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经济分析篇1
金融是一个国家的命脉，而私法自治是金融市场维持正常秩序、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商法治理的依据，这使得金融法制烙有商事规范的私法性质美国金融法制所强调的商事规范私法性使得美国金融市场频繁创新产品，并将风险转移到全球金融市场，因而美国金融法制过分强调商事规范私法性是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因此，现代金融法制中有关金融市场的进入(商主体)金融产品的开发(商客体)金融市场的交易(商行为)的商事规范理应强化其公法性，即强化其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原则的经济法性质。
关键词：
金融危机；背景；金融商事；规范
金融危机对于世界的影响较大，对于一个国家及社会影响更大，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影响，至今都没有完全消除。自金融危机带来影响的角度进行分析：回顾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及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甚至其他的较小影响的金融危机的主要发生根源是，金融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保护，尤其是在金融快速发展的今天，相关的企业和个人均需要在法律的保护下，进行各种交易和各种性质的金融投资行为金融产品的交易及产品失常的开发均基于私法自治决定的，因此市场风险传染和积聚导致全球反复发生金融危机甚至爆发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
一、金融主体经济内涵及忖量
商主体是依据法律规定参加商业事物时建立同法律关系，可以以个人的名义，也可以以集体名义参加，但在参加商事的同时也享有应尽的义务和权益，也同样承担在商事中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商法中的主体概念规定相对狭隘，指的是商事中的实施商业行为人，没有包括商事活动中的生产者和终端消费者。在进行商事活动中可以是经营个人、合伙人、商法人的情况，除了形式不同但性质是相同的，均为法律意义上的承担法律责任、负责法律义务的主体，但主体的拟定均需要国家及相关部门的认定和授权，因此从商事主体规范的性质上分析，不论形式商主体的商事规范的本质具有私法性质，仅仅符合商事主体的法律要求会被授权和准予注册，在金融领域中因经济社会的深度不用、范围广泛，实施商事的主体和进入金融的形式也不同，因此在金融市场中的商主体也不能完全依据其他领域商事主体的规范进行要求，应加强金融市场商主体的公法性。
二、金融商客体的经济法研究
在金融的发展中传统上主要以发展商业交易为主，主要形式是以货币兑换的形式为主，在金融的发展中逐渐增加了金融产品，主要为证券、货币、基金、期货、保险等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因此金融市场的客体商事规范就是指在金融产品的发展中应符合金融产品市场的准入标准[1]。在市场发展经济的大环境下，依据商事规范的基本含义，是指各种形式的金融产品开发，在法律没有禁止和明确规定下，金融市场的自主开发和衍生相对来讲较为多样的金融产品来满足于社会金融市场发展的需要。从这个方面进行分析相关的金融产品中对于新产品的开发实质具有一定的私法自治性质，不需要国家金融法律的规范和约束。所以在商事产品的发展中大部分产品均由商人自治，但伴随各种金融产品走入社会同时不断的发展情况下，则需要满足于国家金融法律的规范，需要符合相关法律规范的标准，因此在市场客体的发展中遵循的法律规范则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规范性，同时设计经济法和商法两个方面，一个是商法属于私法自治的范围，一个是经济法属于公法干预的范围，因此所有金融产品不论主体或是客体产品实际意义上均应符合商事规范标准，同时进出现在产品开发的范围，不属于非市场准入的范围，市场准入应为经济法规范领域，在经济发保护的范围内金融产品的开发和发展及市场准入是同步进行的，其具有的同步性应符合商事规范，同时也符合市场经济法[2]。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政策、土地政策，效益可观、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坚持优质客户优先的总体原则。即在行业组合风险控制中优先满足优质客户授信需求。目前，行业政策的重点仍需积极关注国家必须掌握和控制的两大领域：一是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领域，包括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六大行业；二是国家基础性和支柱产业领域，包括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行业。上述基础性和支柱性行业中的优质龙头企业及其上下游客户，都可作为各家银行积极开展信贷金融和金融创新业务发展的重点对象。
三、金融商行为的经济法完善措施
市场的交易属于典型的商业行为，国家在交易行为的定义中，明确交易行为为法律规范的典型商事规范，规范中明确公平观念、自由交易观念，明确市场主体中基于私法自治从事交易行为，并为交易行为而确定交易市场和创新交易方式金融市场的交易行为是一种服务性商行为，是指为了融通资金并提供交易安全保障而进行的商事交易行为，属于第五种商行为。金融市场中的交易同其他交易有所区别，因提供金融服务的中介机构的商业行为，应具有一定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也是商业行为中最为重要的因素[3]。
（1）在金融商业主体中，相关主体的商事规范一般指的是商业法律意义上的商事规范，因相关主体间具有从事自由交易、自治能力。比如在银行的日常工作中，银行间的拆借就属于自由交易的行为范围，但在金融商业主体同普通的金融投资者进入证券市场进行证券交易时，这种自由交易的形式是不被商业法规范所准许的，因在交易中金融商业主体存在一定的优越性，在自由交易的过程中会将商业风险转移到普通的金融投资者身上，因此在证券市场的交易中商事规范应符合经济法的相关规定，同时贯穿于整个交易过程，交易中还应遵从政府干预。
（2）金融主体同非金融主体的交易中，其间的交易行为不能完全遵循商事规范，因在此交易过程中，金融主体处于强势地位，非金融主体处于接受安排位置，因此在交易过程中导致非金融主体进行经济发展的主动性降低，从而导致金融主体受到影响；但在非金融主体处在优势地位情况下，金融商主体会发生恶性竞争情况，从而导致金融风险发生，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今天应注意上述情况的发生发展，一旦具有可预见性及时给予适时的干预[4]。
（3）在非金融商主体间的交易中，在完全自由形式的交易中，非金融主体均可以自由交易手中的金融产品，交易的数量和价格可依据双方协商进行确定，在不完全自由交易的过程中，政府的干预介入具有一定的必要性。比如在我国金融市场交易不完善的形势下，出现了较多的黑钱庄、高利贷等非正式的金融市场，但地下钱庄和高利贷的交易属于自由交易的范围，符合私法自治的范围和标准，但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和问题，这种形式金融交易形式，是在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具有一定必然性，因此我国运用了政府干预和介入的方法进行管理，帮助和促进金融市场的完善，所以即使在金融市场的交易中第三类交易的行为，尚不完全属于商法意义上的范畴[5]。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相关的交易市场及交易形式，还需要国家的公法干预和管理，依据交易市场的情况形成原理，大部分市场交易完全依据私法自治衍生的，由商品的交易就会形成市场，金融市场的产品发展和开发不能完全自由化、私性化，因此在准予金融产品的开发中，还应对产品进入市场后可预见的问题进行相关的整理和分析，及时给予干预和管理。同时相关的金融产品的开发和形成因符合于国境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要由市场格局决定，同时不能放任金融市场设立完全自由，如果自由设立金融市场则会导致金融市场产品各式各样，引起金融市场的规范性受到破坏，使金融市场不能得到完善，因此我国目前在完善金融市场的同时，在考虑设立各类期货市场，我国还处于一个经济发展中的国家，大部分的金融市场还需要国家的帮助和管理，因此在金融市场的设立和发展中，国家的干预和管理对于金融市场的完善至关重要[6]。
四、结语
在金融市场的商主体、客体和行为中，在金融这一领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尤其是处于发展中经济的我国金融市场，还有待进一步的规范和稳定发展，同时不能够过分的要求我国金融市场中商事规范中私法性是不合理的，反之，对于我国金融中商事规范应更加具有广泛性和具有特色性，主要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去思考。同时这种思想也不是完全的排斥商事规范中的私法性质，主要在对私法性质中的研讨要考虑到帮助和促进我国经济金融的稳步发展这一重要因素，同时在商事发展中应重视国家干预，同时应在完全市场化背景下进行商法私法性质和金融法的论证和研究，对帮助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的推动性。
参考文献：
[1]邱润根.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商事规范的经济法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2010,09:199-202.
[2]左海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J].法学评论,2001,03:3-18.
[3]顾华详.从国际金融危机看我国法律措施的完善[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9,01:4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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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经济分析篇2
摘要经济泡沫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呈现出的一种虚假的繁荣行为，它既有可能对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不良的影响，同时也可能促使市场经济变得活跃。因此，对于经济泡沫问题的正确分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增添助益。本文主要通过对于经济泡沫现象与泡沫经济现象的对比，解释了经济泡沫现象的相关问题，阐述了经济泡沫现象对于金融经济的影响。
关键词金融经济经济泡沫泡沫经济影响
在现代社会市场金融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经济泡沫问题也愈演愈烈，经济泡沫的呈现既给经济带来了大量的负面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金融经济的发展。因此，若要使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对于经济泡沫现象的正确分析至关重要。本文主要通过对比经济泡沫与泡沫经济两种现象，简单阐述了经济泡沫现象的实质，并且谈论了经济泡沫现象对于金融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经济泡沫现象
现代金融经济中愈演愈烈的经济泡沫现象，已经成为人们口中极为普遍的字眼，而经济泡沫现象在众多的人脑海中还只是一个字眼。对于经济泡沫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现象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一知半解，甚至一窍不通。因此，本文首先通过对比经济泡沫与泡沫经济着两个相似的字眼，对经济泡沫现象的实质做一下简单的阐释。
经济泡沫现象实际上就是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主体为了追求不切实际的高端利益预期，进行的疯狂的投机活动，因而导致的金融和房地产等经济领域在市场上呈现出以资产价格高于其自身基本价值的形式增长的虚假的繁荣状况。市场主体在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驱逐下，不断的进行经济利益的高端预期，从而依据虚拟资本与市场预期价格的对比，进行狂热的投机活动。一旦市场预期价格上涨，就会有更多的人入市进行抢购，从而更加提升了经济预期的价格，这样不断的循环下去，就使得经济呈现出不同于现状的虚假繁荣状态，长此以往，虚拟资本就会以高出其自身基本价值的形式运行，进而产生虚幻的资本泡沫。
而泡沫经济则是指，在社会的市场经济运行中，由于证券市场内信用活动的介入，导致经济活动中流动的资金大幅度增加，从而加大了金融资产的储量，使得投机资本的实力大大增强；再加上金融的自由化浪潮不断地对其进行冲击，产生了一些不合理的资产信贷制度，从而加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使得经济泡沫不断的增加，并逐渐通过金融活动渗透到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中，使整个经济呈现出泡沫的趋向，从而形成泡沫经济。
只要能控制住投机资本的数量，将虚拟资本的价格与价值的偏离程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经济泡沫则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资本市场的活跃。而泡沫经济的出现，一旦这个泡沫破裂，势必会对整个经济的运行造成不可预料的影响。
二、经济泡沫的产生以及对于金融经济的影响
现代社会，经济泡沫现象极其复杂，这种复杂性既体现在金融资产独立运行的规律上，还在金融系统内在的脆弱性上有所展现。经济泡沫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产生，又会对金融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便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下面本文重点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1.经济泡沫的产生
金融经济是依托着技术的创新以及金融系统而产生的金融资产的交易关系，这种交易关系在正常状态下都会产生利益的竞争，而经济泡沫的产生便与这种经济利益地竞争息息相关。
经济泡沫首先源于投资者的非理性的投资活动，这种投资一般是一种投资者只重资产带来的利益而不在意所投资物品的投资状态。随着某一种物品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会出现市场上的跟风投资，进而引发这种物品非正常的价格上涨，诱发更多的投资，继而形成了恶性循环，导致泡沫产生，正如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房地产领域是经济泡沫产生的一个核心，由于它的交易成本较低，且通常出现供求失衡的状态，因此，人们会狂热的投资房地产、渴望获得高额的利益，进而导致了房地产泡沫的产生。
2.经济泡沫对于金融经济的影响
就现代社会而言，在金融经济中出现的经济泡沫对于经济的良好运行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金融资本的正常运行，需要一定的剂，否则就会导致运转的困难，降低经济效益。有一定的经济泡沫，表明经济的发展还处于充满活力的状态。金融泡沫通过人们对某一方面的投资，进而带动这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使金融资本得以顺利运行。
但是，金融经济泡沫过大，它非但不会起到作用，还会形成泡沫经济，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现代社会金融经济处在多泡沫的状态，每一个方面都有可能引起市场经济的崩溃，对家庭、企业以及金融机构等都会形成无法负荷的重担。
三、结语
现代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人们的非理性思考，使得经济泡沫在市场经济的很多领域呈现出来，有一些更是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因此，正确分析金融经济中的泡沫现象，不仅有利于金融经济的健康发展还可以稳定人们心态，使未来的经济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袁琳,廖晓鹏.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投资决策有用性――基于“费森―奥尔森估值模型”的实证研究.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1).
金融经济分析篇3
下午好！
刚才市发改局、经贸局和人民银行分别通报了我市当前经济和金融运行情况，市中小企业局以及参会企业、担保公司、金融机构也结合实际，就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我认为这种互动的会议形式非常好，非常务实。我建议市中小企业局和金融部门以后多开些这样的会议，共同为*经济发展出谋献策。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正确认识经济金融互动关系，增强金融与地方经济的结合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与经济结合更加紧密，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的发展也需要经济的发展来推动。今年以来，我市经济金融工作扎实开展，成效明显，特别是上半年人民银行、金融办组织举办的政银企合作研讨会、金融工作座谈会和银企合作洽淡会暨金融产品推介会等一系列重大活动，逐步建立了政、银、企之间互相支持、诚信合作、携手发展的合作机制。因此，政府部门、人民银行、银监局等相关部门要按照工作分工，做好银企衔接和项目推介工作，互相交流信息，确定发展项目，金融机构也要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信贷服务体系，做好信贷辅导，促使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有效结合。
二、金融机构信贷投放要准确定位，有效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目前，我市金融机构“贷款难”和中小企业“难贷款”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一方面本地金融机构找不到好的贷款企业，只能上存资金，另一方面企业难以达到本地商业银行贷款的准入门槛，只能寻求异地资金的支持，对本地金融机构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这必须引起经济金融部门的高度重视。而目前我市规模企业较小，除了风华集团公司和鼎湖永盛化纤两家企业达到国家大型企业的评定标准外，其他企业都是中小企业。因此，*要发展，就必须加大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发展力度，帮助企业做大做强，才能实现*经济的跨越性发展。金融机构要抓住这个发展机遇，准确定位信贷投向，既要符合国家金融政策，又能支持地方经济的发展，着力提高银行资金的运用率、项目资金到位率、存量资金周转率。要进一步优化资金配置，要“高处着眼，低处着手”，力争上级行更多的支持，多开发适合*实际的高附加值金融产品，完善中小企业信贷服务体系，灵活应对企业需求，大胆探索股权质押、项目融资、库存产品抵押等新产品，以及债转股等新型融资方式，在产品上为中小企业多开辟融资渠道。
三、信用担保业发展需要金融机构的大力扶持
信用担保业在我市刚刚起步。发展信用担保公司，可以充分发挥信用中介的杠杆作用，链接好中小企业与银行的借贷关系，推动我市信用体系的改革与发展。刚才各发言单位谈了很多对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的看法，讲得也很实在，资金缺乏仍然是目前我市中小企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中小企业经营规模小，实力弱，融资风险大，金融机构受风险控制与管理的约束，对中小企业融资比较审慎，从而造成中小企业的发展不能得到足够、及时的资金支持。但现在担保公司的出现，则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它作为银行和企业的借贷媒介，对商业银行作出承诺，对企业提供担保，从而提高企业的资信等级。担保公司是新兴行业，有自己的特点，希望各商业要重视和支持与担保机构的合作，市中小企业局要与各部门多联系、多沟通，一起想办法，采取措施，帮助担保公司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促进担保业健康成长。同时，当好“红娘”，多向担保公司推介有潜质、有资金需求的企业，促进我市中小企业快速发展。
四、进一步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打造诚信*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利于政府利用市场机制，引导信贷资金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营造资金洼地，加速区域资金流动，实现经济金融协调发展。因此，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意义，将推进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加快经济金融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不断改进和优化金融发展环境，全面提升经济金融的质量和竞争力。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加快信用*建设；加强政银、银企和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要不断改善中小企业担保条件，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并积极建立政府、银行、企业互动的防范金融风险机制，提高防范金融风险能力。
五、改进金融服务，加大金融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金融经济分析篇4
纵观我国的历史发展情况，我国自古以来对于农业经济和农村金融发展方面的研究内容非常少，相关的文献资料也是非常有限。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三大产业之一，在经济发展的舞台上没有任何的地位而言，举个简单的例子，在部分经济发达的国家，农业人口的占比越来越少，农业对经济的贡献也越来越少。但是，在有些经济发达的国家，社会福利做的相对比较健全，人民享受的福利越来越好，这样一来，即使农民每年的农业收成不好，政府可以给予相关补助，以此来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不管政府的福利做的再好再完善，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的明白农业是当前经济产业重要的组成成分之一，它对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纵观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我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仍是我国的支柱产业，和世界上很多的发展国家一样，我国应该把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高度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目前，很多的国家并不够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国家把大部分的金融资源用来帮助发展其它的产业，让其它的产业能够得到迅速的发展。他们认为只要其它产业部门的经济发展好了，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不会带来任何不利的影响，反而可以弥补农业经济发展这一块的不足，带动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综上所述，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研究农业经济的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关系的过程之中势必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和困难，因此，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分析，其次，通过引用以前的研究资料，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关系做出详细的研究，在研究之中力求新成果，不同的领域多多少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关系作出过研究，并且有相关的数据资料，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利用好这些研究的资料，借鉴这些资料，并把他们运用到我们的研究之中去。从当今的情况来看，由于研究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关系的工作人员来自各行各业，他们研究的出发点和站立的角度大不相同，所以，得出的农业经济和农村金融发展关系的结论也不相同。
2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关系的分析
2.1从静态的角度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1）运用明确指标分析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关系。
如何全方面的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关系作出分析，首先相关的研究人员就必须采用不同的标准来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估，这是研究最基础的一步。种植业、水产类渔业、林木类、其它副业等组成了我国的农业，我国每年的农业生产产值情况都可以通过这些产业的产值情况来体现。因此，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农村居民最基本的收支和生活水平状况。做好这些指标之后，我们再以金融指标为依据，这里的金融参考指标指的是农村的金融，通过这样参考的办法，方便我们清楚的明白农村资金的流动状况。明白农村金融资源的流动情况如何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指标的选择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农村信用贷款业，另外就是农村企业贷款金融业。我们选择这两种数据的依据原因是，这两种数据都来源于农村，能更加真实的反映农村发展状态。从这两种指标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农村经济的发展情况，并且它一般不会受到范围限制，在广大的范围之内都可以通用。由于它的要求相对较低，所以很多的农民会普遍的选择用它们来维持经济生活，通过农民选择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更加方便的研究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关系。
（2）借用数据知识和建立模型原理分析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关系。
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关系的数据相比较其它的数据来源来说更加可靠和真实，还具有说服力。如此一来，我们在分析最近几年数据资源的时候可以列举出种植业、水产类、其它副业的产值数据情况，通过这样的方法得到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关系之间的数据关系，引用这些数据创建一个包含横纵两个方向的数据模型，通过纵向和横向上面的变化数据，相关研究人员观察横向和纵向的线路走势图，从而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对今后的农业经济和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做出估测。
2.2以动态为出发点，分析农业经济和农村金融发展。
以动态的角度为出发点，在探索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的关系上面，时间轴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加方便的分析它们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在动态分析的过程之中，我们对时间轴加以利用，如此一来，在静态分析的基础之上，我们就可以清楚的明白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的关系。在分析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一系列的因果关系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分析的过程之中，把相关的全部数据进行整合，再通过检验得到初步结论，比如说，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之内，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是怎样的关系，在其它的时间之内，两者之间会发生怎么样的情况和变化。从这里面我们或许可以明白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关系的基本规律，从而探索今后的金融发展情况。另外，研究人员还可以通过运用函数的方法来探索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关系，基于静态角度方面的探索分析，借用模型研究的原理，把模型研究和函数原理研究相互结合，通过这样的办法，研究人员可以清楚的分析农业经济增长和农村金融发展两者之间存在的关联，由于农业经济发展方面的增长还处在发展阶段，同样，农村金融发展也是发展阶段，因此，研究人员在探索农业经济和农村的金融发展期间或多或少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目前，虽然我国的种植业、水产类渔业、其它副业等还是发展阶段，但是这些产业的生产情况要远远比预期的生产情况高。相关的研究人员在探索农业的经济发展和农村的金融发展的过程之中，研究者深刻的认识到了经济和金融两者之间的重要关系。发展经济的前提条件就是发展现代金融，即现代金融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从动态分析之中可以了解到，农村经济的发展依靠农村金融的发展，农业经济的提高需要农村信贷的帮助，因此，在发展农村经济增长的过程之中需要高度重视农村非农行业的金融服务。
3结语
金融经济分析篇5
关键词：虚拟经济；金融危机；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56f2009)11―0005―08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政治经济学考察经济过程本质。对这场危机作政治经济学分析，可以从本质上明确这场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从经济规律上了解危机产生的周期性特征，并从根本上寻找防止和克服危机的路径。
一、现代金融危机产生于虚拟经济
过去所讲的经济危机基本上都是实体经济领域的危机，表现为生产过剩的危机。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危机基本上都表现为金融危机。这里面有没有客观性，可以从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分析起。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了货币执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时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流通手段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纸币流通量超过自己的限度不仅有信用扫地的危险，还可能产生通货膨胀。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可能形成债权债务的链条。当这个链条被打乱时就可能产生货币支付的危机。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危机产生的可能性要成为现实性是有条件的，“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根据马克思的逻辑，我们可以从“人为制度”和“整整一系列的关系”等方面寻求导致金融危机的制度性原因。
所谓“人为制度”，根据马克思的分析，首先是资本主义制度。由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这已为资本主义世界产生的一次次经济危机所证实。这一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不例外。现在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研究产生金融危机的机理。
马克思指出由货币的流通手段产生危机的可能性成为现实性，需要“整整一系列的关系”。根据马克思的逻辑和经济运行的实践，这一系列关系可以归结为市场经济关系。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都可以说是对市场经济特征的概括，但最能概括市场经济现代特征的是信用经济。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以信用为基础。从现代企业的融资结构来说，内源融资即自有资本只占其很小的比重，占最大比重的是外源融资，即包括银行贷款和资本市场的股权融资。从这一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信用经济的实质是金融经济，金融问题也就成为全局性的宏观经济问题。信用(金融)危机就成为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已为从1997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其他国家的金融危机所证明。
马克思当时就发现“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这种突然致富的基础就是利用信用这种人为制度的种种投机行为。这可以说是现代各次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观因素。投机的机制就发生在虚拟经济领域。
首先是在信用形式上产生的虚拟资本。信用包括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商业信用的作用是使经济的扩张、交易的扩张突破现有资本的限制，这就是马克思所分析的，商业能够用自有的资本把全国的产品买去并且再卖掉。其机制是：商品买卖采取汇票形式，汇票是一种有一定支付期限的债券。“这种汇票直到它们期满，支付之日到来之前，本身又会作为支付手段来流通”。这种商业票据的流通便代替了货币流通。这时“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为基础，而是以汇票流通为基础。”通过这种单纯流通手段的创造，产生出虚拟资本。银行信用的作用同样能使经济扩张，使同一些货币可以充当不知多少次存款的工具，执行多少次借贷资本的职能。其形式有：汇票、支票、发行银行券，以有息证券、国家证券、各种股票作抵押的贷款，存款的透支，未到期汇票的贴现等。同一笔货币资本反复使用，就产生虚拟资本。这种在信用流通上产生虚拟资本在现实中就表现为信贷膨胀。这种状况在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产生的泡沫经济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时盛行所谓的低成本扩张和负债经营导致日本出现信贷泡沫，在无限制贷款而资本无法回流的情况下，导致信用无法持续，最终因泡沫经济被打破而经济出现了持续十年左右的衰退。
其次是在收入资本化形式上产生虚拟资本。就如马克思所说：“人们把虚拟资本形成叫作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资本会提供的收入，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债券、股票等证券的收入都可依据利息率资本化，从而都可成为虚拟资本。这些证券所筹集的资本进入企业运行，形成实体经济的运行。但它们作为所有权证书存在，实际上代表对于未来收益的索取权，因此可以进入市场流通。用于投资的房地产也有这种特征。在证券和房地产流通市场上，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的价格有独特的运动和决定方法：“一方面它们的市场价值会随着它们有权索取的收益的大小和可靠程度而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他们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因为它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利息率变化、进入市场的证券数量、投机心理、虚假信息、操纵市场等等因素都会导致其市场价值远远脱离其现实资本的价值。因此证券市场实际上是投机性市场，投机过度就产生泡沫经济。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基本上就是由证券和房地产市场上投机过度造成的。2001年美国华尔街出现的安然、世通等公司也是利用证券市场上的投机机制，弄虚作假，操纵股价，导致了华尔街信用危机。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也是起因于房地产市场上的过度投机。
第三是金融衍生工具形式产生的虚拟资本。马克思当时从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中发现，一切资本具有了倍数增加的能力。这样，“在一切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巨额的所谓生息资本或货币资本都采取这种形式。货币资本的积累，大部分不外是对生产索取权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资本价值的积累。”虚拟资本这种使货币资本倍数增加的机制就产生了强烈的创造虚拟资本的诱惑。后来的金融创新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创造虚拟资本进行的。恩格斯在修订《资本论》第三卷时依据当时现实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单纯为了购买某种有息证券而成立的金融公司：“资本这种增加一
倍和两倍的现象，例如，已由金融信托公司大大发展了。”这些金融公司单纯投资于证券，而不是投资于实体经济，由此使虚拟资本进一步膨胀。它使虚拟资本的市场价值越来越看不到现实资本的影子。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金融创新速度大大加快。创造出一系列的金融衍生工具，如金融期货、股票指数、期权等。虚拟资本的数量也大大增加，据有关资料显示，每天在各类资本市场上交易的虚拟资本是现实资本的数十倍。
在现代金融工具创新的主要方式是创造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衍生工具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投机工具，衍生工具交易也就是转嫁风险。1997年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创新过度，衍生工具创造过度。当时的金融创新实际上把实体经济也虚拟经济化了。例如房地产供给增加时为刺激需求，便通过金融机构进行抵押贷款，即使是对信用能力弱的也提供贷款。金融机构再将这些债权证券化后出售。购买这些债权又都要利用银行信贷。因此形成的证券买卖的链条不仅长，尤其因带有投机性而产生数额巨大的虚增部分(这就是杠杠作用)。这样一旦其中某个环节(支付债务和还贷)中断，由此爆发危机就是全局性的，而且因其虚增部分太大而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的破坏。1997年发生次贷危机一年后雷曼兄弟破产从而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就说明这一点。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场在房地产金融领域中产生的危机迅速蔓延到整个金融系统，不仅同金融机构的无节制放贷相关，也同银行的资本结构相关。马克思当时就发现：“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家证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它们所代表的资本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美国的次贷危机一发生就迅速向银行蔓延，并使花旗银行等大银行濒临破产。银行资本结构以虚拟资本为主，银行对虚拟经济领域中的过度投机不但没有抗风险能力，甚至能与其同流，产生整个金融领域的危机就是必然的了。
这次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快就蔓延到全世界，即使是经济一直健康发展的国家都无一幸免。这要从金融全球化的趋势说起。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时，列宁就发现，“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的时代，金融资本和垄断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表明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比其余一切国家都突出。”经过接近一个世纪的发展，经济进入全球化阶段，其特征就是金融全球化，表现为：货币的自由兑换及货币的全球化，金融市场(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全球化，虚拟经济的全球化，资本的自由流动，由贸易全球化产生的全球性支付关系。由于美国是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其一旦发生危机，必然通过金融全球化的通道，迅速向全世界蔓延。
二、现代金融危机的实质还是实体经济的危机
以上从虚拟经济领域中难以避免的投机过度和欺诈性来说明金融危机的引发因素。现在需要进一步研究产生金融危机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也就是说明其本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即生产相对过剩。其根本原因是由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这个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导致了生产的无限扩张和人民群众消费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这个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爆发经济危机。
首先，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是虚拟经济过度背离实体经济。信用产生虚拟资本的量是有边界的，超出这个边界就可能产生危机。由信用形式产生虚拟资本不只是产生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突破流通手段量而实现扩张的正效应，也可能产生泡沫经济的负效应。由于信用形式的虚拟经济的存在，“市场的联系和调节这种联系的条件，越来越采取一种不以生产者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的形式，越来越无法控制。”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取决于这种生产的规模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而不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待满足的需要的预定范围。”在大量生产中，产品只要卖出，在生产者看来，一切都正常。而实际上直接的购买者只能是借助信用的大商人，而不一定是消费者。“只要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证，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信用将会收缩。“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的产生就是这样。次贷之类的信用造成了房地产市场的虚假繁荣，一旦超出实体经济支持的界限，信用停止，危机就爆发。
其次，从金融创新的动机分析，金融资本家创新的基本目标是金融资本为了谋求垄断利润。就如列宁所描述的：“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且享有实际垄断权的金融资本，由于创办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办理公债等等而获得大量的、愈来愈多的利润，巩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替垄断者向整个社会征收贡税。”现在谋求高额利润的途径还有无节制的放贷和创造金融衍生工具。马克思当时研究了19世纪发生在英国的几次经济危机的起因，发现大都同银行信用相关：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不过，信用可加以利用，它容易得到，而且便宜。而且，用未售的商品作担保得到的贷款越是容易，这样的贷款就越是增加。在这种信用条件下，谁都不会放过这种大好机会，“结果必然造成市场商品大量过剩和崩溃。”金融创新不仅给金融资本提供谋求高额利润的机会，也会被某些经营者所利用。例如为刺激经营者金融创新设计了期权刺激，将经营者报酬与公司的市场价值挂钩，由此就产生安然、世通等公司的ce0做假、虚报利润，人为抬高股价等行为，造成股票市场上的危机，给普通股民造成重大损失。
第三，从生产和消费需求的关系分析，现实中生产和消费发生冲突的原因就同生产目的相关。“因为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因为资本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方法，是按照生产的规模来决定生产量，而不是相反，所以，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冲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大工业生产方式具有一种跳跃式地扩张的能力。市场实现则受社会生产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就社会消费力来说，马克思认为，它“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生产的条件和实现的条件的矛盾表明，生产的无限扩张要求市场不断扩大，但“市场的联系和调节这种联系的条件，越来越采取一种不以生产者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的形式，越来越无法控制。”因此，“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其结果是爆发生产过剩的危机。
金融创新可以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加剧生产无限制扩张和人民群众消费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在生产方面，“信用每当遇到特殊刺激会在转眼之间把这种财富的非常大的部分作为追加资本交给生产
支配”。面对生产的无限制扩张，为防止和克服可能的经济危机，可能的途径就只能是扩大消费。从理论上讲，扩大消费的最为可靠的途径是改变对抗性的分配关系，提高劳动者收入，从而提高社会消费力。但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如果能这样做就不是资本主义了。这些国家能够做的是通过金融创新来创造市场需求。以下的分析将发现，金融创新从消费方面缓和生产和消费矛盾的同时也在积累矛盾，催生破坏性更大的危机。
由对生产的信贷扩大到对消费的信贷，可能大大提高消费力，从而使生产的扩张突破现有的消费能力的限制。其中发行信用卡，可以说是鼓励提前消费的一种金融创新。其意义是当前的消费不受当前收入水平的限制，可以把明天的收入用于今天的消费。在房地产供给迅猛增加，超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出现泡沫时，银行和金融机构提供购房贷款，即使是信用能力低的次贷申请人也能得到购房贷款。这就在表面上提高了市场购买力。发放房贷的金融机构再将这些债权证券化，把债务组合分割，衍生出多种金融产品，卖给一个个投机者(主要是银行等金融机构)，由此又释放出数额巨大的流动性(流通中货币)。所有这些金融创新活动创造了短时期的市场的虚假繁荣。同时也积累各种风险。随着越来越多的购房者无力还贷，次贷风险日益加剧，次贷危机的爆发就是必然的了。发行次贷并出售次贷之所以能推行，就是因为这种金融创新能够刺激起市场需求，繁荣房地产市场。其实质还是华尔街的贪婪，为追求高额利润而不惜一切，丧失道德。但是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终还是抵挡不住实体经济中存在的根本性矛盾，生产能力超过消费能力最终还是会以生产过剩的危机暴露出来，就如马克思所描述的：“在再生产过程处于非常繁荣状态时，商品的一大部分只是表面上进入消费，实际上是堆积在转卖者的手中没有卖掉，事实上仍然留在市场上。这时，商品的潮流一浪接一浪地涌入市场。于是市场上形成激烈竞争。后涌入的商品为了卖掉只好降低价格出售，以前进入市场的商品尚未变成现金，支付期限已经到来，商品持有者不得不宣告无力支付。“这种出售同需求的实际状况无关。同它有关的，只是支付的需求，只是把商品转化为货币的绝对必要。于是危机爆发了。”
最后，美国爆发的这次危机，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及其影响的最好说明。马克思指出，平均利润率下降，就会产生资本过剩。其突出表现是进入实体经济部门的资本最低限额提高了。因此，“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投机、危机。”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产生了以带着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使美国经济有持续20多年的经济增长。进入21世纪，经济衰退已见端倪，表现在本世纪初的it泡沫破灭。这本身反映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作用。为阻止平均利润率的下降，从政府到金融资本家都是借助投机和信用机制。美联储实施放松货币的政策，金融机构推行一系列的从虚拟经济方面创造需求的金融创新，大量发行消费信贷，鼓励举债消费，发行各种金融衍生工具，造成资本市场的巨大泡沫，企图延缓经济衰退，阻止平均利润率下降。所有这些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就是马克思说的：“会削弱货币的那种和资本一同发展起来并以这些预定的价格关系为基础的支付手段职能，会在许多地方破坏一定期限内的支付债务的链条，而在和资本一同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因此崩溃时，会更加严重起来，由此引起强烈的严重危机。”马克思在这里所揭示的正是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机理。
三、以有效的政府干预和制度调整克服市场失败
经济危机的产生暴露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因此，政府介入的反危机措施不仅涉及各种解救经济的应急性调控措施，也会涉及针对暴露出的矛盾所作的制度调整。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恰恰是靠危机中的制度调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研究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个国家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可以发现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克服市场失败的路径。
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就证明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依靠市场机制自我调节的自由主义理论的破产。凯恩斯理论被认可也就是认可了国家干预宏观经济的必要性。根据凯恩斯理论美国政府采取国家干预的措施才使美国乃至世界经济摆脱这场大危机。但在此以后的几十年里，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相对稳定阶段，由此反对国家干预信奉市场自我调节的新自由主义又流行起来，甚至在我国的经济学界也有很大影响。进入21世纪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衰退的压力越来越明显，此时美国所进行的一系列在虚拟经济领域中的金融创新实际上是力图利用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来克服宏观经济的不均衡问题并阻止经济衰退，甚至直到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政府也没有迅速反应及时干预，酿成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宣告了单纯信奉市场自我调节的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证明了依靠市场的自我调节不能解决宏观经济和经济衰退问题。
面对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的失败，在世界金融危机产生后，各个国家的政府迅速采取了大力度救市的政府干预的措施。如美国政府实施7000亿美元的刺激经济计划，对濒临破产的大银行推行国有化计划，西欧各国中央银行普遍降息的计划，等等。应该肯定各国政府及时大力度救市可能阻止经济下滑，不至于产生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那样进入长期萧条阶段。从各个国家实施政府救市的干预政策的效果看，政府干预宏观经济是必要和有效的。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对某些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和公司实行国有化，例如美国政府收购花旗银行的股权，或者说持有其股权。对这种国有化有人认为是“社会主义化”，其实不然。这是利用国家资本挽救濒临破产企业的一种方式。当这些企业被救过来后，政府还会通过出售股权的方式进行“非国有化”。其实质还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就如当年列宁所揭示的：“国家的垄断不过是提高和保证某个工业部门快要破产的百万富翁的收入的一种手段罢了。”[31760显然，美国政府这次所推行的“国有化”虽然有控制金融危机蔓延和深化的效果，不可否认也有保证快要破产的金融资本家的收入的作用。
美国最近几次爆发金融危机的事实不仅一次次宣告市场自我调节的失败，而且对作为政府干预理论基础的宏观经济理论提出挑战，从而牵动宏观经济理论的突破。
首先是宏观经济的范围扩大到资本市场上的资产价格总水平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上发生的经济危机都表现为金融危机，这一现实对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政府干预政策提出了挑战。在此以前的经济危机，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都直接在实体经济领域中产生，表现为生产过剩。与此相应的宏观经济理论也是从实体经济的三大市场(商品市场、就业市场和货币市场)来分析宏观经济的总量均衡问题。政府干预理论也主要限于在实体经济中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政府所要调节的总量指标主要是商品市场上的价格总水平，就业市场上的就业总水平，货币市场上的利率总水平。即使是所涉及的金融问题也主要分析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其研究视角也限于其对商品价格总水平和就业总水平的影响。
而现在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经济危机基本上是在虚拟经济领域产生的。影响宏观经济均衡的市场不仅是商品市场上的价格总水平，就业市场上的就业总水平，货币市场上的利率总水平，更是有资本市场上的资产价格总水平。资本市场上资产价格总水平不仅有相对独立的决定因素，而且能独立地影响宏观经济的均衡，过度投机造成的资产价格膨胀，形成没有实体经济支持的泡沫经济，通货膨胀随之而来。泡沫经济一旦被打破，资产价格迅速缩水，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随之而来。因此，资本市场和虚拟经济必须进入宏观经济分析的范围，资产价格水平必须成为宏观监测的指标，虚拟经济必须成为政府监控的对象，特别是要控制好在虚拟经济领域金融创新的度。
其次是虚拟经济领域成为市场失败的主要方面，从而成为政府监管的重点
过去我们所说的市场失灵都反映在实体经济领域，如外部性和垄断等。因此政府干预所要关注的也在实体经济领域。近年来所发生的几次经济危机都在虚拟经济领域中引发，反映在虚拟经济领域中的失信和过度投机。这些问题不但不可能靠市场的自我调节所能克服，而且市场机制的运行还可能有自我增强的功能。其原因就是虚拟资本的价值在马克思看来是“幻想资本价值的积累。”问题不仅仅是过度投机所导致的虚拟资本脱离实体资本，还在于流通中的证券和衍生的金融工具中“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的纯粹欺诈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已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马克思在100多年前揭示的这些问题在现代的虚拟经济领域中比比皆是，因此提出了政府加强金融监管的必要性。而在相当长的时间中，虚拟经济领域可以说是金融监管的盲区。
早在2002年美国出现的安然公司造假并破产导致股市濒临崩溃事件，表明虚拟经济领域中的许多问题可以归结为诚信缺失和道德风险。资本市场的诚信机制不能仅依靠自律，必须突出他律。他律，就是要政府介入，加强法制约束和监管力度，由此促使美国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其基本内容是以较为严格的会计审计制度，对市场各个主体行为进行监控，加强对资本市场失信行为的惩处力度。这个法律出台，恰逢美国金融体系竞争力下降之时，再加上美国一直信奉市场自我调节的自由主义，又促成了美国放松金融监管的决心并于2006年出台了《金融服务管制放松法》，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并引发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美国放松金融监管的惩罚。
这次全面危机的爆发迫使美国政府在2009年6月《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重建金融监管》法案。该法案确立了政府在危机处理中的核心地位，试图实施无盲区的全面监管，着力解决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制衡问题。鉴于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对虚拟资本的创造具有明显的杠杆效应。因此国家特别要规制金融衍生工具的创造，使之严格控制在可控范围，控制在实体经济支持能力的范围。
第三是利用虚拟经济的机制反危机
虽然这场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线是虚拟经济领域的过度投机，但这种机制的存在又可被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加以利用。在现代经济中已经存在虚拟经济的机制。这个机制导致了经济危机，同样也可以被利用来反危机。面对危机阶段市场需求的加剧下降，政府的重要干预是在财政上实施减税和增加政府需求两个方面措施。企业和居民在危机阶段或者缺乏投资和消费信心，或者因收入下降而缺乏投资和消费能力。政府实施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既是直接增加投资和消费需求，也是作为示范和导向带动社会需求，从而起到保增长和保就业的作用。在30年代大危机中，面对市场有效需求的严重不足，凯恩斯甚至开出了赤字财政的药方。在实际的操作中，政府无论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宽松的货币政策，都需要利用包括虚拟经济在内的金融机制。
一是对信贷机制的利用。在马克思的经济周期分析中，信用对经济周期起着关键性作用。“通货速度的大调节器是信用”。繁荣阶段，信用扩张，借贷资本相对宽裕；危机爆发，信用突然停止，借贷资本绝对缺乏。因此，在经济衰退时，与其说是需求不足，不如说是信用不足。基于这种周期性特征，作为反危机措施的扩大需求的主要途径就是扩大信用，就是马克思说的，“只要银行的信用没有动摇，银行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增加信用货币就会缓和恐慌，但通过收缩信用就会加剧恐慌。”加大信贷投放、活跃信用、启动闲置的产业资本就是推动经济走出危机阶段的主要路径。这次金融危机骤然而至，市场需求骤减，流动性严重不足，许多企业的资金链断裂。在这种情况下放松信贷管制，扩大信贷投放，就可挽救一批企业，而且政府扩大需求也需要信用提供资金支持。
金融经济分析篇6
关键词：金融体系；实体经济；关联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有着紧密联系，这两者的之间的改革、发展、进步、波动均息息相关、互相影响。只有准确了解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特殊关系，正确认识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相作用，真正理解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结合共荣，学会利用两者之间的规律避免金融问题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保证实体经济的安全发展、进步。本文将通过对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分析论证，浅析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协调法门。
一、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对于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国外主流经济学者们还远没有形成共识，但相关研究和争论是以中立态度进行的。而在国内，近些年部分学者采用了一个富有感彩的词―――“虚拟经济”来分析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这是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在我国没有得到正确理解的另一个独特表现。
（一）实体经济是金融体系的基础
在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是体现两者关系的关键。实体经济是构建金融体系的先决条件与基础内容，金融体系的提出与完善离不开实体经济的不断进步与发展，金融体系的相关理论落脚点是实体经济，可以说，金融体系的存在依托于实体经济，没有实体经济的存在，就不能谈及金融体系的存在。
同时，在金融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实体经济所提供的物质、经济基础也是帮助金融体系完善结构、自我发展的基础。在金融体系发展历程中，实体经济决定了其中大量资本的留存与否，决定了投资市场的运作基础，防止资源配置产生混乱，保证市场平衡，维护市场秩序。
（二）金融体系推动实体经济
为了进行原始资本积累，实体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利用金融体系中的部分支付中介，长期积累有效资本之后，实体经济借助金融体系不断拓宽自身的经济范围，降低金融风险，降低大生产量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保证实体经济完整生产、稳定增长。
除此之外，实体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需要金融体系作为经济发展纽带在这一经济过程中起到驱动作用，推动实体经济资本增长，支撑资金需求，满足实体经济的发展规模、拓展领域等需求。
（三）不和谐现象时有发生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并驾齐驱协同发展，就业压力大大降低，资本市场越发活跃，为社会创收大量财富，提升了实体经济的盈余资本。然而，就目前行业现状分析，我国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仍存在有不和谐现象，如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过分苛刻、中小微企业贷款困难（如额度小、利率高、失败率高等）、金融体系渎职等。这一系列的现象级问题导致企业运营风险加大，对实体经济的长远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二、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发展方向
（一）实体经济推动金融体系
综合分析当前经济现状，实体经济应积极反思自身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认清自身在经济发展大潮中的位置，积极转型，将当前的交易模式逐步转变为未来的自身发展趋势方向，针对自身的市场定位与未来发展，精准判断交易需求，结合市场需求进行自身发展方向的定位工作。实体经济的发展历程也是金融体系的完善过程，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必须紧密联合、相辅相成，将原始资本大量投入金融体系，扩大我国金融体系规模，助力实体经济进入经济市场，深入挖掘资本需求链，将资本经济的实际需求作为金融体系发展改革的引导方向。
因此，只有积极摆正实体经济的推动作用，在根本上进行实体经济改革，努力让实体经济融入金融体系，深化两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二）鼓励金融体系自由发展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有着不可估量的正面影响，深化金融经济自由发展后，利率的升高会影响储蓄利率的随之上升，进入储蓄之中的资本将会翻倍增加，储蓄规模也将随之大幅度提升。金融模式的自由化可以起到改变融资途径的作用，简化储蓄、融资手续，降低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影响力与干预可能，发挥市场的健康调节机制有效作用，降低对政府机构的依赖，更加公平合理的配置市场资本，提高金融领域的监督管理，完善金融市场结构平衡性，提升金融市场服务效率，稳定实体经济发展。在改革资本市场的过程中，需要借助各个金融机构，完善现有的资本市场，避免经济企业信息出现不正当的传播，资本市场的发展离不开完善的金融信用机构，为金融体系的发展奠定良好的环境支撑，为其提供必备的融资渠道，实现两者的和谐共生。
三、结束语
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密不可分，实体经济是金融体系发展的基石，金融体系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助力，两者之间互相推动、相辅相成，避免金融危机、市场波动等危险状况的出现，稳定我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正确认识两者关系，主动协调两者关系，让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共同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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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经济分析篇7
关键词：非正规金融 制度经济学 双层制度安排
1问题的提出
对我国的非正规金融产生与兴起的原因，已有的文献大都从以下两个方向展开：一条思路是沿着麦金农的非正规金融源于金融抑制的观点进行拓展，如史晋川(1997)、张军(1998)等的研究；另一条思路是沿着Stiglitz和weiss(1981)的信贷配给均衡的框架进行研究，如林毅夫(2003)、林毅夫(2005)等认为，信贷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是非正规金融产生和广泛的根本原因，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应当说，这两种观点都可以用来解释我国的非正规金融的起源问题，但他们都无法解释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后逐步壮大兴起。首先，金融抑制并非产生于改革之后，相反，改革前我国的金融抑制尤为突出；其次，不完全信息是银行信贷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不会因改革而有所改变；最后，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二重结构”的国家里，中央政府的强大控制力也不会因改革而失效，但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屡禁不止。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没有很好的解释我国非正规金融的产生问题。
根据诺斯和托马斯的双层制度安排假说，制度安排可分为基础性制度安排和次级制度安排。前者一般由政府充当制度供给主体，通过引入法律、法规、政令等手段加以实施。基础性制度安排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滞后性。
后者是个人或个人团体在获利机会诱导下自发倡导实施的，多表现为私人间的契约安排，具有非正式的特征。在渐进改革进程中。次级制度安排大体上是对现存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弥补和修正，在某些范畴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背离，从而导致对基础性制度安排进行根本性的修改。次级制度安排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基础性制度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作者认为，非正规金融是我国经济制度转轨过程，因正规金融制度供给滞后于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对制度服务的需求，由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在正规金融制度边际进行非正式制度创新的结果。因此只有从我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入手，才能找到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原因，正确把握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趋势。
2非正规金融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2．1制度环境变迁：非正规金融的产生的制度需求因素
分析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从逻辑上讲，如果法律上或政治上的某些变化可能会使制度环境发生变迁，并导致利用现存的外部利润机会获利成为可能，那么与制度环境相关的制度安排就会处于非均衡状态，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或在其边界进行制度创新。
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制度选择从功能上使得金融实际上成了政府财政的一部分。社会资金大都通过财政手段进行分配，银行的作用只是充当政府的“出纳”，金融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此阶段，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被普遍禁止；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货币化水平低，人们在解决其基本生活需要后几乎没有多少货币剩余。因此，虽然我国存在深度的金融抑制，但在这种制度环境下，金融制度的供给与制度需求是相适应的，整个金融制度处于均衡状态，非正规金融根本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
1979年以后，我国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次改革的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所有制结构和经济资源分配方式的不协调。我国的私营企业不断的发展壮大，对经济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但在金融资源分配方面，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仍是我国正规金融机构的首要任务，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无暇顾及，个私企业从正规金融部门融资变得十分困难。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当正规金融的进人变得更昂贵时，中小企业必然会寻找新的金融服务机会、形成相应的规则和约束并使之合理化，即从非正规金融部门筹集资金。
其次，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也有所改变。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政府利用其在政治、经济资源上的绝对的控制权，对经济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与此相适应的是政府在制度的供给方面长期居于垄断地位，未得到政府允许的任何制度创新都是非法的，以此将其他个人或团体排除在制度创新的空间之外。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逐渐放松了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将一部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从政府手中转移到私人部门，为权利主体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
最后，经济运行的货币化程度日益提高。改革开放后，收入的货币化分配逐渐取代了传统经济制度下的实物分配，我国居民在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之后，积累了大量的剩余货币。为使其货币资产保值增值，社会居民或组织在运用其货币资产时要兼顾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性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非正规金融正好可以满足这种要求，因此，数量巨大的民间资本所有者受利益驱动而成为非正规金融的供给者或中介人，将小规模的短期储蓄集中起来，为各种类型的非公有制企业提供资金供给，促进货币或资本向投资转化，对正规金融产生“挤出”效应。
2．2正规金融制度变迁：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制度供给因素分析
金融经济分析篇8
[关键词]经济增长；贷款余额；误差修正模型；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38-0105-02
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和宏观经济部门关注的课题，许多经济学家对金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较为一致的看法是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相互促进的因果关系。理论界对经济增长和金融机构贷款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存贷款余额和经济增长的两者的关系上，以及银行业结构对经济发展和增长的重要意义，理论界对经济增长和金融机构贷款的类型研究较少，因此研究甘肃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类型，即研究银行贷款、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1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综述
金融发展理论主要研究内容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即研究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政策组合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及如何合理利用金融资源以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并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内外学者基于大量的文献研究，开始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理论联系的重要性进行实证研究。戈德·史密斯（1969）运用35个国家从1860—1963年的有关数据研究得出结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一般都伴随着金融发展的超常水平。King和Levine（1993）运用80个国家从1960—1989年的有关数据研究得出结论：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金融发展可以作为经济增长的预测因子。KulB.Luintel和mosahidKhan（1999）运用Var（向量自回归）和协整方法研究得出结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存在互为因果关系。moshin和abdelhak（2000）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得出结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adolfoSachsida（2001）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结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Beck和Levine（2002）使用面板数据，运用Gmm（广义矩估计）方法研究得出结论：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国内学者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情况进行实证研究。谈儒勇（1999）采用季度数据，运用oLS（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指出我国金融中介的欠发达制约着经济增长。周立、王子明（2002）采用1978—2000年经济金融相关数据系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有利于经济增长，金融差距是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重要原因。史永东、武志等（2003）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下的计量分析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存在一种双向因果关系。艾洪德（2004）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和全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中、西部二者间则几乎是负相关关系，且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姜春（2008）研究发现二者关系中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和“时滞效应”。
2模型的建立
2.1变量选取与数据及来源分析
本文选用GDp作为表示经济发展水平，考虑到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票据融资占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的比重长期在92%以上，尤其是2005年以来这一比例一直高于99%，因此，我们用贷款（其中包括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来反映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及其结构。
本文数据来源为甘肃省统计局统计月报和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的金融月报等内部资料，我们所使用的数据为2001年1季度—2013年2季度的季度数据，其中生产总值为当季数据，贷款（其中包括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为季末余额。
2.2数据处理
由于贷款为季末余额数，与当季生产总值口径不一致，因此，首先将贷款的期末数减期初数，得到贷款的季度增量，分别用DK、SDK、LDK来表示。
从数据可以看出，甘肃生产总值、贷款等数据在样本区间内呈波动上涨的运行特征，显然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我们对序列取一阶差分，分别用d（GDp）、d（DK）、d（SDK）、d（LDK）表示。
2.3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对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常用方法是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应用aDF检验法对变量GDp、DK、SDK、LDK及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下表。
对各变量序列的aDF检验表明，原始序列各变量检验统计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非平稳序列，所有变量在一阶差分后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各变量均为平稳序列。在检验结果中，aiC和SC准则是评价检验结果的有效手段，aiC和SC值越小，检验效果越好。表中检验结果均为按照aiC和SC最小准则得出的。
2.4协整检验
由前面的aDF检验结果可知，GDp、DK、SDK、LDK为同阶单整序列，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协整检验可以揭示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本文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进行变量间的协整关系检验，具体考察Johansen协整检验中的轨迹检验结果，做检验时考虑含有常数项的情况，分析结果显示，GDp、SDK、LDK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有一个协整关系，协整方程为：
GDp=486.65+1.84×SDK+2.02×LDK
从上述协整方程可知，从长期看，生产总值与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呈同向变动关系，短期贷款每增加1个单位，生产总值就提高1.84个单位。同时，生产总值和中长期贷款也呈同向变动关系，中长期贷款每增加1个单位，生产总值就提高2.02个单位。
2.5误差修正模型
若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则它们之间的短期关系可由误差修正模型来表述，GDp、SDK、LDK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为了考察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根据格兰杰表述定理，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如下：
d（GDp）=52.64+0.05×d（SDK）+3.17×d（LDK）-0.33×eCm（-1）
在误差修正模型中，差分项反映了短期波动的影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波动的影响；另一部分是短期波动偏离长期波动的影响。误差修正项的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从系数的估计值（-0.33）来看，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33）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均衡状态。
3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结论，结合甘肃省省情，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充分发挥金融机构贷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金融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金融业要充分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宏观调控作用，有效地运用货币政策和手段，加强对信贷总量及结构的调控，使经济沿着健康的轨道运行。
二是加大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促进经济与金融业双赢。“招行引资”是金融产业扩张的一个通行办法，目前甘肃省金融业总体数量少，规模小，同时针对甘肃省金融业基本现实，高度重视存贷差越来越大的现象，积极营造较好的投资环境，改变甘肃省银行为别的省份“做嫁衣裳”，而对自身发展促进不够的现象。同时，金融机构应当针对甘肃相对落后的局面适当降低贷款门槛，加大对高新科技、中小企业、非公有企业、资源开发、生态环保、循环经济、消费等方面的信贷投入，达到甘肃经济增长与金融业快速发展双赢的局面。
三是针对甘肃工业产业结构单一、层次低，能源和原材料生产在工业经济中占的比重大的现象，应当在加大传统产业改造力度的同时推进企业技术创新，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和先进制造业，不断延伸产业链，积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实现我省工业速度、结构、质量相统一的发展。此外，应充分重视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充分挖掘多层次、多样化的服务性消费需求，拉动甘肃全省经济增长。尤其要对市场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文化体育娱乐业、居民服务业等）给予更多的关注。还要关注第三产业发展中相关产业链的建设，如旅游业、文化产业、体育健身产业等。这些产业不仅涉及第三产业，还涉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其产业链条长，对甘肃省经济影响作用较大。
参考文献：
[1]谈儒勇.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10）.
[2]韩廷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1（3）.
[3]林毅夫，姜烨.经济结构、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发展[J].金融研究，2006（1）.
[4]周立，王子明.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1978—2000[J].金融研究，2002.
金融经济分析篇9
论文摘要:文章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非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历来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根据诺斯和托马斯的双层制度安排假说,我国的正规金融体系是基础性的制度安排,但在改革开放后,这种制度供给已经不能满足私营企业和社会居民的制度需求,使得制度供求处于不均衡状态。我国的非正规金融正是以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为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结果。
1问题的提出
对我国的非正规金融产生与兴起的原因,已有的文献大都从以下两个方向展开:一条思路是沿着麦金农的非正规金融源于金融抑制的观点进行拓展,如史晋川(1997)、张军(1998)等的研究;另一条思路是沿着Stiglitz和weiss(1981)的信贷配给均衡的框架进行研究,如林毅夫(2003)、林毅夫(2005)等认为,信贷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是非正规金融产生和广泛的根本原因,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应当说,这两种观点都可以用来解释我国的非正规金融的起源问题,但他们都无法解释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后逐步壮大兴起。首先,金融抑制并非产生于改革之后,相反,改革前我国的金融抑制尤为突出;其次,不完全信息是银行信贷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不会因改革而有所改变;最后,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二重结构”的国家里,中央政府的强大控制力也不会因改革而失效,但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屡禁不止。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没有很好的解释我国非正规金融的产生问题。
根据诺斯和托马斯的双层制度安排假说,制度安排可分为基础性制度安排和次级制度安排。前者一般由政府充当制度供给主体,通过引入法律、法规、政令等手段加以实施。基础性制度安排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滞后性。
后者是个人或个人团体在获利机会诱导下自发倡导实施的,多表现为私人间的契约安排,具有非正式的特征。在渐进改革进程中。次级制度安排大体上是对现存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弥补和修正,在某些范畴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背离,从而导致对基础性制度安排进行根本性的修改。次级制度安排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基础性制度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作者认为,非正规金融是我国经济制度转轨过程,因正规金融制度供给滞后于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对制度服务的需求,由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在正规金融制度边际进行非正式制度创新的结果。因此只有从我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入手,才能找到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原因,正确把握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趋势。
2非正规金融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2.1制度环境变迁:非正规金融的产生的制度需求因素
分析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从逻辑上讲,如果法律上或政治上的某些变化可能会使制度环境发生变迁,并导致利用现存的外部利润机会获利成为可能,那么与制度环境相关的制度安排就会处于非均衡状态,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或在其边界进行制度创新。
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制度选择从功能上使得金融实际上成了政府财政的一部分。社会资金大都通过财政手段进行分配,银行的作用只是充当政府的“出纳”,金融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此阶段,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被普遍禁止;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货币化水平低,人们在解决其基本生活需要后几乎没有多少货币剩余。因此,虽然我国存在深度的金融抑制,但在这种制度环境下,金融制度的供给与制度需求是相适应的,整个金融制度处于均衡状态,非正规金融根本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
1979年以后,我国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次改革的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所有制结构和经济资源分配方式的不协调。我国的私营企业不断的发展壮大,对经济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但在金融资源分配方面,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仍是我国正规金融机构的首要任务,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无暇顾及,个私企业从正规金融部门融资变得十分困难。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当正规金融的进人变得更昂贵时,中小企业必然会寻找新的金融服务机会、形成相应的规则和约束并使之合理化,即从非正规金融部门筹集资金。
其次,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也有所改变。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政府利用其在政治、经济资源上的绝对的控制权,对经济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与此相适应的是政府在制度的供给方面长期居于垄断地位,未得到政府允许的任何制度创新都是非法的,以此将其他个人或团体排除在制度创新的空间之外。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逐渐放松了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将一部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从政府手中转移到私人部门,为权利主体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
最后,经济运行的货币化程度日益提高。改革开放后,收入的货币化分配逐渐取代了传统经济制度下的实物分配,我国居民在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之后,积累了大量的剩余货币。为使其货币资产保值增值,社会居民或组织在运用其货币资产时要兼顾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性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非正规金融正好可以满足这种要求,因此,数量巨大的民间资本所有者受利益驱动而成为非正规金融的供给者或中介人,将小规模的短期储蓄集中起来,为各种类型的非公有制企业提供资金供给,促进货币或资本向投资转化,对正规金融产生“挤出”效应。
2.2正规金融制度变迁: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制度供给因素分析
虽然在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环境变迁中成长起来的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对金融制度服务产生强烈的需求,但在我国,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只是正规金融制度的接受者。我国的正规金融制度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即它是由政府通过法令等手段进行的,政府在制度选择与制度变革中处于主动地位,是正规金融制度的决定者。由于制度供求主体的地位不同,两者的制度效益分析的出发点也不尽相同,对于作为制度接受者的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来说,只要现有的制度安排使得其净效益不是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中最大的一个,就会使其产生对新的制度服务的需求和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以及新制度的潜在供给,即原有的制度安排因供给不能满足需求而处于非均衡状态。作为制度供给者的政府,其制度变迁的供给虽然也是建立在制度成本和效益分析的基础之上,但所依据的不是制度的个别净效益,而是制度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由于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中存在个人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差异,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因制度变迁的供给不足而导致的制度非均衡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一点在我国的正规金融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改革开放后,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以各种金融资产的形式,经过银行完成由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原有的“大财政、小银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利用财政手段支持国有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这使得国家在金融制度安排和变迁过程中必然要加强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通过国有金融系统对金融活动垄断,从居民储蓄中获得大量的资金剩余,为公有制经济发展筹集所需资金,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采取制度性歧视政策,尽量少地满足其融资需求。由此可见,政府作为金融制度的供给者,由于受到自身偏好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进行金融制度安排时并不一定以国民财富最大化为目标,必然会导致制度供给结构扭曲。即使政府能够克服以上影响,但由于其有界理性、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以及设计、建立金融制度安排所需信息的复杂性,它仍然不能校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此外,由于政府缺乏管理市场经济的经验,对变革的金融制度供给采取“摸着石头过河”方式逐步进行的,对正规金融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存在着认识和组织、发明或引进、菜单选择、启动时间等四重时滞,因此这种强制性的金融制度变迁并不能完全反映市场的需求。
在金融制度变迁中,即使政府放松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金融行业的经营特点也会造成金融服务的供给不足。首先,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正规金融机构逐步成为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兼顾成为其经营目标。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化、市场化原则对贷款行为进行规范,信贷标准日趋严格。而民营中小企业由于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比大企业要高得多。正规金融部门对中小企业群体自然会抑制其贷款冲动。另外,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具有“时间急、频率高、额度小”的特点,正规金融部门贷款手续繁杂,不能及时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同时“频率高、额度小”的资金需求也提高了银行提供单位贷款的交易成本。
由于政府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以及正规金融机构的经营特点,使得我国的银行信贷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据资料显示,在我国整非国有经济部门从国家银行系统中获得的贷款不足银行贷款的20%,有组织的银行系统中80%多的信贷都被分配给了国有经济部门。而在直接投融资中,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被定位于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在股票发行中,有限的额度基本都被分配给国有企业,迄今为止,股票市场中,上市的民营企业不足10%,通过发行股票筹资的比重则更低。
3结语
总之,在我国经济制度发生巨大变革的社会背景下,制度环境的变迁不仅生产出对非正规金融有着强烈需求的中小企业,也生产出拥有大量货币剩余的私人部门和允许多样化权利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基本的制度安排。由于正规金融制度的供给不足,金融制度供求失衡意味着现存制度下的巨大利益空间,因而孕育着巨大的制度变迁收益。为了争取现有制度安排下不能获得的外部利润,他们必然会在现有制度的边际进行金融制度创新,导致我国非正规金融最终得以产生,发展和壮大。由此可见,我国的非正规金融具有内生性,因此对非正规金融不能采取简单的取缔态度,必须通过立法途径引导非正规金融合法化,正规化,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联系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世界性金融危机冲击的现实,政府更应当充分发挥非正规金融的优势,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金融经济分析篇10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从戈德史密斯(1969)关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推进作用的统计发现以来，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性问题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证上都有了很大进展。关于我国金融与经济增长关联性问题，国内学者已有过一些研究结论。学术界对我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并不一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如果是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就应该优先考虑改革其金融体系，进而通过优先发展金融来促进其经济增长;如果是经济增长带动金融发展，则应该将重心放在经济增长方面。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年均近9%的速度增长过程中,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供给导致还是需求拉上?正是基于这样的疑问，从实证上更深人地对金融的作用加以识别并从中透视出我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谈儒勇认为中国股票市场和经济增长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庞晓波和赵玉龙考察了1980年～2000年的动态数据,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性较弱,这意味着我国金融发展未能跟上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改善金融服务,提高金融效率将会推进我国的经济增长。以上研究多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数据得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无明显的因果关系，或相关性较弱的结论。本文截取1990年～2006年的相关数据，从结构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型出发，采用普通最小二乘的计量经济方法，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一、模型与方法
在结构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型中,通常包括一些辅解释变量,如经济制度、对外开放、金融发展等。本文将金融发展作为一个独立影响因素引入,根据总量生产函数构造模型如下:
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k为国内资本存量的增长率,i为劳动力的增长率,h为人力资本,finance为金融发展：t表示各年。α为模型中遗漏的体现个体差异的变量的影响,假定其不随时间变化:ε是误差项。由于模型既包括了时序数据和截面数据,直接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可能会存在自相关性和异方差性,所以本文将检验其自相关性，异方差性及多重共线性，并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解决问题。
二、指标与数据
最能充分反应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能力的指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本文采用实际人均GDp增长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取值为扣除价格影响因素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环比增长率。国际上通常采用戈氏利麦氏两种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戈氏和麦氏两种指标都是从总体上去衡量一国的金融发展程度的。在此引用之,将货币存量(m2)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作为衡量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本文模型中用到的其他指标包括资本存量、劳动力的增长率、人力资本。劳动力的增长率用从业人数的年增长率来表示。人力资本是人们花费在教育、健康、训练、移民和信息等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在本文的实证分析中,出于数据的可靠性和方便性,以中央财政支出中文教卫体事业费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表示。在经济增长模型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技术水平,而初始的技术水平是一个难以度量的变量。事实上无论技术开发与推广是否花费较高的成本,从较长的一段时间来看,技术进步率是大致相同的。而对技术进步的种种假设或限制在panelData模型中只是表现为不同地区的回归方程的截距项或斜率的差异。在本文中分解为截距项和误差项。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1990年～2005）及2006年统计公报。
三、实证分析
用最小二乘法作回归，并分别检验异方差性，自相关性及多重共线性
1.直接oLS
yt=-49.86377+0.134999kt+43.92106it+190.3635ht+
14.37911financet
t=(-2.843168)(0.745759)(1.417603)(2.296129)(3.870960)
R2=0.593394R2=0.457859Dw=1.490262F=4.378152
F检验。F=4.378152，样本容量n=17,解释变量k=4,n-k-1=12。F值与临界值Fα（k,n-k-1）比较。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
F＞F0.05（4，12）,说明模型总体是显著的。
t检验。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查自由度为12的t分布表，得临界值tα/2(12)=2.1788.解释变量K、i、H、FinanCe的t值分别为0.745759、1.417603、2.296129、3.870960，与临界值比较说明人力资本H和金融发展FinanCe对国内生产总值Y的影响显著。
2.异方差性检验
怀特检验：
nR2=15.61452,nR2渐进地服从自由度为14的χ2分布。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χ0.052（14）=23.685。nR2＜χ2α（14），故随机误差项不存在异方差。
aRCH检验。
R2=0.172852，n=17,p=2,(n-p)R2=2.59278.(n-p)R2服从自由度为2的χ2分布。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n-p)R2＜χ0.052（2），表明模型中不存在异方差性。
3.自相关性检验
D-w检验。由oLS的输出结果得Dw=1.490262，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查D-w统计表，n=17,k=4,得下限临界值dL=0.90和上限临界值dU=1.71，得dL＜Dw＜dU，表明不能确定存在自相关。
4.多重共线性检验
相关系数检验法。相关系数矩阵如下：由相关系数矩阵得，K与H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40490，K与FinanCe的相关系数为-0.797082，H与FinanCe的相关系数为-0.827708，表明这几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高。
修正。由直接最小二乘的结果看出，K的参数t值并不显著，又与H,FinanCe存在多重共线性，故考虑删除解释变量K。删除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为：
yt=-53.84270+56.12190it+228.8488ht+13.70346financet
t=(-3.279260)(2.170400)(3.588675)(3.870595)
R2=0.574549R2=0.476369Dw=1.43071134669F=5.851947
删除解释变量K后，模型的统计检验均有较大改善。
五、对实证分析的理论解释及政策建议
90年代以后，特别是中后期，中国逐步摆脱了短缺经济，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由供给导向型向需求拉动转变。从以上拟合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一些主要的结论:
1.从回归结果看，金融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且推动作用十分显著，表现为t检验的结果较高（3.870595）。此时的金融发展日益凸显出其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与促进。
2.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但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其应有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仍然需要继续加大金融改革的力度,消除所有制歧视,使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在融资过程中处于平等地位,使非国有经济的投资需要得到充分地满足,从而,最大地发挥非国有经济的巨大潜力和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力。
3.作为解释变量的国内资本存量的增长率k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将其删除后，模型的统计检验有较大改善。中国也应对此采取相应对策，以避免影响经济增长，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参考文献:
[1]谈儒勇: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10):5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