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舞弊的类型篇1
一、非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主要类型
根据期望影响的财务报告结果，可以将企业财务报告舞弊行为分为三大类：(1)虚假利润表类舞弊一以粉饰利润表为主要目的，直接导致利润表存在重大错报，并间接导致资产负债表虚假；(2)虚假资产负债表类舞弊一以粉饰资产负债表为主要目的，直接导致资产负债表存在重大错报，但不一定影响利润表{(3)虚假表外披露类舞弊―一般以隐瞒重大事项为目的，一般仅直接导致会计报表附注存在虚假内容，但不直接影响财务报表的数据。
本文研究发现，对于非上市公司而言，其舞弊类型存在如下特征(如表1所示)：(1)就总体来说，虚假利润表类舞弊是最主要的类型，有87％的舞弊企业存在虚假利润表类舞弊行为；其次是虚假表外披露类舞弊行为，约有31％的舞弊企业对外作了虚假陈述或披露；只有约有15％的舞弊企业存在虚假资产负债表类舞弊行为。(2)从舞弊行为种类与公司规模的关系看，舞弊大、中型公司的虚假表外披露类舞弊行为比例和虚假资产负债表类舞弊行为行为明显高于小公司；其虚假利润表类舞弊行为比例则明显低于小公司。(3)从舞弊行为的发展趋势看，虚假利润表类舞弊行为呈现出上升趋势；虚假资产负债表类舞弊行为呈现下出降趋势；虚假表外披露类舞弊行为则基本保持不变。(4)小公司财务舞弊的案例明显多于大公司。(5)舞弊非上市大中型公司一般同时存在多种类型的舞弊一约有一半的舞弊非上市大中型公司同时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类型的舞弊行为，主要表现为虚假利润表类舞弊和虚假表外披露类舞弊的同时存在。
二、非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主要手段
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指出的财务报告舞弊手段主要包括：(1)编制虚假的会计分录，特别是在临近会计期末时；(2)滥用或随意变更会计政策；(3)不恰当地调整会计估计所依据的假设及改变原先作出的判断；(4)故意漏记、提前确认或推迟确认报告期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5)隐瞒可能影响财务报告金额的事实；(6)构造复杂的交易以歪曲财务状况或经营成果；(7)篡改与重大或异常交易相关的会计记录和交易条款。在实务中，企业财务报告舞弊的手段要更加具体和隐蔽些。
一是虚减利润或虚增利润。通常虚减利润的情况明显多于虚增利润的情况；企业规模越小越倾向于虚减利润(见表2)。虚减利润的手段依次为虚列费用、少列营业收入、推迟确认营业收入、营业外收入不入账、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提前确认费用、利用关联方交易转移利润、不恰当地变更会计政策、虚构营业外支出(如虚构工程报废)、虚构投资损失等。虚增利润的手段则依次为虚构销售业务、少计主要的期间费用、少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提前确认收入、虚构营业外收入(如虚构收回已冲销的应收款项)、虚构投资收益、损失不入账、推迟确认成本费用、不恰当地变更会计政策等。
二是虚增资产或虚减负债同时虚增所有者权益。虚增资产同时直接虚增所有者权益、资产(或负债)内部各项目之间进行转换、虚减负债同时直接虚增所有者权益、将负债增加虚构为资产减少、虚减资产同时虚减负债、虚减负债同时虚增利润、虚增资产同时虚增利润(见表3)。
虚增资产同时直接虚增所有者权益的手段主要是虚增实收股本、不记录已支付的股利。资产(或负债)内部各项目之间进行转换的手段主要有虚构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购买、将资产损失记录为对外投资、虚构收回应收款项。虚减负债同时直接虚增所有者权益的主要手段是将借款记录为股东权益。将负债增加虚构为资产减少的手段主要是将借款业务记录为收回应收款项。虚减资产同时虚减负债的手段主要是虚构清偿负债。虚减负债同时虚增利润一般与虚假利润表相联系，只是这一舞弊的主要目的在于粉饰资产负责表不是利润表。
三是虚假表外披露类舞弊行为。虚假披露或隐瞒关联方交易、隐瞒股权或资产质押、隐瞒法律诉讼、隐瞒对外担保、隐瞒其他重大事项(见表4)。
三、非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主要目的
总的来说，经济利益是最常见的财务报告舞弊动机，是舞弊者最强大的内在驱动力――舞弊者舞弊旨在获得直接的或间接的、现实的或潜在的经济利益。具体地说，如表5所示，常见的非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主要目的依次是：(1)少交税。其主要舞弊手段依次为虚列费用、少列营业收入、推迟确认营业收入、营业外收入不入账、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提前确认费用、利用关联方交易转移利润、不恰当地变更会计政策、将收入直接记人权益类项目、隐瞒关联方交易等。(2)粉饰财务报告以为获取资金提供方便。其主要舞弊手段依次为虚构销售业务、少计成本费用、少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提前确认收入、虚构投资收益、损失不入账、推迟确认成本费用、不恰当地变更会计政策、将借款业务记录为收回应收款项、虚构在建工程、虚构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购买、将资产损失记录为对外投资、虚构收回应收款项、隐瞒股权或资产质押、隐瞒法律诉讼、隐瞒对外担保。(3)为了表现经营者业绩。其舞弊手段几乎包括所有的舞弊手段。(4)为了获得某种资质。(5)其他目的。
从表5还可以看出以下3个规律：(1)“少交税”目的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而减少，但“表现经营者业绩”目的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而明显增加；“为了获取资金”目的则是中型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主要目的。(2)舞弊目的数量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而减少，舞弊目的综合性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而减弱。(3)中小企业往往受资质认定限制，许多中小企业期望采用财务报告舞弊来达到获得某种资质认定的财务要求。
财务舞弊的类型篇2
关键词：财务报告舞弊房地产Logistic回归模型
我国的房地产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一个成长性很高的行业。如今，房地产业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已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由于我国的房地产企业起步晚、规模小、基础差，其企业缺乏规范性管理，企业的财务状况也面临会计核算体系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等问题，这些都使得房地产企业出现财务报告舞弊的风险加大。本文结合房地产企业的相关运营特点和财务特征，在国内外财务报告舞弊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建立一套适合我国上市房地产企业的财务报告舞弊的识别模型。同时找出识别房地产企业财务报告舞弊的关键指标，为各有关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提供依据。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西方国家资本市场产生时间较长，国外学术界较早地进行了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研究。Lee，ingram和Howard用列举的方式对财务报告舞弊作了定义。在他们看来，财务报告舞弊就是系统性的利润操纵。霍华德.R达维亚（2004）认为财务报表舞弊指的是在企业向外界披露财务报表时有意将财务报表上的一项或多项余额虚报的一种欺诈。在michaelR.Young看来，只有违规的财务报表被用于决策并造成损失时，这种违规才是舞弊。persons，Beasley，Beneish等从行业、董事会特征、财务指标等方面对财务舞弊公司的征兆做了进一步研究。persons（1995），BellandCarcello（2000）运用财务指标建立Logistic模型，Beneish（1997）通过建立probit模型来识别财务报告舞弊现象。
（二）国内文献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证券市场建立时间相对较晚，所以我国学者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现象主要进行规范研究。阮锦勤（2003）以48家被公开实施舞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财务报告舞弊的现状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并通过反映舞弊征兆和舞弊特征的两类指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表明调整后每股现金和应收账款与收入比两个指标可以识别财务报告舞弊公司。明（2006）以8个财务指标为变量进行研究，最终建立了一个由应收账款周转率、毛利率指数和资产质量指数为变量的舞弊识别模型。陈国欣、吕占甲、何峰（2007）研究回归模型表明：实际上只需要盈利能力、管理层持股比例、独立董事规模、审计意见四个变量就可以较好地识别预测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而且通过Logistic回归技术建立的模型整体识别正确率已达95.1%，可以说效果相当显著。梁杰、任茜（2009）在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信号的审计与识别一文中从公司管理层、关系对象、公司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制度等方面揭示了财务舞弊的迹象。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本文以我国上市房地产企业财务报告为样本，通过综合考察上市房地产企业公开的财务数据，寻求舞弊房地产企业在财务指标上共有的，能区别于未舞弊公司的特征，从而建立一个由多方面指标反映的识别模型。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所有可以公开获得的财务报表数据是真实、公允的
假设2：被中国证监会公开进行行政处罚的上市房地产公司均为有舞弊行为的公司
假设3：未受行政处罚的房地产公司均为财务报告正常的公司（即非舞弊公司）
财务舞弊的类型篇3
关键词：财务舞弊；识别；上市公司
一、研究背景
自从会计信息作为由企业内部向外部传递经济讯号的媒介以来，舞弊就与之形影相随。随着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的加速，会计信息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财务舞弊现象也日益盛行与蔓延。
2002年6月，世界第二大电信公司世界通信公司（worldcom）和被认为全美最可信赖的50家公司之一施乐（xerox）公司因会计造假列入当年国际会计业十大新闻。2006年普华永道日本公司和戴尔公司因财务报表丑闻震惊全球的会计行业。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运作时间较短、各项体制不够完善，上市公司财务舞弊事件也一直层出不穷。2006年顾雏军案引爆整个会计业信任与监管危机。接二连三的会计舞弊丑闻的揭露，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资本市场的信心。所以加大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问题的研究工作，已成为稳定资本市场秩序迫在眉睫的问题。
然而治理财务舞弊是一项极其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除了要建立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健全会计信息披露的规则外，还要不断提高会计信息使用者对财务舞弊行为的识别能力，以尽可能减少财务舞弊行为的误导效应。因此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研究范围锁定在与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识别相关的事项上，试图得到对会计信息使用者具有指导意义的结论，以期为完善监管政策和会计、审计准则提供理论参考，为财务舞弊行为的预警、实时监控和综合治理提供决策依据，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的误导效应。
二、相关文献综述
对财务报告舞弊颇有研究的美国coopers&lybrand会计师事务所（2000）总结出29面“红旗”，当出现这些“红旗”的时候，就需要格外关注公司管理当局是否有舞弊的可能，例如，现金短缺、负的现金流量、营运资金短缺；融资能力降低，营业扩充的资金来源只能依赖盈余；存货大量增加超过销售所需；盈余品质逐渐恶化等。
beneish（1997）对舞弊公司和非舞弊公司比较研究发现，公司历史、财务杠杆程度和股价的表现可作为初步判定会计舞弊的风险因素。另外，公司应收款项大幅增加、产品毛利率异常波动、资产质量下降、销售收入异常增加和应计利润率上升也是会计舞弊的征兆。
greenandchoi（1997）采用人工神经网络（ann）技术构造了建立在原始财务数据基础上的财务舞弊判别模型，并发现这一模型将大大改善独立审计师发现舞弊行为的能力，且在以随机样本为基础使用时非常有效。
刘立国、杜莹（2003）的研究表明：法人股比例、执行董事比例、内部控制制度以及监事会的规模与财务舞弊的可能性正相关，流通股比例则与之负相关。
黄世忠（2004）在《收入操纵的九大陷阱及其防范对策》中指出，存在以下预警信号时，表明上市公司有舞弊的可能：应收账款的增幅高于销售收入的增幅；计提巨额的坏账准备；收购日前后毛利率发生大额波动；销售收入与生产能力比例失调；与客户发生套换交易；收入主要来自关联交易；销售收入与经营性现金流相背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内外关于财务舞弊的特征和征兆的研究对本文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将从总结出的众多财务舞弊特征和征兆中概括出使用最频繁的（如财务状况、资产质量、营运能力、盈利能力、盈利质量、关联交易、内部治理结构），作为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识别的切入点。在研究方法上使用对财务舞弊识别效果较好的logistic回归分析法，针对不同的影响因素，通过组合运用达到弥补单一指标分析的缺陷的目的。
三、研究方法和具体研究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相对于非舞弊公司而言，舞弊公司往往具有特殊的舞弊动机，而这些动机则外显于舞弊公司的财务特征及征兆。表现在财务指标上，就是某些财务指标显著异于同类公司。因此，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征兆，构建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识别模型，并以我国上市公司舞弊年报为样本，对模型进行分析，旨在探求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的基本规律，为财务舞弊行为的预警、实时监控和综合治理提供经验依据。
资产和利润的造假是对投资者和债权人影响最大的舞弊行为，且资产和利润的虚假能通过一系列财务指标的异常反映出来。而资产和利润的虚增是财务报告舞弊的主要内容，因此，本文将财务舞弊定义为财务报告中资产和利润的虚增，并以此为标准来选择研究样本。
研究样本从我国2000-2006年因舞弊遭到证券监管部门（证监会、深交所、上交所）、财政部通告处罚的公司中选取，共选取了35家上市公司，其中有些公司是连续几年都实施财务舞弊行为，将舞弊公司的每一个舞弊年度作为研究对象，最终共有68个研究样本。
同时选取了与上述公司行业相同、规模相当的未遭通告和处罚的公司与之配对，选取了68个控制样本。
本文的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证监会公告（上市公司处罚决定类）、财政部处罚公告（上市公司处罚决定类）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市公司咨询网（www.cnlist.com）、金融界网（www.jrj.com）。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成果、及会计舞弊的普遍手法分析，认为舞弊公司会在下述指标方面与非舞弊公司显示出差异。现将本文选取的可能发现违规的指标进行汇总，并对每一指标给出简单说明（见表1）。
（一）模型选择
logistic模型适用于因变量为二值的情况下使用（例如：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识别的结果要么是舞弊、要么是非舞弊，即符合该模型的使用条件），因此本文研究也将采用logistic模型，并结合spss统计软件进行。
根据舞弊识别的经验性分析，认为舞弊公司与非舞弊公司（同行业、规模相当）在上述13个指标方面会显示出较大差异，因此，对舞弊公司（研究样本）和非舞弊公司（控制样本）的上述指标采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对照检验，最具显著性的指标予以保留进入模型（即为x1、x2、x3等），不具有显著性的指标则予以剔除，从而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以此来判断企业财务舞弊的概率有多大。
模型建立的意义在于：在某公司x1、x2、x3等指标已知的情况下，把指标值带入模型即可得到该公司发生财务舞弊的概率。
（二）研究结果及其阐释
将两类样本按0、1分组，1为舞弊公司，0为非舞弊公司，采用spss16.0对数据进行处理。
spss的部分输出结果如表2所示。
表2为方程中变量检验情况列表。从显著性水平（sig.）来看，x1（资产负债率）、x9（非主营业务利润率）、x10（净利润现金保证率）、x11（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的比）这4个变量检验的显著性水平都小于0.05，均可进入模型。由该表可得出会计舞弊的识别模型为：
ln（pi/1–pi）=y＝-2.148+4.839x1+0.248x9-0.193x10+6.381x11
根据该模型，就可以在某公司这4个变量已知的情况下计算出其发生财务舞弊的概率。
表2中回归模型统计量表明：最终进入模型的有4个变量，分别是x1（资产负债率）、x9（非主营业务利润率）、x10（净利润现金保证率）、x11（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的比）。从系数可以看出，x11（其他应收款占总资产的比）对公司舞弊与否的预测能力最强（其系数为6.381），而且该指标与舞弊发生与否呈正相关关系；其次为x1（资产负债率），其系数为4.839，该指标与舞弊发生与否呈正相关关系；然后是x9（非主营业务利润率），其系数为0.248，该指标与舞弊发生与否呈正相关关系；最后是x10（净利润现金保证率），其系数为-0.193，该指标与舞弊发生与否呈负相关关系。
四、研究结论
根据实证研究结论，可看出财务结构、盈利质量和关联交易度相关指标对识别公司财务舞弊与否有着显著的效果，也可以说，舞弊公司具有资产负债率高、盈利质量差、关联交易频繁的显著特征，因此无论作为投资者还是债权人及证券监管部门，判断公司舞弊与否时，要密切关注这些指标。
参考文献：
1、albrechtwsandromneymb.red-flaggingmanagementfraud:avalidation[j].advancesinaccounting,1986(3).
2、beneishmd.detectinggaapviolation:implicationsforassessingearningsmanagementamongfirmswithextremefinancialperformance[j].journalofaccountingandpublicpolicy,1997(16).
3、beneishmd.detectinggaapviolation:implicationsforassessingearningsmanagementamongfirmswithextremefinancialperformance[j].journalofaccountingandpublicpolicy,1997(16).
财务舞弊的类型篇4
【关键词】管理层舞弊；舞弊风险因素；舞弊三角形理论
一、管理层舞弊的内涵及现状
（一）管理层舞弊的内涵
当前，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已成为世界性的难题。据学者黄世忠（2004）介绍，大多数的财务舞弊都有高管人员参与，83％的舞弊行为牵涉到Ceo和CFo。按照参与程度统计，Ceo是最主要的舞弊者（72％），其次是CFo（43％）、主计长（21％）、其他副总经理（18％）、非执行董事（11％）、首席运营官（7％）。可见，多数舞弊行为由企业管理层所主导，并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何谓管理层舞弊呢？在《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指南（2006）》中作了较为清晰的界定，“舞弊是指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层、治理层、员工或第三方使用欺骗手法获取不当或非法利益的故意行为……涉及管理层或治理层一个或多个成员的舞弊通常被称为‘管理层舞弊’”。通过众多舞弊案例的考察，不难发现，管理层舞弊主要通过蓄意的重大误导性财务报告来实现，且通常与管理层凌驾于控制之上有关，是精心策划和蓄意实施的。鉴于此，本文将管理层舞弊界定为“由管理层主导的利用重大误导性财务报告的蓄意欺诈行为”。
而需强调的是，（管理层）舞弊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法律概念，注册会计师并不具备合适的资格和身份对其是否已经发生作出法律意义上的判定。注册会计师对其潜在行为的着眼点在于，这种故意行为是否可能导致财务报表出现重大错报，一旦可能影响到财务报表，这种行为就和财务报表审计发生了关联。
（二）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舞弊现状
如上所述，管理层舞弊通常与管理层凌驾于控制之上有关，主要通过蓄意的重大误导性财务报告来实现。与财务报表审计相关的舞弊行为，包括对财务信息作出虚假报告和侵占资产。由于侵占资产行为通常伴随虚假或误导性的文件记录，且会最终体现于对财务信息作出的虚假报告，因此，本文主要关注对财务信息作出虚假报告，进而导致重大误导性财务报告的管理层舞弊行为。
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41号――财务报表审计中对舞弊的考虑》（以下简称第1141号准则）中第10条指出，对财务信息作出虚假报告的行为往往是受到被审计单位管理层的授意和掌控的，因此通常与管理层凌驾于控制之上有关。管理层通过凌驾于控制之上实施舞弊的重要手段包括：一是编制虚假的会计分录，特别是在临近会计期末时；二是滥用或随意变更会计政策；三是不恰当地调整会计估计所依据的假设及改变原先作出的判断；四是故意漏记、提前确认或推迟确认报告期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五是隐瞒可能影响财务报告金额的事实；六是构造复杂的交易以歪曲财务状况或经营成果；七是篡改与重大或异常交易相关的会计记录和交易条款。
由于注册会计师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审计工作主要是合理保证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因而目前的研究侧重于对重大误导性财务报告的蓄意欺诈行为的分析。根据重大误导性财务报告最终结果的表现形式，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舞弊可分为“虚假利润表、虚假资产负债表、虚假披露”（朱锦余，2007）等三类情形。据统计，因重大误导性财务报告而在2002―2006年被证监会处罚的上市公司中，分别有46.9%、29.7%、85.9%的上市公司了虚假利润表、虚假资产负债表、虚假披露，表外舞弊为其最主要类型。其中，42.2%的公司只存在一种类型，虚假披露类、虚假利润表类和虚假资产负债表类分别占34.4%、4.7%和3.1%；42.2%的公司同时存在两种类型，15.6%的公司同时存在这三种舞弊行为，且主要表现为虚假披露类和虚假利润表类。而实际上，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舞弊采用的具体手段及其实现形式则更为具体和繁杂（具体见表1）。
除了上述特征外，还体现为上市公司管理层舞弊的连续性。据统计，约20%的公司的舞弊行为发生在1年以内，约33%的公司持续了2年，45%的公司持续年限达到或超过了3年，约20%的公司持续年限达到或超过了5年，最长的则多达9年。一般来说，上市公司管理层舞弊持续时间越长，查处难度越大，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以及可能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也相应越大。
二、管理层舞弊识别的理论缺陷及其改进
（一）管理层舞弊识别的理论缺陷
上述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舞弊现状，既有管理层诚信的问题，也有因权责发生制、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允许会计估计等为其舞弊提供了足够的管理空间的问题。但从审计角度看，与原有审计模式的理论缺陷导致对其缺乏应有的识别效用也不无关系。在制度基础审计模式下，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视角主要集中于内部控制，往往不注重从宏观层面把握财务报表存在的重大错报风险，而直接实施控制测试和实质性测试，对重大错报风险的产生根源缺乏深入的分析。而管理层舞弊中，舞弊行为往往是受到被审计单位管理层的授意和掌控的，通常与管理层凌驾于控制之上有关，即内部控制是失效的。注册会计师对控制测试的满意程度与管理层舞弊是否存在没有直接的关联，内控表面有效引致控制测试的高满意程度与管理层舞弊绕过或逾越内控的现实相背离。这样，注册会计师很难发现由于内部控制失效所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容易产生审计失败。
虽然早在1983年aiCpa的第47号审计准则《审计风险与重要性》（SaS47）中就引入了审计风险概念，并构建了“审计风险＝固有风险×控制风险
×检查风险”的风险模型，以期从理论上解决以制度为基础采用抽样审计的随意性，对财务报表可能出现重大错报的领域予以更多的职业关注，但是，在假设不存在相关内部控制的条件下，具体评估固有风险有明显的难度，该模式主要是基于控制测试以评估控制风险，进而影响（或决定）实质性测试的性质、时间和范围，并未真正体现“风险导向”的内涵，难以识别管理层舞弊亦属必然。
（二）管理层舞弊识别的理论改进
一般而言，管理层舞弊具有隐蔽性、复杂性、动态性的特征，常规审计程序和方法已无法保证发现所有的重大舞弊行为，注册会计师往往难以准确判断它的存在与否；且随着企业环境的日益复杂和迅速变化，新兴业务的大量出现，企业舞弊的手法和程度均远胜于从前，对管理层舞弊的识别难度也日趋增大。
为此，学术界纷纷展开积极的行动，致力于舞弊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aCFe（2006）的研究报告《ReporttothenationonoccupationalFraud＆abuse》、albrecht博士（2004）的新著《Fraudexamination＆prevention》、CoSo（1999）的研究报告《FraudulentFinancialReporting1987-1997，ananalysisofU.S.publicCompanies》等均属精品之作，对舞弊作了有益的探索。
与此同时，职业界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为基础，制定了一系列的审计准则以增强注册会计师对舞弊的发现能力。其中主要包括：aiCpa（2002）的SaS99《ConsiderationofFraudinaFinancialStatementaudit》、iaaSB的iSano.240（2004）《theauditor'sResponsibilitiestoConsiderFraudinanauditofFinancialStatements》和iSano.240（2008）《theauditor'sResponsibilitiesRelatingtoFraudinanauditofFinancialStatements》、aaSB的aSano.240（2006）《theauditor'sResponsibilitytoConsiderFraudinanauditofaFinancialReport》。这样，在技术规范层面相继启用新的审计风险准则，构建了新的审计风险模型，以风险评估为起点，为上述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有效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上述准则均引入了舞弊三角形理论。值得欣慰的是，该理论对管理层舞弊识别具有的解释能力已得到国外有关学者的理论证实和经验检验。
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新了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体系，并已于2007年1月1日起在所有会计师事务所施行。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体系，在体系结构、项目构成和基本内容上实现了与国际准则的趋同，体现了风险导向审计的要求。借鉴国际审计理念，研究和实务探索的先进成果，中国注协制定了第1101、1211、1231、1301号等四项审计风险准则；它改进了传统的审计风险模型，要求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审计业务时，切实贯彻风险导向审计理念，以重大错报风险的识别、评估和应对为审计工作主线，做到有的放矢，避免审计工作的盲目性。
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在财务报表审计中对被审计单位舞弊的考虑，以及具体运用第1211、1231号审计准则，以识别、评估和应对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制定了第1141号准则。其中第12条规定，“舞弊的发生通常涉及下列因素：动机或压力、机会、借口”（上述风险因素也被称为“舞弊三角”）。
上述规定中风险因素的确立，表明在我国新的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体系中引入了舞弊三角形理论，也是与iSano.240国际趋同的结果。它将舞弊行为的发生分解为三项因素，不仅具有理论特征描述的功能，还为注册会计师在实务工作中识别与评估舞弊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提供了多个思考维度和视角，更加有助于实务操作，进而提高审计效率和效果。这也为职业界识别管理层舞弊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理念，为有效考察其风险因素提供了理论指导。
因此，鉴于当前舞弊现状及原有审计模式的理论缺陷，新审计准则引入舞弊三角形理论以增强注册会计师对管理层舞弊的识别能力，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三、新执业准则下管理层舞弊的风险因素分析
第1141号准则中风险因素的确立，源于美国注册舞弊审核师协会（aCFe）创始人albrecht博士的舞弊三角形理论。albrecht博士（1995）认为，舞弊的产生由压力、机会和借口三要素共同作用而成，三要素互为依存，缺少了任何一项要素都不可能真正形成舞弊。
第1141号准则的第41条指出，“在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时，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所获取的信息是否表明存在舞弊风险因素。舞弊风险因素是指注册会计师在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时，识别的、可能表明存在舞弊动机或压力、机会的事项或情况，以及被审计单位对可能存在的舞弊行为的合理化解释”。这为构建新执业准则下管理层舞弊的风险因素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以此为基础，本文尝试从“动机或压力”入手追索舞弊的根源、关注“机会”探寻舞弊的成因、审视“借口”明晰舞弊的理由，期望能为职业界识别管理层舞弊有所借鉴。
（一）“动机或压力”风险因素的分析
从“压力”入手，有助于追索舞弊的根源。首先，舞弊者实施舞弊是有动机或压力的。压力是舞弊者的行为动机，任何类型的舞弊行为都存在某种压力，只是压力的具体形式有所差异，所表现出的动机有所不同，且压力一般会通过舞弊动机得以直观的表征。因而，识别管理层舞弊可从压力、动机两方面加以考察。
一般来说，舞弊压力包括经济压力、恶癖压力、与工作相关的压力和其它压力四种类型。其中，前两种类型占其主要部分。此类风险因素的体现，我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别。特别是经济压力方面，我国既具有避免亏损、获取财务支持、谋取内幕交易利益、吸引更多资金、获取上市资格或避免摘牌、掩盖资产占用等共性压力，还包括我国特有的国企脱困压力。
与此相关的动机方面，国外学者基于上市公司的研究提出了降低政治成本动机、提高股票价格动机、避免违反债务契约动机、分红计划动机、人竞争动机等众多假说，主要是从经济压力角度的考察。我国虽然也存在降低政治成本、提高股票价格、避免违反债务契约等动机假说，但其表现形式不同。而分红计划动机、人竞争动机等假说我国目前尚不具备普遍的基础。另外，还存在一些植根于我国具体国情的特殊动机，如保持或获取配股资格动机、保留“壳”资源动机、利益补偿动机、职务升迁动机以及近年出现的国企mBo动机等。
（二）“机会”风险因素的分析
舞弊的发生，往往说明存在着舞弊者得以实施舞弊行为的机会。机会是进行舞弊而又能掩盖起来不被发现或能逃避惩罚的时机，一般包括缺乏发现舞弊行为的内部控制、无法判断工作的质量、缺乏惩罚措施、信息不对称、无知或能力不足、审计制度不健全等主要成因。如企业存在上述特征，舞弊发生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因此，对“机会”风险因素的分析可从上述方面加以考察。
在我国，“机会”风险因素同样包括缺乏发现舞弊行为的内部控制、无法判断工作的质量、缺乏惩罚措施、信息不对称、无知或能力不足、审计制度不健全等方面。但缺乏惩罚措施、信息不对称和审计制度不健全才是关键所在。1.缺乏有效的惩罚措施。惩罚成本低廉和民事赔偿机制残缺使舞弊者没有后顾之忧，极易诱发舞弊行为，证券市场舞弊成风与此不无关系，这可从我国的现实法律环境加以考察。2.信息不对称严重。大部分上市公司拥有国资背景，所有者缺位现象凸现极致，加剧了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问题更为突出。管理层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可能出具虚假信息严重误导投资者，同时管理层自行委托或主导委托审计师以鉴证自己出具的财务报告，借助其“公正、独立”的职业形象赋予虚假信息以“合法、公允”的面目，与独立审计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宗旨相悖。3.审计制度不健全。我国证券市场处于初创时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定位为一个为国企改制、脱困服务的专门场所，导致审计委托关系异化现象严重，不仅存在管理层委托审计师的极端情形，甚至地方政府出面圈定审计师。
（三）“借口”风险因素的分析
在面临压力且获得机会后，真正形成企业舞弊的还有最后一个要素――借口，即舞弊者可能会为舞弊行为寻求貌似合理的借口，以求得内心的平衡或解脱，使舞弊行为与其本人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相吻合以“说服”自己。审视“借口”的合理性，明晰舞弊存在的理由，可提高审计师揭示舞弊的能力。舞弊者常用的借口包括：法律条文本身含混不清，被人曲解利用；别人都这么做，我不做就是一笔损失；我们只是为了暂时渡过困难时期；凭自己的贡献应获得更多的报酬；我的出发点是为了一个很好的愿望……
在我国也包括诸如法律条文本身含混不清被人曲解利用、别人都这么做我不做就是一笔损失、出发点是为了一个很好的愿望等一般“借口”，还包括我国所独有的诸如繁荣地方经济、服务国企脱困、出于职工利益等堂皇理由。为达其目的，地方政府甚至利用直接税率优惠、税收返还、财政补贴等财政手段直接参与其中。
上述对管理层舞弊风险因素的分析，主要是基于制度或环境层面的宏观考察，而非技术层面的微观分析①。在识别管理层舞弊时，应综合考察上述三类风险因素。既要谨慎关注“机会”风险因素以探寻可能的舞弊时机，更应正视“压力”风险因素和审视“借口”风险因素以辨别舞弊的动机和理由。
另外，还需注意的是，舞弊风险因素的存在并不一定表明发生了舞弊，但在舞弊发生时通常存在舞弊风险因素。因此，注册会计师不应过度依赖舞弊风险因素，毕竟这些因素只是帮助其提高审计效率和效果的线索。对舞弊风险因素的分析，并不足以获取舞弊的直接证据以证实舞弊的存在，它仅能发现有无舞弊的可能性，要证实舞弊的存在还需通过实质性程序来具体实现。由于复式簿记固有的平衡机制以及对经济交易和事项来龙去脉卓有成效的解释能力，多数舞弊往往会留下相应征兆或蛛丝马迹，并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为会计记录和财务报告的异常，这些基于技术规范的具体征兆，是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实质性程序时需予以关注的重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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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指南（2006）[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财务舞弊的类型篇5
1.1财务报告舞弊的概念
财务报告舞弊是舞弊的一种，它是管理当局通过违背公认会计原则，故意编制和披露虚假财务会计信息，以欺骗财务报告使用者，并实现自身目的的犯罪行为。在我国，突出表现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层和其他信息提供者故意编制、鉴证并披露含有重大虚假的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和年度报告、中期报告（甚至季报）等行为。
1.2财务报告舞弊的类型
从财务报告舞弊从内容上看，有财务数据舞弊和非财务数据舞弊两种。财务数据舞弊的财务报告最为常见，如企业虚增资产、少列负债、虚增利润、少计费用等。非财务数据舞弊的财务报告是指对非财务数据进行虚假表述，如对关联方关系的虚假陈述、虚假披露募集资金用途、隐瞒重大事项等。
从财务报告舞弊方式上看，主要有财务报表舞弊、上市公告书虚假、招股(配股)说明书虚假、年度报告虚假和中期报告虚假等类型。
二、财务报告舞弊的成因
西方会计学界对财务报告舞弊问题已经取得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大多数研究起点源自会计信息舞弊的形成因素，其中以"冰山理论""舞弊三角理论""舞弊Gone理论"和"风险因子理论"最为有影响力,以"风险因子理论"的认同度最高。
（1）冰山理论
1999年G·杰克·波罗格纳和罗伯特·J·林德奎斯特提出了冰山理论,该理论把舞弊比喻为海平面上的一座冰山,并将导致舞弊行为的因素分为两大类。露在海平面上的只是冰山的一角,是人人都看得见的客观存在部分,包含的内容是组织内部管理方面的问题,为第一类因素；更庞大的危险部分隐藏在海平面以下,是更主观化、个性化的内容,更容易被刻意掩饰起来,包括行为人的态度、感情、价值观、满意度等,此为第二类因素。
(2)会计舞弊三角形理论
最早由美国内部审计之父L.B.Sawyer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他认为舞弊的产生必须有三个条件:异常需要、机会和合乎情理。其后,美国会计师委员会主席、美国注册舞弊审核师协会的创始人斯蒂文·阿伯瑞奇特进一步发展了舞弊学理论,提出了"舞弊三角理论"。阿伯瑞奇特认为诱导舞弊的因素主要有压力、机会、道德取向三种,舞弊发生必须同时具备这三个因素,所以只通过消除舞弊机会来治理舞弊是不全面的,必须同时考虑消除压力或者提高管理者的道德取向。一般而言,压力是舞弊者的行为动机,包括经济压力、恶癖压力、与工作相关的压力、其它压力四种类型。
（3）舞弊Gone理论
该理论由G.J.Bologua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所提出，Gone理论把舞弊的诱因分为四种,即G(Greed-贪婪)、o(opportunity-机会)、n(need-需要)、e(exposure-暴露),它们相互作用,密不可分,共同决定舞弊风险。其中"贪婪""需要"与个体行为(潜在的财务报告舞弊者)有关,"机会""揭露"更多地与组织环境(潜在的受害者)有关。现实中,各因子均有不同的不利影响,在特定环境中全部因子组合形成重大不利时,即舞弊者有贪婪之心,又十分需要钱财,只要有机会并认为不会被发现,他就一定会实施舞弊,便出现了"moneyisgone"的必然情形。
三、财务报告舞弊的预警
3.1财务方面的预警
当上市公司所处的整体经济环境恶化，或者所处的行业环境恶化时，会给上市公司带来了很多不利的影响，导致上市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甚至为负数时，造成企业资金紧张，这时上市公司会采取舞弊手段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公司的盈利能力受到外界质疑时，会对公司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这时管理人员为了扭转局面很可能会采取舞弊手段，使公司在短期内能够恢复公众的信心；董事会、股东会所赋予管理层的要求过高，管理人员往往会采取舞弊的手段去达到董事会、股东会所定下的要求；公司的管理层人员的经济利益和公司业绩密切相关，或者公司给予管理人员的公司股数量过多时，公司的业绩就会牵动着管理人员的行为，在为个人谋求利益的动机驱使下，管理层人员很可能会利用舞弊的方式，修饰财务报表，以获得良好的表面业绩效果。
3.2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预警
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和上市公司的会计舞弊有很大的关系，当上市公司进行会计舞弊的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其内部治理结构不合理。
当上市公司的第一个大股东为国资局时，国家成为第一大股东，国家股一股独大，董事会无法发挥作用，增加了上市公司舞弊的可能性；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尤其是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持有公司股份过多，会造成管理人员或者董事会成员操控公司的局面，加大了上市公司进行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比例过小，或者独立董事的任期过短，独立董事起不到监督作用，由于人数较少也无法发挥真正的作用，这样也会加大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公司独立董事或者外部董事的所占上市公司股份较低，其经济利益与上市公司的关系较小，有可能会造成独立董事或者外部董事忽视自身监督职责的局面，加大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可能性；由于审计委员会成员由独立董事构成，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比例过低，那么审计委员会成员的比例也会过低，这同样会加大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同时审计委员会成员中专业专家的比例过低，也会增加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机会；内部董事持有上市公司较高比例的股份，会增加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监事会规模较小，无法发挥监事会的作用，也会为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提供机会。
3.3三大报表勾稽关系的预警
（1）资产负债表同利润表之间的勾稽关系
根据资产负债表中的长期股权投资科目，复核利润表中"投资收益"的合理性。例如关注是否存在投资收益大大超过投资项目的本金等异常情况，通过计算资产负债表中固定资产的折旧额，看是否与利润表中"管理费用"的金额一致。分析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是否合理；资产负债表中未分配利润的期末数减去期初数，应该等于利润表的未分配利润项，看看它们之间的勾稽关系是否正确。
（2）资产负债表同现金流量表之间的勾稽关系
资产负债表的现金，银行存款及其他货币资金等项目的期末数减去期初数，应该等于现金流量表最后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流量；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款"或"应付账款"的增加(减少)对应现金流量表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或流出量的减少(增加)。资产负债表中"存货"项目增加或减少，一般对应现金流量表经营活动现金流出量的减少或增加。
（3）现金流量表同资产负债表、利润表之间的勾稽关系
现金流量表中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是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中的两大重要科目，与利润表及资产负债表的相应科目存在下述勾稽关系：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现金=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预收账款增加额-应收账款增加额-应收票据增加额，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现金=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存货增加额+预付账款增加额-应付账款增加额-应付票据增加额。类似这种勾稽关系存在于三大报表的每一具体科目中，成为我们分析报表真实性的重要武器。
流转税和所得税是企业税中的两大类型，其中流转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一般而言，流转税占收入比例应相对稳定，且同业之间不会存在太大差异。但如果账面税率显著小于法定税率，则说明税前会计利润中的大部分在税法中不能确认为利润，这种显著差异折射出一定的会计舞弊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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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黎四龙.会计舞弊动因理论述评[J].当代经济，2005年第5期（上）
财务舞弊的类型篇6
关键词：违规披露 财务报告舞弊 非完整性披露 偏好
上市公司会计舞弊严重侵扰了资本市场的效率和运行，威胁着资本市场参与者对资本市场会计信息的信心。上市公司会计舞弊的主要类型有哪些，通常舞弊目的是什么，采用的主要舞弊手段和技术，成为必须关注的问题。而如何改进上市公司监管，提高上市公司舞弊防范与识别能力是目前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美国CoSo委员会采用从1987年至1997年间被SeC认定为提供了舞弊性财务报告的公司中随机选取300家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会计舞弊的典型手法主要是高估资产和虚夸确认收入。超过50％的公司通过虚构收入和提前确认来提高收入，具体手法包括虚构收入、确认未实现收入、确认附带条件的销售、错误的销售截止、误用完工百分比法等。同时有50％的舞弊涉及高估各类资产包括存货、应收账款、贷款和应收票据等。另外，该报告还指出，高级管理人员涉案是一个重要特征，有72％的案件有首席执行官参与，43％的案件有首席财务官参与，还有相当比例案件涉及首席运营官等高管人员。Dechow(1996)研究发现，与控制样本相比，舞弊公司报告了更多的应计利润，舞弊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总资产的比值较低。即多计利润是舞弊公司常用的手段。Lee等(1999)选取1978年至1991年被发现存在舞弊行为的56个公司在舞弊被发现以前的会计数据，与列在CompUStat中的60453个上市公司组成的匹配样本进行比较，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将是否发现舞弊作为回归的因变量，将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之差作为解释变量，以前同类研究中的一些变量为控制变量，实证结果支持了应计制理论，即财务报告舞弊与高水平的应计部分(净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之差)相联系。Beneish(1999)选取了1982年至1992年期间发生利润操纵行为的74家公司和2332家非舞弊公司，组成了匹配样本进行比较，选取了8个财务指标作为变量，研究结果证明了舞弊的可能性与某些财务报表变量之间的系统性关系，当应收账款出现不正常的增长、毛利率恶化、资产质量下降、销售的快速增长、应计制增加时，舞弊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这个结果符合会计数据在发现利润操纵行为和评价盈利质量可靠性方面的有用性。Summers和Sweeny(1998)在检验财务报告舞弊与内幕交易的关系时发现，和非舞弊公司相比，舞弊公司在舞弊发生前一年，明显地有较高的存货周转率、较快的销售增长、和较高的总资产报酬率。
(二)国内研究现状游士兵和吴圣涛(2001)对1994年至2000年份证监会披露的对证券违法犯罪的226个处罚公告(期货市场案件除外)进行了统计分组，发现主要的犯罪方式有透支挪用(32.95％)、法人投资者(主要指券商)以个人名义炒股(19.08％)、中介机构出具虚假证明(10.69％)、披露虚假财务报表(8.38％)、三类企业(上市公司、国有控股企业、国有企业)违规炒股(6.36％)、市场操纵(5，49％)、欺诈发行(5.49％)、内幕交易(2.6％)、虚假消息(1.13％)、其他(7.23％)。此研究主要目的在于发现证券违规的统计规律，因此，处罚公告中只剔除了期货公司的样本。同时1994年至2000年间，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市场违规行为显示出很强的初级阶段性质，而2000年后，无论是证券市场发展本身还是监管方面都逐步进入了相对成熟期，公司舞弊也必然会出现新特征。黄世忠和叶丰滢(2006)认为，2000年以前，我国上市公司的报表粉饰手法集中在虚增或虚构销售收入、低估期间费用、虚增资产以及利用应收、应付款项调节利润等方面，而2000年后，上市公司的报表粉饰手段也骇然升级。黄建新(2006)认为中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方式主要有：利用关联关系和资产重组、侵占上市公司资金、变更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洗大澡和潜亏挂账、掩饰交易或事实、地方政府的过度扶持、伪造编造原始凭证等。并就如何治理中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从上市公司内部管理，监督机制和政策法规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对策和建议。成慕杰和李忠宝(2002)认为，我国上市公司造假的常用手段包括：虚拟资产、隐藏债务、虚增所有者权益；虚构收入、虚构本期利润；钻会计政策漏洞、人为调节资产或收益、人为调节利润；利用债务重组和非货币交易人为调节利润等，并提出相应的审计对策。葛家澍和黄世忠(2002)通过剖析安然案例发现，利用“特别目的实体”高估利润、低估负债；通过空挂应收票据，高估资产和股东权益；通过有限合伙企业，操纵利润；利用合伙企业网络组织，自我交易，涉嫌隐瞒巨额损失。朱海林和冷冰(2002)通过分析施乐财务欺诈案分析发现：提前确认收入、违规准备等是企业会计舞弊的重要手段。耿建新等(2005)对2004年台湾发生的一系列会计舞弊案件
进行分析，发现其做法包括假原料真进口、假成品真出口，将应收账款通过设立的人头公司转化为受限衍生金融资产，转移资产，掏空上市公司等，并提出相应对策。韩文明(2005)以1994年至2004年涉及会计造假被曝光的117家上市公司以及被证监会公开处罚的65家上市公司为总体考察对象研究了上市公司造假行为统计特征发现：上市公司最突出的造假方式是业绩造假，而在业绩造假行为中以虚拟交易为最；股票发行制度和配股政策直接影响上市公司造假行为；上市公司造假问题主要集中在东北三省(黑龙江、辽宁和吉林)和南部沿海三省(广东、福建和海南)，集中在制造业、综合类和批发零售业等行业，这些地区和行业应是监管层治理和防范上市公司会计造假行为的重点；罚款和警告处分是监管层处罚上市公司会计造假行为的主要方式，年报是上市公司会计造假的主要载体；上市公司的造假行为从整体上表现为大股东的行为，会计造假有可能成为上市公司内部人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
二、财务舞弊理论及诱因分析
(一)压力因素压力是财务舞弊的行为动机，财务舞弊的压力可能是经营或财务上的困境以及对资本的需求。经济方面动机是财务舞弊行为产生的最主要因素，只要舞弊收益大于成本，舞弊行为就会发生。在我国主要是指直接成本，即财务舞弊被揭露的可能性，以及揭露出来以后舞弊主体所要面对的惩罚力度。一般而言，我国的财务舞弊成本是很低的，财务舞弊事后处罚过轻，违规成本非常低廉。因此，即使舞弊被发现了，其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少的。与财务舞弊的成本相比，财务舞弊所带来的收益可能是呈几何级数放大。经营方面的动机是财务舞弊产生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1)增加每股盈余，使公司的业绩看起来更具吸引力，以便增发或配股，鼓励投资者。(2)公司为获
取融资而创造符合融资协议的规定或达到较好的融资条件。企业因庞大的投资计划急需大量资金，为获得较高的信用评级，在减少负债上进行舞弊。(3)公司管理当局为实现上级下达的目标和任务并获得绩效奖金，面临完成财务计划的压力。有些公司的发展关系到当地政府部门的利益，迫于压力不得不造假。(4)公司面临着市场占有率的持续下降及收益的突然减少，为掩盖面临的财务困难而舞弊。(5)公司管理当局面临来自资本市场的压力，往往铤而走险，进行财务舞弊。(6)企业出于筹集资金及纳税方面的考虑。在企业资金短缺，急于获取贷款时，为了应付金融机构的检查，一些财务状况不好的企业编制符合要求的会计报告。企业为了达到少纳税的目的，也会通过会计报告做文章，通过调整企业的会计利润，从而调整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7)物质利益对员工的诱惑。一些员工在遇到经济困难时，可能会利用职务便利挪用、侵吞公款或盗用公司资产。还有一些为了追逐奢侈的生活而侵吞公司资产或收受贿赂，导致员工继续作弊。
(二)机会因素机会是企业进行财务舞弊而又掩盖起来不被发现或能逃避惩罚的时机，主要有以下方面：(1)信息不对称。经营管理者实施财务舞弊的主要形式是欺骗，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舞弊，也不是所有的时间和场合都会进行舞弊，只有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这种动机才有可能行为化。信息不对称的现象非常普遍，几乎存在于所有社会经济领域，在委托关系中表现更为明显。信息不对称是指契约的一方比另一方具有信息优势，即掌握着更多的私人信息。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后果是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为舞弊者提供了舞弊机会。(2)疏松的内部控制。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对企业，尤其是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企业意义重大。如果管理当局垄断权力，董事会或董事会(成员)缺乏独立性；缺乏审计委员会的有效监督；对重要控制缺乏适当的监控；未能对重大内部缺陷及时采取改正措施，都有可能留下了舞弊发生的隐患。(3)外在监督不力。外在监督包括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政府监督是指政府各职能部门对会计工作的监督。我国财政、审计、税务、证券监督等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负责对有关单位会计资料实施监督检查，进行宏观调控。但目前监管部门对舞弊公司的监管方式主要还是救火式，处罚比较滞后，处罚力度不够，行政处罚多于经济处罚，致使许多企业敢多次铤而走险以获取经济利益。另外，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也给舞弊者提供可乘之机。
(三)自我合理化(借口)因素企业舞弊者必须找到某个理由，使企业财务舞弊行为与其本人的道德观念相吻合，无论这一解释本身是否真正合理。(1)在协同舞弊过程中，舞弊者自我合理化的理由就是企业利益。这时，即使会计人员单独行为时的道德水平较高，也不会觉得协同舞弊有何不可。在此情况下，良好的道德氛围有助于提高会计人员的道德判断力和道德敏感性，并提高通过对话解决道德冲突的可能性。(2)管理层在舞弊时自我合理化另一理由是“企业欠我的，这是我应得的”。这种观点产生主要受当前人们价值观的影响。当前一些人价值取向趋于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只顾追求物质享受和经济利益，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一些当权者和经营者在物质利益和个人私欲的驱动下，以欺诈的手段追求自身的利益。
三、会计舞弊概念界定及统计分析
(一)会计舞弊概念界定本文将企业中除实物资产盗用之外的会计信息舞弊通称为会计舞弊，进一步划分为会计信息违规披露和财务报告舞弊。并定义所谓会计信息违规披露，是指企业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进行的违反相关法规规定的披露行为，其仅限于相关信息披露环节。财务报告舞弊，是指企业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具有实质活动的操纵行为，其操纵行为限于在信息披露之前，而披露的信息是被扭曲之后的，实质是对整个企业会计信息的系统“谋划”活动。如果说财务报表舞弊是“真实地反映虚假的经济业务”，那会计信息违规披露则是“虚假(不及时、不完整、不真实)地反映真实的经济业务”。这样划分能为研究舞弊成因，进而提出反舞弊对策提供方便，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二)数据收集国际证监会组织将证券监管的基本目标概括为三项：保护投资者利益、确保市场公平有效和透明、减少系统风险。基于这样的目的，中国证监会公布的处罚公告是投资分析的重要信息来源，也是各方密切关注的焦点。本文即是以2002年至2008年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公告为基本数据来源，其中剔除了对会计师事务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及金融业的处罚样本，选取共计139家被处罚公司，各年样本公司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三)舞弊类型分析舞弊行为可划分为三大类，即会计信息违规披露(以下简称违规披露)、财务报告舞弊和其他舞弊，见(表2)(其中“其他舞弊”是指法人利用他人账户买卖证券)。从舞弊类型的统计来看，违规披露出现97次，财务报告舞弊出现49次，在样本公司中发生的频率分别为69.78％和35.25％，而从舞弊公司舞弊类型整体来看，违规披露和财务报告舞弊分别占58.43％和29.52％，其他舞弊行为仅占12.05％。可以看出，上市公司对违规披露表现出明显偏好。上市公司披露违规如此猖獗，可能与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的处罚措施不够严厉有关。从国内外相关规定看，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及其董事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的措施主要有：口头警告、责令改正、内部批评、公开谴责、支付惩罚性违约金、停牌、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等。而我国相关法规规定的处罚相对较轻，如我国1998年通过，2004年修正的《证券法》规定“发行人未按期公告其上市文件或者报送有关报告的，由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对发行人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这样的处罚对于上市公司来说过轻，造成违法成本低廉，屡禁不止。因此，应该在这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增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违规成本，起到威慑此类舞弊的作用。
(四)舞弊目的与手段分析(1)违规披露。进一步将会计信息违规披露根据其表现形式划分为三种：延迟披露(违反及时性披露)、虚假披露(违反真实性披露)和非完整性披露(违反完整性披露)，见(表3)所示。一般来讲，真实性要求企业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如实反映符合确认和计量要求的各项会汁要素及其他相关信息，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内容完整。这里违反真实性定义为是虚假披露，即披露信息与企业实际不相符合，即真账假披露。统计发现，在违规披露行为中，违反及时性和真实性原则分别出现25次，在舞弊公司中出现频率均为17.99％，在违规披露行为中占比例为25.77％，而出现频次最高的为违反完整性的披露违规，出现47次，在舞弊公司中发生的概率为33.81％，表明非完整性披露是舞弊公司常见的一种舞弊行为，会计信息遗漏是披露舞弊的主要表现。原因在于违反及时性和真实性很容易被查处，并受到相应处罚。而违反完整性则相对难于发现，又能达到企业自身利益目标。所以，不少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中，对有利于公司的会计信息过量披露，而对不利于公司利益的会计信息披露不够充分，而不完整的信息必然会造成投资者投资
决策缺乏必要的信息支持，提高了投资者面临的潜在和未来不确定性的风险。上市公司担保信息的遗漏会对投资者和债权人形成重大潜在风险。在统计过程中，笔者发现，企业对担保信息及关联方交易事项遗漏披露最为常见。因此，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中应该加强对担保信息和关联方交易事项关注。外部审计师应该加强相关函证手续及实质易的测试。作为信息披露监管机构应该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对担保信息及关联方信息披露要求，提高披露水平。(2)财务报告舞舞弊。从以财务报表和利润表为核心分析，财务报告舞弊技术可以分为虚增净资产和虚增利润。如(表4)所示，在总样本中虚增净资产行为出现的概率为7.2％，而虚增利润行为出现的概率为28.05％，分别在财务报告舞弊中占20.41％和79.59％。虚增利润的行为出现比例几乎是虚增净资产舞弊的四倍。可以看出，上市公司舞弊通常的目的是虚增利润。出现这种情况与我国原有会计准则体系中(指2006年2月15日以前的会计准则)以利润表为核心有关。多年来我国财务报表体系中，一直以利润表居于主要地位，利润也是各方面考核企业管理层业绩和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上市公司虚增利润主要通过四个途径，即提前确认、虚构收入、少计成本、费用及未将子公司亏损纳入合并报表。其中虚构收入相对于提前确认更为常见，大多采用“假账真做”的方式，给外部审计造成重大障碍。原因在于我国关于收入确认时间的规定比较明确，而且我国上市公司大多业务并不复杂，涉及衍生金融工具等业务不多，操作空间不大，造成提前确认这种方式很容易被查处。而“假账真做”方式，则相对“隐蔽”得多，是一种系统的会计造假行为。
财务舞弊的类型篇7
一、财务舞弊的基础理论
（一）三角理论
最早讨论舞弊因子学说的，要算是被美国学术界称之为内部审计之父德劳伦斯·索耶先生。他提出，舞弊的产生是由三个方面的因素构成的，即“一个想要贪污雇主资金必须有三个条件：异常需要、机会和合乎情理。”该理论为后来的舞弊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后，美国注册舞弊审核师协会的创始人、现任美国会计学会会长的艾伯伦奇特提出三角理论。他认为，企业舞弊的产生是由压力、机会和藉口三要素组成，缺少了上述任何一项要素都不可能真正形成企业舞弊。因而，防止企业舞弊的发生不仅仅象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只要通过加强内部控制等就可以摒除企业舞弊者的可乘之机。事实上，还应通过消除“压力”或“藉口”两要素的方式来抑制企业舞弊现象的发生。
（二）Gone理论
在美国流传最广，是Gone舞弊理论，企业舞弊由G、o、n、e四因子组成，它们相互作用，密不可分，没有哪一个因子比其它的更重要，它们共同决定了企业舞弊风险的程度。Gone由四个英语单词的开头字母组成。其中，G为Greed，指贪婪；o为opportunity，指机会；n为need，指需要；e为exposure，指暴露。上述四个英语单词实质上表达了舞弊产生的四个条件，即舞弊者有贪婪之心，且又十分需要钱财时，只要有机会，并被认为事后不会被发现，他就一定会进行舞弊。因此，Gone理论正符合了四因子共同作用时就会在特定环境中组合成充要条件，促使“被欺骗者的钱、物、权益等离他而去”。
（三）企业舞弊风险因子说理论
风险因子说理论是伯洛格那等人在Gone舞弊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善的关于形成企业舞弊的风险因子的学说。这种理论认为企业舞弊风险因子由一般风险因子与个别风险因子组成，首先是一般风险因子，指那些主要由进行自我防护的组织或实体来控制的因素，包括：1）潜在企业舞弊者进行舞弊的机会；2）企业舞弊发生时发现企业舞弊的概率；3）企业舞弊发现后企业舞弊者受罚的性质和程度。其次是个别风险因子，指那些因人而异，且在组织或团体控制范围之外的因素，包括道德品质与动机两大类。
二、反舞弊组织研究成果
国内外学者大量的研究表明，舞弊并不是性质单一的行为，它的产生依赖于一系列条件。早在本世纪30年代，美国就已开始研究企业反舞弊的策略，70年代，国际上就开始出现专门阐述企业反舞弊的理论。在经济舞弊案件中，财务报告方面的舞弊不容忽视，它不仅生成大量虚假会计信息，而且还大大增加了审计风险。美国treadway委员会（全美反舞弊财务报告委员会）力图通过揭弊查错来解决这方面的舞弊问题。该委员会将舞弊性财务报告的定义描述为“是一种故意的或轻率的行为，无论是虚报还是漏列，其结果是导致重大的误导性财务报告”。treadway委员会在其划时代的“1987报告”中全面地阐述了企业反舞弊的防止体系。它建议任何组织实体可通过建立下列四道防线来防止企业舞弊：高层的管理理念；业务经营过程的内部控制；内部审计；外部独立审计。这些控制机制相辅相成，共同形成综合的、多层面性的企业反舞弊防线，能有效地检查和威慑企业舞弊，也就是著名的反舞弊四层次机制理论。
三、构建多元化的企业财务舞弊审计对策
财务舞弊理论从不同角度阐述舞弊的产生根源以及滋生土壤，相应的反舞弊成果从不同层面上提出抑制舞弊发生的措施，这些不仅为舞弊审计提供了理论依据，更为审计实施提供具体指导。以此为基础，本文认为通过量化测试和综合各种结果可以使舞弊审计更为准确的探测到财务舞弊的存在。建立由异常信息、特征指标和数学鉴别模型组成的完整理论模型来综合分析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机理，多元化的模式可以拓展企业舞弊审计的思路和手段。
（一）选取财务指标作为研判的基石
础润而风，月晕而雨。研究表明财务指标与财务舞弊手段上存在的联系具有普遍性，通过财务指标之间的勾稽关系的比较能够暴露其操纵手法，对这些反映利润操纵的财务指标给予足够的关注，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识别舞弊手段。
（二）构造组合识别模型
建立数学模型往往可以有效的识别财务舞弊，为了提高识别模型的准确程度，有必要采取多层面、多角度的预测手段，不仅仅是财务数字的异常，还包括反映诱发企业舞弊因素和控制环境缺失的指标。从而探究这些数据之间勾稽和依存关系，利用数据库技术从样本数据库中筛选有用数据、剔除无用信息、建立probit判别模型、线形概率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并将这些不同的识别模型进行适当的组合，得到一个比任何独立的识别效果更好的组合识别结果。因为从识别的可靠性和风险性考虑，仅使用单一识别模型对复杂的财务舞弊活动进行识别是不可行的，而且单一的不同识别模型所采用的信息是不会相同的，任何一种模型几乎都会包含一些有用的独立信息，所以舍弃一种识别方法及有可能致使宝贵的经济信息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组合识别模型正是为了解决这个局限性而提出的，它将各种舞弊识别方法的识别结果综合起来，得到一个可能比任何一个独立的识别模型更好的组合识别模型。
（三）集合特征信号
市场的瞬变性与不可准确预见性，使信息真实性的风险成为客观存在，指标的异常可以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但仅仅通过数据分析查找财务舞弊产生的痕迹来识别尚显单薄。对财务报告舞弊颇有经验的美国Coopers&Lybrand会计事务所总结29面红旗作为财务报告舞弊可能依据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我们在研究中国财务舞弊问题时，不能浅尝辄止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现象，而应该从财务舞弊产生的根源入手，将注意力放在产生舞弊的要素上。通过规范研究，收集、归纳、整理会计专家对财务舞弊识别的技术和手段，构建识别无比的信号集合，作为警示虚假信息存在的风向标。
（四）建立综合指标评价体系
财务舞弊的类型篇8
关键词:公司治理;财务报告舞弊;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
一、引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投资者对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无论是自愿性信息披露还是强制性信息披露,都受到信息需求者的高度重视。从90年代初的深圳原野到90年代末的琼民源、红光实业,再到银广夏事件、蓝田股份。同样,会计信息舞弊现象已成为国际问题。在美国,能源巨头安然公司超过了12亿美元的假账、美国第三大药品连锁店莱得艾德公司虚增税前利润23亿美元、美国第二大长途电话公司世界通信虚增税前利润38.52亿美元、全球最大的复印纸制造商施乐公司虚增税前利润15亿美元。?
据《上海证券报》统计,截止到2005年12月16日,我国共有107家上市公司出现177起违规记录。而2003年、2004年同期分别为56起和111起,2004年的违规记录比上年增长1倍,2005年在此基础上又剧增6成,统计显示的信息披露违规比例高达52.5%。更值得注意的是,以我国监管的有效性来推断,实际情形要比有关部门查处的要严重得多。如金花股份,2005年11月突然爆出大股东占资6.02亿元的大黑洞,如此重大的问题只被定义为信息披露“延误”、“限期整顿”,违规记录中根本找不到金花股份的名字[1]。?
从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因素来看,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同样存在缺陷,公司治理结构问题是目前比较受重视却一直没有得到改善的顽疾。普遍存在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不合理、存在内部人控制、监事会督办不力、大股东侵占挪用上市公司的资金、控制股东肆意侵害中小股东利益、市场操纵等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因此,从解决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的角度来研究会计信息质量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二、文献回顾
目前,国内外的实证研究主要是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虽然之前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总体看来并没有一致的结论,甚至还有学者之间的研究成果是相悖的。
(一)股权结构角度?
主要是对国有股比例、股权集中度等因素进行研究。比如:laporta(1998)提出,股权集中度与财务报告质量成负相关。他认为公司前n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对公司行为的控制就越倾向于他们自身的利益,从而增加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2]。刘立国、杜莹(2003)提出,上市公司的法人股比例越高,流通股比例较低,公司越有可能发生财务报告舞弊。执行董事、内部董事在董事会中比例越高,公司越有可能发生财务报告舞弊。发生舞弊的公司往往有一个更大规模的监事会[3]。?
(二)董事会特征角度?
主要是对独立董事比例、执行董事比例、ceo两职状态、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等因素进行研究。比如:fama(1980)和fama与jenson(1983)提出,董事会构成是决定董事会监控职能发挥的重要因素。由于经理层具有信息优势,如果经理层在董事会中占主导地位则容易发生侵害股东财富的行为。而外部董事的引入可解决这一问题[3]。jenson(1993)提出,一个规模较小的董事会更容易发挥监控职能,而规模较大的董事会更容易被总经理控制[4]。chaganti(1995)则认为较大规模的董事会可以提供更大范围的服务,在防止公司财务失败方面更为有效[5]。两个人的观点正好相反。?
蔡宁(2003)研究发现,在发生财务报告舞弊与未发生舞弊的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比例不存在显著差异,董事会规模与财务报告舞弊显著正相关。他还发现股权集中度与财务舞弊行为显著正相关,控股股东性质与财务舞弊行为相关性不显著[5]。?
dechow等(1995)发现,如果内部董事占全体董事的比例越高,或者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同一人,该公司越可能因为违规而受到处罚[6]。beasley(1996)和dechow(1996)提出,具有较大比例非执行董事的公司发生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较低[7]。美国coso委员会发现,发生财务报告舞弊的公司的董事会中有更高比例的内部董事和灰色董事[8]。?
beasley(1996)发现董事会规模与财务报告舞弊正相关,即董事会规模越大,财务报告舞弊发生的可能性亦越大。beasley(1996)还提出,独立董事在公司董事会中所占的比例能显著影响虚假财务报告的发生率,独立董事越多,虚假财务报告的发生率越低[8]。但是公司有无审计委员会以及审计委员会所占的比例并不显著影响虚假报告的发生率。他认为,在减少财务报告舞弊现象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董事会的构成情况,而不是审计委员会的存在与组成[7]。
carcelle(2000)提出,对于一些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而言,独立董事在审计委员会中的比例越大,注册会计师在审计报告中对能否持续经营表示无保留意见的可能性越大[2]。这也支持了蓝带委员会在1999年提出的关于建立完全独立的审计委员会的提议。
(三)外部治理角度?
主要研究方向有审计委员会是否设置等。比如:zimmerman和watts(1980)认为,管理层对独立审计师的聘任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面对充分竞争甚至恶性竞争的审计市场,期望审计人员完全保持独立是不可能的[5]。洛贝克等(1989)提出,审计委员会在降低财务报告舞弊现象发生方面有很大的潜能。对高级管理人员控制薄弱的企业,财务报告舞弊现象越容易发生[5]。?
wright(1996)提出,审计委员会中内部董事和灰色董事的比例与财务报告质量负相关[9]。cmullen(1996)提出,财务报告舞弊公司设置审计委员会的比例低于未舞弊公司[2]。dechow等(1996)通过对违反gaap的92家样本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内部董事的比例越高或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同一人,以及公司未设立审计委员会,则该公司越有可能因违反gaap而受到sec的处罚[6]。?
薛祖云、黄彤(2004)提出,监事会规模小以及灰色董事和名义董事的独立性差可能是导致信息披露质量问题的原因之一,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更大程度上起灭火作用。持股董事、监事人数较多的董事会、监事会在监督信息质量方面会更有效[10]。?
根据以上文献,可以发现样本的选择、研究方法的不同以及没有全面分析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影响关系是导致结论不同的主要原因。公司治理结构和会计信息质量都是复杂的、系统的概念,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是因为其内部各因素之间存在着某些必然的因果联系。而目前的研究过多的集中在单一的、局部的联系上,没有充分的关注二者之间的各种关联性。若要系统、全面地了解和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必须从整体上把握它们的关联关系。仅仅考虑单个指标或单一方面的影响,则不能反映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制衡关系,结果也必然出现偏差。因此,笔者借鉴国内外实证研究的众多成果,综合选择出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公司内外部治理结构方面的指标因素,用实证分析方法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在国家股占重要或较大比例的上市公司中,国家的各级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是其产权主体。由于行政机关不享有剩余索取权,从而没有足够的利益动力,驱使他们去有效地监督、评价和激励经营者。也使得经营者由于行政部门的薄弱产权控制力而形成了事实上的控制人,即内部控制人。由于经营者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动力追求更长远的利益,同时造假代价又小,因而内部人为实现其控制目的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借助财务报告舞弊[2]。由此,得到研究假设1。?
假设1:国家股比例与会计报告舞弊正相关?
过度的股权集中容易产生控股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和上市公司利益为代价来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大量存在一个或几个大股东通过收购以及关联控制等方式控制大多数股份的现象,也普遍存在控股股东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控制股东为了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很可能利用操纵会计信息的手段侵害他人利益。由此,得到研究假设2。?
假设2:股权集中度指数与会计舞弊正相关?
董事会中董事的人数对董事会的功效有很大的影响,规模过大则有可能会引起董事会的行动过于迟缓、内部容易产生分歧和监督职能不断弱化等现象,从而更有可能发生舞弊行为。由此,得到研究假设3。?
假设3:董事会规模与会计舞弊正相关?
监事会是由被选举的股东和一定比例的职工代表组成的,监事会的作用主要是监督董事会成员的所作所为有没有违规公司章程的条款,这一点监事会是有权力直接指名的,在董事长选举时也起监督作用。但是监事会实质上缺乏对董事行为的制约力,而且在上市公司中,又存在监事会成员由公司内部人员兼任的现象,缺乏独立监督能力,从而监督职能更多的也是形同虚设。而且上市公司为了掩饰他们的舞弊行为,也很有可能会设置大规模的监事会来掩人耳目。由此,得到研究假设4。?
假设4:监事会规模与会计舞弊正相关?
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在董事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虽然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才刚刚起步,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有限。但从证监会为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制定的相关法规我们可以看出,未来独立董事制度将会得到不断完善,独立董事的地位和作用也将得到较大的改善。由此,得到研究假设5。
假设5:独立董事比例与会计舞弊负相关?
执行董事是指在公司高级管理层兼任职务的董事。由于经理层具有信息优势,兼任经理人员会使公司的董事更容易掌控信息来源、披露程度以及信息的真实性,从而可以通过损害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来保障自身利益。披露虚假财务信息则是执行董事用来实现自身利益的理想方式。由此,得到研究假设6。?
假设6:执行董事比例与会计舞弊正相关?
ceo两职状态即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为同一人担任。若两职位由同一人担任,不仅会使内部董事占绝对优势,而且经理层也会在预测、决策、利润分配、自我鉴定与评价等环节中具有更多的发言权。这样董事会就失去了独立性,不足以进行经营决策以及对经理层进行有效的控制[7]。也容易导致经理层操纵利润,侵害中小股东及公司合法权益,甚至于对外报送的财务报表不能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由此,得到研究假设7。?
假设7:董事长、总经理各为1人,易发生会计舞弊?
审计委员会是董事会设立的专门工作机构,主要负责公司内外审计的沟通、监督和核查工作。审计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督促上市公司提供有效的财务报告,并控制、识别与管理众多因素对公司财务状况带来的风险。审计委员会作为董事会的一个机构,主要职能是使董事会、高层管理者与内、外部审计员关注有效的财务报告与风险管理(关键风险的识别和控制)的重要性。因此,审计委员会的设置对于公司财务报告的披露有重要的监督作用。由此,得到研究假设8。?
假设8:审计委员会是否设置与会计舞弊负相关?
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或者出资额、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控制股东性质若为国有股,则有可能发生政企难分、政资不分、企业经营与行政垄断权力不分等制度弊端,从而不能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由此,得到研究假设9。?
假设9:国有控股与会计舞弊正相关?
笔者认为,一旦上市公司需要用报送虚假会计报告来掩饰其舞弊行为时,必然需要董事长配合。而董事长只有在公司需要对外报送虚假会计报告时持同意态度,他才不会很快被公司更换。因此,一般轻易或频繁更换董事长的上市公司发生会计舞弊的可能性更大。由此,得到研究假设10。?
假设10:董事长变更与否与会计舞弊正相关?
(二)样本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在选择样本之前笔者考虑到,为了保证本课题研究的方向和能准确切入主题,该怎样选择数据才能比较准确的反映其中的问题?根据前文所作的假设,如果单个研究某一类公司能不能反映所有类型或不同类型公司的问题?笔者认为,将舞弊公司与非舞弊公司对比研究,能将舞弊公司的特有的问题突出化和显著化,从而体现出有哪些变量对公司会计舞弊存在重大影响或显著关系。因此在本研究中,将舞弊公司与非舞弊公司进行对比分析,以期获得较好的结果。?
笔者收集了沪市和深市2001—2005年间因财务报告舞弊被证监会处罚的上市公司,并且为每一家舞弊公司选取一个控制样本公司。在选取控制样本公司的同时,考虑到行业、年度、规模、相关法规制度的不完善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为控制样本的选取设置了以下筛选条件:(1)所选取的控制样本公司与舞弊公司属于同一个行业;(2)所选取的控制样本公司与舞弊公司在同一交易所上市a股;(3)所选取的控制样本公司曾经没有因为会计舞弊而被证监会处罚,所选用财务年度的审计报告为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4)所选取的控制样本公司前一年资产总额与舞弊公司最为接近。?
由于有的上市公司舞弊时间较早,资料无法搜集,有的舞弊公司无法找到符合条件的控制样本,初步得到了124家舞弊公司和124家配对样本公司,有9家公司因为数据披露不完全而和其配对样本公司一起被剔除,最终得到115家舞弊公司和115家配对样本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舞弊上市公司与配对样本公司的数据来源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国泰安等机构提供或披露的年报。?
在进行实证分析前,首先对所有样本公司的行业分布进行统计。本研究所选取的公司涉及的行业分布比较广泛且代表性较强,以期能从不同行业、不同体制的公司中找出会计舞弊问题的共性。?
其次,还需要对舞弊公司与控制样本公司进行描述性统计,以确定二者之间在公司规模上是否存在显著性的差异。统计结果表明,两类公司在公司规模上无显著性差异,符合本研究选取样本的限制条件,可以进行实证分析。?
(三)变量定义?
根据2007年1月31日颁布的第40号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令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21条之相关规定,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应当记载以下内容(节选):(1)公司股票、债券发行变动情况,报告期末股票、债券总额、股东总数,公司前10大股东持股情况;(2)持股5%以上的股东、控制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情况;(3)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d)董事会报告;(4)报告期内重大事件及对公司的影响[11]。依据这些规定可以推断,上述因素是对信息披露质量有重要影响的。因此,本研究在设置变量时以此为主要依据来设置。具体变量设置如下:?
第一类变量为被解释变量,即上市公司是否因财务报告舞弊而受到证监会的处罚,如果受到处罚则赋值为1,未受到处罚则赋值为0。?
第二类变量为解释变量,分别从股权结构以及董事会特征等角度进行定义,股权结构包括股权集中度(herfindahl指数),即公司前n位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国有股比例。对于公司董事会构成而言,则包括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执行董事比例。?
第三类变量为控制变量,即除股权因素、董事会构成因素外,其它影响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因素。比如董事长是否变更、控制股东性质、审计委员会是否设置。?
(四)实证分析?
1.变量的差异检验与相关性分析?
在相关分析中采用对两类公司变量之间的平均数、标准差进行的差异检验,以确定数据的合理程度。本研究所选取的舞弊公司与控制样本公司除了董事长是否变更这一变量的z检验值相比其它变量有较弱的差异外,其他变量的z检验值都小于2。在统计分析意义上来说各变量的相关性是比较高的,整体变量的差异检验并未出现显著性的差异,因此确定样本的选取较为合理。?
针对所选取的数据,对本研究设置的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从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比较显著,特别是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与上市公司是否因舞弊而受罚这一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性尤为显著。除了国有股比例以及控制股东性质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性较弱外,其他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都有显著的相关性。这也验证了本研究所设置的变量基本能满足实证分析的需要,可以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
2.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财务报告舞弊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关系,笔者构建立如下模型,基于spss13.0采用backward方法进行回归分析。?
?fraud=α+β1×ga+β2×herf+β3×dir+β4×sur+β5×inde+β6×exe+β7×ceo+β8×aud+β9×ch+β10×change+ξ
其中:α为截距项;β为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ξ为回归残值。将被调查的样本数据带入上述模型,如果预测概率值大于0.5,则认为被解释变量的分类预测值为1,如果小于0.5,则表示被解释变量的分类预测值为0。在未发生财务报告舞弊公司的115个数据中,模型正确识别了其中的105个,识别正确率为91.3%。在发生财务舞弊公司的数据中,模型识别了其中的102个,识别正确率为88.7%,模型的总的预测正确率达到了90%,模型的预测结果比较理想。从数据上来看,除了国有股被剔除出模型外,其他变量都在5%的水平下显著相关,应拒绝零假设,模型比较理想。??
四、讨论与分析
1.国有股比例与会计舞弊不相关,不支持假设1。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政府和公司已开始利用股份回购、可转换债券等多种金融工具。寻求有效的国有股减持和退出机制,扩充和增加流通股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公司的治理结构。且公司股权结构中的其他因素相比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初期而言,起着更为有效的调节和相互监督的作用。?
2.herfindahl指数即股权集中度与财务报告舞弊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假设2成立。过度的股权集中容易产生控股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和上市公司利益为代价来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大量存在一个或几个大股东通过收购以及关联控制等方式从而控制大多数股份的现象,也普遍存在控股股东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所以控制股东为了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很可能利用操纵会计信息的手段侵害他人利益,从而造成会计信息失真。这与laporta(1998)、蔡宁(2003)提出股权集中度与财务报告舞弊是正相关关系的观点是相同的。?
3.董事会规模与财务报告舞弊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董事会规模越大,越容易发生财务舞弊,假设3成立。笔者认为,董事会中董事的人数对董事会的功效有很大的影响,规模过大则有可能会引起董事会的行动过于迟缓,内部容易产生分歧和监督职能不断弱化等现象。这与jenson(1993)提出的一个规模较小的董事会更容易发挥监控职能,而规模较大的董事会更容易被总经理控制的观点相符合。beasley(1996)也发现董事会规模与财务报告舞弊正相关,即董事会规模越大,财务报告舞弊发生的可能性亦越大。
4.监事会的规模越大,发生财务舞弊的可能性越大,二者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监事会实质上缺乏对董事行为的制约力,而且在上市公司中,监事会成员又存在由公司内部人员兼任的现象,缺乏独立监督能力,从而监督职能更多的也是形同虚设。反过来思考,上市公司为了掩饰他们的舞弊行为,也很有可能会设置大规模的监事会来掩人耳目,假设4成立。这与刘立国、杜莹(2003)提出的观点相符,即监事会的规模与会计舞弊呈正相关关系。?
5.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越小,二者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假设5成立。笔者认为,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在董事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随着独立董事制度的不断完善,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监督作用有效的限制了公司的舞弊行为。beasley(1995)的结论得到验证。?
6.执行董事比例与会计舞弊呈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执行董事比例过高会导致董事掌控关键信息以及董事会、监事会职能的弱化。在不利局面下为了保障自身利益,执行董事更容易利用披露虚假财务信息的方式来掩饰自己的违规行为,假设6成立。beasley(1996)和dechow(1996)的结论得到验证。?
7.ceo两职状态在分析结果中显示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同一人时,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越大,不为同一人时发生舞弊的可能性越小,假设7成立。董事长与总经理若为同一人会导致内部董事占绝对优势,董事会就失去了独立性,从而弱化对经理层行为的控制力和对经营决策的优化程度。这样也容易导致董事操纵利润,甚至于对外报送的财务报表不能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这与dechow等(1996)提出的观点相吻合。
8.审计委员会的设置与会计舞弊呈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审计委员会的设置能有效限制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舞弊行为,假设8成立,即审计委员会的设置与财务报告舞弊负相关。上市公司设置审计委员会可以更有力地监督公司披露财务报告是否有舞弊行为,从而有效地减小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这与cmullen(1996)、洛贝克等(1989)提出的观点相符合。?
9.控制股东的性质若为国有股则容易发生财务报告舞弊行为,若为非国有股则能限制舞弊行为的发生。在分析结果中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假设9成立。因假设1与假设2在逻辑上存在共线性,实证结果互相矛盾。这里笔者同意刘立国,杜莹的结论[3]。笔者认为,控制股东为国有股是国有股在公司总资产中占重要比重,容易出现利用行政手段控制利益方向的现象。也容易造成上市公司制度和各部门的职能界定的模糊,以及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等现象。更有可能干涉公司的经营管理,在披露财务报告时更有可能因掩饰某些灰色信息而舞弊。这与梁杰、王璇、李进中(2004)的观点是一致的。?
10.董事长是否变更这一变量在分析结果中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董事长频繁或轻易变更,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越大,相反则越小,假设10成立。分析原因笔者认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如果对披露虚假财务报告与上市公司持不同意见的话,则有可能会被上市公司为了某些自身利益而更换;相反,只有董事长在披露虚假财务报告上与上市公司持一致意见时才不会频繁的更换。?
五、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舞弊现象比较严重,存在涉案金额大、舞弊持续时间长等特点。笔者认为,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特征这两个因素是影响会计信息失真的重要原因。以这两类因素为基础,对舞弊公司与控制样本公司进行了实证分析。结合、对比其他类似实证研究文章的成果,得出如下结论及建议:?
1.舞弊公司与控制样本公司相比有较低的独立董事比例、较高的执行董事比例和股权集中度,控制股东性质更多的是国有股、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同一人的现象更严重。此外,相对于控制样本公司来说,舞弊公司有更大规模的董事会和监事会,也就是说,监事会的监督职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另外,舞弊公司相比控制样本公司存在更不乐观的审计委员会的设置情况等。?
2.随着对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研究的引入,跳出只在会计学的范围内研究会计信息质量的旧模式限制。在面对我国企业公司治理诸多问题存在的情况下,从公司治理结构这一全新的侧重点上来剖析其对会计信息的作用机制、影响是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研究如何改进和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也为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并最终达到促进企业、经济健康发展提出了有效的途径。?
3.加强监事会制度的建设。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的监督职能目前为止并没有发挥出最有效的作用,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监事会制度还不完善,在规范和监督公司行为和财务报告舞弊上的作用还很不足。通过前文的假设以及检验结果已经了解了其中的主要问题,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加强监事会的独立性。因为监事对董事没有实质意义上的罢免权,所以只有通过法律法规、职业道德规范等途径来加强监事的独立性,才能保证监督作用的有效实施,从而保证所披露的会计信息的质量。二是进一步规范监事会成员的任免制度。避免公司内部人员兼任监事,从而限制公司的舞弊行为。?
4.加强独立董事行为的有效性。结合本研究的假设和研究结果来看,独立董事在限制公司舞弊行为上的作用是显著的。但是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还有待改善和加强,在规范市场和限制舞弊行为上还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根据研究结果,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借鉴cpa协会的模式,建立独立董事协会。让独立董事加入自己自律的组织,时刻提高自己的能力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规范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任免制度。建立起独立董事的人才市场,保证独立董事的能力始终符合充分履行自身职责的要求。同时也要保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不应由董事会提名,而应由股东大会提名且主要应由非董事单位和中小股东提名,这样选任的独立董事才能具有真正的独立性。独立董事的选择对象也不应过多地侧重于经济学家、技术专家等社会名流,而应着重选择有企业管理经验、有投资决策专长和有把握市场能力的专业人士[12]。?
5.寻求国有股的有效退出机制,进行股权结构优化,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现行的国家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的划分以及国家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的规定,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保证国家对国有企业实施适宜程度控制的前提下,让国家股、法人股上市流通。这有利于完善所有者控制权,促进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用手投票”机制的真正形成,促进我国股市由“投机市”转向“投资市”,促进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配置。目前,政府和公司应当利用股份回购、可转换债券等多种金融工具,寻求有效的国有股减持和退出机制。同时,寻找合格的机构投资者和市场进入机制,扩充和增加流通股比例,通过股权结构的“一退”和“一进”来优化公司股权结构,为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提供所有权制度基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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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舞弊的类型篇9
【关键词】绿大地；财务舞弊；人格特征；利益博弈；资本证券化
一、引言
绿大地，伴随着一个个“第一”进入了公众视野，云南省第一家上市的民营企业、a股第一家园林上市公司、云南省女首富等，但就是这么一家头顶众多“第一”光环的企业，最近陷入了财务舞弊的泥潭。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何学葵被司法部门羁押，公司股价遭遇腰斩，看不到止跌的迹象，公司经营举步维艰，该股投资者的信心指数降到了冰点。
财务舞弊在资本市场上是“过街老鼠”，投资者深恶痛绝，也是证券监管部门严厉打击的对象。安然丑闻使其Ceo获刑二十年，参与舞弊的安达信最终解散；四川红光成为中国首批勒令退市的上市公司，其主要责任人也深陷囹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为什么上市公司及管理当局会热衷于此道而甘冒以身试法的风险呢？对财务舞弊的研究，人们大多引用冰山理论、三角理论和Gone理论作为依据，分析财务舞弊产生的诱因，采取适当措施防患于未然，目的在于避免悲剧重演。财务舞弊虽说不是资本市场的主旋律，但它像幽灵一样依附着资本市场，银广厦、蓝田、科龙……这些名字还没有被投资者所淡忘，航天信息、四川长虹、绿大地又让“财务舞弊”成为活跃的字眼。剧痛之后，人们不禁要问：处在同一资本市场环境下，为什么企业的行为选择会有这么大差别呢？笔者试着从个体特征、群体理性与舞弊路径这三个角度，以行为人人格特征、利益博弈和资本证券化作为三个切入点对财务舞弊进行解读，旨在说明在资本证券化后，价格实现与价值内涵的分离打开了财务舞弊发生的通道，在这一路径下个体基于自身人格特征①的限定，行为选择必定带着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同时由于在一定制度背景下的群体利益博弈而实现的群体理性选择行为，使得主观倾向、客观环境和发生路径融为一体，财务舞弊的发生偶然中带着必然性。我们的态度是正视这一客观存在的现象，反对主观地欲铲之而后快的指导思想。在没有发生时做好预防，在发生后应该尽早发现并妥善处理，财务舞弊只是一种市场现象，并非洪水猛兽。
二、人格特征与财务舞弊
人格是个体在对他人、对自己及对周围环境中的事物适应时所显示的异于他人的性格。个体性格是在遗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下，由逐渐发展的心理特征所构成，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可变性，是个体采取特定行动的内在冲动。
从人格特征这个角度来解释，旨在建立个体行为与财务舞弊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为一项社会性事件，最初的发生与其核心个体人员的推动密不可分，而核心人员的人格特征又是影响其行动的内源性动力，并最终传递给整个团队。通过分析绿大地财务舞弊案例，我们发现作为绿大地创始人的董事长何学葵，长期所形成的特质性人格与财务舞弊这类冒险是相关的，表现在：
（一）独立型人格特征
美国著名认知心理学家威特金将人格类型分为场依存型和场独立型两种人格类型，并指出场独立型的人能够充分肯定自己，具有自信心，与人交往时常采取主动的态度。独立是对生活的一种理性思考，是在适应社会过程中自我肯定的一种内心状态，是个体不断成长并取得成功的主观意图。
绿大地董事长何学葵自幼家境贫寒，凭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对理想的执著，从云南大理阿邑寨的边远山村走到了省城昆明，从一无所有到身价过亿，坚强独立的个性是她成功的基础。由于个人努力和良好机遇，她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而此时人格上的断层发展与其事业的巨大成功形成了不和谐，扭曲了支撑其成功的独立性人格，表现为自我意识的膨胀、性格相对孤僻、做事独断专行，带有浓厚的“江湖匪气”，以至于2009年公司年度业绩五次变脸，2007年上市以来三次变更审计机构，这等于是公开告示绿大地存在严重的财务问题，她亦敢为之。
根据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如果一个人在满足了生理需求后，跳跃中间的需求层次，直接追求自我实现层次的需求，那这时其人格特征有可能是被扭曲了的，这就好比突然偶中千万巨奖，财富的突然变化使得中奖者主观上不知如何驾驭这笔财富，问题就会接踵而至，稍有不慎，喜事就会变为悲剧。对于绿大地董事长特有的独立型人格特征，在绿大地上市后，随其财富的几何式增长，逐渐迷失了方向，由自我肯定变成了自我封闭和自我膨胀，最终通过造假舞弊来支撑起财富的空中楼阁。
（二）政治型人格特征②
政治涉及到政治共同体在冲突与和解过程中的形成，它意图结成一定范围内的人的联合关系，并且提供一个共同生活的框架。政治共同体在形成过程中始终围绕着权力的分配和运行展开，通过权威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联合关系。政治斗争表现出来的激进性、冒险性和残酷性，往往需要政治领袖具有饱满的激情、高度的责任感和非凡的判断力。
具有政治型人格特征的主体，其行为常常表现为热爱并执著于自己从事的工作，主动并乐意承担企业发展的责任，快速并果断地处理经营中碰到的困难。何学葵在绿大地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企业领袖，从创业伊始到组建上市公司，从新技术开发到新市场开拓，洒满了她辛勤的汗水。为了提高企业研发能力，无偿让出绿大地10.53％的股权给社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倾注于企业的发展而不计个人得失，体现了一名企业领袖强烈的责任意识。但也正是这种典型的、冒险性的政治型人格特征，使得其在企业面临通过财务舞弊换取高速发展机会和企业平稳健康发展之间选择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政治型人格特征所表现的激情、责任感和果断性，如果换个维度来认识的话，可能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漠视集体利益的一意孤行，超过一定度的话，政治型人格的行为主体所拥有的特征，破坏力不容小视。
行为主体的人格特征是影响其行为的内化特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本文选取两种类型的人格特征，结合绿大地舞弊案例进行分析，旨在说明上市公司Ceo异化的人格特征与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密切相关，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在主观上并不仅仅像大家所理解的贪婪和道德取向偏差。
三、利益博弈与群体理性
博弈是研究理性决策主体之间发生冲突和合作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在博弈中，参与人在自己的战略空间内，其行动不受对手的约束，是自由的，但博弈的结果不仅与他自身的选择有关，而且还与其他对手的决策函数相关。利益博弈一般表现为一种群体行为，是利益主体在表达利益主张过程中结成的利益群体之间的联盟和对抗，个体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受整个博弈体系规则的左右。
财务舞弊的直接表现是公司管理当局作为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博弈行为，但从博弈的整个过程考察，上市公司可能是舞弊行为的发起者和舞弊结果的最终执行者，而中间各利益群体围绕着各自利益的博弈过程往往被人们忽视，这一博弈过程主要通过企业与政府的博弈、企业与中介机构的博弈体现出来。
（一）企业与政府的博弈
企业与政府的博弈本质上是资本与权力的博弈，是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一种力量制衡。在博弈的过程中，各参与主体常常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联合起来，组成特定利益联盟，形成权力与资本的交叉博弈。表现为地方政府和企业结成联盟与中央政府进行利益博弈，企业间成立行业联盟与政府进行利益博弈，企业发起组建“产学联盟”与政府进行利益博弈等多头博弈形式。在这一系列利益博弈当中，单个企业行为往往是被嵌入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复杂的外部经营环境造就了企业的发展和没落。
上市公司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种标志，其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到地方经济的繁荣程度，而由企业竞争力所形成的经济实力是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这样，地方政府与企业存在着合作博弈，即企业在地方政府帮助下，通过突破进入壁垒获取制度收益，进而地方政府通过企业行为分享这一收益。所以，绿大地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在2006年11月，首次ipo被证监会发审委否决后，仅过一年，2007年10月，在证监会举行的第157次发审会议上绿大地成功过会，这期间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合作博弈”，仅凭绿大地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办到的。
（二）企业与中介机构的博弈③
在资本市场中，为保证市场公平交易、平等竞争，为沟通市场交易活动、促进市场主体合作，为调节市场纠纷、保证市场正常运行等目的而设立的中介结构，是资本市场正常、有效运行的保证。中介机构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利益博弈，主要体现在利益分享和风险承担的问题上。
一般的博弈问题最少由三个要素构成：参与人、策略、支付等的集合，即策略集合以及每一个参与人所做的选择和赢得集合。博弈的过程是参与人对给定信息下的策略组合作出选择，根据选择的结果进行支付，从而找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策略组合，在这一过程中，最后的支付对策略选择起着决定性影响作用。在中介机构与上市公司的利益博弈中，中介机构对于其提供什么样的中介服务这一策略选择，取决于上司公司给予的报酬以及中介机构需要承担的风险对比；对于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公司而言，选择是否被资本市场认可这个策略，取决于其愿意支付的代价和由此带来的收益比较。数据显示，绿大地成功上市后，支付给联合证券1200万元的承销及保荐费用；支付给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110万元的审计费用；支付给四川天澄门律师事务所80万元的律师费用。此时，假设中介机构承担的风险很小，而上市公司的支付愿望又很强烈，那么财务舞弊的发生就在所难免。对于那些在招股说明书中签字的中介机构相关人员，如今可以确定的是：绿大地当时保荐人代表黎某现任华泰联合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监，而李某如今已转投民生证券。
绿大地的财务舞弊事件，并非仅仅是绿大地一方的问题，在整个的利益博弈过程中，由于制度缺陷或是软约束④的存在，中介机构和企业都是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最优化选择，错不在上司公司一方。现实的情况是，在绿大地董事长何学葵收押调查时，与之相关的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依然稳坐泰山。在财务舞弊案例当中，被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利益的驱使，但这个利益并非仅仅只有上市公司一方的利益，它实际上是资本市场中各利益群体共同博弈的结果。如果说行为人人格特征是从个体角度来认识财务舞弊的话，那么，这里从多方利益博弈这个角度来解读财务舞弊，旨在说明财务舞弊发生的群体性背景。
四、资本证券化与舞弊路径
资本证券化是指各种有价证券在资本总量中不断扩大和增强的过程，是将资本权利证券化的过程。权利和书面凭证的紧密结合，并通过这种凭证的自由交付和转让，实现权利的自由转移，这是资本逐利的必然结果。由于证券的流动和交易兼具投资和投机的双重特性，因此，对所有的闲置货币都具有一种潜在的诱惑和驱动力，可以把更多的非资本货币转化成资本，扩大资本运行总量。同时，由于资本的证券化，增强了资本流动性，提高了资本效率，相应地降低了资本的使用成本。
资本证券化的核心是将物化的资本抽象出来，形成一种象征意义的权利证明，这一抽象过程使资本发生了蜕变，脱离了物的属性而成为一种价值符号，并通过价格表现出来。因此，有价证券的价格在资本证券化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它既要反映资本自身的价值，同时又要发挥资源流动的导向作用，在竞争机制的推动下，促进资源从效益低的部门和企业向效益高的部门和企业流动，从供过于求的部门和企业向供不应求的部门和企业流动，实现资源配置的节约和优化，并获得最高的使用效率。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主要的有价证券类型就是股票，股票价格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企业的账面净值和预期的超额盈余（ohlson，1995），而这两项影响因素都可以从企业提供的会计报告当中直接或间接获得，这也就是说会计信息⑤的变化能有效解释股价的变动，这对指导股票投资决策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会计信息可以影响股价，而股价高低对于上市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来说很重要，首先是股票持有人，追求的目标就是低价买进高价套现，他们希望股价越高越好；其次是上市公司，股价高意味着市场对该公司未来的预期就好，这样公司可以通过股市筹集到更多长期资金。同时，会计信息所反映的相关指标是判断企业经营状况好坏的主要标准，是上市公司新股上市、配股或增股、避免t处理或退市的主要依据。所以，会计信息的性质不同就会存在套利的空间，就会产生设租和寻租的现象，那么财务舞弊的发生就是“水到渠成”的。
为了能成功上市，绿大地不惜篡改财务数据以达目的，例如财报披露2006年总负债为1.04亿元，实际负债则为1.9亿元；2006年披露销售收入1.91亿元，实际销售收入为1.51亿元；2005年净利润3723.64万元，实际净利润不足该数据的90%。在绿大地的财务造假中，亿元级差错达12项之多。⑥通过这一系列的舞弊行为，绿大地在成功过会之后的12月6日正式的招股说明书，并启动新股申购程序，最终以16.49元的价格成功发行2100万股，募集资金3.46亿元。而作为公司董事长与控股股东的何学葵，以其当时所持有的4325.80万股股份，按3月23日收盘价21.34元计算，市值超过9亿元，一步登入“名人堂”而功成名就。对于设租和套利的其他各方，绿大地的成功上市于己有利而无大害，何乐而不为。
从资本证券化这个角度解读财务舞弊，旨在说明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律，即资本证券化股票价格⑦会计信息套利活动财务舞弊，一定会存在财务舞弊这种现象，如果不是绿大地，肯定会是“红大地”或是“黑大地”。
五、结束语
绿大地财务舞弊给投资者带来的经济损失和信心挫伤已然形成，但作为一个财务舞弊案例有很多值得我们深思之处。本文从个体特征、群体理性与舞弊路径这三个角度出发，以行为人人格特征、利益博弈和资本证券化作为切入点，管窥绿大地财务舞弊发生机理，所得启示有三：
第一，对上市公司的Ceo适时进行心理测试。心理测试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应用很广泛，是监测人行为倾向非常有效的一种方法，虽然这种测试不能阻止财务舞弊的发生，但可以对那部分有舞弊倾向心理特征的Ceo管理的上市公司进行重点监控。绿大地董事长何学葵的成长、成功及迷途轨迹，必然会在其心理上有所体现，适时的心理测试不仅能在形式上对当事人起到提醒作用，可能的话，还会因为某些心理辅导而使当事人迷途知返。
第二，有效解决“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证券监管部门的不作为，是财务舞弊案例频繁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何监督监督者这个问题，可以引入政治活动中的民主制度，监督者的权力来源于“谁”就应该要接受“谁”的监督。绿大地的造假技术称不上十分高明，“魔高”无几尺，但问题的关键是“道高”⑧更无几丈，绿大地2006年11月的首次ipo被证监会发审委否决后，仅过一年，在证监会举行的第157次发审会议上绿大地竟然成功过会，其中的奥妙魔、道知不知不清楚，证监会反正是知道的。因此，如何对监督者进行监督既是一个技术性问题，更是一个制度性的症结。
第三，减少针对会计信息进行的恶意套利活动。基本的思路就是让套利者无利可图，一方面增加对设租方的打击，使其不敢轻易设租；另一方面增加寻租方的寻租成本，使其寻租收益尽可能的低。而追踪绿大地财务舞弊案例，我们发现在何学葵被拘之时，当年在招股说明书上签字的胡、陈、徐、谭四人仍然在绿大地的高管任上，绿大地当时保荐人代表黎某现任华泰联合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监，李某如今则转投民生证券，作为审计机构与法律顾问的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和四川天澄门律师事务所依然在从事鉴证业务。如此的后续发展让人不禁寒颤，既然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那么不对恶意套利行为进行有效规范，何以谈“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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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舞弊的类型篇10
企业会计舞弊可以分为一般舞弊和重大舞弊，二者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都是一种故意的造假行为，都是为了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但是，与一般会计舞弊相比，除舞弊所涉及的金额大小不同之外，重大会计舞弊还有许多明显的特点。深入分析这些特点，有利于充分发挥职业判断在重大会计舞弊审计中的作用。
1、舞弊所谋取利益的归属主体不同。一般会计舞弊所谋取的不正当利益归属于舞弊者个人、领导、亲朋或小集体；而重大会计舞弊所谋取的不正当利益却归属于“大集体”，甚至还包括企业之外的利益主体。上市公司的会计报表做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2、舞弊的策划、参与人员的范围和素质不同。一般会计舞弊的策划、参与人员往往只是一个或少数几个人，舞弊者的素质有高有低；而重大会计舞弊则多是集体参与，策划者都是业务水平较高的专业人员，精通业务、会计、管理、等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
3、造假的方式和对象不同。会计舞弊都要通过假帐来实现。一般会计舞弊的造假往往只是会计凭证造假，记帐做假，或帐簿、报表数据作弊，造假的范围较小；而重大会计舞弊的造假行为往往是高智力、全方位、深层次的，全套业务造假最为典型。
4、承担舞弊损失的主体不同。一般会计舞弊的损失承担主体主要是企业本身，而重大会计舞弊的损失承担主体却不限于企业本身，还包括投资人、贷款人，甚至会使整个国家和蒙受难以挽回的损失。
5、舞弊过程的复杂性、时间性和隐蔽性不同。重大会计舞弊的过程要比一般会计舞弊的过程更复杂，涉及的时间更长。从单项审计的角度来看，重大会计舞弊的隐蔽性比一般会计舞弊的隐蔽性要强。
6、舞弊的和演变也不同。一般的舞弊，其形式和特点受和环境的较小，如员工的小偷小摸、贪污盗窃，发生在古今中外的案例都有相同的特征和手法。而重大会计舞弊却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受环境的影响也很大，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条件下，重大会计舞弊的特点和形式都木同。1996年的琼民源可以通过资产评估的手段虚增净资产，而现在的上市公司却不能再用此法了。上市公司、国营企业的重大会计舞弊多是虚报业绩以表功，而私营和外资企业则多为瞒报收入和利润以逃税。
二、常规审计在重大舞弊审计中的无条
常规的审计方法包括审阅、验算、核对、盘点、观察、询问、函证、比较分析、帐户分析和内部控制测试等等。这些审计方法对于发现一般的会计舞弊是行之有效的。比如原始凭证的个别伪造，可以通过仔细审阅来发现其作弊痕迹；公司财物的贪污盗窃，可以通过盘点和对帐发现；在往来帐上的空手套白狼事项，可以用函证和帐户分析方法找到证据；因岗位设置不而产生的舞弊则可以通过内部控制测试锁定重点审查领域。
然而，在重大会计舞弊面前，这些常规审计方法却显得软弱无力了。
1、内部串通舞弊。企业重大的会计舞弊通常都是在企业管理层甚至企业领导层出面策划并主持下进行的。比如，通过业务造假最终达到会计造假的重大舞弊，就要由企业各相关部门进行协调操作才能完成。企业在财政困难时期，以实际上较低的条件买进劣质材料、用低素质的员工和陈旧过时的设备进行生产、制造了大批量的低质量产品；如果按实记帐的话，企业的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都会显出不如人意的真实状态；相反，如果企业内部串通作弊，那么从材料采购开始，直到产品入库的全过程，都编制虚假单据和文件作凭证，以达到虚增存货价值、粉饰财务状况的舞弊目的，用常规的审计方法就难以奏效了；如果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健全有效的、原始凭证是真实正确的、数额是没有错误的，产品的质量很难在监盘中发觉。
2、内外单通舞弊。多公司操作是企业重大会计舞弊的常见形式之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朋友关系不应作为关联关系进行披露，即使规定应披露，也是无法实施的。因此，如果是关联企业内外串通以达到作弊的目的，或者是有主管单位甚至政府机关的部门或人员参与的串通作弊，那就更使常规审计方法望而却步了。
3、行业特色舞弊。不同性质企业的重大会计舞弊有不同的形式和特点，不同业务种类的企业在重大会计舞弊上也有不同的形式表现。比如，外资企业为了逃避增值税和所得税，它们会在进口材料的购进计价和生产使用方面舞弊，会想方设法虚列成本费用、隐瞒收入和利润；而上市公司则相反，它们通常是要虚增业绩。又比如，房地产企业的重大会计舞弊常常是虚列销售以“改善”业绩，或者虚列成本以“合法避税”；而企业则可能是隐瞒不良贷款和经营风险以“美化”企业的财务状况。常规审计方法虽然适用于各种行业企业的审计，但是对于这些具有行业特色的重大会计舞弊的审计却是不够有力的。
4、时代特色舞弊。监管与舞弊是一对不断发展变化的矛盾，监管者根据舞弊的特点制订监管方法，舞弊者不得不探索出新的舞弊方法，监管者根据舞弊的新特点又制订新的监管方法，舞弊者根据新的条件又找到了舞弊之法……。重大会计舞弊的时代特色在上市公司的舞弊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不同的时期，上市公司通过资产评估、关联交易、损失和费用挂帐、虚假合同、资产交易等不同途径达到舞弊目的的现象都相当的普遍性。常规审计方法只是针对常规业务才有效，对于这些经常变化的舞弊行为，常规审计方法就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
5、高舞弊。高科技舞弊有三种类型：第一，用高科技手段造假；第二，利用财务软件技术做假帐；第三，在高科技产品上做假。所有三种类型的舞弊都几乎可以做到“天衣无缝”，也都是常规审计方法所难以识别的。
6、高智力舞弊。高智力舞弊就是打政策的擦边球，钻法律、法规、监管的空子，通过精心的策划，达到似是而非的舞弊目的。比如企业资金的挪用，有的企业股东单位将投入企业的资本金，以“备用金”或“往来帐款”的形式收回用之他处；有的企业将筹集到的经营资金以项目投资的名义为合法外衣，实际上却是在帐外运作。常规审计方法对此类舞弊的揭露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三、职业判断在重大舞弊审计中的独特作用
职业判断在重大会计舞弊审计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审计计划和审计实施两个阶段。
在审计计划阶段，首先要利用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判断，分析被审计单位的行业特点，确定重大会计舞弊可能存在的业务和帐务领域；其次，要利用职业判断分析重大会计舞弊的最新变化情况，并判断被审计单位是否也存在类似的舞弊现象；第三，在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基本情况、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时，要利用一、企业重大会计舞弊的特点分析
企业会计舞弊可以分为一般舞弊和重大舞弊，二者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都是一种故意的造假行为，都是为了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但是，与一般会计舞弊相比，除舞弊所涉及的金额大小不同之外，重大会计舞弊还有许多明显的特点。深入分析这些特点，有利于充分发挥职业判断在重大会计舞弊审计中的作用。
1、舞弊所谋取利益的归属主体不同。一般会计舞弊所谋取的不正当利益归属于舞弊者个人、领导、亲朋或小集体；而重大会计舞弊所谋取的不正当利益却归属于“大集体”，甚至还包括企业之外的利益主体。上市公司的会计报表做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2、舞弊的策划、参与人员的范围和素质不同。一般会计舞弊的策划、参与人员往往只是一个或少数几个人，舞弊者的素质有高有低；而重大会计舞弊则多是集体参与，策划者都是业务水平较高的专业人员，精通业务、会计、管理、法律等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
3、造假的方式和对象不同。会计舞弊都要通过假帐来实现。一般会计舞弊的造假往往只是会计凭证造假，记帐做假，或帐簿、报表数据作弊，造假的范围较小；而重大会计舞弊的造假行为往往是高智力、全方位、深层次的，全套业务造假最为典型。
4、承担舞弊损失的主体不同。一般会计舞弊的损失承担主体主要是企业本身，而重大会计舞弊的损失承担主体却不限于企业本身，还包括投资人、贷款人，甚至会使整个国家和社会蒙受难以挽回的损失。
5、舞弊过程的复杂性、时间性和隐蔽性不同。重大会计舞弊的过程要比一般会计舞弊的过程更复杂，涉及的时间更长。从单项审计的角度来看，重大会计舞弊的隐蔽性比一般会计舞弊的隐蔽性要强。
6、舞弊的发展和演变也不同。一般的舞弊，其形式和特点受时代和环境的影响较小，如员工的小偷小摸、贪污盗窃，发生在古今中外的案例都有相同的特征和手法。而重大会计舞弊却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受环境的影响也很大，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条件下，重大会计舞弊的特点和形式都木同。1996年的琼民源可以通过资产评估的手段虚增净资产，而现在的上市公司却不能再用此法了。上市公司、国营企业的重大会计舞弊多是虚报业绩以表功，而私营和外资企业则多为瞒报收入和利润以逃税。
二、常规审计方法在重大舞弊审计中的无条
常规的审计方法包括审阅、验算、核对、盘点、观察、询问、函证、比较分析、帐户分析和内部控制测试等等。这些审计方法对于发现一般的会计舞弊是行之有效的。比如原始凭证的个别伪造，可以通过仔细审阅来发现其作弊痕迹；公司财物的贪污盗窃，可以通过盘点和对帐发现；在往来帐上的空手套白狼事项，可以用函证和帐户分析方法找到证据；因岗位设置不科学而产生的舞弊则可以通过内部控制测试锁定重点审查领域。
然而，在重大会计舞弊面前，这些常规审计方法却显得软弱无力了。
1、内部串通舞弊。企业重大的会计舞弊通常都是在企业管理层甚至企业领导层出面策划并主持下进行的。比如，通过业务造假最终达到会计造假的重大舞弊，就要由企业各相关部门进行协调操作才能完成。企业在财政困难时期，以实际上较低的条件买进劣质材料、用低素质的员工和陈旧过时的设备进行生产、制造了大批量的低质量产品；如果按实记帐的话，企业的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都会显出不如人意的真实状态；相反，如果企业内部串通作弊，那么从材料采购开始，直到产品入库的全过程，都编制虚假单据和文件作凭证，以达到虚增存货价值、粉饰财务状况的舞弊目的，用常规的审计方法就难以奏效了；如果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健全有效的、原始凭证是真实正确的、数额计算是没有错误的，产品的质量问题很难在监盘中发觉。
2、内外单通舞弊。多公司操作是企业重大会计舞弊的常见形式之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朋友关系不应作为关联关系进行披露，即使规定应披露，也是无法实施的。因此，如果是关联企业内外串通以达到作弊的目的，或者是有主管单位甚至政府机关的部门或人员参与的串通作弊，那就更使常规审计方法望而却步了。
3、行业特色舞弊。不同性质的重大舞弊有不同的形式和特点，不同业务种类的企业在重大会计舞弊上也有不同的形式表现。比如，外资企业为了逃避增值税和所得税，它们会在进口材料的购进计价和生产使用方面舞弊，会想方设法虚列成本费用、隐瞒收入和利润；而上市公司则相反，它们通常是要虚增业绩。又比如，房地产企业的重大会计舞弊常常是虚列销售以“改善”业绩，或者虚列成本以“合法避税”；而企业则可能是隐瞒不良贷款和经营风险以“美化”企业的财务状况。常规审计虽然适用于各种行业企业的审计，但是对于这些具有行业特色的重大会计舞弊的审计却是不够有力的。
4、特色舞弊。监管与舞弊是一对不断变化的矛盾，监管者根据舞弊的特点制订监管方法，舞弊者不得不探索出新的舞弊方法，监管者根据舞弊的新特点又制订新的监管方法，舞弊者根据新的条件又找到了舞弊之法……。重大会计舞弊的时代特色在上市公司的舞弊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不同的时期，上市公司通过资产评估、关联交易、损失和费用挂帐、虚假合同、资产交易等不同途径达到舞弊目的的现象都相当的普遍性。常规审计方法只是针对常规业务才有效，对于这些经常变化的舞弊行为，常规审计方法就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
5、高舞弊。高科技舞弊有三种类型：第一，用高科技手段造假；第二，利用财务软件技术做假帐；第三，在高科技产品上做假。所有三种类型的舞弊都几乎可以做到“天衣无缝”，也都是常规审计方法所难以识别的。
6、高智力舞弊。高智力舞弊就是打政策的擦边球，钻、法规、监管的空子，通过精心的策划，达到似是而非的舞弊目的。比如企业资金的挪用，有的企业股东单位将投入企业的资本金，以“备用金”或“往来帐款”的形式收回用之他处；有的企业将筹集到的经营资金以项目投资的名义为合法外衣，实际上却是在帐外运作。常规审计方法对此类舞弊的揭露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三、职业判断在重大舞弊审计中的独特作用
职业判断在重大会计舞弊审计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审计计划和审计实施两个阶段。
在审计计划阶段，首先要利用注册会计师的职业判断，被审计单位的行业特点，确定重大会计舞弊可能存在的业务和帐务领域；其次，要利用职业判断分析重大会计舞弊的最新变化情况，并判断被审计单位是否也存在类似的舞弊现象；第三，在了解被审计单位的基本情况、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时，要利用职业判断分析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方面存在的缺陷。经过这些分析后，在制定审计计划、分派审计工作时，就要利用职业判断提高计划和组织的精密性，确保重大会计舞弊被全面覆盖。
在审计实施阶段，注册会计师要利用职业判断能力捕捉重大舞弊的蛛丝马迹、分析重大舞弊的可能性、获取有力的审计证据。舞弊审计的一般方法是在发现舞弊迹象后追加实施延伸审计程序，如突击盘点、对供应商或客户重新调查、作深入的分析性复核等等。对于注册会计师来说，实施延伸审计程序有两方面的风险：一方面要增加审计成本，如果实施延伸审计程序后没有发现舞弊的事实，审计成本的增加是不划算的；另一方面，会客户关系，如果舞弊迹象识别出错，实施延伸审计程序会影响注册会计师的形象和声誉，客户会认为该注册会计师水平或思想有，进而投诉或考虑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在市场条件下，这两方面的风险对会计师事务所都是十分不利的。但是，如果不实施延伸审计程序，就无法获得有力的审计证据，很有可能得出错误的审计结论，这方面的风险同样对会计师事务所极为不利。由此可见，在审计外勤工作中，识别、分析舞弊迹象并作出是否存在重大会计舞弊的判断时，职业判断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想成功规避前述风险，必须依赖注册会计师过硬的职业判断能力。
在实施延伸审计程序以获取证据的过程中，职业判断仍然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取证方法的设计与选择、证据效力的辨别都离不开高超的职业判断能力。只有充分发挥职业判断的作用，才能以最高的效率、最低的成本取得最有力的审计证据。相反，如果让一个缺乏职业判断能力的审计人员去完成延伸审计程序，就会事倍功半或功败垂成，甚至适得其反。
四、在舞弊审计中如何用好职业判断
重大会计舞弊的审计对注册会计师的业务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知识的深度和广度、经验的丰富程度、执业技能的精熟程度等等都影响到注册会计师在重大会计舞弊审计方面的能力。重大会计舞弊的审计对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会计舞弊都有明确的经济利益目标，将重大会计舞弊揭示出来，要求注册会计师能够经受住利诱、威胁等考验。
职业判断能力是注册会计师学识、经验、能力和道德水平的综合反映，缺乏职业判断能力的审计人员是无法做好舞弊审计工作的。比如，一个在校成绩十分优秀的会计专业毕业生，如果不积累丰富的工作经验，没有丰富的阅历，他在审计过程中就无法识别会计舞弊的各种迹象；一个道德水平低下的注册会计师，处处为舞弊者利益着想，甚至为舞弊者出谋划策，他怎么能将舞弊揭示出来呢！
其实，被审计单位未揭示出来的重大会计舞弊，无论是对注册会计师还是对会计师事务所等实施审计的单位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活火山。因此，提高审计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制定的业务委派制度和业务质量控制程序，对于充分发挥职业判断能力在重大会计舞弊审计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职业判断分析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方面存在的缺陷。经过这些分析后，在制定审计计划、分派审计工作时，就要利用职业判断提高计划和组织的精密性，确保重大会计舞弊被全面覆盖。
在审计实施阶段，注册会计师要利用职业判断能力捕捉重大舞弊的蛛丝马迹、分析重大舞弊的可能性、获取有力的审计证据。舞弊审计的一般方法是在发现舞弊迹象后追加实施延伸审计程序，如突击盘点、对供应商或客户重新调查、作深入的分析性复核等等。对于注册会计师来说，实施延伸审计程序有两方面的风险：一方面要增加审计成本，如果实施延伸审计程序后没有发现舞弊的事实，审计成本的增加是不划算的；另一方面，会影响客户关系，如果舞弊迹象识别出错，实施延伸审计程序会影响注册会计师的形象和声誉，客户会认为该注册会计师水平或思想有问题，进而投诉或考虑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两方面的风险对会计师事务所都是十分不利的。但是，如果不实施延伸审计程序，就无法获得有力的审计证据，很有可能得出错误的审计结论，这方面的风险同样对会计师事务所极为不利。由此可见，在审计外勤工作中，识别、分析舞弊迹象并作出是否存在重大会计舞弊的判断时，职业判断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想成功规避前述风险，必须依赖注册会计师过硬的职业判断能力。
在实施延伸审计程序以获取证据的过程中，职业判断仍然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取证方法的设计与选择、证据效力的辨别都离不开高超的职业判断能力。只有充分发挥职业判断的作用，才能以最高的效率、最低的成本取得最有力的审计证据。相反，如果让一个缺乏职业判断能力的审计人员去完成延伸审计程序，就会事倍功半或功败垂成，甚至适得其反。
四、在舞弊审计中如何用好职业判断
重大会计舞弊的审计对注册会计师的业务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知识的深度和广度、经验的丰富程度、执业技能的精熟程度等等都影响到注册会计师在重大会计舞弊审计方面的能力。重大会计舞弊的审计对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会计舞弊都有明确的经济利益目标，将重大会计舞弊揭示出来，要求注册会计师能够经受住利诱、威胁等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