相关研究。美国学者r.baum承担了由nsf和neh资助的“哲学与工程伦理”1978—1980年间的国家项目,开始奠定了工程伦理学作为涉及哲学、工程学、社会科学、法律和管理科学的“跨学科性学科”地位的基础。1990年,美国学者r.霍兰德和n.斯迪奈克对1976—1987年间nsf资助的与工程伦理相关的研究课题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课题具体研究领域有［8］:①科学与工程的道德方面;②科学家与工程师的社会化问题;③科学与技术新发展的伦理学意义;④社会如何影响科学与工程的实施;⑤与技术的社会应用有关的问题。1992年nsf曾资助过两项工程伦理研究［9］－“将伦理案例研究引入大学工程必修课程中”和“讲授工程伦理:案例研究方法”。政府基金对工程伦理学研究的支持从制度上肯定了工程伦理学研究的意义,对推动工程伦理教学与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带动了其他社会力量对工程伦理研究的重视和给予更多的投入。
大企业或企业联盟通常垄断某种行业,或者与某些行业的关系密切,企业、行业或职业在具体的工程实践中有时难以划分清楚。因此,工程伦理问题很早就被美国各种工程企业和行业所关注。例如,作为一种行业协会的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在其建立之初,就意识到了设立行业伦理规范的重要性,并且该协会非常重视对工程伦理相关问题的基础研究。它设立基金,表彰在工程伦理实践和研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创办《ieee技术与社会》等刊物,并资助出版了大量相关的学术著作。美国化学委员会(原为化学品制造商协会)［10］设立“超级基金”来支持对由于化学工业污染所造成的工程伦理问题的处理和研究。此类来自大企业和行业组织的基金支持更强调对解决问题的具体策略的研究,但是为了使具体策略更加强有力,也要求对工程伦理一般性问题的深入研究,比如将工程伦理置于技术与社会的更为普遍和广泛的背景来考察等。
2.工程协会的自觉发展
在美国,各种专业工程协会负责制定相应的伦理规范,它们代表了工程师对指导其专业活动的标准的共同看法。尽管这些专业伦理规范有时并没有给出处理具体伦理问题的明确答案,但它们毕竟提供了指导原则。此外,为了使伦理规范更适合于工程实践,工程协会还要就工程伦理规范和原则进行有组织的专门研究,而制定和采用伦理规范已经成为工程协会章程的一个必要条件和重要标志。因此几乎所有美国工程协会或学会在其章程中都包含了伦理规范的要求。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工程与技术认证委员会(abet)一直要求:凡欲通过认证的工程教育计划,都必须包括伦理教育的内容。从1996年开始,美国注册工程师们的“工程基础”考试也包括工程伦理科目的内容。这使最初的工程协会的伦理规范只适用于其成员的目的得以扩展。
3.大学工程伦理教育体系的完善
美国工程伦理方面的专家学者以不同学科背景共同参与到工程伦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当中,他们包括:工程背景的教授、哲学和人文学科背景的教授、社会科学背景的教授等。较早介入工程伦理研究的人文学者包括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应用哲学伦理学的框架来研究工程实践中的具体伦理问题,应用历史方法来考察工程知识、工程职业的历史,以及它们与工程伦理思想的起源与发展的关系。这些工程师—人文学者团队共同参与美国国家工程伦理计划,合作著书立说,讲授团队教学课程并为工程师和人文学者听众作演讲。
目前看来,美国几乎所有工科院校的哲学(伦理学)教授都是工程伦理学或相关课程的教学和研究者,因此其研究成果数量可观。在美国,工程伦理学著作出版数量之多、更新频率之快,是其他国家工程伦理研究学者们无法与之比肩的。这些出版物既是研究专著,同时也是工程伦理学课程教材,一些著名的美国工程伦理学专著和教材在世界范围内通用,并经多次重印和再版。目前那些著名的工程伦理学教材已有日文、韩文和中文等多种译本。这些教材,以不同的视角和侧重,以案例为核心,展现了美国工程伦理学关注的问题、分析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和策略等。此外,对工程伦理研究与教学方法的重视,也是美国工程伦理学得以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美国工科院校的伦理学教授们普遍认为,在伦理教育中,采用课堂讲授的形式提出伦理问题是有必要的,但这对于学生们获得解决伦理问题的经验还很不够。他们认为,将工程设计经验与伦理经验相结合是比较可取的教学方法。伦理问题与设计问题的相似之处在于,它虽然没有唯一正确解,但有些解显然更合理。因此,在教学中应当针对具体的工程设计案例,运用问题求解技术和方法,帮助学生识别和处理伦理问题,并着力提高他们的道德认识能力。
三、公众对科技认识水平的提高
对一个社会总体科技认识水平高低的评价,主要来自对公众两方面素质的考察:①对于科学技术的概念、原理与方法的认知和应用能力;②对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全面反思能力。前者主要通过科学普及和专业的科学教育来实现,后者主要是人文学科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常识中通常将前者称为科学技术的继承者,后者被称为科学技术的批判者。在科学技术教育分科比较严重的社会和发展阶段,对二者之间区分的强调通常会导致两种文化的割裂(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在西方社会这种割裂被比较早地认识到,他们发现这种割裂所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那么如何弥补这种割裂呢?
在西方社会中首先由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士来承担这项任务,其中科学家作为最初的主导力量,他们主要以行动来抵制对科学技术的滥用。后来,更多的科技实践者和科技政策制定者参与到沟通两种文化的进程中,并且越来越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开始以建设性的视角,以一种更加理论化的形式对科学技术进行多方面的考察,现在将此类研究通称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或科学技术论(sts)。这一研究群体中包括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管理学家等等,目前科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合作,成为sts研究与教育的中间力量。sts研究揭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深层关系,试图从社会视角探讨科学技术的本质;同时sts研究在职业伦理和技术评估实践中也被广泛应用。随着工程和技术社会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大,对技术和工程的社会研究被更广泛的研究者们所重视。这些共同努力的成果之一就是奠定了美国工程伦理学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促进了整个文化和社会领域(公众)对于科学技术专业人员社会责任意识的重视。伴随美国工程伦理学发展的认识基础体现在sts的三个主要研究阶段。
1.sts经典研究: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揭示
美国社会学家r.k.默顿,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反对科学的倾向(如一些人文学者的反科学思想和纳粹德国的反科学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科学与社会”研究以及知识社会学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其1938年出版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为标志,开创了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其间虽有中断,但是默顿对于科学社会学问题一直投以极大热情,他的学生b.巴伯1952年出版了《科学与社会秩序》一书,在默顿科学社会学思想和框架基础上,将科学社会学系统化,为其成为一个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后,科学社会学按照默顿开创的问题集合和框架体系得以稳步发展,这一学派通常被称为科学社会学的默顿学派,它成为美国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主流。默顿强调对科学的精神特质和社会规范的研究,他提出,现代科学的精神特质包括: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态度［11］。科学的社会规范主要是指社会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结构为科学发展所提供的外部条件和氛围。默顿学派对于科学奖励系统和科学共同体内在约束机制的研究,为包括工程伦理学在内的职业伦理学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2.sts应用研究:职业伦理与技术评估
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典sts研究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其研究的核心是科学的社会结构问题。他们通过科学奖励系统,揭示科学的社会运行机制;利用人际关系测量技术,对科学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交流、合作以及其他社会互动的情况进行调查,从而深入细致地刻画了科学的社会结构,同时,他们还把这方面的研究与科学增长联系起来。总之,在这一阶段,sts研究的主流是把科学视为一种社会亚系统,分析它的内部结构及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7］312。与此同时,美国社会也强化了sts的应用研究,即职业伦理与技术评估实践方面的研究。
职业伦理研究在已有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稳步发展,技术评估作为一种对技术理解和控制的新概念被提出。技术评估(ta),是对一种技术过程、物质、项目或方法所产生影响的多学科评价。其目的在于揭示和预测一些农业、生物、化学、电子产业或医药技术的后果和风险,从而为制定与之相关的公共政策提供一种合理的基础。技术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该项技术的社会、伦理和环境影响的评价［12］。职业伦理观念、商业的社会责任运动与美国政府对技术评估实践的重视,共同强化了工程职业控制技术应用的社会责任。
3.sts理论研究:社会建构论及其他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科学社会学中的爱丁堡学派异军突起。该学派宣称,他们抛弃经典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他们主要分析各种社会因素对科学思想或概念之形成和演变的影响。他们主要采用文化人类学方法,深入到科学研究的重地(实验室),通过观察科学家来了解科学家制造知识的过程。这种对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试图提出一种关于科学知识社会生产的普遍解释,这种研究思路,被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或科学技术论(sts)。科学技术论的目标是“提供有关科学的一种社会科学的解释”,它所“专注研究的是自然科学各学科所生产的、被认为是被证明了的知识的社会过程”［13］。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集中研究有成就或典型的历史和现实中的科学案例,其研究成果增强了公众对于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理解。
这种研究思路,被认为是对默顿科学社会学研究传统的反叛,他们揭示了在科学神圣外衣保护下,科学知识生产中的一些不为公众所知的内幕。对这些内幕的揭示似乎是削弱了人们对科学和科学家的信任,但是,这种社会建构思想也强化了外部社会因素控制科学的观念。将科学的局内人与局外人联系起来,使局外人了解科学和参与科学研究评价成为可能。在这里,对于外部社会因素的理解范围更广了,它超出了单纯的科学技术共同体,还包括更大范围的与科学技术利益相关的社会群体。社会群体控制科学技术的能力和范围在扩大,因此,传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职业群体的精神特质和伦理规范要受到更为一般性的审查。传统工程伦理学研究的目标设定、问题指向和理论方法都要进行一些根本性的改变。这对于美国工程伦理学自身的改进和应用范围的扩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四、结语
工程伦理学产生于美国,有其深厚的文化思想渊源、社会背景支持和认识基础保障。这些外部因素的协调与共生,促使美国工程伦理学在目标设定、问题选择、理论建构和方法体系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在目标设定上,将工程师和工程协会视为工程伦理的主体,以培养工程职业和从业人员处理工程中复杂道德问题的能力为工程伦理的主要目标。因此,它所关注的工程伦理问题主要是工程职业的伦理建设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等。它对此类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已有的西方伦理价值规范、法律和宗教经验以及专业标准的规定。此外,美国工程伦理学以问题为核心,全面吸收sts研究成果,采用适合于问题解决的多种研究方法,包括伦理的、工程的和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法来解决工程伦理问题。
历史文化与社会和认识背景的差异是导致观念差异的基础,历史无法重写,但是带有不同历史印迹的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是现代社会的主流话语和实践行为,我们共同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类似问题,使我们不得不彼此借鉴对方已有的理论与方法。从伦理维度来探讨和解决一些棘手的工程问题也是现代社会多种文化碰撞和交流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参与到与此相关的研究和实践过程,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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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技伦理的认识篇8
关键词：生命伦理；治理；
abstract:lifescienceandbio-technologyhavebroughtalotofseriousethical,socialandlegalissues（elsi）whileitbringsbenefitsforpeople.becausethereareopendiscussionsandhotdebateaamongstakeholdersrelatedtobioethicalissues,governanceisusedtodealwiththeissuesintheinternationalsociety.thepaperexpoundsthemaincontentsofethicalgovernance,andexaminestheprogressanditsprobleminthefieldofbioethicsandbiopoliticsinchina.finally,theauthorsprovideseveralrecommendationsonthebioethicalgovernancecapacitybuildingconcerningtheoflifescienceandbiotechnologyresearch.
keywords:bioethics;governance.
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以下简称生命科学技术）是21世纪最重要的科技领域之一，它们的发展将会给医学、制药和农业等领域的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为人们预防和治疗疾病，改善生活质量做出巨大贡献。但同时，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会引起一些不确定性和风险、甚至是负面效应，带来一系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人类胚胎干细胞等生命科学技术前沿的研究引发的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热点之一。为了使生命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控制和减少其负面效果，需要解决相关的种种伦理问题，并制定相应的伦理规则、政策和法规。自20世纪50年代生命伦理学诞生以来，国际上已形成了解决生命伦理问题的各种理论、方法和机制。随着生命伦理问题重要性的日益显著，许多国家不仅制定各种相关的法律法规，而且在国家宏观管理层面建立了相应的决策和咨询机制，例如，世界上约有50多个国家建立了国家政府一级的生命伦理委员会[1]，并且形成了各种公众参与决策的机制。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生命伦理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相应的法规与准则也不断完善，但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需要改进的地方，特别是需要加强宏观管理和政策协调。由于生命伦理问题包含的领域广泛，影响面广，几乎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生命伦理问题已成为一个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议题，因此有必要从国家层面上把生命伦理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考察。本文在分析生命伦理问题本质的基础上，以伦理治理（ethicalgovernance）这一新概念为核心，分析我国生命伦理研究与管理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我国伦理治理机制的若干建议。
一、生命科学技术领域的伦理问题及其治理
（一）生命伦理问题的本质
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带来一系列非技术问题，包括伦理的、法律和社会的问题（elsi）,这些问题主要有：对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问题；有关侵犯人的权利和尊严的问题；辅助生殖技术引发的家庭伦理问题；由基因歧视、商业机密泄漏和利益冲突等带来的社会问题；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影响问题；有关“扮演上帝”等议题的宗教问题；涉及到基因决定论、医学目的等的哲学问题；涉及到r&d资源分配、伦理审查制度的政策管理问题；涉及到生命科技立法和执法的法律问题；国与国之间的资源争夺与合作问题；生命科学研究和评价中的伦理学问题等。在这些问题中，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是相互十分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而不是简单的堆积，其中伦理问题处于核心地位。国际学术界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对伦理问题的认识及解决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其他社会和法律问题的理解和解决。
所谓生命伦理问题是指生命科学的研究及其成果的应用、医疗保健中的治疗和预防决策都涉及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如何做的问题。[2]“应该做什么”或“该不该做”为实质性伦理问题，“该如何做”为程序伦理问题。其中，前者是生命伦理的根本问题，在生命科学研究和医疗实践所面临的道德难题中，追问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该不该做”。例如：是否应该开展生殖性克隆技术研究？是否允许人与动物的嵌合体？该不该为了达到增强后代的记忆力（或身高）的目的而干预生殖细胞系的基因呢？人类是否应该为了科学研究而在14天内毁掉一个胚胎呢？该不该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而强行采集珍贵的人类遗传样本呢？对于这些实质性伦理问题认识和解决的好坏直接关乎到对程序伦理问题及其他社会和法律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应当如何做”是主要指技术和管理层面的措施，例如，在基因治疗中怎样保证受试者的权益、如何预防不良的事件，用于研究的人类胚胎干细胞应该通过什么样方式获得，伦理审查委员会应该如何权衡人体试验中的“风险”与“受益”，应该如何符合伦理地开展“治疗性克隆研究”。“该不该做”与“如何做”的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当反对某项研究或治疗的实质性伦理成立时，在程序上，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如何制定严格的措施来达到此目的；而当赞成某项研究或治疗的实质性伦理成立时，在程序上，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在技术层面和管理层面上如何做好的问题。
生命伦理问题触及关于生命、人和社会之间的根本价值观念，其中最重要的包括生命观、安全观和公平公正观。
1.生命观：生命科学技术使人干预和改变生物体与生命的自然本性，触及到生命观的核心。例如，人类胚胎干细胞实验提出的重要伦理问题是早期胚胎究竟是不是“生命”？“生命”是什么？一个人何时成为一个“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那么简单，不同宗教、文化价值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人类胚胎干细胞实验的反对者认为，胚胎干细胞来自早期胚胎，而从胚胎中提取干细胞必定会损毁胚胎，胚胎就是生命，就是人。因此，研究胚胎干细胞就是“毁灭生命”，甚至无异于“杀人”。以布什政府为代表的美国保守派就是这样的观点。这样的观点立足于他们的生命观。在他们看来，卵子受精的一刹那，就是生命的开始。而赞成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人则认为，胚胎干细胞只是胚泡中的内细胞群，没有滋养层的支持，不可能独立发育成胎儿，所以它们并不是胚胎。与生命观紧密联系的是人的尊严问题。生命是神圣的，敬畏人的生命体现了对人的生命尊严的维护和尊重。例如，在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中，天主教人士就认为，为了销毁人类胚胎而制造人类胚胎，这是对人类尊严的严重侵犯。
2.安全观：这是贯穿于生命伦理各个领域的一个问题，像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基因治疗、干细胞的安全性问题等。安全性是由于技术的不完善或可能的负面效果带来的，但它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该不该应用、如何应用技术还是一个伦理和社会问题。例如，对于转基因作物和食品，尽管转基因食品可能会与天然食品同样安全，但并不能排除它们的安全隐患，事实上现在没有一个政府或联合国组织会声称转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如何对待和使用转基因作物与食品，不同国家的态度和做法是不同的，如美国和欧洲国家，起作用的就是伦理态度。对于安全性问题，需要根据“不伤害”的伦理原则制定技术安全性标准、安全性规程。
3.公平和公正观：生命科学的发展对公平和公正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例如，在研究资源的分配、研究受益分享和风险承担等方面，带来了面向大众还是少数人或利益集团等尖锐的问题以及各国怎样分享利益等复杂问题。
其他重要的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还包括对生物技术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影响问题、生物技术产品使用者的知情权问题，生物技术应用中的隐私和歧视问题、生物技术对专利权的挑战问题等。
对于这些问题必须做出伦理上的辩护，常常需要多学科的辩护，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规则和法律。
（二）治理——解决生命伦理问题的机制
现代生命伦理涉及的领域广泛（如人类基因组计划、基因治疗、人类干细胞研究、克隆技术、辅助生殖、转基因作物与食品等），而且每一个领域中，伦理问题与社会和法律问题缠绕在一起，影响面广，几乎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科学界、医疗界、学术界（哲学、法学等）、政府、私人团体、公司、公众等，各方在解决这些问题都有自己各自的立场和利益，这给问题的解决带来一定的难度。而且，随着国际科技交流和合作的深入发展，生命伦理问题成为一个跨国界和跨文化的议题。
根据国际趋势，解决涉及不同意见和观点、影响到各个方面的重要议题，越来越多是采取治理（governance）的方式，即通过各种相关利益者参与的方式，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治理”一词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得到广泛的应用。英文中“治理”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希腊文，原意为“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rnment）等同使用，主要是指政府的合法化的指挥和控制行为。90年代以来，学者们赋予了“治理”一词新的含义，与自上而下的“统治”一词明显不同。罗茨（r.rhodes）在“新的治理”一文中指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不同于以前，或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3]按照全球治理委员会（thecommissiononglobalgovernance）1995年给出的权威定义：“所谓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4]与统治相比，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现象。它既包括政府机制，但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治理的实质在于，它强调的是机制，强调的是不同社会角色为了共同目标的协调行为，而不只是自上而下的权威和制裁，强调非正式的合作、协调，同行的监督、公众参与等方式。
科学与治理议题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在欧洲兴起[5]，出现了一系列著作，[6]［7］[8]它指的是以各种方式或机制把有关不同利益者带到一起，以使科学技术为保护和促进人民的幸福和安康服务为目的，管理科学技术带来的变化的所有决策过程。[9]
在治理的思想下，对于涉及不同意见和观点的生命伦理问题可以采取“伦理治理”（ethicalgovernance）的解决方式[10]，即以各种方式或机制把政府、科研机构、医院、伦理学家（包括法律专家，社会学家等）、民间团体和公众带到一起，发挥其各自的作用，相互合作，共同解决面临的生命伦理问题以及社会和法律问题。这种机制的核心是坚持科学性与民主性的统一。
根据国际经验，从国家层面看，生命科学技术的伦理治理机制包括：（1）通过全球对话，建立共同的伦理准则；（2）制定伦理准则和法律法规；（3）加强决策服务的科学咨询；（4）设立伦理审查；（5）促进公众参与。
1.通过全球对话，建立共同的伦理准则
生命伦理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赖于全球对话，使国际社会建立一些共同的认识基础和评价标准。事实上，国际上形成的一些伦理准则已成为各国公认的准则。例如，1948年颁布的《纽伦堡法典》为“二战”后人体实验的开展提供了最重要的伦理指南。1963年由世界医学协会的《赫尔辛基宣言》更是将《纽伦堡法典》细则化，此后不断更新的《赫尔辛基宣言》反映了新时期国际社会对医学研究的伦理要求。1978年，由美国政府发表的《贝尔蒙报告》所倡导的“尊重”、“有利/不伤害”和“公正”原则被多数国家采纳。1993年世界医学理事会（cioms）和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制订的《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生命医学研究国际伦理准则》（2002年修订）成为指导各国制定相关伦理审查办法的指南。虽然对一些复杂问题，各国并不能很快地达成一致意见，如2005年第59届联合国大会并没有就“治疗性克隆”达成一致意见，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各国对话和相互理解。
2．确定伦理准则和监管
通过制定具体的伦理准则和法律法规：（1）明确科学家的责任，使生命科学界和医学界有章可循，保证负责任的科学研究，预防科学界的不端行为；(2)保证生命科技发展中的安全，降低研发中的风险；（3）保证研究参与者和公众的权益，促进公众对科学研究和应用的理解；（4）促进生命科技发展与国际规范接轨。
有了伦理准则和法律法规，还需要加强监管和执行。发达国家在生命伦理领域都有严格的监管机制，主要的特点是：（1）在政府机构设立新的专门机构，或者明确、调整现有的职能部门，明确责任分工。例如，对于基因治疗，美国是由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ohrp）和食品与药品监管局（fda）等3个联邦机构共同实施监管。nih下属的重组dna咨询委员会（rac）和生物安全委员会（ibc）分别负责对基因治疗研究项目的伦理审查和政策咨询、风险评价和研究监控，fda也负责对基因治疗的监督和审查，ohrp侧重于对受试者的保护；（2）在现有伦理准则或法律框架下出台针对基因治疗的实施细则。在基因治疗进入临床研究前的1985年，美国的rac就针对体细胞基因治疗制订了指导准则——《考虑要点》（pointstoconsider），并探讨审查此类研究方案的细则。
3．为决策服务的科学咨询
伦理规范、政策和法律法规是规范和解决生命伦理问题的重要手段，而科学咨询是这些手段的重要基础。科学咨询是为决策提供科学证据，包括提供专业上的信息，解释重要科学数据、信息的意义和重要性，确保它们的质量等。科学咨询有助于保证科学上的可信性，澄清争论，促进政策的可接受性。坚实的科学咨询是政策和法规制定的合法性和可靠性的保证，同时也有助于生命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
在一些发达国家，在国家层次上都设有专门的生命伦理咨询委员会，为国家相关决策提供咨询。例如，美国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对当下涉及的生命伦理问题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提出一个比较全面的评估，并以报告的形式提交给行政当局，作为制定政策的参考。1997年英国多莉羊诞生后，美国政府能够在短时间采取有效的措施，就是依靠国家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提出的咨询建议。
4．伦理审查
为了把伦理指导原则和准则落在实处，把有效处理与解决生命科学技术和医疗实践中所遇到的伦理和价值问题，有效地保护受试者，必须建立一种正式的伦理审查机制。国际上普遍上采用的机制就是建立生命伦理委员会。生命伦理委员会是设在政府、研究机构、医疗协会、医院的决策咨询组织。为政府服务的生命伦理学委员会的功能主要是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而其他类型伦理委员会依据公认的国际伦理准则和国家制定的伦理准则，从伦理学角度审查人体试验研究，保护受试者权益。
生命伦理委员会是一个民主的机制，它涉及不同的观点和学科，以便在科学研究自由、专业知识以及人权和公众利益直接之间做出调和。生命伦理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来自多个学科的专家，例如生物学、医学、伦理学、法学、哲学、社会学、政府管理学等学科，在许多国家，通常还会有宗教学专家。另外，往往还会有一名非专业人士，如患者代表和社区代表等。生命伦理委员会可以给这些代表各种利益群体的人士提供一个互相交流和协商的平台，运用各种知识来寻求合适的解决方案。
5．公众参与
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公众参与相关的生命科学技术决策是沟通科学与社会的一条有效途径。公众参与的意义不单单是从专家获得科学技术信息，而且科学家应该认真听取公众意见，形成真正的对话，这不仅可以充分反映民意，也可使相关的政策措施有效地实施。
公众参与生命科学技术决策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并发展出一系列新的方法，例如，社区为基础的研究（community-basedresearch），共识会议（consensusconference），情景研讨班（scenarioworkshops）等。实践表明，各种形式的公共参与十分有效。
二、我国生命伦理研究与管理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生命伦理研究与管理的成绩
我国的生命伦理学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标志性的事件有两个：我国第一部《生命伦理学》专著的出版（邱仁宗，1987年），有关安乐死和生殖技术的伦理和社会问题的全国研讨会的召开（1988年）以及对汉中安乐死案件和上海人工授精案件的公开辩论（1988年）。20多年来，我国生命伦理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形成了一批专业化的研究队伍和成果。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大学建立了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开设了相关课程，培养了一批研究生，出版了教材和专著。不少生命伦理学方面的学者参与了科技部、卫生部等国家层面的伦理咨询和政策制定；（2）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一些重要的相关法律法规，例如，《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试行）》（卫生部，1998年，2007年），《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科技部、卫生部，1998年），《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科技部、卫生部，2003年12月）；（3）伦理委员会的建设初见成效。1998年，卫生部设立了“卫生部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该组织在2000年改称“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其他类型伦理委员会也初见成效，包括医疗行业协会委员会（如中国医师协会道德建设委员会）、医疗/医院伦理委员会（如很多三甲医院都有医院伦理委员会）和研究伦理委员会（如从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器官移植、药品生产的机构的伦理审查委员会；（4）国际交流与合作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重视与中国的交流与合作，标志性的事件是，2006年8月第八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在北京成功召开。
（二）我国生命伦理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
1．宏观管理机制缺乏
生命科学伦理涉及到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行政部门。在我国，与生命伦理问题有关的行政部门（卫生部、科技部等）分立，很难建立起一个全国统一的法规与管理办法，而在解决一些涉及范围广的生命伦理问题时，如基因资源的管理，需要建立一种全面的决策和咨询机构。
2．对政策法规相关的伦理问题关注力度不够
近十多年来，我国在重要的生命科学领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对规范我国相关生命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对相关的伦理问题关注力度不够。例如，卫生部的《人的体细胞治疗及基因治疗临床研究质控要点》（1993年）、原国家药监局的《新生物制品审批办法》附录九：“人基因治疗申报临床试验指导原则”（1999年）和《人基因治疗研究和制剂质量控制技术指导原则》（2003年），主要侧重于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在伦理规范方面的规定过于简单。《人的体细胞治疗及基因治疗临床研究质控要点》反对生殖细胞系基因治疗，但没有任何论证。
3.伦理审查机制不健全
虽然我国的伦理审查体系已经初建成效，但从总体上看，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国家层面上还没有一个为国家生命伦理议题提供全面咨询和审查的生命伦理委员会，如直接向国务院负责的生命伦理委员会。其他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1）审查制度无法真正贯彻落实，有时只是走过场；（2）科学家保护受试者权益的意识较差，保护受试者权益的防范措施有限；（3）对于医务人员以及科研人员在生命伦理方面的教育培训还不普及；（4）相当多的伦理委员会委员没有接受过专门的伦理审查培训，水平参差不齐，对自己的定位不清，对国内外伦理准则和管理法规了解程度也不够；（5）相关人员对伦理审查活动职责缺乏基本的认识，对伦理审查时有较强的抵触情绪等。
4．伦理意识有待于提高
在我国，与生命伦理相关的领域，伦理意识还比较淡薄。例如，在基因治疗伦理审查方面，国内有两种观点：（1）只要不违反科学原理和相关法规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进行伦理审查；（2）既然西方已经充分讨论了相关的伦理问题，也有较成熟的伦理审查制度，直接“拿来”，或略加修改即可，没有必要在小题大做。
赛百诺公司“重组ad-p53腺病毒注射液”（英文名为gendicine）的问世让我们看到上述两种认识的片面性和严格监管的必要性。当国内媒体为之欢呼雀跃时，国际科学界却意见不一，一些科学家质疑临床试验数据的可靠性和监管的严格性。[11]
5．公众参与意识不强，培训不够。
许多医院在医学伦理管理方面为保护患者的权益，把患者代表引进伦理管理委员会，但是多数情况并不成功，许多患者代表基本上不说话，基本不发挥作用。
三、加强我国生命伦理治理机制建设的设想
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一样，把生命科学技术作为国家的战略研究领域，大力推进，并利用其成果为国人造福。同样，我国也面临着解决生命科学技术前沿进展带来的伦理问题，应该吸收国际上的先进经验，从“伦理治理”这一观念出发，建设和完善中国解决生命伦理问题的机制。
“伦理治理”一词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新颖的概念，它第一次由2006年启动的中欧合作项目bionet引入中国生命伦理学界，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和解释。此项目由欧盟第六框架计划资助，英文名为ethicalgovernanceofbiologicalandbiomedicalresearch:chinese-europeanco-operation，中方把这一项目的名称翻译为“生物学和生命医学的伦理管理：中欧合作”。中方专家与欧方专家在对governance一词的理解和解释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中方专家把governance解释为“管治”，认为好的管治应该有：好的管理条例，包括伦理上可以辩护的规范、条例的实施是可行的；条例的实施、贯彻，包括教育和培训；监督／督察；奖惩制度；管理机构；专项预算。欧方专家强调governance指的是非等级分层管理的术语，指相互合作、协调和商议，不仅仅在国家组织（例如政府部门、市政、法院等）之间，还包括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科学机构、医疗机构、律师、学术杂志、病人团体等），不仅包括写下来的规则，而且包括非正式的工作惯例、同行间相互监督等。[12]中欧双方专家对governance的不同理解，客观上反映了双方实际所处的伦理制度环境不同，相比于欧盟各国，我国在规范制定及管理上比较落后，且非政府组织参与不够。不过，也存在着认识问题。把governance解释为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管治”或“管理”，没有充分地把握这一概念的意义。中国生命伦理问题的解决固然需要好的管治或管理，而且还应该加强，但同时应该包括更多的社会角色参与，并建立和发展更丰富的机制使不同参与者充分互动和合作，因此用崭新的“治理”或“协同治理”[13]更能表达governance含义。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国家，作为一个在世界上负责任的大国，需要建立一种政府、科学团体、科学家、生命伦理学家、公众等各个角色共同参与的生命伦理治理机制，开展前瞻性的生命伦理研究，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对话，参与制定国际伦理准则，大力开展相关的教育培训，建立和完善伦理审查制度和机制，主动、及时地应对生命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各种伦理难题。
（一）加强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咨询
1.建立国家生命科学研究伦理与政策的协调机制。
成立国家生命伦理学委员会。委员会直接向国务院负责，其职责是为国家提供生命科学研究和生物技术应用方面的政策咨询，规范和统一国家各个生命科学技术领域的伦理准则，制定地方及机构伦理委员会应遵循的一般性原则，指导具体工作，培训人员。委员会可以在原卫生部生命伦理委员会的基础上扩大组成。
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建立和完善由科技部、卫生部、农业部等相关部门参加的生命科学研究伦理与政策协调机制。
2.改进和完善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
改进和完善政策法规的制定过程。生命伦理问题涉及不同的利益者，各利益相关者的立场和利益不同，政策的制定应该尽可能地汲取不同利益者的意见，特别是公众的意见。
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随着生命科学研究的不断进展，新情况和问题会不断出现，因此，有必要在充分考察新发展的基础上，完善有关的政策法规。例如，对于2003年科技部和卫生部联合出台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指导原则》，我们认为应该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和完善，尤其是增加审查涉及到胚胎干细胞来源方面的具体规定。
（二）大力倡导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沟通科学与公众
国家各种综合性和专业性科学团体应该发挥团结、统一科学界的凝聚作用，发挥沟通政府、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桥梁作用，制定科学家的研究伦理准则，以各种形式大力倡导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积极开展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各种活动，例如，就生命伦理的某些重点和热点问题（如转基因食品）开展科学界与公众界的对话，并吸取各种媒体参与。
（三）加强伦理审查
伦理治理的核心是加强伦理审查，促进科技发展与伦理之间形成良性互动。除了上面所建议的成立国家生命伦理学委员会，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伦理审查：
1.发展和完善各级伦理委员会。建立省级医院伦理委员会、研究伦理委员会，并给下属医院及研究机构的伦理委员会提供指导、培训、咨询。机构伦理委员会负责对本机构内研究方案进行独立、公正、及时的伦理审查，而且要对研究进行后续伦理监督和评价。有条件的医院和研究机构，应该单独或联合建立伦理委员会，条件不成熟的单位则可以通过已建立的单位进行审查。
2.明确并完善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职能：（1）制订严格的入选和排除标准，以保护受试者和保证人体试验顺利进行；（2）伦理审查委员会应独立地从伦理和科学技术上把关，对方案做出同意、否定或暂缓的决定；（3）组织专家开展对研究者、资助者、各级伦理委员会成员、媒体和其他相关团体及个人进行伦理学培训，定期组织专家进行专题学术研讨会；（4）伦理委员会要建立网站，公布联系方式，广泛征求各界的反馈信息，并在网站上。
3.委员会成员的选择要综合考虑各种的因素。委员会的成员在学科、年龄、性别方面的分布要合理，既要有生命科学、医学方面的专家，也应有法律、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专家；既要有专业人员，也应有能代表社区利益和社会道德价值观的公众；既要有德高望重的老专家，也应多吸收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学者参加；同时男女委员比例要适当，还应该考虑委员的民族、地理分布等因素。委员们应能胜任委员会的工作，并且有一定的时间保障。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应避免有明显利益倾向的人参与，以保证委员会工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4.加强生命伦理知识培训。由国家有关部门与各类生命伦理机构（如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等）合作，对医护人员、机构伦理委员会委员进行有争对性、有步骤的培训，并针对具体伦理案例举办讲座、讨论会等，在医务人员与科研人员之间普及生命伦理学知识及相关规范。
（四）促进公众参与科学决策
加强对公众普及生命科学知识，促进公众参与决策。通过多种途径，使公众、尤其是广大患者及其家属获取相关科学前沿领域的知识：（1）医学广告；（2）科普读物（如、报纸、网络，等）；（3）公开辩论（如口头交流、课堂教学、短期培训、民间论坛等；（4）专门的教育培训；（5)政府公示（如法律法规、不良事件处理意见）；（6)专业期刊和学术交流。在拥有了必备的科学知识后，公众参与的生命科学和医学决策的程度和深度将会大大加强。
国家要确立公众参与决策的机制，并提供必要的保障，调动公众参与的热情，促进公众以适当的方式和途径参与重大科学决策。公众提出的问题、建议应通过适当的途径为科学决策者采用，公众能对重大科学决策的实施过程和结果进行追踪监督和评价。
(五)加强生命伦理学研究
1.加强中国生命伦理重大问题的研究。必须结合中国的情况深入研究一些重大的生命伦理学问题，为加强和完善相关的立法提供科学依据。
2.加强对国外生命伦理学研究的消化吸收。消化吸收国际生命伦理学的最新成果，对我国制订生命科技前沿领域中的伦理规范或法律法规以及解决重要的生命伦理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3.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科学国际化的趋势增强，生命伦理在国际交流和合作中产生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国际生命伦理学界的交流有助于增加相互了解，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
4.向公众传播相关的生命科学伦理知识。生命科学伦理学界应该担负起向公众传播生命伦理知识的责任，提高公众的认识，使他们正确地了解生命高新技术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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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技伦理的认识篇9
颅相学的产生有着深远的文化心理基础，认为头颅形状和精神气质密切相关的想法，在很多早期文化中都有反映。1809年，德国医生弗朗兹•约瑟夫•加尔(FranzJosephGall)在其纲领性著作《神经系统尤其是大脑的解剖和生理学，以及根据人和动物的头颅的形状，测定其智力和道德品性之学说》中，阐明了自己的理解:精神特征，即官能，与大脑器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加尔自称自己的学说是建立在对几百个体的调查证据之上。由于当时没有大脑测量技术，加尔将大脑的可测量差别转移到颅骨上面。这样就可以根据一个人的颅骨的形状去推测该人的心理特点。这一转移使得他的理论极富操作性。不久之后，颅相学开始向外传播并吸引许多知识分子注意。英国律师康布(GeorgeCombe)成为英语世界里颅相学的主要倡导者。他书写的介绍颅相学的书，竟然售出20多万本，作为一本“科学”理论书籍，这个销量是惊人的。各种颅相学组织遍布欧美大陆。很多著名的政界人物、哲学家和艺术家都对颅相学倍加推崇。但就在颅相学如日中天的时候，各种反驳也汹涌而来。科学家先是发现心理官能数目始终含糊不清;后来通过对鸽子和鸡的解剖实验表明，大脑具有整体性。最终，1843年法国医学家马戎第(Franoisma-gendie)指出:“颅相学，是当前的一个伪科学(pseudo-science);……但其结果仅仅是臆想的、经不住任何检验的断言。”［4］从此颅相学在业界被冠为“伪科学”的恶名。不过后来在布鲁卡等人的努力下，脑功能定位的思想再次被认可，一直到今天神经科学仍然延续这一思想，加尔再次成为著名的思想前驱，虽然他的所有知识细节都是错误的。但这项不成熟的科学一旦同某些社会思潮相结合，便立刻成为罪恶的帮凶。20世纪初，一些聪明的人，将颅相学、犯罪学和进化论结合起来，用来验证预设的人种和社会偏见。纳粹当局曾用其来论证种族主义，提出了雅利安人与非雅利安人的人体分类标准，这些标准建立在对头骨的“科学的”量化测量的基础上。1930年，比利时殖民当局用“颅相学”方法对卢旺达的居民进行“科学测量”，断定图西族对胡图族的优越性。颅相学再次充当政治歧视的工具，为种族歧视在20世纪的血腥暴力推波助澜。颅相学的历史充满着曲折与惊异，正如波普尔所说:“科学史也像人类思想史一样，只不过是一些靠不住的梦幻史、顽固不化史、错误史。”［5］但这样的科学梦幻一旦与社会势力结合，就可能成为可怕的帮凶。因此，关注神经科学技术的并不能只是科技人员，社会学者和伦理学家理应成为这些技术社会应用的审查者，以维护社会和人们不受伤害。
二、神经伦理学的兴起
(一)神经科学技术的挑战
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己的精神状态日益关注。又由于精神类药物的普及化，似乎一夜之间便冒出成千上万的精神疾病患者，寻求精神治疗成为一种时尚。比如，1987年上市的百忧解，1994年已成为世界第二位最畅销药物。丰富的利润又反过来刺激神经类科技的迅猛发展。当前，神经科技的迅猛发展与人们对这些科技成果的追捧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状态。这也引起当局的注意，从1989年美国率先提出“脑的十年”(DecadeoftheBrain)计划开始，发达国家纷纷颁布政策推动神经科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发展。新发展起来的神经科学技术包括一个领域广泛的学科系统，从基础的神经生理学，到工具性的神经成像技术、神经工程学，再到实践性的神经药物学、神经外科学，等等。不过，功能性研究比治疗性研究更有前景，尤其是关于个性、社会行为和关于大脑决策的神经生物学根据的研究。神经科学新的研究成果为人类带来了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困惑与思考。神经科学研究的对象涉及心灵的神经基础，一个人的身份，自主的经验和自我的意义都以精神状态的共同体为基础。“一方面我们尚未清楚地说明自我、人性究竟是什么;另一方面‘意识的技术’正在塑造着新的自我和人性。很难说清楚我们获得的还是失去的才是真正的自我，也不知道神经技术对人类自身的进化来说，是终结还是飞跃?神经科学让我们的意识成为一条不规则流动的河，面对自身的时候我们更加纠结。”［6］与生命科学一样，新的神经科学，尤其是当代神经技术的高速发展给伦理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反过来，社会稳定的价值观和伦理规范也给神经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带来了困惑。这样的讨论本身是技术以外的，为了解决这种双向的挑战，在理论和实践上说明这些问题的实质和意义，我们需要参考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模式。
(二)神经伦理学的研究意义
神经伦理学是面对神经科学高速发展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而做出的紧急应答，具有紧迫性、实效性。这种紧迫性首先表现在对当代神经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社会挑战的应答上。一方面，神经科学不断提供着社会效果没有经过详细评估的产品，隐藏着不可预测的风险;另一方面，多元的价值观和保守的伦理要求给高速发展的神经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设置了障碍，神经科学必须在满足社会心理需要的方向上才能获得长足发展。这需要神经伦理学分析神经产品的风险和效益，分析社会的伦理倾向和心理需要，在此基础上建立有效合理的规范，来扫清疑虑，为神经科学的开路。神经伦理学无疑将改变许多学科认识、处理问题的手段。在实践层面加强对特殊医学的伦理学问题(神经学、精神病学和神经外科学)和提高对病人关怀相关领域研究的伦理学问题的关注与融合，这不仅是为了应对来自医学日益突出的挑战，也是体现全社会精神水平和人文关怀的手段。神经伦理学不但拓宽了哲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增加了哲学研究的现实性和社会效益，而且最关键的是，深化甚至澄清了许多悬而未解的重要问题。一方面神经伦理学在神经科学的基础上对自由意志的重新讨论，将为法律惩恶扬善原则提出重新诠释;另一方面神经伦理学对精神“正常”标准勘定的思考，将为刑罚标准的设定提供参考依据，保持法律的公正、公平。还有神经伦理学对测谎仪伦理地位的判断，将影响其作为法庭证据的资格和条件。当前的神经科学已经通过技术手段(神经产品)来提高个人的认知水平，从而在教育、培训等认知培养方面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传统的价值观显然已经不适应这些新情况，神经伦理学必须深刻地分析这种价值观的嬗变，应对挑战，建立价值规范体系，保持有序的社会环境，为社会政策和管理决策提供参考意见和决策依据，有助于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方针政策来指导相关工作。神经伦理学对宗教现象做出更加现实性、更科学的解释，有助于说明的认识论基础、宗教道德的根源等问题，对宗教传播和宗教的社会影响力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另外，神经伦理学不仅加强了人文学者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神经科学社会影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也加强了科学家关注甚至研究神经科学社会影响的义务和责任，这种从观念上确立神经科学社会影响的重要性不仅有利于推动神经科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有利于推动神经科学的自然科学研究，促进神经科学的自然科学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交叉与融合。总之，对神经科学的伦理问题的研究，从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为伦理学提供基础背景和活动空间。这种拓展的活动空间不但包括不得不调整的法律、社会政策和社会文化，而且还包括相关的自然科学(如神经科学、医学、生物学等)的发展方向和规模。正是从这个角度说，神经科学的伦理问题是一个具有重大社会意义、有着广阔前景、正处在蓬勃发展中的研究领域。
三、神经伦理学的进展
对神经伦理学的关注一直伴随着神经科学技术的发展，只不过一开始仅仅通过个人的直觉来反思，通过个人的呼吁来释放影响力。神经伦理学的建制化发展与神经科学技术近代的腾飞密切相连。2004年，美国总统生命伦理顾问委员会就神经科学的众多伦理问题，在美国国会进行了报告和辩论，并在2004年9月报告《对来自神经科学方面的证据对刑法的影响的概要》(anoverviewoftheimpactofneuroscienceevi-denceinCriminalLaw)。这标志着神经伦理学争论已经进入政策和法律领域，意味着神经伦理学开始展示实质性的社会影响。
(一)基本研究内容
国外学术界通常把神经伦理学问题分为两个层面:其一，“伦理学的神经科学”(neuroscienceofeth-ics)，是指神经科学对伦理学的潜在意义，其目标是考察伦理行为的神经基础，即把神经科学的知识和伦理学以及相关思想结合在一起，以期对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做更好的理解。这部分被认为是“真正新颖的并且也许是最成熟的进步”。这方面目前比较活跃的有三个主要议题:(1)人性。神经伦理学不像传统伦理学那样把基础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上，而是从人性的生物学图景出发对伦理学进行研究，认为人性中的善与恶有其神经生物学基础。(2)道德判断。神经伦理学利用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或相关的方法，通过对脑损伤病人、精神病患者和正常个体进行研究，指出道德判断有其神经基础。(3)自由意志。认知科学的发展使我们能够对自由意志进行科学的研究。为了开始更新我们关于自由意志的思想，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争论从令人费解的因果真空的形而上学转向自我控制的神经生物学。其二，指在神经科学的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伦理学问题，即“神经科学的伦理学”(ethicsofneuroscience)，是传统生物伦理学在神经科学中的应用，像临床试验设计伦理规范、干细胞或克隆技术使用的指导方针、对神经疾病诊断结果的隐私权等都属于这个范畴。前者比较接近于科学，后者才是真正的伦理研究，也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神经科学的伦理学的当前研究，基本上沿着旧金山会议制定的脑科学—相关政策—社会影响这种从科学自身不断向科学外部扩展的逻辑线索，也就是神经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和应用中的伦理、法律及社会问题(eLSi———ethical，legalandsocialissues)，重点探究神经科学研究的伦理规范，神经科学应用的eLSi以及神经科学研究、发展与应用的公共政策。对应的内容分别是:关于自我、主体和责任的神经科学，社会政策，临床实践。其中主要问题有:(1)在神经科学的框架下来解释或理解伦理学的理论，比如“自我”的本质及其神经表征是什么?自由意志、责任、道德推理等的神经生物学根据是什么?(2)神经类产品的伦理规范。这方面最突出的有三个议题:测谎仪和脑成像的伦理规范问题;认知增强是否允许及伦理规范问题;直接面对消费者的脑产品和脑服务市场的伦理问题。(3)培养和促进公众理解神经科学也是神经伦理学学者的基本任务，因此也应考虑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有研究表明，媒体对有关神经科学的报道，存在着很大程度的歪曲，再加上科幻小说的影响和神经产品市场的营销，公众对神经科学的了解与现实有一定的错位，有时这种误解还十分严重，从而影响了神经科学家的社会形象和政策制定。
(二)基本原则
有待解决的神经伦理问题是多种多样的，但原则主义者喜欢提出一些固定的而且具有核心特征的原则，为伦理问题的解决提供方向和指针。生命伦理学通行的基本原则是:不伤害/有利原则、尊重/自主原则和公正原则。其中不伤害/有利原则，指向科学技术成果应用的目的:为人类或技术对象提供更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同时它也是一个否定性的规则，对于那些意图伤害人们的手段是普遍禁止的。尊重/自主原则指向拥有技术的人和技术操作对象之间的关系，即技术专家处于知识等阶的优势地位上，应当尊重那些知识不完整的人的决定和人格。公正原则指向公共卫生资源配置的方向，各人群和种族都有平等获得或利用生命科技成果的权利，禁止一切不合理的歧视性做法。以上三原则可称为经典三原则，因比彻姆和查尔德瑞斯(Beauchamp＆Childress)在《生物医学伦理学原则》一书中的总结而闻名于世。它们最大的作用是为生命伦理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个框架或基本思路，从而可以更方便地评价行为的合理性，并规定主体的权利。神经科学技术是生命科技的一个部分，经典三原则几乎可以毫不修改地应用到神经伦理学的讨论中，给予神经科技的社会应用以同样重要的指导。但要注意的是，这些原则更多的是方向性原则，并没有给出具体情况下如何行事的具体主张。所以这些原则在理论上是一致赞许的，可执行性却遭遇很大的争论。学术界在相关讨论中也不断地进行反思和质疑，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补充性原则以适应于某些特殊情况。基于当前世界的多元化特征，作为寻求统一道德基础的启蒙运动目标已经难以为继，理性人在多个层面追逐利益时产生严重的无法愈合的冲突。经典三原则并没有明确提出针对这种形势的主张。因此恩格尔哈特提出了挽救道德权威的原则———允许原则。在此基础上道德世界被划分为道德共同体和道德异乡人的二重世界;面对道德异乡人必须放弃行善原则，而以允许原则为交往的指针;这一指针指导人们构造一个充满俗世权威的道德乌托邦。恩格尔哈特提供了一个结构化伦理原则的方案，用来处理多元化道德观的冲突，是伦理原则上的一大创新，但是因为消解了实质性的道德内容，使道德观面临着虚无主义的危险。在涉及增强技术的时候，通常提出区分原则。即将认知治疗的情形与认知增强的情形分开。神经科学技术的应用中，如果一种干涉是针对某种认知子系统的缺陷，或者是矫正(correcting)一种特殊的病理，则被称为治疗(therapeutic);相反，如果不是为了修复某些损伤或矫正功能障碍的目的而改善一个认知子系统，那就是增强。对认知能力的增强性的外部干涉，主要就是针对这些核心机能的某一部分。伦理争议往往产生于增强类干涉，因为它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或提高部分特定人群的意识状态或智力水平，造成大量社会规范的失衡。因此，对增强类应用总是态度审慎，并设置许多必要性限制。
四、结语
对科技伦理的认识篇10
关键词：生命科学；伦理道德；社会责任感；道德冲击
1.生命科学发展对伦理道德观的影响
1.1对生命观的影响
1.1.1改变人类进化过程
达尔文进化论奠定了人类起源的基础理论，他认为，人类是从低级动物经过自然进化成高级动物，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关于人类性别以及个性也是自然选择。但是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生物技术达到一定水平能够进行克隆技术，1996年科学家利用克隆技术克隆了一头羊叫多利，打破了传统伦理道德上的自然生命规则，传统科学中哺乳动物的繁衍需要依靠两性生殖细胞完成，而克隆技术的出现意外着无性繁殖成为未来生命诞生的可能，人类由自然进化走向自主进化，自主进化过程中对人类进行复制成为了世人关注的焦点，其面临的伦理道德使大众难以接受[1]。
1.1.2改变人类健康观
在传统的思想中，人是由躯体和精神共同活动的结合体，这种观点引入到现代健康观念中则是传统医学中提出的形与神。中医健康观讲究养生之道，需形神俱备，而西方健康观受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影响较大，主要强调身体的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健康有着明确的定义，即身体、心理以及社会都处在完全健康的状态。但是生命科学发展研究认为疾病产生的根源在于基因，因此，有关心灵、精神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在基因的作用下显得很渺小，导致人们对于健康的认识走向片面化。
1.2对公平观的影响
普遍人们所理解的公平则是指人与社会、自然、人之间公平享有的生存价值。比如在伦理道德范围内所有人具有同等的自由、机会、自尊以及荣誉等，然而生命科学的发展冲击着这种作为人所拥有的基本公平体系。在目前的生物分子研究过程中发现，人的性格特征以及行为方式等被证明与遗传基因有关，比如基因研究认为具有XYY染色体的男性犯罪几率较高，这种遗传基因决定的行为方式冲击着人类生而平等的观念。当生命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类具备相关技术为下一代选择优秀基因时，由于个人的基因信息被公共化，则无可避免挑战人类关系中的公平观，对于基因有缺陷的人来说，由此可能引发社会对于遗传基因的歧视问题。
1.3对家庭观的影响
1.3.1影响人伦关系
家庭是整个庞大社会的基础组成部分，家庭通过婚姻以及血缘关系组成，因此，家庭也是法律与道德的出发点。在家庭中，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有着严格的秩序。根据成员的身份组成进行家庭义务的分配是传统伦理道德观所遵循的原则，也是符合法律权利与义务的基础原则。然而生命科学大发展衍生出克隆人，打破了这种世俗人伦关系，甚至在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变得模糊不清。利用无性繁殖复制的人类，从遗传学上看，与一卵多胞胎相似，但是年龄上又存在差距，无法界定是亲子关系还是同胞关系，搅乱了家庭成员中对于关系的定位，造成长幼无序的混乱局面。
1.3.2影响家庭两性关系
传统家庭被赋予了繁衍的社会属性，在家庭中两性关系影响着人口的生理健康。家庭不仅给与人类生存物质保障，还提供亲情和友爱。当生命科学发展到一定地步，不再需要两性关系进行人类繁殖，家庭生育功能随着生命科学发展逐渐淡化，引发对家庭存在的质疑。在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中，父母赋予子女生命，子女是父母情感的结晶，家庭和谐血缘关系功不可没。克隆技术的发展使得两性之间没有亲子血缘关系，家庭成员之间亲情观念淡薄[2]。
2.生命科学家行为的伦理道德责任
2.1生命科学家的科技伦理道德责任
目前，由于人们对于生命科学的认识不够，通常认为生命科学只要不停止就是在进步，其本质上是中性的，与伦理道德不存在任何关系。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对人类造成的负面影响越来越严重时，人们才逐渐意识到，生命科技与伦理道德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社会意识形态、政治决策、宗教信仰以及伦理道德规范等都会制约着生命科学的发展。生命科学家作为生命科学研究的主体，其伦理道德观影响着生命科技研究的目标定位，同时对生命科技研究的内容及方式也有着影响。生命科技的研究方向，及其成果应用范围无不包含着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伦理道德的因素，因此，生命科学家在进行生命科学研究活动时需要承担起科技带来的伦理道德责任，为生命科学研究承担后果。
2.2生命科学家的社会伦理道德责任
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逐渐面对生命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危害进行反思和讨论，例如生命科学家曾经对重组Dna技术研究可能存在的潜在危害进行论证。近年来基因组计划、克隆技术也引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伦理道德观念的讨论。但是对于生命科学研究中存在潜在危险的生命技术是否加以限制，并没有得出有效的结论。因此，生命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不仅是为人类发展提供更先进的技术层面支持，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生命科学精神给社会公众带来正能量。另外生命科学家对生命技术进行研究，有专业的知识能够预见生命科学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作为人类社会的精英，生命科学家有能力参与重大社会发展决策，以保证生命科学发展实验的安全和可靠[3]。
3.生命科学发展过程中伦理道德的政策约束
生命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对人类的影响极为深远。人类面对生命科技应用过程中存在着伦理道德风险，必须制定合理的生命科技政策进行约束，通过政策引导生命科学研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生命科学研究的复杂性要求生命科技政策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生命科学研究与科技政策之间保持良性的平衡以求获得伦理道德的认可。在生命科技政策具体制定过程中，需要综合多方意见，对科技成果有充分的认识和把我，遵循生命科学发展与人文伦理相结合的原则，对应用范畴进行规范。目前，社会上已有许多政策规范了现有的生命科技应用，比如1998年我国颁布实施遗传资源管理暂行条例；2003年加拿大正式提出法律草案，该法案禁止克隆人类的行为，禁止婴儿性别选择等。
4.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