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情况篇1
【关键词】全球贸易周期结构产业转型
一、前言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最近几年的全球贸易增速的百分点都明显低于同期的经济增速，甚至在2015年，全球贸易增速呈现负增长，这一奇怪的现象是对以往年份全球贸易增速都要高于经济增速有利的打击，而目前整个的趋势是全球贸易增速要被经济增速远远的甩在身后。其实，全球贸易增速过低的问题最初出现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时一些经济学家就预言贸易增速将开始出现降低并达到一个低谷时期，可没想到的是整个低谷时期，而这个降低的力度也比当时预言的大很多，也会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其后果甚至不能被一些企业所接受。同时这个幅度也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担心，逐渐的引起了相关人士的思考。
二、关于全球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的思考讨论
（一）主张需求不足论
持有主张需求不足论的专家和学者认为之所以出现全球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的现象，原因主要是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影响而导致的全球经济呈现疲软的态势，一时间商品的价格暴跌，整个第三产业受到严重的冲击，同时就造成了商品的需求不足的现象，进而影响了全球贸易增速。但是这种主张需求不足的观点却有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为何在全球贸易增速降低的情况下，经济增速却依然能保持一个很好的发展势头，并且连续数年都要高于同期的贸易增速，这一点是需求论不能都解释的。而同样的，论影响的对象来说，包括金融危机的影响都会具有一定的相互关联性，况且贸易和经济增速本身就是一个属性的事物，所以怎么可能会只影响贸易发展，而对经济发展毫发未损，这一点是值得所有专业人士所思考的。
（二）周期性的经济疲软现象
目前出现整个贸易发展增速过低的现象，一部分是因为经济的短时性不稳定造成的暂时性疲软，比如在20世纪的30年生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就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处于周期性的繁荣阶段，而当经济转为疲软阶段，就会自然的出现贸易增速下降的情况，而这完全是因为短时的环境因素所造成的。当然，这一观点也受到了现在一些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目前全球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的这种原因或许只是表象的，是为了迷惑大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也急需要相关专家去认真思考。
（三）长期性的结构变化
当然，一些分析者认为，既然20世纪的30年生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周期性的经济疲软现象，那么也就自然有长期性的结构变化所导致的贸易问题，而这个原因的出现也是短时的因素长期积累的效果，因为周期性的疲软造成的经济结构变化已经成为了一些学者所持有的观点。支持他们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目前的全球贸易增速已经连续数年都低于同期的经济增速，这难道还不是因为经济结构已经变化所导致的吗？如果还按照以前的想法进行贸易保护和制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做好产业的结构转型，从而进行创新性发展。
（四）贸易保护角度
在我国贸易保护发展进程中，由相关的数据和经验显示，每一次金融危机过后或者相应的经济疲弱过去，一些有意识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采取相应的贸易保护行为，以动用一定的多样化和多区域的手段对贸易的发展进行相应的隔离，以降低其贸易的损失情况。但这种做法和措施也有一些弊端，比如隔离或者封闭某个地区的贸易往来，总会对当地的经济和贸易发展有一些消极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整个贸易自由化受到严重的打击。而最好的做法是在采用协同机制，根据实际情况对危机进行应对，并通过适度的贸易保护进行相应的风险规避，不仅可以降低因保护过度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可以尽可能的提高全球贸易增速。
（五）贸易主体国家变迁说
对于贸易主体国家来说，持有贸易主体国家比较优势变迁说的经济学家认为此举主要阐述的是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具有的关键性地位，换句话来货，中国的贸易发展对于全球的贸易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近些年来，中增速的发展也带动了全球贸易的进步。然而也并不是完全利好的，比如中国的出口假如在整个贸易发展中占有较大的市场，就会同时使得我国外贸发展的空间不断缩减，主要表现在整个创新的力度会明显的下降，而自身的优势产业也会逐渐的受到相应的损失。所以，一些学者也预测如果按照这个想法发展的话，中国未来的贸易发展很可能会出现产业发展困难和相应的真空期阶段，同时也面临着相当大的转型断层风险。
三、结束语
总体来讲，本文依据新时期下这一特殊大环境，以全球贸易增速和经济增速的对比作为为突破口，以当前的新时期下的几点实际情况为基准，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和现状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对关于全球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的主张需求不足论、周期性的经济疲软现象、长期性的结构变化、贸易保护角度、贸易主体国家变迁说五点思考进行讨论，建议性的提出针对的解决方法，以解决相关的全球贸易发展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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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情况篇2
面对金融危机“保增长”的重要性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压力，“保增长”是现阶段各项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国际市场需求疲软的情况下，为了能够使“保增长”的目标落到实处，理所当然要将“扩内需”摆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然而，“扩内需”并非意味着就可以忽视对外贸易在“保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在“扩内需”的同时，如果也能够尽可能发挥对外贸易的积极作用，可供选择的手段增加了，“保增长”的把握性自然也会增大，“扩内需”过程因此也会相对轻松一些。
总体来看，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有所放慢。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幅度连续6年都超过了两成，但200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增长幅度却只有17.8%，其中，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增长幅度分别为17.2%和18.5%，增长速度比前几年明显放慢。
现阶段进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虽然放慢，但2008年的全年统计只不过是由“显著”增长变为“温和”增长。可是，如果像证券分析师那样也做一张《分时走势图》，则不难看出，2008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增长基本上可以用“高开低走”这个股评术语加以概括。2008年10月以前，进出口贸易增长或快或慢，但基本上能够保持增长势头。据海关统计，2008年前10个月，出口和进口分别累计增长21.9%和27.6%。可在10月之后，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形势却可以用“晚节不保”来形容。据统计，2008年11月全国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2.2%和17.9%，特别是出口贸易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了月度负增长。更有甚者，进出口贸易的月度负增长并非“间歇”性，而是渐成趋势。2008年12月，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又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2.8%和21.3%。
贸易顺差的“贫困化”扩张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越来越大。即使对外贸易规模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有所萎缩，贸易顺差扩大的势头也依然得以持续。由于进口贸易的下降幅度要超过出口贸易的下降幅度，2008年11月贸易顺差达到400.9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最大的一个月，而12月贸易顺差也达到了389.8亿美元的历史次高点。再看一看整个2008年，全年贸易顺差达到2954.6亿美元。
一般来讲，许多人都会认为出口越多，经济增长受到对外贸易的拉动也就越大；而进口越多，经济增长受到对外贸易的拖累也就越大。近期，由于贸易顺差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进一步强化。
可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之下，尽管贸易顺差还在扩大，开展进出口业务的难度却在加大，许多企业苦不堪言。当下，眼看着一些出口企业停工甚至关闭，眼看着出口企业的打工仔、打工妹甚至白领们丢掉饭碗，又有何理由为贸易顺差的增加而自我欣慰？仅从量的角度看，顺差加大应当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然而，若从质的角度来看，净出口规模的大小并不一定等同于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由此，笔者开始思考这样一个命题:小贸易的大顺差不足为喜，其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一定比得上大贸易下的小顺差，甚至有可能还不如大贸易下出现的适度逆差。2008年11月贸易顺差创新高就能印证这一命题。否则，中央也就没有必要在当前形势下特别强调要靠“扩内需”来保增长了。
就对外贸易而言，净出口因素固然可以对经济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净出口因素绝非影响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事实上，对外贸易也会出现贫困化增长的情况，而这种情况本身就是对上述净出口因素起“推动作用”的唯一性提出挑战。按发展经济学的概念，贫困化增长是指贸易条件严重恶化导致社会福利下降程度大于社会福利改善程度，最终会出现越增长越贫穷。在贫困化增长的条件下，出口越多，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弱。随着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现阶段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出现萎缩，贫困化增长的先决条件不复存在。在进出口贸易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随着贸易顺差的增加，对外贸易或许不会出现传统意义上的贫困化增长，但“贫困化”的特征却依然存在，索性将这种情况称之为贸易顺差的“贫困化扩张”，又何妨？
的确，从宏观角度来看，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应当体现在净出口方面。可是，如果将微观层面也纳入观察视野，仅从净出口角度来看待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未免有些狭隘。单独来看，无论是出口贸易还是进口贸易，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拉动作用，只不过这种拉动作用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宏观层面，而是通过微观层面间接作用于宏观层面。
虽然具有某种程度的重商主义色彩，但对不同国家来说，通过追求对外贸易的顺差来推动经济增长或许具有可行性，动机也无可厚非。可是，就整个世界贸易体系而言，各国对贸易顺差的追求恰似一场“零合游戏”：一个国家出现贸易顺差必然要以另外一个国家出现贸易逆差为前提。不难看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贸易之所以能够取得长足发展，关键在于对外贸易能够产生福利的“正合效应”，而非“零合效应”或者“负合游戏”。否则，比较利益学说、要素禀赋论、规模经济理论等国际贸易理论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
“保增长”绝非单靠贸易顺差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随着资源的全球配置力度不断强化，过分追求贸易顺差不仅无助于整个世界贸易的发展，而且也未必就对各国的经济增长有利。事实上，在当今世界存在巨额贸易逆差的富国并不少见，而存在巨额贸易顺差的穷国也屡见不鲜。
不难看出，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能仅仅靠贸易顺差的大小来加以简单评价。现实状况表明，近期的贸易顺差加大颇具“贫困化”特征。
首先，在当前进出口贸易规模均出现萎缩的状况下，月度和年度贸易顺差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说明这一顺差本身就存在质量上的隐患。在出口保持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贡献度的情况下，随着出口贸易出现萎缩、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受到压制，不仅会导致出口企业的生存空间收窄，开工率下降，赢利减少，也会对就业和税收等方面造成压力。与此同时，随着进口贸易规模出现大面积萎缩，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机会也相应减少，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有效借助“外力”，很难更多利用各种外部资源来弥补内在资源的“瓶颈”约束。
其次，在当今国际市场上，竞争与合作都要立足于一个为相关各国所接受的共同平台。一般来说，在这个平台之上，一个国家的顺差大一些就有可能对经济产生的拉动作用强一些；而顺差小一些就有可能对经济产生的牵制作用强一些。可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个平台已经不再稳固，净出口规模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如何的确很难说。将进出口贸易结合起来看，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在2008年11月出现双向萎缩，对中国经济而言尤为不同寻常。在当代国际分工的基本格局之下，中国处在国际产业链条的中间位置。因此，长期以来，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现在遇到全球金融危机，国际产业链条上自然也会出现相当多的断裂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加工贸易受到的损害最大。由于加工贸易具有大进大出的特征，加工贸易的下滑还有可能会导致进出口贸易规模出现双向萎缩。
再次，近期贸易顺差的迭创新高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价格变化因素。面对着全球金融危机，国际市场上的反应并非完全都具有对称性。总体来看，初级产品价格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最为立竿见影。相反，工业制成品价格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是逐步显现的，需要一个过程。现阶段，初级产品在中国进口贸易中所占比例相对要高一些，而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出口贸易中所占比例却相当大。因此，目前中国进口萎缩速度要快于出口萎缩速度，贸易顺差规模也就越来越大。现阶段中国对外贸易的巨大顺差规模很难保得住，甚至有可能转为逆差。即使贸易顺差能够进一步扩张，也很难摆脱“贫困化扩张”之嫌。
总之，无论是出口规模下降，还是进口规模下降，对经济增长来说不一定都是利好因素，而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整体萎缩对经济增长来说则进一步构成了利空因素。因此,我们应该对当前对外贸易顺差创历史最高纪录时刻保持警惕。
表面上看，贸易顺差的扩大与否关乎“保增长”的大局，而具体的进出口业务只不过关系到相关企业的“小算盘”。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对出口企业来说，只要做好每一笔进出口业务，都有利于“保增长”。
一方面，为了推动出口贸易，今后应当通过进一步挖掘商业机会，强化出口企业的技术投入与管理水平，扩大出口企业的赢利空间。这些努力看起来是针对出口企业的微观层面，但最终会对宏观经济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事实上，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找到了“饭碗”，有利于增加税收和就业，从官方和民间的立场去面对出口企业的福利“溢出”，最终会为宏观经济带来活力；另一方面，推动进口贸易，要利用好国际市场需求疲软的时机，在全球范围内强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在通过进一步引进技术促进产业升级的同时，也要通过在国际市场上选择性价比更高的中间产品，来加大相关企业的赢利空间。
全球贸易情况篇3
〖关键词〗贸易投资一体化国际贸易理论创新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其主要特征是全球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经济的日益融合和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面、自由流动，如此各国各地区经济的发展与外部世界经济的变动日益相互和相互制约，贸易与投资日益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主要归因于90年代初东西方敌对的结束使市场经济制度基本上一统全球，真正的全球市场得以形成，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信息革命、通讯与的迅速发展、国际分工的深化，wto的建立等等则为之推波助澜。经济全球化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同时对传统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也提出了诸多挑战，给国际经济贸易理论创新带来了机遇。本文将对加以初步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一、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竞争优势将取代传统的比较优势而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
在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自由贸易理论一直占统治地位，而比较成本理论又是自由贸易理论发展的主线。比较成本理论认为，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只要各个国家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成本相对低的产品参与国际分工，就会获得比较利益，不仅其自身而且整个世界都会从中受益。其后的要素禀赋理论只是从一般均衡的角度运用多因素分析进一步解释了比较成本差异产生的原因，国际贸易“新理论”则是在分析中加入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现实的因素，使国际贸易的分析更接近现实，它们都没有超出比较成本的分析方法。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从经济学角度认为，只要各国遵循成本原则从事分工，就都能获益，各国不存在利益的冲突。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严格说来是管家，尽管他认为自己更是一个经济学家）虽然在其出版的一书中强调了国家之间、之间利益的冲突，认为竞争优势是一国在国际竞争中获胜的关键，并详细阐述了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波特，1991）。但该理论主要是从管理学角度分析了一国如何在国际竞争中提高整体竞争力，实质上属于宏观竞争战略的分析。因此，如果要把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归入国际贸易理论的话，它也只是进一步解释了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如何从宏观上培育产业与公司的竞争优势，是对比较成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比较成本已经不能再成为决定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洪银兴，1997）。这事因为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假设前提即要素在国家间的不可流动性。正是由于要素的不可流动性才造成了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而且其带来的某一方面的比较优势是一国所独有的，其他国家无法加以利用，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就成为平衡这种差异的惟一途径。但在经济全球化、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的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情况下，比较成本优势以不再为一国所独享，如某一国家劳动力比较丰富和便宜，外国企业可以借助资本流动到该国投资设厂加以利用、获取利润并汇回母国。在此情况下，某一国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成为本国及外国都可以利用的区位优势。谁可以利用？是本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呢？这就要看哪个国家有国际竞争力强的企业。一个国家资本实力雄厚或者技术、管理上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越多，其利用国外比较优势获利的能力就越强。因此，所谓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质是跨国企业依靠竞争优势，借助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的整合。竞争优势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一国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越多，就越可以在国际分工中更多地整合别国的资源，并减少本国资源被别国企业整合。这种竞争优势表现在：依靠资本力量从事大规模生产所获得的成本优势；依靠R&D获取技术优势、生产差别化产品的能力；依靠独特的管理方法降低交易成本的能力，等等。可见，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企业的市场力量，规模大小、成本高低不是竞争优势的惟一决定因素。
二、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贸易的格局将由产业间贸易转向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为主，中间产品、零部件贸易比重增加
在以比较成本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中，国际贸易格局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国际交换的对象属于不同的产业部门。这是因为在传统贸易认为比较成本、要素禀赋的差异是国际贸易基础的情况下，各国必然分工生产要素密集度不同的商品以供交换。它主要发生在经济水平不同的发达国家与发展家之间，或者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但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产品的流动是单向的，产品的用途也存在很大差别。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发展、国际分工的深化，发达国家的产业内分工、产业内贸易比重逐渐增加。它主要发生在同一产业部门内部，产品的投入要素比例、最终用途基本相近。根据国际贸易新理论，它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在产品差别的基础上为了追求规模经济效益而造成的，有的甚至通过协议性国际分工来达到。据此，产业内分工、贸易的商品应以同一产业内的最终产品为主，如美国出口豪华轿车、进口经济型轿车，日本出口经济型轿车、进口豪华型轿车。
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贸易与投资一体化，国际贸易格局又进一步发生了变化：虽然产业内贸易继续发展，但其贸易的对象、贸易的主体已与以前大不相同，跨国公司公司内贸易迅速增加，一些原来在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的产业内贸易也将有一部分转为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这是因为透过经济全球化的表象可以发现，其实质是跨国公司所“经营”的贸易与投资活动的一体化，跨国公司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更是主宰。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世界投资报告》，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1.3万亿美元，其中跨国公司占90％。全球共有6万多家跨国公司，在全世界拥有80万家海外分公司，它们掌管着全球1/3的生产、2/3的国际贸易、70％以上技术转让。为了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获胜，跨国公司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直接投资中采用了不同以往的战略：
为了壮大自身规模、减少竞争对手、降低经营风险，随着自身资金实力的增强、国际借贷的便捷，它们往往采用横向购并，在某一产业内开展多元化经营、系列化生产。这在近六七年来的国际汽车、石化、信息等领域表现得非常明显。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资料，1987年全球跨国并购的价值仅为1000亿美元，1999年达到7200亿美元，2000年外国直接投资以跨国并购方式实现的金额约为11000亿美元，比上年度增长1/3。在过去的十年中，国际生产的增长主要是通过跨国并购而不是通过新建企业投资实现的。发达国家占世界并购额的90％，跨国公司占并购总额的90％。横向购并使原来生产同类产品（不同型号）的跨国公司之间可以通过产业内分工而进行的产业内贸易转变为跨国公司内部分支机构之间的公司内贸易。如在奔驰与克莱斯勒合并以前美国与德国之间这两个公司生产的汽车之间的贸易属于公司间的产业内贸易，而两公司合并后的贸易变为公司内的产业内贸易。这种特大型“全能”跨国公司的出现，就对原先市场结构理论中认为是企业出于规模经济效益只生产有限系列产品从而导致产业内贸易的解释提出挑战，而且根据原有理论，产业内贸易也应主要发生在公司间。
为了在全球竞争中保持核心竞争力，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中同时采用垂直一体化战略，其形式既有独资、控股、参股的直接股权控制，也有借助品牌进行的非股权控制的虚拟一体化方式。在直接的股权控制模式中，跨国公司往往自己投资从事与开发或者关键零部件的生产，以确保技术领先的优势。对于普通、标准零部件则采用全球采购的虚拟一体化模式，以降低成本。这种战略导致国际贸易形式的变化：对应于前者，精密零部件在公司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对应于后者，加工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持续提高，并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张二震，1999）。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赢得先机、抢占市场份额，跨国公司的研发已经不再一味地局限于母国，当地研发、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甚至面向全球销售迅速，有的还在发展家设立研发中心。这就使许多新产品不再像20世纪50－60年代一样有一个生命周期，用来解释国际贸易分工中产业梯度转移的费农的产品生命周期和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遇到挑战，并且它给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挥后发优势、实行技术赶超提出了新的课题。
三、全球化使国际贸易利益的衡量标准发生变化，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将取代静态利益而居于主要地位
以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的传统自由贸易理论运用静态，阐述了每个国家只要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就会带来整个世界产量的增加、消费水平的提高和要素使用的节约。如通过出口，一国的出口商可以获得更高的出口收入，国家可以得到更多的外汇收入。它们强调的主要是国际贸易的静态利益。但国际贸易还有对一国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动态利益。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促进竞争，加快技术进步，促进资金积累，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引进先进的观念、制度等等。应该说，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一直是国际贸易主要利益之所在。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动态利益的地位还将上升，它应成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主要着眼点。这是因为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经济全球化下就国际经济活动的直接利益而言，国际投资的收益将逐步超过贸易的收益而居于主要方面。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既相互替代，又相互促进，总体上国际投资是促进国际贸易规模扩大的，因为对投资国而言，虽然对外投资替代了原先的对外出口，但也因此带动了相关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出口，对受资国而言可弥补资本的短缺，使潜在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增强生产和出口能力。这种分析方法显然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分析方法，在国际投资活动中各国发挥的是自己的比较优势，投资的收益最终仍通过贸易活动得以体现。而且在这种投资收益以国家为单位的分析方法中，跨国公司的利益跟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通过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活动，资本输出国的利益会增加。这在麦克杜格尔模型中表现的最为明显。
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虽然不排除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因为国际投资优化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扩大了中间产品、零部件的贸易，但另一方面，对资本输出国而言国际投资的收益不能够再通过国际贸易的利益加以体现。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投资活动是跨国公司借助资本这一纽带所进行的全球范围的资源整合，为了利用某一东道国的要素优势（比如廉价的劳动力），它可能到该国投资设厂，但中间零部件、机器设备则可能来自他国而非母国，生产的产品可以就地销售，或向其他国家出口，出口收益则记在东道国的贸易收支上，跨国公司得到的是投资的收益――利润。如果跨国公司将利润汇回母国，则资本输出国得到了投资收益。相反，如果母国所得税率相对国外较高，跨国公司从自身总体利益出发有可能将利润留在国外，母国将一无所获。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的利益与母国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只有投资收益才能准确反映资本输出国所获得的直接利益。全球化因此也给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政府各提出了一个：资本输出国在积极培育跨国公司以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又如何使之服务于国内的经济活动，增进国内的福利；资本输入国政府在积极吸引国际投资的同时，如何使跨国公司融入本国经济活动中，服务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
2．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传统的以国家为单位通过进出口额来国际贸易收支的统计方法已经不能准确反映一国的贸易利益，以外汇增加额、原产国计算（薛荣久等，1998）或许更为精确。
进出口额的统计在没有要素国际流动的情况下能够准确反映一国的进出口状况，因为在此条件下一国的出口产品全部是用本国要素生产的，进口产品也全部是用贸易对象国的要素生产的，出口表现为外汇收入的净增加，进口表现为外汇对贸易对象国的净支付，两个国家间的贸易差额因而也能够准确反映双方的贸易关系。
但在全球化条件下，由于跨国公司的作用及资源的全球流动，一国的出口产品可能不是“本国”生产的，而是外国甚至进口国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生产的；出口产品不仅使用了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甚至大部分来自进口、来自最终产品进口国的进口。这在加工贸易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一些加工出口产品往往大部分原材料、零部件来自国外，加工出口国只获得了极为有限的加工费。根据传统的统计方法，加工贸易出口额都记为加工贸易出口国的出口很显然是不公平的。它不仅片面夸大了出口国的出口规模，更容易导致国际贸易关系的紧张，掩盖了国际贸易中实际的利益关系。例如在出口美国的芭比娃娃中，出口价格为2美元，但进口原材料为1美元，运输、管理费为65美分，中国获得的加工费（工缴费）只有35美分，其在美国国内的售价为9.9美元。美国厂商获得了主要的利益，中国的收益只有35美分，但2美元的出口额却记在中国的头上。正是这种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在加工贸易成为中国主要贸易方式的情况下，不切实际地夸大了中国的出口贸易规模，使得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国的贸易关系日趋紧张。如果采用原产国标准，出口国出口产品的增值率、外汇增加额，则能够比较准确地衡量一国的出口收益、出口创汇状况。所以，经济全球化给国际贸易统计体系提出了变革的要求。
3．经济全球化下，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应成为开展国际贸易的主要追求，对相对落后的中国家更是如此。
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各国都被强行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各国市场都成为国际市场的一部分。在一国市场上从事生产和出口的企业不仅有“纯粹”本国的企业，还有外国的企业、合资企业，出口收入因此并不为出口国所独享，外国企业可以将出口利润汇出国外。特别是当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化经营时，它们还不可避免的会使用转移价格的手段转移利润，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直接贸易利益更是大打折扣。在此情况下，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应成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吸引外国投资的主要目标。一国有否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中获益，主要看它对本国就业、税收、产业结构升级、国民收入、的化等方面的贡献。
四、经济全球化使国际贸易政策中的“双边、诸边、多边”成份增加，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自主性减少，保护贸易政策的效果下降。
我们知道，国际贸易政策是跟国际贸易有关的经济贸易政策，依据其实施的范围可分为三个层次：对外贸易政策，双边和诸边贸易政策，多边贸易政策。根据传统的贸易，对外贸易政策是一国政府制定的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经济贸易政策，它是一国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其制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竞争力、对外经济关系等诸多因素的，例如倘若经济发展水平低、产业竞争力弱，就实行相对保护的贸易政策，相反就采取相对自由的贸易政策。很显然，在这种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一国政府的自主性比较强，外贸政策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工具。以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为例，他将一国经济的发展分为5个阶段：原始未开化期、畜牧业时期、农业时期、农工时期和农工商时期。在不同的时期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一国政府应在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间进行选择。但这种贸易政策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整个世界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有限、各国经济联系还不是很强。在这样的前提下，一国市场特别是落后国家的市场对其他国家不是很重要，因而一国政府能够根据自己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保护的对象，且不会引起别国太多的关注。
但在全球化条件下，由于国际分工的形成、各国国内市场的国际化，一国保护贸易政策实施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单纯考虑本国利益的自主贸易保护政策难有生存的余地（陈飞翔，1997）。这是因为：
1．单边的自主保护妨碍外国跨国公司的资源整合，将遭到别国厂商和政府的反对。
前面已经指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要使这种整合能够实现，就必然要求各国市场的相互开放，要求各国对国外给予与本国企业相同的国民待遇，允许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否则经济全球化的链条将在此中断，外国企业将因为在受保护的市场无法自由整合资源而利益受损，实施保护的国家必将招致别国的报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贸易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贸易对方国的利益，遵循国际惯例，双边、诸边和多边因素对一国外贸政策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大。
2．保护的对象难以确定。
经济全球化形成了全球性的生产网络，各国都已成为国际生产的一个环节。在资本流动的条件下，一国国内市场上往往是“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群雄纷争，两者的界限很难明确划分。比如，基于高战略性产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它往往成为一国政府保护、扶植的对象，但在全球化条件下，政府保护的可能不是本国的“民族企业”，而是进入该产业的外资企业。这种保护限制了竞争，使得外资企业能够在东道国市场以过时的技术生存，甚至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例如的轿车业，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合资企业。在高度保护的时期，严格的进入许可，使少数外国厂商由于缺乏国外同行的激烈竞争，不需要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而只要转移过时的技术与车型，就能赢得市场并高度盈利。显然，这种保护在保护了我国一些汽车厂商的同时却使外国公司免受国外同行的竞争，中国轿车制造业的发展因此受损。相反，在中国放宽了外资的进入许可后，国内市场上形成了美国通用、日本本田、德国大众、法国雪铁龙等外国企业竞争的局面，为了赢得市场，它们竞相向中国转让先进的技术与车型，有的甚至与发达国家同步，从而促进了我国轿车业近五、六年来的迅速发展。
再从相反的角度考虑。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投资是双向的，不仅仅是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整合资源，本国企业也在国外市场进行着资源整合。一国在存在对外投资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出于所谓民族利益，限制外国企业进入或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最终也可能限制了甚至主要限制的是本国的海外企业，使民族利益进一步受到损害。例如2001年4月份日本对华大葱、香菇和蔺草的进口紧急限制，实际上限制的是许多在华投资的日资企业。由于中国的纺织品占领了日本市场90％以上的份额，日本纺织业协会本来也积极推动政府对华纺织品进口实行紧急限制，但调查后却发现大多数日本纺织企业都在中国有投资，限制进口遭到本国70％以上厂商的反对，最后只得作罢。
3．保护效果具有不确定性
实施贸易保护最有力的借口是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虽然经济学家们对幼稚产业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可操作性不强，保护的效果难如人意。这是因为：幼稚产业的发展具有不可预见性。即使有他国的经验可供借鉴，但各国的国情不同。其他国家的某个产业经过一定时期的保护可能成长起来，但本国由于不具备必要的产业基础、特殊的机遇等等，保护不一定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幼稚产业同时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国际产业结构的升级非常迅速，今天保护的幼稚产业经过一定时期的保护很可能变成夕阳产业了，保护只能给以后的结构调整增加困难；另外，实践证明，保护只能造成低效率。隔绝了外部竞争的保护使本国企业感受不到竞争的压力，这有可能使某一幼稚产业永远幼稚下去。
4．保护手段难以奏效。
即使一国政府确定了保护的对象（哪怕是科学的），但具体的保护手段能否奏效还需要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条件，一旦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保护的初衷也难以达到。以保护高科技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为例，其效果即受制于诸多条件：它要求政府和厂商之间的默契，政府的政策意图必须得到国内厂商的配合，但在全球化条件下，一国政府的贸易限制政策可能因损害外资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的利益而容易遭到抵制；为了使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扭曲通过被保护产业发展起来后在国内外市场上所获得的规模经济效应加以弥补，该政策要求该产业具有足够的规模进入壁垒，但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为了达到进入某一市场的战略目的，往往不惜短期亏损，从而使东道国被保护产业内的企业难以得到必要的市场份额。
综上所述，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不仅要考虑贸易伙伴的利益，而且制定政策的立足点也不能一味地侧重于保护本国产业，这既不可行，也难奏效。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制定和完善鼓励竞争的贸易政策，在国内市场上为国内外厂商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本国厂商在国际竞争中成长、提高效率，并借助诸边、多边力量在国际生产上为本国厂商争取有利的国际竞争环境，应该是最为可行的贸易政策（张二震等，1999）。在这方面，美国经济学家格雷厄姆和理查森提出的全球竞争政策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格雷厄姆，理查森，1997）。全球化下的国际贸易政策不仅要立足于鼓励竞争，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基于各国利益的相互交叉，还应该强调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以便为国际贸易的提供一个稳定、有序的环境。这些都是经济全球化下贸易政策制定所面临的新课题。
五、经济全球化使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模式不断突破传统的限制，对外歧视性、对抗性降低，开放性、包容性增强。
经济一体化又称贸易集团化，它最早发源于二战以后实行经济重建的西欧。其背景是西欧国家由于国土狭小，加之战争的破坏，战后很难在经济上与美国相抗争，因此法、德、意、比、荷、卢等6个欧洲国家组成贸易集团，试图依靠集体的力量提高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之前在中南美洲、亚洲、非洲国家成立的一些一体化组织也都具有类似的目的，它们大多是发展家实行经济自卫的工具。因此，传统的一体化组织大多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制度与文化传统相似、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间组成。其封闭性相对较强，对内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对外保持较高的贸易壁垒、实行贸易歧视是其基本特征。与之相对应，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关税同盟也从这一角度着重了关税同盟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
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在经济日益全球化、要素流动性不断增强、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增强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程度直接到要素配置的效益，于是，在与五六十年代完全不同的背景下，世界经济中出现了新一轮一体化浪潮，表现出不同以往的一系列新特点，使传统的一体化理论无法解释。
1．出现了南北合作型的经济一体化组织。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较大，与发达国家之间实行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从理论角度看也会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竞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受到冲击，因此这一时期的一体化基本上存在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如发达国家间的欧共体、欧洲自由贸易区，发展中国家间的加勒比共同体、中美洲自由贸易区、南锥体等等。
但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知识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国际竞争力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结构升级，并导致战后又一轮产业的全球转移，其转移的地点当然是互补性较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具备一定工业基础、市场容量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也纷纷抛弃了以前实行得并不成功的进口替代战略，扩大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吸引外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成为重要的选择。在此情况下，出于互利的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基于各自比较优势的合作愿望加强，南北合作型的一体化组织形成并不断发展。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在80年代美国一开始就想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组成自由贸易区，但由于当时美、墨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墨西哥心存戒备，美国没有如愿，遂与加拿大先成立了美加自由贸易区。只是到了90年代，美、墨出于客观的经济联系才最终联合加拿大于1994年正式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一组织还有不断向南美扩展的趋势，并计划于2005年建成美洲经贸集团。
2．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地域限制不断被打破。
传统的一体化组织都是在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之间组成的，但90年代中期以后，地理位置相距遥远的国家之间也不断地探讨组建贸易集团的可能：美国与新加坡在谈判建立美新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欲与欧盟组成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不断扩充，成员分布的地域范围日益分散；亚欧领导人也开始定期会晤，讨论彼此间的、合作，等等。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使得这些国家之间虽然地理位置相隔遥远，但经济联系、市场交换关系不断深化，导致的要素流动性增强特别是资本的快捷流动使它们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成为可能。
进一步可以发现，欧洲、美国、亚洲国家与中南部非洲国家之间则基本没有商讨建立一体化组织的迹象，原因在于后者与前三者之间经济联系还不太密切，市场容量也较有限。这进一步验证了90年代以来的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3．经济一体化的歧视性有所降低，开放性增强。
考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可以发现，关税同盟曾经是比较普遍的一体化形式，这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关税仍然是一种比较有效的贸易保护措施，通过关税同盟各成员国实施统一的关税政策，便于成员国的自我保护（周八骏，1999）。在关税同盟及其后更高级的一体化组织内，成员国借助严格的制度整合，在对内实行自由贸易的同时，对外筑起有效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一体化表现出高度的对外歧视和封闭性。这在欧共体的相关贸易政策中表现得比较明显。
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以来，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推动使贸易的自由化程度有所提高，一方面关税水平的下降、关税保护作用的降低，使得用关税同盟形式来组织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大大降低；另一方面，资本流动、跨国公司全球化生产在所要求的全球自由贸易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情况下，需要采用相对较简单、保护程度较低的一体化形式来推动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因此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由贸易区成为经济一体化主要的目标起点，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即将建立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东盟自由贸易区、南部非洲自由贸易区等等。另外，出于地区分工深化、经济联系加强而成立的亚太经合组织则采取了更松散、更开放的论坛的形式，来协调成员方之间的经济贸易政策。这就使现有的经济一体化面临以后如何发展的：由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这一类论坛中各成员对外关税等贸易政策是独立的，其效应因而不确定，自由贸易区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要进一步（徐松，2000）；关税同盟理论还有没有发展的前途，在关税同盟作用降低的情况下，未来的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轨迹是否会发生变化等等。这些都需要人们对当代的经济一体化作出理论上的探讨。
总之，我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贸易投资一体化虽然对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诸多挑战，但更提供了贸易理论发展的机遇。实践的要求、研究的多样化使未来国际贸易理论可能取得较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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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树强，2000：，中国出版社。
全球贸易情况篇4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问题趋于恶化，出现了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为主要特征的第二代环境问题。因此，全球要面对以工业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为主要特征的第一代环境问题和具有全球性特征的第二代环境问题相互交织复杂的局面。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是治理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早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不过，如何有效协调各国在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关系以实现对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有效控制和治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却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难题和人们关注的焦点。
本文以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分析了国际贸易机制对一国环境及全球环境的不同影响，通过对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模型分析了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存在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存在的冲突进行了分析。最后，本文在分析我国环境问题、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现实状况以及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的基础上，对于如何调整我国外贸政策以及相关国内政策提出了政策建议。
本文得出结论，全球公共产品的性质是全球环境区别于一国环境的根本，全球性政府的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本国国情进行利己选择的结果，行业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存在领域的差异是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国际贸易；环境成本；内部化
序言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如1943年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的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1961年前后的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水俣病事件、1955～1972年富山痛病事件。这些公害事件是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恶果，对人类健康甚至生命构成直接威胁，引起社会各界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反思。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国际社会掀起了一股环保浪潮，环境问题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的视野。为有效控制、治理和预防环境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为主要特征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第二代环境问题，两代环境问题相互交织，增加了环境问题的解决难度。全球环境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缺乏，环境压力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粗放式经济增长造成了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以解决环境问题，对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硕士论文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之间的相互贸易使环境问题产生了一定差异。各国环境禀赋状况及环境问题的差异，导致难以在全球范围内统一推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也不尽相同。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国际贸易下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采取理论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同时，注重一国环境问题与全球环境问题的差异、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差异，注意吸收国际经济学、新公共金融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相关概念界定、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的演化、全球环境问题的治理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国际实践、国际贸易与环境成本内部化国际差异的相互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下我国外贸及相关政策的调整。
第一章对环境、环境问题、环境成本等与环境成本内部化有关的重要概念进行界定。
第二章第一节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环境的经济价值是环境问题产生的前提，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商品价值和环境价值进行剖析。环境问题的症结在于环境的外部性，环境公共产品性质导致环境产权难以清晰界定，从而产生环境成本外部性，致使市场机制不能准确反映环境稀缺程度，环境价值长期被严重低估而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第二节分别分析了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与全球环境的影响，在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总体影响不确定的情况下，国际贸易仍然可能导致全球环境问题趋于恶化。
第三章首先分析了全球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原因，全球公共产品性质是全球性环境问题与一国国内环境问题的根本区别，全球性政府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在全球产权难以有效界定和利益主体空位的情况下，各国在国际环境问题上的利己行为以及全球性环境问题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难以清晰界定，加大了全球环境问题解决的难度。环境成本内部化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已经达成共识，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三条思路。最后，本章分别对这三种解决思路及其国际实践进行分析。
第四章首先通过一个模型分析了国际贸易下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发现出口行业和进口竞争行业的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是发生在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对于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具有重要影响，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通过国际贸易机制对他国产生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各国比较优势、产业竞争力以及各国商品结构和国际贸易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国情进行选择的结果，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不尽相同，这种差异容易导致各国在贸易领域产生冲突。面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冲突，对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关系、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速度和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责任分配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国际协调，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章对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下我国外贸政策及相关国内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分析我国环境问题及环境成本内部化现状的基础上，在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成为趋势的背景下，应积极发展以环境标准为支撑的绿色贸易战略，并对相关国内政策进行调整，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全球贸易情况篇5
关键词：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多边贸易体制；价值
中图分类号：F7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09)03-0001-07
一、金融危危机的最新态势：对实体经济影响尚未见底
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终于酿成了一场历史罕见、冲击力极强、波及范围极广的国际金融危机。目前，全球正陷入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首次最为严重的全球性经济衰退，而且这场危机尚未见底，仍在蔓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断加深，正在形成经济衰退与贸易萎缩、经济危机与失业危机相互影响、相互拖累、相互制约的复杂局面。
2009年1月2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低对于2009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经济增长率由此前预测的2.2％调整为0.5％，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低增速。3月12日，世界银行总裁佐立克表示全球经济可能衰退1％-2％。3月16日，美联储的数据显示，2月份美国工业产出环比下降1.4％，连续第四个月下滑，产能利用率也由1月的71.9％下降至70.9％，为26年来新低。3月20日，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月份欧元区工业生产环比骤降3.5％，跌幅创下自1990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欧元区所有工业产品生产均有所下滑，其中，资本货物生产下降6％，中间产品生产下滑3.6％，耐用消费品生产下降2.6％，能源下降1.6％。3月21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09年英国公司倒闭数量将攀升至36000家，占全部公司数的1/56，同比增长59％。由于英国经济出现二战以来的最大下滑，消费者支出及商业需求下降还严重打击了商业信心，2009年商业公司投资预计下降15.6％。
受实体经济衰退的影响，2008年11月以来，全球贸易也陷入急剧衰退，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出口都出现10％以上的负增长，这种情况有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2009年3月8日，世界银行发表报告预测，2009年全球贸易将出现80年来的最大降幅，以出口为支柱的东亚将成为金融危机重灾区。根据彭博社报道，全球经济衰退导致对日本汽车和电子产品需求减少，2009年2月日本出口额大幅下降49.4％，其中对最大市场美国出口下降58.4％，对欧洲、亚洲出口分别下降54.％和46.3％。根据德国外贸批发商协会预测，德国2009年出口形势将十分严重，预计全年将下降15％，跌至8460亿欧元以下。出口下降最多的产品是机械设备、汽车、化工及日用消费品等，下滑最严重的地区是北美和非洲。3月23日，路透社报道，德国联邦银行估计，世界出口冠军德国在2008年底已经感觉到几乎全球各个地区的经济平行下滑，在与国外客户所签订的业务合同持续下行的背景下，预计这一趋势在2009年不会发生变化。
另据2009年3月23日wto的报告预测，全球贸易将迎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衰退，2009年世界贸易额预计将下降9％。其中，发达国家是重灾区，预计出口将下降10％；发展中国家出口将下降2％～3％。wto认为，造成全球贸易下降主要有4方面原因：一是全球需求锐减，2008年第三、四季度，美欧等发达国家GDp负增长1.5％，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之最。二是贸易融资发生困难，缺口达1000亿美元，各国贸易商缺乏周转资金。三是贸易模式发生巨变，经济全球化导致形成全球化产业链，一个产品不再由一国生产，而由多国参与制造，由于贸易“扩散效应”作用，一旦贸易发生困难，其影响将全面波及各国。四是各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进一步加剧了贸易的萎缩。
由于世界经济衰退和贸易萎缩的“双重”持续影响，全球失业人数也不断攀升。根据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欧元区1月失业率为8.2％，环比上升0.1％，同比上升0.9％；同期，欧盟失业率7.6％，环比上升0.1％，同比上升0.8％。3月19日，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指出，美国失业率可能升至约9.5％，经人口统计变化等调整过后，相当于1982年失业率的水准。3月25日，法国政府公布，2月整体失业人数跳涨7.99万人至238.48万人，较去年同期上升19％，较1月上升3.5％。德国莱威研究所报告认为，德国失业人数今年10月将超过400万，2010年底将升至500万。俄罗斯联邦统计局公布，2009年2月俄失业人口达到640万，同比增加20.6％，环比增加4.9％，占全国有经济活动能力人口的8.5％。澳大利亚官方统计显示，澳大利亚2月失业率已由4.8％上升至5.2％，为4年来最高位。其中，男性失业率升0.3％，女性失业率升0.5％。据《金融时报》3月30日报道，oeCD国家2010年失业率将接近或达到10％。做出这一预测的重要原因是oeCD大幅调低了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预期。
二、金融危机的衍生产品：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兴起
历史经验表明，全球经济危机常常与贸易保护主义如影随形。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滋生了美国著名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而如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金融危机为主导的新型经济危机同样也催生了另一部广为世人诟病的法案――《2009年美国复兴和再投资法案》。该法案第1605款要求“购买美国货”，规定法案拨款和其他资金项下的公共建筑或公共工程，包括工程建造、更改、维护或修复，必须使用美国生产的钢铁和制成品。尽管法案规定，该条款的实施以不违背美国所承担的国际协定义务为前提，但考虑到美国在wto《政府采购协议》(Gpa)中所承担的义务“诸边”性质，事实上已将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非Gpa成员的产品基本排除在了美国经济刺激方案基建项目和国土安全部采购项目之外，明显背离了2008年11月G20华盛顿峰会各国首脑达成的“不设置新壁垒”的共识，其所产生的贸易保护主义政治蕴意及其所滋生的不良示范效应已经远远超过了“购买美国货”条款本身所带来的实际保护价值。
毋庸讳言，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由于缺乏推动自由贸易的政治意愿和民意基础，加
之迫于利益集团游说和选民压力，贸易保护主义已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回潮。据wto统计，印度对进口大豆油加征20％关税；印尼对500多种进口商品设限；法国开始限制外国公司并购法国企业；阿根廷和巴西提高酒类、纺织品、皮革品和桃的进口；俄罗斯对进口汽车、禽肉和猪肉加征高额关税；意大利农业部长甚至号召“意大利人只吃意大利食品”。更有甚者，全球还涌现了金融保护主义、就业保护主义和汇率保护主义等新型保护形式。例如，西欧国家要求接受政府救助的银行优先考虑向本国企业贷款；英国、法国、希腊等国爆发反对雇用外籍劳工的示威游行；美国关于中国“操控汇率”的言论则反映出美国今后处理中美贸易关系的新动向，如果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控国”，美就可以依据《1988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案》对中国采取广泛的贸易制裁。
2009年3月17日，世界银行名为《贸易保护：初现端倪但趋势令人担忧》的报告指出，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各国推出或拟推出的保护主义措施大约有78项，其中47项已付诸实施。尽管G20集团在2008年11月承诺避免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但其中17个国家已经设立了新的贸易限制。这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主要包括提高关税、贸易禁令、出口补贴以及多种形式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基本上都采取补贴方式，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多采取提高关税、贸易禁令等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做法。此外，还有许多事件也反映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趋势，但并未计入上述贸易保护措施。比如，2008年下半年各国提起的反倾销措施快速增加，全年全球反倾销调查发起数量较前年增加了15％；最终被认定为倾销并课以惩罚性关税的案件数增加了22％。其他还包括各国出台的倾向于拯救本国企业的金融和行业救援措施、限制雇用外国劳工的措施等。
2009年3月26日，wto的调查结果显示，已有2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了85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较1月末首次调查时的19件增加4倍以上。其中，印度对钢铁和汽车零件进口实行许可资格制、限制中国制玩具进口，以14项保护主义措施位列榜首。欧盟对谷物重征关税并滥用反倾销措施，以11项列次席。美国的“购买美国货”条款等4项措施也被列入其中。日本仅有1项对魔芋原料实施的特别保障措施被列入，但该国部分地方政府推动购买本地产汽车、电视机等行为被列为尚未确认的嫌疑保护主义措施。
不可否认，根据现代贸易理论解释，贸易保护措施有其正当的一面，诸如培育幼稚产业和新比较优势等，即使崇尚贸易自由化的wto也在其规则和机制中内嵌了“正当贸易保护”的条款。然而，历史实践表明，在经济危机条件下，各国普遍实施贸易保护措施(即使是正当保护)将会给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将会进一步加剧世界经济和贸易的衰退和萎缩。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依存度日益增加，国际分工已从传统垂直型分工转变为水平型分工，产业内贸易已逐渐取代产业间分工，这种“以邻为壑’’贸易保护主义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仅将使深陷危机的世界经济“积重难返”，而且还有可能引发新一轮时间更长、波及面更广的危机。正如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史帝芬・罗奇所言，“如果出现全球性的贸易主义，不仅对中国是个灾难，对其他国家也是灾难，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都将会受到危害。”
三、wto多边贸易体制的价值：遏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
wto是当今唯一规范全球贸易的国际组织。从Gatt到wto，多边贸易体制一如既往以贸易自由化为宗旨。Gatt1947在序言中开宗明义指出，“期望通过达成互惠互利安排，实质性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从而为实现这些目标作出贡献。”《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在保留这一论述的同时，进一步指出“决定建立一个完整的、更可行的和持久多边贸易体制，以包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往贸易自由化努力的结果以及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全部结果。”此次金融危机衍生成为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在使wto多边贸易体制经历着严峻时代考验的同时，也迫使wto扛起维护贸易自由化形象的旗帜，在对抗和遏制贸易保护主义过程中发挥更多的价值。2008年12月14日，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鲍德温(RichardBaldwin)和埃文奈特(SimonJ.evenett)就曾撰文指出，为应对金融危机，维护国际贸易稳定，wto应立即采取3项应急措施：第一，迅速完成wto贸易便利化谈判，wto成员每半年向wto通报一次贸易便利化义务落实情况；第二，建立全球贸易保障机制，wto成员每周通报一次本国进口增长、关税变化及反倾销措施等情况；第三，所有wto成员承诺约束现行贸易开放水平，不采取任何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并每两年向wto通报一次落实情况。事实上，在过去的数月，wto正在通过多种方式和手段扮演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遏制者”和“终结者”的角色，为全球经济避免滑向深度衰退设置了一道“安全阀”。
1.通过多种途径和渠道呼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wto基本哲学是开放市场、非歧视以及国际贸易的全球竞争有益于全世界各国的福利。wto是磋商和扩展多边贸易自由化以及对贸易和相关政策进行合作的场所，确保需要取消进口壁垒的政府进行国内贸易政策改革。金融危机爆发以来，wto总干事拉米应邀先后两次参加G20金融峰会，并促成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连续成为华盛顿峰会和伦敦峰会的重要议题。拉米还在一份声明中呼吁，G20集团领导人应该联合行动，避免实行任何进一步的贸易保护，否则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将会进一步延长危机的持续时间。2009年3月4日，拉米在澳大利亚发出警告，如果美国奥巴马政府面对经济危机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倒退，多边贸易谈判将继续受阻。3月25日，拉米在接受法国《论坛报》专访时表示，“新保护主义”已在一些国家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出现，wto将于4月召集全体成员就“新保护主义”问题举行工作会议。4月2日，根据美联社报道，拉米还呼吁参加G20峰会的各国领导人要防范可能扭曲全球贸易的“低度”贸易保护主义。拉米表示，相信全球经济下滑不至于引起如上世纪30年代那样的“高度”贸易保护主义，因为现在有了更多的规范和约束。但wto关于全球贸易的现有规则给“低度”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钻空子的灵活性，如果G20各国领导人能够禁止这些灵活性的使用将为尽早结束多哈回合谈判提供有力保障。
2.通过政策审议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实施监督 努力增强透明度和审议贸易政策占用了wto很大部分的时间。这一过程被美国著名贸易专家巴格瓦蒂教授称为“德拉库拉原理”，即问题一旦曝光就会消失(Bhagwati，1988)。2009年1月，wto开始启动“特殊监督机制”，对各成员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贸易措施进行集体审议，对遏制保护主义起到了重要的预警和监督作用。2月9日，wto贸易政策审议机构举行非正式会议，审议2008年9月以来wto各成员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新贸易措施，标志着wto对各成员在金融危
机中所采取的贸易措施的定期审议机制正式形成。3月27日，wto秘书处了第二份《关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及与贸易有关的发展情况向贸易政策审议机构的报告》。尽管报告认为，目前wto成员尚未显现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的迹象，如普遍性贸易限制和贸易报复，但很多成员正面临着采取具有贸易保护主义性质措施的压力，与前一阶段提高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有限证据相比，形势开始逆转。wto要求各国为刺激经济发展采取的政策应有利于推动贸易增长，各国应不使用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和具有贸易扭曲效应的补贴措施，且各国应保证采取的措施以透明和非歧视的方式实施。
3.通过“促贸援助”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能力 作为多哈回合谈判的有益补充，“促贸援助”是wto发起的一项倡议，旨在通过加强基础设施、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高参与国际贸易的能力，促进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该倡议经2005年wto香港部长级会议通过，被作为一项重要成果载入《香港部长宣言》。根据2006年12月确定的路线图，2007年wto相继在秘鲁、菲律宾和坦桑尼亚3个亚、非、拉国家举行了3次地区性“促贸援助”审议会议，并成功举办了第一次全球审议大会。2008年2月25日，wto通过2008年“促贸援助”工作路线图，旨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接受援助过程中的自主参与，加强对援助实施情况的监督，确定若干指标衡量援助活动的有效性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能力。金融危机爆发后，wto已将“促贸援助”作为2009年工作重点，并计划在年中举行第二次全球“促贸援助”审议大会。毕竟，在当前全球同舟共济应对金融危机形势下，增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能力和强化贸易基础设施也符合发达国家自身的根本利益。
4.通过呼吁贸易融资为全球贸易自由化提供资金保证 贸易融资被认为是贸易的生命线，目前全球贸易的90％依靠贸易融资。然而，金融危机导致全球性资金紧缺，进出口商在获得贸易融资上遇到困难，外贸信用风险增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资金更加紧张，导致全球贸易难以为继。根据wto统计，目前全球贸易融资缺口已扩大至1000亿美元，比2008年11月估算的250亿美元增加了3倍。早在金融危机初露端倪时，wto即开始关注金融危机对贸易融资潜在的影响，并先后与一些多边机构、商业银行商谈此事。2008年10月14日，wt0宣布成立“贸易融资特别任务组”，研究金融危机对贸易融资的冲击。受到贸易融资短缺影响的发展中国家也积极向wto建议对贸易融资进行深入讨论，并加强与其他国际机构的联系，共同寻找解决办法，以真正实现多哈宣言中“防止多边贸易体制受到财政和货币不稳定性影响”的授权。在此情况下，2008年11月12日，wto在日内瓦召开了全球贸易融资会议，呼吁各国银行扩大贸易融资规模，加强信息分享和风险管理，重塑市场信心，确保国际市场平稳运行。2009年1月31日，wto总干事拉米在参加达沃斯会议期间表示，中国和日本应在金融危机大背景下，增加提供贸易融资，帮助菲律宾、泰国、柬埔寨等亚洲国家摆脱困境。3月18日，wto再次在日内瓦召集私营银行、国际金融机构和出口信贷机构的代表举行贸易融资专家会议。有关专家指出，目前贸易融资缺口不断增大的主要原因除了银行业的信用危机外，更多的是因为许多国家的进口需求下降了10％以上所致。目前，wt0正在大力推动建立“流动资金库”，以解决贸易融资困难问题。
5.通过争端解决机制对贸易保护主义国家实施制裁 争端解决机制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支柱，是wto对全球经济稳定作出的最独特的贡献。根据wto成员的承诺，如果他们认为其他成员正在违反贸易规则，他们将使用多边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机制，而不是采取单边行动，这意味着遵守议定的程序和尊重判决。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许多国家都纷纷表示将拿起争端解决机制这一武器来维护本国利益。2009年3月12日，在wto农业例会上，中国强烈谴责美国最终通过的《2009年综合拨款法案》中包含的歧视中国禽肉产品的“727条款”，并表示中国将向wto提起申诉。3月26日，法国表示，将要求wto审查美国汽车救助方案是否符合wto规则。同日，欧盟也表示，正在评估美国的救助方案对欧洲汽车制造业的影响，如果存在不公平竞争，欧盟将考虑向wto。此外，巴西外长阿莫林称“购买美国货”条款已严重影响了巴西出口，指责美国此举仅是一片“止痛膏”，对根治经济危机毫无裨益。尽管巴西不是wto《政府采购协议》成员，但巴西正在积极研究向wto美国。近日，印度也表示，将在未来3～4个月内完成对美欧非关税贸易壁垒证据的搜集工作，之后将向wto提起申诉。
四、尽早结束多哈回合谈判：拯救世界经济的共同期待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已使美欧等主要经济体元气大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世界经济进入衰退的趋势已不可避免，而更令世人所担心的是，目前尚看不到能够促使世界经济重新振兴的积极因素。一方面，受制于金融危机拖累，全球在短期内发生重要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另一方面，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刺激重心大多倾向于深陷危机的金融体系，而不是进行生产性投资，经济管理体制和制度创新的能力也正在削弱。世界经济何时止跌回升，在无法企及通过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来激发大规模投资的情况下，作为世界经济调整和复苏的重要牵引力，全球贸易则义不容辞地肩负着拯救世界经济的首要使命，而保障全球贸易率先复苏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及尽早结束多哈回合谈判理应成为各国拯救世界经济的共同期待。
众所周知，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催促了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诞生。Gatt/wto的创立和成功已经成为历史上曾以重商主义为准则的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杰出范例，给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带来了普遍的繁荣和福利。根据wto统计，多边贸易体制60年来所倡导的多边贸易自由化为世界货物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多边贸易体制被认为是发展的基础和经济贸易改革的工具。自1950年以来，世界贸易增长了27倍，为同期世界GDp增长速度的3倍。制造业产品贸易增长(年增长率7.5％)是农产品贸易增长速度(年增长率3.6％)两倍以上。国际贸易这一增长速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整体来看，在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期间(有时被称为第一次全球化浪潮)，贸易增长速度约为1950年后的一半。根据麦迪森(maddison，2001)的数据，世界贸易与世界GDp的比率在2005年达到19.4％。
无疑，通过多哈回合谈判达成平衡协议以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稳定的多边贸易体制将对各国应对金融危机、提振全球信心、加快世界经济复苏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尽早结束多哈回合谈判的意义不仅在于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爆发形成机制性约束和威胁，而且还有利于保护贸易利益，确保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相互倚重，共同受益。据wto测算，多哈回合谈判成功将大幅度削减农业补贴，使全球关税水平在现有基础上
下降50％，每年至少将为世界经济创造1500亿美元收益。特别是在当今重塑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中，多哈回合规则谈判将对今后2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国际贸易起到规范作用。反之，如果多哈回合谈判短期无法结束，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各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将对国际贸易造成更严重的影响。根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粮食政策研究院近期发表研究报告，如果各国将实施税率提高到约束税率，将使世界贸易减少7.7％，福利损失达3530亿美元；如果各国将实施税率提高到过去13年中的最高水平，世界贸易将减少3.2％，福利损失达1340亿美元。受影响最严重的将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出口，约减少11.5％。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产品出口将减少4.8％。
由此，我们应满怀期待，60年后的今天，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这场经济大危机将引领一场新的贸易自由化浪潮。金融危机在全球的深化和蔓延呼唤各国加强合作协调，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正如2008年10月23日新任欧盟贸易委员阿什顿所言，全球金融危机为多哈回合谈判带来了新的机遇。与2008年7月wto小型部长级会议破裂时相比，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已发生变化，各方正考虑如何通过贸易开放来应对全球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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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情况篇6
关键词：世界经济失衡金融市场国际分工
引言
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全球经济失衡仍然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中国一直以来也因为贸易顺差及汇率问题饱受责难，汇率问题在解释理想世界的国际收支调整时似乎是成立的，但是现实世界要复杂的多。从历史的角度看，世界经济总共出现了五次失衡。分别为19世纪后期全球化早期的资本转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1977-1979年的美元危机；以及当前的世界经济失衡（Bordo，2005）。当前的世界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美国持续的贸易逆差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贸易顺差；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的大量美国金融类资产，尤其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以及美国的高消费、低储蓄率，和发展中国家与之相对应的高储蓄等。
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探究
（一）传统研究的弊端及其拓展
对世界经济失衡原因解释的传统观点主要是从国际收支恒等式的角度来进行讨论，包括美国的低储蓄率，长期的财政赤字以及东亚国家的高储蓄率等都被认为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但这些解释主要是从事后的结果来讨论问题的（余永定，2010）。从宏观经济恒等式看，外部不平衡必然是内部的投资-储蓄不平衡，但是其中的因果关系却不十分确定。因此必须在认真研究恒等式两边互相作用的微观传导机制的基础上探究储蓄、投资与经常账户失衡的关系。当储蓄大于意愿投资时，如果本国企业无法把商品出口到国外市场，这只能造成本国存货的增加，进而使本国经济陷入萧条；同样，当储蓄小于意愿投资时，如果不能从国外输入产品，其结果也只能导致经济过热。因此，储蓄与投资的缺口与贸易失衡之间虽然存在恒等关系，但储蓄—投资失衡只是贸易失衡的宏观表现，储蓄与投资的缺口要转化为贸易失衡，就必须在微观层面具有在失衡状态下进行贸易的条件。传统国际分工理论通常假定物物交换，这使得贸易失衡与国际分工理论框架存在天然的不相容问题。因此，要为全球失衡问题提供国际分工层面的微观基础，就需要对传统国际分工理论进行突破。生产上的差异无疑是导致世界经济失衡的最根本原因。
从生产的差异探寻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实际上就是对国际分工的再度审视。从国际分工的视角为全球失衡提供微观基础的研究通常被认为是发端于对“资本双向流动”问题的研究。在新一轮全球失衡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经常项目的失衡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失衡具有紧密的联系。发达国家出现了持续且规模逐步扩大的贸易逆差，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则出现了持续的贸易顺差。与此相对应的是，国际直接投资（FDi）也呈现出类似的不平衡特征，发达国家整体上FDi是净流出的，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则出现了整体上的FDi持续净流入。一种说法是，在完全无摩擦的环境下，落后的金融市场将被抛弃，所有的融资活动都将在发达金融市场进行，融资活动完成之后，产业资本再以FDi的形式流动到最佳投资地点（劳动相对丰裕的国家），因此，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将出现金融资本的净流出（经常项目顺差）和FDi的净流入（余永定、覃东海，2006）。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中国过多的储蓄无法有效转化为国内投资，这导致本国储蓄先通过贸易顺差转移到发达国家，进而又以FDi的形式“迂回”到国内，大量进入出口加工行业的FDi又进一步加剧了贸易顺差的扩大。双向资本流动的结果是，伴随着FDi的输出，发达国家逐步建立起以跨国公司为纽带的、以发达国家母公司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体系；而伴随着发展中国家持续的贸易顺差，大量的非产业资本又源源不断地流向发达国家。在这种全球生产体系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之间建立了全新的国际分工模式。这种全新的国际分工模式促使当前研究开始考虑全球失衡与国际分工本身之间的关系。由于中国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产品内分工的内部装配、加工、制造等环节，因而参与全球分工的一个重要形态是通过加工贸易实现自身比较优势，从而导致货物贸易以及经常账户持续顺差。由于中国处在“世界工厂”的低端位置，形成了以外资代工为主的生产贸易模式，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只是中国经济嵌入全球价值链模式的货币镜像。
（二）从金融市场发展差异和由此导致的分工格局分析
关于金融市场发展差异和由此导致的分工格局，是对全球经济失衡微观基础研究的新视角。基于全球失衡的主要经济体（美、英等发达国家与东亚和产油国）之间金融市场发展巨大差异的基本现实，在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从金融市场差异的视角解释全球失衡产生原因的研究已经日益深入和成熟。金融市场差异与全球失衡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两种路径实现的：一是经由储蓄与投资缺口的宏观路径；二是经由国际分工模式的微观路径。在宏观路径的研究中，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对储蓄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金融一体化将引发全球失衡。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度和深度都较低，因此其过量储蓄不可避免地流向更发达的金融市场国家，同时引入它们的高风险投资，也就是说，金融市场发展落后的国家将出现大规模的贸易顺差。金融市场更发达的国家在长期将逐渐积累来自不发达金融体系的资金，储蓄率会更低。
那么基于金融市场差异的国际分工是如何导致全球失衡，进而为全球失衡提供微观基础的呢？核心思想就是基于金融市场差异而形成的比较优势原理。在金融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达国家出口金融资产从而具有经常项目逆差，而在制造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制造业产品从而具有经常项目顺差（徐建炜、姚洋，2010）。二次大战之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形成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分工形态。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普通法国家的金融业发达，相对于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而德国和日本这两个重新崛起的大国在制造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此，资本主义国家所形成的分工就是：美、英等金融强国进口制造业产品，出口金融服务，其表现就是经常项目的赤字；而德、日这两个传统制造业强国以及后起的亚洲四小龙和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出口制造品，进口金融服务，其表现就是经常项目盈余。
金融资产与货物一样，也存在“贸易模式”的问题，产出情况和禀赋特征、消费者的时间偏好、风险厌恶程度以及主观信念四个方面的因素将影响风险资产的国内相对价格，而当某种风险资产的国内相对价格低于国际水平时，该国就具有这种风险资产的比较优势，进而出口该资产。在资产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资本市场更发达的国家在风险资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出口风险资产，进口无风险资产，这会造成该国储蓄下降；上述结论说明资产市场完善程度更高的国家分散风险的能力更强，因而拥有更低的预防性储蓄，从而更容易出现贸易逆差。以往的国际分工理论一般认为商品是可贸易的，而服务业是不可贸易的，因此只关注实体经济，忽略了虚拟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服务不可贸易的主要基础是认为其生产和消费必须同时发生，但事实上有很多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可以分离的，如金融、保险服务、数据处理、法律服务等。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远距离提供服务成为可能，同时也使服务的交易成本不断下降。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75-2010年间，全球服务贸易总量增加了近20倍，以全球的服务贸易出口来看，增长最快的为保险和金融服务，金融市场通过提供金融服务业参与国际分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服务业可贸易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金融服务海外输出只是服务业出口的一个例子。以往在研究经常账户平衡时，通常将经常账户的平衡等同于货物贸易的平衡问题，但事实上服务业的贸易平衡问题对经常账户的调整意义十分重大，并且对一国的产业结构、就业、价格水平、汇率变化、贸易条件和贸易平衡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而服务贸易的增长对全球的生产结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一个国家如果制造业（工业）生产能力特别强，生产成本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服务业生产效率较低，成本较高，它就会成为制成品的净出口国，服务产品的净进口国。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德国、80年代以来的日本和90年代以来的中国都是这样。如果服务完全可贸易，则贸易可以基本平衡。但是如果服务产品不完全可贸易，则给定国内的消费偏好和消费结构，一个制造业生产能力特别强的国家必然会出现贸易顺差，即制成品的净出口远大于服务产品的净进口。由于现实经济中大量非贸易品的存在，一国在发生债务危机及需求冲击时将使得调整过程比产出都是贸易品情况下更复杂、更痛苦。非贸易品的国内供需必须平衡，没有国际贸易，当地需求的下降无法通过净出口增加来解决。当吸收相对于收入上升或下降（从而贸易余额上升或下降）时，经济中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生产组合将发生变化。劳动力和资本会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生产部门间转移，从而引发生产业变动，这会对一国经济甚至政治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可以认为，当一国经济中非贸易品份额下降即可贸易性提高时，在面临债务危机或需求冲击时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将变得更快速。就中国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生产能力提高的速度远快于消费能力提高的速度。贸易的数据反映出来的是我国主要在出口制造业产品，而进口服务业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我国不同行业生产能力的变化，用各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除以行业就业人员得到劳动生产率的数据，结果显示我国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总体情况来看，第二产业的年增长率和累积增长程度均超过了第三产业。用第二产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除以第三产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作为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1978-2010年的数据显示第二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一直在上涨，这说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产品的出口，中国在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生产领域具有相对的优势。因此，就我国情况而言，在服务业发展相对较慢的情况下，如果消费者对于服务和货物的消费支出比例稳定，就会出现货物生产大于需求的局面，在开放的条件下，就会出现贸易顺差。
结论
经常账户失衡的调整主要还是要依赖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全球一体化，美国贸易赤字的扩大主要还是源于美国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而美国这样的贸易大国的逆差问题不可能依靠国际资本的移动来填补，而主要是通过可贸易产品的需求调整来解决。同样，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方法最终必须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完成。由此看来，全球经济失衡是结构性的失衡，仅仅依靠局部的调整，如汇率的调整，是无法达到解决失衡的目的，全球经济失衡必然还将长期存在。而不恰当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会伤害到已取得的成果，还会降低世界增长速度，且无益于全球经济失衡的解决。当前的不平衡实际上是反映了各方的比较优势，是与全球储蓄的更高效的分配相一致的，再平衡必须随着各国产业结构调整逐步完成，相信市场的全球化将会进一步促进中国、美国以及其他相关国家的共同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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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情况篇7
一、加工贸易对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贡献
改革开放25年来，尤其是1998年以来，我国加工贸易取得长足进步，对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扩大就业、推动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都起到重要的作用。1981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25亿美元，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5．7％；其中出口11亿美元，占比5％；进口14亿美元，占比6．4％；加工贸易增值率-21．4％。到2003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达4048亿美元，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47．6％；其中出口2418亿美元，占比55．2％，进口1629亿美元，占比39．5％；加工贸易增值率47％；当年创造贸易顺差789亿美元。多年来，加工贸易累计创造3000万个就业岗位，累计贸易顺差3942亿美元。
在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由于国内外相对增长率差异、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增长以及相对价格差距等综合因素的作用，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外商投资企业的进料加工贸易以及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出口都取得快速增长。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占总加工贸易的80％；进料加工出口的比重达77．5％，高于来料加工出口27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国企和其他企业在进料加工出口的比重分别为90．2％、6．6％、3．2％，增速分别达到43．5％、16％和53．8％。同时，进料加工进口的比重也达到76％，高于来料加工进口26．2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国企和其他企业在进料加工进口的比重分别为93．4％、4．1％、2．4％，增速分别为41．9％、9．2％和64．4％。是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2275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51．9％，其中加工贸易占到75％左右；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102亿美元，加工贸易占到90％左右。
从加工贸易的发展过程看，我们经历了从“三来一补”到进料加工、从“两头在外”的作坊到外商投资企业为主体、从简单技术加工装配到机电、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为主的结构转换，这代表着我国加工贸易不断转型升级的轨迹。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带来国际产业分工的新格局，世界各国的跨国公司开始把不同的生产环节、分销网络、供应链管理以及研发、运营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理配置，这无疑为我国加工贸易未来的转型升级带来新的机遇。
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面对的新机遇
首先，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加工贸易的影响，使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当前，一般制造业已成为全球供给普遍过剩、边际收益严重递减的成熟技术行业，国际相对价格的剪刀差已从工农业产品之间转化为知识产品与工业产品之间，发达经济的优势已转型升级到虚拟经济、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阶段。我国不是新技术的策源地，而是国际产业转移的接受地；不是全球加工制造的控制和运营中心，而是中低端技术和产品加工制造环节的供应地。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低生产成本优势，在全球占有明显有利的地位，“中国制造”成为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是现阶段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因此，通过新形式的加工贸易来提升我国的加工制造能力，为世界大跨国公司提供全球范围内的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以及管理的配套体系，是加快我国企业“干中学”过程，积累全球化大生产经验的最有利捷径。
其次，在全球化背景下，以产品内部的工序或工艺细分化为特征的全球分工新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一个趋势是随着跨国公司在空间上把不同的生产环节或工序分配到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地区，建立研发、生产和分销系统的全球体系，使国内分工转化为国际分工；另一个趋势是充分的市场竞争带来产业的集聚，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本、技术、管理以及加工制造的空间和范围集聚所带来的外部性规模效应。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不仅由于“成本驱动”而把采购、加工制造、组装配送环节转移到中国，同时由于“市场驱动”而把技术、管理和资金带进中国。而且，由于中国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跨国公司不得不主动把区域研发中心、运营管理总部、地区物流中心逐步转移到中国。可见，国内市场的充分竞争，是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管理和资金资源的重要手段。中国低生产成本优势与跨国公司生产以及综合物流运作能力相结合，就可能形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网络提供从采购、加工制造、仓储运输一直到分销和售后服务的合作。从发展前景看，全球化不仅可以带来使中国加工制造能力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的机遇，而且能够创造把加工贸易升级为综合优势的机会，使加工贸易的发展开始新的转型。
再次，我国目前的整体竞争优势仍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低技术（成熟技术）产品或工序上，即主体技术和加工制造档次仍处于低端。我国与印度相比，虽然后者对外开放比我们晚12年，近年来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只接近我们的十分之一，整体经济实力有明显差距，但印度近年来通过吸收新技术、海外分包合作以及委托加工制造，不仅在著名的软件、信息技术咨询、呼叫中心、芯片设计以及未来的金融服务、工业工程、风险和行为分析以及药品研发等服务领域为跨国公司提供海外分包业务，从而大大压低了世界服务业成本；而且在汽车、制药、化学制品以及资本货物等领域正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并吸引世界大跨国公司寻求规模化进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应当尽快把我国加工制造技术整体升级到中等档次，而且应加快形成生产和研发、品牌优势。为此，要研究制定加工贸易发展的新战略，促进其转型升级。
三、加工贸易未来转型升级的方向
l、扩大加工贸易活动的领域，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作为涉及外资、外贸和国内产业的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要重点考虑加工贸易的发展对国内产业、企业、产品以及产品内部工序的带动、辐射和扩散作用。在吸引外资和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的同时，要考核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鼓励和扶持内资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为国外跨国公司和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加工配套的情况，鼓励包括民营中小企业在内的国内企业积极参与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体系和全球采购体系。在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同时，应研究制定优惠政策，切实解决国内中小企业缺少融资能力、缺少国际市场资讯和人才、缺少关键零部件生产技术、缺少技术和产品更新能力等具体困难，使更多国内企业在为跨国公司提供配套的过程中，逐步学会“走出去”搞加工贸易。
2、不断提升“世界加工制造业重要基地”的功能，通过与跨国公司开展深层次合作提升外资的技术、管理和资金档次。要鼓励国内有竞争力的企业为跨国公司提供更高层次的合作配套，不断加快“干中学”和毕业的速度，使加工贸易环节由简单技术和工序的组装，提升到辅件、一般零部件、主要零部件、关键零部件的加工制造，以至升级到高级复杂的知识技术密集型组装环节，真正掌握参与和管理全球化企业的经验和窍门。在这方面，政府提供公平竞争的准入平台，创造更规范的投资和竞争环境，比优惠政策竞争更重要。
3、加工贸易的主体要由外商投资企业为主逐步向国内企业、尤其民营企业为主转变。目前，加工贸易中外商投资企业占80％，民营企业仅占5％；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加工贸易，基本是外商投资企业。这反映了国内企业目前参与全球化的能力仍很薄弱。但从长远来看，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主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在资源配置、供应链管理以及市场控制等方面的优势。因此，下一阶段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重点，应是培育、鼓励、扶持国内企业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研究制定有关政策，鼓励国内企业通过国际合作以及政产学研联合，有效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搞进料加工出口。由于多数国内企业缺少全球化人才和国际资讯网络，应考虑建立开放共享互利的公共服务平台和合作机制。
4、对加工贸易要从严密监管向风险管理、贸易投资便利与规范高效科学的监管方式转型。对此，一是建立企业守法自律机制和随机检查监督制度相结合。对加工贸易的监管，最大的难度是遍地开花，监管执行的成本太高。因此，首先应建立企业守法自律机制，包括合同、票据、凭证以及财务帐目等原始资料。数据的完备性，企业诚信状况的评级及违法记录，企业法人代表和当事人的责任和义务等明确的规定；建立监管部门与企业的良好伙伴关系，把责任重点转移到企业自身而不是监管部门。监管部门在确保加工贸易企业贸易便利和诚信的前提下，实施随机的检查监督，一旦发现有违法行为，则严惩不贷。作为企业守法自律机制的保证，对企业诚信状况要有一套相对完备的评价体系。这套体系应与企业其他诚信认证系统相兼容，以全面获得企业是否讲求诚信的资料和数据。只有处理好企业自律和高效执法之间的关系，才能够真正提高监管效能。
二是建立和完善加工贸易的现代监管制度。这套制度首先是规则化管理，不能随意改变或任意解释；其次是有明确的执行程序，公开透明，依法行政；再次是有合理的组织架构，这种架构应是由海关、边检、工商、税务、口岸管理等纵向一体化组织分别管理向扁平化的综合协调监管的组织架构过渡；最后，监管应当是简明有效。虽然加工贸易星罗棋布、遍地开花是中国特色，但监管体系建设仍应逐步向国际规则接轨。在这方面，政府职能要真正实现转换，明确监管部门的第一要义是提供“服务”，然后才是有效“监管”。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求加快监管体制的改革，包括调整监管职能，提高监管人员素质，建立人才激励机制，使监管有利于加工贸易的发展而不是增加发展的障碍。
三是大力发展电子化监管体系。在简化程序的同时又要保证有效监管，就应加强监管手段和工具的现代化，包括监管的电子和网络化改造。目前存在着一种倾向，即技术和网络投资过度，投入了巨额资金改造技术和设备，使监管的技术基础设施达到了国际水准，但这些技术设备的应用效能很低，出现了硬件过度发展，软件严重滞后，资源严重浪费的现象。改变这种情况的一个办法，就是从监管对象的实际需求出发，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电子基础设施的软硬件投资和改造，并提高监管部门的应用水平和能力，从而形成有形和无形监管相结合的新监管体系。
全球贸易情况篇8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贸易保护贸易自由
中图分类号F741.2文献标识码a
1经济全球化的背景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化的界定，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和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通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加强。而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和生产要素超越国界流动，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和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高新技术的广泛传播，跨国公司作用显赫，从而导致各国经济活动高度相关，世界经济整体化和一体化空前突出的经济现象与过程。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
2经济全球化的效应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从经济角度看，全球化被视为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依赖，特别是形成了世界性的市场，资本超越了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但同时我们在考察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效应时，应该注意到其两面性。
一方面，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可以使其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和利用，从而增加总产出和消费者福利。对于单个国家来说，可以更为有利地利用自己具有比较利益的要素，获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此外，经济全球化利益所产生的经济驱动力导致了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这种调整必将促使不同产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转移，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局面，加强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协调。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也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它可能导致国家的经济及受到威胁，加剧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加剧富国与穷国的差距，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新的垄断以及加深经济被动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竞争过程中，其民族工业面临生存的危机，工业化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
（1）世界各国经济内部结构发展水平事实上存在不平衡。各国经济结构不平衡表现在产业结构存在级差。从目前的状况看，发达工业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存在固有的技术级差。由于这种技术级差的存在，发达国家在转移技术时，一般都是在这项技术到成熟期时才开始转移。这种级差技术转移的结果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经济全球化潮流推动下，世界市场引导国际产业的转移，由于事实上已经存在着产业级差，必然进一步促使世界各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
（2）市场利益引导有害产业的转移威胁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综合发展水平。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经济主体仍关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使一些发达国家为了经济利润，把有损社会利益的污染产业、色情业及业等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发展中国家为了追求数量增长，被迫或不自觉地接受这种转移，致使其社会综合发展水平下降。
3经济全球化下的贸易保护
贸易保护最初源于重商主义，以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使各国竞相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后来的凯恩斯的贸易保护学说、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都为贸易保护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自由贸易显得愈发重要，也越来越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利益，但是对外贸易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在冲击着国内的产业，这点对于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重要。因此，尽管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倡导自由贸易，但是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着贸易保护政策，其中也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
3.1经济全球化下贸易保护的新特点
在自由贸易理念流行、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今天，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所实行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比旧贸易保护主义有很大发展。
（1）贸易保护倾向并没有消除，各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由公开转向隐蔽，由固定转向灵活，由单个国家自我保护转向区域集团集体保护，由通过贸易政策保护转向寻求国内产业政策保护等。《乌拉圭回合最终文件》的生效，使得像关税、配额、进口许可证等传统贸易保护手段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非关税壁垒开始成为各国实施贸易保护的主要工具。诸如对反倾销条款的使用、有秩序的销售安排、安全、卫生防疫、技术标准等较之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更加多变和隐蔽，从而更能起到限制进口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还要将劳工标准、环保标准纳入世贸组织谈判议题，其目的是打着人权与环境的幌子，借机剥夺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保护其传统产业。区域性贸易集团的出现则使贸易保护措施添上了集团的色彩，集团对内实行贸易自由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对外则形成统一对外的市场机制，对非集团成员实行贸易歧视。其贸易保护手段主要不是关税，而是诸如技术标准、卫生标准、知识产权等形形的非关税壁垒，这给集团外国家向集团内成员出口设置了障碍。
（2）通过产业政策对一国贸易实施间接保护是经济全球化下贸易保护的又一特点。这是由于在制定贸易政策上，各成员都要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共同的国际准则制约。国际准则由国际性贸易准则和区域性经济运行规则组成，它是为了促进贸易自由化而做出的制度性安排。这些制度性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一国借助贸易政策进行自我保护的能力。因此，各国政府或贸易集团便把贸易保护措施转向不受国际贸易规范制约或者制约较少的国内或集团内经济政策，其中产业政策日益成为一国或贸易集团实施自我保护的重要手段。
（3）新贸易保护主义具有明显的歧视性。这些非关税措施都是针对特定国家的。由于新贸易保护主义一方面通过各种歧视性非关税措施使国内工业避开国际竞争，另一方面又通过补贴手段促使本国产品占领其他国家的市场。
3.2经济全球化下贸易保护的原因
（1）世贸组织成立的初衷是促进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可是各国在世贸中仍是以国家利益为最终考虑因素。从经济全球化的属性上看，经济全球化虽然有贸易自由化的一面，但是经济全球化并不是无视国家的存在，而是尊重国家，强调国家利益至上。经济全球化的这种内在属性为一国实施贸易保护提供了政治和伦理基础。从一国政策选择的路径上看，贸易保护是贸易自由的准备阶段，而贸易自由则是贸易保护政策的演进目标。贸易保护对一国来讲，具有双重目标，其一对内是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对外则是迫使别国停止不公平竞争行为，开放市场的有力武器；其二是培养和提高本国产业的竞争能力。其演变趋势是取消保护，最终走向贸易自由。由于经济全球化本身不能消除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作用，不能消除一国内部产业之间不平衡的状况，所以贸易自由与贸易保护还将继续并存，这种并存性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兼容的。
（2）贸易自由上的相对平等性决定了贸易保护上的针对性和歧视性。在经济全球化下贸易自由上的相对平等性，主要表现为市场开放程度的相对平等性。具体表现为在世贸组织内发达国家之间市场开放程度要高于或者快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程度；区域性贸易集团内成员之间的市场开放程度要高于非成员等。所谓平等只是集团内成员之间的平等，但对集团外非成员而言却无权享此待遇。可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虽然整个世界贸自由化程度提高了，但这种贸易自由只是一种相对自由，绝不是绝对自由。
贸易自由上的相对平等性必然决定贸易保护带有明显的针对性和歧视性。这种针对性和歧视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贸易集团对内实行贸易自由、公平竞争的政策，对外实行歧视性的贸易保护政策。二是发达国家在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仍在不断地针对发展中国家大宗产品出口设置贸易障碍。发达国家推行贸易自由化的领域通常是其具有绝对优势至少是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如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智力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等。相反，发达国家对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别通过放慢市场开放程度，开展反倾销调查，甚至上调关税税率等手段加强保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公平的贸易保护行为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设置的贸易障碍，不仅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竞争力，而且也给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3）国际性或区域性经济运行规则和超国家经济组织，是影响一国贸易自由与贸易保护关系的外部制约因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扩大和各国之间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增强，使得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由过去的对抗性竞争走向合作性竞争。对抗性竞争把竞争看作是双方一场一决雌雄的较量，把对手赶出去，自己垄断市场是这种竞争的目的。因此，在对抗性竞争的情况下，竞争中的双方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在选择竞争行动时都有很强的独立性，很少受到约束。而合作性竞争则完全不同于对抗性竞争，合作性竞争的目的是保护竞争，反对垄断，强调和重视竞争中的合作，并通过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实现双赢。
目前已进入各国共同实行自由贸易的公平贸易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分享他国自由贸易的好处的同时，在本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需要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薄弱的经济基础和相形见绌的竞争力，使其难以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中短期受益。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考虑各自国情、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谨慎选择参与的方式。但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认识到，自由贸易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动力，融合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去是发展中国家的唯一选择。而全球化作为过程和主流的经济发展方向，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两种力量总是处于不断的较量之中，但是贸易自由化始终是经济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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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情况篇9
在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温的情况下,区域贸易呈现出显著加强的趋势。来自wto的数据显示,2009年前六个月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为5个,接近2008年全年总数的一半。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强化区域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成为当前世界经济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本文基于当前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概况,对区域贸易自由化成为新宠的原因以及目前区域贸易自由化的特点进行分析,并尝试给出我国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下的应采取的做法与措施。
一、当前全球经济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概况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席卷下,全球贸易增长自1982年以来出现了首次下降。《华尔街日报》2009年6月1日的报道中指出联合国在《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2009年度中期报告》中开始调低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2009年第一季度世界贸易下降了40%,预计2009年全年的世界贸易量将下降11%,创造了自上个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以来的下滑最大幅度。而作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的欧美市场,在2008年9月至2009年5月期间,美国和欧洲银行的市场资本总额下降了60%,蒸发掉2万亿美元。国务院新闻办在2009年7月16日新闻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39862亿元,同比增长7.1%,可以看出中国2009年经济“保八”的增长目标依然十分艰巨。来自2009年7月16日的《上海证券报》的消息显示美国在2009年1～6月份的失业率分别是7.6%、8.1%、8.5%、8.9%、9.4%、9.5%,创26年来的最高,而且这一势头还在延续。所以金融危机下的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依然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而这种经济的衰退更是加剧了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
世界银行曾经在2009年3月份名为《贸易保护:正在萌芽但趋势忧人》的报告中向在危机背景下再度兴起的新一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发出最强警告,报告指出尽管去年11月的全球金融峰会已针对新形势下保护主义的抬头打了“预防针”,但自那时起G20集团中有17个国家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新保护主义措施。世行的报告还指出,尽管G20去年11月一致承诺避免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但其中17个国家已经设立了新的贸易限制。尽管在2009年4月2日的伦敦峰会上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一致同意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摈弃贸易保护主义,巩固经济繁荣的基础,并签署了《G20伦敦金融峰会公报》加以确定,但是随后的数月中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硝烟似乎愈演愈烈,仅以中美为例就出现了美国对中国出口轮胎进行特保调查、美国对中国油井管等多项钢铁产品进行“双反”调查、美国财政拨款法案中限制中国禽肉出口等事件。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也曾经在2009年3月发表声明警告说,经济孤立主义会使世界重蹈上世纪30年代贸易萧条的覆辙,加剧经济困境。
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之下中国所受到的影响
(一)国外市场的委靡,加大出口难度
这些年中国经济较高的增长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出口的拉动,而美国等西方国家释放的强硬的贸易政策无疑是对本已萎缩的市场雪上加霜,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09年1～6月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23.5%,出口同比下降21.8%,进口同比下降25.4%。
(二)国内企业短期内难以走出困境
一方面,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海外市场的国内企业面临资金短缺、开工不足、冗员压力等多重问题;另一方面,企业基于市场结构、投资结构等方面的战略调整存在时间上面的滞后性,所以,国内企业走出经营困境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就业问题将面临考验
早在2008年年底,就出现了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由于企业开工不足而导致民工返乡等现象,出口导向型的企业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开始减弱。国务院新闻办在2009年7月16日新闻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外出务工人数有所增加,二季度末,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比一季度增加了378万人,增长2.6%。其中,东部地区增加56万人,增长1.6%;中部地区增加80万人,增长1.8%;西部地区增加242万人,增长6.5%,但就业问题依然十分严峻。除此之外,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海外人员的就业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区域贸易自由化成为新宠的原因
从近期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实施的政策来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已不可避免,而此时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呼声为当前低迷的全球贸易市场注入新动力。以下几项是推动加强当前区域贸易合作的主要原因。
(一)避免全球贸易与投资大幅缩水
全球贸易与投资的增加在过去几十年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从当前情况来看,区域贸易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缓全球经济的衰退。目前各经济体都不愿为阻止世界经济衰退承担过多的责任,但是又不想陷入到贸易保护主义的泥潭,进而使世界经济卷入更严重的衰退,所以各经济体都倾向于区域贸易自由化这一次优的选择,试图继续分享国际贸易与投资带来的好处。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曾经在3月份在悉尼的一次演说中提到,贸易保护主义将影响美国出口部门1200万人的就业,以及依赖出口的金融行业620万个就业岗位。
(二)缓解国内国际压力
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在包括美欧在内的众多发达经济体中,失业率攀升引发的社会问题已经开始引起政府的重视,各国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刺激经济恢复的政策,而其中带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已经开始挑动各国贸易伙伴的神经。以美国为例,当奥巴马政府颁布带有“购买美国货”条款的经济刺激方案时,作为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的加拿大立刻对其进行批评,并通过积极的游说促进美方对“购买美国货”条款进行软化。奥巴马曾在2月份对加拿大访问期间承诺,经济刺激方案中的“购买美国货”条款不会损害双边经贸关系,也不会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所以,区域贸易自由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缓解国际国内双重压力的一剂良药。
(三)保持对外贸易的可持续性
考虑到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引发贸易伙伴的报复,并由此引发多米诺效应而加剧全球经济的进一步下滑,各国纷纷转向发展区域贸易自由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有利于规避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还体现在对外贸易与投资的可持续性上。以美国为例,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加拿大和墨西哥一直是美国出口的前两大市场。2004～2008年间,美国对加、墨两国出口额占其总出口额的比重一直保持在31.7%～36.7%之间。
可以看出,北美自由贸易区对于美国的贸易出口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美国出口市场的稳定性。除此之外,有关数据表明,欧盟约60%的进出口贸易是在其内部市场完成的,这就决定了欧盟在经济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受到外部市场的影响也较小。
目前中国已经与31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14个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其中7个自由贸易协定已经生效,分别为与香港、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与东盟、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定,其中7个自由贸易协定占到2008年对外贸易总额20%左右,涉及到5000亿美元。区域贸易自由化对世界市场动荡的减震作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四)为危机后的贸易自由化提供缓冲
尽管由于金融危机,全球资金流动和货物流动受到严重阻碍,但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发达的今天,自由贸易依然是世界经济运行的主流。在自由贸易推进的过程中总会遇到贸易保护主义的阻碍。各国为了不影响危机过后自由贸易的开展,纷纷转向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区域贸易自由化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执行,其通常在地理位置上比较接近、文化上比较趋同、消费偏好等都比较相似的国家和地区内实行,基于双边的或多边的区域自由贸易实施起来比较容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并能实现双赢。
(五)迎合国内贸易自由化群体的政治需求
一国最终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还是贸易自由化政策取决于该国国内政治团体的博弈,全球贸易自由化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为众多的企业、民众、社会其他群体带来利益,而这些群体一直以来都是自由贸易的推崇者和捍卫者,各国政府在权衡政策效果的同时势必要将其作为一个参照的基准。
四、当前区域贸易自由化发展的新特点
世界贸易组织将欧盟、东盟自贸区等作为区域贸易协定的典型例子。与以往情况不同的是,包括这些传统自贸区在内,目前各国和地区实施的区域贸易合作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一)注重对原签署贸易协定的修改与执行
对原有贸易协定的修改以美国最为典型,奥巴马提名的美国贸易代表罗恩·柯克曾经在3月份就讲道:“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从贸易中获益,而我们的贸易伙伴并不都是按规则行事。”从其言辞中透露出对与韩国签署的贸易协定的不满,除此之外还表示将重新审视与哥伦比亚以及巴拿马签署的贸易协定。
(二)更为广泛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为部分地区贸易自由化向纵深方向发展提供契机。以东盟为例,在1月1日的东盟首脑会议中,与会国领袖签署《东盟共同体路线图宣言》,以期于2015年发展成为与欧盟类似的经济共同体,并抵制贸易保护主义。
中国政府也积极支持贸易自由化。在区域贸易方面,中国积极推进与东北亚、日本、韩国、东南亚及中亚在内的区域贸易自由化建设,努力营造出一个能够抵抗贸易保护主义病毒的经济圈。
(三)新贸易协定的谈判与制定
根据wto的数据,2007年新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数量为10个,明显低于2006年的15个;2008年略有增加,达11个;2009年截至6月26日是5个。值得一提的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10月至今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数目多达10个。从签署的国家与地区来看,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区域贸易协定更具有影响力,参与主体包括美国、日本、中国、澳大利亚、欧盟等世界主要经济体。按照目前的市场状况,新的贸易协定必将继续成为各国力争抗击金融风暴的有效手段。通过分析wto提供的数据,我们还可以发现,截至2009年6月26日已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中,以欧盟成员国为最多(每个成员国大约25个),此外智利(17个)、印度(8个)、日本(8个)、墨西哥(14个)、新加坡(14个)、泰国(7个)、乌克兰(14个)、美国(11个)、中国(7个)等国家对区域贸易自由化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专家预计,新的贸易协定将以更快的速度带动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五、中国应该采取的做法
目前,以自由贸易协定为主要形式的区域贸易协定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由于全球贸易自由化难以展开从而催生了区域贸易自由化。按照这一逻辑,目前金融危机破坏性还在延续,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也有逐渐盛行之势,所以区域贸易自由化必将成为各国家和地区的避风港。可以预见,各国家和地区将把推进区域贸易自由化作为规避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一大举措,区域贸易自由化也将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势必也应该顺应这一潮流,具体来讲,应对金融危机,笔者认为中国的做法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继续释放自由贸易的积极信号
针对美方释放的强硬贸易政策,以及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应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坚定地支持与推进自由贸易,中国政府的海外采购计划很好地表明中国应付国际金融危机的决心与姿态,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来阻止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这一方面可以为中国争取到新的贸易机会,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谈判中获得应有的话语权。
(二)切实落实好扩大内需政策
中国的国内市场吸收能力强,发掘和开拓好国内需求能够为中国企业的发展带来后劲,缓解生产能力过剩所带来的压力,将国家4万亿刺激经济的方案、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结构性减税、消费补贴等政策落实到实处,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努力实现区域自由贸易
如果无法阻止全球贸易保护的盛行,那么,中国应该需要努力实现区域自由贸易这一次优选择,进一步促进“10+1”等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努力与周边国家和地区营造自由贸易的平台,在区域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运用好金融、税收等支持政策
目前国内的钢铁、纺织业、汽车等产业都面临了出口的寒冬,如何运用好政策倾斜这一杠杆可能会影响到众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所以应付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应该运用好财政税收、信贷、商贸服务等手段,帮助企业走出困境;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积极引导融资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出口提供融资担保;扩大出口信用保单融资规模,也可以引入有条件的境外商业保险公司参与短期险的经营;通过拓展人民币结算试点,减轻出口企业汇率风险;通过优化海关、质检、外汇等方面的监管和服务,简化程序,提高效率,缩短结算周期,稳定汇率预期、减轻汇率等一系列风险。
(五)借助危机提升自身竞争力
全球贸易情况篇10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距;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全球化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引起了不少学者的重视，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1扩大论
国内外大部分的研究结果都显示经济全球化对区域经济差距起到了扩大的作用，这一结论与实际情况最为吻合，也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可。
adrianwood(1995)认为发达国家非熟练劳动力境况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不断扩大。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导致了对发达国家劳动力的需求减小了20%，而这减小的部分主要在非熟练劳动力上。Lamer(2000)认为如果美国的经济体系是对数线性的且贸易品的数量等于要素的数量，那么贸易壁垒对于收入分配没有太大的影响。他认为并不是技术拉大了美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而恰恰是贸易使得美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了，并且起到了主要的推动作用。GiovanniandreaCornea(2003)通过对两个阶段的全球化过程进行比较发现，区域差距的实际情况与一些经典理论的预测是矛盾的，同时他认为相对于国家之间的差距来说，研究国家内部的差距更具有政策性的意义，因为国内差距的路径依赖程度较小，容易受到经纪人行为的影响。adams(2008)考察了全球化、知识产权保护、外商直接投资、体制基础等指标与区域经济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全球化对区域经济差距的解释达到15%。DresherandGaston(2008)对一系列国家的产业工资和家庭收入等数据的研究发现，经济全球化扩大了区域经济差距，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杨小凯、张定胜(2004)利用一个包含交易成本以及内生和外生比较优势的模型证明了，具有区域比较优势的地区和具有较好交易条件的个人会首先参与到全球化的活动中去，此时二元结构加剧，收入不平等增加。随着后来者的加入和追赶，二元结构和收入差距缩小，但是当领先者的发展出现了质的飞跃，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二元结构又会重新出现。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既不是单调增加也不是单调递减。戴枫(2005)的实证研究表明收入差距与贸易自由化两者是相互影响的，并且两者之间保持着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中国的贸易自由化加剧了贸易条件的恶化，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同时，中国贸易开放的非均衡性也导致了地区收入差距的不平等。
2缩小论
持相反观点的学者的研究和主流经典理论的预测相一致，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区域经济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世界各国应该扩大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活动。BhagwatiandSrinivasan(2000)研究了发展中国家贸易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在动态条件下，他们认为经济增长是减少贫穷的发动机，贸易通过经济增长从而减少贫困。徐水安(2003)采用两种要素和两种商品的H－o－S模型(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以世代交叠模型为假设，创新点在于考虑了我国二元经济的实际国情，综合来看，贸易自由化会使得个人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降低。袁冬梅、魏后凯、杨焕(2011)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的对外开放和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全球化中贸易开放程度的扩大起到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3不确定论
但仍有许多人认为尚无法确定两者之间的联系是正向还是负向，甚至有些学者对关联的程度提出了质疑，认为并不能确定两者之间是直接关联还是通过其他因素产生的间接关联。何璋、覃东海(2003)以我国为例进行跨省研究，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以外贸依存度为指标所表示的开放程度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存在一种凹型的函数关系。胡超(2008)采用1985—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就对外贸易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他发现对外贸易与收入不平等之间是一种倒“U”形的关系。虽然改革前期对外开放扩大了收入不平等，但是开放为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推力是毋庸置疑的，对外开放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只是暂时的。
4无关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