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调研报告篇1
关键词：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监管；
1引言
(1)简介
为了对脱离欧盟做准备，英国政府正在着手构建和巩固本国独特的科技监管体制，并且将人工智能系统和机器人的发展、部署和使用作为重点领域。这个行业对于英国加强其在全球社会经济、科技以及知识领域的领先地位至关重要，同时与英国政府的工业发展战略相一致，即英国在2013年挑选出“机器人技术及自治化系统(RoboticsandautonomousSystems，RaS)”作为其“八项伟大的科技”计划的一部分，并且宣布英国要力争成为第4次工业革命的全球领导者。
(2)监管重点
为了应对人工智能科技越来越多的融入其他科技应用的大趋势，英国下议院的科学和技术委员会(theHouseofCommons’ScienceandtechnologyCommittee)在2016年10月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报告。报告认为，英国视自己为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的道德标准研究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并且认为英国应该将这一领域的领导者地位扩展至人工智能监管领域。英国这一目标不是毫无根据的，尽管现在大部分的机器人还停留在机械自动化而非智能自动化阶段，自动化系统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商业、学术以及公共领域的注意力。
报告召集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技术与人工智能系统领域的专家和从业者，探讨了拥有先进学习能力的自动化系统的发展与应用，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特殊的道德上、实践上以及监管上的挑战。鉴于科技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挑战，报告呼吁政府监管的介入和领导体制的建立，保证这些先进科技能够融入社会并且有益于经济。在报告看来，通过积极响应并且负责任的监管措施，可以而且能够达到这一目标。
在英国决心成为一个在机器人技术与智能自动化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以及重要的科技研发中心的道路上，英国政府希望采用一种适应性更强的监管办法，彰显跨部门合作、合理指引和制度化的公共讨论的重要性。这一点在英国政府的科学办公室(Government’sofficeofScience)关于人工智能给决策带来的机会与挑战的报告中，更加明显。考虑到政府总是落后于工业进步、学术研究和不断增长的公共关注，在政府决策机制中引入人工智能的做法看起来是十分恰当的。将人工智能科技引入到对其自身的监管之中的做法，制造了了非常有趣的关注点，在为社会创造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伦理、法律、社会问题。
(3)未来展望
随着未来英国针对机器人技术与自动化系统的专门委员会的建立和人工智能在决策系统中应用的增长，英国期望支撑其在机器人技术和自动化系统发展与应用方面的投资，保持并加强在人工智能知识与监管领域的领导者地位，并积极寻求相关领域的领导者地位。尽管提议的监管办法距离最终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对于那些怀有相似或者相关意见的人来说，仍然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
2英国下议院科学和技术委员会关于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报告概述
伦理、道德和法律方面的重要关注点。
报告的这一部分阐述了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及其监管带来的潜在的伦理道德与法律挑战，并且尝试寻找能够最大化这些科技进步的社会经济效益，同时最小化其潜在威胁的解决途径。报告强调这一解决途径，在人工智能科技越来越融入社会的情况下，对于建立和保持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至关重要。
(1)人工智能的安全与管控
这份报告中关于的伦理道德的考虑主要围绕人工智能的安全与管控。特别地，报告主要强调了以下问题：
检验和确认
检验和确认需要方法的制度化，保证人工智能按照既定的计算机算法运行，而不出现不必要的行为或者功能上的改变。报告讨论了由于人工智能系统的机器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及性能的提高，给测试和量化人工智能系统运作带来的多方面挑战。报告的作者们认为，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有效的补救措施，因为现有的传统方法无法统一适用于不断进化发展的人工智能系统的检验和确认。但是，报告提及了谷歌深度思维公司(GoogleDeepmind)和牛津大学联合发起的人工智能系统的“自我毁灭装置(KillSwitch)”的研究项目，这个装置能够让人工智能系统处于不间断的人类监管干预之下，而且人工智能机器本身无法逃脱这一监管干预。
决策系统的透明化
目前为止，尚不存在一种非常人性化的方式来追踪一个智能机器的决策过程。这一缺失限制了人类给予智能机器做出选择的自由，因为没有完全透明的决策过程来让人类学习或者控制这些人工制造的思考过程。在有关人类生命安全领域的关键决策中，决策透明化的缺失变得更具挑战性，如自动驾驶汽车。而这反过来，可能会导致公众的不信任和消极偏见，造成人工智能系统的应用与实施停滞不前。对于这一点，报告提到了微软公司承诺将提高计算机算法的透明度来满足人类理解和监管的需求。微软公司认为，算法透明能够提高公众对于人工智能的信赖程度，允许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机器逻辑进行严格的测试。然而，这一制度化测试应当采用的明确和有效的方法，现在仍然不得不得而知。
偏见最小化
报告的作者们引用谷歌公司的数码相册软件将深色皮肤的人群标记为大猩猩的例子，表达了对于人工智能系统内置的偏见与歧视的关切。这个例子展示了科技错误如何转变成伤害，进而导致社会不安与仇恨。人工智能机器完全受到其人工设计的结构和学习进程中接收的数据的世界观的影响。在约翰·诺顿(Johnnaughton)看来，对于笃信科技的中立性并全神贯注于科技功能而非累积的学习材料的设计者来说，这些潜在的歧视，还没有被发现。微软公司的戴维·科普林(DaveCoplin)的言论验证了这一结论，即所有人造的或者基于人类设计的计算机算法都存在这样的偏见。他认为，程序员们在编辑代码指引每个人的生活时，应该充分的认识到其对伦理道德与社会敏感性的影响。最后，报告提到，在即将到来的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DataprotectionRegulation)(现已公布)中，将会有针对计算机算法歧视的应对措施，然而该法案的真正实施可能会面临困难。
隐私与知情权
在关于谷歌深度思维公司(GoogleDeepmind)与英国国家健康服务中心(UKnationalHealthService)开展的广泛合作的新闻报道中，英国民众表达了对于人工智能机器以何种方式进入、存储和使用保密的病人数据的关切。机器学习的核心部件如何处理病人数据需要考虑其诸多道德影响，并依赖于智能机器每天正常的运转。这就意味着人类分享给人工智能系统的数据变得不再私密，同时数据的所有权也成为了一个问题。正因为这些挑战的存在，才需要有效的措施来保证人工智能系统使用的数据被合理的限制、管理和控制，以此来保护隐私权。同时，政府应该努力找到一个平衡点，在保护数据安全的情况下又不禁止通过系统化使用这些数据来造福公众。报告指出，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英国政府正在和阿兰·图灵研究所(alanturinginstitute)合作建立一个旨在研究数据科学的“数据伦理委员会”(CouncilofDataethics)。
归责制度与责任承担
关于人工智能责任制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自动驾驶汽车以及谁应当为自动驾驶汽车发生的故障和事故负责的问题。微软公司的戴维·科普林(DaveCoplin)强调政府监管和干预的重要性，应当建立明确的要求来说明为什么以及如何让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者和部署者承担其应有的责任。而这个问题在自动驾驶汽车做出独立智能决策导致损害发生的情况下，将会面临更多的法律难题。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准确分配司机、自动汽车生产者以及人工智能系统设计公司的法律责任。此外，如何采用立法手段既能阻止损害发生，又能让个案的不幸结果得到救济，同时保证法律的统一与灵活，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英国政府发起了一项提案试图解决自动驾驶汽车的法律责任问题。提案内容如下：我们的提案旨在将汽车强制险的适用扩大到产品责任，在驾驶者将汽车控制权完全交给自动驾驶汽车的智能系统时为他们提供保障。而这些驾驶者(或者投保人)需要依靠法院根据现行《消费者保护法》(Consumerprotectionact)的产品责任和普通法下的过失原则的裁判，来确定哪一方应该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2)管理：标准与规则
为了妥善应对和监管人工智能进步所带来的各种道德和法律问题，如深度学习机器、自动驾驶汽车的设计与应用，政府应该建立持续的监管制度。报告提到，公司以及研究机构不断要求政府为其提供监管的指导方针和标准，尤其是在广泛传播的创新科技上，让其可以调整本身的行为及未来的理论与实践走向。aBB公司的代表麦克·威尔逊(mikewilson)表达了aBB公司对于政府的监管框架无法跟科技进步相协调的担忧。清晰严格的政府监管规则的缺失，造就了越来越明显的监管空白地带，可能会加深公众的信任危机以及阻碍关键的创新技术在不同行业领域的发展与应用。
然而，政府的监管方式应该认真仔细的构造，以防“一刀切”式的监管方式阻碍科技创新以及未来的发展与应用。这一点对于自动驾驶汽车尤其适用，监管的透明化能够让公众和厂商都能做出更明智的决策，也能在此基础上共同影响自动驾驶汽车的未来发展前景。只有这样，英国市场才能更加适合新兴科技的发展，并且在全球范围内保持英国在经济、科技及人文等方面的领导地位。
在公众层面、学术界、产业界、国家以及国际层面，同样存在着致力于制定出人工智能道德指导方针的积极努力。但是，报告明确提到，各个层面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参与程度，仍然不是很令人满意。同样，令报告作者感到担忧的是，由谁来监管机器人技术以及自动化系统发展带来的道德和法律影响，现阶段仍不明朗。来自微软公司的意见是呼吁建立一种共享的监管机制，这一机制由联合政府部门、科技行业代表、非政府的学术机构的研究者以及代表最大部分服务消费者的公共利益团体共同组建。
(3)鼓励公众对话
这份报告中所收集的证据都在强调鼓励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样才最有利于促进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科技发展。而通过鼓励公众参与可以让公众更好的与人工智能科技互动，了解更多相关信息，从而对于人工智能科技的未来更加充满信心。人工智能这样的管理方式可以跟政府监管转基因食品的方式相比较，后者显然没有能够让公众充分的参与和了解更多信息。加强公众参与另一个方面的好处就是更好的理解和处理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问题，例如可以通过辅助智能机器人技术减少紧迫性的问题。
很多的专家都认为在科技领域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该有更多的披露措施，这将有利于促进公众的参与，同时了解和关注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道德和法律问题。积极的、负责的政策法规和监管不应该局限于少数专家和利益相关者，而应该听取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报告得出结论认为，现在部门式的监管立法为时尚早，但是应该及时采取措施应对机器人技术与自动化系统的兴起和使用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这些措施的实施，将有利于英国建立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同时促进先进科学技术的更广泛采用。因此，报告重申了其建立专门的机器人技术与自动化系统委员会的建议。该委员会对政府在制定鼓励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的监管标准以及如何控制人工智能方面献言献策。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将会来自不同的领域和部门，通过开展透明和有益的对话来使多方受益。
(4)研究，资金支持，创新
这一部分规定了英国政府制定的总体战略框架，包括：承认与考察英国迄今为止的科技、人文知识、监管领导方面的成就；英国政府的未来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途径。
在考察如何实施该战略时，报告指出了机器人技术与自动化系统(简称RaS)的科技创新所面临的三大障碍，即资金、领导者、技术不足。
RaS的2020发展战略
报告指出为了提高在机器人技术及自动化系统研究方面的合作和创新，2013年在创新英国(innovateUK)项目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由学术研究者和产业代表组成的“特殊利益团体”(SpecialinterestGroup，SiG)。该团体在2014年7月的一份机器人技术及自治化系统的2020年国家发展战略(RaS2020nationalStrategy)，规定了英国的RaS发展目标，即通过英国国内各产业的合作发展为其在机器人技术及自动化系统创新发展上的跨部门合作提供路径支持。而为实现该目标所列的八项建议，对于这份报告来说，值得关注的有：建立集中化的领导制度去引导和监管创新活动；提升各国政府、产业部门和机构之间的国际合作，以此鼓励更进一步的创新并且加强纽带；为公众披露更多的信息以及提升透明度；将英国作为一个全球科技创新和发展的优良投资市场的地位制度化。
RaS的资金
这份报告认识到，从贸易的角度看，从全球来看英国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仍然十分有限，其2015年安装运输的机器人数量只有中国的3%。作为跟英国政府的对比，韩国政府在过去十年间对于机器人技术的研发投入每年高达1亿美元，而日本政府今年为其辅助机器人技术的研究计划提供了3.5亿美元的资助。从这一点来看，英国机器人技术的发展非常依赖国外资本的投资，正如首相的科学和技术委员会(primeminister’sCouncilforScienceandtechnology)披露的那样，英国机器人技术研究80%的资金来源于欧盟国家，而英国已经不再是欧盟的一员。但是，这一披露却完全忽视了英国国内每年超过5000万美元的机器人技术研究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每年2500万美元的机器人学术研究资金。
RaS的领导者
报告对于英国缺少一个集中化的领导实体来促进机器人技术及自动化系统在英国的发展和应用的这一现实，表达了他们的失望，尽管SiG曾经建议设立这样一个领导实体。领导者的缺位，不仅使得英国难以在RaS上实现连贯与统一的跨部门合作，而且会阻碍科技创新与发展。这还将使得政策制定者在无法正确理解蓬勃发展的科技带来的机会与挑战，进而导致监管空白、市场失灵、与公众不安。
RaS的技术不足
尽管在RaS及相关领域内对于技术工人的需求正在增长，但是英国却并没有足够受过培训的人力资源来实现其宏大的发展目标。政府在高等教育层面中提倡科技教育的全额奖学金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这一现象。报告作者认为，这一点对于推动人工智能与相关科技的发展和利用国外资金发展本国市场至关重要。尽管如此，英国的大学可能因此受到损害，因为人才被高利润的行业吸走，而且大学可能会被迫改变其研究方向，将自己的关注点从必要的探险式研究转换到更加商业化和有利可图的领域。
(5)结论与建议
报告在3个不同的领域提出八项关键结论与建议：
教育与技能
政府必须加强在职业培训领域的投资，这样才能让工人获得全新的相关技能，减轻自动化技术以及自动化机器的大规模应用对劳动者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稳定就业市场。这一项同样包括建立适应性的及时培训方案，能够让劳动者跟上最新的科技发展潮流，同时在被迫的职业转换过程中，为他们提供终生的学习机会。报告作者表达了对于政府在这一领域缺乏领导力的失望，同时呼吁尽快颁布国家数字战略，以帮助劳动者更好应对越来越自动化和自主化的市场，同时防止排斥数字化的现象发生。
管理的标准与规则
英国政府必须建立适当的机制，准确衡量RaS的发展将会带来的伦理道德、法律以及社会影响，同时保证RaS的发展在商业上的利益，谋求社会效益、以及公众的信任和持久的支持。这份报告中提到的道德挑战，需要政府不间断的监管努力。所以报告的作者建议，在伦敦阿兰·图灵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加多元化的人工智能领导委员会，来监管不断变化的科技实践，以及其所带来的伦理道德、法律和社会影响，并对如何监管他们向英国政府提供建议。报告建议设立的委员会，应该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专家、从业人员、非政府代表和业余人员纳入这一制度化的公共对话平台之中。而且，该委员会还应该与未来成立的数据伦理委员会展开合作。
研究、资金和创新
目前为止，英国还缺乏连贯一致的推动RaS发展的政府主动性。英国既没有培训技能工人的计划，也没有对于RaS领域发展给予资金支持以激励其进一步发展，英国政府对于其做出的若干承诺已经无法兑现。其中一项英国政府无法兑现、但是值得引起关注的承诺，是致力于整合各机构部门的RaS领导委员会的推迟成立以及未制定明确的未来发展战略。报告的作者们认为，没有这样一个战略计划，英国不能够实现其作为一个全球人工智能道德研究领域领导者的目标，同样也难以在与其相关的领域内寻求领导地位。为防止这样的结果发生，报告作者请求英国政府建立一个能够将学术研究者、行业从业者，以及最重要的政府机构代表与政策制定者组织起来的RaS领导委员会。这一委员会将会坐落于国家RaS机构内，并且与政府和其他研究委员会通力合作，制定英国的RaS国家发展战略，阐明其发展目标并且列举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途径。
3英国科学办公室的报告：人工智能对未来决策的机会和影响
(1)人工智能对于创新和生产力的影响
报告的这一部分重点阐述了将人工智能科技广泛应用在个人及公众生活中，可能带来的积极或消极影响。报告的作者通过考察人工智能对于工业生产力的提高，指出人工智能在政府层面大规模使用的潜在可能性。在政府认识到其在公共组织中的责任以及限制的前提下，这些人工智能的使用才会产生积极的效果。
(2)政府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近年来，政府使用先进的学习机器使得机构和个人的工作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报告作者认为，政府使用人工智能科技能够更大程度的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政府决策的透明度，以及各部门之间的互动程度。为达到这些目标，政府必须清楚其公共地位及其负担的义务，并且遵守内阁会议在2016年所做出的伦理道德指导方针，尤其是在以下两项人工智能的应用中：
人工智能建议功能的使用
人工智能的使用方式中包括作为政府工作的建议者，包括收集与政府相关大量的信息、指出其中的重要的问题和监管的难点、以及提供书面的建议或者分析报告。尽管政府对于人工智能的依赖在加深，但是报告依然强调，有些复杂和重大的事项依然需要人类来做出决策。事实上，报告的作者认为人类永远不能够脱离决策圈，因为人类所扮演的角色是机器永远无法完全取代的。一方面，人类需要对人工智能机器作所做出的结论提出问题，而不能让决策变成完全的自动化；另一方面，如果人类不断地质疑和批评机器的决策结果，会显得过于轻率和无知。所以，报告建议政府所有部门应该尽可能保证其决策过程的透明化，才能让自动化的人工智能系统融入其中并且提供帮助。
人工智能应用可能带来的法律问题
这种使用模式关注的是，政府在为了分析的目的使用公民的数据时，能否保护公民的数据及隐私、能否一视同仁的对待每个公民的数据、以及能否保证公民个人信息的完整。报告强调，能否做到上述这一点，对于政府赢得公众的信任和保护好本国公民来说至关重要。所以，人工智能系统对于个人数据的使用必须遵循现有的法规，如1998年英国的《数据保护法》(Dataprotectionact)和2016年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DataprotectionRegulation)，禁止一切未经同意的非法使用公民个人数据的行为。尽管报告作者认为，这些法律规则非常实用和有价值，但是同样强调尝试错误法(trialanderror)对于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潜力的重要性，并且提议建立沙箱区域(Sandboxareas)，在控制所有可能的变量的前提下，安全地控制和引导这些错误。此外，报告认为，如果政府各个部门之间能够实现资源和方案共享，这个错误尝试法的学习过程能够得到极大缩短。
(3)人工智能对劳动就业市场的影响
机械自动化和智能自动化的机器的大规模应用，将会给劳动力市场和国家经济带来巨大影响。报告提到，人工智能科技的大规模应用将会提高工业生产力和国家总体的经济增长，但是具体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仍然难以准确估量。这些最新科技的大规模应用，将会从根本上改变英国的个人服务领域，而这一领域贡献了英国最多的劳动岗位。尽管对于新兴科技发展所波及的工作岗位数量在统计数据上略有不同，但是报告却认为应该忽略这些估计的影响，因为新兴行业将会带来新的工作机会，来替代那些本来就可能消失的行业。
自动化以及智能自治机器的应用，将会带来对高技能工作者需求的增长，因为在直觉思维和社会意识为必须的工作领域，需要他们去弥补科技的不足。报告所做的另一个预测是，未来的劳动者们可能将会更加频繁的更换工作，而这需要他们掌握可以随时转换的工作技能。报告总结认为，这些预测应该成为英国未来工人培训计划的核心关注点，以保障公众稳定的就业前景，同时培养公众对于科技进步的积极态度。
(4)新的挑战
人工智能系统和智能机器的发展与应用产生了一系列的法律与伦理道德问题。报告认为，对于任何想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尝试，都应当将以下两点考虑在内。第一，应该考虑并理解网络上不断快速增长的个人信息总量和有效的机器学习需要两者结合所带来的潜在影响，这可能会给个人的数据安全、隐私等基本的个人自由权利产生威胁。第二，是需要建立明确的规则确保人工智能机器决策过程的透明和可归责性。尤其是，为人工智能系统植入带有制度化典型歧视的分析方法所带来的社会政治风险。此外，报告同时提到，通过追踪个人用户的数据记录而收集未经用户许可的信息，并将这些匿名信息聚集起来的行为可能带来的风险。
报告重申对于人工编制的算法和机器自主学习的算法中存在歧视问题的关注，呼吁建立有效的机制辨别和控制这些歧视。对此，报告提供了未来的政策建议：对于人工智能及其应用的发展、安装，使用提出明确的指导方针；要求发明者提供证书；对于人工智能科技的应用所造成的伤害需要有更加明确的法律规范；为公众科技与人工智能的融合提供更多支持。
为了在人工智能科技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更好地分配责任，而比较人类的行为逻辑与机器的决策过程的不同的方法，即使作为一个可能的解决该问题的方案，也问题颇多。尽管随着机器逻辑对人类逻辑模仿程度的提高，二者可能会出现一些相似之处，但是由于这种比较方法建立在积累的先例和随之而来的立法上，因此只会让二者出现更多的不同之处。
尽管关于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责任问题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人工智能要想积极有效地融入公共和私人领域，它的可归责性和透明度不可或缺。同时，这也是政府采用人工智能科技时为获取公众信任的必要条件。而对于如何确保可归责性和透明度，报告建议，政府应该时刻清楚，新兴科技正在使用的算法、参数、数据，及其使用目的，这样才能判断这项科技是否被负责任的使用。然而，这可能会给确定和评价这些使用带来监管上的难题，同时还有商业和安全上的考虑所带来的限制。可归责性和透明度可能不能很好解答这个问题，因为共享的代码可能并没有在一个具体的决策过程中被使用。此外，考虑到人工智能自主学习的可能性，归责问题就将变得更加复杂。
目前，正在讨论解决以上困境的可行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列举的措施：人类运用智能机器的学习功能去评估某项预设的功能，确定和分析过程中的非常规变化与不连续性，然后追踪和记录其使用和输出的某些计算机算法。这样的做法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因为这样的监管过程中，没有了人的存在，完全是一个机器监管另一个机器。同时还要考虑到，使用计算机算法或者常规的数据输入所产生的交互效果跟人与计算机的真实交互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报告认为，所有的解决措施都应该尽可能的扩大其社会背景因素的考察范围，尤其是在评估潜在风险的问题上。最后，报告质疑，对于解密机器人某些具体决策过程的过分关注，可能让人们忽视机器人的制造过程和其产生结果的重视。
(5)公共对话
报告的这一部分认为，公众的信任是人工智能能够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和应用的前提条件。为了提高和保持公众的信任，需要政府的监管。所以，报告建议，政府应该为公众提供更加便利的信息，让他们了解人工智能的发展所带来的机会与挑战；为公众与人工智能的融合提供帮助；建立规则和机制解决公众对于人工智能的不满与怨恨；寻找能够让发明者、经销商和最终用户都对其使用人工智能科技的行为负责的方式。而作为公众，应该参与到关于人工智能决策是否可信的讨论中来，同时也应该经常性的参与对人工智能决策或者依靠人工智能给出的建议所做的决策的正确性概率评估中来，并且讨论和识别人工智能在决策前、决策中以及决策后可能存在的错误。
(6)结论
为了促进负责任的创新和获得公众的信任，同时为投资者和发明者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以及为科技发展争取合理的数据使用，英国政府必须采用一种负责任并积极应对的监管方式。以这样的监管方式监管人工智能，才能灵活的适用于现有的科技及其应用，同样还有未来的各种潜在的科技可能性。而为了更好的监管这一不断变化的科技领域，英国政府首先应该明确为什么要监管以及如何监管。报告作者期待英国皇家学会和英国学院(RoyalSocietyandBritishacademy)的一份研究报告的，因为这份报告研究了现存的以及将有的应对人工智能应用所带来的伦理道德、法律和社会问题的最好办法。在报告结尾，报告的作者们认为英国向来具有积极开展公众对话和监管新兴科技的优良传统。所以，英国能够很好地将人工智能大规模应用所带来的潜在效益最大化的实现。
4评论与结语
这两个报告让我们了解了英国在人工智能监管上所面临的机会与挑战，同时还有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的伦理道德、法律和社会影响。尽管这两个报告在内容上稍有重合，但是对于同样的问题，两个报告有着不同的态度和侧重点，同时提供了不尽相同的解决措施。所以，为了更好地理解各国政府不同的监管方式，以及了解英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复杂程序，对于更多的相关报告的分析研究是必要的。
总的来说，各个国家的政府都在推行一种审慎的监管方式，在承认和弥补监管不足的同时，预估未来的监管需要。具体来说，这种监管方式着重强调在道德和知识层面的领导权，同时定位于一个监管上的跨部门合作以提升透明度。这需要政府在其保护本国公民权利的责任与其促进未来经济增长和谋求全球领导者地位的野心之间，进行微妙的权衡。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应用，对于所有与其相关的公司、非政府实体以及公众来说，都意味着巨大的机会与挑战。至于如此多的利益群体如何影响政府的决策，以及人工智能将在此决策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让我们拭目以待。
人工智能调研报告篇2
［关键词］ 社会科学研究；科普工作；应用对策研究；广西
［作者简介］ 李建平，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沿海企业与科技》杂志社社长、编审，研究方向：区域文化、文化产业，广西 南宁，530022
［中图分类号］G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723（2012）06-0018-0005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都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纳入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总体布局，广西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迎来新的机遇，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2011年是广西“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广西社会科学工作者牢牢把握机遇，奋发有为，开展了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为加快“富民强桂”新跨越作出显著贡献，充分发挥了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思想库”和政府“智囊团”的作用。
一、以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为切入点，为党委、政府决策服务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广西社会科学院通过一系列活动、课题使社会主义新智库建设得到显著推进。2011年8月18日，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湾办、综合开发研究院西南分院（中国·深圳）、广西北部湾发展研究院共同承办2011年“泛北部湾智库峰会”，并与泛北国家相关著名研究机构共同签署《“泛北智库峰会”宣言》，同意建立固定机制进一步深入探讨和深度研究泛北合作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及对策。这是继2010年《“泛北智库峰会”成立宣言》发表后的又一重大智库宣言，有力地推进国际或区域性重大问题的合作研究及成员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人员交流。10月，广西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广西北部湾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了“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系列论坛”之一的“第四届中国－东盟智库战略对话论坛”，论坛以“加强中国－东盟全面合作”为宗旨，围绕“新形势下的中国－东盟合作”的主题，就扩大中国－东盟政治、经济、文化合作领域，深化区域行业之间的务实合作，实现共同发展进行讨论和展望。两次中国－东盟智库峰会，对推进中国－东盟的全面合作和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深度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11年，广西社会科学机构和有关专家学者直接参与多项自治区党委、政府重要报告和文件的撰写工作。根据自治区党委的安排，广西社会科学院牵头开展了“关于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建设‘三基地一中心’问题研究”和协助开展了“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幸福广西问题研究”两个党代会报告重要专题的调研工作；该院主要领导吕余生被邀请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协助考评工作，作为第十次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并担任第四调研组组长，蒋小勇全程参加了党代会报告的起草，袁珈玲参与全区农村工作会议材料的起草工作等。吕余生主持的《关于从源头处理影响广西社会稳定13个突出问题的调研评估报告》获得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温卡华的批示，林忠伟与新农村建设相关的5篇调研报告分别获得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危朝安、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际瓦、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新建的重要批示，批转自治区相关职能部门落实。该院专家还积极开展为党委政府、部门及地市县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的研究工作。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广西社会科学院主持或参与自治区、市、县三级“十二五”规划编制共34项，参与广西北部湾发展研究院课题研究工作3项。广西区党校自2010年开始设置全区党校系统咨政类重大课题，当年立项18项，2011年立项29项，选题包括《广西经济增长协调机制研究》《广西建设面向东盟商务总部经济对策研究》《基层党内文化建设研究》等。2011年，由河池市党校主持完成的《河池市生态旅游产业发展研究》核心成果《依托世界级生态旅游“富矿”打造世界级生态旅游产业》在广西区党校咨政内参《党校要报》发表呈报自治区党委后，获得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危朝安的批示。社会科学科研项目贴近党委政府决策需求，更加发挥出作为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
广西社会科学院主编的2011年系列蓝皮书以真实的记录、准确的数据、深入的分析继续为自治区党委、政府制定战略、政策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重要支撑。2011年出版有《2011年广西蓝皮书：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1年广西蓝皮书：广西社会发展报告》《2011年广西蓝皮书：广西文化发展报告》《2011年广西蓝皮书：西江经济带发展报告》《越南国情报告2011》5部，该院还与自治区北部湾办、广西北部湾发展研究院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编著出版了《广西北部湾经经济区开放开发报告（2011）》《泛北部湾合作发展报告2011》，并作为2011年第六届泛北论坛的会议材料。此外，《2012年广西蓝皮书：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在自治区党委、政府2011年12月召开的全区经济工作会议之前出版，为会议提供了翔实的经济数据和决策参考意见，反映了社会科学成果的时效性得到显著提高。
二、针对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可行性研究成果显著
人工智能调研报告篇3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升国家软实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和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观点的提出，结合教学、科研工作打造智库建设，成为干部培训院校系统的热门话题。但如何加强各级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问题，尚未展开充分的讨论。结合社会主义学院自身存在的优劣势，借鉴《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和《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智库建设实施计划》，以加强顶层设计、牢固树立正确的智库意识，提高其为地方党委统战部、地方统战系统建言献策的能力，明确干部培训学校智库建设的方向、参与路径、规范发展进程为主线，本人进行了一些契合地方社会主义学院工作实际的智库建设的思考。
一、明确定位和优势，合理推进智库建设规划
智库是指诞生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的，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以影响公共政策和舆论为目的的非营利性政策研究机构，包括官方智库、大学智库和民间智库三种类型。[1]就我国现有的智库类型而言，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党政军智库。指通过立法或者行政组织条例组建的存在于党、政、军系列内部，为各级领导层提供决策服务的智库机构，多以党政机关和军队内部直属的决策咨询机构身份出现。其主要工作是通过内部渠道向领导人直接提供决策参考，在党和政府内部发挥决策“大脑”的职能。第二类：社会科学院（简称社科院）。这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系列。从经费来源角度看，社科院是由财政全额拨款或资助方式建立、通过项目委托等形式开展相关研究的政府咨询机构。从隶?俟叵瞪峡矗?尽管得到政府的资助，但社科院又不直接隶属于政府，服务对象也不局限于政府机构，还可以服务于来自企业、行业协会、社会方面等的委托或咨询要求。第三类：高校智库。即隶属于大学的从事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的组织，这类智库是由大学单独或在其他机构、团体的协助下创建的。其经费主要来自校方的拨款和一些基金会、企业赞助或私人捐助，研究人员多为校内各学科的学者以及从其他大学和研究机构聘用的研究员，服务对象和研究课题亦相当广泛。第四类：民间智库。民间智库主要是由民间出资组织并且体现社会公众呼声或者对政策需求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大多由企业、私人或民间团体创设，在组织上独立于其他任何机构，且自筹经费。民间智库的声音大多围绕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希望政府的各项制度安排能够更多地倾向于社会底层成员。从经费来源角度看，民间智库可获得的政府资助占比较小，甚至不受政府财政支持，其经费大多来自大的基金会或企业赞助，但一般也能与政府部门保持密切的关系，甚至也有不少民间智库为政府决策咨询提供服务，因此，也能对具体部门的政策制定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各类优秀智库，都有非常明确的特点、研究方向和研究优势，且定位非常明确。
社会主义学院是党领导下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是党和国家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的主阵地。全国社会主义学院系统具有师资团队、学科依托、学员资源和组织系统优势，这点不同于普通高校和一般党政机关。因此，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应结合自身特殊优势，突出理论创新、工作方法创新和为地方统战部门提供决策服务的定位。各级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旨在前瞻性地研究地方统战系统重大战略决策及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充当全省统战系统的政策“前瞻者”，同时承担地方统战系统交办的专题课题、调研任务，尤其是中央重要政策和文件精神“落地”情况加强调研，充当地方统战工作实际的“守望者”，为促进当地甚至是全国层面的统一战线工作建言献策。因此，各级地方社院应需要尽快拿出契合本地实际的“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的短期规划”，明确各级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的目标、思路和举措，对短期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作出详细规划和具体部署，以制度建设为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科研转型发展护航。
二、整合统战系统资源，加强地方社院师资培养
统一战线系统具有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知识背景完整的独特优势。各级社会主义学院可以充分利用各地方统一战线资源优势，通过与各级统战系统、高校统战部和具有统一战线特色的研究院所，联办研究中心、召集论坛、举办学术会议、开展联合调研等形式，广泛调动统战资源的智力资本。
对于各级社会主义学院教师的培养，可在学院内部甚至是扩大到省民主党派机关、省委统战部机关，找到与自己的研究方向契合的“专业导师”，通过挂职锻炼、撰写相关工作材料和调研报告等形式，弥补由于体制制约、地方社会主义学院在人才引进方面有限制的弊端，加强自身教师队伍建设。这一举措在引入社会之智为我所用的同时，也让各级社会主义学院教师的研究真正地接地气。同时，还要拓宽教师的理论学习渠道，如山东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研究中心、中央社院和其他高校做访问学者。目前，各地方社会主义学院的教师培训机会少，有些培训理论针对性并不强。要按照智库人才要求进行教育培养，采取继续深造、培训、进修等措施，提高青年科研人员的科研素质和理论研究水平。此外，为了让教师准确把握重要文件的精神，建议学院制定《教师查阅重要文件的相关管理办法》，让教师按管理办法自行查阅重要文件，帮助教师及时把握最新重大方针政策的动态信息。
三、以教学科研为抓手，加大咨政调研力度
地方社会主义学院应加强问题导向的课程管理体系，尝试由教师自选咨政选题并设置相关课程。这要求教师在课程内容结构设计上，要更侧重政策体系，同时加以理论的理解和运用；教学形式上，在探索教法改革的过程中，增加“学员体验”的比重。由本院教师和学员在讲授过程中全程参与教学目标与任务，对学员参与决策咨询的形式、途径、项目管理、运行机制、激励措施、保障措施给予明确规定，实现课题研究由学术型向实践型、教学内容由科研式向咨询式的转变。比如结构化教学，通过系统地安排学习环境（与教学目的相关的实地体验）、学习材料及学习程序，使教学的各种因素有机地融为一体，教师和学员在课堂互动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引发双方对工作实际操作层面的深层次的积极思考。要加强年度咨询需求相关的科研管理。对咨询类课题进行单独评审，加强实证研究的具体要求，研究方法上注重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加大经费投入与跟踪管理力度，特别是时间进度、调研要求和任务落实、成果报送和结题事项加强统一管理；加大对获得党委、政府机关相关领导肯定性批示的咨政报告奖励力度，对于获得重大经济社会效益咨证成果予以重奖。要建立完善的多层次信息来源机制，加大调研力度，充分发挥全省统战系统的整体资源优势，加强同实际部门、高校统战部和研究院所的合作交流。事实上，以问题为导向的决策咨询研究工作，也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干部培训院校普遍存在的教学、科研两张皮的问题。
受训学员是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的独特资源之一，甚至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建设的重要“矿藏”。因此，应注意深挖学员资源、创新学员参与决策咨询方式。一是要求学员撰写研修报告，并注重决策咨询作用方向的引导，将研究报告中的典型案例研究与专题论坛相结合，更好地推动教学与咨询的融合。二是鼓励学员与教师结对子，将学员撰写研修报告和参与教师决策咨询研究相结合，围绕地方重大问题组建教师和学员联合课题组，推动学员研修报告向决策咨询转化。三是由学员推荐咨询报告选题，以拓宽咨询需求生成渠道，选题要紧贴党和国家以及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及重大决策部署。
四、加强智库队伍建设，创新咨政研究平台
社会主义学院智库队伍建设要建立健全两个基本机制，即便利的“旋转门”机制和多元的政府沟通机制。“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独有的特色，实现了智库研究人员和从政人员的自由和双向流动，进进出出的流动有利于提升智库的社会影响力。[2]智库研究人员长期专注某一领域的研究，一旦成为政府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在政治、思想、?济等方面的理念便更容易得到贯彻实施。而政要加入智库，则增加了智库与政府的联系，为智库产出更多被政府采纳、影响政府决策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成员队伍建设中，可以充分调动地方统一战线系统资源优势，在大统战的格局内，选派智库成员教师在与研究契合的各个工作部门、各个岗位进行短期挂职，协助相关部门工作的同时，及时了解最新的工作实际，从而使咨政研究和提出的建议对策，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相促进的过程中，不断提高研究方向的前瞻性。
多元的政府沟通机制，主要体现在创新和开拓智库和政府之间的交流方式。比如，通过选派教师参加与自己研究方向相吻合的政府听证会等各种活动以便及时了解政府政策的变化和走向；充分利用受训学员资源，邀请学员和智库成员教师一起做课题、搞研究，让工作在各个业务部门的受训学员，将各级社会主义学院智库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带到各个业务单位中去。这种互通互融的交流机制建设，一方面有利于双方相互了解和交流；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高智库的自身影响力，提高智库成员的实践水平和业务部门工作人员的理论水平。美国知名智库，如传统基金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等，都有类似活动和交流项目。通过共同研究，学者既了解了政府现行的各项政策、主张，也把自己的思想理念传递给了政府，从而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
总而言之，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队伍建设，需结合本院教师、学员、校外专家（党外代表人士和高校学者型专家）三支力量，打破单一学术背景，启用不同年龄、学科背景甚至是同时具有两个不同学科背景的综合型人才，打造一支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教、研、咨三位一体的智库队伍。同时，对于智库成员的本院教师，要让他们充分认识到个人与团队的共生关系，以及教师个体理论研究方向和智库团队咨政研究方向的关系；要有光荣感、自豪感，更要有危机感、紧迫感；要努力提高自己的调查研究能力，多出决策咨询精品佳作，为各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智库增光添彩。
五、创办咨政报告内参，畅通成果报送渠道
人工智能调研报告篇4
（一）信息评价的对象和目的
信息化范围广，含盖社会、经济信息化和国防信息化，社会经济信息化又可分为地区信息化、产业信息化及业务领域信息化；国防信息化可分为军队信息化、武器装备信息化。参见下面信息化分类图及社会经济信息化分类图：信息化的评价就是采用评价指标对各类信息化现状进行测评，以便了解其发展水平，更好采取措施，加快推进信息化向更高水平发展。
（二）我国信息化评价工作的发展现状
我国九十年代国家统计局、信息产业部等政府部门、国家信息中心及高校就开展信息化水平测评的理论、方法及评价指标的研究，提出了信息化水平指数及构成、信息能力的评价指标，对全国30多个省市地区1995-1998年的信息化指数作了统计和分析，2000年以来信息产业部制定信息化评价指标、企业信息化评价指标，科技部制定了制造信息化评价指标，国家统计局信息化应用水平评价指标，在2005年国家统计局开展了信息化应用水平专项调查，对全国行政、事业单位、企业、居民家庭信息化进行专项调查，统计局国际统计中心还进行电子商务专项调查，形成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的统计报告。
目前已开展关于信息社会、信息经济、省市地区信息化、智慧城市、企业信息化、电子商务工程、网站、平台、服务及信息安全等的评价：
1、信息社会评价
国家信息中心研制信息社会发展水平测评指标体系：由信息经济指数、网络社会指数、在线政府指数及数字生活指数四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18个三级指标组成，形成信息社会指数iSi，编写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按信息社会指数划分信息社会发展阶段：iSi0.9为高级阶段。
2、国家及省市信息化发展评价
国家统计局先后推出信息化水平总指数及信息化水平平价指数，2005年开展全国信息化水平专项条件调查，分析研究全国和各省市信息化发展指数（iDi），发改委用于制定国家信息化发展十一五规划，十二五信息化发展指数iDi（2）由基础设施、使用、应用消费、知识支撑和发展效果5个指数组成，2000年起每年31个省市信息化发展指数的比较分析，2011年与工信部联合中国信息化指数统计监测年度报告。
3、智慧城市评价
近年来发改委、住建部、工信部、科技部等部委各自安排一批智慧城市试点，目前30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设智慧城市，住建部、工信部下属单位、宁波、上海、南京等市以及有关研究单位各自提出智慧城市评价指标约14套方案，有的单位如国脉互联还对全国百十个城市进行测评，编写中国智慧城市评估报告。北京智慧城市发展指数研究报告，上海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价报告。国家标准委成立有关部委智慧城市标准化协调推进组，组织电子、通信及智能建筑标委研究制定智慧城市系列评价标准，目前已智慧城市评价模型及基础评价指标体系及有关标准并在试点城市进行试验和试评估，今年网信办及发改委组织制定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并将在试点城市实施。
4、信息经济评价
中国信息化百人会课题组研究信息经济评价，形成“信息经济崛起，重构世界经济新版图”报告，把信息经济分为基础型、融合型、效率型、新生型、福利型层次和类型，提出了基础型与融合型信息经济测算方法。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研究信息化与信息经济测评理论和方法，已有研究成果：《信息化与网络经济：基于均衡的效率与效能计量》，上篇：信息化与网络经济体系创新，基于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基础框架，下篇：信息化与网络经济计量应用，宏观、中观、微观测度与评价，提出窄义和广义信息经济及计量方法。
5、企业信息化评价
信息产业部信息化推进司2001年提出企业信息化评价基本指标，CeCa国家信息化测评中心组织企业信息化500强评选活动，选出企业信息化500强。
科技部推广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及制造信息化，研究制定制造信息化评价指标，提出制造信息化指数，以制造业信息化企业指数和制造业信息化环境指数为基础，合成地区、行业等不同层次的制造业信息化指数。
国资委2007《关于加强中央企业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国资发[2007]8号文件），制定《中央企业信息化水平评价暂行办法》（113号文件），根据各企业信息化测评结果，将其划分五个级别。划分标准为：90―100分为a级、80―89分为B级、60―79分为C级、40―59分为D级、39分以下为e级。国资委对145家中央企业开展了2007年度信息化评价工作，定期央企信息化测评报告。
工业和信息化部2013年了《工业企业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评估规范国家标准GB/t23020-2013》，2013年10月成立中国两化融合咨询服务联盟，2014年《信息化合工业化融合管理要求（试行）》，制定了两化融合管理体系系列标准，全国1000家企业开展了两化融合管理贯标工作，200家企业通过了第三方认定。
工信部已立项组织电子技g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开展智能制造专项综合标准化及试验验证，包含评价指标研究，六所提出智能制造企业评价指标及评估方法。
6、领域信息化的评价
电子政务评价：电子政务网站评价，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国脉互联对政府网站进行测评，提出年度政府网站评估报告。
电子商务评价：六所完成科技部十五科技攻关项目电子商务工程评价，提出电子商务工程评价指标和评估方法，近年提出电子商务网站评价、电子商务服务水平评价指标及评估方法，电子商务网站评价已编入电子商务师培训教材，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及物流平台评价已有标准，行业网站评价有媒体（互联网刊物）评选商务网站100强，中国互联网协会、农业部信息中心等单位评选涉农网站100强。
信息安全评价：公安部制定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标准，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及一批有资质单位，对重点行业、企事业单位进行信息安全评估。
二、信息化评价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多年来信息化评价工作，各部门各自为政，缺乏统一规划和组织协调
信息化测评工作，由政府有关部门、研究机构分头进行，政出多门，缺乏统一规划和组织协调。信息化的评价研究力量薄弱、分散、缺少整合，未形成国家队，研究水平有待提高。
（二）信息化测评、评价指标的研究，缺少信息化评价的理论及顶层设计
信息化有共同的基本要素，不同部门按同一要素设计的评价指标各不相同，有的五花八门，有的信息化、智能化评价指标与评价内容不匹配。有的名为智能、智慧的评价，但评价内容名不符实，还未能体现智能和智慧。有部分社会领域、行业与地区信息化的评价尚处空白、尚未开展评价工作。
（三）信息化评价的标准化与规范的研制严重迟后，不能满足实际发展的需要
信息化测评需要的原始数据采集缺少标准规范，缺少行业、地区信息化的评价标准。有的标准规范没有与时俱进，统计局企业数据采集表，不能反映近年企业信息化发展的实际状况。
（四）有关信息化调查统计与测评数据，调查手段、收集方法有待改进，有关数据库建设迟后，尚无信息化的公共数据库，部门数据也不能共享。
三、“十三五”信息化评价工作的发展目标和重点
（一）“十三五”信息化评价工作的发展目标
1.信息化评价理论有突破，初步建立信息化评估理论框架及各类信息化的评价模型
2.建立与完善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包含基本指标体系、行业、地区、领域指标体系）
3.研究制定主要领域信息化的评价标准和规范
4.积极开展社会经济信息化、产业信息化、企业信息化、智慧城市、智慧企业、智能制造评价评估
（二）“十三五”信息化评价工作的重点
1.加强信息化评价理论研究，建立信息化评价模型，完成重要领域信息化评价的顶层设计
2.整合资源，建立和完善重要领域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信息化评价指标库和评价标准库
3.加快研制信息社会、信息经济、产业信息化、企业信息化、电子政务、电子商务评价标准、规范
在梳理现有标准规范基础上，加以修订完善和版本升级，有的需要重新研制，要与国际标准接轨，研究制定新一代的信息社会、信息经济、产业信息化、企业信息化、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的评价标准和规范
4.政产学研用结合，大力开展信息经济、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信息化评价评估工作，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有关部委及省市政府组织新型智慧城市试点城市进行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慧家庭评价评估，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
5.加强信息安全、企业与个人信用、农村信息化的评价指标研究及积极开展有关评价评估工作
四、信息化评估政策措施建议
（一）中央部委加强对信息化评估工作的领导
国家网信办、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国家标准委等政府部门联合成立信息化评估部际协调小组，加强对信息化评估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各部门要把信息化测评与评估纳入互联网+行动计划及十三五规划。
（二）成立信息化研究国家队，加强信息化评价理论研究和评价指标的顶层设计
组织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及有关科研院所、高校力量，成立各类信息化研究的国家队（信息化研究院或信息化研究联盟），分工合作，跨界协同创新，加快重点领域信息化评价研究和完成顶层设计，指导建立和完善信息化评价指标和标准体系。
（三）国家统计局牵头与有关部委合作，更新与完善信息化统计制度
尽快修订和完善各类信息化数据报表，更广泛地建立网上直报系统，利用网络采集数据，建立信息化调查统计数据库，为各部门及有关单位提供稻莨蚕矸务
（四）积极发展信息化评价评估及咨询服务业，建设信息化咨询服务体系，鼓励建立信息化评价服务平台，为行业、企业信息化评估评价提供支持和服务。
人工智能调研报告篇5
智慧城市建设流程，主要包括顶层设计，项目立项、项目招投标、项目验收和项目评价等工作流程。从前期需求调研，到最终规划方案出具。从项目立项到项目验收。本文主要讲述智慧城市建设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工作流程以及每一个流程的意义。
一、规划设计
顶层设计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成效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一个整体性的顶层设计指导，在智慧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各自为政、信息孤岛、重复建设等城市信息化建设的老难题，增加智慧城市建设失败的风险。顶层设计是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的一份长远路线图，是建设和管理智慧城市的基本依据。主要工工作内容包括需求调研，方案设计、方案审核、方案优化等工作。
（一）前期调研
通过实地走访、集中座谈方式等完成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需求调研工作，了解城市各个部门、各个领域智慧城市建设情况和建设需求，汇总整理出多个《调研纪要》。通过对调研情况的分析，了解城市智慧化发展现状和抓准未来发展方向，形成多个《调研报告》。
（二）设计方案
依据前期调研结果，明确建设思路，制定符合发展实际的工作目标、重点任务，以及具体保障措施等。出具《智慧城市顶层设计规划方案》初稿。
（三）方案审核
邀请行业专家以及相关领导，参加规划方案审核工作。完成领导专题汇报和专家评审，根据领导要求和专家意见对顶层设计规划方案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最终稿，制定《智慧城市顶层设计规划方案》作为XX市智慧城市建设阶段的指导性文件下发给各部门、企业。
二、立项评审
各部门、企业依据智慧城市顶层规划设计方案，制定专项建设项目方案，开展项目申报、评审工作。主要包括项目预审、专家评审、财政评审，具体如下：
（一）项目预审
项目预审主要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项目必要性、方案规范性、业务现状与需求、政务信息资源管理、项目效能目标及周期、网络安全、项目投资概算等方面进行审核。
由项目建设单位提交《项目申请文件》、《项目立项申请表》、《项目建设方案》等文件，由大数据主管部门进行项目预审。若项目设计新土建工程，还需向发改委提交《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方案》、《投资预算》等，发改委通过后再提交相关项目申请文件至大数据主管部门进行项目预审。
（二）专家评审
专家评审主要对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技术路线、项目进度及效能目标、项目投资概算的合理性进行评审。
邀请业内专家进行项目评审工作，出具《专家评审意见》。
（三）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主要对项目的预算合理性进行审核。评审得出《财政预算批复意见》。
三、招标采购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2014年修正）和《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4）214号）明确政府采购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竞争性磋商、国务院政府釆购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其他采购方式。
招标采购内容主要包括采购内容编制、需求公示编制，招标公告、招标开标等工作。具体流程如下：
项目建设单位依据财政预算批复意见，项目建设单位进行采购申请上报，明确工作需求及招标方式，委托招标机构，编制招标文件，并《招标文件》，在招标公告期间进行过程答疑工作。由建设单位和招标公司开展招标会议，邀请相关行业专家进行开标评标工作，形成《评标结果确认书》。由项目建设单位对招标结果进行公示，并与承建单位进行合同签订。
四、项目实施
项目承建单位依据合同内容进行项目建设，制定具体建设《实施方案》，按计划开展建设工作，提供技术服务与答疑。
项目建设单位应做好项目质量控制、项目进度控制、项目投资控制、项目合同管理、文档资料管理、项目范围管理以及项目各方工作关系协调等工作。
五、项目验收
在项目的结束过程中，依据项目的原始章程和合法变更行为，对项目成果和全部之前的活动过程进行审验和接收的行为，叫做项目验收。项目验收包括自行验收、专家验收，具体如下：
（一）自行验收
项目建设单位组织项目承建单位进行验收工作，对项目建设情况和项目输出文档、过程文档、成果文档等进行验收工作。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整改。
（二）专家验收
由大数据主管部门，召开专家验收会议，对项目建设总结、第三方评价报告、过程文档等进行专家验收工作，并得出《专家评审意见》，决定项目验收是否通过。
六、项目评价
开展相关项目时，会在整个项目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中进行科学的研究、评价以测量，通过这种方法来提高整个项目的管理水平，促进项目发展更加优质。
项目评价方式主要包括单位自评、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具体如下：
单位自评由项目单位自主实施，即“谁支出、谁自评”，旨在落实资金使用单位绩效主体责任，要求实现全面覆盖。财政和部门评价在单位自评基础上开展，评价对象要“突出重点、兼顾一般”。部门评价优先选择部门履职的重大改革发展项目，原则上应以5年为周期实现部门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全覆盖。财政评价优先选择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的项目，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社会关注度高、实施期长的项目，对重点项目应周期性组织开展绩效评价。
项目评价内容主要包括绩效评价、效能评估、智慧城市指标评估等。
（一）绩效评价
组织依照预先确定的标准和一定的评价程序，运用科学的评价方法、按照评价的内容和标准对建设项目的建设能力、工作业绩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考核和评价。
（二）效能评估
指对建设单位在执行项目建设任务结果或者进程的质量好坏、作用大小、自身状态等效率指标的量化计算或结论性评价
人工智能调研报告篇6
最近，全球最大的专业技术学会组织ieee发表了一份报告，强调了工程师和研究人员在开发新的智能软件和硬件时，应以合乎伦理的方式进行思考。在他们看来，人工智能技术（ai）的发展应该要与人类的道德价值观和伦理原则相符合。
这份题为《伦理对齐设计》的报告长达100多页，提出了相应的发展指南和指导准则，希望ai领域专家、自动化系统专家应更多的投身系统设计的后果等方面的研究，并将人类伦理带入到ai的研究推V当中。
在ai席卷全球的当下，智能制造和自动化系统中的伦理因素已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越来越多的ai技术已被运用到市场和政府的工作当中。由此引发的很多讨论也是围绕着先进的ai系统而展开的，而现在已经有了能够对商业和政治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ai新技术。
ieee人工智能与自主系统伦理道德考虑全球行动计划主席RajaChatila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ai系统技术工程师未必都清楚人与智能机器人之间存在的潜在问题。
他说，“我个人认为，大多数工程师和公司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些伦理问题，也没有真正面对这些问题。因为他们虽然受过开发高效工作的系统的培训，但是没有受过关于伦理问题的培训。”
已经出现的问题之一，即算法偏差。ai系统的确能够反映制造者的意图，但是如果这些意图与使用者不一致时，就有可能带来很多棘手的问题。
关于ai技术在研发与生产过程的透明度，该报告反复强调，急需建立一个能够报告“为什么做出该决定”的自动化系统。然而，目前最先进的ai系统也很难实现这个目的。更重要的是，研发企业隐藏ai系统的内部详细信息的情况也不少见，这也是推动ai系统透明度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透明度不仅是理解图像识别算法等技术的关键，也是未来我们如何进行战争的关键。ieee报告对ai武器的讨论充斥着平静而可怕的语言，如“这些ai机器一旦失控将导致不负责任的暴力和社会破坏”。
为了阻止ai武器带来极大的破坏性，ieee组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些ai系统研发之中，在ai武器启动之前能够实现有效的控制。
未来，ieee将围绕伦理和ai而建立ieee标准，并针对ai系统设计中伦理问题建立三项标准（其中一项已经实施），另外两个正在制定中。
制定标准的过程，需要市场去接受采用它们，因为，伦理系统的建立将降低65%使用ai武器杀人的可能性，这更能吸引人们关注。但更有可能是，许多科学家并不理会这些伦理问题，继续以自己的方式研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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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高校辅导员专业化发展的思考关于我国商业银行专业化建设的思考关于加强我国高校管理队伍专业化建设的思考关于我国钢管行业国际化发展战略的思考关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问题的思考关于我国高校管理人员职业化的几点思考关于我国烟草行业多元化经营战略的思考关于我国能源发展战略问题的思考关于我国社区银行发展的战略思考关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战略的思考关于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战略及对策思考关于我国国家战略经济区过度供给的思考关于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战略思考关于我国国家形象传播战略的思考关于我国高校物流管理类专业教材建设的几点思考关于我国国有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现状的研究关于我国媒介经营管理的品牌战略研究关于我国高校日语专业复合型人才建设的思考关于我国高校法学专业双语教学的思考关于我国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建设的思考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389页正文中出现了113个图表，并且有一张长达33页的参考文集目录。这份报告利用各类公开信息完成了相当敏感的军事力量对位分析，这说明在大数据时代，很多想象不到的信息就摆在眼前，只看你是否愿意留心并下功夫去整理分析。
既然定量分析研究很重要却又缺乏应有重视并加以运用，这就需要智库的管理团队对专家的研究工作进行人为干预，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分配、评价奖励标准制订等方面对其倾斜，倡导和推进这类研究的进行，以此提高智库研究的质量。
二、智库管理人员应发挥的作用
为切实解决上述“四重四轻”问题，应从强化智库专业化管理意识入手，明确管理人员的职能任务，构建高素质的管理团队，并在以下五个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一）科学构建专家队伍
专家队伍是智库的血液，是智库健康与活力的来源。但是，专家并非“多多益善”或者名气越大越好，哪些专家具有真正的研究实力，哪些专家适合自身智库的建设方向，管理团队既要“去伪存真”“去粗存精”，还要为每一个研究项目量身打造一支科学、合理和高效的专家队伍。
“专家”是一个微妙的概念，在辞海中，它的定义是“指在学术、技艺等方面有专门研究或特长的人”，它不是一种职称，没有资格认定的量化标准。成为“专家”的门槛既可以很低，也可很高。当今社会，为了博取公众话语权和吸引眼球，一些所谓的“专家”常常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导致成为“专家”不再是“能不能”而是“敢不敢”的问题。这种现象不仅大大稀释了“专家”群体的含金量，更给智库管理团队带来了巨大挑战。
作为理性的智库管理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知名度”并非是选择专家的唯一指标，在聘请专家过程中，要综合各方信息进行判断考量后做出选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见风使舵，靠二手观点过活的，没有客观调研仅以各种过激观点博眼球的，盲目跟从西方论调的，甚至是已被敌对势力收买笼络的，只能给智库研究工作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凡存在此类问题的，知名度再高也必须摒弃。
同时，在为每个专项研究课题组建专家队伍时，不应“就事论事”，而应追求多维立体。如研究中美关系，不能只请美国问题专家，还应吸纳俄罗斯、亚太、中东等各方问题专家；也不应只请外交方面的专家，还应有军事、经济、人文以及海洋等热点问题的专家。同时，由于专家性格特点、学术背景等异同，除了研究领域各有所长外，不同的专家还拥有不同的“气质”：有的擅长表达，有的擅长落笔；有的擅长提出开创性的思想，有的擅长归纳总结现有的素材数据，有的擅长交流碰撞，有的擅长独立思考。如果在“排兵布阵”时能将这些专家的“气质”考虑其中，必然会有事半功倍效果。
此外，“专家库”是智库构建专家队伍的“关键基础设施”。这个库绝非仅为一份带有“姓名、单位和联系电话”的简单列表，而是应该包括对每位专家思想倾向、学术能力、业务专长、性格特点、背景经历等在内的研判资料。这就需要智库的管理团队做大量的调研，如收集、阅读专家的著作，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和讲座，亲自拜访专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等。同时，这个库也不能成为一潭“死水”，而要不断地流动、更新，那些原地踏步、吃“老本儿”或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再进行学术研究的，必须选择淘汰，而以一些具有扎实功力的新锐力量替换，注重发掘和发现具有学术后劲的新生代，并适度加以引进。这就需要管理团队要在关注资深学者的同时，注意发现和扶持“生长型”学者。
当然，对智库内专家的管理问题也是智库管理人员的重要课题，其中，对专家的评价就是一个重要问题。对专家的评价，除了业务能力外，其中对其“尽职度”的评价十分重要。例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要求其麾下的研究人员每年在年终总结里披露自己的外部活动，且如果外部活动年收入在5000美元或者持有某组织5%以上股份，即可被裁定为外部利益重大。
李轶海主编：《国际著名智库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页。这足见其对专家管理的细致入微。
（二）正确引导研究方向
与高校和普通学术研究机构不同，智库的鲜明特点就是服务于国家决策层，即必须集中精力重点回答当前国家安全与发展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这既是智库被赋予的使命，也是智库的“生存法则”。如果把研究成果比作思想类“产品”，不了解“市场”需求，“产品”就没有“销路”，不仅浪费了研究成本，甚至会失去自身作为“智库”存在的意义。同时，保持智库的独立性和研究特色，也是世界几乎所有智库特别是民间智库追求的目标。
参见李轶海主编：《国际著名智库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因此，作为智库，应该研究什么？无需研究什么？研究重点该向哪些方面倾斜？这到底该由谁说了算？像一般高校或研究机构那样，找些专家开个“开题会”是否就能解决问题了呢？笔者认为，在引导研究方向、决定研究项目问题上，尽管专家的意见非常重要，但智库管理团队也应参与其中。因为，在综合当前国家决策需求、同类研究成果的有无、自身研究实力与专长、是否有顺畅的呈报途径等多种因素进行判断方面，智库管理团队有其自身优势，这种优势与专家优势相结合，共同做出决定，更具恰当性。当然，这也就对智库管理团队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除了要在对国家政策、国际形势和热点问题等全面掌握基础上，用敏锐的捕捉力寻找研究突破口外，还要特别重视以下两点：
一是要与相关职能部门保持良好的沟通关系，了解“甲方”需求。与职能部门间的断层是当今许多智库的“短板”。笔者就曾遇到过此类问题，某智库经研究后欲建议国家就某个热点问题建立多国间对话合作机制，但当将这一想法上报相关职能部门时，得到的回答却是已制订出类似方案且正着手实施。然而，弥补智库与职能部门间的断层并非只靠智库一家努力就能实现，必须要“双向”互动。就智库与职能部门的逻辑关系而言，职能部门是“官”，智库是“民”，若要构建一种恰当合理的关系，“民”要拿出自信与“官”对话，“官”则须放下身段倾听“民”的声音。另一方面，职能部门应该学会用好“智库”这个“外脑”，做到体制内和体制外两股力量有机结合，将一些需要研究却又苦于人力、精力限制的课题，以签署研究合同、协议并划拨相关经费等方式交付智库完成，真正实现“官民融合”，达到职能部门与智库的“双赢”效果。
二是要在选题的切入点和研究视角等方面凸显“智库”特色。智库的研究报告只有与职能部门的研究报告和媒体评论文章形成互补，才能扬长避短凸显自身独特作用。譬如，职能部门可直接了解决策层的需求，有大量来源可靠的内部动向情况积累，有快捷的呈送途径，这都是智库无法比拟的。所以在一些时效性强的题目上，如针对某个突发事件的判读和对策建议，智库研究处于明显劣势。但是，职能部门有明确的职能范围，研究内容均围绕自身职能重点展开，拥有的研究资源也相对单一，同时，他们往往将大量精力放在提高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上，在前瞻、趋势、假想类研究上则显得力不从心。这也就给智库提供了很大的创新空间。同理，媒体评论一手材料多，但真假混杂；观点新颖，但会为了吸引眼球而夸大其词或者剑走偏锋；文思贴近百姓，但缺少国家总体战略的高度和全局思维。
据此，智库研究显然应从以下几点寻求突破：①站位高、视野宽。即不要局限于某个特定职能，更不要牵扯进各种部门利益，而要从国家高度和全局视野思考问题；②结论清、措施明。即要勇于做出判断，避免模棱两可，尤其是在战略目标或应对措施上，要泾渭分明地说清说明，避免大话、空话和套话；③重趋势、精预测。即要突出前瞻性，争取在前沿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可进行探索式研究。例如在研究朝鲜半岛问题时，不是一头扎进“如何推进半岛和平进程”这个思维模式，而是将眼光放到可能出现的“意外”和“变局”上，采取兵棋推演等形式模拟各种“意外”发生后可能的联动反应和动态变化；④形式新、敢发声。即改变传统僵化的单一研究报告形式，可以采取“大小报告”“主件附件”相结合的方式上报研究成果，甚至可以根据题目特点，考虑配合以多媒体、动态演示等更加生动的形式上报。同时，作为智库不能惧怕发出“非主流”声音，但出发点必须端正且有凭有据，如此，即使声音刺耳，也可提供一个独特视角，能对相关部门或国家决策层的思考判断提供帮助。
此外，尽管选题的好坏是研究能否成功的关键，但选对了题也并不代表万事大吉。在研究进程中管理团队要密切跟进和指导，一方面要根据形势变化不断修正研究内容和走向，另一方面要把控研究时间进度，例如研究中美大国博弈的现状和对策时，管理者了解到两国领导人将于2个月后见面，那么就要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敦促研究者将该研究成果在2个月之内完成并提交，只有这样才会有效增强其参考价值。
当然，选题也要量力而行，对于一些刚起步、规模较小、专家队伍较单薄的智库，可以采取“先人后题”的方式，即先考虑自己的专家在哪些领域有研究能力和专长，再在这个特定的领域里选择有价值的题目。而对于已有一定规模，专家队伍较丰满的智库，则可以采取“先题后人”的方式，即先选择有价值的题目，再根据题目选择有相关研究能力和专长的专家进行研究。
（三）做好学术保障工作
智库的保障工作纷繁复杂，总体而言涵盖学术和后勤两个方面。其中后勤保障包括基础设施的运营、经费管理和日常行政等方面，与其他单位或部门的后勤保障有许多共通性，在此不赘述。而智库的学术保障有其独特之处，但也是个容易被忽视的部分。作为智库的学术保障，至少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一个“死气沉沉”的智库必然出不了好的研究成果，甚至会逐步走向衰亡。而若要保持智库蓬勃向上的活力，良好的学术氛围是重要源泉。因此，智库管理者除了要实现问题研究不间断的常态化，使智库的学术氛围得到保持，还应跳出传统功利思维和学术研究的窠臼，在看似非主流的学术活动上下功夫。正所谓“生命在于运动”，组织研究活动、出版期刊和参与媒体宣传等等都是智库在学术研究上的“运动”。而思想碰撞必然产生智慧火花，他山之石不仅可以攻玉，亦可“引玉”。作为智库的常态工作，即使没什么特定主题和需求，只是邀请各方专家开个“神仙会”，不仅可以活跃学术气氛，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美国统计学家纳特・西尔弗在《信号与噪声》
[美]纳特・西尔弗著：《信号与噪声》，胡晓姣、张新、朱辰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一书中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即华盛顿智库）举办了一场关于反恐问题的研讨会，参会者除了研究该问题的专家学者外，还包括可口可乐公司营销总监、纽约警探、为美国婚恋交友网站设计程序的工程师，以及因创建美国大选预测网站而知名的西尔弗本人，这些看似不着边际的参会者与专家们却碰撞出一场“头脑风暴”，而主办方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跳出固有的框框”。显然，这种多领域、融合社会各界的研讨方法，也可以帮助专家从纯粹的“象牙塔”里走出来，全面了解现实情况，最终制定出更能“接地气”，更具可操作性的决策参考方案。
二是提供信息数据共享。所谓的“重复劳动”，许多是源自信息的不流通。在美国东西方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比信息更重要的是共享”。智库内部各个专家间、各个课题组间，智库与职能部门之间，智库与智库或其他学术机构之间，一些可公开的、不涉及保密和核心知识产权问题的内容，可以通过网上公布、研讨讲座、资料发放等形式进行“流通”。不得不说是的，目前我国智库外部（即智库与职能部门之间，智库与智库或其他学术机构之间）的共享通道并不畅通。虽然大环境改善还需时日，但当前智库管理团队至少要着力建好自身的内部共享机制，同时也要主动作为，为信息共享创建快捷方式。如组织专人进行一些基础性的信息搜集和简单的筛选，或者对一些动态情况进行跟踪梳理，将上述内容汇编后推送给各位专家，作为他们研究的“弹药补给”。
三是组织各类学术调研。有这样一件事令我记忆深刻，在一次中印两国专家共同研讨中印边境问题时，我方一位专家谈了许多看法和想法，印方专家在回应前问了一个问题，“请问您去过几次中印边境？”我方专家愣住了，难以作答，印方专家接着说，“我去过十余次，最近的一次就在一个月前。”同志指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遗憾地发现，国内很多专家擅长坐而论道，在研判问题时，依据的多是“二手”甚至“三手”信息，可靠性和准确性有待考证，甚至出现断章取义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也许是一些专家的无奈之举，因为调研的背后隐藏着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仅靠专家个人之力恐难为之。因此管理团队就应发挥作用，明确调研任务，做好调研计划，联系对口单位，安排调研行程，提供后勤保障，验收调研成果。调研不是游山玩水、走马观花，而是要目的明确，带着问题、带着任务甚至是带着压力进行的。记得一次我陪同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的一个代表团，他们紧张的日程中只有一个半天没有安排正式活动，我问团长是否需要安排去参观（因为团内好几个团员都是第一次来中国），团长回答，请尽量帮我们安排一次与中国学术机构间的交流，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了解中国各方专家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如果实在安排不了，我们就留在酒店写报告。他还直白地补了一句，报告写得不好，这次来华的费用就会出现问题。足见这个调研团队的专业素质和敬业精神，从中也可窥视到其背后管理团队的严格管理。
（四）提高自身智库的影响力
影响力是智库吸引人才、推介研究成果、提高业内话语权的助推器。影响力的提升并非一朝一夕能完成，更不是靠“砸钱做广告”能实现的。比如召开大型研讨会，没有好的主题、好的思路和好的发言，难有吸引力。向有关部门呈送研究成果也是一样，仅靠自吹自擂而没有过硬的研究成果，难有好口碑。
因此，智库的管理团队应该在保持严谨、踏实的研究作风基础上，做好扩大影响力的统筹规划。可考虑“以点带面”的方法，即围绕一些特别有自信的主题，打造品牌式的研讨活动；或者重点推出某个或某几个优秀专家，为其创造“亮相”、发声的各种机会；或者就某个问题公开发表系列报告，召开新闻会，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再或者与国外知名智库建立稳定的交流关系，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合作研究等等。这些工作对智库管理团队的技能提出了更加复杂、具体要求。例如召开国际会议，议题设计要求管理团队要对自身的研究特长、内容，当前的国际形势、热点问题、各方感兴趣的话题有所了解；参会邀请要求管理团队对国内外智库、专家的情况有所了解，知道该请什么人、不该请什么人；议程设计则要求管理团队要对各类国际会议的惯例有所了解，发言与问答的时间，主持人与评论人的安排，甚至茶歇和工作餐的设计都要遵循一定的规律；会务工作要求管理团队要对外事礼仪，各国的国情、宗教、习俗有所了解，还要有良好的外语能力，以保障交流沟通的顺畅。只有这样，智库的形象和影响力才会不断得到认可和提升。
作为智库的主旨，既要服务于国家，也要服务于人民。在这个信息爆炸时代，人们获取信息途径增多，速度加快，但是信息的质量却良莠不齐，甚至充斥着大量的假信息、伪学说，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思维和判断。智库拥有一支具备良好研究分析和判断能力的专家队伍，理所应当将自身的研判成果与民众共享，尤其是当一些别有用心的歪理邪说出现时，更应及时运用知识的武器给予有力的回击。为此，智库管理人员应该时刻跟踪关注舆论动向，就某些热点争议问题组织专家进行研讨，形成报告并公开发表。或者围绕某些人们关心的问题进行持续的跟踪和分析，定期发表相关报告。这可以说是一项双赢的工作，既可以为人民服务，也可以有效地提升智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因为可靠的信息来源、可信的观点判断是评定智库水平高低的关键指标。
同时，打造智库的文化内涵，也是智库建设和品牌效应及影响力的重要内容。对此，有专家撰文指出：“在这个以变革、调整、创新为显著特征的时代，智库与智库之间，浅层比的是物质资源，中层比的是运行制度，深层比的则是管理文化。”
周湘智：《智库管理文化建设的维度及其提升》，载《重庆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第49页。这种将智库管理上升至文化较量的理念值得重视。
三、智库管理人员提升能力素质的方法途径
智库管理工作有很强的特殊性，不仅需要书本知识，还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既要有高远的战略思考，又要有踏实的落地执行。它不是单纯的行政管理，而是要将行政管理与学术研究有机结合。作为一名智库管理人员，应该着力提升以下四个方面的能力。
（一）统筹规划能力
《道德经》中说：“执大象，天下往”。“大象”就是“道”，只有认清中国特色智库建设的发展道路，明确智库管理工作的任务目标，深入思考智库在国家安全与发展中应发挥的作用，才能做到合理科学地统筹规划相关工作。
因此，作为专业化智库管理的关键，就是要吃透国家有关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主旨精髓，找准智库的建设方向，要明确该建什么不该建什么，建设的重点和关键点是什么，专家的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的平衡发展如何进行，近期研究、中期研究和长远研究的主题是什么，研究成果的推介和呈送如何把握，调研工作如何展开，有限的经费如何合理分配等，都是智库管理人员必须思考和规划的问题。应该说，智库管理人员统筹规划能力的强弱，直接反映为智库建设层次的高低和效能的发挥，也是智库能否生存与发展的关键。而借鉴世界著名智库的统筹规划方式，并结合自身智库的资源和运行模式，做到事前有计划、事中抓执行、事后搞评估和平时重沟通，同时要以创造性思维引领工作，在实践中大胆尝试新理念和新方式，并及时评估效果和进行修正。只有这样，智库管理人员统筹规划能力才能逐渐提高。
（二）组织协调能力
智库管理人员的组织协调能力高低，不仅关系到智库的内部团队建设，也关系到智库的能效发挥。因为，智库管理人员不仅要与智库中的各类人员交往，还需要就一些事项与智库以外的各类部门和人员交往，解决项目制定、专家选择、研究展开、评审组织、成果推送等日常研究中遇到的各类问题。这不仅需要智库管理人员要有良好的资源配置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处理问题能力和化解危机能力等。管理人员出色的组织协调能力，可以使智库的有效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并在合理的激励机制下使智库形成合力，从而达到效能最大化。
通常，智库管理人员的组织协调能力的提高更多的要依靠实践经验，但是，必要的学习和培训也是提高组织协调能力的有效途径。例如，作为一个国际型智库，其管理人员就必须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它是与国外智库和专家进行交流的必要前提。而这一能力的提高，除了一般知识的掌握和实践经验积累，更重要的则需要专业的学习与培训。因此，在智库管理团队中设立类似“项目官员”的岗位，通过独立管理，推动和保障专题研究项目的进行，积累必要的实践经验，同时，针对其自身知识结构，适当通过组织培训和短期送学等方式，提高相关知识水平。丰富的经验积累与必要的知识习得，可以有效提高相关人员的组织协调能力。
（三）服务保障能力
虽然服务保障是智库管理的“传统项目”，但要做到科学、高效和节约仍需下一番功夫。服务保障能力集中体现在管理人员的服务理念、服务意识、服务态度、服务规范和服务方式等方面。尽管本文一再强调智库管理的重要性，但是，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智库的主体是研究人员，管理人员处于从属地位，是为研究人员服务的，万不可本末倒置。
作为一个高效的智库管理团队，服务理念和意识是否端正，决定了智库服务保障是否到位，而服务态度的好坏则是服务理念和意识的直接体现。服务规范和服务方式是否科学，则关系到服务质量的高低。因此，智库的领导者要紧紧抓住服务保障这个主题来打造管理团队，在培养和教育管理人员的服务理念和服务意识上下功夫，要鼓励团队成员在进行服务保障时，多动脑、勤思考；重规范、态度好，做到心到、眼到、嘴到和手到，特别是在细节上下功夫。
同时，必须承认，服务保障工作是个烦琐辛苦的工作，有时需要夜以继日地工作，甚至是吃力不讨好。因此，管理人员不仅要培养自己的工作细心，更要培养工作耐心，同时还要注意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以完成高强度的各类服务保障工作。
（四）研究分析能力
研究是智库工作的根本，如果智库管理人员是学术研究的“外行”，又怎能有效地引导和配合“内行”的工作。因此，智库的管理人员在尊重和汲取专家意见的同时，还须提高自身对问题的研究分析能力。虽然不要求其成为某方面的专家，但要对各领域特别是自身智库擅长的研究领域有深入的了解，特别是要了解相关领域的学术前沿，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统筹规划智库建设、组织协调研究项目开展和服务保障好各项研究的顺利进行。
为此，管理人员应保有强烈的学习精神，在不断拓展自身知识面的同时，要将组织管理的每一次研究活动视为自身学术素养提高的契机。同时，更为重要的一个路径是，专家就在身边，导师就在身边，要充分利用好智库的优质学术资源，虚心向身边的专家请教，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和难题。同时，在与自身智库外专家接触时，也要随时留心与其交流、沟通和请教，拓展自己的知识来源。日积月累，管理人员的研究视野和研究能力必定会有大的提高，逐渐成为行内的“明白人”，并在实际工作中更好地服务和保障智库建设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结语
专业化的智库管理团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打造成功的，必须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探索。优秀的智库既需要研究方面的专家，也需要管理方面的专家。研究专家与管理专家的无缝对接，可以使智库建设得到长足发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刚刚起步，如何实施并无一定之规，需要研究者进行研究和探索，也需要管理者研究和探索。本文所述只是基于个人工作实践从智库专业化管理视角对智库建设的粗浅看法，旨在唤起有关方面对智库管理专业性的重视，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各位读者批评指正，并加入到这一问题的探讨之中，以此提高我国智库的管理水平，提高智库的功效。有理由相信，随着我们对专业化智库管理的关注，一定会摸索出一套适应“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科学管理模式，有效推动我国智库的建设和发展，使之成为国家的大脑，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安全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李轶海主编.国际著名智库研究[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6.
[2]周湘智.智库管理文化建设的维度及其提升[J].重庆社会科学，2012（12）：49.
人工智能调研报告篇8
关键词:智能广告;广告产业;广告传播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成熟，大数据分析处理与机器学习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完善，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智能媒体时代正在来临，而广告行业自然也面临着变革。一方面，媒体行业积极寻求智能化的步伐，催生了智能广告这一具有广阔前景与极大潜能的产业;而另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媒体的智能化道路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力”［1］，被机器学习能力与算法迭代加持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为广告行业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在广告行业智能化的变革中，传统广告行业不断地瓦解与重构，广告的运作模式与分发策略，相较以往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在技术为行业带来变革与机遇的同时，因为技术发展不完善、监管能力滞后等因素所产生的潜在风险也不容忽视。这些机遇与风险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与切入点，本文将从智能广告发展溯源、智能广告的传播特征、智能广告时代的潜在风险三个维度进行剖析。
一、智能广告发展溯源
计算广告这一概念最早于2008年被提出，其核心是一种能够做到精准投放的广告投放机制。它在基于大量数据收集的基础上进行实时高效的计算，对用户进行场景画像，找到最优匹配的广告内容并定向投放给目标用户群体，由此能够将广告收益大幅拉升。这一广告投放机制在商业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谷歌公司在2019年第一季度基于数字计算广告的营收就达到了373亿美元。计算广告在其诞生之后也在经历着不断的迭代升级。随着智能化浪潮席卷全球、人工智能技术与广告行业进一步融合，以计算广告为基础的智能广告应运而生。在目前国内对于智能广告的研究中，有学者对“智能广告”这一概念做出了较为清晰的界定，即“以数据驱动为基础，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广告内容的耦合生产、精准投放与互动反馈从而个性化地满足消费者生活信息需求的品牌传播活动”［2］。智能广告在原先计算广告的基础功能上，进一步发展出了即时性内容生产与创造、精准化个性化内容分发、依据反馈数据进行广告效果优化等能力，对于整个广告产业链有了更加全面的渗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智能广告是对计算广告的进一步发展与升级。
二、智能广告的传播特征
人工智能技术对广告的深度介入，不仅使得广告的内容生产与呈现方式出现了改变，“对产业运作形态、产业链生态也带来了革命性变革”［3］。
(一)人工智能对内容生产的深度参与
相较于传统的数字广告，智能广告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对广告的创意策划与内容创作进行了深度的参与，智能广告的内容生产大部分由特定算法负责，相较于人类设计师，负责智能广告内容生产的人工智能可以进行不间断的自我优化升级，同时也能与最新市场动向相结合。例如，天猫的广告ai设计师“鲁班”，在2017年的“双11”活动期间，这一人工智能设计师共生成了4．1亿张海报。如果以每张海报花费20分钟的时间计算，将同等数量的海报由人类设计师来完成，总共将会耗时近300年的时间。由此不难看出，智能广告在生产效率与内容时效性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而在广告的内容呈现方式上，智能广告最为核心的特征是“千人千面”的个性化内容呈现。由于广告内容的生产效率与数量脱离了人力的限制，使得智能广告能够依托用户画像等技术为基础，为不同的用户进行个性化的内容定制创作并加以针对性地投放。以前文提到的天猫ai设计师“鲁班“为例，在同一时间，使用不同的手机打开淘宝，app首页所出现的广告海报均不相同;SaatchiLa的人工智能“沃森”，在为丰田汽车公司的新车型进行推广营销时，广告内容的呈现方式也显现出了相同的特征。该公司在Facebook上开始了一项运动———“thousandsofwaystoSayYes”(成千上万种说Yes的方式)，并且最终基于100多个不同的人口统计特征，生成了100余条针对不同用户群体的个性化广告。综合以上叙述我们可以发现，人工智能对于内容生产的介入，使得广告的内容生产进入了高效率的工业化生产时代，由此生产出的海量广告产品推动了广告个性化的呈现方式。
(二)基于用户画像的分众化传播策略
智能广告时代，广告的智能内容生产与呈现方式的转变，自然也促使广告的传播策略发生转变，而广告生产与传播重心也发生了较大的偏移。在广告的传播策略方面，传统的广告传播策略往往是基于广告理论、市场及消费者调查而进行制定的，由此所形成的传播策略针对的受众往往较为宽泛，投放策略较为粗放，所获取的传播效果也与预期有一定的差距。而智能广告的投放策略主要是基于用户画像，再通过大数据与算法对受众进行精细化划分，筛选出合适的广告受众之后再进行广告投放。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信息流广告，这一形式的广告广泛存在于社交媒体(如国外的推特、Youtube，国内的新浪微博、微信)当中。此外，智能广告在传播时会选择与内容信息进行深度融合，这一传播策略使得智能广告对受众的心理把握得更为精准，使得广告的商业化目的更为隐蔽。如前文提到的信息流广告，往往都与潜在受众所浏览的信息、咨询等相融合，“并且通过用户的刷新行为不断变化，更易于用户接受”［4］。智能广告在广告投放效果监测方面也同样与传统广告有着较大的不同，智能广告经过分发之后，可以实时根据后台的反馈数据进行广告效果监测。同时，智能广告在投放的同时往往会保留手中的反馈渠道，如Youtube在进行智能广告投放时所使用的反馈机制，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喜好程度，对投放给自己的广告进行意见反馈，这使得系统能够根据用户反馈对广告的传播策略进行实时调整，从而形成针对不同客户的不同投放策略。
(三)日趋完善的智能广告产业链
由于智能广告所取得的投放效果更为优异，因此广告主对智能广告的投放兴趣与投放预算正在逐渐增加，而这一系列的变化必然导致传统的广告产业链发生格局转变。目前，国内正在逐步形成一条完整的智能广告产业链，这一产业链的主体“包括智能广告技术公司、智能广告媒体、智能广告监测公司、智能广告数据管理公司、智能广告交易平台等”［5］。由于智能广告的传播主要依托于受众数据与用户标签，受众数据成为广告运营机构的核心资源，而拥有大量数据计算、分析、处理能力的智能广告技术公司在产业链中占据了较为核心的地位。如前文所述，由于广告的创意与内容则逐步成为了数据优化与算法计算的一个组成部分，广告的创意策划人才、资源正在逐步向幕后隐退，传统的广告设计公司在未来将会受到进一步的冲击。
三、智能广告时代的潜在风险
在技术为行业带来变革与机遇的同时，因为技术发展不完善、监管能力滞后等因素所产生的潜在风险也不容忽视。
(一)消费者个人层面
1．个人信息与隐私泄露风险
广告受众关切程度最高的一个潜在风险是自身的个人资料与隐私信息是否会遭到智能广告公司的滥用与泄露。由于大数据已成为众多智能广告公司的核心资源，其背后所蕴含的经济价值进一步助长了不当利用个人隐私信息的不良动机。由于智能广告的核心是建立在大量的数据搜集与分析的基础上，智能广告公司所抓取的数据中必然含有大量的用户隐私数据，因此用户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与广告公司的数据使用似乎正在形成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如何处理用户隐私所带来的信息伦理问题，在未来也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与解决。
2．非理性消费风险
鲍德里亚在其《消费社会》一书中提到，“消费者总是怕‘错过’什么，怕‘错过’任何一种享受”。而智能广告在传播过程中往往与信息内容深度融合，对于消费者的心理把握更为精准，让广告的商业化目的更为隐蔽，而“广告的功能性美丽则唤醒了消费者内心的隐秘与欲望，产生购物的冲动”［6］。这使得消费者更容易受到智能广告的操纵，从而导致非理性购买行为。
(二)行业生态层面
1．数据孤岛导致的行业信息不平衡风险
一个良性的广告产业生态，往往是建立在行业内部的信息共享这一基础之上的。但是由于数据自身所带有的隐私性，加之数据在信息化、智能化时代往往蕴含有极高的经济价值，这也使得公司之间对于数据的共享意愿处于较低的状态，同时也促使了“数据孤岛”的出现，如何避免数据垄断的出现，如何在数据共享与公司利益之间寻找平衡，这需要整个行业的进一步思考。
2．广告内容工业化生产导致的广告文化属性下滑的风险
广告除了与生俱来的经济属性外，还包含了一定的文化属性，而智能广告的核心往往是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这也使得广告的文化价值可能会被忽略。目前的人工智能水平仍然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如何使ai理解人类的情感与文化需求、如何保证机器生产的广告内容不只是冰冷的掘金机器，这一问题也需要引起重视。
四、结语
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未来互联网发展和竞争的高地，就是对广域网络空间中的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实现其价值匹配与功能整合的高度智能化”［7］。广告行业的智能化已然是大势所趋，通过智能化的广告生产与运作，能够推动广告行业形成新的行业生态，提升广告产业的经济繁荣程度，对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在智能广告为行业带来新的机遇与变革时，我们需要清晰地认识到技术与风险相互并存，而如何应对这些潜在风险，需要业界与学界进一步合作与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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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调研报告篇9
如果回头看2006年底国内各大政府智囊机构的2007年中国经济预测报告，人们会发现，中国经济今年的表现已经完全超出了智囊机构的预测，预测普遍认为中国经济会在2007年回落到10％以下。这些智囊机构包括：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社科院经济学部“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当前价格走势与未来趋势分析”专题课题组等。
经济形势预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现在来总结评价这些机构年前的预测，我们关心的也不只是预测的准确与否。我们认为，经济预测首先是建立在对中国经济结构，以及影响经济内外部因素成熟认识的基础之上。
预测失去准星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自身出现了重大变化，或是影响中国经济成长的内外部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致于这种重大变化蒙蔽了连续多年跟踪中国经济问题的智囊预测机构?
这是我们试图去追寻和回答的问题。在回答之前，首先需要从投资、消费、出口、通货膨胀等多个方面，详细地分解4家智囊机构在2006年底的预测报告，先寻找智囊机构是在经济哪个方面的预测失准。
投资――高估调控效果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7％，2006年全年增长速度为24％。今年前4个月，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则达到25．5％，投资增长速度依然非常快。
然而对于投资增速的预测，去年底4家智囊机构给出的预测水平，国家信息中心和社科院报告预测为20％，发改委宏观院预测为22％，央行研究局认为上半年投资增速不会太高，下半年投资可能反弹。
综合来看，我们发现各机构对投资增速的预测普遍偏低。而原因，是各机构普遍高估了2006年调控政策的影响程度。
比如，发改委宏观院称，“调控政策的坚定性和执行力的提高”，有利于投资过热向“软着陆”方向发展；国家信息中心同样认为，2006年出台的抑制资产过快增长的措施，将在2007年进一步显现政策效果；社科院报告表示宏观调控措施已经初显成效；央行研究局则称，2007年上半年在土地、信贷和投资项目清理等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惯性作用下，投资增速不会太高。
实际上，高估宏观调整政策的效果已经不是第一次。2006年初，就在人们认为2004年至2005年多项调控政策将遏制经济过快增长时，货币、信贷、投资等一系列经济指标强力反弹，并引发了从2006年4月开始的新一轮调控。
消费――低估居民收入增长
在低估投资的同时，各家智囊机构也不约而同地大幅度低估了消费的增长水平。今年前4月全社会消费零售额增长高达15．1％，3月、4月连续两月增幅超过15％，均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
2006年中国消费增长13．7％，这已经是多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消费也一直是中国经济中最难以提高的部分。中国的宏观政策一直致力于启动内需，拉高消费增长水平。但消费高增长到来的时候，却已是在智囊机构的预测之外。
央行研究局预期今年消费继续保持13．7％的增长，发改委宏观院、社科院均给出了13％的预测，国家信息中心则预期将下降到12．5％。
消费是突然增长的么?这种增长没有可循的规律?社科院、央行研究局的报告均没有给出低预测的原因，国家信息中心只是称“受2006年高基数的影响”。
发改委宏观院报告则认为，受出口增长可能显著放慢的影响，就业增长将会放慢，再加上投资增长和企业效益增长的回落，都会减慢居民收入增幅，从而减缓消费增长。但出乎发改委宏观院预期的是，投资、出口、企业效益都没有出现回落，反而是加速增长。
从今年经济运行来看，消费的高增长离不开同时期高增长的居民收入，一季度居民收入增长达到了19．5％，扣除物价之后的实际增速也达到了16．6％，这是近年来的较高水平。
而另一个因素则在所有智囊机构预测之外，中国高增长股市的“财富效应”。近期已经有多方的市场人士将股市与消费的增长联系起来，中国央行更是在新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资本市场的繁荣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因素有助于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
实际上，今年前4月消费高增长的均是大额消费领域，比如金银珠宝类增长30．8％，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31．5％，汽车类增长38．6％，家具类增长53．3％。这些大额消费领域更大程度上与高收入人群联系在一起，而参与股市创富的也一般理解为高收入人群。
进出口――高估升值影响
如果说投资的增速预测虽然偏低，但还可以忍受；消费的预测虽然大幅偏低，但股市的财富效应与股市本身的高增长联系在一起，而股市涨幅本身难以预测；但是智囊机构在出口领域的预测，则是让市场大跌眼镜。
今年前4月，我国出口3495．2亿美元，同比增长27．5％，前4个月累计贸易顺差达到63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88％。
而对今年出口的预测，国家信息中心和社科院预期增长仅为15％，发改委宏观院预期增长则只有10％。
发改委宏观院报告称，2006年以来出口增长已经存在内在的减速趋势，这一趋势将在2007年进一步强化，此外美国经济增长可能明显回调将使出口需求明显减弱。国家信息中心则称，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加，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突出，而国内的内部调整和人民币升值幅度加大等因素都会对进出口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社科院报告给出的原因，也是人民币升值和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等因素。
央行研究局的报告没有给出具体预测数据，只是指出，上半年出口仍然会保持较高的增速，下半年增速会有所回落，全年出口的增速会低于2006年。报告认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加剧，出口退税率和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美国经济有下滑的风险等因素也将影响制约出口增长。
对于美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是否将下滑，以至明显影响中国出口的问题，用目前4个月的数据来描述尚显得太早，但毫无疑问的是前4月强劲的出口已经超出了几家智囊机构的预期。
通货膨胀同样失准
可以说，四家智囊机构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方面，预测多失去了准星。同时失准的还有对通货膨胀的预测。
今年前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2．8％，3月和4月更是分别高达3．3％和3％，实际的负利率水平已经招致了央行在3月和5月的两次加息。几家智囊机构显
然没有预测到今年高增长的通货膨胀水平，这些机构普遍预期Cpi将在2％以下，社科院更是给出了1．1％的超低预测。
发改委宏观院给出的预测是1％～2％，报告甚至强调，Cpi增长在轻度的通货紧缩区间(-1％至1％)不会对经济稳定增长形成不良影响。社科院和国家信息中心也给出了低增长预测，但均没有给出更多的解释。
央行研究局的报告称，2007年全年Cpi增长为2％，称部分消费品的产能过剩会带来价格下降的压力。
是什么在引领中国经济高增长?
政府智囊机构经济预测报告的意义，本来就在于为政府宏观调控决策服务，同时引导市场经济预期。但从我们对以上4家政府智囊机构2006年底的经济预测报告来看，投资、消费、出口、通货膨胀四大经济领域的预测普遍失准，如果说央行研究局的报告因为没有给出更多具体的预测数据而显得方向上大致正确的话，另外3份智囊报告对于经济将明显降温的预测，与2007年至今明显趋热的经济形势已经完全背离，如果以这种预测指导宏观调控，那么其负面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从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多年保持在10％以上的高位增长。虽然前述智囊机构预测2007年增速将在10以下，但一季度11．1％的增长显示，今年再一次超越10％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启发我们去追问，是什么在引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这也是我们在文初就提出的问题。
我们并不具备更高超的智力水平，但智囊机构普遍预测失准启发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劳动生产率。
顾名思义，劳动生产率就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内，一定的劳动力，生产出的商品数量，如果设备改进、技术水平提高，一定时间内一定劳动力的产出水平会得到提高，而这能带动经济增长。
数据显示的正是如此。国际商业组织“大企业联合会”(CoherenceBoard)的报告也显示，2006年美国劳动生产率仅增长了1．4％，印度增长6．9％，而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非常强劲，达到了9．5％，增速世界第一。国际劳工组织公布数据称，2000年到2005年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63．4％，这一水平超过了印度的26．9％和东盟的15．5％。
实际上在国内鲜有关于劳动生产率方面的研究，而劳动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是衡量一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因为劳动生产率与技术进步联系非常紧密。
人工智能调研报告篇10
6月5日，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在北京远望楼宾馆召开新闻会，《2011美国军力评估报告（民间版）》和《2011日本军力评估报告（民间版）》在镁光灯中面世。
该宾馆是大陆军方总装备部第一招待既会场大约有五六十人，除媒体人士外，出席者主要是协会自己的团队。“两份报告的最大意义在于对美日官方非对称的回应，并增信释疑，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促进彼此之间的互信，”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罗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两份报告以纸质文本和电子文本形式传播，罗援强调，报告与官方和军方无关，未来将研究常态化、制度化，并补上周边其他国家的军力报告。舆论认为，大陆民间智库首次发表别国军力评估报告，意义非凡，意味民间智库从此开创了国际军事研究、宣传的先例，中国外交也许将进入多方参与的模式。
军力报告，谁在威胁谁
关于美日军力的两份报告，援引资料全部来自美国国防部网站、日本防务省公开的资料。罗援说，每篇皆由六七名权威军事专家参与执笔。
美国篇由六章及两个特别关注组成：美国战略、美国军事实力与、国防预算与武器装备采购、美军体制编制改革、美军作战理论新发展、美军联合军事演习，“特别关注之一”美国反恐战争、“特别关注之二”美军2011年主要人事变动。
日本篇有八章：战略调整、军事实力、军事部署、国防预算、武器装备、体制编制调整、非战争军事行动、军事训演。
出台报告，是针对美、日两国定期公开评论中国军力的回击。美国国防部每年向国会提交《关于中国军事安全发展状况的机密和非机密形式的报告》，日本则会在《防卫白皮书》等政策文件里涉及中国军事。
因此，两份报告的重点都在于对华战略。并且，文末以一问一提示形式指责美日两国刻意宣扬中国军事。报告书明指美国拥有世界最高的军费数额、最大的核武库、是当前打仗最多的国家、最多的联合军演，并且把中国当做假想敌、战略重心东移的针对目标、空海一体作战、网空战的作战对象，给中美军事合作制造障碍。
对于日本，同样以一问一提示的形式指明日本动态威慑中国、将中国作为假想敌之一、将中俄排斥在日本传统安全合作体系外、在国防预算外有隐形军费、军力超过“专守防卫”所需、立法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
报告并没有带着情绪贬低对方，它承认美军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具备同时遂行两场较大规模地区战争和一些小规模应急作战的能力，能为美国重返亚太和战略重心东移提供有力支撑。对于日本军队，也给予了很高评价，自卫队是一支规模中等、军费厚实、装备精良、技术先进、训练水平高的正规军。
尽管报告书以强硬对抗姿态展现，但不忘强调要和平共处与善意合作。呼吁面临美国战略中心东移的同时，要认识到中美在经济上的深度融合，并且共同应对挑战和威胁。对于中日两国即便因岛屿争夺而发生“擦枪走火”事件时，也要尽可能保持防务联络。呼吁和平的建议，让报告书的整体语气缓和了很多。
两份报告只是一个开始，除了将报告扩大传播外，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还有更多的项目在开展。“我们和美国卡内基基金会正在进行《中美安全关注调查》，与韩国、日本及我国的台湾开展多项机制性的交流活动。美、日的媒体已有报道和关注，一些日本媒体索要全文。今后有计划将新版评估报告系列化，同时出中英文版”，罗援告诉记者。
态度比内容更重要
军事评论家吴戈，曾从事过类似的报告写作，在他看来，由于仅是对公开资料的简单收集、整理、编译，使得报告书缺乏专业性。他肯定更大作用是外交上的回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日、美军力的思想、发展和部署，在网络上都是足够透明的，在官方机构有文件可以免费下载，市场上有海量的书籍、杂志介绍报道。
吴戈认为：“民间智库欲写好开放国家的军事报告，必须要提出独到的观点，没必要去复述人家的材料。这实际上是一种解读问题的能力，而现在缺乏一个成体系的对美、日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
对国内的军事爱好者而言，这两份报告在内容上并无惊喜。大陆几十年蓬勃的军刊市场，已将美日在内的军事大国、地区军事强国的军力报告反复写过多次。在大陆图书市场上，不乏以更加细分的角度来写美日军力的书籍，从装备到战术、战略、战史……无所不包。
罗援意指两份报告的主要目的在于出口。即让美日了解中国人对美日军力的看法，让外界平等、尊重地看待报告，在此基础上“促进相互之间的互信”。新闻会上，对于“是否外界认为是在渲染美日”的提问，罗援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表示相信这份文责自负的非官方报告会让读者得出自己的思考结果。
台湾政治大学的研究专家丁树范，在肯定任何国家都有权利批评另外一个国家的同时，希望大陆能够使自己的军事情况更加公开和透明。“从军事上说，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军力肯定都塑造了一个参考对象。两个相关当事国是否有办法在发展军力的同时管理彼此军力的发展，防止有关问题引发战争。这需要外交折衷和智慧。”
丁树范的担忧，正是美国出台中国军事报告的借口。基于体制原因，大陆并没有将本国军事战略在政府渠道上向国民公布，只有一些非常笼统、抽象的概念。基于国民参议政权的缺乏，美国乘虚而入，尽管对军事略有关注的大陆民众能通过其他渠道轻易获得本国军事战略信息。总之，中国在此一直很被动。
基于都是美国自己的资料，吴戈不相信美国会关注报告的内容。但是，报告书体现的态度，才是事件的要义，所以内容深度居其次。号称属于民间智库的“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无疑借此事件吸引了目光。
民间智库在崛起
罗援告诉记者，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下设办公室、联络部、学术研究部，专职工作人员有7人。研究队伍主要依靠理事团队，其中军外学者多于军内学者。协会可以为学者们提供相关的资料和信息，必要的课题费以及与境内外学者交流的机会。
成立于2011年1月5日的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主管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它宣称是全国性、非营利性的民间社会团体，具有一级社团法人资格。该会由研究国际问题、、文化问题的学者和团体、社会活动家聚集而成。它在当天宣布了宗旨，“旨在通过对中国战略文化的研究、传播和交流，为促进亚太地区安全稳定与台湾海峡两岸和平发展作出贡献”。
多方面来看，它的级别相当高，非普通智库能比肩。平时，它以学术研讨会、编写专题研究报告的形式来关注国内外热点问题，尤其是在防务安全上。在成果的传播途径上，对内主要是“向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提出有真知灼见的咨询建议”;对外重点是“向境外学界及有关人士介绍宣传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文化，增信释疑。”
在北京钓鱼台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了正、副会长，以及30名常务理事、117名理事，并聘请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王在希在内的16位高级顾问。
会长郑万通，是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罗援少将是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出席军力报告会并发言的理事之一傅立群，现任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高级研究员，罗援曾是该部门的副部长。傅立群少将在军事辩证法、军事思想研究上成果斐然。
有3名副会长，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副会长易清、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董事长于炼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嘉树。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前身是建设部的城建总公司，合并了军委和二炮的部分企业，主要接受国家任务，近些年逐渐参与市场竞争。黄嘉树曾参与《法》制定，是著名的研究者，长期抨击。
协会没有网站，外界对其关注和报道不多，除了成立大会、军力报告会外，能看到的活动消息主要是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对其董事长于炼的“领导活动”报道。今年年初，于炼在自己公司以协会的名义宴请了国家安全部、外交部、社科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军事科学院等单位的负责人。这也可以解释成是内部座谈，因为上述各部门都有人参与了协会。同时，于炼热心支持战促会，协会的办公室就设置在城建集团里。
智库是由多学科专家组成，为国家社会各方面出谋划策的公共研究机构，最著名的是美国兰德公司。大陆智库号称已于2009年在数量上超越美国，但外界估计称得上智库的不会超过100个。而且，民间智库面临注册困难、无法得到政府信任的现状，因此除了生存艰难之外，更是无法进入政治、外交、军事方面的敏感领域。名声最大的天则经济研究所、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讨论的是社会经济、公共决策话题。
所以，在外界眼中，大陆智库多是官方、半官方的色彩。实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智库，一概是官方的，军事智库，则有直接隶属于中央军委的国防大学、中国军事科学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