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交易篇1
关键词:绿色金融；碳金融；衍生品市场；碳排放权洽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计2012年国际碳金融市场有望超过石油成为全球第一大宗商品市场。熟悉国际碳金融及衍生品市场运作机制,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和掌握主动权的现实选择职称论文。
一、碳金融源起及经济学分析
(一)碳金融定义及源起
碳金融泛指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金融活动,碳金融市场包括碳现货、期货、期权等金融及衍生品市场。碳金融源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京都议定书》。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科学家证明温室气体增加主要来自人类对化石燃料的使用。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1992年全球150个国家签订UnFCCC,承诺到2050年温室气体减排50%。
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要求2012年底前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0年降低5.2%,其中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和加拿大削减6%。同时规定通过补充性市场机制来降低减排成本的三种灵活机制:1.联合履约机制(Jointimplementation,Ji),即发达国家间通过双边项目级合作转让减排单位。2.清洁发展机制(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CDm),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交易,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级合作实现的“经核证减排量”,用于发达国家减排、限排。3.国际排放权交易(internationalemissiontrading,iet),即发达国家将超额完成的减排量转让给未完成减排的发达国家。
灵活机制的共同点是境外减排,即不在本国减排而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低的碳减排成本路径。经济学原理是在世界任何一处产生的碳减排对大气产生的效果一样,各国减排成本不同,碳减排比较优势各异,为碳国际贸易、全球碳减排创造条件。六种减排温室气体以Co2量为最大,因此碳排放权市场简称碳市场(Carbonmarket)。
(二)碳排放权的经济学分析
传统经济学将温室气体作为自然要素、经济外生变量。温室气体排放成为经济的外部性问题。马歇尔、庇古及科斯等经济学家提出外部性问题解决办法。1920年庇古提出政府征收庇古税(修正税)拉平私人与社会成本来解决负外部性。温室气体减排使碳排放权成为稀缺资源,存在碳资源优化配置问题。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单靠市场机制的资源最优配置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提出政策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配额与税收解决办法。科斯认为产权是财产所有者的行为权力,产权制度能保障资产排他性和资产有效运行,产权明晰并允许自由交易,可达到帕累托最优。科斯定理提出了产权和政府干预来解决外部性的新参照体系。
碳金融市场实质是通过政府碳排放配额和市场机制来解决碳排放的负外部性,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将外部成本内部化,进而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碳排放权不仅是为解决环境资源问题而设计的产权,更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其对超过规定排放额的碳排放有明确的处罚制裁措施,碳排放额的卖方可以通过转让碳配额并控制相应数量碳排放,获得补偿收益;而买方则通过支付对价获得碳排放额,拥有相应数量的环境资源量,进行正常碳排放生产经营,获取收益弥补环境资源耗费。碳排放权成为商品,通过政府和市场机制来优化配置环境资源。
发达国家的碳减排成本数倍于发展中国家是碳排放权交易兴起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其现实表现为发达国家通过CDm项目向发展中国家出口设备以获取利润,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从事CDm项目获得碳减排量,并通过卖出减排指标获得补偿收益,减排指标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在二级市场上投机商又可用价差来获利。
二、国际碳金融市场交易体系
(一)碳排放交易市场分类
碳市场分为配额交易市场(Regulatedmarket)和自愿交易市场(Voluntarymarket)两大类。配额交易市场是为满足减排目标而设立;自愿交易市场是自愿进行碳减排交易(为社会责任、品牌)。配额交易市场又分为基于配额的市场(allowance-basedmarkets)和基于项目的市场(project-basedmarkets)两类。
1.基于配额的交易市场
即“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Cap-and-trade)”,管理者制定排放配额并负责分配,参与者买卖由管理者制定、分配(或拍卖)的减排配额,如aaUs—《京都议定书》分配数量单位,eUas—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配额及自愿交易机制。
2.基于项目的交易市场
即“基准管制与交易制度(Baselineandtrade)”,卖方以低于基准排放水平项目经过认证后可获得碳减排单位,买方向该项目购买减排额。最典型的是清洁发展机制及联合履行机制下产生的CeR(核证减排量)、eRU(减排单位)及RmU(碳汇产生的减排单位),CeR多由发展中国家CDm项目产生。
自愿交易市场分为碳汇标准和无碳标准两种。自愿市场碳汇基于配额的交易产品有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开发的碳金融工具CFi;基于项目的主要包括自愿减排量VeR。自愿市场的无碳标准是在《无碳议定书》下通过碳抵消实现无碳目标。
(二)碳排放市场的主要交易类型及价格因素
1.碳排放市场现货交易种类
碳现货主要分为配额市场中碳排放配额和项目市场中核证碳减排量。
碳排放配额主要有eUa和aaU。eUa(europeanUnionallowances)即欧盟碳排放配额,即欧盟许可的碳排放量。eUetS交易的核心是eUa。aaU(assignedamountUnits)是UnFCCC附件i缔约方国家间协商确定的排放配额。
碳核证减排量主要有CeR和eRU。CeR(CertifiedemissionReduction)即核证减排量,是附件i国家以提供资金和技术方式与非附件i国家开展项目级合作。CeR是碳配额市场中最重要的基于项目可交易碳汇。eRU(emissionReductionUnits)是联合履行允许附件i国家投资项目从另一附件i国家获得减排量。
2.碳金融及衍生品市场交易类型
碳排放原生品为碳金融衍生品提供基本框架,以碳排放权为基础形成碳远期、期货、期权、掉期等金融衍生品。最初在柜台交易,后发展出交易所内交易。碳金融衍生品市场分为交易所市场和交易所外市场或柜台交易(otC)。交易所市场交易的是规范标准化的碳期货或期权合约,otC交易的是买卖双方针对碳产品的价格、时间、地点等经过谈判达成协议后的碳衍生品的合约,如掉期(Swap)碳金融衍生品。
碳远期、期货、期权、掉期等金融衍生品形态各异,但具备碳信用、套保和价值发现功能。交易形式上,eUa由交易所结算,分为场内和场外两种交易方式;CeR更多场外交易所采用;产品形态上,eUa多为碳期货、期权合约,CeR多是远期合约。碳金融衍生品多样化的交易组合活跃着市场,满足着不同需要。
碳金融市场提供跨市、跨商品和跨期交易三种投机套利方式。因碳减排单位一致、认证标准及配额管理体制相同,而价格、时期、地点等不同,价格预期不同存在价差产生套利空间。eUa、CeR和eRU间套利较普遍,如CeR与eUa、CeR与eRU间的掉期/互换(Swap);CeR和eUa的价差期权(Spreadoption)。
3.碳交易市场价格影响因素
首先,碳价格主要由碳供求关系决定。碳配额市场是排放权价值发现的基础。碳减排额的提供及配给管制企业的配额量构成市场供给量,工业实际减排量、惩罚力度大小则决定市场需求量,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着碳排放权价值。而由政府管制所产生的约束要比市场自身产生的约束更为严格,受管制配额市场的排放权价格会更高,交易规模大于自愿交易市场。碳排放权价格准确反映供需状况是碳排放交易体系有效配置资源的重要前提条件。由于第一阶段欧盟派发配额超出实际排放量4%,使碳排放权价格走低,第二阶段欧盟配额比2005年减低6%,一定程度上拉升了碳排放权的价格。
其次,碳价格与能源市场价格关联性强。在碳金融衍生品市场上,可以看出碳价格与石油、煤炭以及天然气的能源价格紧密关联。据统计,欧洲的电力价格与碳价格有很强的关联性。而碳价格与石油价格关联性更为密切。经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价格逐渐与钢铁、电力、造纸等行业产品产量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此外,影响碳价格走势的基本因素还有延续京都议定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承诺,美国参与温室气体排放的程度。而预期冷暖的冬夏也会影响碳价格走势。
目前反映碳稀缺性的碳价格机制已初步形成。这不但准确反映了碳排放权的供求状况,而且已影响企业决策,不采取减排措施或降低产量就会增加企业的减排成本。由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内在地自动优化配置碳资源。当碳排放权交易价格高于各种减排单位的价格时,市场主体就会从二级市场上购入已发行的碳减排单位或参与CDm和Ji交易以套利。这增加了各种减排单位的需求,进而促进碳减排的新技术项目的开发与应用。
(三)碳金融市场参与主体及产业链
按照交易目的不同,碳金融市场参与主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排放权体制下有减排任务的企业。电力等行业拥有eUetS超过一半的碳排放额,由于长期从事能源商品贸易,与现货市场买卖呼应,通过期货来规避风险和套期保值。第二类是投机者。投机者通过买卖碳期货产品来赚取差价,通过对碳市场价格的准确判断来投机获利。在碳金融产品的价格涨跌中做空或做多并伺机对冲,通常不会平仓而产生实物交割、如国际大银行等金融机构。第三类是期货公司,碳交易一般采取会员制,期货公司作为中介代表公司或投资机构进场交易。此外,还有保障碳市场规范运行的监管主体,如UnFCCC、欧盟、自愿减排标准制定者等。
目前全球已形成一条完整的碳金融产业链,包括提供CDm碳减排企业、拥有碳配额的电力、石油及工业企业、碳排放交易所、活跃在场外的经纪商和中介,种类繁多的投资基金等。在交易所(eCX)中交易量最多、交易最活跃的当属投机商,其中包括世界知名国际投资银行,如高盛、摩根士丹坦利、Jp摩根、花旗、汇丰等。这些投行是多年从事石油、天然气、黄金、金属、利率和股票期货的专业投资机构,有着专门的期货和能源商品交易公司或经纪公司。投机商扩大了市场规模、提高市场流动性,为风险转移创造条件,成为碳市场的重要主体。
三、全球主要碳金融衍生品交易体系及交易所
(一)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
欧盟为减排于2005年起实施温室气体排放许可交易制度,即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现覆盖欧盟27个国家,12000个排放实体,占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一半以上。eUetS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排放交易体系。
eUetS通过限量和交易计划对各成员国设置限额,并将减排目标分解到企业,明确减排上限强制减排。第一阶段2005年-2007年,配额免费。实际排放量低于配给的配额可进入市场卖掉;反之要购买排放权,并处罚40美元/吨二氧化碳;第二阶段2008年-2012年,未完成减排目标处罚100美元/吨二氧化碳,且不能抵消。配额减少,覆盖航空业;第三阶段2013年-2020年,减排范围将大为扩展。一是排放上限的扩展:由于减排成本差异,eUetS已涵盖行业2020年要比2005年减排21%,未涵盖行业要减排10%。二是行业的扩展:除发电、炼油、炼焦、钢铁、水泥、玻璃、石灰、制砖、陶瓷、纸浆和造纸十个行业外,扩展至石油化工、氨和铝等。三是分配层次的扩展:由国家层面分配扩展至整个欧盟。免费配额2013年由拍卖代替,并于2020年完全拍卖。
eUetS主要交易中心有欧洲气候交易所(eCX)、欧洲能源交易所(eeX)、奥地利能源交易所(eXaa)等多家。eeX、eXaa以现货为主,eCX以期货为主。eCX期货交易量占eUetS所有经过交易所结算交割的碳交易总量的82%。欧盟碳交易75%通过otC双边交易实现,50%以上otC交易是交易所交割结算。
(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
2003年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hicagoClimateexchange,CCX)成立。这是世界上首个北美地区唯一自愿参与温室气体减排交易并承担法律约束力的机构和平台,分布于航空、汽车、电力、环境、交通等十个行业,CCX实行会员制,目前450个会员中有7家中国企业。CCX实行“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CCX承诺第一阶段2003年-2006年,通过自身减排或购买补偿项目减排量在基准线基础上减排1%;第二阶段2007年-2010年末,将排放水平下降至基准线水平94%以下。
2004年CCX的欧洲气候交易所分支机构建立,2005年与印度商品交易所建立伙伴关系,2006年在加拿大建立蒙特利尔气候交易所,2008年5月加拿大推出碳金融衍生品交易,主要有aaU、CeR、eRU和RmU及自愿减排碳信用。
(三)欧洲气候交易所(eCX)
2004年,欧洲气候交易所(eCX)作为欧洲首个碳排放权市场成立于荷兰阿姆斯特丹。eCX的碳期货运行在英国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Ce)的电子期货交易平台上。作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期货市场,iCe拥有成熟的期货交易系统,这强有力地支持了eCX成为欧洲最大碳排放市场、最大的eUa期货交易市场。除期货和期权合约外,eCX还开通结算otCforwards交易。
eCX为交易商提供了重要的eUa标准化期货品种(见表1),在eCX交易的主要三类交易商中,拥有排放权许可的各国大型电力公司和石油公司等,手握大量eUa,这些公司的生产经营或高或低于允许排放量,因此在eCX适时买卖操作。通过期货、期权来规避风险和套期保值。而更多投机商参与eCX投机套利。
(四)印度碳交易所(mCX和nCDeX)
印度的多种商品交易所(mCX)和国家商品及衍生品交易所(nCDeX)两家交易所已推出碳金融衍生品,mCX推出eUa期货和5种CeR期货,而nCDeX则在2008年4月推出CeR期货。mCX由纽交所、CCX、花旗等金融机构投资,印度境内有银行等金融机构介入碳融资,宽松环境吸引了大量企业参与,有力支持印度本地CeR的产出。印度签发的CeR比我国签发的CeR有2美元-3美元的溢价,一定程度上与其碳金融体系有关,也提升了印度在国际碳市场中的地位。
新加坡亚洲碳交易所(aCX)和巴西商品期货交易所(Bm&F)属拍卖性质。2003年成立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温室气体减排体系针对电力行业,2007年澳大利亚加入《京都议定书》后制定国家减排与碳交易体系计划暂定于2011年推行。
四、全球碳金融及衍生品市场交易分析
(一)全球碳金融市场交易规模
全球碳市场飞速发展,从2005年的100亿美元,2006年的300亿美元,2007年的630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1263亿美元,市场容量增长12倍,碳交易量和成交额分别年均增长89%和127%(见图1)。2009年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下降0.6%、工业经济下滑3.2%,碳市场却增长13.8%,成交1437亿美元,成交量增长近100%。其中eUetS的交易额发展迅猛,达1185亿美元,占全球总交易额的83%。
(二)基于项目的碳市场供求结构分析
1.基于项目的碳市场供给结构分析
2010年5月,全球共有来自64个国家的2172个CDm项目在联合国注册成立。注册项目预计年减排量3.6亿吨Co2当量,签发4.1亿吨CeRs。CDm项目一级市场交易量下降,从2008年的65亿美元减至2009年的27亿美元。
从碳市场的供给方看,在2009年全球已签发的CeRs中,中国占49%,印度其次占19%,再是韩国占13%,巴西第4占10%;从注册CDm的预计年减排量看,中国占60%,印度其次占12%,再是巴西占6%,韩国第4占4%;从CDm注册项目量看,中国占38%,印度其次占23%,巴西、墨西哥各占8%和6%,见图2。
从2002年-2009年CDm发展变化来看,CDm项目主要来自亚洲和南美洲,中国、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的CDm项目数量占全球的75%以上。另外3000多个项目处于审定和申请注册阶段,这些项目在2010年以前的预计减排量大约在14亿吨Co2当量。2009年,中国在CDm和Ji碳市场中占据了72%的市场份额(见图3)。
碳远期合约定价方式主要有固定和浮动两种方式。浮动定价是最低保底价基础上附加与配额价格挂钩的浮动价格。在我国提供的项目中,绝大部分签订CeR远期合同,价格锁定,极少进行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不做看涨或看跌期权以规避风险,在国际市场CeR价格不断上涨过程中,亏损或损失价格上涨的利润。
2.基于项目的碳市场需求结构分析
2009年原始CDm和Ji市场需求国主要来自欧洲和日本等国。其中,英国占比37%,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家占比22%,德国、瑞典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占比20%,日本占比13%,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占比7%。各国的需求量所占市场份额在不同时期各异。从2002年至2009年,在碳排放市场的买方中,以英国、日本、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德国、瑞典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为主(见图4)。
(三)基于配额的碳金融衍生品市场结构分析
1.碳现货与期货、期权金融衍生品交易结构分析
碳现货有配额型和项目型交易。现货主要有eUa、CeR和eUa/CeR差价现货等。项目型主要包括一级、二级CDm和Ji项目交易。通常碳现货交易量占比很小,期货交易占主流。2007年-2008年日均成交量,eUa期货是其现货的8.6倍,CeR期货是其现货的14.6倍。受金融危机影响碳市场流动性紧张,企业通过变现eUa补充现金流。从交易数据上看现货明显增多,现货从2008年上半年的1%升至四季度的19%(12月为36%)。2009年现货交易额大幅增长450%。
2007年eCX刚推出CeR期货一个月就成交1600万吨Co2。2007年、2008年eUa和CeR期货期权金融衍生品交易额分别大幅增长了124%和169%。尽管受危机影响现货大幅增长,但2009年eUetS总额1185亿美元的碳交易当中,碳期货仍占到73%。期货交易在2009年全球碳交易中占比85%。2005年eCX推出eUa期权,受金融危机影响及避险需要,碳期权市场快速发展。2009年eUetS碳期权市场成交额超过107亿美金。eUa期权价格高于CeR,且eUa流动性更好。2009年eUa期权成交89亿美金,占比83%,CeR期权成交18亿美金。碳期权市场原由银行主导,后随基金、能源交易公司及工业企业加入,功能性、流动性和复杂性逐步增强,碳期权市场更趋完善。
在看涨和看跌期权交易结构中,由于CeR价格不断攀高,卖方常发现卖出CeR时受损。为管理价格风险,交易商越来越多购买CeR看涨期权,使得从2008年以来看涨期权购买比例不断提高。2009年CeR看涨期权占期权总量的56%。与此同时,eUa看涨期权的购买比例却有一定程度下滑,但从历史数据来看,eUa看涨期权的购买比例仍始终超过看跌期权。eUa看涨期权的在期权总额中的市场份额,从2006年的89%跌至2009年的59%。2010年一季度,看涨期权的市场份额跌至54%。在eUetS第二阶段的政策确定之前,由于参与方都在管理价格走低风险,看跌期权的市场份额还会持续上扬。
2.碳现货与期货、期权金融衍生品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碳期货具有碳价格发现功能,碳期权又以期货为基础资产,碳期权价格受期货价格及其供求关系影响。eUa价格高于CeR,而CeR的价格约为eUa的85%。eUa市场价格波动剧烈。2006年5月前,eUa价格上涨很快,一度涨到30欧元。第一阶段大量配额剩余且无法继续使用导致2007年年初价格骤降至0.1欧元。进入2008年-2012年第二阶段后eUetS的eUa碳期货价格一路走高,2008年7月反弹至28.7欧元,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初跌至8欧元,涨跌幅超过75%。
2008年,CeR交易额达245亿美元,在经历了高增长后,二级市场的CeR交易量在2009年下降至一百万吨。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金融机构去杠杆化,将资产配置转向风险小的投资项目。CeR的原始和二级市场的价差缩小,CeR价格不再与金融机构的资产表风险相对应。二级市场CeR的价格大跌引起整个市场价值下降超过30%至175亿美元。CeR平均价格下降32%,至166亿美元。
在碳期权交易结构上,CeR卖方在大宗碳交易中购买看涨期权来对冲价格上涨风险,而看涨期权卖方则在碳期货价格疲弱时获益;预计碳期货价格走弱时,项目开发者为锁定碳减排协议价格,中介为锁定利润和碳资产价格,一些欧盟机构购买看跌期权;通过看涨、看跌期权投资组合达到规避风险和锁定利润的目的。
五、我国碳金融及衍生品市场之构建
(一)我国在全球碳金融市场中的地位
随着全球碳金融市场蓬勃发展,部分欧洲国家开始征收进口碳税,虽然我国在CDm项目市场份额最大,拥有庞大的碳排放市场,但70%的核心减排技术还要进口,没有发言权和定价权。在国际碳金融买家通过碳金融及衍生品市场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国内企业只能提供大量低价碳初级产品,处于碳金融产业链低端。我国目前的环境能源交易所市场割据、参与度不足、碳金融衍生品匮乏,如何发展碳金融产品,延伸碳金融产业链,构建发展碳金融市场体系成为当务之急。
(二)国家政策规划与法律框架
作为制造业大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政府决定到2020年单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当中。到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到一次能源消费的15%。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增加13亿立方米,这是根据国情的自主行动,是我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承诺和巨大努力。我国在碳交易方面已具备初步的法律保障框架体系,政府相继出台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法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等。CDm项目为我国发展碳交易奠定良好基础;北京、天津、上海等环境能源交易所初具规模;碳交易市场在培育当中;节能减排及考核体系已有章可循,碳金融产业链地位提升,我国碳金融体系构建已箭在弦上。
(三)我国碳金融创新体系之构建
我国构建碳金融市场体系可借鉴eUetS等成功经验,由高能耗行业企业(电力、钢铁、水泥等)、碳排放权企业(风电、可再生能源等)、银行、投资银行、能源审计等机构参与,在政府监管下构建包括碳金融交易所、场外市场。从发展碳现货到逐步建立远期、期货、期权和掉期等碳金融衍生品市场体系。
我国目前开展CDm的重点领域在提高能效、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及回收利用甲烷和煤层气上。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碳金融市场来优化配置碳环境资源,利用市场内在利益机制驱动节能减排,大幅度降低减排成本,有效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发展,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总之,构建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碳金融及衍生品,对于我国调整能源结构、应对气候变化;控制两高一剩行业,促进节能减排;发展新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优化和调整经济结构;甚至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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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交易篇2
关键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国际化；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
JeL分类号：R58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1-0037-04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十二五”时期要基本确立上海在全球的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地位。这对于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增强上海金融市场国际定价话语权、打造国际金融核心节点城市、扩大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对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意义
(一)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的内涵
人民币资产交易中心主要依托各类人民币资产交易平台，为交易双方提供交易撮合和结算服务，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增强金融集聚辐射功能。人民币资产定价中心主要依托庞大的人民币资产交易规模，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民币基础资产价格体系，对次级市场、衍生市场和周边市场资产价格产生强大传导和影响。人民币资产清算中心主要包括连通中央银行的实时全额支付系统、外汇跨境支付系统、证券托管结算系统等，通过提供中央对手方本外币集中清算服务，建立交易头寸报告机制、风险暴露盯市机制、自动证券借贷机制等，成为开展各类金融业务的重要平台。
(二)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对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意义
1、有助于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资源配置能力。
第一，打造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将为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金融市场、境内投资者投资境外金融市场提供高效便捷的交易、支付和清算通道，使上海真正成为连通境内外金融市场的桥梁和纽带，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专业服务、金融人才加速向上海集聚。推动上海各类金融要素资源向国内外辐射。第二，完善的交易、定价、清算体系有助于集聚和沉淀大量资金，提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金融资源配置能级。第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将借助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清算中心机遇，提升全球人民币资产配置能力，形成人民币资产在岸市场中心。
2、有助于显著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运行效率，促进需求导向的创新。
第一，健全的支付清算体系构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设施。金融交易达成后，必须经过债权债务的清算，才能最终实现资金的收付和金融产品的交割。高效安全的清算体系保障了外汇、证券、黄金、衍生品等各类金融市场正常运转。第二，成熟的清算体系是以中央对手方为主的集中清算和净额清算，将显著节约银行间市场参与者开展各类交易的资金成本，有效提高市场整体运行效率和流动性。第三，打造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将为金融创新提供需求导向、技术支持和保障手段，有效提高金融创新的适用性、稳妥性和持续性。
3、有助于不断提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监管水平，增强金融风险管控能力。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对建立场外市场集中清算制度安排、及时完整地获得市场交易和参与者的风险敞口信息并实施有效监管达成了普遍共识。比如，CDS(信用违约互换)交易的集中清算已在美国及欧盟逐步推行。建立健全人民币集中清算体系，监管机构可以及时统计和监测人民币资产市场总体风险信息、市场交易主体的风险敞口信息，准确把握和评估重点机构、业务和工具的风险，有效防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二、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的基础和机遇
(一)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已具备扎实基础
在市场平台方面，上海是国际上不多的各类市场体系配置比较完整的金融中心城市之一，具有良好的社会信用和金融文化环境。2010年上海主要金融市场(不含外汇市场)交易总额386.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3.88％。其中，上海证券市场股票交易额位居全球第三位；上海商品期货市场合约交易量位居全球第二位，成为全球三大有色金属定价中心之一；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交易量位居全球第一。
在交易主体方面，截至2010年末，上海各类金融机构达到1049家。其中，内资股权投资企业193家，内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227家。外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47家；5家村镇银行开业；近百家小额贷款公司已正式开业。
在基础设施方面，上海已经形成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金融信息和数据交换系统，许多全国性金融机构的主要营运中心、交易中心、票据中心、离岸业务中心、授信评审中心、数据处理中心、研发中心等纷纷汇聚上海。2009年落户上海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我国第一家专业清算机构，不到两年时间已经开发出多个金融产品交易的清算方案，面向市场提供多产品、跨市场的清算服务。在金融结算领域，上海证券交易所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签订了《沪港交易所更紧密合作协议》，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的制度基础正在加速完善。
(二)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面临重要机遇
一是国际金融格局深刻调整。全球金融格局正加速变革，作为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新兴经济体在金融资源配置、定价方面的话语权加快提升。上海正逐步成为全球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节点城市，这为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外部机遇。
二是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十二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步伐，金融服务对经济转型的要求更加迫切，由此将加快金融市场体系、交易主体结构、投融资方式的深刻变革，对上海打造人民币资产交易平台、定价机制和清算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是人民币国际化加速推进。人民币正从国内结算货币迈向国际结算货币，从计价货币迈向投资货币和区域储备货币。截至2010年年底，上海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企业达16472家。2010年跨境人民币业务规模达到674.9亿元，比2009年增长了约8倍。资本项目下跨境使用将成为下一阶段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力方向，这为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四是“十二五”期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快速推进。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有序推进，上海将进一步拓展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加快开发固定收益类人民币产品，稳步推出汇率、利率、股票等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建设人民币跨境投融资平台，吸引各类金融机构入驻，有力推进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
三、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存在的瓶颈
一是上海金融市场广度、深度和开放度不足。价格发现和形成机制尚不健全。广度不足的金融市场参与者主体结构不均衡，数量较少，市场价格难以及时准确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未来预期；深度不足的金融市场难以为风险偏好和回报要求不同的投资者提供多样化的投资渠道，金融市场弹性不足，市场价格反馈机制和纠正能力欠缺，难以有效规避系统性风险；开放度不足的金融市场与海外市场联通渠道狭窄。境外市场主体参与度有限，限制了人民币资产价格信号向境外传导。
二是金融创新能力较弱，人民币投资品种较少，投资渠道不畅。当前上海的金融创新能力较弱，能够满足不同类型投资者的多样化人民币投资产品较少，缺乏面向境内外投资者的高效、便捷的投资渠道。
三是高端金融人才缺乏。在总量上，上海的金融人才数量难以满足打造交易平台、定价机制和清算体系的人才需求。在结构上，上海缺乏既精通国际惯例、法律规范，又掌握金融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缺乏有在世界一流资产交易、清算机构工作经历的高层次金融人才；缺乏精通风险管理、资产定价、衍生品设计等高端金融工程的专业人才，难以满足各类金融产品创新与清算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
四是金融税收制度制约。营业税方面，适用于金融业的现行营业税制存在重复征税和赋税较重的问题，阻碍了金融机构的发展壮大；所得税方面，我国现行个税制度对收入较高的金融从业人员吸引力不大，难以吸引到海外高端的金融人才。
四、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的总体思路
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可以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到“十二五”期末，随着跨境贸易结算范围的日益扩大，人民币产品和服务创新不断丰富和优化，市场的交易规模进一步扩大，资源配置能力和效率明显提升，人民币交易清算和结算体系逐步完善，主要人民币产品的价格发现和形成机制基本建立，基本形成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功能。
第二步是到2020年，人民币成为广为接受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国际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职能显著增强，国内外高端金融人才和金融机构大量集聚，基本形成品种丰富、高效便捷的人民币资产交易体系，基本形成人民币资产国际定价能力，形成服务高效、监管规范的人民币国际化跨境支付清算体系，基本建成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
五、上海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的重点举措
(一)以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核心，加快确立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中心地位
一是积极拓展资本市场功能，不断扩大人民币资产交易规模。不断完善股票市场体系建设，继续推进主板市场建设。不断完善和提高主板市场功能，积极探索不同市场和层次间上市公司的转板机制；积极推动代办股份转让试点扩大方案，加快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的建设和运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培育上市资源。加快债券市场发展，不断扩大债券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逐步提高债券融资在直接融资中的比重。稳步推进期货市场、金融期货市场等资本市场发展。全面增强资本市场整体包容能力，扩大市场覆盖面，加快形成国际化、规模化的人民币资本市场格局。
二是加快人民币产品创新，进一步丰富人民币资产交易品种。加快各类基于人民币利率、汇率的基础产品、结构性衍生产品的研发力度。加快研究并适时推出以利率、汇率等为基础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断丰富人民币衍生产品体系，将上海建设成为人民币利率、汇率衍生产品的主要交易场所。加快股票、债券等基础性金融产品的发展，大力推进跨境etF产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加快公司债、短期(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集合票据、外币债券等债券品种发展。加快期货、期权等衍生产品创新发展，推动原油期货等新的大宗商品期货品种开发和上市交易。
三是进一步提升资本市场开放度，加快推进人民币资产交易市场国际化。进一步提高上海资本市场国际化水平，积极稳妥推进国际板建设，加快发展境外人民币债券市场。积极推进私人股权投资等新兴投融资机构的集聚，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中心、私人银行、大企业财务管理公司、企业年金、pe、VC等在上海落户，使上海成为新型金融机构的核心集聚地。健全人民币资产交易机制，不断完善人民币询价交易机制和做市商制度，积极探索境外人民币流动和交易机制，规范交易行为，建立健全人民币资产风险预警机制。鼓励支持沪港共建全球人民币资产中心，充分发挥二者互补、互动、互促作用。鼓励两地金融机构合作推出以人民币计价或交割的各种创新型金融产品，推动建立沪港联动的离岸人民币远期汇率形成机制，促进沪港两地人民币金融市场协调发展。
(二)以全球人民币资产交易中心为依托，加快形成全球人民币资产定价中心功能
一是不断增强人民币资产定价权。一要稳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国家相关部门指导下，大力发展人民币场内交易，推进人民币衍生品交易市场发展，完善中国国债市场无风险利率定价，推动各利率产品定价市场化，打造市场化的利率体系，为远期汇率合理定价创造条件。不断巩固和提高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作为人民币基准利率的地位。不断完善Shibor形成机制，扩大货币市场外资银行的参与度，提高Shibor报价质量和交易基础。进一步强化Shibor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充分发挥Shi，bor对各类人民币产品定价的指导作用。充分发挥浦东先行先试示范效应，建立人民币在岸nDF(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试验区，推动在岸人民币nDF交易市场发展。逐步向具备资格的法人银行放开境外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和外汇期权业务，积极稳妥引进境外金融机构参与境内人民币衍生产品市场交易，不断扩大境内人民币定价权影响力。
二是加快期货市场发展，提升大宗商品国际定价地位。进一步提升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借助上海期货交易所黄金、线材、螺纹钢、燃料油、铜、铝、锌、天然橡胶等大宗商品的交易基础，不断提升我国贵金属、钢铁、有色金属、天然橡胶等大宗商品在国际贸易中的定价权，积极争取原油等战略性资产的国际话语权。健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功能。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国有企业参与套期保值考核体系，加快推进企业会计准则与套保实务操作相适应，鼓励和支持企业审慎开展套保业务，稳步提高企业利用期货市场管理金融风险的水平。鼓励上海期货交易所积极参与全球范围的交易平台兼并整合。探索对国外交易所的参股并购、全球交易终端设立以及合约互挂等业务。不断提高国际期货规则制定参与度与话语权。
三是大力培育和发展金融机构，发挥市场定价引导功能。加快推进传统金融机构、新型金融机构、专业服务机构的有效对接。积极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服务机构，建立健全金融服务方式和手段，提高金融市场效率和服务能力，重点培育会计、审计、资信评级、法律服务等专业服务机构，形成完整的金融服务
产业链。增强金融机构市场定价研究能力，进一步发挥金融机构的风险过滤、产品创造、价值发现以及投资组合等功能，不断提升对全球资源的分配权和主导权。有序引进国外优秀金融机构，提升市场定价能力国际化、信息化水平，提升金融机构行业整体运行效率，增强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
(三)以不断提升金融运行效率为抓手，全力打造全球人民币资产清算中心
一是建立和完善人民币清算体系，夯实国际清算中心基础。推进人民币登记清算服务功能的整合，加快打造货币、证券、外汇、期货、黄金等金融市场间集中、统一、互连并与全球主要金融市场接轨的统一清算平台。加强证券、外汇、电信和银行内部基础设施之间的兼容性、关联性和应变性建设。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实时全额支付系统、外汇跨境支付系统及证券托管结算系统建设，加快全球各金融市场之间人民币支付清算业务的直通式处理。积极探索设立以上海清算所为中央对手方的人民币全球清算机构，推进构建多币种支付清算系统以及本币与外币支付清算系统之间的pVp(同步收付)渠道，加快完善覆盖全球的人民币清算网络。推动高效、优质、集中的人民币国际化清算服务平台建设，形成全球人民币跨境活动情况的动态监测网络。
二是创新和优化人民币清算业务，提升国际化清算功能。积极推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抓住跨境人民币结算扩大机遇，探索在上海设立人民币跨境结算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人民币全球结算体系。建立人民币和日元、港币、台币之间的交流机制，推动建立亚太地区银行间的清算和结算体系。增强管控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能力，防范人民币大规模异常回流风险。加快推出与创新金融产品相配套的集中清算机制。推动银行间债券、外汇市场形成相对独立的专业化净额清算体系，为新型货币市场工具、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现金流支持结构性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清算服务，探索场外衍生品集中清算路径，积极拓展创新金融产品的服务领域。
三是扩大清算市场开放度，提高清算中心国际竞争力。加快推进通过银行连接、数据转换连接、托管转账连接或系统全面连接，积极探索通过支付清算系统的跨国合并，以及在其他国际金融中心设立系统接入网点，实现人民币全球支付清算体系的联网。积极促进清算机构发展。鼓励国内优秀清算机构“走出去”，拓宽人民币全球支付清算工具和服务范围。积极引进国外优秀清算机构，加快与国际清算体系接轨，提高国内清算机构整体水平。全面提升监督和保障人民币全球清算基础系统和网络安全运行水平。探索建立收取交易保证金和抵押品、成立共同清算基金、扩充资本金规模等多层次风险防范机制，不断增强人民币全球清算体系的规模经营效益和风险承受能力。
参考文献：
[1]张生举，向前等，人民币国际化、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银行间市场交易平台[m]，后危机时代金融热点问题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
国际金融交易篇3
关键词碳金融；话语权；货币碳值；碳汇率
[中图分类号]F8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6）10-0084-05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为促进国内企业减排温室气体，中国加快了构建和发展碳交易市场步伐，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参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活动。
然而，中国作为世界最主要的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供给方，在参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却只能被动接受外国碳金融机构设定的较低的碳价格（尹海员、刘妍，2014），以致我国正面临全球碳交易定价权缺失的不利局面（郑勇，2010）。全球范围内已形成的三大国际性碳交易场所，即欧盟排放权交易所、澳洲国家信托和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构成了全球最主要的国际性碳交易机构，这些机构所在经济体凭借在国际金融领域拥有的霸权优势，控制和垄断了国际碳排放交易计价和结算权。其他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加拿大甚至新西兰等，也均纷纷通过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始争夺在碳金融体系中的主导权。而我国在新的碳货币角逐中仍处于弱势，争取在全球碳金融体系中拥有更大话语权，是我国争取低碳经济制高点的关键一步（韩国文、陆菊春，2014），所以，对迫切需要在国际碳金融领域有所进益的中国而言，如何增进在国际碳金融市场中的话语权，已成为关乎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
碳金融话语权表征为一国或区域性货币能否成为国际重要性碳货币。对此，国内外理论界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如Victor&House（2004）指出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最有效措施是建立强有力的国家碳货币，碳排放权交易类似于货币交易，应着眼于金融交易来治理碳市场。HannahFairfield（2007）指出，要建立一个碳市场，其发起人必须创建一个参与者可以交易的碳信用额的货币。JillianButton（2008）认为，碳单位是一个特殊权利，具有商品货币的特点，从环保和经济的角度看是一个类似于货币的资产。周健（2010）认为，美元和欧元是当前世界碳交易最主要计价与结算货币，但作为碳金融研究核心之一“碳本位”货币体系问题也成为各国争夺的焦点。王珊珊（2012）分析指出碳货币具有充当超货币的潜质，碳货币可以由统一的超国界机构发行，并且以国际公约形式制定碳货币相关政策，从而建立以碳本位为核心的新国际货币体系。宋晓玲、赵锡军（2015）认为，碳货币的国际竞争表现为基于碳交易计价和结算职能的竞争，即在跨国的碳排放权交易中，一国货币如何在履行交易媒价与计价单位职能中占据更大份额。
所以，对全球范围内缘何形成以欧元、美元及英镑为主的世界碳货币格局，欧美发达经济体为何掌控国际碳金融话语权，目前理论界未给出合理解释，而有关国际碳金融话语权分布问题的研究更显不足。为此，本文从鉴定碳金融话语权内涵出发，通过探讨碳金融话语权形成机制、现实表现及与碳货币的关系，尝试从碳货币视角，探讨国际碳金融话语权及其分布格局问题，为我国争夺国际碳金融话语权提供理论支撑。
二、碳金融话语权
（一）碳金融话语权内涵
碳金融话语权概念提出已久，但其内涵却少有学者研究。碳金融话语权囊括碳金融与话语权两个方面，具有明显跨学科特征，要做出合理诠释，必须先明晰“碳金融”及“话语权”含义。
对于“碳金融”，有国内学者认为，它是指服务于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主要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资、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以及其他相关的金融中介活动（陈柳钦，2009）。而最为普遍提法则是，“碳金融”泛指所有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包括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和银行贷款等（周健，2010）。所以，碳金融是指有关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及与之联系的各种金融活动和交易系统。“话语权”则是社会学概念，荷兰语言学家冯・戴伊克（2008）指出，话语权是对话语本身的控制，统治阶级或强势权力阶层，不断宣扬灌输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认知，从而诱导或强迫被统治阶级或弱势权力阶层为自己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服务。我国学者冯广艺（2008）认为，“话语权”是人们为了充分地表达思想、进行言语交际而获得和拥有说话机会的权利，它是语言权利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所以，话语权是一种通过控制话语来表达自身诉求并影响他人行为，以达到获取更多利益目的的权利。
由此看出，碳金融话语权是指拥有在国际公开场合表达自身立场，参与国际碳金融游戏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主导全球碳排放权定价和结算行为，以在全球碳金融活动中获取最大化利益的一种综合能力。
（二）碳金融话语权表现及形成机制
全球超过60%的碳排放权交易与欧元挂钩，美元是仅次于欧元的碳交易结算货币，英镑在国际碳交易中也具有一定影响力，日本也力争通过碳交易来提升日元的国际地位，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已经或即将成立碳交易所，且均采用本币标价（宋晓玲、赵锡军，2015）。所以，货币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使用情况，是一国国际碳金融话语权的现实表现。
国际碳金融话语权的形成，缘于世界性气候大会确立的全球碳排放规则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京都议定书》附件1中需在2008～2020年承担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大部分发达国家，利用国际排放贸易机制（简称et）、联合履行机制（简称Ji）和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规则，于发达国家内部、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产生碳排放权交易活动。欧盟、美国等金融强国，通过率先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凭借SDR篮子货币地位，以及成熟的金融体系及国际金融优势地位，从而推动美元、欧元和英镑成为国际碳交易主要计价与结算货币，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也由此而掌控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定价与结算权，并最终控制国际碳金融话语权。
（三）碳货币与国际碳金融话语权
国际碳金融话语权一方面表现为一国制定和修改国际碳金融游戏规则的能力，另一方面则展现该国主导全球碳排放权定价和结算行为的实力，并最终保障该国在全球碳金融活动中获取最大利益。所以，国际碳金融话语权之争实质是国际碳货币竞争，且两者关系密切。为此，我们从碳货币价值、碳货币使用广度、碳货币稳定性和碳汇率等方面，理论探讨国际碳金融话语权与碳货币的联系。
具体来看，碳货币价值是货币碳币化后，单位货币能购买的碳减排量，现实表现以某货币计价的碳交易价格，反映全球碳排放权定价权利；碳货币使用广度是碳币化后的货币作为国际碳交易结算货币的数量，现实表现以某货币计价的碳交易总量，反映全球碳排放权结算权利；碳货币稳定性则表现为碳货币价值的波动性，它是碳货币能否被广泛使用的重要因素，而碳汇率则是不同碳货币间按碳货币价值衡量的汇率水平，反映碳货币的外在价值，某支碳货币价值越稳定、碳汇率水平越高，就越能被国际碳金融市场接纳，此支碳货币发行国越易在全球碳金融活动中谋求较大利益。故而，碳货币价值、使用广度、稳定性及碳汇率是影响国际碳金融话语权的重要因素。
三、碳货币与国际碳金融话语权非均衡分布
（一）货币碳币化
各国货币碳货币化，形成“碳―m”（张旭，2015），如低碳美元、低碳欧元、低碳英镑等，但货币碳币化后的价值问题，目前理论界少有研究。为此，本文创造性的尝试运用公式：一国货币碳值=该国某年Co2排放总量/该国该年m2总量，来测量货币碳币化后的价值，即货币碳值，单位以千克表示。
考虑到全球碳金融市场近况，我们选择包括美英中等在内的11国和欧元区17国为研究对象①。测算所用Co2排放总量数据，来源于国际能源机构iea的《Co2emissionsFromFuelCombustionHighLights2015》报告，其汇报的Co2总排量数据最近截止于2013年。同时，碳交易市场的成立和碳金融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始于2005年《京都议定书》的签署，所以，有关碳货币的研究，以2005年为起点才有现实意义。为此，我们选择的测算时段为2005～2013年。各国m2总量统计数据，则来自世界银行网站。测算结果见表1。
表1内容看出，2005～2013年的9年间，世界主要经济体货币的年均碳值水平差异较大，其中，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非货币年均碳值水平分列前4位，为高货币碳值经济体；英国、巴西、欧元区和中国分列第5到第8位，为中货币碳值经济体；而俄罗斯、印度、日本和韩国则分列后4位，为低货币碳值经济体，且印度、日本和韩国的货币年均碳值均小于0.05千克。从均值来看，高货币碳值经济体为0.3126千克，是中货币碳值经济体0.1699千克的1.84倍、低货币碳值经济体0.0316千克的9.89倍。这充分说明以货币来充当世界性碳货币，因不同货币碳值水平有较大差异，各货币在国际碳金融市场上的表现也不尽相同。
分集团来看，由“美加”组成的美洲集团货币碳值水平最高，年均碳值高达0.3433千克；由欧元区17国、英国及澳大利亚构成的欧洲集团，货币碳值水平略逊美洲集团，年均碳值为0.2428千克；以“中俄南印巴”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货币碳值水平较低，年均碳值仅为0.1296千克；而由“中印日韩”组成的亚洲集团货币碳值水平则最低，年均碳值不足0.040千克。对中国而言，无论是考察新兴还是亚洲集团，集团平均碳值水平都低于美洲和欧洲集团，导致在世界碳货币竞争中，以人民币为代表的亚洲碳货币，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相反，欧元区17国却利用欧洲集团力量提升了货币碳值水平，进而夯实了欧元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的地位，为欧元区掌控国际碳金融话语权成功加码。
（二）国际碳金融话语权非均衡分布
国际碳金融话语权强弱，是碳货币价值、使用广度、稳定性、碳汇率和货币重要性等综合实力的体现，对此，我们做进一步分析。需说明的是，碳货币稳定性是通过测算历年货币碳值离差平方和的均值获得，该值越小说明货币碳值越稳定；碳汇率则以一美元碳币按含碳量可兑换多少单位其他碳币衡量，兑换比例越大说明其他碳货币的碳汇率水平越低。具体比较分析结果则见表2。
表2内容显示，从2005～2013年，除日元外的SDR储备货币均是国际重要性碳货币。其中，欧元碳值排名第7、稳定性排名第4、碳汇率为2.64，且至少有17个国家采用欧元为碳货币，加之欧元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元的“纸黄金”，所以欧元区国家掌握最多国际碳金融话语权；美元碳值排名第1，但碳币稳定性仅排名第11位，且与欧元区相比，美国碳市场规模要小很多，好在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保障美国掌控部分国际碳金额话语权；英镑碳值排名第5、稳定性排名第9、碳汇率为2.05，在SDR货币占比排名第3，加之英国与欧元区各国及美国之间均有较强金融联系，保障英国在国际碳金融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其他经济体中，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货币碳值排名较前，日本和韩国货币碳值稳定性较前，但加元不是SDR储备货币、澳元碳值稳定性较差、日元和韩元碳价值太小且碳汇率太低，致使这四国仅拥有较弱国际碳金额话语权。而新兴经济体国家南非、巴西、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由于货币碳值水平偏低、碳币稳定性较弱以及不是SDR储备货币等原因，而基本丧失国际碳金融话语权。
分集团来看，欧元为欧洲集团主导性碳货币，且至少有19个国家接受其作为碳交易货币，因而，欧元是国际重要性碳货币，欧洲集团也因此拥有最强的国际碳金融话语权。美元是美洲集团主导性碳货币，且至少有2个以上国家将美元作为国际碳交易货币，使美元成为仅次于欧元的国际重要性碳货币，美洲集团也因此拥有较强国际碳金融话语权。而无主导性碳货币的新兴及亚洲集团，碳货币仅限于集团内各国独自在境内使用，集团内并未形成国际重要性碳货币，所以，集团掌控的国际碳金融话语很弱甚至完全丧失。
此外，由表2还看出，与欧元区相比，人民币碳值仅比欧元碳值低0.00437千克、排名紧跟欧元区，人民币碳值稳定性排名第6位也仅次于欧元，人民币碳汇率为3.56略低于欧元碳汇率水平，但直到2013年底人民币仍未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SDR货币篮子，人民币也仅在中国境内充当碳交易计价与结算货币。伴随imF已接纳人民币成为SDR储备货币，中国国际碳金融话语权可能于2016年开始增强，但面对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碳金融体系，这一过程将痛苦漫长。
四、主要结论及中国对策
国际碳金融话语权分布不平衡，以欧美为主的发达经济体主导国际碳金融规则制定和修改，控制全球碳排放权定价与结算权，并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中获取最多利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甚至日韩等发达经济体，仍难运用国际碳金融话语权表达自身碳金融诉求，而在国际碳交易活动中处于劣势地位，国际碳金融话语权也因此表现出“金字塔”形格局（见图1）。其中，欧美英等发达经济体处于“金字塔”顶端，实际掌控国际碳金融话语权；加、澳、日、韩等发达经济体处于“金字塔”中层，能影响国际碳金融话语权；中、俄、印、南、巴等新兴经济体处于“金字塔”底层，基本丧失国际碳金融话语权。
本文研究还发现，国际碳金融话语权与碳货币价值、碳货币使用广度、碳货币稳定性、碳汇率及货币重要程度关系密切。人民币作为碳货币只在碳货币使用广度上略逊于欧美英等发达经济体，伴随人民币被正式列入SDR篮子货币，人民币碳币使用广度和国际重要性将得以提升，中国国际碳金融话语权则会不断加强。为此，我们提出中国谋求国际碳金融话语权的具体对策。
第一，积极承担减排责任，并在中国境内着力建设碳金融市场。国际碳金融话语权形成机制表明，积极承担碳减排责任是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碳交易体系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之上，中国才可能从碳排放权净供给方转变为净需求方，中国境内碳金融市场才会具备国际影响力，人民币碳币才会被国际社会接受为国际碳交易计价与结算货币，中国争夺国际碳金融话语权才有基础与保障。
国际金融交易篇4
关键词：国际金融中心；伦敦
上海未来的发展目标之一是建设全球金融中心，加快金融业的发展成为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举措。上海目前的全球金融业中已经具备举足轻重的地位，2011年9月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上海位居第5位，成为仅次于伦敦、纽约、香港、新加坡的重要金融城市。上海金融业发展尽管总量很大，但是国际化发展严重不足，无论从金融服务种类、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相关配套设施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伦敦、纽约等全球一级城市。面向全球、接受国际竞争既是上海提升自身金融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也是上海未来金融业健康发展的必然道路，更是上海建立全球金融中心的基本要求。本文以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伦敦为标杆，深入分析伦敦金融业的主要产业分类及其国际化水平，希望为上海金融业国际化发展提供有效的参考。
一、伦敦基本情况
伦敦又被称为大伦敦（GreaterLondon）和伦敦都会区（Londonmetropolitanarea），总面积约1579平方公里，人口约780万人，位于英国英格兰东南部，泰晤士河入海口处，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国）和英格兰的首都，也是英国第一大城市及第一大港口，更是欧洲最大的都会区之一。根据英国拉夫伯勒大学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中心的评估，伦敦与美国纽约、法国巴黎和日本东京并列为最高级城市，在全球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领域起着先导性作用，是全球国际化程度最强的城市之一。
伦敦是英国最重要金融集聚区，2006年英国金融业共创造产值961.3亿英镑，其中伦敦428.7亿英镑，占英国全部金融业产值的44.6%。金融业是伦敦都会区的重要产业之一，也是伦敦金融城的主导产业，截止2010年伦敦都会区拥有超过30万的金融从业人员，占英国全部金融从业人员的40%左右，伦敦还有约20万个工业岗位与金融业直接相关，如法律咨询、会计等专业服务业。伦敦金融业和商业服务业主要集中在伦敦城和金丝雀码头（Canarywharf），前者有约31.7万名雇员，后者有约10.5万名雇员；2010年伦敦城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业共创造了约320亿英镑的产值，占伦敦都会区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业产值的30%。
二、伦敦开放的国际金融体系
几个世纪以来伦敦都是全球最重要金融中心，尽管20世纪以来伦敦一直受到纽约、东京、法兰克福以及巴黎的挑战，但至今伦敦仍然在全球金融市场保持了众多的领先地位，2007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伦敦打败纽约成为全球第一大金融中心。
伦敦在英国金融领域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英国国际金融业的中心，对外金融业务非常发达，英国的国际金融业务基本等于伦敦的国际金融业务，英国的其他城市如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加的夫、贝尔法斯特等城市也同样是英国的金融中心，但业务范围大部分限于国内，对外金融几乎为零。伦敦金融业在国际化方面甚至超过纽约，两者并称全球两大金融中心，相比而言纽约更倾向于国内金融市场，而伦敦则更倾向于国际金融市场。伦敦许多金融领域均超过纽约，并取得国际上的主导地位，如伦敦跨境银行借贷量占全球的18%，国际债券二级市场交易量占全球的70%，外汇市场交易额约占全球的40%，场外利率衍生品交易量占全球的46%，海上保险净保费收入占全球的20%，外国债券交易量占全球的17%，对冲基金资产额占全球20%，私募基金投资额占全球的21%。
伦敦金融业国际中心地位不仅表现在某些交易量上也表现在伦敦乃至英国整体的金融业发展水平上，如英国有强大的银行业，银行储蓄规模位居全球第三；英国保险业位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三；伦敦的基金管理业位居世界第二；伦敦拥有全球最大的碳排放交易中心；有全球最具流动性的贵金属交易市场，为全球黄金交易提供清算服务；伦敦提供全球最专业、最广泛的海上融资业务和相关专业服务；此外，伦敦还是全球最大非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金融中心。
银行是金融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伦敦作为英国最大的国际化金融中心，拥有较多的外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截止2011年3月，英国共有323家银行，其中外资银行251家，占比约为77.71%，同期英国银行资产负债总额约为8.5万亿英镑，其中48%被外国银行控制，凸显了英国金融业的国际化特征，而这些外资银行中90%都位于伦敦都会区或至少在伦敦都会区开设分行，伦敦外资银行数量远远超过美国纽约。由于大量外资银行的存在，伦敦银行业1/3以上的贷款业务都瞄准国际市场。
银行业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投资银行，投资银行业务在纽约较为发达，但近年在伦敦也获得较大发展，伦敦已成为投资银行欧洲的集聚中心，欧洲地区投资银行交易活动一半以上都在伦敦进行，全球大多数投资银行都在伦敦有总部机构分支机构，2010年欧洲投行费用收入约220亿美元，其中伦敦投行收入占24%。
英国保险业市场是一个高度资本化市场，由保险公司、劳合社市场（Lloyd'smarket）、中介机构和各种各样的专业服务业公司组成，2010年全球保险费共约4.4万亿美元，其中英国保险费收入3100亿美元，占比约为7.14%，全球排名第三。英国保险业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伦敦保险市场，伦敦保险市场位于伦敦金融城内，是一个独特的、与英国保险业分离的市场，是全球最大的国际贸易保险和再保险市场，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全球20大保险、再保险公司共同参与其中的保险市场。2010年伦敦保险市场保费收入约为369亿英镑，其中保险公司获得44%的收益，劳合社市场获得53%，海洋保赔协会（marinep&iclubs）获得剩余的3%。伦敦保险市场以海洋航空保险，占据全球海上保险业收入的约20%，是排名第二的日本的2倍。
在证券业务方面，伦敦乃至英国证券业发展的重心是国际证券交易，国内股票和债券交易仅仅是伦敦国际证券交易的补充。目前全球40%的国外债券交易和30%的货币交易在伦敦进行，尽管伦敦的股票交易量小于纽约，但是近年伦敦股票交易增长幅度较大，2010年年伦敦ipo企业数量占全球12%，新股发行量占全球6%。伦敦股票交易所是全球最大的股票交易所之一，2010年全球股票市场总值为548840亿美元，其中英国股市市值占全球的7%，约为38410亿美元，伦敦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约为19760亿美元，占英国全部市值的51.44%，占全球市值的3.6%。伦敦金融业面向国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伦敦证交易所有大量外国上市公司，2010年伦敦证券交易所共有604家外国上市公司，超过纽约证券交易所的518家和纽约纳斯达克的298家，是全球单个证券交易所中外国上市公司最多的交易所，占全球外国上市公司数量的19%。伦敦证券交易所外国上市公司来自全球各地，其中较多是爱尔兰共和国有58家，美国有46家，印度有31家，台湾有22家，中国大陆有5家。
英国的基金业管理规模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是全球第三大基金管理国家，英国的基金管理具有很强的国际导向性，并不断吸收外国资金投资。2010年末传统投资基金全球资产为79.27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占据35.6万亿，占比为45%，英国排在第二位共有6.5万亿英镑，占比8%。在对冲基金方面，2010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总额为8.7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所占比重最大为68%，欧洲占比22%，亚洲占比6%，纽约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对冲基金管理中心，全球约41%的对冲基金都由纽约控制，而伦敦紧随其后是全球第二、欧洲第一大对冲基金管理中心，约占全球份额的19%，约有700家对冲基金驻扎伦敦。伦敦还是欧洲最大的财富基金和私募基金集聚中心，全球较大的财富基金如科威特投资局、文莱投资局、阿布扎比投资局和新加坡淡马锡投资公司都在伦敦设置了机构代表处，此外伦敦还为基金管理提供相关清算服务。
伦敦是全球最大的场外衍生品交易中心和场内衍生品交易中心。2010年4月全球平均场外利率衍生品日交易量为26980亿美元，其中伦敦日交易量为12350亿美元，占全球日交易量的45.8%。在商品期货交易领域，伦敦与纽约和芝加哥一起构成全球三大期货交易中心，全球每年大量贵金属期货交易在伦敦场外市场进行，2010年12月伦敦金银市场协会（LondonBullionmarketassociation，LBma）每日金银交易量分别为1800万盎司黄金和9970万盎司白银，市场价值分别为250亿美元和29亿美元，这意味着伦敦金银市场协会4.4天的黄金交易量即可达到全球一年黄金产量，每7.7天的白银交易量相当于全球一年的白银产量。
伦敦衍生品类交易所交易规模也较大，伦敦有4个主要的衍生品交易所，分别是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nYSeLiffe），伦敦金属交易所（Londonmetalexchange，Lme），欧洲期货交易所（iCeFutureseurope）和伦敦绿松石期货交易所（turquoiseDerivativesLondon）。2010年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共签订期货合约12亿份，其主要贸易标的是短期欧元利率合约；伦敦金属交易所是全球最大的有色金属交易市场，主要期货品种是铜、铝、锌，2010年共有签订交易1.2亿份；欧洲期货交易所是欧洲最大的能源期货交易市场，全球超过一半的原油和精炼油产品在该交易所进行交易，其中著名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占该交易所期货交易的一半以上。
英国是全球最大的远洋贸易中心，每年为全球客户提供广泛的海上运输服务和相关专业服务，英国的船运服务绝大多数集中在伦敦，2010年伦敦200家船务经纪公司货物出口总额高达74.4亿英镑，伦敦的船务公司在船舶与货物匹配方面处于领导性地位，全球50%的油船包租和30%~40%的船舶干租业务都在伦敦进行，此外伦敦还是全球最大的二手船交易市场，全球50%以上的二手船在伦敦买卖。英国国际海洋保险收入约占全球总收入的21%，远远超过日本和美国，其中总部位于伦敦的保赔协会（p&iClubs）业务量占全球海上保险的62%。
受英国人口多元化的影响，英国成为全球非伊斯兰国家中伊斯兰金融最为发达的国家。2009年末全球伊斯兰金融服务业资产总额为10410亿美元，其中英国有伊斯兰金融资产190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2%。伦敦有22家银行提供伊斯兰金融服务，其中5家在完全遵从伊斯兰教法的条件下提供金融服务，规模远远超过其他西方国家，此外，伦敦有34家伊斯兰基金管理公司，投资总额约为3亿美元；伦敦证券交易所有31种价值190亿美元的伊斯兰债券可供交易；伦敦有超过20家法律咨询公司为伊斯兰金融提供相关服务。
三、伦敦金融相关服务业国际化发展水平
金融业的发展离不开专业服务业的支持，没有强大的法律、会计、咨询等专业服务业的发展，金融业不可能做大做强。伦敦不仅是全球知名的金融中心，更是全球知名的专业服务业中心，主要包括法律咨询服务、国际争端解决服务、会计审计服务等。
伦敦是全球最大的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它拥有大批国际法律服务公司，为金融业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保障，这些公司提供全方位的法律咨询服务，包括公司金融服务、公司商业法律服务、项目融资服务、资本市场服务以及税收与争端解决服务等，此外一些法律公司还提供专业的航运和国际保险咨询服务。伦敦拥有较多的跨国法律服务公司，2010年全球10大律师事务所中有7家是跨国律师事务所，它们在全球主要城市都有分支机构，其中有4家国际化律师事务所总部位于伦敦，分别是高伟绅律师事务所（CliffordChance）、年利达律师事务所（Linklaters）、富而德律师事务所（FreshfieldsBruckhausDeringer）和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allen&overy）。在对外服务方面，伦敦最大的几家法律服务公司有大约45%~65%的律师在海外工作，其他许多中型法律服务公司也有10%~20%律师在海外工作，从这方面来看伦敦律师服务业国际化程度远远超过纽约，纽约这一比例为15%；另一方面伦敦大约有200家国外法律服务公司，其中超过50%来自美国，其余主要来自于欧洲、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伦敦法律服务业的国际化发展还表现在伦敦有超过1200家法律服务公司加入全球商业律师协会和其他专业法律协会，在全球国际商法实践中占据重要地位。
争端仲裁也是伦敦法律国际化发展的一大特色。伦敦拥有全球最多的国际仲裁机构，且每年处理大量的国际贸易争端案件，伦敦主要6家大型仲裁机构2009年共处理国际贸易争端5297起，主要以海事争端为主，伦敦海洋裁判协会共处理争端4445起，占全部案件的83.92%；伦敦国际仲裁法庭处理争端285起；劳埃德公开研究会处理争端122起。
在会计服务业和管理咨询领域伦敦同样是全球集聚中心。全球跨国会计服务基本被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垄断，伦敦也不例外，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伦敦均设有区域总部，在伦敦会计服务业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伦敦还拥有大量规模相对较大的会计服务公司，如均富会计师事务所、柏德豪会计师事务所、金斯顿史密斯会计师事务所等，他们与四大一起共同为伦敦会计服务业出口做出了巨大贡献。英国2009年会计服务净出口额高达7.24亿英镑。伦敦的管理咨询也较为发达，且近年发展较快，2005年英国管理咨询业净出口额为1.4亿英镑，2009年净出口额已高达3.22亿英镑，增加了2.33倍。
四、伦敦金融业国际化发展对上海的启示
伦敦作为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其金融业主要表现为多元化、特色化、国际化三个特征。多元化是指伦敦金融业创新不断，伦敦的金融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各种基金、衍生品交易、外汇交易、海上金融以及伊斯兰金融等等，几乎囊括所有金融领域；特色化是指伦敦金融业在发展过程中重点推进，以外汇交易、衍生品交易和银行间贸易为主，形成大规模的交易量，以此活跃金融市场；国际化是指相比纽约、东京等金融中心，伦敦的金融业发展更倾向于国际，伦敦每年向全球出口基金管理服务119亿英镑，货币融资服务78亿英镑，保险服务11亿英镑，在全球首屈一指。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金融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在金融业发展方面远远落后于伦敦。
1.加速上海金融业创新，推进金融多元化发展。金融创新是伦敦金融业国际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上海未来必定以金融业为核心产业，但是目前上海金融发展领域非常狭小，基本上限于银行、证券、保险等传统三大类，对冲基金数量远远落后于纽约和伦敦，碳排放交易、海上金融、伊斯兰金融几乎为零，因此上海在未来金融业发展中应着力扩大服务范围，采用与国际合作的方式，建立完整的金融服务体系。
2.打造上海特色金融业。国际化大都市金融业发展都有自己特色，如一提到纽约就会让人想起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一提到伦敦就会让人想起占全球份额70%的外汇交易，上海在加速金融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也应根据中国目前金融宏观背景找准突破点，由点即面推动金融业整体发展。
3.提升上海金融业国际开放度。上海已经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其金融体体量已经较大，但是上海金融业面临的问题依然是服务水平低下，管理混乱。未来上海要发展为国际化金融中心必需提升开放度，从人才引进、金融机构引进以及服务领域扩展上充分参与国际竞争，在竞争中提升上海的国际化发展水平。
4.提升金融相关服务业国际化水平。金融业的国际化发展离不开相关法律、会计等商业服务业的配合，在国际化发展过程想要从法律上、财务审计上与国际接轨必需有国际化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配合。上海在未来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相关配套服务业的发展，不仅推进金融业的国际化，同时也要推进法律、会计等商业服务业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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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交易篇5
关键词：货币国际化；金融市场国际化；金融机构国际化；协调推进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1-0010-04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全球金融业日益呈现一体化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金融业国际化成为各国(地)扩大本国(地)金融业国际影响从而在金融一体化过程中居于主动地位的一种战略。我国随着经济实力和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的不断上升，金融实力也不断上升，迫切需要推动金融业国际化。金融业的三个组成部分货币、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金融业国际化中的货币国际化、金融市场国际化和金融机构国际化之间也具有紧密联系。从文献检索结果看，关于货币国际化、金融市场国际化和金融机构国际化各自都有一些讨论，但关于三个国际化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比较鲜见。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分析金融业三个国际化的概念入手，探讨三个国际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提出协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和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化的政策建议。
一、金融业三个国际化的含义及相互关系
(一)三个国际化的含义
在信用货币制度下，一个货币区的货币国际化，指其由在法定流通区域内被使用到跨出其法定流通区域被使用的过程。一个货币在其法定流通区域以外被接受的程度越高，其国际化程度就越高。金融市场国际化指一国(地)金融市场由为境内市场参与者提供服务到提供跨境服务，为境内外参与者同时提供服务的过程。金融机构国际化指一国(地)金融机构由在本国(地)内从事经营活动到跨国(地)从事经营活动的过程。
(二)金融业三个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区别和互促
货币国际化的主体是货币，金融市场国际化的主体是交易场所，金融机构国际化的主体金融机构是货币的经营者和交易场所使用者。这几个主体之间性质不同但又因金融活动具有紧密联系。因此三个国际化之间也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下面以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和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化为例进行论述。
1、人民币国际化与其他两个国际化之间的区别。
人民币国际化是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境外使用者不限于中资金融机构，中资金融机构只是为人民币的其他使用者提供相应的服务；但人民币产品相关服务的提供者也不限于中资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同样可以提供类似服务。人民币国际化不完全依赖于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以后，人民币标价产品可以在境内交易。也可以在境外交易，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也不完全依赖于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
2、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与其他两个国际化之间的区别。
中国金融市场上交易的产品有人民币标价产品，也有外币标价产品，因此金融市场国际化不限于人民币产品市场的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不但有中资金融机构，也有外资金融机构，中资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都可以成为国内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结者。因此金融市场国际化不完全依赖于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化。
3、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化与其他两个国际化之间的区别。
中资金融机构跨国经营，不但经营人民币产品，而且经营外币产品，因此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化并不等同于人民币国际化，也不完全依赖于人民币国际化。金融机构实现国际化经营以后，不但经营国内金融市场上的产品，而且经营国外金融市场上的产品，因此金融机构国际化不完全等同于金融市场国际化，也不完全依赖于金融市场国际化。
4、人民币国际化与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化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
人民币在国际上被接受有利于金融机构跨国经营。中资金融机构在人民币资金取得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可以比较方便地在本土取得人民币资金)，因此在跨境经营人民币产品方面具有先天优势。中资金融机构跨境和在境外经营人民币产品，增强人民币产品的可得性、便利性和安全性，也直接促进人民币的跨境和境外使用。
5、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
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后，可以向境外提供市场交易及辅助服务，向境外提供人民币标价产品的交易及辅助服务则直接推动境外市场参与者持有人民币标价产品。人民币在国际上被接受，中国金融市场上的人民币标价产品因其容易转变成人民币现金类资产，因而也易于在国际上被接受，因此货币国际化有助于金融市场国际化。中国金融市场向境外提供人民币标价的产品和服务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6、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与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化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
中国金融市场实现了国际化以后。中资金融机构可以为境外参与者参与中国金融市场提供服务，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拓宽了中资金融机构对外服务的空间。中资金融机构实现了跨国经营，则中资金融机构可以将中国金融市场上的产品销售到境外，有助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
二、金融业三个国际化的目标
1、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指人民币及人民币标价金融产品的跨境使用和境外使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应从现金形式货币、非现金形式货币、境内外金融产品形式分别着手。在现金形式方面，应建立和完善人民币境外现钞库并建立现钞回流机制；在非现金形式方面。应着手规划建立人民币跨境和境外支付清算体系：在境内金融产品形式方面，应积极稳妥推动境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吸引外部参与者持有境内市场产品；在境外金融产品形式方面，应支持香港全面发展离岸人民币产品市场。当前应加快建立人民币境外现钞库和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为金融产品的境外持有提供技术保障。
2、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
在近期内将中国金融市场建成初步具有对外提供金融交易服务能力、由境内外参与者共同参与的、具有一定国际或区域影响的市场。当前，要实现国内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多样化。吸引境外参与者参与国内货币、外汇、股票、债券、商品期货、金融衍生品和黄金市场，吸引境外企业到境内发行人民币标价权益类产品和债务类产品。
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的长期战略目标是：中国由国际金融市场的单纯参与者转变为国际金融市场的组织者；由国际金融市场的价格接受者转变为国际金融市场价格形成的参与者和主导者；由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息接受者转变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息者：由国际金融市场上金融关联服务的消费者转变为国际金融市场上金融关联服务的生产者；由国际资金流入的吸引者转变为资金流入和流出的媒介者。
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必须改善市场参与者结构，一是要吸引境外参与者进来，以活跃交易和提高市场的国际影响：二是要培养一批立足于本土的大型金融
机构充当主流参与者，发挥市场稳定者作用。
3、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和国际化。
金融机构实行国际化可以有两种基本战略。第一种是面向国内市场的国际化战略，即国内金融服务在境外的自然延伸，目的在于巩固国内客户资源，为国内客户提供尽可能全面的服务，主要利润来源在国内。第二种是面向国际市场实行全球布局、全球经营的战略，目的在于在全球范围内占领市场，利润来源分散。已经有海外经营经验的大型中资银行应着手进行全球布局，实行第二种战略；其他实力不够强大或海外经营经验不充分的中资金融机构应着眼于现有国内客户的需要开展跨境经营，先实行第一种战略，待积累了充分经验和实力后再实行第二种战略。
中资金融机构在国际化过程中应努力克服来自内部的约束和来自外部的障碍：实施恰当的地域战略，既重视周边国家(地区)及与中国具有紧密经济联系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拓展，也要重视巩固并拓展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业务网络，学习发达地区金融业发展经验；灵活选择扩张形式，探索使用并购等资本运作手段实现快速扩张，统筹境内外上市和境内外布局；与外资银行特别是外资战略投资者合作共同开拓国际市场。
金融机构的规模不同，业务重心不同，对国际业务的倚重程度不同，各自的总体经营战略不同，国际竞争力也不同，实行的国际化战略也应不同。大型金融机构应着重于全球布局，次大型金融机构应执行跟随客户走的战略；以零售业务为主的金融机构应注重全球网点建设，以批发业务为主的金融机构应在国际金融中心或业务密集地设立有限网点。
三、协调推进金融业三个国际化
三个国际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收到三者互相促进的效果；但如果处理不好，也有彼此构成障碍的可能。例如，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如果形成境外人民币产品市场的规模和重要性都超过境内人民币市场的局面，则不利于境内市场的繁荣；在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过程中，如果产品大量使用外币标价，则不利于人民币地位的巩固，也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国际化由外资金融机构主导，则中资金融机构在国际化经营中就难以发挥其依托本土的天然优势，不利于其开展跨国经营。因此，应该充分利用三个国际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推动三个国际化良性互动，提升中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力戒一个方面不恰当的国际化阻碍其他两方面的国际化的顺利推行。
1、同步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并促使二者良性互动。
人民币国际化既是中国国际地位的体现，又有利于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在当前人民币资本项目未完全可兑换条件下，应稳步规划和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国际化。资本项目可兑换有利于人民币被广泛接受，但在资本项目非完全可兑换条件下，人民币也可以跨境使用，事实上也已经实现了一定量的跨境使用。只要流到境外的人民币资金能用于境内购买商品劳务和支付债务并为境外机构、个人持有，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国际化。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的逐渐增大，将使人民币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的风险降低。因此，在政策层面上没有必要等到人民币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以后再来规划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而应该同步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并促使二者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2、以人民币标价产品为主推动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
以人民币标价产品为主推动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有利于避免国内货币替代现象严重化。否则，若以外币标价产品为主推动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则短期内可能有利于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的推动，但同时也有可能加剧外币对本币的替代，不利于维持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也影响人民币的国内地位，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因此应该坚持以人民币标价产品为主推动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
条件成熟时，可允许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标价债务产品，允许境外机构参与人民币标价的黄金交易、特定商品期货交易及金融衍生品交易。除外币对手交易外，尽量避免在境内市场向外资推出外币标价金融产品。
3、中资金融机构要在人民币跨境使用和人民币产品的跨境交易及境外交易方面发挥主导性作用。
中资金融机构要在人民币跨境使用和人民币产品的跨境交易及境外交易方面发挥主导性作用，有利于中国货币当局对人民币市场进行调控。因此，要努力维持和发挥中资金融机构在经营人民币产品方面的优势，鼓励其跨境和在境外经营人民币产品，为人民币的境外使用提供全面服务。
鼓励中资金融机构在境外开办人民币负债业务和资产业务，鼓励中资金融机构开办人民币资金的跨境结算和境外结算业务，建立人民币资金的境内外转移机制。
4、发挥中资金融机构在联结国内外金融市场上的作用，将其培养成国内国际市场的主要联结者。
中资金融机构由于熟悉国内市场且具有强大的国内网络，在联结国内和国际市场上也具有其独特的竞争优势。因此，应该充分发挥中资银行的固有优势，努力发挥其在联结国内外市场方面的主导性作用。
5、中资金融机构要在国内金融市场对外提供交易及辅助服务方面发挥主导性作用。
中资金融机构熟悉国内法律和市场运作，在吸引外部客户方面也有其优势。只要加上政策鼓励和引导，中资金融机构一定能在国内金融市场对外提供交易及辅助服务方面发挥主导性作用。中资金融机构由于立足于本土，对本土市场有着天然承诺，它们在本地市场上发挥主导性作用有利于维护大家对市场的信心，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金融安全和正常金融秩序。
6、重视发展金融关联服务业。
国际金融交易篇6
关键词：碳金融；发展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一、我国碳金融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定价权缺失，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中处于被动地位。我国碳排放资源居全球第二，市场前景广阔。作为未来国际碳市场产业链上最有潜力的卖方，却没有实际掌握定价权。主要原因是不具备CDm定价权，因此中国处于国际碳市场及碳价值链的低端，导致中国在全球碳金融交易体系中没有话语权。更为严重的是，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惯性和2012年承担全球节能减排责任的日益临近，我国很有可能从碳交易的卖方变成买方，定价话语权的缺失必将严重影响我国的国家核心利益。
（二）我国现有碳交易中心功能单一，尚未形成统一的碳金融交易市场体系。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多个地方性的碳交易所，但由于这些碳交易所规模有限，其功能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项目交易，而不是标准化的交易合约。目前，这些交易所只能进行节能减排技术及其设备的转让，尚不能转让CDm项目中最关键的核定减排量（CeRs）。这就导致我国缺乏有效的统一的碳交易平台，没有形成标准化的碳交易产品和核心技术，使企业碳交易的成本增加，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碳金融交易体系。而且由于欧盟在全球的单一最大买家地位，使得CDm市场在长期倾向于一种买方市场，这就导致了我国以CDm项目为核心的碳金融交易市场面临严重的发展困境。
（三）我国碳金融外部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目前，我国对于碳金融的发展缺乏一整套完整的发展、财政、监管、风险承担等政策支持体系和法律支持体系，现行的有关行业要求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国内的专业中介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开发或者消化大量的项目，同时缺乏专业的技术咨询体系来帮助金融机构分析、评估、规避项目风险和交易风险；信息披露、尤其是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尚不健全，大量环保信息并未进入征信管理系统，目前信息采集成本较高；缺乏碳金融相关业务的自主行业准则、业务标准，缺乏专业人才储备，熟悉碳金融业务的本土组织机构和专业人才十分短缺。
二、构建我国碳金融发展体系设想
（一）建立符合国情的碳金融发展框架，为我国碳金融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第一，应当将碳金融发展纳入国家气候变化、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框架，使碳金融成为节能减排和推动我国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政策工具。应当进一步完善碳金融支持政策，营造较为宽松的碳金融发展环境。第二，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当尽快制定投资、税收、信贷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向低碳产业聚集。在财政扶持方面，应当通过财政拨款成立专项基金，为CDm项目贷款提供利息补贴。在货币政策方面，应当对节能减排项目等给予信贷倾斜。在监管方面，可以采取扩大CDm项目贷款利率浮动范围、降低CDm项目贷款资本金要求等差异化措施。另外，在资本市场融资方面，也应当优先发展低碳经济企业的上市融资需求，支持企业发行债券融资。在税收方面，应当通过降低CDm项目有关税率、适当延长免税期，提高项目经济强度；对金融机构开展碳金融业务的收入实行税收优惠。此外，还应积极推进人民币在碳交易计价中的国际化进程。
（二）健全我国碳交易市场体系，构建完善的交易平台。我国应当借鉴国际碳交易机制经验，通过建立环境产权交易所、能源交易所等多元化、多层次碳交易平台，为碳排放权供需双方搭建沟通和议价场所，实现定价公平合理；尽快制定碳市场交易规则，建立类似于欧盟排放交易机制下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进一步探索排放配额制度，发展排放配额交易市场，有效配置环境资源；促使我国逐步拥有碳市场定价权。定价权决定了银行在这一新兴市场上的话语权和主动地位。CDm项目往往需要两个甚至多个国家的金融机构之间密切合作，中国的商业银行可以借此提高参与国际业务的议价技巧，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往来，不断积累国际化经营的经验。虽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义务不能参与排放贸易，但目前CDm和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etS）等市场的交易规则并不排斥发展中国家直接参与高级市场交易。我国商业银行则可以拓展业务，通过申请欧洲交易所席位或委托在交易所拥有固定席位的经纪公司直接进行CeR二级市场交易。
（三）进一步创新碳金融参与模式，拓展多样化服务，建立不同模式以满足不同需要。我国应当借鉴国内外碳交易发达银行的先进做法和模式，应以满足业主需要，风险可控原则为基础创建适合我国实际的模式，积极将CDm项目要求和金融工具联系起来。同时，CDm项目中蕴含着对金融中介服务巨大的需求。目前，国内CDm市场十分混乱，各类中介机构鱼龙混杂，甚至可能隐藏着国际骗子。由商业银行来从事这项中间业务，对于国内企业来说更为可信而稳妥。比如，银行可以与一些国际大公司联合，帮助国内企业联系国际买家。另外，商业银行可以通过提供资金账户管理、融资租赁、财务顾问、基金托管等业务拓宽中间业务收入来源，逐步优化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如，开发与碳排放权挂钩的理财产品；联合国际专业机构，提供CDm项目开发、交易和管理的“一站式”金融服务；开展以CDm项目现金流为主要还款来源的CDm项目融资；利用所属金融租赁中心，为CDm项目提供设备融资或融资租赁服务；凭借信息优势，为CDm项目业主提供合理CeR报价等咨询顾问服务；商业银行还可以借助其海外分行推荐买方，进而带动银行的海外业务发展。不断探索建立为碳管理服务和低碳技术投资的碳基金，开展碳掉期交易、碳期货、碳证券、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
（四）规范碳金融风险防控机制，防范可能的风险。应当建立相应的人才培养机制以加强CDm项目风险识别、衡量与控制。CDm金融产品除了具有其他金融产品的基础风险（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风险，即政策性风险。因为，后京都时代，国际上具体的制度安排，如我国在全球碳金融领域中的角色、定位都不确定。这些政策风险将直接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开展碳金融业务的积极性。国内银行可以通过签订免责合同条款保障自身利益。金融机构要健全风险防控机制，通过银团贷款、分期投入资金等方式，降低信用风险；实行套期保值，防范汇率风险；完善合同条款，转移政策风险；通过聘请国际化律师，规避法律风险。此外，应当由监管部门与环保部门合作建立碳金融业务操作指导目录、环境风险评级标准等，设置金融准入门槛，建立银环信息共享平台和沟通机制，将环保信息作为金融支持的重要参考指标。由监管部门出台相关风险控制标准，开展风险监测和现场检查，督促金融机构依法合规开展碳金融业务。
（作者单位：1.河北金融学院；2.保定二中分校）
主要参考文献：
[1]JoseSalazar.environmentalFinance：Linkingtwoworld[J].Slovakia，1998.
国际金融交易篇7
【关键词】碳金融；碳市场；对策建议
碳金融是指由《京都议定书》而兴起的低碳经济投融资活动，或称碳融资和碳物质的买卖，泛指所有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包括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和银行贷款等。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4000亿元人民币，到2020年将达到220000亿元人民币，碳交易市场有望超过石油成为全球第一大商品市场。
目前，中国的碳金融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中国作为全球碳交易主要的供给方却处于碳金融产业链的末端。未来，中国应提高对碳金融价值的认识，将碳金融体系的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努力培育碳交易多层次市场体系，建立专门监管机构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和管理碳金融交易，以有力的政策鼓励金融机构、中介机构和相关行业对碳金融的投入与创新，全方位推动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
一、碳金融市场发展的国际态势
从《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至今的十多年时间里，全球碳交易市场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为主导的国际碳交易市场体系。这个国际碳交易市场的结构并不均衡，欧盟国家在碳排放交易额和交易数量上都占据绝对优势，它们主导了市场需求，把持了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定价权。以中国、巴西、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碳市场中仅扮演碳排放指标供应方的角色，它们主要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参与国际碳金融交易，为CDm初级市场提供碳排放标的，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中缺乏定价权和话语权。近年来，国际间区域性碳金融交易市场呈现逐步融合的态势，自从2005年欧盟为eUa和《京都议定书》下的CDm项目产生的CeR指标及Ji项目下的eRU指标建立了链接关系，扫清了不同减排指标在欧盟交易体系内交易的制度障碍以后，国际间区域性碳交易市场的融合极为迅速。
目前，中国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中并不活跃。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以往我国的CDm项目业主往往直接与国际碳基金、国际投资银行等境外买方进行碳交易谈判。境外买方凭借其在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地位和专业能力，掌握了碳资产的定价优势，主导了CeR交易；而我国诸多CeR项目参与方由于缺乏专业能力和交易经验，对碳市场的交易动态不掌握，承担了较大的开发与交易风险，在合作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在“十二五”规划刚要的引领下，为更好地完成建成小康社会的神圣使命，我国应把握好当前国际碳金融发展的态势，找准我国碳金融发展的突破口，建立起国家、金融机构和行业内部协调配合的碳金融市场，提升我国在国际碳金融市场中的定价权与话语权。
二、中国碳金融交易市场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1.政府应完善碳金融市场发展的外部环境。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政府和监管机构应认清我国碳金融发展的紧迫性，尽快完善碳金融市场发展的外部环境。
（1）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碳金融市场发展。我国政府及有关监管部门应构建一整套包含资格审查制度、运行管理制度、风险管理制度等在内的碳金融市场法规制度，通过构建一套整体覆盖的碳金融法律法规，有效约束碳金融市场的每一环节，防范金融风险，保障各方利益，确保我国碳金融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2）以积极的政策扶持鼓励碳金融市场发展。政府应加大对低碳经济的投入，引导更多的企业投身低碳经济行列中。通过设立专项资金补贴碳金融发展项目，适当减免碳金融市场参与者的税赋，提高参与碳金融市场的积极性。努力为碳金融市场参与方打通资金流动渠道，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畅通国内外资本进出我国碳金融市场的通道。
2.金融机构应作为碳金融市场发展的主力军。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政府主要起引领作用，金融机构却能起到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作为碳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方，金融机构应在金融创新、中介服务、人才建设等方面大力投入。
（1）提升碳金融产品创新能力。金融机构应转变观念，学习借鉴国外金融机构先进经验，开发与碳排放权相关的理财产品，加大对开发新能源、研发环保技术以及从事生态保护建设等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积极开发以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和生物发电为标的的碳排放权交易项目，努力为客户提供从项目融资到减排额二级市场交易的全流程金融服务。同时，大胆创新碳基金、碳证券、碳保险等衍生品，形成完整的碳金融产业体系。
（2）开展专业碳金融中介服务。商业银行可以利用广泛的渠道资源和客户资源，辅以自身的专业优势和信息优势，为项目开发企业提供必要的中介服务，比如为产生原始碳排放权的项目开发企业提供融资担保，为他们提供包括项目评估、项目管理、政策咨询等在内的顾问和咨询服务等等。
（3）打造专业的碳金融人才队伍。金融机构应通过组建专业碳金融业务团队，引进国外的优秀碳金融人才和先进管理技术，逐步建立自身的碳金融服务研发力量。并辅以定期选派优秀人才到海外学习，聘请国内外专家学者作为顾问等方式加强碳金融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碳金融人才培养与储备体系。
3.现有中小碳金融市场应做大做强。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大型碳金融交易市场，现有的区域性碳交易市场存在机制不健全、产品单一、影响力低等问题，我们有必要做大做强现有碳金融市场，早日形成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碳金融交易平台。
（1）构建全国统一的碳金融交易平台。中国早先成立了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2009年武汉、杭州和昆明等几家碳排放交易所也相继成立，大连、贵州、河北、山西的交易所也在筹备中。目前，有关机构应尝试整合国内区域性碳金融交易平台和现有碳金融资源，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国性碳排放权集中交易平台，实现降低成本、增强效率、提升影响的目的。
（2）构建有创新活力的碳金融市场。我国碳金融市场的自身科研团队要善于捕捉碳金融市场的新商机，创造性地开展碳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创新，加快产品的设计和开发，除了最基本的排放权远期和期货交易外，积极探索应收碳排放权货币化、碳排放权融资担保、碳排放权企业债券等金融产品创新，以满足碳金融市场参与者不断增长的实际需求。
（3）加强碳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碳金融业务既涉及传统金融的市场交易、国际贸易等方面内容，又涉及许多碳专业技术内容，面临诸多新的风险和挑战，这需要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组建专门针对低碳产业的金融研发力量，加强碳金融专业领域的人才培养，打造高素质的碳金融研发管理团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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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潘小军.低碳经济浪潮下中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策略[J].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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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交易篇8
[关键词]金融创新;金融创新风险;风险防范
一、金融创新与金融创新风险
(一)金融创新的涵义
20世纪20年代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其名着《经济发展理论》中认为创新是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包括新产品的开发、新生产方式或者技术的采用、新市场的开拓、新资源的开发和新的管理方法或者组织形式的推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研究的对象是广义的经济发展中的创新。对于金融创新,本文的界定为:金融业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具体是指金融管理当局或金融机构为追求宏观效益或微观利益而对其机构设置、业务品种、市场结构及制度安排等方面进行的创造性变革和开发活动。金融创新的具体内涵包括:金融业务创新、金融市场创新和金融制度创新。
(二)金融创新风险
金融创新风险是金融创新过程中,创新供给主体的创新措施不能顺利实施,或者是创新收益遭到损失的可能性。它由两部分构成,一是金融创新[文秘站:]设计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即由于设计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而使金融创新措施未能如期出台,甚至流产的可能性;二是金融创新实施过程中的风险,即由于实施过程中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而使实施受到阻碍或实施效果严重偏离预期的可能性。这两种风险之和,即为金融创新总风险。]
1.金融创新风险的形成原因。(1)金融创新通过影响货币供应量而使通货膨胀成为可能。商业银行的新型负债账户、可转让存单、证券化贷款等金融创新创造了新的货币供给。而现代金融业电子化的进程加快,电子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金融交易效率,从而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另外,金融创新通过电子化交易、创新的工具等扩大了货币乘数。以上都增加了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调控信贷规模的难度。(2)金融创新弱化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创新,一方面,导致金融监管的领域扩大,对象增多。除了对于传统机构的监管,监管机构需要对投资公司、基金公司等新型的金融和准金融机构监管;另一方面,由于表外业务规模的扩大,表外风险随时都能转化为真实的风险,对于表外业务的监管难度也在增加。(3)金融创新降低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金融创新使得各种金融机构原有的分工界限日益模糊,降低了金融机构的稳定性。大量的金融创新工具为投机活动提供了诸多“冲击市场”的手段。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市场、资本流动的国际化,使局部的金融风险能够迅速转化为全局的金融风险。
2.金融创新风险的构成。金融创新风险可以细分为以下各种风险。(1)设计风险。即由于金融创新设计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而使金融创新措施未能如期出台,甚至流产的可能性。(2)市场风险。即市场价格变动而导致金融衍生产品价格变动而产生的风险。这里的市场价格,主要是指基础资产的价格。(3)信用风险。即衍生交易的一方不按合同条款履约而导致的风险。(4)流动性风险。即金融衍生工具的持有者在市场上找不到适当的对手,只能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将衍生工具出售所造成的风险。(5)操作风险。指由于内部控制系统或清算系统失灵而导致的风险。(6)法律风险。即由于交易合约内容不符合法律规范,交易合约不具备法律效力或其他方面的法律原因,而给交易主体带来的风险。(7)声誉风险。即由于操作失误,不按时履约,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其他原因,而给组织创新工具交易的机构或交易中的一方的声誉带来的不良影响。声誉风险这种无形损失,经过一段时间后一定会转化为有形损失。
金融创新风险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其中市场风险占据主体地位,它与其他风险相互紧密联系。比如,在衍生产品交易市场上,某种衍生产品的价格波动越大,交易主体无法履约的可能性越高,因而信用风险也就越大。同时,市场风险越大,交易主体把衍生产品合约在理想的价位上脱手的可能性越小,流动性风险也就越大。同样,其他风险也会对市场风险产生影响。比如,操作风险的增大会提升衍生产品合约价格波动的幅度,从而增大市场风险。总之,金融创新的风险体系,是一个由多种风险交织在一起的彼此制约的复杂链条。
二、金融创新风险的防范
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之下,我国民族金融业面临激烈的挑战和竞争。激发金融创新的动力,提高金融创新风险防范的能力,是新的形势下我国金融业在激烈的竞争中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风险防范
各国监管当局和国际性金融监管合作机构一直在积极地探索有效的风险监管办法,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金融风险监管规则,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防范风险的措施,以构造金融创新风险的监管机制,以金融风险监管来防范金融创新风险,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考虑。
1.有效的监管形式的安排。混业经营已经成为当今国际金融发展的趋势,2005年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被确定为首批直接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试点银行,我国银行开始涉足基金业务。2006年10月,保险机构获准可以投资境内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等未上市银行的股权。为了满足跨领域金融创新的需要,我国的金融监管可尝试设立国家金融管理局以取代中国人民银行,实行跨行业、跨市场、跨产品的金融监管,将金融监管权统一起来,为我国金融业走向混业经营提供有力的保障。
2.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的法律支持体系。金融监管的有效运行依赖于健全的金融法律体系。监管者要有效履行金融监管职能,除了主体法律体系外,还需要一套较为完整的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对立法环境尚未成熟、近期不易立法的有关金融行业,先制定过渡性的暂行条例。
3.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共享,建立和健全金融信息披露制度。健全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在条件成熟时建立金融监管信息中心,专门从事监管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研究,保证信息共享的长期性、稳定性、安全性,达到防范金融风险,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的目的。
4.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监管。市场准入监管是防范创新工具交易风险的第一道关口。监管当局对准备上市的创新工具,各种交易机构的注册、审批,交易所会员及经纪人资格的批准等都要严格审查,把握交易风险和交易总规模,控制金融创新风险,确保金融市场的有序、健康发展。
5.监管的市场化,引入金融机构信用评级法。穆迪已为全球超过1000家银行发出评级,其中包括已开发市场和新兴市场银行。信用评级运用于金融监管之中,一方面,评价金融机构的业绩,对金融机构的经营具有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利用评级指导金融机构的投资和经营活动,以提高资产质量,限制不慎投资经营活动。
6.建立高效的金融创新风险预警体系。借鉴发达国家金融风险防范的经验,结合我国金融业运行的实际情况和风险特征,金融风险预警系统从宏观层面可分为三个层次(如下图所示)。
(二)金融创新主体与金融创新风险防范加强金融创新主体创新风险防范,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
1.表外业务的管理。金融创新主体应根据自身的规模、资金、能力等确定表外业务占全部资产额的比例,并把握好表外头寸。同时,表外业务与表内业务要分开管理,加强表外业务的统计和核算,及时发现表外业务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并制定出应付突发事件的措施。
2.海外分支机构的管理。总部要对海外分支机构规定业务范围及各类业务的规模和审批权限,加大总部对海外分支机构资金流动的管理力度。2004年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违规从事投机性石油衍生品交易而导致巨额亏损,最后不得不接受重组。中航油事件充分表明,总部对于其海外分支机构的管理制度构建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与创新。
3.金融机构内部控制设计。实践中,几乎所有关于衍生金融工具监管的建议性文件都突出强调内部控制制度在衍生金融工具监管中的核心作用。建立和完善创新金融工具交易的内部控制制度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明确创新金融工具交易中董事会、管理当局以及具体操作人员的职权和责任,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对在交易活动中有越权或违规行为的交易员及其主管,要有明确的惩处制度;第二,应建立足以监控、管理和报告创新产品交易风险的管理信息系统,特别是明确不同层次韵报告制度;第三,应选用具有高素质的交易人员,并明确界定交易员权限,包括其职责范围和交易限额;第四,实施全面的内部控制与稽核。创新业务风险管理规则和程序是内部控制总体框架的延伸,内部稽核人员对风险管理过程和内部控制系统进行定期检查,有效发挥内部监管职能。
(三)注重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监管作用
对于金融创新风险的防范,我们在强调加强政府监管的同时要注重发挥行业自律监管的作用。衍生产品品种众多,交易过程复杂,交易规模庞大,监管部门很难对所有的交易进行全面的监管。因此,监管当局应该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充分调动市场交易主体自律管理的积极性。2000年5月,中国银行业协会(ChinaBankingassociati—on,CBa)成立。实践证明CBa在维护银行业市场秩序、提高银行业从业人员素质、促进银行业的健康发展、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四)国际协作与金融创新风险防范
通过金融监管的国际协作,各国监管机构与国际性金融组织的合作与协调,能够有效的降低金融创新风险。金融创新监管的国际监管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国与国之间的协作监管;二是国际性组织对其成员国所进行的风险监管。
1.国家之间的协作监管。全球金融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金融创新工具的交易、金融组织机构、金融创新业务和金融创新市场都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这样,一方面,其增加了一国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对本国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交易活动监管的难度;另一方面,一笔业务或经济纠纷也往往涉及到多个国家的监管法规能否共同协调的问题。由于金融创新的风险带有国际性质,其监管不是某个国家的事情,它关系到本国乃至全球的金融安全。因此,在此方面加强国际协作更加重要。
2.国际组织的监管协作。开放式经济条件下单个国家金融监管的失灵使得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成为必要。从20世纪80年代起,各国监管当局开始进行国际合作。在银行监管方面,在国际清算银行的主持下成立了“银行规则与监管实践委员会”,即巴塞尔委员会。巴塞尔委员会的建立,开创了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先例。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是由各国证券与期货监管机构所组成的证券监管国际合作的组织。1994年成立的国际保险监管者协会(iaiS),通过为各会员国提供磋商平台,以提高保险领域的监管标准。
[参考文献]
[1]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国际金融交易篇9
内容摘要：本文介绍了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史和道路、竞争优势以及成功经验等，并通过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比较分析，对于北京将要建立有国际影响力金融中心具有很好借鉴意义。
关键词：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经验借鉴
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历史
（一）一战之前
早期的纽约作为庞大的贸易体系中枢，贸易的迅速发展带动了当时与之密切关联的金融业的发展。独立战争期间，华尔街成为美国为战争融资的重要场所。1792年，21位经纪商在华尔街签署了《梧桐树协议》（Buttonwoodagreement），开设了股票交易所，并创造了证券交易佣金制度。
（二）一战-20世纪50年代
始于第一阶段的积累，使得纽约坐上了美国国内金融中心的第一把交椅，一战期间，美国由于作为中立国，其经济不仅未受战争的影响，而且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建立和金本位制的恢复，美元成为国际贸易和清算的重要手段，这使得纽约迅速发展为国际金融中心。20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后的金融改革，建立了严格监管的金融体系，即1933年制定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开始了美国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分业经营的历史。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当美国看到有机会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时，整个金融界甚至包括政府，从金融政策、金融设施、金融技术等各个方面都为此创造条件。
（三）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初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为纽约建成为全球最具实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致命弱点：特里芬难题。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3年的彻底崩溃，在国际范围内出现了浮动汇率和利率盛行、国际储备多元化的局面，并随着日本和西欧国家的复兴，涌现了一批国际金融中心。
（四）20世纪70年代-80年代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以及美国的金融管制削弱了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减缓了其发展速度。在美国金融界的要求下，1981年12月，美国联邦储备局批准设立纽约离岸金融市场。这使纽约的离岸金融市场获得了很大发展，大大提高了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使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跟上了时代的潮流。
（五）20世纪90年代至今
1999年11月4日，美国政府通过了以金融混业经营为核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标志着美国金融业进入混业经营的新时代。2008年金融危机大爆发，美国贷款发放总额为7640亿美元，为199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股票市值也大幅萎缩，2009年3月的道琼斯指数一度下跌到2007年的一半，跌至近12年来的最低点：美国债券市场的主体2009年比2008年同比下降60％，金融危机的罪魁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交易量也在大幅度萎缩，近乎于“不存在”了。美国除国债以外的金融资产在境外不断被抛售，市场信心大减。部分产油国已决定采取欧元或“一揽子货币”取代美元作为结算手段。但美国的融资能力仍然是世界第一，这意味着世界对美国的制造能力和消费市场仍抱有信心；二是美元实际上仍然是各国主要的储备货币，以及国际贸易、投资和结算的主要工具，目前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所占比例为60％，美元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是国际主要货币，英镑、日元与人民币都无法取代其地位。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未根本动摇。
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优势
（一）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硬实力
纽约拥有世界上最大股票市场，2007年末，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市值占全球市值的25.8%，全年成交额占全球的29.1%；纽约外汇交易、黄金场外交易仅次于伦敦；在商品期货交易量方面，纽约与芝加哥、伦敦分列前三；纽约还是与伦敦并列的全球创新中心。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资本额排名前10位的金融机构中，有6家的总部设在纽约，他们的并购业务、股权业务和债务融资业务收入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除了本土的业务收入，在对欧洲、中东和非洲的业务中，J•p摩根、摩根斯坦利和花旗集团的盈利也遥遥领先。2005年美国金融业的总收入达1090亿美元（占全球金融业总收入的45%），同期欧洲的金融业收入为980亿美元（占全球总收入的40%）股票市场指标方面，2007年年末纽约证券交易所共有上市公司2273家，居全球第七位；股票市值达15.7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一位；当年股票市场交易量达29.3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一位；当年股票市场筹资额达1369.8亿美元，居全球第一位。
（二）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
金融创新能力。纽约金融机构以其超强的创新能力闻名于世。国际金融市场上，绝大部分的资产工具和金融衍生品都是美国创造出来的，包括汇率交易基金产品、债权衍生品、股权衍生品，信用衍生品，以及最新推出的二氧化碳额度的买卖等。除产品创新外，各种交易方式的创新同样源自美国。调查研究显示，纽约源源不断地金融创新的基础是：自由化的社会理念及高质量的社会生活水平。优越的生活环境吸引了全世界各国的专业人才前来移民落户，多元的文化与崇尚自由冒险的“美国精神”相结合，便催生出各种新见解和新发现，使纽约成为金融创新的沃土。
美国金融业的盈利能力。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资本额排名前10位的金融机构中，有6家的总部设在纽约，他们的并购业务、股权业务和债务融资业务收入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除了本土的业务收入，在对欧洲、中东和非洲的业务中，J•p摩根、摩根斯坦利和花旗集团的盈利也遥遥领先。2005年美国金融业的总收入达1090亿美元（占全球金融业总收入的45%），同期欧洲的金融业收入为980亿美元（占全球总收入的40%）。纽约债务市场上最为活跃的两大业务是：杠杆贷款（leveragedlending）和证券化（securitization）。
纽约的市场竞争优势。纽约在金融证券和保险市场均具有绝对优势。2005年，美国的金融资产，其中包括股权、债券、贷款和银行存款，将近51万亿美元，是第二大国日本两倍比整个欧元区12国加上英国的金融资产总和（共计38万亿美元）高25%。并且美国的资产结构也是全球最先进的，其中股权和私人债券的占比最大（分别达34%和35%）。
主要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比较分析
（一）区位条件比较分析
区位条件是很多城市能够成为金融中心的重要原因。
地理条件。从地理位置看，世界著名国际金融中心无一不是该国的经济、贸易中心，特别是随着外贸壁垒的逐步消除，那些能够组织世界性经济活动的城市，其金融中心地位将更加巩固。伦敦是一个船只云集、贸易兴旺的港口，其作为欧洲唯一能连接纽约和远东的金融中心，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是功不可没的。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最大海港，内有广阔的腹地，外有天然的良港，是全国最大的交通枢纽、工业、财政金融和文化艺术中心。同时，纽约作为美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不仅是美国东西走向交通干线的主要汇集地和出口基地，也是美国通向欧洲、南美洲和亚洲的主要港口。
（二）业务比较分析
1.银行业。根据伦敦国际金融服务局（iFSL）的统计，目前共有486家银行在伦敦营业，数量超过其他任何金融中心，其中33%来自欧洲，近2/3是外国银行。伦敦的银行经营着全球20%的国际银行业务，英国银行业50%的资产由外国银行管理，其资产也主要是外国顾客的资产。伦敦还是欧洲最大的投资银行中心。外国银行在纽约分支机构的资产规模近年来增长迅速，其资产规模和存款总额已经超过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国内银行。截至2006年底，外国银行在纽约分支机构的总资产、贷款总额已经分别达到了15567亿美元、3962亿美元，而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国内商业银行的总资产、贷款总额和存款总额分别为2731亿美元、1581亿美元和1799亿美元。纽约作为一个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其金融业开放程度最高。
2.保险业。美国的保险市场规模世界第一，从整体上讲，其保险业的经营效益较好。美国保险市场竞争十分激烈，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和国外公司都纷纷进入美国市场。激烈的竞争使从业者努力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降低成本、提供特色服务等手段来保持市场份额。另外，保险商分销成本的降低对提高竞争力十分重要。未来美国保险业的增长将主要来自海外市场，保险公司不断针对保险市场增长较快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这些海外市场比国内市场更有利可图。国际保险市场的不断开放和破除垄断，为美国的保险公司提供了本国高度成熟市场不能提供的发展机会。英国的保险业位居欧洲第一和世界第三，共有保险公司800多家，其中170多家是外国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伦敦是世界最大的航空和海运保险市场，是世界保险和再保险中心，有100家左右的跨国保险公司在此营业，主要经营财产保险，其中世界航空保险业务的31%和水险业务的20%都集中在这个市场。值得一提的是劳动合作社，作为“伦敦市场”内在的市场，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专业保险市场，也是目前全球第二大商业保险人和第六大再保险人，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从事直接保险业务的执照。伦敦保险市场的繁荣程度非常高，40%的业务来自美国，33%来自英国，其余部分来自欧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
3.证券业。现在，纽约、伦敦、东京、香港等10大证券市场已成为世界金融市场最亮丽的风景。伦敦集中了近180家外国证券公司，几乎50%的国际股权交易在这里进行，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外国公司的数量也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交易所。伦敦还是主要的国际债券市场中心，分别占国际债券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份额的60%和70%。在伦敦股票交易市场的二级市场上，共有15000种有价证券挂牌交易。而且，伦敦作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全球金融中心，十分适合外国公司上市，吸引了全球一大批领先的投资公司和金融机构。目前，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司在伦敦证交所发股上市，不论是规模还是数量都超过其他国际性证券交易所。伦敦在世界上最早开办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也是全球最大的场外金融衍生交易市场。伦敦国际金融中心承揽了全球36%的场外衍生金融产品交易，伦敦还是继芝加哥之后全球第二大期货与期权交易市场，与纽约并列为世界两大基金管理中心。纽约是全球企业重要的融资场所。华尔街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股票交易所，对全球证券市场具有风向标的作用。东京证券交易所则是世界上第二大市值股票交易所。
4.金融机构兼并。1998年4月6日，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花旗公司和旅游者公司宣布实行兼并，兼并金额高达820亿美元，为当时世界最大的金融兼并，此项兼并使新成立的花旗集团公司成为全美仅次于大通曼哈顿银行的第二大金融集团，资产总额达7000亿美元，业务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从1992年到1997年，美国商业银行兼并与合作达2492起，总金额达2000亿美元以上，保险业的合并达5114起，涉及金额1100亿美元。1998年7月6日，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和德国法兰克福证券交易公司组成战略联盟，从对手成为盟友。2000年5月3日，伦敦证券交易所、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合并，组建新的“国际交易所”。国际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合作每年达数千起，金融机构之间的合并与合作不仅在企业之间和国内，而且已经扩展到国际之间。
金融机构的兼并重组不断改变着全球金融势力的版图，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分布格局带来了重大影响。国际金融业的发展不仅从竞争走向合作，而且这种合作的规模非常巨大。21世纪初国际金融业将是竞争与合作并存，有竞争有合作，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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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育华.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J].中国城市经济，2004（12）
3.马卫峰，赵福昌.发展衍生品市场助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纽约、伦敦双城之争的分析与启示[J].财政研究，2008（6）
国际金融交易篇10
几个世纪以来，伦敦被公认为是国际金融中心。毋庸置疑，伦敦地位的形成要归结为：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是世界上主要殖民帝国，19世纪英镑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枢。但是，二战之后当国际舞台的中心转向美国，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了“双挂钩”，腾飞的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欧洲大陆成功实现了货币的一体化，而英国依然存留在欧元区之外，种种挑战却没能撼动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2007年3月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显示，伦敦的总体实力超过其他45个金融中心，位居榜首。何种力量让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历久弥坚？探寻答案的过程需要我们去解读伦敦金融城的“力”量。
伦敦的实力
伦敦的实力可以追述到17世纪海上贸易，商人们聚集在金丝雀码头喝咖啡、谈生意、策划商品运输和谈论保险业务。18世纪，英国迅速崛起，金融城以海上运输保险为起点，逐渐成为金融业的聚集地，并最终演化为世界的金融中心。2007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伦敦位列第一，纽约次之，而伦敦的经济总量仅为纽约的1/5。
汇聚全球金融机构的“凝聚力”
伦敦城是世界上金融机构最为密集的地方，金融城的外汇交易额、黄金交易额、国际贷放总额、外国证券交易额、海事与航空保险业务额及基金管理总量均居世界第一。
世界500强企业中，有75％在金融城设立分公司或办事机构；聚集了近500家银行，其中外资银行数量超过其他所有金融中心；近200个证券交易中心；20多家顶尖保险公司，其中劳合社（Lloyd’s）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专业保险市场，是目前全球第二大商业保险人和第六大再保险人；金融城的外汇交易量达到每天1万亿美元，几乎是美国华尔街的两倍（华尔街日交易量为5770亿美元）。
此外，伦敦的吸引力近年来只增不减，2005年研发类项目总数占欧洲的26%。吸引的FDi占英国总量的1/3，占欧洲总量的5.7%。2005年又有177个跨国公司在伦敦设立了办事机构，吸引力超过了巴黎（139个）。
承担全球金融业务的“影响力”
伦敦金融城经营着全球20％的国际银行业务，全球1/3的外汇交易，而纽约只有16％，东京9％的全球外汇交易；几乎一半的国际股权交易额在这里进行，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外国公司数量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交易所；全球约1/4的海事与航空险均投保于伦敦；国际权益市场半数以上的跨国权益交易发生在伦敦；欧洲超过3/4的对冲基金资产在伦敦进行管理，私人股本资产则有近一半在伦敦管理；伦敦黄金市场是全球最大的黄金交易市场，其黄金交易量曾达到世界黄金交易总量的八成，其交易量和价格对其他黄金市场的交易活动有着重大影响；伦敦金属交易所内进行着全球90%以上的有色金属交易。
伦敦是全方位的国际金融中心，伦敦金融城的管理机构认为虽然纽约和东京的交易量很大，但主要服务于庞大的国内经济，而伦敦金融城则为全球贸易和发展提供机会，这一理念也被学者们广为接受。事实证明，伦敦对外输出的金融和保险业务超过了其他几个金融中心，在世界市场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见表1、表2）
大胆开放革新的“魄力”
伦敦今天的荣耀要归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撒切尔夫人领导的“金融大爆炸”(BigBang)。1986年英国政府颁布了《限制交易行为法》，取消了许多对金融机构经营业务的限制，并对外国金融机构放开市场；取消了固定佣金制，使得有实力的机构能把大量的业务集中起来，获得规模效应，从而降低成本。大量外国金融从业人员涌入伦敦，给金融城带来了新生力量和多元的文化。时至今日，伦敦金融城依然保持着这一“胸怀”，欢迎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没有外资金融机构就没有金融中心的国际性，没有竞争就没有繁荣，开放和竞争使得她成为当之无愧的国际金融中心。
伦敦是惟一拥有权力如此集中的单一监管机构的大型金融中心。1997年10月金融服务管理局（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FSa）成立，取代了10个自我监管的机构，对英国金融市场进行统一监管，行使法定职责，直接向财政部负责。
伦敦的魅力
伦敦金融城的第一任市长是亨利∙菲兹∙澳英，是唯一连任并担任多任伦敦金融城市长的人。从第二任起，伦敦金融城市长每年进行选举，产生新的市长。这项规定在1215年5月9日通过的《约翰国王大》中正式确立，金融城市长的地位仅次于英国女王。
自由体制的“竞争力”
英国孕育了古典经济学，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英国人挥动着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欢迎一切资本和人才。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开放竞争及恰当的监管始终是伦敦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
有效监管难就难在如何在“发现问题”和“阻碍创新”间求得平衡。金融城监管部门的优秀体现在悬于伦敦金融城市政厅里的工作宗旨：“提早提出问题，并尽量删减条款。”
金融相关行业的“支持力”
伦敦金融城内除了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之外，还有一大批为整个金融市场服务的中介机构。世界十五大律师事务所中的五家起源于伦敦金融城，逾60家美国律师事务所在伦敦金融城设有办事处。除律师事务所外，还有大量的会计师事务所、投资咨询公司、保险经纪人组织等等。
与金融机构相同，伦敦金融城高度自由化和开放的市场环境，吸引着无数国外金融业相关领域的跨国公司到伦敦金融城落户。1998年，伦敦金融城的办公大楼有20%归外资所有，2006年这一数字上升到45%。其中德国是最大的投资体，约占18%，美国第二为7%，爱尔兰和日本第三均为3%。
历史文化的“亲和力”
在这一平方英里上，令人肃然起敬的著名历史景点鳞次栉比，英格兰银行、皇家商业交易中心、伦敦金融城市政厅、大厦之屋、瑞士再保险公司总部大楼、圣保罗大教堂，每个古老建筑里都隐藏着若干金融商业传奇。
在欧洲最具吸引力的商业城市排名所列的12项指标中，伦敦有7项名列第一。
在金融城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伦敦的“城市品牌印象”排名第一，同为金融中心的纽约位列第7，东京位列第19，香港位列第21，新加坡位列第22。
在人文、艺术、历史等诸多方面，伦敦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这些气息吸引着世界精英涌入伦敦，在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也享受高品质的生活。
连接不同时区金融交易的“精力”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伦敦金融城的地理位置是其成功的天然保障。伦敦处于东京和纽约之间，有时差方面的独特优势，既涵盖整个欧洲时段的交易，又能部分赶上亚洲和纽约。因此，金融城的全球交易中心24小时连续营业，支持全球不同时区，从亚洲、欧洲、到美洲，各地可以在不同时段开展交易。
伦敦的有快捷发达的交通网，海、路、空交通运输线路鳞次栉比。25%的国际游客认为伦敦连接世界各地的交通便捷，而认为纽约交通便捷的人只有16%，认为巴黎交通便捷的旅客只有12%。
伦敦的潜力
吸引全球精英的“活力”
金融城的活力来自于源源不断地“新鲜血液”注入，牛津、剑桥、曼彻斯特大学等一系列著名高等学府为伦敦金融城的力量源泉。
伦敦的活力还体现在伦敦对国际移民的吸引，2005年伦敦吸引了12.6万移民，并从中获得了金融业发展所依赖的专业的人才和熟练工人。不断发展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对于分析师、交易员、投资咨询师的需求吸引了大量来自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数学精英和金融奇才。
全球投资银行执行经理坦言：“伦敦的人力成本很高，但是人才正是我们的竞争力，我的员工受过良好的教育，通晓几种语言。”
开发金融产品的“创造力”
就像18世纪英国劳合社（Lloyd’s）孕育了海运保险，19世纪发明了支票贴现一样，在不断增长的金融市场上，伦敦借助金融全球化和数字化的信息技术不断创新，引领金融市场发展。
2005年金融创新研究中心报告中指出：“企业选择伦敦金融城是因为希望跻身于世界前列。欧洲几乎所有的创新型金融活动均在伦敦金融城进行：风险资本、非公开权益资本投资、金融贸易、结构性融资、兼并与收购、衍生产品、甚至是监管。”
国际营销的“穿透力”
作为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伦敦金融城从来不会“坐享其成”，精于营销之道的天才们深知“信誉”和“品牌”对于金融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每一位伦敦金融城的市长都视维护金融城形象和推销金融业务为己任，出访世界各地，在金融城接待各国元首和政要，参加研讨会，与商界人士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