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会议纪要篇1
一、领导重视，保障有力
为保证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委局领导高度重视，把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列入年度工作目标责任制统一部署、统一落实、统一考核。按照“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的分工方式，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成立了以县委常委、纪委书记为组长、副书记为副组长，各派出纪工委书记、委局各室主任为成员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组织、安排和开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根据上级文件要求，研究制定了《*县纪委监察局2009年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方案》和《*县纪委监察局2009年普法依法治理实施意见》，对2009年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进行全面的安排和部署，并组织力量抓好落实。在经费上也给予了充分保证，只要是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需要，都尽量给予安排。上半年，委局用于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方面的经费达5000余元。
二、重点明确，宣传到位
2009年是“五五”普法规划进入实施阶段的第二年，委局紧紧围绕全县“五五”普法规划的总体要求，结合纪检监察工作实际，明确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重点和目标任务，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
一是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十七届中纪委三次全会、省纪委八届四次全会、州纪委七届四次全会、县委十一届五次全会、县纪委十一届四次全会和省州廉政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公民法制意识教育，弘扬法治精神。明确了本年度的普法依法治理的主要学习内容：《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监察法》、《公务员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招标投标法》、《建筑法》等法律法规，牢固树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侵权须赔偿的观念，着力提高全体干部职工的法律素质和依法行使公权力的能力。
二是加强重点对象的法制宣传教育，以廉政文化“七进”活动为契机，同步开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进机关、进学校、进家庭、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医院，进一步提高全民的法治观念和意识。
三是巩固和扩大法制宣传教育阵地，积极创造良好法制环境。
四是加强普法队伍建设，提高开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能力水平。同时，加强学习调研和宣传，不断提高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和影响力。
三、形式多样，措施具体
一是扎实抓好普法学习工作。规定每月最后一周周五下午为集中学习日，根据上级要求和学习计划，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精神。同时，购置了普法书籍和法制教材，落实了学习笔记，下达了调研课题，规定了考试范围，保证了全体干部职工普法学习活动学有教材、思有方向、评有实据。
二是全面开展“法律进机关”活动。依据国家法律法规，按照依法治理的工作要求，根据纪检监察工作自身特点，制订和完善了《会议制度》、《学习制度》、《信息制度》、《办文制度》、《勤政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保密制度》、《车辆管理制度》等十六项机关管理制度，严格依法照章办事，不断优化工作作风，提升机关效能，力求达到“群众满意、领导满意”。
三是充分发挥网络优势，在*县纪检监察信息网、*县监察局政府信息公开门户网站上开设专栏。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行政监督法》、《公务员法》、《招标投标法》等各项法律法规、与纪检监察工作和日常生活有关的规章制度以及《*县纪委监察局2009年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方案》和《*县纪委监察局2009年普法依法治理实施意见》等情况等在网上，方便委局干部随时查阅，随时学习，进一步扩大法制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普法会议纪要篇2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检索资料发现，王天普最近一次公开出现，是4月24日参加中石化集团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在这次会上，王天普以董事身份出席，并就有关工作进行了专题汇报。而在4月21日，他还在北京参加了中俄能源委员会双方主席会议。
王天普是十八大后中石化系统内被查处的第二名高管。去年12月3日，中石化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消息称，中石化党组免去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薛万东职务，并表示其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博士高管、黑马少帅
曾刊文谈破解腐败问题的出路
2003年4月，王天普任中石化高级副总裁，主要负责安全生产方面事务。2005年，王天普再进一程，任中石化总裁一职，成为中石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裁，被称作“黑马少帅”。
知情人称王天普为人低调，而媒体对其报道也不多。《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检索发现，王天普在2009年9月的一个网络视频访谈中称，中石化不存在“高额垄断利润”问题，他强调公司盈利基本用于国家能源事业和企业自身发展。当时在国际油价大幅走低，其他油企纷纷降价的情况下，中石化坚持不降价策略，引起市场对其“高额垄断利润”的质疑。
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据媒体报道，王天普于2013年在中央党校举办的一个研究专题班上发言称，在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一些部门和干部存在的不良风气、腐败消极现象，不容忽视，“破解腐败带来的问题的出路是要深化改革”。
曾在中央巡视组进驻后被实名举报
4月27日晚，中纪委监察部网站王天普调查的消息。当晚，中石化集团党组召开会议，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全力做好当前工作，确保企业稳定。中石化官网也公告称，王天普向公司提交辞呈，辞去其非执行董事、副董事长等职务，该辞呈即日生效。
有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王天普所涉问题包括帮助其亲属从中石化拿到大笔订单。而王天普是4月27日下午下班前被叫去谈话，当场宣布被调查。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就上述报道向中石化宣传工作部（新闻办）进行求证，得到的回复是“官方回应都在‘石化实说’微博中，请时时关注就可以”。截至4月30日发稿，“石化实说”没有与此相关的新的内容。
4月28日上午，中石化董事长、党组书记傅成玉主持召开全系统干部视频会议，要求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确保生产、队伍、企业稳定，打造阳光、廉洁中石化。傅成玉称，中国石化的广大干部员工是守纪律、讲规矩的，是勤勉尽职、敬业奉献的，中央对中石化的领导班子和广大干部员工是信任的。“王天普的违纪违法问题，败坏了石油石化行业的优良传统，玷污了中国石化的形象，影响极其恶劣”。
2014年年初，在傅成玉的大力推动下，中石化开始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有中石化内部人士向媒体透露，傅成玉的内部改革实际上遇到了中石化内部“保守派”的抵制。而在这个过程中，一把手和二把手之间并没有在亲密合作，二者之间的分歧其实是越来越大。傅成玉与王天普之间关系恶化在中石化内部已是公开的秘密。
4月30日晚，有媒体报道称，在当日中石化举行的党组会议上，傅成玉被宣布退休，接替他的是此前在中国工程院担任副院长的王玉普，中石化对此并未否认。按照惯例，大型央企董事长的退休年龄为63岁，再过一个多月将年满64岁的傅成玉已属“超期服役”。
中央巡视组在中石化不同层级、板块都发现问题
今年2月初，中央第六巡视组向中石化反馈了专项巡视情况。巡视组组长赵文波表示，在巡视中发现，中石化不同层级、不同板块经营管理人员利用掌握的资源和平台，在工程建设、物资供应、油品销售、合资合作、海外经营中搞利益输送和交换;有的领导人员亲属子女违规经商办企业，通过承揽中石化业务、进行关联交易谋利。巡视组称，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人员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及有关部门处理。
傅成玉当时表态说，对于问题线索，将集中力量一查到底，不论涉及到谁，决不手软、决不姑息。
普法会议纪要篇3
「摘要题法治讲台
「英文摘要thedeepsourceofwesternrulebylawliesintheseparationofcountrywith demagogicsocietyandinteractivedevelopment，thatisinthecourseofcountryre-constructionanddemagogicsocialindependencemovement，thedemarcationandconflictofpowerwithrightgiverisetotheproductionoflegalorder，buttheadvocatingoftownspeoplesocialspiritpromotesthelegalformalizationmovement.inthecourseofpursuitofthemodernrulebylaw，twokindsofrulebylawmodesappearedduetothepotentialdisparityofsocialrelationbetweencountry ；and townspeople.Butwiththespeedingupofglobalizationprogress，thewesternrule bylawhaschangedfromdisparitytocommonnessandthecrisisoflegaltraditionandoverstepinclinationappear.ifChinawantstostepintorulebylaw，itis necessarytore-constructtherelationbetweencountryandsociety，establishthepowerbasisofpluralisticsociety，andrealizetheintegrationofrulebylaw anddemagogicsocietyrationalruleorder.
「关键词国家/市民社会/法治/Country/DemagogicSociety/RulebyLaw
「正文
法治是近代西方的产物，但同时它也是全人类的文明成就。关注并探寻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及其发展变化和面临的时代挑战，对推进中国法治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
在西方法律史家那里，无论是注重教皇革命的力量，还是注重资产阶级兴起的作用，亦或是强调多元集团与自然法的结合，都不得不以西欧11世纪史实为起点，至少也要追溯中世纪西欧历史的多元性。[10][16][11]这表明，近代法治的历史根源在于中世纪西欧的“独特性”。
众所周知，中世纪开始后形成了一种多元权力景观，进而造成了特有的权力均势与张力。[1]（p22—23）首先，王权需要教权的支持和正名，教权则需要王权的封赐和保护，同时，王权和教权又在为争夺社会统治权而斗争。尤其是教权窥伺王权，以至后来以“双剑论”和教权至上思想，凌架于王权之上，并在11世纪格里高利七世和德王亨利四世之间的“主教职权之争”中达到高峰。其次，以契约为基础的封君封臣制，相互有忠诚和保护的权利义务，但同时，封君总是凭其优势地位，想方设法巩固和扩大其王权，并加强对封臣贵族的控制。而封臣贵族总是竭力维护自己的传统权力和契约权利。这种斗争是中世纪一幕重头戏，并促进了代议制的产生和发展。[2]（p438）再次，教权与贵族权在利益冲突和权力分割中，既有合作也有对立，即有时二者联合起来反对王权，有时其中一方与王权联合起来反对另一方。[3]（ 第四章）可见，这种多元权力的斗争与妥协造成了一种特有的均势与张力，普遍争取特权的斗争不仅使特权本身受到了消解，[4]而且导致“一切政府都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并“反对绝对权威”，[5]（p10）从而抑制了专权的滋长。“既然？膊荒芟鹚蔷捅匦肴？nbsp；各色各样的原则一起存在——他们应该在他们之间订立某种协定。大家都同意各自去进行可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发展。在别处，当某一个原则占优势产生了暴政时，在欧洲，自由已成为文明因素多样性的结果，已成为它们经常所处的斗争状态的结果。”[1]（p24）正是这一特有的多元权力土壤，为城市兴起及城市自治权的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从而提供了城市市民社会生长的良好空间。而“作为一个自由的、自治的市民社会的城市，是中世纪欧洲的一个新的政治和社会有机体”，[6]（p427）其重要性不仅是经济上的，而其关键则“在于取得了政治权利”。[7]（p35）因此，中世纪欧洲城市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权利斗争史，也是一部城市文明的扩张史。它“作为特殊的权力中心加入到中央政权、地方领导与居民之间政治力量的角逐之中”，“正是这种角逐推动着新兴的封建国家的向前发展”。[8]（p106）即从个人君主制到民族君主国，从城市市民社会到近代市民社会，并在宪政历史过程中，形成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与对立。[9]这样，属于欧洲旧社会的一切因素和特点就转化为两大事实：自由探索和中央集权。“一个表示精神领域里推翻了绝对？Γ硪桓鋈词蔷匀υ谑浪咨？nbsp；会中的胜利。”[1]（p203）然而，这种中央集权的胜利是比较脆弱的，因为一旦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主角的、日益自由化的近代市民社会，发觉王国悖离公共秩序、普遍公道和共同利益护卫的承诺，就会起来反抗甚至摧毁它，何况王权集权化进程是与市民社会自由追求进程相伴的。因此，就展开了两个取向共生共进的历史运动，即一个是市民社会力图使国家权力复归其公共权力的本来面目，一个是面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和扩张而维护和保障其自由权利。正是在这种权力与权利的界分与冲突中，确立了近代法治精神与原则。
（一）人民主权对公共权力的契约性复归和统治合法性的确立。在西欧的政治传统结构中，议会与王权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议会总体上仍是受控于王权的，尤其是在16—17世纪的专制主义时代。然而，从12世纪起，就已经有“对于践踏法律的人，法律应当拿起武器反对他，对于努力使公共权力形同虚设的人，公共权力将狂猛地反对他”的理论主张。[10]（p343）在等级会议不断制度化并向议会转化的过程中，“等级之间及等级与王权的竞争鼓励人们制定一种更为明确、更为公开的法律，以此规定各个等级的权利和义务。对各方来说，日益重要的是确认王室权威终止的领域及超政治的基本法开始发挥约束力的领域。如果国家尚无规定这些限定，各方应制定一个社会契约，用以确定全国性政府的结构及其限度。”[1]（p153）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市民社会力量日益增长，新贵族和市民阶级演变为新兴资产阶级并成为议会的主角，他们通过持续的议会斗争来争取其自由民主权利，最终在启蒙运动的推动下，爆发了开启新纪元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这样，在民主契约的价值原则下确立了人民主权，使国家权力在形式上恢复其公共属性，并服从和服务？谑忻裆缁岬？nbsp；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的需要，国家权力合法性也由上帝神谕而移至民众手中，这就“结束了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为人民在政府之下”，而把参与政治“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权利”。[12]（p322）而代表市民社会要求的议会，则“从主要为发现法律而存在的机构发展为创制法律的机构，”[13]（p236）而且，“人民应受法律的统治；判决只有凭借对滥用权力负有责任的这样一些法律来实施，在此，这些被进一步解释成，一切涉及到这个国家所有自由人们的生活、自由和财产的诉讼，均应以该国家的法律为依据；议会不应该干涉正常的行政管理或是法律的执行，因为法律只是权力的原则部分，正如以往的议会一样，议会的职能是规定人民的自由以反对政府的专断。”[13]（p253）因此，这就要求国家权力服从法律，依法行事，以确保其来源和运行的合法性，使“国王和人民都受为人所知的法律的管制。”[14]（p30）这样，法律就由上帝理性转化为对自由、平等、人权和正义的追求，并具有了普遍有效性，法的统治、法律至上的治国精神与原则也就得以逐步确立。
（二）市民社会权利主张、公权力分立制约对良法之治的诉求。恢复公权力的本来面目，只是市民社会要求国家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权利的基础和前提，它只解决了公权力的性质问题。要有效控制权力的扩张性和腐化性，还必须以社会权利对公权力的范围进行厘定，并对公权力进行分立和规制。因此，近代西欧议会斗争与革命的另一向度，则是市民社会的多元权利主张、保障和公权力的分立制约。早在15世纪的文艺复兴城市，人们就已经能够通过教堂、市政厅及集市广场等建筑布局，“分辨出司法行政权、宗教和经济权的存在”。[15]（p2）随着城市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新贵族和市民阶级逐渐成为议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在保持和获得其摆脱君主及其官僚助手的独立性方面的成功”，对法律秩序的问世具有“决定性意义”。[11]（p63）在议会与王权的斗争中，他们主张和捍卫其自由及财产权利。尤其在英国，“每当问题涉及捍卫私人权益、家庭或公民的利益时，也就是说个人的自由权时，下议院就坚韧不拔地去完成职责，从而建立起许多构成英国宪法基础的原则。”（注：下议院从产生时起，就以中小贵族和市民为主体，后来逐渐为新兴资产阶级所控制，nbsp；为近代市民社会权利和利益要求的代表。参见[1]（p206）。）1610年下议院著名的请愿就郑重宣称：在英国臣民的所有传统权利中，“没有一项权利比这项权利赋予他们更宝贵及更有价值的东西，[即]以确定无疑的法律统治为指南，并由被其支配、而不是受那种不确定的、专断的统治形式支配。因为，前者给予下议院领袖及其议员们以本该属于他们的权利。……正是从这一根据中产生了这个王国的人民无可置疑的权利，除了由这个国家的普通法或是议员们共同投票赞成的规章规定的惩罚之外，他们不受任何扩大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身体或他们的财产上的其他任何惩罚。”[13]（p249）同时，律师与新兴资产阶级结盟，开始对英国法律意识形态加以改造，“其目的是在于剥夺君主特权、限制政府职权使之充当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保护者”。[16]（p249）以维护市民社会自由自主权利，并置国家权力于市民社会权利之下。随之而来的，受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潘恩等人思想理论所鼓舞的17—18世纪英美法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确立了议会主权地位，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权利法案（注：西方史家指出，英国光荣革命“维护了议会政府的原则，维ち朔ㄖ危酥廖ち朔炊nbsp；暴政的造反权利”。[7]（230）它成为了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中权利要求和权利斗争的先锋与布道者。），并进一步在使所有世俗权力当局服从人民意志之后，又在人民意志周围设下一些限制，使议会立法权力旨在“颁布法律和确定规则，作为保护社会全体成员财产的壁垒，以便节制权力与缓和对这个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位成员的统治”.[13]（p269、256）以防止议会与国王一样专断，保障自由和权利，并为自由起见，要求“政府大可放下一切职能，只须保留国防，维护国内外交通体系和维护治安等功能就够了。”[16]（p256）从而使“国家向它的具型耆煌饺死娴墓裉峁非罂蚣堋薄17]（p96）并开始缓慢和稳定地传播。孟德斯鸠继承了前人的分权思想，建构了”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的完整的三权分立与制衡理论。[18]（p154）这一理论在美国革命进程中付诸实践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立法机构受到司法审查的限制，从而使法院成为一道通不过的防波堤，”防止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的任何揽权行为对于任何宪法中由权利宣言规定了的权利的侵犯，它们会自然而然地加以抵抗“。[13]（p287）受启蒙思想家的分权学说及英美革命的影响，法、德等大陆国家在经过议会斗争和革命后，也相继建立起权力分立的政治体制，并倡导”法治“或力图建立”法治国家“。虽然受卢梭”人民主权“思想和法、德社会状况及历史传统的影响，其行政权力的地位十分突出甚至有扩张之势，但应运而生的行政法院，对制约行政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则产生了重要作用。以至一些西方学者不无夸张地指出，”它现在给予公民的保护，使他不受行政当局酌情裁量行为的侵犯，其保护之周到，比当代英国所能做到的更有过之而无不及“。[13]（p304）这样，通过议会斗争及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市民社会权利主张、保障和对公权力的分立制约，使公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权利的要求，并只能在必要的、为权利实现所需要的、十分有限的范围内行使。从而以市民社会权利来勘定、制约国家权力，以权力分立原则制衡国家权力，进而确保市民社会权利免受国家权力的肆意侵犯，保障多元广泛的市民社会权利和自由。这一进程始终以且只能以对宪法和法律的诉求而获得制度化、规范化和现实保障的，”正是法律的普遍性确立了公民在形式上的平等，从而保护他们使其免受政府的任意监护之害。为了确F毡樾裕姓匦胗肓⒎ㄏ喾掷耄nbsp；而为了确保一致性，审判必然与行政相分离。实际上，这两个分离恰恰是法治理想的核心。由于它们，法律制度应该成为社会组织的平衡器“，[11]（p47）同时，以分权为基础的宪法制度有一个前提，即对”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和”立法机关颁布的、并非普遍性规则的东西“加以明确区分，[13]（p289）从而要求普遍有效性的良法之治，诚如哈林顿所言，一个市民社会得以在共同权利或共同利益基础上建立和维持的方式，是法治而非人治（注：参见[英]詹姆士。哈林顿：《大洋国》，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页。另见[13]（p244））。
（三）市民社会权利保护与法律程序的理性化。有西方学者指出，欧洲人的习惯两次演化为理性的法律制度——罗马法和普通法。[19]（绪论p1）虽然有柯克关于英国“老田生新谷”和狄德罗关于法国“旧偶像倒塌”的法律发展隐喻，[16]（p262-263）但是，他们忽略了英法法律发展都离不开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历史演进这一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而中世纪后期开始的市民社会自由化和权利保护运动，则有力地推进了西方法律程序的理性化。在英国，虽然有强大的中央集权，但地方法院曾掌握在领主手中，它们无力解决镇压叛乱、执行判决甚至土地所有权纠纷，诉讼程序和证据法也是简朴而非理性的，于是“人们把获得强有力和迅速的救济希望寄托于皇室法院”[20]（p243），这就促进了程序优先于权利的令状制度和统一的普通法的形成。渐渐地，“在同专制王权的斗争中，普通法成为议会政党手中的强大武器，因为普通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某种韧性，它的繁琐的和形式主义的技术，使得它能够顽强地抵制住来自上级的进攻。自那时起，英国人便把普通法看作基本自由的保障，用它保护公民的权利，对抗专制权力的肆虐”。[21]（p355）普通法遂成为理性的体现，并需保持其连续性（注：英国御座法院首席法官柯克曾撰著《英国法总论》（1628—1641），力图使普通法现代化并适应16—17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倡导议会和普通法至上，并强调法律的生命在于理性。普通法是理性的体现，它应不断改变但又要保持其连续性。参见沈宗灵：《比较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17页。）。而衡平法最初是基于弥补普通法的机械令状制而出现的，同时也是“从神明裁判向具有理性的人的裁判进行转变的结果”。[19]（绪论p6）但衡平法院随后却发展成了王室特权法院，遂与普通法院发生冲突。普通法对衡平法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乃是权利对权力的胜利。另一方面，商人曾支持用王室权力创设特别法庭，来将基于民法的理性化法规推行于经商和海运，以至“都铎王朝制度曾被用作资产阶级打退封建势力顽抗的铁锤，但契约性经济关系的广泛扩展，以及产权关系在宗教改革的解决中获得的保护，意味着1600年以后已不再需要都铎式制度了”。[16]（p256）于是普通法律师与商人联盟展开了限制王权特权，保护贸易、财产及自由权利的司法改革斗争，并发动了一场不仅反对高级调查团和星室法院，而且也反普通法庭之外一切司法机构的运动，宣布普通法法庭有权制止教会和特权法庭的诉讼程序，并随即使君权法庭被取消。这样，“建立新刑事诉讼程序的道路打通了，民众对起诉和定罪过程的监督因此可以成为制度，作证方式也将更合理化。确立大陪审团制度、重申小陪审团的独立性、严格尊重与证人对质的权利，这些乃是三项重要改革”。同时，“传闻证据否定法”作为一项制度也“成为了一种新的、合理的法庭诉讼程序基础”。[16]（p256—257、260）这些新的、合理化的诉讼程序不仅能有效地限制封建权力和保障社会权利，而且也为市民社会权利之间的平等保护、法律的公平适用提供了必要和可能。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对其法律又进行了重大改革，私法得到快速发展，种种诉讼程序得到革新、重申和保护。尽管还存在着中世纪的传统遗迹，但是，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法律，满足了当时市民社会权利平等保护和社会安全与秩序对法律程序理性化的需要。
普法会议纪要篇4
定义：
备忘录是说明某一问题事实经过的外交文件。备忘录写在普通纸上，不用机关用纸，不签名，不盖章。备忘录可以当面递交，可以作为独立的文件送出，也可做为外交照会的附件。现在备忘录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有的国际会议用备忘录作为会议决议、公报的附件。
备忘录也是外交上往来文书的一种，其内容一般是对某以具体问题的详细说明和据此提出的论点或辩驳，以便于对方记忆或查对。
外交会谈中，一方为了使自己所做的口头陈述明确而不至于引起误解，在会谈末了当面交给另一方的书面纪要，也是一种备忘录。
备忘录可以在双方会谈时当面递交，也可以作为独立的文件送给有关国家，还可以附在照会、公报、声明等文件后面，做为补充文件。
特点：
1.内容的纪实性。会议纪要如实地反映会议内容，它不能离开会议实际搞再创作，不能搞人为的拔高、深化和填平补齐。否则，就会失去其内容的客观真实性，违反纪实的要求。
2.表达的要点性。会议纪要是依据会议情况综合而成的。撰写会议纪要应围绕会议主旨及主要成果来整理、提炼和概括。重
—1—
点应放在介绍会议成果，而不是叙述会议的过程，切忌记流水帐。
3.称谓的特殊性。会议纪要一般采用第三人称写法。由于会议纪要反映的是与会人员的集体意志和意向，常以“会议”作为表述主体，“会议认为”、“会议指出”、“会议决定”、“会议要求”、“会议号召”等就是称谓特殊性的表现。
会议纪要有别于会议记录。二者的主要区别是：第一，性质不同：会议记录是讨论发言的实录，属事务文书。会议纪要只记要点，是法定行政公文。第二，功能不同：会议记录一般不公开，无须传达或传阅，只作资料存档;会议纪要通常要在一定范围内传达或传阅，要求贯彻执行。
写法：
会议纪要的写法因会议内容与类型不同而有所不同。就总体而言，一般由标题、正文、落款、日期构成。下面主要讲讲标题和正文的写法。
(一)标题。会议纪要的标题有单标题和双标题两种形式。
1.单标题：由“会议名称+文种”构成。
2.双标题：由“正标题+副标题”构成。正标题揭示会议主旨，副标题标示会议名称和文种。
(二)正文。会议纪要的正文大多由导言和主体构成。具体写法依会议内容和类型而定。
1.导言。主要用于概述会议基本情况。其内容一般包括会议名称、会期会址、参加人员、主持人和会议议程等。具体写法常—2—
见的有两种：
第一种：平列式。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和主持人、会议议程等基本情况采用分条列出的写法。这种写法多见于办公会议纪要。
第二种：鱼贯式。将会议的基本情况作为一段概述，使人看后对会议有个轮廓了解。
2.主体。这是会议纪要的核心部分。主要介绍会议议定事项。常见的写法有三种：
(1)条文式写法。就是把会议议定的事项分点写出来。办公会议纪要、工作会议纪要多用这种写法。
(2)综述式写法。就是将会议所讨论、研究的问题综合成若干部分，每个部分谈一个方面的内容。较复杂的工作会议或经验交流会议纪要多用这种写法。
(3)摘记式写法。就是把与会人员的发言要点记录下来。一般在记录发言人首次发言时，在其姓名后用括号注明发言人所在单位和职务。为了便于把握发言内容，有时根据会议议题，在发言人前面冠以小标题，在小标题下写发言人的名字。一些重要的座谈会纪要，常用这种写法。
会议备忘录的写法跟会议纪要差不多了,将开会的要点写清楚,就好了。
关键是将会议上确定的事项或布置的任务写清楚,会上没有确定的会后确定的也写上。
—3—
定义：
备忘录是说明某一问题事实经过的外交文件。备忘录写在普通纸上，不用机关用纸，不签名，不盖章。备忘录可以当面递交，可以作为独立的文件送出，也可做为外交照会的附件。现在备忘录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有的国际会议用备忘录作为会议决议、公报的附件。
备忘录也是外交上往来文书的一种，其内容一般是对某以具体问题的详细说明和据此提出的论点或辩驳，以便于对方记忆或查对。
外交会谈中，一方为了使自己所做的口头陈述明确而不至于引起误解，在会谈末了当面交给另一方的书面纪要，也是一种备忘录。
备忘录可以在双方会谈时当面递交，也可以作为独立的文件送给有关国家，还可以附在照会、公报、声明等文件后面，做为补充文件。
特点：
1．内容的纪实性。会议纪要如实地反映会议内容，它不能离开会议实际搞再创作，不能搞人为的拔高、深化和填平补齐。否则，就会失去其内容的客观真实性，违反纪实的要求。
2．表达的要点性。会议纪要是依据会议情况综合而成的。撰写会议纪要应围绕会议主旨及主要成果来整理、提炼和概括。重点应放在介绍会议成果，而不是叙述会议的过程，切忌记流水帐。—4—
3．称谓的特殊性。会议纪要一般采用第三人称写法。由于会议纪要反映的是与会人员的集体意志和意向，常以“会议”作为表述主体，“会议认为”、“会议指出”、“会议决定”、“会议要求”、“会议号召”等就是称谓特殊性的表现。
会议纪要有别于会议记录。二者的主要区别是：第一，性质不同：会议记录是讨论发言的实录，属事务文书。会议纪要只记要点，是法定行政公文。第二，功能不同：会议记录一般不公开，无须传达或传阅，只作资料存档；会议纪要通常要在一定范围内传达或传阅，要求贯彻执行。
写法：
会议纪要的写法因会议内容与类型不同而有所不同。就总体而言，一般由标题、正文、落款、日期构成。下面主要讲讲标题和正文的写法。
（一）标题。会议纪要的标题有单标题和双标题两种形式。
1．单标题：由“会议名称＋文种”构成。
2．双标题：由“正标题＋副标题”构成。正标题揭示会议主旨，副标题标示会议名称和文种。
（二）正文。会议纪要的正文大多由导言和主体构成。具体写法依会议内容和类型而定。
1．导言。主要用于概述会议基本情况。其内容一般包括会议名称、会期会址、参加人员、主持人和会议议程等。具体写法常见的有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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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平列式。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和主持人、会议议程等基本情况采用分条列出的写法。这种写法多见于办公会议纪要。
第二种：鱼贯式。将会议的基本情况作为一段概述，使人看后对会议有个轮廓了解。
2．主体。这是会议纪要的核心部分。主要介绍会议议定事项。常见的写法有三种：
（1）条文式写法。就是把会议议定的事项分点写出来。办公会议纪要、工作会议纪要多用这种写法。
（2）综述式写法。就是将会议所讨论、研究的问题综合成若干部分，每个部分谈一个方面的内容。较复杂的工作会议或经验交流会议纪要多用这种写法。
（3）摘记式写法。就是把与会人员的发言要点记录下来。一般在记录发言人首次发言时，在其姓名后用括号注明发言人所在单位和职务。为了便于把握发言内容，有时根据会议议题，在发言人前面冠以小标题，在小标题下写发言人的名字。一些重要的座谈会纪要，常用这种写法。
会议备忘录的写法跟会议纪要差不多了,将开会的要点写清楚,就好了。
普法会议纪要篇5
一、建立完善街乡统计法制工作考核制度
1、按照市统计局《关于修订区县统计业务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津统7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局开展修订《区街乡统计工作考核办法》工作，把“统计法制工作”内容列入《街乡统计工作考核办法》中，将统计普法、统计执法检查、统计从业资格认定与继续教育培训工作作为统计法制工作考核的主要内容，进一步加强街乡统计法制工作，推进依法行政，确保统计资料的及时、准确和完整。
二、继续抓好新《统计法》的学习宣传工作
2、继续深入开展新《统计法》、《统计违法违纪处分条例》的宣传贯彻活动，进一步提高社会公众统计法律意识。结合开展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有力时机，充分利用各种会议、培训机会，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统计工作者、企业法人以及广大公民的法律法规宣传教育。
3、积极参加全区统一组织的“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和“12.8”《统计法》颁布纪念日宣传活动。继续利用《今日》、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等媒体广造声势、扩大社会影响面，掀起年度普法高潮，为依法统计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4、抓好街乡（功能区）的统计普法工作。制定年度普法工作计划，动员各街乡（功能区）及区直综合单位，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统计普法宣传，加大对各村（居）委会及企事业统计人员的法律知识学习培训力度，鼓励、支持各街乡及村居委会自行开展有特色的普法活动，增加统计普法经费投入，确保统计普法宣传取得成效。
5、认真落实统计普法与开展统计业务工作相结合的宣传制度。不断丰富普法宣传内容，把新《统计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列入年内召开的统计年报会议和部署专项统计业务工作会议上的必讲内容，扎实做好统计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6、按照市统计局统计普法考核验收工作要求，认真做好统计“五五”普法考核验收工作。
三、加大统计执法检查力度，为统计工作的顺利开展做好执法保障
7、认真贯彻落实新《统计法》和《统计违法违纪处分条例》。严厉查处统计违法行为，为统计工作的顺利进行做好执法保障。全年计划检查70家企事业单位，检查工作从4月初开始至10月底结束，对在执法检查中查出的各种统计违法行为，区统计局将严格按照新《统计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认真进行处理，对典型统计违法违纪案件将予以曝光，更好地发挥“查处一案、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
8、积极配合市统计局开展全市统计执法大检查工作，圆满完成市统计局部署的各项执法检查任务。
四、搞好统计执法队伍培训、统计从业人员资格认定和统计继续教育工作
普法会议纪要篇6
依据省乡村综合变革指导小组、省财务厅总体摆设，今日我们召开全市化解乡村义务教育“普九”债权核定任务大会，首要义务是总结前段任务、查找问题与缺乏、布置摆设往后任务，进一步进步看法、强化责任、完美办法、加压紧逼，确保“普九”债权化解任务扎实有用展开。下面，我讲三点定见。
一、客观总结成果
本年8月底，省当局将我市确定为化解乡村义务教育“普九”债权试点县市。1个多月来，我市依照省乡村综合变革指导小组的一致摆设，在省财务厅、教育厅督导组的亲身指点下，仔细研讨，普遍发动，深化展开了相关任务。当前，全市“普九”债权自查上报任务已于9月16日完成。市化解乡村义务教育“普九”债权指导小组办公室依据各单元自查上报的后果进行了初步计算，全市自查待审的2005年12月31日前的“普九”债权余额为10282万元，个中：工程欠款8391万元，设备欠款889万元，其他欠款1002万元；按举债单元划分，乡镇级债权3574万元，村级债权6160万元，黉舍债权1248万元。
在“普九”债权自查上报阶段，因原始根据不充沛，单个债权认定坚苦，锁定债权的进度不尽人意。但这项任务全体运转平稳，成果值得一定，凸起显示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组织健全。成立了市化解乡村义务教育“普九”债权试点任务指导小组和其他相关组织，明白了职责分工；向乡镇、做事处派驻了17个审核组和6个复核组，对自查上报的“普九”债权逐笔核实，对15万元以上的债权执行重点复核；市化解乡村义务教育“普九”债权试点任务指导小组办公室又分为报表、后勤、督导3个任务组，包管了“普九”债权化解任务有序展开。
二是宣传到位。市当局和各乡镇、做事处接踵召开了化解“普九”债权任务发动会，传达了上级有关精力，印发了施行方案和有关文件；全市性主要会议、市当局常务会议都对化解“普九”债权任务提出了要求；对化解“普九”债权任务人员进行了集中培训；应用播送、电视等媒体普遍宣传了相关政策。
三是顺序严厉。要求各单元依据自查状况，依照一致花样分类逐年填写有关表格，任务中注重掌握以下五点：一是不单方面追求进度，工夫听从质量；二是15万元以上的债权以黉舍为单元报审核组审核的还，由重点债权复核组进行复核；三是审核、复核组在审核、复核债权时，必需到有关黉舍进行现场确认；四是无论数额巨细，一概进行公示；五是以黉舍为单元，每笔债权都必需填写债权结论认定书，由乡镇（做事处）、行政村、财务所、黉舍首要担任人及债务人、审核人一起签字确认。
四是政策明白。市化解乡村义务教育“普九”债权试点任务指导小组印发了《关于化解乡村义务教育“普九”债权分批报审方法的阐明》，明白规则了第一批报审债权必需还具有四项前提，即：在市教育、财务部分原上报的“普九”债权计算报表局限之内；债权单元管帐账务记录明白；经债务、债权人两边签字认定；必需是发作在2002年以前的教育工程欠款。9月14日，市化解乡村义务教育“普九”债权试点任务指导小组办公室召开了专题会议，提出了认定债权需着重掌握的四项准则：一是重证据，证据缺乏不简略认定的准则；二是以原始手续的原件为准的准则；三是项目治理及债权记载相互印证的准则；四是非凡状况下的证据毁掉不作简略否认的准则。
五是任务得力。在工夫紧、义务重的状况下，全市上下一致思维，协同作战，收到了较好的结果。郑郭、南顿、官会、孙店、秣陵等乡镇指导注重，组织得力，债权报审前期的根底性任务比拟扎实。官会镇还专门召开了会议，要求村党支部书记、管帐、黉舍校长等各自写出承诺书，对报审的债权承当响应责任，以确保债权的真实性。市财务、教育、审计等部分指导班子成员常常下乡督查，发现问题实时处理。审核组的同志和各财务所长勇于对峙准则，不为故弄玄虚者“启齿子”。市直各单元抽调人员构成的审核组和复核组依照“严厉执行政策，掌握任务重点，找足证据材料，脚踏实地地锁定债权，实在做到不漏报、不虚报”的指点思维，自动介入到各债权单元自查自报任务中。市财务局党构成员、非税局局长黄云岭同志任务仔细，在审核某黉舍“普九”债权时，令人服气地将37个债权人落实为12个，债权审减率超越了50%；市审计局经济责任审计局长李培中同志营业纯熟，任务仔细，该组闫至贞同等志审账精密，明察秋毫，把基金会、农经站账务与“普九”债权单元账务互相联接印证，使良多疑问问题水到渠成；市教育局邓德俊同志被抽调到三店乡审核组后，不等不靠，与年青人一同深化底层摸查状况，在债权报审上力排众议，严厉仔细，树立了典范。如许的事例良多，因为工夫关系，不再逐个表彰。借此时机，我代表市当局向上述同志及一切参加人员致以亲热的慰劳和衷心的感激！
二、找准问题和差距
9月29日，乡村综合变革指导小组召开了化解乡村义务教育“普九”债权任务座谈会，听取了各试点县市的报告请示。没去开这个会之前，以为我们的任务还可以，但“不比不晓得，一比吓一跳”。从温县和邓州市的报告请示状况看，我市的任务是有差距的：一是任务进度慢。温县化解“普九”债权任务比我市早半个月启动，负债黉舍和债权数额也比我们少良多，当前曾经根本锁定了债权基数；邓州市此项任务的启动工夫固然比我们晚了1周，但任务力度大，目前也赶到我们前面了。二是抽调人员少。温县化解“普九”债权抽调了几百人，邓州市更是抽调了近千人参加此项任务，我市分三次从有关单元抽调了一百多名任务人员，固然大大都是精兵强将，但因任务量大，有时会捉襟见肘。三是办法不完美。温县在化解“普九”债权之前履行了村庄财政治理方面的变革，邓州市的村庄财政治理不断搞得很好。我市遍及存在的村庄账务治理紊乱、“普九”债权缺乏原始手续问题，在温县、邓州并不凸起。特殊是邓州市，还接纳了两项相当得力的办法，一是他们在派驻审核组的还，纪检监察组也紧跟着介入了查询，发现问题立刻作出响应处置；二是对质据缺乏的疑问债权，由有关当事人担任举证，以法院作出的判决为准。
当时我市化解“普九”债权任务存在的问题首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虚报债权严峻。当前，全市自查上报的“普九”债权余额打破了1个亿，与市财务、教育部分原计算数字比拟多出了近4000万元，很不正常，省财务厅也未予以认定。单个乡镇黉舍不多，学生不多，上报的“普九”债权却达几百万元。究其缘由，一是想借机“混水摸鱼”，想方设法把其他债权面目一新嫁接到“普九”债权上；二是以前曾经用乡、村级财力归还过的债权，想借这个时机虚报上来，让国度财务从新“买单”，甚至还有贪占思维；三是原向群众分摊集资建校款，变相为告贷；四是捐赞助学款变为告贷。虚报造假伎俩更是八门五花，为了到达虚报的目标，一些村庄首要指导连管帐任务最根本的知识也不管及。有将危房革新项目说成是“普九”的；有涂改帐目记载的；有掉包帐册从新装订的；还有的为伪造原始根据，竟将分歧年份的6张欠条打在一页纸上再扯开运用。
二是首要指导注重不敷。从搜检、督查状况看，但凡党委书记、乡镇长高度注重的，根底性任务做得就好，债权报审精确率就高，任务进度分明就快，这些乡镇已根本锁定了债权。方才，我们曾经表彰了这些乡镇。一些乡镇的党委书记、乡镇长看法不到位，任务不到位，对债权报审管得不严，抓得不细；单个党委书记直到9月底市当局召开专题会议再次作出强调之后，才干预这项大事；有的乡镇基本就没有抽调有关人员成立响应的组织，而是简略地指定1名同志支充排场，应付了事；有的乡镇抽调的人员很少，并且营业不熟，任务无从动手；单个乡镇的党委书记、乡镇长指使别人或亲身参加做假账，毁掉有关证据；有些行政村支部书记政治责任感不强，对不是本人任期内的“普九”债权漠然置之，随意添加修正，拿宿帐换情面；单个信誉社、基金会人员运用技能伎俩协助别人伪造证据、虚报债权，报酬的添加了债权报审任务的难度。
三是任务上有畏难心情。因为“普九”达标触及年份多，债权成因复杂，加之昔时的经办人员任务变化，有的债务人临时外出，一时无法获得联络，标准取证存在诸多坚苦。单个同志据此以为“普九”债权是“一团乱麻”，畏难心情非常分明，任务上拈轻怕重，不敢迎难而上，碰到问题绕着走；举动上畏首畏尾、缩头缩脑，怕冒犯人，患得患掉；理论中缺乏立异，随声附和，趁波逐浪，没有深化探究的勇气。“普九”债权长时间以来悬而未决，原本就千丝万缕。目前要的是思维上的注重、任务上的自动，不注重、不自动、不立异，天然会形成任务被动、效率低下。
三、全力做好下一步任务
作为化解“普九”债权试点县市，全省甚至全都城在亲密存眷着我们。化解“普九”债权不只是我市当时的一项经济任务，更是一项严重的政治义务，容不得我们还价讨价，也更不答应呈现疏忽；不然，等候我们的将不只仅是简略的“丢人现眼”，还会有严峻的党、政纪处置。因而，我们必需进一步完美办法，不折不扣地执行好相关政策，果断打好这场硬仗。
（一）实在进步看法。
河南是全国化解“普九”债权的试点省份，是省当局确定的3个试点县市之一，这是多么的信赖？省财务厅姬林芳副厅长牵头，省财务厅、教育厅的几名处长驻我市坐阵批示，这是多么的注重？而我们有的同志，其所作所为与省市要求天差地别。省里三令五申，我市也屡次强调，化解“普九”债权是我市当时一项中间任务；但就在如许的状况下，单个乡镇的指导同志居然直到目前还没有注重起来。目前乡镇并没有紧要任务需求突击，“普九”化债进度慢的乡镇，决不是工夫错不开，更不是人员不敷用。首要指导不注重，切实地说是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不注重。人人常常讲乡镇若何坚苦，债权若何繁重，目前国度和省里有政策了，要帮人人甩失落“普九”债权“负担”，这是让人欢天喜地的大功德，也是千载一时的好时机。但局部乡、村指导同志大才能没有，“小伶俐”挺多，明里暗里指使管帐或其他有关人员作假帐，挖政策的“墙角”，虚报债权几十万元、几百万元，真恰是憎恶之极！我市作为全省6个重点扩权县市之一，必然要经过一项项任务实绩来证明本人，特殊是能在全省、全国树形象的任务，更要竭尽全力去做成、做好。人人想一想，假如债权锁定得不到省财务厅承认，甚至因为虚报作假而作废我市的化债试点任务，今后将难以获得省财务厅、教育厅甚至国度财务部等主要部分的信赖和支撑，对我市来讲，那将是灾难性的。会议完毕之后，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思维上必需进步看法，要在第一工夫内把得力人员抽上来，每个负债黉舍抽调人员不少于3人。各乡镇报上来的债权，要依照政策要求，能改正的要立刻改正，不克不及存有任何幸运心思。在此，我代表市当局明白亮相，谁虚报造假，将视情节轻重赐与政纪司法严惩，谁损坏形象，就从重处置谁，决不姑息将就。
（二）严厉责任追查。
为真正把责任追查落到实处，市纪检会会同有关部分曾经出台了专门的责任追查方法，方才纪检会朱书记已向人人作了传达。会议今后，市纪检监察部分、政法机关将构成17个任务组，分赴各乡镇展开相关的任务，发现伪造证据、做假账方面的违法违纪行为，将依据有关规则进行专案处置。
承包修建工程的工程队等虚报、假报债权的，按诈骗处置。乡镇、村虚报债权，属小我贪污多占的，按贪污处置；不属于贪污多占而套取国度财务资金的，由纪检监察部分按照有关规则追查责任。对伪造证据、作假账等行为视若无睹或供应协助的人员，除按照《管帐法》的规则予以传递批判外，还要对单元处以5千元至10万元的罚款；对直接担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3千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度任务人员的，由有关单元依法赐与免职直至解雇的行政处置。审核人员为虚报债权供应协助，收受财物的，追查纲纪责任。在此特殊提示村级指导同志，必然要有大局观念，清廉自律，对峙准则。但愿同志们要把心放正，把事办妥，万万不克不及因一念之差以身试法。
（三）强化部分共同。
搞好化解“普九”债权任务，仅靠一个或几个部分的力气是远远不敷。从当前的状况看，一些乡镇呈现思维不注重及伪造证据、虚报债权等问题，很大水平上是由于我们的公、检、法、司、纪检监察部分没有提早介入这项任务，缺乏震慑力。为此，市有关部分特殊是政法部分要举动起来，积极参加到化解“普九”债权任务中去。市政法机关、纪检部分要在会议今后的3天内向各乡镇派驻反省组，发现问题立刻进行处置，派驻的人员要精，任务力度要大；市法院还要树立一个专门的组织，担任核定因证据缺乏难以认定的疑问债权；市、乡两级信誉社和基金会要积极共同这项任务，按要求供应有关的证据，并协助有关人员查询取证。
（四）严厉债权审核。
从豫北温县“普九”债权的审核认定状况看，自查上报债权的审减率在40%左右，我市债权审核认定任务才方才开端，详细数据还没有出来，“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比来市化解“普九”债权任务指导小组办公室正会同有关部分制订审核细则，对债权审核顺序等作出了详细规则。再高超的造假伎俩在严厉的审核面前也会显露马脚来。各审核、复核组要做好打硬仗的思维预备。在审核认定“普九”债权时，要对峙准则，严厉把关，脚踏实地地锁定债权；要勇于同违法违纪行为振振有词地作奋斗；要经得起考验，不妄想私利，不徇情枉法。
（五）执行风险评价。
普法会议纪要篇7
中图分类号K5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3）21-0068-05
与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相比，英国农民极少出现暴力抗争，这一特征在18世纪反圈地运动中有明显体现。在合法抗争与暴力抗争之间，英国农民为什么优先选择合法抗争？这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又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所以，本文拟从比较视角对18世纪英国独特的反圈地模式及成因予以初步分析。
圈地运动虽然早在都铎与斯图亚特王朝前期就已出现，但当时主要是一种私人行为，尚未得到社会舆论的认可与政府的法律支持。
都铎与斯图亚特王朝的一些思想家，如托马斯・莫尔、休・拉蒂默、托马斯・利弗、弗朗西斯科・培根、杰勒德・温斯坦莱等人，都谴责圈地把公地用益权这种共同权利变成私人权利的做法。以托马斯・莫尔为例，他在《乌托邦》一书中对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提出了强烈抗议，严厉谴责赶走农民把耕地变为牧场的圈地行为。
都铎与斯图亚特王朝前期的国家法律也公开限制圈地并明确维护传统的公地用益权。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就曾颁布过反圈地法令。亨利八世上台后于1515年颁布反圈地法，1534年又颁布法令来弥补圈地造成的不良后果。伊丽莎白女王延续了亨利七世、亨利八世的反圈地做法，通过一系列法令禁止把耕地变成牧场，严禁在伦敦三英里之内圈占公地。其中，1597年通过的两个反圈地法案做出如下规定：重建荒芜的耕地与住房，凡不把牧场再恢复成耕地者，每英亩将受每年20先令的处罚。斯图亚特王朝前期，政府延续了都铎时期的反圈地政策。1630年，政府取消了米德兰地区五个郡前两年圈占的土地。之后几年，政府又组建了更多的反圈地委员会。同期，法院也持反圈地的立场。当时的大法官科克就坚决反对圈地，公开宣布圈地造成人烟稀疏是违背普通法的。①1633年以后，政府还对造成人口稀疏的圈地者进行。据统计，从1636年到1638年，有600人因圈地而被罚款。
但从斯图亚特王朝后期起，特别是18世纪以来，主张圈地、维护土地私有权的观念开始成长起来。蒂莫西・诺斯、丹尼尔・希尔曼、约翰・亚布斯诺特等人都公开主张圈地，认为公地用益权的消失和农民的无产化是完全正当的。同期的政府不但很少从行政与法律上去制止圈地，相反却通过议会立法形式进行大规模圈地。据统计，1702年至1714年通过了3个，1714年至1720年几乎每年都通过一个，1720年至1750年通过了38个，1750年至1760年通过了156个，1760年至1770年通过了424个，1770年至1780年通过642个，1780年至1790年通过了287个，1790年至1800年通过了506个。在议会圈地法案的推动下，18世纪以来的圈地规模越来越大。根据相关统计数字，英国24个圈地郡在1455年到1607年的150年间才圈地51万多英亩，而1702年到1760年的60年时间里，就有大约40万英亩的土地被圈占，在之后的50年中更是猛增到500万英亩。①
除通过圈地法案以外，英国政府同期也按照土地私有权观念来制定其他一些法律。例如庄稼收割完后在公地上拾落穗，这在以往是公地用益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到18世纪，法庭逐渐把领主的土地和荒地判为领主私人财产，法律上不再把拾落穗作为一种习惯权利。1788年，英国高等民事法庭在一起案件中判决，拾落穗并不能称作是普通法赋予的法定权利，而只是地方领主或村法给予农民的一种地方习惯权利；尽管农场主的良心指引他给农民留下点东西，但法律并没有迫使他留下任何东西；土地、种子、收益都归属于农场主，他们可随意处置。以1788年的这一判决为标志，传统的农民拾落穗权利在正式法律中丧失了合法性。与拾落穗相似，打柴、狩猎、采矿原来也是传统公地用益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到18世纪，在政府法律中也逐步丧失了合法性。
大规模的合法圈地对无地或少地的小农与茅舍农（一般都是公地用益者）产生了致命的影响，使他们面临失去土地的厄运。虽然从理论上说，圈地是对原来土地的一次重新分配，如果小农与茅舍农原先使用的土地属于合法持有，他们是能够分到一定土地的。但圈地中的土地分配方式却对他们极为不利。首先，圈地后小农分得的土地要么比以前小，要么是没有多少利用价值的贫瘠土地。其次，即便他分到了应得的土地，由于当时的法律费用十分昂贵，围绕这块土地的花费也迫使他重新卖掉。再次，如果小农与茅舍农原先的土地不是合法持有的，那圈地后所分的土地就不再归他所有，而是到了领主手中。
大规模的合法圈地除了使小农与茅舍农面临丧失土地的威胁外，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剥夺了他们在传统土地制度下享有的公地用益权。18世纪初，英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土地经营方式依然是传统沿袭下来的公地制度，无地或少地的小农与茅舍农都享有公地用益权，可以在公共耕地、草地与荒地上享有不限于个人土地范围的使用权利。这种公地用益权在小农与茅舍农的经济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亨瑞・霍默估计，在18世纪60年代末，公地上的其他收益大约占到地产收入的1/4到1/3。埃登计算在北安普敦郡的罗德地区，丰收后拾落穗大约能占到一个家庭年收入的6%。②丧失公地用益权所带来的不利后果正如正如圈地后的一个穷人对阿瑟・扬所说：“在教区圈占前，我养了4头奶牛，现在连1只鹅都不能养了，那你问我因圈地丢失了什么！”③正因为18世纪以来的大规模合法圈地严重危及小农与茅舍农的传统权益，所以反圈地抗议也不只是“食物和收入问题”，同样是“争取自身的权利”。④
18世纪农民的反圈地行为大致可概括为如下三种形式：一是用骚动方式去摧毁圈地的围杆、栅栏、围墙、大门、水渠；二是向议会请愿取消圈地；三是在圈地者向议会提交圈地议案前或实施圈地法案过程中，在地方用请愿、威胁、拖后腿等方式予以阻止。由于记载农民反圈地抗议的史料极为有限且带有明显的精英偏见，所以不能拘泥于“让史料自己讲话”的实证思路，而要借助文化史学的相关理论方法，深入解读抗议者的行动方式和话语逻辑，从中挖掘出抗议者的真实态度与立场。
用骚动方式去摧毁圈地的围栏、水渠等，是农民最明显的反圈地形式。如在1710年，北普顿郡的贝丁菲尔德发生了一起公地用益权争执事件，抗议者手持斧头、铁锨、锄头抗议圈地，“坚持说公地用益权是属于他们的，并希望下一年看到清除圈地的树篱”。1725年，诺福克郡斯托克斯贝的很多穷人把圈地的大门与围栏扔到沼泽地里，他们说这样做是“恢复他们的权利”，因为沼泽地以前是共同使用的。1728至1729年，诺福克郡北伍顿地区的“暴民”摧毁了所有圈地的大门与围栏。1751年，里士满的教区居民在教区牧师的带领下，打开了里士满猎苑的围墙。1757年11月，在波斯顿附近的西芬地区，大约有200人敲着鼓、挥舞着旗，摧毁了新筑的水坝。1758年6月5日，一大群织工、劳工以“被窃去了公地”为由，将威尔特郡肖黑尔附近的花园、果园四周的围栏砍倒。1765年7月，北安普敦郡西哈登地区的一些民众汇集在一起，将那儿新圈起的围栏拔掉了。1771年10月，博斯顿附近斯温赫德的一批民众在新圈占的数英里土地范围内填沟渠，拆毁围栏。1774年，萨默塞特郡普洛克的居民为了进入一个花园与果园，就摧毁了围栏。1798年夏天，诺丁汉附近的格林利发生了反圈地抗议，一批农民砍倒并毁坏了该地的篱笆。①
上述用骚动方式摧毁圈地围栏、大门、水渠的做法，抗议的对象不是围栏本身，而是围栏所表征的土地排他性占有，实质上就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土地私有产权。在议会通过圈地法案之后，用骚动方式摧毁圈地围栏已属于对他人土地的侵权行为，是违法的。但反圈地者在这样做时却认为是合法的，他们宣称“公地用益权是属于他们的”，他们的目的是要“恢复他们的权利”。可见，在反圈地者心目中，摧毁栅栏等圈地工具的行为只是一种对圈地者施压的手段，他们抗议的目标还是维护传统的公地用益权。
向议会请愿，请求议会为他们主持公道，这是反圈地过程中维护传统公有权的合法方式，但这种方式需要请律师、付诉讼费，对于生活拮据的民众而言需要付出很高的经济成本，且收效并不显著。这点正如保尔・茫图所说，“如果他们敢于提出要求，请求议会主持公道，那末，他们的行动结果就几乎只能白花费用，如诉讼费、鉴定费、初级律师和高级律师费”。②因而这种直接向议会请愿的抗议方式只占反圈地抗议的一小部分。据统计，在诺丁汉郡1743年以来的114圈地中，只有11次反圈地请愿。
1775年11月，在有关萨默塞特郡王家塞德格莫尔的圈占过程中，反圈地者威廉・沃勒在圈地议案通过二读并转送到圣约翰等组成的委员会后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认为根据查理一世授权，他在那片沼泽地上有如下权利：应允他在委员会前听取商议。第二天，来自35个教区、村庄的土地拥有者向下院请愿，说他们所有的教区享有在塞德格莫尔的1.8万英亩土地的使用权利：这些在土地上放牧，割草皮、灯心草与蓑衣草的权利早在遥远的过去就已存在，任何圈地法案都无权排干沼泽，因为威廉三世时期的法案已把这项权利授予给治安法官。五天之后，三位庄园领主也请愿反对这项议案，抱怨这项议案太仓促地提交给议会。③
1797年，北安普敦郡骆兹教区的民众向议会呈交了这样一份反圈地请愿书：认为议会圈地会剥夺一项他们现在享有的极其珍贵的特权，即在上述土地上放牧一定数量的奶牛、小牛和羊的权利，这项权利的丧失会使他们不能在深冬季节养家糊口，不能以现在的合理价格向牧场主提供牲畜，不能向国家提供充足的海陆军兵员的补充。希望议会能恢复以往的做法，限制圈地，维护公地用益权。
与向议会请愿和摧毁栅栏等抗议方式相比，在地方一级通过请愿、威胁、拖后腿、偷去圈地栅栏或丈量土地的账本等方式去阻止圈地，虽不太合法，但却是比较有效的反圈地抗议形式。因为一项圈地计划作为一项议案提交议会讨论之前的一两年中，圈地者对当地人的支持度会认真考量。一旦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压力，他们会倾向于改变或放弃这一议案。
首先，在地方一级向圈地者请愿或威胁去议会请愿，这是一种常见的反圈地方式。据统计，在1750至1815年北安普敦的圈地的议案中，22%未经议会辩论就因地方反对而被撤回。在1792年反对圈占格丁顿蔡斯的地方请愿中，请愿者对布奇勒克公爵提出质疑：“我们确信，如果圈地能带来利益的话，那将不会是相互的，而是完全有利于你公爵大人的。考虑到你拥有如此多的财富，这种以牺牲如此众多的贫民为代价，而努力增加你们公爵大人收入的做法，不应当是值得你公爵大人关注的目标。”①他们还威胁要把这一请愿提交议会。地方请愿者威胁要向议会请愿，主要是向圈地者施加压力。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威胁确实使圈地者担忧，并促使他们放弃圈地议案。
其次，在地方圈地过程中拖后腿，对圈地进程采取不合作态度，不积极配合，这也是一种有效的反圈地方式。例如1764年土地测量员托马斯・考珀在测量韦灵伯勒的土地时发现，无论他是多么诚心诚意的工作，他在每一步中都遇到仇视。不同意圈地的人拒绝在他带来的圈地议案上签字，佃户拒绝标出地界以备他测量。尤其令他难以忍受的是，他以往喝酒的地方现在经常吵吵嚷嚷的，使他没有什么快活可言。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他渴望到新大陆去，到那些几乎没有什么冲突的土地上去测量。②
最后，在地方圈地过程中用谣言和恐吓信进行抗议，在反圈地抗议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谣言和恐吓信对圈地者虽不构成直接威胁，但它可以把民众的不满集中起来，形成公共舆论，展示一种不同于武力的话语权力。如在1795年对雷文斯索普的圈地中，有人对一位年长的圈地者极为愤恨，就传出了一个消息：这个圈地者的儿子患了脑炎，危在旦夕。因为当时人们普遍相信，圈地的人注定早死，所以这一诅咒性的谣言在当时很有威力，确实引起了圈地者们的顾虑与恐慌，使他们不得不权衡下一步圈地会遇到的麻烦及付出的代价。同谣言相比，恐吓信对圈地的威慑力更大。在圈占北安普敦长布基的前三年中，有人在给当地最大的土地主乔治・弗里曼牧师的一封匿名恐吓诗中，对其圈地进行了抗议，告诫他与其他圈地者：“做事不公正的你们，晚上出来当心……我们将不遗余力地伤害你们。”一周以后，有人就把他的几棵冷杉树与果树，一棵橡树和两个凉亭一起放倒了。③
由上可见，英国农民所采取的三种反圈地形式，其主流并不违背现行法律。尽管在反圈地抗议中也出现过用骚动方式摧毁圈地围杆等轻度违法行为，但此举只是为了给圈地者施加压力，希望他们能够维护传统的公地用益权，而不是要消灭或圈地者本人。可见，在维护传统权利和利益的抗争中尽可能采用合法形式是英国反圈地抗议的基本模式。
英国18世纪的反圈地抗议模式在卢德运动、运动中也有十分集中的体现。如在19世纪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中，同期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都采取了暴力方式，但英国却主要采用了和平请愿，在1836―1848年长达12年的抗议过程中很少诉诸武力。英国这种为维护权利与利益尽可能采用合法形式的抗议模式在世界历史上十分罕见，与中国传统的农民起义更是有着天壤之别。中国古代的历次农民起义，其突出的特征就是暴力抗争。从陈胜、吴广“斩木为兵”以来，无论是唐末黄巢起义还是明末李自成起义，合法的抗争形式基本无从谈起。
英国的反圈地抗议模式为什么会与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有如此大的差异？英国在反圈地抗议过程中为什么选择低暴力或暴力最小化？用传统的经济压迫、政治压迫虽能解释他们为什么抗议，却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形式抗议？根据文化史学的相关理论，抗议采取何种形式主要是文化的产物，从文化传统比从经济角度能更好地阐明抗议形式的选择。
英国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是具有悠久的法治传统。英国早在国家产生之日起，习惯和法律就在社会生活中享有较高的权威，对包括国王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具有约束力。后来随着普通法的形成和一系列司法制度与司法程序的确立，任何人都在法律之下的法治传统得到进一步强化。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国王企图凌驾法律之上的野心被彻底摧毁。之后1701年通过的《王位继承法》又确立了法官的任期保障与高薪制度，在事实上确立了司法独立。至此，行政机关的专权与滥用权力得到有效的制约，英国真正步入了一个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
英国的法治传统首先影响了统治者的治国思路，使他们选择了依法治国。13世纪的约翰国王曾企图凌驾法律之上，但封建法传统使他未能得逞，反而被迫在《大》上面签字。自1215年《大》颁布以来，历代国王都要受其约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都铎专制君主制时期，曾有人上书玛丽女王，建议她效法征服者威廉，摆脱法律的约束，独断专行，但玛丽女王选择了依法行事，当众把那份上书付之一炬。斯图亚特国王曾试图以个人专制代替法律，结果碰个头破血流，之后，历代国王都选择了在法律之下行使王权与统治权。而且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英国一直没有建立强大的常备军，在19世纪之前也没有设立专职警察，这种情况更促使他们依靠法律而非暴力进行统治。英国统治者的这种依法治国策略间接地影响着下层民众的抗议方式，为他们借助法律抗议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其次，英国的法治传统也影响着民众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养成了以法抗议的思维与习惯。法治传统是国民思想观念的塑造器，使他们远离了法奴意识，视自己为法律的主人。在民众看来，既然任何人都在法律之下，那当权者就必须对他们的行为负责。一旦当权者滥用法律或不履行法律，受害者就有权起来宣布这种法律，并确保付诸实施。因此，如同统治者重视法律一样，英国民众抗议的首选武器也是法律，并用法律来证明他们抵制掌权者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放弃法律而诉诸武力的。
可见，英国悠久的法治传统使法律既充当了统治者的得力治国工具，又成了民众争取权益的便利武器。法律除能有效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将他们的意志下伸到民众外，也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切实的斗争手段，使他们能够诉诸“非暴力”的法律渠道解决与统治者的冲突，捍卫自身利益。简言之，英国的法治传统直接促成了英国民众重法、崇法，并尽可能依法抗议。
而与此相反，法治传统的欠缺则会滋生暴力抗议，这点在中国古代就体现得十分明显。古代中国的法治传统微弱，专制传统盛行，法律主要是一种“王法”，国家治理是一种披着法律外衣的人治。民众在这种专制传统中除了逆来顺受，就只有进行暴力起义，基本不能借助于法律进行合法的斗争。例如在陈胜、吴广等戍卒因路遇大雨不能按期到达渔阳时，依秦律当斩，而逃跑被抓回来也是死罪，所以诉诸“斩木为兵”的暴力起义带有某种必然性。中国古代这种农民不能依法抗议的格局到鸦片战争后也没有丝毫改变。对此，曾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写道：中国“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而是走相反的道路。”①可见，只要存在专制传统，社会抗议采用“暴力方式”在理论上就有一定合理性。中国农民起义以暴力为主并不是因为他们偏爱暴力和崇尚暴力，而是专制传统下合法的抗争之路无法走通。
普法会议纪要篇8
【关键词】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
【中图分类号】D261.3【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会议上再次强调，党委、纪委或其他相关部门都要对党风廉政建设守土有责，要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那么，什么是党委的主体责任，如何区分党委的主体责任与纪委的监督责任？又如何将各级党委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主体责任落到实处呢？
何谓党委的主体责任
党委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主体责任，就是党委应该承担的领导责任和政治责任。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会议上指出：“党委的主体责任，主要是加强领导，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具体来说，党委的主体责任可以分解为四个方面：
第一，营造廉洁从政的风气，树立反腐倡廉的正气。党委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主体责任，不在于开了多少学习报告会、搞了多少廉政教育活动、写了多少自查自纠报告，而在于党委、尤其是“一把手”是否从根子上认同并积极营造良好的廉政作风，党委班子是否形成了树立正气、邪不压正的良好风气和氛围。特别重要的是，通过形成良好的廉政风气，要把那些正直、正派、有能力的干部吸收到党委班子中来，要让那些投机钻营、溜须拍马和贪污的小人无机可乘。
第二，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以身作则，做好表率。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委在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中都起着领导作用，在选人用人和其他重要资源配置上具有重要的权限，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党委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主体责任，就意味着党委的主要领导，尤其是“一把手”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要有意识地限制自己不滥用权力，注意约束自己的行为，身先士卒，要“管好自己，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
第三，研究制度建设，形成权力约束和监督的有效机制。党委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要注意研究制度建设，结合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工作的特点，探讨权力约束和监督的长效机制，制定适当的工作制度和监督办法。制度建设要“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尤其是要防止“一把手”的权力过分集中。
第四，领导、支持和配合纪检机关的工作。党委的主体责任，还体现在党委与纪委的关系上，党委要“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由于党委的特殊地位，党委的领导和支持有助于纪委更好地开展相关工作，党委的积极配合能使纪委的监督和调查更加有效、有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党委对于纪委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领导作用，主要体现为政治领导而不是具体的业务领导;党委对于纪委的领导作用，是党委的组织领导，而不是党委主要领导的个人领导，党委的主要领导，尤其是“一把手”不能干预纪委的查案办案工作。
发挥党委的主体责任要注意哪些问题
党委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主体责任不容推卸，充分发挥和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应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正确认识主体责任的内涵。党委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主体责任，是指党委领导班子作为一个整体应该是党风廉政建设的主要承担者，要负领导责任和政治责任。在这里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认为党风廉政建设是纪委的工作内容，党委在需要的时候作个姿态、表示支持就可以了，不从内心把党风廉政和班子作风建设当作自己的主要责任，不重视研究权力约束和监督的体制机制，推卸党委应该承担的责任。二是党委对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具体事务大包大揽，以自己的领导地位直接干预纪委查案办案的具体工作，妨碍或阻挠纪委的正常工作。
第二，明确党委和纪委的关系。如前所述，党委所负的主体责任主要是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具体内容主要体现为日常的常态工作;纪委所负的监督责任主要是业务责任和专业责任，工作内容主要体现为对违法违纪和腐败案件的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惩罚和处分，其监督的对象理应包括同级党委及主要领导。党委的主体责任更多是正面建设，建立制度机制;而纪委的监督责任更多地表现为反面惩戒和调查处理。
在这个问题上，纪委虽然采用双重领导体制，既要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又要接受上级纪委的领导，但是其接受的这两种领导是有区别的。它们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更多体现为政治领导，接受上级纪委的领导主要侧重于业务领导和专业领导。也就是说，各级纪委在自己本职工作的查案办案问题上，应该有相对于同级党委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更多地接受上级纪委的领导。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纪委对于党委的监督责任，才能增强对同级党委和主要领导的监督和制约。
第三，重视发挥党代会和全委会的作用。落实党委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主体责任，并不是让党委自己唱独角戏，而是要发挥党委的领导责任和政治作用，充分调动各级党委的组织主体参与到党风廉政建设中来。党的十七大上已经提出，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实行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试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重大事项决策要实行票决制等，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要向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就要通过制度和机制的设计，领导党内的这些组织主体发挥作用，把更多的决策事项交给他们，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后再进行表决，逐步建立和完善党代会对党委会、全委会对常委会、常委会对“一把手”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机制，以此对党委班子和主要领导的权力形成制约，防止权力过分集中，避免和减少腐败的发生。
第四，主体责任必须要有问责机制。党委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主体责任，不应是一句笼统的空话套话，而应该以明确的形式规定下来，当那些因不能履行主体责任的党委出现问题的时候，必须实行问责机制，追究主要领导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当然，如果是主要领导自身滥用权力、出现各种腐败问题时，则还要接受党纪国法的严厉惩罚，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如前所述，党委的主体责任问责制意味着：如果党委班子风气不正，提拨干部用人不当，到处充斥溜须拍马的奸a之徒，小人当道，老实人吃亏，那么就必须追究党委班子的责任;如果党委班子成员不能以身作则，反而自身出现违纪腐败问题，那不仅要追究党委的领导责任和政治责任，更要追究当事者个人的纪律和法律责任;如果党委不研究制度建设，没有形成良好的权力监督和约束机制，以致于工作程序混乱、不规范，不能有效地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出现各种违纪腐败问题，那同样也要追究党委、尤其是主要领导的主体责任;再有，如果党委主要领导不能正确认识党委和纪委的工作分工，对于纪委的具体业务工作横加干涉，或者是出于私心向纪委查办的案件乱伸手，那都要进行问责。
第五，充分调动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党委在党风廉政建设中要负主体责任，并不意味着可以排斥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相反，党委要想履行好自己的主体责任，必须充分调动普通党员和党外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是因为，党风廉政建设是能否取得成效，不仅仅需要上级党组织的肯定，更需要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认可，甚至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评价才是衡量党风廉政建设的最重要指标。同时，党委成员受制于人员数量的限制，无力发现和监督党风廉政建设的所有问题，而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无所不在，他们的检举和揭发往往成为查处腐败案件的重要线索，党委应该虚心接受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对待他们提供的各种反腐线索。只有依靠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党委主体责任的落实才能得到保障。
如何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
清楚了党委在党风廉政建设中主体责任的主要内容和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后，重要的是如何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党委主体责任的落实，涉及到很多层面的问题，但是制度建设是基础，所以我们应该首先从制度构建入手。从制度上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明确划分权限责任。党风廉政建设和日常工作不能截然分开，因此划分党委工作的权限责任不能仅限于党风廉政建设，而应该包括党委日常工作的权责划分。事实上，日常工作权力责任的明晰划分有利于防止腐败的发生，也有利于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的落实。因此，在日常工作中应该以更大的力度推进“一把手”不分管人、财、物等具体事务的分权限权制度，使其能够聚精会神抓党建，集中精力谋大事，把握政治方向，做好战略部署。
具体到党风廉政建设上，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是党风廉政建设的第一责任人，既要承担领导责任，还要起到表率作用。这一方面需要进一步规范其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和重要案件亲自督办等“四个亲自”的关键环节，另一方面是要进一步明确“管好自己及其身边人”的主要责任。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明确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的权限划分。总结起来说，党委要负的主体责任是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纪委要负的监督责任是具体业务责任和专业责任;党委要负的是总体责任，纪委要负的是部门分工责任;党委侧重的是从正面建设良好风气的责任，纪委着重发挥从反面发现问题进行惩戒的责任。
第二，改进相关制度和程序。不论是在日常工作上还是在党风廉政建设上，都要增加和细化有关程序性的规定，防止有人利用程序不完善获得制度内的程序性特权。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和改进来强化党代会和全委会的作用，使党委和主要负责人的权力能够受到有效监督，确保党委在党风廉政建设中所承担的主体责任不会出现偏差。党委会不仅要定期向党代会报告其主要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的情况，而且必须接受党代会的评议和测评;同样道理，设有常委会的党组织，常委会也要对全委会定期汇报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情况，接受全委会的批评和测评;党委班子主要负责人应该多向常委会、全委会和党代会汇报工作并接受他们的监督。另外，从制度上也要考虑赋予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的部分成员征集联名建议权，上述机构中分别达到一定比例的成员可以就党委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大事项进行联名建议，相应的机构或组织应当把这些建议列入会议议程进行讨论决定。
第三，增强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责任。如前所述，当前纪委虽然采用双重领导体制，既要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又要接受上级纪委的领导，但是其接受的这两种领导是有区别的，必须从制度上加以区别。必须从制度上明确，纪委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接受上级纪委的领导主要是业务领导和专业领导。也就是说，各级党委负责党风廉政建设的营造风气、宣传教育、自身表率、调动群众以及进行制度构建等主体和全局性工作，在这些方面纪委要接受党委领导，和党委保持一致。但是各级纪委在自己的本职具体工作上，即查案办案方面应该有相对于同级党委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要更多地接受上级纪委的领导。尤其是当发现的问题涉及到党委班子主要领导甚至“一把手”及其身边人时，纪委必须及时向上级纪委汇报，甚至不必征求同级党委的意见。并且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规定：对于这种情况隐瞒不报是违纪行为，必须受到惩罚。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纪委对于党委的监督责任，才能增强对同级党委和主要领导的监督和制约，也才能保障党委对于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不出偏差。
第四，拓宽和落实普通党员和群众参与的渠道。如前所述，党风廉政建设也必须要发挥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积极作用。党委班子和主要领导必须充分认识到，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是党风廉政建设的基础和依靠力量，党员和群众的参与是党风廉政建设取得成效的标准和保障。如果不能充分调动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党风廉政建设，便是没有充分履行党委的主体责任。因此，所谓党委的主体责任，也意味着党委要保障普通党员和群众的参与渠道，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员和群众的参与制度、公示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听证制度、监督制度、制度、检举制度和群众监督保护机制等，确保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评议权，吸引广大群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来，扩大监督的主体范围。现实政治生活中很多单位并不是没有制定党员群众参与的制度，但是这些制度往往或者流于虚置，或者给党员和群众的监督设置很多障碍，党员和群众疑虑过多，参与热情不高。这就需要在制定普通党员和群众参与监督党风廉政建设的制度时，一定要方便党员和群众的参与，降低参与成本和实际难度。这一定要通过党委的研究和设计，制定切实可行、方便党员和群众参与的具体制度。
第五，科学设计问责追责机制。党风廉政建设必须走制度化、法治化的道路，同样，对于党委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失职行为的问责追责，也必须走制度化、法治化的道路。目前中国很多问责的做法，多半是缺乏制度化的媒体问责或舆论问责，在民粹主义倾向的舆论压力下，相关官员往往是辞职下台了事。党委承担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其问责机制应该体现制度化的原则，应该科学地设定问责程序。这需要确立对党委问责的启动条件、恰当的问责主体和合理的问责形式，以及对问责结果的处理规则。最好建立以党代会为主要平台的问责会议机制，除上级党委或纪委可以启动问责程序外，还可以规定一定数量的党代表或党员群众联名就可以对党委进行问责，但是所有的问责会议都应该由上级党委或纪委的主要领导出面主持。问责的内容，不仅可以包括党委班子成员个人的违纪违规行为，而且也包括党委对于党风廉政建设的不作为和不当作为。受到问责的党委成员可以进行解释和申诉，确保弄清事实，减少误解和冤枉现象的发生。问责结果的裁决，最好是以票决制的方式，根据性质进行区分，按需要进行检查整改、辞职或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普法会议纪要篇9
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自由化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的民主化共同促成了现代国家、大众政治和代议政府在全世界的传播，不同类型的政党也因之走上了世界各国的政治舞台，成了现代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载体。无论是作为选举工具、议会代表、游说机制、民族精英还是阶级先锋队，政党都需要有一定形式的自我约束机制，即党规党纪，非此无以形成统一有效的行动能力。
一、国际比较看党纪
党纪，如果仅仅是作为政党内部治理手段，尽管不同的政党有不同表现形式，但在技术层面仍具有一定共性。党纪是政党为了实现党纲和党的政策而制定的约束党组织和党员个人行为的纪律准则，从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是关于党内组织程序或决策程序的规定，主体包括组织和党员:二是关于党员个人行为准则的规定;三是对违犯党纪的行为的处罚手段。狭义理解，党纪一般主要指政党对党员个人行为准则和处罚手段的规定。对党员的约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履行党员义务，即党员参加党的组织活动、服从党的领导、执行党的命令;加强个人自律，即党员个人行为和职务行为的准则，有些政党的党纪不重视这方面内容。
除了上述共性，世界上各主要政党在党纪方面也有不小区别。根据政党与国家宪法制度的关系或政党在宪法制度中的地位，世界上多数主要政党可归入以下四类:
宪法制度之外的夺权党。此类政党包括:不满国家旧宪法政体或社会制度，意欲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如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共产党等;不满外国殖民统治，追求民族独立的斗争党，如亚非拉不少国家独立运动时期的政党;要求地方或民族脱离国家独立的民族党或地区党，如西班牙的巴斯克人民团结党和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等。此类政党因斗争需要，均有严格的组织、军事化管理和铁一般的纪律。当然，对于早已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建设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此类政党已不具借鉴意义。
宪法制度下的竞选党。在竞争性选举的政体制度下，政党获得和参与政权的主要手段就是赢得选举。此类政党的所谓党纪，主要是对党员投票行为的约束。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对这些政党而言，政党纪律常常与政党团结和凝聚力等互换使用，有时更被狭义地理解为议会党员的投票一致性。在以竞争性选举为导向的西方政治体制下，政党纪律更为集中地体现在各政党为了争夺选票和执政地位而进行的规约本党党员，特别是党内精英政治行为的举措。西方国家大多属于竞争选举体制，因而其政党的党纪也主要围绕着政党的选举和议会活动。但是不同的政党传统和不同的政体类型都对其政党党纪提出了不同要求。
从政党传统来看，存在着党纪松散型政党和党纪严格型政党。前者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为代表，后者包括西欧各国的议会政党。这两种不同类型政党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美国立国之时并无政党，虽然华盛顿等开国先驱要求后人警惕党派的产生，但还是在政治斗争中产生了最早的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这种早期的政党，主要是精英政治的产物，所谓党员只是派系斗争时加入阵营的议员、各界精英和有产业主，因而根本不需要、也无法实行严格的党纪。美国的政党到19世纪晚期发展为理查德卡茨和彼得梅尔所说的精英党，即只有少数拥有大量财产的男性精英才可以参与政党政治活动，党的选举成败主要取决于从党的上层权贵中产生的候选人，不大需要大规模的竞选动员，也不需要鲜明的意识形态，故通过党纪来约束和整合党员投票行为的必要性不大。虽然随着选举权的不断扩大，美国的政党政治也经历了现代化，但直到今天，由于联邦制度、选举人团制度、选区制度、预选制度和简单多数投票等制度因素，美国的政党仍然属于松散型，各州的党纪存在差异，但总体上讲都对选民党员约束微弱，对议员党员和政务官党员有一定党纪约束。
欧洲政党也有过精英党阶段，但由于欧洲19世纪阶级斗争的特点，在议会斗争和大众动员的双重压力下，各主要政党在20世纪都经历了现代化，成为大众型政党。这些政党多是阶级党，明确声称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以动员最大规模的党员人数为赢得选举的主要手段。因而，这些政党要求党员的忠诚度和行动的步调一致，党纪更为严格。
从政体类型来看，总统制与议会制也产生了不同的党纪类型。总统制是美国的首创，作为一种较为初级的共和政体类型，即使是在西方国家中也是比较稀少和独特的。根据美国宪法，总统为三权之一，由选举直接产生，受国会的制衡和监督，但不对国会负责，也不需要国会的信任投票。因而，总统所在政党的党员在国会的投票行为虽然会影响到总统法案和政策的通过与实施，但一般不会对总统及本党利益造成重大影响。同时国会议员是由选民投票选举产生，竞选经费也多来自个人筹款，故有迎合选区民众和金主利益的强烈动机，对党的约束也常常置之不理。在这种制度条件下，政党的纪律相当松散。虽有党鞭等执行党纪的制度设计，实际效果并不明显。投票联盟的形成经常是国会议员理性选择、精心算计的结果。当利益所需时，议员不按本党领导层意愿投票或公开表态并不罕见。对于普通党员，党纪几乎不存在，党员身份是选民自愿声称的，在实行封闭提名选举的州，党内提名选举只有登记为本党党员的选民可以投票选举本党候选人，在一些进行开放提名的州，党外选民也可以投票选举本党候选人，有些州甚至进行非党派选举。此外，登记党派属性并不影响正式选举中投票给任何候选人。无论是党的精英还是普通党员，都可在违反党纪后轻易投入另一党之中。
在议会内阁制国家，政府由议会选举中获多数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组阁产生，政府对议会负责，因而议会和政府的一致或议会对政府的信任对于政府和执政党都无比重要。如果政府失去议会的信任和支持，将面临着下台或解散议会重新选举的问题。因而，政党对于党员在议会中的投票行为十分重视，通过各种手段约束党员按照党的立场行事。
结合政体和政党传统两方面的因素，形成了美国和西欧两大代表类型，美国政党党纪松散而西欧政党较为严格，两者的对象均包含选民党员的选举行为和议员党员的投票行为。不论是哪个类型，党的领导人对党员控制最严的都是获得行政长官任命的政务官员，这种政治控制更多来自于政治体制赋予行政长官的权威而不是党的纪律。
然而，对党员在个人或公职行为中的过错，西方政党本身缺乏特别严格的惩处规定。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西方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的产生，是为了解决权力分配问题而非腐败问题。因而其党内纪律也主要集中于对党员政治活动的约束，对防范和治理党员的腐败问题并没有特别的制度性安排。选举本身就是容易发生腐败的温床，多党制也无法对腐败免疫。一旦发生腐败案件，松散型政党最重视的是媒体公关，迅速撤销对该党员的法案、政策、职位或选举的支持，以求撇清关系，重建党的政治形象;而党纪严格型政党通常会通过正常程序施以党内处罚，如足够严重，通常仅需将党员除名即可，违法问题由司法机关按照公参乡人员相关法律处罚。无论是松散型政党还是严格型政党，均对党员，特别是普通党员的私生活事务、个人道德问题没有特别的规定。当然，如果党员、特别是担任公职的党的骨干，做出了严重违反社会道德，影响恶劣的腐败行为，还是会对党的声誉乃至选民支持率产生消极影响。除法律惩处外，政党通常也会加以严厉批评乃至切割关系以自清。
宪法制度内的独大党。选举党存在于竞争性的竞选压力之下，受到其他党、选民和媒体的持续关注和监督，腐败问题更容易暴露，也相对更容易解决。同样是处在宪法制度之下，有些国家的政党长期处于执政地位，成为独大党。除了少数例外，腐败问题通常是独大党所不得不面对的病疾，党的执政命运也经常会受到腐败问题的困扰。
所谓独大党，并非简单的一党长期执政，而是要求具备执政时间、竞争性政体制度设计和多党的存在诸条件。独大党之所以能够在竞争性多党制度条件下长期执政，必然是由于其代表的意识形态、阶级或利益集团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日本、印度、墨西哥、俄罗斯、新加坡、瑞典等都在某一阶段形成一党独大局面。
无论是以清廉闻名的新加坡和瑞典，还是腐败频发的日本和墨西哥，其执政党的党纪都比较严格，应属党纪严格型政党。不同于竞选党，独大党的党员不仅仅在选举、议会投票等活动中受党纪约束，由于其长期执政地位，不少党员本身长期担任政府公职、掌握公共权力，其职务行为乃至个人操守也在党纪的管束范围之内。独大党约束党员行为的能力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政治的清廉与否。此类政党的党纪在形式上通常与欧洲议会责任制国家的竞选党比较接近，主要区别在于党纪与国法的关系密切程度。独大党由于长期执掌国家政权，其党规党纪体系已经与国家的法律体系产生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党纪的形式更接近公务员法规。
单纯从形式上，无法判断独大党治党效率或清廉程度是高是低，因为独大党中既有清廉高效的例子，也有腐败典型。这些国家的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发展阶段等因素都影响了各政党党纪特点和实施效果。由于本文重在对党纪进行国际比较，故仅举二例介绍: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独大党中党纪严明的代表。该党从1959年一直执政至今，是世界上多党制国家中对国家控制力强、执政时间长的政党之一。该党十分重视党的建设，组织完备、党纪严明，这是该党成功的重要因素。人民行动党组织结构比较严密，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决策机构，掌管党的一切事务。下设总执行委员会，负责管理各级组织。总执行委员会下设九个不同职能的分委员会。党在每个国会选区设有党支部，一些大的选区还设有区域分部。形成了一套严格高效的上传下达机制，保障了党的意志贯彻到基层。该党采取多种措施约束党员行为，保持执政党的自身廉洁。党成立之时，就提出了打倒贪污的口号，把党旗的基本色调定为白色，象征廉洁。该党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新加坡还成立了由总理直接领导的贪污调查局，政府赋予反贪局广泛权利。新加坡执法严格，惩罚严厉，同时实现高薪养廉政策，以消除党员以权谋私的动机。通过这些手段和机制，该党成为严于管党的典范之一。当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并非对腐败免疫，历史上也曾曝出过诸多腐败丑闻，如前发展部长陈家彦、郑章远、职工总会主席彭由国等案件均轰动一时。但该党严格的党纪和严厉的处罚措施，还是大大减少了此类案件发生的概率，维持了清廉的政党形象。
日本自民党则是独大党中腐败缠身的典型。自民党自1955年上台以后，执政达38年，最终由于管党不严，腐败频发而使选民信任流失，于1993年失去独大党地位。期间历任党总裁和政府首相中，身涉腐败丑闻的就有岸信介、田中角荣、竹下登、中曾根康弘、金丸信等，极大地损害了自民党的形象。究其原因，除了日本的金权政治传统外，一党长期执政所导致的党员警惕性降低，国家政治生活竞争性减少导致在野党监督意愿和能力降低，以及执政党与政府机关产生长期关联后所形成的部门利益集团对党纪执行的阻挠，都对政党和政府的腐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作为宪法创立者的单一党。一党制与一党独大不同，是指国家只存在单一合法政党，并由该党执掌政权。多数一党制国家的执政党都是国家政体或宪法制度的创立者，政党的产生先于宪法，宪法制度是在政党主持下建立的。此类政党主要包括苏联及部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以及二战后民族民主运动催生的一系列亚非拉国家政党。这些政党虽然千差万别，但均属党纪严格型。单一党本身多是由夺权党转变而来，因而与其有诸多共同之处，特别是有铁的纪律和严密的组织。同时单一党长期在没有强大竞争的条件下长期执政，又与独大党相似，很容易滋生特权意识和腐败现象，党纪极易松弛懈怠。事实上，冷战结束以来，不少国家的单一党，如苏东国家的共产党，纷纷失去政权。它们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能够解决政党的腐败问题。此类政党与中国共产党有不少类似之处，但中国实行的是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在执政党之外有多个合法的参政党，具有更大的代表性;同时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更为严格，应对腐败更为成功，也与这些政党有重大区别。
上述四种政党，在其不同发展阶段可能属于不同类型，其党纪也会因时而变，同时又会带有过去的传统遗留。因而，每一类别在存在普遍共性的同时，又没有纯粹的党纪模型，各党都在自己的实践过程中摸索、调整，以建立最适合自己需要的党规党纪。
二、中国:党纪严于国法
中国共产党与上述政党均有所不同，首先，除了未取得政权的夺权党和一党制国家的政党外，前述多数政党都在不同程度上是选举党，其党纪均包含约束党员投票行为的内容，而中国共产党以民主集中为原则，且不存在与其他政党的竞争，故党纪缺乏对这方面的关注。其次，前述部分政党是长期执政党，其党纪对党员职务行为的要求基本等同于公务人员行为准则，党纪基本不会超出普通法律要求的范围。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党的意志体现着国家宪法精神、国家政治和社会制度及发展方向，因而党纪严于普通法律，对党员行为的要求严于普通公民、甚至普通公职人员。正如土歧山讲话中指出的:党是肩负神圣使命的政治组织，党员是有着特殊政治职责的公民。国家法律是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行为底线。党规党纪对党员的要求严于国家法律对普通公民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党纪严于一般法律，在这一点上不同于世界上多数主要政党。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涉及到党的性质和党与国家宪法制度的关系。围绕党的性质，学术理论界已经有不少讨论，多从党的两个先锋队性质或党的先进性来加以论证。但从党与国家政体关系角度进行的讨论较少。
国际学术界围绕政党有大量的研究，产生了诸多分类方法。但是本文前面所采取的以政党和国家宪法制度关系进行分类的视角似不多见。这种分类方法有利于解释中国共产党党纪与世界多数政党相比的独特性，因为它突出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宪法制度的特殊性。
从政党与国家政体关系看，政党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尚未建立稳定宪法制度的政党，如前述夺权党。此类政党要么不认同现政体意欲颠覆、取代或脱离之，要么是处于尚未实现主权独立或建立政治秩序的国家。它们与中国共产党没有可比之处，故不多论;政党存在于宪法制度之下。政体先于政党建立，政党是在政体框架内产生。有的政体建立之时，不主张甚至排斥政党的出现，如美国。有的政体建立时就规划了国内政党的产生办法、法律地位、活动规范等，如二战后的多数国家。这类国家的宪法通常对政党有各种各样的规定。这种情况下政党只能在政体框架下活动，一切活动不得以改变或颠覆现政体为目标。如果政体需要有所改变，必须超出政党范围，谋求全国高度共识(如美国的修宪程序或欧盟基础条约的公投批准程序);政党为政体的创造者。政党领导国家的创建，或政党将国家从殖民统治、外族入侵、内乱等危亡状态下解放出来，完成国家重建。这样的党具有主权性质，因为其本身就是全体国民的意志通过战争、政治斗争或社会运动等形式竞争性选择的结果，不仅具有历史的合法性，其本身就是法的前提，因而可称为立宪党。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政党。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主导了中国政体的建立和宪法体系的发展，不同于世界上多数主要国家政党，不是特定阶级或集团通过竞争获得国家政权的主导权并进行权力分配以保障本阶级和集团利益的工具，而是整个国家政治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石，具有普遍代表性，是国家之党，而非国家中的党。这样的党，不仅在自律上要达到内圣的标准，在以法治党的同时做到以德治党，而且还要通过自身实践，探索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重的有效手段。正如土歧山指出的:党内法规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引领作用。有些规范、要求在全社会还不具备实施条件时，可以通过对党员提出要求，先在党内实行，不断调整完善，辅以在全社会宣传引导，条件成熟时再通过立法在国家层面施行。⑧这样的党，对于党的组织和成员的要求自然应该高于国家法律对普通公职人员的要求。中国式党纪的根源:党与宪法的独特关系
人类国家的诞生，起于人们对安全和秩序的普遍需求。只有组成稳定的共同体，人们在与自然环境、与其他同类群体的交往中，才能拥有基本的安全感，在共同体内部才能保障生产生活的有序状态。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政治权力从复杂而模糊的传统权力结构中逐渐脱颖而出，国家从基于血统权力、部族权力和宗教权力的传统国家变为基于非个人化的官僚体制的现代国家。世俗政治权力的强大和高效满足了人们对于安全和秩序的更高层次的要求，也满足了人类对自身价值的觉醒和尊重，但同时没有约束的政治权力也对人的权利本身构成了威肋、。对国家这个利维坦的必要性和危险性的思辨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思想根源。
近代西方国家建构过程中兴起的宪政观念，更多强调基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要求对国家权力加以限制，所谓宪法也更多地被从约束国家权力角度来看待。然而对国家权力的约束并非现代宪政观念的原创。西方有学者认为，欧洲、中东、印度等地区历史上高度发达的宗教权力，作为一种世俗国家权力之外的权力资源，在不同程度上承担了约束国家权力的功能。例如，一般认为欧洲的基督教产生了独立而统一的教会，对国家权力的约束最强大;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力量虽然很强，但未形成独立统一教会;印度次大陆则由于宗教力量过强，阻碍了国家权力的正常发展，故而未能产生强有力的政治国家。基于这些差异，欧洲最先产生现代法治的现象得以解释。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与国家权力可分庭抗礼的宗教力量，因而国家过于强大，而法治未能伸张。
这种观点忽视了中国的法治传统。中国国家权力从来都不是没有约束的，先秦时期，《尚书》中提出了天命观，将统治者的德，即保障人民的福社视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这个天命其实体现于人民满意之中，使虚幻的天命与可触摸到的民意相结合，对国家权力形成约束。沿此路径，孔子提出以德治国，孟子主张仁政，荀子呼吁仁政，董仲舒发明天人感应，民为贵，君为轻、天听自我民听等宝贵思想都体现道德力量对政治权力的制约。所以中国古代政治虽然没有超然于政治权力之外的宗教力量作为制衡，但有非常强大的儒家价值观和道德力量相约束。更根本性的监督力量来自人民的反抗，即任何统治者都不得不面临被人民反抗剥夺政治权力的可能性，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其实这一逻辑在西方近代政治发展中也一样存在，只是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历史叙事有意回避了这一点。启蒙以来的欧洲政治哲学争论中，从未回避人民的反抗权力。暴力反抗从来都是欧洲宪政发展的背景变量。美国宪法制定之后，开国先贤杰斐逊也认为宪法不足以约束政治权力，为避免政治衰败，而要求美国人民保有每20年进行一场暴动的权利。
所有这些现象背后有一个根本问题:谁是立法者?政治权力当然不应该是法律的最终来源，应该有更高的法律权力来对政治权力进行制约。这个最高权力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如神权、自然法，但随着政治现代化的发展，最终走向了人民主权。然而，人民主权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具体政体设计中，这个最高权力可以体现为宪法至上，如美国，也可体现为议会至上，如欧洲多国。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解决方案不同于世界上多数国家，因为中国具有与别国不同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文化，中国宪法性权力的最终来源也不同。
第一，作为唯一一个文明不曾中断的社会，中国历史留下了极其深厚的政治文化遗产，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统一。中国的统一并非如少数历史虚无主义者所批评的那样，是国家对社会的压制，集权对多样的抹杀。相反，统一的含义是普遍的有秩序状态，这是中国政治的最高价值。这个价值是先秦战乱之后的民心所向，是经历无数次分裂无序状态的血腥检验后得出的最大共识，是保障民族命运共同体幸存的基本前提。因而，中国宪法性权力的首要来源是统一的政治秩序。
第二，作为一个基于世俗文明的大国，中国具有超然于政治权力之上的制约性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德治。如果说统一的政治秩序是一个消极性价值，那么德治是一种积极性价值。孔子的仁政、孟子的土道、《礼记》的大同都是德治的原则性表述。用当下话语表述，德治就是在基本的政治秩序之下，治理者要满足人民对民生、民主和民权的要求。达不到德治的标准，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就意味着失去了权力的合法性。
第三，对于一个具体的政体，开创者具有立法者的优先地位。这一点是中国与多数现代国家的共性。国家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国家的法首先必然是代表一定阶级意志的，这种意志就是该宪法制度的权力来源。如同美国宪法体现了开国之父们所代表的商业和金融精英的意志，中国宪法体现了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美国用复杂的两党制和三权分立保障少数权利的否决权，中国同样需要由作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和中国特色法治来保障多数权利不被少数所绑架。
普法会议纪要篇10
从斯巴达和雅典算起，民主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但至少在头2300年，民主并不是个褒义词。只是到了19世纪，民主才逐渐开始被广泛接受。民主真正获得不可争辩的正面评价，实际上是20世纪以后的事。在民主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同时，民主前面很少有修饰词。而随着对民主褒奖的增加，民主前面的修饰词也越来越多，如代议民主、自由民主、多元民主、宪政民主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修饰词都很悦耳，但显然不是可有可无；否则，干吗多此一举？不过对这些修饰词要多加小心。如果有人向你推销钻石，但在钻石前加上一串花里胡哨的修饰词，你会不会怀疑他是拿人工钻石蒙你？民主比钻石重要得多。如果你真喜欢民主，恐怕应对“民主”前面的修饰词有所警觉，看加上修饰词的民主是否变了味。
（一）
要搞清楚为什幺有人喜欢在民主前面加修饰词，还得从民主为什幺在两千多年里招人憎恶说起。在雅典时期，民主是个带侮辱性的字眼。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按参与治理的人数多寡对各类政体进行分类，他们都把民主看作是最糟糕或接近最糟糕的政体。民主之所以糟糕，是因为“多数的统治”意味着“穷人的统治”。柏拉图认为，“真”和“善”这些人类的优秀品质并不是来源于多数人，而是来源于一小部分天资聪慧的饱学之士。强调公民平等则无异于摧残人类的优秀品质。因此，民主必然是一种腐败的制度。亚里士多德不否认多数人的统治可能干好事，但他依然惧怕民主，因为在他看来，民主制度可能导致穷人干坏事，如不尊重财产权，甚至发动骚乱。古希腊的多数思想家都同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民主的判断。其实，雅典真正的穷人根本不能享受民主权利。在那个小小的城邦里，公民不过三、四万人，而被排斥在民主过程之外的奴隶、外邦人和妇女也达到五位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穷人”，按当时的标准恐怕应该属于中产阶级。
中世纪的意大利出现了一些城邦共和国，但它们从未把自己称为“民主”。开始这是因为“民主”一词失传已久。不过到13世纪中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译成了拉丁文后，人们仍然对“民主”避之唯恐不及，因为“民主”在亚里士多德的分类中属于“旨在维护穷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的政体形式”。城邦共和国的支持者托马斯－阿奎那的评论可谓一言中的：“民主就是一种平民政体，其中民众仅仅靠着人多势众便压榨富人，结果使全体人民都变成了暴君”。
进入近代，17世纪的平等派开始要求政治平等。回头看来，他们可以说是民主运动的先驱。但他们从未公开要求过民主，对普选权毫无兴趣。他们要求的不过是将选票当作特权赋予那些经济上独立的成年男性户主。其它男人，尤其是靠工资过活的工人和靠救济度日的贫民则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
18世纪的启蒙派也大都敌视民主。用伏尔泰的话说，启蒙之所以必要正是因为大多数男人愚昧无知，女人更是不可救药，真正受到理性光辉照耀的人只是凤毛麟角。洛克在日记中写道，由于大多数人类沉迷于激情和迷信，人类的未来不能由多数人掌握，只能由开明者掌握。康德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民主是种不合理的政治制度（illegitimateformofgovernment），因为它不是建筑在理性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多数的随意性（caprice）上。弥尔顿则更直截了当，他认为必须由少数开明者强迫多数人接受自由；不然的话，多数人可能出于卑劣的动机迫使少数人成为奴隶。
现在，人们一般把法国革命看作现代民主的起源，但“民主”这个词当时并不常用。写在法国革命旗帜上的是“自由、平等、博爱”。法国大革命后，有产者对民众的能量仍心有余悸，于是一时间民主被当作了财产掠夺、暴民政治、红色恐怖的代名词。潮流所至，搞得民主这个词在美国用语中一度销声匿迹，直到1826年杰克逊建立民主党后，它才重见天日。曾担任过一年法国首相的历史学家基佐在1837年谈到了他对民主的担忧：“民主……是多数下层人反对少数上层人的旗帜。这面旗帜有时是为了争取最合理的权利而举起，有时却是为了满足最残暴，最邪恶的激情而举起；它有时指向最不公正的篡权者，有时却把矛头对准最合法的权威。”当时主流社会对民主的畏惧由此可见一斑。
可以说，从古希腊到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社会上层精英一直把民主看作洪水猛兽。有产者担心，一旦允许大众参与政治，穷人势必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要求剥夺富人的财产，然后挥霍一空。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有产者竭尽全力阻止民主的出现。有意思的是，在典籍充斥着对民主诅咒的时候，“民主”一词前面很少出现修饰词。
（二）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出现以争取男性普选权为主要诉求的宪章运动。1848－1849年间，法国、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相继爆发民众广泛参与的革命。虽然这些运动都以失败告终，但它们大大震动了欧洲的精英阶层。此后这些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民主潮流难以阻挡，托克维尔和穆勒便是其代表人物。在这种背景下，谈民主的人多起来，民主变革也接踵而至。穆勒的一句评语十分精到：“尽管知识阶级中没有喜欢它，民主还是不期而至”。当然有产者对民主怀有更大的戒心。他们迫于形势不得不面对民主潮流且战且退。但他们对自己的底线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要尽可能地维护私有产权。用在民主前加修饰词的方法来阉割民主、驯化民主是他们的对抗民主的主要策略。限于篇幅，这里仅讨论四种被修饰的民主概念。
代议民主（Representativedemocracy）
议会民主（parliamentarydemocracy）是英国人的发现，其实质是以代议民主取代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democracy)，用少数来取代多数。在有产者看来，如果民主任由广大民众直接参与，它便很难驾驭。一旦换成竞选代表，民主就驯服多了。古代民主，不管是雅典还是意大利城邦共和国，选举采用的都是抽签制，每个人当选的机会完全是随机的、均等的。竞选则是拼资源、拼形象、拼口才、拼演技，有利于经济和知识精英分子入围，把穷人、愚人破除在外。有人以为，政体规模扩大是采取间接代议民主的唯一原因。其实不然，潘恩就说过，既使是在小范围，代议民主也比直接民主更好。他相信，如果雅典采用代议制，一定比实行直接民主运作得更好。
议会制度不仅是代议性质，而且往往还与其它东西搀杂在一起。对有产者来说，既使民众不直接参与决策，而是选举代表制订政策，还是有危及他们产权的可能性。为了防止民选代表胡来，他们发展出一套平衡理论，说民主制、贵族制、君主制各有利弊，最好的政治制度是将三者混合在一起的制度。据说，如果一个制度只要民主的成分，它很容易酿成骚乱，出现无政府状态。只有加上贵族制特有的智能和君主制特有的秩序，民主制的优点才能得到发扬，其弱点才能得以克服。英国第一任财政大臣、辉格党领袖罗伯特－沃尔波尔（1676－1745）的说得很清楚，“君主、贵族和民主三种政府形式混合搀杂在一起可以带来三者各自的长处，同时避免三者潜在的危险”。其潜台词是，纯粹的民主是最可怕的政体。的确，英国的代议制是典型的混合政体：国王是君主制的象征，由世袭贵族和委任的各界名流组成的上院是贵族制的象征，经选举产生的下院是民主制的象征。前两者都是为了给鲁莽的民主激情套上辔头。很多英国政论家相信，如果不保留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成分，英国的议会民主就难以运作。
美国的代议制最初也是一种混合制。原因很简单，当时那些积极参与建国的精英们要建立的并不是一个由人民直接参与治理的民主制度，而是一个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共和体制。在今天看来，这两者几乎没有什幺区别；但在当时，美国的国父们却很了解这两者完全不是一码事。这就是为什幺这些“国父”中很少有人希望人家把他们叫做民主分子。现在很多人把汤姆斯－杰弗逊祭为美国民主的奠基人，但他本人从未在其出版物中或公众场合自称民主派。只有他的政敌才讥讽他为民主派。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63篇中说得更露骨，他认为未来的美国政府应该与古代民主不同，“完全排除以整体身份存在的人民，以免它染指政府事务”。既然无意让人民直接参与政治，在建立由选民选举产生的众议院的同时，还必须附加一些类似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机制。于是便出现了由选举团小圈子推选的总统，由间接选举产生的参议院，以及不经选举产生的终身法官。不少人以为，两院制、三权分立是民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其实，这种设计的本意正是为了限制民主。查尔斯－比尔德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制度的经济意义在于，有产精英阶层得以凭借其资源和知识的优势，在必要时获得有利的立法，而不受国会内多数的控制。”
自由民主(Liberaldemocracy)
现在人们听“自由民主“听多了、听顺了耳，往往以为“自由”与“民主”两者互为前提，不可分割。其实在很长时间里，这两者不仅被认为是不同的，而且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
古典自由主义者在反抗君权、神权和封建贵族体制方面的确不遗余力，但他们争取的更多的是新兴资产阶级参与政治的权利，而不是真正的普选权。自由是好东西，不过自由主义者未必有兴趣争取所有人平等享有自由的权利，并把民主当作自由的敌人。贡斯当（1767－1830）是十九世纪早期法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便把“无限的人民主权”看作一种邪恶。有人把边訫（1748－1832）誉为“英国大众民主的理论奠基人”，但他主张将选举权限制为受过教育的男性成年人。比他稍晚一点的托克维尔（1805－1859）敏感地意识到，伴随经济繁荣、教育普及程度扩大、交通和通讯速度加快、以及人口流动性提高，民主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他因此曾劝说保守派接受逐步扩大的选举权，不过他的理由是，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设法影响民主未来的走向。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自由与民主的矛盾成为其中心议题。他相信，大众中蕴藏着一种危险的文化倾向，直接威胁个人自由。正是托克维尔发明了“多数暴政”这个被后世自由主义者念念不忘的字眼。活跃于十九世纪中叶的穆勒（1806－1873）也感到了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民主风潮，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把民主看成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宪章运动带来的骚乱和托克维尔关于“多数暴政”的论述使他对可能出现的工人阶级统治心藏戒心。为了避免所谓“假民主”，他提出一套措施限制工人阶级的影响，包括赋予知识阶级多于一票的权利。与穆勒几乎同时的小说家福楼拜（1821－1880）对民众也十分恐惧，他说得有点赤裸裸，“今后的剥夺个人自由的将不是专制君主，而是民众”。
自由主义者对民众的恐慌，再加上保守派对民众的敌视使得享受选举权的人在很长时期里局限于少数经济和知识精英。财产资格、识字程度和其它种种限制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排除在选举大门之外。有产者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财产权，所以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无产者或少产者能参与重大政治决策。法国革命够激烈了，但涉及到财产问题，其领导人的立场是相当清楚的。《人权宣言》和《1791年宪法》的执笔者西哀士倾向于将选举权限于纳税者，把所谓家仆、流浪者、乞丐、妇女统统排斥在外。当时法国有2700万人口，1791年只有400万男性公民享有选举权。1793年的激进宪法把选举权扩大到所有男性公民，但从没有付诸实施。1795年宪法倒退，恢复财产权为基础的选举权，并更加严格，仅限于少数相对富有的资产者和纳税人，结果选民下降到10万人左右。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第二共和国实行普选制。但1850年5月，制宪议会为防止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执政，取消普选权。直到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才确立了男子普选权。法国妇女得到选举权已是1944年的事了。
1688年光荣革命后200年，英国始终是少数上层精英专政。1832年议会改革以前，有选举权的公民只占总人口的3.1%。经过改革，选民人数也只占总人口的4.5%。这令正在兴起的工人阶级极度不满，1838年，以争取男性普选权为目标的宪章运动开始。在此后十年里，宪章派一次次动员民众向议会请愿，但屡屡遭到镇压。虽然宪章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其产生的压力迫使英国于1867年实行第二次议会改革，将选民人数增加到成年居民的15%左右。男子普选权的实现要等到1885年。再过40多年，到1928年，英国妇女才获得选举权。在这整个过程中，英国的自由派――辉格党人（后来并入自由党）一直是强烈反对民主的。
其它西方国家的情况是大同小异。英国工党领袖拉斯基回顾这段历史时，说了一段话可谓一针见血：“自由派的理想是让中产阶级分享方方面面的特权，而让无产阶级留在锁链中”。
多元民主(pluralistdemocracy)
既使实现了普选权，代议制在多大程度能让人民当家作主呢？美国号称民主，又是普选权落实比较早的国家，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却发现了那里存在一个若隐若现的“影子政府”，由政治老板们从幕后操纵选举和政党，而这些老板们本人既不是选举出了的，也不必对任何人负责。在他们操纵下选出来的人当然也好不到那里去，结果就有了马克吐温那句著名的俏皮话：“美国唯一明显的犯罪团伙就是国会”。除了美国以外，其它那些自称“民主”的国家也差不多。因此，人们为当时的那些“民主制”起了很多绰号，如“公爵共和国”(therepublicofdukes)，“铁哥们共和国”(therepublicofpals)，或“银行家共和国”（therepublicofbankers）等等。
这种情况迫使人们调整对以代议制为特征的民主的认识。1908年，Grahamwallas写了一本题为《政治中的人性》的书，他在前言中说，“看来关于最佳政府形态的争论已经结束，代议制民主明显胜出”。但他同时感到，这种民主有什幺地方不对劲，因为“一度附在民主上的光环早已消失了”。其实，无政府主义者普鲁东早就断言，代议制根本不是民主。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的这个判断开始得到越来越多不同派别人士的认同。例如，韦伯发现，“不管是民主制还是非民主制，政治都是少数人的游戏”。费边社成员G.D.H.Cole打趣地说，“19世纪最大的发现就是所谓民主政府根本不会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任何变化”。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和思想家马斯卡提出了他们的精英理论和所谓“寡头统治的铁律”(“ironlawsofoligarchy”)。在他们看来，不管是什幺政体，民主也罢，不民主也罢，最终都是由一小撮精英分子支配。如果说代议民主与其它政体有什幺区别的话，那就是民主是一种披上了伪装的寡头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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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头政治十分难听。但不实行寡头政治，有产者又放心不下。林肯曾将民主定义为“民治(bythepeople)，民有(ofthepeople)，民享(forthepeople)。但有产者认为民治是危险的，因为民众常常感情用事，欠缺理性判断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重新定义民主，让人们觉得经过某些程序产生的寡头政治其实还不错。熊彼特的建议完成了这个转换。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熊彼特批判了所谓“古典民主观”，而给民主下了一个程序性的定义：只要一个政治制度允许定期的竞争性选举，它就是民主的了。在熊彼特看来，原来的民主观把人民放在首位、而把他们对代表的挑选放在第二位是不对的。他将两者的地位对调了一下：把选举代表放在第一位，而把人民的决定权放在第二位。经过这幺一掉换，民众参与政治的作用便被限制在四，五年选一次政府的范围内了。民主即是让人民在几个相互竞争的精英团体中进行选择。只要有对领导权的竞争，或政治精英对选票的竞争就算民主了。这样的“民主”被化约为几个政党之间的选举竞争(程序民主)，至于人民是否真正能当家作主则显得不重要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流行的多元民主理论也是一种对精英民主的辩护。为了对以往的“乌托邦民主理论”或“大众民主”(populisticdemocracy)理论釜底抽薪，多元民主理论首先试图消解“人民”这个概念。据说社会上根本就不存在“多数”，只有许多“少数”。既然没有构成多数的“人民”，哪有会有什幺“民治”呢？但将人民分解成许多“少数”还要避免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沾边，于是民众不是被分解成“阶级”，而是被分解成“利益集团”。民主不是要发现共同的公众利益，而是为“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提供一个舞台。
但利益集团不也是被精英们把持的吗？那到头来不还是寡头政治吗？多元论者的回应是，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使得没有一个单独的精英团体能够垄断政治决策，因此，便不存在所谓“寡头统治的铁律”。以多个精英团体竞争为特征的民主政体，叫做“多头政体”(polyarchy)，它既可以防止独裁统治的出现，又可以防止暴民政治的出现，对有产阶级来说，真是再贴心不过了。但这种政体的主角已经不是人民，而是政治精英。对此，多元论者满不在乎。用Davidtruman的话说，从实际运作的角度看，“精英就是人民”(theelitesare，forallpracticalpurposes，thepeople)。精英们也许真这幺自我感觉良好，老百姓是否这样看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宪政民主（Constitutionaldemocracy）
“宪政”现在是个时髦的字眼。但相当多的人把“宪政”仅仅理解为“法治”(ruleoflaw)，即政府必须落实宪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同时自身严格按宪法和法律办事。但宪政的本来含意是用宪法来制约国家的权力，不管这个权力是由封建帝王行使，还是由民主政府行使。18世纪末，19世纪初立宪运动兴起的很重要一个原因是有产者希望保证贡斯当所说的“现代自由”（或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不被民主大潮吞噬。贡斯当本人很清楚自己的目的，即要用所谓“自由”为民主设置障碍，最终“驯服”民主。宪政便是制伏民主烈马的缰绳，它用宪法禁止条款确认某些个人权利将不服从多数人的意志，以此限制民主权利行使的范围。当然，对有产者而言，最重要的个人权利是财产权。亚当斯密就反复强调，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富人，对抗穷人。因此，必须对私有产权进行整体上的保护，包括在宪法中特别列举私人产权，在它周围竖起一道警戒线，不允许任何人染指。很清楚，宪政主义在本质上是反民主的。在这个问题上，早期的宪政主义者毫不掩饰。例如，他们就不愿用“民主”称呼美国的宪政体制。
民主需不需要刚性宪法限制是个老问题，从杰佛逊和潘恩时代开始就争论不休，没有定论。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讨论。既使民主需要宪法的刚性限制，应不应该把私人产权置于民主之上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产阶级当然希望把有关财产权的议题放到民主决策的范围之外，成为他们自己的禁苑。例如，在美国，私人产权曾经“神圣”过150多年，限定了美国政府权力行使的范围。那时，有产者及其代言人可以借口“保护私人产权”宣布所得税违宪、反对政府对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进行监管、反对制定最低工资、反对设定最长工时、反对政府为穷人和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任何福利待遇。但将产权神圣化的结果是社会两极严重分化，阶级斗争日益激化，最终危及到资本主义制度生存。
在这种背景下，从1937年开始，财产权逐步在美国丧失了其“神圣性”。现在，相比其它西方国家，美国恐怕仍是最崇尚私人产权的国家。但既使在那里，产权也不再被看成是一种东西，而是一束权利，包括使用权、处置权、受益权、转让权等等。这些具体权利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例如，对产权的客体有严格的限制，不允许对人拥有产权（奴隶）；私人财产的使用（包括自家的前后花园）要服从各级政府的监管（regulation）；由私人财产创造的收益要交纳各类税款。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禁止在不给予合理赔偿的情况下，将私有财产充作公用，但现在法院对“公用”的解释已变得如此宽泛，连强行拆除一片社区，交由通用汽车公司使用也可算作“公用”了。其它诸如房价管制（rentcontrol），分区规划（zoning），劳工法，土地使用规范都是对私人产权的“侵犯”。因此可以说，现在私人产权已不再是个人权利和政府权力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了。如果回到私人产权“神圣”的年代，哪会有什幺“宪政民主”？只会有“宪政财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