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文献综述篇1
fisher提出健康问题之后，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至此，健康经济学开始作为正式的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和发展。在六十年代，人力资本理论被应用到健康经济学当中，数量计量工具被应用于健康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分析，一部分健康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医疗机构，健康政策方向的研究……健康经济学展开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证探索。七十年代至今健康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各个方面得到快速的丰富和充实。
fuchs根据96年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统计分析“定量”地总结出健康经济学具有双重学科性质：作为医疗政策健康保健研究的投入要素的经济学和作为研究健康行为医疗保健的经济学的。本文将依照此思路通过回顾文献分别介绍健康经济学在两方面研究的重大演进。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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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十七、高梦滔《美国健康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2.8
经济学文献综述篇2
关键词：制度；制度效率；文献综述
一、制度经济学主要观点与流派
（一）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论述。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将参与主体看作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经济利益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著，曾先令等编译，2006），已经超出了古典经济学对于“理性人”的假设，而将其看作是在一定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下的“人”。马克思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变化揭示了社会变革的基本规律，并认为“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上，都存在着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历史形式。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数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马克思著，曾先令等编译，2006）马克思所研究的“制度”本质是经济主体参与人之间所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以及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所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即上层建筑。
尽管“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印证了哈耶克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的观点，以至于马克思所论述的包含意识形态的理论受到了质疑，但是到新制度经济学时代，马克思的理论被认为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诺思将意识形态列入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并认为“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道格拉斯·c·诺斯，1991）
（二）以自发秩序理论为核心的旧制度经济学。如果说休谟提出的“稀缺性”到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给出了制度分析的起源，那么凡勃伦第一次将制度同经济学正式结合起来。凡勃伦以人的本能作为出发点，从本能-习惯-习俗-制度，认为制度是个人或群体普遍存在的思想习惯。制度变迁的原因在于人们一些思想习惯被自然淘汰，又由于个人对环境的强制适应过程，而出现环境随社会发展和制度变化而变化（凡勃伦著，蔡受百译，2007）。
康芒斯继承和发展了凡勃伦的制度分析。康芒斯将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做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他在综合了“从洛克到20世纪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之后，提出了“集体对个人交易关系的控制”是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康芒斯的研究从“稀缺性”出发，说明了稀缺性“不仅产生冲突，而且产生因为相互依存而建立秩序的集体行动”，因此制度就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康芒斯强调法律制度对经济制度所起的重要作用——通过法律保护所有权，并提出了法制优先于经济的观点。康芒斯在我国曾被认为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其代表作《制度经济学》也被认为是“为垄断资本主义辩护的错误思想”（康芒斯著，于树生译，1997）。但是，他对稀缺性和效率的分析，已经成为了分析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之一（james，1937），甚至对于反垄断法的建立影响颇深（atkinsandrobinson，1936）。
康芒斯的观点代表了强调“制度”自发性的制度学派。这一学派后经过knight、哈耶克等人的进一步分析和论证，引入了演化分析方法，“用理性人之间习俗（行为规范）的概念解释”（埃里克·弗鲁博顿等著，姜建强等译，2006）制度的自发演化，强调从习惯-习俗-惯例-制度的演化过程。
但是，以下两个原因导致了旧制度经济学逐渐走向衰落：一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大量使用数学工具，以至于其更能够说服大批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二是由于社会科学在1910～1940年期间的融合与转向，行动主义哲学和实证主义哲学取代了旧制度经济学所倡导的本能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hodgson，1998）
（三）以产权和交易成本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术语是由williamson（1975）提出的。新制度经济学一直致力于回答“为什么正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我们在构建经济模型的时候必须将制度视为内生变量”，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即制度对于经济运行的绩效是至关重要的。（埃里克·弗鲁博顿等著，姜建强等译，2006）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得·科斯可以算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性人物。其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第一次打开了企业这一长期以来未解的“黑匣子”，提出了交易成本理论。制度也因此被理解成为降低交易成本而存在的规章、规则、法律、政策等等。之后的交易成本理论被广泛应用，arrow（1969）将交易费用看作是经济制度必不可少的费用、williamson（1981）通过交易成本界定企业和市场边界等对促进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诺思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研究起始于交易成本理论，但是其分析方法同上述研究有所差异，以诺思为代表形成了制度经济学中研究经济历史和制度变迁的分支。这一分支认为，新的交易制度的形成和延边促进了近代西方世界的经济社会变迁过程。制度安排并不仅仅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有助于降低转型费用（northandwallis，1994）。
（四）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主要分歧。制度经济学若干理论之间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同。首先，研究方法上的差异。研究方法上，旧制度经济学则应用哲学、社会学等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新制度经济学大量地使用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这也就导致了新旧制度经济学在对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的批判方法上的不同：旧制度经济学以哲学、政治学等对边际、效用、利润等持反对态度，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运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以及更新的分析技术）来解释制度安排的运行和演化”（埃里克·弗鲁博顿等著，姜建强等译，2006）。从这两种研究方法也可以看出演化理性主义与建构理性主义的区别；其次，对于制度起源的认知。旧制度经济学强调习惯的累积和重复，认为制度是基于个体“自发”产生，是习惯的延续，是一种非正式规则。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起源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及其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即包括正式制度，如法律等，也包括非正式制度，如惯例等。
基于对制度起源的认知差异，引申出了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主要差异。旧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是自发演化的，“重组制度框架，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是一件成本高昂、耗时费力的事情”（埃里克·弗鲁博顿等著，姜建强等译，2006）。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即使需要支付高昂的交易费用，只要能够形成对产权的有效激励，那么制度也是可以“建构”的（north，）。正因为对于“建构”还是“演化”的争论，新旧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效率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尽管诺思被归于新制度经济学派，但是其思路已经逐渐融合了“建构”理性主义和“演化”理性主义的逻辑思路，认为“作为基础的非正式约束是有利于正式规则的变迁的”（诺思著，杭行译，2008）。
二、制度经济学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之路
20世纪九十年代初，制度经济学在我国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樊纲（1993）、孔泾源（1993、1994）、张军（1993）、林毅夫（1994）、杨瑞龙（1993、1994、1998）等对于制度经济学在我国的应用和发展做了开创性的研究。这些研究将中国经济改革看作“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方式”（杨瑞龙，1993），旨在明晰产权、降低交易成本，同时也指出这种方式的制度变迁所存在的弊端和障碍，并从制度变迁视角论证了市场化是我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张军，1993）。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杨瑞龙（1998）提出向市场化过渡的三个阶段：从“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逐步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并随着排他性产权的逐步确立，最终过渡到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一致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从而完成体制模式的转变。”基于当时的历史环境，这些研究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讨论，为我国后续经济改革之路提供了理论支持。
随着诺思等人的研究被引入国内，学界对于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国内学界除了从理论上将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杨友才，2010）之外，更多地考察了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关系。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渐进式改革无疑成为制度经济学研究最好的案例。林毅夫（2002）、张军（2004）、樊纲（2000、2004）、张五常（2004）、严冀等（2005）等都从正面评价了中国逐步迈向市场化的改革是成功的，也正因为政府放松对经济的管制，才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在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中国农村改革（林毅夫，1994；蔡昉，2008；温铁军，2008）与土地制度变迁（黄少安等，2005）、地方分权（周黎安，2004；姚洋，2008）、企业产业改革（张维迎，1995；钱颖一，1998；平新乔等，2003）等问题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这些问题本身既是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重要制度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体制机制上的障碍，同时由于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同主体的共同参与，导致了制度结果的偏离，以至于产生新的发展问题。因此，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既有助于解决我国的现有发展障碍，同时也有助于解决我国的长远发展问题。
汪丁丁是国内较早开始对制度进行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92年发表的论文，在分析制度及制度变迁的基础上，认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之间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并结合熊彼特的创
新理论，分析了制度创新的一般过程，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熊彼特的利润”——“为减少不确定性所作努力的报酬”。从制度创新角度看，这种利润的表现形式是“租”。在他看来，通过制度创新，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如果能够为社会带来好处的话，就能够有好的结果。
林毅夫（1994）则从制度不均衡的角度分析了新制度产生的原因。他的分析认为，制度选择集合改变、技术改变、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其他制度安排改变四个原因将导致制度不均衡，“制度不均衡将产生获利机会。为得到由获利机会带来的好处，新的制度安排将被创造出来。”“消除”制度不均衡，既可以通过诱致性创新，也可以通过强制性创新，并且只有在“统治者的预期收益高于他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费用”时，强制性创新才可能产生。因此，政治或制度企业家在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中起着重要作用。周振华（1998）认为，“制度创新是一个由政策层次、组织层次和操作层次的互动构架而成的过程”。各层次的参与主体——分别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等基层组织共同构成了制度创新的动力。马宏伟（2003）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划分，将制度创新划分为制度结构的创新和制度安排的创新。其中，“制度结构的创新是指一个社会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制度安排的创新是指某一具体的交易方式的变革”。
三、关于制度效率分析的主要观点
传统经济学对于效率的研究以帕累托最优为标准，认为当参与人都不改变自己的策略时，经济就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任何一方参与人改变策略，都会导致另一方受损。同时，帕累托最优也是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的状态。但是，传统经济学关于效率的分析的假设条件很快受到了制度经济学家的质疑。
科斯将交易成本理论引进效率评价，提出了科斯中性定理，认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产权清晰界定，资源配置就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现实社会中处处存在交易成本时，因此，这一定理也就需要被重新解释。张五常（2002）指出，“只有当一些约束条件被忽视或不予考虑时”，才会发生无效率。正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制度才显得重要。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利益和成本的分配是不同的。换句话说，帕累托最优的原则仅仅是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而忽视了其中利益分配的比例问题。朱富强（2010）批判了科斯中性定理，认为“资源配置并不是与产权的初始界定无关的，在一个交易成本为零并可以自由交易的社会中，初始产权界定给穷人将会产生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但是，以交易成本衡量制度效率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这一标准将制度效率等同于资源配置效率。弗鲁博顿和芮切特（姜建强译，2006）曾指出，基于产权与交易成本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提供一个类似于新古典理论中那样“界定清晰”的效率标准。
布罗姆利（陈郁等译，2006）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校正”了对于制度效率的定义。他的《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一书中，不仅指出“判断资源的每一种配置是否有效率取决于经济深层的制度结构——产品的所有权、经济主体的财富状况”，而且认为既存在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收入分配的制度交易，也存在那些能够重新分配经济优势以及重新配置经济机会的制度，它们都是有效率的，尽管在一些情况下，这些制度交易是不符合“帕累托效率”的。于是，效率——在一定制度安排下的效率——代表一定群体的效率等成为效率研究的重要内容。
诺思在其早期的研究中，曾通过建立实证模型，通过衡量交易成本的高低从而判断制度的效率，并认为交易成本是不断上升的，但是较高的交易费用并不代表制度效率低——那些具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系统的国家，尽管交易费用较高，但是对于保护产权和促进增长是具有高效率的。在后来的研究中，诺思（杭行译，2008）提出了制度效率的“适应性标准”，即微观个体同制度之间的适应程度，认为有效率的制度“内置了创造与实施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激励”。
诺思关于制度效率的分析也得到了国内一些学者的认同。例如，韦森（2001）把制度看作“规约机制”和“激励机制”，并据此将制度效率定义为“制度安排本身产生的激励所引致的经济增长”。在分析交易费用与制度效率的关系时，他认为尽管“法律规则的体系化、交往行为的规范化以及经济运行的制度化”需要较高的交易费用，但是这种社会对经济增长激励作用更加强大，而缺乏刚性制度对经济运行的激励会造成社会效率的损失（被称为制度效率的“抑损”或制度负效率）。但是，韦森对制度的分析还是延续了将制度作为自发秩序的分析方法，强调习俗、惯例及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国内还有一些学者借用新古典理论的成本-收益法，将制度看作一种产品，通过衡量制度成本和制度收益判断制度效率，并认为制度是否有效率就要看制度收益是否大于制度成本。如林毅夫（1994）的分析认为，在交易成本相同的情况下，能提供较多服务的制度更有效率，而在提供相同服务的情况下，交易成本较低的制度更有效率。但是，这种衡量标准存在很大的主观性，因为无论是制度收益还是制度成本很难通过定量的成本-收益法进行核算。也正如一些学者，如布罗姆利等人所批判的，效率的衡量本来就应该同一定的制度安排相联系。
朱富强认为，效率是“衡量特定目标之速度的指标（体系）”，效率比较首先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基准目标，一般而言，效率至少体现为三个层次：最大化个体效用的效率、最大化集体效用的效率以及最大化组织机构目标的效率。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帕累托效率不具有可比性。在批判了社会总福利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两种效率评价标准的基础上，作者认为应该将社会正义作为评价标准。
焦兵（2004）建立了一个关于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变迁的效率分析模型，从政府和微观个体对效率的偏好差异入手，分析了石油工业的制度变迁，并认为政府和微观个体偏好差异过大，会降低制度效率，而当微观个体的偏好占据主导地位时，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也将成为制度变迁的主要形式。
四、评论：现有文献的借鉴意义
（一）政府还是市场。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对于“建构”与“演化”的争论，间接的辩论着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旧制度经济学从习俗-惯例-制度的过程，强调经济社会的自发秩序，将政府干预看作是有害于“制度”演化的。但是，“政府无处不在、时刻在变的管制，都是影响经济绩效的最关键因素。……政治过程的决策严重地影响着经济的运行”（诺思，杭行译，2008）。
（二）效率与制度效率。对于效率的定义，经济学可以给予其若干种解释，从帕累托到社会正义、从成本最小到收益最大，都可以对其进行界定和描述。尽管制度经济学对以新古典理论为代表的效率理论进行了批判，并强调效率必须在一定制度框架下进行界定，但是“制度效率”以及“一定制度框架下的效率”两者之间有联系又有区别，再加上对于“制度”理解上存在的分歧，导致对于制度效率的判断存在分歧。
（三）中国的现实：“建构”还是“演化”。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为制度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案例，学者们普遍认同向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变迁过程对于中国的增长奇迹贡献巨大，也有研究通过计量分析判断了制度贡献率。但是在讨论中国制度变迁过程是“建构”的还是“演化”的问题时，大多数学者关注了中国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认为中国走向市场化道路依靠的是政府不断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并通过一系列相配套的改革，从而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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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文献综述篇3
论文摘要：对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中国而言，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贸易效应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和思考，本文将对相关文献按照总体和区际分类的角度的进行评述。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魏巍贤早在1997年发表于《统计研究》的《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与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密切相关，因此这意味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以促进出口增长为目标的汇率政策是长期有效的，改革以来的汇率贬值确实起到促进出口长期增长的作用；二是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尽人意，长期的出口增长过分依赖于汇率的贬值。临时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内也百弱f起出口总量的变化使之脱离它与有效汇率的均衡关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www.133229.com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如下：
根据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对外贸易通常有3个变量。第一是外国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对于外国商品的贸易条件，第三是货币比价即汇率大小。由此，为了度量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必须控制以上3个变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笔者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ni或gdp数据，此外由于我国不存在进出口价格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利用实际汇率进行替代。在构造实证模型时，笔者将波动率作为外生变量，在存在协整的情况下，相应采用var的扩展vec模型来估计估计短期内波动率对贸易波动的影响。其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
强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经济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一文．笔者通过对我国1990—2001年各种价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首先分别构建了出口方程以及进口方程，根据1990—2001年的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的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文献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两篇文献主要是基于实际汇率与进出口量的关系分析，而陈志昂2001年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则是分别考虑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泰米姆·贝佑米估计的贸易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以汇率和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负相关，但汇率弹性较低。
所以，结合以上文献总的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各省对外贸易的影响的不同结果符合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制造”和“世界加工厂”逐渐形成的事实，并且市场规模的出口效应大都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基本与经验判断一致。
经济学文献综述篇4
>>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一个文献综述财政支出与社会公平:一个文献综述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一个文献综述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一个文献综述从财政支出结构浅析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国际垂直专业化与工资收入差距：一个文献综述技术溢出理论与实证:一个文献综述比较优势与集聚：一个文献综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个文献综述经济增长与约束：一个文献综述创新、模仿与企业效率：一个文献综述中国财政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地方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陕西省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分析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一个文献综述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一个简要的文献综述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一个文献综述劳动收入、财富与资产选择：一个文献综述财政分权与环境质量：一个文献综述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
④摘自十报告.
⑤同注2.
⑥摘自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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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文献综述篇5
关键词：农业经济；综合评价；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0-0041-03
引言
黑龙江是我国农业经济大省，黑龙江省的农业发展是为全国农产品需求提供了有力的保障。2011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和商品量均为全国第一，其中粮食总产达到557.05亿公斤，商品量达到446.6亿公斤，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为30.5亿美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7590.7元。可以说，黑龙江省的农业发展水平在全国是属于前列的，但是黑龙江省内各地区的农业发展是否均取得了良好成果，黑龙江省的农业发展是否还存在问题，黑龙江省农业经济有没有进一步提供的可能。鉴于此，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模型，对黑龙江省各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对各地区农业发展状况给出科学的评估，希望为黑龙江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持。
一、评价模型原理
综合评价方法是人们考察分析事物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综合评价方法的科学化、现代化对促进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有着积极的意义。综合评价方法有很多种。一些新兴的学科方法如模糊综合评价、人工神经网络综合评价、灰色系统综合评价等等；还有一些管理科学类方法如数据包络分析、层次分析法等等；还有就是统计学方法如聚类分析、因子分析等等。每种方法都有其科学性和实用性，在对不同事物进行综合评价时，我们应当选取适当的方法，根据多数学者的研究，在对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多指标综合评价时，因子分析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因子分析是通过研究多个变量间相关系数矩阵的内部之间关系，找出能综合所有变量的少数几个随机变量（即，因子），然后根据相关性大小把变量分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但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
各个因子间互无相关，所有变量都可以表示成共因子的线性组合。设有n个样本，p个指标，为随机向量，要寻找的共因子为，则模型
称为因子模型。矩阵称为因子载荷矩阵，为因子载荷，其实质是公因子和变量的相关系数。为特殊因子，代表公因子以外的影响因素，实际分析时忽略不计。
求出公因子后，利用回归估计的方法求出因子得分的数学模型，将各公因子表示成变量的线性形式，并进一步计算出因子得分，最后进行综合评价。
二、实证研究
（一）指标选择及样本数据来源
进行综合评价，确定评价的指标体系是基础。指标的选择好坏对分析对象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利用因子分析方法选择的指标我们遵循以下的原则：适量性、独立性、代表性和可行性。针对以上原则，我们具体分析了地区农业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指标，选择如下指标：农业总产值、农业增加值、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从业人员、农村用电量、化肥施用量、水库库容量、除涝面积、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粮食产量、油料产量、蔬菜食用菌产量、瓜果产量、单位粮食产量、水果产量，共16项，具体详见表1。
选定的指标原始数据来源于2012年《黑龙江统计年鉴》和201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黑龙江省各地区的相关数据，并经过一定测算得出，表1给出了指标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源数据具有科学性和可测性。同时，为了表述方便，我们用X1～X16表示16个指标。
（二）实证分析
1.数据的无量纲化
评价指标是由多个指标构成，为了避免量纲和数量级的影响，必须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它们都转化为无量纲数据。按以下公式进行处理。为节省篇幅，无量纲化处理数据不在文中列示。
2.Kmo检验和球形Bartlett检验
Kmo检验用于检查变量间的偏相关性，取值在0～1之间。实际分析中，Kmo统计量在0.7以上时效果比较好。Bartlett球形检验是判断相关矩阵是否是单位矩阵。由表2我们可以看到，Kmo值和Bartlett检验值效果均达到因子分析的要求。
3.确定解释因子
由相关系数矩阵R计算得到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如表3所示，可知第一因子F1的方差占所有因子方差的54.305%，前三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达到91.467%>80%，因此选前三个因子己经足够描述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
4.因子得分
为了考察各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并对其进行分析和综合评价，根据函数系数矩阵，采用回归方法求出因子得分函数。由系数矩阵将两个公因子表示为12个指标的线性形式。
按各公因子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计算如下综合统计量：
（三）实证结果
根据上述公式，我们可以得出黑龙江省各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得分，具体见表4。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到，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因子得分最高的为哈尔滨，为1.4018，得分最低的为大兴安岭，为-0.6633，可见黑龙江省各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并不均衡。因子得分排名前三位的是哈尔滨、绥化、齐齐哈尔，排名后三位的是大兴安岭、七台河、鹤岗，可见黑龙江省农业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地区特色，传统农业产区依然强劲，但以矿业为主的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需要指出的是，大兴安岭地区是黑龙江省农业经济的重要地区，但是排名却为最后，可能的原因是大兴安岭的农业技术水平相对较低，仅仅依靠初级产品的生产销售，整体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较低导致的。
三、结论
通过上述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各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明显。根据上述实证所得，我们可以看出，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差距极大，且一半地区处于负分。其中，传统农业产区的发展水平较好，而东部地区则农业发展水平较低。由此可见，黑龙江省各地区还有进一步提升农业发展水平的可能。
第二，各地区内部各种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并不均衡。由表4我们可以看出，各地区在主要因子得分中都没有处于完全优势中，在各个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缺陷，所以，各地区要根据自身农业经济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促进农业经济水平的全面提高。
第三，影响各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较多。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可能影响农业发展水平的因素较多，其中包括，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如水利建设、农业用电等；农业技术的推广，如化肥的合理施用等；以及大型农机具的使用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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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章元.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发展与分配[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经济学文献综述篇6
摘要 本文对市场经济形势下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搜集地方文献的必要性，以及搜集范围、搜集利用手段等问题作了论述。
众所周知，对每个具体的图书馆来说，必须按照本馆的性质、任务及本馆读者的实际需求确定藏书范围。地方综合性大学担负着为本地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为本地区经济建设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服务的重要使命，尤其是在当前市场经济浪潮中，它在教学和科研上与本地区社会经济建设的结合更加密切。与此相联，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无论是为满足本校师生在新形势下对文献的新需求，还是出于自身主动走向市场经济、为本地区建设服务的目的，都必须有选择地搜集反映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的文献资料——地方文献，并把其作为藏书重点加以开发利用。但我们注意到，一些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由于片面理解地方文献属公共图书馆藏书重点的观念，对地方文献的搜集利用缺乏应有的重视，个别馆甚至连最起码的本地区经济统计资料也无法完整地提供给读者，这既不符合图书馆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需求的服务原则，也严重影响到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在市场经济形势下的服务效果。本文拟就市场经济形势下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搜集地方文献的必要性、以及搜集范围、搜集利用手段作一浅述。
一、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搜集地方文献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不仅要搜集地方文献，而且应把其作为藏书重点加以开发利用，这是因为：
1、为广大在校学生服务必须搜集地方文献
高校图书馆为在校学生服务集中体现在配合学校把他们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由于地方综合性大学对人才的培养主要是满足本地区的需要，因此，大部分在校学生来源于本地区，毕业后一般也留在本地区工作，甚至一些外地籍学生也因受本地区宽松的人才环境吸引，毕业后主动在本地区扎根。因此，大多数在校学生都希望了解本地区的风土人情，尤其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以便毕业后尽快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图书馆成了他们查阅有关地方文献的最佳去处。有些学生甚至有意识地把研究本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与自己的学业结合起来。以我校经济系学生为例，近几年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时，来馆查阅宁波改革开放、对外贸易、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的地方文献。特别是随着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学生就业由原来的国家统包统配改为学生与用人单位的“双向选择、择优录用”，这迫使学生主动去了解本地区的人才需求状况，他们除了经常查阅当地报刊上有关人才需求状况、各单位招聘信息外，更希望图书馆履行情报职能，系统搜集本地区人才需求方面的地方文献，及时供他们参考，以便找到最能发挥他们自身才华的工作岗位。
2、为本校教师服务必须搜集地方文献
高校教师作为学校教学和科研任务的直接承担者，是高校图书馆的重点服务对象。就职于地方综合性大学的广大教师，同样需要本校图书馆为其提供地方文献服务。改革开放促进地方高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及人才流动的加快。在地方综合性大学尤其是建校历史较短的地方综合性大学，每年都有大批教师调入。譬如我校自1985年建校以来，年年扩大规模，每年调入的教师中，绝大多数原在外地工作，即使其中有一部分是本地籍人士，也因长期工作生活在外，对本地区状况反而人地两疏。这些新调入的教师为尽快熟悉当地环境，适应当地生活，并且在对学生因材施教的同时做到因“人”施教，迫切需要图书馆能提供有关本地区历史、现状的地方文献。我馆所藏的《宁波实用大全》、《宁波大观》等，历来是我校教师的阅读兴趣所在。
地方综合性大学一般是当地科技人才的集结地，学校也组织各学科力量承接了部分有关本地区的重点攻关项目，要完成这些科研项目，需要查阅有关地方文献。我校两位教师在参与编写历史上第一部有关宁波的综合性词典——《宁波词典》时，就曾多次来馆查阅有关文献。我们所藏的有关宁波经济研究、浙东文化史研究等专题资料，都是为不少教师所青睐的热门资料。
3、为本校科技产业服务必须搜集地方文献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不少地方综合性大学为充分发挥人才优势和科技优势，主动引进市场经济观念，逐渐形成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科技产业，如何积极主动地为这些科技产业服务，是当前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深化服务功能的一个重要课题。图书馆有必要把搜集地方文献作为履行情报职能，为学校科技产业服务的重要手段，即着重搜集以本地区科技发展状况、厂矿企业对新产品开发需求信息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文献，供本校科技产业部门参阅。这样，一方面便于这些部门集中力量开发当地市场急需的科技产品；另一方面，也便于他们为已有的科技产品找到满意的“婆家”，使之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4、图书馆自身走向市场经济，向社会开放必须搜集地方文献
高校图书馆在为本校教师和学生服务的同时，应以本馆丰富的文献信息资源为依托，主动投身市场经济的浪潮，向社会开放，为社会服务，这已成为当前高校图书馆界的共识。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为社会服务的着眼点。首先是在本地区。但是，尽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十分丰富，若不及时了解当地经济建设对信息的实际需求，盲目投入人力物力搞信息开发，即使编成的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再多，也只是劳命伤财。因此，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要真正为地方经济建设提供有效信息，工作人员首先就必须走出馆门，及时搜集有关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动态，如市场经济信息、商品供求信息、科技开发信息等地方文献，然后才有可能根据本地区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利用本馆信息资源编成商务信息、科技产品信息等，提供给本地区信息需求用户。而且，图书馆也可视具体情况向这些信息需求用户收取一定报酬，使之成为一条开发情报资源、实行有偿服务的新路子。
二、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对地方文献的搜集范围
综上所述，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在市场经济形势下把地方文献作为藏书重点加以开发利用是十分必要的。这也并不违反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分工合作、资源共享的原则。我们知道，公共图书馆对地方文献的收藏包罗一切，凡涉及到本地区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自然环境、资源等等的书刊资料，不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的，都是其收藏对象，而且，凡是能搜集到的都作为永久性史料保存。由于公共图书馆是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图书馆，读者类型众多，不可能专门依据某一高校师生的需求来开发利用地方文献。对任何类型的图书馆来说，从自身读者需求出发收藏的文献中，必有一部分与其它类型图书馆收藏的文献重复。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对地方文献的搜集正是出于新形势下本校师生对文献的新需求，并为自身走向市场经济创造条件。也正是基于此，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对地方文献的搜集决非照搬公共图书馆的收藏范围，而应遵循以下两个原则：一是实用性原则，即从本馆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出发，有选择地加以搜集；二是时效性原则，把地方文献作为一种重要信息源加以搜集，力求搜集最新资料。因此，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当前搜集地方文献的范围应是：
1、介绍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的普及性读物。
2、与本校所承担的有关本地区的科研任务密切相关的专题研究资料。
3、反映本地区社会经济信息的各类资料，如反映本地区人才需求、商品需求、科技开发等方面信息的资料，本地区社会经济统计年鉴等等。
三、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对地方文献的搜集开发利用手段
与本地区公共图书馆相比，地方综合性图书馆与当地社会的联系相对较少，搜集地方文献确有一定困难。形势的发展又要求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快、准、新”地向读者提供地方文献。因此，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必须把地方文献的搜集作为日常业务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确定专人负责，又强调内部各部门的密切配合。在具体搜集过程中讲究搜集方法的科学性和多样性，力争快速高效地收齐所需地方文献。笔者认为，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搜集地方文献的主要途径有：
1、订齐公开发行的有关本地区的图书、报纸、杂志。
2、从本馆收藏的外地报刊中选辑有关地方文献。
3、与本地区有关部门建立经常联系，及时搜集由这些单位参与编写的内部出版物，以及与本馆搜集范围密切相关的信息简报等零星资料。这是一种极为简捷有效的搜集方式。如与本地区人才交流中心等单位挂钩，搜集本地区人才供需的最新信息；与统计部门挂钩搜集本地区社会经济统计资料；与政协文史委员会、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等部门挂钩搜集本地区文史资料及其它介绍本地区的普及性读物；与科技情报所挂钩搜集本地区科技动态资料等等。
当然，与本地区有关部门挂钩搜集地方文献，并非一味索取。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可利用文献信息资料丰富的优势，满足这些单位在实际工作中对地方文献的需求，实行互相合作，互惠互利。这也不失为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在新形势下向社会开放，为社会服务的一种好形式。
4、与本地区地方文献的主要收藏单位——公共图书馆和档案馆密切合作，互通信息。因为这些单位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历史较长，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较大，对本地区信息比较灵通，地方文献搜集相对较全，向他们了解搜集线索，可以减少搜集过程中的盲目性，提高工作效率。必要时还可利用文献复制等方式从他们的馆藏中选藏急需的地方文献。当然，地方综合性大学图书馆也应向他们提供有关线索，以便他们及时收藏有关地方文献。
经济学文献综述篇7
撰写食品文献综述是对传统食品教学模式的补充食品质量安全不仅影响到人们的健康，甚至关系国家经济与社会的稳定。作为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本科生身上肩负重任，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还要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以及检索、分析、综合科学信息的素质。而传统的食品教学模式只注重专业基础知识及理论课讲述，辅以专业实习。
高年级食品专业本科生撰写食品文献综述的合理性：
（一）高年级食品专业本科生撰写食品文献综述
在时间上是允许的高年级食品专业本科生已经具备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一定程度上需要的是通过某种科研实践来巩固并考察所学知识。撰写食品文献综述是一个好的方法。因为大学生有很多自己可以支配的业余时间，查阅文献没有时间上的限制。把这些零散的可以支配的时间用在查阅自己感兴趣的课题文献上是大学生可以做的，也是应该做的。
（二）文献资料查阅途径具有广泛性和现实性
文献资料的查询途径包括：(1)利用有关的检索工具(包括目录、文摘和索引等)搜集文献资料。(2)利用国际联机检索系统搜集文献资料。(3)利用原始文献(包括专业期刊、科技报告、专利文献、学位论文、会议文献、专著和标准等)搜集文献资料。(4)利用三次文献(包括综述、述评、百科全书、年鉴和手册等)搜集文献资料。(5)通过interent网和光盘数据库搜集文资料③。当学生查询的文献资料达到一定数量后，进行分析、归类、为综述的撰写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高年级食品专业本科生对撰写食品文献综述的反映
对我校食品工程系06级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0102班全体学生共55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没有学生对撰写食品文献综述持否定态度。95%的学生认为撰写食品文献综述是应该和必要的，并对此表达了极高的热情；5%的学生认为撰写食品文献综述耗费时间，不能培养自学能力。
（四）对高年级食品专业本科生撰写食品文献综述效果评价
1.方法：利用2学时详细讲解文献综述的概念、格式以及如何选题、如何利用图书馆和网络资源收集资料、如何整理资料、如何撰写综述提纲、如何撰写综述正文及撰写综述的意义和目的等，并制定评分标准。得分等级标准：优秀（85～100分），良好（75～84分），中等（60～74分），差等（＜60分）。
经济学文献综述篇8
地方文献是关于一个地方的有关资料。其内容涉及一个地区的历史、现状、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历史遗留等各个方面。上自天文、下及地理，旁至社会、人文诸事物的历史与现状，地方文献都无所不包。“记地理则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记政治则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记经济则有户口、田赋、关税；记社会则有风俗、方言、奇观、祥异；记文献则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1]”其涉及面之广，包括了各门学科。而地方文献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体现了一般文献所具有的形式多样的特点。早在1957年，杜定友先生就指出：“地方文献是指有关本地方的一切资料，表现于各种记载形式的，如图书、杂志、报纸、图片、影片、画片、拓本、表格、传单、票据、文告、手稿、簿籍等。”[2]
在进人信息时代的今天，地方文献的形式和内涵同过去相比，又有了很大区别。现在，地方文献不仅在当地出版发行，也在国内其它省份甚至在国外出版发行，突破了“地方出版物”这种传统概念。地方文献不仅有了方志、专著、期刊、族谱、地图等不同类型，也有了科技报告、专利文献、学位论文等新成员；载体不仅有印刷型的书籍，也有了缩微品、录音、录象、机读磁带等品种。还有更大量的地方文献不是以书籍的形式出现，而是发表于各种各样的报刊上，散见于各种会议文件中，甚至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商品性宣传品里，用更快速度，引人注目的方式向社会传播。面对内容如此广泛、形式极其多样的地方文献，我们如何对其形式和内容进行有系统、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划分和揭示，对于有效地收集，整理地方文献，充分开发利用地方文献资源、以发挥其自身的情报价值，为振兴地方经济服务，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在此我们将对地方文献的特征作一些探讨，并以这些特征作为地方文献划分的总的依据，论述地方文献的各种类型。
1．地方文献的特征
地方文献具有一般文献所具有的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特点，但这并不是地方文献的本质特征，其本质特征应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1区域性
区域性是指地方文献以一个地区为记述范围且反映本地特色。一个地区在历史上经历了自然灾害、气候水文的变化；经历了人口的迁移增减；经历了各时代的政治、宗教、战争等的影响，从而形成本地区的经济特征、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这些地方特色通过地方文献表现出来，并决定着地方文献的收藏范围。区域性是地方文献的最根本特征。
1．2资料性
资料性是指地方文献内容广泛而丰富，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资料：自然地理资料，包括地形、水文、自然资源、灾害等各方面的资料；生产与经济资料，包括农作物、林业、畜牧业、渔业、手工业等等；历史与政治资料，包括历史沿革、人口变迁、地方行政、阶级斗争、历史人物等等；文化艺术资料，包括风俗、方言、宗教、名胜古迹、文物、科举、诗文等。地方文献的资料性特征体现其价值。除以上两个本质特征外，地方文献还具有以下两个非本质特征。
1.3时代性
地方文献是一个地区历史的产物，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1．4多样性
地方文献从内容到形式，从体例安排到语言文字，都没有一个确定不变的模式。由于地方文献记载内容的广泛性，也就决定了其形式的多样性。
2.地方文献的类型
通过以上对地方文献特征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出。地方文献的区域性、资料性两个特征反映了地方文献的范围和内容价值，从而揭示了地方文献概念的内涵。而地方文献的类型划分则是这一概念的外延。下面，我们就以地方文献的特征为基础，对地方文献作一些探讨。
地方文献的划分应当有统一的标准，按同一标准划分出来的各类概念必须明确。一般来讲，可以按内容和形式两个标准来划分地方文献。按内容标准，又可以按文献主题和学科内容划分。按主题内容，可分为自然文献、政治文献、社会文献、军事文献、科技文献、经济文献等。按学科内容分为社会科学文献、自然科学文献，其中政治、法律、军事、历史、文学、天文学、地质学等学科文献较多。我们都知道，地方文献中综合性内容很多，如方志内容较广、笔记内容较杂，难以归人某一学科，可见按内容划分地方文献是有一定困难的；而按形式划分，则较明确，又利于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保藏。因此地方文献的划分应以形式划分为主要依据。
按形式划分，可以按载体标准、文种标准和著述形式标准来划分。按载体形式可分为：原始材料、如甲骨、金石、简牍、简帛等；纸质材料，如印刷品、写本、抄本、书画、静电复印件等；感光材料，如幻灯片、缩微片、电影片等；磁性材料，如磁带、磁盘、磁卡等；激光材料，如光盘、光磁盘等。按文种标准，则有汉文、少数民族文、外文等多种类型。按著述形式划分是最重要的，具体可划分为以下一些类型：
2．1地方志
地方志是以一定的体例记载某一地区自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或某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著述。依照方志记载的内容范围不同，又可分为综合志、专志、部门志、杂志等。综合志是记载某一地方各方面情况的综合性志书，又包括一统志、省志、府志、厅志、县志、乡镇志、边关志，、卫所志、土司志、岛屿志、乡土志等多种类型；专志是以某一特定的自然、社会现象为记叙对象的方志，例如物产志、水利志、气象志、矿产志、食物志、轻工业志、书院志、人物志、经籍志等，现代志书还有商业志、教育志、军事志、司法志、交通志等，如《湖北外事志》、《湖北工商行政管理志》；部门志是记述地方某一行业部门情况的方志，如《武钢志》、《江汉油田志》、《东风轮胎厂志》、《汉冶萍公司志》等。杂志多是私人的撰述，不以官府修志的通用名目命名。但它们所记述的，都是有关一地的舆地、政治、经济、文化等种种现象，而没有通志那样完备、系统。如明谢肇（氵+制）的《长溪琐语》，清张焘的《津门杂记》等。
2．2地方史
地方史是记述某一地方的社会发展过程的史书。又可分为综合性和专门性两类。综合性的如《上海史话》《黑龙江开发史》等；专门性的有党史，如《广东党史资料》、《武汉春秋》等。文史资料，如《湖北文史资料》、《南京文史集萃》等；少数民族史，如《四川苗彝民族发展史》、《土家族古史探讨》等。
2．3谱牒
谱牒是以封建氏族制度为基础，以家族为范围；记载一家一族兴衰迁居，世代流传，人口繁衍、家规伦理，以及族人的田庄田产、生死嫁娶、功名业绩等情况的家族史。分为家谱和族谱，如《洪氏家谱》、《郑氏族谱》。
2．4论著
论著是指作者在占有充分材料的基础上，经过严密地分析，研究并系统地提出和论证了自己的观点而写成的著作。自然科学中，如地质、农业、医学等方面的学术著作都带有很明显的地方特点；而社会科学中，历史、考古、民族、美术、语言等方面的学术著作，也有很多地方性的内容。所以，从文献价值来看，具有区域特色的论著应作为地方文献加以收集。
2．5地方档案
地方档案是过去或现在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包括现行档案，革命历史档案，如《武汉抗日战争史料汇编》，旧政权档案，如《武昌起义档案史料》。
2．6地方报刊
地方报刊是以报导地方时事、政治、经济、现实新闻为主的兼及其它内容的定期或不定期的连续出版物。如《湖北日报》、《武汉晚报》等。
2．7地方丛书
地方丛书是以地区为范围、专收某一地区人士的著述。如《广东丛书》。
2．8地方年鉴
地方年鉴是系统汇集某一年内本地的重要时事、文献和统计资料的地方资料性工具书，如《湖北年鉴》、《武汉年鉴》、《湖北财政年鉴》等。。
2．9地方百科全书
地方百科全书是概述地方知识的一种著述。如《北京百科全书》、《黑龙江百科全书》。
2．10地方人士文集、笔记、日记、信札
这是研究某一地方有影响的人物的重要资料。如《鲁迅全集》、《鲁迅日记》等。
2．11地方人事碑志
碑是历代最为普遍的石刻，人们往往于碑上镌刻文字，以记述功德、欲传后世，包括刻石、碑碣、摩崖、墓志、石阙、石经、造像记以及一些杂刻题记等。
2．12地方图录
地方图录包括有关某一地区的地图、历史图谱、文物图录、人物图录、艺术图录、科技图谱等。如《汉初诸侯长沙国南部地形图》等。
2．13地方音像资料
地方音像资料是用物理学的方法把声音、图像记录在磁带、唱片、光盆等载体上，供人们查考利用地方文献信息的资料。如地方信息数据库，地方信息计算机检索系统等。
2．14地方文献书目
地方文献书目是揭示有关一地自然和社会各方面情况的文献，并按一定方法编排起来的工具书，如《北京地方文献联合目录》等。
引用文献：
1顾颉刚中国地方志综录、序
经济学文献综述篇9
关键词：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因子分析法；相关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229-02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地区以及各省市之间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却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不妨从以下三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国家对各地区教育方面财政性投入的差别。第二，各地区自身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第三，各地区居民的教育消费投入的差别。本文尝试通过相关分析法，分析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上述三个方面的相关性强弱，从而发现其规律性，对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做出科学的建议。下文运用因子分析法进行综合评价，计算出综合因子得分以近似的代表各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然后再与上述三个方面的具体数据进行相关分析，通过计算得出结论，进行科学的评价以及提供可行性的建议。
一、运用因子分析法对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1.指标体系构建
在此，从高等教育的三个方面：学校情况、学生情况和教师情况选取了8个指标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定量筛选方法中的极大不相关法与选取典型指标法相结合的方法筛选得到X1～X8这8项指标：X1：各地区普通高校总数；X2：每十万人口高校在校生数；X3：高等学校招生总数；X4：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X5：高等学校毕业生总数；X6：高等学校教职工总数；X7：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总数；X8：高等学校师生比。本文以我国31个省市作为样本，选用上述8个评价指标。则评价样本矩阵为[Xij]31×8，下面结果都是根据SpSS13.0计算完成的。
2.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就是用少数几个彼此不相关的因子来描述许多指标或因素之间的联系，以较少几个因子反映原资料的大部分信息的统计学方法。数据处理过程运用的是统计分析软件SpSS13.0。首先将原始数据标准化，以消除量纲的影响，本文采用t分数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其次对标准化指标体系X（i=1，2，3，4；5，6，7，8，）进行因子分析；最后通过因子得分矩阵和各因子方差贡献率，计算出地区高等教育水平的综合得分。
通过Kmo检验和Bartlett球度检验，可知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587.079，Kmo值为0.787，大于0.6，因此适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球度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拒绝Bartlett球度检验的零假设，认为适合于因子分析。检验结果见表1。
因子提取和因子旋转的结果表明：第一个因子变量对于原始变量的方差贡献率为75.780%，第二个因子变量对于原始变量的方差贡献率为16.382%，两个因子变量对于原始变量的累积贡献率达到92.162%，因此选取前两个因子变量作为公共因子。从因子得分矩阵可以看出，第一个公共因子主要解释了指标体系中的各地区普通高校总数、高等学校招生总数、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高等学校毕业生总数、高等学校教职工总数、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总数，第二个公共因子主要解释指标体系中的每十万人口高校在校生数、高等学校师生比。因子得分矩阵见表2。
为了便于了解各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利用上述公式得出各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排名，其结果见表3。
二、运用相关分析法对造成高等教育地区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
1.变量的选择
我们要分析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国家教育经费投入、居民教育消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获得准确而且具有代表性的数据。因此本文同样选取《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部分相关的数据进行分析（分别为“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教育消费支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各地区人均GDp”）。
2.相关分析
运用上面获得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公因子F的综合得分与前述三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得出以下结果。如表4。
三、结果评价以及分析
通过以上两个部分的数据操作以及分析，我们得到了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家庭教育消费、国家教育投入、各地区人均GDp的相关关系。很清楚的能够看到教育发展水平和地区人均GDp的相关系数最大，其次是居民教育消费，再次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说明它们的关系强弱呈一种递减的趋势。我们看到国家教育经费投入更多的地区，教育水平却并不是更高。所以我们应该去挖掘造成这种水平差距的其他原因，而不能总是着眼于国家教育经费投入差别这个理由上。
根据上个步骤的相关分析结果，我们看到教育发展水平和各地区人均GDp的相关系数最高，说明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对教育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所以普遍来说，首先，经济发达的地方教育都会有优先的发展，教育水平普遍都会更高。其次，居民的教育消费投入也不容忽视，居民自身的投入代表了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对教育的消费观念，对教育的发展水平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综上所述，通过以上对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各种分析，笔者认为至少可以提供以下三点意见以及建议：第一，发展教育首先要发展经济，良好的经济基础是教育水平能够健康发展的根基。同时，高水平的教育发展又同样为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保驾护航，提供智力支持。它们完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教育。第二，提高居民的自身教育消费意识，个人教育消费不仅是教育水平发展很重要的财力支持，而且能够提高大众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仅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也让国民自身的素质得到更大的提高。第三，不能完全依赖国家财政性的教育经费投入，国家投入是有限的，要鼓励社会性力量以及地方优质资本流向教育事业，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繁荣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杨栋辉，刘慧峰.我国各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因子分析[J].太原科技大学学报，2008，（2）.
[2]相丽君，徐新.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J].统计与决策，2008，（14）.
经济学文献综述篇10
关键词：上市公司经济增长支出法
中图分类号：F832.5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4392（2011）07-0014-03
一、天津市上市公司的发展与现状
1993年12月6日，天津环球磁卡正式登陆上海证交所，成为天津市首家向社会公开发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截止到2011年4月，天津在上海、深圳两家交易所挂牌的上市公司有37家，通过定向募集、首次公开发行、增发和配股，累计募集资金812.97亿元。其中医药生物行业7家，房地产行业8家，电力和机械设备5家，电子元器件3家，公用事业2家，港口水运3家，建筑材料2家，陆路运输2家，汽车、商业贸易、医疗器械、有色金属和综合类各1家。
天津市自开展资本市场运作以来，上市公司业务取得不断发展，带动了区域经济增长。但从数量上看，天津市上市公司数量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截止到2009年末，全国各省市平均上市公司数量为55.4家，天津仅为31家。考虑到天津作为直辖市，其经济总量与全国经济总量平均水平相比存在差距，将1993年至2009年天津市数据与全国平均数据进行对比发现，天津市国内生产总值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均值为55.57%，上市公司数量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均值为49.74%，落后于经济增长，但筹资额总量与全国平均水平比例为86.91%，仅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天津市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和对资本市场的利用率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数量上的不足。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天津市金融运行报告[R]，2006-2009。
[2]天津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2002-2010。
[3]李兴江，董雅丽，《上市公司与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J]，《北方经济》，2009(11)。
[4]王海霞，杨菲，《内蒙古地区上市公司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实证研究》[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9(2)。
[5]陈元清，《经济增长中三大需求作用的实证分析――以天津为例》[J]，《生态经济》，2010(2)。
[6]李兴江、董雅丽，《甘肃省上市公司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财会研究》，2009(9)。
[7]张华东，《资本市场运作与地区经济发展――对南京地区上市公司运作情况的分析与思考》[J]，《江苏统计》，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