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化篇1
(1)以市场经济原则为导向，逐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组织机构体系。
首先是分设了专业银行和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大一统”的计划金融体制的框架。先后恢复和分设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
其次是成立投资信托类型的金融机构和发展城乡信用合作社。1979年至1984年，先后成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投资银行以及上海市投资信托公司，以后各省市也相继成立地方性的投资公司和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4年以后，不少大中城市相继成立城市信用社，成为为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服务的金融机构。
三是实现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离，在法律上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的性质、职能和地位，以及明确了国家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化。
(2)改革信贷资金管理体制，逐步建立起中央银行间接金融调控机制。
信贷资金管理体制的改革是中国宏观调控手段从直接控制向间接调控转变的关键。从1979年起，先是在部分地区试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但新体制仍然存在各专业银行与人民银行、专业银行之间吃“大锅饭”的问题，指令性计划指标管理为主的框框仍然没有打破。
(3)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金融市场，建立了金融市场的基本框架。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推行，使人们重新考虑建立金融市场问题。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之间的短期拆借市场；二是证券市场。货币市场中的贴现业务和同业拆借市场首先得到培育和较快发展。1981年上海市首先出现商业票据承兑贴现业务，1986年中国人民银行对专业银行正式开办了商业票据承兑贴现业务。1994年以后，商业汇票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一些沿海经济发达省市被广泛使用，成为企业主要的结算方式和融资手段。1985年，中国先后在广州、武汉、上海等一些大中城市成立了同业拆借中介机构，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中心城市或经济发达城市为依托，跨地区、跨系统的同业拆借市场。
2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
当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产生广泛影响情况下，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仍在稳步进行，金融开放渐进扩大，但也应该看到，我们所处的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已经发生了许多的变化。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浪潮滚滚而来。金融变革和金融创新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同时，在国内也遇上了经济发展格局从需求过旺到需求不足的变化。在这种既面临挑战又面临机遇的条件下，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将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
2.1积极进行金融组织机构的深化改革
今后除应完成机构调整任务，加快新机构同各方面关系的磨合，建立新的工作制度，发挥新机制的优点，进一步搞好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工作外，必须花更大的力气加强金融监管。并把这一工作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尤其要与促进国有企业尽快实现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运营机制、改善经营管理、彻底消除新的亏损的各项改革相联系。商业银行要真正企业化，真正实行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按照市场经济原则，优胜劣汰。
2.2银行利率市场化
目前我国利率仍处于双轨制，官方规定的利率水平较低，而市场上利率较高，其原因是违约风险贴水较大，这使得利率市场化改革面临困境，对此，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法律法规，建立良好的信用体系，降低违约风险，保持经济的稳步增长和低通货膨胀率，逐步扩大利率的浮动范围，最终完全放开利率管制。按照自主经营的原则，银行有权自定贷款条件。在中央规定的最高利率和最低利率幅度内，银行可根据时常资金供求情况自定利率，灵活调整利率，运用利率杠杆，调节资金供求。实现资金商品化和利率市场化。
2.3谨慎对待金融自由化。稳步把握市场开放的程度
金融自由化是今后改革的方向，对我们来说，金融自由化也就是走向国际金融市场，与国际惯例接轨。对此，我们一方面要持谨慎的态度，另一方面要积极创造各种条件，稳妥地实行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这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今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提高经济实力，丰富从事国际金融活动的经验，培养一大批能熟练进行国际金融业务操作、精通国际金融活动的金融财务人才。具备了这些条件，人民币不但应该实现自由兑换，而且应该逐步发展成为重要的世界货币之一。今后引进外资银行的力度会加强，因为中国需要借鉴其管理体制和操作方式，提高银行的管理水平与素质，为中国金融机构走向国际市场积累经验。
2.4进一步发展和规范金融市场
体制化篇2
在以往的电视剧购买和播出体系下，一部电视剧往往会在几个卫视平台播出，但由于频道覆盖、广告宣传以及品牌效应等方面差距很大，往往导致同一部剧目的收视效果各不相同。随着竞争的升级和深入，省级卫视电视剧的播出类型日益创新、增多。盘点2010年度的卫视播出的优秀电视剧，我们希望能从不同平台、不同档期以及不同的播出类型等多角度的进行盘点。在总结2010年各省级卫视电视剧播出情况的同时，也希望为2011年的电视剧发展趋势、各卫视频道的剧目购播选择等方面有所帮助。
整个盘点分为三个部分：50部优秀黄金档国产新剧盘点；30部优秀非黄档国产新剧及多轮剧盘点；30部优秀非黄档引进剧盘点。[1]
一、50部优秀黄金档国产新剧盘点
随着省级卫视收视竞争的升级，电视剧资源的竞争也必随之升级，盘点2010年的电视剧播出情况，强势卫视不断加强晚间黄金档电视剧资源的独有性，从四家首播到两家首播到一家独播，资源的控制力不断增强，我们也许会发现独播化、自制化、大体量是强势卫视，特别是晚间黄金时段电视剧制播发展的三大必然方向。
（一）独播化
有经济实力的强势卫视会逐步实现电视剧“资源共享”向“资源独享”的转变，会出现多种形式的“独播剧”：1＋X、完全买断、首轮独家上星、黄金档首独后再发地面和二轮、首独播出一遍再二轮、非黄档首独等等。盘点2010年卫视黄金档前50部优秀剧目中，首轮两家的有9部，占比20%左右。首轮独家播出的就有12部，占比24%，比2009年50部优剧中6部首轮独家播出翻了一番，独播化趋势更加明显。
（二）自制化
优质资源总量稀缺、独播剧的收视保障、电视剧与频道品牌匹配需求提高、植入广告成为新的重要创收来源，这五大因素推动了卫视电视剧的自制化。越来越多的有实力的卫视平台开始进行各种形式的定制、自制，以湖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为代表，如浙江卫视的《爱上女主播》、安徽卫视的《娘家的故事2》、天津卫视的《阳光的新生活》等等。2011年将会有更多卫视平台加入自制的行列，进而加剧电视剧自制化合作资源的争夺。
（三）大体量
大体量剧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系列剧，如江苏卫视的《仙剑奇侠传3》；一类是总集数在40、50集以上的大片，前面的50部优剧中，系列剧及40集以上的占总数的50％左右，其中更出现了95集的新《三国》、80集的《娘家的故事2》等长剧。从这点上可以看出，大体量长剧正在不断受到各省级卫视的青睐，因为大体量长剧无论从频道品牌塑造、降低营销成本，还是电视剧编排、观众粘性、收视表现等方面都越来越体现其强大的优势。
二、30部非黄金档国产新剧和多轮剧盘点
追逐晚间黄金时段的重点剧目的精耕细作的同时，优秀卫视又把竞争重点放在了非黄档电视剧上。与黄金档不同的时，非黄档剧目独播化已占绝对优势，在30部优秀剧目中，独家播出的剧目占比50％以上。以前的4家同期、3家同期的情况越来越少，而湖南、安徽更是实现了非黄档自制化独播，如《丝丝心动》、《幸福一定强》等剧。由此更可见电视剧已然发展到了“全天候独播竞争时代”。
盘点2010年非黄金时段30部优秀电视剧，可以发现两个特点：
（一）刑侦谍战、涉案题材依然占据着非黄档电视剧的主流
如江西卫视的《现场铁证》、安徽卫视的《警中英雄》等。30部优秀电视剧中，有11部刑侦谍战、涉案题材，占比40％左右。浙江卫视白天资源和观众定位最具特色，是资源使用性价比最高的卫视。非节假日期间周一至周五每天播出10集类型化的刑侦剧，锁定男性观众，刑侦剧独播率高、重播率高的特点明显。
（二）一些经典老剧又重新焕发了青春
如安徽卫视的《大宅门》、《渴望》，多家卫视播出的《济公》、《铁齿铜牙纪晓岚》、《亮剑》等等。经典老剧的穿插播出，在收视播名、观众反响等方面也起到了不错的效果。
随着竞争的加剧，在黄金档资源充足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省级卫视会把资源流到非黄金档，其中一些资源有优势的卫视（如湖南、安徽、浙江、天津等），非黄金时段电视剧独播化的程度更加明显，这样也使非黄档剧目资源的选择和播出编排的竞争进一步升级。
三、30部优秀非黄档引进剧盘点
2010年30部优秀引进剧，湖南、安徽两强独大，浙江进跟其后。在30部优秀引进剧中，湖南和安徽分别以11部、9部独播引进剧与其他平台形成鼎足之势，题材多以青春偶像剧、爱情情感剧为主，风格鲜明，且数目多重播率低，形成了以14岁到24岁为目标受众的主流收视人群。而浙江卫视则用一部引进的tVB古装大剧《宫心计》攻占晚间非黄档，世界杯期间“男人看世界杯，女人看宫心计”的宣传口号广为流传，浙江卫视靠此剧成功获得在播期间同时段全国卫视第一名，比第二名的湖南卫视收视高出25%。
盘点2010年电视剧播出情况，就优秀卫视而言，电视剧对频道的品牌塑造、人文价值、广告收入、观众影响等方面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从一个侧面也预示着，随着省级卫视间竞争的升级，随着传统媒体之间、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竞争的日趋激烈，对于优秀电视剧资源的争夺也必将更加激烈。克顿传媒认为，随着省级卫视黄金时段优秀电视剧独播化趋势的进一步巩固放大，黄金时段优秀电视剧的自制化竞争也将愈演愈烈，将从电视剧资源竞争演变到产业链上下游资源的竞争，而在整个产业链中具有素材创意策划能力、剧本评估和优化能力、产业链共赢整合能力的合作商资源将更是未来各优秀省级卫视竞争的焦点。
体制化篇3
一是以城带乡机制。经过多年探索，烟台市初步形成了以富士康为代表的项目吸纳，以龙大为代表的强企带动，以南山集团、南王山谷君顶酒庄为代表的村企合一、村企融合，以福山区福新街道为代表的园区拉动等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融合一体发展机制，较好地解决了农民增收、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社会事业发展等诸多深层次问题，丰富了城乡一体化的内涵。
二是帮扶共建机制。2006年，烟台市启动“3+1”联手共建机制。即：县以上所有的机关事业单位、各类企业、小康村分别与一个村结对联手共建，城乡统筹发展联动共赢。“3+1”联手共建机制，把城市的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机关在政策、人才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把企业在市场营销、经营管理、技术资金等方面的优势，把小康村在发展思路、产业培植、班子建设等方面的优势挖掘发挥出来，实现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先后投入资金8.04亿元，完成村庄规划1510个，旧村改造655个，硬化绿化亮化村内街道2427公里，新建改建村内排污设施14652处，新建文化体育活动场所1372个，建设改造水利设施2919多处，帮扶贫困户19039户。
三是生态保护机制。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烟台市坚持把发展农村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农民在发展经济中优化生态环境，在生态建设中培植新的经济优势，使农村逐步走上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良性发展之路，构建起以生态与产业融合为特征的城乡一体化模式。2011年，烟台市出台《关于加强生态文明乡村建设的意见》，确立了到2020年领先全省5年完成生态文明乡村建设的目标，实施生态文明示范区（带）、生态建设重点项目和生态文明乡村创建三大任务同步推进，万水千山综合整治、万户千村改造建设、万顷千园产业升级、万紫千红文化塑造四大行动配套联动，全面推动生态文明乡村建设有序开展。栖霞市借助良好的生态环境，先后开发了国路夼、杏家庄、草格夼、前罗坡等一大批各具特色的生态旅游村。
四是产权改革机制。2011年，烟台市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任务全面铺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正在稳步推进，芝罘区60%的城郊居民区完成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蓬莱市城区22个试点村改居社区已完成资产评估、剥离，牟平区纳入改制规划的250多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完成改制任务，莱州市17个镇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全面展开，龙口市、招远市等县市区土地流转面积达到10%以上。农村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全面完成，全市明晰产权面积699.1万亩，占集体林地总面积的94.9%；登记发证13824宗地，319.05万亩。水利发展改革不断深入，全市符合改制的小型水利工程52050项，已完成改制的共有31194项，占应改制项目的60%；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扎实开展，养殖证发证率达到85%，牟平区、长岛县在全省沿海县市区率先启动新版养殖证发放工作。农村房屋所有权确权登记颁证全面推进，全市农村房屋颁证率已达80%以上，颁证覆盖率位于全省前列，牟平区、海阳市、莱阳市、莱山区、福山区颁证率均达到90%以上。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进展顺利，福山、龙口、莱州、莱阳、招远、蓬莱6个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总规划30.9万亩，新增耕地2.56万亩，预算总资金8.87亿元，现已到位4.3亿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共上报项目区规模38265亩，周转指标27102亩。
五是激励补助机制。实行新农村建设资金奖励补助，激发农民参与积极性。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和示范作用，以奖补为手段，带动社会资金增加投入，引导和鼓励农民投资投劳。市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县市区按比例配套，集中用于新农村综合环境整治。深入开展示范镇创建活动。在全市筛选10个重点镇、20个年度新农村建设示范镇，连续三年分别给予每镇每年100万元、40万元奖补资金，累计完成投资2.1亿元。实施“星级”示范村创建活动。
烟台市城乡一体化推进过程中，仍存在一些有待突破的问题和困难，亟需在下步的工作中加以解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长效稳定投入不足。虽然“三农”投入每年都不同程度增长，但总体投入总量不足，与青岛、威海、济宁等地比较，无论增幅和总量，烟台都有不少差距。同时，“三农”投入资金虽逐年增加，但在农业科技创新、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生态农业发展等关键环节上投入仍显不足。二是土地经营流转困难。土地经营过于分散和农业发展水平较低，是当前“农业问题”的主要矛盾。随着现代农业发展，现行农村土地承包分散经营越来越难以适应科技化、机械化、水利化发展水平，制约了现代农业发展。目前，全市土地承包涉及136.4万户，土地承包面积606万亩，人均不足1.3亩；流转土地48万亩，占承包土地的8%，涉及农户16万户，占承包户的11.7%，而苏州、无锡等地区土地流转比例已经达到40%。全市现代农业园区数量少、规模小，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导致劳动生产率和产出效益过低。三是农民参与积极性不高。部分村级自治组织中农民处于涣散状态，存在凝聚度不高、号召力不强、参与村级事务积极性不大等现象。四是科技支撑力度不够。目前，全市现有乡村劳动力中，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180万人，比重达69%。这几年农村劳动力40岁以下、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中青年劳动力大部分都已经转移到了二、三产业，真正留守在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已年龄老化，技能下降。调查分析，全市从事第一产业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仅占15%，年龄40岁以上的劳动力占75%，其中妇女劳动力占66%，农业劳动生产率不足二产的1/7，不到三产的1/3，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影响了农民增收和经济社会正常发展。
尽管各国、各地区工业化模式不尽相同，“三农”问题的表现形式、基本特征和应对措施也有很大区别，但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不失时机地统筹城乡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以此缩小工农收入差异，解决“三农”问题，完成结构转变，是带有普遍性的发展规律。其中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做法，对我们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无启示和借鉴作用。
一是着眼于优化公共服务，创新财政支农投入机制。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弱质性和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客观上要求政府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资力度，增强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能力。财政支持是各国政府调控和保护农业的重要手段，是农业保护和支持政策的核心内容。在发达国家农民的收入中，有三分之一来自政府补贴，美国政府的农产品价格补贴占农场主纯收入的10%-30%，日本对农田基本建设项目的补贴占投资总额的90%，英国占50%。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受财力的限制，支持三农的资金总量仍然十分不足。当前，如何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解决增强支农财力的可增长性、可持续性问题，值得认真研究。一方面，要健全财政支农投入机制，调整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信贷投放结构，保证各级财政对农业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要大幅度增加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提高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用于农业的比例，增加对农村公益性建设项目的投入。另一方面，要拓宽农业投入来源渠道，整合投资项目，加强投资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总结推广广东、浙江、江苏等省做法，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农业投入，鼓励民间资本参股甚至控股，或者发行项目债券，拓宽融资渠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高质量载体。
二是着眼于破解资金瓶颈，创新涉农金融支农机制。我国长期实行的是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的金融政策，金融政策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农村金融机构为农业和农村提供的贷款服务微乎其微。据统计，农村资金每年以6000亿元规模被金融抽出，流入城市。不改变农村资金短缺状况就难以实现统筹城乡发展。要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要加大对农村金融政策支持力度，拓宽融资渠道，综合运用财税杠杆和货币政策工具，定向实行税收减免和费用补贴，引导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要坚持农业银行为农服务的方向，强化职能、落实责任，稳定和发展农村服务网络。要发展农村保险事业，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加快建立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三是着眼于激发发展活力，创新土地承包经营流转机制。土地流转是农业产业化、乡村城市化的催生剂。从世界范围看，土地使用权的强化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许多国家将关注的焦点从土地的归属转移到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与土地收益的公平分配上来，大力推动土地流转。日本1980年颁布了《土地利用增进法》，鼓励农户出租、出卖或放弃土地，对于放弃农业和卖掉土地的农户，一次性给予62万日元的退耕补贴。德国政府鼓励土地合并经营，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和出租，凡土地出租超过12年的，每公顷租地可获500马克奖金。法国20世纪70年代初设立“非退休金的补助金”，鼓励到退休年龄的农场主退出土地，给年龄在55岁以上的农民一次性发放“离农终身补贴”。英国1967年修订《农业法》，鼓励自营农场向大型化、规模化与商业化发展，对合并小农场政府提供所需费用的50%。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我们可积极推进四个方面的改革。一要进一步深化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明晰土地产权和土地流转条件，用政策法律保障土地流转。二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三要建立健全市县乡村四级流转信息服务体系，即县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乡镇建立土地流转交易中心，村设立土地流转信息员。四要探索土地的种植经营权市场化模式，强化政府引导农民适度规模经营的作用，鼓励城镇或当地资本组成“龙头企业”，建立“土地银行”。
体制化篇4
关键词：文化体制改革；体育体制改革；借鉴与启示
中图分类号：G8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1)04-0005-06
ReferenceandinspirationofCulturalSystemReformtoSportsSystemReform
ZHaoJin1，wanGJian2，CHenYuanxin2
（1.Departmentofphysicaleducation，XuzhounormalUniversity，Xuzhou221116，JiangsuChina;2.Schoolofphysicaleducation，HuazhongnormalUniversity，wuhan430079，HubeiChina）
abstract:Bythemethodofdocumentation，logicalandcomparativeanalysis，thepaperyzedthehistoryoftheChineseculturalsystem，pointedoutthatsportssystemreformshouldlearnfromthesuccessfulexperienceoftheculturalsystemreform.itputforwardthefollowingopinions:Sportsreformshouldformthemanagementsystemofgovernmentandsocietycooperatecomplementary，makesportsreformexperimentatearlierstage，sumupexperience，thenextendgradually；handlesportsandsportsindustryrelationscorrectly，increaseinvestment，constructpublicsportsservicesystem，cultivatediversesportsmarketactively，formulatedsportslawsandregulations，reformthestateownedassetsmanagementsystem，allocatesportsresourcesreasonably，putpeoplefirst，andachievebalanceddevelopmentamongthecompetitivesports，masssportsandthesportsindustry.
Keywords:culturalsystemreform；sportssystemreform；referenceandinspiration
我国自2003年启动的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正在轰轰烈烈的进行，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从而也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体育与文化具有较高程度的相似性，体育本身属于广义的文化范畴，在《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中也就体育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说明［1］。然而，较之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同属于广义文化范畴的体育体制改革却一直踌躇不前，未能提到议事日程，但从当前体育体制现状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来看，改革又势在必行。因此，梳理、归纳文化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和主要做法，对于未来我国的体育体制改革具有较强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1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回溯与现状进展
1.1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与改革历程回溯
1978年底，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我们党实现了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进人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作为“”的重灾区，文化领域也逐步实现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范式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范式的转变，文化事业出现了复苏与初步繁荣的局面。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1991年为改革的酝酿和初步展开阶段，在这个阶段，改革的任务虽已提出，但由于思想不够解放、改革措施不配套等原因，成效不彰；1992-2001年为改革的稳步推进阶段，在这个阶段，改革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对于文化体制改革重大意义和文化建设战略地位的认识仍不够充分；2002年至今为改革实现重大突破阶段，这个阶段的改革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改革试点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全面提速，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2］。
1.2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进展
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新一轮的文化体制改革始于2002年，在2002年底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2003年6月，中央确定在北京、上海、浙江、广东、重庆、沈阳、西安、深圳、丽江九个试点地区和35家单位，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先期试点。至此，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进入试点先行的摸索阶段。
投稿日期：2010-05-12
基金项目：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重点项目“文化体制改革对体育体制改革的启示与借鉴”(批准号：2008tYwH023)。
作者简介：赵进，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社会体育与学校体育。
为推进试点地区文化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2005年财政部、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后企业的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和《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两个文件，作为支持文化体制改革的扶持政策，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各试点地区结合自身特点，纷纷出台相应的涉及财政税收、投融资、资产处置、工商管理、价格、授权经营、收人分配、社会保障、人员分流安置、法人登记等多方面的配套措施和优惠政策，极大地促进了试点地区文化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也为下一步改革的全面推进积累了宝贵经验。
2006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标志着文化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在《若干意见》下发后，各地根据中央的精神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要求，结合各地的实际，出台了地方性的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意见。在2008年初，文化部、新闻出版署等部位联合提出，逐步推进所有的公共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和纪念馆等免费对社会开放。在2008年为进一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国务院又下发了《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定》和《关于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两个政策性文件，明确文化体制改革对象相关的税收扶持政策。在2008年8月，国务院又正式下发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与此同时，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等部委先后出台了《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入推进电影改革发展的若干措施》、《关于认真做好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文件，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体制改革向更深层次推进。各地也纷纷出台相应政策，使改革保障措施更加有力。据文化体制改革办公室的初步统计，各地2009年制定出台的政策文件有60多个。同时，各地进一步加大文化体制改革的投入力度，全国已有26个省（区、市）已设立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各省份财政投入资金约25亿元。
最近，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通知》精神，进一步改进和提升对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服务，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2010年3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等九部委联合了《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是近年来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繁荣的第一个宏观金融政策指导文件，从金融政策和宏观经济方面给予文化体制改革以有力支持。根据文化部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对2009年度文化体制改革的总结，认为2009年文化系统体制改革工作取得了重大实质性进展，2010年是基本完成文化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的决战之年。从目前文化体制改革的进展情况来看，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已取得重大突破，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2文化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及其主要措施
2.1政府高度重视，各级政府共同参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并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出台相关政策，确保文化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这足以显现中央对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的重视程度。而且，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在中央层面，不仅文化部、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署等文化部门亲自参与，还有国务院办公厅、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和中国人民银行等近20个部委共同参与，共同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中央各部委对文化体制改革参与的广度和力度是以往其他领域的改革所难以企及的，这进一步凸显了政府对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视。文化体制改革不仅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各级地方政府更是高度重视，根据中央有关文化体制改革的政策和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制订了许多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确保了各地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
2.2中央统一组织，各地、各系统制订具体改革实施方案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整体性的由中央统一领导、组织的体制外的改革，而非文化系统自身体制内的改革。此次改革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统一组织实施，各省市等地方政府在中央的统一组织下，结合当地的实际，制订了地方的文化体制改革方案，出台了更为具体的文化体制改革扶持政策措施，保证了各地文化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由于此次文化体制改革是由中央统一组织进行的整体性改革，涉及到的各部委负责各自系统内改革的具体推进工作。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等系统根据各自系统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分门别类地制订了相应的系统内的改革方案与措施。如文化部制订的《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广电总局制订的《关于深入推进电影改革发展的若干措施》和《关于认真做好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的意见》、新闻出版署制订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上述具体改革意见和方案的出台，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意见和措施，确保了改革的稳步推进。
2.3先行试点，总结经验，全面铺开此次文化体制改革在进行过程中并不急于盲目推进，而是先进行试点。中央在全国范围内选择9个试点地区，35家单位为试点单位进行为期三年的改革试点，并根据试点地区和单位改革的具体情况，出台相应的试点改革的扶持政策，促进改革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总结试点地区和单位改革的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制订了《若干意见》，最后才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前期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为文化体制改革的全面铺开奠定了基础，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也有效避免了改革的盲目性，提高了相关政策措施的针对性，确保了文化体制改革的顺利实施。
2.4分类改革，划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此次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经验之一是对文化进行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区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区别对待。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概念，并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报告指出：“发展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要贯彻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国家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业，并鼓励它们增强自身发展活力。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若干意见》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对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范围与界限做出科学、明确的划分，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两种类型的分类改革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政策依据，有力地促进了文化体制改革中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分类改革的顺利推进，确保了改革的成功。
2.5明确改革的具体目标与措施《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原则要求和具体的目标任务。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原则要求方面明确提出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在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方面提出：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文化管理体制、富有效率的文化生产和服务的微观运行机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若干意见》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原则与目标任务的明确提出为文化体制改革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奠定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基础。同时，在《若干意见》中还就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要求等进行了明确说明，使得《若干意见》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便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推进。如：在《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改革以及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配套制度改革。
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不仅明确了改革的具体目标、措施和做法，还就改革的进度安排与期限等进行了明确的要求，以确保文化体制改革正常推进。如新闻出版署对中央各部委出版社提出改革的明确时间要求。即在2009年完成80家出版社的转制任务，2010年完成剩余68家，对于2010年年底仍不能完成转制的出版社则给予注销。为确保中央部属出版社的转制工作的顺利进行，、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多部委均出台了适用于此次出版社体制改革的政策措施，包括财务、人员、税收、行政关系、退出等各个方面。例如规定因为转制造成部门、单位津贴补贴资金来源减少的，由财政部给予解决。对转制出版社免征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增值税、进出口税等。
2.6增加投入，扩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根据《若干意见》的要求和改革精神，文化事业回归公益定位，文化产业逐步走向市场。《若干意见》指出：“要加大公益性文化事业投入，调整资源配置，逐步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改革过程中，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对于文化事业不仅没有减少投入，而是逐步增加对文化事业的投入。2003年至2007年，全国财政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总计达到3104.4亿元，年均递增20.2％，高于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2007年达到891.85亿元，是2003年的2.02倍。其中：中央财政支出总计602.25亿元，年均递增25.5％，2007年达到210.63亿元，是2003年的2.74倍。文化财政投入的增加，扩大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范围，从2008年开始，全国公共文化馆、博物馆和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向社会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2.7积极培育文化市场主体此次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成功经验之一是注重文化市场主体的培育。各级政府在改革过程中十分重视文化市场主体的培育，通过机构合并、兼并、改制等多种途径，培育和打造了一批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文化产业集团。各地在改革中，组建了一大批实力雄厚的文化产业集团，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既有公益性又有经营性的文化事业单位，组建事业性质的文化集团，如上海市在文化体制改革中组建了事业性质的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该集团是以事业单位为主体、企业公司参加的产业集团，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此外，还有浙江、江苏等省在试点中均成立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大型文化集团，如浙江省在机构合并改制的基础上组建了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和浙江省广电集团三大文化产业集团，发展文化产业。
2.8出台系列扶持政策，支持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促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扶持政策，保障了文化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在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之初，国办就下发了《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两个规定的通知》的扶持政策，鼓励试点单位进行改革。2005年初，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1号），规定了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后享受的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随后三家又联合下发了《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2号），对政府鼓励的新办文化企业，试点地区的文化单位和其他试点单位给予了多项税收优惠。国务院下发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国发［2005］10号），明确规定了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的文化产业领域及有关政策，同时也明确列出了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和经营的领域。为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国务院又于2006年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支持文化事业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国发［2006］43号），明确继续征收文化事业建设费，并对文化事业单位施行税收优惠，加大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和鼓励对文化事业的捐赠等扶持政策，以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2009年国务院又下发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国人民银行等九部委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通知》精神，又下发了《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从金融政策方面对于文化体制改革提供政策支持。据文化体制改革办公室的初步统计，各地2009年制定出台的政策文件有60多个，而且，各省市还根据国家的扶持政策，制定了更为具体、可行的扶持政策。上述税收、投融资等扶持政策的出台，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2.9重视政策衔接工作，推进配套制度改革文化体制改革是一项整体性的系统工作，涉及的范围比较广，特别是文化事业单位的转企问题，涉及法人变更、国有资产变更、人员身份转换、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各级政府十分重视不同政策之间的衔接工资，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配套制度改革，确保了文化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若干意见》提出在改革中要完善配套政策，使文化体制改革与劳动、人事、分配、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等各方面的改革相衔接。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知》（［2008］114号），对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涉及到的国有资产文化资产管理、资产和土地处置、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人员分流安置、财政税收、法人登记、工商管理等方面的政策进行了明确，并与原有政策进行衔接，有利于文化事业单位转制过程中配套制度的改革，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顺利全面推进扫清了障碍。
2.10改革文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实施授权经营文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各级政府对于文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各地在改革实践中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的要求，积极探索文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以上海和重庆为例：上海对文化领域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实行“参照基本规则，实施单列操作”的原则，体现管资产、管导向、管干部的统一，推进文化领域国有资产的委托监管、授权经营，委托有关市级行政事业主管部门和社会事业产业集团对本部门、本系统的经营性国有资产进行监督管理。同时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小组，直接负责上海文化领域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具体工作，完成了文化系统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关系的调整。
重庆市文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首先从理顺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和宣传文化系统干部管理体制着手进行。2003年12月，重庆市政府批准成立了“重庆市文化国有资产配置重组办公室”（设在市委宣传部），专门负责文改试点期间国有文化资产的配置重组及授权经营工作。随着试点工作的深入和发展，于2004年12月，经市政府批准成立“重庆市国有文化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授权该公司代表市政府管理宣传文化国有资产，明确了国有文化资产“出资人”和经营者责任，建立起国有文化资产运营和监管的新体制。
3文化体制改革的启示
3.1加大体育体制改革政策扶持力度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保障了文化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体育体制的改革要顺利进行，也应有相应的政策扶持。例如在对公共体育场馆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出台相应的政策，保障公共体育场馆管理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特别是涉及场馆改制的人员分流、社会保障等配套政策以及场馆运营的税收、投融资等扶持政策。目前，我国尚未出台相应的扶持体育产业和体育场馆发展的优惠政策，尤其是在体育场馆的经营方面，各种税费还比较重，不利于其管理体制的改革。公共体育场馆作为发展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物质载体和基础，应优先得到发展。因此，政府主管部门应联合其他有关部门为体育场馆的发展争取比较有利的政策支持，在场馆的拨款、土地、税收、各种规费的减免以及投融资等方面给予支持，促进公共体育场馆的发展，提高其服务质量和效率，提供多元化的体育服务，以缓解和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服务需求。
3.2形成政府与社会互补型的体育管理体制加大体育事业的社会化比重，形成政府与社会互补型的体育管理制度是大势所趋。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社会组织的逐步健全，国家依据运动项目、行业体系，完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协会体系建设，使他们成为竞技体育项目管理的主体，并按照市场的规则运作。如体育单项协会将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实体，在市场中自主经营、自我发展，实现由行政型向社会经营型转变。近几年来，我国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社会化趋向。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物质财富还没有极大富裕，仍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我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还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我国体育竞赛管理体制的改革，仍要继续发挥传统的举国体制的优越性，把国家办与社会办有机的结合起来，由完全的“举国体制”，转变为“政府主导，社会自治，市场自主”的新的政府主导型“举国体制”［3］。因此，政府应与社会携手，形成政府与社会互补型的体育管理体制，实现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迈进。
3.3体育体制改革的模式与路径――前期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体育作为与文化内涵比较接近的一个领域，在改革之初和改革之中所面临的各种环境是基本一致的，但体育体制改革相对于文化体制改革还比较落后，以体育产业发展为例：体育市场尽管已经放开，但目前a股市场只有中体产业、信隆实业、探路者三家主营体育用品的上市公司，而文化产业则有50多家上市公司；体育发展了很多企业，但这些企业多是粗放式经营，规模经济效应不高，没有完整的产业链，企业集中度较低，大多数企业规模还停留在中等偏下，与国外同行无法同日而语。体育用品成了“世界工厂”，却没有中国创造的世界品牌［4］。究其原因，在于体育产业从总体上缺乏长远的规划，在近期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执行计划，素有“朝阳产业”之称的体育产业是未来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但体育产业应该如何稳步推进，则还处于摸索之中，还没有进行局部或阶段性的试点，借鉴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可以为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整体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国家体育总局在深圳市挂牌设立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做法，就充分体现了总局站在管理层的角度，从宏观上给予地方在发展体育产业的优惠政策，通过以基地的形式进行试点，发挥地方区域特色和局部示范效应，从而拉动体育产业和相关产业发展，为总局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体育产业、积极推进体育产业改革提供了更多的试点模式和发展经验。
3.4理顺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的关系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制约。在已有的体育产业中（除体育用品业外），多数体育产业从属于国家体育总局和地方体育局以及他们的直属项目中心或事业单位，体育产业与体育事业不分离现象严重，因而在这样一种结构中用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的模式来运作市场化的体育产业必然会带来各种负面性以及低效率的问题。
后奥运时期我国的体育管理体制将会发生一个较大的变化，如何更合理地处理两者的关系，提高体育产业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是当前面临的问题。文化体制改革中通过对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范围与界限做出科学、明确的划分，使得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两种类型的分类改革有了明确目标和政策依据［5］。从《若干意见》的规定来看，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划分主要是依据现有文化事业单位的公益性与经营性进行分类：由国家兴办的文化事业单位几乎全部保留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为社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对于体育产业和体育事业也应借鉴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分类改革经验。例如：在我国现有公共体育场馆中存在着公益性和经营性场馆，公益性体育场馆应保留为事业单位，经营性体育场馆应逐步转变为企业。根据公共体育场馆承担的社会公共职能和社会化程度作为划分标准来确定场馆的经营性质。对于不具有面向市场能力、承担较多公益性事务的公共体育场馆，应保留其事业单位的性质；对于有市场潜力且有面向市场能力，较少承担公益性事务的公共体育场馆，应明确逐步转制为企业。对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同抓公管，齐头并进，共同推动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3.5加大投入，构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体育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与公民的受教育权、健康权、娱乐权等密不可分。这些权利是人们与生具有的，全体人民不分阶级、种族、民族、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身体状况，都应当享有体育的权利。我们所要坚持的以人为本的体育，是全体人民共享的体育，而不是少数人的体育。
体育事业的发展应在指导思想上实现由“金牌至上”向“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理念上转变；在战略发展重点上将实现“奥运争光”向“全民健身”的转移，改变过度的功利化倾向，更多地体现出公益性特征，使体育的发展惠及全体人民，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目标来重新定位体育事业的的发展目标。制定新的公共体育服务的国家战略，加大公共体育服务的财政支持比重。
现代政府体育职能及其角色的改变主要体现在政府对社会公共体育事务管理职能的转变，在政府职能的结构上，则要求它从维护政治统治转向全面履行社会公共管理的职能。政府最核心的职能就是为公众服务，建立公共体育服务型政府是政府体育职能转变的主要目标。在社会公共体育服务领域，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制定公共体育政策法规、确保公益性体育事业足额投入和实施公共体育管理，保证人民群众能得到数量、质量和成本都很合意的公共体育服务，而不必由政府全部包办提供这些服务；相当部分的公共体育服务可由民间组织、社会力量或公私部门合作来提供，即形成政府“掌舵”、社会服务组织“划桨”，职能边界清晰的新型公共服务体系［6］。
3.6积极培育多元化体育市场体系以文化体制改革为例，建国以来，各级政府十分重视文化市场主体的培育，通过机构合并、兼并、改制等多种途径培育和打造了一批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文化产业集团，各地在改革中，也组建了一大批实力雄厚的文化产业集团，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这些做法都值得体育体制改革发展借鉴。
体育是人类的最广泛，也是最具多样性的社会现象之一。体育的种类繁多、功能价值多元、形式多样，人们出于自身条件和工作生活需要，所选择的体育项目不尽相同，从而使体育的活动群体呈现多元化。多样性事物的发展必须重视平衡，单科独进、顾此失彼都会影响全局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科学统筹、和谐发展、综合平衡，对于体育发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要实现体育多元化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当积极培养多元化体育市场，多种体育发展机制协调运作，激活体育多元化发展。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体育需求越来越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体育与市场经济结合，体育协会、体育俱乐部建成实体并推向市场，休闲娱乐市场也逐步形成。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体育市场化有所提高，体育领域的制度改革已经形成了良好的态势［7］，但还远未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体育需求，因此，要大力发展多元化体育产业，以市场为依托，形成多元竞争机制，刺激体育多元化发展，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
3.7体育体制改革要以体育法规制度建设为保障重视各种法律、法规建设，大力推行依法管理文化作为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一个领域，文化和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可以说在文化发展的每个阶段和文化管理体制上所做的任何改革都多少留下了相关法律法规的痕迹［8］。文化领域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其涉及面之多、之广、之深，对整个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实践的影响和作用都是有目共睹的。相比之下，体育则在法律、法规方面的步子较小，而且不平衡。以体育产业发展为例：我国体育市场虽然很早就建立起来，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体育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更多的是用行政命令或人治的思想来管理，其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市场相当不规范、无序和不完善，因而不能建立一个可以适应市场经济、符合商业游戏规则的、充满活力、有序和健康的竞争性体育市场。
再以我国的足球市场为例，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市场运作处于初级阶段，各种黑哨、暗箱操作的行为既损害了足球的健康发展，也把球迷和赞助商赶走了；另一方面，这些事件也暴露出在足球市场中，某些计划体制下所特有的干预色彩依然非常浓厚，市场内部运行机制脆弱，无法用市场自身的力量来抗衡政府行为。因此，要进一步从法律、法规上明确体育事业与体育产业的界限、划清责任，规范行政管理与市场运作，进而建立一系列与体育市场相适应的、比较透明和合理的、符合公益活动和商业活动游戏规则的法律、法规体系，是我国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今后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
3.8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合理分配体育资源近些年来，从内容到形式，全运会与奥运会全面接轨，创造性地接受了“奥运争光”的价值观念，堂而皇之地为各地各城市争光。在争光的号令下，金牌要争，总分排名要争，体育设施建设规模要争，举办城市的市政建设要争。办一次全运会，其经费投入动辄以百亿计，其规模和气魄直追奥运会，实际上助长一些政府官员的畸形政绩观以及对兴建楼堂馆所的特殊爱好。举办过大型运动会的城市，赛后的设施利用大都存在问题，相当一部分体育场馆只能用作商场、停车场、露天剧场，造成对资源的大规模浪费［9］。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富到不计成本的地步，即使有大量资金，也要本着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的原则办事，这是中国政府新的执政理念，也是我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为此，要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减少大型运动会的投资，提高场馆的环保水平和赛后利用率，积极论证在现有的场地中选择全运会永久性会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把人力财力精力更多地放到普及群众体育、扶持欠发达地区体育事业发展上。
相比群众文化的开展，尽管在文化范围里，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也存在较大的反差，但是文化部门通过各种各样的文化下乡和文化走进西部等一系列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与人民生活的和谐发展，而体育资源分布目前更多地侧重于大城市和沿海地带，为此，体育资源的分配要充分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育需求，体育行政部门要较好地发挥“有形之手”的调节作用，缓解体育资源配置的地域差异、城乡之别，使中国体育健康、和谐发展。
3.9以人为本，实现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均衡化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人是体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体育是关于人类身体的活动，而人的身体则是“载知识之车，寓道德之所也”。没有人的健康，没有人的身心发展，其它一切为人的和人为的目标只能流于空谈。我们今后要坚持的只能是以人为本的体育，而不是以人之外的精神或物质为本的体育。从这一认识出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体育应当成为基础性的民生工程，成为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
第29届奥运会上51枚金牌的获得，标志着我国竞技体育已经触摸到了竞技体育发展的“天花板”，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我国竞技体育在今后一段时期将进入一个高平台发展期，甚至呈下降滑坡势态发展。中国体育事业已经由竞技体育优先发展阶段逐步走向以竞技体育优先发展，带动群众体育、体育产业跟进发展的阶段，重点扶持群众体育、体育产业，关注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与部分人的体育符号消费需求，带动体育产业的勃兴，实现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全面协调、均衡发展。
4结语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只有顺应时代需要，与时俱进，在改革中发展，在改革中不断总结经验，才能实现文化本身的繁荣发展。体育作为广义文化形态的一部分，体育体制改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需要，是贯彻“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科学、健康理念的必经之路。深化体育体制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也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解放体育生产力，促进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制度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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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化篇5
从党的十六大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到党的十七大进一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提出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任务,再到2009年两会提出加快发展文化创意、动漫等新兴文化产业,我国的文化产业一直在改革创新中稳步发展。今年7月23日,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和阐述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明确了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和重点工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当前形势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投资者的热切关注,文化需求的进一步扩大,新技术、新媒体的不断涌现和应用,世界范围内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高,都为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另一方面,旧有的文化体制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制约和影响依然存在,大量掌握文化资源的国有文化单位游离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外,体制机制活力不强、动力不足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实践证明,不树立新的文化发展理念,不破除旧的体制机制弊端,文化产业的发展就会失去生机与活力。因此,要从容应对挑战,推动文化产业更好更快发展,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就必须牢牢把握机遇,充分利用文化产业发展反经济周期的特点,不断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通过改革创新来释放和激发文化生产力。
首先,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培育符合文化产业发展需要的合格的市场主体。
文化企业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微观基础,只有让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才能实现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当前,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的力度也在逐渐加大。截至2009年7月,全国580家图书出版社中已有308家完成或完善了转制工作,上千种经营性报刊完成了转制,所有非时政类报刊将逐步完成转制任务;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向纵深拓展,集中表现在转企改制国有院团数量不断增加、范围不断延伸、演艺资源整合实现新突破;国有电影制片企业继续向集团化、公司制迈进,今年年底前将完成国有电影制片厂、省级和地市级电影发行放映单位的转企改制。体制机制的改革使我国文化产业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据统计,2009年,中国新闻出版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20%;中国电影年产量近500部、票房收益超过60亿元,国产影片票房连续6年超过进口影片;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年演出超过50万场,吸引近4.6亿观众。今后,我们要继续本着“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的原则,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继续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使其从行政附庸转变为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创新、依法运营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者。
其次,按照资源优化配置、产业内部均衡发展的原则,加快文化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水平。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仍处于转型阶段,只有通过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才能获得新的推动力和增长空间。一是调整文化产业产品结构,既要满足消费需求,又要满足生产需求。在不断繁荣文化市场,壮大文化产业总体实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还应根据市场对文化产品的生产性需求,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加强文化产业的生产功能,使文化产品在作为最终消费品和作为中间产品之间保持合理比例。二是调整文化企业组织结构,促进竞争、鼓励创造。在着力培养一批跨行业经营、竞争力强的大型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同时,还要积极鼓励和支持中小型文化企业的发展,盘活一切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资源。三是调整文化产业所有制结构,形成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推动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文化管理体制。此外,还要在法律和政策许可的范围内,适当降低非公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门槛,吸收社会资本参与到振兴文化产业的进程中来,推动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四要调整文化产业技术结构,推进多层次技术结构的形成。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等为支撑的新兴文化业态,是文化产业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部分,反映了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而我国深厚的民族、地方文化资源与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产品,也一直有着传统的出口优势。因此,我们既要抓住科技创新大规模应用带来的机遇,大力发展文化创意、手机电视、网络电视、数字出版、动漫游戏等战略性新兴文化产业,也要积极利用高新技术支持传统文化产业,推动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产品“走出去”,占领国际市场。五要调整文化产业区域布局结构,在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中合理配置文化资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打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城乡分离的文化市场格局,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从传统的区域性资源配置机制走向市场化的资源配置体制,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三,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正确认识“两种属性”、“两个效益”的关系,创作生产出更多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
体制化篇6
文化馆体系作为政府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在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文化馆体系的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必须进入决策前端，群众文化学科建设和专业化建设是文化馆体系发展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文化馆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改革；机制创新；运营管理
群众文化是人们职业外自我参与、自我娱乐、自我开发的社会性文化。群众文化是一个集合概念，包含了群众文化活动、群众文化工作、群众文化事业和群众文化队伍等具体概念，群众文化活动在群众文化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组织、辅导、研究是群众文化机构业务体系的三大要件。
群众文化事业机构是国家政府、群众团体或集体为开展群众文化工作而建立的事业单位，政府系统的群众文化事业机构是指群艺馆、文化馆、文化站。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导和骨干力量，具有在群众文化总体中的主导性和工作性质的服务性、工作内容普及性和综合性的特征。其服务对象，是本辖区内的全体人民群众（也可组织跨辖区的文化活动）。
文化馆作为政府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骨干力量，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具有组织网络、文化设施、人才队伍等诸多优势，在保证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群众基本文化需求，尤其是引导群众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加大众文化活动上具有独特的职能。
本文以北京市东城区文化馆体系为例，对政府系统的群众文化事业机构尤其是文化馆体系在公共文化服务上的现状和不足进行分析和探讨，认为群众文化事业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任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在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文化馆体系的体制改革必须进入决策前端。
一、文化馆体系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工作现状
（一）设施及运营情况
1．设施建设：国家最高的业务职能机构——国家文化馆尚未建立。东城区的区、街、社区三级文化设施网络健全，文化馆（图书馆）、街道文化站、社区文化室的开办率已达到100%。截止到2006年底，东城区文化站10个，总面积为22246.7平方米，文化室126个，总面积为21999平方米。500平方米以上文化广场为57个。街道级图书馆建馆率100%，21家社区图书馆已投入使用。文化馆因目前是差额拨款事业单位，存在一部分馆舍面积出租问题。文化站、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也存在场地出租或合作经营问题。
2．运营：区级设施运营管理较规范，利用率较高，街道文化站、社区文化设施主要集中在为文化团队提供服务上，利用率低，原因主要在于组织的活动较少，经营价位偏高、开放时间不合理。社区文化室活动单一，参与者有限，共建共享意识需要加强。据区文委调查,三级文化网络的知晓率均超过50%，但利用率过低。知晓率上，区文化馆75.7%，区图书馆69.4%，街道文化站61.3%，社区文化室57.7%；利用率上，区文化馆18.9%，区图书馆11.7%，街道文化站15.3%，社区文化室18%。
（二）文化工作队伍建设情况
1．工作队伍：区级文化馆体系的专业人员比例偏低，中高级职称少，男女比例上女性过多。基层文化干部队伍数量薄弱，素质有待提高，文化站编制仍存在混编、缺编现象。据区文委调查，全区街道文化干部队伍中80%是管理类专业，文艺人才只占3.6%。
2．志愿者及文艺骨干队伍：2002年建立了区街两级文化志愿者队伍，一街一团，一居一员，一点一人，但志愿者只局限于专业文艺团体及工作者，一般意义上的为群众文化服务的多层面的志愿者（义工）队伍尚未建立。文艺骨干队伍庞大，全区共有800多个群众文化艺术组织，其中具有一定特色和水平的“社区文化细胞”300个。
（三）业务工作开展情况
以文化活动为中心，开展了群众文化品牌性活动以及多层次的日常活动。活动内容包括群众文艺创作、公共文化鉴赏活动等。2006年，东城区共举办群众文化活动1149次。
1．组织：文化馆组织的活动，包括参与市、区重大文化活动，自办活动，合作活动，经营性培训活动。参与市、区重大文化活动有一年一度的文化艺术节、夏日文化广场、新年音乐会以及各类全国、市级活动中有关文化活动的组织工作；自办活动有新春游乐会、各业务门类馆级活动、团队活动等；合作活动有相声俱乐部及相关艺术类俱乐部发展和东城区老年大学；经营性培训活动有艺术学校面向社会的有偿培训以及场馆的有偿性临时使用。文化站（室）配合全区重大文化活动，积极组织、发动，并单独举办文化活动，但日常的阵地活动主要是经营性文化娱乐活动。
2．辅导：群众文化辅导包括组织管理辅导、群众艺术辅导、宣传鼓动辅导、文化娱乐辅导、理论研究辅导。区文化馆基层辅导由文艺辅导部和群文工作部完成，主要是群众艺术辅导。目前有一部分是有偿辅导，一部分是专业人员对辖区基层的无偿辅导。目前，工作体系内的多种方式的公益性群众文化理论和文艺辅导需要加强。专业人员深入社区培训、辅导、调研需要列入日常工作职责加以督促考核。2006年，业务人员辅导的作品获市级以上奖项近20项。文化站对本街道文艺爱好者和社区文化室的辅导，因专业人员数量和水平限制，存在职能欠缺的现象。
3．研究：区文化馆以业务研讨会、座谈会等形式，开展了群众文化理论、群众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研究活动。2001、2006年文化馆主编出版了《钟鼓楼文丛》第一、二两辑，第三辑正在组稿，2008年上半年出版。编印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项目汇编·东城卷》。文化馆业务干部出版理论专著一本，撰写的多篇论文曾在全国和北京市获得一等奖。
4．创作：区文化馆专业人员近年策划创作了大型群众性原创歌舞剧《胡同情》《和谐颂》等，歌曲《北京奥运情》《共创美好家园》等，小品《收礼》，短剧《微循环》，舞蹈《空中的精灵》等。2006年，业务人员获市级以上奖项共10余个。2007年，文化馆专业人员创作的舞蹈《空中的精灵》、歌曲《共创美好家园》被选拔推荐参加文化部第13届群星奖。
（四）体制机制状况
1．区图书馆在专业建设和管理方面因属于正常学科体系，有一定的国际国内经验，体制机制、行业规范较为健全，尤其是区图书馆深化改革取得成功，图书馆专业功能与市场经营、物业管理成功剥离，为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区文化馆现有业务、管理、经营三大系统，专业人员比例低，没有达到国家要求，个别部门设置重复，机构臃肿，根据国家人事部岗位管理制度，已经进行了岗位的初步确定。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将根据文化馆改革的体制变化，进行重大调整。
2．文化馆（站）专业管理制度建设欠缺，在岗位目标责任、专业人员管理、基层辅导制度、业务创作制度、业务考核、业务学习和培训、团队建设等方面需要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
（五）群众文化需求和活动“参与率”状况
据区文委调查，居民文化需求具有多样性，但现有活动内容和形式不能完全满足居民个性化要求。
据调查数据显示，东城区居民选择的业余爱好中，健身40%，唱歌22.5%，跳舞22.5%，还有爱好阅读、写作、等，很大一部分居民选择了“其他”这一选项，占41.4%，其中包括旅游、太极拳、斗蛐蛐、遛弯、踢毽子、托球、逛公园、打球、爬山、武术、看电视、听讲座、写诗、弹琴、会友、织毛衣、游泳、钓鱼、养鱼、八卦掌、拍手健身操等。各年龄段群的需求不同，老年人以健身居多，青年职工有较高层次娱乐需求，少儿喜欢书法练习、娱乐活动。
另外，居民文化活动参与意识弱，有56.7%的人从不参加，26.9%的偶尔参加，只有16.3%的人经常参加。原因是不感兴趣、觉得一般或不知道。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多为中老年人，40岁以上的人群占总参加人数的93.7%。
二、文化馆体系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一）设施运营和管理缺少刚性要求和创新举措
1．文化馆（站）事业未能全面发展。现有体制机制制约文化馆事业发展。设施落后、专业人员素质和能力有限、专业管理制度欠缺。面向基层的文艺辅导和面向基层文化干部的培训欠缺。针对专业人员的管理办法和绩效考核需要加强。
2．群众文化事业单位尤其是文化站（室），工作职能、开放时间、举办活动等缺少公示和广泛的宣传、发动，主动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少，存在“守摊”思想。目前开展的阵地文化活动和娱乐项目几乎都是收费的。
（二）人才队伍需要提高素质
1．文化馆在人才引进上，高素质文化人才短缺，新进的专业艺术院校毕业生和专业院团人员综合素质和业务工作能力有待提高。在用人观念上，学历、职称仍是考查用人的硬性标准和惯性思维，甚至迷信高学历、高职称，缺少对在业务工作上有突出贡献者破格晋级晋职的举措和综合的考核激励办法以及“任人为贤”的制度。对现有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使用上，缺少科学的管理方法，未能做到制度与机会相结合。
2．文化站人员编制仍有不到位现象。在编人数没有达到定编人数，多数文化站长由街道办事处公务员兼任或聘任退休人员，人员素质和业务能力不能满足工作要求。
（三）需要继续开拓艺术文化活动
区文化馆自主举办的活动在类别和内容上需要拓展，由专业人员负责的以艺术门类为核心的馆办活动或项目较少。群众文化需求在提升，但街道、社区图书馆（阅览室）利用率不高，社区文化活动群众参与率不高，由文艺骨干组成的各种团队活动开展得较好，针对居民整体参与的活动尚未充分开展。
（四）多元筹资机制尚未建立
区文化馆目前是差额预算事业单位，自办活动经费不足，个别文化活动文化馆可以争取到赞助，大多数活动单靠文化馆很难争取到赞助。10个街道文化站均为全民所有制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公益性与经营性集于一身，文化活动经费不足。
三、文化馆体系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对策建议
（一）加快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力度，健全专业管理制度，依法规范管理
1．体制改革刻不容缓。借鉴东城区图书馆改革的成功经验，文化馆在公益性与经营性分离后，人员和部门得到精简，突出以专业人员为主体，进而对文化馆实行全额拨款。做到“小机构、大服务”。对文化馆场所实行保证文化馆正常业务活动前提下的物业管理、委托经营。
在决策机制中，针对文化馆等事业单位，建立理事会，在区社文委建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健全监督评价机制和决策机制。区人大、文委等权力监督部门要发挥监督、管理职能。海淀区作为北京市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在体制改革上进行的大胆探索，得到专家肯定。
2．机制创新需要加强。决策层和单位领导干部应提高管理素质，提高管理能力，在管理理念、管理方式上有所创新。在用人机制、分配机制、考核机制、管理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上逐渐健全，探索科学的管理办法。严把进人关，杜绝“想要的进不来，进来的干不了”的进人状况，把专业硬、能力强、作风正的人才吸引到文化队伍中来。建立新的人才职业能力评价体系，建立以“在行业内取得的公认的业绩”为主的人才评价标准。在文化馆业务工作中，在目标责任制的基础上，探索项目管理制。在考勤管理上，根据文艺专业的特殊性质，制定与管理岗位、工勤岗位人员不同的考勤办法，在为专业人员充分、合理安排辅导、培训、排练、演出任务后，尝试采取弹性工作制，为其练功、创作、采风、学习、进修、备课等提供时间上的保障和相对宽松的业务发展空间与创作环境，同时配合严格的业务管理与绩效考核制度。
3．制度保障急需建立。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央、市、区有关制度，对专业人员，专业制度要落实到人。包括文化部《文化馆管理办法》《文化站管理办法》、《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等东城区有关文化发展规划、意见、条例、办法等。加紧制定专业管理制度。
（二）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硬件水平，文化馆改造应全面进行，基层文化设施应综合利用
根据文化部对文化馆评估中对设施、设备的指标要求，经过改造，让文化馆在设施、设备、功能布局上，适应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无障碍，保证专业功能的建筑格局。在设施上提高现代化水平，拓展复合功能。对于基层文化设施，应采取合理安排、综合利用的措施，一室多用，资源共享，提高其使用率，让设施发挥最大效能。
（三）注重基层和基础，抓好四基建设
文化馆（站）以对体系内的免费基层辅导和基层文化干部的培训为重心，夯实基础，明确文化工作的任务、职责和方式方法。以各类文化活动为纽带，广泛发动居民参与，完成好在公共文化服务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职责和任务。
（四）建立社会化运作机制，建立多渠道筹资机制
1．根据《东城区文化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科学、合理、公开、公平地使用社区文化发展专项资金，使其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另外，北京市委宣传部所属的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的“和谐社区专项基金”，是专门为推动和促进社区和谐发展提供资助的民间性管理基金，应在开展社区文化活动中积极申请。
2．尽快建立多层次的志愿者服务队伍。以共产党员为先锋，主要面向学生、离退休人员，广泛动员、宣传，像奥运会志愿者一样，以志愿服务为荣，把志愿服务算做学生社会实践或劳动课程的一部分，作为党员发挥先进性和先锋作用的重要体现，作为离退休人员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重要途径。
3．政府搭建平台，举办文化项目推介会，以多种合作方式，向社会各界争取资金，赞助文化项目。济南、杭州已开展多年，积累了成功经验。
4．建立共建共享的社会参与机制。共建共享体现在文化设施建设、利用与管理和开展文化活动等方面。尤其是社区文化活动，应深入挖掘社区内文化人才和社区单位的潜力，动员用多种方式和渠道参与社区文化建设。为社会和个人从人、财、物以及日常管理与服务等多方面参与群众文化建设提供最佳途径和方式。
（五）加强文化馆体系专业化建设
建立群众文化学科体系，以文化部文化馆评估为契机，以文化馆评估标准为准绳，加强文化馆专业化建设，用专业化提升和规范文化馆体系业务工作，提高文化馆的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水平。
1．基础建设专业化。包括设施、人才和经费拨款等几个方面。应根据时展和专业需要，适合文化馆（站）的战略发展。在充分发挥区文委“东城文化网”作用的基础上，文化馆应建立独立的网站作为业务工作的信息化、数字化平台。
2．行业管理专业化。包括业务标准、评估指标体系、业务管理制度、专家咨询机制等几个方面。应将业务职责细化到具体条款和标准，形成以岗定责、岗责细化的规范工作格局和科学严谨的工作评价体系。
3．活动项目专业化。文化馆、站开展的文化活动要突出自主性，发挥专业人员和场地设施的优势，开创具有专业水平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自主举办的文化活动项目，以特色鲜明的活动促进品牌形象的树立。
4．交流合作专业化。文化馆、站的交流合作主要指一定范围内文化馆、站之间、群众文化与专业文化之间以及大文化框架下的各类文化之间的交流合作。目的是相互促进，交流共享，提高群众文化工作水平，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
（六）探索全新的文化设施运营管理模式和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1．对于文化馆、站的设施经营和物业管理，是否可以尝试在剥离后，进行全区范围内的统一经营和管理。
上海市在社区文化的管理模式上有所创新，成立了社区文化管理联锁公司，负责全市百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以及文化馆的运营，区文化馆除继续发挥公益文化事业原有功能外，原经营场所或项目，归还区文化局，作为区文化产业的一种补充。
东城区是否可以借鉴上海模式，将经营、物业管理剥离，在保证公益性活动的设施使用要求之外，尝试资产重组，资源整合，实现文化馆、站设施运营联动，使全区文化馆、站设施的经营性活动和物业管理像“麦当劳”“新东方”等著名企业一样统一管理，联锁经营，以有效提高设施的利用率。
体制化篇7
一、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有力有序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
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既涉及经济基础，又涉及上层建筑，政治性政策性强，必须加强组织领导，把握正确方向，有力有序推进。为此，无锡市委、市政府把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作为全市改革发展的重点任务，建立了领导小组。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组织实施、宣传部门协调指导、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落实、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各市(县)区及列入改革试点的单位也都层层建立相应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加强统筹协调，研究解决重大问题，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市委市政府还先后制定出台《深化改革创新体制行动纲要》、《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增强工作的预见性、主动性、操作性。在工作运行上强化组织力量、规范管理秩序。市委宣传部增设了“文化改革与发展办公室”，具体负责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日常工作；建立了办公会议、方案论证、重大事项报告、督导检查等制度，及时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二、深化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新格局
创新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是提高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能力、转变政府职能的必然要求。无锡市坚持以“政事分开”、“管办分离”为突破口，加快建立科学合理、运转高效的新型文化行政管理体制。着眼改变过去文化行政部门既办文化、又管文化的状况，将原市文化局所属的文艺院团、国有文化单位全部剥离。成立了市文化艺术管理中心，专司“办文化”的职能：市文化局作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履行抓规划、抓政策、抓导向、抓市场、抓服务的职责。按照中央和江苏省关于试点城市文化行政部门归并的要求，在市广电部门实行局台分开、台网分开的改革，将原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版权等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能实行归并，组建了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简称文广新局)。新组建的市文广新局，除统一履行文化行政管理职能外，增加了拟订全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指导协调全市文化产业发展工作的职责，并将原设在广电部门的动漫办整体平移至市文广新局，与文化产业处合署办公，从而改变了过去文化行政管理政出多门、力量分散的现象，实现了部门集中、统一管理。与此同时，有效组合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的行政处罚和相关行政强制监督检查职能，组建了市文化行政综合执法支队，形成统一、规范、有力的文化市场执法力量。
三、推进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激发文化发展内在活力
解决文化事业单位活力不足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转变体制、转换机制。无锡市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根据不同文化事业单位的性质和特点确定不同的改革路径，增强文化单位的活力、实力和竞争力。对列入改革试点的市图书馆、市博物院、市文化馆、《江南论坛》杂志社、《太湖》杂志社等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建立起以人员聘用制度为重点的用人制度和以岗位绩效工资制度为重点的分配制度，普遍推行岗位管理，探索建立理事会制度，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服务质量和水平显著提高。对列入改革试点的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市对外图书交流中心，会同其主办单位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协调市发改委、劳动局等部门梳理和完善劳动人事政策，组织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在抓好人员分流、身份置换的基础上，实现单位性质由事业转变为企业，成为以图书营销为主的文化经营市场主体。对现有文化资源抓好优化配置，以无锡歌舞团为主体。整合无锡滑稽剧团、无锡评弹团、无锡市文化艺术学校及相关场馆等资源，组建了无锡歌舞剧院，打造“国家重点艺术表演院(团)”、“国家舞剧创作基地”，并组建市文华演艺有限公司，通过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市歌舞剧院2008年演出收入首次突破1000万元。按照全省统一部署积极推动本市广电网络资源整合，成立江苏广电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搭建了广电网络发展新平台。
四、实施新闻宣传与产业经营“两分离”改革，增强传媒集团的传播能力和产业功能
新闻宣传与经营“两分离”改革政治敏感性强，政策要求高。组织实施难度大。无锡市认真贯彻中央和省的部署要求，深入调查研究，精心制定方案，积极慎重地推进新闻单位宣传与经营“两分离”改革，确保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党和人民喉舌性质的前提下，强化传媒集团的舆论宣传主阵地、文化产业主力军作用。在“两分离”改革中做到“四个分”：一是实行资源分离，对无锡广电集团、无锡日报报业集团进行清产核资，区分宣传资源与经营性资产，将广告、印务、发行等经营性资产从事业体制中全部剥离出来，转为企业。二是实行机构分设，广电集团、报业集团的新闻宣传机构和人员继续实行事业体制；将剥离出来的经营性资产分别组建广电、报业发展有限公司，经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成为企业，进行市场运作，为宣传主业服务。三是实行人员分开，广电台和报社的新闻采编播人员与经营管理人员不混岗、不兼职，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原事业编制的人员需转入到新组建企业工作的，采取派遣输出的方法，保留其事业身份和档案工资，收入由企业确定，退休时按事业性质办理手续；新录用到公司的人员，全部按企业性质人员办法办理。四是实行管理分类，宣传与经营“两分离”后，广电集团、报业集团继续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宣传上，设立编委会，实行集团党委领导下的总编辑负责制：经营上，广电、报业发展有限公司均设立董事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宣传与经营“两分离”改革后，使从事宣传的人员专心钻研新闻业务、从事经营的人员专门研究市场，提高了传媒集团的办报水平和经营层次。
五、探索国有文化资产监管体制改革，实现“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结合
国有文化资产是宣传文化事业的重要物质基础。对国有文化资产进行有效管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党对意识形态领域宏观调控的重要途径。无锡市按照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结合的要求，积极探索和建立国有文化资产监管新体制。成立由市委宣传部和市财政局组成的“市属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简称市文资办)。
机构设在市委宣传部，由市政府授权文资办依法行使出资人的职责，负责监管无锡广电集团、无锡日报报业集团、无锡市文化艺术管理中心所属的国有文化资产近50亿元。制定实施《无锡市市属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明晰市属国有文化资产监管主体的职能，规范对市属国有文化资产经营重大事项的监督管理。制定实施《无锡广电集团、无锡日报报业集团年度综合绩效考核暂行办法》和《综合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综合考评两大传媒集团及其领导班子在完成宣传任务、履行社会责任、资产运营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的业绩，改变了过去考核时只注重经营业绩的状况。这一新的体制，使“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结合的原则得以有效落实，既确保了国有文化资产对宣传主业的保障和支撑，又确保了国有文化资产的安全完整和保值增值。
体制化篇8
［摘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一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进文化宏观管理；二是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三是逐步完善产业政策,打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四是依法加强监管,维护文化市场秩序；五是着力强化制度建设,规范文化产业发展；六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增强产业发展后劲。
［关键词］文化产业;文化体制改革;文化消费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35-0076-02
1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情况
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文化产业从小到大,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整体规模和实力快速提升。2010年我国文化产业法人单位实现增加值11052亿元,比2004年增长了2213%,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4%上升到2010年的275%。2010年全国共出版图书328万种,总印张6047亿印张；全国新闻出版、印刷和发行复制业总产出为12698亿元,实现增加值35034亿元。2010年全年制作广播节目681万小时、电视节目274万小时,生产电视剧14685集,国产动画产量超过2205万分钟,电影产量526部；全国广播电视系统总收入达到2302亿元,电影综合效益达到15721亿元。2010年我国艺术品成交总金额达1694亿元,成为世界最大的艺术品交易市场之一。互联网和移动网游市场规模达到349亿元。
现阶段,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发展,先后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等一系列指导、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进行统一部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更是明确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社会资本对文化产业的关注度显著提升,文化产业的赢利模式逐步得到认可,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的热情高涨,为产业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投融资环境。
2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主要任务
21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必须构建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科技含量高、富有创意、竞争力强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一是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结构。按照结构优、布局佳、效益好、可持续的要求,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壮大出版发行、影视制作、印刷、广告、演艺、娱乐、会展等传统文化产业,加快发展文化创意、数字出版、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二是坚持走集约化发展道路。鼓励有实力的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培养文化产业领域战略投资者,发挥其对产业的整合和示范带动作用,使文化企业尽快做大做强,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三是着力打造文化知名品牌。加大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产业支持力度,充分利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建设特色文化城市,打造蕴涵中国文化元素的自有品牌,提升文化品牌价值。四是推动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一方面,文化产业要积极借鉴其他领域发展成果,进行技术研发和创新,开发新型文化消费终端,提升文化产业的装备制造水平；另一方面,要在工业产品以及旅游、体育、信息、物流、建筑等产业中融入文化元素,通过开发产品文化内涵、加强工业设计、提高产品艺术品位等举措,提升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延长文化产业链条。
22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
一方面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国有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国有或国有控股大型文化企业或企业集团,通过直营、控股、参股等多种形式,牢牢把握决定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领域和关键环节,在发展产业和繁荣市场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文化领域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积极探索完善相关政策和管理办法,为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文化产业领域创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提供有利的政策条件,实现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多元化,形成良性竞争机制,打造富有活力的文化产业发展格局。
23推进文化科技创新
现代科技创新,尤其是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化艺术的新形态,拓展了文化发展的空间和平台,增强了文化的创造力和传播力,是推进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必须发挥文化和科技相互促进的作用,深入实施科技带动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一是要抓住一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科技课题,加强科技创新攻关,努力掌握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共性技术,以先进技术支撑文化装备、软件、系统等的研制和自主发展,提高文化产业装备水平和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二是要大力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制定相关技术标准,积极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文化产业,培育文化产业新业态。三是要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文化技术创新体系,支持产学研战略联盟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把重大文化科技项目纳入国家相关科技发展规划和计划,培育一批特色鲜明、创新能力强的文化科技企业,形成良好的文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和创新动力。
体制化篇9
突破传统教育理论，突出和强化自我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主体性地位，促进个体自我教育向群体自我教育的转变，最大限度地实现教育和自我教育的有机统一，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这是克服传统教育模式的弊端和应对新形势的必然选择，是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效标准和最终归宿。
一、自我教育及群体自我教育的重要意义
自我教育可分为个体自我教育和群体自我教育两种形式。个体自我教育是受教育者个人通过自我反省、自我总结、自我批评等方式提高自我修养的方法。群体自我教育是指某一集体内部的互帮互教活动。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教育的自由，是为实现人的全面的、终身的可持续发展，培养快乐、幸福的终生学习者。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激发教育对象的主体自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学会生存》中指出:“未来的学校必须把教育的对象变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受教育的人必须成为教育他自己的人;别人的教育必须成为这个人自己的教育。”苏霍姆林斯基也对自我教育做了经典的诠释:“只有能够激发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没有自我教育就没有真正的教育。”
二、群体自我教育对自我教育的促进作用
正确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评价是个体进行自我教育的前提和条件。没有客观、准确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便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教育。人是在交往中活动中彼此认识和评价的，只有通过群体的评价才能全面、准确认识自我。同样，也只有通过群体的验证，才能确保证情绪体验的正确性，也只有个体的自控和群体的“他控”有机统一，才能实现自我控制的目标。因此，自我教育只有通过群体的协同才能完成。学习是学生的的主要任务，也是一个人成为人的重要方式。“学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和与之发生相互作用的环境事件”(加涅)。学校作为“环境事件”营造者，其主要的责任和使命就是创造适合学生成人成才的群体环境，使学校成为一个活跃的互动磁场，其中充满着丰富多彩的生命活动和学习、运动、生活等“环境事件”。学校的物质环境既是“教育过程必不可少的条件”，而积极和谐的精神生活环境是拨动学生的心弦和使其产生自我实现的热望的重要条件。从小学到大学，班级始终是学生学习、活动的基层集体。班级性的群体生活环境已经成为学生心理环境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学生自我教育的重要影响源。为此，学校应该首先从班集体建设入手，把班级建设成为学生的学习共同体，建设成学生的心灵家园。通过发挥班级集体力量，启发每个成员的教育自觉，调动其自我教育的积极性，激发其对理想人格的渴望，并努力通过互动去构建个人意义，通过不断的实践体现个人价值。此即所谓的“在集体中进行教育”。用马卡连柯的话说，就是:为了集体，在集体中运用集体力量去教育每一个成员。只有要把个体自我教育与群体自我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一种巨大而持久的道藩教育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体自我教育的协同效应，为教育目标的实现提供根本性保障。
三、个体自我教育向群体自我教育转化的必要性及其理论依据
根据唯物辩证法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原理，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一是只有包含有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任何教育活动只是一种外因，永远不能取代受教育者的认识、内化活动和实践外化活动;二是变化是内因、外因共同作用而引起的。只有“他教”和“自教”协同作用，才能实现教育的目标;三是变化可以通过改变内因，也可以通过改变外因而获得。作为教育者，只能通过改变外因而促成内因的改变。而且由勒温的场论可知:通过改变一个班集体来改变其中的团队成员，比一个个地去改变每个成员要容易得多。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把班集体建设成为优秀的自我教育群体和团队，才能实现学生自我教育的目标。其理论依据:
1．管理学依据。在管理学中，群体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为了实现目标、满足特定需求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的联合体。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必然地生活在一定的“群体”之中。这一群体常被称为“小组”。小组的重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性，二是安全性，三是反思性:小组借助成员间自觉的交流和监督反思己相与他相并定位自我。一个发育成熟的小组，其成员间通过不同方式、不同类型和不同领域的互动，使各自的优势与能力得以共享与扩展，从而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群体协同效应。协同效应源于小组动力论(亦称群体动力论)。它被定义为小组成员相互影响的过程。小组的高级形式为团队。团队具有两大特征:首先是团队工作，其次是团队精神。团队工作与小组工作不同。小组工作有着严密的格式和规则，更多地表现为组织化的、客观可视的行动的实施;团队工作的格式和规则有较大灵活性，更多地表现为非组织化的、基于主观心理的态度和行为。团队不仅具有小组显性的、物理存在的形式，而且更多地具有隐性、精神存在的形式。因而，团队的协同效应大于小组的协同效应。“班集体是学生养成自我学习习惯、开发自我进步动力、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培育自我负责意识的土壤，‘是学生自我教育的重要影响源’”，是大学生的学习和成长的团队。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素质发展、成人成才，都与这个集体的建设发展、文化氛围、精神风貌有密切的联系。因此，通过班集体建设推进自我教育是必要的、切实可行的重要途径。
2．行为科学依据。从行为科学上讲，个体加入一个群体最常见的原因有:安全需要、地位需要、自尊需要、情感需要、权力需要、实现目标的需要。一个人可能同时属于多个群体，但加入群体的动机，都是为了获得利益、满足需要。对大学生来讲，班集体则能满足其成长成才的多种需要。在班集体中，一个人的自我教育效果对别人则是一种教育，而群体内部的互帮互教，即是群体的自我教育。其作用在于:通过群体中的交往互动，不仅学会了评价他人，而且学会了评价自己。通过相互比较，逐渐认同了他人对自己较为客观的评价，而且在比较中逐渐加深对自我的认识。通过交往中他人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客观效果的反响，进一步修正对自己评价和认识。在较准确的自我认识与自我评价的基础上，不断形成和发展协调和控制自己的能力，从而实现个体之间的学习互助，竞争激励、批评反思、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进而实现学会和谐共处，共同进步。#p#分页标题#e#
3．其他理论支撑与政策依据:一是马卡连柯结论:学生集体不仅仅是教育对象，也是教育的主体，具有巨大的教育力量;二是勒温的场论:整体比部分重要得多;通过改变一个团体来改变其中的团队成员，比一个个地去改变每个成员要容易得多;三是勒温的团体动力学(亦称群体动力学)理论:个体所属的团体决定了个体的行为和心理趋向;四是系统论:系统的整体性，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作用;五是木桶理论:一只木桶盛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块，而恰恰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
四、“辅导生制”———自我教育向群体自我教育转变的实验性行动研究个案
自2005年以来，邢台学院以军训为切入点，以“辅导生制”为载体，不断创新国防教育模式，不断丰富、拓展国防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使国防教育、素质教育、养成教育、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五育并举，有机融合，互相助力，互为催化，实现了教育和自我教育有机结合，并进一步通过“辅导生”团队建设模式的复制、推广和转化，建立健全了一套完整的促使学生的个体自我教育向群体性自我教育转变的长效机制，实现了教育实效的倍增。
1．“辅导生制”的基本内容。“辅导生”是相对于“辅导员”而言的，是被赋予教育、管理、服务职能的高年级学生。“辅导生”的职责:一是担当大学新生的军训教官;二是协助军事理论教师对新生进行国防教育;三是负责军训成果的巩固和转化;四是协助辅导员进行入学教育和为期一年的带班管理;五是按照“辅导生”团队建设的模式，把班集体建设成为学生自我教育的优秀团队。“辅导生制”则是由“辅导生”的选拔、培养及其职责管理、绩效考核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构成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2．辅导生的选拔与培养。从部队聘请教官或学生进驻军营进行军训，学校和部队都投入巨大，军训的成果却难以巩固转化，国防教育时紧时松、冷热不均的问题也始终无法解决。为了彻底解决这些难题，我们从2005年起，开始从大二、大三年级学生中选拔政治素质好、体质水平高、组织管理能力强，品学兼优学生，在对其进行严格、规范的军事训练和优胜劣汰的选拔后，由他们担任入学新生的军训教官。在取得初步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把部分军事理论教学的任务交给辅导生，不仅有效弥补了军事理论教师的不足，更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国防教育的学生骨干，极大地浓厚了学校国防教育的氛围，还实现了国防教育的生活化、日常化。随着辅导生作用的日益彰显，辅导生也逐渐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和楷模，能够成为辅导生成为许多高年级学生努力追求的目标。辅导生的选聘由初始时的需要反复动员、宣传才能完成，变成了一个辅导生名额往往有数十人、百余人竞聘。有鉴于此，我们借机对辅导生的选拔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在选拔和管理程序上，由学校统一选聘、管理和分配使用，改为在学校统一培训、管理、考核的同时，由各系自己选聘、管理、使用和考核，不仅有效调动了各系选好、管好、用好辅导生的积极性，还为辅导生作用的充分发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校则进一步健全了辅导生的选报标准和合格辅导生考核的指标体系，严把进口关，严格淘汰制，不断丰富培训内容，强化辅导生团队建设，辅导生的培养质量得以持续提高。
3．“辅导生”的使用及效果。经过数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辅导生由初始时单纯的新生教官，逐渐演变成涵盖国防教育、素质教育、养成教育、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等多项职能的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骨干力量，其在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的潜能和作用日益得到充分的发挥。
3．1以人为本，科学施训，出色地完成了每年的军训任务，确保了军训的质量。新学期军训开始后，辅导生继续秉承和坚持“以人为本，科学施训”原则，合理安排训练时间，并把训练内容合理分解、交叉进行，既有效避免了过度疲劳导致意外伤害和非正常缺训现象，又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训练的时效，军训的质量也逐年提高。
3．2精心备课，科学施教，极大地丰富了新生入学教育的内容，最大限度保障了教育教学质量和效果。较之于部队教官，当代大学生思维活跃、视野开阔，学习能力强，素质提高快，特别是由他们的学生身份所决定，他们更了解新生的心理和需求，他们的言传身教和现身说法也更具说服力，更容易为同龄人所接受和悦纳。为更加充分地发挥辅导生的作用，我们不断丰富和拓展辅导生集训内容和方式，全力打造纪律严明、作风顽强、素质全面、能力卓越的优秀辅导生团队。从培训方式上，改分散住宿为集中住宿，完全按照部队建制，实行标准的军事化管理。在培训内容上，在不断丰富国防教育内容的同时，大力强化辅导生教学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的培养，以确保辅导生除了能够胜任军体教学职责外，更能胜任军训期间和军训结束后的带班教育、管理。辅导生集训期间即组织辅导生利用训练间隙和业余活动时间，按照教学计划，逐课撰写教案。集训结束并经过严格的考核后，获得新生军训教官和辅导生资格证书的优胜者，随即开始了紧张的说课比赛，开展新一轮的教学能力的大比拼。军训结束后辅导生开始作为辅导员助理协助辅导员带班管理。同时辅导生登台授课，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学生开展理想信念、职业规划、心理健康、诚实守信等教育，帮助新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找准人生定位，树立正确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态度，确立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职业生涯规划理念，为学生自立、自育与成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3抓实巩固，力促转化，用军训成果助力和催化思想政治教育、素质教育、养成教育、道德教育，为学校的教育管理和学生的健康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军训和入学教育对新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全面的、持久的，尤其是军训所培养的行、走、站、立、卧等良好行为习惯，是学生学会做人的基础和前提，因而，军训之后的养成教育则显得至关重要。“优秀是一种习惯”(亚里士多德)，要把优秀变成一种习惯，变成学生习以为常的第二天性，则必须及时地引导学生从依靠外力的督促教育的不自觉阶段，通过不断强化已形成的条件反射，转变为学生自觉行为。并进一步经过反复强化，使之达到本能的、自动化的程度。结合学校提出了将学生教育管理的重心转移到学生公寓，把学生公寓建设成为学生教育管理的主阵地、主战场的要求，辅导生开始把学生宿舍内务、卫生、文明礼仪作为养成教育的重要抓手。在辅导生的组织带领下，各系、各班分别参照军营的内务、卫生标准，制定本系、本班的宿舍内务、卫生考评指标体系，建立健全专门的检查督导组织，坚持日查、周评、月总结，及时公布检查结果，并对后进进行严格的纠正督导。随着工作的深入，养成教育的内容和目标也渐趋规范化、细目化、序列化，在培养学生良好的做人、做事、学习、生活、思维习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p#分页标题#e#
3．4共绘愿景，激发潜能，用团队建设的模式打造优秀班的自我教育团队，培育自我教育的榜样和典范。我们为辅导生团队建设确立的目标是:打造河北省乃至全国知名的大学生军训教官和青少年素质拓展团队，团队的每一个成员都要成为职业化、专业化青少年教育培训专家型人才。围绕这个目标，辅导生进一步对目标进行分解几个方面:成为优秀军训教官、合格的辅导员助理、同学身边的榜样和楷模等，并制定达成目标愿景的行动计划。学校则优选和借鉴优秀团队培训模块，对辅导生进行全方位、专业化的培训和标准化的考核测评，不仅确保了辅导生的培训质量，更为优秀自我教育团队的建设及其建设模式的复制、推广的模式奠定了基础。对于辅导生来说，军事化的集训是严酷的，所承担的工作是极具挑战性的，付出的努力也是空前的，但收获也是巨大的，个人体能、智力、思想、心灵的变化是全面的和脱胎换骨式的。一是辅导生的“自我”意识得以唤醒。二是进一步认识到集体力量的强大，他们在群体中体验到自我的价值，进而产生归属感和对群体的依赖;三是逐步学会自我调节。辅导生通过每日的单项点评、集体点评和军训日记、个人反思等方式实现了经常性的自我审视和检查，并在各类讲评和交流互动的帮助下实现了对自己的行为、活动、态度和情感的自我控制;四是辅导生的“群体自我”得以构建。一个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优秀自我教育团队，在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形成，每个人都通过参与管理中提高了能力，增强了素质，张扬了个性，获得了经验，学会了管理，懂得了协作，树立了自尊，完善了自我，团队的整体素质和管理水平得到了发展和提高;五是形成了“群体自我”的学习方式。互相学习、互相影响、相互交融、团结协作、共同提高、快乐共享成为了辅导生常态化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在共赢中分享“群体自我”发展的成果。五、辅导生制的建设成果辅导生制激发了辅导生的自我教育意识和精神，培植辅导生的自我教育和管理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辅导生制为自我教育的的群体化和自我教育优秀团队建设模式的复制、倍增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成功经验，
建构了一套大学生自我教育的实践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正面引导，弘扬正气，构建大学生自我教育的引导机制。自我教育既是自我认识、自我要求、自我调控、自我评价组成的开放性的动态过程。通过外在引导逐渐改变大学生的态度、动机和思想等，调动大学生自我教育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促进大学生自我意识的良性发展，对大学生自我教育能否真正开展以及取得多大程度的实效具有决定性意义。辅导生制的实施，构建了一套较为系统完整大学生自我教育引导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目标引导。团体动力学认为，团体目标决定着团体行动的水平、成员对其组织的信任程度、成员的自尊和成员自身的行为标准等。因此，大学生的自我教育首先要激发和引导大学生的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愿景管理”(或称“目标激励”)是辅导生团队建设模式的重要特色之一。辅导生团队集训的第一课就是“给自己一个目标去追求”，目的是使辅导生明确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努力的方向和目标。辅导生在实施军训和带班管理，特别是指导和参与所带班级的班集体建设时，特别注重目标引导的导向、激励、调控功能。在辅导员的指导下，围绕如何让班级从他(被)组织演化为自组织的班集体，辅导生从与班干部和全体学生商讨制定班集体建设目标体系入手，引导学生结合专业特点制定班集体建设实施方案。方案首先明确的就是班集体建设目标和发展目标;其次，明确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路径和所需的活动载体，制定活动计划，明确贯穿全部在校时间、空间的系列常规活动和活动的常规，以及活动所要实现的价值、所要发挥的作用，确定落实和实施活动计划的对策、措施和责任人。与此同时，班级的所有成员都要结合班集体建设目标和个人愿望和追求，制定自己在校学期期间的努力方向和发展目标，明确为确保目标实现所要采取的行动和计划。班集体和个人的整体目标都要进行科学合理的分解，使每日、每周、每学期、每学年都有目标、计划、行动，以及及时的检视、调控和完善。这样的目标引导体系和实践操控系统从基础和根本上保证了班集体建设目标和个人发展目标的实现。
1．2榜样引导。激励大学生自我教育，就要给他们提供有价值的榜样，从而促进大学生自我意识的发展，调动起大学生的内在动力。辅导生在军训、入学教育、带班管理、班集体建设中优异表现也实实在在地获得了全体新生的敬佩和学校、社会各界有关人士的称赞。当“像辅导生那样学习和生活”、“成为辅导生那样的优秀学生干部”、“努力成为辅导生团队的一员”成为许许多多的学生努力追求的目标之一时，目标引发需要，需要激发动力，一种榜样引导机制便随之建立起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尤其是学生自己身边的榜样，其先进思想、高尚品格、文明行为、感人事迹所具有的感召力和说服力，从而激发出学生内心深处自奋自发的动力，发挥出极大地激励、引导人们奋发向上的作用。
1．3价值引导。正确的指导思想是班集体建设和学生个人发展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而正确的的人生观、价值观是确保大学生的自我教育活动符合普世价值追求，符合主流社会期待，符合个人成长成才内在规律的根本保证。为激发大学生利用科学的价值体系指导自己的言行，有选择地吸收、内化自我教育过程中的各种积极因素，在辅导员的指导下，辅导生在帮助设计和组织班集体建设活动时，坚持以传统文化为主题、以时代主旋律为核心价值，引导和教育学生开展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自组织活动，并逐步凝聚共识，形成文化，突出特色，创造品牌，巩固模式，建立机制，确保学生自我选择的正确性，促进自我调控能力的提高。以接本、考研为班集体主流追求，学习氛围浓厚的学习型班集体建设模式;以“关爱农民工子女”、“关心弱势家庭子女”等为主题的，通过奉献爱心实现心灵和谐的励志型班集体建设模式，等等，这些班集体建设模式的探索实践中，无不体现出着爱心、奉献、助人的价值引导作用。
2．健全组织，完善制度，构建大学生自我教育的运行机制。
体制化篇10
一、科技文化发展的内部机制
（一）科学技术知识的积累和革命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包含诸多内容，从文化的视角看，科学技术是由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技术活动、科学技术方法、科学精神、科技道德、科学技术体制等因素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构成的一个有机的动态系统。其中，科学技术知识体系占据核心地位，其他因素或者是以科学技术知识体系为基础产生起来的，或者是为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产生和发展而服务的［1］。因而，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进化是科技文化进化的重要源泉，而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进化无非是通过知识的不断积累并在集聚到一定程度时发生革命来实现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科学技术知识的积累和革命是科技文化进化的重要内在机制。普尔曾对直线式积累的科学发展模式提出质疑，认为，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大胆地提出假设，通过证伪，然后理论的过程，科学知识的增长就是不间断地革命，通过从问题开始，经过试探性理论，又经过批判性检验、排除错误，进而提出新的问题等环节循环往复而不断前进的。历史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库恩则提出了既不同于传统“渐进积累”模式，也不同于波普尔的“不断革命”模式的新的科学发展模式：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其中，前科学时期，各种理论、观点、假说相互竞争，但没有一种在科学共同体中得到确认。常规科学时期，是科学共同体在范式指导下不断积累知识的时期，通过常规研究，不断验证和发展范式，为新观念、新理论的突破奠定基础。科学革命时期，出现了与范式所预期的不相符合的反常现象，当调整范式不能解决反常的问题时便出现危机，这时原有的范式便受到质疑，科学革命从此开始。这些多种多样的科学发展模式，虽然各自本身都有一定的缺陷，但它们或肯定科学发展中存在积累，或肯定科学发展中存在革命，或既肯定有积累也肯定有革命，反映了科学发展的实际，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科学知识的积累和革命是科学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机制。
（二）科学技术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和渗透科学技术知识体系按照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领域的不同可划分为许许多多不同的学科。由于自然本身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科学技术的各门学科也应该是相互联系的，彼此之间会发生相互融合和渗透。这种融合和渗透不仅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联系，使各门学科密不可分地构成一个严密的知识网络系统，而且会导致新的学科产生以及出现新的科学技术生长点，从而促进科学技术的进化。从科技史来看，近代科学从古代自然哲学中独立出来而获得独立发展时，刚开始只有少数几个学科，且各门学科彼此是互相隔绝的，彼此有十分明确的界限，各自划定了严格的隶属自己的研究范围。但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各门学科的界限开始被打破，各门学科不再有严格的研究范围，各门学科间的融合和渗透逐渐成为科学技术的主旋律，科学技术发展的繁荣期也随之来临。及至现代科学技术，学科间融合和渗透的趋势更是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也就在更高的水平进化。学科融合渗透机制具体有多种表现形式———可以是一个学科借用另一个学科的某个概念，也可以是一个学科借用另一个学科的某种方法，还可以是综合运用各门学科知识研究综合性的问题等。学科融合渗透机制发生作用导致的结果也有多种———可以产生边缘学科，也可以产生横断性学科，还可形成综合性学科等等。
（三）科学技术方法的变更科学技术方法的更新对科技文化的进化，如同人类不断发明和更新工具去从事生产而对社会产生的进化一样，是极为重要的。俄罗斯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曾经指出：“科学的跃进往往取决于方法上的成就。研究方法每前进一步，我们也仿佛随之升高一层，从那高处，我们就可以望见广阔的远景，望见许多先前望不见的事物。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方法。”［2］科学家乔治•萨顿曾说：“一部科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工具史，这些工具———无论有形或无形———由一系列人物创造出来，以解决他们遇到的某些的问题。”“科学史实际上就成为一种研究方法。”［3］事实上，全部科学活动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理性思维，当一个新现象得到解释，一个新问题得到解决时，新的理论观点便会产生，而这种新的理论、新的观点又会转化为新的思维方法。掌握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往往就成为科学技术进化的关键。科技史表明，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往往是由于科学方法上的突破。例如，近代科学技术迅速崛起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的成果便超过了过去几千年的总和，这固然与很多因素有关，但从科学技术自身来看，其与近代科学技术广泛采用了实验方法、分析方法和数学方法是分不开的。而现代科学的巨大发展则与系统方法、信息方法等等方法的出现密不可分。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说，科学技术方法的变革是科学技术进化的重要原因。更进一步，甚至可以把科学技术方法看作是科学技术进化的基因。从生物学的解释来看，进化的实质是基因的变化。科学技术方法的变化必然导致科学技术的进化。按照这一看法，真正的科技史不应仅是对发现的描述和对科技成果的记录，因为发现是昙花一现的，具体成果也是随时在更新的，而应当在科学技术中发现那些规律性的内容，探求思维方式的演变，要进一步对那些具有普适性的科学技术方法作出深入研究。我国近些年来出版了许多科学技术的读物，这对繁荣科技文化作出了贡献。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不少读物仍然还只停留在对科学事件的描述上。显然，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建设创新型的国家，要培养出大批的科学大师，更好更快地发展科学技术，需要重视思维方式的演进，更好地掌握和运用科学技术方法，不断地在科学技术方法上创新。
（四）科学与技术的互动科学与技术是两种不同的活动。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的活动，其根本目的是认识、解释和预见自然现象，提高人类洞察自然的能力。技术是利用、改造自然的活动，其根本目的是创造人工自然，提高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科学的主要动力源于人类探索自然奥秘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本性。技术的主要动力源于人类试图达到事半功倍效果的动机和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的欲望。二者的研究程序和方法不同。科学研究的一般程序为：选题———获取科学事实———加工整理———形成假说———验证———建立理论体系。其基本思路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是观察、实验、概括、抽象、归纳、演绎、假说等。科学研究常常撇开某些次要、偶然的因素，在纯化和理想化的条件下进行。技术研究的一般程序为：技术规划（预测、评估、确定课题）———技术构思———设计———研制———试验———形成产品。其主要方法是类比、外推、移植、试验、模拟等。此外，二者的成果形式、约束条件、评价标准等也都有所不同。科学的成果主要是以知识形态存在，如新的概念、定律、定理、公式、原理及由它们构成的理论体系。技术的成果除了以知识形态出现外，很多以物质形态存在，如新的工具、装置、工艺、技巧、仪器等。科学主要受认识程度制约，技术除此之外，还要受社会经济、法律、道德、安全等条件制约。对科学理论的评价，主要是真实性与创造性。而对技术的评价则主要看其水平是否先进，是否有用，以及经济效益的大小。由于改造和利用自然与认识自然是分不开的，这又决定了科学和技术本应该是一对天生的“伙伴”，彼此需要相互渗透、相互依赖，并相互结合才能促进彼此更好地发展。科学与技术的互动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机制。但从历史上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和技术却基本上是分立发展的，结合不很紧密，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上升为科学的过程比较缓慢，科学和技术在发展上相互脱节。技术的进步往往依靠传统技艺的提高和改进，只凭经验摸索前进。科学理论也经常是跟在实践之后来概括和总结人们在生产技术活动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材料。因此，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有时技术上由于生产发展需要，已经出现了一些重大革新，但却不能上升到科学理论高度，并用它指导技术的发展。如蒸汽机已经应用了很长时间，而热力学定律还没有总结出来。而有时科学上已发现了的东西，在技术上却很久不能应用，如19世纪末，麦克斯韦已建立电磁理论，并可以用数学公式表示出来，然而很长时间里，英国没有出现任何应用电力的装置。19世纪下半叶，科学和技术的联系开始得到加强。20世纪以来，科学和技术的联系空前增强，使现代科学技术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科学技术化。即现代科学的发展对技术进步有高度的依赖性，一些重大的科学研究完全离不开先进、复杂的技术手段，离不开各种类型技术人员的合作。另一方面，技术科学化。即现代技术的进步高度依赖现代科学的发展，任何现代技术的创新、发明必须以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为先导，都是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正是这种科学和技术的一体化趋势，迎来了科学技术的空前兴盛。
二、科技文化发展的外部机制
（一）需要机制科技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科技文化进化是人类文化进化中的“亚物种进化”。因而，考察科技文化的发展，必须考察它与社会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科技文化发展最重要的社会动力可归结为社会需要。人类任何活动追根溯源实际上都是由需要引起的，正是由于有物质需要，人们种植粮食，生产各种产品，正是由于有精神需要，人们从事文学艺术创作，创造出各种文化。可以说，需要是人的活动的动力源泉，没有需要，人们就难以有动力从事各种活动，人的任何活动将无从谈起。由于人的需要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人的某种需要被满足后又会产生出新的更高级的需要，人的需要是无止境的，因而人的活动越来越丰富多彩，也永无止境。人的活动就是在需要产生———满足———新的需要产生的不断循环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人的需要可分为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前者是每个个体所具有的需要，后者是社会成员普遍具有的需要。社会需要源于个人需要，而个人需要又要受社会需要制约。显然，作为社会活动的动力源泉主要是社会需要。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一种活动也毫无例外地受一定社会需要所推动，科学的发展也只有满足社会需要才有生命力，事实上科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满足社会需要。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需要来自于各个方面，如社会生产的需要、经济的需要、政治的需要、军事的需要、生活的需要、教育的需要、文化的需要、人类追求精神满足的需要以及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需要，等等。来自社会各方面的需要，一旦与社会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的可能性以及科学技术本身发展的必然性相整合而构成社会推动科学技术的有效需求，便会极大地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整个社会而言，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社会需要。无论是科学工作者个体还是科学共同体，他们所进行的一切科学活动，都是有目的的活动，这种活动的目的固然取决于他们个人或集体的意图、愿望、兴趣、爱好，但同时也不能不受到社会需要的制约。人们从事科学技术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社会的需要：一方面，社会需要刺激人们从事相应的科学技术活动以满足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只有符合社会需要的科学技术活动才能得到社会的支持、扶植和奖励。因此，人们从事什么科学技术活动与当时有什么社会需要有很大关系，社会需要引导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例如，在古代，由于丈量土地和确定生产季节的需要，促使数学和天文学的发展；在近代，由于对高效动力的需要，促使热学和电学的发展；在现代，由于航空工业和火箭发展的需要，推动空气动力学和材料力学的迅速发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一旦有了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4］当然，社会需要极其广泛多样，因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单一的方向，而是多种多样的。由于社会需要对科学技术发展有巨大推动作用，因此科技工作者不能仅仅埋头于科学研究而对周围社会中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反应迟缓，要时时关注和了解社会需要，自觉遵循社会需要开展研究，这是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
（二）激励机制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研究科学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时，开创性地引入了科学奖励系统的概念，认为科学奖励制度是科学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他从科学的建制目标出发，对科学奖励的实质作了独到的分析。在默顿看来，科学的建制目标和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所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是理解科学奖励的实质的前提。他指出：“科学的通常目标，就是扩充正确无误的知识。”［5］实现这一目标是科学共同体所有成员的责任，需要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奋斗。那么，如何引导科学家聚焦于这一目标？靠什么调整科学家的行为达成这一目标的实现？默顿认为，在科学建制目标的指导下，科学家们建立起一套特定的行为规范来制约他们的行为。这些行为规范是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合理怀疑性。在这些规范的约束下，科学家把他们的行为指向科学发展的目标。显然，规范是必须的，但是，仅有规范又是不够的。因为规范只是强调科学家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仅靠规范还不足以最大限度地激励科学家的全部积极性去实现科学发展目标，规范对于促进知识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要更好地实现科学建制目标，并保证科学行为规范被很好地遵守，还需要建立科学奖励制度对科学家的行为进行调整，通过对那些努力实现建制目标并遵从规范的科学家予以积极的承认并赋予荣誉，以激励他们作出进一步的贡献。实际上，关于科学规范和科学奖励对调整科学家行为的作用，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科学规范是通过“纠偏”的方式消极地调整科学家的行为，它防止科学家有任何偏离科学建制目标的行为，而科学奖励是通过鼓励的方式，激励科学家向科学目标迈进，它是调整科学家行为的一种积极方式。这样，从实质上讲，科学奖励是出于激励科学家的行为，从而更好地满足实现科学的建制目标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科学奖励和科学规范一样，对于促进知识增长，调整科学家行为都是不可缺少的，它们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保障科学建制目标得以实现的作用。科学奖励可归结为社会承认，包括两个方面的承认：一是对科学家科学成果的社会承认；二是对科学家科学能力和贡献的社会承认。承认是对科学家的最高报偿，承认意味着认可科学家应有的地位和价值，正如默顿所说，科学王国的基本通货是承认。因此，科学家十分关心和注重承认。科尔兄弟指出：“在科学中，承认是财产的功能等价物，要求得到‘承认’确实是科学家不可剥夺的权利。”［6］如果说科学家渴望获奖，其实质乃是为了得到承认。科学奖励作为一种激励方式，之所以能对调整科学家的行为起着巨大作用，其原因在于科学家对真理的追求与荣誉的需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科学家在从事科学活动时，并不是完全埋头于研究，也需要荣誉即关心社会承认，因为这关系到其活动的价值。科学家一旦有所成就，社会就会以各种方式对其贡献给予荣誉和奖励。而这种奖励又刺激着人们更加努力，以获得更大的成就和荣誉。按哈格斯特龙的说法，科学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追求真理和获得科学奖励二者不断相互交换的过程。科学家把自己的科学成果作为礼物奉献给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返还给科学家荣誉和承认，彼此交换，和谐发展。
（三）传播机制如果说需要机制和激励机制构成科技文化进化的社会动力机制，那么科技文化要在全社会得以扩散，成为一种大众化的文化还需要有传播机制。科技文化传播机制包括传播指导思想、传播内容、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方式（或手段、途径、媒介）、传播资金投入、传播人才保障、传播制度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的不同以及联结的方式不同就构成了不同的科技传播模式。传播模式的不同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是从西方引进的，晚清时期（1840－1911年），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开始在中国大面积、大规模传播，但晚清时期中国科学技术并没有像西方那样飞速发展，这与当时中西科技传播模式有很大差异是分不开的［7］。近代科学技术本来就源于西方，科学技术在西方的传播与发展是主动创新型。它的发展是一个由科学共同体内部进行自主创新的过程，而它的传播模式则是由科学共同体内部向外辐射式传播。从科学技术传播的三个层次来看，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开始受科学共同体以外的因素影响较少，是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传播。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经济上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使社会各界越来越重视科学技术，加大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开始进行科普式的传播，最后渗透到文化中。也就是说，其传播模式是向外辐射式。见图1。反观中国，晚清时期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基本上是被动接受型。它首先是由教会在传播基督教文明时，附带传播的。然后由洋务派官员、近代企业等在社会上层进行传播。从科学传播的三个层次来看，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模式，一开始就受到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的较大影响，中国近代科技的传播模式是向内收敛式。见图2。进一步对比同时代的中国和日本，可能更有说服力。晚清时期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启动近代化，从西方引进科学技术，但结果却大不相同。日本很快成为科技强国，而中国却沦为半殖民地境地。这可从两国科技传播模式的差异找到原因。相比日本的科技传播模式，晚清时期的中国科技传播模式存在诸多缺陷［8］。首先，晚清中国科技传播模式实际上包含了以官方主导的“主动式”传播和以外国教会主导的“被动式”传播两套系统。而这两套系统的目标显然是不同的，晚清官方是以“求强、求富”为目标，而教会则是以传教为主要任务，附带进行科技传播，实行的是文化渗透和侵略。因而，它们的活动常常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往往造成科技传播的混乱。其次，从科技传播的内容看，晚清偏重于与军用技术密切相关的技术传播，没有移植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等西方科技文化，大部分时期停留在“器技”传播的阶段，因此属于部分嫁接式，而日本则是整体移植式。再从科技传播的主体上看，晚清的科技传播者主要是以洋务机构和教会机构以及留学生和洋员洋匠为主，而受传者也是以为其培养的学生和企业技工为主，因此传播主体范围比较狭窄，没有向大众普及科技知识的愿望。此外，晚清科技传播的资金投入、人才保障以及传播制度基础等等外部条件也都是远远落后于当时日本的。
（四）保障机制科技文化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要在社会中正常运行，需要有多种社会因素的支撑，形成完善的保障机制。科技文化的发展是多种社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科技文化发展的保障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投入保障机制。科学技术研究活动是一种知识生产，如同物质生产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样，科学研究也需要有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进行。社会在这些方面的投入是由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即经济实力决定的。经济实力强，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多，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队伍就强大，教育和科研机构就发达，科研条件就好，则科学技术发展速度就快。反之科学技术活动就难以进行或发展缓慢。如美国每年提供的科研经费居世界之首，而美国的科研成果也是世界最多的。随着现代大科学、高技术的兴起，科学技术已成为一项耗资巨大的事业，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持，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如此，现达国家都注意随国民经济的增长而不断增加科研经费，加大对科研的投入。投资渠道也不断拓宽，为适应高技术高风险的特点，还出现了风险投资的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