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论文篇1
1.论文题目，按常规学术论文标题作出。
2.论文摘要，要求摘出(或者说“提取出”)文章的主要观点，或者选摘出文中最重要、最具有新意的某一个或两个观点，不必追求全面反映文章的概貌;客观地把文中的观点摆出来，并以介绍的口气叙述自己的文章讲了哪些内容。摘要篇幅100-300字。中文摘要约600字左右，论文摘要一般包括：这项研究工作的目的和重要性;完成了哪些工作(研究内容各过程的概括性叙述);获得的主要结论。学位论文摘要应突出论文的新见解或论文内容中的创造性成果。
3.关键词：3至5个，反映文章最主要内容的术语、概念等。
以上三项置于论文之首。
二、论文中“注”和“参考文献”的区别
1.“注”指作者进一步解释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文中标码①，注释内容统一置文末，文末的序号与文中序号一一对应。
2.“参考文献”指作者引文所注的出处，一律放文末，文中设序号[1]，文献说明统一置文末，文末的序号与文中序号一一对应。页码置于文中序号之后，例：[1](p12)。
3.“参考文献”也指虽未直接引述别人的话、但参考了别人著作和论文的意思，应在段中或段末设序号[1]，并在文末注明。本项与第2项不必分列，交叉排序即可。文末的序号与文中序号一一对应。此种情况可以不注明页码。
4.同一参考文献多次被引用，文末只标一个序号，文中应多次出现同一序号，在文中序号后加圆括号，注明所引文献的不同页码或篇名。
三、文末参考文献格式
1.著作
[序号] 作者.书名[标识码].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
[1]张志建.严复思想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毛选、邓选以及《鲁迅全集》、《朱光潜全集》等每一卷设一个序号。
2.译著
[序号]国名或地区(用圆括号)原作者.书名[标识码].译者.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
[1](英)霭理士.性心理学[m].潘光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古典文献
文史古籍类引文后加序号，再加圆括号，内加注书名、篇名或页码。例如：
文中“……孔子独立郭东门。”[1](《史记·孔子世家》)
4.论文集
[序号]编者.书名[标识码].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
[1]伍蠡甫.西方论文选(下册)[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论文集中特别标出其中某一文献
[序号]其中某一文献的著者.某一文献题名[a].论文集编者.论文集题名[c].出版地:出版单位，出版年.
[1]别林斯基.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a].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册[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5.期刊文章
[序号]作者.篇名[标识码].刊名，年，(期).
[1]叶朗.《红楼梦》的意蕴[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2).
6.报纸文章
[序号]作者.篇名[标识码].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1]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人民日报,1998-12-25(10).
7.外文文献
要求外文文献所表达的信息和中文文献一样多,但文献类型标识码可以不标出。
[1]mansfeld,r.s.&busse.t.v.thepsychologyofcreativityanddiscovery,
chinago:nelsonhall,1981.
[2]setrnberg,r.t.thenatureofcreativity,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8.
[3]yong,l.s.managingcreativepeople.journalofcreatebehavior,
1994,28(1).
说明：1.外文文献一定要用外文原文，切忌用中文叙述外文，如“牛津大学出版社，某某书，多少页”等等。
2.英文书名、杂志名用斜体，或画线标出。
四、参考文献类型标识
参考文献类型专著论文集报纸文章期刊文章学位论文报告标准专利词典资料文献类型标识mcnjdrspz五、作者简介
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汉族可省略)、籍贯(省、市或县)、工作单位(包括邮政编码、所在城市)、职称、学位(何种学科的学位)等。
六、年代和数字用法
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分数、小数、百分比等采用阿拉伯数字，年份不能简写，如不能用96年、97年等。星期几一律用汉字。中华民国和日本明治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中华民国纪年和日本明治以后年号纪年用阿拉伯数字，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如秦文公四十年(公元前722年)，民国37年(1948年)，昭和16年(1941年)等。
约数用汉字，如“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整数用阿拉伯数字，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
所引古籍的数字用汉字，与所据版本一致，如：
许慎.说文解字号[m].四部丛刊本,卷六上,页九.
《朱文公文集》卷三六
七、外国人名的表述
标准论文篇2
近年来，各地税务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税务总局的工作要求和部署，在税收管理工作中积极探索，引入了规范化管理、流程再造、iSo质量管理、系统科学等先进理念，建立或实施岗位责任制、规范化管理制度、税收质量管理体系、税收执法责任制、能级管理等管理理论和方法。为学习各地税收管理工作中的先进经验，2004年初以来我们组织人员先后到国内二十多家基层税务机关学习考察。深受启发、受益匪浅的同时，结合自身实践，我们觉得有必要对基层税务机关如何将总局提出的“科学化、精细化”的目标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内容作一深入探讨。
一、当前基层税收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根源剖析
1.科学理念支撑缺乏，理论基础薄弱。其一，理论没有落脚点。基层税务机关负责一线税收管理工作，往往在工作中关注税收实务多，对理论研究少；而专家学者或上级税务机关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和设想往往又没有和实务相对接、验证，其管理理念和方法要在一线的税收实践中运用并接受检验，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必须将管理科学的先进理念紧密结合一线税收管理工作实际，才能推进税收管理工作取得新突破。其二，理解运用有偏差。基层税务机关科研人才相对短缺，在工作中往往不能全面了解管理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只是根据专家学者的某一观点或仅仅是这一观点的片断解释作为“法宝”，以此指导工作实践。比如只关注“流程再造”、“iSo质量管理体系”等，认为只要搞好这一项工作，税收管理工作就会“一劳永逸”或“高枕无忧”了。其三，理念更新无延续。税收工作中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往往将新开展的一项工作认为是对以前工作的否定，比如一推行质量管理体系，就要完全放弃以前管理方式。任何一种管理理论和观点都有自己的侧重点，仅仅依靠一种理论观点就想把基层繁杂多变的税收管理工作指导好，显然是不可能的。
2.相互有机整合缺少，质效提升缓慢。各地税务机关大胆创新，相继推行了税收执法责任制、iSo质量管理体系、岗责体系、能级管理、规范化管理制度等大工程，但是在多数单位未能将这些工作有机整合，而是形成了一个个孤立的体系，工作中就出现了重复、交叉和矛盾的地方，让一线税务干部重复操作，疲于应付，影响了工作质效的提升。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其一，上级布置或推行工作，牵头组织部门不一样，每个部门都自成体系。许多工作推行时，往往都是对本部门业务内容规定和要求制定得很细致，涉及到其他部门的工作，虽然也会写进文件中，但主办部门终究不能将不属于自己管理的业务整合起来进行详细的规定，不能从全局工作考虑妥善安排处理。其二，部门布置工作的时候为了强调工作的重要性，往往每一次都要形成一个具体的工作规程或体系，如纳税评估工作有纳税评估体系、税收管理员要健全一套制度、纳税服务要健全一套体系、货运发票管理也要有自己的一套规程等等，这些工作落实到基层只能是一线的同志去完成，如果基层税务机关不能将这些规程或体系有机融合，就会有“夹生饭”，就会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工作忙乱、效率低下。其三，少数税务机关盲目跟风，哪个名词好、哪个名词新，就采取“拿来主义”。别人搞iSo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我也搞；别人推行能级管理，我也推，其结果是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还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而半途而废或者草草收场的现象。
3.管理手段缺位，软件开发低效。1994年国地税分设以来，以国家“金税工程”为核心的税收信息化建设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各地税务机关纷纷开发了大大小小很多业务软件，有征管综合信息系统，有其他的小型单项业务软件，有些单位仅各种类型的税源管理软件就有多个。软件推广使用为税收工作提供了方便，但是在实际运行中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其一是软件开发缺乏统一规划，软件开发平台、使用语言不一致，数据不能共享，信息资料利用效能低下。其二是部分软件不能根据基层税收管理实际开发，由上级税务机关牵头组织开发的业务软件更多的是便于上级机关的汇总、考核等，不能反映基层税收管理工作和基层税干开展工作的需求。其三，软件界面各异，有些不便于基层人员操作，同样的业务需要在不同的软件重复操作等。另外，更有一些单位以软件开发为工作创新，成了“政绩工程”，不论是否切合实际或具有推广价值，就盲目投资组织开发，甚至有些地方的工作评比就是看各单位开发的软件数量，其结果只能是经费宽松、有资金投入软件开发的单位更能在评比中获得更好的名次，但是没什么推广价值，造成了很大的重复投资和浪费。
4.绩效考核制度缺失，有效激励淡化。绩效，是指一个人、一个团队在履行岗位职责中取得的工作成绩和效果。所谓绩效考核，就是通过科学的方法、标准和程序，对一个人、一个团队的业绩、成就和实际工作做出准确的评价，并按相应规定给予奖惩。目前，基层税务机关大多是按照“千分制考核”的模式对税收管理工作进行考核，尚未建立科学有效的绩效考核体系。其一，最突出的表现是为考核而考核，不是为管理而考核。只是仅仅从单项工作落实上去考虑，从局部出发，不能从税收管理工作的大局出发。考核的内容往往局限于一些指标的考核上。其二，考核的手段单一。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人工考核与微机考核、日常考核与综合考核、员工考核与部门考核、业绩考核（定量考核）与组织评议（定性考核）、内部考核与外部考核等都不能很好的结合，只顾及一点，使考核方向发生偏转。其三，没有注意到考核的特点，忽略了人在考核中发挥的作用。由于没有健全对考核实施的制约机制和对考核结果的简单处理（只是与奖罚相挂钩），在一些单位考核最终成了搞形式、走过场。即使少数推行了能级管理的单位，虽然在激发广大税务干部的工作及学习税收业务知识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但是还没能真正解决对工作绩效的科学考核，更不能达到有效激励的目标，有些单位反而导致矛盾激化和人际关系紧张等现象。
二、提升基层税收管理工作质量和效率的途径选择
基层税收管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正确把握系统管理的思想，有效整合，解决基层税收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所谓整合，就是将组织中各个人、各个部门的活动综合并协调一致的过程。组织对整合的需要程度是由工作的相互依赖关系和组织内部的分化程度决定的。从目前基层税收管理工作实践来看，在工作的相互依赖关系上，既存在着并列式、顺序式的依赖关系，也存在着交互式的依赖关系，在组织内部分化上，存在着纵向、横向和空间上的分化，如组织不能采取强有力的手段予以整合和协调，很难形成一体化的整体，发挥整体的效能。具体来说，其一，在认识上，要系统的学习、理解和运用各种管理科学理论，摒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认识，形成基层税收管理工作的科学理念支撑。其二，强化制度整合，有针对性解决“重局部、轻全局”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局部和全局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有些时候，从局部来看是有利的，但从全局来看就不一定是有利，甚至是有害的。在这种情形下，局部的利越大，对全局产生的弊端就越大，就会出现局部优化而全局是不优的现象，必须对各项制度进行有效整合。其三，整合信息技术手段，提高综合应用效能。这需要对当前税收软件开发的现状，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进行科学规划，提高软件使用的综合应用效能。其四，整合考核制度和方式，探索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制度。也就是要把握考核体系的环境适应性，建立有效激励的科学考核制度。
组织进行整合、协调的方法一般有：①通过组织等级链的直接监督；②通过程序规则的工作过程标准化；③通过计划安排的工作成果标准化；④通过教育培训的职工技能标准化；⑤通过直接接触的相互调整。结合税收管理工作实践，笔者认为，税收管理工作中不能有效整合的矛盾已经相当突出，影响了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提升。而在实践中，推行税收标准化管理，是符合科学的管理理念和方法的。税收标准化管理工作是基于对当前基层税收管理现状的客观分析，积极探索和掌握税收管理工作规律，按照精确、细致、深入的要求，整合多个管理方法，明确职责分工，优化业务流程，完善岗责体系，加强协调配合，有效运用现代管理方法和信息化手段，提高管理效能，适合在基层税务机关推行的一种管理方法。这种管理方法以规范化管理理论和质量管理理论为核心，同时汲取了当代管理科学的各种先进理念，形成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体制具有精细化、标准化、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等显著特点。
三、税收标准化管理体系的建立
1、注入科学的管理理念，形成税收标准化管理的理论体系。就目前的管理现状来看，各地结合各种管理理念进行了大胆实践，但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税收标准化管理体系还必须以规范化管理理论和质量管理理论为核心。规范化管理理论定位于为管理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与客观描述提供技术指导。其通过对重复性管理活动的目标、程序，对每一工序的活动内容、方式方法、工作标准、承办者及其职责权、考核办法等做出的明确具体规定并形成管理工作规范，通过研究制定、推行并不断优化管理规范推进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和规范化。iSo9000标准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和的一个管理类标准，高度概括、总结和提炼了世界各国质量管理理论的精华，统一了质量管理的原理、方法和程序，具有广泛的通用性和适用性，是一套先进的质量管理标准。它以满足服务对象的质量要求为目标，通过建立具有很强约束力的文件化管理体系使各项工作及影响工作结果的全部因素都处于严格的受控状态，并通过不间断的管理体系审核及评审，力求不断改进和提高管理水平，确保预期的目标得以实现。按照标准的要求建立和实施科学、系统、严密、可行的文件化管理体系，将促进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此外，科学管理理论、目标管理理论、流程再造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系统管理理论、帕累托法则（二八法则）和标准化理论都有很多被管理实践所证实的科学内涵，需要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把握理论的精髓所在，形成税收标准化管理的理论基础。
2、遵循税收管理规律，科学确立管理标准体系。推行税收管理标准化工作要做到方方面面都有一定的标准，这是税收标准化管理的前提和基础。否则，就失去依据，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首先，在工作标准的制订和落实上我们把握好以下原则：一是统一的原则，对多个管理方法文本中矛盾的地方进行统一，明确一个具体的标准，减少实际运行中的“撞车”现象；二是精细的原则，就是对于具体的工作事项、工作流程要准确描述，不放过细微末节，特别对容易出现纰漏而法律又无明确规定的环节，有标准、有规范，这样就避免了工作的盲目性、随意性和模糊性，明确了工作的导向；三是优化的原则，在确定标准时要求要高，不可平平淡淡，应采取“跳起来摘桃子”原则，确定一个优化再优化的标准；四是实效性原则，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从实用角度出发，要重落实，切实便于基层干部操作。必须针对各个层面的每个岗位，明确具体的工作职责、任务目标、运作程序、时间要求、考核标准、奖惩办法等。突出实效性，加强针对性，才能确保各项工作按部就班的执行、落实，降低矛盾和问题的发生机率；五是动态原则，要建立制度，保障标准能够动态改进，不断融合新内容。
其次，合理构建标准文本的结构。严格对照原各管理方法的文本内容，对照税收管理业务的全部流程和业务内容进行梳理，以一套完整的税收管理标准来取代多个管理方法的内容，达到统一简化的工作目标。税收标准管理体系从业务上应包含税收执法业务、征管质量控制、纳税服务和税收行政管理四个部分的内容，从结构上包含管理文本、相关文件和档案管理三个部分。
最后，按照科学的步骤确定管理标准。第一步，结合实际通过弹性控制完善优化全局的岗责体系，使岗位职责和权限（尤其是执法职责和权限）得到了进一步明确；第二步，确定每一个工作事项所对应的各种法律法规以及上级文件，作为工作的依据；第三步，对每一工作事项所涉及的法律法规、上级文件与质量管理体系文件、执法责任制文本等逐个比对分析，严格按照统一、精细、优化、实效、动态等原则要求，对管理标准进行整合、优化，同时确定该工作事项所形成的工作记录；第四步，结合管理实际，认真对照法律法规、上级文件精神以及多个管理方法的考核要求确定该工作事项的考核内容；最后，按照便于检索便于利用的原则对相关文件和档案管理进行科学合理分类。经过以上步骤，我们建立了弹性控制结合实际的岗责体系、符合要求优化简洁的工作标准、便于检索利于学习的相关文件、制作规范合理归类的档案资料和重在日常要求严格的考核标准，从而高标准打造了税收标准化管理的平台。
3、推行高效的管理手段，建设信息化支撑体系。税收管理标准的落实如果在人工操作的基础上落实只能是低效和烦琐的，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深入分析税收管理标准运行信息化技术实现的可行性，制定税收标准化管理工作的信息化方案或规划，组织开发各类业务软件，将标准文本规定的内容实现过程控制、信息化流转。根据我们对基层税收业务的分析，目前各地已经开发的软件可以纳入税收标准化管理体系的大概分为：行政管理业务软件、综合考核软件（如：考勤软件和学习考试软件）、征管信息系统、执法考核软件等等。这些软件的运行一方面提高了管理标准的运行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做到过程控制，做到实时监控，自动产生考核结果；另外，软件的上线运行确保了各工作环节的无缝衔接，基于税收管理标准的信息化技术有效促进了税收管理标准的落实。
4、建立监督制约机制，健全绩效评价体系。确定科学高效的绩效考核体系要汲取能级管理、规范化管理考核的科学内涵，全面系统的评价每一个具体的工作岗位和责任人员，同时也是对标准化管理工作运行情况的分析和评价。我们在考核方法上坚持日常考核与综合考核相结合、人工考核与微机考核相结合、定期考核与动态抽查相结合，考核方法日益完善。科学的考核要实现有效激励的目标，要改变以往的考核评价办法，通过科学测算确定系数和定性分析对绩效考核结果进行评比。从而通过有效的绩效考核，对税收标准化管理运行发现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推进税收标准化管理不断持续改进。
四、税收标准化管理工作运行及成效
1、优化整合、精简统一。通过建立税收标准化管理体系，严格对照多个管理方法的文本，对照税收管理业务的全部流程和业务内容进行梳理，通过统一、优化、精细等过程再认真对照上级下达的相关文件，对原有内容整合，并适当增加体现本单位工作特色的内容，系统内每位人员都能通过税收标准化体系找到自己对应的文本、职责、工作项目和标准、责任追究、工作依据、相关文件、文档资料等。从局长、科长、主任、分局长、稽查局长到税收管理员、办事员，人人都知道该做哪些，怎样做，做不到应承担哪些责任。岗位之间沟通方便、交流迅速。建立税收标准化管理体系，从根本上以一套完整的税收管理标准来取代原多个管理方法的内容，达到统一简化的工作目标。
2、岗责清晰、质效提升。税收标准化管理工作通过弹性控制，建立了完善的岗责体系，岗位职责和权限（尤其是执法职责和权限）得到了进一步明确；标准化管理文本明确了科室、分局、稽查局各项工作形成的工作记录名录，明确文档资料名称和数量，将各种工作记录统一制作标准和整理归档方法，合理分类存放，便于资料的检索，提高了资料应用的效能。例如各税务分局按照统一的标准设置了96个档案盒，将653种质量记录分类存放，直观展示、便于考核。干部的责任心显著增强，征管质量明显提高，税务登记率、准期申报率连续六个月达到100%；执法行为全面规范，执法差错率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68%；加班加点补资料的少了，工作在日常得到了规范，工作质效实现大幅提升。
标准论文篇3
这种评价标准是工具主义程序理论对法律程序是否正当的评价标准。这种评价标准的特点是利用外来的参照物来评价法律程序的正当性。
工具主义程序理论认为，法律程序不是作为独立的和自治的实体而存在的。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外在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而且它只有在对于实现上述目的有用或有效时才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外在的目的和手段主要是指实体法的目的，例如，刑法的目的在于惩罚和抑制犯罪这一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减少人类的痛苦；而刑事审判程序的惟一正确目的就在于确保上述刑法目的的实现。就工具性程序价值理论的评价标准而言，它始终无法回避法律程序的道德性问题。第一，如果法律程序只是实现实体法目的的手段和工具，那么在追求实体真实的过程中我们是否可以不受限制地采取各种工具和手段?如果这个标准成立，那么在刑事诉讼中利用刑讯逼供等非人道手段取得的证据也可以成为定案的依据。这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第二，认为法律程序仅仅是实现实体法目的的工具反过来会损害实体法目的的实现。例如，在刑事诉讼中，如果过于强调打击犯罪的做法得到支持，那么用不人道方式取证的现象就会大量出现。由于任何一个公民都有可能基于各种原因而成为刑事诉讼的被告人，因此，所有的公民都可能受到这种非人道的待遇。对某个具体的案件而言，这似乎达到了实体法的目的，但从整体而言，结果却是相反的。
二、根据法律程序进行判断
这种评价标准认为，评价法律程序的惟一价值标准是程序本身是否具有一些内在的好的品质，而不是程序作为实现某种外在目的的有用性。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程序的形式是否公正，二是个人的尊严是否得到尊重。
程序的形式公正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有一套具体的行为规则来约束程序主体的行为第二，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所有的程序参与人都知道程序的运行过程，程序以外的其他公众也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了解程序的运行情况；第三，程序的主持人中立；第四，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第五，法律程序的运行结果具有排它性。
程序参与人的人格尊严标准由如下几个方面组成：第一，当事人在程序运行过程中的行为对程序运行的结果能产生直接的影响；第二，双方当事人在诉讼地位上的平等；第三，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把人作为目的而不是当成手段；第四，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保护当事人的隐私。
就这种评价标准而言，它存在着无先天不足。首先，人们参加法律程序的目的一般是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至少是不想受到损失)，人们不可能不追求法律程序的运行结果，因此，仅仅靠法律程序本身来证明其合理性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其次。法律程序的运行结果要受到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因此法律程序本身是无法充分保证其运行结果的公正性的。例如，如果社会的基本制度结构是不公平的，那么法律程序的运行结果就很难保证是公正的。人们不可能长期容忍一项总是产生不公正的裁判结果的法律制度。
三、以程序正义为标准进行判断
日本学者谷口安平教授认为程序正义就是判断法律程序正当与否的标准口](。根据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的论述，程序正义可以分为三类：完善的程序正义、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和纯粹的程序正义。完善的程序正义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存在一个判断结果是否正确的独立标准；第二，有实现这种正确结果的途径，比如说，几个人为了平分一个苹果，让负责分苹果的人最后一个拿苹果就是完善的程序正义的例子“平分”是评价的独立标准，“分苹果的人最后一个拿苹果”是实现平分的正确途径，但是，现实生活远比分苹果复杂，因此，完善的程序正义是相当罕见的。不完善的程序正义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存在一个判断结果是否正确的独立标准；第二，不存在或是无法找到实现这种正确结果的途径。例如，刑事审判过程中，有评价审判结果公平与否的客观标准(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使犯罪人得到应有的处罚)，但很难找到能完全实现这个结果的有效途径，因为时光不可能倒流，我们不可能回到案发当时的现场，所有的证据都只能帮助人们尽可能地模拟案发现场。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在现实生活中是大量存在的，因为实现正义与公平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整体的道德诉求，但是，实现社会正义与公平的途径是很难找到的。此外，不完善的程序正义还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危险，即它有可能掉人工具主义程序理论的深渊。因此，上述两种程序正义不可能成为判断法律程序正当与否的标准。
纯粹的程序正义也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不存在判断结果是否正确与否的独立的标准；第二，存在某种程序，只要按照这个程序运行，不管出现什么结果，这种结果都是正义的。例如，人们在购买体育时，只要摇奖的过程中不存在舞弊的情况，不管结果如何，它都是正义的。
纯粹的程序正义的巨大实践优点就在于：在满足正义的要求时，它不再需要追溯无数的特殊环境中任何个人在不断改变着的相对地位。[4](由于不考虑各种其他的特殊因素，完全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处理问题，因此，应用于司法领域，它就表现为法治。因此，谷口安平教授所说的程序正义应该是指纯粹的程序正义。
以纯粹的程序正义作为判断法律程序是否正当的标准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在“作为公平的正义”的前提下，所有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都最大程度地体现了正义与公平的原则，所有的法律都体现了正义与公平的原则。程序法所规定的法律程序当然也符合正义与公平的原则。但这毕竟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原初状态”与“无知之幕”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以“纯粹的程序正义”作为判断法律程序正当与否的标准，事实上只能是一种理论假设。
四、根据法律程序的要素进行判断
法律程序作为人类法律活动的产物，它确实存在一个由谁制定，为谁服务的问题。也就是说，法律程序确实存在与一般的社会道德水平是否相符的问题到底符合什么要求的法律程序才是正当的呢?笔者认为，必须在法治建设的大环境中，通过对法律程序的各个要素的具体分析来进行判断。
1．正当的法律程序主体
程序主体是指在法律程序的运行过程中，依法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人。而所谓的“正当”则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程序主体的设置必须符合权力分化理论的要求。在法律程序中，各个程序参与者都必须在程序中发挥作用，都只能享有部分的权力，即任何程序主体都不能享有独断的权力。第二，在程序参与者中，必须存在对立面的设置。从一般意义而言，人们总是因为某种利益冲突或利害关系而参与到程序中去，因此，在程序中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应该是互相对立的。第三，必须存在独立的程序裁判者或程序的主持人，由他来判断和评价当事人的行为，并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判结论。2．正当的主体行为
主体行为的正当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程序的主体能够依法独立地行使自己的权利。能够依法独立地行使权利或职权既是程序主体行为正当性的体现，同时也是追究不正当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或权力的前提条件之一。第二，程序主体的行为除合法外还必须合理。这首先要求程序主体的行为有法律的依据；其次，程序主体的行为方式必须符合法律规定；最后，程序主体的行为必须合理，即符合一般的社会道德要求。第三，主体的行为必须产生法律上的后果，包括积极后果和消极后果。在法律程序的运行过程中，每一个参与者的程序行为都具有法律上的意义，都必须承担法律上的责任。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合法行为必须得到保护，合法行为产生的结果必须被法律所承认；二是违法行为必须受到惩处。这种违法行为既包括双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也包括程序主持人或程序裁判者的违法行为。
3．正确的行为时序
行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特定结合是法律程序的显著特征之一。正确的行为时序主要有如下几个要求。第一，行为的时序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例如在有些法律程序中，听证是一种前置程序，如果把这种听证程序后置或根本不举行听证，就违反了正确的时序。这种行为不但不会产生积极的法律效果，行为人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例如，如果美国的警察在抓捕犯罪嫌疑人时，如果没有遵循“米兰达规则”，那么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一般就不能成为有效的证据[5]。第二，行为的时序必须符合人们的直观正义的要求。例如，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对案件的审理必须按照“先审后判”的时序进行，既不能“不审而判”也不能“先判后审”。第三，程序运行的各个环节之间必须有合理的时间间隔。这个时间间隔主要是给程序主体在每一个环节开始前都有一个主张自己合法权利的合理时间。
4．正当的程序运行规则
合理合法的运行规则是体现正当法律程序的正当性的主要指标之一，它也是产生正当的程序结果的必要条件。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正当的程序运行规则包括合理合法的回避规则、公开规则，等等。回避规则要求“任何人都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就是说，任何与法律程序所要解决的问题有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的人都不能成为其中的裁判者或执行者。公开规则要求法律程序主体的行为必须公开透明(法律有特殊规定的例外)，杜绝暗箱操作。比如在诉讼程序中，对案件的审理必须公开地在法庭进行(法律法规有其他规定的除外)；任何有可能影响法律程序的最终运行结果的有关证据都必须要经过当事人的公开质证；允许其他社会公众旁听，等等。
5．正当的程序结果
一般而言，人们参加法律程序的目的就是为了公正、公平地解决某个或某些问题，因此，法律程序的运行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但是，这里的“正当的结果”有特殊的意义。第一，这个结果是严格地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而得到的结果，具有合法性。第二，这个结果是经过严格并且严密的逻辑论证所得到的结果，具有合理性。第三，如果这个结果与客观事实不符，那也是由于不可克服的客观原因造成的。例如，在刑事诉讼中，虽然程序被严格地遵守，据以定案的法律事实已经证据确凿，法官也在严谨地执行法律，但是判决的结果仍然有可能不符合客观事实，因为法官定案的根据是由有合法证据支撑的法律事实和法律的明文规定，而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由于人们不可能回复到过去的时空现场，因此，所有的科学实验与论证都只是对过去事实的一种模仿与猜测，都有可能出现错误。
与其他判断标准相比，通过法律程序的组成要素来判断法律程序的正当性，有其自身的优势。首先，正当的程序主体是判断法律程序正当与否的前提。我们只能在一个法治比较健全的民主社会里来讨论法律程序的正当性问题。只有在法治社会中，才会存在正当的法律程序主体。其次，正当的主体行为是判断法律程序正当与否的关键。正当的主体行为还必须有正当的行为，否则法律程序也会失去正当性。再次，正当的时序与正当的运行规则是实现正当的法律程序的制度保障。法律程序的正当性必须要被公众所认可，这既是法律程序符合一般社会道德水平的直接体现，也是充分发挥正当的法律程序的社会作用的关键。最后，正当的程序运行结果是正当的法律程序运行下来的必然的结果。这个结果也许和公众的期望值不符，甚至相反，但是由于整个运行过程所具有的合法性、合理性，它也会被公众所接受和认可。
论文关键词：法律程序正当程序理论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开始关注法律程序的正当性问题。各种程序理论都提出了自己的判断法律程序是否正当的标准，但是，这些判断标准都存在一定的缺陷。我们应该根据法律程序的各个组成要素来判断法律程序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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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论文篇4
《防洪标准》（GB50201－94）是我国确定城市防洪标准的依据。《防洪标准》（GB50201－94）自1995年1月1日实施以来，在统一规定城市防洪标准要求、规范确定方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范围的拓展，《防洪标准》中有关确定城市防洪标准的某些规定由于不够细化，而不能完全满足确定城市防洪标准的需要。有的技术术语，需要进一步明确其定义与概念；有的则需作必要的补充与说明。例如，用于城市防洪标准的“城市”概念，需要给予界定。因为，包括市辖县、市辖市在内的城市行政区域，与不含市辖县、市辖市的城市市区，在我国都称为“城市”，“城市防洪标准”技术术语中所指的“城市”，应该相应于什么范围？当城市有几种洪水威胁时，“城市防洪标准”中的“防洪”，防的是什么洪水？“城市防洪标准”是指城市所在地流域水系防洪体系的防洪标准，还是城市自身防洪堤的防洪标准？又如一个城市有不同的防洪标准时，应当如何表述？等等。上述问题在《防洪标准》（GB50201－94）中没有明确的规定或说明，因而使用户在确定城市防洪标准时产生了不确定性。为了准确地应用《防洪标准》，笔者拟就确定城市防洪标准的若干问题谈几点认识。
一、城市防洪标准应特指城市中心区的防洪标准
根据我国城市设市的规定，一个城市可以包含若干市辖县或市辖市，定义为城市行政区域，或城市行政辖区；不包含市辖县或市辖市的区域，定义为城市市区；城市市区的最重要部分定义为中心区。例如，北京市行政辖区总面积约16400km2，包括东城区、西城区、宣武区、崇文区、朝阳区、海淀区、石景山区、丰台河东区等8区（2004年底）以及通州、大兴、房山、门头沟、昌平、顺义、密云、怀柔、延庆、平谷等10个县（市）（据了解房山、门头沟已于2005年改为区的建制）。其中，东城区等8区可定义为北京市中心区，约1040km2。笔者认为，北京市的防洪标准指的应当是北京市中心区的防洪标准，而非整个北京市行政辖区或全部市区的防洪标准。这样的认识出自以下考虑：城市中心区是城市的政治、经济中心，保护了城市中心区的安全，也就基本上保障了一个城市的安全和城市的正常运作；另一方面，城市的市辖县（市）在过去一般都是独立的县城，具有独自的防洪设施和防洪标准，现在即使在行政管辖上划归某个城市，但其政治经济地位的重要性，仍然无法与城市中心区相比。事实上，也不可能因为行政管辖范围的调整而将其都包围起来，建立一个诺大的防洪圈。这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经济上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因此，规定城市防洪标准的适用范围为城市中心区是比较恰当的。
二、应分别确定城市不同保护部位的防洪标准
城市市区由于外河穿过而划分成不同部分，其相应的防洪标准应根据不同部分的社会经济重要性、洪水危害程度或非农业人口数量（有人主张用常住人口），按照《防洪标准》的规定分别确定。例如，松花江将哈尔滨市分为南北两部分，目前的主城区在南岸，但北岸是未来经济开发区；浑河将沈阳一分为二，目前的主城区在北岸，但南岸已确定为国际高科技开发区。哈尔滨与沈阳的现状防洪标准，应按目前南北两岸的社会经济的重要性（或非农业人口数量？常住人口？）分别确定之；未来南北岸的规划防洪标准，则需对南北岸经济发展或非农业人口增长规模作出预测，再按《防洪标准》的规定确定。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仅城市本身逐渐扩大，在城市的辐射作用下，环绕城市还出现了与城市共生共荣、协调发展的卫星城镇、新开发区以及工业园区等新型区域社会经济实体。这些区域，范围不大，人口也不一定很多，但经济发展十分迅速，经济实力雄厚，聚集了众多高科技和高素质人才，特别在引进国内外投资方面，极具优势，是推动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笔者认为，这些区域无论其行政隶属关系是否在城市中心区范围，其防洪标准都不应低于城市中心区的防洪标准。此外，主要包括城市水、气、电、热供应和重要交通干线等在内的城市生命线工程与城市正常运行休戚相关，它们一旦遭到破坏，很可能影响城市正常运作。有些城市的生命线工程远离城市，例如，向北京市供气的供气站之一座落在河北省文安县的文安洼内，尽管生命线工程距离城市较远，其防洪标准也不应低于城市中心区的防洪标准。
三、城市防洪标准应包括抵御构成城市主要外河洪水威胁以及包括山洪在内的城区小河洪水威胁的标准，有的沿海城市还应包括防潮标准
城市往往除受到主要外河洪水的威胁外，还可能有许多城区小河洪水，特别是山洪、泥石流的威胁，沿海城市还可能有风暴潮的影响。城市作为防洪保护区，应当从保障整个保护区安全的角度出发，考虑城市的防洪标准，即不仅要考虑城市抵御主要外河的防洪标准，还应当考虑城区小河洪水，特别是山洪、泥石流的防洪标准，有些沿海城市还要考虑抵御风暴潮的标准。例如，北京市防御主要外河永定河的防洪标准为100年一遇，防御主要外河潮白河的标准为50年一遇；此外还要考虑城区通惠河、凉水河、清河与坝河等4条主要小河的防洪标准，约10-20年一遇。武汉市的主要外河洪水威胁来自长江和汉江，武汉三镇三个保护圈除防御长江和汉江洪水的防洪标准约100年一遇外，还要确定抵御流经市区的东荆河、府环河、金水等小河的防洪标准，约10-20年一遇。目前，广州的主要外河洪水威胁来自西、北江，防洪标准约50年一遇，广州市大堤内有许多“冲沟”，洪涝水不分，约10-20年一遇防御标准。芜湖除防御长江洪水的标准约50年一遇（1954年型洪水）外，还有防御流经市区的漳河、青弋江和水阳江的防洪标准，约20年一遇。呼和浩特、包头和乌海防御黄河干流洪水的防洪标准约50年一遇，呼和浩特还有防御小黑河等10条小河，包头还有防御崑都崙河等11条小河，乌海还有防御千里沟等12条小河山洪的防洪标准，大都约10-20年一遇。上海市除防御黄浦江洪水的防洪标准约200年一遇外，还有防潮标准约200年一遇潮位加12级台风。因此，从城市安全保障的角度看，城市防洪标准的概念具有广义性，即包括多种洪源的防洪标准。
四、城市所在流域水系防洪体系防洪标准与城市堤防标准的关系
许多城市所在的流域水系，已建成包括水库、堤防、蓄滞洪区、分洪道以及城市防洪堤（墙）在内的防洪体系，为城市提供安全保障。城市所在流域水系防洪体系防洪标准有时与城市堤防标准并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城市防洪标准应当代表抵御威胁城市全局安全的主要外河的防洪能力，因此，应当用城市所在流域水系防洪体系防洪标准与城市堤防标准中的较高者作为城市防洪标准。例如，湖北省沙市，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体系沙市段防洪标准为40年一遇，但沙市堤防标准仅约10年一遇，因此，沙市防洪标准应定为40年一遇；又如珠江三角洲的广州市，防御北江和西江洪水的广州河段综合防洪体系防洪标准为50年一遇，而抵御广州市“冲沟”洪涝的堤防标准约10～20年一遇，广州市防洪标准应定为50年一遇。也有外河水系防洪体系防洪标准低于城市堤防标准的情况，这时应取城市堤防标准作为城市防洪标准。例如上海市黄浦江上段防洪标准即太湖流域水系防洪标准，约50-100年一遇，而上海市中心区中段与下段堤防防洪标准皆为200年一遇。因此，上海市防洪标准定为200年一遇。
市区小河对城市也可能造成洪涝灾害，但其影响范围一般比较局部，不致酿成全市性洪灾，因此，市区小河防洪标准不应作为城市的主要防洪标准。
五、城市防洪标准的表述方法
标准论文篇5
thesystemofadministrativefinesisanimportantdevicefordeterringillicitbehaviorandtherisksassociatedtherewith.YetinChina,administrativefinesarewithoutanymeaningful,principledguidance.thisarticleprovidesacritiqueofthecurrentproblemsinthisareaand,basedontheHandformulafromamericantortlaw,proposesanewandmoresuitablewayforhandlingadministrativefinessothattheybecomemorerationalandeffective,andbetterrealizetheirproperfunctions.
关键词：行政罚款确定标准过罚相当汉德公式侵权法效率实用主义
在我国，有关的政府机构在确定行政罚款的标准和具体数额时，一般仅使用“过罚相当”这一原则；专家学者在被问及行政罚款所应遵循的思路时，所能表述的一般也仅是“过罚相当”。作为我国行政处罚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明确地代表了这一思路；该法在其总则中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2]这一思路和原则虽然不无道理，但在至少下述两个方面存在着缺陷和不足。
一、“过罚相当”原则的缺陷与不足
首先，“过罚相当”似乎更适于作为在民事诉讼（如侵权案件）中确定民事赔偿数额的指导原则，对于行政罚款的确定则缺少明确的指导作用。如果以环境污染为例，假定工厂甲因排放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造成河水污染，导致农民乙在河里圈养的鱼苗大量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乙就其所受损害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要求甲做出赔偿，“过罚相当”是可以作为一项指导原则的。[3]具体做法可以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如甲能否及时清除它所造成的污染），在裁决中使甲对乙承担的赔偿等于乙所遭受的相应的损失。
但是，相比之下，“过罚相当”原则对如何确定有关行政机构对违法违规者应当处以的行政罚款则无法提供明确的指导。这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过罚相当”所能顾及的主要是过错和/或损失已经发生的情形，对于行政机构通常需要处理的大量的过错和/或损失尚未发生（如工厂甲虽然已污染河水，但尚未给任何人带来实际损害）的情形，由于缺少有关过错和/或损失的具体数据，笼统地要求“过罚相当”并不能帮助有关行政机构确定应向违法违规者课取多大数额的罚款。而除“过罚相当”原则外，《行政处罚法》并未对行政罚款的额度提供任何具体指导。依据该法公布或修正[4]的大量法律法规通常仅笼统规定有关罚款的大致范围,经常－－在严格意义上－－存在较大的任意性。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5]及其《实施细则》[6]规定：向水体排放剧毒废液，可处10万元以下罚款；向水体排放酸、碱液或其他废水，则可减半处以5万元以下罚款；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有毒污染物的容器，则只可处以1万元以下罚款。[7]再如，根据《北京市防火安全工作管理规定》[8]，对未在规定期限内消除公安消防机构指出的火灾隐患的单位，可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对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则可处以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9]上述法律法规为不同（但相近）的违法行为设定的罚款数额彼此差别巨大（如10万元：5万元：1万元），而为同一违法行为设定的罚款范围又有较大跨度（如1元－10万元、3,000元－3万元）。因此，执法人员必然在执行中诉诸较多的自由裁量，导致执法的任意性。[10]
其次，与其上述缺陷相关，“过罚相当”原则的另一个、更加严重的缺陷是：应用于公法领域，“过罚相当”对于行政罚款应有的功能的理解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如上所述，“过罚相当”主要适用于过错和/或损失已经发生的情形，其着眼点在于事后的“处罚”或－－更确定地说－－赔偿。但是，行政机构通过罚款所应达到的主要目的应是事前的遏止（deterrence），而不是事后的赔偿（虽然，在某种意义上，罚款也有通过国家或其行政机构赔偿多位受害人的功能[11]）；行政罚款的接受人是国家和/或其相应的行政机构，而不是单独的受害人。以“过罚相当”作为确定行政罚款的唯一原则不仅不利于充分实现行政罚款的事前遏止作用（如，上述法律法规对罚款数额的规定[12]很可能无法遏止有关违法违规行为[13]），并且也实际阻碍了我国有关部门对行政罚款这一首要目的的充分认识和重视。
“过罚相当”原则的这些缺陷或许多少与它直接取自刑法中的“罪罚相当“原则有关。但是，提倡这一原则的学者也许未能充分认识到：刑法所面对的通常是已经造成严重实际损害、且其损害已无法改正的犯罪（最典型的例子是故意杀人、过失杀人、，等等），所以重在对犯罪行为进行事后的惩罚（虽然该惩罚对未来的犯罪人可能有警示、遏止作用，对犯罪人本身却主要是实施惩罚）。与此相较，行政罚款制度则主要指向尚未造成实际损害、或其损害可被改正的违法违规者（例如上文提到的向河中排放废水但尚未给他人带来损害的工厂、违章超载运输的货车司机，等等），所以重在对有关损害的事前遏止。适用于刑法领域的原则未必能同样适用于行政罚款领域。
除“过罚相当”原则之外，可以说，我国的行政罚款基本上处于一种“无章可循”的状态。由于“过罚相当”这一思路的偏差，在实践中，有相当多的行政执法部门对行政罚款应用于遏止有关损害发生这一目的和功能未能正确理解或不予理会，而是错误地将收取行政罚款作为单位“创收”的一种手段，如此等等。因此，预定罚款指标[14]、在收取罚款后便对违法违规行为听之任之[15]等荒谬做
法比比皆是；[16]作为规范社会行为的一种重要机制，行政罚款远未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鉴于“过罚相当”原则的上述缺陷，本文试图寻求一种更适合处理行政罚款问题的新的思路，以利于更充分地实现行政罚款应有的功能和作用，使行政罚款在我国更加有章可循、合理有效。这一思路所借鉴的主要是最初在美国侵权法领域由著名的勒尼德∙汉德法官[17]所提出的判断过失有无的计算公式。虽然，迄今为止，这一公式主要被局限于美国侵权法领域的过失侵权制度，并未被系统地应用于其他相关领域（包括行政法领域）（因此，本文在行政罚款方面应用该公式的思路无论在美国法还是中国法领域都是一种新的尝试），著者认为，该公式可以被用来确定行政罚款的标准和具体数额，为我们更合理地管制有关的生产和社会活动、遏止有关损害的发生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与理论指导。
二、汉德公式：来源与背景
汉德公式（theHandFormula）由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二巡回庭著名法官勒尼德∙汉德在1947年美利坚合众国诉卡洛尔拖船公司[18]（以下简称卡洛尔案）一案中正式提出，因此有时也被称作卡洛尔学说或卡洛尔公式（theCarrolltowingDoctrineorCarrolltowingFormula）。[19]卡洛尔案所涉及的是某驳船因拴系不牢，在脱锚后碰撞、损坏码头中其他船只的情形；案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确定该船船主有无过失。汉德法官就此提出了以下见解：
由于任何船只都有脱锚的可能，并在脱锚后对附近的船只构成威胁，一位船主防止此类事件发生的义务应由三个变量来决定：（1）、该船脱锚的可能性（probability，简称p）；（2）、该船脱锚后将给其他船只造成的损害（loss或injury，简称L）；（3）、对此采取足够预防措施将给该船主带来的负担（burden，简称B）。如果B小于p与L的乘积（B
汉德法官所提出的上述公式（因其所涉及的B、p、L变量，又称BpL公式）随后成为美国各级法院在侵权案件中经常使用的判定过失有无的标准。[20]根据汉德公式的表述，法院经常以B、p、L来计算当事人应当采取的对他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合理关注”（reasonablecare）。如果采取足够预防措施（如，在上述河水污染的例子中，对将被排放的废水做充分的净化）将给当事人带来的负担（B）大于造成有关损害的概率（p）与有关损害（L）的乘积，当事人便不必采取预防措施，因为由法律要求当事人这样做（花费较多的费用，如1,000美元，以杜绝较少的概率损失[即p与L的乘积；而不是单纯的L]，如900美元）从经济上讲是不合理、无效率的，超出了“合理关注”的范围。但是，倘若B小于或等于p与L的乘积（如可用900美元的代价来防止1,000美元的概率损失），而当事人却未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该当事人将被认定存在过失。
汉德公式的理论前提是，如上所述，经济效率[21]和实用主义（utilitarianism）。但这一公式更富有启发性的实际上是它隐含的社会观（viewofsociety）。汉德公式－－在某种意义上－－把一个侵权案件中的原、被告当成了一个整体：正如同要求原告本身用1,000美元的花费去消除原告本身900美元的概率损失无疑是不合理的，汉德认为，要求被告用1,000美元的花费去消除原告900美元的概率损失也同样是不合理的，因为两者最终招致的同样是100美元（1,000美元-900美元）的净损失。这无形中把原、被告看作了一个整体，“统一结算”；也进而把社会看成了一个整体，不再要求社会－－经由法律－－对被告施加过失责任（因为倘若如此，便是给社会造成100美元的净损失）。
不过，虽然汉德公式在理论上颇具说服力，在实际应用时，该公式经常遇到B、p、L无法真正量化的问题。以p和L为例，人们通常很难确切地计算出某一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以及该事故将造成的损失。实际上，一起事故所能造成的损失很可能轻重不一；而造成不同损失的可能性又会随损失的轻重不同而不同。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因而增加了人们在实践中应用汉德公式或其他类似标准的难度。
三、如何在行政罚款中借用汉德公式
虽然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上述公式仍只被局限于侵权法领域的过失侵权制度，著者认为，该公式可以被引申、借用到我国的行政法领域，对行政罚款的确定提供重要、有效的指导。具体说来，在确定行政罚款的标准和具体数额时，我国的有关机构可以参照汉德公式的做法，针对一件行政罚款案，对其所涉及的B（即预防有关损害发生所需要的费用）、p（有关损害发生的概率）、L（有关损害）这三个变量及其相互关系做出认定，在此基础上选择、确定应收取罚款的具体数额。通过集中考虑这三个变量，行政罚款将获得比“过罚相当”原则所能提供的更扎实、更合理的依据，而不再是“无章可循”。
之所以选择汉德公式来协助改进我国的行政罚款制度，是因为－－在著者看来－－行政罚款的理论前提恰巧与汉德公式所隐含的社会观（如上所述）彼此相容。不论其目前的实行状况如何，著者以为，行政罚款的理论前提都应是以政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和委托管理者，统筹考虑，理性地消除或减少－－根据社会所制定的法律法规－－对社会有害的违法违规行为。因此，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行政罚款的首要目的是在有关损害实际发生前，对可造成该损害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事前的遏止；而当损害一旦发生，则应主要由侵权法来确定事后的法律责任、赔偿数额等一系列事宜。[22]对有关个人和组织处以罚款的目的，应是促使他们对自己有可能损害他人的行为做出恰当的成本效益分析，杜绝对自己也对他人不利的有害行为。行政罚款的标准和具体数额的确定，应以此为出发点。
汉德公式虽然出自侵权法，却意在裁定在有关损害发生前，被告是否本应采取预防措施，防止该损害的发生。因此，汉德公式选取的时间框架恰巧是行政罚款所面对的时间框架。该公式所考虑的变量p与L的乘积（本文称作概率损失，见上文第二部分的有关表述）也正是为行政罚款所关注、由违法违规行为造成的实际危险；而变量B则是政府代表社会决定是否消除或减少某一危险时必须考虑的成本因素。所以，在明确行政罚款的首要目的的前提下，对B、p、L三个变量的掌握应能帮助有关机构在实施行政罚款时更精确地裁定罚款数额，使行政罚款更有效地实现其目的和功能。
具体来讲，有关机构可以采用下列程序来确定其罚款数额：
（一）、确定变量B、p、L的数值。行政机构（或有关立法部门）应通过各种方法确定B、p、L的数值。如上所述，变量B所代表的是预防有关损害发生所需要的费用。有关B的数据通常可以由相关的行业组织或科研单位提供。以上述河水污染的情形为例，B的数值将是对工厂甲所需排放废水事先进行充分净化所需的购买、安装和使用相应设备的费用（包括相关的人工费）等。这一数据通常可由化工部门和/或对口的科研机构、行业组织提供、论证，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做到较为具体、精确。有关废水的安全排放标准－－以及某些其他可罚款事项的相应标准－－可遵循现有和将适时制定的国家标准和/或适用的地方标准。[23]
相比之下，对变量p和L数值的计算可能会相对复杂。[24]有关p和L数据的一个主要来源是法院等对以往类似损害的处理。对绝大多数损害类型来讲，法院等部门对以往案件的审理应已包含足够的有关数据；有关部门可据此对同类损害的平均发生概率、程度和范围等做出相当可靠的估计，从而计算出概率损失的数值。譬如，在上述河水污染的例子中，以往污染给有关动植物（如鱼苗等）甚至人类带来的损害及其发生频率应能对类似损害在将来的发生概率等提供较为可靠的线索。此外，由具体部门（如当地环境保护局）和/或科研单位等对有关废水的生化检验也应能提供重要的相关数据（如一定量的废水可致多少鱼苗死亡等等）。
在确定B、p、L三个变量的数值时，有关部门应通过调查研究、听证等形式充分地听取有关各方（如行业主管部门、科研单位、专家、从事有关损害预防的企业或个人、所涉及的两方或多方当事人－－包括将要受罚的单位和个人以及有可能受害的单位和个人）的意见和论证，并对各方的意见和论证做充分的比较与权衡，[25]以期做出尽量准确、合理、通常适用于同一种类的多个个案（而不是仅仅针对一个孤立个案－－否则将增加资源浪费和不可行性）的计算。
（二）、根据以上对B、p、L数值的计算，确定行政罚款的具体数额。以上对B、p、L数值的计算可以被行政机构（或有关立法部门）直接用来确定有关行政罚款的数额。根据社会（经由政府）对概率损失所要达到的遏止程度，以B、p、L来确定行政罚款的数额可以大致分为三种情形。
为实现行政罚款事先遏止有关损害这一首要目的，有关机构需要确定其对概率损失所要达到的遏止程度。在这一方面，有关机构主要面对以下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促使当事人不惜任何代价来防止一切损害的发生；第二种选择是只在防止损害所需付出的代价小于或等于概率损失（即B≤pL）的情况下才促使当事人防止损害的发生，即允许有效率的损失或损害（efficientlossorinjury)；[26]除此之外，有关机构也可以设计出某种折衷方案，例如要求当事人在防止损害所需付出的代价大于概率损失的情况下也要防止损害的发生，但对该代价与该概率损失之间的比率加以某种限定（如在该代价超出该概率损失两倍的情况下，即B>2pL时，便不再要求当事人防止损害的发生）。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有关机构应考虑以上述第二种选择作为其政策取向，即：只在防止损害所需付出的代价小于或等于概率损失的情况下才促使当事人防止损害的发生。这样做，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的经济效益、理性地消除或减少损害的发生。在防止损害的成本小于概率损失（如B=9,000元，pL=10,000元）时，免除损害的发生可使社会在总体上得到正面的经济效益（pL-B=10,000元-9,000元=1,000元）。在防止损害的成本等于概率损失（如B=10,000元，pL=10,000元）时，虽然免除该损害不能带来正面的经济效益（pL-B=10,000元-10,000元=0元），但是，由于这样做可以－－在不浪费社会资源的情况下－－同时减轻或消除人们对损害发生的担忧等负面情绪，从而实现额外的社会效益，所以要求当事人免除该损害的发生仍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社会道德观念、公众要求等因素，有关部门也可以不排除采用上述其他两种（尤其是第三种）做法，即：在防止损害所需付出的代价大于概率损失的情况下同样要求当事人防止损害的发生。但是，在采取这种做法之前，有关部门必须认识到：在通常情况下，防止损害所需付出的代价最终都是由公众、由社会来承担的（例如，在上述河水污染的例子中，对工厂甲的罚款将不可避免地作为其生产成本的一部分，相应地提高其产品的价格，从而被转嫁到其用户或消费者身上）。所以，严格地讲，在防止损害所需付出的代价远大于概率损失的情形下（如B≥2pL时），仍要求当事人防止损害的发生将很少能给社会带来正面的效益。
如以B、p、L来表示，在上述三种情形下，对有关行政罚款的确定应分别依照以下公式进行：
1、如要促使当事人不惜任何代价来防止一切损害的发生：无论B与pL的相互关系如何（即：无论B<、=或者>pL），对未能采取措施、防止有关损害发生的当事人均应处以罚款，罚款额应略大于B，使其等于B加上因实施行政罚款而产生的相应的行政开支（如上述为取得有关B、p、L的数据而进行的调查研究和听证的费用，以及下文将要提到的招标的费用等）。
如对某一可罚款事项采用这一政策，有关部门将只需取得有关B的数据，对p与L将无须理会。但是，如上所述，这种做法至少在B远大于pL的情形下会给当事人乃至公众造成不合理、无效率的负担，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并不是一种正确的政策选择。
2、如只在B小于或等于概率损失的情况下才促使当事人防止损害的发生：行政机构应只在B≤pL时对当事人处以罚款，罚款额应略大于B，使其等于B加上因实施行政罚款而产生的相应的行政开支（见上文第1小节的说明）。[27]B>pL的情形应在实际损害发生后，由法院、仲裁委员会等诉讼机构按照侵权法等适用法律法规处理或者－－这可能也是更合理、更有效率的做法－－由相应的社会保险机制处理。
3、如采用上述的某种折衷方案（如在B超出概率损失1.5倍的情况下便不再要求当事人防止损害发生）：有关机构应只在规定的情形下（如B≤1.5pL时）对当事人处以罚款，罚款额应略大于B，使其等于B加上因实施行政罚款而产生的相应的行政开支（见上文第1小节的说明）。B>1.5pL的情形应在实际损害发生后由法院、仲裁委员会等按照侵权法等适用法律法规处理或由相应的社会保险机制处理。
根据可罚款事项的不同，有关政府机构显然可以对不同事项采取不同的遏止政策：如对绝大多数事项采取上述第2种政策；对少数事项采取第3种政策；但也不排除对极个别事项（如可导致某种严重传染病流行的违法违规行为）采取第1种政策，不惜一切代价尽力杜绝。
四、其他相关的讨论
以上述方式确定的行政罚款应能有效地促使当事人采取充分、合理的预防措施来防止有关损害的发生。在通常情况下，当事人是否花费额外的费用来预防某种损害的发生将主要取决于他在有意或无意之中对此做出的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以上述河水污染的情形为例，如果工厂甲明知它能以9,000元的代价（B）来消除10,000元的概率损失（pL），否则它将被处以超过9,000元的罚款（B＋相应的行政开支，如9,500元；参见上文第三部分第（二）节第1小节的说明），工厂甲和处在类似情形下的其他当事人通常都会选择主动去防止损害的发生，而不会自愿选择被罚款（从而给自己造成500元【9,500元－9,000元＝500元】的净损失）。
倘若选择得当，行政罚款因此可以实质性地影响－－甚至完全改变－－当事人是否采取措施，预防有关损害的发生。出于其自身利益，当事人通常不会主动预防损害的发生，因为这样非但不会给他带来效益（防止损害发生只会给本来可能受害的他人带来效益），反而会使他承担预防的费用（净损失）；虽然从事生产等经济活动的当事人可以，如前文所述，通过提高其产品价格等方式将该费用转嫁给用户或消费者，但是，作为生产成本的一部分，该费用将相应减少他本来可以获得的利润；同时，提高其产品价格也将不利于他在市场上的竞争。行政罚款的存在可以帮助矫正这种偏向，因为对可能受罚的当事人来讲，通过预防损害来避免罚款已构成他的效益。
在现实生活中，当事人对概率损失（pL）及其预防措施（B）的估算可能存在或多或少的误差，从而－－在罚款数额未被正确设立的情况下－－妨碍他做出正确的决策。[28]通常，当事人不会掌握有关政府机构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听证等方式才可能掌握的数据，因此可能低估损害发生的概率、程度和范围。譬如，在河水污染的例子中，工厂甲对概率损失的估计可能仅仅是9,000元，而不是行政机构通过充分论证计算出的10,000元。但是，只要罚款数额是有关机构根据其正确的BpL数据确定的，行政罚款的存在仍能促使工厂甲主动预防损害的发生。这是因为，由于行政罚款的存在，工厂甲实际上并不是在对自己所估算的B（9,000元）与自己所估算的pL（9,000元）做比较，而是在对自己所估算的B（9,000元）与行政罚款（9,500元）做比较。工厂甲在计算pL时出现的误差因此被抵销；在其成本效益分析中实际起作用的是有关机构所确定的BpL与罚款数额。
由于同样的原因，当事人也可能过高地估计采取预防措施的费用。例如，工厂甲可能认为消除河水污染的费用不是9,000元，而是10,000元。在这种情况下，工厂甲在对自己所估算的B（10,000元）与行政罚款（9,500元）做比较（参见上一段的讨论）时，有可能选择接受行政罚款，而不愿多花500元（B-行政罚款=10,000元-9,500元=500元）去主动消除对河水的污染。但是，只要行政罚款的依据是行政机构根据上述方法所确定的BpL数值，有关损害仍能得到有效的预防。这是因为，行政机构可以－－并且应该－－使用在此类及其他情形下所收取的行政罚款来防止有关损害的发生。
我国在这方面的一个严重偏差是：行政部门通常是把罚款作为国家和/或该部门的一种经济收入，而不是作为消除有关损害发生危险的经费。[29]当然，在违法违规行为已经完成，损害发生的危险因此已不再存在的情况下（如汽车驾驶员违章闯过红灯，但并未引起任何交通事故），对当事人的罚款只能作为国家和/或有关地方政府（而不是有关行政执法机构及其人员）的收入，而无法（也无需）对已完成的违法违规行为施加任何影响（虽然该罚款对日后的类似行为无疑将有更加可信的遏止作用）。[30]但是，在损害发生的危险仍然存在的众多情况下，有关机构只有积极地将所收取的罚款用于消除这些危险，才能充分地实现行政罚款的价值与目的。
在这方面较为可行的一个做法是：通过招标，挑选能最快、最有效地消除损害发生危险的公司或个人；将所收取的罚款中相当于预防费用（B）的部分作为报酬，雇用中标方来防止有关损害的发生。招标的具体方式可以是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31]招标可以由行政机构亲自主持，也可以委托合适的中介组织代为主持。[32]与招标有关的费用可以事先加入应收取的罚款数额中（超出预防费用B的部分）。[33]倘能运用得当，这一机制应能进一步保证有关损害危险得到合理的预防和控制，并能鼓励和支持以预防损害发生为其主、副业的企业和个人，激励其技术革新与进步。这些企业和个人，如专以处理工业废水为其服务项目的工厂，对减少有关损害在我国的发生应能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
但是，如果罚款数额未被正确设立，则（无论当事人对概率损失pL及预防费用B的估算是否存在误差）无法对有关损害进行应有的预防和治理。例如，在河水污染的例子中，执法人员可能在《水污染防治法》及其《实施细则》所规定的罚款范围内“正确地”对工厂甲处以5,000元的罚款。[34]由于该数额低于工厂甲正确估算的B（9,000元）（或高估的10,000元），它将不会承受4,000元（9,000元－5,000元）甚或5,000元（10,000元－5,000元）的净损失去主动消除污染。同样，北京的某非经营性单位可能因它只面对1,000元的罚款（《北京市防火安全工作管理规定》所设立的最高罚款额[35]）但通过更新其供暖设施消除火灾隐患却需要2,000元（或高估的3,000元），而不去消除该隐患。此类罚款数额远低于预防费用的情形也将使有关部门无法采用上述招标等方式，雇用他人来消除有关损害，从而使许多隐患汜滥成灾。相比之下，罚款数额远高于预防费用的情形虽能遏止损害发生，却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对当事人财产的不合理剥夺。
由于现有法律法规所设立的罚款数额较为任意及其执行上的任意性[36]，如以本文提出的BpL思路加以衡量，上述偏差似应相当常见。例如，在上文所引（以及在其他法律法规中随处可见）的最高罚款限额，因立法者并未有意识地考虑BpL及有关数据，很难保证适当高于防止有关损害所必需的费用（B）。[37]可在此类限额之下“依法”裁定的较低数额，如上所述，则更难保证不低于有关预防费用。此外，现有法律法规中也不乏妨碍实现行政罚款所应有的遏止作用的规定。例如，根据《行政处罚法》，不满十四周岁的违法违规者免于行政处罚；[38]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者从轻处罚；[39]无法辨认或控制其行为的精神病人也同样免于处罚。[40]实际上，有关部门应考虑在行政罚款制度下，将未成年人和有心智缺陷者（如精神病人）视同正常成年人，对其违法违规行为（如破坏市容和公共卫生、损坏公共设施等）处以同样的罚款。[41]这样可以，一方面，取得消除其行为后果的必要费用（如清洁和修理费用），另一方面，促使其监护人加强对他们的管教和监督，从而遏止类似行为的发生。
应当指出，采用本文所提出的思路以实现行政罚款的应有目的和功能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行政机构、法院等有关系统在其运作和执行上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这主要包括：行政机构能够将其有关罚款的明确规定事先公告各方（因为只有足够明确和为人所知，该规定才能被纳入其成本效益分析，对其产生遏止作用）；在检查当事人的预防措施和预防效果时能够实事求是、公正不倚；在对当事人处以罚款时能够严谨执法、言出必行；法院系统能够－－在有关损害发生后－－根据侵权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作出正确、及时的裁决，使当事人对其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承担充分的责任；法院所裁定的赔偿数额或其他补救措施充分、合理，并能得到忠实的执行；侵权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已达到足够的质量要求，等。只有行政机构和/或法院严格执法、司法，正确设立的行政罚款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依据本文的思路设立正确的罚款数额具有充足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这是因为，虽然在某些情形下，获得精确的p、L数值将有较大的难度，[42]但是，这一思路所要求的只是关于p、L的可靠数据，而不是极其精确的数值。何况，与p、L相比，该思路更多依赖的是预防费用B的数据，而这一数据较p、L更易得到。此外，为取得此类数据所做出的事前调查和论证不应给有关机构带来实质性的额外负担，因为，一方面，有关部门通常也必须－－根据《行政处罚法》[43]和其他适用法律法规[44]－－就罚款进行听证和/或行政复议；如能依据本文的思路在事前确立更准确、更有合理依据的罚款数额，此类听证和/或行政复议可望得到减少（从而节省其时间和其他资源的投入）。在另一方面，如上所述，进行此类调查和论证的经费可由适当计入罚款数额的行政开支[45]支付。
但是，不言而喻，为使行政罚款发挥其应有作用，行政执法中的现有问题需尽快得以纠正。例如，将行政罚款作为单位经济收入的行为从根本上背离了行政罚款须用于治理有关损害危险的原则，必须及早杜绝。（我们期望，中央政府就此全面采取的“罚缴分离”、“收支两条线”等措施[46]能够取得实质的成效。）再如，在收取行政罚款后便对违法违规行为听之任之的做法显然也不利于消除有关违法违规行为；这一做法实际上是把罚款当成了税收，反而会在许多情形下激励当事人继续其受罚行为，以弥补其因罚款而遭受的损失。[47]此外，许多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执法随意的现象[48]也需要由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认真对待、尽早加以缓解和最终解决。
结语
出于其各自利益，一个社会的各种成员（包括公民、企业和其他组织）可能随时做出对他人构成损害危险的种种违法违规行为。要应对这一广泛存在的道德风险（moralhazard），必须由能够超越个人和单个组织、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政府承担起社会管理者的责任。行政罚款制度可以作为应对这一问题的有效机制。遵循本文所提出的思路，有关政府机构可以通过有系统的调查研究、听证等方式正确地设立行政罚款数额，促使当事人做出合理的成本效益分析，实现以行政罚款遏止有关损害危险的目的和功能。倘若运用得当，这种行政罚款制度可使社会生活中的多种违法违规行为及其所造成的损害危险得到合理、理性的防治。
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4期，第3－12页
作者系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中心研究员；《美国比较法学刊》(americanJournalofComparativeLaw)编委。哈佛大学法博士（J.D.）；耶鲁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本文的写作得益于与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中心访问学者孙潮教授和石宏先生的讨论，谨此致谢。
[1]1996年3月17日通过，自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该法将行政罚款设定为行政处罚的一个重要种类，见其第八条第（二）款。
[2]见《行政处罚法》，第四条。
[3]当然，在民法领域中，“罚”或“处罚”等提法将是不恰当的，因为私法/民法的目的与功能在于迫使加害人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在此之外，不应再有惩罚的目的。惩罚的目的和功能是应由公法（如行政法规－－本文所探讨的对象－－和刑法）来实现的。我国《民法通则》和有些民法学者曾在多处混淆了这一区别；详细的讨论可参见拙文，“中国侵权法现状：考察与评论”，《政法论坛》，2002年第1期。
[4]《行政处罚法》在其第九、第十和第十一条中分别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可以设定相应的行政处罚。
[5]1984年5月11日通过，1996年5月15日修正，自1984年11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水污染防治法》。
[6]2000年3月20日，自即日起施行。以下简称《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7]见《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及《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九条第(一)－(三)款。
[8]2000年3月13日，自2000年5月1日起施行。
[9]见该规定第八条及第五条第(五)款。比较《上海市消防条例》（1995年10月27日，2000年1月25日第二次修正，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逾期未消除公安消防机构指出的重大火灾隐患的单位可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者可处以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
[10]据某些省市的调查，有些部门在执法时任意降低或提高处罚额度，执法随意性较大；参见”[山东省]胶州市对全市行政执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载2002年8月20日《青岛政府法制网》。此外，在执法中也时常出现执法人员与违法违规者就罚款数额讨价还价的情况；参见“不掏钱不放行，交警检查点成罚款点”，载2003年1月15日《华商报》（某货车司机因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私装挡板而被交警罚款；经过讨价还价，交警将罚款由规定的1,000元减至500元）；“山西省偏关县截罚邮车只因罚款任务没完成”，载2001年12月18日《新华网》（在截罚某邮车时，执法人员声称由他办理罚款只需4万元，如交别人则需8万元）。
[11]参见下文第四部分的有关讨论。
[12]见注2－7及其相关正文。
[13]详见下文第三部分的有关解释。
[14]参见“四川省人大法制委建议整顿违规执法，行政罚款不准下指标”，载2002年1月18日《天府早报》（据四川省人大法制委调查，该省某些行政机关将执法与执法者自身的经济利益挂钩，把行政处罚当作创收）；“山西省偏关县截罚邮车只因罚款任务没完成”，载2001年12月18日《新华网》；“当罚款成为目的……”，载2003年3月2日《人民网·海南视窗》（海口市某些交通协管员每天须承担一定的罚款任务）。
[15]参见“不掏钱不放行，交警检查点成罚款点”，载2003年1月15日《华商报》（设于312国道的某检查站对违规超载运货或私装挡板的司机进行罚款，但未按规定责令其当场卸载或劝返，或要求其当场或随后拆除挡扳。高额罚款并未使司机减少违章：在这段国道上，几乎所有货车都超载运输或加装挡板，而因此引起的交通事故也时有发生）；“交了罚款超载放行，这个停车场光罚款不卸货”，载2002年11月29日《燕赵都市报》（河北省保定市某停车场交警在向违章超载的司机收取罚款后，即允许其超载运输）；“交了罚款就可以销售禁止上市的非“B瓶”包装啤酒?”，载2002年4月24日《河北日报》（河北省承德县执法部门对可能爆炸伤人的非“B瓶”包装啤酒实行罚款，但在经销商交付罚款后便允许其继续销售）。
严格来讲，上述执法行为已违反《行政处罚法》；见该法第二十三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16]据悉，从2003年起，中央政府已开始对罚款收入全面实行“罚缴分离”，将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从原来的“坐收坐支”改为“收支两条线”管理；见“收费罚款今年起统交国库，‘预算外收入’终结“，载2003年1月4日《财经时报》。这意味着行政执法部门将负责开具罚款单，但无权收缴罚款，罚款多少也将与执法部门的收入没有直接联系。但这一改革措施究竟会有多大成效将取决于各有关部门是否严格遵守中央政府的这一决策（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毕竟，《行政处罚法》早在1996年便已做出类似规定（见其第四十六、五十三、六十三条）；而各地也不乏此类试点，参见《北京市人民政府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实施方案》（2000年3月制定）第三部分第(六)条第3款（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制度，杜绝以罚款……作为工作经费和人员福利待遇来源）。
[17]LearnedHand，生于1872年，卒于1961年；担任美国联邦法官42年；历任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纽约南区法庭法官（1909-1924），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二巡回庭法官（1924-1948）、首席法官（1948-1951）。
[18]UnitedStatesv.CarrolltowingCo.,159F.2d169(2dCir.1947).
[19]其实，在汉德之前，已有若干法官表述了与汉德公式颇为相近的观点，参见1902年Chicago,BurlingtonandQuincyRailroadv.Krayenbuhl（65neb.889,91n.w.880）一案的法官判词。不过，由于汉德公式的简洁明了（汉德是最早采用下述BpL这种代数形式的人），与相近的表述相比，它在美国法律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因而也最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
[20]参见Davisv.ConsolidatedRailCorp.,788F.2d1260(7thCir.1986)（由著名法官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posner]裁定），i&mRailLink,LLCv.northstarnavigation,inc.,198F.3d1012（7thCir.2000），以及RichardCrossv.BergLumberCompany,7p.3d922(SupremeCourtofwyoming2000）。
[21]参见波斯纳、基多·凯勒布瑞兹（GuidoCalabresi）、斯蒂文·沙维尔（StevenShavell）等人的相关分析：Richardposner,economicanalysisofLaw,5thed.,newYork,nY:aspenpublishers(1998);GuidoCalabresi,theCostsofaccidents:aLegalandeconomicanalysis,newHaven,Ct:YaleUniversitypress(1970);StevenShavell,economicanalysisofaccidentLaw,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7).
[22]参见上文第一部分第三段的讨论。当然，通过合理地确定法律责任和赔偿数额，侵权法对未来的侵权行为也会有一定的遏止作用；参见拙文“中国侵权法现状：考察与评论”（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1期）中的有关讨论。但这并不影响此处的基本判断，即：行政罚款主要应用于损害实际发生前，而侵权法主要应用于损害实际发生后。
[23]目前，定义废水安全指标的国家标准主要是《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以及适用于具体行业的相应标准（如《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6-92)》、《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8-92)》等）。涉及其他可罚款事项的标准有，例如，《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90）》等。
[24]参见上文第二部分最后一段的讨论。
[25]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当地政府已在试图建立类似的法律决策分析和论证制度，对涉及当地城市建设、人民生活等方面的重要决策进行分析、论证；参见《北京市人民政府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实施方案》（2000年3月制定），第三部分第(一)条第2款。但这些分析和论证通常仍只局限于所谓的“重要决策”和少数专家顾问的参与，所以仍需较大的改进。
[26]这一思路与英美合同法中允许有效率的违约（efficientbreach）的做法有相近之处，同为法律的经济学分析所支持。
[27]在少数情形下，为实现行政罚款的遏止作用，也不排除将罚款数额确定为B的数倍甚或数十倍。例如，虽然随地吐痰和乱吐口香糖可造成严重污染市容、传播流行病菌等后果，清除此类污染的成本却相对较小：如据有关部门计算，清除一块口香糖残迹的成本约为1.1元（见“天安门管理委员会：清除一块糖成本1.1元”，载2002年10月16日《北京青年报》）；清除痰迹的成本应该更低。如按该成本（加上相应的行政开支）实行罚款，将很难遏止此类行为。因此，可考虑使罚款数额数倍或数十倍于该成本。这样，对此类行为的罚款将更与其有关危害（pL）相称。另一方面，由于执法人员必定无法抓获所有此类违规者并处以罚款，相应增加罚款数额（使被罚款的违规者分担未被罚款的违规者的罚款数额）可保证有关机构获得清除此类所有污染的经费（参见下文第四部分的有关讨论）。
[28]有关罚款数额未被正确设立的情形，请见下文的讨论。
[29]见上文第一部分第五段的讨论。这种混淆不仅存在于具体的行政执法部门，也存在于地方人大等核心政府机构。参见“[辽宁省]葫芦岛市人大常委会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执法检查效果明显”，载2002年11月1日《人民网•中国人大新闻》（称“收费和罚款，对地方财力增加起到了重要作用”（重点号系著者所加））。政府机构无疑需要从社会取得足够多的收入，用以支付其人员工资、日常工作开支等等。但是，取得该收入的正确途径应是税收和/或有关收费（如服务性收费和阶段性收费），而不应是罚款。
[30]在这些情况下，已收取的罚款实际上应等同于违法违规者对社会－－在某种意义上－－的相应补偿，并应因此用于适当的公益事业。参见第2页注8及其相关正文。
[31]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1999年8月30日颁布，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第十条。
[32]见《招标投标法》，第十二条。
[33]参见上文第三部分第（二）节第1小节的讨论。
[34]见第2页注4及其相关正文。
[35]见第2页注5、6及其相关正文。
[36]参见上文第一部分第二段的有关讨论。
[37]这方面的另一个例证，是《北京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规定》（2002年12月31日，自2003年2月1日起施行）。根据该规定的第二十八条，违反该规定，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应当追回而不追回的，由卫生、工商行政管理或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处5,000元以下罚款。可以想见，对于已经售出、价值在5,000元以上的食品，当事人将不会有动力积极追回，因为这样只会造成当事人的净损失（例如，6,000元食品售价－5,000元罚款＝1,000元净损失）。
[38]见《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五条。
[39]同上注。
[40]见《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六条。
[41]这样做，并不是苛责未成年人和有心智缺陷者。与重在责罚的其他法律制度相比，现代行政罚款制度实际上更象一种财政制度；它重在采用经济手段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事前遏止和－－在遏止失败后－－取得治理有关行为的费用。
[42]见上文第二部分最后一段的讨论。
[43]如《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被处以较大数额罚款的当事人有权要求听证；听证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第六条（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处罚不服，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等。
[44]例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案件听证暂行规则》（1996年10月17日，自即日起施行）第六条第（三）款、第四十二条等；《建设部实施行政处罚工作规程》（2002年3月5日，自即日起施行）第十二条、第十九条等；国土资源部《海洋行政处罚实施办法》（2003年1月2日，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九条等；《北京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1996年9月23日，自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二条、第十二条等。
[45]参见上文第三部分第（二）节第1小节的讨论。
[46]见第3页注3。
标准论文篇6
1.努力追求高质量的语文教育水平，以适应时展和参与国际竞争。
义务教育是面向所有适龄学生的合格教育，必然关注对教育平等的追求：既希望给每一位公民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也希望有平等的教育结果（绝大多数人都得到充分发展）。然而，平等与卓越之间的统一，是一个两难问题。如同我国教育中的“减负和提高质量”“合作和竞争”等问题一样，很难两全其美。在新旧世纪之交，一些国家的母语课程标准明确提出，标准“是对优秀的承诺”，而且，“是长久的承诺，不是一时的设想”，“是逆教育‘平庸潮流’而动的优秀潮流著标志”，是“具有挑战性”的决策（美国加州英语课程标准）。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英语课程标准明确提出：让学生掌握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帮助他们参与广泛经济领域的竞争，使他们成为享有尊严和满意生活的公民”。
2.母语教学要培养负责的公民，帮助学生形成国家观念，具备应有的道德价值观。
尽管许多国家母语课程标准并未单列“思想道德教育目标”，但不能因此认为他们忽视这方面的要求。有的标准在序言里明确提出，语言学习“能丰富人的心灵，培养负责的公民，形成国家是一个集体的观念”（美国加州标准）。法语课程标准的宗旨之一是“使每个学生成为自觉、自治、负责任的公民”。每个国家的标准都强调语言学习与文化的关系。法国强调“给学生提供法国文化的要素”。从内容目标提供的资料（如作品清单）看，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家（如英、法、德）在十分重视本民族文化传承的同时，也相对关注对多元文化的了解──当然“西方文化中心”的倾向也十分明显。
体现在内容目标中的道德价值观，最为突出的是诸如“理解他人、认识自己、顺利交流、团队精神、追求真理，培养审美情趣、负责任、实事求是，学术诚实，慎下判断”等基本价值目标。如一些母语课程标准都强调“分清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分析资料的信度和效度”“为自己所谈所写负责”等，这些内容既具有道德价值意义，也具有认识价值意义。
3.促进学生的主动发展，培养学生的个性。
如在美国密苏里州的《语言教育课程草案》的九项指导原则中，首先强调“语言学习是个人化的”“语言学习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因此提出“激发学生自身的兴趣和天赋，他们的语言技巧就能得到最好的拓展和开发”“语言的学习是在不同场景的实践中得到提高”“语言的积累体现为交流经验的发展”，等等。
在听说读写的具体要求中，“鼓励学生作出富有想像力的机智的反应”“对文学作品作出个人的反应”“理解文章含义，表达出自己的独到的见解”“能选择有特色的表达方式”“充满自信的听和说”（英国标准）。
而在美国各州的语言课程标准里，大都将“批判性的思考能力”“分析、判断、评价能力”的培养贯穿于各个年段的要求之中。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语言课程标准中，将“独立进行推理、独立进行交流、独立组织观点、独立运用语言规则”作为高水平的首要表现。
4.文学熏陶与语言文字的实际应用并重。
上述标准都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评价提出了详细要求。要求通过具有解释性、创造性的评价反应证明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要求从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角度阅读文学作品。在英、法、德各国的课程标准中，文学作品阅读量相当大。法国的课程标准强调“给文学作品以重要地位”“法国文学应该是首选对象”。英国的课程标准要求“让学生尽可能多地接触儿童文学”，到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则详细地列出学生应该读的经典文学作品清单。
上述标准同样注重语言文字的实际应用，强调“在任何领域的学习中，语言都是重要工具”，强调“为提出、分析、解决问题而听、说、读、写”。在美国各州的语言课程标准中，“问题学习”的要求最为突出，十分强调听说读写要看对象，要有目的，从而突出言语交际功能，满足更贴近生活的理解与表达要求，更注重对现代社会的信息的收集和处理。阅读量大，写作范围（题材、体裁）广也是一个共同特点。同时，国外标准对语言文字的规范性要求也十分具体。
5.在学习方式上，注重在实践中学习和研究性的学习。
从课程目标上看，既注重为实践需要学习，也注重在实践中学习。围绕实际需要组织学习内容，以实际应用效果考察学力水平。
研究性学习在美国各州的语文标准中均有专门要求。如加州自3年级就有“研究技术”子项，“要求理解各种参考材料的结构与组织”。7年级要求“提出问题并评价问题，发展能引导调查和研究的观点，增加引用参考材料的可信度”。8年级要求“在所研究信息与原有观点之间获得有效平衡”。（实质是学习者和新信息之间的互为建构，是一种新的“理解”哲学观。）密苏里州自“学前班”起，要求“提出共同参与的研究内容”“就主题提出‘如何’和‘为什么’”。3至5年级要求就主题“对观点归类，至少从一种原始材料和二手材料中组织信息，提出认识”。宾州在3年级、5年级、8年级、11年级分别提出了“语言研究性学习的具体要求、实施步骤及方法指导”。这与他们在三个课程的学习方式中提倡“主题研究性学习”方式密切相关。美国中部六州将“收集和使用与研究目关的资料”作为8大总体要求之一，并详细制定了4个级别水平的具体目标。
6.强调语言学习必须与不同领域的内容相结合。
“语言是沟通各种学科的桥梁，学生必须学会在不同领域内进行有效的听说读写。所有的教师都必须适时适地传授和加强与学生语言交流的技巧。”（美国密苏里堪萨斯城英语课程标准）“在选择必读的文学和提供信息的作品以及布置作文时，地方教育董事会、学校和教师应该利用每一个机会把读写和其他核心课程联系起来，包括历史、社会科学、数学和科学。学生通过读写，探索他们自己的存在与他人存在的关系。”（加州标准序言）而德国的母语课程标准则分年级详细列出“跨学科主题学习内容”。
7.引进先进技术加强语言学习。
加拿大安大略省提出“要掌握利用相关技术收集信息和分析信息的技能”。
密苏里州的9大指导原则的第8条是“语言学习可以通过引进先进技术而得到加强”，因为“在今天的社会里，科学技术无所不在。科技使我们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快速和有效地进行交流。学生响应科技的发展，因为它融合了语言、画面、音响和动，它使所有学生都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信息”。
8.课程标准与评价紧密结合。
标准论文篇7
【关键词】：价值观效率生成性空间
学生喜欢听好课，老师也喜欢听好课，上好课。校长希望自己的员工上的全是好课，家长更希望自己孩子的老师上的全是好课。老师，尤其在新课改背景下的老师，在学生、领导、家长的期盼下，该怎样上好自己的课呢？什么样的课才是一堂好课呢？笔者是长期工作在一线的历史教师，下面就结合本人工作实践，谈谈自己一些粗浅的想法和不成熟的认识。
一、学有所得的历史课。即有意义的历史课。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说：“初步的意义是他学到了新的知识；再进一步是锻炼了他的能力；再往前发展是在这个过程中有良好的积极的情感体验，使他产生更进一步学习的强烈的要求；再发展一步，在这个过程中他越来越会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中去。”1这是历史教学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所要求基本达到的。比如《鸦片战争》这一课，学生通过对战争和《南京条约》的分析、理解，明白“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这就从客观历史升华到了思想领域的认识，学生有了自己的价值观，学生有了自己的是非判断力。学生课前和课后有了变化，没有变化就没有意义。学生上了历史教师的课后会有所得，那么这样的历史课是堂好课。
所以如果学生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获得历史基本知识和技能，初步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逐步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如果学生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增强爱国主义情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初步形成正确的国际意识，理解和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如果学生通过历史课堂学习和继承人类的传统美德，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曲折历程中理解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逐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那么这样的历史课是堂好课。因为教学的意义不仅局限于教会学生的某种知识，更重要的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情绪、情感、情操，他们对世界的感受、思考及表达方式，并最终成为他们精神世界中最深层、最基本的东西———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样的课不是让学生停留在所学习的历史的表面，而是让学生进入了精神世界。
二、学有成效的历史课。从纵向来看，历史课堂教学应该是面向全体学生的，这是人人产生历史课堂效率的基础，从横向来看，表现在不同的学生历史课堂效率是有高低的。从这个意义上，人人有效率，人人讲效率，这样的历史课应该是一堂好课。
人教版的初中历史教材为学生提供了“动脑筋”“练一练”“活动与探究”等思考的话题，但许多历史老师往往动不动就拿来探究，拿来讨论，动不动就拿多媒体，结果往往流于形式。笔者也
经这样做过，结果发言的总是那么几个人，乐于探究的学生不是全部，勤于讨论的学生也不是全部，还有多媒体环境下的一部分学生只是来看热闹的，这样的教条化历史教学可能会成为窒息历史课堂效率发展的一大杀手。所以好的历史课应该是有效率的课、高效率的课，并且是在讲有效率的基础上的高效率，即人人讲效率。或者说是讲究参与度基础上的有效度。这就是新课程标准所要求的既要看过程又要看结果。
三、资源生成的历史课。历史课程目标是既定的，但历史教学的具体目标是生成性的。所谓生成性就是说既定历史教学目标要在历史教学实际过程中动态变化，是师生在历史教学过程中相互交流逐步形成的。因为历史教学是一个动态过程，倘若以静止的目标来代替或抑制学生的积极思考与自主探究，以牺牲学生的情思活动为代价，那将是削足适履。有了过程，就有了能力生成；有了过程，就有了情感态度。2一旦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的时候，课堂上很多事情是教师无法预料的，教师应该有这种意识。因此随着历史课堂教学的进展情况对历史教学目标进行适当的调整是完全正常的，其正确与否取决于是否符合学生实际，取决于有没有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自主探究的兴趣与热情。
比如笔者在某中学上了一节《北伐战争》，上课前的开场白是用多媒体介绍该学校女子足球队在世界中学生女子足球锦标赛上获得亚军的煞爽英姿。课程主要内容结束后我问同学：“本课对我们有何启发？”学生回答：“团结”“合作”“拼搏”等等。我说：“这就是北伐精神，北伐精神就是团结合作、奋勇拼搏的精神。”并且马上接着问：“我们身边有关于团结、合作、拼搏的例子吗？”学生回答：“校运会。”我说要具体一点。学生回答：“接力赛。”我说难道没有更精彩的吗？学生齐回答：“女足。”我于是又把画面回到开始上课前的该校女足的精彩场面。突然有同学插嘴到：“其实这也就是北伐。”马上下面一片表示赞同的嘘唏议论声。原来该校女足代表中国出征北欧丹麦，当然是“北伐”。我打住他们，正好下课铃响了。我想，最后一位同学的回答正是我所意料不到的，但也正是我所希望看到的理想场面。可以说，把学生拉回开始上课前的该校女足的精彩场面的设想正是我课前为学生预设的目标，但最后那位学生的回答使课堂增加了生成性教育资源，引起了共鸣。
所以历史老师在备课的时候不能只停留在对历史知识的“熟悉型备课”这一层面上，不仅要备“形案”，更应备好“心案”，对教学环节进行弹性设计。因为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师生之间彼此的投入，会使整个过程有新的教育资源生成，又有学习过程的生成。一个智慧的历史教师应做捕捉这种生成性资源、因势利导地去实现历史教学目标的高手。
因此如果在历史课堂中有教师和学生的真实的、情感的、智慧的、思维的、能力的投入，有互动的过程，气氛活跃，创设一种意犹未尽、欲罢还休的境界，那么教学就在这种生成与互动中如行云流水般高效、自然、流畅。这样我们在教学中才能从容不迫地去接纳和拥抱教学中的生成资源，胸有成竹地将课堂教学引向精彩。这样的课就是一堂好的历史课。
四、留有空间的历史课。我这里的“空间”指两层意思。一是指历史教师的课还有改进的空间，我称之为“质的空间”；二是指历史教师留给学生读书、想象、思考、发言的空间，我称之为“形的空间”。从哲学的角度，前者是形而上的空间，后者是物质空间。
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说：“课不可能十全十美，十全十美的课作假的可能性很大。只要是真实的就是有缺憾的，有缺憾是真实的一个指标。”著名歌手齐秦在《原来的我》中唱到“给我一个空间”。如果一个历史老师上的课十分完美，无可挑剔，没有一点点的缺陷和不足，那么要么这个历史老师的教学目标预设本身就是错误的，要么评课老师说的是假话。我更愿意相信前者。这样的预设给教师增加了很多的心理压力，然后作大量的准备，最后的效果是出不了“彩”。这样的历史教师教出来的全是枯燥的历史现象和硬生生的历史结论。历史课堂变成了历史教学的木乃伊，这是可悲的。叶澜教授说：“生活中的课本来就是有缺憾的、有待完善的，这样的课称为真实的课。”所以真实的历史教学才是有血有肉的教学，真实的历史课才是好课，
其次，好课应是给学生留足“空间”的课。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有这样一个独特的主张：少上课，多读书。少上课是要教师放弃话语霸权，把课堂时间尽可能多地留给学生，即少说话，多引导；多读书是要学生学会学习，主动探究，尽可能地拓展学习空间。可是我们有的历史老师往往为了吸引学生的眼球，满堂都是历史故事，有的还有相关历史故事的“超级链接”，历史老师好象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似乎口才很好。学生听了好象也很开心，很有收获，实际一无所获，这里的历史课堂变成了学生“听书”的地方。学生除了听到满耳历史故事之外全是云里雾里，也谈不上对所学历史的七嘴八舌甚至是“百家争鸣”，历史老师更没有实现历史课堂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升华。这样的历史课就不是一堂好课。据说，新教材苏教版《思想品德》中就有大量“留白”，很受师生喜爱。我们历史老师上课能否从中受到点启发呢？所以滴水不漏的课，是教师的“匠心独运”，可以让听课者刮目相看，但绝不会让学生受益匪浅。这样的“好课”，是教师的“独秀”，学习的主体学生却只当了一回群众演员。没有空间，就没有遐想与深思；没有遐想与深思，何来个性与创新？留下空间，有时就是留下期待，留下余韵，留下创造！这样才有利于学生的终身发展！
注释：
1、4、2003年4月18日在上海市“黄浦教育论坛”的报告：《什么样的课算一堂好课》，《中小学教育》2004年第10期）；
标准论文篇8
关键词：停车场智能卡管理系统设施特点
一、系统设计任务：
1、目标：可实现长期的位车（月租）临时停车（时租）、对外服务以及客人停车服务，并可实现出入车辆图像对比功能.
2、需求分析——系统基本功能及特点
采用智能卡管理系统，使管理无纸化，有序化，规范话，智能化。智能卡应具有防水、防磁、防静电、无磨损、信息贮存量大、高保密度、一卡多用等特点。RF射频感应卡操作无需刷卡，操作更为方便。
为使操作简单、方便、友好，应采用全中文菜单式操作界面。
应提供完善的财务管理功能，自动形成各种报表。
临时车全自动出卡，减少人员操作，自动化程度高。
滚动式LeD中文电子显示屏提示，使用户和管理者一目了然。
独特的车牌号录入、显示系统，大大提高停车场防盗措施。
出卡系统存卡量不足自动提示。
车辆入、出全智能逻辑自锁控制系统，严密控制持卡者进、出场的行为合“一卡一车”的要求。
具有防抬杆、全卸荷、光电控制、带准确平衡系统的高品质挡车道闸。
高可靠性和适应性的数字式车辆检测系统。
防砸车装置可保证无论是进场车辆或发生倒车的车辆，只要在闸杆下停留，闸杆就不会落下。
特种车辆特殊处理功能。
二、怡海停车场管理系统解决方案
1、一进口、一出口分立控制停车场系统工作原理方框图
2、系统基本设施及特点
（1）智能iC卡
目前国际最先进的集成电路卡，代表着一种崭新的信息处理手段，具有防水、防磁、抗静电、无磨损、信息储存量大、使用寿命长等特点。
（2）全自动挡车道闸
特别设计一套卸荷装置，以防止外力损坏；
行程控制以光电开关代替机械行程开关；
特别设计一套平衡机构，确保运行轻快、平稳、输入功率小；
增设紧急手动装置，以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
增设一套防砸车控制系统，确保车辆安全；
全电路无触点控制系统，确保车辆安全；
系列化专利产品，确保不同类型客户的需求；
（3）智能iC卡读写机
硬件RF射频感应式（读写器），采用菲利蒲产品，确保质量；
软件（逻辑控制器pLC）为自编程，简明易懂，适应中国人的使用习惯；
多重保护设计，确保使用安全；
多重逻辑组合判断设计，确保使用可靠；
长时间老化试验，确保出厂产品质量；
色彩鲜明的防雨式烤漆设计，适应全天候场所。
（4）数字式车辆检测器
以数字量逻辑判断代替传统的模拟量开关判断,确保判断的准确性；
全天候性能设计,排除了外界环境变化对系统的影响（天气变化、使用时间变化等）；
感应量灵活调节，确保客户对不同车辆的判别要求；
快速反应设计，适应大车流量的运行系统；
智能逻辑判断，确保各类复杂组合的判断。
（5）中文电子显示屏
采用全进口LeD发光管，确保亮度；
采用全进口集成块和单片机，确保编程可靠，修改方便；
全中文滚动显示，内容丰富；
防雨式设计，确保全天候可靠运行；
板块式设计，维修，更换便捷，且不影响系统的运行；
深色底设计，增加显示量度。
（6）自动发卡机
采用逻辑智能控制，确保按规定程序发卡；
互锁式发卡系统，防止卡的流失；
光电控制，发卡准确；
小功率、弱电控制，确保运行平稳、安全；
特殊柔式发卡机构设计，确保发卡顺畅，不损卡；
储卡量不足自动预告，确保及时补充。
（7）防砸车检测系统
采用感应设计，确保安全；
全功能逻辑判断（非延时），确保不发生误动作。
（8）、电脑和程序逻辑控制器（pLC）
采用进口电脑主机改装，确保工件可靠；
彩进口集成块制作pLC电路；
单片机程序化设计，适应国人的习惯，且便于升级；
大容量内存和超大容量硬盘，使系统数据储存量达3年以上，CpU133以上使系统反应速度特快。
软件（免费）
iBmnetfinitymanager（系统管理）、LotusDomino或DominointranetStarterpack、iBmServerGuide(安装支持、工具、驱动程序软件)
3、停车场管理收费机（JSZ/0701）
（1）主要技术指标
采用台湾研祥eVoCipC-810型14槽工业控制机，拥有eiaRS-310C标准，19n加固机箱，pS/2电源或热交换电源，8/12/14槽iSa或pCi/Sa/piCmG无源底板，可安装一个3.5″或2个5.25″磁盘光盘驱动器，自由调节式固紧压条，微正压冷却系统。ipC-586DF奔腾全长iSa/pCiCpU卡带Flash电子盘长卡，最高可支持233m带mmX的CoU，奔腾带mmX的200mCpU。2.5G昆腾硬盘，16×2m（HY内存条），72线（现代晶片内存条），S3联讯显卡（2m显存），3.5n美上美软驱。3C905B网卡（3Com公司原装pCi总线网卡，10/100m交换式快速以太网），Flyvideo-ez蓝宝石一代视频卡
温度：0℃～55℃
湿度：10%～90%RH
尺寸：（w×D×H）482×448×177
4、系统软件功能及特点
（1）系统软件组成
windows95+VisuaFoxpro5.0。
（2）特点
采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模拟控制科学，具有自动程度高和使用简捷。友好的全中文操作界面。中文菜单显示，每个操作步骤都有详细的提示，操作人员使用直观、方便、非专用人员经简单培训即可上机操作。完善的财务统计功能，自动完成各类报表（班报表、日报表、月报表、年度报表），使管理者的管理档次步入一新的台阶。严密的分级（权限）管理制度，使各级操作者责、权分明。积木式的程序设计，使系统功能的增删和改进极为便捷，大大提高了系统的适应性。系统的自维护功能，使故障的查找与排除更为便捷。
5、系统的进出及操作流程
（1）进场过程
说明：
（1）月卡持有者、储值卡持有者将车驶至读卡机前取出iC卡在读卡机感应区域晃动（约10mm）；值班室电脑自动核对、记录，并显示车牌；感应过程完毕，发出“嘀”的一声，过程结束；道闸自动升起，中文电子显示屏显示礼貌：“欢迎入场”，同时发出语音，如读卡有误，中文电子显示屏亦会显示原因，如：“金额不足”、“此卡已作废”等；司机开车入场；进场后道闸自动关闭。
（2）临时泊车者司机将车驶至读卡机前；值班人员通过键盘输入车牌号；司机按动位于读卡机盘面的出卡按钮取卡；在读卡机感应区晃动iC卡，将车牌号读进卡片中；感应过程完毕，发出“嘀”的一声，读卡机盘面的中文显示屏显示礼貌语言，并同步发出语音；道闸开启，司机开车入场；进场后道闸自动关闭。
（2）出场过程
说明：
（1）月卡持有者、储值卡持有者司机将车驶至车场出场读卡机旁；取出iC卡在读卡机盘面感应区晃动；读卡机接受信息，电脑自动记录、扣费，并在显示屏显示车牌，供值班人员与实车牌对照，以确保“一卡一车”制及车辆安全；感应过程完毕，读卡机发出“嘀”的一声，过程完毕；读卡机盘面上设的滚动式LeD中文显示屏显示字幕“一路顺风”同时发出语音，如不能出场，会显示原因；道闸自动升起，司机开车离场；出场后道闸自动关闭。
（2）临时泊车者司机将车驶至车场出场收费处；将iC卡交给值班员；值班员将iC卡在收费器的感应区晃动，收费电脑根据收费程序自动计费；计费结果自动显示在电脑显示屏及读卡机盘面的中文显示屏上，同时作语音提示；司机付款；值班人员按电脑确认键，电脑自动记录收款金额；中文显示屏显示“一路顺风”，同时作语音提示；道闸开启，车辆出场；出场后道闸自动关闭。
（3）值班人员工作程序
说明：
开机等几秒钟自动进入停车场电脑管理系统；
显示屏上出现停车场管理项目菜单，操作人移动光标进入“操作登记”栏，开始一班登记；
操作人员在读卡器的感应区域晃动自已的iC操作卡，然后再在键盘上敲入自已的密码，登记完毕，敲回车键进入“入场管理”或“出场管理”画面，按屏幕提示进行管理操作；
操作人员下班时，必需进行换班登记，按DeL键退出当前操作屏幕，移动光标至“换班登记”处，按回车键，在读卡机的感应区域晃动自己的iC操作卡，经系统认可完成交班过程；
下班人员上岗需重复上岗操作过程，方能开始操作管理。
（4）管理人员工作程序
说明：
管理人员进入“操作登记”栏，在专用发行读感器上感应iC高级授权卡，打开管理菜单；
管理人员移动光标进所要执行的栏目，按回车键即可；
授权过程,用光标进入“发行管理”栏，按回车键，即可发行新卡。
注意：在发行新卡之前，都必需把欲重新发行的iC卡清空。在发行iC卡时，可以在“iC卡发行”一栏，找到相对应的一项，敲回车键，然后依显示屏上的提示敲入所要发行的数据，再将欲发行的iC卡在发行感应器上晃动一下，听到“嘀”的一声响，相关数据便记入卡片中，过程完毕。将光标移至操作管理栏，敲回车键，系统进入操作状态,结束授权操作,若再进入授权状态,需重复以上的授权操作。
更改设定、充值、延时的操作过程与iC卡发行的过程大体一致，只是无需将iC卡清空，直接进入相应栏目即可；
输入黑名单，统计报表的操作，是用光标进入相应的栏目，按回车键，然后再按显示屏提示进入操作，方式与授权操作大体相同。
（5）特殊情况的处理
用一张月卡多次带车进场，多次带车出场行吗？
答：不行，本系统具逻辑判断功能，月卡在第一次带车进场之后，系统便认定该卡已入场，同时不再允许其再入场，除非该卡经读卡出场之后才能再入。
该系统如何防止盗车？
答：该系统防盗车的方式有两种：a）是对车牌，即iC卡编入的车牌与实际用车的车牌是否一致，若不一致会作保安处理，这工作在出入口处完成；b）iC卡挂失，若车主的iC卡丢失或被盗，应立即与车场联系，予以作废，防止有人用被盗的iC卡偷盗该卡所用的车。
iC卡会象磁卡那样易磨损，性能不稳定，使用成本高吗？
答：据有关试验证明，质量好的磁卡最多使用次数可达2000次，而感应式iC卡的使用次数可达20万次以上，从寿命上看iC卡为磁卡的一百倍，而价格只是磁卡的十几倍。
临时车收费方式如何？
答：临时车采用在出口处收费的方式，这样符合大陆人的消费习惯，且更方便管理。
该系统在协助车场管理人员管理方面，还作了哪些努力？
答：该系统的读卡机盘面的LeD中文显示屏能显示出所有需让用户知道的信息，另加上语音提示，使用户一目了然。
（6）系统技术指标
a、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20℃～+60℃
环境湿度：5%～95%
使用环境：室内外全天候条件
B、出入口控制机指标
外形尺寸：482×482×1300
通信接口：符合RS-232/485标准
电源：220V，50Hz
读写速度：0.1秒
感应距离：100mm
C、自动道闸
外形尺寸：355×240×1010
升降时间：4秒左右(可调)
电源：220V，50Hz
功率：0.25Kw
闸杆：3—6m
通信接口：符合RS-232/485标准
D、车辆检测器
线圈感应：50H-2H
线圈激磁频率：300Hz～250Hz
e、感应式iC卡
外形尺寸：宽×长(54.0±0.08×85.6±0.2mm)
厚度：0.9±0.025mm
读写次数：10万次以上
数据保存：10年以上
6、JSZn2000图像识别系统简述
JSZn2000型智能图像识别系统是将世界上最新一代的车辆综合识别技术(iC卡+图像识别)引入停车场智能管理系统，并形成以计算机网络管理与控制为核心的机电一体化高科技产品,具有高效、准确、安全、可靠的技术性，赢得汽车“守护神”的美誉,它的出现令停车场管理系统如虎添翼,更有效地杜绝了偷车、盗车现象,使停车场管理者和使用者得到最大的安全保障。
（1）系统构成
本图像识别系统配合本公司感应式iC卡停车场电脑管理系统,形成一个完整的停车场管理体系,全套系统采用计算机网络控制,包括两台微机,两个CCD摄像头、两张图像处理网络卡和两台聚光灯。
CCD摄像头摄入进场车辆,经微机和图像处理网络卡加以编制,并传输到管理中心主系统储存起来;车辆出场时,读出iC卡的编号,在显示器上调出入场车辆的图像和出口CCD摄入的图像进行对比,经判断一致时,给予放行。
（2）系统性能及特点
图像识别系统的运用,减少了车型及车牌的识别和读写的时间,加快了iC卡信息与车辆之间确认、判断,提高了出、入车辆的车流速度;
图像识别加iC卡配合使用,能准确判断出iC卡和车牌是否吻合,杜绝了偷车者的盗车途径。
使用本系统杜绝人为资金流失,电脑计算机及图像存档令停车场拥有者的每一投资得到最高的回报,那些谎报免费车辆的现象将被杜绝。
标准论文篇9
1．1南阳发展特色农业的影响因素
1．1．1内部劣势分析
(1)龙头企业较少，竞争力不强在全国认定的五批共1253家部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中南阳市仅有宛西制药公司、新野纺织股份公司、牧原食品有限公司三家．在河南省562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中，南阳市仅有39家，龙头企业数量较少，导致产业化带动效果不明显，产品附加值低，整体竞争力不强．中小型企业较多，技术装备水平有限，导致精深加工层次较低，产品档次整体较低，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市，南阳市农业的优势并没有发挥出来，产业化进程有待进一步提高．(2)农业产业链条较短且发展单一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需要农业本身及其相关产业的协调发展，表现为农业产业链的纵向延长和横向的一体化、复杂化．纵向产业链一般包括“研发—培育—推广—农户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从纵向上看，南阳特色农业产业链条还比较短，在特色农产品的研发和培育层面处于薄弱环节，表现为科研院所及高校对本地特色农业的支持力度不足，农技技术应用与转化能力不强，产品创新能力较弱;从横向看，产业链条比较单一，缺少相互关联、辅助产业．农户的小规模生产与大企业的关联程度较低．特色农产品的种植有盲从现象，农业生产必需的服务如技术推广指导、标准化管理、产品分级等只能由政府提供，或由单个农户自己或农户间的小规模非正式组织来解决，效率低且成本高．(3)农业高素质人才稀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较慢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生活理念的迅速改变，农户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并不高，很多农民逐渐脱离了土地生活，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高素质农业技术人员也变得尤为稀缺，科技队伍的总体水平不高，科技人员待遇普遍偏低，人才流失严重．经调查，虽然全市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2873家，但农业专业合作社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很多组织规模过小，参与农业合作的农户比较少，带动农户能力弱，众多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还存在运作不规范、服务内容和手段单一等缺陷，不能有效地组织农民开展统一有序的生产经营活动，生产的特色农产品无法与龙头企业更好地紧密对接．这是制约特色农业发展的又一瓶颈．
1．1．2外部机会分析
(1)特色农业一直是中央及省“三农”问题所关注的焦点自2004年以来，中央及省以上一号文件多年持续关注“三农”问题，出台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在农业发展方面逐步出台了农业税减免、耕地保护、对特色农业及优良农作物品种的补贴、对农机具和农资综合补贴、小额低息贷款等措施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使其达到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允许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向符合条件的合作社，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殖业，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的持续重视无疑为特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2)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主体功能区，为其发展提供了契机《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指出，河南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培育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不断提高农业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水平，建成全国农业现代化先行区．作为“中州粮仓”南阳不仅承担着粮食生产的重任，更担当着加快农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急先锋．南阳占据了中原经济区西南门户的重要咽喉位置，随着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主体功能区，南阳市农业尤其是特色农业发展必将迎来新的发展空间，同时河南省“十二五规划”提出的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思路也为南阳市特色农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1．1．3外部威胁分析
(1)特色农业产业融资渠道狭窄，缺少必要的资金支持农业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一般有三种渠道:一是国家财政支持;二是银行贷款支持;三是农民自身投入．近几年，国家对农业的资金投入的绝对量虽有所增加，但由于其他方面的开支增加导致财政投入的相对量却大大减少，并不能很好地满足农业生产对资金的需求．由于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战略的调整，导致县域机构大量撤并，给农村金融服务和农业大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农业银行主要致力于商业的信贷业务，其市场定位还相对模糊，不能很好地为“三农”提供金融服务．农业发展银行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政策性银行，业务、功能开展比较单一，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急需政策性信贷资金的支持力度并不大．由于特色农业的发展投资大、见效慢，农户个人的投资意愿并不大．资金的限制对特色农业的持续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威胁．(2)市场竞争压力大，农产品销售市场领地狭小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下，农产品供给相对充足、市场细分日益加剧，各地的特色农业的迅速发展及结构的趋同加剧了国内特色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南阳特色农业的市场份额和市场销售半径受到其他省市特色农产品的挤压，例如南阳的医药、果蔬及畜牧产品与陕西、湖北及河南的平顶山、信阳等地的农产品重复率高，特色并不十分明显．另外，多数农产品总量过剩，在特色、质量、品质及品牌方面难以形成市场竞争优势，导致农产品销售领地过小，销路狭窄．(3)缺乏完善的风险防范体系南阳在发展特色农业的过程中面临的又一威胁就是缺乏完善的农业风险防范体系．虽然特色农业同传统农业比较具有明显的优势，但仍面临诸如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等多方面的风险．南阳特色农业风险防范体系还未完全建立．例如，专业的农产品供求信息网站建设落后导致信息滞后，销售风险问题亟待解决;农机、农技、植保、市场、信息、物流、气象检测预报、人工增雨消雹等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大部分的农业产业尚未参加商业类农业保险，规避风险的机制还不完善．
1．2南阳特色农业发展的分析矩阵
将以上各点在表2中罗列，形成简单的Swot分析矩阵，通过内、外部要素的组合，可以得出四组策略组合，即S－o、w－o、S－t、w－t策略(见表2)．
1．3Swot分析结论
Swot分析法中四组策略组合分别为:增长型战略(S－o)、多种经营型战略(S－t)、扭转型战略(w－o)、防御型战略(w－t)．要考虑符合南阳特色农业实际的发展对策，不是单纯选择哪一种策略，而是要依据各要素匹配组合，从不同的组合策略中找出对南阳特色农业发展影响最大的要素，从而得出南阳特色农业发展的关键性对策．首先，大力发展具有品牌优势的特色农业成为各要素组合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策略，发展优势的特色农业不仅是发挥内外部优势的要求，又是缓解内外部劣势的重要途径．其次，产业化标准化能够克服种种威胁和劣势，是利用优势资源发展特色农业的关键．最后，借助资金的支持，调动各方力量改善特色农业服务体系，也是各组合要素中的核心，第一、二策略的发展根植于第三策略的完善，同时前两个策略的良好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第三策略的发展，三个策略是相互促进、互相影响的．因此，大力发展优势特色农业成为特色农业发展的根本路径策略，而实施产业化和标准化成为特色农业发展的实施策略，改善农业服务体系成为特色农业发展的基础策略(见图1)．
2南阳特色农业发展的对策
2．1大力发展优质特色农业，实施品牌营销战略
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同时增强特色农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首先需要进一步优化特色农业产业布局．优化产业布局必须组织相关专家对本地基本情况做好深入的调查研究，尊重特色农业发展规律，依据当地的优势农业资源，成熟的生产技术，特色农产品的现有种类、质量和规模，进行科学规划，使本区的特色农业具有明确的优势和主导的发展方向．例如，可因地制宜地在平原地区推广种植优质高产的小麦、蔬菜、花卉等作物，在西峡、内乡等山地丘陵区种植优质中药材，在淅川丹江口库区发展水产养殖业，在畜牧业基础较好的县区引进优质原种发展畜牧养殖业．另外，实施品牌效应，做到树品牌，创效益．只有做大做强南阳的特色农业品牌，才能确保南阳特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品牌需要品质做保障，在品质保障的前提下争取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实施多种品牌营销策略组合．例如，充分抓住农博会的机会向全国乃至全球展示自己的优势特色农产品，还可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微博等现代化的营销手段进行特色农产品品牌营销，扩大品牌影响力及知名度．
2．2推进特色农业发展的产业化和标准化
推进特色农业发展的产业化和标准化离不开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继续培植南阳的三大特色农业龙头企业，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形成多元化的产品组合，以增加特色农产品附加值．例如，在宛西制药集团的发展过程中首先要选好药材制好药，在制好药的基础上可以开发一些适宜中老年顾客食用的中草药保健产品，还可以开发独有品牌的凉茶饮料以占领凉茶饮品市场，也可以开发生产一批具特殊疗效的保健食品等等．另外，在政策、税收、资金上给予龙头企业扶持，引导农民种植市场急需的且经济效益好的特色农作物，从而形成一批具有区域带动效应的企业集群，推进特色农业进一步向产业化和标准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为农业生产提供辅助的中小企业及各种民间组织还比较欠缺，不能适应现代农业产业集群化的发展趋势，需要加大扶持力度，建立以农户生产为核心，能充分发挥指导作用的农业合作组织，形成从市政府到县、区政府再到基层乡镇政府和村委会有关的农业、科技、民政等部门，层层指导，上下联动的机制，鼓励农民积极参加农业合作组织，为专业的农业合作组织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人员的补充和支持．
2．3完善特色农业产业服务体系
2．3．1建立健全农业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体系
以研究机构为中心，以现有的农业科技园和农村基点为基础，优化专业结构和人才结构，更加注重科技人才的培养和留用，形成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三位一体、布局合理、主攻方向明确、资源优势互补、科研推广密切结合，适应产业优势、农村特点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及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和人才持续发展体系．例如，在农业科学技术创新方面要充分发挥本地高校科研单位的支持和带动作用，南阳师范学院可立足自身强势的生物工程学科，建设成一流智库，充分结合南阳市市情实际、特色农业发展的现状及问题，形成校内外结合的研究队伍，协同创新，产出一流的研究成果，服务南阳市特色农业的发展．
2．3．2拓宽融资渠道，加大特色农业资金投入
一方面要完善财政资金补助制度，重点支持特色农业产业示范项目;另一方面要改善投、融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鼓励民间资本投入特色农产品开发，多方引进资金，为农业金融市场的发展壮大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
2．3．3建立多元化的风险管理体系
标准论文篇10
一、语文课程人文性的语义逻辑
我们先做一个语素分析:“人文”分开来说,就是人与文化,人当然是文化中的人,人当然属于人类,但人也是个体的文化当然是人的文化,人的文化也可依此而分为个人的文化与类属的文化。因此,人文性包括人的文化性和文化的人性。
因此,人文性的实质是人文精神,语文课程人文性的生成过程直接体现在学生人文精神的生成过程中。关于人文精神,历来有不同论述。于满老师认为:人文精神的内涵应包括知、情、意等方面,主要指人格、情感、意志、性格、心理品质等。又有人说:"人文精神最集中的特点就是对人心理的滋养作用。"还有人认为:"人文精神是人类文明成果的思想内核,也是对人类的现状、将来的关注与责任。
整合相关论述,具体到语文课程方面,人文性意味着:语文课程应凸显教师的人文关怀,体现对学生文化个性的尊重,把人文精神的养成作为课程目标的一种课程价值取向。具体而论,语文课程的人文性应具备下列三个特质:(1)把人文精神的培养作为语文课程的价值取向,并以此来制定语文课程目标和选择语文课程资源。(2)学生作为具有文化个性的人,在语文课程中受到人文关怀,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其自身的体验和个性心理特征受到尊重。(3)教师成为语文课程的建构者、组织者和引导者,在课程中努力突出为学生发展服务的理念。
二、人文性对于语文教育的意义
首先,在语文教育中注重人文性有助于转变教师观念,提高教师素质。倡导人文性,势必打破"教师中心"和语文课堂中的"权威主义""话语霸权",使教师的地位和角色发生转变,由语文课程中的灌输者、命令者、训练者变为商讨者、组织者、引导者倡导人文性,能促使教师在关注学生语文知识、语文能力发展的同时更加关心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发展倡导人文性,更能让教师深刻理解"唯有用灵魂才能塑造灵魂"的道理,对于教师实行课堂民主,营造宽松和谐、富于人文气息的课堂氛围将起到良好作用倡导人文性,有利于教师专业素质的提高,不断提高自身人文素养,注重人文关怀和语文教育的感染熏陶作用。
其次,在语文教育中注重人文性有助于转变学生观。注重人文性,必然认识到学生首先是人,是受人类文化熏陶的人,是生活中的人,是有其独特个性心理特征和情感体验的人。因此,在人文性的语文教育中,学生的独特情感体验将受到尊重,学生的学习方式将受到鼓励,学生将始终被看作是一个大写的"人"。此外,强调人文性,还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学生的发展,认识到学生的发展不仅仅表现在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方面,更表现在学生的人文素养方面。
再次,在语文教育中注重人文性有助于转变知识观。传统语文课程过于强调工具性,片面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和对知识进行强化巩固,忽视获取知识的过程与方法及以知识为载体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养成。在语文课程中倡导人文性,无疑将有助于纠正片面强调工具性的偏差,使知识的获取与学生的个人体验与感悟相联系,与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相适应。此外,倡导人文性,还有助于打破语文教学中的"知识实用主义"观,强调非实用知识(如古代诗文)的教学,注重发挥其对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有助于学生良好人文素养的养成。
三、语文课程人文性的实施规范
(一)在课程目标和内容方面
要体现语文课程的人文性,在课程目标上,应显性目标和隐性目标、行为目标和表现性目标、结果目标和生成性目标同时并重。既应注重系统知识、基本技能、基本能力等目标的达成,更应注重高尚的情操、个性、价值观等目标的达成。偏废了语文课程的隐性目标、表现性目标和生成性目标,实施人文性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在语文课程内容的选择上,首先应充分挖掘教材的人文内涵,使语文教材人文化,教材内容应适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适应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密切联系学生的经验世界和想象世界,应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创新精神"。其次是要充分利用多种课程资源,如报刊、影视、广播、网络、广告、自然风光、文物古迹、民俗风情、全球事件等都可作为课程内容,成为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良好素材。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教育者,在对上述人文资源的利用过程中,应切忌形式化、模式化、机械化,最重要的是应真正落到实处,以人为本,成为课程资源的组织者,成为学生人文精神的唤起者。
(二)在语文课程教学方面
要在语文课程方面体现人文性,我们认为,应在教学中完成三个转变。
一是由教师强加体验转变为学生亲历体验。传统语文教学以灌输为主,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常常是鹦鹉学舌,以教师的讲授为准绳。此种教学虽也强调学生“揣摩”“领会”“体验”,但其实质是一种"假"体验,是教师强加的体验。实施人文性教学,势必转变这种局面,鼓励学生自主体验,认可学生对语文材料的多元化反应。
二是由讲授式教学转变为研究性教学。在讲授式教学中,教师被视为知识的源流,学生则是知识的容器。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基本是"授"与"受"的关系,学生的能动性和创新精神被扼杀。提倡人文性,就是要把学生看作语文学习的主体,把教师看作课程的组织者,变授受式教学为商讨、合作、研究式教学,以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是由"课堂权威""话语霸权"转变为"课堂民主""心灵沟通"。应在课程中充分体现师生互动、师生平等,营造和谐的师生对话氛围。说什么话?说自己读书的心得,说肺腑之言,不要说参考书上的陈言套话,更不要说辅导材料上的标准答案,只有教师自己心里的真话,才能换得学生的心里话。这样才能实现师生间心灵的沟通,充分体现课堂民主和人文关怀。
(三)在学习方式方面
学生的学习如果不具有感彩,将会是空虚、无意义的学习,是失去人文性的学习,罗杰斯称其为现代教育的悲剧。要体现语文学习的人文性,使悲剧不再重演,笔者认为,主要应从学习的三个维度人手。
首先,应在学习时间上倡导人文性,改变过去单一、固定的时间制度,体现学习时间的多样化和灵活性,如可根据具体教学情形设置长课和短课。同时还应注意在语文课程中合理把握师生时间比,多一些时间给学生,鼓励学生多思考、多动手、多合作、多探究。
其次,应在学习空间上体现人文性,改变以往以课堂为中心的封闭式教学空间,拓宽课堂空间视野,构建开放、鲜活和充满人文气息、富于生命力的语文课程空间,走出教室,走出校园,走进多元复杂的生活,利用综合性语文教学活动和一切社会现象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教育。
最后,应在学习程序上倡导人文性。鼓励学生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程序,变教师强制下的被动学习程序为学生自主基础上的主动学习程序,充分体现“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这一基本理念。
(四)在教学评价方面
评价是语文课程的重要环节。在语文课程中体现人文性,首先应坚持正确的评价价值取向,在评价过程中,应当关注学生人文素养的发展,应将语文教学的长远效果和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置于重要评价地位。在注重考察学生达到具体学习目标的同时,更应注重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评价。具体而论,应掌握如下评价规范。
一是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的主体不仅仅是教师,还应包括学生本人、同学和家长。评价不仅仅是师生评价,还应有自我评价、学生评价和家长评价,从而使评价更加全面、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