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分析篇1
价格构成是指“形成价格的各个因素在价格中的组成情况”，自然资源价格构成就是形成自然资源价格的各个因素在其中的组成情况。关于自然资源价格构成的研究，学者们大多从自然资源价格形成基础出发，如张光文认为自然资源价格的价值基础包括直接投入的劳动价值、补偿价值、机会成本价值、生态价值。其中劳动价值是自然资源利用过程中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消耗；补偿价值是社会再生产过程顺利实现而必需的以各种各样物质形态补偿的费用；机会成本不是作出某项选择时实际支付的费用或损失，而是一种观念上的成本或损失，是做出一项决策时所放弃的其他可供选择的最好用途；而生态价值表现在于自然资源为一切生物和非生物提供了生存和形成的时空，对一切物种的更新和物质的转化有着特殊功能的价值。由此得出作为自然资源价值构成货币表现的自然资源价格构成，自然资源价值构成中的C+V+m，就转化成自然资源价格构成中的成本和盈利。杨艳琳则认为自然资源的价值由在自然资源再生产过程中人们所投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自然资源的价值或价格（p）包括两部分：一是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p1），二是社会对自然资源进行人、财、物等投入的价值（p2），即p=p1+p2。马承祖认为自然资源价格构成是其价值构成在价格中的反映，自然资源价值构成包括劳动价值、效用价值、生态价值，因此在价格构成中分别各自反映为开发成本和税收与利润、使用成本、环境成本，所以，自然资源价格=开发成本+税收与利润+使用成本+环境成本。高兴佑等认为，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自然资源价值构成应包括环境价值、代际补偿价值、效用价值和劳动价值四个部分，因此自然资源价格一般公式应为：自然资源价格=环境价值+代际补偿价值+效用价值+劳动价值。从以上这些研究可看出，资源价格构成大多依据资源价值构成，但是对于什么是自然资源价值，以及自然资源价值不同部分划分的边界并不清晰，且分类又较为混乱，使得自然资源价值不同部分之间或者存在内含交叉或者概念违背马克思的经济学原理。但也应该看到，大多研究已经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对生态环境损害有所涉及。我们认为，必须从我国可持续发展问题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的自然资源价格理论，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因素，提出新的更为科学的资源价格构成理论。
在可持续发展视角下，自然资源理论价格应该包括以下三部分：（l）自然资源虚拟价值实现的货币表现，或者说是自然资源所有权等产权实现的货币表现，在马克思那里也称为虚拟价格；（2）开采或获取自然资源以及开发利用中投入的社会劳动创造价值的货币表现，也就是投入在资源上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形成的价值决定的价格；（3）为补偿可持续利用而需要投入的费用价格，主要是弥补资源开发利用中对当前以及未来效益损失的补偿。为了全面反映自然资源理论价格的三个部分构成，合理的自然资源定价可以分三层：（l）按自然资源虚拟价值给资源天然部分定价。这部分资源价格主要是为了补偿资源所有权等产权转让或流转的代价，或者说是自然资源所有权等产权实现的货币表现。这部分价格数量是天然资源由于产权的限制而获得的货币量的表现，同样要受到产权市场因素的调节。（2）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按照投入在自然资源上劳动的价值确定自然资源的社会生产价格，这部分价格主要是为了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所必需的劳动投入，按照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分为社会生产成本与平均利润两部分。（3）可持续成本补偿定价。可持续发展要求兼顾当代与未来，因此除了弥补当代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外，还要秉承代际公平的原则，合理补偿自然资源使用对后代人造成的利益损失。因此补偿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而需要投入的成本价格，主要是弥补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中对当前以及未来利益损失的补偿，可以分为代内补偿和代际补偿。因此，自然资源理论价格公式为：自然资源理论价格=自然资源产权价格+社会生产价格+可持续发展的利益补偿价格。
二、自然资源产权价格分析
在我国，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或劳动者集体所有，自然资源产权是国家或劳动者集体作为自然资源所有者依法对属于它的自然资源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因而它是“一束权利”或“一组权利”，而非仅仅表现为单一的所有权。当然，在这一组权利中，所有权是自然资源产权的核心，它体现了所有者的“”意志；而受益权则是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具体实现，也就是说，国家或劳动者集体要凭借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来获取收益，没有收益或不能取得收益的国家所有权或劳动者集体所有权就是虚化的，就丧失了“国家所有”或“劳动者集体所有”制度的意义。自然资源产权这一权利束所包含的某些组成部分或权利可以进入市场进行流转，自然资源产权价格是有偿取得和依法流转的自然资源产权的价格。依据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自然资源产权价格实现主要以资源产权交易方式实现。资源产权交易可以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单项可交易部分产权的交易，即对各类自然资源的单项产权权能的交易，如土地的使用权、海洋资源开发权、矿产资源开发权、矿产资源的开采权等产权权利的交易。在交易时要遵守相关法规。如我国农村土地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7年)第十一章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进行流转。第二个层次是将资源作为资产而派生出权利的交易，例如，矿产资源的勘探权、水资源管理权的转让等。第三个层次是以某种自然资源全部产权束为对象的产权交易，在这种交易发生时，资源资产产权的结构和权能也随着交易发生变化和转移。例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的规定，城市土地可以采取协议、招标、拍卖三种方式形成土地使用权出让市场，还可以形成土地使用权出租和抵押市场，在土地基础上形成的房产产权与土地产权合称为房地产市场产权，房产价格自然包含着土地使用权价格。
自然资源产权包含的各种权利，本质上是经济上的收益权的归属问题，其中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所要求的收益是地租。在现实中，自然资源地租以探矿权费、采矿权费、资源税等税费形式表现为矿业的权利金，这些权利金实质上就是地租。自然资源地租的存在主要在于这种资源的所有权，只要存在自然资源所有制度，地租就不会消灭。即使地租在政府的规章制度中不存在，它也会以曲折的形式流入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同时地租必须由市场来形成，只有以市场为主来形成地租才是自然资源有效配置的根本机制。就产权理论来看，自然资源产权结构中，既然自然资源供给方具有天然的垄断性，那么行使国家所有权的代表，一般是中央政府，就必然要对行使自然资源各种权利进行规划，约束行使权利的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可能相互竞争的自然资源供给行为，同时中央政府主要负责行使自然资源市场结构的选择权和企业的选择权。马克思以土地资源为例在论述地租产生的根源时说，“土地所有权本身已经产生地租”，“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也就是说如果土地归国家所有，就是指国家政府有获得地租的权利，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并且依托国家政权来规定全国共同的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的规则。对于自然资源地租的确定，也同样适用于此。只要存在自然资源所有权，资源开发者就要向资源所有者支付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才能获得开发权。
自然资源本身是一种不附加任何人类劳动的自然物品，自然资源产权价格作为自然资源产权实现的经济形式，是租金资本化的一种表现，即自然资源利用获得的收益通过市场利率进行贴现的结果，其本质体现的是自然资源所有权者让渡资源使用权等权利的补偿。在现实中，资源使用税费是自然资源的主要租金形式，那么当自然资源的价格波动时，按照从价方式征收的租金就能够适应价格的波动，而按从量(不论是存量或者销量)征收的租金，对资源产品价格的变化反映就不敏感。总体来说，资源产权价格如果用Ri(i=1…n)表示自然资源开发所带来的收益，r表示市场利率，则自然资源的产权部分价格ppr可以表示为自然资源总体来说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不可代替的资源，它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基础。尽管有的自然资源品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再生，但是在一定时空区间下它的数量仍然是有限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无限与自然资源的供给有限客观上存在着很大矛盾。为了高效、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自然资源所有权在经济上得以实现，就必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者收取一定的费用或代价，这种因为拥有自然资源所有权所取得的收益，就是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价格。自然资源产权价格的制定体现了国家或劳动者集体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是一种虚幻的价格，如马克思所说的以“赋税”的决策方式形成“垄断”的价格，这部分价格可以根据国家政治、经济的需要，参照土地资源的“绝对租、级差租、垄断租”以及自然资源所应承担的义务等虚幻价值因子，结合宏观分析和微观决策而形成。
三、自然资源社会生产价格分析
自然资源在最终被人类利用前，对其认识、勘查、开发等方面都需要有人类劳动的付出。首先，自然资源能够被人类利用，没有人类的研究劳动付出是不可能的，人类认识到自然资源的用途以及发现方法和获取方法，都要求人类付出大量的劳动，这种劳动付出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会形成认知自然资源的耗费成本。同时人类在认识到自然资源有用性以后，还需要研究探测和勘察方法，以及如何才能利用等，也都要耗费劳动，这些也归为认识成本。自然资源社会生产价格应该包括这一部分，用C1表示。其次，自然资源工作者通过各种调查或勘察、勘探，形成自然资源分布报告，说明自然资源的具体方位以及数量和质量情况，为最后开采自然资源提供依据，这些可视为自然资源开发必要的前期劳动付出，即勘探成本（C2）。勘探成本一般采用会计估值的方法：全部计入当期费用、全部作为资本支出和部分作为费用、部分作为资本支出。再次，自然资源开发者根据自然资源分布、开采难易程度等情况，投入相应的劳动和资金，即付出开发成本（C3）。开发成本分为两类，一是有形设备成本，二是无形开发成本。有形设备成本是为开采和加工矿产品而构建的设备和机器，包括矿石运输系统、矿石承载和储存设施及矿产品的加工设备，油田和天然气的有形设备，包括泵、管道、加工设备和储油等，有形设备形成固定资产，其成本应当采用合理的折旧方法予以摊销。无形开发成本是本身无残值的与有形设备无关的支出，如工资费用、清理地表的成本、测量费用、开出坑道和竖井的成本，等等。无形开发成本的处理方法存在很大分歧，可以采用资本化、费用化和部分资本化等方式处理。勘探活动和开发活动有时不易区分，比如，在未开发的油田上钻井，如果不出油，其成本可以认为是勘探成本，如果开出了油并且具有可开采价值，则其成本可以作为开发成本。因此，在采矿业中，确定矿山具有商业价值之前，勘探成本和开发成本往往不加区别。
经过勘探开发之后，就进入具体的资源开采阶段。开采自然资源，如石油天然气或其他自然资源产品而发生的各项生产成本（C4），包括直接人工费用、加工费用、运输销售费用以及制造费用、安全费用等实际发生的各项费用，其中制造费用是指组织和管理生产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在自然资源社会生产过程中，需要必要的资本投入，否则就无法对自然资源提供社会生产。投入资本的目的是获得利润，通过部门之间的竞争，促使不同部门的利润率平均化，形成平均利润率，其结果是等量资本要求取得等量利润。平均利润我们用C5表示。综上所述，人类从认识各种自然资源的用途，到发现、开采、加工和利用，使自然资源具有了劳动意义上的价值。这种劳动价值是人类认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投入劳动的“累积”，它在自然资源价格构成中表现为社会生产价格。社会生产价格psl=认识成本C1+勘探成本C2+开发成本C3+生产成本C4+平均利润C5。
四、自然资源补偿价格分析
自然资源补偿价格涉及对生态环境利益、代际利益以及不同区域和群体利益的补偿，主要是为了协调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关系，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补偿价格归根结底是一种利益补偿的货币表现，通过各种形式对利益损失者进行适当的补偿，以维护利益公平。由于经济主体之间存在权利的相互性，某一主体行为所产生正、负后果并不完全由其承担，而可能由他人分担，因此存在经济学意义上的补偿，或者受益者对受损者的利益损失进行补偿，或者是潜在的受损者为避免利益损失，而对潜在受益者进行补偿。比如，在一国的自然资源区域内，开采者取得开采权后要开采自然资源，就应向当地因开采资源受损的居民做出补偿。对于自然资源来说，权利的相互性还存在代际之间，即当代人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减少了后代人未来使用这种资源的机会。尽管后代人没有机会表达其对自然资源的主张权，但是当代人不能剥夺其对自然资源的分享权。因此，当代人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要对后代人的利益损失进行补偿，也可以说是自然资源有限性或稀缺性补偿。补偿的形式可以依据自然资源的储量或存量，结合当前开发速度计算可开发时间，再以合理水平的贴现率得出租金，通过收集租金积累代际分配基金。总起来说，自然资源开发的补偿价格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对引发的生态环境破坏进行横向补偿，二是对未来自然资源的稀缺而进行纵向补偿。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由人引起、调节和控制的物质变换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人从自然界获取原料并加工成能满足人们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如从土地中取得矿产资源并加工成资源性产品等。由于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如过度滥采等，一方面严重破坏着生态环境，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远远超过了生态环境的自我恢复能力，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人类可持续发展要求从自然资源价格中进行补偿。自然资源的补偿价格需要对两方面进行补偿，一是资源的消耗，另一方面是开发的负效应如环境生态破坏，这两方面可以归纳为代际补偿和代内补偿，既要消除资源消耗带来的负效应性，实现同代人之间的公平，更要实现代际均衡，保证不同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机会上的平等。由此，自然资源补偿价格=代际补偿价格+代内补偿价格。自然资源价格代际补偿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代际公平，代际公平主要涉及的是当代人和后代之间的福利和资源分配问题。1984年，美国的爱迪•B•维思教授系统阐释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她提出“行星托管”的概念，指出人类的每一代人都是后代人地球权益的托管人，并提出代际公平就是要每代人之间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方面权利平等。1988年，佩基在其发表的《代际公平和社会贴现率》一文中认为，做到代际公平最紧要的是应该“保持资源的完好无损”。代际公平能够保证当代人福利增加，也不会使后代人所得利益减少。由此我们认为，代际补偿实质上是当代人在消耗自然资源的同时必须对被消耗资源进行补偿以维护代际公平。当代人在消耗一种自然资源的同时，如能对被消耗资源进行补偿，后代人就可能拥有和当代人同样的发展潜力或至少潜力没有减少。由于大多数自然资源具有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因此，在自然资源的开采和使用过程中，必须在自然资源价格的基础中加入一定额度的自然资源补偿价格费用，以对传给下一代的自然资源从数量和质量上加以补偿和保证。既然代际补偿价格是代际补偿所需费用的货币表现，其补偿标准的确定原则为：使后代人在剩余的自然资源中得到与当代人相同福利基础。
代内公平是指同一代人，撇开国籍、种族、性别、经济水平和文化差异等一切因素，都应该平等地享有良好生活环境和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同一代人中，一部分人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造成了环境污染，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那这一部分人就应当为自己所带来的负效应承担相应的成本，而不是让同一代人来共同承担。这是从横向同代人之间的公平，它又可以分为一国内部的代内公平和国家之间的代内公平两个方面。从一个国家内部来讲，代内公平是指同一代人，不论种族、性别、区域和文化差异，都应该平等地享有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代内公平指的是，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不能损害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不同区域和不同的人群应该共享生态环境改善的收益，共同负担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本。然而，发达国家曾以高速消耗自然资源来推动其经济的发展，致使全球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然后又将大批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使发展中国家成为转嫁污染的“垃圾场”。发达国家无限制地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却没有为其造成环境污染等负效应承担相应的代价或给发展中国家相应的补偿，还让发展中国家与之一起承担后果，导致利益分配出现失衡。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在一个国家内部，区域不公平不仅指区域内的不公平，还指区域间的不公平。由于环境的公共性和不可分割性，某些地区为了自己的发展无限制地开发自然资源造成环境破坏，而他们带来的负效应却要其他区域的群体来共同承担，这显然有失公平。他们应该为其带来的负效应承担相应的成本，或者合理恢复原来的生态，从而对其他受损害的地方给予相应补偿，这样才能维护区域内的公平。
代内补偿正是为了维护代内公平而在不同国家之间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群体之间做出的补偿。各国、各地区的自然资源环境相互作用、相互联系，都是地球资源环境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受各自经济、技术、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对资源环境的利用存在较大的差别，部分国家、地区过量或不合理开发使用资源环境，可能会损害其他国家、地区的利益，这就要求在国家间、地区间进行资源环境补偿。如工业发达国家凭借其在经济、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掠夺破坏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环境，由此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损害，因此，他就有义务承担资源环境的治理费用，必须做出一定的补偿。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还不够发达，仍然面临摆脱贫穷和发展经济的双重压力，还没有足够能力担负转嫁到他们头上的环境治理任务。地球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各国对保护全球环境都负有共同的责任，都应该参与全球环境保护事业。如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已明确规定发达国家每年应拿出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7%用于对全球生态环境造成损失进行补偿，这是目前明确提出的国家之间的补偿。区域之间的补偿，由于区域间的差异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生态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受益地区应向保护地区做出补偿。
自然资源分析篇2
如何在法律上对自然资源进行恰当的评价和定位，在相关的法学理论研究中一直是令人困惑的问题，在实践中也引发了诸多争议和矛盾，近些年来一些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领域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诸如煤老板的暴富、矿业权流转的乱象、“海上皇宫”是是非非等，都直接或间接与该问题有关。归根到底，该问题争议的焦点在于自然资源究竟是行政管理的附属还是物质财富的载体，对此不同的学者见仁见智，至今并未形成共识。从大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相关立法似乎更倾向于后者，即将自然资源作为物权的客体，并肯定其应有的财产属性，以此为基础构建自然资源相关制度设计的法律逻辑。但事实上，就当前的现实情况来看，将自然资源作为物权客体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诸多难以回避的问题，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正是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所在。
一、自然资源作为物权客体所面临的困境
从传统上看，在物权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除了土地资源之外，物权与其他类型的自然资源几乎没有交集。所以，物权制度设计与自然资源在整体上兼容性是比较差的，将自然资源作为物权客体，其必然面临诸多困境。首先，特定化问题。物权的客体必须为特定物，这一点在传统的物权理论与实践中已经形成基本共识。但自然资源却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满足特定化的核心要求。在传统的物权理论中，物权的客体主要是指有经济价值的社会劳动产物，特定化的要求也是建立在对社会劳动产物的质、量等因素物化衡量的基础之上，主要反映在体积、面积、长度、重量等方面。而自然资源则是在自然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在特定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能够为人类社会带来财富的物质和能量，其中并不蕴含必要社会劳动，而且各种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源往往赋存相连成为一个整体，从这个角度来说，“自然资源系一抽象的集合概念，根本无法满足独立物和特定物的要求，因此，自然资源无法成为物权法上的物”。因为不能被特定化，就难以明确权利支配的范围与边界，因支配而形成收益也更加难以确定，并因此而引发后续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因此，自然资源作为物权客体所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但在特定化方面存在的障碍是其中首要的问题，其他问题大多都因此而生。其次，外部性问题。物权“支配—收益”的法律逻辑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基本的前提，即行为人享有的收益应与该行为人对物的支配行为完全对应，对于那些行为人实际享有的收益与因对物支配行为而导致的收益不一致的情形，则超出了物权制度的能力范围。换言之，物权制度是经济学中“行为合理预期理论”的法学翻译。但对自然资源的支配或者说开发利用而言，则是一个外化效应非常明显的过程，换而言之，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存在着比较典型的外部性问题。而且，“同一种自然资源往往具有多种用途，不同的用途所产生的正负外部性大小不同”［2］。但无论是正的外部性还是负的外部性所反映出来的问题都是同样的，即实际支配自然资源的权利人因支配行为享有的收益与支配行为实际产生的后果不一致，负的外部性意味着向社会转嫁了一部分因支配行为而产生的损失，正的外部性则意味着向社会转移了一部分收益。无论是外化的损失还是收益，都无法在物权制度的框架内确定与行为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将自然资源作为物权的客体，通过物权的制度安排解决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行为规范问题，那么对于其中必然存在的外部性问题，物权的规则是难以奏效的。总之，物权制度作为一种行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主要适用于对物支配行为与收益后果能够建立起准确对应关系的情形，而如果在物的支配过程中存在外部性问题，则将打破物权固有的以“支配—收益”为核心的法律逻辑，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长期以来物权制度设计与自然资源难以兼容的主要原因。还有，国家自然资源所有者身份的虚化问题。基于对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回应，在所有权的制度设计上，我国的自然资源是为公有所垄断的，即自然资源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其中绝大多数自然资源都是国家所有的。因此，在自然资源领域国家就同时具有了双重身份，即自然资源的管理者和所有者，从理论上来讲，国家这双重身份是可以厘清的，因为管理者和所有者的身份来源、实现方式、功能定位等都各不相同，但实际上，国家作为自然资源所有者的身份更多的只是一种象征，在实践中的虚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法律传统的因素，也与我国长期以来“行政本位”的强势影响有关。从法律传统的角度来说，现代意义的自然资源法的前身是形成于19世纪初期的自然资源行业管理法［3］，行政管理的传统对自然资源立法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与此同时，“行政本位”的思维模式对我国立法的影响也长期存在，对于立法者和政府而言，不管对于何种性质的问题，都更加倾向于优先选择行政的处理方式，这一点在自然资源的相关立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对于矿产资源，尽管法律中明确规定了国家作为矿产资源唯一所有者的身份，但对于矿产资源遭到破坏的情形，在相关立法中几乎没有国家作为所有者获得相应救济和保护的规定，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行政处罚，表现出明确的“管理者代替所有者”以及“以罚代赔”的立法倾向。除了矿产资源立法之外，其他类型的自然资源立法在对待该问题也是类似做法。所以，自然资源作为物权客体原本就面临诸多技术层面的问题，而即便在立法中对自然资源作为物权客体进行了明确规定，也因观念上的影响而难以实施，将自然资源纳入物权体系的进程真可谓举步维艰。
二、自然资源作为物权客体的必要性分析
尽管把自然资源作为物权客体面临诸多障碍，但在我国的市场化进程中，试图运用物权制度设计对自然资源进行配置的尝试却不仅没有停滞不前，反而呈不断深化扩大发展的趋势。从2001年《海域使用管理法》的实施，到2003年前后社会各界对水权交易的空前关注，以及2008年集体林权改革的又一次高潮，都充分体现了将自然资源纳入物权体系的期望和为之付出的努力。因此，就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基本社会情势而言，将自然资源作为物权客体并以此为前提构建以物权制度为基础的自然资源配置机制，是当前及今后自然资源相关立法实践的必然选择，理论上对此也有充分的依据。首先，体现了自然资源价值的基本要求。承认自然资源的商品属性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自然资源要素市场，是深入推进我国市场化改革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之一。这项工作的开展是以肯定自然资源的价值为前提的，可基于自然资源天然赋存的特征与劳动价值论的不兼容，使得在对自然资源价值来源的解释问题上一直充满争议。然而，我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启动为合理确定自然资源的价值来源提供了契机，因为市场经济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以交易为基础的经济形态，而实际上，“自然资源具有价值是一个事实，其关键是能否将自然资源作为商品推向市场及法律是否做出了权利交易的制度安排”［4］。然而我国现行的自然资源单行立法却“无一例外的均是采用管理法思路对资源利用与保护角度加以规范，而这是与资源市场效益的根本要求相违背的”［5］。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在法律上对自然资源作出权利交易的制度安排，是体现和反映自然资源价值的关键所在。在法律逻辑的框架内，可以交易的权利主要是指那些财产性的权利，尤其是以物权为重点。那么，换言之，若将自然资源作为商品推向市场从而体现其价值，就必须以对自然资源的物权制度设计为前提。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我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背景中，从物权客体的角度认识和评价自然资源不仅必要而且必须，因为只有自然资源作为物权客体，才具备进行市场交易的前提和可能，从而使其价值来源更具说服性和合理性。其次，是理顺国家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者之间利益关系的首要前提。我国自然资源所有权的结构相对单一，大多数自然资源都是由国有垄断的，对此我国《宪法》有明确规定。然而，“宪法上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中的国家是就意义而言的……意义的国家不具备民法的主体资格，无法从事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只能由国家之外的多元社会关系的主体完成，于是就产生了对自然资源的“非所有利用”问题。“非所有利用”涉及两方主体，一方是国家作为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另外一方则是自然资源的实际开发利用者，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和实际利用者之间搭建权利通道，合理分配从所有向开发利用转换过程中产生的收益，以理顺国家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针对该问题的权利构建必须首先着眼于国家作为自然资源所有者的身份定位，在我国的法制传统和社会观念中，国家相对于其他社会关系主体总是处于相对优越的地位，其所有者的身份往往被忽略甚至遗忘。而对于自然资源的实际开发利用而言，必须纠正上述认识的误区，因为该过程的本质在于国家作为自然资源所有者将一部分权能让与给实际地开发利用者，开发利用者在支付相应对价之后取得对自然资源实际支配以及收益的部分权能。这是一个典型的民事法律关系，具体而言是一个物权的取得、变更和流转的过程，自然资源从国家所有到被实际的支配利用，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是一个从所有权到用益性权利转换的过程，无论是自然资源的所有权还是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而产生的用益性权利，都属于物权的范畴，尤其对于后者，《物权法》中已有明确的规定。最后，是优化自然资源管理的重要途径。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实际上存在两类截然不同的问题，一是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所产生的利益分配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国家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宏观调控及外部性矫正问题。这两类问题性质迥异，前者属于财产关系的范畴，后者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前者主要以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基本原则为基础，后者则主要以命令和服从为主要特征。但在我国的相关实践中，基于历史和现实的一些因素，对上述两个问题是捆绑处理的，大多自然资源的行政管理部门同时也是代表国家行使自然资源所有权并获得相应收益的主体，在我国传统的“行政本位”的强势影响下，这些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更加习惯于运用行政管理的方式和手段处理国家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行政管理强调命令与服从，而利益分配则必须以等价有偿为前提，以行政管理途径解决利益分配的问题其结果可想而知，这是导致我国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及其中一些关键岗位成为“高危行业”的主要原因所在。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厘清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行政管理与利益分配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在实践中把利益分配关系从行政管理中松绑，回归其民事财产关系的本来面目，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明确自然资源作为物权客体的法律定位，并以物权制度设计作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利益分配的基本制度依据，从根本上将其与以开发利用行为为对象的自然资源行政管理区分开来，使自然资源行政管理与利益分配成为彼此相对独立的过程，这也是优化自然资源行政管理的重要途径。
三、增强自然资源作为物权客体适应性的可能路径设计
尽管面临诸多困境，但在我国当前市场化取向改革进程中，明确自然资源作为物权客体的法律定位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自然资源物权制度，其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相关的理论研究中，应将如何克服自然资源作为物权客体所面临的困境为己任，加强对提高自然资源作为物权客体适应性的理论探讨。
（一）对自然资源作为物权客体进行类型化梳理虽然在整体上物权制度设计与自然资源的兼容性较差，但若从物权的发展历程来看，也并非对所有类型的自然资源都持排斥态度，自然资源作为物权客体也是有先例的，土地资源就较早进入物权的视野而且一直在物权制度体系中占据主导性地位，海域资源近些年也后来居上，正逐步发展成为与土地资源地位相当的不动产类型而备受物权法的青睐，事实上，“在客体方面，自然资源使用权客体的特定性有的并不具备，有的则要求不严格”［7］。因此，不能对自然资源作为物权客体面临的困境一概而论，事实上也并非如此。有学者明确指出，我国《物权法》第四十五条到第五十条规定的国有自然资源，因为没有特定化，虽然并不必然成为民法上的国家物权的客体，但具有成为物权客体的可能［8］。所以，在理论研究中可根据不同类型自然资源被物权制度接纳程度的不同对其进行类型化梳理，其中土地资源与海域资源因其与物权制度的兼容程度高可作为一类，其他诸如水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等另外作为一类，显然后者在作为物权客体时不兼容表现更为明显，是否能从理论上对这个类型自然资源作为物权客体的不适应性提出解决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就增强自然资源作为物权客体适应性的研究而言，类型化梳理的思路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一是避免对存在问题一概而论而导致的对研究必要性与可行性的质疑，二是有助于提炼关键矛盾所在，明确研究重点。
自然资源分析篇3
关键词：社会网络分析（Sna）；自然资源管理；生态系统；网络结构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06.29
中图分类号：C9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5）06-0135-04
引言
自然资源管理由于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显得非常困难[1]。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大都是公共资源，众多行动者争夺导致资源耗尽以及管理冲突，自然资源管理的有效性取决于行动者对公共资源管理规则的认同、资源使用协议、冲突解决、信息共享、共同认知建立等[2]。研究显示，自上而下的集权式管理对自然资源管理往往无效，人们开始转向于多行动者参与自然资源共管，通过把不同行动者纳入到管理过程中，可以解决自然―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问题[3]。
为解决当代自然资源管理问题如森林资源的枯竭、气候变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等，研究如何克服资源管理的合作难题显得尤为重要。最近的研究把社会网络作为有效处理自然资源管理的重要工具，尤其适用于自然资源管理中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分析，以有效地解决自然资源管理困境。社会网络在自然资源管理规则的实施上甚至可能比正式制度还有效。
关于社会网络在自然资源管理中作用的讨论，引发越来越多实证研究。研究不同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社会网络，分析社会关系结构如何促进或者阻碍自然资源管理行动。社会学家广泛研究了社会网络的运用，使得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逐步发展起来[4]。然而到目前为此，在自然资源管理领域，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本文首先讨论社会网络分析的主要研究内容及其应用，接着研究社会网络怎样影响自然资源治理的进程，最后讨论未来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解决自然资源管理复杂问题的方向及趋势。
1社会网络分析（Sna）及其应用
社会网络分析（Sna）最早诞生于社会学领域。社会学中社会网络是一种分析工具，主要用于厘清行动者之间、行动者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社会网络分析还是一个视角，是由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本身成为研究的对象[5]。
最近十年，社会网络分析（Sna）在国内已被广泛运用于传播学、管理学、项目管理、组织管理、知识管理等领域。社会网络可运用于传播学，吴飞认为传播是一个网络状模式，只有那些善于利用多种传播网络的个人或者组织才会拥有更多的信息资源，他们也就拥有更多的社会和文化资本[6]。姚小涛等认为社会网络分析有助于解决新的环境下管理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挑战[7]。社会网络分析还可以运用于产业集群研究，符正平等对企业社会网络进行测量，研究表明企业的社会网络异质性、网络和中心性强度对集群产业转移有显著影响[8]。朱庆华等总结了国内外社会网络分析在情报学领域的应用成果[9]。社会网络分析还可用于构建项目管理的网络模型，通过该方法的运用，能够降低利益相关方的治理风险，提高项目成功率[10]。
社会网络分析运用于自然资源管理的研究在国内甚少，但在国外的文献中已出现一些重要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成果[11]。为更好理解社会网络如何影响自然资源管理，首先有必要了解社会网络的类型、特征及其主要运用（见表1）。
表1社会网络类型及其特征
序号类型特征图例
图1高粘合性网络网络没有任何清晰辨别的子群（具有高的粘合性）
图2网络子群网络被分成独立的两个子群
图3高度中心化网络中心节点比其他的节点在中心度上高很多
图4交互网络网络有两个子群，子群间通过两个桥接点进行联系
图5中心网络网络中心成员之间紧密联系，的成员只与中心成员联系，相互之间不联系
本文将从网络结构、网络关系和网络节点3个维度总结社会网络对自然资源管理的影响。从网络连接密度、网络凝聚度与子群、子群间的桥接点、个体行动者的网络位置与影响力、网络中心度、中心―网络等6个方面总结社会网络如何影响资源管理，特别是对自然资源管理过程中的知识转移、信息共享、共识构建所产生的影响。
2社会网络分析（Sna）在自然资源管理领域的应用
2.1网络连接密度
社会网络的基本功能是在行动者之间建立社会联系，从而将孤立的行动者转化成相互联系的行动者。因此社会联系越多，社会网络功能就越发达，可预见的结果是行动者合作和集体行动就越容易达成。众多的研究证实，较高的网络连接密度可以帮助行动者避免资源利用冲突，建立公共资源利用规则使集体行动可能性就越大，集体行动的增加将提高信息和资源交流的可能性，继而提高互惠和互信水平[12]。
在自然资源管理研究中，社会网络密度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联性也得到证实。例如，研究者利用案例证明，将更多的利益相关者纳入自然资源管理的社会网络中可以显著增加他们之间的联系，并增加集体行动的可能。King研究了村庄渔业资源管理，案例显示当地渔民通过与更多的政府官员、有影响的个体之间交往联系，成功地解决了与渔业有关的系列问题[13]。
较高的社会网络密度不仅可以增加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而且可以通过信息和知识的交换，增加网络内知识的学习和理解。研究证实，农林业资源管理中，非正式的社会网络联系加大了新技术和可持续管理实践信息的流动和交换，这些信息既来自于网络内部，也可以来自网络行动者与外界的联系[14]。
2.2网络凝聚度与子群
网络凝聚度员评估社会网络在多大程度上连接在一起的指标，高凝聚度的网络不会存在可以清晰辨别的子群（见表1中图1和图2）。凝聚子群是相互之间有稳定、直接、强烈、频繁联系的行动者子集[15]。社会网络子群的存在可能给自然资源管理集体行动带来挑战，对自然资源管理产生重要影响。例如与高的网络密度相反，一个群体密度低的网络如果存在清晰可辨的子群，那么子群之间的合作就会产生消极影响[16]。
3.1社会网络的平衡
社会网络及其结构特征对自然资源管理的作用并不是单一的积极作用。当网络行动者之间的关联较多时有利于集体行动达成。但过多的网络连接则会形成同质化，以至于降低团体对环境变化的能力。因此如何选择最合适的水平，需要平衡那些相互之间抵消的网络结构，以达到促进自然资源管理效率的作用。另外网络粘合点有利于团体内部的协调和集体行动，而网络桥接点有利于获取外部行动者的信息和支持，粘合点和桥接点的搭配比例将影响社会网络对资源管理的效果，需要进一步研究。
3.2社会网络建立和行动者的参与
社会网络及其结构对自然资源管理很重要，那么是否可以建立或设计不同形式的社会网络？研究显示，改变社会网络中那些容易同质化行动者之间的节点布局可以显著提高管理产出。不同机构可以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工具，确保那些不同利益相关团体代表被邀请到资源管理过程中，帮助提高网络参与性，提高资源管理效率。
但是，对于很多类型的社会网络，往往只有当内部成员自愿建立基于个人偏好的关系时网络关系才能保持长久，被动的设计会使行动者抵抗。研究显示，在不同行动者之间促成建立有效的跨边界的自愿网络是可行的。因此需要提供网络内部交往的场所，鼓励广泛的网络参与、帮助协调网络关系等。如何在资源管理中创造条件建立广泛社会网络的同时，促进行动者基于内在的参与是另一值得研究的问题。
3.3社会网络的变化
社会网络及其结构特征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研究显示，一个成功的自然资源管理策略是在稳定期行动者建立一些新的与外界行动者和利益相关者的联系，以备环境变化时使用，非正式网络在环境变化时非常有用。因此需要仔细研究不同社会网络结构如何形成，以及这些网络结构如何随着个体行为的变化而演变。未来需要结合案例、理论模型以及个体行为模拟等方法进一步研究行为主体如何通过网络节点传达信息和知识交换，随着时间的变化，传达的这些信息可能引发一些行为上的变化，进而最终导致规则和价值观的变化，这也将影响自然资源治理的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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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分析篇4
[关键词]“互联网+”；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Doi]10.13939/ki.zgsc.2017.10.291
自然资源属于一种公共物品，自然资源直接影响社会的安全、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的生命健康。政府对其进行集中管理，因此政府担任着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保护的责任，因此产生了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环境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深度交叉融合的一种审计模式。作为新型综合性审计，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在“互联网+”时代，如何利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使互联网与这种新型工作相结合，促进有关工作有质量、有效率地开展，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和审计部门关注的问题。
1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1自然资源资产信息获取较难
自然资源具有基数大、种类多、易变化等特点，测量与记录涉及非常专业的学科，包括了水资源、国土资源、森林资源、农业资源、生物资源、海洋资源、能源资源等。自然资源资产信息大多由政府职能部门、科研院所和社会团体掌握，一般采用不同的计量方式与计量单位，根据各自具体的作业目标进行测算。审计人员需要花费大量精力获取信息并将不同来源的自然资源资产信息转化成审计所需要的信息，大大增加了审计的难度。如果信息不及时更新、信息不准确，数据分析和审计判断也会出现较大误差。
1.2审计人员的专业能力难以胜任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涉及的学科众多，包括环境工程、农业、海洋业等。我国当前的审计工作人员大多是审计、会计等财经专业，其知识结构与知识储备远远不能满足工作要求。[1]同时，鉴于该项工作的特殊性，审计证据的收集、鉴定与评价，环保工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评定，有关人员责任的认定，对审计人员专业素养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很多审计人员都难以胜任工作。如果加入大数据审计模式，对审计人员的数据收集、处理能力亦提出更高要求。
1.3事前控制力较低、问责追责难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目标是将领导人、自然资源监督管理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到考核中，监督各部门及其管理人员切实履行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责任。但是离任审计是一种事后审计，难以发挥事前控制的作用。当自然资源被浪费以后，会造成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并且长时间难以恢复。而且由于目前常态是先离后审而且环境问题也具有特殊的滞后性，考核体系目前也在建立完善过程中，几乎没有延续性，几乎无法及时问责追责。
2基于“互联网+”模式下的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意见
2.1利用“互联网+”模式中的云计算功能
在当前形势下，审计人员需要较方便地从不同组织获得自然资源资产信息，因此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的自然资源资产信息系统。实际情况是要对大量的不同部门的尚未标准化的自然资源资产数据进行处理和整合，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因此需要更强大的操作平台和更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在“互联网+”模式下，借助云计算科技技术，云计算可以实现分布式处理、分布式数据库、云储存以及虚拟化技术，利用云计算的这些优势能有效地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处理，并深入挖掘数据。在云计算条件下已经被收集到的自然资源资产信息能有效地被转换，利用云计算功能对其数据进行处理与有效分析。[2]同时，云计算能实现监测信息相应变动，及时发现自然资源政策中不合理的方面，提供更加有效的改进与参考的意见。另一方面，云计算会提供一个便捷安全的网络途径，审计人员可以获得全面准确的信息，实现联网审计。
2.2利用互联网加强对数据的分析
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管理中会出现审计力量不足、专业能力不胜任的情况，从而不能满足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要求，因此要着重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在审计全覆盖以及审计力量比较薄弱这两个冲突中做出合理的取舍，需要对数据进行不断的挖掘，采用大数据分析能有效地达到这点要求。对审计的重点进行分析，在审计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要集中审计力量在审计中的重要领域，从而使得工作效率提升。其次，利用大数据优势，相关的审计机关也可以适当地借助网络对审计力量进行整合，有效地利用社会审计以及内部审计的成果，从而弥补审计力量不足的情况；加强与环境专业人才的联系，或者加强与各个高校间的合作，让其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提供更多的专业人才。此外，还能利用互联网提升审计队伍的素质。通过网络课堂的方式，让审计人员在网络中学习，最终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
2.3建立相应的互联预警机制，及时处理问题
在目前的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因此采用现代的信息技术能有效地加大监督力度。将信息技术与离任审计相结合，建立起联网预警机制，当出现问题时能预警预报。互联网的优势众多，包括信息交换的速度快、对资源整合的效率快、具有较强的分析数据的能力。结合任中审计，充分地采集自然资源资产信息，实时监控与分析自然资源资产变动情况，重点观察异常变动情况。设置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数据红线，当超过红线时，要及时地启动预警机制，并对超过红线的原因进行分析，结合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需要进行专项审计调查，采取及时的补救措施挽回损失。
2.4建立监督平台，促进公众监督，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使用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及公众监督，才能扎实有效促进其可持续发展。首先，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开通网上咨询通道，让公众参与到法律的制定中来，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问责制度提供合理的参考依据。[3]与此同时，利用现存的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从而提供一个更加具体统一的考核标准。其次，要对环境问题设置问责追踪卡。建立数据监督平台设置环境问责追踪卡片，记录领导干部审批的项目建设，严格追踪其建设对环境所造成的危害，从而能追踪到责任的源头。最后，建立结果公告机制。为了方便公众监督，应落实将自然资源资产相关的审计项目在网站公布，公众可以随时阅览，同时，公众可以举报领导干部的不正当行为，加强公众监督。
3结论
总而言之，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机遇与挑战共存。“互联网+”模式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支持，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相结合，有利于促进自然与经济的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助理审计发挥免疫系统功能。同时也要求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利用好这个平台，不断提高专业胜任能力、协作能力、联网审计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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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分析篇5
1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悖论
早期关于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大都认为，丰裕的自然资源作为一种潜在财富，可以便利地被转化为资本，为经济起飞提供了很好的支持[1-2]。时至今日，仍有很多学者在研究近代以来经济发展史的基础上，在探索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的过程中强调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正面效应。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资源丰裕的国家和地区却出现了低增长甚至发展停滞的局面，这使得学术界重新开始认识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3-8]。近来，也有很多学者对上述两种假说都提出了质疑，认为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并不构成一一对应的关系[9-11]。
我们感兴趣的是，中国的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增长究竟是祝福、诅咒还是没有特定的关系？是特定时期的经济现象，还是一种普遍的带有规律性的经济机理？本文使用1978-2011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从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去研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动态变化，希望可以弥补已有文献在这方面的空白；更进一步，我们试图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中国省级层面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2数据、计量模型设定与检验
本文运用的数据集涵盖了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重庆除外）从1978年至2011年的自然资源和主要经济数据。自然资源的衡量指标主要包括原煤、原油、天然气的产量、采掘业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等；主要经济数据包括GDp、人均GDp、人口、就业人口、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支出、科教文卫事业支出等。
资源丰裕度的测量是实证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难题，为此，学者们引入了一系列的替代变量。比如初级产品出口占GDp的比重[4]11，初级产品部门的就业比例[12]，人均耕地数量[13]，能源储量[14]，资源租占GDp的比重[15]等。考虑到能源资源较大的经济租及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战略性地位，我们主要选取徐康宁和韩剑[16]构建的Rai指标来衡量中国各省的资源丰裕程度，并进一步使用采掘业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17]这一指标作为稳健性检验。
我国一次性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中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比重大约为：75%、23%和2%。以此为依据，分别赋予三种矿产资源相应的权重。Rai指标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与该指标类似，中国科学院公布了一个能源产量的折算公式，其中能源产量是原煤、原油、天然气产量经热量转换之后的综合指标：能源产量（108t）=（原煤产量×0.714t/t）+（原油产量×1.43t/t）+（天然气产量×1.33t/（1000m3））。
考虑如下的面板计量模型：
其中下标i代表省份（i=1，2，…，30），t代表年份（t=1978，1979，…，2011），y表示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具体包括GDp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以及分别相对应的5年移动平均的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Rai表示资源丰裕度指标；X表示模型中引入的一些在长期中影响经济增长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表1中所列的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以及科技投入等。β0表示常数项，β1和β2是对应的估计系数，εit是随机扰动项。此外，我们的计量模型设定中也控制了省份和年份的固定效应：provi表示各省不随时间变化的固定效应；yeart表示每年对各省都有同样影响的固定效应。
2.1“资源祝福”还是“资源诅咒”？
利用1978年至2011年全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检验，表1报告了利用GDp增长率来衡量经济增长情况的参数估计结果。
所有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本上都符合经济理论和直觉的判断：由于经济发展的收敛性，上一年人均GDp对经济增长有负向的影响；资本、劳动以及科技投入则在很大程度上有正向的影响。控制这些解释变量将会保证计量结果得以反映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
接下来我们主要关注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1中的第1-4列是使用GDp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情况考核的结果，第1、2列与第3、4列的区别在于是否控制了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从回归的结果来看，这些省份和年份虚拟变量的系数具有联合的显著性，即各省的特定条件和全国范围内的时间趋势是不能忽略的影响因素。第3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之后，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影响且达到了5%的显著性水平。这意味着，当我们从一个尽可能长的时间跨度去考察，资源的丰裕度从整体上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正向的支持。
更进一步，我们在第4列中引入了资源丰裕度的平方项来考察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增长可能存在的一种非线性的影响：资源丰裕度平方项的估计系数为负且达到了5%的显著性水平；此时资源丰裕度的估计系数比第3列的估计系数显著增大并且显著性也进一步增强，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这意味着，平方项的引入有力地建立了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在长期中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我们称其为动态演变。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丰裕的自然资源作为一种潜在财富，可以便利地被转化为资本，而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而丰裕的自然资源为我国各省的经济起飞提供了很好的支持。然而，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产业结构持续完善，丰裕的自然资源并不能继续维持原有的角色，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第5、6列报告了5年移动平均的GDp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衡量指标的回归结果，这样的考核指标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经济发展的短期波动，从而能够更准确地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结果显示，当我们使用5年移动平均的指标，估计系数的符号与第3、4列完全一致并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
2.2稳健性检验
虽然表1中的回归结果有力地证明了我国省级层面的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中所体现出来的非线性的动态演变关系，我们仍然关心以下问题：其一、资源丰裕度的测量一直是实证研究的难题，当我们使用其他的资源丰裕度指标，上述的非线性的动态演变关系是否依然存在？其二、虽然GDp增长率是大家公认的经济增长衡量指标，但如果我们使用其他的指标来衡量我国各省的经济发展情况，会不会改变上述的研究结论？
在本部分，我们使用了不同的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衡量指标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一，采掘业投资占比。在中国的行业统计口径下，采掘业中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和非金属矿采选业等与自然资源直接关联的细分行业，这些行业的投入多少完全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可得性，因此我们认为，当地采掘业的投入水平可以很大程度上反映自然资源的综合禀赋状况；其二，GDp增长率更多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经济总量的增长情况，考虑人均GDp增长率则能更全面地衡量经济增长给全体居民带来的福利改善。检验结果显示，我们发现的非线性动态演变关系仍然存在，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从系数的大小来看，这种关系甚至更为强烈。
图1以一种更为直观的方式反映了这种非线性的动态演变关系，我们称其为自然资源的库兹涅茨曲线。和收入分配状况、环境污染状况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类似，自然资源丰裕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呈现出一种倒U型的形态。
至此，我们利用1978年至201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省级层面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更长时间跨度内、更为全面的检验，在某种程度上解开了二者之间关系的悖论：“资源祝福”、“资源诅咒”和“资源中性”假说可能在某个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成立，但是从长期来看二者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动态演变关系，而并非单一的线性关系。
3“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实证检验
国内外已有很多学者就“资源诅咒”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渠道进行了研究，比如要素转移效应引发了“荷兰病”[18]、外部环境恶化促使资本外流、资源开采的财富分配方式扩大了贫富差距、资源主导的产业结构制约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科技能力的提升[8]86-87等等。然而，所有关于传导机制的研究基本上都停留在经济直觉的判断或者理论模型的层面，并未得到实证的检验。在本部分，我们将从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两个方面选取中国省级层面的一系列指标来进行较为严格的计量检验。
3.1经济结构诅咒
经济结构诅咒的主要思想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某种丰富的自然资源时，比较容易陷入依赖某种自然资源的发展路径，使其他工业或产业的发展受到冷落或排挤，这种挤出效应会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灾难性的打击。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主要有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制度改革和技术进步等。丰裕的自然资源往往会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制度和技术创新等产生忽略，从而削弱了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
我们选取普通初级中学学校数量和普通初级中学在校学生人数的变动情况来衡量该省的人力资本积累情况；用制造业部门的固定资本投资占总固定资本投资份额的增长率来观察该省的物质资本积累情况。表2报告了对经济结构诅咒假说实证检验的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正如我们所预计的，总人口越多，初中学校的数目越多；近年来的合并浪潮确实使得初中学校数目逐年递减；然而，在我们控制住这些因素之后，仍然发现资源丰裕度对初中学校的数目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1列），且不存在非线性影响（第2列）；第4列的估计系数证明了资源丰裕度同样减少了普通初中的在校学生数，并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更进一步，第6列的回归结果表明，资源丰裕度对物质资本的积累同样存在着非线性的影响：在经济发展初期，自然资源的开发能迅速地转化为资本，并带动制造业的发展；但长期来看，过度依赖资源的发展路径实际上挤出了对经济长期持续增长至关重要的制造业部门的投资。
3.2政治制度诅咒
经济学家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所谓的政治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等敬而远之，但这些因素在经济增长中却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跨国增长研究中，制度因素是各国经济增长差异的一个异常重要的解释变量。在这里，我们选取了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从上世纪末期开始连续构建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作为各省制度质量的衡量指标。该指标体系对中国各省的市场化进程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比较，完全采用客观指标衡量各地区市场化改革的深度和广度，避免了主观评价。具体来说，该指标体系除了给每
个省份赋予一个总得分之外，还包括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以及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这五个分指标。
表3报告了政治制度诅咒的实证检验结果。我们对各省的市场化指数总得分以及所有5个分指标都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显示，从长期来看，资源丰裕度对市场化指数的所有指标都有负向的影响。
第2列的估计系数证明，资源丰裕度在长期中恶化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资源丰裕的地区更容易形成“大政府”，过多地对企业进行干预，使得市场化进程更为缓慢；同样的，由于当地丰裕的自然资源，大量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都被投入到资源部门，非国有经济更不容易得到发展的空间；最后，第5、6列的结果显示，资源丰裕地区的中介市场（律师、会计师、行业协会等）发育度更低，法制更不健全，生产者的合法权益、知识产权、专利等更不容易得到保护，从而影响了创新活动的进行，进而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
4总结与讨论
本文利用1978年至201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省级层面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更长时间跨度内、更为全面的检验。我们的研究发现，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非线性的动态演变关系：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丰裕的自然资源作为一种潜在财富，为我国各省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支持。然而，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产业结构持续完善，资源部门的扩张抑制甚至挤出了其他部门的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当我们使用其他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指标时，这种强烈的非线性动态演变关系仍然存在。更进一步，本文使用较为严格的计量方法对自然资源作用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长期中，①自然资源会通过降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对经济结构产生“诅咒”；②自然资源会恶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阻碍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的完善等，从而对政治制度也产生“诅咒”。
当然，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与电力等其他能源部门类似，中国至今的自然资源定价并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政府的资源价格管理机制仍起着较大的作用。自然资源（如煤炭等）在各省之间的“调拨”、地方政府出面的“采购”或者发改委确定的定价机制（比如价格上限等）使得自然资源对生产省来说是“诅咒”，而对资源消费省则是“祝福”。
致谢：
感谢李宏彬教授和肖志杰教授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的悉心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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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分析篇6
关键词：水质分析意义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718.3文献标识码：C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18.064
1水质分析的概述
水质分析有多种定义，在水利、水文等工作中，水质分析指的是通过化学、生物学以及物理学等方法对水质样品的含量、性质与形态进行定量和定性的研究与分析。社会循环指的是地球上的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对自然界中的水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然后把使用后的污水和废水排放到水资源中。自然循环与社会循环是水资源的两种循环方式，自然循环是指在太阳辐射以及地球引力的作用下，水资源进行蒸发、流动和降雨。水污染主要是由水资源的社会循环造成的，目前，我国政府以及相关部门都很重视水污染的问题。但是水资源的自然循环也会使水资源的水质产生变化。因此，水质分析的对象包括自然循环中的水资源与受到污染的水资源，水质分析的任务是了解水资源能否满足人们用水的需求，从而对水资源工程的建设进行指导，制定控制水污染的正确决策。
2水质分析的意义
通过对水资源进行水质分析，能够科学地对我国可利用水资源的质量做出评估，在水资源质量鉴定的过程中，可以及时、准确地发现区域内水资源出现的问题，从而对水资源工程的建设进行指导，制定控制水污的正确决策。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此，在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我国面临着重大的挑战。目前，我国水资源浪费现象严重，水资源严重缺乏，因此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保护是否合理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水质分析还可以分析水资源利用的不同途径，从而确定水资源的再利用方向，减少社会中的水资源污染、浪费现象，从而最大化地合理利用水资源。
在水污染治理中，水质分析是它的的基础内容，前文分析到对水资源进行科学的分析，可以减少水污染现象的发生。在发生水污染事件的时候能够合理地分析水污染程度，能够为水污染处理的方案与决策提供正确的依据。居民日常生活中所饮用水的水质对人们的身体健康也会有影响，因此要对饮用水进行一定的水质监测与分析，从而保证饮用水的质量。
3水质分析教学的改革
目前，人们对水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水质分析教学越来越重要。因此，要提高水质分析人员的整体素质，促进他们全面发展。但是，就目前的水质分析教学来看，一些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不能适应新标准的要求，学生掌握的也只是少数。所以要改革水质分析教学的教学方法和实践内容。
3.1实验内容的教学改革
在水质分析教学过程中，水质分析的实验教学是一个很关键的环节，学生必须熟练掌握实验方法，他们通过实际操作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理论。要增加实验操作考试的次数，把实验的规范化操作作为成绩评定的重要依据，同时还要确保成绩的公正与公平。平时开放实验室，这样学生就可以利用课余的时间进行实验练习。还可以设计一些水质分析中经常出现的问题，让学生们来解决，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
3.2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
在水质分析教学改革中，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另一方面教师也应跟上时代的步伐，为学生提供优良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的内在潜能。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采用多种灵活的教学方法，对学生们进行有效教学。比如，对一些难点、重点和疑点进行层层剖析，深入讲解，让学生能切实掌握重点突破难点。同时，还要让学生充分动手实际操作，此时教师只负责点拨讲解理论，更多的是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去独立完成观察分析思考和操作。也可让学生课后以小组形式查阅有关资料探讨思考，等有了大概思路之后，让他们在课堂上一起讨论，对学生的想法问题教师适时做出恰当的评价，给出正确的指导方向。另外，还可以利用网络进行辅助教学，采集一些水样，用多媒体进行演示，清晰地展现水质分析的过程，让这些生动形象的画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加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3理论和实验成绩评价的改革
成绩评价是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在成绩评价时，一定要掌握好学生们的日常表现情况、试卷考试成绩、实验操作成绩的比例，教师要对学生的课堂表现与各个阶段的考试都要要做好详细记录，确保成绩评价的公平性与客观性。另外，还要注意试题的数量，试题的量不能太少，但是，试题也不能有太高的重复率。
3.4强调撰写学习心得
在教学中，不但要让学生学到知识，学好知识，还要保证学生愿意去学。在水质分析教学中，要鼓励学生对问题勤于思考、敢于质疑、努力创新。撰写心得可以让学生熟练掌握水质分析的基本操作技能与基本理论知识。在进行水质分析的学习和实验过程中，可以将自己不明白的问题记下来，或是自己查阅资料，或是请教老师，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写出自己的心得。大量的实践证明，这样的教学方法，大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水质分析理论知识的主动性，为他们学习分析技能奠定了良好基础，对他们以后的水质分析工作也有很大帮助。
4结语
水资源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解决日益严重的水污染问题，就必须对水资源的质量进行分析。水质分析教学可以提供正确的分析方法和技能，因此，要加大水质分析教学的改革力度，达到新标准。从而减少水污染事件的发生，保证人们的身体健康。
参考文献：
[1]国家环保局编委会.水与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
[2]张智宏.仪器分析课程教学改革探索[J].江苏工业学院学报，2006，7（2）：78-80.
[3]马春香，边喜龙.水质分析方法与技术[m].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
自然资源分析篇7
关键词：自然资源；资源禀赋；资源诅咒；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1?0034?07
“资源诅咒”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经典命题，其涵义指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抑制作用，资源丰裕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往往慢于资源贫乏的经济体。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都印证了这一假说。1960―1990年间，资源缺乏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比资源丰富国家的快2～3倍[1]；就我国来看，中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丰富，但其经济发展水平却远不如资源相对匮乏的东部地区，这似乎也印证了中国范围内存在“资源诅咒”之现象。然而，直观上的认识并不能代替科学严谨的学术研究。本文拟以我国省际经济发展为考察对象，对“资源诅咒”现象及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作出分析。
一、文献回顾
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经济学理论基本上强调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来越不明显，auty[2]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资源诅咒”的概念，引起了发展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论。matsuyama[3]将经济体分为资源和制造业
两部门，通过建立标准的经济模型来对“资源诅咒”问题进行研究，得出由于制造业向采掘业转变的力量削弱了制造业的成长，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Sachs和warner[4]在matsuyama[3]模型的基础之上构建了动态的“荷兰病”内生增长模型，同时在跨国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中，他们以初级产品出口占GDp的比重反映各国的资源禀赋，得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从而“资源诅咒”在国家层面上成立。此后，Sachs和warner[5?7]的大量实证研究都支持了“资源诅咒”这一命题，资源丰裕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往往小于资源贫乏国家。aghion和Howitt[8]将不可再生资源因素引入其产品垂直创新模型，从理论上研究了不可再生资源对经济增长及其可持续发展的影响。papyrakis和Gerlagh[9]将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将资源诅咒引入国内不同区域，并采用美国1986―2001年49个州的相关统计数据和相对收敛模型，研究得出美国州际层面存在“资源诅咒”现象。
近年来，国内学者在沿用国外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对我国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分析，并得出了不同的结果。徐康宁和王剑[10]采用我国1995―2003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采掘业投入水平代表各地区的资源禀赋状况，验证了“资源诅咒”存在于我国省际层面，在我国一些资源禀赋的省份，丰富的自然资源反而抑制区域的经济增长；韩亚芬等[11]采用我国省际数据，以各省三种矿产资源的基础储量占全国的相对比重来衡量各地区自然资源的贫富差异，对“资源诅咒”假说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多数省份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未能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且“资源诅咒”效应是我国东西发展差距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胡援成和肖德勇[12]基于我国31个省1999―2004年面板数据，以采掘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来表示各地的自然资源，分析得出省际层面存在“资源诅咒”的结论；邵帅和齐中英[1]采用我国1991―2006年西部11个省的面板数据，发现我国西部地区的能源与经济增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胡宗义和刘亦文[13]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奇迹”的背后是以大量能源消耗和资源依赖为代价的，并通过系统的研究破解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矛盾关系。而丁菊红和邓可斌[14]采用我国21个城市1998―200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资源开采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为衡量指标，得出资源利用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方颖等[15]采用我国95个城市的横截面数据分析，得出我国市级层面不存在“资源诅咒”现象。
综合以上关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研究文献可以看出：其一，由于资源丰裕度的指标选取不一、数据选择类型以及考察的区域层面不同，“资源诅咒”在我国是否成立，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其二，现有的大部分文献基本上聚焦于探讨不可再生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鲜有文献研究产业结构对资源型地区和非资源型地区的经济拉动效应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其三，以上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实证角度对“资源诅咒”命题进行考察，缺乏理论框架的支持。
本文试图弥补以上研究的不足。首先，本文遵循大多数文献的做法，选取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作为衡量资源丰裕度的指标，同时也利用其它常用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其次，本文除了研究不可再生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外，还就产业结构对资源型地区和非资源型地区的经济拉动效应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本文是基于一个包含不可再生资源的内生增长模型框架下的研究，具备一定的理论支撑。
本文剩余部分的研究框架如下：第三部分构建了一个包含不可再生资源的内生增长模型；第四部分利用我国1997―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理论框架
三、实证分析
自然资源分析篇8
关键词：自然资源产权；国家所有权；产权效率；产权公平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4-0007-07
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自然资源产权及其效率与公平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党的十报告提出了“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战略思想，而制度建设需要以正确的制度理论为指导。产权的效率与公平是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而对自然资源产权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理论阐释取决于对产权、效率、公平这几个重要概念不同的界定和分析方法，即取决于关于产权分析的理论基础和方法的选择。当代两大经济学体系——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对于产权问题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和政策思路，因而也为自然资源产权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理论分析提供了两种基础。从我国的具体实践来看，近年来我国自然资源开发和保护领域中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一方面，自然资源滥用、资源供需矛盾、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严重；另一方面，与自然资源利用相关的各种社会公平问题不断出现。因此，为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迫切需要对自然资源产权及其效率与公平的内在关系和作用机理进行科学分析和正确揭示，从而为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完善提供理论基础。
一、文献评述
学术界关于自然资源产权及其效率与公平关系研究的流行范式是以“科斯定理”为基础展开的。罗纳德·哈里·科斯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对涉及工厂的烟尘给邻近财产所有者带来有害影响等外部的庇古税解决方法提出了质疑。科斯认为，这种外部性的存在本质上是由于产权界定不清造成的。因此，他特别强调明晰或重新调整产权的重要性。按照科斯的分析，在产权明晰的情况下，通过市场交易可以使污染数量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这一思想被称为“科斯定理”，即在交易成本为零时，只要初始产权界定清晰，并允许经济活动当事人进行谈判交易，市场均衡的结果都会导致资源有效配置。此后，阿尔钦与德姆塞茨（1972）、戴维斯与诺斯（1976）等人进一步发展了科斯的产权理论，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体系。在资源环境领域，“科斯定理”提供了一种运用产权市场交易来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新思路，其政策含义是：应当尽可能通过界定产权并实现其交易来提高产权效率。
科斯的产权理论在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从“科斯定理”可以进一步推出：产权的可交易性对产权的效率具有重要影响，排他性较强的私人产权效率最高，而排他性较差的公共产权效率低下。其进一步引申的政策含义就是资源环境产权的私有化。当然，对该理论和政策主张的批评也是尖锐的。如，美国学者福斯特（2005）指出，目前最应该受到批评的就是作为新自由主义主张之一的自然的私有化。今天，全球经济正逐渐将自然界中的每一种东西——水、森林、植物，甚至大气本身——变成可以在市场上买卖的私人商品。这种自然的私有化趋势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并且激化了环境问题。
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的传人，以实现自然资源产权的可交易性来探讨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路径，成为理论界的一种思路。该思路强调自然资源产权的可交易性及其对提高产权效率的意义，重点关注如何将市场交易机制引入自然资源的产权管理。如，肖国兴（2000）、王万山（2003）、马中和蓝虹（2004）等认为，环境资源产权明晰和市场交易是环境资源合理定价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实现自然资源产权可交易性的基本分析思路下，徐嵩龄（1999）、廖卫东（2004）等学者又提供了重要的修正性意见，认为虽然界定、明晰资源环境产权，将市场机制引入资源环境管理以提高管理效率是一种可选的制度改进思路，但是以产权的市场交易方式处理资源环境的外部性问题仍然具有局限性，政府还应当进行有效规制。
客观地说，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自然资源产权市场交易的理论思路对我国资源产权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但是，在我国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土地资源属于集体所有）的情况下，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在性质上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公共产权，进而主要关注其可交易性，显然是对我国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国家所有权的本质内涵和制度特征认识不足，对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所具有的社会分配等方面的功能重视不够。在实践中，这一政策思路在自然资源产权效率与公平两方面都产生了诸多问题。
与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主要从交易成本角度提出产权制度及其效率问题（同时回避产权公平问题）的基本分析方法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出发，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核心，科学地论述了社会经济中的根本性的产权问题。①根据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在自然资源产权运行的各种权利关系中，所有权处于决定性地位，所有权所体现的基本权利关系的理顺对其他各种权利关系的界定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本文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以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运行为基础，对自然资源产权的效率与公平的内在关系和作用机理展开分析。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产权特征
按照最一般的理解，产权制度（简称产权）可以定义为人们（财产主体）围绕或通过财产（客体）而形成的权利关系。自然资源所有权制度规定了自然资源产权中的最基本的权利关系。在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了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基本制度：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国家所有；城市的土地国家所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一种制度保证。从产权的分析视角来看，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与一般经济物品的产权相比，在产权的客体和主体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特殊性：从其产权的客体——自然资源来看，它不仅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财产，而且还是具有生态、社会等方面价值的财产；从其产权的基本主体——国家来看，它既可以是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也可以是公法意义或民法意义上的国家，所以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实现过程必然涉及国家的多重职能。那么，在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条件下，自然资源产权会涉及哪些方面的权属关系或责、权、利关系？如何正确界定和把握这些权利关系？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正确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运行过程。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运行是指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中，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中的主要权利关系依次展开、流转并最终实现自然资源所有权根本目标和功能的全过程。相应地，在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运行过程中，财产客体——自然资源的物质形态也经历了从自然状态到对资源性产品的变化。显然，随着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推进，关于自然资源的权利关系也会随之流转。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运行过程从两个方面具体展开：一是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市场所体现的权利关系。二是作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自然载体与保障所体现的权利关系。它们构成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两重属性。
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资料的一部分进入社会再生产过程而产生的权利关系，具有一般性财产权利的性质。它是围绕自然资源的经济利益而展开的，包括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实现、使用权的转让和运作等具体环节。在法学的视角中，这是属于私法意义上的权利。关于该方面权利关系的分析应当考虑：其一，自然资源作为一般经济性财产的属性，其所有权的经济实现体现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地租的合理界定和征收。’这是因为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和内在要求适用于各种所有权关系，包括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关系，而资源地租正是市场经济规律和要求的体现。其二，作为生产资料的一部分进入再生产过程的、自然资源，还要在使用权的分配和实际经营中才能实现其经济功能。在这一过程中，为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合理、高效、节约开发和经营，保障国民经济对自然资源产品的需求，需要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节。这是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内在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内，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与一般性财产所有权也是不完全相同的。从权利的客体来看，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客体范围十分广泛，是一种集合物，与民法中要求的一个所有权客体必须是一个独立物是不一样的；从权利的主体来看，作为权利主体的国家与一般意义上的民法主体也不一样。这里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主体的不是私人，而是国家。因此，资源地租所体现的产权关系与一般私人所有的产权关系的区别还要包含国家（各级政府）对资源地租征收与分配的体制和机制等内容。
第二，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还承载着社会公共利益，具有不同于一般性财产所有权的其他内容和属性。这一含义上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在内涵上等于国家公共产权。在法学的视野中，这是一种公法意义上的权利，它构成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另一重要属性。这是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与一般经济物品所有权的最重要区别。
从自然资源的基本属性来看，它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还具有非经济价值：它承载着社会的公共利益，具有保障基本人权、社会稳定、生态安全等重要功能，是社会生活共同的重要物质基础。以自然资源所具有的生态保障功能为例，现代生态学的研究表明，各类自然资源的特征和功能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它们共同组成结构多样、功能复杂的各层次的生态系统，而各层次的生态系统又在功能上最终结合为一个完整、统一、具有有机联系的地球生态系统。该系统是人类生活共同的物质和生态基础。不难理解，自然资源的上述功能不应当属于任何私人或集团所独有，甚至不属于当代人独有，而是属于包括当代人在内的世世代代的人类。马克思指出：“整个社会，一个民族，甚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从资源利用的实践来看，各国基于社会公共利益，也在日益加强对资源的管理。
这里有一理论问题需要讨论：国家出于公共利益对自然资源的管理仅仅体现政府的行政职能，还是国家作为产权主体的一种产权行为？如果真正将自然资源看做是公共财产，承载着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那么国家对自然资源的管理行为就是一种公共财产管理行为，换言之，应当承认国家对自然资源的规划、使用权限制或用途管制等活动具有一定的产权基础。这里的产权便是公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相关的管理活动应当属于一种所有权性质的活动。因此，只要承认产权的基本含义是指人们围绕或通过财产而形成的权利关系，只要不是将产权、所有权限定为民法意义上的私权，限定为仅与“物”的经济价值有关的权利，而承认公有产权或公共产权，那么完全可以将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上述管理活动理解为公法意义上的所有权行为或产权行为。当然，这在一过程中国家所有权与行政权有一定的交叉重合。
综上所述，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包含两层含义，即私法含义上的所有权和公法含义上的所有权。对这两方面的产权关系加以辨别并分别讨论是必要的。因为这两类权利关系在性质、特征、功能上并不相同：前者主要与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资源所有权的运行相关，后者主要与自然资源的国家公共产权管理相关。
三、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运行过程中产权效率和公平的基本内容
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产权特征和我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制度实践，可以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运行中的产权关系进行更加具体的分析：私权含义上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在运行中的权利关系包括所有权（狭义）的经济实现、使用权的分配、使用权的实际行使——习惯上称之为开发经营权；公权含义上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作为一种国家公共产权，服从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不进入市场过程。这样，以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运行过程为基础，自然资源产权关系可以细分为自然资源所有权（狭义）的经济实现、使用权的配置、经营权的运作、国家公共产权的管理四种具体的产权形态。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产权效率的评价根本上取决于产权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程度。根据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制度运行过程及其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可以将自然资源产权效率具体定义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在运行中是否有利于实现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及基本经济关系，是否有利于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能否保障和平衡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对自然资源的需要，是否有利于保护自然资源所有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能否调动各产权主体自觉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积极性。自然资源产权效率应当是上述多重效率含义的内在统一，在本质上可以说是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宏观效率与微观效率、当前效率与长远效率的辩证统一。
产权公平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和制度条件下，特定产权制度所包含或体现的人与人之间权利关系的平等状况和基本要求。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公平是对一定历史时期，由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所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社会等权利关系性质和状态的一种认识和反映；公平总是历史的、具体的、相对的。公平的内容及其实现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产权公平对产权制度的效率会产生制约或促进作用。由此；我们可以将自然资源产权的公平定义为：在我国社会经济和历史条件下，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在其运行中所包含或体现的人与人之间权利关系的平等状况和基本要求。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在其运行中涉及诸多方面的权利关系，如经济权利、生存权利等，因而权利平等的内涵也是多层面的。我们应当根据其实践过程，对自然资源产权过程中不同层面的权利公平的含义具体分析、综合比较、统筹兼顾，特别要关注那些具有基础性、根本性、整体性的权利的平等关系。
根据上述对自然资源产权效率与公平的总体把握，可以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运行中的四个具体层面的产权过程的效率与公平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和界定：
第一，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经济收益实现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体现为资源地租的实现程度或状况对国民收入分配的作用和影响。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经济收益实现公平是指资源地租的实现（包括合理界定、征收、分配和使用）能够维护自然资源最终所有者的正当合法收益、实现社会基本公平。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经济收益实现效率体现为资源地租作为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内容，对全民利益的实现、社会分配的优化所起到的促进作用，即推进社会经济关系的协调并最终作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自然资源使用权分配过程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自然资源使用权的分配是指国家以自然资源宏观规划为基础和前提，将自然资源由国家所有转变为分散利用的分配过程。自然资源使用权分配效率是指在自然资源初始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实现的自然资源分散使用状况，对社会经济发展总体目标和战略的作用和影响。自然资源使用权分配公平是指自然资源使用权分配过程中不同地区、群体、个人所拥有和使用自然资源的机会和权利的平等状况。
第三，自然资源经营权运作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自然资源经营权运作是指自然资源使用权的分配之后，自然资源使用主体对自然资源资产的实际开发经营过程。自然资源经营权运作效率是指一定的自然资源开发经营制度对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影响。自然资源经营权运作公平是指各自然资源经营主体之间的权利平等状况。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国家对国有自然资源合理征收地租状况等因素所决定的自然资源使用主体是否拥有相对公平的市场条件和权利。二是自然资源经营主体自觉服从国家对资源经营产业进行管理，这一权利尺度所决定的相对公平。国家对自然资源经营权的有效监管和调控是推进其效率与公平关系协调的重要途径。
第四，自然资源国家公共产权管理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自然资源的国家公共产权管理是指国家基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进行管理的行为。自然资源国家公共产权管理效率是指自然资源管理在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大小。自然资源国家公共产权管理公平是指在自然资源开发和保护中政府、资源企业、资源所在地居民等相关主体对自然资源利益的合理分配。协调自然资源国家公共产权管理中效率与公平的基本方式是宏观规划和利益平衡。
应当说，在马克思经济学的视野下。我国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运行中上述四个方面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都是自然资源产权效率与公平关系中的应有之义。用任何一种单一的公平与效率来代替这一整体性分析都是不完整的。这些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可以并且应该辩证地统一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根本目标和功能——维护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
四、自然资源产权四重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整体结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在其运行过程中需要经过不同的层面和环节，它们在国民经济整体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和意义，因而存在不同含义的产权效率与公平及其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关系，并且这些不同含义的公平效率之间又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和系统性。自然资源产权的效率与公平是多重具体含义的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它们构成“自然资源产权四维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整体结构”。
（一）自然资源产权四重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层次性和相关性
从产权涉及的社会权利关系来看，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运行中四重效率与公平关系是有层次的。具体而言，自然资源所有权经济实现的效率与公平是社会经济关系中最基础的利益关系之一，自然资源使用权分配的效率与公平制约着自然资源的优化配置，自然资源经营权运作的效率与公平对实现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自然资源国家公共产权管理的效率与公平关系到国家所有权中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协调。
同时，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运行中四重效率与公平关系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运作和管理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只是根据它不同方面的产权特性和具体展开过程，将其相对独立地分解为四种更具体的产权形态，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解析这一复杂产权制度所包含的多层面的效率公平关系，而不是说这里的四重产权是完全独立的。简言之，多重效率与公平关系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它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在私权含义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展开过程中，自然资源所有权经济收益的合理界定和实现体现的是资源所有者与使用者之间基本的权利关系，其权利的公平状况不仅对自然资源所有权经济实现过程具有重要影响，同时对自然资源产权此后的运行具有重要影响，即对自然资源使用权分配的效率与公平、对自然资源经营权运作的效率与公平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而自然资源使用权的合理分配也会对自然资源经营权运作的效率与公平具有制约作用。
第二，公权含义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与私权含义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及其展开过程的相互影响。具体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公权含义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对私权含义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及其展开过程具有制约作用。因为社会公共利益永远高于私人利益，所以国家要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市场过程进行一定的规范、限制和干预。其次，私权含义的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及其展开过程中的权利公平状况不仅影响其自身的效率状况，而且对自然资源国家公共产权管理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具有重要影响。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两种性质的所有权的客体都是同一自然资源，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必然影响其所涉及的社会公共利益。
（二）四重产权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统一性和整体性
自然资源产权的四重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具体内容并不相同。不能将这些不同含义的效率混为一谈，也不能用某一种公平来替代其他公平。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自然资源产权的四重效率与公平关系又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统一性。如，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经济收益的有效实现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公平合理分配，推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关系的协调。再如，自然资源国家公共产权管理的改善既有利于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保护，也有利于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协调。因此，自然资源产权的四重效率与公平关系在实现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本质和功能，即实现全民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推进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在实物和价值层面的良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上是辩证统一的。在自然资源产权的效率公平关系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中，也应当从实现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本质和功能出发，在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实物和价值层面上，对自然资源产权的效率与公平的具体内容进行正确界定、合理分析、系统考察和统筹兼顾。
五、结论和建议
自然资源分析篇9
关键词：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改进；实证分析
作者简介：刘慧龙（1980-），男，河南长垣县人，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经济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224；F127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8.64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8-140-04
引言
当相对资源承载力研究从静态转向动态研究时，加强了中长时间区域相对资源承载力动态变化规律，但是目前对相对资源承载力测算方法尚不成熟，多数文献采用的是加权线性和法，李泽红等（2008）以湖北省为例，通过对土地资源、水资源和能源线性加权和的方法研究了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相对资源承载力，孙卫青（2007）对土地资源和经济资源利用线性加权和的方法研究了兵团资源承载力。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遇到了因为权重值是通过经验赋值，由于主观的因素影响导致研究结果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为了避免权重的应用，李泽红等（2008）提出了构建几何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这样有效地避免了权重的使用，但是该方法忽视了不同类型资源之间的匹配关系，影响了模型的科学性；吴荷青（2009）采用层次分析法研究了新疆自然资源与人口发展的互动关系，此种方法是将定性判断和定量分析的方法结合起来确定权重，比单一使用定性或定量的方法较为准确。但是，作者认为对于时间序列的指标体系，赋予的权重同样也是动态过程，要结合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对影响相对资源承载力的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值，形成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统一，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降低主客观的干扰因素。因此，作者提出了分阶段层次分析模型。
一、指标体系设计及权重方法
（一）指标体系设计
本文选取以下指标作为研究工具。自然资源主要选取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土地资源、水资源和能源资源。本文以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代表土地资源总量指标；以水资源总量代表水资源量；以一次能源生产量（统一换算成标准煤）代表能源资源量；经济资源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研究对象；社会资源选取年末人口总数作为研究对象。
（二）计算模型
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包括相对资源人口承载力和相对资源经济承载力两个计算模型。其中，相对资源人口承载力模型又包括相对自然资源人口承载力和相对经济资源人口承载力两个部分。
1、相对资源人口承载力。
（1）相对自然资源人口承载力。
（1）
（2）
（3）
（4）
（5）
（6）
（7）
在（1）-（7）式中，Cnp（t）为第t年相对自然资源人口承载力；Cnpl（t）为第t年相对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Cnpw（t）为第t年相对水资源人口承载力；Cnpe（t）为第t年相对能源资源人口承载力；ipl（t）为第t年相对土地资源人口承载指数；ipw（t）为第t年相对水资源人口承载指数；ipe（t）为第t年相对能源资源人口承载指数；Qw（t）、Ql（t）和Qe（t）分别表示第t年研究区的水资源总量、土地资源总量和能源资源总量；p0（t）为第t年参照区人口数量；Ql0（t）为第t年参照区土地资源总量；Qw0（t）为第t年参照区土地资源总量；Qe0（t）为第t年参照区能源资源总量；wl（t）、ww（t）和we（t）分别表示第t年相对土地资源、水资源承载力和能源资源的权重。
（2）相对经济资源人口承载力。
（8）
（9）
在（8）、（9）式中，Cecp（t）表示第t年相对经济资源人口承载力；ipec（t）为第t年经济资源人口承载指数；Qec（t）为第t年研究区国内生产总值；Qec0（t）为第t年参照区国内生产总值。
（3）相对资源人口承载力。
[]（10）
式（10）中，Csp（t）表示相对资源人口承载力；wn（t）和wec（t）分别为第t年相对自然资源和相对经济资源人口承载力的权重；考虑经济发展要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这里设定。
2、相对资源经济承载力。
（11）
（12）
（13）
（14）
（15）
（16）
（17）
在（11）-（17）式中，Csg（t）表示第t年相对资源经济承载力；Cgl（t）、Cgw（t）和Cge（t）分别为第t年相对土地资源、水资源经济和能源资源经济承载力；igl（t）、igw（t）和ige（t）分别为第t年相对土地资源、水资源经济和能源资源经济承载指数；其他参数含义同上。当wl（t）、ww（t）和we（t）每一个时点t取常数时，公式（1）-（17）则变为传统计算模型。
（三）几种确定权重的方法
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可以分为两大类：主观赋权法与客观赋权法。所谓主观赋权法就是人为地凭经验确定权重，如德尔菲法、因素成对比较法、层次分析法（aHp法）等；客观赋权法则依据评价对象各指标数据，按照某个计算准则得出各评价指标权重，如主成分分析法，几何平均法等。
1、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又称专家经验统计判断法，是一种客观地综合多数专家经验与主观判断的方法。层次分析法主要是由相关专家填写1-9度判断矩阵，然后进行一致性检验，最后得到满足归一化条件的各层权重。层次分析法能综合多数专家经验与主观判断，对大量非技术性的无法定量分析的因素做出概率估算，充分发挥信息反馈和信息控制的作用，使分散的评价意见逐渐收敛，最后集中在协调一致的评价结果上。计算步骤如下：
（1）构造判断矩阵。以a表示目标，ui、uj（i，j=1，2，L，n）表示因素。uij表示ui对uj的相对重要性数值。并由uij组成a-U判断矩阵p：
（2）计算重要性排序。根据判断矩阵，求出其最大特征根λmaxw所对应的特征向量w。方程如下：
pw=λmaxw（18）
所求特征向量w经归一化，即为各评价因素的重要性排序，也就是权重分配。
（3）一致性检验。以上得到的权重分配是否合理，还需要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检验使用公式：
CR=Ci/Ri（19）
式中，CR为判断矩阵的随机一致性比率；Ci为判断矩阵的一般一致性指标。它由下式给出：
Ci=（λmax-n）/（n-1）（20）
Ri为判断矩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1-9阶的判断矩阵的Ri值参见表1。
表1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的值
当判断矩阵p的CR
2、几何加权法。
自然资源分析篇10
企业投资建设属于《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范围内的项目，应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决定的要求，向投资行政主管部门报送项目核准申请报告。
项目核准申请报告与企业用于自身投资决策需要的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性质和研究思路不同。可行性研究报告主要从企业内部角度和企业自身的需要出发，就项目的市场前景、盈利能力、资金来源、厂址选择、工程技术方案、产品方案等内容进行研究论证，为企业自主决策提供依据。政府部门不再审批企业投资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
企业报送项目核准机关的项目核准申请报告，重点阐述政府关注的有关外部性、公共性等事项，包括维护经济安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优化重大布局、保障公众利益、防止出现垄断等。
二、项目核准申请报告的基本格式如下：
第一章申报单位及项目概况
1、项目申报单位概况。
包括项目申报单位的主营业务、经营年限、资产负债、股东构成、主要投资项目、现有生产能力等内容。
2、项目概况。
包括拟建项目的建设背景、建设地点、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产品和工程技术方案、主要设备选型和配套工程、投资规模和资金筹措方案等内容。
第二章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分析
1、发展规划分析。拟建项目是否符合有关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等要求，项目目标与规划内容是否衔接和协调。
2、产业政策分析。拟建项目是否符合有关产业政策的要求。
3、行业准入分析。项目建设单位和拟建项目是否符合相关行业准入标准的规定。
第三章资源开发及综合利用分析
1、资源开发方案。资源开发类项目，包括对金属矿、煤矿、石油天然气矿、建材矿以及水(力)、森林等资源的开发，应分析拟开发资源的可开发量、自然品质、赋存条件、开发价值等，评价是否符合资源综合利用的要求。
2、资源利用方案。包括项目需要占用的重要资源品种、数量及来源情况;多金属、多用途化学元素共生矿、伴生矿以及油气混合矿等的资源综合利用方案;通过对单位生产能力主要资源消耗量指标的对比分析，评价资源利用效率的先进程度;分析评价项目建设是否会对地表(下)水等其它资源造成不利影响。
3、资源节约措施。阐述项目方案中作为原材料的各类金属矿、非金属矿及水资源节约的主要措施方案。对拟建项目的资源消耗指标进行分析，阐述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资源消耗等方面的主要措施，论证是否符合资源节约和有效利用的相关要求。
第四章节能方案分析
1、用能标准和节能规范。阐述拟建项目所遵循的国家和地方的合理用能标准及节能设计规范。
2、能耗状况和能耗指标分析。阐述项目所在地的能源供应状况，分析拟建项目的能源消耗种类和数量。根据项目特点选择计算各类能耗指标，与国际国内先进水平进行对比分析，阐述是否符合能耗准入标准的要求。
3、节能措施和节能效果分析。阐述拟建项目为了优化用能结构、满足相关技术政策和设计标准而采用的主要节能降耗措施，对节能效果进行分析论证。
第五章建设用地、征地拆迁及移民安置分析
1、项目选址及用地方案。包括项目建设地点、占地面积、土地利用状况、占用耕地情况等内容。分析项目选址是否会造成相关不利影响，如是否压覆矿床和文物，是否有利于防洪和排涝，是否影响通航及军事设施等。
2、土地利用合理性分析。分析拟建项目是否符合土地利用规划要求，占地规模是否合理，是否符合集约和有效使用土地的要求，耕地占用补充方案是否可行等。
3、征地拆迁和移民安置规划方案。对拟建项目的征地拆迁影响进行调查分析，依法提出拆迁补偿的原则、范围和方式，制定移民安置规划方案，并对是否符合保障移民合法权益、满足移民生存及发展需要等要求进行分析论证。
第六章环境和生态影响分析
l、环境和生态现状。包括项目场址的自然环境条件、现有污染物情况、生态环境条件和环境容量状况等。
2、生态环境影响分析。包括排放污染物类型、排放量情况分析，水土流失预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对流域和区域环境及生态系统的综合影响。
3、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按照有关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的政策法规要求，对可能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提出治理措施，对治理方案的可行性、治理效果进行分析论证。
4、地质灾害影响分析。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建设的项目和易诱发地质灾害的项目，要阐述项目建设所在地的地质灾害情况，分析拟建项目诱发地质灾害的风险，提出防御的对策和措施。
5、特殊环境影响。分析拟建项目对历史
文化遗产、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和自然景观等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并提出保护措施。第七章经济影响分析
1、经济费用效益或费用效果分析。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通过经济费用效益或费用效果分析，评价拟建项目的经济合理性。
2、行业影响分析。阐述行业现状的基本情况以及企业在行业中所处地位，分析拟建项目对所在行业及关联产业发展的影响，并对是否可能导致垄断等进行论证。
3、区域经济影响分析。对于区域经济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应从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空间布局、当地财政收支、社会收入分配、市场竞争结构等角度进行分析论证。
4、宏观经济影响分析。投资规模巨大、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应进行宏观经济影响分析。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项目，应分析拟建项目对经济安全的影响，提出维护经济安全的措施。
第八章社会影响分析
1、社会影响效果分析。阐述拟建项目的建设及运营活动对项目所在地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效益。
2、社会适应性分析。分析拟建项目能否为当地的社会环境、人文条件所接纳，评价该项目与当地社会环境的相互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