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诗篇1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可是作为“诗史”的杜诗并不是客观地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艺术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大部分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可是无处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例如杜甫中年时期的两篇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记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的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
战争题材在杜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持不同的态度。他对于朝廷穷兵黩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对的，如《兵车行》、在夔州写的《遣怀》《又上后园山脚》;对于平息叛乱，抵御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乱前期写的《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以及吐蕃入侵时写的《岁暮》。这些诗谴责什么，歌颂什么，都很鲜明。然而“三吏”“三别”却更为具体地表达了作者的内心冲突。杜甫在洛阳路上，看见横暴的差吏把未成人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强征入伍。他替这些人提出控诉，对差吏给以谴责，但是一想到壮丁缺乏，而又大敌当前，便转变了口气，尽可能对被征调的人说几句宽慰或鼓励的话。
杜甫写过许多歌咏自然的诗。他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杜甫的诗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与时事的交融，作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如困居沦陷的长安时写的《春望》、入蜀时写的《剑门》，是最有代表性的。这类诗，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像五律《客亭》《江上》《江汉》，七律《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都是情景与时事交融的脍炙人口的名篇。此外，杜甫也写了一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的气氛，可以看作是有声有色的文化史。
杜集里也有一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的感情也较为淡泊，比较突出的是杜甫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如《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从诗题上就可以想象出杜甫当时的心境。这类诗当然不能和前边论述的诗篇相比，但也代表了杜甫为人的另一方面，他不只有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对于微小生物的爱好。
杜甫也写过一些怀念家属、朋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怀念妻子的《月夜》，怀念弟弟的有在秦州写的《月夜忆舍弟》，在许多怀念朋友的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
总的说来，杜甫是以饥寒之身永怀济世之志，处穷困之境而无厌世思想;在诗歌艺术方面，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给后代诗人以广泛的影响。杜诗的影响所及，不局限于文艺范围，更重要的是诗中爱国爱人民的精神感召着千百年来的广大读者，直到今天仍有其教育意义。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第1卷，有删改）
杜甫的诗篇2
关键词：杜甫送别诗艺术特色
人有悲欢离合，离别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南朝文学家江淹有云：“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送别之时，或依依不舍，或愁肠百结，或勉励劝慰，他们将送别时的万千思绪融入诗歌，使送别诗成为古代诗歌中的重要表现题材。文学自身的发展与演变、人们对个体生命情感的关注，加之战乱频仍、交通不便等社会原因，促成了送别诗在唐朝时期的兴盛。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现存诗1400余首，其中送别诗130首左右。他经历了“安史之乱”，一生颠沛流离，研究其送别诗，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杜甫的生平思想，也有助于全面认识其诗歌的艺术成就。下面笔者将从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结合、融合多种表现手法、构思巧妙三个方面对杜甫送别诗的艺术特色展开论述。
一、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结合
杜甫的送别诗在写法上注重将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结合。他的送别诗往往不是表现朦胧的、一般化的送别情绪，而是带有特定情境下独特情感体验的个性化情绪。这种个体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情境的个性化，杜甫的送别诗往往清楚交代送别的具体时间、地点、缘由等，营造出具体可感、特定的离别情境；其二是人物的个性化，他善于通过具体描写，对送别对象及自我形象进行塑造。
从杜甫的送别诗中，很容易找到送别的具体信息，如《送元二适江左》，从题目便可得知送别对象是元二，送别目的地是江左，而从诗歌首联“乱后今相见，秋深复远行”便可得知送别时是秋深时节，送别情境具体可感，使人如临其境。同时，杜甫注重凸显人物个性，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送蔡希鲁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中对蔡都尉形象的描写：“蔡子勇成癖，弯弓西射胡。健儿宁斗死，壮士耻为儒。官是先锋得，才缘挑战须。身轻一鸟过，枪急万人呼。”诗句极力表现蔡子的精神面貌，描绘出了一个轻健、勇猛、斗志昂扬的勇士形象。《惜别行送刘仆射判官》中，诗人对自我的具体形象进行了生动的刻画：“杜陵老翁秋系船，扶病相识长沙驿。强梳白发提胡卢，手把路旁摘。”杜甫并未直接述说自己的困窘，而是通过外貌与动作描写，将一个面容憔悴、抱病沧桑的老翁形象体现了出来，烘托离别时的黯然神伤，这种细致的形象描写在唐前送别诗中较为少见。此外，杜甫还善于通过语言描写展现送别情境，如《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中，诗人并未直接叙述送别缘由，而是通过相互的对话进行表现：“问君适万里，取别何草草。天子忧州，严程到须早。去秋群胡反，不得无电扫。此行收遗m，风俗方再造。”临别时的对话中不仅清楚交代了对方草草而别的原因，也使送别情境显得更加真实。
虽然杜甫笔下的送别是极具个性的送别，但杜甫的送别诗并未局限于表现个人离别的伤感情绪，他往往将社会现实与个体的离别结合起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与时代特征，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展现出更丰富的情感与更深刻的思想内涵。如《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诗歌开篇结合社会现实，表达自己的看法：“崆峒小麦熟，且愿休王师。请公问主将，焉用穷荒为。”主将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必为社会动荡埋下隐患。杜甫大胆针砭时弊，并将对社会的看法融入了送别诗当中。随后，杜甫叙述了高适远行的理由：“饥鹰未饱肉，侧翅随人飞。高生跨鞍马，有似幽并儿。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接着用问答的方式表达了对友人的劝勉之情：“借问今何官，触热向武威。答云一书记，所愧国士知。人实不易知，更须慎其仪……”临别时的嘱咐与劝勉，通过语言描写体现出来。最后，杜甫才回到对个人离别意绪的抒发：“常恨结欢浅，各在天一涯。又如参与商，惨惨中肠悲。惊风吹鸿鹄，不得相追随。黄尘翳沙漠，念子何当归。边城有余力，早寄从军诗。”诗中既有杜甫个人的离愁别绪，又融合了对社会现实的看法，使人感受到诗人的送别是特定社会背景下的送别，诗人的情感是与社会现实紧密相依的。又如《送韦讽上阆州h事参军》，开篇就叙写时事，描写社会现实：“国步犹艰难，兵革未衰息。万方哀嗷嗷，十载供军食。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勾画出国运艰难之象，使人深受触动。接着，杜甫描写了韦讽的精明干练：“韦生富春秋，洞澈有清识。操持纲纪地，喜见朱丝直。当令豪夺吏，自此无颜色。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在赞颂友人的同时，诗人不忘结合时事，对友人进行劝勉，认为友人在国运衰微的情况下，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除暴安良。最后，杜甫描写个人离别意绪：“挥泪临大江，高天意凄恻。行行树佳政，慰我深相忆。”社会现实时常牵幼哦鸥Φ男模诗人的离情别绪和济世救民的愿望夹杂在一起，情感深沉。
杜甫的送别诗善于深入到特定情境中进行描写，关注具体的人物思想与情感，充分表现出个体性。从杜甫生平经历来看，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一饭未尝忘君”，时时念及黎民百姓，忧国忧民的思想贯穿于他的诗歌，包括送别诗当中。他对个体的表现并非游离于社会之外，而是和生活环境、社会现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也使他送别诗更具思想深度，增强了其社会现实意义，体现了对前代送别诗的创新与突破。
二、融合多种表现手法
表现手法的巧妙运用能有效增强诗歌的艺术效果。杜甫的送别诗善于通过对比、象征、叙事抒情、借景抒情、托物起兴等表现手法抒感，而且在同一首送别诗中，杜甫往往不局限于运用单一的表现手法，而是根据送别情感的需要，恰当选取多种手法进行综合表现，力求更加准确地表达送别时的复杂情绪。如《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诗歌开头描写了安史之乱的惨状：“川谷血横流，豺狼沸相噬。”运用比喻手法，以“豺狼”比安史叛军，形象生动。杜甫在送别诗中尤擅长叙事抒情，接着叙述了肃宗力挽狂澜的情势：“天子从北来，长驱振凋敝。顿兵岐梁下，却跨沙漠裔。二京陷未收，四极我得制……”，同时描述了樊侍御的智勇过人，以“冰雪”“雷霆”等喻其经世之才：“坐知七曜历，手画三军势。冰雪净聪明，雷霆走精锐。幕府辍谏官，朝廷无此例。”朝廷破例用人，重用樊侍御，也足见形势危急。随后，杜甫对送别情景进行描绘：“回风吹独树，白日照执袂。恸哭苍烟根，山门万重闭。”此句运用借景抒情的手法，通过“独树”“白日”“苍烟”“山门”等意象，正面烘托出送别时的孤独与凄凉，催人泪下。结尾诗人感叹自己没有匡扶社稷的资质：“我无匡复姿，聊欲从此逝。”此处运用对比手法，杜甫此时未授官职，正好与樊侍御的受到重用形成鲜明对比，故而引发诗人“聊欲从此逝”的无奈与惆怅。诗歌运用多种表现手法，将对时事的痛心，对友人的期冀、送别的凄凉伤感、未受重用以致壮志难酬的无奈与落寞之情淋漓尽致表现出来，多角度、多侧面抒发了送别时的复杂心情。又如《送何侍御归朝》：“舟楫诸侯饯，车舆使者归。山花相映发，水鸟自孤飞。春日垂霜鬓，天隅把绣衣。故人从此去，寥落寸心违。”此诗颔联以山花和水鸟起兴，引出颈联和尾联，而灿烂的山花又可比何侍御归朝的欢乐心情，孤飞的水鸟可比诗人自己，异乡作客，孤独穷愁。全诗比中有兴，使诗歌显得意蕴丰富，典雅精致。
杜甫善于综合运用多种表现手法描写送别，有时哪怕是同一种表现手法，杜甫也会从不同角度进行运用，从而增强诗歌所要表达的情感。如《泛江送客》：“二月频送客，东津江欲平。烟花山际重，舟楫浪前轻。泪逐劝杯下，愁连吹笛生。离筵不隔日，那得易为情。”诗歌颔联与颈联运用借景抒情的表现手法，营造出送别时的伤感情绪。虽都是借景抒情，但颔联运用反衬手法，乐景写哀，以山花烂漫、浪击轻舟这样轻快、明艳的景象，反衬出“频送客”的感伤。颈联亦为借景抒情，但运用正衬手法，以含泪劝酒、笛声增愁等景象，烘托离别氛围，直接抒发送别的伤感情调。表现手法的综合运用，使诗歌情感表达更深刻，韵味更悠长。
三、构思巧妙
一首诗的构思方式影响着诗歌的艺术效果，也体现着诗人的写作特点。杜甫的送别诗常在构思上下功夫，力求通过巧妙的构思更好地展现送别意绪，他常常以叙事的手法将往事、现实与想象结合起来，结构严谨而又意蕴深广。如《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防御判官》，诗歌开篇追忆往事，引出此次送别：“昔没贼中时，潜与子同游。今归行在所，王事有去留。”并以形象的描写表现韦评事的忠勇之气：“子虽躯干小，老气横九州。挺身艰难际，张目视寇雠。朝廷壮其节，特诏令参谋。”韦评事气节可嘉，自然堪当大任，诗人紧接着便叙述了韦评事此行所赴之地，即同谷：“銮舆驻凤翔，同谷为咽喉。西扼弱水道，南镇⒑壁睢4税畛衅饺眨剽劫吏所羞。况乃胡未灭，控带莽悠悠。”此段写出同谷乃军事重地，朝廷既任命韦评事为同谷防御判官，足见对其倚重。接着，诗人赞扬韦评事叔侄才干，又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韦评事前往同谷后的情景：“受词太白脚，走马仇池头。古色沙土裂，积阴云雪稠。羌父豪猪靴，羌儿青兕裘。吹角向月窟，苍山旌旆愁。鸟惊出死树，龙怒拔老湫。古来无人境，今代横戈矛。”诗人运用一系列冷色调的词汇，使同谷凄凉之景、风土人情，宛在目前。最后，诗人将思绪拉回眼前，抒发临别之情：“伤哉文儒士，愤激驰林丘。中原正格斗，后会何缘由。百年赋命定，岂料沉与浮。且复恋良友，握手步道周。论兵远壑净，亦可纵冥搜。题诗得秀句，札翰时相投。”杜甫与友人送别，既依依不舍，离情缱绻，又激愤填胸，遗憾抱负难以施展。此诗从对往事的追忆引出现实人物及时事，再联想到同谷重地，想象友人到达同谷后的见闻，最后抒发离情别绪，思维环环相扣。全诗思路清晰，结构严谨，又开合有度，跌宕起伏，展现出阔大的场面与送别时的多重情感，耐人寻味。
杜甫还善于通过独特构思，增加送别诗的意趣或情感深度。例如《送韦郎司直归成都》一诗，杜甫在梓州送友人归成都，从而想到自己在成都西郭的草堂，诗中杜甫没有直接表达对居所的怀想，而是写道：“为问南溪竹，抽梢合过墙。”诗人构思独特，将浣花溪边的翠竹赋予生命，增加了诗人与故居的亲近感，使诗歌妙趣横生。《留别贾严二阁老两院补阙》中，分明送别时依依不舍，颈联却道“一秋常苦雨，今日始无云。”说此时气候正宜出行。而实际上诗人心中十分悲凉，从尾“山路时吹角，那堪处处闻”便可知晓，颈联之语不过是杜甫的自我安慰罢了。但如此写来，更易触动人的心弦，表达诗人内心的苦楚。
此外，杜甫送别诗中还常常运用巧妙构思将历史典故与现实人物结合起来。如《将赴荆南寄别李剑州》中有“但见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广未封侯”之句，此处切姓用典，以李广比李剑州，表现诗人对李剑州怀才不遇，未得重用的感叹。《奉寄别马巴州》中“勋业终归马伏波，功曹非复汉萧何”，汉朝马援曾被封为伏波将军，此处亦为切姓用典，以马伏波喻马巴州。诸如此类，都是杜甫巧妙构思的体现。
综上所述，杜甫的送别诗在写法上不是偏重于抽象及概念性的描写，而是注重表现送别情境及人物的个性，并将这种个体情感放在现实社会的背景下进行展现，达到个体性与社会性的融合；杜甫送别诗的表现手法上十分丰富，往往不局限于单一的表现手法，而是善于根据具体情感表达需要，综合运用多种表现手法，恰到好处地展现送别时的复杂情感；在构思特点上，杜甫的送别诗结构严谨、章法有度，又善于通过巧妙的构思增强送别诗的艺术效果。
参考文献
[1]（清）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邹进先.论杜甫的送别诗[J].北方论丛，2004（2）.
杜甫的诗篇3
（一）杜甫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
杜甫关心国事，时时不忘国家的兴亡，担忧祖国的前途命运，他的诗歌渗透着爱国热忱。他无比热爱祖国，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发生后，诗人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和祖国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从中突出了他的爱国热情和对祖国命运的忧虑之情。
安史之乱中长安城沦陷，虽山河依旧，但是人事已非，诗人面对国家的破败不堪，对着三春的花鸟心痛得流泪，通过这常见的动作表达出忧虑国家、感时怀人的极其焦虑的心情。山河沦陷，他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在投奔唐肃宗时自己不幸被叛军捉住，第二年当他从叛军手中逃脱时，写下了“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的诗句。这时的杜甫悲痛欲绝，为国破家亡的不幸流下热泪，为君王的蒙难深切伤痛，为世事的无常无比感慨。在兵荒马乱的战争时期，人人自危，他逃命尚且来不及，却仍抱着一颗心系国家的赤子之心去哭去行，这样强烈的哀恸之情又怎能不让世人为之动容。
当他听到唐王朝的军队收复被叛军占领的河南河北的消息时，不禁“涕泪满衣裳”，这时的杜甫已经52岁，这年正月史朝义兵败自缢，叛军部将也相继投降，至此持续七年之多的安史之乱宣告结束。大乱初定，消息来得这样出人意料，而这消息又是有关整个国家的大喜之事，哪能不惊喜掉泪？“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诗人忽闻收复失地消息之后，无法抑制胜利喜悦与还乡快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可以看出，诗人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和祖国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
“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这诗句真切地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患意识和对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到了大历三年，已经58岁的杜甫登上了仰慕已久的岳阳楼。登楼赏美景，看到祖国江山的壮美，诗人本来应该是充满豪情壮志的，但是，谁能想到既老且病的诗人关注的不是自己的身世之悲，而是北方边关的战事，他心系国家安危，为国家的多灾多难而叹息，发出“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的痛苦！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在杜甫的诗歌中我们总是看到他在流泪，那是因为国破家亡给他带来的是锥心刺骨的痛啊！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痛苦的呢？
（二）杜甫对黎民百姓的担忧
杜甫关心百姓，对底层百姓的疾苦寄予了深切同情：“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的诗歌非常广泛地反映了百姓的痛苦生活及对民生的忧虑。如他看到统治阶级穷奢极欲，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而百姓们却挨冻受饿，甚至惨死街头时，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揭露贫富不均的严重阶级对立及民不聊生的现状；看到百姓被繁重的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发出了“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的呼吁；看到战乱死伤的残酷景象，他写下了“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看到人民在战乱中受尽苦难时，写下了“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等等。这些诗句都是对战乱中人民悲惨生活形象生动、具体真实的极其深刻的刻画。在动乱的年月，杜甫最关心的是民众的安危。杜诗中对悲惨世界的描写之多，确实是空前的，他倾注了毕生的精力来关注这一问题。一部杜诗，让人无法飘逸轻松洒脱，也主要是因为他笔下常常发出的是感天动地的悲吟，画出的是血泪阑干、尸骨纵横的荒凉，是穷困潦倒的独叟、寡妇、老妪的众生相。
虽然杜甫没有能力去解救人民的苦难，但他希望人民生活能够安定幸福，这种美好的愿望在他的诗歌中也时时流露。如“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表达了杜甫希望战争能够尽快结束，让农民能够回到土地上去安居乐业，天下不再有骄横的官吏横征暴敛的愿望；对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杜甫也能报以仁德之心，“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只要能制止游牧民族的侵略，就不要让更多的人失去生命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诗句所体现出来的推己及人的思想，更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二、杜诗强烈忧患意识的形成原因
（一）首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古典文学善于扣住伦理道德、政治的层面，怀着对国家民族和社稷民生的关注，承担着历史留下来的各种精神负担，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浸润着浓郁的忧患意识。
中国人的忧患意识比任何一个民族都要来得强烈。在中国历史上最能深刻体现这种意识的学派首推儒家，我们在读儒家经典时，总能在字里行间发现这种深重的忧虑感。如《诗经》中就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感叹；《尚书？君牙》篇中亦有“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礼记》中说“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儒家学派最著名的人物孔子也曾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更提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命题……儒家的这种忧患意识往往与国家社稷和黎民百姓的强烈责任感融为一体。他们敢于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敢于承担起救世救民的重大使命。他们虽不是国家的当权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天下国家为己忧，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这种精神是儒家思想中最为积极的因素，也是杜甫从儒家思想的文化中汲取的最主要的精神力量。高尔泰说过：“这种沉重的情绪环境，这种忧愁的心理氛围，正是中国诗歌由亡而生的肥沃土壤。”杜甫作为一个封建文人自然也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熏陶影响，他的感时伤国，就是从“忠君”“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的。这种忧患是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他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洞察国家、人民的隐患，他强烈地希望能够为国为民排忧解难。“忧世心力弱”“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他的这些诗歌无一不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和对民生的忧心。
（二）杜甫的忧患意识与他所生活的时代环境分不开
杜甫的忧患意识是他根植于个体的情感、生命的体验，由精神、情感体验延伸为时间、历史体验，进而带有明显的实践理性的特点。
“安史之乱”发生前，杜甫在35岁时，来到长安求仕，满以为从此可以“立登要路津”，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然而，此时的玄宗皇帝已然不是开明天子，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信用奸臣，堵塞言路，生活极端腐化。不过，杜甫对玄宗仍然抱有幻想，以为通过忠臣的努力辅佐，国家仍可回到开元盛世的局面。于是，他积极寻求从政的道路，可是在政治上仍旧屡屡受挫，他的经济条件也日益恶化，他苦苦挣扎了十年，希望还是落空了。
正是由于诗人在困守长安的时候，生活潦倒，在这“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联百结”的生活中，使他更加正视现实，认清统治者的罪恶和腐朽，也看到人民的贫困和痛苦，因而在诗中发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感叹。于是对国家和民生的忧患在他的诗歌中开始有了越来越深广的体现，杜甫诗歌中的忧国忧民的主导风格，就是在此期间开始逐渐形成的。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兵车行》《丽人行》等名篇，其中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最，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杜甫的诗篇4
【论文摘要】所谓忧患意识，是指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时期，一些文人志士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识社会的能力，容易发现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不足而希望变革，并以诗文抨击社会现实，表现出对人类社会的强烈忧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一生写下的大量诗篇中就充满了这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仅贯穿于他的诗歌创作中，而且贯穿于他的一生。究其根源，是因为他骨子里根深蒂固、终身奉行不愈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是他内心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爱和责任所致。
忧患意识，是指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些有识之士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识社会的能力，容易发现社会现状的不足而希望变革创新，并以诗文抨击社会现实，对人类社会的忧患表现得更突出，这成为他们创作活动的动力。所谓“愤怒出诗人”就是这个道理。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一
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歌无论是叙事抒怀，还是写景咏物，都是结合现实，其中充满着浓厚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贯穿他的一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到晚年越是强烈、真挚。年轻的杜甫“归醉每无愁”，是没有多少忧虑的，所关注的就是个人的抱负和功名的追求。自从他为求仕途人长安再次应试落第后，被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开始“十年困守”的艰难生活，使他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思考国家的现状。自此，他的忧患意识也由个人前途的忧虑逐渐转为对国家民生的忧虑。诗歌中也由“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途”转为“君不见汉家lli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他对唐玄宗盲目发动开边拓土的不义战争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深为担忧；他对清浊不分、贤愚不辨的黑暗政治忧心如焚：“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他看到大雨成灾，就忧虑劳动人民的苦难：“吁嗟呼苍生，稼穑不可救”，他“一饭四五起，凭轩心力穷”。面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成长为一位自觉的忧国忧民的诗人。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陷入了战争的深渊，使人民坠人了沉重的苦海。诗人杜甫也被卷入战争的乱离漂泊之中，他亲眼看到了安史叛军的屠杀焚掠，亲身经历了与民同难的艰险流离，亲自感受了国破家亡的痛苦，他的心更贴近了劳动人民，忧患意识更加广泛深刻了。诗人最忧虑的是安史叛军还未平定，四方盗贼仍是很多：“所忧盗贼多，重见衣冠走”，又担忧官吏不顾百姓死活而横征暴敛，引起人民的反抗：“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他希望有贤德的官吏实行仁德之治：“诛求多门户，贤者贵为德”。直到临死之前，诗人仍在忧虑：“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
二
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无论是忧时忧国，还是忧虑民生，都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和社会根源。杜诗的忧时忧国，是从他“忠君”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起伏密切相关的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例如：“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襟”，等等。他的诗歌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与忧心，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针对玄宗的黩武战争，他指出：“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他讽刺杨氏兄妹的荒淫生活，并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朝廷欢娱后，乾坤震荡中”。面对“安史之乱”带来的国难，他唱出：“国破i河在”的悲歌，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岂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对那些搞分裂割据的叛将“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缨”的行为他切齿痛恨，真切地表达了盼望国家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杜诗的忧虑民生，是杜甫对社会动乱中生灵涂炭的忧虑，是他内心儒家“仁爱”、“民贵君轻”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他长期接近劳动人民的结果。在他的笔下，描写了众多的人民形象：农民、士兵、织妇、船夫、渔父、负薪的女子、无告的寡妇、被迫应征的老汉、提前服役的儿童，诗人不仅从多方面表现了他们的悲惨生活，而且还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要求：“谁能叩君门，下令减租赋!”“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杜诗中广泛地反映了人民遭受的苦难，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在长安时就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正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养活了这些剥削者。面对扩边战争给人们到来的灾难，他呼喊：“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在“三吏”、“三别”中，诗人一方面对劳动人民遭受“安史之乱”被迫服役的惨状哀痛不已，另一方面为了国家的安危又鼓励人们奔赴前线杀敌卫国：“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他在自己“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在自己的茅屋被风雨摧毁时，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即使自己冻死也心甘情愿!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在他极少“达”过的一生中，无论穷达，他始终都要兼济天下，真可谓“于黎民，无刻不关其念”。黄彻说他：“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碧溪诗话》)卷十)，朱弁也说他：“穷能不忘兼善，不得志而不能忘泽民”(《风月堂诗话》卷下)，都指出了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始终自称“儒生”、“老儒”、“腐儒”。儒家“人世”、“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影响他一生，“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是他人生态度的集中体现。
杜甫的诗篇5
关键词：《沧浪诗话》《原诗》杜甫论
杜甫论，在我国唐以后的古典诗学批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严羽的《沧浪诗话》和叶燮的《原诗》都推崇杜甫的诗歌。本文试比较《沧浪诗话》和《原诗》中的杜甫论，以求教于方家。
高度推崇杜甫的诗歌为“集大成”、“诗入神”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南宋中后期一部重要的论诗专著，分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个部分，其中论及杜甫及杜诗的文字有二十五条。
叶燮一生最崇拜的诗人是杜甫。他把自己的一间房子叫做“独立苍茫处”，名字取自杜甫《乐游园歌》里的最末一句：“吸立苍茫自咏诗。”叶燮自号已畦，他把自己的文集称为《已畦集》，诗集称为《已畦诗集》，亦与杜甫的《废畦》诗有密切的关系。大概因为叶燮最推崇杜甫，所以《原诗》里讨论得最多的诗人，就是杜甫。《原诗》的三大部分――诗歌正变发展论、诗歌创作论、诗歌批评论，都有一些关于杜甫和杜诗的论述。
不管是《沧浪诗话》还是《原诗》都极力地推崇杜诗，甚至将其神化，这是《沧浪诗话》与《原诗》杜甫论的共同之处。
《沧浪诗话》言：
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少陵如节制之师。
少陵诗，汉魏而取材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
论诗以要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
前者李白、杜甫并举，从他们的诗歌对于后学者来讲，赞誉杜甫诗歌动见规矩，有路可通，所以虽然是李杜并举，但是却更倾向于杜甫；后者就直接略去了李白，并单独评论杜甫的诗歌“自得之妙”，并给以“集大成”的盛誉。所谓的“集大成”，就是诗之上乘者无所不包、无所不精。杜甫的诗歌就是严羽所推崇的唐诗“第一义”的典范之作，杜甫的诗歌就是诗家中的至高无上的皇帝，是论诗的标准。论诗就是要以杜甫的诗歌为准绳。
再言：
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
严羽在此并论李杜，也把杜诗标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它至高至极，各方面都难以复加，是人所不可企及的。
在《原诗・内篇》中，叶燮谈道：
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稚，六朝之藻丽浓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此其巧无不到、力无不举，长盛于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今之人固群然宗杜矣，亦知杜之为杜，乃合汉、魏、六朝并后代千百年之诗人而陶铸之者乎!……杜甫之诗，独冠今古。
这段文字指出诗歌艺术发展至杜甫而成为一个顶峰，杜甫是集合汉魏六朝及后代千百年之诗人于一身的最伟大诗人――“集大成”者。他的诗歌创作不仅是前无古人，而且是后无来者的。杜甫不但上承汉魏的浑朴古雅，六朝的藻丽浓纤、澹远韶秀，并且下开后代诗人奇、雄杰、流利、轻艳等风格。后代的著名诗人，只不过是得到杜甫某一方面的特长而已，他们的成就不能与杜甫比肩。
《原诗》又言：
变化而不失其正，千古诗人惟杜甫为能。高、岑、王、孟诸子，设色止矣；皆未可语以变化也。夫作诗者，至能成一家之言足矣。此犹清、任、和三子之圣，各极其至；而集大成，圣而不可知之谓神，惟夫子。杜甫，诗之神者也。
叶燮说杜甫是“诗神”，杜甫的诗歌登峰造极，无可比拟，是优于百家的“集大成”者，是成“一家之言”的诗人，是由“圣”而“神”的诗人。
《沧浪诗话》赞誉杜诗时，以李杜并举，《原诗》标举杜诗却独挺杜诗
不管是《沧浪诗话》还是《原诗》都推崇杜诗，认为杜诗是诗歌的“集大成者”，诗歌能“入神”。但两者在赞誉杜诗的力度上是不一样的。
《沧浪诗话》言：
即以李杜二集枕籍观之，如今人之治经。
次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
以人而论，则有少陵体、太白体。
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
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离别》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
在严羽看来，李杜诗歌各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犹如两朵美丽的鲜花，盛开在唐代诗歌的百花园中；李杜共同作为盛唐诗坛两座高峰、双子星座，双峰对峙、巨星互映，评论其诗不能用“优劣”加以衡量。严羽以为李杜二集是学诗之人入门正路，是“枕籍观之”之作，是“熟参”之作。严羽认为，诗之致即“入神”，而能达此境者唯李杜二人：
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
在严羽看来，李杜都达到了“入神”之极致境。所以在《沧浪诗话》中，不管是在诗辨还是在诗体、诗评中，严羽在赞誉杜甫的诗歌时，总是李杜并举。
在《原诗》中，叶燮却是独赞杜甫。叶燮认为在诗歌的正变发展论中，认为杜甫在千古诗人中是“诗神”，在诗歌的发展变化中，只有杜甫一个人的诗歌能够“变化而不失其正”。杜甫处于唐开元、天宝时代的大变迁之时，他作诗能够汲取前人之长，又能变而“自成一家”，由“自成一家”而为“集大成者”而为“神”。杜甫在众诗家中是超出百家，由“圣”而“神”的“集大成者”，是能变而循其“正”的伟大诗人。“诗圣”杜甫不仅超越了自己，而且超越了整个时代，成为诗歌发展史上可以和《诗经》具有相同地位的“标杆”，所以叶燮感叹：
统百代而论诗，自《三百篇》而后，惟杜甫之诗能与天地相终始，与《三百篇》等。
能与《三百篇》相提并论，所以叶燮独赞杜甫诗歌也就不言自明了。
《沧浪诗话》赞杜诗的“集大成”仅是承前，而《原诗》中的“集大成”不仅承前，而且启后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提出杜甫的诗歌为“集大成”之作，就是看到了杜甫诗歌在继承、发扬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前进一步而创造了唐诗的“自得之妙”。
而叶燮的杜甫诗歌的“集大成”之说，即指出杜甫诗歌对前代的继承：
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稚，六朝之藻丽浓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
又点出了杜诗对后代文学的影响：
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此其巧无不到、力无不举，长盛于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今之人固群然宗杜矣，亦知杜之为杜，乃合汉、魏、六朝并后代千百年之诗人而陶铸之者乎!……杜甫之诗，独冠今古。
叶燮是把杜甫作为诗歌发展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诗人来认识的。对于杜甫的这个定位，源自于叶燮对古往今来诗歌发展的兴衰正变规律的认识。在叶燮看来，诗歌的发展是一个由“正”而“变”、正变相续的发展过程：
诗始于《三百篇》，而规模具于汉。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历宋、元、明，以至昭代，上下三千余年间，诗之质文、体裁、格律、声调、辞句，递嬗升降不同，而要之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学无穷，其理日出。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
所谓“相续相禅”是指文学的发展是一个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前进的过程，也是一个踵事增华、争新竞异、盛衰更迭的过程。杜甫的诗歌就是诗歌发展过程“相续相禅”中间重要的一环，它不仅承前，“自得一家之妙”，而且启后“甫无以不为之开先”。
综上所述，《沧浪诗话》和《原诗》都赞誉杜甫，推崇杜甫诗歌为诗歌的“集大成者”，然《沧浪诗话》赞誉杜甫诗时李杜并举，“集大成”也仅是承前，而《原诗》在推崇杜甫诗歌时却是独赞杜甫，“集大成”不仅看到了杜诗的承前，而且看到了对后代诗歌的开启之功。
杜甫的诗篇6
关键词：杜甫诗歌；经典化；环节
时下的文学经典问题已经渐渐从“什么是文学经典”的单向思维转向为“文学经典是怎样形成的”的综合思维。杜甫诗歌并非写出来就是经典，同样经历了经典化的过程；尤其是宋代儒学对杜甫忠君爱民的士大夫形象进行完美塑造，杜甫更是被推崇为诗家之祖，杜甫诗歌也被奉为诗家之经。
一、杜甫诗歌在唐宋两朝的不同遭遇
在唐朝的三百年间，时兴的知人论世之学在唐人文集序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且是综合了先秦两汉以来运用政教伦理作为基础的和魏晋南北朝以来以作家的才情论为基础的两种知人论世的研究类型。流露在唐代人的笔记小说对于诗歌本身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就可以看出促使经典化产生的知人论世之学的复苏的情况。但研究表明，杜甫诗歌的唐朝当代的接受情况并不是很理想；杜甫本人的个人形象在唐代大概也就可以只能够定位于一般诗人、狂士与落魄才子之类[1]。而且杜甫个人诗集的编撰也不很理想，杜甫诗集多是以抄本的形式进行流传，况且在诗歌的编次上也比较混乱。真正对于杜甫诗歌的开始经典式的解读直到宋代以后才开始逐渐兴盛起来。因此，杜甫的诗歌在宋之前的经典地位并没有完全确立，可以从唐代现存的诗歌选本对杜甫的诗歌的冷漠中就可以看出端倪，更为重要的是在中晚唐时代还缺乏一种对杜甫诗歌进行的经典式解读，还没有开始从诗人的意图到诗本事、诗集编年、诗人与诗文年谱、年表等常规的解读方式。
宋代的儒学复兴并重新取得统治地位，诗经与杜甫诗歌开始并进一步显赫，应该均与儒家的思想统治密切相关。先秦两汉盛行的知人论世理论作为基础的先秦儒家人性论同时复苏也给杜甫诗歌的接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典化机遇。宋代学者的崇经辨杜与对杜甫诗歌的知人论世的经典解读风气开始全面兴盛，从而标志着杜甫诗歌经典地位在宋代的事实上的建立。应该讲，首次将杜甫诗歌与《诗经》进行比附的做法可追溯到中唐时期的学者樊晃，开始以“大雅”来比附杜甫诗歌。延伸到宋代之后，宗经辨杜的做法越来越普遍和流行。
二、杜甫诗歌在宋朝经典化及其原因
一般从文学经典化得历史可以看出，古人或文化名人对经典的称引不仅仅可以强化经典本身的文学权威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广泛地称引原来的经典同时也是新文学经典形成的重要方式与途径。单单就六经之后的我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产生而言，一般是以宗经为主要方式，形成以六经为经典化的合法来源与渠道，应该是古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化的必经之路径。在我国古代的学术渊源中向来有推源溯流的传统做法，从“深从六艺溯流别”当然就成为推源的主要方向。宋朝名人宗经辨杜的主要依据一般为《诗经》、《春秋》与《楚辞》三部公认的古代经典，通过运用上述三部经典在杜诗学中的升沉与宋人凭借这三部经典从而对杜甫诗歌渗透的经典元素进行深入发掘正反映体现了杜诗进行经典化历程的复杂性与曲折性[2]。
宋朝人尊崇杜甫诗歌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杜甫是诗艺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是基于杜甫的忠君爱国思想。北宋在开国之初，众多宋朝人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渐发现中晚唐的流行诗风基本源于杜甫诗歌，杜甫诗歌以其地负海涵和包罗万象的集大成的气势与姿态征服了宋朝学者。在宋代的开国之初，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及客观存在的尖锐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促使宋人易被杜甫诗歌中忧国忧民的爱国忠君精神所激荡从而产生了心理共鸣而折服。就杜甫诗歌集大成艺术成就自元稹进行首倡之后，一直到苏轼和秦观等人地尽情发挥，从而成为历代尊杜的通行之说。就宋朝人对于杜甫的忠君爱民思想的发掘还不仅仅单是一种心理共鸣与佩服，而且也是北宋士人进行自觉参政与议政意识达到空前高涨所致，具体在诗歌领域体现出来就是对诗歌中关于叙事与批评时政自然理性依据和表现手法的关注关切。因此对杜甫诗歌的叙事抱有浓厚兴趣，对直陈时事于实录史实感慨，同时又为这种杜诗这种叙事特征诗歌寻找出艺术风格上的含蓄之美与抑扬褒贬等方面的微言大义。
三、杜甫诗歌在宋朝经典化的关键环节
首先，宋朝以《诗经》《楚辞》为宗作比附以尊杜。一方面借《诗经》的风雅正特有韵味以及《楚辞》的高洁来标榜杜甫性情之正的为人，而且进一步以杜甫的性情之正作为他的诗歌进行褒贬的合理性依据。另一方面以《诗经》特有的委婉和含蓄的美等具体的手法来解读杜诗叙写时事与批评时政的功能。
其次，宋朝以《春秋》为宗作比附以尊杜。此手法亦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借《春秋》的圣人删述具有的批评权威地位来给予杜甫诗歌以叙事褒贬赋予合法性合理性。另一方面以微婉显晦的春秋笔法来解读杜甫诗歌中可能存在的惩恶劝善等进行微言大义的表现手法与技巧。在宋代甚至盛行以杜诗补史和证史的风气催生和巩固经典化过程。
第三，以特有的编年法对杜诗进行解读以尊杜。用编年法的方式也许就是宋朝人重塑杜甫形象的又一重要手段，这对于杜甫的个人形象从传统文人进一步发展到儒家士大夫的角色转换所起到非常明显的作用[3]。在北宋的中后期诗歌领域内盛行以编年法德阅读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宋人对于诗歌作品的知人论世的经典要求，同时对诗人的人品方面的要求也更加严格，由此更加大了杜甫诗歌的经典化力量与影响力。
总之，在中国的古代文学经典生成发展方式的惯例应该是源于儒家说《诗》的方法。儒家创立的文学经典化理论与方法，在宋代被学者发扬光大对杜甫诗歌进行全方位的经典化，杜甫诗歌经典化的过程，既是一种文学解读与重生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经世致用的过程。
参考文献：
[1]胡可先.杜甫诗学引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杜甫的诗篇7
关键词：杜甫；诗歌；爱国意识
i206.2
一、杜甫的人生经历
在绚丽多姿的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盛唐诗歌凭借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了其中一颗不可多得的瑰宝。而在盛唐诗坛中，有两位诗人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一位是以酒为乐、以诗为歌的诗仙李白，而另一位，则是本文的主人公，诗圣杜甫。杜甫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情怀，他关心百姓，将自己融入到最真实的社会中去，将社会中的现实和黑暗都通过自己的诗歌来抒发出来。因而说杜甫的诗，堪称“诗史”。
在杜甫三十五岁以前，也就是开元盛世时期，经济较为繁荣，社会矛盾也未明显地激化，百姓的生活也尚为安稳。杜甫本人的生活也是比较好的，经济状况也不愁，在诗歌创作方面也是游刃有余，受到很多人的尊崇和追捧。因而这个时期他的诗歌也在很大程度上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而在这些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篇中，绝大多数描述的都是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以及祖国壮丽的大好河山。
在杜甫三十五岁以后，安史之乱开始酝酿并不断激化，当权的是李林甫和杨国忠，他们并不重视满腹才华的杜甫，反而经常故意忽视他，贬低他，因而导致杜甫满腔的雄心壮志无处倾诉，为国奉献的梦想无力实现，只能追随达官显贵们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生活，最终还落得有上顿没下顿的悲惨场景，而看到身边那么多挨冻受饿的普通老百姓，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失去了先前较为安稳的生活，是真正的民不聊生。因而这些黑暗的社会现实给予他沉重的打击，诗歌的风格也不再是原来那样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逐渐转向了现实主义风格，更多的关注社会生活与百姓疾苦以及抨击统治阶级的黑暗统治。
在安史之乱最激烈的时期，国家处于危亡之际，民族矛盾尖锐，而朝廷内部的统治却是十分黑暗。因而，他既在诗歌中讽刺统治者的黑暗统治，嘲讽当时兵役制度的无用，同时也在诗中倡导百姓参战，保卫国家。这些复杂的思想感情在杜甫的《三吏》《三别》等一系列作品中均有体现。
从杜甫的人生经历来看，他的一生坎坷，这也使得他的诗歌风格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并且，在杜甫的诗中所表达出来的爱国思想，也是与他个人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的。杜诗现存一千四百余首，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与他所处的社会和自身经历相关的。无论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样感人肺腑的诗句还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激愤情感，都深刻地展现出了杜甫内心深处的爱国之情。因为爱国，所以希望国家可以改变被欺辱的状态；因为爱民，所以关心民众疾苦，渴望安定与和平。
二、杜甫诗中爱国思想的内涵
（一）对国家的热爱和对祖国山河的歌颂
杜甫的爱国之心，不仅仅是在诗歌中抒发出来，还体现在他的现实生活中。他从来不是一个将自己的享乐置于最首要位置的人，他是一个把自己的人生自觉捆绑在国家命运上的人，更是一个不惜为了国家利益而能够自我牺牲的伟大爱国主义者。他能够将自己的情感完全融入到国家的命运之中去，当社会安定，他才觉得幸福，当听闻前线将士收复失地时，“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为此兴奋不已；当国家遭遇灾难时，他会见花泪流听鸟鸣而心惊，哀叹“万国城头吹画角，此由哀怨何时终”。他即使不在朝野之上，却也忧念时局，关心百姓疾苦，担忧着国家的稳定与安危。杜甫曾在《谒先王庙》中说：“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这也表达出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与忧虑。无论在何处，也无论在何时看什么样的秀丽风景时，他时刻惦记着朝廷和国家的安危。在《登高》一诗中，看到长江的悲壮美景，他倾诉“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吐露自己漂泊无依的辛酸，反映出国事不宁、国之不国的悲凉。而在另外一系列诗作《秋兴》八首中，诗人从孤城日暮的景致中，怀念起曾经如此繁华的故城长安，诗作营造的氛围悲凉，基调也十分低沉，一股凄冷悲惘的感觉萦绕其中，让人读此诗之时也能够感受到诗人内心的痛苦与无奈。又如杜甫描写春日的长安，将昔日繁华的长安城与如今惨败凄冷的长安城作比较：“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表现出了国破家亡的破败景象，抒发了诗人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美好心愿。而与李白不同，他在观赏壮丽风景的同时，心中想的不是个人的机遇与命运，他更关注百姓疾苦和国家的命运。
（二）对人民的深切热爱和同情心
杜甫抨击统治阶级的黑暗统治，渴望明君来带领朝廷官员和有志之士使国家兴盛强大，同时也对生活在底层的百姓们抱有无限的同情，他关心百姓的生活，也能轻易地融入到百姓生活之中去。不以百姓的命运作为自己加官进爵的垫脚石，而是投入大量的心血和热情去为人民奉献自身。统治阶级差役的对象是劳苦大众，而杜甫也曾深受其害。当杜甫把他的受害感受用诗歌表达出来时，无数的穷苦百姓也能够感同身受，体会到那种无奈与无力反抗的切肤之痛。而诗人对待普通老百姓的态度，恰好与揭露和讽刺统治阶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杜甫不畏权贵，“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句诗则明显地揭露出了统治阶级利用自身的权势，压榨和剥削贫苦百姓，自己吃喝享乐，而将百姓置于颠沛流离的状态。在《负薪行》和《最能行》中，他歌了夔州妇女的勤劳和峡中舟子的勇敢，并且反问那些鄙视他们的人道：“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杜甫从来不是纸上谈兵，他身体力行，实地去体验人民的生活，感受他们的辛苦，在唐朝由盛而衰的这段时期，他的诗歌反映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在赋税剥削和不合理兵役制度压迫下的痛苦遭遇。而在战争中，许许多多的穷苦人家为了获得最基本的生活资源，被迫卖儿卖女，“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杜甫发出悲痛的质问，虽然当时自身生活也是异常艰难，但他仍旧不忘关怀贫苦百姓。“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是杜甫关怀、同情人民的博怀的真实写照。“若道土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杜甫深知这个道理，他关怀民生，关心百姓疾苦，为民忧而忧，一民乐为乐，他真正做到了爱国爱民，这种深厚的爱国精神也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强烈的民族意识
杜甫生长在一个传统的儒学家庭中，他的祖父和父亲也都是很有名气的人，祖父更是杜审言更是是初唐有名的诗人。而杜甫父亲曾任职奉天令，他一直秉承着“仁者爱物”“饥溺关心”的思想。因而在家庭的影响下，杜甫也十分崇尚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这也使得杜甫拥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民族责任感。杜甫非常希望看到民族团结，社会安定，所以看到唐朝被其他的民组所欺辱，因战乱而民不聊生的时候，他的内心是极其痛苦的。在杜甫的很多诗歌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作中有反对李唐王朝对其他的民族进行侵略的，如吐蕃，南诏等，又反对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对中原的侵扰和掠夺。诗人赞同民族和睦友好的这种态度，符合各民族利益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很大的进步性。所以在杜甫后期的作品中，大多是叙述安史之乱或者是与其他民族进行战争的，但这些诗中有抒发的是杜甫对于恢复李唐江山，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反对外来入侵的那种急切的渴望。在《塞芦子》中，他反对军阀割据，而提出正确的军事策略。《述怀》中，杜甫表现出想以拾遗这个请要的谏官，对唐王朝讨平叛乱、恢复统一的大政有所作为。“汉运初中兴”喻唐，希望国家恢复统一，表现出诗人的爱国思想。《北征》中，诗人缅怀军家大事，终结以复兴希望。在这首诗中，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军政大计的谋划，战乱中人民的苦难疾苦以及诗人本身的遭遇都真实，鲜明地反映出来了。无论是《塞芦子》还是《述怀》，亦或者是《北征》，这些诗作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了诗圣杜甫的民族主义精神，他在努力践行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人生目标。
三、结论
杜甫的伟大，不在于他创作出了多少优秀的诗篇，而在于这些诗篇中，倾注了他对国家的热爱、对百姓的关怀，具有人情味。同时，“诗史”意味的诗篇，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社会的整体状况与社会矛盾，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杜甫有着“济时爱死”的献身精神，梦想上前线为国奋斗，不惧自身安危抨击统治阶级的黑暗；他“疾恶信如仇”，对于伤害到人民或者是国家利益的行为，坚决反抗，敢于斗争。杜甫的爱国主义意识，在他无数的诗篇中都得到了体现，爱国，是他创作的动力，也是创作的目的，他也希望通过自己创作出来的诗歌，能够鼓励更多的人站起来，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奋斗。虽然这一切在那个统治黑暗的时代不能够实现，但这种爱国主义意识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散，反而会更加的坚固，长留于人们的心中。此外，这种爱国主义意识，在当今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对国人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也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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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诗篇8
关键词:杜甫儒家思想忧国忧民忠君爱国仁爱精神
一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渊源
杜甫自始至终执着地关注现实是与他头脑中的指导思想有关的。杜甫是以什么思想为指导呢?杜甫常常自称“儒生”、“老儒”、“腐儒”,谈到自己的家世也说“奉儒守官”,所以历来批评家认为这是儒家的思想意识的体现,儒家的入世精神和仁政学说铸就了杜诗中的忧国忧民的主旋律。
郭沫若先生的《李白与杜甫》一文中强调儒家思想对杜甫的影响,并认为这对杜甫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起了决定性作用。但事实上决定他思想的,还是十载长安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和辛酸,是“三年饥走荒山道”和人民共同饱尝的战乱、饥饿之苦,是“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和人民亲密无间的生活。这些,正是这些,是杜甫思想决定性的因素。
中国古代诗人绝大多数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然而这些难以计数的大批诗人中真正弘扬了儒家思想、应该在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惟有杜甫一人。这不仅是因为杜甫以“儒生”等自命,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内心之中常常激荡着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深入其骨髓、融化到其血液。它使得杜甫对孔孟所倡导的忧患意识、仁爱精神、恻隐之心、忠恕之道有深刻的理解,并用感情强烈的诗篇淋漓尽致表达出来,打动与感染读者。特别是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忠”“爱”精神,这几乎成为杜甫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
忧国忧民思想的表现之一
——忠君爱国
传统的儒家观点认为,忠君即是爱国。如孔子强调“尊王攘夷”,即尊奉周天子,抵御外敌入侵中原地区。孟子则宣扬“大一统”,力主以“仁政”统一中国。即对百姓施以仁政,以体恤百姓。真正做到想民所想,忧民所忧。此为儒家忧国忧民的光辉典范。而且儒家关注群体意识的最高境界就体现在对国家、对天下(当时对儒家来说“天下”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天下”)“一统”和安定的关注上。杜甫承继了儒家的对“天下”“一统”的思想片断,把它发展成为忠君爱国的强烈的意识、并成为古典诗歌创作中的永恒的主题。
实现和维护天下一统是儒家群体意识的最高境界,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是很少的。那时人的眼界极为狭小,大多只是局限在个体生命的自生自灭上。一生执着于“忠君爱国”,其道德、其胸襟都是那个时代很难达到的境界,这样的人是需要具有忘我的灵性的。在杜甫那里,“君”不是坐在皇帝高位上的独夫民贼,而是天下民众这一群体的代表。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杜甫的忠君爱国不是作为臣工的职业性的奉献、更非泯灭了个性以后唯一的选择。杜甫是注重个体自我价值的人,他把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融入了对群体的关注之中。这些在他的诗歌中有长足的表现。
流传到现在的杜诗绝大部分写于滞留长安以后,从长安诗开始,杜甫大多作品中表现了他的忧国忧民精神。从早年的志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直到临终,仍在惦念着:“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杜甫的拳拳之心,永远是那样执着。杜甫不仅随时随地不忘君国,如苏轼所说“一饭不忘君”(当时的“君”就是“国”的代表);更令人感动的是,他把这种感情视为其生命的一部分。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开篇就描写忠君爱国之情,当时摆在杜甫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归隐田园,过“潇洒送日月”的浪漫生活;一是出仕做官,介入纷纭复杂的官场争斗。选择引起杜甫内心的激荡,诗人把自己的内心的矛盾如剥春笋似地一层一层地展示出来,最后,杜甫表明自己心迹:
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向太阳,物性固难夺!
忠君爱国之心已经成为了诗人的天性(如葵藿之向阳),想纠正也不可能了。正是这样的“物性”,当事关国家之时,他不仅能够这样要求自己:“济时敢爱死”(《岁暮》),而且对于朋友他也能说出:“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后者看来更难。所谓“严公”就是杜甫落难成都时全身心依靠的顶头上司严武。严武入朝有可能出任宰相,为这样有光辉前程的人物送行,帮忙或帮闲们大约要说尽人间的祝福话语的。我想聪明的今人更会如此。而杜甫本着儒家的“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的精神却讲了这样不吉利的话,而且讲得如此富于激情、掷地有声!
杜甫的忠君爱国又不是后世儒家倡导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式的“愚忠”。杜甫是着眼于民众群体的,当他感到皇帝这个独特的个体在违反他本应该代表的老百姓的利益时,便把批评的矛头指向皇帝。杜甫的“忠君”主要就表现在对皇帝的批评讽刺上(这也是原始儒家所主张的为臣之道),杜甫敢于写作这类作品。孔孟这些儒家的创始者们谈到君臣关系时,多是从相对关系着眼的。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说的更情绪化一些,“君之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仇”。强调臣子要绝对忠顺是法家。杜甫对“君”的批评的情绪化是不让于孟子的:“边庭流血成海水,我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秦州杂诗》);“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位忙”(《忆昔二首》):“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遣遇》)!这些诗句在“怨”之外,还有愤怒,然而它与忠君爱国之心并不矛盾。
忧国忧民思想的表现之二
——仁爱精神
杜诗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其中所体现的仁爱精神,杜甫的仁爱渗透其作品的各个方面,而且表达得十分完美,能给读者以长久的感动。给读者留的印象最深的人物形象可能是他的“老妻”。杜甫的仁爱精神应该说是始发于妻子的,因而其作品中涉及到妻子的篇章就格外动人。无论是“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咏怀五百字》)那不能稍去于怀的惦念;还是“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对团圆的期待,读者都可以从中体会诗人的一往情深。杜甫一生逆境多、顺境少,特别是四十岁以后,穷困、衰病、奔走、逃难,接踵而至,几乎没有过几天好日子。他的妻子杨夫人在饥寒交迫中担负起抚育儿女的重担:“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遣兴》);晚年又时刻关心着疾病缠身的丈夫:“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遣闷奉呈严公》);丈夫漂泊在外,她没有埋怨,只有理解:“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客夜》)。杜甫笔下的妻子是那么可亲可近、可爱可敬、是那么具有奉献精神,这里的“敬”不是出于某种功利的考虑,更不是令人产生冷冰冰之感的“相敬如宾”,而是表达了杜甫对妻子歉疚之感。“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竿”(《江村》),从这样的诗句中,读者可以想象,坐在一旁的杜甫看到“老妻”“稚子”居处稍稍稳定、生活又有些兴味时的喜悦之情。读者从中感受到的是诗人对妻子的爱。
然而杜甫的仁爱精神绝不仅限于此,他还将对妻子的爱推及他人,甚至是一些与己无关但和自己有同样命运和遭遇的人,杜甫也是本着儒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处理与偶然相逢的人们的关系的。晚年,他逃避战乱、漂泊湖湘,深感“乱世少恩惠”(《宿凿石浦》);然而,杜甫仍然是:“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解忧》),并没有因为个人的苦难而减少对他人的同情。
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忘“爱人”之心,并付诸实践,这是很难的。读杜诗会感到最难得的是,杜甫时时刻刻关注着弱者的不幸,并用他宽广的心胸去温暖这冰冷的世界。例如杜甫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就是他由秦州到同谷和由同谷到成都期间。此时,正如他所写的“岁拾橡栗随狙公,日暮天寒山谷里”(《寓同谷县作歌七首》),过的像原始人的日子。然而,在这个时期写的二十首纪行诗中处处可见诗人对其他不幸者的关怀。在路过绝险之地石龛时是“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就在这种环境下,他看到在山峦高处的伐竹者:“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云梯。为官采美箭,五岁供梁齐”(《石龛》),杜甫把他们的悲歌传达给千百斯年之后的读者。诗人在过嘉陵江经水会渡时,船夫的勇敢和撑船的技术的高超引起他赞叹:“篙师暗理楫,歌啸轻波澜。”但此时他也关切着他们的艰辛:“霜浓木石滑,风急手足寒。”(《水会渡》)这种精神贯穿他的后半生的所有作品之中。许多人当自己处于不幸时,变得谁都恨,仿佛整个世界都欠他的,甚至要向所有的人报复(其中最极端的就是发生在四、五年前一个留美学生卢某的在校园开枪杀人事件)。杜甫为人正与此相反,他在遭遇苦难时往往能想到比自己更不幸的人。
再如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有句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在实践家看来这种“空论”有什么用?郭沫若更说“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象蘑菇那样在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里会冻死呢?”(《李白与杜甫》)这种批评是很可笑的。杜甫不是住房部长,他要表现的也不是一种许诺及其实现,而是在困难之中自己的情感和想法。有人说这种想法可能很多人都会有。是啊,这就是人的善根之所在,然而,即使古往今来的亿万人都有这种想法,但是有谁把它表现了出来了呢?正因为这种推己及人的想法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诗句才能激起一切善良人的体验与共鸣、才能感动人。更重要的是,杜甫把人人皆有、但又不被人们关注的善念——仁爱精神用充满感情的诗句揭示出来、把它固化下来,并传达后世的读者,用以培植人的善根,使人灵魂得到升华,这是诗不同其他一些揭露性文字意义之所在。因此,杜甫的伟大和杜诗的震撼的力量不单纯在于他对世上苦难的揭露和对苦难制造者的抨击;更在于他歌颂了人性中的善良、美好的一面,并满怀善意地描写它,希望它能发扬光大。
这种仁爱精神使得他与邻里乡人多能和睦相处。《又呈吴郎》是一首写得很通俗、很平淡的诗。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杜甫对那位“无儿无食”的老妇人的同情和关爱。而且诗中所表达的不仅是一般的恤老怜贫,更感人的是杜甫对老妇人格的尊重:“不为穷困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只有深入其心,才能有这样深刻的理解。我们从杜诗中还看到,无论住到哪里,邻人对杜甫都是非常友好的。《羌村三首》中的:
杜甫的诗篇9
关键词：杜甫失对律诗
一、引言
杜甫出身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以祖父杜审言为荣，致力于格律诗创作。他曾说“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宗武生日》），将诗歌创作当作家族事业，并告诫其子继承父志。杜甫擅作律诗，其律诗严谨而技艺高超，创作时“遣词必中律”（《桥陵诗三十韵》），而“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的自我评价更是让我们看到杜甫律诗创作的不断完善。然而，在杜甫的一千多首律诗中却有不少失对的诗句。明代高檬《唐诗品汇》卷三有云：“少陵七言律法独异诸家，而篇什亦盛”。清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七律凡律》也指出：“七言律诗至杜工部而曲尽其变。其气盛、其言昌、格法、句法、字法、章法，无美不备，无奇不臻。横绝古今，莫能两大。”杜甫律诗“独异诸家”的表现之一，就是律诗“拗体”的形成。失对作为律诗“拗体”的一种，今人研究甚少，且研究至今仍争议颇多，疑点重重。本文研究的是钱谦益《钱注杜诗》中所入的杜甫诗歌。
二、杜甫诗歌失对类型分析
（一）绝句中的失对现象
杜甫绝句诗的篇幅相对律诗而言要小，诗句能够灵活改动的空间不大。从形式与结构上来说，绝句诗出现失对现象的概率比较小。
钱谦益的《钱注杜诗》中总共收入542首绝句，出现失对现象的诗歌占7首，且皆为杜甫漂泊西南时期所作的七言绝句诗。其中，在成都及锦汉梓州时，有4首出现失对现象的绝句诗：《绝句漫兴九首》《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三绝句》《戏为六绝句》;行过戎州、渝州，和居住在云安、夔州时有1首：《夔州歌十绝句》;居住在夔州时出现1首：《解闷十二首》;大历三年正月，起峡中，至江陵，到湖南时出现1首：《书堂饮既夜复邀李尚书下马月下赋绝句》。由此可见，自送严武还朝后，杜甫迁家到锦州、梓州的那段时间里出现了较多失对的绝句诗，而此前并不存在，此后也只是偶尔出现。
（二）律诗中的失对现象
杜甫的五律韵律严谨精细，但其中出现失对的诗歌也不少，而且几乎全部表现为上句第二字、第四字都用平声字或都用仄声字。因为“七言难工”，加上杜甫对规则的摒弃，使得七言律诗多出现失对现象。
收入《钱注杜诗》中的杜甫的律诗篇数有九百一十六首，而存在失对现象的就有50首之多，其中五律占27首，七律23首。其中，天宝未乱及陷贼中所作的诗歌中有失对现象的五律2首，七律2首;陷贼与为官时期的有五律3首，七律2首;漂泊西南时期的有五律22首，七律19首。在成都所作的有五律3首，七律4首;在成都及锦汉梓州所作的有五律10首，七律4首;行过戎，渝州，居云安、夔州所作的有五律3首，七律4首;居夔州所作的有五律4首，七律5首;大历三年正月，起峡中，至江陵，及湖南所作的有五律1首，无失对七律;自公安发，次岳州及湖南所作的有五律1首，七律2首。由以上数据不难看出：杜甫律诗中的失对现象多存在于其早期的诗歌中，数量变化上由少变多，再由多变少，呈抛物线状。就其晚年而言，这结果无疑与杜甫对自己“晚节渐于诗律细”的评价相差无几。因此，不妨对杜甫诗歌中存在的失对现象进行一番仔细地探讨。
三、杜甫诗歌失对的原因分析
（一）语言系统内部的原因
1.古今古音的发展变化
语言三要素中，语音的发展演变最快，从唐朝至今，有许多语音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研究杜甫诗歌失对现象时，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时念平声的字如今却念成仄声，比如：“看、过、浪、论、俱、场”等。不妨就以这六个字为例加以分析。
在北宋陈彭年于唐代韵书的基础上编修而成的《广韵》一书中，“看”是“苦寒切，上平25寒”，而宋末刘渊的《壬子新刊礼部韵略》记载“上平十四寒，去声十五翰”。这说明，“看”字在唐代是平声，到了宋朝后期，出现了仄声的念法。即使在现代汉语中，“看”字仍然是多音字，有平有仄，但是字义不同。因此，“且食双鱼美，谁看异味重？”（《李监宅》）“不贪夜识金银气，远害朝看麋鹿游。”（《题张氏隐居》）“自到青冥里，休看白发生。”（《赠陈二补阙》）等诸如此类的诗句，在今天看来是失对的，在唐朝却是符合律诗平仄规律的。
经过前人的考证，“过”字在诗句中不论是作名词还是作动词，都存在平仄两用的情况，即“过”的古音为平仄两用，且两韵部字义不变。在《钱注杜诗》中，有不少将其用作平声的诗歌，例如“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其三）“经过自爱惜，取次莫论兵。”（《送元二适江左》）“消息多旗帜，经过叹里闾。”（《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
在中古音韵里，“浪”字鲁当切，“论”字卢昆切，“场”字直良切，“俱”字举朱切，此皆为平声韵部。虽然语音的快速发展使得这些字变平为仄，但是，我们不能根据如今的读法而将上述文字认定为仄声。因此，上述例子就唐代的音韵系统而言，是算不上失对的。
2.双声叠韵
杜甫虽然严守律诗粘对规律，但更为注重细密的双声叠韵之美。清人周春在其著作《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八卷中指出：“双声叠韵，分而言之，三百篇所早有。沿及两汉魏晋，莫不皆然。但尔时音韵之学未兴，并无所谓双声叠韵名目，故散见而不必属对也。自沈约创四声切韵，有‘前浮声，后切响’之说，于是始尚对者。或各相对，或互相对，调高律谐，最称精细。唐初律体盛行，而其法愈密，惟少陵尤熟于此，神明变化，遂为用双声叠韵之极则。”（《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卷一）。就以下诗句为例：
（1）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一）
（2）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二）
（3）恍惚寒山暮，逶迤白雾昏。（《西阁夜》）
（4）消息多旗帜，经过叹里闾。（《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
其中，（1）（2）两句中的标记处为叠韵词，（3）（4）两句中的标记处为双声词。双声叠韵相互交错，或彼此对应，使得律诗的声调更为和谐，虽然出现了失对现象，但仍可视为杜甫对律诗平仄格律的加强。换言之，平仄规则的应用与双声叠韵词的使用，都是为了让律诗的声调更加和谐，当二者不可兼得时，杜甫选择了更合适的后者。当双声叠韵词更胜一筹时，杜甫会挣脱律诗框架的束缚，舍平仄对仗而求音律和谐。由此可见，杜甫对于律诗创作并非只是遵循格律，还有所创造，可以说得上是“戴着镣铐跳舞”。
（二）社会原因
1.文化原因
唐朝的科举考试以诗歌为主，因此唐诗盛行一时，文人墨客多擅长诗歌创作，律诗在唐朝也初现模型。唐人殷[《河岳英灵集》称“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备矣”，可见在杜甫生活的年代，律诗已有一定的规模，但还不成熟，其规则也不完备，期间有些诗歌仍然是古律混杂的“齐梁体”。因此，杜甫早期的律诗创作虽格律严谨，且数量不多，但其所作的律诗不成熟，仍出现失对现象，这跟律诗规则不完备有很大关系。
自古时势造英雄。杜甫一生坎坷，战乱漂泊的几年，饱受战乱之苦，见到了太多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的世间景象，使得他更接近下层百姓。期间，他的思想逐渐转变，其诗歌宣泄内心情感和反映现实社会的意味越发浓厚，抒发心中爱国爱民之情的想法远远大于吟风弄月之心，对诗歌的追求亦不仅限于对形式和格律的严谨塑造，而是人格形象的“诗意化”。相对于格律诗而言，古体诗的题材更广，更有利于抒情。受到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精神的影响，为了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之感，表达忧国忧民的爱国之情，当情感的抒发和韵律规则相冲突时，杜甫毅然决然地选择反映现实以揭露社会的黑暗面，追求“意趣为上，诗律别之”的诗意化创作。
杜甫诗歌的转变与其生活经历密不可分。随着杜甫人生阅历越来越丰富，人生感慨越来越深沉，他的七律中注入了更加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使格律诗跳出上层文化圈，走向大众文化。刘辰翁评曰：“小纵绳墨，最是倾倒，律诗不甚缚律者。”（《唐诗品汇》卷八四引）。他此时的创作自由洒脱，不受束缚，绝非为了入仕将自己限定在一个狭隘的领域。相比年轻时多受文人骚客、世族贵胄追捧，此时他的读者多了许多下层平民百姓。为了使文化水平较低的人读懂，他使诗句平民化、明白晓畅，这就难免出现失对现象。例如：“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似家。”（《绝句漫兴九首》其二）“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这些诗歌通俗易懂，诗中意象也极具乡村色彩。
刘熙载说：“少陵以前律诗，枝枝节节为之，气断意促，前后或不相管摄，实由于古体未深耳。少陵深于古体，运古人律，所以开阖变化，施无不宜。”（《艺概》卷二）即杜甫在成熟的律诗形式中有意识地渗入古体诗加以创新，探索便于抒情的新格律形式。正如杜甫自己所说的“觅句新知律”（《又示宗武》），在格律诗走向成熟之后，他对格律有了新的认识和发现，认为“运古人律”更能纵意所如。期间，“凉风动万里，群盗尚纵横。”（《悲秋》）“良会不复久，此生何太劳。”（《王阆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别之作》）“南雪不到地，青崖沾未消。”（《又雪》）“小雨夜复密，回风吹早秋。”（《夜雨》）等诗句的出现，体现了古体诗“三平调”“三仄调”形式的引入。
在成都和梓州的这段时间，虽靠好友救济生活，但相对而言比较安定，杜甫有更多时间创作甚至创新格律诗。律诗创作尚未成熟、追求“意趣为上”的诗意化创作、平民化语言的使用和“运古人律”，都是杜甫格律诗创新过程中失对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
2.政治原因
唐朝以诗歌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统治阶层在诗歌的题材范围上有所倾向，对律诗的格律创作也存在着有形甚至无形的约束。为了出仕为官，迎合大众趋势，文人多将题材和形式限定在官方严谨的格律之中。在杜甫之前，这基本上已成为一种趋势。杜甫早期的诗歌作品也显示出他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即多为格律严谨的应试之作。因此，困守长安十年之前的杜甫诗歌很少出现失对现象，偶尔出现的，也是因为当时律诗尚未成熟。
安史之乱后，国家动荡，政治腐败，有识之士希望挽救日渐式微的国势，新乐府运动应时而生。这期间的大量诗歌为新乐府诗，文人士大夫利用诗歌讽刺褒贬时政的意识逐渐强烈。而此时，近体诗也已完全定型，形成其稳定的句法格局。正所谓“穷极思变”，在文化改革潮流的冲击之下，杜甫开始有意识地改革格律诗，其已成熟的格律诗创作逐渐形成一种求变的趋势，以顺应新乐府运动。这种趋势使得杜诗的诗句更灵活多变，平仄对仗更不拘一格。正是因为杜甫深得声律之精髓，敢于大胆创新，才能写出异于律诗正体的变体律诗，从而为失对现象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四、结语
纵观唐代历史，杜甫诗歌失对现象的出现，是初唐“齐梁体”对尚未成熟的格律诗的辐射影响;是律诗发展成熟后“穷极思变”的必然结果;是双声叠韵词较平仄格律更能使声律和谐的选择;是杜甫重新认识格律，“运古入律”的创新;是顺应新乐府运动号召的时代产物。
杜甫诗歌失对现象研究作为一项新起的研究领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深度，拥有广阔的研究前景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杜甫诗歌中失对现象的研究，无疑会使我们对杜甫这位格律严谨的律诗大家的了解更全面、更透彻，也有利于我们梳理出完善的诗学体系。分析杜甫所处的年代与其诗歌失对现象之间的关系，必将对诗歌格律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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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英.论杜甫的正体七律及其声律特色[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
杜甫的诗篇10
论文摘要：杜甫、孟浩然同是盛唐时期的两位著名的诗人，由于相似的不幸的人生经历，具有极其相似的诗歌风格，是满怀豪情的盛唐颂歌，是政治理想与心胸抱负的抒怀，是对仕途失意的失落与对社会的批判的表达，是游赏遣兴与闲适的生活的再现，是真挚的乡情、友情、亲情等真性情的流露，是隐居生活的闲适与闲适当中透露出来的壮志难酬的情怀的抒发，是浓郁的羁旅愁情的表白，是入仕与归隐的矛盾交织的悲哀，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主导下的不同抉择的倾情陈述。但是，同中有异，表现为：杜甫的名门，孟浩然的清贫；杜甫的真情，孟浩然的狭义；杜甫的现实的深刻揭露，孟浩然的超脱现实的清静无为；杜甫的忧国忧民的真情流露，孟浩然的感慨身世的壮志未酬；杜甫的心中有国民的集体主义情怀而产生入仕与归隐的矛盾，孟浩然的出生贫贱，担忧物质基础的个人主义情怀而产生入仕与归隐的矛盾；杜甫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浩然以道家思想为主导。
一、不幸的人生经历
1.首先杜甫、孟浩然出生就不同，杜甫出生官宦而孟浩然出生贫寒，杜甫远祖是名将，祖父又是初唐诗人，可谓是书香门第，杜甫从小就有延续“家族兴旺”的责任感，孟浩然终身布衣，经历以隐逸和漫游为主，他的目标不是延续“家族兴旺”，而是振兴家庭改变贫困落后的局面。
2.杜甫的时代是712年—770年，是横跨“安史之乱”的，他一生的奔波相当艰辛，不仅屡次落第而归，而且还要东奔西走，到处逃难奔波，在他的一生中，对社会的现实的认识极其深刻，充满批判，但批判之中又由“恨”转“爱”，其“忧国忧民”的情思贯穿整个时代，绵绵不绝。孟浩然没有经历过“安史之乱”的浩劫，他的一生没有杜甫那样的大起大落和惊心动魄，却和杜甫一样有着不幸的仕途经历，都为着心中的理想而不停奋斗，但始终落得怀才不遇的境地。这不是他们自身的原因，而是盛世背后的黑暗的社会现实造成的。在黑暗的官场面前，他们选择了逃避，选择了归隐，但由于主客观的不同处境，入仕与归隐的内心矛盾又冲击着他们，使他们意欲超然却无法忘怀，壮志未酬之志跃然诗中，充满了阵阵愁情。阵阵愁情加速了他们的衰老和病情，孟浩然之死：“时新病起，相见甚欢，浪情宴谑，食鲜动疾而终”①杜甫之死：病死于舟中，他的绝命诗是《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
二、 满怀豪情的盛唐颂歌
1. 杜甫与孟浩然在初期兼有满怀豪情的盛唐诗歌。杜甫有《饮中八仙歌》，其对才俊之士充满了景仰，特别是“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者的豪放不羁，才俊的显赫才气，显示出盛唐气象。孟浩然的《登安阳城楼》写江城春日才子群公的闲情逸致、城郭绿洲的开阔景致、美丽动人的神话色彩，三者融为一体，尽显盛唐之音。
2. 不过，孟浩然的诗歌当中除了描写盛唐气象的豪迈情怀之外，还有杜甫诗歌中所没有的侠义精神，孟浩然的《同储十二洛阳道中作》有“珠弹繁华子，金羁游侠人。酒酣白日暮，走马入红尘。”展示了少年任侠的作风，创造了生动鲜明的洛阳游侠形象。
三、政治理想与心胸抱负
1.杜甫、孟浩然在出生盛唐的时代背景之下，都充满了心胸抱负和入仕的欲望，富有远大的政治理想。虽然他们一再的落地而归，但心中的信念让他们始终不肯放弃自己的人生目标，他们的理想跃然诗中，充满豪情。杜甫的《望岳》是最能体现他远大理想和心胸抱负的诗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将全诗推向高潮，大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势，充满了傲视群雄，自命不凡的高度自信精神。
2.与杜甫的《望岳》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前四句写洞庭湖浩渺宏阔、涵容天地、巨浪排空，景象雄壮，气势磅礴。“蒸”字、“撼”字富有强烈的夸张色彩，景中注入远大抱负和胸襟，后四句表达希求汲引之意，自然含蓄态度中肯。
四、仕途失意的失落与对社会的批判
1.杜甫、孟浩然都是空有一身抱负却落得两手空空，始终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艰难的入仕之路和百般无奈的落第而归，使他们开始对当权者产生了不满的情绪，开始对仕途产生怀疑，进而进行了大胆地揭露和批判。
2.杜甫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到《乐游园歌》，再到《丽人行》，其批判的力量也在加强，反抗的情绪也在升温。《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最含蓄的批判，它的主旨也只是入仕的迫切心情，但从“焉能心怏怏，只是走??。”可以看出杜甫的愤愤不平之情，《乐游园歌》写出了歌舞升平中感受到的深刻的社会危机，而《丽人行》则直面得讽刺了杨国忠兄妹的荒淫和奢侈，“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通过劝人回避来反衬出杨家的不可一世。
3.孟浩然从《田园作》到《京还留别新丰诸友》，再到《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其批判的力度也在加强，反抗的情绪也在升温。《田园作》也只是入仕的迫切心情，但诗中也开始感叹朝端无亲故，揭露当时朝廷用人唯亲的腐败现实，到《京还留别新丰诸友》开始怀疑入仕济世的人生道路，再到《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的与黑暗腐败官场决绝的态度。
4.孟浩然的态度很明确，要与官场决绝，所以他选择归隐，而杜甫不会也不愿意决绝，他要继续争取为国效力。但我们知道，不管是杜甫还是孟浩然，他们实际上都不会愿意决绝的。他们的入仕与归隐的矛盾至始至终没有调和。杜甫的批判直指唐王朝，揭露封建制度本身的黑暗，揭露王公贵族的荒淫的奢侈并暗示它所潜伏的危机。孟浩然虽然也直接批判当时朝廷的腐败，但更多是针对它用人唯亲政策上面的腐败，并不像杜甫那样全面揭露，可以说，杜甫的批判和揭露是深层次的，并且随着他深入社会现实的了解而更加深刻地揭露出来，孟浩然的批判和揭露是浅层次的，他却没有像杜甫那样去了解社会现实，他主张的是超脱现实、清静无为这一点是不同的。
五、游赏遣兴与闲适的生活
杜甫、孟浩然，在早年都有着对美好生活得向往和享受，不论是野外郊游还是与友人同饮，都充满了欢快的情调。孟浩然的《游凤林寺西岭》和杜甫的《题张氏隐居二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壶酒朋情洽，琴歌野兴闲。莫愁归路暝，招月伴人还。”和“杜酒偏劳劝，张梨不外求。前村山路险，归醉每无愁。”都写出了同友人畅饮至深夜而归的欢快心情。
六、真挚的乡情、友情、亲情，富有真性情
1.杜甫和孟浩然都是性情中人，都极富真性情，他们的诗歌当中充满了乡情、友情和亲情。杜甫的诗歌以友情为主，抒发对友人的思念和同情，《春日忆李白》写出了对李白的怀念之情，表达了杜甫与李白之间的深厚友谊，《天末怀李白》则写李白被流放而抒发的不平，表达了对奸佞小人、社会现实的愤慨以及患难见真情的友谊和思念之情。杜甫的乡情、亲情诗以《月夜》为代表，诗人借月抒情，深刻表现对亲人的思念，揭示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2.孟浩然的乡情、友情、亲情诗就更多了，有对妻子思念的乡情、亲情、同时也是爱情诗的《他乡七夕》，而爱情诗恰恰是杜甫所没有的。也有怀念友人的友情诗，以《秋登万山寄张五》为例，和杜甫的《天末怀李白》相似的是孟浩然的《送袁十岭南寻弟》，表达了对友人不幸遭遇的同情和怀念，读来感人肺腑。
3.孟浩然的真性情诗是很多，但是，却没有杜甫的同情士卒的百姓的诗歌，杜甫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在其诗歌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是孟浩然所缺少的情感。
七、隐居生活得闲适与闲适当中透露出来的壮志难酬的情怀
1.仕途的失意和黑暗腐败的唐王朝使杜甫、孟浩然对仕途产生了怀疑，从而选择了逃避现实，超脱现实，选择隐逸的生活方式。孟浩然的隐逸诗很多，大多反映出隐居生活的闲适，有《北涧浮舟》，全篇洋溢着诗人赞美襄阳山水、乐在故乡隐居的思想感情，还有《过故人庄》中的浓郁的乡村风味和淳真的人情美，杜甫的隐逸诗开始于760年成都草堂落成后，杜甫弃官华州，寓居成都草堂，开始了短暂的隐居生活，这一时期生活相对安定，诗人心情相对愉悦。以《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为代表，“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通过写自由自在的戏蝶舞和娇莺啼，勾勒出一幅美丽的生活图景，传达出轻松愉快的隐逸之情。
2.但是，不论杜甫还是孟浩然，他们在隐居生活的闲适中却仍然没有忘掉自己的政治抱负，始终有着壮志未酬的情怀。杜甫的《野望》写诗人寄野望而抒其家国之恨，感叹自己不能为国效劳。“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这两句言诗人感时而思报国，读来感人肺腑。孟浩然的《夏日南亭怀辛大》写夏夜水亭纳凉和对友人的怀念。前四句写诗人隐居生活得闲适之趣，后四句在怀友中流露出他的孤独与寂寞，特别是“恨无知音赏”暗示壮志难酬的悲哀。
3.同为感叹壮志未酬的情怀，杜甫却更深刻，因为他更多地是想要为国效劳，抒发的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思，而孟浩然的壮志未酬或许只是感慨自己的身世罢了。
八、浓郁的羁旅愁情
孟浩然的《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写诗人夜泊秋江，客中念友。前四句“山暝听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的写景：暮霭、山色、袁鸣、夜幕、江流营造出孤寂凄清的意境。而杜甫的《旅夜书怀》中“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受孟诗这四句影响，借孤寂凄清之景，引发诗人的乡思、客愁，怀友之情与漂泊之感，抒发浓郁的羁旅愁情。
九、入仕与归隐的矛盾交织
1.不论是杜甫还是孟浩然，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始终无法决定自己应该入仕还是归隐，仕途的失意与朝廷的腐败使他们丧失了对仕途的信任，他们也一度选择了逃避现实，逃避黑暗的社会，但是，种种原因却让他们不忍逃避，不忍与唐王朝决绝。
2.首先我们来看杜甫，从他一次次的落第和仕途失意的经历来看，可以说，可以忍受得住那么多的打击却还是坚持自己的政治抱负，实在是难能可贵。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坚持这样呢？这股力量说白了，就是“爱国爱民”，亦可称“忧国忧民”，因为他不愿放弃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不愿亲眼看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面临灾难，濒临崩溃而袖手旁观，他要拯救国家，拯救人民。因为他心里始终想着国家和人民的安危。“假如他永远为个人打算，至少也会减轻入仕与归隐的矛盾。他是有抱负的诗人，时时放心不下的是祖国，是人民：‘……倚著如秦赘，过逢类楚狂。气冲看剑匣，颖脱抚锥囊。妖孽关东臭，兵戈陇右创。时清疑武略，世乱?文场。馀力浮于海，端忧问彼苍。百年从万事，故国耿难忘！（《遣闷》）”②在个人失意的时候，尽管老庄思想抬了头，把自己身家一切事都可以置诸度外，但是一想到“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送卢侍御归上都》），便禁不得又要挣扎一番。所以杜甫想归隐却又不能归隐，因为他“忧国忧民”，心系国家和人民。
3.其次我们来看孟浩然，和杜甫一样，多次求仕失败，失意愤慨，抒发对朝廷的不满，揭露朝廷压抑摧残人才的黑暗腐败，他甚至想与官场决绝，但是，他想归隐，又苦于家贫，生活困迫，甚至缺乏开辟园林的资金。他的《秦中感秋寄远上人》就是写落第后的失意和困居长安的苦况，并表现了诗人入仕与归隐的内心矛盾。孟浩然不是杜甫，他出身贫寒，生活没有来源，要归隐的话，便没有了俸禄，没有了俸禄，岂不是要饿死。他不像杜甫那样“忧国忧民”，他很实际，他要的是个人的安危，他是在为个人打算。孟浩然的道家情节浓厚，讲求清静无为，但没有了物质生存资料，没有了生活来源，要“归隐”谈何容易。所以，孟浩然同样面临入仕与归隐的矛盾的纠缠。
十、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主导下的不同抉择
1.在入仕与归隐的抉择的问题上，杜甫把难以抉择的关键定位在“心系国民”上，而孟浩然则把关键定位在“个人生存”上，究其根源，还得分析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
2.杜甫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儒家思想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使得杜甫从小就为“儒学”思想所熏陶，“儒学”思想提倡仁者爱人，忠君爱国的思想，使杜甫从小就形成了“爱国爱民”的观念，国家也提倡儒学，目的是为了禁锢人心，培养忠实于朝廷，为封建专制效劳的庸臣、愚民。所以，杜甫以儒为主的价值观体系造就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并使他无法像道家一样超脱现实，追求个性自然。
3.孟浩然就完全不同了，他的出生贫寒，是一个布衣终身的诗人，没有或是很少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条件和可能，所以封建正统的儒学思想无法深入其人心，而却使孟浩然形成了儒、道并重，以道为主的价值观。道家思想追求“清静无为，洒脱自然”的境界，这是一种主观个人主义的价值观。道家思想中的无为在一定程度上比儒学更愚人，他使人达到一种与世无争，一无所求的超然无我之境。“及期，浩然会寮友，文洒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诺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佗！’遂毕席不赴。由是闲罢。既而浩然亦不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③可见，道家的归隐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使孟浩然追求超脱世俗的欢乐而忘掉现实生活中的功名利禄。
注释：
①“时新病起，相见甚欢，浪情宴谑，食鲜动疾而终”出自（唐）孟浩然著赵桂藩注《孟浩然集注》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第9页
②“假如他永远为个人打算，至少也会减轻入仕与归隐的矛盾。他是有抱负的诗人，时时放心不下的是祖国，是人民：‘……倚著如秦赘，过逢类楚狂。气冲看剑匣，颖脱抚锥囊。妖孽关东臭，兵戈陇右创。时清疑武略，世乱?文场。馀力浮于海，端忧问彼苍。百年从万事，故国耿难忘！（《遣闷》）”出自傅庚生《杜甫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新1版第19页
③“及期，浩然会寮友，文洒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诺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佗！’遂毕席不赴。由是闲罢。既而浩然亦不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出自（唐）孟浩然著赵桂藩注《孟浩然集注》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第3页
参考文献：
①傅庚生《杜甫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新1版
②（唐）孟浩然著赵桂藩注《孟浩然集注》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
③林继中《杜诗选评》三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④陶文鹏《王维孟浩然诗选评》三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