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条例规定篇1
2008年4月23日，国务院公布了《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6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条例》）。《条例》针对证券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突出问题，如证券市场准入条件、客户资产保护、证券公司治理结构等进行了详细规定，同时为证券公司的创新发展留下了必要的空间。《条例》关于高管人员有四大看点，这主要体现在其中的第三章。
扩大独董适用，强化监督职能
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本是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一项制度，最早见于1997年12月证监会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112条“公司根据需要，可以设独立董事”。2001年8月，证监会颁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此次出台的《条例》将独立董事制度引入证券公司中来，《条例》第19条规定:“证券公司可以设立独立董事，证券公司的独立董事，不得在本证券公司担任董事会外的职务，不得与本证券公司存在可能妨碍其作出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而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证券公司既可以是有限责任公司，也可以是股份有限公司。可见，《条例》将独立董事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展到了所有形式的证券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的《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证券公司被要求“应当”设立独立董事，并且独立董事不得少于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此要求与对上市公司的要求一致。而在正式公布的《条例》中，“应当”被“可以”所替代，且独立董事的比例也未规定。似乎，《条例》的规定较“征求意见稿”更为宽松。但《条例》第20条规定:“证券公司董事会设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的，委员会负责人由独立董事担任。”而且，《条例》规定证券公司经营经纪、资产管理、融资融券以及承销与保荐业务中两种以上的，董事会必须设立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风险控制委员会，以加强证券公司的内部风险控制。因此，如果经营上述两种以上的综合业务的证券公司，实际上是必须设立独立董事的。
增设职能机构，拓展高管范围
引入专门委员会制度。董事会下的各专门委员会一般由公司根据经营管理需要自主设立，但鉴于证券公司的特殊性，其经营范围越广，内部控制就越显得必要，故《条例》第20条规定:“证券公司经营证券经纪业务、证券资产管理业务、融资融券业务和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中两种以上业务的，其董事会应当设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风险控制委员会，行使公司章程规定的职权”，以加强证券公司的内部风险控制。与《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上市公司专门委员会的规定相比，《条例》该款属于强行法，对证券公司的要求更为严格。
扩大证券公司高管人员范围。《公司法》第217条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指定的其他人员。”即只有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秘书才是公司高管。此次《条例》第21条规定:“证券公司设董事会秘书，董事会秘书为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将所有证券公司的董事会秘书都列入高管的范畴。实践中，一般只有上市公司才设董事会秘书，法律并不强制非上市公司设置董事会秘书，但此次《条例》要求所有证券公司都要设立董事会秘书，从而使其成为常设职位。
另外，大型公司往往在董事会下设立执行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等机构行使证券公司经营职权，对此，《条例》第22条规定:“证券公司设立行使证券公司经营管理职权的机构，应当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其名称、组成、职责和议事规则，该机构的成员为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一步扩充了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范围。此次《条例》基本上保留了《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第2条对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规定，是对《公司法》相关规定的进一步补充和细化。
设立合规负责人，建立合规管理制度
此次《条例》的突出亮点之一在于规定了证券公司的合规管理制度。在金融风险频发的现代社会，合规管理制度建设对证券公司的稳健发展至关重要，直接影响着证券公司的安危、兴衰和成败，是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提高监管有效性，拓宽证券公司自我探索、自我发展和自主创新空间的需要。《条例》第23条规定证券公司应当设合规负责人，对证券公司经营管理行为的合法合规性进行审查、监督或者检查，当合规负责人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应当向公司章程规定的机构报告，并同时按照规定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有关自律组织报告。该条还规定合规负责人为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决定聘任，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可。从而对合规负责人在证券公司中的作用作出了明确规定，正式确定了证券公司合规负责人的法定地位。实践中，一些证券公司如国金证券和平安证券已经设立“合规总监”职位。
同独立董事一样，合规负责人在证券公司中的监督角色决定了其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条例》规定:“合规负责人不得在证券公司兼任负责经营管理的职务”，防止潜在的角色冲突。
合规负责人的职能使其有时可能会与证券公司的短期利益相冲突，为了保障合规负责人及合规部门的工作能有效进行，同时保障合规负责人个人权利不受侵害，必须提供一系列必要的制度予以保障。对此，《条例》第23条第3款规定:“证券公司解聘合规负责人，应当有正当理由，并自解聘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解聘的事实和理由书面报告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从而为合规负责人依法履行职责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但仅此一条规定对合规负责人履行职能的保障略显单薄，有必要在日后制定更为具体的保障措施。
规定任职资格，完善高管监管
公司条例规定篇2
鉴于《条例》是规定国有股东的职责和“权力”的行政法规，并且具有股东为股东自己立法的性质，因此，《条例》必将对依据《公司法》设立的公司产生巨大的影响。鉴于国有独资企业（公司）数量不多，且只有国家一个出资人（股东），情况比较特殊，故本文拟以《条例》确立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为视角进行探讨。
一、董事该向谁负责
董事会和董事作为公司组织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执掌着公司业务执行和对外代表公司的权力，其独立性决定了董事能否以所有股东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某个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进行决策，因此，《条例》对董事独立性的影响关系到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正确实现。
《条例》第22条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有权依照公司法的规定派出董事，参加国有控股的公司、国有参股的公司的董事会。并且国有控股的公司、国有参股的公司的董事会决定公司的分立、合并、破产、解散、增减资本、发行公司债券、任免企业负责人等重大事项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的董事，必须按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指示发表意见、行使表决权。事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的董事，还有义务将其履行职责的有关情况及时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报告。显然，根据这些规定，董事必须向派出他的股东负责，即国有股东派出的董事向国有股东负责，“其他股东”派出的董事当然也要向“其他股东”负责。然而，这个结论却是不符合公司法规定的，虽然事实上董事在表决时会考虑，甚至是主要考虑推荐自己的股东利益。
第一，董事作为公司的受托人和人，应对公司负责，而不能对个别股东负责。
董事是由股东会选举产生，并通过董事会的决策而享有管理公司事务的权力。作为职务，董事是公司的一个机关――董事会的成员。作为个人，董事虽然由股东大会选举，但他们并不对股东大会或选举他们的股东承担义务。选举他们担任董事，可能是某些股东的意志，但这些股东的意志最终体现为了股东大会的决议，而股东大会的决议即是公司的意志。也就是说，他们担任董事是由公司的意志决定的，因此，董事与公司的法律关系是：基于董事对公司资本和财产经行管理和运用，董事是公司的受托人；基于代表公司和第三人进行交易活动需要，董事则作为公司的人；基于为公司提供服务并领取报酬，可以作为公司雇员存在；基于公司对董事的侵权行为、犯罪行为等不法行为承担责任，董事作为公司机关存在。而这些关系都要求董事作出的任何行为必须以公司或所有股东（而非单个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为了保证董事能够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特别是小股东）利益，各国的公司法和证券法都规定了董事对公司须承担一定的义务，即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忠实义务又称诚信义务，是指公司董事必须忠诚地为公司的利益履行其职责的义务；勤勉义务也称善管义务或谨慎义务，是指董事必须谨慎、尽力履行其职责的义务。例如，我国公司法第59条、60条、61条、62条等对忠实义务作了详尽的规定，即董事应当遵守公司章程，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董事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董事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董事除依照法律规定或者经股东会同意外，不得泄露公司秘密。
从公司法规定的董事的这些义务的内容看，均是要求董事对公司承担义务，而与具体的股东无涉。如果按照《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董事遵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指示发表意见、行使表决权，并有义务将其履行职责的有关情况及时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报告，那么，意味着董事须向“派出”他的股东负责，并根据“派出”他的股东利益为标准进行表决。然而，董事是公司的董事，并非某个股东的董事或代表，并且部分股东（包括控股股东）的利益并非总与公司的利益相一致，如果允许股东大会选举出的董事根据个别股东，特别是推荐他的股东或控股股东的利益进行决策，其他股东的利益显然就无法得到保障。长期下去，其他股东就会失去投资的信心，退出公司，退出证券市场，只有几个大股东的上市公司和证券市场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第二，董事根据个别股东的利益表决并报告，违反了股东平等的原则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股东平等原则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是各国公司证券法普遍承认的一项重要原则，股东平等原则指股东能依其出资额和持有股份的性质平等地享有权利，在内容上，持有同类股份股东的权利相同，在数量上，持有同种类的同一数量的股份的股东权利相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中的公开指证券发行、交易活动中的基本交易制度要公开，使每一个投资者和及其他单位和人员都能知悉；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要公开，确保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能正确及时地了解；信息传播要公开。公平是指证券市场的参与者法律地位平等。公正是指证券市场的监督者、证券市场的纠纷处理者对证券市场的各方参与者都要一视同仁；证券公司、上市公司对委托人或投资者必须公正。
对以上两个原则，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如我国公司法第4条规定，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第130条第一款规定，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必须同股同权，同股同利。证券法第3条也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的活动，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因此，上市公司应保证所有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享有平等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并且上市公司必须公开、公平、公正的对待任何股东，而不论其大小，特别是在公司经营信息披露方面，不应该因所有制性质不同而有任何差别。而《条例》规定国有股东“派出”的董事必须向国有股东汇报履行职务的情况，无疑违反了这些规定，对其他股东极不公平。同时也会导致董事陷于不利境地，因泄露公司秘密而违反忠实义务。
第三，董事根据个别股东的利益表决并报告，违反了最基本的公司治理理念，损害了公司的独立人格，并与证监会年和经贸委2002年联合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形成冲突。
我国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大多从国有企业脱胎而来，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十分严重。截止到2002年底，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中，国有股仍占总股本47％，这种状况造成了证券市场的主要问题，即上市公司的经营者实际上受命于或受制于公司的控股股东，特别是国有股股东，导致公司不具有真正的独立性，损害了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对此，来自香港的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女士深有感触。她认为上市公司的董事和管理人员责任和诚信意识淡薄，漠视公司和股东权益，仅是问题的表象和浅层次原因，隐藏其后的深层次原因则是中国的上市公司多系国企改制而成，多数公司是“形至而实不至”，很多上市公司无力或不愿与其控股股东在人员、财务和资产分开，上市公司成为控股股东的化身，缺乏自己独立的意志（见光明日报2001年9月21日1版）。而大股东则通过与上市公司形形的关联交易肆意侵占、挪用上市公司资产、操纵股价和利润，严重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和市场存在的基础。因此，如何规范控股股东的行为，保障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一直是证券监管机关面临的挑战和努力解决的首要问题。
为此，证监会陆续颁布了若干规定或规章，希望能逐步解决国有股“一股独大”给上市公司带来治理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例如在《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对控股股东、董事的行为准则作了系统的规定，即控股股东对公司和其他股东的诚信义务（第19条）；控股股东不得直接或间接干预公司的决策及依法开展的生产经营活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权益（第21条）；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应实行人员、资产、财务分开，机构、业务独立，各自独立核算、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第22条）；控股股东及其下属机构不得向上市公司及其下属机构下达任何有关上市公司经营的计划和指令，也不得以其他任何形式影响其经营管理的独立性（第26条）；董事应根据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忠实、诚信、勤勉地履行职责（第33条）。然而，在国有股东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情况下，《条例》规定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派到国有控股公司的董事按照自己的指示发表意见、行使表决权，无疑是强化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直接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构成了威胁。鉴于条例是行政法规，而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相当于部门规章，效力等级低于条例，这不仅会给上市公司带来如何适用的困惑，也必将对证券监管机关致力于建立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准则的努力形成持续的挑战。
另外，《条例》第22条使用了“派出董事”的用词，也十分不妥。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董事由股东推荐，是否被任命为公司董事，应有股东大会通过选举来决定。如果是“派出董事”，就具有强制性，上市公司好像是必须接受，显然已经超出了用词不当的范畴，很可能给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以错误的信号，使其产生错误的监管思想，并施以不当的监管手段。
二、对上市公司经营自的承诺，是道德性的？还是法律性的？
公司的自主经营权对于一个企业的健康发展尤其重要，这也是现代企业制度重要内容。国内外的经验表明，政府一旦直接深入企业的经营领域，要么是干预或管制不当，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要么是导致市场扭曲、寻租、腐败等现象，最终以失败告终。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缺乏活力，搞不好，症结就在于政府干预太深，企业没有独立法人人格――即自主经营权。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强调给企业充分的经营自，让企业根据市场来经营管理。国资委的领导也一直在不同场合强调国资委作为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绝对不会变成企业的“老板加婆婆”，也绝对不会干预企业的自主经营活动。对此，《条例》在总则中作了宣言性的规定（第10条）：所出资企业及其投资设立的企业，享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企业经营自。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支持企业依法自主经营，除履行出资人职责以外，不得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不管是国有出资人还是民有出资人、自然人出资人，其实身份相同，都是公司的股东。作为股东，无论持股多少，都享有公司法规定的受益权、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权、股份或出资的转让权、知情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优先认股权等权利。然而，国有股东通过自己立法，给自己规定了全面、详尽而庞大的，甚至超出其他股东权利的“管理职权”，这无不让人担心企业经营自能否真正实现。
《条例》规定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的权力既有作为出资人的“老板权”，也有作为政府管理机构的“婆婆权”。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务院机构对企业拥有如此庞大而实在的权力。并且《条例》很多地方没有对国有独资公司和控股参股公司的监管作任何的明确区分，而是概括规定了一系列的职权。首先，《条例》规定了做“老板”的职权，即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享有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权、薪酬决定权、重大经营事项的决定权、资产处置权、收益分配权、战略规划权。其次，《条例》还详细规定了一些做“婆婆”的权责。如规定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负责制定管理规章、制度；进行产权界定、产权登记、资产评估监管、清产核资等基础性的管理；安置下岗职工；派出监事会；进行财务监督。这样，即使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强调不会做“老板加婆婆”，直接干预企业的自主经营，但在行政法规（《条例》是行政法规）和政府干预偏好的支持下，企业的自主经营权的法律保障实际上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不侵犯企业经营自可能会沦为一种道德性的约束。
三、法律法规不协调，上市公司该听谁的？
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条例》亦如此，但太多的不合适规定或者与效力等级高的法律法规的不协调，则会影响法律的实施，给被规范的主体造成适用的困难。
《条例》共47条，但却存在若干与其他法律如公司法、证券法不尽一致或不协调的的地方。其一，国有独资公司只有一家国有股东，而国有控股公司、参股公司却存在除国有股东外的其他所有制性质的股东，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国有公司，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对这两类公司的监管理应有质的不同，否则极易侵犯被监管公司的独立人格和其他股东的利益。然而，条例实际上并没有严格区分对这两类公司的监管。例如《条例》第9条规定，发生战争、严重自然灾害或者其他重大、紧急情况时，国家可以依法统一调用、处置企业国有资产，这里的国有资产没有区分国有独资国内公司和国有参股公司的资产。第13条的（四）项也不加区分地规定依照法定程序对所出资企业的企业负责人进行任免、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对其进行奖惩。另外，第11、18、24条都有这方面的缺憾。由于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具有强制性，因此，实践中势必会导致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严格”依据《条例》规定，不加区分地对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控股、参股公司实施同样监管手段的危险。
其二，《条例》第40条规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负责人、，造成企业国有资产损失的，国有股东有权对其依法给予纪律处分，并要求其赔偿国有股东的损失，这都不符合公司法理，也不是股东所应该拥有的权力。因为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负责人、，造成企业国有资产损失，实际上是企业和所有股东的损失，如果处分或赔偿的话，也是由企业和所有股东来处分或赔偿，企业负责人没有义务接受国有股东的处分，也不应向国有股东赔偿，否则，对其他股东就有失公平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条很可能成为虚设，首先，市场多变，竞争激烈，经营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如何认定企业负责人的责任极其困难。其次，国有企业资产都很大，就是认定企业负责人有责任，恐怕也赔不起。而虚设的条文唯一的意义是――使人们不把法律当作回事，影响法律的权威。
其三，公司法第57条规定对公民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等企业负责人的限制是：因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或者担任因经营不善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并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而《条例》第41条则规定“对企业国有资产损失负有责任受到撤职以上纪律处分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负责人，5年内不得担任任何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负责人；造成企业国有资产重大损失或者被判处刑罚的，终身不得担任任何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负责人”。《条例》和《公司法》的规定显然不一致，上市公司应该听谁的？
除了上述条文外，还有前文提到的第22条关于董事遵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指示发表意见、行使表决权，并有义务将其履行职责的有关情况及时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报告的规定。以上只是几个典型的条文，但却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法律法规的冲突，一方面会增加公众运用法律的难度，公众不仅要掌握同一问题涉及的所有法律法规，而且还须防止落入法律法规冲突造成的“制度陷阱”；另一方面，它还可能给某些人带来“寻租”的机会，加速国有资产的流失！因为法律的不统一必然扩大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给执法犯法带来一定空间，即给了管与被管方加强勾结的机会，上市公司也可能成为一个被人控制的工具。总之，不管是“制度陷阱”还是自由裁量权的不正当扩大，都可能上市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不利于上市公司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
以上是《条例》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直接影响的分析，但间接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这些间接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条例》的示范性和约束性。即一些国有的集团公司或者授权管理国有资产的集团公司依据或参照《条例》的内容制定类似于《条例》的公司规章、办法，如制定《某某集团公司股权（或资产）管理办法》，从而加强对参股或控股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的控制，损害公司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影响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在中国的建立，这也很值得我们警惕。
不过，值得欣喜的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6月12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国资委要与证监会联合进行推动国有企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首先从上市公司开始规范，通过检查等手段发现的问题，要积极努力加以整改。在未来三年内，国有企业都将按照上市公司要求加以规范。同时，鉴于条例原则性和过渡性的特点。国资委下一步将细化条例，制定有关规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代表职责的具体办法。如重要子企业监管办法、重大资产处置监管办法、产权管理办法、授权经营管理办法等；建立健全企业负责人选任、考核和奖惩的具体程序和措施，完善企业负责人管理工作的具体规则；制定严格科学的国有资产经营责任制度；完善企业重大事项管理机制。如企业投融资规划管理办法、企业发展战略和规划管理办法等形成有效的国有企业监督约束机制，拟订所出资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有关规定。
四、一个值得注意的间接影响
《条例》第22条除了对董事独立性构成直接的影响外，还有一个间接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这种间接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条例》的示范性和约束性。即一些国有的集团公司或者授权管理国有资产的集团公司依据或参照《条例》的内容制定类似于《条例》的公司规章、办法，如制定《某某集团公司股权（或资产）管理办法》，从而加强对自己推荐并当选的参股或控股公司董事，特别是对上市公司董事控制，从而损害公司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影响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建立。
五、结束语
《条例》的颁布施行，无疑会对与国有资产有关的公司产生深刻影响，虽然更多的是正面影响，但探讨和发现负面影响的意义更重大和必要，因为对负面影响的及时认知和化解会让我们避免风险和财产的损失。
公司条例规定篇3
鉴于《条例》对国有控股或参股的上市公司产生巨大的影响，故本文将以这类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为视角谈一些看法。
一、董事该向谁负责？
《条例》第22条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有权依照公司法的规定派出董事，参加国有控股、国有参股公司的董事会；国有控股、国有参股公司的董事会决定公司的分立、合并、破产、解散、增减资本、发行公司债券、任免企业负责人等重大事项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的董事，必须按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指示发表意见、行使表决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的董事，还有义务将其履行职责的有关情况及时向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报告。上述规定是否符合《公司法》，值得商榷：
1.董事作为公司的受托人和人，应对公司负责，而不能对个别股东负责。
根据《公司法》，公司董事是由股东会选举产生，但他们并不对股东大会或选举他们的股东承担义务。选举他们担任董事，可能是某些股东的意志，但这些股东的意志最终体现为股东大会的决议，即公司意志。因此，在对公司资本和财产进行管理和运用方面，董事（会）是公司机关；在代表公司和第三人进行交易方面，董事则是公司的人；在为公司提供服务并领取报酬方面，董事则是作为公司雇员存在。所有这些关系都要求董事必须忠诚、谨慎地为公司（而非单个股东）的利益负责。
按照《条例》第22条的规定，势必意味着董事须向“派出”他的股东负责，并根据“派出”他的股东利益为标准进行表决。
如果允许股东大会选举出的董事根据个别股东，特别是推荐他的股东或控股股东的利益进行决策，其他股东的利益显然就无法得到保障。
2.董事根据个别股东的利益表决并报告，违反了股东平等的原则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股东平等原则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在我国法律中有明确规定，如《公司法》第4条、第130条以及《证券法》第3条。《条例》规定国有股东“派出”的董事必须向国有股东汇报履行职务的情况，无疑违反了这些规定，对其他股东极不公平。同时，这也使这类董事陷于不利境地，可能因泄露公司秘密或导致内幕交易而违反法定义务。
3.董事根据个别股东的利益表决并报告，违反了最基本的公司治理理念，损害了公司的独立人格，并与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于2002年联合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形成冲突。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对控股股东、董事的行为准则作了系统的规定，要求控股股东对公司和其他股东承担诚信义务，不得直接或间接干预公司的决策，董事应根据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忠实、诚信、勤勉地履行职责。然而，在国有股东作为上市公司控股或参股股东的情况下，《条例》要求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派”到上市公司的董事按照自己的指示发表意见、行使表决权，这无疑是强化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直接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构成了威胁。
鉴于条例是行政法规，而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相当于部门规章，效力等级低于条例，这不仅会给上市公司及相关董事带来如何适用及执行的困惑，也必将对证券监管机关致力于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准则的努力形成持续的挑战。
二、法律法规不协调时，上市公司该听谁的？
《条例》共47条，但却存在若干与《公司法》、《证券法》等上位法律不尽一致或不协调的地方。
公司条例规定篇4
争论意见：
案件本身所要调查取证的均已齐备，但是在上报法制科以后，由于大家对于《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__年修订）》的内容的不同理解，却使案件的定性处理方面有了不同的见解，在多方面的论证后，形成了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该当事人的行为属于擅自设立分支机构行为，虽然《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已于20__年修订，在《条例》中没有明确规定擅设分支机构如何处理的情况下，既然没有明文证实《公司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已经废止，因此，仍可按照《公司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予以定性处罚；
第二种意见：该当事人的行为属于冒用有限责任公司的分公司名义。虽然不是以“分公司”的字样出现在经营活动中，但是其构成形式符合《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__年修订）》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即“分公司是指公司在其住所以外设立的从事经营活动的机构”。当事人设立未经登记擅自设立以其他字样出现的从事经营活动的机构，其机构性质仍是属于分公司性质。当事人未经依法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分公司，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分公司名义在异地从事经营性活动，按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__年修订）》第八十条的规定，予以定性处罚；
第三种意见：该当事人的行为属于擅自设立分支机构的行为，但是不适用《公司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处罚，因为《公司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是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制定补充性质的行政规章的，在《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相继修订后，由于其母法开始修订，在没有作相应调整之前，不适用《公司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条款来定性处罚。该当事人的擅设分支机构的行为应该属于违反登记事项的规定，建议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__年修订）》第七十三条规定予以处罚。
分析探讨：
对此案件个人认为，赞同第三种意见的定性处理。其原因是：
1、关于《公司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是否适用的问题，上面第三种意见里已经有所阐述，而且对于《规定》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的出处，在《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均无从考证，此条款实际上是国家局在执行《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实施过程中，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前款规定的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因为《公司法》第三条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企业法人”，而制定《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本意就是“为了确认公司的企业法人资格，——”，所以《规定》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是作为一种补充意见在规章中体现出来，而且在《规定》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的行政处罚的金额设置上，也是相对参照了《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中所指向的企业擅自设立分支机构的处罚金额。因此作为一种补充的规章规定，在其母法修订后，老的规章在没有得到新的修订意见以前，不能再予以适用。
2、“未经依法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分公司，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分公司名义在其登记住所以外的场所从事经营性活动，即构成冒用有限责任公司的分公司名义”，如果如此简单的认定认为不妥。对于《条例》第八十条的规定，个人认为应该是这样理解：此条款实际上是作为保护公司名称权的条款出现，所针对的是否存在冒用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名义及其分公司名义对合法拥有者造成侵害或者造成与其相关单位和个人市场上的误导欺诈行为。对于下列行为适用《条例》第八十条：（1）个人在未经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授权，擅自以该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名义从事经营性活动的；
（2）非公司性质的企业法人在住所外设立分支机构时，以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名义从事经营性活动的；
对于已经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如果他们未经登记擅自在住所以外设立的从事经营活动的机构，不管他们以什么形式的分支机构出现，都应该认定为是分公司，由于其分公司的行为在民事、行政关系中所承担的主体仍然是由已经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来承担，因此，认定其分公司冒用分公司名义不符合立法本意，而且从此次《公司法》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修订内容来看，对于未按照规定办理有关变更登记的行为，在实施经济处罚之前，要求执法单位给予当事人限期整改的机会。个人认为，对于已经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擅设分公司的行为应该作为未依法办理有关变更登记事项的违法行为来定性处理，先责令当事人限期整改为妥。
对于此案的最终结论，目前仍然没有，分局法制科已就此类案件的定性处理向市局请示，但是作为案件本身的处置方面，我个人认为在今后的管理中应该注意：
公司条例规定篇5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其它法律、法规规定，出资人遵循自愿和协商一致原则，共同出资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餐饮公司。
第二章公司基本情况
第二条：加盟店中文名称：麦田咖啡（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中文地址：珠海市港三路308号华达花园a栋二楼
电????话：8124868?8124235
邮政?编码：
第三条：本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
第四条：公司经营范围：西餐、中式快餐、冷热饮料制售。
第五条：公司经营期限为??年，自公司批准登记之日起计算。
????????
第三章?投资资本及出资人
第六条：公司投资资本为?????万元人民币，出资人出资额和所占注册资本比例的基本情况为：
甲方：麦田咖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地：珠海市港三路308号华达花园a栋二楼，占注册资本比例???????%；
出资额：??????????????，占注册资本比例????????%；
乙方：????????????????，法定代表人：?????????
住所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出资额：??????????????，占注册资本比例????????%；
丙方：????????????????，法定代表人：?????????
住所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出资额：??????????????，占注册资本比例????????%；
丁方：????????????????，法定代表人：?????????
住所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出资额：??????????????，占注册资本比例????????%；
第四章?出资人权利和义务
第七条：出资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出席股东会，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二）、选举和被选举为董事、监事；
（三）、可查阅股东会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
（四）、按出资比例分取红利；
（五）、按出比例分取公司清算后为出资人可分配的资产；
（六）、按章程规定转让出资；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权利。
第八条出资人的义务
（一）、承认并遵守公司章程；
（二）、按时足额缴纳认缴的出资额；
（三）公司依法成立后不得抽回资额；
（四）、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五）、保守公司内部经营方式及营运机密；
（六）、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
第五章资金到位及核算约定
??第九条：（一）第一期资金到位：甲乙双方于《投资预算》制订后3日内按投资比例缴交该预算之总投资50%金额汇至麦田咖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指定账户。
（二）、第二期资金到位：
甲乙双方第一次次资金到位后25日内或双方协定本店之营运日前20日，按投资比例该投资预算之总投资50%金额汇入麦田咖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指定账户。
第十条：本店营运前所有未列于《投资预算》之追加投资款项，将列入本店投资总资本额，该金额于正常营运前7日内依投资比例补足缴交至甲方指定账户。
公司条例规定篇6
一、修订《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指导思想
这次《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修改，是以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思想，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认真总结多年来公司登记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本着放宽市场准入条件，严格市场退出，维护社会交易安全，使公司登记工作更加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来进行的。在修改工作中，紧紧围绕《公司法》修订的相关制度和内容，认真领会《公司法》修订的先进立法思想，遵循《行政许可法》确定的程序和要求，努力解决“放宽准入”和“严格管理”、“加强监督管理”和“做好社会服务”等登记管理工作实际问题。
二、修订《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立法思路
（一）体现了“鼓励投资，鼓励创业，促进发展”的思想。这是公司设立制度在指导思想上的重大修正。“公司”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它将志趣相同但是能力各异的个体集中起来，通过公司的内部制度（章程）来实现个体间的分工与协作，完成单独个体难以完成的工作，进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快速发展。因此，只有当“公司”这个工具更容易被个体所利用时，个体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繁荣。因此，在这次修改过程中，具体表现为：降低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放宽公司出资方式，允许分期缴付注册资本，放开对设立一人有限公司的限制等。
（二）更好地落实公司自治理念。《公司法》是以司法为基础的法律规范，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保护和促进各种形式的投资，以推动经济发展的一种法律制度。从立法层面上看，公司法律制度要解决的两大问题之一，是公司设立和智力结构问题，它强调要落实私法的自治原则。我国1993年制定的《公司法》，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级阶段制定的，带有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干预色彩，对一些本应反映股东和公司意愿的自治，可以由公司自行决定的问题，作了强制性的决定。比如：硬性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由国务院授权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审批等。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国家经济结构、企业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事变则法移，因此，这次修改过程中，更好的落实了公司自治理念。
（三）更好地维护公平交易秩序。公司法律制度要解决的两大问题之二，是维护国家市场经济秩序。在这方面，具体表现为：建立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完善公司解散、清算制度；增加验资、评估中介机构的民事法律责任。关于公司经营范围的登记管理，在修改中既要落实公司自治原则，又要保持国家对市场经济的适度干预。对于公司经营非国家限制的项目和行业，公司的经营范围由公司章程规定，但是还需要进行公司登记。对于超范围经营非国家限制经营的项目和行业的行为，按照应该办理变更登记而没有办理变更登记处理。对于变更经营范围涉及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需要经过批准的项目而未取得批准，擅自从事相关经营活动，情节严重的，按照《条例》第73条规定，吊销营业执照。
三、《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
从登记管理的角度看，《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一）根据《公司法》修改的内容。《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相应增加了公司登记事项，并对股东出资方式、公司交易范围和公司类型等内容予以补充、完善，同时，相应修改了公司增资、减资的规定。比如：
第十四条是新增内容，主要是根据新《公司法》的规定，予以补充、完善。新《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即“股东的出资方式应当符合《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同时规定“股东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
第十五条是新增内容，是对经营范围作为登记事项的补充规定。修改的主要内容：一是根据新《公司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相应做出规定，经营范围由公司章程规定，并依法登记。国家工商总局制定的《企业经验范围登记管理规定》，将企业的经营范围分为许可经营项目和一般经营项目。许可经营项目是指企业在申请登记前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报经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一般经营项目是指不需要批准，企业依法自主申请的项目。二是公司的经营范围用于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一方面公司章程记载或者申请登记要参照，另一方面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经营范围也要参照。
第十六条属于新增内容，是对公司类型作为登记事项的补充规定。修改的主要内容：一是依据新《公司法》的调整范围，只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类型，不包括无限公司和两合公司，也不包括原来根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登记的企业名称中含有“公司”字样的企业法人。二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公司登记中注明自然人独资或者法人独资，并在公司营业执照中载明。
（二）根据《行政许可法》修改的内容。《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修改了公司登记程序，增加了公司登记申请、受理、审查、决定等内容，并从便民的角度出发，规定国家工商总局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编制企业登记前置性政许可并公布。此外，根据行政审批清理的结果，《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删去了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登记机关印章的规定以及企业年度检验确认公司继续经营资格的规定。比如：
第三条修改主要是根据《行政许可法》有关市场主体资格许可的表述，将“依法核准登记”修改为“依法登记”。核准与登记有着不同的含义，核准是行政机关对某些事项是否达到特定技术标准、经济技术规范的判断、确定，主要适用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的设计、建造、安装和使用，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特定产品、物品的检验、检疫。登记是由行政机关确立个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特定主体资格。
第六条第三款，由原来的“依照法律、国务院决定的规定，应当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登记的公司”，根据《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表述，修改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的规定，应当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登记的公司”。如：《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规定：期货经纪公司在国家工商局登记注册。
第十七条是对申请公司名称预先核准的规定。根据《行政许可法》关于设定企业登记前置性行政许可的规定，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有权设定企业登记前置性行政许可，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以及所有的规范性文件均无权设定。在原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国务院决定”，同时强调在“登记前”报经批准。这一规定解决了有关部门核发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记载的公司名称与营业执照记载的公司名称不一致问题。
（三）总结工商机关多年登记实践经验修改的内容。《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赋予地区工商局、直辖市的工商分局和设区的市工商局的区分局公司登记权，并对国家工商局、省级工商局和地区、市、县工商局、直辖市的工商局的区分局和设区的市工商局的区分局的登记管辖范围作了进一步明确。其中规定，自然人投资设立公司的登记管辖由省级工商局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由设区的市（地区）以上的工商局登记。比如：
公司条例规定篇7
“无法”的时代
在整个19世纪后半叶，中国虽已出现上百家类似公司的企业，但当时既没有近代的民商法，更没有专门的公司法。
当时的中国在法律上仍然沿用清初订立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大清律例》。清律以明律为蓝本，自清初订立后一直改动不大。以后，为解决律文的稳定性与现实生活变异性的矛盾，不得不靠增加解释性的“条例”来解决。虽然所增之“例”也有不少是专门针对社会经济问题的，但是却始终未有对社会经济组织的法律界定。对于新兴的“洋务”以及近代企业出现的新问题，清政府只是就事论事地通过约章、奏咨、章程等来表达官方的意志，并由此而实行管辖。因此，在近代之初的半个世纪中，中国的公司企业实际上处于一种“无法”可依的环境之中。
当时中国公司的设立以及营业采用的主要是向地方衙门和中央朝廷申请呈报，然后由朝廷及地方衙门批准，允其设立、营业的办法。当时几乎所有的商办或者官督商办的股份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等，都莫不如是。至于朝廷要员在受理呈请时，到底以什么为根据进行审查、核准，似乎并没有成文的依据或者是统一的说法。公司设立呈文能否允准、怎样允准，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审理者对呈文企业的印象、好恶、利害关系，或者说是个人意愿。而在中国境内的外国公司，大多将香港作为公司注册的首选地，虽然在中国境内营业，却不受中国政府管辖。
由于没有公司法，这些具有公司形式的企业实际并不真正具有法人地位。这种无法可依的境况使得公司的出资人总有一种不可名状的不安全感。著名实业巨子张謇认为：“无公司法，则无以集厚资，而巨业为之不举。”随着近代企业的发展和数量的增多，有公司而无公司法可依的状况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
清末首部《公司律》
近代中国第一部公司法是清政府商部在1904年1月21日（光绪廿九年十二月五日）奏准颁行的《钦定大清商律·公司律》。同时颁行的还有近代中国首部《商人通例》，随后不久又颁布了与《公司律》相配套的《公司注册试办章程》等。
当时，中国工商界已经普遍有“商法、公司律一日不定，则商人一日无所适从”的强烈要求，而处于新革中的清政府也已经多少意识到制订公司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02年，清王朝颁布修律上谕，遣派沈家本、伍廷芳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各项律例。翌年4月又颁布上谕：“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急应加意讲求，着派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先订商律，作为则例。”由于时间仓促，原来打算修订包括商人通例、公司律、海商律、保险律、破产律等在内的完整《商律》的计划，最后改变为先行修订、颁行《商人通例》和《公司律》。从领旨着手修律到最后成文上呈御览，《公司律》前后所用时间不足9个月。
《钦定大清商律·公司律》参照了当时世界上属于大陆法系的有关国家的相关法律，共分11节、131条，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公司”作了法律界定：“凡凑集资本共营贸易者，名为公司”，并且规定了公司的四种类型，即合资公司、合资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合资公司“系二人或二人以上集资经营，公取一声号者”；合资有限公司“系二人或二人以上集资经营，声明以所收资本为限者”；股份公司“系七人或七人以上创办集资营业者”；股份有限公司“系七人或七人以上创办集资营业，声明资本若干，以此为限者”。其中合资公司、股份公司为无限责任性质，合资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性质。
在公司的类型确定上，《公司律》最大的贡献是首次从法律的形式上确定了“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组织形式，并且在法律上确定了“有限责任”的法律地位。在这以前，虽然社会上也已经存在股份公司，但是由于没有公司法，实际上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有限责任”。
《公司律》的另一大贡献是针对《公司律》颁行之前社会上官办、商办企业往往不甚平等的状况，规定：“附股人不论官职大小，或署己名，或以官阶署名，与无职之附股人均只为股东，一律看待，其应得余利暨议决之权以及各项利益，与股东一体均沾，无稍立异。”相比于以前的官督商办，《公司律》这一股权面前人人平等的规定，无疑是近代中国公司制度建设中的一大进步。
此外，《公司律》颁行以后公司设立开始有了法律依据和法定程序。根据《公司注册章程》的规定，“凡公司设立之后，业经举行商会者，须先将注册之呈，由商会总董事盖用图记，呈寄到部，以凭核办”。
《公司律》颁行之后，全国各地很快就掀起了创办公司的热潮。如江西景德镇瓷器公司，在《公司律》颁行之前由于投资商人担心官商合办，无据可依，导致公司筹议多年也未能正式成立。《公司律》颁行之后，投资商人即呈请商部，按照《公司律》改归商办，公司很快就顺利注册开办。而一些在《公司律》颁行之前已经创设的公司也纷纷依律而重新登记，如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创设于1897年，《公司律》颁行之后，又在1906年重新进行了公司的注册登记。
虽然《公司律》使公司组织第一次在中国的大地上取得了合法的法律地位，但由于近代早期中国企业本身发展的微弱，制定和颁行《公司律》的国家政权又是一个传统的没落政权，使得《公司律》在具体内容上不可避免受到影响，同时《公司律》的制定、颁行事出仓促，也使得其中一些基本而又重要的法理或者明显遗漏或者模糊不清。较明显的如《公司律》虽然定义了公司，也规定了公司的不同类型，但是却没有规定对于公司来说最重要的法人地位。
清政府似乎也已经意识到《公司律》的缺陷。因此，在《公司律》颁行后，农工商部又组织了全国范围内的商情、商事习惯调查，准备在调查的基础上，对《公司律》进行全面修订。但是，正当《公司律》修订接近尾声，并即将付诸资政院通过时，辛亥革命的爆发宣告了清王朝的覆亡。
北洋政府的《公司条例》
民国肇始，北洋政府成立，清代法律凡是不与共和国体相抵触的都被视为有效而继续得以沿用。《公司律》被认定为继续有效而仍可援用，直到1914年1月13日，北洋政府农商部颁行了近代中国的第二部公司法——《公司条例》。
《公司条例》虽然颁行于1914年，但其文本修订早在清廷前已经进行。自从1904年《公司律》颁行之后，清政府商部为了制定更为完整的商律，即开始组织专门人员到各地听取工商业各方面的意见，并对已颁行的《公司律》作了大量的增订。《公司条例》只是整理、照搬了晚清政府的修订稿，而且在它以大总统令的形式颁行之前，也没有经过法定的立法程序，因此从立法的角度而言，只能被称作《公司条例》，而不能冠之为《公司法》。
客观而论，在《公司律》的修订过程中，清政府曾经组织了规模宏大的民商事习惯调查，因此《公司条例》体现的一个修法理念是如何使从西方引进的包括公司法在内的民商法更适合中国传统的民商事习惯。1914年的《公司条例》共有6章、251条，其内容和篇幅较之10年前的《公司律》均有较大的变动和增加。
首先，《公司条例》对公司法人地位作了明确规定，“凡公司均认为法人”。这不仅对于公司法本身内容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公司法人地位的确立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次，《公司条例》对公司类型和名称的界定也有了较大的变动。《公司条例》规定公司类型分别为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股份两合公司，并且将每一类型公司都列成单独的专章，明确地注明了它们的无限或者有限性质。以各类型公司在《公司条例》中所占条款的比重来看，股份有限公司无疑占有绝对的优势，《公司条例》中第四章股份有限公司的条款多达132条，几乎占到全部《公司条例》6章、251条的一半以上。这说明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近代公司制度的基本组织形式和发展方向已经在公司法中得到了根本的确认。
再次，从《公司条例》起，近代中国的公司法开始出现了关于“官利”内容的条款。“公司开业之准备，如须自设立注册后，二年以上始得完竣，经官厅许可者，公司得以章程订明，开业前分派利息于股东”，“前项利息之定率，不得超过长年六厘”。“官利”是近代中国公司资本筹集中一个甚具中国特色的问题，《公司条例》将此写进公司法，使官利制度具备了可靠的法律依据，为“官利”的存在和延续起到了一种法律上的保证作用。在此之后的两部公司法也都保留了这一内容，更使得官利制度成为近代中国制度演进中绵绵相沿极具特色的内容。
《公司条例》的颁行，对于推动公司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有研究表明，在《公司条例》颁行后的1915年，全国各类公司的投资总额已经从前一年的9052万银元增加到了16149万银元，到1920年则进一步增加到25279万银元。正如《中华实业界》杂志所描述的：“民国政府厉行保护奖励之策，公布商业注册条例、公司注册条例，凡公司、商店、工厂之注册者，均妥为保护，许各专利。一时工商界踊跃欢快，咸谓振兴实业在此一举，不几年而大公司大工厂接踵而起。”
不过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公司组织中，作为现代公司发展重要标志之一的公司的公众化程度还较低，这集中地体现在即使是当时一些较有影响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往往也还是集中在相互有关联的少数人手中。马寅初在1927年的一次演讲中称，即如“商务印书馆、兴业银行等，虽系股份公司，而其股票尚未分散于多数人之手。其余著名公司、银行之股份，多分配与其亲戚朋友，并不流布于各处普通不相视之人，在市上及交易所中，均无从购买，与合伙之组织虽不相同而其股票之流行，食物稍异，仍未少数人所创办。”
同时，由于社会环境的局限，以及现资理念的形成尚需要一个较长期的过程，在不少人的眼里，创办公司仍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对于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企业来说，自称自己是有限公司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是真正按《公司条例》规定，向政府登记注册却还尚未成为时尚。
南京国民政府的《公司法》
近代中国的第三部公司法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于1929年12月26日颁布，1931年7月1日起施行的《公司法》。
1914年《公司条例》颁行之后，逐渐暴露出一些与现实生活中的公司制度不相适应的状况。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经济界、学术界要求修正《公司条例》的呼声日益增高。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纷纷在报刊上撰文，提出各种修正意见。鉴于此，南京政府立法院以1914年的《公司条例》为蓝本制订了《公司法》，分通则、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和罚则6章，计233条。与《公司条例》相比，《公司法》又有不少的修改和充实。
首先，1929年《公司法》更突出了公司的营利性质。在原《公司条例》中，公司被界定为“谓以商行为为业而设立之团体”，而所谓的商行为在《商人通则》中被具体规定为17种。这也是说，凡在这17种商行为外，即使以营利为目的的社团也不能登记为公司。但在1929年《公司法》中，公司的定义被修正为“谓以营利为目的而设立之团体”。这也就是说，社团法人只要以营利为目的，不论其是否有《商人通则》规定的商行为，都可以注册为公司。
其次，1929年《公司法》增加了有关公司法人持股的内容。“公司不得为他公司之无限责任股东。如为他公司之有限责任股东时，其所有股份总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实收股本总数四分之一。”这就是说，作为法人的公司，可以成为其他公司的有限责任股东，但是所占股份不得超过本公司实收股本的1/4。这是在公司法中首次引进了西方公司制度中的参与制，它一方面为民间私营公司之间的互相参股、控股，公司间的兼并、收购，以及公司的集团化成长提供了法律依据，另一方面也为国有公司以及其它一些有官方背景的公司向其它公司的渗透和扩张创造了条件。
可以看出，1929年《公司法》的修正主要集中在有关股份有限公司方面，它们反映出股份有限公司正在成为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主流形式，其法定地位和法定内容正处在一个逐渐完善的发展过程之中。同时，通过公司法有关条款的完善和细化，国家对于公司组织的监管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虽然在《公司法》正式颁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社会上新注册的公司数量似乎并没有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但1929年《公司法》的修订、颁行为近代中国公司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完善，可依、可据的法律环境，其地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抗战胜利后的《公司法》
近代中国的最后一部公司法是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4月颁行的《公司法》。与1929年的《公司法》相比，1946年的新《公司法》无论是在篇幅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了很大的充实和变化。
1946年《公司法》分定义、通则、无限公司、两合公司、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外国公司、公司之登记及认许和附则10章、361条，是近代中国篇幅最大、内容最全，同时也是最后的一部公司法。1946年的新《公司法》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对各类公司的定义更为精到、周全。如定义无限公司为两人以上，对公司债务负连带无限清偿责任的公司；两合公司为一人以上的无限责任股东，与一人以上的有限责任股东所组织，无限责任股东对公司债务负无限清偿责任，有限责任股东就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负其责任的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为五人以上的股东组织，全部资本分为股份，股东就其所认股份对公司负其责任的公司。
其次，对公司作为法人持股的限制更为宽松。1929年《公司法》已有关于法人持股的内容，1946年的《公司法》将法人持股的比例提高到“其所有投资总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实收股本1/2”，而且“投资龄生产事业或以投资为专业者不在此限”。这一规定不仅进一步为那些有实力的民营公司相互参股、控股，实行公司的集团化成长提供了法律依据，而且更为国有大公司向民营公司的渗透提供了法律上的便利，标志着公司制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再次，新增了“有限公司”这一新的公司类型。抗战胜利以后，中国公司制度正处于一个是趋向以民间公司为发展主流，还是以国有大公司为发展主流的重要历史时刻，公司法在这方面具有重要的规范和导向作用。虽然，新公司法并没有直接扶助和发展国有大公司的内容，但是有“两人以上即可以发起组织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负有限责任的有限公司”的规定。在当时的情况下，这被普遍认为是十分有利于国有大公司的发展、以及官僚权贵私有公司的膨胀。其原因在于，这样的规定，既可以满足国有企业注册为具有法人地位、负有限责任的公司组织，同时又可以因为公司股东人数的限制而避免成为公众性的公司。
最后，在近代中国的《公司法》中首次增设了有关外国公司的条款。中国境内的外国公司自五口通商以来，一直注册于中国境外。其在中国境内的营业活动历来受到之外法权的庇护，遭到舆论的诘难。1943年，国民政府开始酝酿在《公司法》中增设外国公司一章。在最初的修订草案中，对外国公司规定为应在本国“设立登记并实际营业”，然而，该草案遭到了美国商人和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同时，正如当时一些经济学家所指出的，该条款的实施有碍政府上层官僚业务的实际利益。最后，迫于外国列强的压力以及政府自身利害关系的考虑，《公司法》中外国公司被界定为“依照外国法律或经外国政府特许组织登记，并经中国政府认许，在中国境内营业之公司”。原来在中国境内营业的外商公司仍然得以继续注册为外国公司。它们在注册国因为没有营业而不必向政府纳税，在中国又因为仅仅是分公司，也只需按分公司纳税，公司股东所得则完全可以逃避纳税，这不能不说在将“外国公司”写进《公司法》，力图使《公司法》内容更加完备的同时的一个苦涩失败。
1946年的新《公司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利益以及国际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新潮流。相比于以前的三部公司法，1946年的《公司法》无论是界定的范围、还是内容的完整都有了明显的进展。同时，在1946年《公司法》颁行之前，中国有关公司的法律、法令，除了1929年《公司法》之外，还有《公司法施行法》、《公司登记规则》以及《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等等。1946年的新《公司法》将有关公司的各种法规、法令，增删整理，归纳合并为一，也不失为一个显著的进步。
公司条例规定篇8
第二条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依法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
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依法登记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
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募集设立方式设立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依法登记的实收股本总额。
第三条公司的实收资本是全体股东或者发起人实际交付并经公司登记机关依法登记的出资额或者股本总额。
第四条公司登记机关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登记公司的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对符合规定的，予以登记；对不符合规定的，不予登记。
第五条公司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数额、股东或者发起人的出资时间及出资方式，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
第六条公司设立时股东或者发起人的首次出资、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必须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验资证明。
第七条作为股东或者发起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由具有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作价后，由验资机构进行验资。
第八条股东或者发起人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
股东或者发起人以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以外的其他财产出资的，应当符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有关规定。
股东或者发起人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
第九条股东或者发起人必须以自己的名义出资。
第十条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三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十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五百万元。法律、行政法规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有较高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司全体股东或者发起人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三十。
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认购的股份不得少于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
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全体发起人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其余部分由发起人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
第十二条股东或者发起人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或者所认购的股份。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
公司设立登记时，股东或者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是非货币财产的，应当提交已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的证明文件。
公司成立后，股东或者发起人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时间缴纳出资，属于非货币财产的，应当在依法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后，申请办理公司实收资本的变更登记。
第十三条设立公司的验资证明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公司名称；
(二)公司类型；
(三)股东或者发起人的名称或者姓名；
(四)公司注册资本额、股东或者发起人的认缴或者认购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以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应当载明发起人认购的股份和该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五)公司实收资本额、实收资本占注册资本的比例、股东或者发起人实际缴纳出资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以货币出资的说明股东或者发起人出资时间、出资额、公司的开户银行、户名及账号；以非货币出资的须说明其评估情况和评估结果，以及非货币出资权属转移情况；
(六)全部货币出资所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七)其他事项。
第十四条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缴新增资本的出资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认购新股，应当分别依照《公司法》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缴纳出资和缴纳股款的有关规定执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公开发行新股方式或者上市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新股方式增加注册资本的，还应当提交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核准文件。
第十五条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应当符合《公司法》规定的程序，减少后的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数额应当达到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并经验资机构验资。
公司全体股东或者发起人足额缴纳出资和缴纳股款后，公司申请减少注册资本，应当同时办理减少实收资本变更登记。
第十六条有限责任公司依据《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收购其股东的股权的，应当依法申请减少注册资本及相应的实收资本的变更登记。
第十七条非公司企业按《公司法》改制为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折合的实收股本总额不得高于公司净资产额。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为增加资本公开发行股份时，应当依法办理。
原非公司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净资产应当由具有评估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作价，并由验资机构进行验资。
第十八条公司注册资本、股东出资数额或者发起人的认购额、出资或者认购的时间及方式由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数额、股东出资数额或者发起人的认购额、出资或者认购的时间及方式发生变化，应当修改公司章程并向公司登记机关依法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第十九条变更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的验资证明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公司名称；
(二)公司类型；
(三)变更前后股东或者发起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出资额和出资方式、出资时间。
(四)变更前后的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数额；
(五)增加注册资本的实际缴纳情况。以货币出资的，应当说明股东或者发起人的出资额、出资时间、开户银行、入资户名及账号；以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及其他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的，应当说明股东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的情况、评估情况；以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的，应当说明转增数额、公司实施转增的基准日期、财务报表的调整情况、留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五、转增前后财务报表相关科目的实际情况、转增后股东的出资额；
(六)减少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的，应当说明公司履行《公司法》规定程序情况和股东或者发起人对公司债务清偿或者债务担保情况。
第二十条公司成立后，股东或者发起人作为出资的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及其他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规定数额的，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或者发起人补交其差额。原出资中的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及其他非货币财产应当重新进行评估作价。公司实收资本应当进行重新验证并由验资机构出具验资证明。
第二十一条公司成立后，公司登记机关发现公司涉嫌实收资本不实的，可以要求公司到指定的验资机构进行验证，并要求其在规定期限内提交验资证明。
第二十二条虚报注册资本，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依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八条予以处罚。
第二十三条公司的股东或者发起人虚假出资，未交付或者未按期交付作为出资的货币或者非货币财产的，由公司登记机关依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七十条予以处罚。公司的股东或者发起人拒不改正的，公司登记机关责令公司限期办理注册资本、出资期限变更登记，逾期不办理的，按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七十三条处罚。公司成立两年后，其中，投资公司成立五年后，公司股东或者发起人仍未交付或者未足额交付出资，且公司未办理变更登记的，按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八条处罚。
第二十四条股东或者发起人在公司成立后抽逃其出资的，由公司登记机关依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七十一条予以处罚。
第二十五条公司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发生变动，公司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依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七十三条予以处罚。
第二十六条验资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公司登记机关应当依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七十九条予以处罚。
第二十七条撤销变更登记涉及公司注册资本及股东或者发起人出资额和出资方式变动的，恢复公司该次登记前的登记状态。
公司条例规定篇9
一、财务会计报告制度
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制度安排包括财务会计报告的编制人、财务会计报告的编制时间、财务会计报告的构成、财务会计报告质量的审查验证与认可、财务会计报告的公示等。
1.财务会计报告的编制人。我国《公司法》第175条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属公司业务范围，因此财务会计报告应由公司董事会负责编制。修订后的《公司法》时应规定由公司董事会负责编制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并对财务会计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2.财务会计报告的编制时间。《公司法》第156条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在每个会计年度内半年公布一次财务会计报告。这说明公司既要对外提供中期财务会计报告，也要对外提供年度财务会计报告。中期财务会计报告的编制期限为上半年结束之日起2个月；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应当在股东大会会前20日编制完毕，在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4个月内公示。
3.财务会计报告的构成。《公司法》第175条规定，财务会计报告应当包括下列财务会计报表及附属明细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财务情况说明书、利润分配表。《会计法》第20条规定，财务会计报告由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组成。将两者进行比较可以发现：①《会计法》将财务情况说明书单独作为财务会计报告的一个独立组成部分；《公司法》将财务情况说明书作为会计报表附注的一部分。②《会计法》明确会计报表附注是财务会计报告的一个独立组成部分；《公司法》不仅没有明确提出会计报表附注，而且将财务情况说明书作为会计报表附注的一部分。③会计报表名称表述不一致，依据《会计法》制定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将反映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变动的报表称为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公司法》则将其称为损益表和财务状况变动表。因此，修订《公司法》时应注重财务会计报告的构成与《会计法》、《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的协调一致。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第6条规定，会计报表应当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相关附表。《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第12条对相关附表的解释是，相关附表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补充报表，主要包括利润分配表以及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规定的其他附表。补充报表指按不同基础编制的提供附加信息或其他信息的表格，如分部报表、增值表、物价变动信息表等，它不属于附注，而属于其他财务报告的内容。因此，《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第12条的规定实质上是把附表与补充报表混淆了。
4.财务会计报告质量的审查验证与认可。修订后的《公司法》应明确规定：①公司治理结构层应设置内部审计制度，明确内部审计的职责与权限。内部审计对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审查验证应属于公司内部会计控制，属于公司的自我审查。②公司治理结构层设置监事会或审计委员会制度。在公司治理结构层究竟是设置监事会还是设置审计委员会的问题上，《公司法》须做出明确规定。无论设置监事会或设置审计委员会，都须明确规定监事或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任命、职权、义务与责任。③制定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大会认可制度。董事会编制的财务会计报告经监事会或审计委员会审查后，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和审查报告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认可。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应制定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对外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其财务会计报告须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公司法》应规定注册会计师由股东大会任命，为公司的常任审计员，有权随时检查公司财务和参加公司会议，并承担与其职权相应的责任。
5.财务会计报告的公示。修订后的《公司法》还应规定公司在公示财务会计报告时应同时公示监事会或审计委员会的审查报告，以及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二、公积金制度
公积金制度是国家干预经济组织的一种积极手段，有利于促进公司的生存和发展，维护债权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进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我国《公司法》第177条、178条、179条和180条对公积金进行了制度安排。总体来讲，这些制度安排存在不清晰、不严密和不准确的缺点，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1.关于法定盈余公积金的计提依据。《公司法》第177条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这里没有考虑公司需要弥补亏损的情况。若公司持续盈利无亏损，法定盈余公积金可按所得税税后净利润的一定比例计提；若公司当年出现亏损，下年度盈利，按《税法》以及会计制度相关规定，公司盈利应首先用于弥补亏损，补亏后应按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再按税后剩余利润的一定比例提取盈余公积。用税前利润弥补亏损只能持续五年，五年后须用所得税税后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条例规定篇10
关键词:登记机关/瑕疵公司登记/损害赔偿责任/国家赔偿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
瑕疵公司登记，是指登记当事人或登记辅助人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公司登记程序或条件进行的公司登记。在实践中，瑕疵公司登记一般情况下是由于登记申请人或登记辅助人的行为所致，但由于登记机关及其登记人员的原因导致瑕疵公司登记的情形也并非鲜见。
瑕疵公司登记在本质上表现为公司登记在法律上存在瑕疵，即公司登记的违法性。违法即应有法律责任。因此，导致瑕疵公司登记的责任者，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民事责任。登记机关及其登记人员也莫能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