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经济纠纷篇1
关键词：公司人格行为 经济纠纷 权利滥用
在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公司中人格滥用的事件逐渐增多。这种行为不仅会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也显示出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责任制中的缺陷。在经济审判中，存在很多滥用人格行为及相关积极纠纷，且无法得到较好的处理。这种情况会助长滥用公司人格行为得不到改善，所以要妥善处理这方面的经济纠纷，现总结如下。
一、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特点
1.公司的操纵者为主体。
在滥用公司人格的事件中，主要是公司股东利用自身的便利条件谋利，进而操作公司，所以公司的操纵者就是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主题。在特定法律关系中，公司的董事或是职员，与公司利益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在操纵和控制公司的过程中，都有滥用公司人格的可能性。
2.滥用人格者的公司操纵比较突出。
滥用公司人格行为者，要控制和操纵公司，达到获取利益的目的，这个过程在客观上会到突出体现。滥用人格行为者，要想通过公司进行一些不法交易，就要拥有公司的实际操作。如果这些特定主体，无法控制公司，就无法将公司当做工具，实现自己的不法目的。滥用公司人格行为者，要将公司的独立人格作为挡箭牌，从而逃脱法律责任。在实际分析中，公司的操纵和控制方法有很多中，要进行认真分辨，找出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
3.滥用公司人格行为表现为恶意。
从主观上分析，滥用公司人格是恶意的表现。滥用人格者将公司当作行驶不法手段的工具，从而逃避法律追究个人责任。这里的规避法律是指特定的法律主体因受法律规定的限制而无法进行某种行为时，便利用其控制的另一独立公司去完成。外界的人看来，这是公司的行为，是主观的一种体现，而进行内部分析中，这是滥用人格者谋取私利的方式，属于特定人的特定行为，只是让公司背了“黑锅”，通过合法的形式遮掩。
4.违背诚信原则和善良风俗。
从法律的具体条例上分析，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主要特征是，违背法律规定和与诚信原则相左的。在公司的经济交往中，公司的管理者，应限制风险责任，并通过合理的手段和方式，规范法人制度行为标准。通过这种方式，对股东的行为进行约束，合理利用法人制度行为的法律标准，体现经济自由。如果出现公司人格的滥用问题，不能过度的限制经济自由，避免危及到法人制度，影响整个法律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相关人员进行法律约束的过程中，要认真区分滥用行为和合理利用行为。善良风俗在这里主要讲述的是，我国能够通俗表达的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这些内容主要是按照法官自己的法律意识，进行定义的。工作人员在很多情况下，需要使用诚信和善良两个概念定义这些行为，其主要原因是公司人格行为有着多种变化，并有较多的种类，很难在滥用行为中找到明文规定，而其主要体现就是违反诚信原则和善良风俗的。
二、滥用公司人格行为及相关经济纠纷的处理
1.使用公司人格否认原则。
在法律条例规范中，要根据实际情况使用公司人格否认原则，较好的处理经济纠纷等。这种方法也被形象的称为“揭开公司的面纱”，滥用独立人格行为者，在操纵和控制公司中，并不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些做法经常为了逃避法律或是脱离契约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可以无视公司的法律形式的独立人格，然后直接找出背后的操纵者，主要是股东或是其他人。在公司人格被滥用的情况下，会损害债权人的个人利益，所以针对此件事件的处理，要直接追究责任主体。
2.维护公司制度和法人制度。
在经济纠纷的处理中，要注重维护和完善法人制度，保障公司制度的完整性。针对公司人格的否认，并不是全盘否认公司的基本本质。在公司制度的维护中，要能够分辨出明确实忘的公司人格，然后在维护公司法人地位的基础上，对滥用公司人格者，给予严格的惩戒，从而保证法人制度能够健康发展。司法人员要从特有的角度，维护公司的权益、制度，并对公司及法人制度进行完善。
3.挽救滥用行为的损害程度。
司法人员使用公司人格否认事件，要分析损害行为、损害事实之间的联系，然后掌握这种因果关系，从过程中制定合理的挽救措施。滥用公司人格，主要表现为损害公司的利益，这种情况下，造成一切客观的后果，都需要具有的人员承担，而不是由公司承担。这种因果关系也会体现为滥用公司人格行为和后果之间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司法人员在选用合适的挽救行为时，应考虑公司是否收到影响，最大程度的挽回公司损失的利益。
4.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在经济审判中，司法人员要了解公司否认原则的意义，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使用，保护债权人的基本利益。在公司人格被滥用的情况下，使用否认公司人格，是为了找出公司被滥用的主要情况，了解滥用者想要达到的目的，然后从形式上，将上市公司的行为当做滥用者的行为，追究滥用者的责任，实施最有利的制裁。这种手段可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无视名存实亡的公司人格，才能将人格滥用者及时找出，防止其逃避法律制裁，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共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公司经济纠纷篇2
（一）经济法法律责任不明确权力
高度集中是计划经济的特性，也是计划经济最大的弊端。计划经济中高度集中的权力得不到法律法规的有效制约，这就直接导致滥用权力的现象出现，相关的权力持有者能够随意地使用自己所拥有的权利，这就造成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在法律责任这一方面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责任无法对权力形成一种约束，使得经济法的可诉性无法得到有效地增强，导致经济法中的法律责任不能够明确。
（二）经济法中的纠纷不能诉讼
经济法中的纠纷不能够得到诉讼，实质上就是指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将自己的纠纷诉求提交给相关的司法机构时，司法机构对当事人的纠纷诉求不予受理，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在纠纷诉求上得不到有效的申诉。我国司法机关在对案件进行受理时，首先就要对案件进行一个详细的调查，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对案件所具备的受理条件进行判定。如果符合法律规定中的受理条件，司法机关必须受理案件；不符合法律规定受理条件的案件，则无法得到司法机关的受理。经济法中的纠纷不能诉讼是因为法律规定的不能诉讼，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相关的司法机关认为经济法中的纠纷案件不应当受理。法律规定中的不能诉讼，是由于相关的司法机关不具备处理某一些经济法纠纷案件的权力，法律的立法者没有给予司法机关这样的一个权力。法律的立法者在制定这样的法律规定时，出于经济法中的两个方面在考虑：一方面认为经济法中的一部分纠纷不适合于司法机关的审判；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法中的一部分纠纷属于行政机关管理的范围，行政与司法这两个方面的权力是分开的，所以司法机关不具备对属于行政机关管理范围的经济法纠纷管理的权力。但是，对于经济法中的纠纷属于哪一类的范畴，经济法中的哪些纠纷不适合司法机关进行审判，不适合的原因、标准是什么，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权力界限又在哪里，这些事项在相关法律法规中都没有明确地划分出来，而且每个国家对于这些事项的规划都不同，司法机关在受理相关的经济法纠纷时，也无法明确自身所应当受理的范围。
（三）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不愿意提讼
经济法中的可诉性，只是为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将诉讼提交给相关司法机关解决纠纷提供了可能。经济法中的纠纷能够进行司法程序，还需要当事人对经济法中的纠纷诉讼于司法机关。解决经济法纠纷的途径有很多种，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不一定非得选择向司法机关提请诉讼这一种解决方式，还可以选择其他的解决途径。但是有些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在选择其他解决途径，无法对经济法纠纷有一个有效的解决时，却还是不愿意选择向相关的司法机关提交申诉这一种解决途径，即使是因为当事人在将经济法纠纷提交给司法机关的过程中有太多的阻碍而导致，但经济法中的可诉性将成为一种摆设，只能是经济法中的一种表面形式。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不愿意选择向司法机关提出诉讼，主要是因为在通过司法机关解决经济法中的纠纷时，需要的时间太长、程序太多、资费太高。尤其是在司法机关对经济法纠纷进行审理的过程中，当事人所要花费的资费普遍都比较高，很多纠纷案件中索赔的金额还没有审理费用多，这就导致当事人不愿意选择这一种解决方式。在经济法的纠纷中，大多数纠纷都涉及了公共利益，很多经济法中的违规行为都对公共利益或者是多数人的利益造成了损害。所以，当某一个受害人在对自己的权益进行维护时，不仅仅只是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其他受害人的权益，对于经济法权益的维护性有一种连带关系，这种连带关系有利于经济法权益的维护，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法纠纷的解决。很多受害人在面对经济法纠纷时产生的依赖的思想，正是这种连带关系所造成的。每一个受害人都指望其他的受害人去维护权益，向司法机关提交申诉，自己只用等着审判的结果，这种连带思想直接导致很多当事人在经济法纠纷中都不愿意提讼，可诉性在经济法中的作用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
二、解决经济法可诉性问题的措施
（一）规范经济法纠纷中的诉讼程序
在经济法纠纷的诉讼过程中，可以对纠纷的具体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然后根据纠纷中具体的违法行为，先由行政机关对经济法纠纷进行审理，如果行政机关不予受理或者是违反了相关的处理规定，经济法纠纷中的当事人可以再向司法机关提讼，避免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权力混淆，给予司法机关在审理经济法纠纷中更大的职权，扩大司法机关在经济法纠纷中的审查范围。这样一来司法机关不仅能够对相关的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在行政执法的过程进行审查，还能够审查所有涉及公共利益的经济主体在经济中的操作行为。规范经济法纠纷中的诉讼程序，司法机关在审理经济法纠纷时也能够有足够的独立自，对经济法纠纷中的违法行为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例如：对违法的个人实施经济处罚，情节严重者承担刑事责任；对违法的企业或者单位，采取撤销相关证照、进行经济处罚、解散企业或者单位的惩罚。经济法纠纷诉讼程序的规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保证经济法可诉性作用的发挥。
（二）对经济法法律责任进行明确的划分
根据经济主体的不同性质，明确不同经济主体在经济法中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例如：被管理的经济主体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有撤销证照、经济惩罚、停业、整顿等；经济管理主体必须承担自己在经济管理中所持有的职权与行为相应的法律责任，例如：对不合理的经济目标与任务进行修改、剥夺相关管理中的职权、对不合理的经济干预行为进行纠正等。明确地划分经济法中的法律责任，能够有效地增强经济法中的可诉性，保障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合法权益。
（三）构建健全的经济法公诉制度
在构建健全的经济法公诉制度的过程中，首先就要明确所有的个人、企业、组织等都具有诉讼这一项权力。经济法纠纷中的受害人在不愿或者是不能提出诉讼时，相关的检察机关可以代其提讼，还可以对相关的经济主体在诉讼资格上进行限制，例如诉讼能力、经济矛盾等，避免出现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其次可以对经济公益诉讼进行有效地界定，例如：市场经济中的垄断行为、非法洗钱、偷税漏税、非法买卖公共资源、损害公共利益等。构建经济法公诉制度时能够采取适当的调节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对司法机关在审理经济法纠纷中的程序进行简化。
三、结语
公司经济纠纷篇3
在日常经济业务中，并非每项合同条款都能顺利得到履行，有时会因为各种原因引起争议，纠纷。从订立购销合同起，到商品生产环节，到物流运输环节，到最后验货付款环节都有存在违约的风险，从而产生争议，纠纷，引发索赔和理赔问题。引发经济纠纷的原因有很多，常见的情况有以下三种情况。
（一）卖方违约。
卖方生产的商品质量有问题，未按订立的合同标准严格进行把关；或者数量方面缺斤少量；或者不能及时提供财务票据等等；都有可能引发买方的不满情绪，从而引起经济纠纷。
（二）买方违约。
买方由于自身的财务问题，资金周转不灵，不按期开信用证，不按期支付货款，不按合同规定付款赎单，或因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无理拒收货物，不按合同规定如期派船接货等等，与卖方沟通无果，不能取得对方的谅解，都会引发当事人之间的经济纠纷。
（三）买卖双方均有一定的违约责任。
由于合同订立时，质量标准要求不明确，按国家标准呢还是按行业标准没有明确；价款不明确，按订立合同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呢还是按政府指导价格没有明确；履行地点，期限，方式等等都要在合同中一一言明，这样才不会造成买卖双方之间的理解误差，造成一方当事人违约，而引起双方的经济纠纷。
二、经济纠纷的处理方式
（一）双方协商处理
日常生活中，发生经济纠纷是不可避免的，在发生经济纠纷后，买卖双方能心平气和坐下来协商，在协商的过程中，违约一方当事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让对方弄清是非曲直，能够理解自已违约是迫不得已。必要时，双方各自作出一定让步，最后达成和解，消除分歧。这种作法可节省费用，而且气氛和缓，灵活性大，有利于双方贸易关系的发展。
（二）他人调解处理
经济纠纷发生后，双方各执一词，各有各的理由，不能达成谅解，这就需要双方都非常信任的第三方居中调解。调解人的作用是帮助当事人弄清事实，分清是非，并找到一种双方均可接受的解决办法。调解在性质上与协商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最后的解决办法还须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同意才能成立。例如：美方一家贸易公司在货到验货时发现货品质量总体没问题，但个别产品存在瑕疵，据此向中方贸易公司提出全部索赔。中方贸易公司觉得很委屈，只愿承担有瑕疵部分商品损失的理赔，而拒绝了全部商品损失的赔偿。但因为有错在先，拒赔理由有些理不直气不壮。中方贸易公司想法找到了双方都比较信任的第三方居中调停，第三方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了协调方案：由中方贸易公司赔偿有瑕疵商品的损失，并向美方支付一定金额的罚金，以惩戒中方贸易公司以次充好的不良做法。此方案一出，双方都觉得可以接受。由此避免了一场国际经济纠纷的发生。
（三）指定机构仲裁
仲裁是指买卖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就明确今后如有经济纠纷，自愿把他们之间的经济纠纷交给仲裁机构进行裁决；或在经济纠纷发生之后，买卖双方相互订立协义指定仲裁机构进行裁决。仲裁是解决经济纠纷的一种主要方式。在现实生活中，不是所有的经济纠纷都适用仲裁，只有在订立合同时，设有仲裁条款的经济纠纷适用仲裁。或经济纠纷发生后，双方协商未成，第三者调解未能获得双方的认可。买卖双方为了有效解决经济纠纷，冷静下来达成了仲裁协议。才能向专门的仲裁机构，或者临时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仲裁协议中对仲裁地点的约定非常重要。在什么地方进行仲裁，关系着买卖双方经济纠纷所适用的法，以及仲裁委员会人员的确定。这些间接关系着仲裁结果的最后走向。例如：江苏苏洲一家贸易公司从浙江海宁进购一批货物，在验货时，江苏苏洲方发现货物数量短缺，但金额不是很大，大概在二万人民币左右，苏洲贸易公司据此向浙江海宁方提出索赔。海宁方不同意赔偿，双方根据合同订立的仲裁协议，向苏洲市相关机构申请仲裁。很快，苏洲市仲裁机构根据实际情况，到工厂库房现场查验货物数量，作出浙江海宁贸易公司赔偿苏洲贸易公司两万元人民币的决定。浙江海宁贸易公司因仲裁地点在苏洲，考虑到在江浙之间奔波的差旅费与二万元人民币赔款哪个成本更高，在苏洲仲裁委员会下仲裁决定之下很爽快地支付了这笔赔偿金。仲裁协议中对仲裁机构的选择有两种，一种是常设的仲裁机构，另一种是临时仲裁机构。临时仲裁机构是由双方当事人指定仲裁员所组成的临时仲裁机构，当争议处理完毕之后，临时仲裁机构将自动解散，非常灵活，费用节省，对贸易双方的争议也比较了解，更能切实地为买卖双方解决问题。仲裁协议的作用对双方当事人具有二重性。主要体现于对仲裁协议的提起具有自愿性，以及对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决议具有强制性。买卖双方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仲裁协议，让仲裁机构取得了对双方当事人经济纠纷的管辖权，从而排除了司法机关对当事人经济纠纷处置的权利。与此同时，仲裁机构所作出的仲裁决议具在强制性。不管双方愿不愿意都必须遵照执行，也不能再向人民法院提讼。如买卖双方未达成仲裁协议，司法机关就有权介入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经济纠纷。根据处理经济纠纷的经验，在订立合同之初就达成仲裁协议对双方当事人来说利大于弊。
（四）司法机关审理
司法机关审理即向法院诉讼。买卖双方当事人协商不成，调解未果，又无诚意达成仲裁协议，只能由司法机关介入当事人之间的经济纠纷，作出最后的判决。司法机关审理经济纠纷所耗费的时间长，支付的费用大不说，关键贸易双方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僵局，不利于双方贸易的发展。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一般不建议使用司法机关审理。
三、选择最合适的争议处理方式
公司经济纠纷篇4
在我国，许多经济法纠纷无法正常提交司法程序解决的情况客观存在，即便是在司法制度更为完善的西方国家，相较于其它纠纷，经济法纠纷更难接近司法。根据法院能否接受并处理的原则，经济法可诉性实现过程中的障碍大体可以分为两种,即不能诉和不愿诉的经济法纠纷。
1．不能诉的障碍。即使当事人诉求司法来解决纠纷，但是司法机关拒绝受理的纠纷称之为不能诉的经济法纠纷。大陆法实施的国家，对于的案件，法院要根据相关的规定进行审查，符合法律条文规定的可以进行受理，不能诉是因为法律规定；普通法实施的国家，法院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除了法律规定的不能诉之外，其他案件能否诉讼是要根据法院自身的“自我克制”程度。因此，不能诉的原因包括法律明文规定的不能诉和法院本身认定的不应当受理。法律明文规定的不能诉，指的是法院没有被立法者授予处理经济法纠纷的有关权力。立法者之所以没有赋予法院这样的权力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一部分经济法纠纷不适合进行审判仲裁；二是基于行政和司法的分权原则，一些属于行政机关裁量的经济法纠纷不需要司法机关涉入。迄今为止，究竟什么类型的经济法纠纷不能进行裁判、什么类型司法机关无权处理、司法行政权的分界点在哪等许多问题都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法院认定的不能受理的依据主要来源于其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自我克制”。在普通法理论中认定法院的克制是法院尊严奠定的基础，也就是不去干预超出自身管辖范围的事。
2．不愿诉的障碍。这一点主要指的经济法纠纷的当事人。经济法的可诉性就是为纠纷提供提交司法解决的可能性，但是最后纠纷是否能够进入到最后的司法程序还要看当事人是否将纠纷诉诸于司法部门。当然，解决纠纷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是如果在通过其它方式无法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下，当事人仍然拒绝诉求于司法时，便需要深究其原因了。除了纠纷解决的时间过长、成本过高等因素，“搭便车”的心理也是影响经济法纠纷的当事人选择正当司法途径解决问题的重要障碍。经济法的纠纷往往涉及到的是公共利益，损害的也都是公众利益或者是群体利益。因此，当公众中的某个人站出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群体公众的利益，正外部性由此产生。“搭便车”的心理就是伴随着这种正外部性而产生的。利益受损的个人在此心理的作用下往往期盼别人去进行法律，自己就坐享其成，这样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少的人会去主动。
二、克服经济法可诉的策略
1．拓展法院职能。无论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不能诉还是法院自身的“自我克制”，经济法纠纷的不能诉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公众对法院职能的认识。想要克服经济法纠纷的不可诉，就要从新认识法院职能。作为天生的裁判者，法院是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日益独立出来的处理纠纷的专门性机构。早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并不存在独立的司法机构，既有实行行政机关和纠纷处理机关合一的形式，又有司法职能、行政职能合一的，但这一种形式仅仅只是各机构之间的分工合作，并不是我们所指的司法独立。直到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许多国家建立起资产阶级代议制政府，普遍推行孟德斯鸠主张的三权分立的学说，此时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真正实现了分离，法院开始担任起解决纠纷的职能。尽管法院还起着暴力工具的作用，诸如审理案件、制裁犯罪等，但是更多的是担任中间人的职能，能够公正地进行裁决，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但是伴随着19世纪末社会化大生产的到来，政府职能发生了巨大转变。政府的行政权力开始不断扩大，法院权力开始萎缩。一些涉及到公共政策、公共管理的本应该认定为司法系统处理的案件也被移除。因此，想要克服经济法存在的可诉，就需要在认识法院职能、掌握其演变规律的基础上拓展法院的职能。拓展法院的职能对普通法国家较为简单，存在的障碍和困难较小。只要法院的法官能够有才智和勇气冲破先例的局限和束缚，受理新型的经济法纠纷。不墨守陈规、敢于冲破束缚和约束是普通法最显著的生命力，有时候法院的大胆行为往往令人刮目相看，比如美国联邦法院实施的违宪审查权，是“自我加冕”的重要体现。相比较而言，成文法国家遇到的阻碍较大，立法者需要深刻地认识到扩充法院职能的必要性，并将其慎重地加入到法律条文中，与此同时，法院也不能碌碌无为，而是要根据社会的发展重新解释现行法律，使之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也是拓展法院职能的重要手段。
2．加强公共利益的司法保护。资本主义革命的爆发极大的发展了个人主义，这一变化反映到法律上就是私人的权利在民法领域得到了更为有效的保护和尊重。19世纪以来的社会化挑战了这一观念，私人占有同社会化大生产形成了对抗。一方面，社会化大生产严重阻碍了私人权利；另一方面，社会大生产催生的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凭其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将自己的意志在民法的规则下强加给个人，从而危害个人利益。换句话说就是社会化大生产之后，私人利益得到了巨大保护，这不仅仅危害着社会公共利益，同时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障碍。这反映到法律上有两点体现，一是民法逐步现代化，而是催生了经济法。与民法维护私人利益不同的是，经济法站在社会公众的角度上，维护的是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根据“经济人”的理论，个人自身利益的判断者就是个人自己。通常，个人有权利决定自己是否进行来对自身的利益进行司法保护。与个人利益相关的公共利益的本质在于它是多数人的集体利益，凡属于这个多数人利益集团的个人都能够在维护集团公共利益中获益，因此，个人便有了维护公共利益的动力。但是受“搭便车”理论的影响，个人都不愿意付出成本和精力去维护公共利益使别人坐享其成。想要对公众利益进行更好的司法保护，就要在改革传统诉讼方式的基础上探索新方法，这种新的方式就是公益诉讼。经济法的实质是一种社会本位法，相较于民法侧重维护个人的利益，经济法更多体现的是对社会公众整体利益的维护。与民事诉讼维护个人私权不同，经济法诉讼更大程度上维护的是社会公众的利益。实现经济法的可诉性，要求法律为其提供司法解决的通道，即公益诉讼制度。换句话说，加强公共利益的司法保护、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克服经济法可塑的重要策略。
3．变革现行的诉讼机制。想要克服经济法的可诉，就要做到与时俱进，变革诉讼机制的创立符合时展的诉讼形式，也就是经济诉讼。人类诉讼的演进史和诉讼制度自身的发展史表明，实体法律制度的不断发展派生了诉讼形式，诉讼形式的逻辑依据就是特定的实体法律制度。正像马克思所说的：法和审判程序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就像是动物和动物的外形一样。审判程序应当和法律一样，因为审判程序不仅仅只是法律的一种生命表现形式，它还是法律的内在生命的表现。正是基于这种理论，大量经济法规的不断出台导致了经济诉讼的应运而生。作为经济法“内部表现形式”，经济诉讼的存在体现了经济法规所具有的强制约束力，从而保障了经济法的有效实施。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刑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等都采用不同的调整方法，按照自己的调整对象来共同调节社会经济关系。同民法、刑法和行政法相对应，我国很早就建立起了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立法不断完善，取得了长远发展，经济法也成为了一个有着重要作用的独立的法律部门，但是与此现象不相符的是经济诉讼制度却迟迟不能完善，无法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完善经济法制，不仅仅需要完善实体法的经济法，还需要完善程序法的经济诉讼法，增设经济诉讼。
公司经济纠纷篇5
煤炭企业的法律纠纷主要集中在合同诈骗，债务关系，环境污染等方面。诈骗案件标的额高，跨度年度长；债务纠纷的特点是追缴难度大，案件少；环境污染纠纷是近年来经济发展和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的产物，在煤炭企业法律纠纷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诈骗案件涉及刑事事件，而债务纠纷可能仅是民事案件，两者的处理方法不尽相同，然而都要积极使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法律权益，实现煤炭企业承担的法律风险与经营收益的优化平衡，促进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二、煤炭企业法律纠纷的成因
煤炭企业相关犯罪案件频发的时期多发生在1998、1999年左右，在这段时间，国内对于煤炭的需求不大，煤炭企业不景气，相关法律不健全做成了煤炭企业相关犯罪猖獗。
（一）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等在交易之前，部分合同牵扯多个部门，煤炭企业在合同签订之前常常无法协同整合各部门的信息，缺乏买方准确详尽的资料，诈骗犯利用企业急于交易的心理，设计骗局引煤炭企业上钩。例如使用报废的设备以次充好，或在受到货款后设备没有交付就逃之夭夭。
（二）煤炭企业缺乏相应的机制我国大部分煤炭企业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普遍存在体制僵化、派系林立、管理不善的问题，经过市场化的洗礼以及国企改制，多数煤炭企业已经步入正规化企业行列，然而对于一些规模庞大的企业，公司相关的体制不够完善，不能规避法律风险，尤其是子公司更容易产生法律纠纷，进而影响到母公司。
（三）法律纠纷产生后隐瞒真相有些企业在诈骗案件发生后没有立即使用法律武器，出于担心企业或个人出现负面影响，隐瞒事实，延迟或放弃报案。不少煤炭企业经营者认为，上法庭是一件麻烦事，即使成为犯罪的受害方，也隐瞒不报，另一方面对于司法机关缺乏信任，认为即使报案、打官司也解决不了问题。对于一般的债权纠纷更是如此，怕对薄公堂之后影响业界名声，并且破坏原有的商业伙伴关系，因此，不到走投无路是不会走上法庭的道路。
（四）煤炭行业特有的环境原因煤炭挖掘导致了土地塌陷，进而造成农作物减产、建筑物破坏以及空气土地污染，这些都会引起一定的法律纠纷或者是法律诉讼。这类案件是长期困扰煤炭企业的难点，标的额度很高，容易引起与周边居民之间的冲突，媒体的介入等等连锁反应。
三、煤炭企业法律纠纷预防措施
（一）加强企业内控企业规模越大，管理难度越大，某些地方可能会出现监管不力，管理空白的形象。公司和子公司以资本为联结，母公司不能对子公司的日常经济活动直接干预，子公司的领导出现违规行为，母公司也无权直接对其进行处置，而需要开股东大会表决处理。加强公司内控需要建立有效的制度，将日常的经济活动纳入在公司制度监管下；对于母公司而言，对子公司要监管到位，维护出资者的相关权益；对于子公司而言要充分行使法人财产权和企业经营的自。
（二）建立多种法律救济途径债务纠纷是煤炭企业一种常见的纠纷，这种法律纠纷解决过程比较艰难。建议改变传统的上门讨债，违约协商的做法，使用多种法律救济途径。而对于煤炭企业的诈骗案件，可以联合公、检法人大代表和新闻媒体；在办案方法上，区分刑事和民事案件。对于诈骗案件要按照刑事案件处理，不能‘私了’。寻求法律途径的时候，要确保及时清，拖延会令问题更难解决。
（三）加强合同管理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和契约经济，签合同是企业之间最常见的一种经济活动，要充分重视合同的法律价值。因此在签定合同前要充分理解合同的内容，防范合同中的陷阱，煤炭企业法律纠纷大部分是围绕合同产生的，签定合同的双方对于同一份合同的理解不同，因此需要专业的法律从业人员把好合同关，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四）加强法律顾问队伍建设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法律意识，尤其是维权意识越来越深，煤炭企业的法律纠纷由原来的企业之间扩展到企业和个人，企业和个人。煤炭企业附近的居民对于煤炭企业所产生的环境污染具有抵触心理，相关工作开展困难。煤矿企业要有效地防范市场经营风险，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抵御法律风险，依靠法律顾问的作用，保障企业在法律提供的空间内依法经营和决策。
（五）加强法律法规培训力度积极搭建法律法规培训的平台，提高相关人员的法律意识和丰富法律知识，对于接触合同拟定，合同签订的人更要提高相关的法律专业技能，主要是合同法、公司法、担保法、劳动法、知识产权等法律知识。实践证明，只有法律意识渗透到公司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才能抵御法律纠纷的风险。
（六）提高法律风险防范意识提高法律风险防范意识是识别风险、化解风险的前提，也是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意识的基础。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企业上下必须提高珐琅彩风险意识，认识发哦法律风险一旦发生，将给煤炭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但这种风险是可以控制的，因而一定要做好预防措施。
四、结语
公司经济纠纷篇6
行政司法行为的存在、发展和功能之充分发挥，更是深深置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导致社会冲突或纠纷的增多及解决难度的增大（因涉及利益关系及专业性增强），从而要求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方式，以摆脱传统的三权分立体制下主要靠法院审判这种纯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模式之局限，努力探寻和拓展审判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途径，并使其向着民主性、公正性、专业性、效率性等方面发展。行政司法行为就是适应了市场经济需要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客观要求，它是现代市场经济中需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且有利于加强经济执法以及司法。行政司法这种特定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和政府对经济间接干预的重要手段。其中，以英国和美国的行政裁判制度尤为典型，一般所通行的是行政复议行为和行政裁决行为（有些国家也存在着相似于行政调解的组织和机能），所裁处的对象既包括行政争议又包括民事纠纷，且更注意采用司法程序和尊重当事人的权利。我国的行政司法，其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乃是与改革开放同步，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特别是行政法制，更具体而言是行政程序法制）建设的一项成果和产物，是在发展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及时有效地解决纠纷，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并使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强化其自律机制使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我国的行政司法行为包括行政复议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仲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行前）。行政复议行为主要解决那些对行政机关的相关处理和决定不服而产生的行政争议，其范围基本上与行政诉讼的范围一致并略宽，以便于行政复议同行政诉讼相衔接。行政复议是我国相对最为规范的行政司法形式，其法律依据也更较充实。行政裁决行为主要解决与合同无关的若干民事纠纷，行政裁决行为总的来说可分为确权行为（以解决权属争议和权限争议）以及归责行为（以裁处损害赔偿纠纷和侵权纠纷）这两大系列，其中包括关于专利、商标的专门行政裁判行为。行政调解行为所解决的民事纠纷其范围就更宽，既包括合同纠纷又包括非合同的民事纠纷乃至民间纠纷，既包括损害赔偿或补偿纠纷又包括侵权赔偿纠纷，还包括经济纠纷、劳动争议、权属和权限纠纷等。行政仲裁行为主要解决相关的合同纠纷（特别是经济合同纠纷），也解决一些其他的民事、经济和劳动纠纷。在这四种具体的行政司法行为中，行政复议和行政裁决都是典型的具体行政行为，它们通过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来解决有关纠纷或争议，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具有行政法律效力，同当事人之间发生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都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并使其接受司法审查的。行政调解则是行政机关居间对双方当事人发生的纠纷进行调停，而不是行使行政权力，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和执行力（除了仲裁中的调解之外），是靠当事人自觉履行，而调解不成或不服调解的还可进行裁决或可申请仲裁，并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行政仲裁乃是行政机关的特定机构以第三人的身份对特定的纠纷或争议居中作出公断或裁决，它采用合议制，按照特有的仲裁程序，并由特定的机构进行，因此其司法性较其他行政司法行为更为明显，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也强于一般行政裁决之效力，不服行政仲裁也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由于行政仲裁背离了仲裁制度所固有的民间性本质特征，典型地体现了我国以往实行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和痕迹，随着《仲裁法》的颁行，已导致行政仲裁向民间仲裁的改革和转轨。从行政司法的发展趋势来看，以上述及的这些行政司法行为均可称为“显形行政司法”，即以特定的行政司法形式（复议、裁决、调解等）裁决明显存在的法律争议或纠纷；除此而外，还有所谓“隐形行政司法”，即平常所说的行政行为司法化，它是指行政机关虽不是处理明显存在的法律争议，但行政机关作出关系或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救济等），也需要“司法化”，即不同程度地采用司法程序以提高具体行政行为的质量并保证其公正性、合法性，因为它们很容易引发潜在的法律争议。从广义上说，行政司法就是运用准司法程序规范行政的各种规则、制度的总和。从这种意义上看，行政司法行为及其作用的发挥有着更加广阔的天地，它涉及到我们整个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问题。关于行政行为的司法化，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就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该法不仅在一般程序中规定了立案、调查、检查、审查、陈述与申辩、决定、送达等必经环节，而且还正式规定了听证程序。听证会要告知受处罚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申辩和质证权利，有利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有利于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有利于调查取证和正确适用法律，从而便于贯彻程序公正原则。这些都体现了我国行政行为规范化、程式化、法制化的正确方向和必然趋势。
公司经济纠纷篇7
一、水事纠纷及其解决机制概述
迄今为止，水事纠纷贯穿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见诸于笔端的可追溯至公元前651年诸侯葵丘盟约中关于水事纠纷的条款。如今，水事纠纷有了高发态势。2012年全国共调处水事纠纷5410件，挽回经济损失9987万元。水利部共受理行政复议案件10件，办结10件。这还仅是记录在案并得以解决的部分，水事纠纷的实际发案率远不止于此。目前，我国水事纠纷泛指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开发、利用、管理、保护、防治水害及其他水事活动过程中因不同地区之间、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由于权利、义务配置不均衡而引起的争端，具有区别于一般的环境矛盾的地缘性、群体性和社会性等特征。从法理逻辑和法律体系构成的角度看，水事纠纷的解决机制可谓途径丰富、层次分明，主要包括诉讼、非讼两大解决机制类型。诉讼解决机制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制度;非讼解决机制又分为和解或协商、调解、仲裁与行政处理(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不论是哪种解决机制，都是建立在水事纠纷可诉性问题得以有效界定基础上的。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以下简称《水法》)将之界分为两类：可诉的水事纠纷和不可诉的水事纠纷。
《水法》第56条规定：行政边界区域水事纠纷主要是由有关地方政府协商或上级政府协调解决，诉讼在解决行政边界区域水事纠纷中的地位和作用难以得到充分体现。依据诉讼主体的不同，行政边界区域水事纠纷分为区域政府间水事纠纷(仅限于环境行政监督管理事务)和区域间民事或行政水事纠纷两类。基于诉讼程序的基本原理，前者没有可诉性，后者则具备可诉性。之于前者，当事人是行政机关，目前实践中像这样的官告官诉讼缺乏法律依据，是不可想象的，即使裁决有误，也只能通过行政方式或政治方式纠错而不可能诉诸司法;后者却是典型的诉讼类型，如《水法》第57条所规定的单位之间、个人之间、单位与个人之间发生的水事纠纷，包括平等民事主体间，以及主管部门与相对人之间的水事纠纷，其牵涉的主体实质上要么均是民事主体，要么一方是民事主体，一方为政府机构或公共服务组织。
依据争议标的属性的不同，可诉的水事纠纷又可分为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结合当事人法律地位的差异，公益诉讼又可进一步划分为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前者在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已有所体现，后者却仅浮于学理论证的阶段。事实上，水事纠纷解决的实践效果与制度设计的初衷相去甚远，水事纠纷发生后的群众集体上访、暴力上访往往成为诱发政治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因素，严重影响着社会秩序的安定性。如府保河段水事纠纷导致黄河两岸居民、两县地方政府矛盾加剧，致使群众堵桥、堵路甚至大规模上访等过激行为;太湖流域水体污染导致饮用水安全事故，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淮河流域防洪除涝水事纠纷激化了政府间的水事权益矛盾。笔者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水事纠纷的解决充斥着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因素，实难为当事人自愿协商和解、仲裁、民事诉讼，以及单独的行政处理所能够承受，往往案结而事儿未了。因此，行政权在水事纠纷解决中的核心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出于政绩和GDp的片面追求而罔顾法理与生态承载力，部分地方政府存在官商勾结、权力寻租和腐败等问题。因此，将水事纠纷行政处理纳入公益诉讼的范畴并付诸于司法实践，可以起到阳光化的监督作用，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则有望成为补救水事管理中政府失灵的良方。
二、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理论溯源
行政公益诉讼是指与被诉事由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以及特定的监察机关，针对行政机关或社会公共部门的不作为、乱作为和侵权作为致使公益受损或有受损可能的行为，以自身名义所提请的行政诉讼。水事纠纷的行政处理是司空见惯的，而行政公益诉讼旨在以司法督促行政机关严格执法，之于水事纠纷的司法解决具有天然的优越性，对此，笔者也仅就如何通过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建设加强水事纠纷的司法推进来阐述。考究制度选择的理论渊源，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正当性源自理论上的必要性和实践中的可行性两个方面。
(一)理论方面的必要性
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学理研究近年刚兴起，缺乏立法层面的支撑，《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此更是毫无涉及。这与学界普遍呼吁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基本共识构成了矛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法治国家，公权与私权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天然竞争性关系，公权的划界直接关乎私权的实现。行政权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和权威性，恣意行使极易导致权力滥用与违法，造成对私益、公益的严重侵害。行政公益诉讼的对象恰恰就是公共权力部门即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性质机构实际侵害公共利益或公共秩序或有侵害之可能的公权力行为。将权力扔进笼子是行政控权理论的核心，也是法治行政的精髓。但是，水事纠纷行政处理的监督主要来源于行政系统内部的自我拘束，缺乏应有的外部力量的限制。水事纠纷的司法解决作为最终处理机制，丰富了水事纠纷解决的制度构造和渠道选择，从外部为行政权力运行加上司法审查的安全阀，有效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与服务型法治政府建设，也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要求完善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的政策要求。
其次，因法律、政策制定的立足点不同，制度性安排必然存在利益上的偏颇与倾斜。中央基于整体利益的考量往往难以兼顾地方利益，局部利益不得不作出妥协，但这种心不甘，情不愿的态度反馈在执行上就是不作为或表面作为，甚至盲目抵抗。这种现象在水事纠纷处理过程中往往更加明显。
最后，一元宪政体制下，司法权理应归属国家。我国法院的人、财、物均受制于地方政府，极易导致司法权的异变。司法权力行政化、地方化，造成司法手段难有作为的现实窘况。这种泛政治化处理的传统行政思维在水事纠纷解决机制上的表征就是行政权力干预既普遍又传统。然而，诉讼权乃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宪法保护。依据司法最终原则，行政权侵害公益的行为理应如私益行政诉讼救济一般同样获得司法作为最基本、最权威解决机制的约束。法律必须设法给没有利害关系或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居民找到一个位置以防止政府内部的不法行为，否则便没有人能有资格反对这种不法行为。随着普通法上诉因理论的突破，即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公益代表或主张机构、个人均有权提请行政公益诉讼，立法应保障其诉讼权利。水事纠纷涉及公益损害的当然也在其规制范畴，而这在学理研究中业已达成了共识。
(二)实践层面的可行性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性安排在英、美、法、印以及我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均获得了成熟的实践经验，诸如美国的公民诉讼、法国的越权之诉及日本的民众诉讼等。我国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可以充分借鉴域外法，取精去粕，保持后发优势。另外，学术界和实务领域的共同呼吁也为行政公益诉讼立法提供了一定的舆论基础，特别是水事纠纷经行政处理难以案结事了又常常存在诱发政治群体性事件之可能，诉讼途径自然就成了水事纠纷解决的新期冀。而且，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治理模式的急剧变革，使得《宪法》赋予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在日常生活中逐步得到落实，为水事纠纷当事人享有行政公益诉讼权利奠定了法律基础，特别是公益诉讼条款先后被纳入《民事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修订案)》之后。当然，现代公民的养成也为行政公益诉讼方式解决水事纠纷提供了现实条件。
三、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形塑
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确认不仅取决于现行法有关公益诉讼的基础性规范，还受到实践效应的具体影响。毕竟，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经实践证明的有益经验自然可以上升为法律，而这也符合我国法律制度由政策先行向立法在后的基本衍生脉络。因此，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理应建立在对既有司法审判实际工作经验的充分吸收与反思基础之上。
(一)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司法实践及其法律问题
鉴于水事纠纷的特殊性及其矛盾处理的复杂性，我国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较之一般公益诉讼或水事纠纷案件，实践操作过程中所面临的法律问题更显繁多，也更难解决。以司法审判的基本程序为界分标准，可以将之归纳为立案、审理以及执行三个层面的法律难题。
⒈立案难。立案是确定案件性质的必要前提。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的立案必须以行政行为违法为前提，并具备立案的理由：事实、法律和程序条件。实践中，公益诉讼面临着立案难的窘况。法院常以缺乏相应诉讼法依据裁定不予受理，更何况是牵涉到民告官的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造成老百姓信访不信法的局面。如前文所述，相较于其他社会矛盾，水事纠纷往往牵涉复杂的利益关系，具有涉案面广、容易恶化等特征。我国司法审判公权力色彩浓郁，除考虑法律因素外，又要综合考量其他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法院往往不能独立行使审判权，相对棘手的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被驳回自是可期。诸如2014年广受争议的浩勒报吉地下水超采和污染纠纷案件的起诉屡屡被拒一事。
⒉审理难。自然资源环境拟人化的准主体地位和资格使得自然资源环境法律关系不在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形成了一种三主体法律关系。环境法并非单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是通过一定领域的社会关系的调整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环境法具有技术性的特征，水事纠纷作为常见的环境问题其司法解决要求具备较强的技术能力，传统的审判机制恐难胜任复杂水事问题的处理，诸如证据、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的认定。特别是目前公益诉讼尚未得到《行政诉讼法》的支持，程序法依据不足。所以，实践中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普遍存在审理难的情况。虽有相关案例，但我国法律制度承袭大陆法系，没有案例拘束力的传统，加之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和司法裁量权的宽泛，往往出现异地管辖同案不同判的尴尬局面。因此，许多学者倡导采取集中管辖或成立专门法院、专门法庭来审理水事纠纷等环境案件。
⒊执行难。我国环境立法重实体、轻程序，多原则、少规则，缺乏可操作性，水事纠纷亦如是。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强调对公权的制约、监督，强调公民参与和信息公开，审判结果一旦不利于自身利益，必然遭致行政机关和公共服务组织的抵制，实践中不乏判决后不执行的先例。所以，为保障司法的权威和推进司法权之于行政权的竞争力，此次《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稿)》第48条进一步明确了行政机关不执行法院判决的责任：一是将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情况予以公告;二是拒不履行判决、裁定、调解书，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
(二)完善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造的建议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区别于一般行政诉讼，规则条款的设计应有其特殊性。笔者旨在以诉的三要素之诠释为基础，探讨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成。
⒈诉的主体，即原告的资格确认。我国行政诉讼当事人资格依旧受到法律上直接利害关系原则的束缚，要求原告和诉讼标的之间存在独立、排他的利害关系。依据法理与经验，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原告无外乎包括监察机关、公益组织和公民个人等。其中，颇受争议的主要是检察院和公民的原告资格问题。首先，检察机关提请公益诉讼在国际上已是司空见惯，但在我国，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效仿刑事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双重身份的行使而罔顾法律定位上的功能性冲突，以其为公益诉讼案件的原告是一种妥协。这般做法将遭遇诸多法律难点，如反诉、抗诉、赔偿款的给付以及司法资源等问题，尤其是牵涉到司法调解。虽然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受到严格限制，但是极个别情况下应当承认审理行政案件适用调解。此次行政诉讼法修订对例外性地适用调解未作出明确规定，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水事纠纷案件的处理一般遵循协商先行的原则，以检察院为原告，因其特殊身份，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存在调解程序的适用性难题。加之体制的制约，检察院介入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执法不力的现况，反而被赋予了过高的期望。但是，正如曹明德、赵卫民等学者所认为的，以检察院作为原告的好处是可以防止滥诉，因为检察院作为国家机关最不可能代表私人利益，同时宪法也规定它有控告、检举、揭发他人的权利，作为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它可能不是最好的，却是最恰当的。其次，受诉因原理的制约，行政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没有放宽到一般公民。但当下对个体权益的保障正逐步加强，环境权假说和行政诉讼公众参与的法治要求均为公民享有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权利奠定了理论基础。有学者建议在《环境保护法(修订)》中增加关于公民环境权的规定却并没有获得立法支持，一个比较堂皇的理由就是防止滥诉。实践证明这种忧虑是多余的。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具有普通公益诉讼的一般特征，即原告与其欲求实现的诉讼效果之间没有人格上的、私人独占的或者金钱上的利益关系。这也影响了公民提请诉讼的积极性，造成环保法庭几近门可罗雀，法官纷纷被抽调的事实。
⒉诉讼标的，即水事纠纷发生并请求司法裁判的行政法律关系，主要涉及立法上的诉讼竞合以及司法程序的问题。首先，实践中，针对水事纠纷行政处理中的政府失灵现象，公民既可以依据私人检察官理论通过行政公益诉讼的方式监督公权力依法运行，敦促行政机关尽可能快捷处理水事矛盾，又可以凭借诉因原理选择行政诉讼方式来维权。这种制度安排表面上看似乎存在竞合现象，实质上却没达到非此即彼的竞合效果。毕竟公益诉讼应以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影响等为诉讼请求，并不代行对受害人损害进行具体索赔的权利。即便因为公益侵害存有一定之补偿，资金用途却明显受限将用于公益恢复，不支付给受害人，而且政府机关通常并非水事矛盾真正的义务主体，所以，水事纠纷行政公益诉讼与民事侵权诉讼的提请是并行不悖的。其次，行政诉讼涉及面广、办案阻力较大，特别是牵涉水事纠纷等行政色彩浓厚、复杂程度高的案件。本着节约司法资源的原则，可以先于行政公益诉讼设立前置程序，最大化地提高司法监督的实效：穷尽行政救济，减少诉累。在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法治研究中心的《行政诉讼法修正案》专家建议稿中，应松年提出了类似构想：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之前，还应设置一个前置程序，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在发现行政机关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时，首先应向该行政机关提出纠正的建议，检察院可以提出检察建议，行政机关不予回应或不予改正的，才能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当然，特定情况可以不经前置程序径行起诉：⑴行政主体明显缺乏管辖权的;⑵通过前置程序，将给公共利益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害的;⑶争议主要是法律适用问题的，不存在事实争议的情况下，通过前置程序只会导致资源的浪费，贻误挽救公共利益的时机;⑷行政主体故意拖延或明显不可能给与公正救济的;⑸其他的通过前置程序不利于维护公共利益的。
公司经济纠纷篇8
〔关键词〕保险；保险关系；保险纠纷；仲裁；诉讼
近几年来，有关保险公司诉讼方面的案件不断增加，案件涉及到的也不断趋于多样化，保险公司特别是基层公司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实际的判决中，由于受各种因素的，保险公司败诉的几率很大，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减少由此而产生的不必要的损失和影响，是保险业管理人员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从诉讼和仲裁解决保险合同纠纷的利弊进行探讨和，将使保险人更加明确自身职责和权益，为社会做出更多更好的服务，让被保险人和保险人认识到仲裁解决保险合同纠纷的重要性。
一、保险诉讼案件分析
2002年2月20日，投保人李某将本人所有的一辆桑塔纳普通型轿车向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辆保险，车辆损失险保险金额15万元，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10万元，全车盗抢险保险金额10万元，保险期限1年，交纳保险费3520元。2002年7月2日上午，李某驾车在行使途中因电器短路发生全车烧毁。事故发生后李某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保险公司以李某未投保损失险，不属于车辆损失险火灾事故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拒赔后，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省市的新闻媒体闻风而动，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其主导观点是，保险公司收取了投保人的保险费，被保险人出了事却不赔偿。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受益人赔付保险金12万元；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可了保险公司的观点，认为其拒付有理，但是判决保险公司返还被保险人的保费3520元。
官司虽然打赢了，为保险公司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是通过这次诉讼，保险公司在当地的信誉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市场占有率急剧下降。从专业的角度看，保险公司是有理的，但是普通老百姓看的是事件本身及其结果，他们看到的是保险公司收取了保险费，出了事却不赔付保险金，还闹到法院去，最后还是没有给。消费者会由此丧失对保险，至少是对保险公司的信心。即使该案件判决保险公司向投保人赔付保险金，人们也会觉得要求赔付保险金太难，因此影响保险公司的社会形象。由此不难看出，通过诉讼解决保险纠纷，保险公司无论如何都是输家。争议一旦通过起诉解决，必然引起公众和新闻媒
体的关注和评论，输赢的结果暂且不论，诉讼本身就给公司声誉和形象造成了负面效应；赢了官司，输了市场；输了官司，丢了信誉。
可见，保险纠纷不适合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对保险公司和客户来说，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保险纠纷都将是最佳的选择。
二、诉讼解决保险纠纷对保险人的消极影响
，在我国保险诉讼案件的表现形式多样化，如采取诉讼方式解决，对保险人乃至保险业的发展存在消极影响，归纳后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不利于保持保险人与客户之间的良好关系
保险关系是一种建立在高度信任基础上的民事法律关系。投保人之所以出资买保险，是由于十分相信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即可向保险人转移风险。诉讼俗称“打官司”。在国人的思想观念中，只要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打官司”的地步，就必然是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了。民事诉讼实行公开审判。在诉讼中，保险人的诉讼相对人必然是被自己奉为“上帝”的客户。保险业属于服务性行业，保险人通过诉讼把自己同被自己奉为“上帝”的服务对象之间的矛盾大白于天下，不论将来官司输赢，对自己都不会是件好事。不仅会伤害保险人与客
户之间的和气与感情，同时也会损坏保险人的名誉，影响其保险业务的发展。因此，保险人即使赢了官司也是弊多利少，失去的要远远大于得到的。
2、不利于快速化解矛盾，不利于及时、公正处理案件
近年来，保险纠纷诉讼案件与日剧增，且多以保险人为被告，由
保险人自行提起诉讼的案件相对较少，过去长期以来“政企不分”的体制等多方面原因，使得一些当事人把保险公司当作“唐僧肉”。有理要诉，无理也要诉。加之一些法官素质不懂保险专业知识，常常对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做出不利于保险人的判决，极大地损害了保险人的声誉。另外也由于诉讼案件法定的结案时间较长，一个案件从开始立案起诉到终审结案，大约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常常使保险公司因陷入“马拉松”式的官司之中，无法自拔，不良影响日渐增大，甚至被官司拖得精疲力竭。显然，选择诉讼方式解决保险纠纷，不利于及时化解保险人与客户之间的矛盾，不利于公正处理案件。
3、不利于保险人尽快适应国际通用保险纠纷处置机制
仲裁制度是国际通用已久的一套民事纠纷化解机制。国外许多仲裁机构诸如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伦敦国际仲裁院以及我国的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等，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信誉。由于仲裁机构不代表国家，不代表政府，只忠实于事实，忠实于法律，忠实于公正，依靠公正的裁决和良好的信誉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而常常成为民商事纠纷当事人化解矛盾的首选手段。经济发达国家中对保险合同纠纷的解决，使用仲裁的方式远远多于诉讼。入世后，面对机遇和挑
战，国内保险机构应当逐步做好与国际法律制度接轨的工作。如果我国的保险机构现在出现保险纠纷时，仍然本着被动应诉的态度，采取诉讼解决纠纷的单一方式，那么几年之后，面对国外保险公司强有力的竞争，在处理保险纠纷中，就会感到十分被动，难以适应仲裁这一国际通行的民商事纠纷处置机制。
三、我国保险纠纷较少使用仲裁解决的主要原因
近几年来，保险案件纠纷处理较少使用仲裁方式解决有多方面的因素，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的仲裁法律制度及现状
仲裁制度在国外已有六、七百年的历史，而我国是在20世纪初才由当时的国民政府引进这一制度，又逢国内连年战争，因而仲裁制度未能广泛实行，新成立后，虽然我们也实行了一些行业仲裁，但又带有浓厚的行政调解色彩，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民商事仲裁。直到1994年8月31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才使我国的民商事仲裁制度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因此，许多的人们只知道发生了纠纷去法院“打官司”，并不懂得仲裁也是解决纠纷的手段，仲裁机构的裁决具有与法院判决同样的法律效力。因而，多数人远离仲裁，更难以知道仲裁还有众多的优越性。
2、保险合同约定解决纠纷的缺陷
《仲裁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双方自愿，达成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委
员会不予受理。”第16条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1）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2）仲裁事项；（3）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然而，多少年来由保险公司及其行业管理部门制定颁发的各类保险合同条款中，基本上没有明确写入“因本合同发生争议，协商不成时选定某某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这样的仲裁协议，而只是含糊其辞地写到：“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发生争议不能达成协议时，可以申请仲裁机关仲
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更为笼统地写道“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发生的一切争议，需要仲裁或诉讼时，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这样的“仲裁协议”实质上等于没有协议，因其没有明确约定选择的仲裁委员会，即使发生纠纷之后当事人中有一方向仲裁机构提请仲裁，仲裁机构也无法受理和立案。因此，由于保险机构及其行业管理部门自制的保险条款的严重缺陷，极大地限制了保险纠纷的仲裁解决，对于保险人而言，这无异于作茧自缚，终将自食其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保险事业的快速发展，各家保险公司自然会签订大量保险合同，同时，保险纠纷也必然会接踵而至。因此，保险纠纷的出现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于保险机构而言，保险纠纷的发生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发生纠纷后得不到妥善处理。我们通常所见到的情况是，保险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一旦发生，往往很难协商解决成功。此时双方常常处于一种互不相让、互不服输、剑拔驽张的对立状态。这时候的保险人不愿低下自己“高贵”的头向对方主动提出请求仲裁的建议，即使提出，也难以得到对方的响应和赞同。因此，很难在纠纷发生之后由双方达成仲裁协议，最终通过仲裁的手段化解矛盾，这就使得保险纠纷的仲裁解决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
四、仲裁解决保险纠纷的主要特点
仲裁并非是解决保险纠纷的唯一途径，但相对于通过诉讼解决纠纷有很多优点，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利用仲裁方式解决保险纠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仲裁实行开庭不公开制度，保密性较强
按照我国《仲裁法》第39条、第40条的规定，仲裁采取开庭不公开的原则和制度。开庭有利于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庭上相互辩论、澄清是非，但是当事人可以约定不开庭，仲裁庭根据书面材料作出裁决。不公开决定了仲裁庭的开庭不向公众开放，除了当事人等仲裁参加人外，不允许无关人员旁听和新闻媒体采访。如果保险公司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与客户的纠纷，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对自己的声誉造成不良影响。
2、仲裁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
仲裁机构都备有分专业的仲裁员名册，仲裁员都是来自法律、经济和等领域，既有水平又有实践经验的专家和学者。对保险行业来说，因为其专业性较强，普通的法官和律师并不熟悉该领域的法律实务，诉讼中对保险公司自然不利。仲裁时保险公司可以选择熟悉保险业务的仲裁员，更有利于纠纷的解决。
3、仲裁排除了诉讼，更具有独立性
仲裁和诉讼是两种不同的争议解决方式，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一。一旦选择采用仲裁的方式解决争议，只要仲裁协议有效，即排除了人
民法院的管辖权，该纠纷只能通过仲裁解决。只有当事人没有仲裁协议或者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况下，法院才可以行使管辖权。对保险公司而言，只要在保险合同中制订了有效的仲裁条款，就排除了法院的管辖权，与客户发生的争议就能通过不公开的方式解决。仲裁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构，仲裁机构之间也没有相互隶属关系，仲裁庭能够独立依法公正裁判，不受任何机关、团体或者个人干涉，具有最
大的独立性。较法院解决保险纠纷而言，其专业性和独立性更有利于案件的公平解决。
4、仲裁具有自愿性和灵活性
仲裁是以双方当事人的自愿协商为基础的争议解决方式，仲裁庭管辖权的取得以当事人同意仲裁的协议为依据。自愿选择的方式决定了双方解决的诚意和友好氛围。整个仲裁过程中都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譬如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员和仲裁规则等，与诉讼相比，仲裁更具有灵活性。通过仲裁解决保险纠纷，保险公司将获得与客户友好协商和调解的坚实基础，从而更有利于分歧的解决。最后，仲裁具有快捷性和性。仲裁比诉讼程序更为快捷。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期限，普通程序为6个月，重大疑难案件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6个月。仲裁程序一般可以在仲裁庭组成后3个月内作出仲裁裁决；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以在1个月内作出裁决。另外，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一旦作出即为终局裁决，不能就同一纠纷再向任何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我国的民事诉讼实行“两审终审制”，多级
的诉讼必然增大当事人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投入。仲裁为一级终裁一级收费，并且花费的时间比诉讼要少得多。采用这种方式，保险公司将会减少在争议解决上的人力、物力和时间，降低成本。
五、仲裁解决保险纠纷对保险人的积极意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关系在确立之后都难以避免地发生相应的纠纷，保险法律关系也不例外，对保险纠纷的解决，从上
讲，可以通过协商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的不同方式进行，但在司法实践中，仲裁不失为一条最佳途径。
1、仲裁解决保险纠纷可以减少保险人的经济损失
与诉讼解决纠纷的两审终审程序相比，由于仲裁实行一裁终局的制度，没有诉讼中二审程序的拖延，而且“一裁”的期限本身也比较短，许多案件从提交仲裁到下达裁决仅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即可结案，快捷而及时，这样可以尽早地使案件得到解决，使保险法律关系当事人双方及时从保险纠纷中解脱出来，避免因诉讼造成的人力、财力、物力的过度损失。另外，通过仲裁处理保险纠纷，由于组成仲裁庭裁决案件的仲裁员多由受聘的法学、经济学及其它各方面专家组成，各方面素质较高，而且依据仲裁法和仲裁规则的规定，纠纷当事人双方有权利选择自己信任的仲裁员审理、裁决自己的案件，这就便于保险人把懂法律、懂保险专业、品行高尚、办事公道的仲裁员选作自己案件的仲裁员，为案件的最终公正裁决或者调解结案创造条件，减少解决纠纷的成本投入，避免不应有的经济损失，公正、及时、一裁终局的裁决结论对双方当事人都是有利的。
2、仲裁解决保险纠纷可以保持保险人长久的业务。
保险公司属于法人，保险行业带有明显的服务性质，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保险业务与保险纠纷是一对不可避免的矛盾，保险人的服务态度、服务质量，以及保险人对保险纠纷的处理和处理结果，都直接保险人与客户的关系，并对其以后的业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保险纠纷的仲裁解决，远不象诉讼那样使双方当事人处
于一种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位置，为了各自的利益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甚至结下冤仇，事后老死不相往来。仲裁庭在查明案件事实之后，常常会尽力说服当事人本着团结和睦、互相让步的原则进行调解，因此，多数仲裁案件都会通过调解“和平”结案，皆大欢喜。
3、仲裁解决保险纠纷可以维持保险人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诉讼依法实行公开审判，除非是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或者商业秘密的案件可以不公开审理之外，案件都一律公开审理和判决，允许公民旁听审判，允许新闻媒体对审判活动进行采访、报道。对保险案件的公开审判，等于把保险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大白于天下，这时，不论保险人是否有理，都将在公众心目中产生对保险人不信任心理，影响保险人的商业信誉。而仲裁案件则与诉讼恰恰相反，除双方当事人要求或同意公开审理的以外，一律不公开进行。这对于尽可能地减少保险人的名誉损失，维持保险人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以及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维护我国保险业的良好信誉，维护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综上所述，鉴于保险业务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保险公司的声誉和信誉，以及纠纷解决的经济性和公正程度，通过仲裁解决保险纠纷是较为理想的模式，保险公司应当建立和完善内部管理机制，适应通过仲裁方式妥善解决保险纠纷，促进我国保险业良性发展。
〔〕：
1、《保险法律运用问题》，奚新国，保险学会保险编辑部2001年第10期。
2、《保险论坛》，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河南省分公司内部网。
3、《保险案例选编》，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河南省分公司内部网。
4、《保险法解读》，袁力主编，中国物价出版社，2003年版。
5、《合同法新论》，王利明崔建民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保险常用法律手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法律部编，2003年版。
公司经济纠纷篇9
摘要各地法院对是否受理城镇集体企业财产权益纠纷的态度不一致。有法院以《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清产核资产权界定暂行办法》第十九条规定为由，拒绝受理城镇集体企业财产权益纠纷中涉及“没进行清产核资的待定资产”的案件。然而，不少法院以《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受理条件为标准，受理上述类型案件。此类纠纷的受理条件应以《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为准，拒绝受理不但使受损权益得得到救济，还违背了权利具有可诉性的内涵。
关键词城镇集体企业城镇集体所有制清产核资受理条件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既是国家、百姓对司法机关的期望，也是审判机关改善执法形象的司法梦。然而，这在纷繁复杂的民商事案件里并非易事，有时看似很简单的受理条件在实务中也会变得如烫手山芋般棘手，当事人申请立案常颇费周折。
笔者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安顺市平坝县人民法院审理的有关城镇集体企业财产权益纠纷中了解到，到法院的纠纷大多与企业改制有关，而以改制为界点，大致可将城镇集体企业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至今未进行改制的城镇集体企业，这类企业由于生产效益差、早已有名无实等原因，诉诸到法院的纠纷并不多见；第二种类型是已经改制为《公司法》意义上公司的企业。实务中对已改制为公司后产生的经济纠纷应适用《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进行调整无争议，争议较大的是如何处理在企业改制过程中产生的且在原城镇集体企业主体资格消灭后由职工到法院的纠纷，这类纠纷在实务中引发了如受理条件、适格当事人、诉讼时效等法律争议。因篇幅有限，故笔者在本文中仅论述法院受理这类纠纷的条件。
有法院以上述纠纷是政府改制的遗留问题和《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清产核资暂行办法的通知》第十九条规定为由，拒绝受理此类案件，也有法院以《民事诉讼法》、《公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为准，受理了上述纠纷。
笔者认为法院不予受理符合《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的案件，势必会造成司法机关有法不依的不良影响，进而阻碍司法公信力的提高。另外，法院受理案件并不意味着必然支持原告的诉请，受理后可根据证明责任分配再确定支持还是驳回原告诉请，唯有如此，才能最大程度让百姓胜败皆服。
一、城镇集体企业的概述
只有掌握了城镇集体企业的性质和特点后才能妥善解决好上文提及的争议。因城镇集体企业常被等同于国有企业，被误认为是“二国营”，且由于我国在经济改革中将重心放在了国有企业上，人们尤其是8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对城镇集体企业知之甚少，很多人常有城镇集体企业均是经济效益差且面临倒闭、可以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误解。实际上，现在不少产品市场占有率很高的企业都属城镇集体企业或是由城镇集体企业改制而来，如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在2004年的年度报告里就称自己最大的控股股东珠海格力集团公司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受珠海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局管理。[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年度报告》http：//.cn/finalpage/2005-02-24/15033131.pDF，访问于2013年8月4日11时17分。]同样，闻名全国的海尔集团于1993年，从一个资不抵债亏空147万元的集体小厂发展到为全球营业额超过1000亿元的跨国企业。[上海市集体经济研究会：“关于制定城镇集体企业法的建议”，《中国集体经济》，2012年第34期（12月），第6页。]因调整城镇集体企业的法律法规非常少、政府不够重视等诸多原因，导致一些城镇集体企业出现产权管理混乱、发展后劲不足等缺陷。
城镇集体企业，是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实行共同劳动、在分配方式上以劳动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1991年9月9日国务院令第88号。]城镇集体企业是公有制经济的一种表现方式，其特点有：企业资产属于该企业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产权不在企业劳动者群体内分割，每个企业劳动者都对企业全部资产拥有完全重合的财产权利，但又都无权单独行使其财产权利，所有权人具有高度抽象性；资产收益不作为独立的收入项目在企业成员之间按产权比例分配，一般是作为劳动报酬，根据成员的劳动数量、质量情况分配；企业成员的户、股资金或资产实际上不具有退出自由；不存在独立的财产继承权，企业成员的产权继承基本上是通过其后代或亲属进入该企业而实现的。[杨智峰：“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问题研究，上海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11月，第6页。]
二、现存城镇集体企业存在的问题
城镇集体企业曾在吸收社会分散资金、安置回城知青和职工待业子女就业、缓解就业压力、为国家创收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在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后，城镇集体企业的优势不断被弱化，在竞争中处于劣势。遵义市城镇集体工业企业联合调研组在调研中就指出遵义市城镇集体工业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有：产权不清晰，机制不灵活；资金投入不足，经济效益较差；人才资源缺乏，经营管理水平低；资产管理不规范、处置不透明；职工安置费普遍偏低，改制不彻底；企业参保难，职工生活无保障等问题。[遵义市城镇集体工业企业联合调研组：“遵义市城镇集体工业企业调研报告”，《中国集体经济》，2006年10月，第11页。]
遵义城镇集体工业中存在的问题，也普遍存在于全国绝大多数的城镇集体企业中。为此，政府在全国大力推广对城镇集体企业进行改制，从1978年开始到1992年，改制主要以转换经营机制、提高经济效益、主要形式为扩权让利、利改税、经营承包、租赁等。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现有城镇集体企业，也要理顺产权关系，区别不同情况可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或合伙企业。有条件的也可以组建为有限责任公司。少数规模大、效益好的，也可以组建为股份有限公司或企业集团”，城镇集体企业从过去以转换经营机制为核心的改革转向主要以产权制度为重点的改革，试行股份合作制改制。1996年，为摸清集体企业“家底”，解决资产状况不清、帐实不符、资产闲置浪费及被侵占流失的问题，促进理顺产权关系，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关于在全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开展清产核资工作的通知》、《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清产核资财务处理暂行办法》。1998年开始，城镇集体所有制改制工作有了实质性的变化，以明晰产权为主要目的进行改制。此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还特别提出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经过改制后的城镇集体企业，大多转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三、有关城镇集体企业财产权益纠纷受理条件的争议
改革势必带来阵痛，从国家统计局的《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和《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来看，在法人企业中，集体企业的数量和比重都在迅速下降，城镇集体企业在公有制经济中比例也大幅锐减，还引发了许多社会遗留问题。遗留问题大多因《物权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中对城镇集体企业性质及权属的模糊规定所致，《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四条规定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是指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物权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城镇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本集体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及“本集体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模糊规定犹如橱窗里的蛋糕，看似谁都能拥有，实际上谁都没有，由此产生了很多财产权益纠纷，当这些纠纷被到法院后引发了如受理条件、诉讼主体资格、诉讼时效等争议，其中关于受理条件的争议是最大的，观点大致有：
（一）以清产核资、产权界定为受理前置条件
有观点认为这类纠纷应以《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清产核资暂行办法的通知》第十九条：“在集体企业清产核资产权界定工作中发生的争议和纠纷，由当地经贸、财政（清产核资机构）、税务部门，涉及国有资产的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参加，会同企业主管部门组成联合办事小组进行调解和裁定。凡因所有权关系复杂，经调解后意见仍不一致的资产，作为‘待界定资产’，待今后由有关部门进一步协商解决”之规定作为受理的前置条件，即城镇集体企业财产权益纠纷受理案件的条件之一是争议资产必须经过清产核资和产权界定，如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渝北某公司诉重庆某储运公司房屋所有权归属一案中，以没有经过清产核资、产权界定为由驳回了渝北某公司对重庆某储运公司的。
（二）法院不应介入属于改制遗留问题的纠纷
另一种观点认为城镇集体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全民所有制是公有制的组成部分，有关城镇集体企业财产权益纠纷是改制中的政治遗留问题，且此类案件年代久远、法律关系复杂、查清事实很难，纠纷应交由相关政府部门处理，法院不应介入。
（三）受理条件应以《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为准
还有观点认为司法具有终局性和权威性，法院应该严格遵循有法必依原则，不能把符合法律规定受理条件的纠纷拒之门外。并且，受理并不必然支持原告诉请，原告的诉请是否能得到支持将依据证明责任分配进行判断。
四、对城镇集体企业财产权益纠纷受理条件争议的思考
原、被告间的争议，法院是否有权受理，前提是看该案件是否属于法院的主管范围。民事诉讼中的主管，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受理一定范围内民商事纠纷的权限，亦即确定人民法院与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之间解决民商事纠纷的分工。主管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审判权的问题。凡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民商事纠纷，当事人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都应当受理，适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审理解决。[宋朝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第143页。
]
根据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三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第一百一十九条：“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4.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之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人民法院受理以下平等民事主体间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案件：1.企业公司制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2.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中发生的民事纠纷；3.企业分立中发生的民事纠纷；4.企业债权转股权纠纷；5.（五）企业出售合同纠纷；6.企业兼并合同纠纷；7.与企业改制相关的其他民事纠纷”、第二条：“当事人符合本规定第一条所列情形，并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之规定，故即使是在集体企业清产核资产权界定工作中因所有权关系复杂，不能达成调解意见的资产，当产生财产关系争议时，符合《民事诉讼法》、《公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的受理条件，法院应依法受理。原因如下：
（一）有法不依将损害司法公信力
城镇集体企业改制所引发的民事纠纷也因涉及人数多、案件敏感、审理难度大使法院立案进退两难，但笔者认为“有权利就必有救济”，法律上的“权利”含义更多体现在“可诉性”上。法律作为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底线，法院以审判方式作为解决纠纷的最后手段，因受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成为诉讼当事人维护自己权益的最后一根稻草，法院不能因为难度大且法律关系复杂等客观原因就将有关符合立案和条件的城镇集体企业财产权益纠纷拒之于法院门外，否则将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
（二）违反《立法法》位阶规定的下位法应予改变或撤销
首先，《民事诉讼法》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通过的基本法律，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清产核资产权界定暂行办法》是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已变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的，属于部门规章。
其次，根据《立法法》第七十九条“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第八十七条“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本法第八十八条规定的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1.超越权限的；2.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之规定，从法的位阶来看，《民事诉讼法》与《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清产核资产权界定暂行办法》相对比，前者属于上位法，后者是下位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清产核资产权界定暂行办法》中对法院受案范围的规定明显违背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立法必须遵守法的效力等级的规定，下位立法不能违反上位立法，所有立法不能违反宪法。使各级立法者的立法均有所依据，并统一于宪法，以保持法律的整体和谐，[舒国滢主编：《法理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页。]故当原告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范围和条件，法院以属于《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清产核资产权界定暂行办法》中规定的“待界定资产”为由裁定驳回的作法不妥，违背了《立法法》的基本精神。
（三）《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清产核资产权界定暂行办法》中的相关规定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
《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清产核资产权界定暂行办法》至今已有17年，参与制定的部分主体在社会改革中都已不存在，该办法早已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脚步，且城镇集体企业改制过程中，并非每家企业都进行了清产核资和产权界定，如安顺市平坝县人民法院受理的贵州省平坝县城关建筑安装工程公司诉王某等人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中，就没有进行清产核资和产权界定。如果还要遵循通知的规定而将待界定资产的城镇集体企业财产权益纠纷拒之门外，不仅是不现实的，对财产权益受损的人而言不公平，还会导致问题变得更加棘手，让公平正义到来越晚，长此以往，也会影响法院在人民心中的公信力及形象。
（四）法院不及时受理案件将会使当事人权益得不到救济
此外，城镇集体企业大多是在上世纪90年代进行改制，财产权益纠纷也大多发生在那时，在安顺市平坝县人民法院等法院审理该类纠纷过程中，被告方常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认为原告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已丧失胜诉权。如果法院对这类纠纷再不受理，很大可能会使这部分债权请求权超过诉讼时效甚至20年的权利最长保护期，继而让财产权益受损的当事人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五、结语
《法国民法典》第四条规定：“审判员借口没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确不完备而拒绝受理者，得依拒绝审判罪追诉之”，其内涵是指法官不得因为没有法律规定，或法律规定不明确不完备而拒绝受理案件并拒绝作出裁判，否则将涉嫌犯罪。反观我国，即使我国没确立“不得拒绝裁判”原则，但在实务操作中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常拒绝受理一些原本依照法律应该受理的纠纷，在立案受理上没有做到有法必依，与权利具有可诉性的原则背道而驰。这种现象虽是由现行司法体制不够独立等客观原因所致，但在寄希望于司法改革以重塑司法权威与提高公信力的同时，法院也应深思在司法中是否严格遵循了法治精神。
参考文献：
[1]宋朝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公司经济纠纷篇10
一、问题的提出
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是我国诉讼救济的三大途径,其目的、任务、性质和标的等各不相同,形成各自的体系。但是当一个主体的行为分别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门法时,就会形成两种不同的诉讼程序:或是按照先后顺序产生审理的顺序问题,或是合并审理产生审理的主次问题即附带诉讼问题。当刑事纠纷与民事纠纷当事人重叠时,由于采取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分别进行的办法(刑事诉讼要优先审理)或以刑事诉讼为主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办法,使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随着行政权扩张进入民事、经济领域产生的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竞合的问题,已经严重困扰我国的司法实践。案例:甲乙系夫妻(甲为丈夫),婚姻存续期间购买了房屋,但该房屋产权证上登记的产权人为甲。后来夫妻感情不和,甲私自将房屋出卖给丙,双方签定了房屋买卖合同,并持房产证到市房地局办理了变更登记。市房地局为丙颁发了房地产权证。乙得知后,以市房地局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颁发给丙的房屋产权证。法院审理认为,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房地机关在颁证时未审查共有人是否同意即向丙颁发房地产权证书属违法,于是判决撤销该颁证行为。类似此案的情况很多,如不服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许可、行政处罚,随着社会发展,行政方式更加复杂化,可能今后面临的问题还会增加。但目前法院碰到的最典型问题还是房地产权纠纷(民事与行政纠纷混同)。本案中法院行政判决的法律基础是依据婚姻法认定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但本案是相对人不服市房地局的行政诉讼案件而不是民事确权案件,行政诉讼依据婚姻法(民事实体法)是否合法、合理?当事人甲乙丙之间的争议即实质争议是民事纠纷,他们通过不服行政处理的外在形式(行政纠纷)表现出来:不打行政官司当事人无法进入诉讼,更谈不上解决甲乙丙之间的实质纠纷;光打行政官司无法真正解决民事纠纷问题,只有适用民事实体法才能解决民事纠纷,这样就产生行政审判适用民事实体法的怪现象。本案中行政审判的结果也许是正确的,但显然实体法、程序法上的依据均不足。此案因此暴露出急需解决的诸多问题。
(一)行政判决与民事判决的结果可能存在矛盾大部分房产纠纷的当事人会选择民事诉讼,最终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可能一无所获民事诉讼只能适用有效的行政决定(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和公定力),这样败诉的当事人只能另行选择行政诉讼。正如本案判决的那样,当事人乙胜诉了(撤销了房地产权登记),丙因行政判决丧失房屋所有权(撤销房产证),但甲丙的买卖合同仍然存在,丙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重新确认买卖合同有效,丙因信赖市房地局的不动产权登记而受保护(符合行政法理),他与甲签定的买卖合同是善意的、有偿的(符合民法原理),法院应确认此合同有效。甲丙请求房地局登记,不论市房地局是否做出与撤销登记内容相同的行为,必将使司法权自相矛盾,当然也造成行政权之间以及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矛盾,影响政府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信力;再者,不同当事人(两诉的当事人部分重叠,但两诉的当事人并非完全一致)持不同的法律文书纠缠于行政机关、法院和当事人之间,影响社会安定。所以单纯的行政判决(不管是支持还是撤销丙的房地权登记),都未能真正解决当事人的问题。
(二)行政裁判有时没有真正解决民事纠纷,也没有解决行政纠纷本案诉讼目的是解决当事人甲乙丙之间的民事纠纷。如果他们提起民事诉讼,那么按照行政与司法分权的原则,民事诉讼程序中只能被动地适用行政决定,无权直接否决市房地局给丙的登记(即使登记违法),故当事人只能选择惟一的司法救济道路行政诉讼。乙启动了行政诉讼(市房地局为被告,丙是第三人),但是原产权人甲未参加诉讼,是否是夫妻共同财产尚有疑问。甲没有足够的申辩机会以及夫妻是否曾有财产归甲一人所有的约定也不得而知,该行政审判虽裁决了民事纠纷(明显有越权嫌疑),却没有给部分民事纠纷当事人机会,民事解决不彻底甚至是违法的,当事人不服会继续选择行政诉讼来救济,行政纠纷会继续反复。
二、行政司法行为争议的性质分析
行政纠纷与民事纠纷的竞合是现代积极行政的必然产物。现代服务行政要求政府积极作为,这样行政权迅速扩张:一方面扩张进入立法领域,产生行政立法现象;另一方面行政权膨胀进入司法领域,产生行政司法现象。有些民事、经济纠纷原来只有民事诉讼这一条救济途径,现在也可以请求行政机关先行解决(当然选择民事诉讼还是行政处理由当事人自愿决定)。这样行政机关就干了一部分司法机关的活儿,产生了所谓行政司法。
(一)行政司法的产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社会事务越来越复杂,传统自治领域也越来越不可靠;新兴领域纷纷涌现,司法裁决显得力不从心。迫切需要设立新兴的专门行政机关来管理传统但并不可靠的社会事务以及新兴的、法院无力解决的专门性事务。行政司法的优势在于:相对于法院来说,专门行政机关管理事务单一,专业性、技术性很强,裁决其主管的民事、经济纠纷相当熟悉;当事人寻求行政救济,见效快、效率高,而且方便及时;行政救济可以使当事人减少讼累,节省时间、精力与经费;专业化程度高的行政救济将大量民事、经济纠纷及时解决,起到了过滤的作用,减轻了法院民事诉讼的压力。因此,过去一直强调管得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的西方各国也改弦更张,主张积极行政了,不仅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司法行为大量产生,英美国家也建立了行政裁判制度。本案的问题如果在消极行政时代,房地产买卖纯粹是当事人之间的私事,由当事人意思自治,国家不予干预;出现纠纷后,当事人自愿选择是否进入民事诉讼解决。当今由于房地产交易频繁、复杂,人们要求政府特殊保护,于是成立了专门的房地局登记机构,管理、裁决房地产交易,防止公民权益受损。公民的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公法约束。
(二)行政纠纷与民事纠纷的竞合是行政司法领域的特定现象这是公法与私法走向融合的表现之一,用传统的法律理论来解决现代的法律问题是行不通的。行政司法既不全是民法领域的问题,也不全是行政法领域的问题,用行政手段来解决民事、经济问题是行政权膨胀进入民商法领域的结果。目前对公法与私法来说虽然比较特殊,甚至在公法领域也不是普遍现象,但在行政法的部分领域影响越来越大,而且范围将来会进一步扩大。它的实质是通过行政的手段来裁决民事、经济问题,民事纠纷对应的部门法是民事实体法,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同时还必须依据行政实体法,因此在行政司法行为中行政机关适用的实体法既有公法也有私法,所以不服行政司法行为的诉讼就不是简单的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了。特定问题必须用特定办法处理。本案中专门行政机关(房地局)对民事关系既有管理权力,也有服务与保护的义务,在裁决民事纠纷时尤其应注意正确行使行政裁决权,特别注意保护其他权利人。有人认为登记机关只是简单审查当事人的登记条件,无须关心材料的真实性[1]。如房地局见甲提供了甲名下的房地产权证,无须核查房屋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就认定所有权属于甲,这是明显错误的。显然我国夫妻共同财产(不动产)的登记制度值得反思,但现行登记制度默认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实惯例:甲乙系夫妻,房子为夫妻共同财产,房地局明知夫妻共同财产却按习惯只登记男性甲一人,这是允许的。但在变更登记或司法审查时一定分清:甲名下的不动产是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以及当事人是否有特别约定?大家认可登记机关登记时按照习惯模糊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但如果变更登记时再糊涂处理就明显违法了。为人民服务的行政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它违背了房地局设立的目的及服务行政的宗旨。
(三)不服行政司法行为产生的行政纠纷与民事纠纷不是并列的它们有主有次,外在形式与内在实质兼备。行政司法行为既有行政性也有司法性,二者究竟谁主谁次?既然是行政权扩张进入司法领域,行政先行裁决民事、经济纠纷,那么行政性为主是无疑了,如果说其具有司法性,也只是具有准司法性即行政机关站在中间裁决纠纷而已。行政司法行为被放在行政法行政行为的研究范畴内即是明证。行政司法的外在表现是行政行为,其内在实质是裁决民事纠纷。它是以行政行为的手段出现,却以解决民事纠纷为目的。因此,不服行政司法行为的诉讼表面上是行政纠纷,实质为民事纠纷,或者说是行政纠纷与民事纠纷的竞合。如何处理其诉讼问题?是行政诉讼、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同时进行?由于当事人部分重叠,二者的处理结果互相关联,彼此影响。有人认为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一,分开审理。根据需要先行后民或先民后行。第二,合并审理,即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合并,无所谓谁先谁后[2]。笔者认为,行政权扩张进入私法领域,没有行政诉讼优先是解决不了纠纷的,即使是合并审理也是行政诉讼优先即行政附带民事诉讼。
三、行政与民事争议竞合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