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历史知识汇编篇1
24.《清朝治理新疆方略汇编》。张羽新主编，学苑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全26册。本丛书收录选辑70余种珍贵历史文献，涉及官修典籍、行政管理文献、法规文献以及学者官员的文献典籍等不同类别。其中包括大量方志，如《新疆图志》、《新疆识略》、《西陲总事略》、《西陲要略》、《伊江汇览》、《伊江载集》、《新疆则例说略》、《塔尔巴哈台事宜》、《乌鲁木齐事宜》、《乌鲁木齐政略》、《回疆通志》、《喀什噶尔事宜》等反映清朝治理新疆的文献，以及《西域图志》、《西域舆图风土志》、《西域闻见录》、《新疆回部志》、《新疆纪略》等反映清朝“因俗为治”思想和清代新疆各级军政官员有关新疆风土习俗调查的文献。
25.《民国文献资料丛编・民国边政史料汇编》。马大正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全30册。本丛书收录了民国时期边政方面的史料，主要为：蒙藏院及蒙藏委员会相关史料，包括《蒙藏委员会公报》以及其职员录、王公名录、会议记录、决议案、行政统计、调查报告；方志如《蒙藏新志》、《宁夏纪要》、《新疆纪略》；重要期刊如《边政公论》、《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等；学者的有关边事、边政、边疆地理人文的相关著述以及调查报告；涉及到边疆各省份，每部按省份分类。
26.《民国文献资料丛编・民国边政史料续编》。马大正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全30册。本丛书为《民国边政史料汇编》的续集，主要内容为：部分《汇编》未及收录的蒙藏委员会史料；重要期刊如《康导月刊》、《边疆通讯》等；重要的政府文件，如《建设委员会开发计划汇编》中的西北、西南专号；学者的相关著述。另包括边疆垦务、教育、社会调查、经济、游记、风俗方面的史料，具有方志的性质。体例如前书，每部按省份分类。
27.《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抄稿本方志丛刊》。李德龙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全5册。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的馆藏22万余册的线装古籍中，方志占很大比例，有3200种之多。其中，尤以边疆民族地区的方志最多，版本最为珍贵，文献价值最高。本丛书从中央民大图书馆馆藏古籍方志中选收7种――《新疆四道志》、《志考》、《归化城厅志稿》、《云龙州志稿》、《定远县志》之一、《定远县志》之二、《防城县小志》。涉及了新疆、、内蒙古、云南、广西五个省（自治区）的多个民族地区，全部为1911以前的手写本，既有抄本又有稿本，有的还是国内外仅存的孤本，版本、文献价值极高。
28.《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边疆边务资料文献初编》。《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编委会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出版，全62册。近现代中国边疆界务是一个较少被人关注的问题，之所以被忽略，大致有三个原因：第一，边界研究有禁忌。第二，多元因素使边界形成复杂化，研究难度大。第三，资料的分散制约着研究的深化。尽管有国家利益差异背景，但排除政治因素，比较客观看待中国与周边邻国历史关系，让公众了解边界形成过程，理解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关系，已成为学者追求的目标。此前，除了若干较陈旧而且带倾向性的内部资料辑录外，有关中国与各个邻国的边界专题资料没有进行过系统整理。本丛书包括《中国边疆概述》、《东北及北疆边务》、《西北边务》、《西南边务》4个专题，收录资料以近现代边界形成时间、空间为范围，举凡相关官方文件、档案、方志、边事汇编、奏议、外交会谈节略、勘界电函、当事人文集日记、有关调查、报刊专论、研究报告等，尽在收录，内容按类大致可分为中俄界务、英印与中国界务、中尼界务、中缅界务、中越界务、中朝界务、中蒙界务等，有助于学者展开充分的研究，得出较客观的结论。其中，所涉方志，《东北及北疆边务》收入《辽东志》、《宁古塔志》、《乌里雅苏台志略》等20余部，《西北边务》收入《俄罗斯国志略》、《新疆山脉图志》、《西交涉志要》等10余部志，《西南边务》收入《南夷书》、《安南图志》等多部。
29.《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海疆文献初编》。《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编委会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出版，全61册。中国海疆由沿海地区（包括岛礁）及近海经济区构成。东南沿海地区是中国经济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素称发达。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历代王朝中国对海洋的利用很不充分，有时为了防范外敌或内乱，曾长期实行禁海政策，这不仅影响了对外开放，而且严重限制国家对外贸易。不过，沿海地区民间自发的海洋资源开发历史上世代不绝，这已经成为今天我国主张近海权益的有利依据。钩稽、整理中国先民利用、开发海洋的实践活动，借鉴历史经验教训，应该是学者们回应社会需求义不容辞的义务。本丛书涉及中国近海总体形势、岛屿及重要沿海港口地区、古代先民海上交通、航海针路及海道经验、明代抗倭战事、清代海防及水师海军建设、琉球与中国关系、东南亚与中国关系等专题内容。文献中的地图资料具有丰富的历史信息，收入《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元海运志》、《库页岛志略》、《南海志》、《台湾地舆图说》、《澎湖群岛志稿》等珍稀方志，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30.《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边疆行政建制初编》。《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编委会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出版，全61册。边疆与内地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行政区划的设置与变迁。从历史上看，无论是荒土开发，还是征服、移民，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管辖都需要通过行政建制方式予以体现并巩固。与军事镇戍相比，行政设置更容易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同，也是边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措施。因此，考察边疆地区的行政建制变化，可以使研究者了解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进程。本丛书分《综合》、《东北及北方》、《西北及西南》3个专辑，从众多的沿革地理文献中辑录出较为完整的边疆行政建制资料，包括金代王寂《辽东东行部志》、清代张丁阳《拉卜楞寺设治记》和姚柬之《连山绥厅志》等多种稀见方志，研究者可以纵向考察局部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段发生的沿革变化，横向将各边疆区放在同一时代加以比较，从中探索出规律性结论。
31.《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边疆史地文献初编》。《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编委会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出版，全214册。全书分为《东北边疆》、《北部边疆》、《西北边疆》、《西南边疆》4个专辑。
《东北边疆》专辑。有关东北的史地文献，尽管前人已经做了大量辑录工作，如金毓绂的《辽海丛书》，但与存世的文献相比，实在太少。从古人与今人著录书目可知，东北边疆史地各类文献还有很多。此外，考虑到这些文献分布广泛，其中大部分隐身于各类丛书，搜集不易，系统搜集尤难。本专辑将相关文献分期彻底梳爬，系统编排，大量增加近现代以来的行纪、调查报告等各类文献，包括金代王寂《鸭江行部志》、明代李绍祥《龙江船厂志》和董越《朝鲜杂志》等珍贵方志，为研究者提供新的视角。
《北部边疆》专辑。北部边疆通常指历史上的长城以北地区，也就是蒙古高原及其南缘。该地区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属于游牧民族居地，游牧民族逐水草而行，历史上文献传世不多，史地资料比较零散，需要勾稽整理。近现代以来，随着封禁政策的废除，开垦土地，调查物产，人员往来频繁，记录渐多；又因列强蚕食侵扰，有关北疆筹边调查等不断增多。本专辑以清代以来资料为主，不拘体裁，举凡相关官方文件、档案史料、边事汇编、奏议、当事人文集日记、有关调查、报刊专论、研究报告等，尽在收录。包括《蒙古山脉志》、《喀尔喀风土记》、《绥远志略》等方志文献。大致分若干专题，如垦务、移民实边、外蒙古独立、沿革地理、综合调查、旅行见闻等，学者可以从中掘取研究素材。
《西北边疆》专辑。西北边疆，主要指新疆、甘肃、青海地区。甘肃、青海现在属于内地，但在很长历史时期曾是边疆，本丛书收录范围也将其包括在内。西北边疆史地文献前人也做过辑录，近年来较有影响的《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是迄今为止西北地方文献汇集最多的丛书，但由于着眼点不同，许多史地文献并未收录，特别是零散在各个丛书、文集等处的史地文献，仍大有发掘整理的余地。此外，介于蒙古、之间的“两不收”情况，也使一批西北史地文献没有被放在应有的位置。因此，本专辑扩大搜集范围，补充前人遗漏，深入开掘各类体裁文献，诸如书信、电文、调查报告、档案以及《西域番国志》、《新疆要略》、《乌鲁木齐事宜》等方志文献，为学者提供丰富的基本资料。
《西南边疆》专辑。西南边疆指、云南、广西三省区。上述三个地区历史上民族分布不同，与中原王朝关系也不尽一致，因此形成各有特色的地方史地文献。对三省区的地方文献，近年来有人已经做过若干整理，如《云南史料丛刊》、《清代史料丛刊》等，均汇集许多地方文献，为学者利用提供了方便。但是由于收录标准不同，或受制于某些条件，这些史料汇编并不能囊括存世的史地文献，何况除了传统史书外，档案、文集、书信、报告等材料越来越为研究者重视，有鉴于此，本专辑着眼于学者们关心的近代以来边疆地区社会变迁，着力搜集历代三省区相关资料，按专题为研究者提供丰富的基本资料，其中包括明代欧大任《百越先贤志》和王士性《黔志》、清代和琳《卫藏通志》〔嘉庆〕和曹树翅《滇南杂志》等珍稀方志资料。
32.《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边疆方志文献初编》。《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编委会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出版，全67册。在现存8000多种方志中，属于边疆地区的方志较少，许多边境地区地方文献基本空白。这主要由于边疆开发进程较缓，文化传播与交流接纳的过程较短。因此，现存为数不多的边疆方志文献传载着非常重要的地方历史信息，许多为正史所不及，应该是有待研究人员深入发掘的丰富矿藏。另外，许多文献尽管体例上不符合严谨的方志，但事实上记载了方志的信息，在边疆方志、尤其是边境地区方志不足或空白的情况下，放宽收录标准，扩收地方文献，不失为丰富地区历史信息的渠道。迄今为止，尽管边疆省区分别做过一些整理刊布工作，但以整体边疆地区为对象的方志文献出版尚未进行。本丛书搜罗边疆省区范围内各个时期形成的方志文献，尤其侧重地市级以下方志文献，使研究者尽可能直接了解边境地区的社会历史情况。同时考虑到中国历史上边疆的变迁，今日内地有些地区也曾经是历史上的边疆地区，如青海、贵州等地，因此这些地区的方志文献也在兼收之列。全书将边疆大致分为东北、北部、西北、西南四大区域，设置《东北及北部边疆》、《西北边疆》、《西南边疆》3个专辑，收录方志80部。
33.《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边疆民族旧刊辑录初编》。《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编委会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出版，全41册。近代以来，受到内地维新运动及现代化影响，边疆地区打破封闭状态，开始陆续创办期刊报纸。这些期刊报纸大致分为两类，一类由当地政府及文化人士创办，另一类由中央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或全国性学术团体创办。由于都是面向当地读者，内容以本地新闻、论说、历史研究、民族调查等为主。经年累月，这些旧期刊承载的信息对研究者来讲已经成为不可多得的资料；又由于这些旧期刊发行量较少，传承保存有一定困难，现在仅分别收藏在各个单位，所以学者要系统搜集利用比较困难。本丛书分《边疆综合旧刊》和《西北及西南》2个专辑，系统发掘传世的边疆民族地区旧期刊，使之成为相关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
34.《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边疆民族资料初编》。《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编委会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出版，全41册。中国边疆因历史上多有变迁，居于边疆地区的民族也随之发生多次变迁。迄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布于边疆的世居少数民族约有30余个，其中大部分跨境分布。边疆民族的兴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边疆地区历史演进轨迹，对于我们今天开发边疆，构建新型民族关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丛书对这30余个边疆世居民族的历史资料进行梳理辑录，同时兼顾历史上居住在边疆地区的民族资料。除了正史外，扩大搜集范围，旁及别史、文集、旅行调查、战事报告等，亦包括宋代赵汝适《诸蕃志》、元代周致中《异域志》、明代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和郭造卿《卢龙塞略》等多种方志资料。因整理较为完整，便于学者调阅使用。
35.《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续编》。《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编委会编，线装书局2012年陆续出版。《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初编》出版后，受到相关专业读者的高度关注。续编是在初编基础上的扩充，体例一仍其旧，与初编保持了系统一致。在基础重点文献与珍稀文献并重的前提下，根据学者研究分工特点，以不同边疆区域文献资料为搜集范围，形成若干专题资料，即边疆民族研究资料、边疆行政建制资料、边疆界务资料、边疆民族地区期刊资料、边疆方志资料、东北及北部边疆史地文献、西北边疆史地文献、西南边疆史地文献、海疆史地文献资料。与初编交叉并互相补充，既有地方专题特点，又成整体边疆研究有机组成部分。目前已出版《中国海疆文献续编》和《中国边疆方志文献续编》。
六、台湾类丛书
备受关注，有关史志丛书也是海峡两岸出版的热点。台湾方面推出了总集式的《台湾文献丛刊》，大陆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推出系列丛书，所收资料日益全面。需要说明的是，《台湾文献丛刊》并非影印，而是点校，但因其地位重要，且大陆推出的补充配套丛书《台湾文献汇刊》采用影印的形式，为使资料完整，在此一并介绍。
1.《台湾文献丛刊》。周宪文、杨亮功、吴幅员主编。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7至1972年出版，全596册；（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重辑出版，全190册；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1月据大通本影印出版，全190册。本丛书为台湾1949年以来最大的文献出版工程，由资深研究专家历时15年时间编纂而成，汇集自宋、元、明、清以来有关台湾的各种文献史料，包括方志、明郑史料、清代档案、私家著述、诗文专辑等，及荷兰、美国、英国、日本有关的台湾档案。最早的文献为宋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赵汝适撰的《诸蕃志》；之后辑入明代著述53种，清代著述229种，民国著述26种，总计收录古籍309种，每一文献皆经学者精校整理、分段标点，以铅字排印。本丛书先由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陆续出版。1985至1987年，大通书局重新编辑，按文献类别分为9辑出版，其中第一、二辑为台湾历代方志。经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北京鸿博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从台湾大通书局取得版权，会同人民日报出版社，按大通本影印放大出版，更名为《台湾文献史料丛刊》。
2.《台湾丛书・台湾方志汇编》。方豪主编，台湾“国防研究院”与中华学术院台湾研究所、地方自治研究所1968年10月合作编印，为《台湾丛书》第一辑，以清代为限，收通志、府志、厅志、县志及采访册，共计26种。
3.《台湾府志三种》。中华书局1985年5月版，全3册。上册为清康熙时期蒋毓英修《台湾府志》和高拱乾等修《台湾府志》，中、下册为乾隆时期范咸等修《重修台湾府志》。“蒋志”为上海图书馆藏孤本、“范志”以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馆藏本为底本、“高志”以福建图书馆藏本为底本，以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本补充。
4.《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台湾史料汇编》。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版，全14册。本丛书收录了有关台湾的历史文献近10种，为研究台湾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史学资料。其中包括：《重修台湾府志》〔乾隆〕、《续修台湾府志》〔乾隆〕、《台湾县志》〔康熙〕、《台湾县志》〔乾隆〕、《台湾小志》、《台湾外纪》、《台海见闻录》、《台海采风图考》等。从中可以了解到台湾的建置沿革、官吏任免、兵防保甲、地方科举、山川地貌、风俗物产等各方面的情况，可谓一部解读台湾的百科全书。此外，本丛书还收录了部分民国时期出版的有关台湾方面的资料《台湾概览》、《台湾省五十一年来统计提要》、《台湾省经济调查初稿》、《台湾的农业与渔业》、《台湾的租佃制度》、《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户政概要》等，为更多的了解台湾的历史情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5.《台湾文献汇刊》。陈支平主编，九州出版社与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联合出版，全100册。本丛书为《台湾文献丛刊》的姐妹篇，收大陆图书馆、档案馆和民间保存的有关台湾的古籍、档案资料、族谱、民间文件和契约600余种，涵盖明清及民国初期的私人著述及方志，包括大量孤本、稿本甚至珍本。凡《台湾文献丛刊》已经收入的文献，除了少量有明显差异的原稿本、传钞本之外，不再编入。本丛书采取以影印为主的出版形式，保存较好的古籍文献以影印出版，部分稿本、钞本、缺本及民间文书等无法保证影印质量的文献则由专家整理标点后以繁体字出版。共分7辑，第一辑收录郑氏家族与清初南明相关的文献，第二辑收录康熙的有关文献，第三辑收录闽台民间关系族谱，第四辑收录台湾相关诗文，第五辑收录台湾舆地资料，第六辑收录台湾事件史料，第七辑收录林尔嘉家族及民间文书资料。
七、藏学类丛书
藏学，是研究中国藏族历史、宗教、文化、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学科，又称学。藏学是一门国际学科，在海外有很大的影响力。作为我国的少数民族，藏族的情况在历代汉文文献中多有记述，这些文献包括很多方志。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藏学研究者陆续整理出版藏学汉文文献，推出一系列影印丛书，关于和其他省份藏区的方志多被收入，丰富了藏学研究的资料。
1.《学汉文文献汇刻》。社会科学院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辑，原为线装本，1987年编印，后据线装本缩印，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至1992年出版第一、二辑和第三辑部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三辑部分和第四辑。本丛书主要选刊学汉文文献中官修藏事文书以及与和藏族有关的长篇巨著中的善本、孤本和手稿，包括《卫藏通志》、《图说》、《纪要》等方志文献。
2.《学文献丛书别辑》。社会科学院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辑，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至1993年分辑出版，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全套，分精装本和线装本，线装本21函、116册。本丛书为《学汉文文献汇刻》的姐妹篇，主要收录私家著述，分藏情、筹藏、宗教、译语等篇，收入相关文献史料70种，其中不少为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善本，包括《纪述》、《藏纪概》、《记》、《后记》等方志。
3.《中国藏学史料丛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辑，多杰才旦主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87年开始出版，线装。本丛书为多卷本藏学汉文资料汇编，或精选善本标点，或据原件影印，或校注稿本成书，或辑录散见史料为一编，收录有《边藏风土记》等志书。
4.《中国藏学汉文历史文献集成・中国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文献汇编》。张羽新主编，学苑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全54册。本丛书是首次公开出版的中国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和涉藏志乘汇编。以清代和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为参考，收入各厅州县、甘肃、青海、川边和云南的藏区方志以及清代、民国期间史乘和稗史中有关藏区的方志资料和史地专著200余种，凡民国以前中国和其他藏区的各种汉文方志和专著文献基本网罗无遗。其中，不少是稀见的善本、珍本和稿本。如：明代《西宁卫志》、《宁夏志》、《西天馆译语》、《西番译语》，顺治初年的《甘肃通志》，乾隆初年的《丽江府志》等，都是传世很少的珍本。《河州志》〔嘉靖〕、《玉树县志稿》、《中甸县志稿》〔民国〕等10余种稿本是首次出版。有关的考证文章均附于原书之后。及甘青川滇涉藏地区的方志印数甚少，散失颇多，本丛书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5.《中国藏学汉文历史文献集成・民国藏事史料汇编》。张羽新、张双志主编，学苑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全36册。本丛书收入民国涉藏史料文献120余种，包括有关藏事的政府公文秘档、专家论著、社会调查、报刊资料等，民国期间有关藏史文献基本囊括其中，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机构、职官、民族宗教、文化教育、涉外事宜、风土人情等诸多方面。其中，《纪要》、《藏事纪要》、《蒙藏状况》等著作具有方志性质。所有收录的文献，全部经过专家的鉴定、考订，精心编排，大大地提高了其文献价值和科研价值。
初中历史知识汇编篇2
关键词：向熹；汉语史；诗经研究；辞书编纂
向熹，1928年生，祖籍湖南省双峰县，中国当代语言学家、汉语史学家，现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教授、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向熹先生毕业于湖南春元中学高中，担任过半年小学教师，l95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l954年本科毕业，留校继续攻读汉语史专业研究生，受业于王力、魏建功、高名凯、袁家骅、吕叔湘、陆志韦、周祖谟诸先生，其中导师王力先生对其学术影响最大。1958年秋，向熹先生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四川大学中文系工作。向先生先后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现代汉语语法”“语文和写作”“汉语史”“古代汉语”“《诗经》语言问题”“《马氏文通》导读”等10多门课程。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先生孜孜不倦，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出许多语言学教学和研究人才。他善于从教学中发现问题展开研究，又利用研究成果促进教学，教学相长，学以致用，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特色。向先生的学术研究主要围绕三个领域展开：一是《简明汉语史》的编写，二是关于《诗经》的研究，三是辞书的编纂。这三个领域的研究集中体现了向先生的主要学术思想。
一、汉语史研究及汉语史划分的理论框架
20世纪50年代，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出版，这是汉语通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向熹先生求学期间受教于王力先生，专攻汉语史，确定了自己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向先生任职四川大学以后，从1961年秋起，给本科生讲授“汉语史”课程，在师承王力先生汉语史研究思想的同时，并未简单照搬老师的汉语史系统授课，而是尝试自己编写讲义，安排教学内容。他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对讲义多次改写补充，于1991年完成了以分段研究为特点的《简明汉语史》的书稿，1993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5年荣获国家教育委员会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这是继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之后的第二部研究汉语史的力作。2002年到2006年期间，向熹先生又对全书进行了修改补充，201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本，被教育部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范教材。
《简明汉语史》全书分上、下两册，包括汉语语音史、汉语词汇史、汉语语法史三编，各编又按上古、中古、近代三大时期对汉语发展的历史进行整体描述，另有“绪论”五节、“结论”二节与主体三编互相呼应，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时段的汉语史体系。
汉语文献记录了汉族社会文明发展的历程，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对于汉语这样的世界上可溯历史最久、保存文献最丰、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全面深入地了解和描述它的历史，不仅对于了解汉语本身和汉族的文明史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对于了解人类的语言、人类语言发展的规则都有着无可代替的价值。从“小学”的文字、音韵、训诂到现代语言学的语音、词汇、语法，历代学者一直在汉语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留下了大量宝贵的财富。汉语通史就是要把历史上积淀下来的丰富的语料与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作系统的描述、综合的印证，说清汉语发展的历史。《简明汉语史》就是这样一部勾勒汉语3000多年发展演变脉络的著作，集中体现了向熹先生的汉语史学思想。他在《简明汉语史・绪论》中说：“研究汉语史，就要弄清汉语在不同历史时期语音、词汇、语法的基本面貌，了解汉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探索这些发展变化的特点和原因，揭示出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这也概括了本书的中心思想和内容。全书三编的描写、论述都是为了解决以上关于汉语史研究中提出的问题。围绕“史”的观点，向熹先生提出：l.必须充分反映汉语的时代特点；2.区分语言事实现象的通例和特例；3.揭示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他指出，汉语史的研究，应立足于客观的语料分析，综合全面地看问题，进行科学的汉语史分期，才能建立起一个科学、系统的汉语史体系。历史是“根”，做好汉语史的研究，对我们进行现代汉语研究、汉语方言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理论的研究等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就汉语史的描述与揭示，向先生提出了三纵三横的理论框架，将语言的共时体系和历时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汉语史的描述理念，充分体现在《简明汉语史》之中。所^三纵，就是从历时的角度，把汉语史视为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三位一体的综合系统，再从上古、中古、近代三个共时层面，分别做历史断代考察，总结各时期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概貌和特点，叙述其从上一时期到下一个时期的发展演变，对汉语发展史中纷繁复杂的现象作系统的归纳和整理，形成汉语史的总体描写，勾勒出一个汉语史的框架体系。
向先生认为，揭示汉语史重在语言实证，要有大量的语言事实；但对历史文献中的语言事实，并不是越多越好，应从浩如烟海的语言材料中，去伪存真。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区分常例和特例”，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不能因为一些特例而怀疑语言发展演变的普遍规律，也不能因为常例而忽视语言发展变化普遍性中蕴含的特殊性变异。向熹先生本人就汉语史不同时代的语言现象做了大量前期的专题研究，从各历史时期的各种文献中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同时也充分注意学界前贤时哲的研究，必要时兼及不同意见，根据历史的语言事实取舍折中，提出自己的观点或论断。他认为，汉语有大量的古老的文献，可以提供许多直接的实证材料；但汉语史的描述，还应吸收充分的旁证材料进行说明和印证，二者有机结合，体现证据材料的全面性和充分性。向先生描述“上古汉语语音系统”，讨论上古汉语的声韵调，每个声母、韵部和声调都举出了大量的例字，更举出每个韵部所属的谐声偏旁，并用大量《诗经》原文押韵例句作进一步说明。他在描述汉语语法史时，为了讲清楚汉语各个语法成分、语法结构、句法等的发展情况，用了近万个例句；词汇部分的用例更是数不胜数，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来自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整理、归纳，避免用少数似是而非的材料作论证的依据。
对于汉语史的描述，向先生还提出一个基本原则：说史务必通俗浅出，重在叙史而不做过多议论和不必要的修饰；对语言现象和规律的揭示，应实事求是，用丰富的材料和细致的分析阐明观点，也不故作高深；遇有不常用的术语应随浅出的解释，方便读者理解。先生的《简明汉语史》确实名副其实，体现他对叙史的“简明”观点。朴实的风格、简明的语言、丰富的史料，勾勒出汉语3000年发展的清晰轮廓。
从宏观上全面地研究汉语的发展史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它需要研究者全面掌握汉语史的各个分支和各时期的材料。在材料的收集、整理、分析过程中，要耗费研究者无数的时间和精力；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底和踏实稳重的学术作风是无法完成的。在几十年治学生涯中，向熹先生坚持把自己的研究和教学相结合，长期开设汉语史课程。他通过自己的研究编写讲义，开展课堂教学，又在教学中寻找不足、发现问题，再通过研究加以弥补，提高水准，不断地丰富其中的内容，使之日臻完善。《简明汉语史》是向熹先生“教学要与科研相结合”的理念的最好体现，代表向熹先生的最高学术水平。
二、诗经研究
把《诗经》作为汉语研究的素材，起始于汉语通史研究的前期准备。向熹先生说：“最初只是为了编写《简明汉语史》须要掌握上古汉语第一手资料，才去研究《诗经》。接触多一些，产生了兴趣，于是下决心写《诗经》语言研究方面的书。”他通过对《诗经》多年的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了五种关于《诗经》语言研究方面的论著。
l.《诗经词典》（198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初版，次年修订再版，1998年再次修订重版）。这是向熹先生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学术专著，也是我国第一部音义兼备的专书词典。该书“收录《诗经》里出现的单音词2826个作为字头，同时收录复音词近1000条、305篇的题解和有关《诗经》研究的术语300余条，总计1318条”（《诗经词典》后记）。修订本又把异体字独立列出，字头增加为3336个；另外，合并义项近500处，增补材料3000余条，还审订了每个字头的字音。书中义项解释准确、精炼、通俗，除名物解释外，一般采用古今对译的方式，注音则兼用汉语拼音和反切两种方式。在释义内容的选择上，向熹先生的原则是“首出己见，择要兼收”，每个字头下先列自己的解释，然后择要收录众说，用“一说”“又一说”的方式表明，意在把古今学者《诗经》训诂研究的精华都汇集在《诗经词典》里，以便读者参考。该书出版以来，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好评，成为阅读《诗经》必不可少的工具书，荣获1988年第二届王力语言学奖。近10多年来，向熹先生又对《诗经词典》再作修订，补充了材料1000余条。新版的《诗经词典》已于201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诗经语言研究》（198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本书是向熹先生在“《诗经》语言研究”选修课v义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为《诗经词典》的姊妹篇，是我国第一部研究专书语言的著述。全书共六章，分别介绍了前人研究《诗经》的概况，讨论了《诗经》的文字、音韵、词汇、句法、修辞和章法，对《诗经》中的语言现象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论述。夏传才先生在《二十世纪诗经学》中评论说：“该书是80年代《诗经》语言研究的总结性著作，既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经著者归纳分析、覃思精研，不但条理分明，而且理论上又有精进，可以说该书代表了《诗经》语言研究的时代水平。”[1]
3.《诗经古今音手册》（1988年南开大学出版社）。该书收集并注明了《诗经》所有单字的今音（汉语拼音）、反切、中古音和上古音，把每个字的字音从古到今贯穿起来，供读者阅读《诗经》和研究上古汉语音韵时参考使用。全书按拼音字母次序排列，不收录《诗经》里未出现的字音，书末附有《诗经》上古音分部和入韵字表。《诗经古今音手册》是一部研究《诗经》时期语音的专著，其中古今音的对照又为研究汉语语音的演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4.《诗经语文论集》（2002年四川民族出版社）。该书收录了向熹先生关于《诗经》研究的论文15篇。这些论文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诗经》语言研究的论文，分专题研讨了《诗经》语言的性质、歧义的分析、异文、通假、注音以及词汇、通韵和合韵等重要课题；其中有的是《诗经语言研究》没有涉及的问题，如“歧义的分析”，有的问题在《诗经语言研究》中讨论过，《论集》又进行更深入、详细的论述。另一类是关于前人研究《诗经》成果的研究论文，包括从汉代到清朝研究《诗经》的几个重要成果的研究述评。与《诗经词典》和《诗经语言研究》汇集前人的研究成果不同，《论集》主要阐述了向熹先生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5.《诗经译注》（200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本书原为1995年许嘉璐、梅季先生主编的《文白对照十三经》丛书中的一种，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单行本经刘晓翔先生设计封面，典雅质朴而富有创意，被选为“2009年中国最美的书”。2010年在德国莱比锡世界图书评比中，从634种参选图书中脱颖而出，获得“2010年世界最美图书”荣誉。《译注》每篇诗包括原诗、题解、今译、注释、韵读五部分。题解介绍诗的主题，力求简洁，主要立足文本自身内容。今译以直译为主，紧扣原文，化繁难为平易，采用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七言句式，并押大体相同的韵。注释简明扼要，择善而从，表明今译的依据，解释不易理解的古代名物词语，标明异文，为难字注音。韵读按照《诗经》时代的韵部标示该诗的韵脚和韵部。《诗经译注》是向熹先生多年研究《诗经》成果的集中体现，原文、题解、注释、韵读都是作者采集各版本和各家之长精校而成。
《诗经》是中国文学和语言方面的源头性文献，其中保存了大量治学不可或缺的宝贵材料。自古研究《诗经》的学者众多，先生对《诗经》的研究从语言方面切入，充分继承前辈在音韵、文字、训诂各个方面的成果，博览众说，综贯各家，择善而从，保留异见，并以词语为纲，编成《诗经词典》，为学界在《诗经》的深入研究方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为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其中，《诗经古今音手册》是这项研究的字音部分。因为技术原因，其出版稍后，但却是《诗经词典》的前期成果。整体来看，《诗经词典》是从语言的角度对《诗经》的微观研究，而《诗经语言研究》则是在微观调查的基础上，从宏观的角度把握《诗经》的语言特点，依托对《诗经》语料的穷尽性的考察，通过文字、音韵、词汇、句法、修辞和章法等多个方面展开专章分析，总结归纳《诗经》语言的主要特点，描写它的整体面貌。研究一种古代文献的用语，微观的观察与宏观的分析虽然角度不同，但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应该说，弄懂字词的意义有助于我们理解文献中的句子的篇章，了解句子和篇章内部的结构和逻辑关系，也有助于我们求得字词的确诂。
借助古代文献研究古代语言，包括编写古代的专书词典，在取材的时候，往往采取抽样的方式，即获得适当数量的语料之后就戛然而止了。这样做，可能忽略了一些不太引人注意的语言现象，但是，也可以借此回避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而采用穷尽描写的方式编写词典和考察各类语言的现象，使一种文献中所有的问题都突显出来，必须直接面对，无所逃遁。这样做当然增加了工作的难度，但是，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迎难而上，才更能推进研究的不断深入。
古代文i由于距离现代时间久远，古今汉语的差异，导致今人在阅读古代文献的时候，往往有一种可以意会却不能言传或似懂非懂的感觉。很多时候，读者大体看懂了文献中文句的意思，但是，未必理解文句中的每一个字，或未必理解句子的语法结构的词语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对文献的理解，存在着某种“猜”的成分，所谓的理解，最多是“八九不离十”，大概知道而已。向熹先生的功劳，正是将这“八九不离十”，转化成句句坐实，引导读者从“不求甚解”进入到“游刃有余”的自由境地。《诗经》是万古流传的文学经典，爱好者众多，历来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诗经》、解读《诗经》的人也很多。向熹先生运用自己对《诗经》语言的深度了解和掌握，译注《诗经》，深入浅出，要言不繁，字字落实，为《诗经》的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古代文献解读作出了表率。
三、辞书编纂及词汇学说
20世纪70年代后期向熹先生与张永言、杜仲陵、经本植、罗宪华、严廷德等教研室同仁共同编纂了《简明古汉语词典》。这是一部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学习古代汉语、阅读古籍参考的中型语文工具书。其从通行的古代文学作品中，搜集现代人不易理解的词8537条加以解释，从选词到释义，都充分考虑读者的需要，目的对象明确，针对性强，适用度高。这之中向熹先生撰写了大约五分之二的初稿。该词典于1986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先后重印十余次，畅销不衰，深受语文工作者欢迎，还于1999年出版修订本。1988年，本书获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20世纪80年代，向熹先生还主编了《古汉语知识辞典》。这是一部全面介绍古代汉语相关知识点的辞书，包括总论、词汇、语法、音韵、文字、训诂、诗词曲律、修辞、文体、重要的语文著作、重要的语文学家等11大类，共收条目1619条。向熹先生撰写了其中语音、词汇部分的一些条目。本书虽然不是专门研究，但它注重实用，系统介绍古代汉语研究的基础知识，方便备查，对于推广学术、引导后学，有很积极的意义。本书1988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再度出版修订本。
另外，从1987年开始，向熹先生倡导组织了几位青年后学展开《汉语称谓词典》的编写工作。该词典定位为历史词典，即为读者提供各个汉语称谓词比较完备的历史资料。词典从历史词汇研究的角度，广泛搜集汉语历代文献中出现的各类称谓词，搜集各称谓词的来源和历史变化等有关材料，为读者展示这些称谓词的历史面貌和演变过程。这项工作从汉语称谓词的历史调查入手，通过对历史文献中称谓词的广泛深入的调查，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经过10来年的努力，写成初稿。嗣后又几经修改删订，现在已经初步定稿，即将出版。
辞书编纂涉及面广、工作量大，要在辞书编写中体现研究性和学术性，更是难上加难。因此，若没有足够深厚的知识积淀和握有丰富的各类语料，辞书编写将寸步难行。向熹先生参与多部辞典的编纂工作，对编写辞典的难度是深有体会。他在许威汉主编《古汉语词诠》序中谈道：“要求词书编写者不仅有真才实学，而且要有非常严肃的治学态度”[2]。这也是向熹先生编写辞书的原则。
在从事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工作、撰写和编纂了不少著作和辞书的同时，向熹先生还在文字、音韵、词汇、语法、方言等方面写有大量论文，包括关于文字方面的如《〈古代汉语〉文字上的几个问题》《简化汉字大有必要》等；关于音韵方面的如《〈广韵〉入声韵同非入声韵中的重出字》等；关于词汇方面的如《阴阳五行观念和汉语词汇》《王力先生对汉语词汇研究的贡献》等；关于语法方面的如《〈水浒〉中的“把”字句、“将”字句和“被”字句》《略论训诂和语法的关系》《论〈马氏文通〉的句法研究》《古代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刍议》等；关于语言和文化的如《避讳与汉语》（一、二、三）等；关于方言的如《湖南双峰县方言》等。
结语
据向熹先生回忆，1957年末反右运动行将结束的时候，北大研究生举行了一次“交心运动”。当时年轻的他在会上坦陈了自己人生的目标，那就是“当教师，写10本书，发50篇论文”。毕业后50多年来，尽管遭遇了许多波折和坎坷，他一直没有放弃这个目标，勤勤恳恳地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这条道路上默默前行。作为导师，先生以身作则，对学生在思想和生活方面慈心相向，宽大包容，呵护有加；而在学术上鼓励学生积极主动的思考，放手支持学生科学探索，大胆开创，热情鼓励学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努力进取；同时严格要求，强调重事实、重材料，不轻率结论，不急于求成，踏踏实实，写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著述。
先生说，人要有自我定位，我的定位有两点，一、我是中国人，是农民出身，因此要做到三点：一要对得起祖宗，二要对得起祖国，三要对得起子孙；二、我是教师，作为一个大学教师，一要好好教书育人，二要做科研，我算不上是聪明人，也不会广泛交际，但只要尽自己的努力，在专业上争取做到更好，就满足了。先生常常说：“我们普通人，能够做到‘立言’，就算得上是做了有意义的事了。”他也希望他的学生后辈们能真正沉下心来，不要急于求成，而是踏踏实实，写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著述。
如果从1950年进入北京大学算起，向熹先生在语言学领域已经耕耘了60多个年头。这60多年的时间里，基于现代语言学思想和理论的汉语史研究，从当年的萌芽状态逐渐发展，形成了现在枝繁叶茂的繁荣局面。先生置身其中，力图创新，致力于汉语史的研究工作，并以梳理汉语通史、撰写全面系统的汉语史为己任。在汉语史研究这条主线指引下，先生首先把《诗经》作为上古汉语源头性的语料，展开全面的研究；进而将《诗经》的研究从上古汉语的语料的角度，扩展到全面研究《诗经》，编写《诗经词典》和《诗经译注》，以及组织和参与一系列词典的编写。先生在坚持学术研究的同时，面向社会，把精微深奥的专门研究与面向公众的社会需求相呼应；又在从事深入的专业研究的同时，努力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专业服务。先生是农民子弟，出身贫困，秉承前辈刻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在王力先师的指引下进入学术研究。他深受先师宏大学术视野的感染，在研究中不畏大、不惧全、不怕难，量力定制，认定目标，则心无旁顾，孜孜以求，终至于斯。
注释：
[1]夏传才：《二十世纪诗经学》，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页。
[2]许威汉：《古汉语词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初中历史知识汇编篇3
关键词：唐代；墓志；校释
1.
于君妻耶书墓志：“世子奉柩霄逝，泣血星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2）
按：“霄”字拓本作“”（《隋唐五代墓志汇编》西卷3/15），当为“宵”字之俗书，作“霄”于义无取。俗书“宀”旁、“雨”旁易讹混。“宵逝”一语，传世文献亦有用例，如潘岳《萤火赋》：“若飞焱之宵逝，彗似移星之云流。”陶潜《归去来兮辞》：“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皆可资比勘。《全唐文补遗》作“宵”（3/307），是也。
“奉柩霄逝，泣血星行”，是说志主之子孝顺至极，惊闻母亲去世的消息，扶柩连夜急行，赶回故乡治理丧事。
2.
于君妻耶书墓志：“色既华而遽落，德惟茂而先哀。”（《全唐文补遗》3/307）
按：“哀”字，拓本作“”，当为“衰”字之俗体，可参该志“哀”与“衰”的写法，绝不混同。“衰”字，《碑别字新编》引《魏三级浮屠颂》作“”，《敦煌俗字典》中“衰”或作“”，亦可以比勘。
“色既华而遽落，德惟茂而先衰”一句慨叹志主正值风华之年却不幸早亡，“落”、“衰”二字于文意密合。作“哀”者非是，《唐代墓志汇编续集》（3）正作“衰”。
3.
崔君妻库狄真相墓志：“一匡天下，驱驰缔构之初；六合枢揆，理财成之际。”（《全唐文补遗》4/289）
按：“”字，拓本作“”，单就拓本字形而言，确为“”字，然“理”不辞。此字当为“燮”字，“燮理”，意为“协和治理”。“”字为“燮”字之或体。《汉语大字典》引《五音集韵・叶韵》：“，俗燮。”《可洪音义》“燮”或作“”（749），是其例。《唐代墓志汇编》（2）正作“燮”。
“一匡天下，驱驰缔构之初；六合枢揆，理财成之际。”追述了志主之先祖对王朝有开创缔造之功绩，意在说明志主家族兴盛、身世显赫。
4.
苏永安墓志：“式遏先道，巡禁兵。”（《全唐文补遗》3/308）
按：“”字，拓本作“”，当为“徼”字之俗书，“徼巡”，谓“巡查”，正合文意。俗书“亻”旁、“彳”旁相乱无别，如徐彪墓志“相与提衡”之“衡”作“”（《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88/9），王安墓志“其先太原汉司徒允之后”之“徒”作“”（《千唐志斋藏志》1/20/2），皆可以比勘。《新中国出土墓志》正作“徼”。
5.
杨敏墓志：“太尉以清秀夷雅，戒此四知；太常以仁恕谦，兹三惑。”（《唐代墓志汇编》12）
按：“谦”后缺字，《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72）所收拓本作“”，为“冲”字；“兹”前所缺之字，各拓本皆残泐严重，《全唐文补遗》亦以“”代之，未识。《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所收拓本此字左半较为清晰，当为“忄”旁，据文意，此字似为“慎”字。《说文解字》：“慎，谨也，从心、真声。”联系上文“戒此四知”之“戒”，《说文解字》：“戒，警也，从廾持戈以戒不虞”，《广韵・怪韵》：“戒，慎也”。“戒”、“慎”二字同义对举，文意密合。传世文献亦有相似用例。如《隋书・韦世康传》：“志除三惑，心慎四知。”即其例。《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作“静”（1/73），非是。
6.
杨敏墓志：“维君之生，独茂英，质标寒秀，文丽春荣。”（《唐代墓志汇编》12）
按：“茂”字下面所缺之字，《全唐文补遗》亦未识。此字拓本作“”（《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2/7），当为“翘”字。“翘英”，《汉语大词典》释义为“1、美丽的尾羽”、“2、香醇的茶叶”，于此均于义无取。季忠平《中古汉语语典词研究》第七章第四节指出：“词典编纂时要注意语典词义的历时演变。”《汉语大词典》“翘英”条释义未确，盖源于此。“翘”字有“特出”之义。唐韦希颜《举人坐地判对》：“举善进贤，英翘是务。”是其例。此处“翘英”与“英翘”，词义相近，据此可补《汉语大词典》释义，应为“优秀的人才，杰出的人才”之义。
此句是说志主学识甚高，“质标寒秀，文丽春荣”，超越了其他的翘楚和英豪。
7.
杨敏墓志：“小山丛蔚，雁池清，飞陪轩，长筵置醴。”（《唐代墓志汇编》12）
按：“飞”下缺字，《全唐文补遗》亦未识，此字拓本作“”（《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72），当为“盖”字。“飞盖”，高高的车篷，借指车。陆机《挽歌诗》：“素骖伫轩，玄驷骛飞盖。”《陈书・徐陵传》：“高轩继路，飞盖相随。”皆其例。
8.
杨敏墓志：“展便烦，酬庸晖，伐叛芒洛，粮漕攸司。”（《唐汇》12）
按：“晖”字后缺字，《全唐文补遗》亦未识，此字拓本作“”（《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72），当为“赫”字。梁春胜《楷书部件演变研究》指出：“借笔是古今文字中都存在的现象，亦是字形简化的途径之一。”唐宋行墓志“家风赫弈”之“赫”作“”，亦其例。“晖赫”一词，《汉语大词典》失收，为“光辉盛大，兴盛显耀”之义。传世文献亦有用例，释道宣《续高僧传》卷四：“相去约指二万余里，每夜南望，见彼国中佛牙塔上宝珠光明，腾焰晖赫，见于天际。”是其例。
参考文献：
[1]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陈长安.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3]吴钢.全唐文补遗（第三辑）[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4]黄征.敦煌俗字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5]吴钢.全唐文补遗（第四辑）[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初中历史知识汇编篇4
笔者在研究“孤岛”时期的《文汇报》时，读到了不少报刊的发刊广告，发现这些发刊广告具有很高的新闻史料价值，利用这些广告我们可以重新认识那些散失无存、缺乏有效记载的报刊。为此，笔者就《大英夜报》等7种报刊的创刊，运用发刊广告的史料做个探讨。
“孤岛”时期《文汇报》上的发刊广告
1938年1月25日诞生于“孤岛”的《文汇报》，坚持民族正义和抗日立场，积极传播于我有利的抗战信息，受到“孤岛”人民的积极欢迎和热情拥护。有读者就有事业，《文汇报》迅速发展。不到半年，其篇幅即从创刊时的对开一大张逐步扩展至对开四大张；其发行则增加到6万份，超过了接受日伪检查的《新闻报》，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同时，其广告也飞速增加。半年内，其广告篇幅从创刊初的不足一版，持续增加到九版甚至近十版；其广告篇幅占报纸版面的比例，也从创刊初的20％左右很快增加至60％。在赢得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不仅如此，《文汇报》也获得了同业的尊重和积极支持，这从其刊登的大量报刊的发刊广告即可得到证明。
据笔者初步统计，从1938年2月15日刊登《上海人》周报出版消息开始，至1939年5月18日被迫终刊时，共有75家报纸杂志在《文汇报》刊登广告二百三十余条（不包括《文汇报》、《文汇周刊》、《文汇晚刊》、《文汇年刊》的六十余条广告）。平均每家3条，平均两天即有一条。刊登较多的如《自修》17条，《青年周刊》17条，《孤岛》13条，《上海妇女》10条。笔者分析这些广告发现，在《文汇报》刊登广告的大多是坚持抗日立场或有抗日倾向的报刊，其中有中共领导和支持的抗日报刊《每日译报》、《译报周刊》、《华美》周刊、《上海妇女》和《上海人报》等数种，其他抗日报刊更有《孤岛》、《自修》、《新语》、《大美画报》、《杂志》、《自学》旬刊、《读物》、《中国画报》、《良友》、《大地》旬刊、《涛声》、《大英夜报》、《导报》、《国际日报》、《中美日报》、《大美晚报》、《循环报》和《申报》（挂洋商招牌的）等二十余种。另外，这一时期，上海“孤岛”出现的一批专载地方新闻并以地方命名的小报，如《锡报》、《苏州公报》等，也在《文汇报》上刊登过广告。
这些报刊在《文汇报》上刊登的广告都是其创刊、复刊或出版消息，信息量丰富。由于当时环境制约，加之年代久远，相当部分报刊至今已无保存，我们对它们的认识和研究也就只能借助于报人的回忆、幸存刊物留存的相关信息。故《文汇报》刊登的这些发刊广告，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保存了比较翔实可靠的史料，可帮我们还一些报刊本来的历史面目。
三则广告证实《大英夜报》创刊日
《大英夜报》是上海“孤岛”时期以抗日宣传为主旨的重要“洋旗报”之一，由英商中华大学图书公司发行。进步作家王统照、秦瘦鸥都曾任该报副刊《七月》的编辑，并在上面发表不少进步作品。该报作者阵营强大，经常为之撰稿的有郁达夫等人，对读者影响很大。关于该报的创刊日期，《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和《上海新闻史（1850－1949）》都认为是“1938年7月1日”，另有研究文章也执此说。但是，笔者在“孤岛”时期《文汇报》上发现的三则《大英夜报》的创刊广告，明确表明《大英夜报》是“1938年7月4日”创刊，而非7月1日。
第一则广告，刊登在1938年6月30日的《文汇报》头版左上角，整则广告加边框成独立整体。广告中创刊日期“大英夜报七月一日创刊”的信息非常醒目。如果单看这则广告，自然会认为7月1日是《大英夜报》的创刊日，但到这一天报纸并未刊出，这在第二则广告里有具体说明。
第二则广告，刊登于1938年7月1日的《文汇报》头版右下角的位置，亦以边框框出成独立整体。其左为报纸展期出版的启事信息，“本公司为‘报道精确新闻，主持公正言论’，出版《大英夜报》一种，原定本日开始发行，惟自广告露布后，蒙各界爱护，纷纷订阅，报贩认销，尤特踊跃，一日间即超出预定每日可以印刷之数量以外，本公司为期维持‘消息灵通’‘印刷精美’之两大原则起见，一面迅速添置机件，增雇工人，一面不得不暂将出版日期展缓，俟布置妥善后，再行决定创刊日期，希各界谅鉴英商中华大学图书公司谨启”。由该广告我们知道，由于订销数超出预定，而印刷能力（设备和人员）不能达到要求，报纸只好展期出版，但具体出版日期并未确定。
等到7月4日，报纸才又在当日的《文汇报》头版左上角登出创刊广告。“大英夜报今夜出版”八个字以特大号字竖排置右，非常醒目。读完这则广告，我们才确知《大英夜报》是“7月4日”创刊的。
另外，笔者发现，《上海新闻志》第一编第二章第三节“晚报”中说到，“《大英夜报》中文版于民国27年（1938年）7月4日创刊”，更证实了此说。
确定《循环报》、《华美》、《中国画报》、《良友》的创、复刊日
《循环报》、《华美》、《中国画报》、《良友》都是在上海“孤岛”时期创刊或复刊的抗日刊物，《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上海新闻史》（1850－1949）或详或略都有介绍或提及，但对于它们的创刊、复刊日期却未能明确确定。为补此憾，笔者特依这些刊物当年在《文汇报》上刊登的广告信息，予以一一确证。
《循环报》《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的介绍较简略，只说是1938年7月在上海“孤岛”创刊，由中英出版公司发行，人耿嘉基主持。《上海新闻史（1850－1949）》的介绍稍详，但却将其名字弄成了“《循环日报》”，说其创刊日是“1938年7月23日”。而根据该报1938年7月23日在《文汇报》刊登的创刊广告，我们知道，其报名是《循环报》，创刊日期为“7月24日”。我们来看这则广告，该广告刊于7月23日《文汇报》的头版左上，以黑边线框成长条形。广告首先突出的是报名“循环报”，其次是“明日出版”，即7月24日出版。
《华美》周刊《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上海新闻史（1850－1949）》、《上海“孤岛”时期抗日报刊述评》，都引用《译报周刊》第1卷第12、13期合刊（1939.1.1）所载杨真的《一年来的上海出版界》的说法，说《华美》周刊创刊于“1938年4月”，由美商密尔士挂名的华美出版公司发行。《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所说亦同于此。或许是为材料所限，他们都没有具体说明《华美》周刊是哪天创刊的。其实，根据《华美》周刊登在《文汇报》上的广告，我们可确切知道，《华美》周刊是“1938年4月23日”创刊的。该广告刊登于1938年4月23日《文汇报》的第二版右上，占八分之一版的篇幅，非常醒目。“今日出版”以大号字置刊名下，再下是“创刊号要目”，要目有密尔士的《发刊词》和17篇文章。
《中国画报》相关新闻著作对《中国画报》略于介绍，或只是提及其名，惟《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介绍稍详。关于该刊的创刊日期，“编年史”说得很模糊，说是1938年“3月或4月”在上海创刊。但笔者根据该刊登在《文汇报》上的两则广告，推知应是“1938年3月1日”创刊。其中一则广告刊登在1938年5月16日的《文汇报》第三版左上，是由中国图书杂志公司集纳数刊刊登广告，广告地位不太醒目。刊登的是其第六期（为“八路军特辑”）的广告，广告中注明“预定全年二十四册”、“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根据这则广告刊登的时间为“5月16日”、期号是“第六期”、出版日期是“每月一日和十五日”则可推知：该刊是半月刊，创刊号当在3月1日出版。
《良友》1926年2月15日创刊于上海，月刊，抗战爆发后一度迁往香港出版，1939年由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在上海复刊。关于其复刊时间，《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亦是概而言之，说是“2月”。其实，《良友》复刊时在《文汇报》上刊登了广告，其创刊时间显示得很清楚。该广告刊登于1939年2月14日的《文汇报》头版上半版，占了半个版面。顶上横书“中国历史最久销路最大之图书杂志今日复刊出版”，中间刊名“良友”二字占去整条广告的大半版面，非常醒目。另外，笔者查阅资料时发现，除了《文汇报》，《良友》还在同一天即1939年2月14日的《申报》第三版刊登过复刊广告，特别强调“即日起复刊，嗣后每逢十五日出书”，说明《良友》是在1939年2月14日复刊的。
勘误《上海妇女》、《大美画报》的创刊日
《上海妇女》和《大美画报》都是上海“孤岛”时期较重要的抗日刊物，尤其是《上海妇女》，其影响更突出、地位也更重要。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们对两刊的认识仍存差池，为此笔者特依一手资料对其创刊情况予以勘误。
《上海妇女》《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说，《上海妇女》半月刊“4月20日”创刊。其实，该刊并非4月20日出版，而是4月22日出版。我们可以在其《文汇报》刊登的创刊广告中得到解答。该广告刊登于1938年4月22日《文汇报》的第八版右中，刊名“上海妇女”“创刊号已于今日出版”。之后，《上海妇女》又在《文汇报》上刊登了9次广告，最后一次为1939年3月15日，每次广告都介绍期数和要目，而且从后面的几则广告可以看出自第三期开始，出版日期基本固定在每月的5号和20号，一月两期。
《大美画报》《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说，《大美画报》是“1938年5月”在上海创刊。其说不确，应该是“4月30日”。我们来看1938年4月30日《文汇报》第四版刊登的《大美画报》创刊号广告，该广告刊在版面的右下角，中有“第一期今日出版每册一角半”字样。这就说明，《大美画报》是4月30日创刊的。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一、发刊广告的可信度高，尤其是与相应报刊同时刊布的广告，在报刊史研究中可直接利用；二、与相应报刊同时刊布的广告相比，预告性广告还含有不确定性。因为有个别报刊，由于某种限制，未能在预定时间如期出版（譬如《大英夜报》1938年6月30日登在《文汇报》上的广告便是如此）。所以，我们在利用预告性广告时，还要关注其预定出版时间前后，是否有变更信息，或依别的资料加以佐证。当然，这只是笔者对发刊广告认识和运用于研究的初步探讨，其史料价值和适用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和拓
展。
（作者系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注释：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第1391、1392、1386、1384、1411、1386、138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第846、846、84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黄瑚：《上海“孤岛”时期抗日报刊述评》，见《新闻研究资料》第39辑第101页、第1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初中历史知识汇编篇5
【关键词】档案；史志；关系
我参加工作后，一直从事本单位的档案工作，平时将文件和一些图纸资料归档、整理，觉得这样的工作平淡无奇，有时觉得还挺枯燥的，但随着工作阅历的增长，特别是经过档案工作业务不断培训后，增强了档案意识，认识到档案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是重要的信息资源，是各项事业发展的珍贵资料。就档案与史志关系来看，两者紧密结合，密不可分，笔者就略谈一点这方面的认识。
一、档案与史志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
“档案”一词最早出现在清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一年)，它的原始涵义指仓库财务类的登记薄，它具有重要的记录和查考作用。“档案”一词由明洪武年间的“文档”演变而来，历时240多年，它是明、清两个封建王朝负责财政的户部进行财物管理的凭据重要手段，明、清两代的封建君主为了严密控制国家财政，防止财物流失、被侵吞，故高度重视档案工作，对户部官吏“不记文档”或“不记档案”的行为均予以严厉的处罚。
在我国古代档案与史志结合得十分紧密，档案是我国古代历史学家成书的重要原始材料。我国自殷商时期，就有了档案管理，据考古发现我国殷代已有甲骨文档案，这类甲骨文档案由从事占卜、祭祀和文字记录的“巫”和“史”负责保管、整理，甲骨档案集中保管在殷王朝的宗庙内。这些甲骨档案是我们今天了解殷代政治、文化、经济的重要史料，及至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出现了《国语》、《左传》、《战国策》等几部重要的史书，这几部史书是我们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史料。《左传》一书取材于各诸侯国的史官记录的档案材料，由左丘明编纂成书，它是一部春秋时期的编年体史书。《战国策》一书是一部关于战国时代纵横家游说和权变故事的记编。也有一些战国史事的记载，分国编辑而成，是战国时代最基本的史料，它同样是由战国七雄的史官记录的档案材料汇编而成。《国语》一书顾名思义为一国别体之史书，偏重于记述言论。书中所记之言论从何而来，皆取材于各诸侯国史官之记述也。汉代时，宫廷中出现了专门记录皇帝日常生活的专职人员，这些专职人员将记录材料整理、保存，最后修建成册，名曰《起居注》，然后将《起居注》放于皇宫内水久保存，以供后人查阅。而这一时期战书的《史记》则是由太史令司马迁完成，《史记》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书中以秦朝和西汉初期七十年的记载尤其精辟，究其原因有二：其一司马迁是当代人言当代事，书中所言之事皆凿凿可信，其二司马迁身为太史令，有机会接触大量的文献典籍，他通过搜集整理秦朝和汉初的档案材料，终于完成了这部被后人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书。唐代时，修编实录开始形成制度，以后历代王朝沿袭，遂成定制。实录是记录封建王朝的政治决策以及重大诏令的书籍，它取材于原始档案，这些档案多为皇帝的诏令、上渝．大臣的奏折等，实录是我们了解唐朝至清朝封建王朝情况的重要史料。明、清两代的实录―般保存于翰林院或秘书院内，明、清两代的翰林院已具备了档案馆的某些功能。民国初期，西学渐进我国始有档案馆，档案学与历史学分为两个不同的学科。
二、史志与档案是必然的结合
由于我国从事档案工作的人多为史官和历史学家者，如汉代的司马迁、班彪、班固父子等，因此我国的档案和史志结合紧密，互补性很大。唐代的刘知几曾说：“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这里所说的“简”就是档案，他认为作史书要经过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史料的收集，以收集档案为主，第二个步骤就是史书的撰述。
通过了解我国档案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档案是历史学家成书的主要原始材料，它是会说话的历史素材，档案与史志联系十分紧密，了解了这一特性，对我们同样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第一，通过阅读这些档案，我们可以了解某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状况。中央电视台播出《雍正王朝》的电视连续剧后，人们都觉得十分深刻、真实，让观众能有这种感受，除了导演和演员两方面的因素外，更得益于剧本的真实性，该剧本作者除了阅读大量史书外，还查阅了大量清代档案，特别是康熙、雍正两朝的档案，因此作者能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如实地还原出来，给人以十分真实的感受。第二，查阅、收集、整理档案材料，仍是当代历史学者成书的重要途径，历史学者通过收集、整理相关档案材料，可将某一时期的某一种事件重新展示在人们跟前，让人们了解事件的真相。
史志工作与档案工作结合起来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历史的经验。清代著名史学家、方志学家章学诚一生致力于修志工作，他总结了以往的修志经验，在实践中又亲身体验到修志与档案的重要关系，积极主张州县设立“志科”与州县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房平行，收集整理，保存档案资料，以备修志之用。他的这一主张就是要把修志工作与档案工作结合起来。有了组织机构，保存了大量的档案史料，就比较容易编纂志书了。他还改革和创新了志书的体例，主张方志应由“志”、“掌故”和“文徵”三大部分组成，“掌故”即档案汇编，记录官府的档案文件，这就从方志人体例和内容上，说明了方志与档案的结合是有历史渊源的。
三、修志工作与档案工作应紧密地结合起来
档案是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的主体，是在特定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是原始的历史记录，但并非所有的活动记录都能成为档案，它必须具有查考与利用价值的，而作为方志，并不是仅仅把资料汇编起来，因为这只能是属资料汇编，决不是志书，档案是未经加工的历史材料，只有将档案和史志结合起来，才能对档案资料进行综合利用与开发。
档案资料集中保管在各级档案馆中，方志编纂与档案部门结合起来，对于查找利用档案资料，也会带来极为有利的条件，还可以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提高质量和效率，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初中历史知识汇编篇6
关键词：历史学科；人教版；历史；沪教版；历史与社会；比较
2007年，苏州地区的历史教材有了一次较大的变动，从原来沪教版的《历史与社会》改为人教版的《历史》。2009年6月，最后一批使用沪教版《历史与社会》的学生中考结束，这也标志着沪教版向人教版过渡工作的基本完成。然而，从深层次而言，如何真正通过教材的转变实现教学的转变，如何深刻领悟新教材体系下教育教学的全新思路，这依然是苏州地区广大历史教师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而笔者也试图通过对这两套教材的剖析对比，去寻求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一、人教版淡化农民起义
沪教版中的农民起义内容涉及较多，一方面，教材专门编排了《农民起义》的章节，详细介绍了陈胜、吴广起义、宋江农民军起义和李自成起义；另一方面，教材在通史篇目中也提到了很多农民起义，比如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等等。而人教版对此不仅没有设置篇章，而且也并未提及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之类。另外，沪教版用了整整两页篇幅介绍我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中既有“读与思”，又有“知识窗”，还附有四幅插图和一幅地图；而人教版仅用了不到一页篇幅，并只附有一张照片。
虽然从整体而言，人教版的篇幅要远远比沪教版更为详尽和完整，然而它却省去了大量农民起义的内容，可见人教版对于农民起义的内容是相当淡化的。而这也似乎告诉我们，在教学中关于农民起义的问题可以隐去或者是一笔带过，不必深挖细究。当然这不等于说农民起义不重要，相反，关于农民起义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而人教版之所以要淡化农民起义，笔者认为这是符合初中历史教学实际情况的，因为农民起义的内容对于初中学生来说太难了，它往往同时涉及到宗教思想的文化内容和土地制度的经济内容，而这两项内容恰恰是历史教学中最难理解的部分，如果学生对这些内容理解不清，就很容易把农民起义看作是打打杀杀的简单的造反行为，而这对学生形成科学、全面的历史观是不利的。所以，人教版的这种从实际出发的现实思路是很有指导意义的，这将避免我们初中教学过渡纠缠于农民起义，而给学生带来不必要的困惑。
二、人教版突出民族融合
沪教版中，民族融合的内容仅为一课，即八年级上册《和同为一家》，其中涵盖的篇幅十分有限。而综观人教版，几乎全部都是以民族融合的线索进行编排的。中华民族在秦汉时期基本形成，自秦汉《统一国家的建立》这一单元之后，整个中国古代史人教版一共编排了四个单元，而这四个单元中却有三个单元都是以民族融合为标题的，而另外一个单元《繁荣与开放的社会》，虽然看似与民族融合扯不上什么关系，但在这一单元中却也编排了相应的内容：一课叫做《和同为一家》，与沪教版的同名；还有一课是活动课《历史短剧――文成公主入藏》，而这是民族融合的重点内容之一。由此可见，沪教版的民族融合是蜻蜓点水，而人教版的民族融合是浓墨重彩。而在历史教学中，强调民族融合，不仅是符合我们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庭的基本国情的，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手段。古为今用，我们学习历史就是为了更好的认识今天，人教版的编排是在有意引导这样一种趋势，我们不编造历史，但我们要认清历史，要让我们的学生真正了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当然也了解我们自己。
三、人教版强化课后评价
沪教版没有编排课后练习，只是在课文中穿插了一些“读与思”和“活动区”，而这些内容相对都比较开放，不太适合进行标准化考试，比如九年级全一册第93页的“读与思”提到：“归纳一下，发明家成功的‘诀窍’是什么？”，而这个问题基本上是脱离历史学科的，无法正确地评价学生的历史知识。再如第67页的“活动区”要求学唱法国国歌《马赛曲》，并将《马赛曲》的歌词与《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进行比较，而这在实际教学中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别说学生，即使是老师也很少有人能具备如此高的法语功底。而人教版的课后评价编排则更为全面，除了一些“动脑筋”之类的开放性内容，也设计了“练一练”这样的常规练习。虽然我们说教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考试，但考试毕竟是现阶段反映学生学习情况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在教学实践中，探究性学习和常规的基础练习应相互结合，不能一味地追求开放式模式，而忽视了历史学科的基础知识。并且，做好常规的基础练习是进行探究性学习的保障，所以，适当地进行一些基础性的课后评价，对提高学生的历史功底是大有帮助的。
四、人教版提高双语要求
沪教版和人教版都比较注重历史的双语教学，但两者的程度明显有所不同。沪教版基本只是列举一些专有名词，并且其中语种还不统一，比如九年级全一册第70页“Kopernik”是波兰语，第85页“Bismark”是德语，这些不同的语种反而会给学生的双语学习造成一定的混乱。而人教版相对比较严谨，所编排的双语内容严格是指中英双语，并且在教材最后专门附有《重要词汇中英文对照表》。另外，在人教版的课文中，一些与历史有关的语言典故，教材也一一列举，比如九年级上册第10页的“aneyeforaneyeandatoothforatooth.”还有第39页的“wheninRome，doastheRomansdo.”等等。当然，人教版不仅在双语内容上多于沪教版，在双语难度上也远远高于沪教版，比如九年级上册第112页的“动脑筋”，教材给出一张全英文的1769年拍卖黑奴的广告，要求学生读懂广告上的内容，而其中“cargo”、“negroes”等单词对于初中学生来说并非是常用词汇，这进一步体现了人教版对于双语教学的高要求和高标准。所以，进一步加强历史学科的双语教学，将是未来历史教学的必然。而历史双语教学也不再仅仅局限于了解几个专有名词，它更要求我们通过一些原汁原味的英文史料来更加真实和深刻地接触和学习历史，这应该是世界史教学的一个发展趋势，同时也是我们广大一线教师努力的方向。
时代在进步，教材在更新，我们的教学也应该紧跟节拍，与时俱进。沪教版向人教版的过渡，实际上暗含了某种教学理念的转变，我们应该深刻领悟其中的意义，在教学中及时纠正方向，提高要求，不断进取，让历史教学生机无限，魅力永存。
【参考文献】
［1］国家基础教育《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一)研制组.历史与社会(八年级上册)(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003
［3］国家基础教育《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一）研制组.历史与社会(九年级全一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七年级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2001.
初中历史知识汇编篇7
俞为民、孙蓉蓉编,黄山书社,2009
近年由黄山书社出版俞为民、孙蓉蓉编纂的《历代曲话汇编》,自1991年启动编纂,至2001年完成。自2005年出版第一集起,至2009年出齐,全编15集,洋洋700万字。卷帙浩瀚,囊括了有关古典戏曲理论的著述,自唐宋至近代,前后跨越了12个世纪,将我国在世界戏剧史上独树一帜的、极其丰富的有关戏曲艺术与文学的民族戏剧的理论建树,汇编成巨帙出版。这是出版界与学术界的一件大事。
诗、词、曲是我国古典文学的三种重要的韵文文体,是我国古代文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古籍整理工作中,出版的历代“诗话”、“词话”有很多种,也有丛编类的巨帙,而曲话的整理编辑,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有1959年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种,限于当时的条件,收录的数量少,且选本与校订也有失误之处,已不能适应研究的需要。编纂与出版《历代曲话汇编》,不仅填补了仅有诗话、词话汇编而无曲话汇编的空缺,而且具有较大的学术意义。
俞为民、孙蓉蓉编纂的《历代曲话汇编》,具有着三大优点。
一、文献编列凸显史论的纲要
在《历代曲话汇编》的“总前言”中,编者从总体上把握了古典戏曲理论从萌芽到成熟、从发展到终结的漫长的历史发展历程,分为九个时期,并提挈了每个时期的理论研究的特点。一、先秦至唐代为萌芽时期,记录与研究了组成戏曲的各种艺术因素(尤其是乐舞与词曲)在自身发展的同时,逐步趋于相互融合与综合。二、宋代为雏形时期,各种技艺的综合形成了宋杂剧,宋杂剧的艺术因素及其体制形式、角色分工、剧目内容、演出方式等成为记录与研究对象。三、元代至明初为成熟时期,元杂剧的兴盛与繁荣,促进了理论研究的发展与成熟,作家与剧目、艺伶与演技、曲韵与曲谱,都出现了标志性的著作,奠定了戏曲理论研究的基础课题。四、明代嘉靖、隆庆年间为发展时期,昆山腔的改革和戏曲创作的活跃,戏曲理论研究得到了新的发展。论著增多,观点鲜明,理论成分增强,各家对基本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形成热点争论。五、明代万历年间为繁荣时期,戏曲作家与作品大量涌现,南戏四大声腔的演出出现了竞争的局面,戏曲理论的研究承接前一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各家不同观点的争论更趋热烈。研究范围的拓展、讨论的深入,丰富了戏曲理论的内涵。六、晚明为深入时期,对于前一时期所讨论的问题,曲论家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所论都较为公允与深入,出现了有关曲品、音律、曲谱等专题性的戏曲研究新著。七、清初为集成时期,古典戏曲在文学与艺术上已臻完善,无论创作还是表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系统总结和完善戏曲理论提供了条件。李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践,对戏曲创作和戏曲表演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金圣叹在戏曲创作批评中,对结构、人物、语言的创作理论与技巧作了精深的论述。二者皆初具了戏曲理论体系的构架。八、清代中叶后为转折时期,所谓转折表现在雅部向花部转移,剧本创作向舞台表演转移。戏曲理论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即对花部戏曲的兴起、流传及其演出作了记录与论述,无论花部或雅部的戏曲表演艺术均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出现了一系列的专著,在论述表演艺术之中也丰富了戏曲导演理论。九、近代为总结时期,既有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总结,又有西方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的引进,戏曲研究呈现新与旧、传统与改良的交替迭现的特征。
在《历代曲话汇编》中,则按历史分期习惯编为唐宋元编1集、明代编3集、清代编8集、近代编3集,但是各编戏曲论著连贯的线索,仍以上述的九个时期顺序年代而编录。这样的编录,不仅历史发展的脉络清晰,而且每个时期以重要论著为纲、以热点争论为要,使读者能够前后比照、上下求索,对古典戏曲理论及其观念的继承、发展与变化,既有理论上的收获,又有史的发展的印象。从整体上看,不失为本编的先进之处。
二、文献搜集完备而系统
古典曲论,历代都有编集。1959年编辑出版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10册收论著48种,成为曲学研究者的必备资料。但半个世纪以来,随着曲学研究的深入,不断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戏曲文献资料,该集子在搜集、校勘等问题上依然存在着较大的问题,亟须重新编纂一部完备而系统的曲学理论集成大全的丛书。
《历代曲话汇编》是一部完备而系统的古典戏曲理论著述的巨帙。编者以“曲话”来涵盖所收的古典戏曲的著作与论述,是从广义上来解释的。所谓“话”者,意为“纵笔漫书”之类的笔谈,也可以是自成理论体系的论述;“曲话”是与“诗话”、“词话”相对的古代文论的一种文体,从总体上来说,古典戏曲的著作与论述大体上多具有“曲话”的文体特征。《历代曲话汇编》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借鉴和吸收了前人的编纂成果和方法,以求完备而系统作了新的开拓。全帙从戏曲形成时期的唐宋到戏曲转型时期的近代,收录了252位曲论家的300多种曲话,不仅数量多,而且系统齐全,除戏曲理论专著外,还包括评点、序跋、题词,尺牍、诗词曲等多种形式的曲话,各时期主要的古典戏曲论著及研究者常用的文献皆已收列。如李贽、沈Z、汤显祖、潘之恒、冯梦龙、金圣叹、毛声山等戏曲理论史上著名曲论家的曲话论述皆已收录,近代是旧曲学与新曲学的转型时期,一些有代表性的戏曲论著也予以收录。另外还收编了南北曲两种重要的曲谱与曲韵。曲谱与曲韵也是古典曲论的一种重要形式,所收的北曲《太和正音谱》和南曲《九宫正始》,不仅订有谱例,而且也包括了订谱者对戏曲史论的重要阐述,以及保存了散佚作品的许多佚曲资料,极有史料价值;所收的《中原音韵》为北曲韵书,《韵学骊珠》为南北曲兼融的韵书,其中也包含编订者对曲学基本问题和曲韵学的理论解说。曲目著作除收编了元明清相关著作外,还收编了清康熙年编成的《曲海总目提要》,可谓洋洋大观。编纂者还收录了一些新发现的戏曲论著。
三、文献审订严谨而精良
《历代曲话汇编》的重要贡献,还在于选本精良和校订严谨,以对学术极端负责的精神,精心选本,精心校订。所收曲话版本,一般采用原刻或经前人校订过的善本为底本,重要异文则出校,原本有错字、别字、避讳字予以改正并在校文中作说明。这些原则性的问题,应该说是一般的校勘常识,但是局限于原刻和善本难得、传抄传刻良莠不齐,或曲律知识的缺失,致使过去的编辑本难免多有失误之处,为忠实于原著原意,避免不必要的误读误解,俞、孙二君尽心尽力在编纂中予以匡正,为学界提供可以信用的校订本。
《历代曲话汇编》中收录的论著凡有不同版本者,则选善本为底本,如《录鬼簿》采用明天一阁钞本为底本(《集成》采用清曹楝亭刻本),《青楼集》采用周妙中先生新发现的清赵魏抄校本为底本(《集成》以明抄《说集》本为底本),《南词引正》采用新发现的《真迹日录贰集》所收的原文为底本(《集成》以《吴Q萃雅》所收本为底本),等等。
初中历史知识汇编篇8
1、学生状况分析：
本学期本人教授高一5、6两个班，学生的基础较好，认知能力强。总体来说，作为高一新生，对于历史的学习还停留在初中阶段的认识水平。
2、教材简析：
高中历史必修一以古今中外政治文明历程为主题，着重反映了人类社会政治领域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分九个单元，30课进行阐述。教材的编写采取中外合编的专题史体例，每个单元集中探究一个比较宏观的历史问题。每个单元分为若干课，每课涉及一个比较具体的历史问题。对于专题史的学习，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知识积累，才能高屋建瓴。
二、教学目的及任务：
按照课程标准的要求，通过对历史必修课的学习探究，除理解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外，还要重视对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要让学生学会从不同角度全面分析历史进程，正确认识历史发展过程中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辩证地认识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内在联系。同时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教学质量目标：
在期中考试中，争取学生的合格率为90%，优秀率为25%在期末考试中，争取学生的合格率为95%，优秀率为30%四、重点工作：
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学习方法，养成学习习惯，夯实知识基础，稳步提高学习成绩五、具体措施：
1、做好初高中衔接，放慢讲课速度，让学生学会高中历史的基本学习方法。
2、在具体教学过程中纲化教学，使学生明确学习内容，有的放矢。
3、抓好课堂效率，扩大提问范围，关注每一位学生，观察学生上课状态。上课力求精干、实在。上课要求每个人在教材上做好笔记，课后进行知识整理，4、因材施教。
初中历史知识汇编篇9
关键词：欧洲近代词典史词典学文化遗产建构
一
孔子聃（JohnConsidine）[1]的专著《近代初期的欧洲词典：词典学及文化遗产的建构》（以下简称《欧洲词典》）追溯并勾勒了16世纪初期至17世纪中期的拉丁语、希腊语等古典语言词典传统，以及欧洲民族独立后日渐兴起的日耳曼语族中的德语、英语、斯堪的纳维亚语等欧洲地方语言（Vernacular）词典传统。欧洲词典史的新世纪发生在欧洲的“近代初期”（earlymoderneurope）。多数学者认同的欧洲“近代初期”基本上指15世纪末中世纪结束后至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及英国工业革命前这一段时期。此间欧洲发生了诸如文艺复兴、大航海地理大发现、古登堡印刷技术革命、宗教改革运动等一系列影响到欧洲文明进程的重大事件。在同一时期，欧洲各国语言不再是拉丁语的附庸，而是转身成为各民族新兴的通用语言。
孔子聃的立意不在技术性地分析或再现欧洲近代早期的词典史对中世纪词典的继承关系，而在侧重分析近代早期词典的编纂理念及强调词典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作者从词典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角度考察欧洲近代早期词典，揭示它们如何传承基因关系，同时剖析词典学与文化遗产的建构。由于其间穿插了诸多文化遗产的建构者――词典编纂者的趣闻轶事，因而既展现了这些作者的突出个性及其在词典编纂和出版方面的作为，又与学术性极高的内容呼应。这样一部立体、深入地研究近代初期的欧洲词典史著作，出版后在国际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二
鉴于国内学界鲜有人知道这本新书，本文将重点介绍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
该书第一章开篇就两个不同时代的辞书作者Henriestienne和ConoroBegley的共同之处做了分析――作为流亡者，他们深切地关注自己的母语及文化，且他们都认为编纂词典是一项异常艰巨但又极为英雄的行为。孔子聃认为“这体现了一种双重的联系――即词典被当作是英雄般的作品，并且它们的作者也被视为具有英雄人格的人物”。但事实却往往与现实相违，当约翰逊编纂词典时，他本可以享受思想驰骋、激扬文字的乐趣，却被枯燥乏味的苦力活羁绊，年复一年地重复着挑选、编写、校刊词条的工作，这本是被像约翰逊此类天才型人物所鄙夷的卑微的苦力活。然而，当词典完成大获成功之际，被词典的光环笼罩着的词典编纂者，被知识分子们尊为杰出的英雄之辈。
作者在第一章的最后介绍了该书九章的具体安排。第一章介绍词典与文化遗产的联系。第二章对自印刷术之后的词典进行综合介绍。第三章则对1530―1540年间Robertestienne出版的词典及其作者进行研究。第四章介绍了重新发掘欧洲各国的语言文化遗产，以德国、荷兰为例阐释了16世纪到17世纪20年代期间的词典史。第五章涉及的是英国从16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的词典史。第六章讨论的是英语和斯堪的纳维亚语在17世纪中叶后的发展变化。第七章讨论17世纪后的拉丁语和拜占庭希腊语。第八章评论了基于以往传统但又与之不同的17世纪词典观念的三个特点。最后一章是全书总结。地理上的西欧语言，包括拉丁语、希腊语、日耳曼语族及罗曼语族的诸多语言，作者只以拉丁语和日耳曼语族语言为研究重点。此外，为了更好地理解16世纪至17世纪时人们的普遍词典观念（lexicographicalthought），作者避免对词典观念进行任何价值性判断。同时，研究中有时会超越词典的范畴，纳入一些简短的词表或者对后来词典编纂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献。
纵览全书构架，根据各章内容，可以将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二、三章涉及的都是欧洲古典语言传统，可归为第一部分；四至六章涉及欧洲各国的语言，可归为第二部分；七至八章可以归为第三部分。下文对这三个部分分别进行评述。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词典学传统可以追溯至1508年erasmusofRotterdam（1466―1536）出版的古希腊古拉丁格言词典adagia，该词典与威尼斯的aldusmanutius的officina一起出版。adagia的词条是单词、格言及短语的混合体，之所以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首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词典史著作，在于作者从大量手稿文献中汇集并整理了古典时期的百科全书，以词条形式涵盖了古典时期的文化遗产。自此，珍稀的手稿或孤本中所承载的几近消失的古典语言传统重新被吸纳进入到欧洲近代初期的词典中。erasmus突破了以往词典传统狭隘的难词传统，将其从单纯的语言层面扩展到文化层面，而这样的语文学词典传统自16世纪上半叶才开始存在。人文学词典早在15世纪末就已出现，其代表作当属GiovanniCrastone的希腊语拉丁语词典Lexicongraecolatinum（1476），洋洋洒洒的共有520页（folio）之多，词条总计约1.8万余条，这部词典在出版后的半个世纪中成为学者和学生必用的工具书。人文学词典虽然同样重在发掘古典词典学传统，但其立意重在服务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并用这两种语言写作的读者。16世纪最畅销的拉丁语词典是ambrogioCalepino（1440―1510）的Cornucopi（1502），至1779年共印刷了211版，多数都是在原版基础上的修订或增补版，将其变成双语或多语词典。Calepino的拉丁语词典最大的优点是直接引用了古典作者的原文，这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词典与中世纪词典分道扬镳最突出的特征。GuillaumeBudé（1467―1540）的希腊语注解Commentariilinguaegraecae（1529年初版，1548年修订再版），其中收入的7000余条希腊词不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序的，而是根据主题排序；虽然没有以词典命名，但内容更契合词典的本质。Budé在词典史上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词汇作为语文学而非人文修辞学的产物，精确的定义及广泛的例证为词典之本源。秉承Budé词典传统的是Robertestienne（1503―1559）。1531年，Robertestienne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拉丁语法语词典Dictionarium，seulatinaelinguaethesaurus之后，开始着手考虑如何编写一部比Calepino更好的拉丁语词典，他有意区分了学者型词典和学习者词典。1536年，第二版2卷本Dictionarium，seulatinaelinguaethesaurus除了增补拉丁语词条，最显著的变化是增加了大量翔实的法语译文。此后，Robertestienne不断增补再版，试图收纳更多的拉丁语演讲、史著、诗歌等各种题材的例证。Dictionarium，seulatinaelinguaethesaurus的词典学特征木神内核上更接近erasmus或Budé的词典，词典有精编的词条及其恰当的拉丁用法，页面设计优雅，词目全部用大字符印刷，小字印刷词目词的派生词，所有的词条完全按字母排序法排列。尤为让人称赞的是，Dictionarium，seulatinaelinguaethesaurus收入了当代学者考证性文章或语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Robertestienne的词典因而既继承了古典又传承了当代文化，成为时代之代表作，而他的词典学传统又由他的儿子――16世纪下半叶欧洲著名的学者Henriestienne（1531―1598）发扬光大。Henriestienne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拉丁语、希腊语的教育，他不仅继承了家族的印刷出版生意，父亲对他的影响还体现在他对学术出版及辞书编纂的浓厚兴趣方面。他的希腊语法语辞典thesaurusgraecaelinguae（1572）是欧洲有史以来出版的最厚重的词典，双栏印刷4208页，收入6.4万余词目，按照词源和字母顺序相结合的方式编排，例证中援引了大量的古希腊文的名篇名句。这样一对传奇的父子及他们的词典亦是16世纪欧洲近代早期词典史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
欧洲中世纪研究的古语言按重要性排序依次是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最初记录欧洲各国语言的词典通常都是拉丁语和欧洲各语言的双语词典。自13世纪至17世纪，已有西班牙语、法语、英语、丹麦语、瑞典语等五种语言通过语言标准化进程（standardization），被地方集权君主确立为当地官方语言。意大利语、德语、荷兰语的标准化进程是在没有完成政治统一的前提下发生的。地位日益上升的标准化地方语言让许多16世纪的语文学家意识到：民族语言应当被某一政治或文化共同体当作共同的遗产，有必要对其进行历史的及历时的研究，而词典也成为解读遗产的钥匙和工具。
该书第四、五、六章分析了日耳曼语族中德语、英语、荷兰语、瑞典语、丹麦语在标准化进程中的词典学传统，因为这一支传统与从拉丁语系衍生出的某些欧洲语言词典史有着迥异的特点。近代德语的词典学传统奠基于8世纪前半叶的古高地德国和古萨克逊词表，在1467―1600年间，共计858部双语或多语德语词表或词典得以出版，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对应词词典。随着越来越多的古高地德语文献的发现及语文学研究的推进，1494年，Johannestrithemius（1462―1516）出版了第一部古高地德语与近代德语的词表Descriptoribusecclesiasticis，虽然只有300余词条，但它的里程碑式的价值在于词表承载的古德语民族的共同文化遗产。继后，古荷兰语词表于1602年出版，古英语词表于1605年出版，古北欧语言（oldnorse）词表于1636年出版，而古撒克逊语词表直到19世纪才出现。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德语词典是1561年Josuamaaler编写出版的德拉词典DieteütschSpraach。这部德拉词典共536页，含1.1万多条词目，1.3万余副词条，3万余条例证，赋予了德语作为具有生命力的、被使用着的活语言应有的地位。编纂低地德语词典的需求来源于他们不同于高地德语民族的意识，而民族语言的确立是实现民族认同的重要途径。1562年CorneliusKiliaan（1529―1607）的拉丁希腊法语荷兰语词典Dictionariumtetraglotton应需而生，收有2万多条词目。在此基础上陆续出版的其他荷兰语词典都是多语或者双语词典。Kiliaan在1599年出版的第三版荷兰语拉丁语词典名为etymologicumteutonicaelinguae，内容增至690页，约含3.5万词条，骄傲地向世人展示了荷兰语作为独立语言已然屹立于世界语言的舞台之上。这个时代的双语或多语词典都是普遍比较语言学观念的产物，都在试图证明自己民族语言与巴别塔倒掉之前源语言的关系。
1650年之前的英语词典史与德国、荷兰词典史有共同之处――拉丁语和英语的双语词典数量最多。15世纪上半叶比较重要的词典有拉丁语古英语的medullagrammatice，Hortusvocabulorum（1500）和promptoriumparvulorum（1499）；15世纪下半叶的英语词典开始显露出其受到人文主义的影响，如1538年Sirthomaselyot的Dictionary及此后的修订版Bibliothecaeliotae（1545）中，词典中的英语词汇及短语日益丰富。至williamCamden（1551―1623）所著的大不列颠诸岛及爱尔兰编年史的英文版Britannia（1610）出版，英语词典史上清晰可见的是英语语言的地位上升，其逐渐摆脱了依附拉丁语的从属地位，此间英语和罗曼语族如法语等语言的双语词典增多，并出现了地名、法律用语等专科词典。上述的双语词典中，英语都是古英语（大约5世纪中叶至12世纪中叶时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使用的英语），作者从手稿文献中爬梳自己民族的传统语言，通过双语词典重建民族文化遗产。
1659年，williamSomner（1598―1669）的古英语拉丁语英语词典Dictionariumsaxonicolatinoanglicum是集大成的词典著作，共含1.54万词条。词典页面齐整，古英语词条对应拉丁语释文和英语释文，词典中有例证、词源及百科性质的内容。Somner的这部词典汇集了欧洲出版的73部词表及英国出版的71部词表，英语释文中因详解英国当时著名人物、地名学等内容而具有明显的英国地域性标记。FranciscusJunius（1591―1677）父子同名，父亲因将《圣经旧约》译成拉丁语而名垂千古，儿子则作为日耳曼语系历史比较法的创建者在语言史上享有盛名。小Junius编写过数部手稿词典，并从词源的角度对古英语、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古高地德语、荷兰语进行研究。他倾注心血最多的英语词源词典etymologicumanglicanum在词典史上独树一帜，从古英语词目中牵连出许多欧洲语言中类似的词，这部词典在他去世后于1743年被改编后出版，成为约翰逊编纂词典时参考的重要词源工具书之一。
丹麦和瑞典政治独立后，1626年出版的丹麦拉丁语词典DictionariumHerlovianum和1640年出版的瑞典语拉丁语词典Dictionariumlatinosuecogermanicum，宣告了标准民族语言的独立地位，同时，他们将自己民族语言文化之根定位于古哥特语和文化。1636年，丹麦希腊语和医学教授oleworm（1588―1655）编纂的关于丹麦语文献溯源之哥特语初稿Runir，seudanicaliteraturaantiquissima，vulgogothicadictalucireddita完成，书前有320个词的古北欧语词表（是一种类似于中国甲骨文的石刻字母文字，名为Runicalphabet），此书数年后出版，成为古北欧语第一部出版的词典。1650年，worm又出版了古丹麦历史和诗歌中的难词词典Specimenlexicirunici，以1100条石刻字母词（Runes）做词目，辅以丰富的词汇、文学等引文，堪称丹麦（冰岛）的文化遗产词典。最经典的北欧语词典是1671年GeorgStiernhielm增补FranciscusJunius哥特语古英语词典出版的古哥特语冰岛语瑞典语拉丁语的词典（英译名为GlossaryofUlfilaGothicwithRelatedLanguagesbyFranciscusJunius，nowenlargedwithSwedishandimprovedbyGeorgStiernhielm）。这部历时词典涵盖了古今瑞典语，到20世纪时被人们评论为“一部爱国主义作品而非语文学作品”。
受到欧洲民族语言挑战的16世纪至17世纪后古典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词典传统，与欧洲民族语言词典的编纂同步前进。1595年，BonaventuredeSmet（1538―1614）出版的希腊拉丁辞典thesaurusutriusquelinguae汇集了古典语言时期之后产生、仍在使用的新拉丁语词汇和中世纪希腊语词汇，虽然它不是此类词典的第一部，但却是价值很高的一部。中世纪希腊语发展至拜占庭希腊语，承载的是拜占庭帝国（395―1453）时期的文学、政治、科技、法律、经济等文化遗产，大量丰富的、不受只尊崇古典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学者们重视的新拉丁语及拜占庭希腊语文献的发现，为这一时期新拉丁语和中世纪希腊语词典的编纂留下了可供拓展的空间。继deSmet之后编写的新拉丁语和中世纪希腊语词典，所参阅的手稿文献数量急剧攀升，收词数量也呈几何级增长。16世纪的新拉丁语词典的发展形势更为可喜，法典中或科技用语中的新拉丁语词虽然从未出现在古典拉丁语词汇中，但由于使用者众多且其内容极为重要，受古罗马法影响的国家相应地编出了新拉丁语和民族语言的双语词典，衍生出了一批新拉丁语的法律用语专科词典，词典的规模也不断地超越前人。最具代表性的是CharlesDuFresneSieurduCange（1610―1688）编纂的两部词典――中世纪和近代的拉丁词典Glossariumadscriptoresmediaeetinfimaelatinitatis（1678），中世纪和近代希腊语词典Glossariumadscriptoresmediaeetinfimaegraecitatis（1688）。这两部词典都是按主题编排的，每个词目下是近乎百科全书式的长篇释文，甚至有多达数十页的引文，也有一些引自当时作品的较短释文。DuCange的这两部词典迄今未被人超越，因此可以视为这一支传统的最高成就者和终结者。由于法语是从后古典时期的日常拉丁语衍生而来的，因此，DuCange的拉丁语词典对法语的词源词典编纂有着重要的意义。
16世纪后半叶，欧洲出现了三种新型词典――多语词典（polyglotdictionaries）、人工世界语词典和为了证明世界原初语言（《圣经》所记载的巴别塔倒掉之前人类使用的共同语）的词典。这些词典的出现是为了弥补众多欧洲民族独立后造成的语言林立、难以交流的困境，这是该书第八章所述及的主要内容。多语词典的编纂主要在某部词典的基础上将其翻译成其他语言，如在Calepino的词典基础上编纂了百余部词典，实际上是Calepino词典的多语翻译系列。多语辞典thesauruspolyglottusveldictionariummultilingue原本计划收纳72种语言（《圣经》记载巴别塔倒掉之后共有72种语言）九大语系：希伯来、希腊、拉丁、日耳曼、斯拉夫、欧洲（还包括芬兰语、匈牙利语和巴斯克语）、亚洲、非洲及美洲，最后扩展到400余种语言（由于很多语言是同一语族的成员，实际语言数量要少于此数）。在这部词典中，亚洲、非洲语言被首次纳入欧洲的词典史。多语词典的编纂者们提议创造一种纯理性、世界通用的人工语言。这种想法早在17世纪就被付诸实施，英国CaveBeck（1623―1706）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人造世界语言的语法书和词典Universalcharacter（1657），17世纪后半叶，更多此类词典出版。英国皇家学会还为此专门成立了语言调查委员会，1668年Johnwilkins（1614―1672）发表的调查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是一卷本词典analphabeticaldictionary，whereinallenglishwordsaccordingtotheirvarioussignifications，areeitherreferredtotheirplacesinthephilosophicaltables，orexplainedbysuchwordsasareinthosetables，收录的是17世纪英拉词典中的英语哲学词汇。在探讨原初语言的热潮中，虽然各方意见分歧，但对编纂一部追溯人类语言历史的词典提出了很多设想，在词典观念史上有进步意义。
三
孔子聃在全最后提出：词典是个人遗产与文化遗产的综合体，词典史与词汇史、语言学史、学术史等学科都有交叉，如果将其置于更为宽泛的文化史的范畴中进行研究，则可以将词典史从以往狭小的领域中解放出来。对于欧洲近代初期的词典史而言，各种词典类型共存，并在某种程度上互有交织，因此，孔子聃仅以拉丁语等古典语言和日耳曼语族的词典史为重点，聚焦欧洲近代初期词典史的发展进程。
孔子聃的专著《欧洲词典》全书不到400页，但纵横欧洲学术史、词典史一百余年，学术分量很重。近代初期的欧洲经历了很多重大事件，就语言而言，从拉丁语一统天下到让位于欧洲各民族语言，在此期间的欧洲词典史如同欧洲的语言史和文化史，既有断裂又有牵连。以往的词典史著作建构在对历史著名词典的逐一叙事，而欧洲的历史现实却不是这样清晰可辨的，欧洲各国的语言和文化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孔子聃的词典史以牛津学者严谨的学术语言，扎实的欧洲近代档案文献基础，深思熟虑的研究方法和取向，对欧洲近代以来萌发的多种类型、多种语言的词典史进行了综合全面的研究。这样厚重的欧洲近代初期词典史著作值得中国学界引起重视，因为欧洲与中国在16世纪相遇，欧洲的词典史传统自16世纪下半叶传入中国，已与中国近现代词典史交汇融合。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需要以全球视野看待并在世界范围内研究中国近现代词典史，而孔子聃的著作为我们打开了通往遥远的欧洲近代词典史的一扇窗口。我们通过关注这位国际知名学者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可以更好地反思和整理中国近现代词典史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
附注
[1]孔子聃，英国牛津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文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初中历史知识汇编篇10
敬爱的党组织：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发奋图强、艰苦创业的100年；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100年；更是开拓进取，一往无前的100年。了解和学习我们党的历史，就会精神上补“钙”，从历史中汲取实现中国梦的养分。我们深知革命胜利的取得来之不易，更深知国家建设的过程有多少艰难险阻，站在时代的里程碑，我们更要汲取过往的经验，脚踏实地、开拓进取，再创下一个百年辉煌。
一、学党史，坚定信念
我们从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业绩中能够获得继往开来的强大动力，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新形势下，多次论述学习党史国史的意义，并就学什么、如何学习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这对于我们了解党和国家的历史，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具有很强的指导性。研究党史，有助于增强理论自信。
二、学党史，回顾历史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23日，崛起于中华儿女水深火热的年代。那时的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中国的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先后试图解放中国，但是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都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而在此过程中，由于帝国主义的殖民和工业的初步发展，无产阶级在中国出现了，并在之后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中国的部分有识之士了解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找到了全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此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基础。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于是，1921年，在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此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此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带领人民大力发展生产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三、学党史，不忘初心
一直以来，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称号不断激励着我，成为我工作、学习、生活的最大奋斗目标。这段时间里，经过不断学习进步，我更加深刻地领会到党的进步性、先进性和代表性，更加诚挚地热爱中国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也意味着出现了新变局，产生了新的挑战。虽然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我们仍然不能沾沾自喜，更不能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面对新时代的新要求，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身上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是时代新生的朝阳，我们更应向优秀的党员模范学习，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持续历练党性修养，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初心和使命，肩负起时代赋予青年人的责任，响应时代的号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添砖加瓦，为中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为中国下一个一百年努力奋斗，再创新的辉煌！
此致
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