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法实施条例的意义篇1
一、指导思想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及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精神为指导，按照“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要求，坚守廉洁“红线”，提高党员干部的法治意识，在学习贯彻落实《条例》《监察法》工作上带好头、当先锋、作表率；教育引导干部群众提高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条例》《监察法》实施的认识，深刻理解把握新时期反腐败工作的压倒性态势，不折不扣地把《条例》《监察法》落到实处，努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二、目标任务
充分认识新修订《条例》、《监察法》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条例》、《监察法》的鲜明特点和深刻内涵，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条例》、《监察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将抓好《条例》、《监察法》的学习贯彻作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的重要抓手，坚决把“两个责任”落到实处，把规党纪的权威性、严肃性树立起来，真正推动《条例》各项规定落到实处。要通过学习，切实加强纪律教育，使党的纪律刻印在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心上，使铁的纪律真正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
三、主要步骤
（一）个人自学。将《准则》《监察法》印发至党员干部手中，要求党员干部至少通读一遍原文，要原原本本学、逐条逐句学，反复学、经常学，要带头学习、带头辅导、带头落实，全面领会好《准则》《监察法》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内涵要义，不断提高知纪守纪、知法守法的自觉性。
（二）党委班子专题学。抓牢“关键少数”，组织召开党委领导班子专题学习会议，带头贯彻落实，带头学习研究，带头弄清《条例》为什么改，改了什么，新增“红线”是哪些、“高压线”是什么；明白《监察法》制定的重要意义和主要内容，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做好“两个维护”，身先力行地当好《条例》《监察法》的模范遵守者、坚定维护者。
（三）专题理论中心组集中习。组织党员领导干部、站所(部门)负责人，村（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监委会主任集中学习《条例》历次修订的情况、内容、原因、亮点及重要意义，《监察法》的监察范围、权限、程序等内容，进行深入系统的学习，引导党员、干部将《条例》《监察法》作为准绳，紧绷反腐倡廉、遵纪守法这根弦，以党纪国法为“底线”，当好讲政治、有担当、守纪律的优秀基层干部。
（四）组织考试。采取闭卷考试、统一阅卷、反馈成绩、对照整改等方式，组织党员科级领导干部，部门(站所)负责人，村（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监委会主任开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知识测试及错题对照剖析学习活动，扩大《条例》学习深度和广度，不断巩固学习成果，达到以考促学、以考促知、以考促用的良好效果，切实将《条例》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向纵深推进。
三、工作要求
监察法实施条例的意义篇2
为了进一步推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学习和贯彻，深化对《条例》的理解和认识，形成良好的学习和落实《条例》的氛围，市委组织部决定召开这次全市学习贯彻《条例》座谈会。孙部长对开好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会前专门听取了会议筹备情况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要认真学习《条例》，积极落实《条例》，严格执行《条例》。刚才，各县（区）委组织部长和市直部门的负责同志结合实际谈了对《条例》的认识和学习体会，并就如何做好下步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和想法，这对深入贯彻《条例》精神，全面提高我市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水平，必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下面，我就如何深入贯彻落实《条例》问题讲几点意见。
一、要进一步加深对《条例》颁布的重大意义的理解。中央新近颁布的《条例》，是做好新时期干部选任工作的根本指针，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规章。《条例》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灵魂和主线贯穿始终，对于进一步贯彻落实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5.31”重要讲话精神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条例》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作出了全方位的规范的程序性规定，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人选准用好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条例》在干部选拔的民主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以及纪律监督等各个环节，体现了扩大民主和落实“四权”的要求，对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条例》确定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制度、组织（人事）部门与纪检（监察）部门等单位联席会议制度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责任制，在健全和完善干部监督管理机制上迈出了新步伐；《条例》在干部的提拔使用、交流、回避、免职、辞职、降职、纪律监督等方面作出了严密的程序性规定，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提供了有力武器。我们一定要站在落实“三个代表”要求的高度，围绕从制度上把好选人用人关、提高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质量、科学规范干部选任工作、遏制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等方面，进一步加深对《条例》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的认识，把思想和行动真正统一到中央《通知》和同志在全国学习贯彻《条例》颁布实施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上来，切实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规范意识和纪律意识，不断提高学习贯彻《条例》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坚定性。
二、对《条例》的学习要在学深、学精、学透上下功夫。《条例》颁布后，市委组织部及时下发了学习贯彻《条例》工作的通知，全市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要求，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积极行动，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条例》的热潮，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学习贯彻《条例》是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一项基本任务，是一个长期过程。因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坚持不懈的思想，深入学、反复学，力求学深、学精、学透。通过采取中心组学习与个人自学、座谈研讨与中心发言、专题辅导与电化教育相结合等多种形式，逐章、逐条、逐款、逐句地学习领会，咬文嚼字，学懂弄通。要克服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文牍主义现象，在学习中既不能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也不能死记硬背，断章取义。要一边学习，一边深入地思考，力求全面掌握，深刻理解，学懂弄通，准确运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学习《条例》与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选人用人的一系列论述结合起来，与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结合起来，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总结用人上的经验教训结合起来，学以致用，推动工作。学习贯彻《条例》是各级组织部门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点工作，必须统筹安排，精心部署，切实抓紧抓好。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的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学习，要把《条例》作为练好业务基本功的重要教材，结合工作实际，刻苦钻研，不但要熟悉其基本内容，还要力争将一些重要的规定和条件熟记于心，达到运用自如，融会贯通，真正成为精通《条例》、熟悉干部工作的行家里手。近期市委组织部将举办县（处）级干部和组织人事干部学习贯彻《条例》专题培训班，集中学习《条例》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有关政策规定，努力提高领导干部和组织人事干部执行《条例》的能力和水平。各县（区）和市直各党委、各部门也要结合实际，采取专题培训、授课辅导、知识竞赛和座谈研讨等形式，搞好《条例》的学习教育工作。
三、要准确把握《条例》的基本框架、基本精神和重点内容。《条例》以程序为主线，坚持标准，贯穿原则，体现方法，从明确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选拔任用条件开始，通过规范干部选拔任用的各个环节，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作出了全方位的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定，各章之间承前启后，相互衔接，形成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完整链条。其基本精神，就是高举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用科学的制度、民主的方法、严密的程序、严格的纪律，把干部选准用好。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必须突出“三个代表”这条主线，牢牢把握这一基本精神，准确领会《条例》的精神实质。其中的总则、选拔任用条件、民主推荐、考察、讨论决定、纪律和监督是《条例》的重点内容，必须准确领会、重点把握。要通过深入学习，达到九个学懂弄通。即：学懂弄通选拔任用干部的六条基本原则；学懂弄通担任党政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六项基本条件和七项任职资格；学懂弄通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的六项基本程序；学懂弄通民主推荐的两种形式和两种类型；学懂弄通干部考察工作的六项具体程序；学懂弄通讨论决定干部任免的三种主要表决方式和三项具体程序；学懂弄通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的适用范围和五项具体程序；学懂弄通干部交流的范围、对象和重点；学懂弄通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遵守的十项纪律要求，并在实际工作中准确把握和运用。
四、要对照《条例》进一步搞好自查自纠活动。前段时间，各县（区）和市直各党委、各部门按照市委组织部《关于学习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通知》要求，集中开展了自查自纠活动，认真回顾了过去执行《条例》的情况，总结了经验教训，查找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收到了一些好的效果。但也有些部门和单位对学习《条例》工作重视不够，没有按市委要求认真开展自查自纠活动。希望各县（区）、各部门要认真对照《通知》精神，巩固前段自查自纠成果，继续通过个人学习与集中学习相结合、单位自查与上级检查相结合、总结经验与发现问题相结合等形式，加大自查自纠力度，增强有效性和针对性。要通过自查自纠，认真总结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干部队伍建设、深化干部制度改革、选人用人等方面好的经验和做法。同时，找准并解决好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重点查找在掌握干部任用条件、使用干部推荐、组织考察、党委集体讨论决定以及按法律程序办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要着力解决好选人视野不宽、用人观念陈旧、办法不多、求全责备、由少数人选人等问题；解决好个别领导干部不以组织考察结果为依据，凭个人印象和好恶选人，任人唯亲的问题；解决好个别组工干部在考察中感彩浓重，失职渎职，不负责任，使干部考察工作失去真实性和可靠性的问题；解决干部人事工作跑风漏气等问题。要通过民主生活会等形式，对照《条例》规定的原则、条件、程序和纪律逐项检查，对于违背《条例》规定、没按程序办的要坚决予以纠正。九月底前，各县（区）、各部门要对自查自纠情况进行认真总结，并形成总结报告。
五、要严格按照《条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办事。党政领导干部任用的条件和程序是《条例》硬性规定的，可操作性强，绝不能变通。其中六项基本条件，集中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干部素质的要求，是对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六项基本条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必须全面理解，正确把握。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一定要严格按照这些条件来全面衡量干部，准确选拔任用干部。在选拔任用干部时，要以这六项基本条件为准绳，作为衡量干部的基本尺度，全面、客观、准确地衡量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作风、领导能力和业务素质、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工作实绩和群众公认程度，以及廉洁自律等情况，特别是要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把能否坚持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最重要、最根本的要求，真正做到按标准定取舍，按德才选贤能，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求真务实、真干事、能成事的贤才、能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促使广大干部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工作上，放在学习上，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增强本领。《条例》对干部选拔任用的推荐提名、考核考察、酝酿讨论、任免、监督等各个环节作出了更加规范的程序性规定，形成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完整要求，我们要牢固树立严格按程序办事的意识，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真正把《条例》当作必须遵循的基本规章，自觉地去贯彻执行，切实做到坚持原则不动摇，执行标准不走样，履行程序不变通，遵守纪律不放松。组织部门不但自己要严格执行《条例》，还要积极主动地为党委当好参谋，尽职尽责，把好选人用人关。
六、要切实做好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工作。贯彻落实《条例》，必须进一步加大干部制度改革的力度。我们在学习贯彻《条例》中，要继续认真落实中央下发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精神，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步伐，努力推进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要坚持民主推荐，并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扩大群众参与民主推荐的范围；要进一步扩大干部考察工作中的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要重视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要大力推行干部任前公示制，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要坚持对部门内设机构的领导实行竞争上岗，优胜劣汰，好中选好，优中选优；要继续对符合规定范围的新上岗的领导干部实行试用期制，试用期间，要对干部进行跟踪考察，定期听取干部思想汇报，听取群众意见，随时了解干部的思想动态，使干部在试用期间始终处在党组织的监督之中；要继续对经济部门的干部实行离任审计，把审计结果与干部任用挂起钩来；要试行对县(区)党政正职任职讨论票决制，由市委常委会提名，市委全委会审议，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干部考察方法，根据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领导职务的特点，对考察内容分解细化，形成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客观公正地评价干部。要总结规范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方法，扩大干部竞争上岗的范围。年内要抓好领导干部任期制试点，同时抓好改进干部考察预告和差额考察工作。要以解决干部能下为重点，研究探讨不称职、不胜任领导干部的认定标准，加大调整力度，进而推动《条例》的贯彻落实。
监察法实施条例的意义篇3
一、监察任务、内容和重点
（一）监察任务
按照分级监察的原则，对区水利和民政行政主管部门年以来依法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全面监察，促进上述两个部门深入推进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权力运行，有效发挥行政监管和服务职能，防止滥用权力。
（二）监察内容
检查区水利和民政行政主管部门年以来在实施行政管理中，是否依法履行行政许可、规划、处罚、强制、确认、裁决、征收、给付、复议和监督检查等职责。具体包括：是否合法行政，有否存在越权、失职渎职的问题；是否合理行政，有否存在不公平、不适当和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问题；是否程序正当，有否存在应公开不公开、应告知不告知、应回避不回避等违反法定程序的问题；是否高效便民，有否存在超时限、推诿扯皮、效率低下及违反便民规定的问题；是否廉洁自律，有否存在乱收费、的问题。在综合监察中，既要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检查，也要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检查，全面掌握被监察部门依法行政的情况。
根据检查结果，对依法行政的好经验、好做法予以总结和推广；对违法违规和违反政策规定的问题，督促纠正和整改；对违纪违法问题，依纪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三）监察重点
对水利行政主管部门，重点监察取水许可，水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管理、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监管，水资源费、水土保持补偿费、河道采砂管理费、江海堤防工程维护管理费等资金规费收支管理情况。区监察机关在对水利部门开展综合监察过程中，要结合《监察部、水利部关于加强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贯彻落实情况监督检查的通知》（监发〔〕4号）要求，对责任落实、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建立、重点水利建设任务推进、水利资金管理使用、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等情况进行深入检查。
对民政行政主管部门的综合监察，重点围绕婚姻、收养关系确认，社团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管理审批及监督检查，救灾救济款物分配，福彩公益金资助项目的报批和资金分配，社会救助资格的认定及救助金发放，优抚安置对象的审查及抚恤金发放等情况进行检查。
二、监察工作的主要依据
（一）水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河道管理条例》、《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省防洪条例》、《省河道采砂管理办法》、《省水政监察条例》等。
（二）民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殡葬管理条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救灾捐赠管理办法》、《省殡葬管理办法》等。
（三）综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
三、监察工作的组织
为切实加强领导，成立区水利和民政系统依法行政综合监察组。
四、监察工作的步骤和时间安排
按照省、市的工作安排，这次综合监察主要分4个步骤进行：一是组织准备阶段，时间安排在6月30日前，综合监察组要进行调查摸底，了解被监察部门行政管理的内容事项，组织检查人员学习有关法律法规；二是实施检查阶段，时间从7月1日起至7月20日止，具体时间以监察机关通知为准；三是整改处理阶段，时间从7月21日至8月21日止，综合监察组要及时提出整改建议，督促被监察部门抓好整改，建立长效机制，并对发现的违法违纪问题进行查处；四是迎检总结阶段，时间从8月22日起至10月1日止，被监察部门和综合监察组要做好迎接市检查组的工作准备，区综合监察组要向区政府和市监察机关书面报告开展综合监察工作的情况。
五、监察工作的几点要求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开展水利和民政系统依法行政综合监察工作是今年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区监察机关要从各有关部门抽调素质高、能力强的干部组成监察组，确保综合监察工作深入开展。综合监察组在监察中遇到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要及时向政府请示、汇报；要向水利和民政行政主管部门宣讲综合监察的目的、意义，取得他们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区水利和民政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依法行政综合监察的重要意义，切实把该项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好。
监察法实施条例的意义篇4
一、引言
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刑诉规则），对逮捕条件进行了细化，基本上完成了从自由裁量主义向严格规则主义的转型，给司法实务界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规则。但是，立法者和司法者之间犹如作曲家和演奏者的关系一样，当立法者以确定的、封闭的形式将法律规则交给司法者加以运用执行时，司法者便会主动去发挥，这些规则就“不是已经完成的作品，不是要求在一定方向之内使之再生、在一定方向之内加以理解的作品，而是一种‘开放的’作品，是演奏者在对它进行美学欣赏的同时去完成的作品。”[1]也就是说，司法者会根据变动不居的生活事实，对灰色的法律规则和理论进行符合生活事实和正义观念的解释，因为“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只有生活的金树是常青的。”[2]对逮捕条件的理解和适用也逃不出根据不同的案件事实对其进行符合正义观念的解释和适用的宿命。
二、一般逮捕条件
刑诉法第79条第1款和刑诉规则第139条第1款对一般逮捕的条件进行了细化，明确列举了五种法定情形，应当说，其可操作性相对于79年、96年刑诉法来说明显增强。“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条立法已尽善尽美。对法条列举的几种‘社会危险性’的‘可能性’和‘现实危险’的判断，依然可能给司法实务部门的适用带来困难。”[3]特别是侦查机关系统内部有关打击数、批捕率等指标考核因素的存在，使得侦查机关经常在社会危险性的把握上与检察机关存有分歧。
[案例一]2012年5月，杨某与周某、李某三人共谋以经营洗浴中心为名组织失足妇女，先后聘请王某、冯某等担任经理，唐某等担任收银员，并招聘、组织近20名失足妇女在洗浴中心从事活动。2013年2月26日案发后，杨某、周某、李某三人积极销毁失足妇女的记录、营业收入记录等账本，在抓获时，王某、冯某则迅速跑到正在进行交易的四个房间敲门，并大喊警察来了，试图让嫖客和失足妇女逃跑以毁灭证据。唐某在混乱中逃跑，公安机关对其上网追逃一个月后将唐某抓获。经查，该6人均无故意犯罪记录。
上述案例中，杨某、周某、李某、王某、冯某等5人在案发后积极毁灭证据的行为，除其本人供述外，还有同案人的相互指证，即有一定的证据证明该5人实施毁灭证据的行为，符合刑诉法第79条第1款和刑诉规则第139条第1款中的“可能毁灭证据”的规定，符合立法和司法解释所列举的应当予以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对于这一点，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的认识不存在分歧。存在分歧的是唐某的行为是否符合应当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侦查机关认为，唐某在案发后趁场面混乱之际积极逃匿，符合“企图逃跑”的规定，应当予以逮捕。但是检察机关认为，唐某并不符合应当逮捕的社会危险性条件：一是唐某在杨某等人涉嫌组织一案中，起到的只是协助作用，不是该案的主犯；二是其在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积极指证其他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三是虽然在侦查机关尚未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时积极逃跑，但并不属于“企图逃跑”的规定，以犯罪行为实施后行为人呆在原地等候侦查机关将其抓获的“苏格拉底之死”式的“圣人”标准来要求一个生活于经验世界当中的世俗之人显然过于苛刻，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同样存有分歧的还有其他四项关于社会危险性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比如对连续作案、现实危险等如何理解，何为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社会秩序等。
在司法实践当中，对于法律规范所列举的五项社会危险性的判断，应当心存正义观念，目光不断往返于法律规范和案件事实之间，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寻求平衡。特别是对于公安机关来说，应当科学合理地设定考核项目，杜绝“不考核、不办案，一考核、乱办案”这一怪异现象的发生。在对具有社会危险性应当逮捕进行适用时，应当建立在一定证据或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而不是仅凭主观臆测。这就需要建立逮捕必要性证明制度，即侦查机关提请适用逮捕措施、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适用逮捕措施，除必须提供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证据外，还应当提供证明犯罪嫌疑人有逮捕必要性的证据。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只要具有社会危险性就要采取逮捕措施。比如，对一些罪行虽然比较严重，但主观恶性不大，有悔罪表现，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的，也可以不采取逮捕措施。”[4]这就要求司法者在对一般逮捕条件进行审查时，要注意并遵从逮捕必要性条件内在的层次性逻辑，正如有学者所指出，“必要性条件包括两个层次，首先是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其次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不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二者之间是一种层进关系，即在满足第一个层次的条件后，还需要满足第二个层次的条件。”[5]
三、迳行逮捕条件
刑诉法第79条第2款和刑诉规则第140条规定了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迳行逮捕的特殊条件。
（一）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案例二]2012年12月24日，李某（男）将陈某（女）骗至一荒山丛林处，采取捆绑、威胁手段强行与陈某发生性关系。事后，李某怕陈某报案先将陈某的双手和双脚捆住，再用绳子勒住陈某脖颈悬吊至树上，致陈某机械性窒息死亡。
该案例中李某的行为已触犯我国刑法第232、236条之规定，涉嫌故意杀人罪和罪。从刑法规定的法定刑来看，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所谓情节较轻，主要是指防卫过当致使他人死亡、出于义愤杀人等情况。李某的行为显然不符合“情节较轻”的规定，其量刑幅度应为“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况且，其还涉嫌罪，在之后为灭口而将被害人杀害，依据我国刑法第236条之规定，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两罪数罪并罚，刑期应当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对于犯罪嫌疑人李某应当予以批准逮捕不存在争议。但是，对于“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理解却存在争议。在司法实践当中，多数的侦查人员认为，只要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最高刑包括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就符合迳行逮捕条件，检察机关应当批准逮捕；而检察机关则认为，“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应当是根据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情节、造成的后果、归案后的表现等情况，综合各种因素，衡量其可能判处的刑罚。
当然，对于可能判处刑罚的衡量，只是一种刑罚预期的判断。这种以刑罚预期为标准的判断受到批判，如有人认为“采取刑罚预期的解释方式，该项规定不仅不能为司法实践提供一个明确的、可预测性的判断标准，反而会为办案人员留下太大的模糊空间。”并指出，应当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将其解读为：“最轻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6]该种观点，对于慎用逮捕措施、将逮捕作为一种最后的、迫不得已的选择来说，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将“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解读为“最轻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过于狭窄地限制了逮捕措施的使用。我们认为，根据实施犯罪行为的情节、造成的后果、归案后的表现等客观证据，即有一定的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便应对其批准逮捕。
（二）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
在实践当中，对于“身份不明”的理解以及对该类犯罪嫌疑人适用逮捕措施，基本不存在争议，存在争议的主要是对“曾经故意犯罪”的理解和适用。虽然说“再犯一般都表明罪犯具有较强烈的心理属性和较大的社会危险性，曾经故意犯罪的情况本身就已经表明了这种社会危险性的存在。”[7]但是，未成年时故意犯罪是否应当理解为该条规定的“曾经故意犯罪”？是不是只要曾经故意犯罪便应当对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类似问题在实践中存在争议。
[案例三]2013年3月4日，吴某在公交车上采取用刀片划破被害人上衣口袋的方式，扒得220元人民币，在公交车停靠站时下车逃匿，逃跑过程中被民警抓获。经查，吴某系1993年10月出生，曾于2010年8月实施盗窃，被判有期徒刑8个月，2011年4月刑满释放。2013年3月11日，公安机关以涉嫌盗窃罪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案例四]犯罪嫌疑人陈甲，1997年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2000年刑满释放后一直以开四轮车为生，2011年被某村聘为物管。2013年2月16日，陈甲伙同周某盗窃了邻居陈乙停放在老屋的两副棺材，经鉴定，被盗棺材价值4200元。彭州市检察院经审查，未对其批准逮捕。[8]
对案例三，侦查机关认为符合“曾经故意犯罪”的规定，应当逮捕。不可否认，单从该条文规定来看，李某确实曾经故意犯罪，应当逮捕。但是，对该条款不能断章取义机械地理解，而是应当将其放入整个法律体系中全面考量，“法律条文只有当它处于与它有关的所有条文的整体之中才显出其真正的含义……把它与其他的条文――同一法令或同一法典的其他条款一比较，其含义就明确了。”[9]其一，刑诉法第275条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虽然“但书”规定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可以进行查询，但是却不能将其作为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加以使用[10]。其二，吴某2010年8月初次犯罪时系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刑法修正案（八）》第6条对累犯制度做了修改，规定未成年时的犯罪不构成累犯，不得作为加重刑罚的依据，而对于逮捕这一强制措施来说，其严重程度显然低于刑罚，刑罚尚不可使用未成年时的犯罪记录，根据“举重以明轻”的解释原则，未成年时的犯罪记录当然不能作为对其适用强制措施――批准逮捕的依据。故此，对未成年时曾经故意犯罪的行为人，不得依据“曾经故意犯罪”迳行逮捕。
对案例四，从形式上看符合“曾经故意犯罪”的规定，应当逮捕。但是，上述案件的承办单位彭州市检察院认为，不能因犯罪嫌疑人曾经故意犯罪就认定他“永远是贼”，应审慎适用“应当逮捕”，根据涉嫌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悔罪表现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予以综合判断。只要犯罪嫌疑人不具有妨碍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危害和继续危害社会的现实可能，采取其他强制措施同样可以达到教育、挽救的目的。彭州市检察院考虑到陈某双亲都是残疾人，他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不予批捕”能让其从心底感受到法律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更容易让其改过自新。对其作出不予批捕的决定。彭州市检察院与市公安局联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规范“逮捕必要性”证明材料的规定（试行）》，其中便有“对于虽有故意犯罪前科，但本次属过失犯罪、轻刑犯罪，且犯罪后积极退赃、退赔，取得被害人谅解，确有悔罪表现或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情节，不予羁押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可不报请逮捕”的规定。
因此，对于“曾经故意犯罪”的行为人，不应当僵硬地依据法条的规定不加考虑地对其进行批准逮捕，而是要根据具体案情，采取从形式到实质、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思维对逮捕必要性进行审查。
四、违规转捕条件
刑诉法第79条第3款规定，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刑诉规则第100条、121条对刑诉法第79条第3款进行细化，通过封闭性的规则予以列举式的规定，明确了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应当予以逮捕的法定情形。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需要有一定的证据证明行为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不存在争议，但对是否需要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本身进行实质性审查，认识不一。
[案例五]2013年2月26日，刘某盗窃同宿舍员工iBm笔记本电脑一台、华为t8830手机一部，经鉴定，iBm笔记本电脑价值人民币1900元，华为t8830手机价值人民币710元，共计价值人民币2610元。a区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时，仅注明刘某因在B区实施盗窃被B区公安机关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6个月，再次实施盗窃行为时尚在监视居住期间。
检察机关受理该案后，要求对刘某监视居住的案卷材料进行审查；侦查机关认为，刘某在被监视居住期间违反监视居住规定，实施新的犯罪，符合刑诉规则第121条的规定，应当逮捕，刑诉法和刑诉规则等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要对监视居住本身进行实质性审查。
我们认为，虽然刑诉法和刑诉规则等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要对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本身进行实质性审查，但是，检察机关应当对其本身的合法性进行实质性审查。理由如下：第一，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刑诉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是指对侦查机关、审判机关的诉讼进行监督，包括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和刑事审判监督，而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作为侦查活动中重要强制措施，理应受到检察机关的监督。此外，2000年8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有关问题的规定》第3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办案部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工作的监督，……。”第二，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这是适用逮捕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这一前提条件存在，对行为人适用逮捕措施便是违法的，这就要求在违规转捕时必须对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进行实质性的审查。第三，如果不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本身的合法性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势必造成错捕，侵犯人权。一是公安机关在打击数量等目标考核之下，很可能将不构成犯罪的行为人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进而对其采取守株待兔般的等待，只要其违反相关规定便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二是，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以证据不足不捕的案件，公安机关往往对行为人进行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在不补充或根本无法补充构罪证据的情况下，只要行为人违反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规定便提请逮捕。这两种情况的存在，势必造成大量错捕案件发生，严重侵犯人权，损害司法公信力。
注释：
[1][意]艾柯：《开放的作品》，刘儒庭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2][德]康德：《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4页。
[3]张军、陈卫东：《新刑事诉讼法疑难释解》，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页。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认为，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79条规定虽然细化了“社会危险性”的情形，但五种排除标准都是模糊的“可能”性标准，司法实践中要绝对排除犯罪嫌疑人实施上述五种行为的可能仍然比较困难，对其认定完全取决于检察人员的主观判断，出于风险责任的考虑，这种“社会危险性”判断不具有实质意义。参见张兆松、范东卿：《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非羁押措施适用实证分析》，载《人民检察》2012年第12期。
[4]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页。
[5]向泽远：《修改后刑诉法的实施与审查逮捕》，载《人民检察》2012年第12期；樊崇义、张书铭：《细化逮捕条件，完善逮捕程序》，载《检察日报》，2012-04-16。
[6]吴宏耀、杨建刚：《逮捕条件的新发展：多元与细化》，载《检察日报》，2012-07-18。
[7]郎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最新修正版》，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91-192页。
[8]傅鉴、彭检、罗杰文：《彭州市检察院首建“逮捕必要性”证明机制》，，访问日期：2013-05-12。
监察法实施条例的意义篇5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最新版全文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管理，保证建设工程质量，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设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等有关活动及实施对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必须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
第三条 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依法对建设工程质量负责。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 从事建设工程活动，必须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坚持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的原则。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得超越权限审批建设项目或者擅自简化基本建设程序。
第六条 国家鼓励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提高建设工程质量。
第二章 建设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
建设单位不得将建设工程肢解发包。
第八条 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对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进行招标。
第九条 建设单位必须向有关的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提供与建设工程有关的原始资料。
原始资料必须真实、准确、齐全。
第十条 建设工程发包单位不得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不得任意压缩合理工期。
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建设工程质量。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施工图设计文件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审查。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制定。
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批准的，不得使用。
第十二条 实行监理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进行监理，也可以委托具有工程监理相应资质等级并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没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该工程的设计单位进行监理。
下列建设工程必须实行监理：
(一)国家重点建设工程;
(二)大中型公用事业工程;
(三)成片开发建设的住宅小区工程;
(四)利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组织贷款、援助资金的工程;
(五)国家规定必须实行监理的其他工程。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在领取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第十四条 按照合同约定，由建设单位采购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建设单位应当保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符合设计文件和合同要求。
建设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第十五条 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委托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没有设计方案的，不得施工。
房屋建筑使用者在装修过程中，不得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
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收到建设工程竣工报告后，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完成建设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
(二)有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
(三)有工程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进场试验报告;
(四)有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分别签署的质量合格文件;
(五)有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保修书。
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档案管理的规定，及时收集、整理建设项目各环节的文件资料，建立、健全建设项目档案，并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及时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移交建设项目档案。
第三章 勘察、设计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十八条 从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的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
禁止勘察、设计单位超越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勘察、设计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勘察、设计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
勘察、设计单位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所承揽的工程。
第十九条 勘察、设计单位必须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设计，并对其勘察、设计的质量负责。
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等注册执业人员应当在设计文件上签字，对设计文件负责。
第二十条 勘察单位提供的地质、测量、水文等勘察成果必须真实、准确。
第二十一条 设计单位应当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建设工程设计。
设计文件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设计深度要求，注明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第二十二条 设计单位在设计文件中选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应当注明规格、型号、性能等技术指标，其质量要求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除有特殊要求的建筑材料、专用设备、工艺生产线等外，设计单位不得指定生产厂、供应商。
第二十三条 设计单位应当就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向施工单位作出详细说明。
第二十四条 设计单位应当参与建设工程质量事故分析，并对因设计造成的质量事故，提出相应的技术处理方案。
第四章 施工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二十五条 施工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工程。
禁止施工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或者以其他施工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禁止施工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工程。
施工单位不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工程。
第二十六条 施工单位对建设工程的施工质量负责。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质量责任制，确定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和施工管理负责人。
建设工程实行总承包的，总承包单位应当对全部建设工程质量负责;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设备采购的一项或者多项实行总承包的，总承包单位应当对其承包的建设工程或者采购的设备的质量负责。
第二十七条 总承包单位依法将建设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分包单位应当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对其分包工程的质量向总承包单位负责，总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对分包工程的质量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十八条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不得偷工减料。
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发现设计文件和图纸有差错的，应当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九条 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和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检验应当有书面记录和专人签字;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第三十条 施工单位必须建立、健全施工质量的检验制度，严格工序管理，作好隐蔽工程的质量检查和记录。隐蔽工程在隐蔽前，施工单位应当通知建设单位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第三十一条 施工人员对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应当在建设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监督下现场取样，并送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质量检测单位进行检测。
第三十二条 施工单位对施工中出现质量问题的建设工程或者竣工验收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应当负责返修。
第三十三条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对职工的教育培训;未经教育培训或者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第五章 工程监理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第三十四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担工程监理业务。
禁止工程监理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或者以其他工程监理单位的名义承担工程监理业务。禁止工程监理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担工程监理业务。
工程监理单位不得转让工程监理业务。
第三十五条 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不得承担该项建设工程的监理业务。
第三十六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代表建设单位对施工质量实施监理，并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
第三十七条 工程监理单位应当选派具备相应资格的总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工程师进驻施工现场。
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不得在工程上使用或者安装，施工单位不得进行下一道工序的施工。未经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建设单位不拨付工程款，不进行竣工验收。
第三十八条 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工程监理规范的要求，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对建设工程实施监理。
第六章 建设工程质量保修
第三十九条 建设工程实行质量保修制度。
建设工程承包单位在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时，应当向建设单位出具质量保修书。质量保修书中应当明确建设工程的保修范围、保修期限和保修责任等。
第四十条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建设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
(一)基础设施工程、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
(二)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5年;
(三)供热与供冷系统，为2个采暖期、供冷期;
(四)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为2年。
其他项目的保修期限由发包方与承包方约定。
建设工程的保修期，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第四十一条 建设工程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问题的，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并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二条 建设工程在超过合理使用年限后需要继续使用的，产权所有人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勘察、设计单位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加固、维修等措施，重新界定使用期。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三条 国家实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对全国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第四十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四十五条 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组织稽察特派员，对国家出资的重大建设项目实施监督检查。
国务院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对国家重大技术改造项目实施监督检查。
第四十六条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可以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具体实施。
从事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的机构，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考核;从事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的机构，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考核。经考核合格后，方可实施质量监督。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的单位提供有关工程质量的文件和资料;
(二)进入被检查单位的施工现场进行检查;
(三)发现有影响工程质量的问题时，责令改正。
第四十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责令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第五十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支持与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碍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第五十一条 供水、供电、供气、公安消防等部门或者单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购买其指定的生产供应单位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第五十二条 建设工程发生质量事故，有关单位应当在24小时内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报告。对重大质量事故，事故发生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事故类别和等级向当地人民政府和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特别重大质量事故的调查程序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建设工程的质量事故、质量缺陷都有权检举、控告、投诉。
第八章 罚则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勘察、设计、施工单位或者委托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的，责令改正，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肢解发包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零点五以上百分之一以下的罚款;对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的项目，并可以暂停项目执行或者暂停资金拨付。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的;
(二)任意压缩合理工期的;
(三)明示或者暗示设计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降低工程质量的;
(四)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的;
(五)建设项目必须实行工程监理而未实行工程监理的;
(六)未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的;
(七)明示或者暗示施工单位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
(八)未按照国家规定将竣工验收报告、有关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送备案的。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未取得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组织竣工验收，擅自交付使用的;
(二)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的;
(三)对不合格的建设工程按照合格工程验收的。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未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移交建设项目档案的，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工程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勘察、设计单位或者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或者监理酬金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依照前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吊销资质证书，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以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和监理酬金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六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处合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对施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零点五以上百分之一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工程监理单位转让工程监理业务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合同约定的监理酬金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勘察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的;
(二)设计单位未根据勘察成果文件进行工程设计的;
(三)设计单位指定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生产厂、供应商的;
(四)设计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的。
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使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或者有不按照工程设计图纸或者施工技术标准施工的其他行为的，责令改正，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的，负责返工、修理，并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未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和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或者未对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取样检测的，责令改正，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施工单位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责令改正，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对在保修期内因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七条 工程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的;
(二)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按照合格签字的。
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承担该项建设工程的监理业务的，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没有设计方案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房屋建筑使用者在装修过程中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前款所列行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条 发生重大工程质量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报告期限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供水、供电、供气、公安消防等部门或者单位明示或者暗示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购买其指定的生产供应单位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责令改正。
第七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监理工程师等注册执业人员因过错造成质量事故的，责令停止执业1年;造成重大质量事故的，吊销执业资格证书，5年以内不予注册;情节特别恶劣的，终身不予注册。
第七十三条 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单位罚款处罚的，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单位罚款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四条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五条 本条例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由颁发资质证书的机关决定;其他行政处罚，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决定。
依照本条例规定被吊销资质证书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七十六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十七条 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的工作人员因调动工作、退休等原因离开该单位后，被发现在该单位工作期间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造成重大工程质量事故的，仍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七十八条 本条例所称肢解发包，是指建设单位将应当由一个承包单位完成的建设工程分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不同的承包单位的行为。
本条例所称违法分包，是指下列行为：
(一)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的;
(二)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中未有约定，又未经建设单位认可，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部分建设工程交由其他单位完成的;
(三)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的;
(四)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再分包的。
本条例所称转包，是指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给他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其他单位承包的行为。
第七十九条 本条例规定的罚款和没收的违法所得，必须全部上缴国库。
第八十条 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设活动，不适用本条例。
第八十一条 军事建设工程的管理，按照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十二条 本条例自之日起施行。
附：刑法有关条款
第一百三十七条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质量八大原则原则1：以顾客为关注焦点
原则2：领导作用
原则3：全员参与
原则4：过程方法
原则5：管理的系统方法
原则6：持续改进
监察法实施条例的意义篇6
论文摘要监察法规是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监察行为规范化的依据。为保障监察机构的正常稳定运作，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很早就将监察法规的制定作为立法重点。如汉代的《刺史六条问事》、唐代《巡察六条》、元朝《设立宪台格例》等都是重要的有代表性的监察法规。监察法规的制定使监察机构的活动逐步法律化、规范化，这不但对监察机构正确的行使职权有促进作用，能够做到纠而有据，劾而有理，并且对监察官员有较强的约束。中国古代的监察法规经历了一个从零散到形成独立体系的过程，可以说封建监察法规是十分严密的。
论文关键词监察法规刺史六条问事元朝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随着历史的演进逐步发展，渐渐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这些监察类法规规定了监察机构的设立、监察活动的法律依据以及监察官吏的职权、责任和纪律等。中国古代较早的且具有法律性的监察制度是汉初制定的《监御史九条》豍《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武帝元丰五年初置部刺史。”因此汉武帝制定了《刺史六条问事》，为之后监察法规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并且影响深远。隋唐时期颁布的监察法《刺史巡察六条》与《巡察六条》在沿袭并继承汉代的《六条问事》基础上，又作了重大改革，使封建社会的监察法规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元明清三代的统治者对于监察立法的重视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分别制定了专门性的中央监察法。以清朝制定的《钦定台规》为例，《钦定台规》不仅是以皇帝名义颁布的单行监察法规，而且是古代封建社会监察法中内容最为全面的监察法规。
一、汉隋唐时期的监察立法——“六条诏书”的发展
（一）汉代“刺史六条问事”
汉武帝时期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地方监察法规，即“刺史问事六条”。规定对地方官吏按以下六条监察。
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两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似，旁诏守利，侵渔百姓。三条，两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两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两千石子弟恃怙荣市势，请托所监。六条，两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豎。
六条以皇帝的诏令颁布，所以又称“六条诏书”。第一条是针对地方上的豪强大族。其没有直接规定惩治诸侯王，但范文澜指出：“六条外还有不成文的一条，就是考察国王，有罪状便奏闻。不法的国王因此受到惩罚。”豏诏书的其余五条针对的是贪赃枉法的两千石郡国长吏。如周乘“为交趾刺史，举奏二郡秽浊，太守属县解印绶弃官者四十余城”。豐“六条”虽然内容简略，但指明了当时监察的重点是地方，监察的主要对象为郡守和强宗豪右，从而限制他们互相勾结不利于中央集权。同时，“六条”限制了监察人员的职责范围，即不得超出“六条”，否则要受罚。所以说“六条问事”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地方监察法规。
（二）隋朝的“刺史巡察六条”
隋统一后，隋炀帝恢复了对地方的巡察，同时制定了新的监察法规——“巡察六条”。其内容是：
一条，察品官以上理政不能。二条，察官人贪财害政。三条，察豪强奸滑，侵害下人，及田宅逾制，官司不能禁止。四条，察水旱虫灾，不以实言，枉征赋役，及无灾妄蠲者。五条，察部内贼盗，不能穷逐，隐而不申。六条，察德行孝悌，茂才异性，隐而不贡者。
尽管隋朝的“刺史巡察六条”继承了汉朝的“刺史六条问事”，但内容上有重大修改。首先，“巡察六条”将监察对象扩大到“品官以上”，从而使监察机构的触角深入到基层政权。其次，“巡察六条”不仅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还强调考察地方官吏的理政能力，例如对水旱虫灾的报告。最后，“巡察六条”重视检查地方官吏对重大问题是否“隐而不申”，即检查下情是否能上达，目的是保证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监控。隋朝是我国监察制度的转折点，此后，我国监察制度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唐朝。
（三）唐朝的“巡察六条”
唐初将全国划分为十道监察区，设十道巡按，以“六条问事”：
一条，察官人善恶。二条，察户口流散，籍帐隐没，赋役不均。三条，察农桑不勤，仓库减耗。四条，妖猾盗贼，不事生业，为私蠹害。五条，察德行孝佛，茂才异等，藏器晦迹，应时用者。六条，察黯吏豪宗兼并纵暴，贫弱冤苦不能自申者。
唐代的“巡察六条”比隋朝内容更加具体，如户口、地方财政收入、德行孝佛等都在监察之内。然而唐代地方监察的重点已从政治监察为主逐步转向政治、经济并重，经济监察的成分超过了前代。但是与监察机构相比唐代监察法规的发展十分缓慢。“巡察六条”虽然对“刺史问事六条”作了修订，但内容仍然十分简略，主要局限于阐述监察地方的职权，其形式也没有跳出汉代“刺史六条问事”的框架，并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监察法规，严重影响了监察制度的发展。
二、元时期的监察立法——封建监察法规的完善
（一）元朝监察体制的进步
元朝之前还没有制定出一部全国性的监察法规，例如汉代《刺史六条问事》、唐代《巡察六条》，这些法规主要是地方监察条例，其内容简略。直至元朝，侍御史高鸣主持制定了《设立宪台格例》，随后不断完善监察法规，第一次使监察制度得到国家法律保障。同时，为明清监察法规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
1.中央监察立法——效力针对于御史台
元政府在御史台的建设上可谓不遗余力，而且对于监察机构相配套的行为规范及监察立法同样极为重视。《设立宪台格例》是其在建立御史台后颁布的较有代表性的一部，目的是规范中央御史台的监察行为，其后又陆续颁布了若干法律规范。此处重点讲一下《设立宪台格例》，其是元代较早的一部监察法律规范，是元代御史行使监察权的基本法。它颁行于至元五年，主要针对中央御史台监察职能运行作出规范。而具体内容囊括了司法、行政、经济、军事等活动的监察，是较为全面的立法。从《设立宪台格例》中可以看出，御史台中的监察御史需要承担一部分地方监察的职责，这其中就包括：地方行政监察、地方经济财政监察、地方司法监察、地方军事监察等。除此之外，元朝中央监察法律规范还有《监察则管体察》、《台察咨禀等事》等。
2.地方监察立法——规范行御史台与诸道察司的监察法规
首先，《行台体察等例》颁布于至元十四年，是一部专门针对行御史台监察事项进行规定的法律规范。它参照《设立宪台格例》，对行御史台的监察对象、职责范围和监察事项等作出了相对具体的规范，内容较为完备，是一部较为完整的地方监察法规。其次，至元六年立按察司时颁布的《察司体察等例》，主要规定了按察司的职责。其内容包括监察地方官员职官犯罪、督捕谋反叛乱、强窃盗贼人员等。在《察司体察等例》中，按察司被朝廷赋予了广泛的监察权。除了以上这些地方监察法规以外，元代还颁布了《体察行省官吏》、《察司巡按事理》等监察法规。这些监察法规，实体与程序并重，是元代监察法律体系完备性的实例和缩影。
3.元朝监察法规的特点
首先，元朝以宪纲的形式对中央监察主体的行为进行法律规范，规定了监察的职责、对象、纪律以及奖惩情况。以宪纲的形式规范监察制度，在中国监察立法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说明中国的监察制度和立法在向前发展，监察制度在逐步走向完善。
其次在立法制度上有所创新，实现了系统化的监察立法。直接以皇帝名义颁布的《设立宪台格例》把监察法规提到相当高的地位，弥补了中央监察立法空白，这部法律可以说是元代监察法规中的“根本法”，确立了元代的监察立法指导思想。而《行台体察等例》、《察司体察等例》等法规都是以《设立宪台格例》为根本，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具体规定，从而形成了系统的监察立法。
（二）评价：元朝监察体系形成原因
1.元朝从中央到地方监察体系的形成，是和元朝统治时期特殊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元朝统治者在立法的指导思想和立法形式上受前代的影响相对减少，并不拘泥于前代的立法格式，加之“南北异制，事类频繁”，豓元统治者为了统治一个庞大多民族国家，便采取了更加灵活实用的立法方式。
2.元朝监察立法完善的另一个原因是始终不信任汉族出身的官吏，并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元朝政权是以蒙古族为权力核心的统治集团，在生产方式、风俗文化等方面与其统治区内的汉族百姓差异较大，因此需要重用汉族官员以稳定中央政权对地方的统治。为了加强对汉族官员的控制，元建国初期颁布了繁多的监察法规，这也是元朝统治者制定全面、严密且系统的监察法律的原因。总之，元朝的监察立法在中国古代监察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明清时期监察法制具有深远的影响。
三、古代监察法规对当今社会的启示
监察法实施条例的意义篇7
论文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诉讼监督检察机关贯彻
今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这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此次修法内容很广,变动很大,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进一步彰显司法文明。检察机关是刑事诉讼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刑事诉讼法的执行主体,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进一步确立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的地位,更加完善了检察机关的各项诉讼监督职能,同时对检察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赋予了新期待,给检察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一、新刑事诉讼法对诉讼监督职能的完善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进一步完善和加强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职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赋予检察工作新的内容与要求
新刑事诉讼法直接涉及到检察机关的条款有近80条,强化了检察机关履行诉讼监督的职责,扩充了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范围和内容,将刑事侦查活动、审判活动以及刑罚执行活动全面纳入法律监督的范围,规范及健全了各项监督程序、机制。例如,规定检察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进行监督,对死刑案件复核提出意见,对暂予监外执行、减刑、假释等提出书面意见等等;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增设了“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为了保证强制医疗程序的正确适用,维护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强制医疗程序中设置法律援助和法律救济程序,同时要求“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
(二)突出保障各诉讼参与人的人权
新刑事诉讼法突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维护公平正义,有多条条款着力保障各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知情权、表达权以及控告申诉权。还遵循“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这一基本诉讼规律,赋予嫌疑人、被告人方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权,明确了该项权利具体的行使程序。并制定专门程序对特殊性质案件或特殊对象的刑事诉讼活动作出具体规定,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如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程序、和解程序、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暴力行为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这些程序规定均强调了人权保障。
(三)体现“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宽严相济,是党中央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形势下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它对于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犯罪、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关于特定范围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增加了对未成年人专门诉讼程序的章节以及关于实施暴力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对于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应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等等,均体现了“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的精神,确保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
(四)增加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手段及方式
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检察机关履行诉讼监督职责,往往因缺乏监督手段或者监督手段不得力而影响监督实效。新刑事诉讼法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理论研究成果,对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活动进一步明确方式和程序,增加了诉讼监督手段。例如,为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显然,发现违法行为是纠正违法行为的前提,要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首先要保证检察机关的知情权和调查权,因此授权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非法取证行为进行调查核实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为了改变实践中监督滞后的情况,也为了保障检察机关的知情权,立法明确有关机关在采取某种诉讼行为或者作出诉讼决定时,要将相关行为或者决定同时告知检察机关,例如,要求“监狱、看守所提出暂予监外执行的书面意见的,应当将书面意见的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决定或者批准机关提出书面意见”,还规定检察机关提出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后,“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等等。
二、检察机关贯彻执行新刑事诉讼法的路径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检察权的运作承前启后,诉讼监督活动贯穿始终,因此检察机关大力推动新刑事诉讼法贯彻实施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为更好地贯彻执行新刑事诉讼法,检察机关需要进一步拓展工作思路,从以下几方面积极应对:
(一)观念先行,积极转变执法理念
新刑事诉讼法强调打击犯罪又保障人权,在第二条款即明确指出“尊重和保障人权”,并有许多具体规定加以跟进,包括监视居住、拘留、逮捕后要依法及时通知家属,不得在办案区内监视居住,拘留、逮捕以后立即移送看守所等措施,都体现了这一基本原则。在以往偏重打击与惩罚的执法形势下,人权理念的导入是顺应世界趋势、时代潮流及司法文明的一大进步,有利于指引执法人员走出执法误区,更新执法理念。转变思想,应立足于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统筹处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立足于中国国情,解决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切实推进我国刑事司法的进步。新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许多条文都是近年来司法实践及改革成果的总结和提升,很多内容并不陌生,但当这些实践经验上升为法律时,其在实践中的随意性、不规范性、不统一性必然受到限制和法律的约束,如今“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检察人员应加强学习新刑事诉讼法,在学习与实践中把思想统一到立法的宗旨上,统一认识,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
(二)创新机制,探索特色执法行为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对诉讼监督行为作了诸多规定,但作为“小宪法”的刑事诉讼法不可能对所有执法行为、环节面面俱到,大部分只作原则性规定,而且中国地域宽广,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有差异,在法律统一实施的原则下,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更为全面具体的实施细则或者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各个检察机关亦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在不违背立法宗旨的前提下积极创新机制,完善监督方式方法,开展有特色的执法行为。例如,刑事诉讼法修改扩大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范围,包括强制医疗和社区矫正活动的监督,以及对侦查机关扣押和冻结财产的纠正和监督,这些都是新内容新任务,需要检察机关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研究方式方法,并对相应程序予以细化。又如,法律规定对未成年人严格适用逮捕措施,尽可能适用取保候审措施,对没有保证人、也不能交纳保证金的,如何适用取保候审,也不可能采用一刀切的运作模式,而应因地制宜、因人而异。
(三)模式转变,规范执法行为
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检察机关的办案模式提出了新要求,这也是检察机关面临的新挑战。以往办案模式中,侦查以口供为中心,审查逮捕、以书面材料为中心,法庭审理以公诉为中心等,现根据新刑事诉讼法,上述有弊端的旧办案模式将被改变,实践中不能依赖口供定案,更不能采取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审查逮捕时,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及询问被害人、证人的条件;提起公诉时,将案卷材料、证据材料一并移送人民法院,而非过去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法院审理时,规定了证人出庭的问题,由于现阶段还很难实现证人全面出庭,因此此次修订结合实际情况确立了“必要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规定了在几种情况下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四)内外监督,防止滥用权力
新刑事诉讼法进一步扩大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职权和诉讼监督权,但必须明确有权力就必须要有监督的理念,权力和监督是相互关联的。检察机关既要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手段,同时又要防止滥用权力,必须形成内外监督合力。一方面,可以通过检察机关内部的规范化建设,建立规范化管理体系,明确执法过程和环节,强调流程控制,在内部审批权限及办案流转期限等方面作出更为严格的限定,同时加强案件质量评审,提高案件质量。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建立及健全自侦案件逮捕权上提一级及人民监督员等制度加强上级检察机关以及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监督。同时,检察机关应当及时通过司法解释将亟待明确的问题细化,对权力行使进行相应的规范。
监察法实施条例的意义篇8
权利救济程序
劳动监察
劳动争议处理
内容提要:劳动基准法虽具公法性质，但亦属于公私法交融的第三法域，其义务主体为用人单位，而权利(力)主体则有劳动者和国家。当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基准义务时，劳动者实体权利的救济程序则有劳动监察程序和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劳动监察与劳动争议处理这两种救济程序存在一定的重合，而这种重合导致了程序冲突，需要在立法上进行协调。
一、劳动基准法的双重属性和权利主体
(一)劳动基准法兼具公私法性质
广义劳动基准包括两种：一是劳动条件(如工资、工时、劳动安全卫生等)水平的标准，二是劳动关系运行规则的标准，即强行性劳动关系运行规则。[1]狭义劳动基准仅指劳动条件基准，即国家以劳动基准法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给劳动者的最低劳动条件。本文取其狭义。劳动基准作为法定最低劳动条件标准不容用人单位降低，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条件可以等于或高于而不得低于此标准的要求。这种最低劳动条件标准不得由劳动合同或集体合同约定，也不得由内部劳动规则规定，而必须由国家法律强制规定，用人单位必须遵照执行。
作为国家抑制社会弊病发生而进行的预防性立法，劳动基准法体现了公权对劳动条件的介入和干预。由于劳动基准具有强行性和法定性的显著特征，体现了国家公权的直接干预，对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基准的行为也主要是由劳动行政部门进行行政处罚，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劳动基准法属于行政法一类的公法。[2]这种将劳动基准法归属于行政法范畴的观点是否恰当，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如同劳动法的其他部分一样，劳动基准法既有公法属性，亦有私法属性，体现了公私法交融的第三法域的特征。[3]理由如下：
1.劳动基准是国家对私法性劳动契约的强制干预而非直接取代
考察劳动基准的产生和发展不难得知，劳动基准本质上作为最低劳动条件的标准，是立基于私法性劳动契约关系的，是国家对私法性劳动契约关系运行在一定程度的干预，而非对私法性劳动契约的直接取代。因为劳动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原本可依当事人双方合意而为之，即按照私法自治原则运行。如果双方能够依此达成关于劳动条件比较公平合理的合同条款，则无需第三方介入。然而，由于社会化大生产下生产资料占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劳动关系双方主体地位强弱差别较大，片面追求意思自治则容易造成强势者压榨弱势者，使得约定之劳动条件过于有利于强势者，而致弱势者沦落到生存挣扎的底线上。因此，基于维护广大弱势者的生存权进而维护社会安全的需要，国家对劳动关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强制性地从强势者那里“剥夺”一部分利益给弱势者，从而改善弱势者的劳动和生存条件。但是，这种干预并不是对劳动关系的全面干预，也不是对劳资双方意思自治的取代，只是为防范在私法自治过程中出现重大利益不平衡而激起社会矛盾时才适用之。可见，劳动基准的原始意图乃维系劳动契约关系在劳动者可以体面劳动和尊严生存的基础上运行。
因此，为规范劳资双方意思自治而设的劳动基准，与为规范行政主体而设的行政法相比，在立法旨趣上大相径庭。我们知道，行政法以规范行政主体依法行政为核心内容，行政主体的任何行政行为或行政决定，皆须有行政法上的依据，不得出现职权行使与行政法相悖的情况，否则造成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相对人即可寻求行政法上的权利救济。而劳动基准法所规定的工资、工时、休息休假、安全卫生等劳动条件，却大多是指向劳资双方的，即规定劳动者享有其中之权利，用人单位承担对应之义务。当然，劳动基准法也规定了劳动行政部门所承担的行政职责和职权，但不能因为劳动基准法中含有一点行政法的内容就将之归为行政法。类似的法律属性亦体现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环境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中。如何调整消费者与厂商、环境侵权人与环境受害者、劳动契约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本属于私法自治的范畴，但同样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量，国家公权力也强行介入这些社会关系。显然，我们不能将这些公私法交融的法律都归属于行政法范畴。
而且，劳动基准所规定的法定权利义务也是私法性劳动契约的“保底”内容。国家制定强行性的劳动基准，划定劳资双方合意的底线，限制双方合意的内容，并不是排除用人单位的意思自治。换言之，劳资双方关于劳动条件的约定并不是统统无效，而只是低于此劳动基准的约定无效，国家并不禁止甚至支持劳动者通过协商获得更为有利的劳动条件。因而在下列情况下，劳动基准可以自动转化为私法性劳动契约的内容：第一，私法性劳动契约约定的标准低于劳动基准的，该约定无效，劳动基准自动成为劳动契约内容的一部分；第二，私法性劳动契约没有明确约定的事项，自动受到劳动基准的规范和约束。由此可见，劳动基准的公法效力与私法效力兼备，公法性的劳动者保护规定可直接转化为雇主的私法性劳动契约义务。
2.劳动基准本身就是国家干预下劳资协商的结果
劳动基准是国家对劳动者所必须拥有的基本保障而制定的最低保护标准，究其本质乃是对劳动关系双方利益的分配。从本源来看，劳动基准所体现的利益分配其实就是劳资双方协商或斗争的结果。一直以来，由于劳资双方的现实强弱以及由此导致利益获得上的巨大差距，需要国家对劳资双方利益分配进行干预。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劳动基准对劳动者利益的倾斜分配应当有一个合理限度，不可矫枉过正，以免造成新的劳资双方利益不均衡。如果随意提高劳动基准，将使用人单位用工成本上升，并可能导致用人单位因为缺乏竞争力而陷入经营困境，进而减少雇用人数。因此，如何才能制定较好平衡劳资双方利益的劳动基准呢？合理的做法应当是在国家主导下由劳资双方协商确定。其实，在西方国家中，劳动基准的制定模式虽有不同，但无论是斗争模式、多元放任模式、协约自治模式还是统合模式，[4]其基础仍然是劳资协商，在此基础上才是国家干预。例如，从日工作十几小时到日工作八小时的跨越，从各种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到最低工资标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发展等，都是劳资双方不断协商、不断斗争和不断妥协的结果。又如，在现今德国，关于最低工资的法制设计，事实上已被劳资团体协约所取代，而国家仅采取“司法得以审查工资之合理性”的干预措施。[5]
当然，“大政府、小社会”一直是我国社会的传统政治架构，而社会中间层不完善、社团组织不发达、工会和雇主组织的功能还远未展现、缺乏劳资自治和协商的环境等就是我国的现状。因此，在这样的国情下，国家在劳动关系中处于绝对优位，完全取代了劳资协商直接制定劳动基准。但是，如此制定出来的劳动基准常常不为劳资双方所接受，标准的高或低一直是我国社会争议的热点问题。
3.劳动基准是国家倾斜保护劳动者利益并进而维护社会利益的手段
国家通过劳动基准这种调整手段对劳动者进行倾斜保护并维护社会利益，体现了第三法域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基本特征。有学者认为，私法以个人利益为本位，公法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第三法域则以社会利益为本位。[6]在现代社会，要在劳动领域中确保劳动者的应有尊严，确保劳动者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像人那样体面生活，这并不是调整平等(横向)关系的私法的基本功能，亦不是调整不平等(纵向)关系的公法所能担当，只有以实现社会实质平等、维护社会安全、促进社会均衡发展为其宗旨的第三法域的相关制度才能解决。对弱者的倾斜保护可以促进社会实质公平理念的实现，达致社会利益的增进。正如美国学者罗尔斯指出的，只有对处于最不利地位者给予更大、更多的帮助、扶持与照顾，才能使人们在结果上趋于平等，也才符合“社会正义原则”。[7]劳动基准对于劳动者权利和用人单位义务的法定设置，其本质就是一种利益的分配过程，目的在于实现社会正义，进而使社会财富平等分配的设想可能达成。这种利益分配完全是根据社会弱势群体的特点而制定的，其维护的既不是纯粹的国家利益，也不是纯粹的个人利益，而是整个社会的利益。
(二)劳动基准法的权利(力)主体
如果仅从行政法意义上来理解劳动基准法，就会认为劳动基准法律关系乃国家与用人单位的权力义务关系。其中，用人单位是行政相对人，也即劳动基准法律关系中的义务主体，国家是劳动基准法律关系中的权力主体，而劳动者仅为用人单位义务履行的受益主体，劳动者从劳动基准法中所获利益只是一种利益反射。[8]例如，黄越钦教授就认为：“劳动基准法为‘政府’对劳动条件干预、介入之法，故为行政法，对劳动基准法主管机关之行政处分，则依诉愿、行政诉讼程序救济。”[9]在国家仅为劳动基准中唯一权力主体的情况下，国家行使劳动行政管理权，监督用人单位遵守劳动基准，劳动者实体权利的救济程序就仅为劳动监察。而前文已经阐述，劳动基准法应属公私法交融的第三法域，兼具公法和私法的属性。因此，不能仅从公法的角度去理解劳动基准法中的实体权利及其救济程序，而应当从第三法域的视角来寻求答案。劳动基准法上的义务人恒定为用人单位，这毋庸置疑，但其对应的权利(力)主体仅为国家吗？笔者认为，由于劳动基准公私法交融的特征，决定了其权利(力)主体有二，即国家和劳动者。
1.在劳动基准法中，为何劳动者是权利主体？
劳动关系的主体恒定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劳动基准法中，用人单位的义务履行所带来的利益绝对归属于劳动者，最低工资、最高工时、休息休假等权利的享有者只能是劳动者。而劳动者对这种基本权利的享有仅仅是一种利益反射的结果吗？笔者认为，劳动者获得这些最低标准的劳动条件是其体面劳动和尊严生存所必需的，因而这些基本权利是与劳动者须臾不可分离的。事实上，劳动者在劳动基准法中这种权利人地位自工业化革命开始就有，只是其权利内容随着劳资协商或斗争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而且，劳动基准法所规定的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是国家和用人单位必须保障的人权。若用人单位不履行义务，则劳动者作为权利人有权请求其履行之或请求国家执法机关强制其履行。劳动者这种权利主体地位还可以从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基准的法律责任中得到进一步确认。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就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基准义务的，除了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外，还需承担对劳动者的赔偿责任。
另外，如果劳动基准本身就是劳资双方协商或斗争的结果，国家仅仅是在立法或司法审查中予以确认，那么，劳动者享有劳动基准法中的权利就更不是因为国家有权机关作出了规定而导致的利益反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作为劳动基准法中的权利人就直接与义务人——用人单位——相对应，用人单位负有如下义务：让劳动者享有双方协商确定的劳动基准中所规定的权利。
2.在劳动基准法中，国家何时才是权力主体？
虽然国家的强行介入使劳动基准法律关系多元化，但笔者认为，只有在国家对用人单位进行监督、查处的时候，国家才成为权力主体。与此同时，用人单位负有容忍、配合劳动监察机构的监察并接受处罚等义务。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劳动基准法才具有强烈的公法色彩，并表现在国家作为权力主体对义务人实施劳动基准情况的监督和查处上。因为劳动基准法的贯彻实施，不能仅仅依靠劳动者的请求或用人单位的自愿，更有赖于国家行政力量的公力介入，以公权力的行政监察为威慑力。若义务主体不履行义务，则国家可以强制其执行，并对违反行为予以行政查处。因此，只有在行政执法机构对用人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处罚的时候，劳动基准法所具有的行政法特征才彰显出来。
总之，作为义务主体的用人单位，必须提供不低于劳动基准的劳动条件；如果违反，则其行为侵害了劳动基准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依法应承担否定性的法律后果。由于劳动基准法公私法交融的特征，其权利(力)主体呈现二元化，因此，责任主体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时，不仅需面对国家，还需面对劳动者。对国家所承担的主要为公法上之责任，对劳动者所承担的主要为私法上之责任。
二、劳动基准法中权利的双重救济程序及其重合
(一)权利人的实体权利救济程序
1.国家——刑事追诉程序和劳动监察程序[10]
有权利必有法律救济，有法律救济则必有相应程序。首先，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基准法，情节严重的，须承担刑事责任，由国家检察机关对其进行刑事追诉。例如，《劳动法》第92条、第101条就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其次，行政执法机构监督、检查、处罚用人单位，用人单位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为行政责任。虽然对于行政责任的承担主体还有不同的观点，[11]但在劳动基准法中，如果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基准的行为尚不足以给予刑事处罚时，则一般会招致行政处罚，这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在我国，行政处罚主要由劳动监察机构负责执行，也可由工商、公安等部门的相关机构执行，具体的执法措施包括警告、罚款、责令支付赔偿金、责令改正、责令停产整顿、责令限期缴纳、暂扣或者吊销营业执照、行政拘留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措施。因此，如果用人单位的行为违反了劳动基准，国家可以通过刑事追诉和劳动监察的救济程序来保障权利人的实体权利。
2.劳动者——劳动监察程序和劳动争议处理程序
(1)劳动监察程序
当用人单位不履行劳动基准义务时，常由劳动行政部门代表国家对违法的用人单位进行检查、纠举并给予惩罚，直接强制其履行法定义务。当然，劳动行政部门并不总是主动实施劳动监察，很多时候是应劳动者的请求而为之。因此，劳动监察作为一种国家责任，劳动者可以请求劳动行政部门实施，并在劳动行政部门对用人单位的检查、纠举、处罚中获得权利救济。由于劳动监察属于行政执法和行政监督的范畴，是行使行政权力的具体行政行为，加之劳动监察的执法对象在劳动关系中只是用人单位，因此劳动者在整个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是隐性的。劳动监察这种救济手段对劳动者而言并非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但劳动者在劳动基准法中所享有的权益却通过国家公权力得到了切实保护。例如，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实施劳动监察的事项涉及劳动基准的主要有：用人单位遵守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情况、用人单位遵守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的情况、用人单位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用人单位遵守支付劳动者工资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等。由此可见，劳动监察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为保障劳动基准的实现而开展的。
由于作为行政执法的劳动监察可以降低劳动者的维权成本，快捷地纠正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基准的行为，是有效维护劳动者权益的重要手段，因此，前去劳动行政部门请求协助，往往是劳动者的第一选择。
(2)劳动争议处理程序
与劳动监察程序不同，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以私法性劳动契约为基础。[12]当事人因私法性劳动契约而发生劳动争议，可循法定途径请求劳动争议处理机构依法居中公断。这是因为，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基准，需要对劳动者承担侵权或违约责任，而劳动者则可以通过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获得救济。
依循“权利—义务—责任”的归责分析框架进行考察可知：首先，在劳动基准法中，劳动者享有法律所赋予的最低工资、按期获得足额工资、最高工时、提供足以保障生命健康的安全卫生条件等项权利，由此用人单位负有相当的拘束义务，以确保劳动者权利之享受。如果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基准，必然侵害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是对劳动者的生存权、健康权以及人格尊严权等权利的极大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次，劳动基准是私法性劳动契约的“保底”内容，对劳动基准的违反同时也是对劳动契约的违反，因为在劳动基准中，公法性权利义务和私法性权利义务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可能。作为义务主体的用人单位，应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让作为权利主体的劳动者获得基本的生存和工作保障。当然，劳资双方可以通过约定更高水平的利益而更改劳动基准。这种约定所产生的义务，用人单位也须遵照执行。可见，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基准义务所承担的民事责任不仅有侵权责任还有违约责任。
然而，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常常忽略了用人单位在劳动基准法上应当承担的侵权或违约责任，进而也忽略了劳动者通过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获得救济的权利。例如，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在很多时候仅规定了用人单位的刑事或行政责任，而忽略了其民事责任。又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劳动基准法”就没有在罚则中规定雇主的民事责任。究其原因在于，劳动基准法中国家干预劳动关系的公法色彩太过突出，使之常常掩盖了私法色彩。立法者只注意到了在公法领域追究义务主体之责任；或者认为对用人单位施以刑事或行政的处罚，其威慑力已足以阻却违法行为的发生；或者只偏重考虑公力惩罚的一面，以为可将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予以纠正并恢复到原先状态，而不顾及劳动者的基本人权受到侵害而未得到救济的现实。
(二)劳动监察程序与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的重合
一般而言，劳动监察受理范围内的法律规范应包括有关劳动者实体权利的强行性法律规范和关于劳动关系运行规则的强行性法律规范，而劳动仲裁的受理范围应包括以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内部劳动规则以及劳动法律法规和政策为依据的劳动权利义务所发生的争议，[13]这样，两者受理范围的重合就不可避免。实际上在我国立法中，劳动监察和劳动争议处理在受案范围上也存在这样的重合，特别在关于工作时间、工资、经济补偿、违约赔偿、工伤赔偿等事项上。这些事项不仅构成了劳动者权利的主要内容，而且也是劳动监察和劳动争议处理的主要受理事项。因此，当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基准侵害劳动者权益时，劳动者的实体权利有两个主要的救济程序，即劳动监察程序和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劳动者可通过这两个程序救济其劳动基准法上的权利。例如，用人单位拖欠工资，当事人既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劳动监察机构举报。由上可见，劳动监察程序与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的重合是现行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
对于劳动监察程序与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存在重合的事实，我国学界并无异议，但学者们对待重合的认识却不尽相同。有主张完全重合的，也有主张部分重合的，还有主张截然分开的。[14]《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实施后，主张完全重合的学者并不多见。但是，部分重合与截然分开这两种主张存在较大争议。有学者认为，造成这两种程序重合乃理论上未能认识到契约纠纷与侵权纠纷之性质的差异性，也未厘清劳动基准的公法规范落实途径与劳动合同的私法规范目的实现上的差异性，以致形成私际纠纷与公力干预之混乱态势，造成劳动者寻求劳动监察保护其劳动合同纠纷、寻求劳动争议仲裁救济其侵权之申诉的尴尬现象，也造成劳动监察机构与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要么争夺管辖要么相互推诿。[15]另有学者认为，劳动监察与劳动争议仲裁的重合会造成“两边都管，两边都不管”的局面，因为劳动监察制度主要体现了劳动法的公法特性，而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则集中体现了劳动法的私法特性，所以双重管辖并不能起到双重保护的作用。由此可见，应当将公法部分交由劳动监察机构处理，将私法部分交由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处理。[16]
上述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笔者倒是以为，虽然部分重合的主张有不妥之处，但因劳资争议中往往私法性与公法性事宜夹杂，如果必须先将其截然分开再进行区别处理，而该争议又无法迅速厘清或者当事人、参与人根本就没有能力厘清的话，必然会给劳资争议的处理带来更大麻烦。退一步说，劳动监察与劳动争议处理即便能够清楚界分，分别处理也会给当事人寻求救济增加更多负担。这种负担的增加不仅是程序上的繁琐，也是成本上的加重。况且，给劳动者多一种救济手段并将选择救济手段的权利交给劳动者，使劳动者的权益得到更加周全的保护是符合我国劳动立法的基本精神的。其实，一些国家也有类似做法。例如，在日本，其劳动监察与劳动争议处理就不是截然分开的。对于劳动纠纷，日本劳动行政部门既不是将其一概推向诉讼程序，也不是只将劳动争议中的劳动违法作为行政或刑事案件来处理，而关注于切实解决劳动争议问题，赋予劳动者多种救济方式的选择权。日本《劳动基准法》规定，劳动基准监察署的工作职责中包括有应答处理来自劳动者个人的因劳动关系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求助或投诉。同时，劳动者有就相关劳动争议提起诉讼的权利。[17]因此，笔者认为，现阶段立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将两种程序截然分开，而是针对部分重合所可能导致的程序冲突做好协调工作。
三、劳动基准法中权利双重救济程序的冲突
(一)劳动监察程序与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的区别
劳动监察程序与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的区别主要表现在：(1)本质特征不同。劳动争议处理是由劳动契约争议的私法性决定的，而劳动监察是由行政执法的公法性决定的。由于劳动基准兼有公私法的特征，因此，其中的私法特征部分由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予以救济，而其中的公法特征部分则由劳动监察程序予以救济。(2)适用法律规范不同。劳动争议处理既适用强行性法律规范也适用任意性法律规范，而劳动监察只能适用强行性法律规范。(3)处理机构不同。劳动争议处理机构主要包括社会性调解组织、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而劳动监察主要是由国家劳动行政部门执行。(4)启动程序不同。劳动争议处理依当事人的请求而实施，不告不理；而劳动监察一般应主动实施，也可以应劳动者请求而启动。(5)法律责任不同。劳动争议处理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一般为民事责任，而劳动监察追究用人单位的法律责任一般为行政责任。因此，劳动者通过劳动争议处理获得的是民事救济，而通过劳动监察获得的是行政救济。
(二)劳动监察与劳动争议处理的程序冲突
面对这两种在本质特征、职能范围、具体程序、法律适用等方面都各有不同的救济程序，劳动者在选择适用时不免会产生一些冲突。这些冲突概而言之有三：
1.程序选择上的冲突。当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基准时，由于法律赋予了劳动者双重救济途径，劳动者可以便利地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救济程序。但是，在很多时候，这两种救济程序是二选一的模式，即劳动者在适用其中一种程序获得救济后，不得再选择另一种程序来救济自己的权利。例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1条第2款规定：“……已经按照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申请调解、仲裁或者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告知投诉人依照劳动争议处理或者诉讼的程序办理。”各地方的劳动保障监察办案程序规则也有类似规定。由于这两种救济程序对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程度不同，因此一旦劳动者选择失误，自己的权益就得不到完全保障。例如，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基准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时，按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劳动监察程序中，对用人单位大多仅处以罚款，而所罚款项归国家所有，并不能赔偿给劳动者以补偿其所受损害；在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中，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人民法院并没有对用人单位的罚款权，却可以裁决用人单位赔偿劳动者的损失。又如，在某些情况下，劳动行政部门既可以责令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给劳动者，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人民法院也可以裁决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给劳动者。由于劳动监察机构责令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给劳动者是一种行政措施，劳动监察机构可能因此被用人单位提起行政诉讼，而一旦败诉劳动监察机构还可能需要赔偿用人单位所受损失，因此，劳动监察机构在作出决定时必然存在顾虑。而在劳动争议处理中，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人民法院并无这种顾虑，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裁决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的可能性就较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监察程序对劳动者的保障程度就较低，而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对劳动者的保障程度则较高。
2.职能处理上的冲突。劳动基准中的私法特征部分由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予以救济，公法特征部分由劳动监察程序予以救济，这必然导致劳动争议处理程序无法涉及行政处罚，而劳动监察程序又无法顾及民事责任。因此，用人单位如果违反劳动基准，无论劳动者选择哪一种救济程序，都可能因其处理职能上的分裂而导致救济的不完全。例如，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基准的事实一经查证，往往涉及行政处罚。此时，如果劳动者申请劳动仲裁，而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不是行政机关，并无行政处罚权，只能就用人单位的民事责任予以裁断，因此，在劳动争议仲裁处理后劳动者还需要请求劳动监察机构处理，这无疑陡增当事人的救济成本。
3.实体权利处分上的冲突。劳动监察程序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当事人不得处分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当事人可依法处分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18]也就是说，在劳动争议处理中，劳动者可对其实体权利任意处分；而在劳动监察中，劳动者对实体权利的处分受到法律的限制或禁止。如果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基准，劳动者在不同的救济程序中对其实体权利处分的要求不同，就造成了法律适用及其法律后果上的差异。由于劳动监察只适用强行性法律规范，而劳动争议处理则既适用强行性法律规范也适用任意性法律规范，劳动监察受理之后只处理涉及强行性法律规范的问题，其余部分则要求劳动者提请劳动争议仲裁，这无疑增加了劳动者的救济成本。而在劳动争议处理中，因违反最低工资、最高工时规定而产生的争议属于违反强行性法律规范。对于这些事项，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处理，双方没有调解的余地。如此一来，仲裁或诉讼程序中的调解区别于行政程序中的调解就完全没有多大意义了。[19]
四、劳动基准法中权利双重救济程序的协调
如上所述，如果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基准，劳动者既可通过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也可通过劳动监察程序救济其权利，而这两种程序在劳动者实体权利的救济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冲突，这就需要在立法层面对这种冲突予以协调。
(一)救济程序选择上的协调
救济程序选择上的协调应当注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所谓程序主体性，是指当事人在救济程序中居于主体地位，由当事人主导程序的进行。由于当事人决定了程序的进程，最后的处理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就被认为是当事人自己行为的结果。即便对此结果不满意，当事人也没有什么好说的。[20]劳资双方关于劳动基准的权益纠纷虽然有其特殊性，但纠纷解决的程序只有充分体现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才是公正的。
在现行立法中，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常被忽视。这主要表现在对当事人选择救济的方式上，法律作了不当的限制或不当的引导。例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0条关于2年劳动监察时效的规定，相对于1年的劳动争议仲裁时效而言，具有引导劳动者优先选择劳动监察的作用。又如，劳动监察对劳动者而言完全免费，而自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下简称《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后，劳动争议处理的费用虽然已大大降低，但一些必要的开支仍然使劳动者有优先选择劳动监察的经济动力。因此，对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与劳动监察程序的选择应当体现当事人的程序自主性，应尊重劳资双方作为自主、负责和理性主体的地位，要求他们与有关机构一起参与结果的形成过程，并向他们论证裁判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从而使他们作为裁判制作过程的协商者、对话者、辩论者和被说服者。为此，笔者的具体立法建议如下：
1.对《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法律法规中有关劳动争议处理优先或劳动监察优先相互矛盾的地方重新作出修正。例如，修改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制度，使之与劳动监察时效制度一致，皆为2年。
2.扩大劳动者的选择自由。对应当属于劳动监察事项的案件，在劳动者申请基层调解后而调解不成时，当事人应当有选择劳动监察的权利。对于兼有劳动争议处理事项和劳动监察事项的案件，在劳动者申请基层调解后而调解不成时，当事人应当有选择劳动争议仲裁或劳动监察的权利；即使在劳动者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后，在达成调解协议和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前，应当有撤回劳动争议仲裁申请而选择劳动监察的权利。而《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0条、第21条等条款的规定却剥夺了劳动者的这种选择自由。并且，关于劳动者一旦申请基层调解就不能选择劳动监察的规定，既不利于劳动者主动选择基层调解，也不符合鼓励劳动者通过基层调解解决劳动争议的立法精神。
3.对不同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赋予劳动者一定的程序选择权。实践中，有的争议只以当事人可处分的权利义务或不得处分的权利义务为标的，有的争议标的则兼有这两种权利义务。为此，对劳动者的选择权应分类作出安排：第一，在兼有可处分权利义务和不得处分权利义务的争议中，应当赋予劳动者选择其中任何一种程序的权利，即使劳动者已经申请基层调解，在调解不成时也应允许劳动者重新进行这种选择；第二，在只以不得处分权利义务为标的的争议中，即使劳动者已申请基层调解或劳动争议仲裁，在基层调解成立前，或者达成劳动争议仲裁调解协议、作出劳动争议仲裁裁决前，应当赋予劳动者撤销申请并请求劳动监察机构处理的权利；第三，在只以可处分权利义务为标的的争议中，如果劳动者选择劳动监察程序，劳动监察机构应当告知劳动者选择劳动争议处理程序。
(二)职能上的协调
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以救济劳动基准中的私法特征部分为主，而劳动监察程序以救济劳动基准中的公法特征部分为主，这种处理职能上的分裂导致无论劳动者选择哪一种救济程序，都有可能使其获得的是一种不完整的救济。因此，在冲突协调的过程中应当注重程序的效益性原则。
程序不仅有工具性价值，而且还能产生效益。程序的简便与否，尤其是程序环节的多与少，是决定法律救济成本的主要因素，这对于弱势的劳动者来讲更具有意义。过高的法律救济成本会将劳动者拒之于法律救济的门外，即便劳动者进入了法律救济的大门，也会推迟劳动者最终获得法律救济的时间。而现行制度中存在某些对效益有负面影响的因素。例如，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1条的规定，劳动监察机构虽然有权查处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规章，对劳动者权益造成损害的行为，但对由此发生的赔偿争议却无权处理，而只能由当事人另行申请基层调解或劳动争议仲裁。如此，一起案件分两次处理，无疑加大了劳动者寻求法律救济的程序成本。因此，法律救济程序的安排应当充分体现效益性。笔者的具体立法建议如下：
1.整合劳动争议仲裁与劳动监察的受案范围。两者在受案范围上虽然有明确分工，但难免发生交叉，即同一案件中可能并存着既需要劳动争议仲裁又需要劳动监察的事项。现行立法对劳动争议仲裁事项与劳动监察事项的范围界定不清，尤其是对争议标的中兼有劳动争议仲裁事项和劳动监察事项的案件，应当如何界定两者的分工，没有明确规定，这不利于劳动监察与劳动争议仲裁的协调。为此，应充分考虑程序的内部协调性问题，尽量消除程序间相互矛盾的规定，对劳动争议仲裁与劳动监察重新作出梳理，清楚界定劳动争议仲裁与劳动监察的受案范围，使两者的受案范围保持协调。
2.赋予劳动监察机构一定的行政强制手段。《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因立法层次的限制，没有规定必要的行政强制手段。面对大量影响恶劣的欠薪逃匿案件，劳动监察机构既不能对违法单位的财产进行查封、扣押，更不能对责任人进行留置。由于无法及时采取强制措施，当事人可以从容地卷款逃跑，致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因此，在劳动监察程序中，当用人单位由劳动监察机构查处时，劳动监察机构除了责令用人单位赔偿劳动者相关损失外，还应要求用人单位先行支付赔偿费用；如若发生争议，再另行依照劳动争议处理程序来解决。对拖欠劳动者工资且有逃匿可能的严重违法行为，劳动监察机构应有权查封、扣押资产和冻结账户的措施，防止用人单位转移资产逃避执行。如果劳动监察机构有权强制执行用人单位的资产，完全可以提高程序的效益。
3.劳动争议处理机构在处理因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基准而产生的争议时，应当与劳动监察机构建立联动处理机制。劳动争议处理机构一旦受理争议，应将可能涉及行政处罚的部分交由劳动监察机构同时处理，而对用人单位的民事责任部分予以裁断，尽量在救济程序上体现效益性原则，方便劳动者的救济。
(三)实体权利处分上的协调
由于劳动基准的私法属性要求给予当事人对其实体权利的自由处分权，而劳动基准的公法属性则要求对当事人处分其实体权利予以限制或禁止，因此，在劳动者实体权利处分方面，应注重救济程序的内在协调性。程序的内在协调性体现在程序之间的不冲突，即基于同一实体法的不同程序之间、同一程序内不同环节之间合理分工和配合，相互顺利衔接，并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笔者的具体立法建议如下：
1.赋予劳动监察机构在处理涉及任意性法律规范的事宜时实施不具行政强制制裁效力的处理权限。劳动监察作为一种行政执法行为，仅适用强行性法律规范来处理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以确保劳动监察机构能够依法行使行政职权，防止行政违法行为的发生。但是，在实践中劳动者请求劳动监察机构处置其投诉时，既包含了涉及强行性法律规范的事宜，也包含了涉及任意性法律规范的事宜。因此，劳动监察机构对用人单位违反有关强行性法律规范的行为，可以作出具有行政强制制裁效力的处置决定；同时，建议赋予劳动监察机构一并处置用人单位其他行为的权限。当然，对违反任意性法律规范的行为，劳动监察机构应作出不具行政强制制裁效力的处置决定，并允许当事人为此进一步寻求劳动争议处理的救济程序。
2.赋予劳动者在劳动争议处理阶段处分其劳动基准上所有实体权利的自由。基于一般法理，当事人对于自己的任何权利，皆有一定的处分自由。即便当事人处分的权利是法律所强制规定的，只要这种处分是完全自愿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没有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和他人的利益，就应当允许。因此，劳动基准上的实体权利虽然都是法定的和强制性的，但劳动者依然享有一定的处分自由。当然，这种自由处分权应当只限于劳动争议处理阶段，并排除在劳动关系的建立阶段和运行阶段等其他阶段，以防止弱势的劳动者被迫与用人单位达成妥协而接受低于劳动基准的条件。而且，我国相关法律也明确规定，处分权是当事人在劳动争议处理中享有的一项重要民主权利，任何人不能侵犯当事人的这项权利。事实上，连是否提起劳动争议仲裁或诉讼都是由当事人自主决定的，那么在劳动争议仲裁或诉讼中，对任何实体权利包括劳动基准方面的权利，当事人当然享有决定是否申诉、起诉、放弃、和解的处分权。实际上，作为一个理性的人，劳动者应当知道如何处分其劳动基准上的实体权利对自己最为有利。以最高工时为例，如果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基准关于最高工时的强制规定，在劳动争议处理阶段，劳动者最希望得到的并不是用人单位受到行政处罚，而是就其超过正常工作时间和合法的加班时间之外的部分能获得额外的加班费或赔偿。如果限制劳动者就其获得额外的加班费或赔偿而行使处分的权利(包括就此进行和解的权利)，对劳动者并不十分有利，最后可能导致劳动者无法得其所愿。当然，劳动者处分其劳动基准上的实体权利，并不会否定劳动监察机构对用人单位行使行政处罚的权力。
注释:
[1]我国台湾地区的“劳动基准法”对劳动基准的定义就涵盖了这两方面。参见王全兴：《劳动合同立法争论中需要澄清的几个基本问题》，《法学》2006年第9期。
[2][8]参见黄越钦：《劳动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201页；林丰宝：《劳动基准法论》，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13页。
[3]此处所谓的“法域”，是指介于法体系与法部分之间的中位概念。一般认为，如果将以国家本位为特征的公法看作是第一法域，以个人本位为特征的私法看作是第二法域，那么私法与公法相融合而产生的、以社会本位为特征的社会法则是第三法域。参见董保华、郑少华：《社会法——对第三法域的探索》，《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4][9]参见黄越钦：《劳动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4-80页，第200页。
[5]参见黄程贯：《劳动基准法之公法性质与私法转化》，《东吴法学》2006年秋季卷。
[6]参见董保华、郑少华：《社会法——对第三法域的探索》，《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7]参见[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
[10]由于笔者在本文中主要论述劳动基准法中劳动者实体权利的救济程序，故对国家作为权利人的权利救济程序并不详述。
[11]例如，有些学者认为，行政责任主体只限于行政主体。参见方世荣主编：《行政法原理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页。
[12]一般而言，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包括调解、仲裁、诉讼等程序。为行文方便，本文所称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主要指仲裁和诉讼程序。
[13]参见王全兴：《劳动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16页。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劳动仲裁的受案范围与劳动诉讼的受案范围基本一致，而且，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实行劳动仲裁前置程序，不经仲裁，当事人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故本文在很多情况下，仅以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中的仲裁程序为例，与劳动监察程序进行比较研究。
[14]参见黎建飞：《劳动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6-550页；王全兴：《劳动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16页；董保华：《劳动保障监察与劳动仲裁：选择或互补》，《中国劳动》2005年第1期。
[15]参见郑尚元：《劳动合同法的制度与理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7页。
[16]参见张晓坤：《浅析劳动监察与劳动仲裁》，《工会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
监察法实施条例的意义篇9
200年8月26日，顾秀莲副委员长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就法官法、检察官法的实施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作了专题报告，对改进“两官法”实施工作提出了五点建议。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执法检查报告时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高检院党组对这些意见和建议非常重视，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贯彻措施，并下发了分工方案，要求各部门制定具体的落实措施，以推动检察官法的全面实施，不断改进、加强检察工作和检察队伍建设。现将检察机关落实检察官法执法检查意见和建议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提高检察官的综合素质
按照中央政法委的统一部署，去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普遍开展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高检院制定了全系统开展教育活动的实施方案，专门召开了电视电话会议进行部署。各级检察机关紧紧围绕“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采取多种形式组织了学习培训。高检院举办了全国检察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专题研讨班和基层院检察长专题研修班，各地检察机关分批、分类对检察人员进行了集中轮训和专门培训。在学习培训的基础上，各地紧密联系实际，采取自查、互查、上下帮查、面向社会开门查等形式，从先进性教育活动和专项整改活动排查出的问题、涉检和上访反映的问题、检察人员违法违纪问题中，深挖思想根源，认真分析原因，查找本地方、本部门存在的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相符合的突出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整改。经过近一年的教育活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检察系统逐步深入人心，检察人员的执法思想进一步端正，为保证检察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正确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奠定了思想基础。
根据中央政法委决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集中教育阶段的时间延长到今年上半年。高检院按照中央政法委的要求，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作为检察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一条主线和载体，作了进一步部署，一是要求各级检察机关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进行再动员、再推动；二是深化理论学习、提高认识，认真组织“回头看”，要着眼于解决深层次的思想理念问题，在解决突出问题上下功夫；三是积极运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成果，促进法律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为服务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效保障；四是进一步强化责任，坚持检察长负总责，各职能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的工作格局，认真落实好教育活动的各项措施。最近，高检院根据中央政法委的部署，结合检察机关实际，对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作出了补充安排，要求认真组织好各级检察机关和领导干部的专题学习，组织一线执法检察人员开展“以案析理”活动，加强对新任检察领导干部和近年走上检察工作岗位的大学生进行专题培训，各级检察机关所属培训机构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纳入教育培训课程，认真组织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宣讲活动，做好教育活动的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集中组织好总结和抽查考核等工作。
二、进一步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保证检察官执法规范公正、作风清正廉洁
在以往机制建设的基础上，各级检察院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继续完善监督制约机制，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完善对执法办案活动的监督机制。在坚持和完善“一案三卡”、案件回访等监督制度的同时，把对执法办案活动的监督逐步从事后监督扩展到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一是健全执法办案内部监督机制。加强对执法办案人员遵守办案程序、执行办案纪律、确保办案安全等情况的监督检查，逐步建立检察人员执法档案制度，切实加大对执法办案工作的监督和考核力度。二是探索建立检务督察制度，通过明察暗访等现场督察手段，解决检察队伍在纪律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促进执法公正。三是健全和规范执法责任制度与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健全执法责任制体系，明确执法过错的责任范围，加大执法过错责任的追究力度。
(二)完善对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机制。一是要求各级检察机关领导班子自觉坚持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健全党内生活制度和领导班子工作制度，认真贯彻党内监督条例和党员权利保障条例，提高党组民主生活会的质量，发挥领导班子内部的互相监督作用，自觉接受党员群众对领导班子的监督。二是强化上级检察院对下级院领导干部的监督，进一步推行和完善巡视制度。高检院要求尚未开展巡视工作的省级检察院在今年内把巡视工作开展起来，并逐步开展地市级院对基层院的巡视；落实上级院负责人与下级院负责人谈话制度、上级院派员参加下级院党组民主生活会制度、下级院检察长向上级院述职述廉制度；积极探索建立检察机关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制度，进一步完善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措施。三是针对地方各级检察院检察长面临换届的实际情况，高检院要求各地检察机关在选拔任用干部工作中，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的程序进行，上级检察院必须切实负起责任，严肃组织纪律，坚决防止和纠正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选票等不正之风。四是继续推行和完善政府采购、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制度，进一步健全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切实加强对重大经费开支、重大建设工程项目、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重大事项的管理和监督。
(三)完善检察队伍反腐倡廉方面的工作机制。全面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意见》，在检察队伍中广泛开展廉洁从检教育和廉政培训工作，健全和完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度、领导干部易地任职和重要执法岗位定期交流制度，不断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和检务公开制度，构建具有检察特色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结合规范执法行为活动，不断强化对执法办案重点岗位、重点环节和重点部位的监督措施，确保检察权的正确行使。坚定不移地贯彻从严治检的方针，严肃查处检察人员违纪违法案件。今年将适时组织开展执纪检查活动，重点检查领导干部“六个严禁”(严禁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严禁违反法定程序干预办案；严禁买官卖官、跑官要官，违反规定任免干部；严禁插手工程投标招标、政府采购等经济活动，谋取私利；严禁接受可能影响公务活动的吃请和礼物；严禁利用职权为亲属子女或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规定的执行情况。
三、认真落实相关措施，解决基层检察院人才短缺问题
基层检察院人才短缺特别是西部及贫困地区基层检察院检察官断档是近年来检察机关面临的突出问题。高检院党组对此一直高度重视，积极同有关部门协调，想方设法加以解决。2006年3月，由中组部牵头，会同中编办、高法院、高检院联合下发了《关于缓解西部及贫困地区基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法官、检察官短缺问题的意见》，着重从严格执行退休制度、加大人才对口支援力度、大力开展选调生工作、进一步改进招录方法、进一步深化“西部基层检察院志愿服务行动”和加大教育培训工作力度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为检察机关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去年以来，各地检察机关认真落实《意见》，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全国检察机关统一招录高校毕业生2764人，选调生433人，招募大学生志愿者323人，3969人通过司法考试，基层检察院人才短缺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四、积极采取措施，努力解决检察经费等保障问题
对于检察经费保障等问题，全国人大一直十分关心，做了大量协调工作。在全国人大以及各相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这方面的状况有了较大改善。目前我们采取的措施和进展情况主要是：
(一)制定并落实县级检察院公用经费保障标准，提高县级检察院经费保障水平。2005年9月，高检院和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制定县级人民检察院公用经费保障标准的意见》，提出了制定县级检察院公用经费保障标准工作的原则、范围、方法和要求。各省级检察院和财政部门认真组织落实，从实际出发，制定本地区的经费保障标准，为从体制上解决基层检察院长期存在的经费困难问题打下了基础。高检院将指导已出台保障标准的地区，积极争取财政部门支持，确保将保障标准严格落实到位。
(二)争取增加中央财政补助专款，加大对中西部贫困地区基层检察院的补助力度。高检院继续指导各省级检察院争取财政部门支持，按照财政部规定的比例落实中央专项补助的配套资金，发挥中央专款的规模效益，并抓好效益管理。
(三)进一步建立健全检察官职务保障机制。去年以来，高检院加强与中央有关部门的协调，利用全面实施公务员法的契机，争取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检察官职业保险、工资、福利、抚恤等职务保障制度。前不久，高检院、高法院和财政部联合印发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因公牺牲法官、检察官特别补助金和特别慰问金管理暂行规定》，由中央财政设立特别补助金和特别慰问金专款，用于因公牺牲检察官、法官家属的生活补助。
监察法实施条例的意义篇10
【关键词】取保候审；禁止令；权利救济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二）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四）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五）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责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以下一项或者多项规定：（一）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二）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三）不得从事特定的活动；（四）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
依据该规定，新刑诉法将取保候审的义务划分为普遍义务和特殊义务。普遍义务是指所有被取保候审人都应当遵守的义务，如新刑诉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五项义务。特殊义务是指根据被取保候审人的犯罪类型、个体差异等情况，办案机关选择性的设置除普遍义务以外的针对性义务，如新刑诉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四项义务。由于法律规定的特殊义务均为禁止性规定，学界普遍称之为“禁止令”。
办案现实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客观存在不同的年龄、身份、贫富、精神状况、社会危险性、罪名等情况，针对上述个体差异、犯罪类型，新刑诉法量身定做禁止令，避免对所有被取保候审人义务“一刀切”现象，体现个体差异，相较旧刑诉法“一视同仁”的做法更贴近客观实际。
一、适用取保候审禁止令的原则
“强制措施的根本属性在于它的程序保障性和预防性。”“刑事强制措施的积极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是在案件的侦查和阶段，不仅存在犯罪嫌疑人逃避或妨害追诉，甚至是继续危害社会的行为，而且罪犯在实施犯罪后通常不会自动自觉投案，而是选择千方百计掩盖事实、破坏与案件事实有关的一切证据材料。”由上可以看出强制措施具有“程序保障性”和“预防性”两大根本属性。取保候审作为五种强制措施中的一种，当然具有强制措施的根本属性。即是说，取保候审禁止令的设置必须为“程序保障性”和“预防性”服务。
目前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原则主要有必要性和比例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就是所采取的手段及方法不仅有助于目的之实现，而且为实现目的所不可缺少，否则就违反必要性原则。”比例性原则，是指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种类与期限要与被适用人的人身危险程度和所涉及犯罪事实的轻重程度相适应。即是说，取保候审禁止令对被取保候审人的自由限制应当与其社会危险性成正比，被取保候审人有多大的社会危险性，就对其设置程度相当的禁止令，反之亦然。
综上，取保候审禁止令必须在遵循必要性和比例性原则的前提下设置差别万千的适合被取保候审人的禁止，保证“程序保障性”和“预防性”两个根本属性顺利实施。这既是取保候审禁止令设置的现实需要，也是取保候审禁止令设置的初衷。
二、适用取保候审禁止令存在的问题
（一）取保候审禁止令使被取保候审人人身自由受到更多限制。新刑诉法规定被取保候审人除遵守普遍义务的同时，还要遵守禁止令中的禁止义务。新刑诉法增加了被取保候审人的义务，无疑让被取保候审人背负了更沉重的枷锁。
（二）缺乏明确的监督主体和监督机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若没有监督，仅靠决定机关自觉践行禁止令，显然会使人权保障徒有虚名。新刑诉法仅规定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设置取保候审禁止令，并没有明确监督主体对禁止令的具体内容、义务内容是否适合、执行情况等进行监督。
（三）缺乏明确的救济机制。“无救济则无权利”，法律对公民权利、自由的规定再完备、列举再全面，如果在这些权利和自由受到侵犯时，公民无法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的话，那么，这些法律上的权利和自由都将成为一纸空文。根据新刑诉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仅能对强制措施的种类提出异议，不能对强制措施的内容提出异议。
三、对策建议
（一）决定机关在对取保候审禁止令进行设置时不得滥用必要性原则和比例性原则”。在适用禁止令时应当充分考虑其具有的谦抑性，严格按照必要性原则和比例性原则进行适用，防止在践行中出现“越位”现象，错误的增加被取保候审人的负担。
（二）明确监督主体。首要选择是从法律层面对监督主体、监督机制和救济机制进行规定，但在目前没有这些明确规定，并且短时间内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应当充分考虑灵活运用现有法律体制下的手段。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实行监督。取保候审是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诉讼活动，检察机关对取保候审的决定、执行理所当然享有监督权。所以，检察机关是取保候审禁止令施行中的当然监督主体。
（三）确立监督机制，注重内部制约和外部监督相结合。从内部制约来看，公检法三机关可在内部成立相互独立的禁止令决定部门和监督部门，两部门地位平等，各司其职。决定部门负责对禁止令进行设置，监督部门负责对禁止令设置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执行过程进行监督。外部监督是指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和法院适用禁止令，及上级检察机关监督下级检察机关适用禁止令。检察机关只要发现禁止令的适用违反相关规定，就应当依法予以监督纠正。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