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古建筑建议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9 04:33:39

保护古建筑建议篇1

消息一出,争议四起,除了粉丝们不顾一切的支持外,更多冷静的网友希望成龙能够慎重考虑,这让我们看到了网友朴素的爱国情怀和文化意识。当四间古建筑来到国境线前,许多人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和责任感,疾呼让中国的建筑瑰宝留在中国。不过,在关注这四间古建筑命运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当下古建筑保护现状进行反思,让众多瑰宝不仅能够留下,而且绽放光彩。

倒卖和损毁,是许多古建筑面临的两大宿命。在以徽雕古建筑闻名的皖南地区,许多人靠贩运“三雕(木雕、砖雕、石雕)”发了财。黄山市休宁县一座具有代表意义的徽派民居—“荫余堂”,甚至被拆下成2700块木件、8500块砖瓦、500石件后,漂洋过海运至美国重建。一位从事徽学研究的权威人士估计,从建国初期至今,皖南古建筑材料的流失总量足可以再建一个“宏村”。

还有很多古建筑,没有倒在文物贩子手中,却因为年久失修和人为损坏而倒下。山东汉子唐大华先后六次走进山西,行程9000余公里,为腐朽将倾的早期木结构古建筑奔走呼吁。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近30年来消失的4万多处不可移动的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

古建筑保护的尴尬,主要是三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违法成本过低。《文物保护法》对于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的罚款上限是50万元,与巨大经济利益相比,区区几十万元的罚款可谓“罚酒三杯”,怎能扼住伸向古建筑的黑手?

其次,人力物力不足。目前,全国县级及县级以上政府设立专门文物行政部门的仅有1/4左右,文物行政管理人员平均每县不足3人。文物执法机构不健全的另一面,是地方政府对文物保护缺乏重视。以山西晋城市为例,过去六年财政收入增加了三四倍,却始终没有增加对文物保护的投入。

保护古建筑建议篇2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古建筑;保护;产业化利用

中图分类号:F323.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12-0176-04

abstract:enshiinHubeiprovinceasanexample,studiestheproblemoftheprotectionandindustrializationofhistoricbuildingsinminorityareas.Firstofall,analyzed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historicbuildingsprotectionandindustrialuse;Secondly,usingenshihistoricbuildingsprotectionanditsindustrializationunderthecurrentsituationandexistingproblems;then,thepathoftheanalysisoftheuseofindustrializationofits,thefeasibilityoftourismorientedindustrializationofancientbuildingsuse,etc.;Finally,puttingforwardtheindustrializationofenshihistoricbuildingsprotectionanduseofrelevantadvice.

Keywords:minorityareas;historicbuildings;protection;industrialization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同志在2013年12月30日中央政治局学习会议中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需要特别关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的卓越贡献,并强调了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因素必须要适应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保持和谐统一的步伐。

少数民族地区的古建筑是其文化的重要载体。然而,在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民族地区古建筑保护及其产业化利用中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1]有些地方古建筑未能得到良好的保护,有些地方产业化发展过度导致开发性破坏[2]等等。针对这些问题,现以恩施州为例,拟从古建筑保护与产业化利用之间的关系,古建筑保护及其产业化利用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古建筑产业化利用的路径,旅游导向型古建筑产业化利用的可行性等几个方面进行初步探讨,并提出恩施州古建筑保护及其产业化利用的有关建议。

一、古建筑保护与产业化利用的关系

针对古建筑保护与产业化利用的关系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

威廉姆在他的著作《历史遗产地解说》中将遗产解说和遗产保护比喻成鸡和蛋的关系,形象的指出两者的重要性不分轻重。蒂耶斯德尔,希思,厄奇(2006)提出,一个好的历史城镇应当能够将其内部发展潜能与全球化、现代化的外部发展机遇有效地衔接起来,做到既不抛弃过去,也不一成不变的固守过去。[3]

木崇根(2002)指出要处理好保护遗产地原有风貌与发展旅游业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遗产地旅游业兴起,旅游业的发展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为进一步保护好遗产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部分遗产地的真实性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这又给遗产地的保护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可见两者既统一又矛盾。[4]刘晓君,王玲,王美霞等(2005)提出一个好的古建筑保护与利用政策,能够给当地经济的发展带来良好的效益。[5]李信贤(2012)阐明了旅游开发能够促进古建筑保护,[6]等等。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对其进行系统的分析论证,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的很少,这对于指导实践操作远远不够。而如今,鄂西古建筑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其他领域一样,正面临着衰败,甚至灭绝的悲惨命运,对其进行保护和产业化利用的工作刻不容缓。

二、恩施州古建筑保护及其产业化利用的现状与问题

近年来,恩施州加大了古建筑保护及其产业化利用的力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的来说,其所面临的问题依然很多。

(一)保护及产业化利用的现状

1.保护工作得到部分落实

恩施州委、州政府在城市规划过程别注重对传统建筑的保护。恩施城内的车站、机场等设在原居民较少、建筑不多的航空路一带,而以舞阳坝为中心的老城区居民较多,政府在规划时尽可能的保护原有建筑的面貌。同时,在对古建筑进行保护时,提倡使用科学的手段。修复古建筑前,一般都做了详细的史料调查和考古研究,并勘察地形和建筑内部情况,经多领域分析讨论后决定最可行的方案。

保护古建筑建议篇3

【关键词】古建筑建筑防火消防安全

1基本情况

1.1地理位置

郑营村位于石屏县城西北部,距县城约10公里。根据消防队现有车辆、道路情况、出警速度、车流量等情况,从石屏县公安消防大队经G323国道、乡村道路到郑营村大约需要30分钟至45分钟。

1.2地质条件

宝秀镇位于小江断裂带边缘,小江断裂是川滇活动地块和稳定的扬子地块边界,它北起滇川边界金沙江的巧家县北,向南经东川、宜良、通海、建水,最后并入红河断裂,走向近南北,平均水平滑移速率10mm/s。1500年以来,仅在小江断裂的云南段上就发生10多次大于6级的地震,其中,1799年石屏宝秀7.0级地震,1887年12月16日石屏7.0级地震。

1.3气象条件

石屏县地处东经102。24至102。24、,北纬23。44至23。44、。郑营海拔约1400米,南面山地,北面宝秀坝子,年平均气温18.2℃,年降水量898.4毫米。气候宜人。常年刮西南风或者东南风,风力微弱,偶尔达到3到4级。5月到9月大风、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

1.4建筑特点

中国古代建筑布局,呈现闭、密、叠的特征,属木结构或砖木结构,耐火等级为三级或四级。郑营村始建于明洪武年间,现存为明清时期至民国年间的园林式村落。村内有“三街九巷”,为青石板铺成的道路。全村有清代建筑2座,民国建筑258座,古井34口。其中陈氏宗祠、郑氏宗祠和陈氏民居为部级文保单位。郑营村民居房屋以土木结构的四合院为主,方位皆坐南朝北。陈氏宗祠建于1925年,占地面积2577平方米,其房屋特点皆为木石结构,走马转角楼式四合院。郑营村祠堂,从祠门进去依次为石桥、莲池、中殿、正殿。中殿、正殿前院子两侧均建有对称式的偏殿、楼阁。

1.5村庄规划

村镇建设规划,尤其是村庄建设规划明显滞后,火灾隐患严重。村民的“小家”与村庄的“大家”反差强烈,村委会除了每月70元的工作经费外,毫无收入来源,要做事就得四处“化缘”,村民家中现代化,村子仍有脏乱差。农民长期养成的随意丢弃生活垃圾或在住宅周围建垃圾坑、堆放柴火、违章烧草积肥的陋习一时难以改变,给防火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

1.6人口信息

郑营村委会辖郑营、张本寨两个自然村12个村民小组。该村总面积约2平方公里,现有农户934户,有乡村人口2976人,现有劳动力人口1880人,有近70%的人员在外打工。常年外出务工人数394人(占劳动力的21.3%),在省内务工345人,到省外务工49人。劳动力大量外出,居住人群多为留守儿童和老人,用火、控火难度大,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大大降低了村庄在处理火灾事故中的能力。

2存在问题

2.1自然条件对消防安全的影响

气象、地质条件复杂给消防安全带来了严峻考验。雷击。郑营古建筑选址依山就势,建位于山脊或山坡之上,其结构独特,分布较广,周围没有高大建筑,5—9月份,常伴有大风、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容易引发雷击,古建筑没有防雷措施,从而容易引起火灾。石屏县古建筑曾有遭雷击记载,“焕文塔原塔为六角七层,高19米,青石结构,塔内仅有方木斜塔,人不能上去。咸丰七年(1857年),因雷击,塔顶三层倾塌,州人用青砖补砌。”

宝秀镇位于小江断裂带边缘,地震可能性存在。地震过程中,火源无法控制,容易引起火灾。

2.2古建筑防火具有特殊性、复杂性和火灾后果的严重性

古建筑火灾的危险性极大。古建筑的木材用量非常大,平均木材量为每平方米使用1立方米木材,而现代建筑则要求每平方米不超过20千克木材的火灾负荷量,如果以630千克每立方米木材算,现代建筑中木材用量为每立方米木材使用0.03立方米。对比之下,古建筑的平均负荷量是现代建筑的33倍。由此可见,古建筑火灾的危险性极大。

轰燃迅速、扑救困难。建筑选材范围不广,以石、砖、木为主体,郑营古建筑以砖、木为主打材料。木及砖、木结构耐火等级低,木质干燥含水量低,古建筑内层层叠架的斗拱、藻井和不同形状的门窗等,使古建筑的表面积增大。借助于这些构件所形成的巨大表面,极易出现轰燃和大面积燃烧,且烟雾生成量大。古建筑殿堂内净高9米以上,受房屋布局,结构影响,消防车充实水柱射流容易被阻挡,难以达到起火点,屋面斜坡形状,射流达到屋面马上下流,扑救难度大,灭火效果差。

建筑密集,防火间距不足。宗祠采用“四合院”和“廊院”的形式,庭院中厅廊坊相互联通,缺少防火分隔和安全空间,廊坊就成为了火灾蔓延通道。郑营村建筑连串,连片布置,庭院相连,一旦起火,容易通过直接延烧、热辐射、飞火等方式蔓延和扩散,容易出现“火烧连营”的局面。

2.3村庄规划滞后、社会管理松散,不利于灭火救援的组织

郑营村的火灾隐患与村庄规划滞后有很大关系。消防通道不能满足要求。郑营村宗祠道路除宽2.2米至3.5米的主道外,其余街巷弯曲,道路狭窄,常规消防车根本无法进入。祠堂周围布局有很多严重隐患的民宅,民宅与祠堂防火间距严重不足。村庄各类各种场所交替布置,布局混乱,增加了火灾危险性。

村民安全意识淡薄。古老的村规民约渐渐淡出人们视线,新的村民自治规则尚未制定,乡村社会管理出现真空,给防火工作带来诸多影响。村民私拉乱接电线、违章使用大功率电器、违章使用明火、小孩玩火、纵火等现象突出,加之,易燃物品多,产生火灾的因素众多,预防困难。在社会管理松散的特殊时期,郑营村旅游业渐渐兴起,给防火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比如游人吸烟,露天烧烤饮食、新建餐馆的消防安全管理难度增大。

2.4灭火救援力量薄弱

义务消防队建设不规范。第一,人员消防业务素质低。由于精壮劳动力外出打工,义务消防队员素质不高。第二,人员在位率不高。义务消防队员仍承担着家庭事务,灭火救援只是兼职。第三,人员训练不到位。第四,人员处置火灾事故能力比较低。火灾是小概率事件,平时缺乏实战演练,遇到突发大火,义务消防队起到作用仍十分有限。

消防大队力量有限。消防大队现有两辆消防车,10名战士,负责石屏县3037平方公里,7镇2乡30余万人口的消防安全保护任务,在面对乡镇木结构建筑大火时,只能保证在第一时间控制木结构火势蔓延,无法迅速扑灭木建筑大火。

2.5消防设施无法满足灭火需求

郑营古文物建筑群虽然设置了部分室外消火栓,但是设施与生活用水互联,水压及用水量无法满足消防灭火要求。由于建筑耐火等级低,火灾荷载大,所以一支19㎜(毫米)口径直流水枪控制火灾面积按照30㎡(平方米)估算,火灾猛烈阶段,过火面积往往在150平方米左右,需水枪数量在5支以上,消防实际用水量在30L/S(升/秒)以上,现有消防设备根本满足不了消防用水量。

2.6古建筑消防安全保护经费投入机制不畅

郑营古建筑是中华民族瑰宝,保护古建筑可谓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生事业,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建立长久的古建筑消防安全保护经费投入保障机制。

3对策建议

在诸多危及古建筑安全的因素中,最主要的、最具毁灭性的灾害之一是火灾。我们如何防控火灾呢?

3.1指导思想

灭火救援时间仓促,立足“防于先”,“控于后”。消防大队需要约35分钟才能到达郑营村。一般松木在发生火灾是燃烧速度为每分钟两厘米,木质结构建筑在起火后,如果在15到20分钟内得不到有效扑救,即会出现大面积燃烧,温度高达800到1000摄氏度。一旦发生火灾,古建筑将损毁,郑营村古建筑的保护必须立足于“防”。

3.2建议和意见

3.2.1推进村庄规划

政府要加强对古建筑村落规划,在消防安全方面,提请政府进行旅游景区古建筑村落的村庄规划。包括电器线路改造、消防车道建设、消防水池建设、破损老房屋的拆迁改造。重点解决消防装备、消防设施、消防车道、防火间距、防火分区、功能布局等问题。

3.2.2创新防火举措,提高古建筑消防安全条件

针对古建筑消防设施不足问题,结合《宝秀镇古文物消防工程》提出五点建议。在不影响古建筑风貌的情况下,安装消防给水设施、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灭火器、雷电防护装置等消防安全设备和器材。第一,火灾自动报警装置应内外结合,由于该建筑无人居住和值守,手动报警按钮,声光报警等装置应设置于建筑,并应采用功率高、讯响强度大的声光报警装置(如工业用),覆盖主要村道,以确保报警在第一时间为周围群众所知,同时将消防控制中心集约至一处以便管理,需长期有人值守。第二,建立消防水池。石屏宝秀镇古文物消防工程设计方案图中规划有三个消防水池,均建立在地势低洼处,消防水泵用电保障要求较高。目前,石屏县郑营村尚未达到此供电要求,况且水泵房后期维护需要大量经费支持,根据郑营村依山而建的实际情况,从充分利用资源和节约成本的角度考虑,建议:在村后山上与村内高差50--60m范围建设不低于200m3高位水池,水池设计液位报警装置,敷设管径Dn100以上的供水管网,可确保郑营村内消防管道保持常压,足够的消防供水。第三,保证祠堂内水池常年满水。第四,考虑保护古建筑原有风貌和灭火实际需要,建议适当控制室内消火栓的设置数量。消火栓属于供水装置,自身并无扑救火灾的能力,灭火由使用水枪的人来完成。陈氏宗祠和郑氏宗祠进深分别为52m、33m,基本都属于两只水枪的控制范围内,建议仅在建筑的前后门处设置室外消火栓,并于消火栓周围适当处放置水枪水带,以便取拿灭火。第五,应当加强雷电防御工作,避免文物单位因遭受雷击而导致火灾事故,对宗祠或者周围较高房屋增加有效的避雷装置,气象主管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定期对文物单位的雷电防护装置进行检测。

针对防火间距不足的问题,建议:逐步拆除古建筑周围私搭乱建的房屋,确保6m防火间距,对于古建筑周围的杂草枯树予以剪除。针对古建筑火灾特点,建议:对房沿外露椽子,在不影响建筑整体外观的情况下可采用涂刷防火涂料的方法保护;建立健全用电管理制度,建议取消文物建筑内的繁杂线路,对于必须设置的应采用穿铁管的方式保护。同时在村内划定烟花爆竹禁放区域,对于古建筑上风方向50m和下风方向30m的范围应设置为烟花爆竹禁放区域。逐步将在郑氏宗祠内居住的村民迁出,保证宗祠内疏散通道、前后门畅通。

3.2.3推进消防工作社会化和群防群治工作

保护古建筑建议篇4

【关键词】城市化进程;古建筑保护;制度困境;出路

作为城市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城市古建筑经过了历史的洗涤,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晶,承载了万千城市的记忆与历史,也是后人研究历史的重要文化载体。基于此,加强对城市化进程中古建筑保护的制度困境与出路的研究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一、加强对古建筑保护的意义

古建筑往往代表了一个城市的精神面貌,是城市文明的缩影。古时候人们通过建筑抵御外来文化的侵袭,从而激发人们的民族归属感、自豪感以及荣辱感。在建造古建筑过程中,蕴含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指挥与劳动,体现了我国人民的优良传统,为研究建筑史、人文历史等都提供重要的实物例证,对研究我国古代文明以及建筑布局风格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古建筑在当代也具有重要的旅游作用,能够围绕古建筑进行旅游开发,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加强对古建筑的保护,通过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政策,加强对古建筑的制度保护,这也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需求。

二、城市化进程中古建筑保护制度困境分析

(一)古建筑保护机制不完善

近年来,国家逐渐加大了对古建筑保护的重视,也相继出台了一些古建筑保护条例。然而,从整体情况来说,我国现有的古建筑保护机制还不够完善,存在多头管理、管理缺失等问题,对古建筑保护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一般来说,在文物保护单位的现场设立保护机构,对文物保护的作用最大,这种保护状态也是最为理想的保护状态。但是受到经费、人力资源等方面的限制,加上我国文物保护单位数量不断增多,在具体操作中受到严重的阻碍。我国现有的古建筑保护机制模式,存在多头保护与管理的情况,一个古建筑保护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行政单位管理,且各个保护单位或机构之间各自为政,不仅无法发挥作用叠加效果,甚至造成一定的保护缺失,给古建筑保护工作造成极大的影响。

(二)城市化建设规划的规范化不足

城市化建设是我国一项基本的国策,是推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由于相关规划工作不够规范,尤其是在对古建筑的保护问题上,还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规划办法。根据我国现有的文物保护条例、历史名称保护条例等,主要是有城市建设部门主管负责保护规划的制定、审批,造成管理与实施同类的现象,限制了相关管理规划的有效性发挥。相比于国外有关城市建设中古建筑保护规划问题,主要是成立有关的专业委员会,有文物保护工作中具有影响力的市民代表、文物保护机构等共同组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群众的利益,听取大众的建议。

三、城市化进程中对古建筑保护的制度措施

针对现阶段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对古建筑保护工作中的制度困境,笔者基于多年的工作经验,现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一)提升对城市建设中古建筑保护的重要认识

提升对古建筑保护的重视,是强化城市化建设中古建筑保护工作的基础条件。相关人员,包括城市建设者、规划者、文物保护工作者等,都需要从内心提升对古建筑保护的重视,将保护古建筑文物作为城市化建设中的一部分。同时,注重对古建筑蕴含的文化底蕴、内涵等价值的挖掘,突出文化特点与优势。例如,河南鹿邑、安徽涡阳、老子故居、开封清明上河园,都说明了古建筑在城市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二)强化宣传,提高民众的参与度

古建筑并非一个人的,而是社会的、民族的,对古建筑的保护工作同样离不开公众的参与。通过全民参与保护工作,不仅能够壮大古建筑保护力量,还能增强社会的你能干距离,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巨大的贡献。现阶段,我国对于古建筑的保护,主要是政府部门,尽管政府部门也对古建筑保护进行了一定的宣传,但由于力度小、渠道窄等,公众参与度较低。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以及新型媒体,加强对古建筑保护工作的宣传,通过纪录片、文化宣传片等,对古建筑保护的意义进行宣讲,提升民众对古建筑保护的热情,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对古建筑的保护中。

(三)做好古建筑的修复工作

在城市设计过程中,不仅不能对古建筑进行破坏,对于那些出现破损的古建筑,还应该加强对其的修复,做好相应的修缮工作。在古建筑保护,特别是修缮过程中,涉及到很多工作细节问题,需要建立有效的综合研究机构,为古建筑保护制定指导方案,包括考古研究、勘测等,对古建筑历史背景、制作材料、建造工艺等进行全面的了解。同时运用3D技术、红外线扫描技术等高新技术,避免在研究和修缮中破坏古建筑,提升保护的整体效果。总结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古建筑是我国历史的产物,是现阶段我国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瑰宝,是我国不可忽视的非文化遗产。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合理的规划,制定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政策,通过制度加以规范,提升对古建筑的保护力度,促进我国古建筑以及古建筑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梁骄阳,解玉良.城市古建筑保护法律问题研究———以北京旧城为样本[J].科学•经济•社会.2014,13(3):145-146.

保护古建筑建议篇5

1、地域与建筑师

・制约下的当代建筑师的地域表达

・地域文化营造中建筑师的职责与角色

・中部地区地域性设计的制约与机遇

2、地域、本土、现代

・地域主义设计与本土设计

・地域与地方、地区、传统、乡土

・现代化与地域传统

・地域性的现代表达

3、地域性与城市活力营造

・传统古镇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洪江、凤凰古城保护模式研究

・洪江、凤凰古城保护对湘西地区城市文化经营的作用

论坛开幕式由《城市・环境・设计》杂志社主编彭礼孝教授主持,湖南大学建筑学院院长魏春雨教授与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前任院长孔宇航教授分别主持上下两场论坛。

齐欣(齐欣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地缘基因》

1.地缘基因

2.在没有太多限制的条件下,如何创造限制

3.因地制宜――着手做设计时应该对周边环境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跟左邻右舍找关系

梁井宇(场域建筑主持建筑师):《建筑与社会实践》

1.建筑师应该关注社会生活与政治

2.建筑作为社会的实践

3.建筑作为个人奢侈的实践

吴耀东(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十年来的建筑探索》

1.地域性与全球化是一体的,地域性没有固定答案

2.学建筑要搞清楚前人做过什么?为什么这样做?他们是怎么做的?

3.当代建筑师的立场:我们要怎么做建筑?为什么这样做?我们会怎么做?

4.要想把建筑做好,很多功夫在建筑之外

5.建筑应该往前看,不应往后看,我们应该以当代的方式解决城市和建筑的问题

庞伟(广州土人景观顾问有限公司首席设计师):《方言景观――呼吁与实践》

1.“权利”与“权力”在地域文化中的表现

保护古建筑建议篇6

1、古城概况

“羲皇故里”天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2700年建城史,至解放初,古城自西向东完整遗存了伏羲城、西关城、大城、中城、东关城等五城相衔的格局,但至今仅遗存伏羲城、西关城,其内保存有澄源巷、育生巷等7条历史文化街区和中国西北地区现存规模较大、保存较好的元明清时期的历史建筑(古民居)院落群,共140余处(其中市名城委挂牌保护院落42处,包括:部级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0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9处),总占地面积56公顷。有城市历史发展的活证,古树名木136株。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始,天水实施伏羲城保护工程,经十多年投资过亿,完成了伏羲庙修缮、伏羲广场及旅游基础设施、历史建筑(古民居)修缮等三大工程,伏羲城作为中华民族寻根祭祖圣地初具规模。

2、西关古城历史建筑遗存与文化内涵

紧邻伏羲城之东的西关古城,其内有5条历史文化街区,分布有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7处,有天水市名城委挂牌保护院落31处,他们中有:汉飞将军李广故里、才女苏蕙织锦台、教育救国“学圣”张世英宅院、中国唯一回民翰林哈锐宅院、荣(荣毅仁父亲)氏面粉厂西北办事处、赵氏宗祠天水堂、秦州古城墙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典型历史建筑和重点院落有:

(1)澄源巷历史文化街区。面积0.7公顷。后街清真寺大殿,位于澄源巷东侧人民路25号,元代建筑,部级文物保护单位。

澄源巷11号、13号、15号、17号,清代建筑,哈锐故居。澄源巷21号、23号、42号,明-清建筑,咸丰进士张庆麟宅院。均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澄源巷28号、88号,均为明代建筑,天水市名城委挂牌保护院落。

(2)三星巷历史文化街区。三新巷,原叫“石头巷”,后以上海荣氏企业“茂新、福新、申新”三大企业为名,改成“三新巷”,由于口传现称“三星巷”。面积2.65公顷。

三星巷16号、39号、41号,清代建筑;三星巷67号,明-清建筑,为西厢张氏张和故居。均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三星巷9号,为清代武举赵子培故居。三星巷11号,为清代武进士张珍故居,新中国成立后拍卖给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为荣氏企业秦州办事处。三星巷25号,为宋代抗金名将张俊府。飞将巷9号,飞将军李广故里。解放路74号,赵氏天水堂。均为明清建筑,天水市名城委挂牌保护院落。

三星巷51、53号,清代建筑,葛霁云故居。葛霁云为中共早期党员,西北地区党的负责人,甘肃第一个共产党员。

三星巷北端秦州古城墙遗存,约100米。

(3)自由路历史文化街区。面积3.3公顷。自由路45号汪家院,清代建筑,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自由路2号、91号、12号。均为清代建筑,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自由路14号,明清建筑,天水市名城委挂牌保护院落,已批文物点。

(4)育生巷历史文化街区。以乡贤张育生先生为巷名,面积6.4公顷。

忠义巷6号关帝庙历史建筑群(北侧3幢大殿、南侧2幢附属建筑),北侧3幢大殿中,后殿正殿为元代早期建筑,前殿为明代建筑,中殿为清代建筑。育生巷42号、56号、清代建筑,育生巷60号、民国建筑,张氏民居。均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育生巷43号,孙家大院17、18号,忠义巷26号邓家院(邓宝珊将军出生地)、28号,白家大园13、14号,均为清代建筑,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育生巷14号,清代建筑,已批文物点,天水市名城委挂牌保护院落。育生巷28号,务农巷2号,孙家大院12号、16号,忠义巷46号,均为明清建筑,天水市名城委挂牌保护院落。才女苏蕙“古织锦台”、“晋窦滔里”遗址。

(5)自治巷历史文化街区。面积5.09公顷。自治巷44号,清-民国建筑,吴鸿宾宅院。吴鸿宾,“五四”运动时与天水热血青年葛霁云等20多人在北京投身革命,在李大钊等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彭真、张友渔等同学共事。后为中共西北重要力量,首任兰州市市长。自治巷61号,明-清建筑,为张深故居,张深,清乾隆六年(1741年)中举,因平叛有功,授广威将军,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以四品广威将军衔终仕归里。自治巷57号,明-清建筑,为张深世孙张焕斗故居。自治巷59号:明-清建筑,张裕故居。均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西关古城有树龄300年以上的古树名木27株。

3、面临的突出问题

(1)人居环境差,安全隐患严重。天水历史建筑(古民居)多为土木结构建筑,历经百年风雨后普遍已木朽墙危,经5.12地震危及,普遍成危房;古民居院落地势低洼,雨季跨塌、雨后被淹现象时有发生;古民居居民基本为社会弱势群体,生活困难,大多几代人共同居住,院内违章建筑普遍,电路乱接线路老化严重,存在火灾和火灾发生后无法施救的安全隐患,近年已发生多次火灾。供暖、供水、供电、有线电视、电信等现代生活基础设施未进院入户。

(2)破坏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风貌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天水古城区保护与管理的矛盾十分突出,管理难度大,擅自拆除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违法建筑等破坏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风貌的现象时有发生,局部已积重难返。

(3)历史建筑保护难度高资金投入巨大。由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房屋产权复杂,居民普遍困难,人口密度大,违章建筑多,搬迁疏散难度高,工程投资巨大。

(4)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古民居)保护问题社会关注,已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西关古城区历史建筑保护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历年都有建议与提案;古城保护区的广大居民普遍认为,西关古城区既已作为天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核心区,法规规定既不允许开发,而保护力度又跟不上,居住生存环境日益恶化,普遍不满,上访量不断增多,呼吁政府加强古城区保护或者开发力度,尽快改善他们的生活居住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历史文化名城的布局、环境、历史风貌等遭到严重破坏的,由国务院撤销其历史文化名城称号。国务院《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规定:已批准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因保护不力使其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的,批准机关应当将其列入濒危名单,予以公布。

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尚武曾在天水一次讲座上呼吁:“天水西关古城区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保护,而是如何进行抢救性保护的问题!”。

上述问题如不及时有效解决,不仅影响着天水市社会和谐稳定,而且将危及天水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地位。

二、西关古城历史建筑的文化投资发展价值

1、国家政策层面看: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在“一带一路”重大战略实施中,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17号)中,对保护城市历史文化,建设特色城市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指出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是国家的“金色名片”,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实物见证,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根脉,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滋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让文化遗产活起来,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国民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展示文明大国形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专家层面看: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文化遗产让城市更美好》中指出:文化遗产不应该是城市发展的绊脚石。当把它当成是城市发展的负担时,它就只能蓬头垢面的呆在角落里,而当把它当成是城市发展的不竭动力与文化资源时,它就立刻站起来,光照四方。

2015年9月,甘肃省委邀请中组部“一带一路”建设高层次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高级工程师张克贵,对天水西关古城进行了现场调研后指出:天水古城区历史建筑群所反应的建筑年代完整、建筑个体完整、建筑类型非常完整,历史建筑所反映的文化艺术发展脉络非常清晰。天水历史建筑有丰富的木雕砖雕饰品,主要反映在大部构件上,具有独特的艺术性,其艺术水平既不同于西北地区山西陕西木雕砖雕的粗犷,也不同于江南的精巧,而具有南北兼具的风格,其细腻的雕刻艺术水平可与江南一比,甚至胜于江南,集中反映了天水深厚的历史文化,反映了当时天水人民的生活情趣、思想观念、世界观,值得深入发掘保护。特别指出胡氏民居北宅子主厅楼二楼木质雕花栏板保存完好,全国独一无二、天水独有;贾家公馆的木雕砖雕艺术水平及建筑规模,比一些部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水平高,被评为部级文物保护单位应当之无愧(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关帝庙历史建筑群在国内同类建筑中历史文化艺术价值较高,可以认为是反映天水古城建筑发展史的一个小博物馆。他对天水市古城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古民居)的存量表示震撼,指出非常珍贵值得保护,他们与天水市其它历史文化资源共同决定了天水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中当之无愧的地位。这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天水西关古历史建筑的文化经济价值。

3、个人认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及光荣革命传统,是国家宝贵财富。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是名城古城区的骨架与组织细胞。它们互相依存共同构成城市历史文化记忆是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织肌理和有力物证,是城市历史文化价值和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建设特色城市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基础。

古城、古街巷、古民居、古树、古寺是天水古城重要的组织肌理,不仅是构成天水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内涵,而且是天水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资源,是天水古城独特的城市魅力所在。过去,由于历史的客观原因,天水将最具古城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和明清甚至元代遗存的历史建筑珍品拆除,在天水城市建设发展史上留下了无法挽回的遗憾!现存的历史建筑(古民居)院落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它们不是“塌房烂院”,不是城市发展的负担,而是亟待抢救发掘的十分珍贵历史文化宝库,是天水建设特色文化大市,实现文化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带动古城第三产业,促进天水城市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亟待保护发掘有效利用的“黄金富矿”,具有广阔而深远的投资发展前景。当国内一些城市因没有历史文化遗存,千方百计的在史料中寻找线索复建文化景点,推动城市旅游业发展时,天水没有理由守着如此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而不珍惜!不能守着“黄金富矿”“讨饭吃”,让古城区百姓依然生活在现代贫民窟中!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天水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重要节点城市。在国务院批准的甘肃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总体布局中,将天水定位为陇东南始祖文化核心区,提出打造全球华人寻根祭祖圣地的总体要求。这要求当地党委政府要充分认识,开展古城历史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护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要以对历史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增强紧迫感,立足于以人为本,改善民生,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观念,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正视解决这一问题。

三、思考与建议

在目前制定“十三五”发展规划新起点下,认真贯彻党和国家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系列重大战略方针政策,把握机遇,妥善解决天水西关古城历史建筑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有利于推动天水社会经济和谐发展和建设特色文化魅力城市。初步思考建议如下:

1、加快规划编制与依法报审,切实维护保护规划的严肃性

天水市新修编的《天水市城市总体规划》已经批准实施,目前正在对《天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进行修编、编制《天水市城市风貌规划》、《天水古城西关片区综合保护与复兴规划》、《天水市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规划纲要》,要尽快完成这些规划的修编编制和依法报审,为天水西关古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的保护,提供明确科学的指导依据和法律保障。同时,建议当地政府要加强对天水古城区保护,建立责任追究制,靠实监管责任,维护城市规划的严肃性,杜绝破坏古城历史文化资源现象的再发生,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彻底消除当下的安全隐患。

2、保护发掘与产业投资发展并重,打造特色鲜明富有活力的古城历史文化展示区

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面对千城一面、千楼一面的问题,拆除历史建筑遗存建仿古建筑的问题,已引起有识之士的关切。城市建设如何突出特色与个性,彰显城市魅力?这不仅要靠城市建设的完美设计、与自然环境的密切结合,更要靠对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建议天水要进一步加强对西关古城丰富历史文化遗存内涵特点的深入研究、发掘,紧密结合以伏羲城为核心建设中华始祖文化园,打造全球华人寻根祭祖圣地的总体要求,统筹协调伏羲城、西关城的有机保护,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方针,围绕未来天水名城古韵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天水西关古城保护中,把西关古城原汁原味的民风民俗、传统风貌的保护与各历史街区遗存的汉飞将军李广故里、才女苏蕙织锦台、教育救国“学圣”张世英宅院、回民翰林哈锐宅院、扶贫济困咸丰进士张庆麟宅院、爱国忠武将军周务学故居、荣(荣毅仁父亲)氏面粉厂西北办事处、赵氏宗祠天水堂、千年古城城墙遗址、古树名木等众多名人故居、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发掘、利用和促进名城古韵文化旅游产业的发掘策划相结合,针对不同的历史街区、不同的历史文化遗存,分别策划提出不同功能定位、不同的文化产业保护展示及创意开发利用项目;适当疏散人口,保留部分原住民、传承原有生活状态与习俗;在古城保护区引入天水非物质文化遗产、饮食文化、民风民俗文化等的展示功能和休闲茶座等现代休闲生活元素,增建一定的市民休憩场所,丰富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对古城区文化展示和旅游产业发展所需的吃、住、行、游、购、娱等功能布局及游人进入、疏散、消防等设施全方位统筹规划,科学合理安排。达到根本改变西关古城区生存、生活、发展条件,实现西关古城历史文化遗存的原真性、完整性得到有效保护与区域业态的多样性、可持续性、活化复兴相结合的目的,将天水古城西关片区打造成富有活力和鲜明特色的古城历史文化展示区。

3、强化风险防控,促进西关古城历史文化资源的投资发展

实施这一项目面临着:适量的人口疏散搬迁、对古城传统风貌可能发生的开发性建设性破坏的防控,两大风险问题。为此,必须在科学论证基础上,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群众意愿,注重公众参与,强化风险评估与防控,促进西关古城历史文化资源的投资发展。

一公众参与。在项目实施区引入“社区开放式公众参与治理”模式,从规划编制、保护工程方案策划、工程实施、居民搬迁疏散政策制定、古城管理运营等全过程,都要实行面向社会的公开公示制度,广泛吸收体现公众意愿,调动公众参与,最大限度化解搬迁疏散矛盾。项目实施单位要组织天水本土知名的砖雕、木雕、古建施工等艺人――组成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古民居)修缮专业队伍,参与该工程建设,确保传统营造工艺的传承和队伍的培养。

二科学决策。要组织市内外知名的民风民俗、古建设计、施工专家、规划专家等组成天水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古民居)修缮保护专家咨询督导机构,参与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决策咨询,并赋于相应的技术监督与否决权,确保项目严格按名城保护规划和批准的方案实施,防止因经济利益绑架公众利益而引发的开发性建设性破坏现象的发生。

三宣传引导。要充分利用媒体,大力宣传名城保护法规、规划、资源优势及抢救保护利用古城历史文化资源的重大意义;对居民自发的按规划要求进行历史建筑修缮保护的行为进行大力度政策资助奖励,对擅自拆除历史建筑、从事非法建设等破坏古城传统风貌的行为依法查处,形成全社会参与名城保护与建设的良好氛围。

4、抢抓政策机遇,多渠道筹资融资

在西关古城历史建筑等丰厚文化遗存资源的投资发展项目实施中,只要妥善处理好抢救性保护与发掘、展示、利用的关系,拉长产业链,切实做好古城区历史文化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抢抓机遇,充分用足用活国家文化产业投资政策,多渠道筹资融资,解决投资问题。

一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组建由政府授信的、以项目实施区的土地、国有历史建筑等国有资产作为资本金,由政府控股的股份制项目法人,统一负责筹资实施项目和统筹组织古城相关文化旅游产业的运作经营。制定优惠政策,支持其与社会资本采取股份制、ppp等多形式、多渠道合作筹资融资。

二要用足用活政策。认真落实甘肃省政府《关于加快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甘政发〔2015〕74号),争取将这一工程列入甘肃省“十三五”重大项目发展计划,纳入全省城镇棚户区改造、公租房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计划,积极争取国家开发行、农发行甘肃省分行政策性贷款支持。

三要积极争取各级各类专项资金。积极争取国家、省财政历史文化名城、文物修缮保护专项资金;继续加大市、区两级财政专项投入。

四、结论

全面投资开展西关古城历史建筑的抢救性保护发掘利用,对促进古城保护与复兴,有着广阔深远的文化投资发展前景,意义深远:

一是可使处于濒危之境况的天水古城历史文化遗存得到有效保护、传承、利用,使古城保护区全面得到活化复兴;

二是可使西关古城历史文化街区的万余户居民居住生活环境、生存发展条件得到彻底改善,极大地促进古城区服务业发展,有利于天水和谐社会建设;

三是将显著增强天水名城古韵魅力和城市软实力,塑造鲜明的城市特色与个性,有力地推动天水旅游富市战略的实施和天水社会经济转型跨越式发展;

保护古建筑建议篇7

[关键词]古建筑;开发;保护

一、安仁古建筑的历史和开发现状

⒈历史

安仁古镇是位于成都平原西部的历史文化名镇。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刘湘、刘文辉相继掌控四川和西康省的军政大权,安仁出现“三军九旅十八团,连长营长数不完”的盛况。追随刘氏叔侄升官发财的军政官员回乡后,大兴土木,修建公馆府第。短短十余年间,安仁镇出现大小公馆50余座,至今保存完好的有20余处。公馆群构筑了安仁发展史上积淀的精彩篇章,承载了安仁历史和文化发展的氛围。

2.开发现状

历史建筑是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艺术文化、历史研究和科学研究的价值。2006年,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发起成立了四川安仁镇老公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对老街上的老公馆群落进行修缮开发。作为安仁古镇的代表性建筑,公馆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安仁古镇发展的历史文脉。而有着历史文脉的公馆区域也是安仁古镇最有故事的地方,把安仁镇公馆群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修复,确保建筑的外观、风格和整体特征维持原貌,就是对安仁古镇历史文脉的最好的传承与延续。通过一系列举措,安仁古镇古朴宁静的历史风貌被完好地保留和展现。

10座老公馆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被开发利用。

刘元琥公馆用作素人画廊、刘元汤公馆用作民族志展览馆、刘元公馆用作曹贵民电影博物馆、郑子权公馆用作服饰博物馆、高明轩公馆开发为明轩客栈。

刘文辉公馆被用作崔永元电影传奇馆,分为电影的诞生、末代皇帝、电影原声等12个不同主题展示一千多件电影藏品。

保藏历史建筑携带的信息与价值最后的方法就是使其重新赋予功能意义并再次进入社会生活。对公馆的保护性开发利用赋予了原本安静落寞的公馆二次生命。它们在展示历史的同时还很好的融入了安仁的旅游中,成为安仁旅游中不可或缺的吸引物。

二、作用

古建筑承载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本身就是一件展品,向后人展示了建造它的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艺术、科学等内容,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随着历史的变迁,古建筑最初的使用功能往往已经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很多古建筑受到破坏,有的被拆毁,有的被改建。要么就此消失,要么用作私人用途,只能为一小部分人所利用。保藏古建筑携带的信息与价值最好的方法就是使其重新赋予功能意义并再次进入社会生活,让广大公众参观,欣赏它、使用它、保护它。将古建筑直接利用或改扩建为服务于社会生活的博物馆等,可以更好地展示古建筑本身,并且使得古建筑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活力,成为了具有良好文化品质的公众场所,让更多人有机会认识和了解其珍贵价值,充分体现和发挥了古建筑的作用。而在古建筑里布展的展览也因为有了一个独特的展示场所而更具魅力。

从旅游的角度看,利用文化遗产发展旅游业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途径。安仁的公馆建筑开发为博物馆、客栈等用途,独具特色的建筑和公馆里异彩纷呈的展品极具吸引力,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参观,和周围的刘氏庄园博物馆、建川博物馆聚落一起成为安仁的名片,带动古镇发展,成为旅游资源中的亮点。

公馆建筑的开发利用,加深了当地居民对古建筑价值的认识,普及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知识,引导居民自觉投身于保护文化遗产的行动。

三、对安仁古建筑保护的建议

1.制定科学保护方案

公馆建筑作为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所以要邀请专家一起来商讨古建筑的保护。从前期研究开始,到制定保护方案并予以实施,使古建筑保护研究的整个过程都在科学的古建筑保护修复理论指导下进行。

2.编辑出版关于公馆建筑的历史书籍和图片

古建筑的保护和修复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不断的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修复的同时要求追求古建筑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平衡,强调古建筑的历史真实性。这些保护工作进行的基础是在对公馆建筑研究的前提下,以及大量的公馆图片资料。在搜集珍贵的资料、图片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出版古街、公馆建筑的历史书籍,图片大系,不仅可以保存珍贵的历史文字和图片资料,也为日后进行修复提供佐证资料。

3.不破坏公馆建筑本来风貌特征的前提下进行布展

正确处理公馆建筑保护与博物馆展示之间的矛盾。古建筑的环境条件对博物馆的展览会带来限制,所以在公馆建筑里布展时应该只需做清理、防护与加固等不会破坏公馆建筑本来风貌特征的干扰程度较低的工作,再按照博物馆展陈主题的需求布展并添设必要的装置。

博物馆作为藏品收藏、陈列展示的场所,有藏品的保存环境严格的要求,如空调及光线的控制、温湿度的要求、展柜等。而历史建筑的环境条件对博物馆的藏品展示过程的保存情况会带来限制,历史建筑本身就是文物,外观改动的修缮(外墙粉刷、屋面材料及门窗更换等)应当保持原有风貌特征,不能随便改动。应该在不破坏公馆建筑本来风貌特征的前提下来保证藏品的保存环境达到一定标准。

四、结语

古建筑是一座城市的记忆,是城市历史的见证者,它承载着这座城市的文化积淀。只有把古建筑保护好利用好,让它们以其原有的面貌长久地保存下去,才能更好的发挥其文化载体的作用。而古建筑的修复和保护不同于一般的保护与改建工程,在修复和改造古建筑时我们要做到使其在现代社会中既能保留固有的历史风貌又能重新发挥历史价值,把古建筑打造为博物馆、客栈的用途给近代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我们对其的保护要立足于一定的保护理念并满足文物保护建筑有关法律、法规,又要尽量保证消防安全的要求,保证修复和改建后的安全使用问题。

保护古建筑建议篇8

一、安居历史文化悠久。

安居于公元5XX年始建场,至今已1500多年。明城化庚子十七年(1481年)置县,清雍正六年(1728年)废县并入铜梁县,建县持续247年。

安居交通发达,地处在琼江、涪江交汇之处,三面临水,依山为城,以水为市。安居物产丰富,商贾云集,为物资集散之地,贸易上通绵阳,下至重庆,解放时还有缅甸和印度等国的丝业商人在此驻庄。

安居历史悠久,有许多名胜古迹,如“点头石”上拓刻有唐代韩愈书的“鸢飞鱼跃”,宋米芾书的“第一山”题记,有王母石汉墓群遗迹,有现掘出土明代及汉代墓葬的一批陶石文物。因曾为县府之地,政治、文化非常发达,旧时城垣断残墙壁可辨,遗碑、祠、寺、宫、观等建筑共约二十余处,有唐初异僧自什邡来安居兴建的波仑寺,有徽宗敕封兜溪龙女而建的圣水寺,李太守、帅待郎发迹之所的龙兴寺等。古县署、巡检司署等廨宇目前尚可查寻。

安居人杰地灵,出了许多达官贵人、翰林学士。有明初副兵马指挥张云逵,万历监察御史周达,正统左检都御史王俭,有明代与海瑞同僚的河南巡抚胡尧臣,大理寺少卿周南,大理寺丞胡禹臣,户部员外郎胡如川,有乾隆万历间陕西巡抚帅祥等地方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的诗文遗著和活动遗迹,也出了清雍乾间王楼山父子翰林,同治光绪年间吴鸿恩翰林以及曾毓璜翰林等四位学士及其诗咏题刻和轶闻传记。

二、尚存的古建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安居的“九宫十八庙”,现万寿宫、下紫云宫、元天宫、城隍庙、东岳庙、妈祖庙等八处保存较好。这些古建筑风格各异,造型独特,万寿宫具有东南亚异国风味,妈祖庙体现出安徽异地风情民俗,元天宫等处处可见龙形图雕,生动再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华龙文化,显示了高超的建筑工艺水平。

三、有着鲜明地域特色的清代民居、街道、小镇风貌。

吴鸿恩、王楼山父子、曾毓璜的翰林院和举人周际同的周家祠堂,百年老字号桂林春大药房等院落住宅第20余处,仍可见规模,各具特色,且这些古建筑布局保持完整,部分室内木雕、彩绘装饰和小木作装饰都精美绝伦,饱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艺术内涵。

安居古街道如青龙出水,婉蜒于江岸与波仑山、坛子山间,从会龙街开始,经火神庙街到大南街,全长600米,现存的古建筑多在于此,还有古城墙、城门、桥梁等古遗址。古镇街道布局以河道为骨架,临水建街,因水成市,依山而建。各种文化宗教庙宇布局合理,置于镇内高爽之地,形成交叉复合的立体观赏空间。

四、风光秀丽的山水美景。

安居镇处在琼江、涪江交汇之处,三面环水,呈半岛之势,自然景观秀丽。沿江水岸,居民点点,依岸崖吊脚而建,错落有致。河岸码头,踏级入水,水道港湾、绿水轻烟,二江秋月,游舟晚唱,实属一片纯朴、宁静、清秀的古镇风光。

五、独特的传统风情

安居镇具有悠久的传统文化历史,有龙舟竞渡、民间彩扎、川剧座唱、龙灯艺术表演、书法美术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传统民风、民情、民俗、传统生活生产用具,使安居镇呈现一遍古朴淳厚之风。

安居古遗迹久经风雨,饱受岁月冲洗,目前保存下来的也严重破坏。有些民居古宅和祠堂由于为私人所有,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有些宫庙遗址因作它用,年久少护,木朽漆落,无人维修。保护好安居古建筑,重现安居古县城遗址昔日风采,开发和利用好这一重要旅游资源,实属当务之急!   六、几点建议:

保护古建筑建议篇9

自2005年11月《建筑创作》杂志社中外建筑文化研究小组赴四川李庄考察,全力组织《图说李庄》一书的编撰出版,到2006年3月、4月先后与中国文物研究所共同策划开展的“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活动,4月20日举行“梁思成诞辰105周年座谈会”等,均在国内建筑界内外引起反响,从一定层面上构成了中国建筑学研究与普及的思想“地图”。因为这些“寻根”的建筑之旅,留下最多的不仅是建筑文化的印迹,还包括对现代建筑设计创作观的启迪与思考。

1.《图说李庄》一书讲述了什么“一首记载营造学社六载寒窗书写华夏建筑文化的宏伟诗篇,一幅描绘长江古镇千年荟萃中国学界精英的绵长画卷”是《图说李庄》一书封面上的导语。作为该书的策划与主编,要求我们力求该书要特别把握住以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为代表的中国营造学社在李庄所作的突出贡献。因为2006年是中国营造学社停止工作60周年,所以记载并传播李庄文化与李庄精神十分重要和迫切。从此种意义上讲,《图说李庄》是一本普及“中国营造学社在李庄”的建筑文化读物。

2.“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寻到了什么“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活动留给后人的不该仅仅是记忆,更要唤起一种精神及联想:这里有对逐渐消失的人和事的追念,更有对中国传统建筑博大精深令人折服及感动之处的理解;这里有对传统建筑文化与工艺留存的迫切认知,也有令人扼腕痛心的现代“建设性破坏”的高速发展的商业之声;这里有无比丰富而细腻的传统建筑文化内涵及固有的东方文化意义及美学价值,但不少现实无情地回答我们的总还是一声高过一声的无奈叹息!恰恰正是这种现实影响力,要求我们该从现实与历史之间去总括“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的建筑精神。

3.“纪念梁思成诞辰105周年座谈会”昭示了什么2006年4月20日正值梁思成先生105岁生日,来自建筑界、文博界专家们纪念这位世纪的建筑伟人。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的发言道出来会议的主旨: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纪念梁思成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我们究竟该怎样从对梁思成的记忆中、吸取到对今天有益的思想;我们究竟该怎样采取措施和行动才能不辜负先哲对我们的期望。为此,要从古建保护与文化遗产的现状及不足出发,提倡应该继承和发扬梁思成先生的建筑与文保精神,其核心就是要学习梁思成注重科学研究、对待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一丝不苟、学贯中西、具有远见卓识的精神。

二、我们该如何认知并理解梁思成的建筑精神

两院院士吴良镛指出,只有向学术巨人学习,才能迎接中国建筑科学艺术的伟大复兴。他认为,梁思成的一生有如此巨大的贡献,与他的家学渊源以及坚实的国内外基础教育背景是分不开的,在学习他博大的胸怀及不倦的敬业精神时,很有必要从他身上发掘到更深层的蕴藏。那么我们该如何汲取一代宗师的精神力量呢?首先,要求我们从现实与历史之间去估价并总括梁思成给中国建筑界所留下的建筑思想。这里试从六个方面作出归纳:

第一,要学习梁思成在国家危难情况下的勇于担当与默默坚守的精神。这里细分析至少包括如下含义:

⑴中国建筑文化应该不应该面对伟大?

⑵中国建筑文化可能不可能创造伟大?

⑶如何去理解并把握伟大的中国建筑文化的标准和尺度?所有这些都需要去伪存真,正本清源。这种担当与坚守本质上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伟大传承,它是要有远见与胆识的。早在1955年,梁思成便陷入批判“复古主义”到上个世纪60年代“文革”暴风雨的一次又一次的洗礼中。然而,面对沉重的代价与压力,梁思成先生的学术执着及坚守精神仍令后辈折服。

第二,要学习梁思成高尚的保护全人类文化遗产的国际主义精神。在抗战时期的李庄,梁思成最担忧的是战争对文化遗产的破坏。他曾应邀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编制中国华北及沿海各省文物建筑目录,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清地点,他同时建议美军在反攻日本时,要保护日本的京都和奈良。一位中国学者成为保护日本侵略国传统建筑的恩人,这太不容易!因为就在抗战期间,林徽因的弟弟是在对日空战中牺牲的,梁思成在痛恨日本列强的同时,仍认为保护京都与奈良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这是梁思成先生崇高的国际主义建筑精神早在60年前绽放的光芒,所以日本人民称梁思成是保护日本文物建筑的恩师。

第三,要学习梁思成“学贯中西”的建筑“国学”的大文化精神。回忆并学习传统是必须的,重在要视传统文化为魂,但也切不可总停留在继承文化遗产的层面,必须寻求在继承中如何发展如何创新。因为,早在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先生就认为,参考“我们自己艺术藏库中的遗宝”并“加以聪明的应用”,即可创造出中国的现代主义建筑。所以,今日的“重走梁思成古建筑之路”呼唤中国建筑师瞩目并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目的在于不仅体会到建筑背后的文化性,更便于找寻到属于中国建筑的现代化发展之径。

第四,要学习梁思成主动开创中国建筑文化新局面的精神。在“国学”倍受关注的今天,我们尤其应树立起建筑上的“国学”榜样——梁思成先生的形象。因为早在20世纪30年代起,他就将西方建筑科学方法引入中国建筑营造学社并做出了一系列的开创性的建筑成就。1953年在中国建筑学会成立大会上,他又提出了建筑的“可译性”与“翻译论”等观点,将中国建筑构图元素与西方文艺复兴时的建筑词汇作了对比性研究。

第五,要学习梁思成关注社会发展的责任感意识与精神。“重走梁思成古建筑之路——四川行”让我们顿悟: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一个失去自己文化的民族,一个没有了自己民族特色的城市与建筑设计,是不会有美好的未来和竞争力的。建筑师不可作文化遗产的“破坏者”,而要利用自己的理解力及创作力做文化遗产的护花使者。如果说,文化品牌是最具生命力的企业资产,那么追求民族文化的企业成长将是对现代建筑文化的唤醒。因此,“重走梁思成古建筑之路——四川行”的完整意义恰恰体现在广泛的文化上,它是在新形势下对建筑文化的抢救、整理与发展;它是对建筑历史的高水准的语言与文化的记录及保护;它不仅是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法律认知,更是在全球文化大背景下文化与创意精致化的成功实践。所以,其意义不论对建筑界、还是文保界都十分重大和实在。

第六,要学习梁思成治学严谨的科学研究的求实精神。在那样战火纷飞的年代,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在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以梁思成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先驱者的建筑学、文物保护工作者,尚且能开展那么多历史遗迹的调查、古代建筑的勘察测绘、文献资料的整理挖掘工作,留下这么多宝贵的遗产,这本身就表现出的是一种特殊的现时代难以想象的艰辛与科学研究的精神。

第七,要学习梁思成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建筑创作理论的务实精神。早在45年前的1961年7期《建筑学报》上,梁思成发表“建筑创作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理论文章,从现在的观点看,那是在非常时期的又一非凡的理论建树。由于文章对1959年上海建筑艺术座谈会上讨论过的建筑设计中的理论问题一一涉及,并从实际出发解读了“适用、经济、美观”的设计方针,所以今天读来仍感到很贴切。如其中对“传统与革新”的论述,很符合今日国家“文化遗产日”的基本思想。它对今天的启示在于,不仅要作历史与现代的建筑设计理念的对比,更重要的是要从中国的建筑精神中寻求答案,反对简单的形式主义的“西洋化”或“中国化”。

三、梁思成建筑精神留下的现代启示

追寻往事并非仅仅为了怀旧,因为历史与记忆中给予现代诸多启迪与借鉴;追忆学术前辈更非为了留存经典,重在要从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找寻到先哲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面对巨匠的建筑精神,未来我们还应再做什么呢?建议应具体采取如下行动:

第一,“重走梁思成古建筑之路”作为国家“文化遗产日”的系列活动已得到了准确定位,并且“四川行”获得学术交流上的成功,所以建筑界与文保界的合作是可能的,是有文化认同的,是会不断产生出好成果的。因此宜在“四川行”后认真总结其成果,适时地再举行“山西行”、“陕西行”、“云南行”、“京津冀行”等,使建筑界及文保界的专家们能尽快且较为系统地沿梁思成当年走过做古建测绘之路全面考察一遍,从而完成新意义下的《梁思成古建之路考察报告》(××卷)系列。我以为该系列书籍将在新形势下成为国内建筑界及管理界有用的参考书目。

第二,建筑测绘是建筑专业的一门必修的课程,它与摄影与素描不同。对于建筑遗产保护而言,不论是日常维修、损坏后的修复、乃至特殊情况下的易地重建都离不开一套完备的测绘图。但必须指出,如今还在教授建筑测绘的高校已不多了,学生们专门去做古建筑测绘实践的则更少,这是“国学”在建筑上的一个丧失。为此建议:全国各高校建筑院系要恢复古建筑测绘课程,《建筑创作》杂志社愿组织承办“全国建筑院校学生古建筑测绘大赛”,用最大的努力传承中国建筑“国学”的经典与精华。

保护古建筑建议篇10

一、古城保护问题上的不同伦理观

从字面上来看,“古城保护”就是对历史文化古城采取保护措施,以保护历史文化古城本身具有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或经济价值。也就是说,古城保护行为只是一种行政行为或一种管理行为。但如果从哲学的高度来分析,古城保护却蕴含着一个极其深刻的伦理问题:即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问题。

在古城保护问题上,传统与现代谁主谁次?继承与创新孰重孰轻?在建筑学史上,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出现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其实质是由不同的伦理观在支配着的。复古主义建筑流派。这一流派主要兴起于西方工业革命后,即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从思想背景来看,它是在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思想影响下的产物,它的基本倾向就是回到古代去,复兴古典建筑的风格。复古主义建筑学派实质上是由传统为主、现代为次,继承为重、创新为轻的伦理观来支配的。

现代主义建筑流派。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欧各国的绘画和雕刻方面出现种种背离传统的新浪潮。当绘画和雕刻领域已经出现新风格之后,建筑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功能为建筑风格的转变准备了物质基础,建筑师探索新的建筑风格,那就是打破传统,另起炉灶,创建新的建筑风格,注重建筑的实用性和工程性。建筑界出现了“未来派”、“主体派”、“构成主义”、“表现主义”、“风格派”等新的建筑观点和建筑艺术风格。现代主义建筑学派实质上是由现代为主、传统为次,创新为重、继承为轻的伦理观来支配的。

后现代主义建筑思潮。进入20世纪70年代,世界建筑舞台呈现出新的多元化局面,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后现代主义建筑”思潮。后现代主义建筑流派既不认同现代主义建筑流派的观点和做法,也反对复古主义建筑流派的观点和做法,认为只要人们需要,可以随心所欲地设计自己的建筑物。后现代主义建筑有三个特征:采用装饰、具有象征性或隐喻性、与现有环境融合。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者指出现代主义的缺点是有道理的,但开出的药方并不可取。认为后现代主义者迄今拿出的实际作品,就形式而言,拙劣平庸,不能登大雅之堂。后现代主义建筑思潮实质上是由如果我需要,传统与现代谁都可以为主或为次,继承与创新谁都可以为重或为轻的伦理观来支配的。

复古主义建筑流派只注重传统与继承、忽视现代与创新,现代主义建筑流派只注重现代与创新、忽视传统与继承,而后现代主义建筑思潮虽然有点辩证思维的味道,但却对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采取随心所欲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它们在本质上都割裂了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古城保护问题上,不能做出非此即彼的回答,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是辩证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在对待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总的观点是扬弃。扬弃就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就是既要尊重传统,又要尊重现实,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和创新,在发展和创新中继承优良传统。不会因为传统而守旧,从而伤害现代的发展,也不会因为现展的需要,从而摒弃优秀的文化传统。总书记指出,“继承和创新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生生不息的两个轮子。

不善于继承就没有创新的基础,不善于创新就缺乏继承的能力和活力”。[1]这种说法非常辩证,既继承中国的脉络,又不拒绝外来的影响,继承为的是发展和创新。

传统与现代在时序上是延续的,这不仅意味着传统在某种程度上的保留,同时意味着传统在一定程度上的被替代。但传统与现代之间并非只是一种替代或冲突的关系,两者之间不仅在时序上存在着延续或继承的关系,而且在空间上具有并存和互补的关系。传统不会被现代完全替代,即使在未来它的精华也将会继续发扬光大,而且其历史越是久远也就越是珍贵。传统的未必全部是落后的,其中仍有优秀的成分需要继承和发扬,现代的也未必全部是健康的,其中仍有糟粕的成分需要摒弃和剔除,以“扬弃”的态度来认识与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十分重要。

继承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加以合理的取舍;创新不是离开传统另搞一套,而是对原有事物合理部分的发扬光大。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应立足于“继承”,着力于“创新”。使批判继承与发展创新有机统一起来。

在古城保护问题上,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也是辩证统一的。当人们对古城实施保护时计划之前,原则上应当尊重城市规划的、建筑的、经济的、社会的实际情况,不能因为古城保护而伤害或侵害现代城市规划和现代社会生活;同样,当人们实施现代城市规划或修建新的建筑物时,也必须充分考虑古建筑的保护问题,尽可能不因为新的城市规划或新建筑物的修建而伤害古城。

事实表明,建筑的现代化同民族性和地域性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传统与现代化结合愈来愈成为世界各国大多数建筑师的共识。1933年,国际现代化建筑协会第四次会议在雅典召开,通过了《雅典》,这是有关历史建筑保护的第一个国际性文件。《雅典》指出:“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均应妥为保存,不可加以破坏。(一)真能代表某一时期的建筑物,可引起普遍兴趣,可以教育人民者。(二)保留其不妨害居民健康者。(三)在所有可能条件下,将所有干路避免穿行古建筑区,并使交通不增加拥挤,亦不使妨碍城市有转机的新发展。”[2](p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9次全体大会通过的在古城保护问题上最经典最权威的决议《内罗毕建议》对此做了十分明确的说明。《内罗毕建议》的总命题就是《关于历史的或传统的建筑群及它们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的建议》。《建议》十分明确地阐述了古建筑的保护与现代生活的辩证关系。《建议》指出:“制定保护计划之前,原则上应该采取的程序是既考虑到尊重城市规划的、建筑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情况,也考虑到尊重城市和乡村现状的实现与它的特点相适合的功能的能力。”[3](p72)二、古城蕴含的主要伦理价值的辩证思考在伦理视阈下探讨古城保护,应当辩证地分析古城所蕴含的伦理思想和伦理精神。历史文化名城是伦理文化的重要载体。城市是伴随人类文明与进步发展起来的,既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家园,又是人类文明的物质载体。城市的发展受当时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的影响,必定会打上时代的烙印。

在中国,千余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伦理思想对我国历史文化古城的影响深远,“从秦都咸阳这个特例一直贯穿延伸到封建社会末期”。[4]历史文化古城蕴涵着诸多的伦理因素,诸如“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精神、“尚中”的政治伦理精神、重“礼”的道德规范等等。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国伦理文化的重要载体。

第一,古城彰显了“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精神,但某些古城却违背了这一伦理精神。“天人合一”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特征,其基本内容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人的身心的和谐统一。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对我国的古城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思想在城市建设中体现为自然生态伦理思想,强调崇尚自然,效法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我国古代十分重视因地制宜地建造城市。《管子•乘马》曰:“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5](p11),指出在城市建造中考虑“天材”、“地利”等因素,城市的形制应根据自然环境的实际情况而定,不必强求形式上的统一与规整,这对于充分利用自然条件营造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城市打下了理论基础,也是古人强调城市文化特色的体现。如春秋时期伍子胥建阖闾城时,“始相土尝水、象天法地以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之八风,水门八,以象地之八卦”,[6](p1)强调古城从形制到方位都需崇尚自然,象天法地。

城市的自然地理环境是形成城市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不同特色的文化景观,如“七条琴川齐入海,十里青山半入城”的常熟,“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的苏州,历代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使环境又具有了人文和历史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讲,文物古迹脱离了它所根植的历史环境,其价值就会受到损害,古代的自然地形环境是形成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7](p28-29)

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还参杂了风水、阴阳等观念,如主要建筑物要朝南或朝东,不可朝西或朝北;城市北面一般不开城门,以免对“王气”不利;建筑物选址时大都强调“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等等。风水、阴阳等概念与人类对自然界的原始认识有关,后来又逐渐被人们牵强附会按自己意志解释,或与宗教迷信思想混杂起来,加上一些神秘的色彩也会逐渐形成一些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制度及观念,统治阶级又往往利用这些观念宣扬“天人感应”思想。

第二,古城体现了“尚中”的政治伦理精神,但却制约着人们的自由和个性发展。“尚中”包含了居中为尊的思想。居中之位,既有利于四方进贡,也便于控制四方,“天子(居)中而处”’[8](p157),“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9](p559);同时,“尚中”思想还体现为“执两用中”,就是说在处理事情时,必须符合中道,不偏不倚,公平公正。

“尚中”的政治伦理思想对历史文化古城的整体格局有较大影响。中国人的“尚中”观念很深,传统城市的空间整体是“无中不立”。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都,择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就是说,城市无论大小,必须有一根中轴贯通。中国的古城大都强调中轴对称布局,都有自己严格的中轴线。在中轴线上,左右对称,城内街道东西﹑南北呈棋盘格子状。如明清北京城就是一个严格按中轴对称布局的典范。贯穿全城的是一条长达八公里的南北中轴线,“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申,一贯到底的规模”[10](p35)。中轴线使城市格局秩序严谨,空间主次分明,构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

同时,“尚中”的思想也有传统和保守的倾向。对形成传统建筑文化体系的超稳定结构有不小影响。“尚中”虽然包含适度的持中之意,但它力图使对立双方达成统一、平衡历久不变,永远不超越“中”为标准,“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就使之成为了一种阻碍事物发展变化的理论。在这种思想的控制下,“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发展只能因袭传统方式而周期性地循环,几千年来没有产生过根本性的突破或转变,如梁柱组合的木构框架从上古一直沿用到清末”[11]。

第三,古城蕴含了重“礼”的制度伦理精神,但却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我国古代王朝,都是“以礼治国”。礼治的制度既有关于个人行为规范方面的,又有属于国家典章制度方面的。“礼”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用的。城市是历史的舞台,建筑是文化的主角,礼制规范的严格等级秩序,限定了不同城市的规模方位及布局等。如《周礼•考工记》的王城之制:“唯王建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我国古代的传统城市,从都城到州、府、县城(元明凊还有省城),除个别少数民族地区外,全是规规矩矩遵守礼制而规划,而建筑的。[12]

中国古代的建筑其实就是封建传统礼制的象征或载体。“运用方位显尊卑,按等级贵贱差别建立严谨的分区规划,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一大特色,体现了封建制度对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也有着严格制约之束缚,也是它所代表的社会意识的本质反映。”[13]通过建筑体现“三纲五常”等封建社会人伦关系的基本准则,束缚人之思想,禁锢人之行为。

总之,古城所蕴含的伦理思想和伦理精神非常丰富,有一些是反映古代高度文化及与唯物主义自然观有密切关系的建筑及规划艺术的思想,也是城市发展中客观规律与经验的积累,也有一些是封建的、迷信的糟粕。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剖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结合现代的城市建设与规划理论,梳理出古城保护的伦理原则,指导古城保护工作,使我国的古城得到更好的保护。

三、古城保护的伦理原则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是一种特殊的伦理实践活动。在已经意识到保护的重要性的前提下,古城保护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还是凸现了许多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优秀历史文化遗存连同其所承载的文化环境遭到破坏,有的甚至处于濒危状态或逐渐消失。如襄樊宋明城墙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遵义会议会址周围的历史建筑一拆而光,福建的三坊七巷名存实亡,高速路穿过中山陵绿地,高架桥迫使三元里抗英炮台搬家……我国古城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古城遭到严重破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古城保护过程中伦理价值的缺失是主要原因。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是一种特殊的伦理实践活动,受一定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制约。伦理学通过构建对古城保护活动的价值关切立场,有助于古城保护活动确立自身正当的价值目标、基本规范,以此给古城保护一定的导向和限制作用,赋予古城保护一定的道德品性和人文关怀的品质。

使古城保护注重关注人类生存状况的改善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伦理学的宗旨和目标是对善的追求、对美好生活和对人类幸福的追求,也是古城保护的伦理价值需求。将古城保护置于伦理的视阈下,一切保护都以是否符合伦理道德、伦理价值为标杆,从单纯的技术层面的怎么保护上升到应该怎么保护,避免有悖于伦理的保护行为的出现。

古城保护的伦理原则主要应当是以下几条:一是实现古城保护与古城改造、建设和发展的辩证统一。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是历史文化名城研究需要解决的一个难点。古城保护的目标就是通过对城市的风貌和格局、历史地段、文物古迹的保护,维护传统的物质、结构形态,并尽可能地保存和延续原生态式的传统生活、文化和场所精神,其价值取向是静态、稳定、原汁原味。而城市现代化建设就是要改造和更新旧的建筑和过时的城市结构,使城市能符合和适应现代社会生产、生活的要求,其价值取向是动态、变化、求新。因此目的的差异导致了保护与发展的对立。古城的保护与发展又是不可分的,保护是发展中的保护,发展是保护中的发展。

正如《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所指出的,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意味着“这种城镇和城区的保护、保存和修复及其发展并和谐地适应现代生活”。[14](p174)保护只有同城市的建设过程结合起来,使古城的历史遗迹、文物建筑等具有经济上的意义,古城才能具有持续的生命力。发展必须珍视古城的特色、历史资源,将之作为提高城市知名度,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手段,通过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性开发”,进一步丰富其内涵,提高其品位,从而推动城市发展。[15]

二是古城保护要始终贯穿“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天地之间,惟人为贵。在我国的文明史中,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爱民”、“重民”、“尊民”、“亲民”的意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6](p328)

民本思想在古城保护中就是要充分考虑人的因素,要求以人的存在、发展为根本,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自身的和谐发展,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古城保护中的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古城公众的根本利益为本;以公众的全面需求为本,注重对人的全方位关怀。

“人们为了活着而聚集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居留于城市。”[17](p100)城市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的过程。在城市发展的初级阶段,人们的选择是通过发展生产来满足各项基本的消费需求,对城市生活质量并不过分追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出现,居民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了满足之后,“人们在满足基本需求之后,就开始对城市的个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包括住房、交通、服务、信息以及娱乐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18]。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也不断提高,例如对住宅组团的安全感、归属感、休闲生活安排、建筑装饰等方面的需求。

长期以来,人们对古城保护的认识“总是在‘彻底改造’和‘什么都不许动’这两个极端之间神经质似地跳动”:一种情况是由于害怕担负“破坏”的责任,而认为古城保护的要素是“全面的”,于是采取一种“无为”的保护政策,对古城不拆也不动;另一种情况是将古城的保护仅认同为对古城中几座古建筑的保护,故而在古城中大兴土木。[19](p100)

我国许多历史古城的老街坊,都存在着大量的危房陋屋,其基础设施匮乏,人口密度大,整体环境质量日趋恶化的情况。现代化生活方式与古城保护之间的矛盾愈益突出,人们迫切希望对古街坊进行更新改造。

上世纪90年代,许多城市建设的决策者加强了对旧城的改建和更新工作。城市的大规模更新,使历史文化古城的保护问题日趋严峻。许多城市的旧城改造和更新工作进行得太快、太仓促,缺乏全面的考虑,未能解决好现代化与古城保护的关系。

无论是为保护古城风貌,还是为改善居住环境,对古城的更新改造都有迫切性与现实性。关键是怎样处理好旧城更新改造与历史风貌保护的关系。古城的保护与发展又是不可分的,保护是发展中的保护,发展是保护中的发展。正如《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所指出的,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意味着“这种城镇和城区的保护、保存和修复及其发展并和谐地适应现代生活”。[14](p174)

在古城更新过程中,在保护古城的前提下,改善保护区的生活基础设施,增加服务设施,保护现代生活的需要,包括供水、供电、排水、垃圾清理、道路修整以及供气或取暖等市政设施,同时开辟必要的儿童游戏场地,增加绿化等,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使居民可以安居乐业,继续在故居中生活下去,生活得更好。[3](p87)

三是古城保护要遵循自然规律,实现生态城市建设。国际保护条例明确规定,“历史地区及其周围环境应得到积极保护,使之免受各种破坏”[3](p70),“古迹的保护意味着对一定范围环境的保护。凡现存的传统环境必须予以保护,绝不允许任何导致群体和颜色关系改变的新建、拆除或改动”[3](p42)。故必须保护古城所根植的自然环境。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不少古城却未能真正体现生态伦理精神,有些古城在选址、建设、运行过程中存在诸多违背自然规律或者破坏生态的现象。旧城作为历史文化古城的精髓所在,宜人尺度的空间格局应予以保护,因而需对其中以及其周围的建筑高度进行控制。但由于对高度控制的原则性规定实施力度不够,或规划管理不严谨,造成新建建筑高度屡屡突破控高。高楼大厦已经在不少城市破坏了山的轮廓,自然的风貌。如长沙古城基本集中在五一广场至湘江边一带,与湘江、橘子洲、岳麓山构成了特有的“山、水、洲、城”格局,然而,由于近年来古城周围高楼大厦林立,岳麓山、橘子洲、湘江在高楼的“映衬”下则显得相对“渺小”,原本一览无遗的城市轮廓被遮蔽,长沙古城千百年来形成的古老空间特色逐渐淡化。[20]

近年来,许多地方在老城区内无节制的房地产开发,高楼林立,对古城风貌是一种灾难性的破坏。古城保护要顺应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与城市的协调发展。严格控制建筑高度,切忌在古城内大兴土木,建高楼,从而建造一个富有传统特色、符合地理环境、人文景观优美的城市人居环境。

四是古城保护应当制定相应的道德规范,并尽可能实现古城保护道德规范的制度化。我国有关古城保护的法制不健全,国家层面的古城保护相关立法缺乏,许多具体的保护措施通常散见于国家文物局的各类批复,地方立法更是落后于古城保护的情况。当前我国古城保护行业尚无行文的伦理规范,保护工作者缺乏清晰的伦理意识与切实可行的实践伦理准则,使得保护工作不尽人意。因此,在完善古城保护法制的同时,相关部门要尽快制订出符合中国国情并具有可操作性的古城保护职业伦理规范,来指导和约束古城保护工作者的行为。使保护工作至少在伦理的角度有章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