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监管维度篇1
[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逆周期性；系统性风险；国际借鉴；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2.21[文献标识码]B
一、引言
金融危机爆发频率的增加使各国监管部门开始重新思考监管体系，以微观审慎监管为重点的金融监管体系无法从全局上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宏观审慎的监管理念更加关注系统性风险，从整个金融体系防范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各国监管机构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上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改革，试图建立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相互配合、补充的金融监管体系。
二、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的目的之一是避免其承担过度风险，进而减小潜在市场危机爆发的概率。宏观审慎监管的监管理念弥补了微观审慎监管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漏洞，两者构成了审慎性监管的内容，共同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本轮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各国金融监管机构意识到，只关注单个金融机构或行业的安全已不能从全局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微观审慎监管对由系统性风险引起的金融危机束手无策。一方面，微观审慎的监管体制增加了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微观审慎监管强调银行风险资本的监督，资本充足率的计算依赖于风险资本计量，受宏观经济周期影响，在经济上行期间信贷行为的风险权重偏低，信贷扩张在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相互作用下进一步放大了经济周期的波动，导致监管产生顺周期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微观审慎忽略了“共同谬误”问题的存在，在确保单个金融机构在有效监管下稳健运营之余，没有考虑各种风险因素的叠加，也没有度量金融机构之间存在交易来往的风险溢出，从而造成风险囤积。比如，金融机构往往在经济繁荣时期加大对金融资产的购买和投资，而在经济衰退期纷纷抛售资产、信贷紧缩，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
针对危机中暴露的微观审慎监管不足，理论与实务界一致认为应该从宏观审慎的角度丰富和完善金融监管框架。2009年，国际清算银行提出了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它不仅对单个金融机构风险敞口进行监测，更是综合考虑了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顺周期性等问题。之后，二十国集团（G20）等国际组织和监管机构都开始采用这一概念。2009年G20匹兹堡峰会出现了“宏观审慎管理”和“宏观审慎政策”等提法，G20首尔峰会形成了宏观审慎政策的基础性制度框架，在之后伦敦峰会上发表《加强监管、提高透明度》报告，提出“宏观审慎监管是微观审慎监管的重要补充，各国监管机构需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三、国际社会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的进展
（一）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
2010年末巴塞尔监管委员会（BCBS）《逆周期资本缓冲操作指引》，提出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将其作为银行业监管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以降低整个银行体系的顺周期性。
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是为了防止信贷过度扩张和紧缩而引发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所建立的。在经济上行期，银行需计提超额资本，防止银行信用过度扩张；在经济下行期，可以通过释放逆周期资本缓冲来吸收损失，从而使信贷供给在整个经济周期内保持均衡，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因此，这种具有前瞻性特点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不仅可以使单个金融机构在压力状态下正常运营，还确保了信贷周期发生逆转时整个银行体系有充足资本来管理和抵御系统性风险，在金融扩张和紧缩时期起到“稳定器”作用。测算逆周期资本缓冲的核心是如何判断信贷出现过度增长。BCBS将Credit/GDp与其长期趋势的偏离作为各国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参考变量。当一国Credit/GDp小于其长期趋势时，表明该国信贷风险较低，可不计提资本缓冲；当Credit/GDp大于其长期趋势时，表明该国信贷过度扩张，系统性风险积聚，此时需计提逆周期资本缓冲。
但是，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着一些难点和问题。例如，各国辖内银行遵从统一的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有欠公平，有可能导致银行逆向选择，倾向于开展高风险、高收益的信贷业务。能否针对单个银行提出缓冲要求，提高政策针对性，将成为完善逆周期资本缓冲框架面临的挑战。
（二）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
2010年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了《降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报告，从强化监管、提高损失吸收能力、完善处置机制以及保持各国政策一致性等方面提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s）的政策框架。
识别SiFis主要从规模、关联性及可替代性等方面的指标进行考虑。规模主要反映某机构在金融系统内的地位，关联性主要反映某机构的经营情况和风险对其他交易对手、机构和行业的影响，而可替代性反映的是客户和其他机构对该机构的依赖程度。另外，由于SiFis多数在全球开展业务，或通过资产负债表等途径与全球经济体系关联密切，还需在评估方法中引进复杂性指标以反映金融机构的业务、组织等复杂程度，从而更加有效地识别对金融体系稳定性产生关键性影响的SiFis。
对于SiFis如何提高监管有效性、改善监管体系，FSB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对于不同风险的SiFis金融监管机构应具有实施差别化监管的权利；二是在金融体系复杂性和关联性等方面应加强监管措施，提升监管标准，实现宏微观风险监控的一体化；三是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应建立联合监管机制，进行定期交流商谈，全面、真实评估大型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及风险。
（三）加强央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作用
金融危机爆发后，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并发挥中央银行的核心作用成为国际社会共识。在各国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实践中，都表现出了央行在宏观审慎方面起主导作用的趋势。
金融危机后，美国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美联储的监管职权被空前强化和扩大，被赋予了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危机的宏观审慎监管职权，同时该法案强调了对系统重要性、复杂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确保能及时发现和化解系统性风险，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英国通过金融监管改革授予了英格兰银行宏观审慎监管权，并通过在英国央行内部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和审慎监管局，负责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宏观审慎监管和防范，金融监管权由之前独立于央行之外的金融监管局转移到了英格兰银行。韩国通过对《韩国银行法》重新修订进一步加强了韩国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的职能，赋予其更多工具和手段维护金融稳定。欧盟通过设立“三局一会”来加强欧盟体系内的金融监管和风险控制，赋予了欧洲中央银行负责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的运作和决策，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对整个欧盟金融体系进行监管。
四、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央行在危机后加强了宏观审慎管理方面的监管，并在制度实践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下一阶段，应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统筹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建立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相互配合、补充的金融监管体制，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一）明确央行的宏观审慎监管地位
金融危机后的多国金融监管改革都明确了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地位，我国也应借鉴国际经验，积极发挥央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作用，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一是在法律制度层面上将中央银行纳入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建立由中央银行宏观监控市场、专业机构微观监管个体的统一监管体系；二是加快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促进央行开发新工具和手段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完善逆风行贷款损失准备等要求；三是扩大央行监督检查权，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促进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实施。
（二）建立逆周期宏观调控机制
本轮金融危机表明，不能只对单个金融机构或行业的风险进行监管，更要从整个金融系统的角度防范系统性风险。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改革法案正是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目标，通过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制和机制，加强系统性风险管理，切实维护金融稳定。我国“十二五”规划提出了我国应建立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下阶段，需继续发展和完善我国逆周期宏观调控机制，将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与货币信贷、流动性管理的总量调节有效结合起来，完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引导银行信贷稳定、适度增加，建立具有前瞻性特点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增加金融系统抗风险能力，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
（三）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
由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大而不能倒”，监管机构对其通常采取较为宽容的监管措施，这也往往是导致产生系统性风险，进而产生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要以防范道德风险为核心，强化对SiFis的监管，制定其界定标准、评估方法和风险处置计划等政策措施，健全和完善“一行三会”监管制度，弥补监管漏洞，同时积极推进新监管标准，完善监管体系，有效防范风险的累积与传播。
（四）加强与国际监管机构的合作与协调
由于各国经济交叉渗透和系统系风险具有跨国传染特点，尤其在当前我国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国家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中央银行在加快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制度时，应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与协调，充分利用我国的金融稳定理事会成员国身份，尽快在金融系统监管等方面迈出新步伐。在下阶段，中央银行应积极参与金融监管合作，建立对话交流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增强政策协调性，加大风险防范的执行力，从而共同维护金融稳定，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和蔓延。
[参考文献]
[1]巴曙松，王怡，杜靖.从微观审慎到宏观审慎：危机下的银行监管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10（5）
[2]谢平，邹传伟.金融危机后有关金融监管改革的理论综述[J].金融研究，2010（2）
[3]周小川.建立更加完善的金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J].中国金融，2011（1）
[4]张宁.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反思：构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J].新财经，2012（3）
国资监管维度篇2
关键词：维修资金；使用安全；工程造价；监管增值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7）04-146-02
随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和完善，居民住宅逐步走向商品化和社会化。住房的质量和安全也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建筑物一旦投入使用，保修期满后难免会出现各种质量问题和安全隐患。而建筑物共有部分一旦发生损坏，维修、更新、改造往往需要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以下简称“维修资金”）来实现延长建筑有效使用年限。
维修资金制度自建立以来，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管理体系，始终遵循“统一缴存，专户存储，专款专用，业主决策，政府监督”的原则，在保障广大业主正常使用房屋，解决房屋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保修期满后的更新、改造和维修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我国维修资金归集和使用金额的快速增长和监管工作的逐步深入，维修资金“归集难”“使用难”“监管难”等难题始终未得到根本解决，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笔者拟从归集、使用、监管工作现状分析、思考，提出简单的管理设想：
一、依法归集，保障维修资金应收尽收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是指专项用于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和更新、改造的资金，维修资金由业主共同共有。
维修资金交存作为房屋初始登记前置条件是法律法规的明确要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商品住宅的业主应当在办理房屋入住手续前，将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户”；第十三条规定：“未按本办法规定交存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开发建设单位或者公有住房售房单位不得将房屋交付购买人”。
维修资金交存作为房屋初始登记的前置条件是全国通行的交存方式，是房地产管理下行之有效的“总闸门”。初始登记作为前置条件也更好地保证了维修资金应收尽收。目前，全国多个省、地级城市都采用这一交存办法。南京市维修资金核算工作也已按国家规定按幢立账、专户存储、核算到户，将维修资金归集作为商品房预售证办理的前置条件，_保应归集的维修资金及时到位。
同时，维修资金监管部门也可以拓宽思路，学习借鉴外省市先进的管理经验，推广多渠道征收维修资金，灵活归集。深圳市的维修资金归集经验值得借鉴推广，在缴纳物业费的同时，提取部分物业费补充维修资金以确保维修资金可持续使用。
住房公积金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为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蓄金。住房公积金制度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重要的住房保障制度，具有强制性、互、保障性。住房公积金具有强制存储的优势，可以从业主或业主家庭成员的公积金提取一部分作为维修资金使用将有力的破解维修资金归集和续筹的难题。
二、规范预、结算，确保维修资金合理使用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作为“房屋的养老金”是保障居民住房安全、延续房屋正常使用的长效保障。随着时间推移，大量老旧小区和商品房小区已经过了保修期，进入维修高峰期，而在大量的维修工程中不断出现各种问题，影响维修资金合理使用。
在维修资金合理使用过程中，遇到如下主要问题：
（一）预算价格虚高，工程总价难以控制
维修和改造工程不同于新建工程，一般都是简单的维修或改造，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现场勘查、设计施工、竣工验收等工作，由于需要在短时间内需要完成一系列工作，难以按规范的工程预结算制度进行工程价款的结算。维修工程报价往往具有随意性，盲目性，工程造价的往往高于实际需要，维修资金难以得到安全高效的使用。
（二）工程量计算造假，工程量虚高难以控制
大多数维修改造工程难以具备完整的施工图纸，施工人员在施工时容易具有随意性，一些隐蔽工程维修过程中，造价咨询人员不能到施工现场查看，更不可能有监理工程师旁站，施工单位容易在工程量计算上造假，工程量计算虚高，牟取不当得利。
（三）材料价格“水分大”，工程造价难以控制
人工费、材料费和机械使用费是工程造价的重要组成部分。材料费在工程造价中一般占60-70%。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市场上材料品种繁多，不同的材料选择往往引起工程造价的变化，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在维修过程中屡见不鲜。
产生上述问题后，审批划拨的资金会造成资金使用率低下，造成资源浪费。这就不利于资金的精细化监管，容易引发广大业主的不满，引发纠纷。
针对维修资金管理工作中预结算工作的现状，为规范预决算工作，有效控制工程造价，合理使用维修资金，准确把握工程造价审核尺度，南京市在借鉴外地同行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依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南京工程造价信息》并结合本市实际制定了《南京市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和更新、改造工程参考价格》（以下简称“参考价格”）《参考价格》涵盖常用工程维修和改造修项目，明确了工作内容和施工工艺，并且根据工作内容和施工工艺提供相应的人工费、材料费和机械使用费参考合价，内容清晰，计算方便。
《参考价格》编写包括综合单价和全费用综合单价两种形式，综合单价由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企业管理费和利润组成，全费用综合单价在综合单价的基础上考虑到总价措施费、规费和税金以及脚手架和垃圾外运等措施项目单价。
例：双层app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冷粘法）
工作内容：清理基层、涂刷基层处理剂。铺贴卷材及附加层。封口、收头、钉压条。
《参考价格》明确了施工内容和工艺，设立工程参考价格计算公式，含有500多项工程子目，并建立档案，方便日后根据市场价格波动及时调整。《参考价格》还列出工程量计算规则和工程验收规范。
《参考价格》根据南京市实际编写，可作为维修资金申请人审核报价、签订施工合同的参考，也可作为维修资金管理部门初步审核报价、审批维修费用的参考。《参考价格》在推广运用过程中为维修的施工单位报价提供计价标准和尺度，提高了工程预算的编制速度，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有益于业主公平公开的挑选施工单位，杜绝不良施工企业的胡乱报价，虚报工程量，促使维修工程报价透明化、公开化。同时，也推动业主、物业服务企业、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的相互交流，避免了各方因不同依据编制工程造价产生各执一词的情形。《参考价格》的推广使用降低了资金挪用风险，提高了资金的使用率，有利于发挥好房屋养老金的保障作用。
三、精细监管，促进维修资金保值增值
随着房产市场化程度加深，专项维修资金不断的增加，这些资金非常庞大。据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物业维修资金研究专业委员会的不完全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收缴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约有5000亿元，但是支出的规模s相对很小，体量庞大的资金目前绝大部分由地方政府监管部门统一进行管理。随着央行降息，广大业主对资金增值的意愿更加强烈，希望在确保资金安全、保证资金合理使用的前提下，进一步实现其收益最大化。对政府主管部门而言，研究建立科学的增值管理制度、完善增值管理办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进一步提高维修资金收益，提高资金增值速度，笔者认为可以按照下列设想促进维修资金保值增值：
一是在合理预估近期维修资金使用金额后，将可用于银行存储的结余资金向维修资金主管部门申请，向5家以上商业银行发出招标邀请函，邀请银行参与投标，投标内容包含存款期限、存款额、存款利率等，并确保招投标工作公平、公正、公开，接受广大业主监督，最终综合考虑选择利率高的银行进行存储。
二是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协定存款政策，协定存款等同活期存款，其收益根据存款单位与银行签订的合同确定，一般而言，存款的余额越高，存款单位获得的利率越高。由维修资金管理部门与银行商谈协定存款，协定存款以对公方式与银行签订协定存款合同，双方商定对公客户保留一定金额的存款以应付日常结算，此部分按普通活期利率计付利息，超过定额金额的那部分存款按协定存款利率计付利息。
三是根据国家现行宏观货币政策，结合本市维修资金管理现状，对资金增值使用及时调整策略，银行利率处于历史高点时，增加长期存款份额，减少短期存款份额。反之，银行利率处于历史低点时，减少长期存款份额，增加短期存款份额。
四是让“沉睡”的维修资金“钱生钱”，是广大业主的共同心愿，《江苏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中提出，为防范资金风险，维修资金只能在一级市场上购买国债，禁止从事国债回购，在保证正常使用的前提下，长期结余的维修资金可以考虑在一级市场上买国债或地方政府债券。
国债或地方政府债券是国家或地方政府以其信用为基础，按照债券的一般原则，通过向社会筹集资金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由于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主体是国家和地方政府，所以它具有相当高的信用度，被公认为是最安全的投资工具，在一级市场上购买国债或地方政府债券也有利于促进维修资金保值增值。
信息化时代日新月异，创新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维修资金归集使用监管工作中也不断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只有不断夯实基础，补好短板，开拓创新，不忘初心，勇往直前.切实发挥好“住房养老金”的作用，保障好广大业主的根本利益。
参考文献：
[1]郑敏.浅谈乌鲁木齐市维修资金缴存业务管理模式[J].维修资金监管动态，2016，（03）.
[2]广州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如何构建严密的维修资金使用安全环境[C].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监管工作课题、论文选（一），2016，（03）.
[3]王建安.浅析房屋维修和更新、改造工程施工质量与造价的控制――以《西安市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和更新、改造工程参考价格》实施为例[J].军民两用技术与产品，2016，（08）.
[4]张红.挖潜增效，促维修资金保值增值[J].维修资金监管动态，2016，（03）.
国资监管维度篇3
关键词：金融稳定；金融监管；金融基础设施；发行局制度
文章编号：1003―4625(2006)05―0076―03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一、香港的金融稳定是各种社会力量“合力”的结果
历史上，香港也曾出现过多次金融风波，如1983-1986年间有7家本地银行陷入困境，90年代初期也曾出现过“香港国商”事件，但总体来说，香港的金融体系是稳定的，尤其在历经亚洲金融风暴、环球经济放缓以及SaRS等事件后，香港依然能被世界公认为最佳金融体系之一实属不易。因此，香港的金融稳定是值得信赖的。本人认为，香港的金融稳定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
一是银行业自身发展的稳健。香港的金融稳定首先源于香港银行业自身经营的稳健。在过去10年间，香港银行业的竞争虽相当激烈，但本地注册的认可机构一直保持着雄厚资本。截至2006年1月底。本地注册认可机构的资本总额与资产总额比率达到13．7％，远高于国际同业水平。从资产状况来看，截至2005年底，香港所有零售银行的正常类贷款占贷款总额比率为95．96％，关注类贷款为2．66％，两项合并占贷款总额的98．62％，而后三类不良贷款(次级、呆滞、亏损)只占贷款总额的1．38％，分别为0．58％、0．55％和0．25％。在盈利方面，零售银行2005年全年整体税前盈利增长5．8％。在流动性方面，截至2006年1月份，银行存放于外地银行的净额及可转让的存款证分别占零售银行总资产的34．8％和20％，而存贷比则维持在56．3％的低位，这些都反映了银行体系流动资金相当充裕。在银行管理方面，香港金融管理局近年来一直致力于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推行了“受托人的职责”(piduciaryDuty)和“看管的职责”(DutyofCare)的董事会责任制。此外，《银行业条例》规定董事对认可机构遵守法律及法规负有最终责任，无论其是否为执行董事，一旦出现认可机构未能遵守该《银行业条例》，董事须以个人身份负责，并负有刑事责任。除此之外，政府的“尽量不干预政策”及“低税政策”(利得税为17．5％)都从不同角度增强了香港银行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也加强了其抵御风险的能力。由于香港银行业自身经营非常稳健，因此也为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积极推行“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香港开始推行“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始于1999年，2001年金管局颁布了《“风险为本”监管制度》，2002年、2003年“风险为本”的监管模式在香港得到全面实施，目前对本地及境外认可机构进行的所有现场检查及非现场监管都采用这个模式。“风险为本”监管理念最早产生于美国，是在90年代中期提出来的，它是在金融自由化浪潮下如何加强金融监管的一种理念和制度创新。在新的监管框架下，银行监管程序中要增加一项新的环节即对银行重要业务活动的风险评估，包括对内在风险评估、风险管理体制评估以及风险发展方向的评估。评估结果直接决定着监管当局是否有必要对该金融机构进行现场检查。一般来说，如果一家银行最后的综合风险水平评估为强，则它将成为监管当局进行现场检查的重点对象，而综合风险水平为弱的银行则接受的现场检查要少得多。因此，银行经营越稳健，监管当局对其关注的程度就越低，相应的，其业务经营的自由度就会越高，承担的监管成本就越小。从监管角度看，通过风险评估，监管当局可以将有限的监管资源集中于风险暴露突出的金融机构和金融领域，而对风险暴露不突出、经营状况又良好的银行，则尽可能减少对其进行的现场检查和直接的业务干预，从而降低银行需要承担的监管成本，进而增强其国际竞争力。通过积极引进先进的监管理念，既可以继续维持香港金融当局的“尽量不干预政策”，保护香港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又可以实现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要求的审慎监管目标。
三是货币发行局制度下的货币稳定。香港金融稳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港币的稳定。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一样，港币的稳定主要体现在已经维系了23年的联系汇率制。目前，香港实行的是货币发行局制度，它有两个基本支柱：一是港元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二是外汇基金的自动调节机制。从1983年起，香港开始实施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即发钞银行在发行新钞时必须以1美元比7．8港币的价格在金管局存入等额美元以取得负债证明书，凭负债证明书发钞银行方可发行新的港币。与联系汇率制相一致，香港的货币政策目标组合中没有利率目标，而只有汇率目标。如果外汇市场出现由资金外流(或内流)而引起的港币汇率下降(上升)，金管局会动用外汇基金在汇市上买人(卖出)港币抛出(买入)美元，这样导致港元货币基础收缩(扩张)，进而引起市场利率上升(下降)。市场利率上升(下降)会带来国际套利机会，也会增加(减少)资本外流的机会成本，从而引起国际资本重新流入(流出)，进而港元汇率得以稳定，这就是维持联系汇率制度的一个自动调节机制。实践证明，尽管货币发行局制度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货币发行弹性较小、港币对内价值时有波动，但从过去20年香港经济发展的情况看，货币发行局制度是符合香港的基本经济要求的，也为香港整体的金融稳定奠定了基础。
四是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香港实行的是分业监管体制。香港金融管理局负责监管的对象主要为银行业，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即证监会)监管的主要对象为服务证券买卖的中介机构及香港证券交易所与清算公司，而香港保险业监理处则负责对香港保险业的监管。为了实现信息共享，目前，在香港金管局与证监会之间已经建立起了经常性的信息共享与交流制度。这为每家监管当局在提高监管能力上都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因此，监管当局之间的协调与信息共享机制极大地提高了香港金融监管业的成效，同时，也促进了香港的金融稳定。
五是高效率的金融基础设施。香港金管局自1990年开始逐步发展先进的金融基建，以便进行资金及债券的交收与结算，其中主要完成的项目包括实行港元对美元即时支付结算系统、以货银两讫方式结算债务工具即中央结算系统(CmU)的债券，以及同步交收美元与港元的外汇交易。所有这些系统都是全球首创的同类设施之一。在1990年推出的CmU中央结算系统，是全球首个债券无纸化交收、结算及托管系统之一。港元即时支持结算系统在1996年12月推出时，也是全球4个同类系统之一。2000年9月推出的美元与港元交易同步交收系统，更
是全球首个电子化外汇交易同步交收机制。2003年4月又推出了欧元与港元的即时支付系统，2004年12月香港又加入了持续联系结算及交收系统(ContinuousLinkedSettlement系统)。所有这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提供了一套高效及稳健的金融支付清算服务，进而加强了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另一方面，高效率的支付结算设施和服务保证了资金的顺畅流通，因此，也从根本上为香港的金融稳定提供了技术支持。
六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香港连续6年被评为世界经济最自由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香港地区有一套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就金融业而言，这些制度包括银行经营管理制度、银行监管制度、证券交易及监管制度、保险及保险监管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反洗钱制度、银行的企业管制制度等等。可以说，所有的经济金融活动都被纳入到制度内运行。当然，所有这些制度都是建立在一系列法律、法规基础之上的，因此，香港的市场经济完全是一种法律经济。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市场经济即法制经济的基本理念。
除此以外，香港近年来大力发展的存款保险制度、商业信贷资料库建设以及反洗钱等都有助于金融体系的稳定。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说，香港的金融稳定完全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的结果。
二、香港的金融稳定对中国内地金融稳定建设带来的启示
对比香港与中国内地在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方面所存在的差距，本人认为，当前中国内地在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方面确实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有的与当前的理念和认识有关；有的与法制建设不完善有关；有的受制于当前中国的国情影响等等。然而，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是中央银行不可推卸的一项职责，因此，我们必须积极学习和借鉴香港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具体来说包括：
(一)银行业的稳健运行是金融稳定的基础。我国是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而在间接融资中，银行融资又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中国金融稳定的基础就是银行业的稳定，如果没有稳健的银行业这一基本条件，中国的金融稳定就没有她实现的基础。而事实上，当前我国银行业经营状况普遍较差。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底，我国商业银行各项贷款余额为15．25万亿元，其中不良贷款余额就为1．31万亿元，虽比年初有所减少(1．83亿元)，但不良贷款的比例仍然高达8．61％，其中，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0724．8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0．49％；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531．9亿元，不良贷款率为4．51％；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027．1亿元，不良贷款率为9．74％。各类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普遍达不到国际标准。与香港相比较，当前我国维持金融体系稳定的基础性条件并不成熟。因此，要实现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必须加快银行改革，尽快完善银行的内部管理体制，提高我国银行业的资产状况和盈利水平，进而从根本上奠定中国金融体系稳定的基础。
(二)尽快建立以“风险为本”的金融监管框架。由于“风险为本”的金融监管理念可以在不危害金融机构正常营运基础上将有限的监管资源用于风险暴露相对集中的业务。因此，我国必须尽快切实引入“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虽然这一监管理念在进入2000年以后就开始在内地得以传播，但时至今日，中国内地并没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手段，而大多数监管人员的业务素质目前也难以满足这一监管理念的需要。2004年2月银监会颁布了《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级体系》，从表面上，评级体系的评价指标与香港金管局实施的CameL评级体系基本一致，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一是香港的银行监管程序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监管环节，即对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而中国内地在银行监管程序中缺乏风险评估环节，因此，监管当局对银行的风险评级做不到及时性和高弹性。二是香港的CameL评级体系最后的评级结果主要依赖的是监管人员的定性分析和主观评价，内地的《评级体系》在目前重点考查的五个评级要素中有四个(资本充足状况、资产安全状况、盈利状况和流动性状况)采用的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考核办法，管理状况评价则主要使用的是定性分析方法。从表面上看，似乎内地的《评级体系》更为客观和科学，但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内地《评级体系》无论对定量指标的要求还是对定性指标的要求目前均采用打分法，将每项评级要素及其评级指标都做了细致划分，而且还设置了相应的最高分值，这样，即使某一方面问题再突出，其结果也无非是这项指标得分为零，监管官员没有余地就这一问题所暴露出来的风险做更为恰当的处理。因此，从对整个银行的风险识别和衡量来看，监管人员的权力其实是被限定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了，银行监管工作的艺术性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即使内地颁布了《评级体系》，但其实并没有真正建立起“风险为本”监管理念及其框架，所以，为了内地银行业的长远发展，必须尽快建立“风险为本”的监管框架。此外，在监管手段上，可以积极学习香港金管局目前在电子银行业务、结算业务等领域实施的“监管控制自我评估”(SC-Sa)、双重身份核实等手段。
(三)尽快建立金融管理当局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调机制。当前内地金融管理当局在信息共享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人民银行肩负着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但如果人民银行不能有效快速地掌握有关金融业发展的各种信息，那么，维护金融稳定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当前，金融混业经营是一种国际趋势，内地金融业虽然还存在混业经营的法律约束，但其发展态势也是有目共睹。因此，建立各监管当局的有效协调机制，加强信息资源共享，尽早实现对金融业务的并表监管，是维护内地金融稳定的一个关键所在。
(四)加快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为金融稳定提供一个技术平台。香港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不仅仅得益于其宽松的政策环境，还在于香港拥有发达的金融基础设施。安全高效的交收和结算系统不仅可以加快资金的流动速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增加市场的透明度，有利于减少风险进而可以协助维持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因此，内地金融业的发展也必须建筑在一个发达的金融基础设施基础之上。
(五)加强法律建设，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安全有序的经济运行必须依靠制度来维系，而健全的经济制度又必须建立在完善的法律基础之上。香港的经济金融井然有序，正是建立在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基础之上，以及由这些法律法规所缔结的经济制度。内地目前在金融改革中发生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制约或有法不依。所以，当前在金融稳定建设上，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经济金融制度建设。
国资监管维度篇4
【关键词】宏观审慎；系统性风险；监管体系
金融危机爆发后，银行监管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实施巴塞尔协议i到危机爆发前，建立在最低资本要求下微观审慎监管一直是各国银行监管思想的主流，但巴塞尔协议ii在危机后成为了人们口诛笔伐的对象。事实证明，最低监管资本约束在经济面临较大冲击时不仅未能有效抵御风险，其顺周期性更是加剧了经济的波动，随着金融业和衍生产品的高速发展，金融业的脆弱性进一步体现，混业经营的模式使金融一体化程度加深，导致金融体系同质性和顺周期性极强，缺乏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手段，难以阻挡危机的蔓延。
一、宏观审慎监管在危机后备受关注
“宏观审慎”一词在197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前身库克委员会中第一次被提出。国际清算银行总裁ClaudioBorio在2003年则提出了金融监管上的宏观审慎，这个概念被逐渐发展起来。
传统的微观审慎监管理念和工具手段难以抗击非传统特征的系统性风险冲击，各国应在制定监管政策时，兼顾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微观审慎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定经营，仍在监管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宏观审慎则从宏观角度监测宏观层面的不确定性因素，抑制风险的蔓延和传播。
具体来说，宏观审慎监管是以维护金融系统安全为目的，以风险高低作为筛选标准，以指标监管、内部控制等为主要手段的监管理念和做法，主要以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为监管对象，同时又是一种逆周期的监管方式，危机后宏观审慎监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美、英及欧盟各国积极筹备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而我国也将“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预警体系和处置机制”纳入“十二五”规划中。
二、宏观审慎监管的覆盖方式、目标与工具
商业银行经营有其特殊性，银行自身和银行市场存在多重信息不对称，银行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同时银行风险具有负的外部性，银行的这些特征都决定了实施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微观审慎监管理念的局限性在于，其认为只要保证每个银行个体的稳健经营整个银行系统就是安全的。而宏观审慎监管不仅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以整2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作为监测对象，从而实现金融稳定。
（一）宏观审慎监管的覆盖方式
宏观审慎的监管核心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方法，而系统性风险的传导和蔓延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纵向（时间）维度，一个是横向（跨机构）维度。宏观审慎监管在时间维度上不仅关注整体风险在时间维度上的动态变化，更重要的是处理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问题，利用时间维度的延续性寓干预手段于周期之内。宏观审慎监管在跨行业维度上关注的是在特定的时点上，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在金融体系内部是如何分布的。由此宏观审慎监管在政策上如何识别对系统有重要性风险贡献的金融机构、判断风险在金融体系内部如何分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风险敞口主要暴露于哪些行业，变得非常重要。
（二）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
针对系统风险传导的特殊方式，我们可将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分为以下两个层面：
1、消除或缓解顺周期问题
包括资本储备与风险计量方面都会体现一定的顺周期性，繁荣时银行风险资本权重偏低，加速了信贷扩张，风险偏好提高，授信宽松，风险定价低估；而衰退或危机时则相反，风险权重偏高要求较高的储备率，信贷风险定价被严重高估，加剧了经济的波动。从逆周期监管的思路出发，这就要求银行修订储备要求，在繁荣时期建立额外的资本储备以备衰退时使用，调整不同经济周期下的风险权重计算方式，避免其对危机或泡沫的推波助澜。
2、及早识别危机信号并进行控制
系统性风险的传导机制主要通过金融机构之间在相关业务和资产负债表之间的广泛关联进行传导和蔓延。金融机构之间业务相关度越高，蔓延速度就越快，关联性约广，覆盖范围就越大。因此，在危机形成早期如能识别其形成的信号并采取相应管理措施进行控制，例如在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初期通过监管机构对该部门采取信用审慎措施，应可收到一定效果。
（三）宏观审慎监管的工具
针对纵向（时间）维度，主要政策工具包括逆周期资本、动态拨备、杠杆率、逆周期信贷政策、流动性要求、薪酬与利润分配机制监管等。
而针对横向（跨机构）维度，可用工具包括压力测试，系统性重要银行资本附加，及对保证金率的动态调整等。
在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中，监管当局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宏观政策工具体系，识别风险类型及来源，工具实施的质量，考虑金融体系的适应能力及实施的监管成本。
三、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实践
我国从2005年开始《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对金融体系的稳健性进行评估，银监会从2006年起按季度向金融机构国外宏观经济形势，2007年12月，《商业银行压力测试指引》，引导商业银行提高风险意识，甄别系统性风险状况。2011年5月初，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6月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根据国际新监管标准的总体原则、主要目标、过渡期安排和工作要求，提高了贷款风险分类专项准备计提标准，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计算贷款潜在损失与专项准备的差额确定动态拨备，银监会借鉴国外动态拨备做法，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考虑我国现行贷款损失准备体系，把拨备覆盖率要求逐步提高到150%。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1年报》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已达到278.1%。12年6月底《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将于2013年开始试行，五家银行成为新试点。新的管理办法建立了统一配套的资本充足率监管体系，参照巴塞尔协议Ⅲ所要求的，将资本监管要求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最低资本要求，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5%、6%和8%；第二层次为储备资本要求和逆周期资本要求，储备资本要求为2.5%，逆周期资本要求为0-2.5%；第三层次为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为1%；第四层次为第二支柱资本要求。《资本办法》实施后，正常时期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分别为11.5%和10.5%。多层次的资本监管要求既体现了国际标准的新要求，又与我国商业银行现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基本保持一致。明确了各类资本工具的合格标准，提高了资本工具的损失吸收能力，扩大了资本覆盖风险范围，根据资本充足率将商业银行分为四类，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提升资本约束的有效性，重新调整了各类资本的风险权重。
四、我国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所面临的问题
（一）分业监管造成的监管体系不协调
我国目前仍实行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体制，与混业经营的国际趋势相抵触，多头监管导致协调成本过高，也限制了监管机构对跨市场系统性风险的监测。“一行三会”的监管联席会议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便利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与信息共享，但这种合作并未纳入制度性安排，缺乏监管机构之间的长效性合作机制。监管机构存在多重身份，监管工作交叉，界定不明。金融全球化的趋势正不断加快，缺乏一个涵盖整个金融体系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预防和控制系统性风险的难度与成本都将极大。
（二）监管工具的复杂性给制定宏观审慎政策造成较大的难度
我国的金融系统风险有别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混业经营模式下的风险传导机制，主要体现为微观市场主体经营业务同质化所带来的市场共振，照搬国外监管体系构建的经验无法适应国内监管需求。此外，传统微观审慎工具不适应于新的宏观审慎监管理念，需要根据客观实际构建新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体系，这就要求监管机构引入和研发新型工具，并制定符合我国需求的监管规则和标准，这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引入、研发和改进工具需要高专业化的团队，并须对各种工具的效果、协调型进行测试，避免对宏观经济的其他部分造成过大影响，同时也要注意不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经营带来过多的约束，降低监管成本。
五、对我国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监管的建议
（一）明确央行职能，确立其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宏观审慎监管以金融系统稳定性为目标，需要及时发现和甄别系统性风险并采取相应对策。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和货币发行者，是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当然的核心主体。因此，应赋予央行更广泛的监管权力，充分发挥其在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形成由上至下的监管机制，而央行则须担起协调职能，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促进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于共同发展，保障监管体系的有效运作，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健康。
（二）建立系统风险预警系统，加强各大监管机构的沟通与合作
我国实行分业监管体制，但微观金融机构业务经营多元化、渠道多样，实际银行、保险、证券业务交叉，且金融机构业务同质化情况突出，系统风险下极易产生共振效果。局部系统的检测与整体系统检测都是体系至关重要的部分，虽然联席会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各监管机构之间应在央行的协调下建立长效沟通合作机制。各监管机构应深入各自监管范围的金融机构，从测算整个系统的尾部风险开始，定期进行压力测试，然后各监管机构在央行的组织下进行数据交换和集中处理，将监管资源集中利用，更全面地把握系统风险。
（三）各大监管机构须提升风险识别技术
要正确及时识别系统性风险，建立有效的检测体系，必须积极探索风险识别技术，完善指标体系，提高监测质量，确保政策制定部门能及时掌握真实情况。金融创新的发展会带来新的监管缺口，监管机构应密切关注金融创新带来的新问题，扩大风险识别的范围，例如我国的民间信贷、“影子银行”等，结合我国国情，改进风险识别于分析技术，使风险检测体系更具有前瞻性和弹性。
（四）不断改进宏观审慎工具的整合效率
首先要在国外宏观审慎监管经验的基础上适当引入已被证明有效的工具，并加以改进，使其适应我国特点，此外，还应积极开发新型工具，通过实践检验其有效性，明确各类型工具的使用范围和效果，掌握各工具之间的相关性和联动效应，关注宏观审慎工具对其他政策工具的影响，建立以固定规则为基础，相机抉择相结合的工具应用机制。
（五）注意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发展，加强国际合作
金融体系的宏观审慎监管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不能独立于宏观政策体系之外，因此，必须与货币政策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如传统的银行监管政策、财税政策、汇率政策等的协调和配合，区分目标主次，才能提高监管效率，起到稳定金融体系的作用。此外，还要注意与会计准则、法律体系的衔接。
此外，金融危机的全球联动性要求每一个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宏观审慎监管还应注重全球金融机构的监管合作，与国际监管机构G20、巴塞尔委员会，BSi、imF和各国监管当局进行沟通与交流，完善我国宏观审慎监管体系。
参考文献
[1]巴曙松，朱元倩.巴塞尔资本协议iii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5.
[2]刘志洋.我国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探讨[J].经济纵横，2012（7）.
[3]王立军.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若干思考[J].特区经济，2012（8）.
[4]杨艳竹.面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中国宏观审慎监管[J].时代金融，2012（6）.
国资监管维度篇5
一、农资市场监管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无照或超范围经营行为仍然存在
从近两年宁波市杭州湾新区农资市场的检查中发现，仍存在着无照、无证销售农资等问题，一些农资经销人员肆意夸大农资使用范围和效果，误导农民消费。由于其流动性强、隐蔽性大，品种质量、售后服务均无保障，对种子市场安全构成极大威胁。
(二)农资市场经营不够规范
有的农药夸大产品作用，在包装袋上冠以欺骗性的名称，欺瞒消费者；有的农药有效成分和实际含量不达标，虚假标识，肥料标注虚假含量，夸大总养分含量。按照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企业登记前置行政许可经营项目目录”中的规定，化肥、农药、农膜属于国家专营产品，只有农资公司、供销合作社等农资部门才有经营主体资格，但部分个体经营户为了达到经营农资产品的目的，挂靠农业部门等单位从事农资经营活动。
(三)不正当竞争问题比较突出
一些农资经营单位使用假的生产许可证、产品合格证、说明书等，采用更换包装、更换厂名、更换生产日期、以次充好等方法欺骗农民，使农民利益受损。
此外，农村的一些个体经营户，将日常生活用品和农药化肥等混合经营，给农民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带来安全隐患。
二、农资市场监管出现难点的原因
(一)监管手段相对落后，农业专业知识缺乏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农资市场的监管一直沿袭着靠组织大规模整顿，凭经验、直觉、感观执法，监管手段相对落后，难以承担当前农资市场经营主体多元化、经营方式多样化的监督管理。在对农资产品的鉴定上，由于农资商品品种多、批次多，工商部门主要侧重于经营行为和主体资格的监管，对农资商品质量的监管则是近年来才进行的。农资商品的特殊性，决定了管理者必须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工商行政管理队伍尤其是监督第一线的执法人员，存在缺乏专业知识等问题，制约了执法的准确性和高效性。
(二)监管体系尚未建立，协调联动力度不够
从农资监管层面来看，虽然国家为保证农产品安全相继出台了《农药管理条例》、《产品质量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但是目前农资监管存在着多头执法、重复执法、责任主体不明等问题，虽农业、质监、工商、公安等部门对农资行业行使着不同的管理职能，但各个部门由于既定的职能不同，尚未形成完整统一而坚强有力的监管体系。
(三)经营者道德诚信缺乏，自律管理意识不强
农资经营单位“两账两票一卡一书”(进销货台账、进销货发票、质保卡、承诺书)制度的建立和公示不全，导致不合格农资上市销售。农资经销商普遍缺乏售后服务，农民买到农资产品后，难以得到应有的后续服务。还有的农资产品生产商、经营者缺乏诚信、守法意识，“缺斤少两”、“以次充好”等事件时有发生。
(四)农民维权意识淡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
当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大多年龄偏大，缺乏识别假冒伪劣农资的能力，在购买农资时，关心的往往是价格，忽视对质量的要求，容易上当受骗；另外，一些农民对假劣农资防患意识较弱，存在盲目跟进购买的现象，出现农资纠纷后，又不懂得依法维权。从近几年工商部门查办的农资案件来看，属于消费者举报投诉而查办的案件很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资消费者维权意识的淡薄。
三、深化农资市场监管的几点建议
(一)强化责任意识，完善科学监督手段
一是层层落实责任，将农资市场监管的各项任务逐一分解，量化到人。二是进一步加强对市场监管一线工商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不断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和市场监管水平。三是成立农资专项执法队伍，加大农资市场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农资经营中的假冒伪劣、坑农害农、无照经营、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四是健全和完善农资商品质量检测制度，针对农资市场特点，建立抽检制度，有重点、分步骤地组织力量对农资商品进行分品种、分批次、不定期的抽样检查，并通过新闻媒体、公示栏等形式及时向社会公布抽检结果，严防伪劣农资流入市场。五是严格工作责任，强化对农资市场监管失职失察的追究。
(二)加大监管力度，充分发挥工商职能
一是严格准入，规范优化经营主体。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严格把好市场主体准入关，认真审查登记材料。基层工商所对涉农市场主体进行认真核查，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治理整顿的力度，特别是一些农村小卖店代卖农资产品要坚决取缔。同时依法建立和完善各类农资生产、经营主体档案记录。结合年检验照工作，督促已开业的农资经营者自觉维护其合法市场主体地位。二是突出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整治。三是实施商品质量监测，加强上市农资商品质量监控。通过实施监测，及时发现违法行为，为监管执法提供线索，同时准确掌握农资市场状祝，为监管提供第一手资料。
(三)规范经营行为，积极引导行业自律
一是督促农资经营者建立健全“两账两票一卡一书”制度、重要农资商品入市备案制度、不合格农资商品下架召回制度等经营自律制度，签订责任书，从市场经营主体一方规范进销货行为。二是充分发挥农资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倡导守法经营、公平竞争理念，促进建立健全农资生产经营者自我教育，切实提高农资经营者的素质，充分调动和发挥行业协会在农资市场管理和农资打假活动中的积极作用。三是实行信用分类监管。以建立农资“经济户口”为依托，结合对经营主体市场交易行为的动态监管，依相关信用信息确定经营主体的信用等级。四是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的培训。通过行业协会或农资连锁企业对经营人员组织开展农资诚信经营，有效提高经营者依法经营、诚信经营的整体素质，为工商部门有效监管提供良好的执法环境。
(四)强化宣传教育，营造浓厚监管氛围
一是通过“3・15”等现场宣传活动，曝光一批典型的农资打假案例，同时讲解农资的简易鉴别方法和识假辨假知识，介绍欺诈经营的表现形式，增强农民识假防假能力，提高农民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二是组织农资经营者培训会，使广大经营者知法、懂法，提高农资经营者的行业自律意识。三是通过多种渠道和媒介，多角度、全方位加强对农资打假工作的宣传，扩大农资监管的社会影响力。
国资监管维度篇6
关键词：审计市场结构审计市场机制审计市场监管
所谓审计市场结构也就是构成整个审计市场的内在框架，而这个框架是由许多审计市场结构要素构成的。也就是说审计市场结构是一种多维结构模型，这种多维结构模型是由主体、客体，机制、监管多个要素性维度而构成的动态系统。
审计市场主体、客体
现代审计的诞生，是以现代公司制的产生和证券市场的发展为基础的。在现代公司制的框架下，公司财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了分离，同时也引致了信息不对称现象的产生。表现在股东需要了解其投入资本的运行情况，而企业的经营者也需要向股东进行报告。
人们无限多样的需求使得信息呈现稀缺性。为了消除这种不对称性，便需要产生一种制度。公司管理层提交财务报告来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这种制度沟通了股东和管理层的信息，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现象，但是并不能消除不对称现象，由于管理层掌握的信息不一定完整而真实的体现在财务报告中，存在私利，因而财务报告的制度并非完全以投资者为导向。
而财务报告是否真实、公允表达，越来越受到社会公众的关注。公司一方面通过现代企业治理结构来进行约束，表现在建立公司董事会以及审计委员会、内部控制系统等约束公司管理层的行为；另一方面，要求由独立、专业人士对公司财务报告提供签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样，独立审计师职业便应运而生。独立审计师的职责便是加强公司股东和管理层的信息交流，为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公允进行签证，提供合理保证，并且有效的减少信息风险。
注册会计师职业的产生和发展，即意味着审计市场主体的产生和发展。审计市场主体是由经济责任关系双方和审计师所构成三维结构。在此结构中，所有者的利益是要求资本增值；经营者的利益是经营成果得到肯定和经济责任的解脱，物质利益取之有道以及精神利益的享有；审计师利益是通过提供审计服务，确保会计师事务所的生存与发展以及审计师等员工的物质、精神利益的享有。
审计市场主体三维结构的维护，是通过审计市场客体的多维结构的实现。审计市场客体多维是由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所作的审计报告或签证报告所构成。根据审计市场规定的要求，审计报告质量要求必须要真实、合法和合理。因此审计市场客体的三维结构应该是真实性、合法性和合理性。
注册会计师职业的发展也不能确保审计目标的完全实现，以及企业股东与管理层不对称现象的发生。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包括执业经验、业务水平、是否尽职尽守等等。因而，即使是经过注册会计师“签证”过的财务报告仍然会有信息风险的产生。
审计市场机制
审计市场机制是通过审计价格和供求等手段对资源进行配置，使审计资源流向最需要的客户，争取高效率地使用有限的审计资源。审计市场机制由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等多维机制构成。对于审计市场的价格机制来说，由于审计市场的发展，导致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激烈竞争状况的加剧，对于一些中小型规模企业的审计业务市场分配的影响更为明显。这些企业关注审计收费而不必追求会计师事务所的“品牌”。大型企业为融资、上市等目的，则更关注会计师事务所的“品牌”。在政府强制型的审计需求模式下，企业对审计收费的高低不甚关注。因而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具有随机性。甚至会有“高价求审”的现象。也可能使企业比较关注收费高低。这些多发生在一些资金状况不佳的企业中。在自发的审计需求中，审计收费高低对调节需求的作用并不明显，一旦萌发了某种审计需求，为满足特定目的审计委托，并不因为收费比期望值过高而放弃，更何况价格的协商机制可以促成审计契约的订立。
在政府作用明显的审计市场结构中，很多方面都带有明显的政府痕迹。比如在新股上市的条件、新股发行价的确定，对已上市公司保牌资格的规定等多个方面对企业加以严格限制。这样，只要能符合或满足了政府管制的要求，企业就可以取得最佳的成本效益比。如果市场不需要高质量的审计服务，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审计师只能通过提供“满足”市场需求的审计服务而生存，即降低审计质量。但是，从提供方即事务所的角度，他们是否愿意“配合”市场，主要取决于市场相应的制度性因素，尤其是法律风险的高低。李树华（2000）、刘峰、林斌（2000）论证了我国审计市场尚缺乏内在的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刘峰（2001）以红光实业案例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现有制度对高质量会计信息的排斥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一种运行机制，包括市场的准入与退出、审计收费的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供求机制、竞争机制、行业监管机制等一系列的有机体。
从供给方来看供求机制主要包括资格准入机制和主体独立机制。资格准入机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对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取得的规定，对会计师事务所取得资格的规定。从需求方来看，审计产品的最终需求有以下几个方面：以股东为主的投资者的需求、以银行为主的债权人的需求和以税收为主的政府职能部门的需求等。
在审计市场上，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相互作用，并共同对审计市场起调节作用。为避免不正当的低竞争，需要采取一定措施，比如规定事务所之间不得以降低收费争取委托业务，注册会计师应当按照业务项目的性质、风险大小、繁简程度、质量要求、工作环境、花费工时等因素，在主管机关制定的收费标准幅度内，同委托人具体商定。
审计市场监管
审计市场的发展，需要政府的适度干预，同时需要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准则委员会等机构，负责审计准则、职业道德、质量控制标准等的制定和审计市场的自律监管。
关于监管，经济学界对其诠释不尽相同。国内代表性的观点有：李杨、王国刚认为：“在资本市场中，所谓监督管理（简称监管）指的是政府、政府授权的机构或依法设立的其他组织，从降低资本市场风险、保护社会公众利益、维护社会安定的目的出发，根据国家的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条例和政策，并根据它们对资本市场体系和各种活动进行的监督、管理、控制与指导”。贝多广认为：“现代经济社会，实际上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因为存在着市场缺陷的现象，即仅仅依靠自由市场机制达不到资源最优配置的目标，所以作为社会公众利益代表的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对市场运行进行干预。监管经济学主要就是讨论政府干预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庄序莹认为：“市场监管是指人们通过政府机构或公众组织，依照国家的宪法和有关法律，为达到一般意义上规范的经济目标―公平与效率，而对市场的自然运行状态进行干预的行为”。国外代表性的观点有：a.e.Kahm(1970)“监管的本质是以政府命令作为一种基本的制度手段来代替市场的竞争机制，以确保获得一个更好的经济结果。政府监管部门确定由谁来提供某项产品或服务及其价格，当监管部门将许可证授予一个以上的供应商时，通常也会对这些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实施某种限制。所以，作为自由竞争市场的两个最基本的要求―自由进入和独立行为―被全部或部分地取代了，代之以由政府决定价格、质量和服务条件，以及提供服务的义务”。D•nedham(1983)“监管是一个经济个体通过各种手段试图有意识地影响另一个经济个体或者其他多个经济个体行为的活动”。alanStone(1982)“监管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经济个体自由决策所实施的强制性限制”。D•Gowland（1990）“监管是制定并实施规则的一种活动”。
尽管对监管的认识不尽相同，但世界各国根据本国的审计市场发展状态，实行了不同的监管模式。从世界范围看，一个国家采取何种监管模式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证券市场的发展阶段、发育程度以及证券市场的自由度；政府对经济运行的调整模式。纵观各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体制，监管的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自我监管模式、政府监管模式和独立监管模式。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英美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模式变迁中政府的作用在加强，而德日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模式变迁中市场的作用则在加强。也就是说，世界各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模式将朝着政府与市场力量相结合的方向变革，而独立监管模式正是这种结合的一种代表。所谓的独立机构，就是既独立于注册会计师行业自身，又独立于政府的非政府部门或称私人部门。未来注册会计师行业究竟应当如何监管，采用什么监管模式，值得探索，但是有一点较为明确的是，不管采用什么监管方式，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提高行业执业质量，保护投资者利益。
总之，审计市场是由主体、客体、机制、监管多维度构成的动态系统。而这一论断的提出，是以委托理论为重要基础的，伯利和米恩斯（1932）通过对1929年200家美国最大的非金融公司的考察，提出股份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命题，这一提法开创了委托理论的先河。正如Richuard•D•morris评论的那样，“人理论是关于某一个企业控制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问题，是两种不同资本供应者控制的问题。”审计学家开始用理论来解释与预测审计实务。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瓦茨（walts）和齐默尔曼（Zimmerman）,以及BalachandramandRamaKrishan,他们都对该理论在审计中的应用作出了不同贡献。
审计市场与商品市场的构成基本类似，也有需求方（这里指委托方―企业，同时又承担“买方”的角色，投资者、债权人、企业经营者、政府、企业职工与工会及其他社会公众）、供给方（注册会计师组成的会计事务所）、交易的产品（注册会计师职业服务），以及价格、法律、竞争、供求等一系列机制为载体，最后还包括行业的监管。这些维度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动态发展的。
因此，为了审计市场结构的均衡发展，至少应关注下列一些措施：明确公司会计、注册会计师审计、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的制定等与投资者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关系；要求公司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设计与维护、财务报告的编制负责；要求公司审计委员会负责公司审计协调事项；限制注册会计师不得向客户同时提供审计和非审计服务；建立独立的由公众参与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管；要求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更加独立；对财务报告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惩等。这些都是为了进一步提高会计信息和审计质量，使审计市场能够在更加可靠、更加高效的基础之上运转。
参考文献：
国资监管维度篇7
关键词:存款保险体系;存款保险基金;市场退出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准备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存款保险体系。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十七大记者会上表示,我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建设存款保险制度已列入议事日程。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金融监管,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从处置问题金融机构的实践来看,目前,我国虽没有建立明确的存款保险制度,但存在着隐性全额存款保险。随着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以及竞争的加剧,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成为我国的必然选择。存款保险制度是一种喜忧参半的制度安排,从国际上来看,各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效果,在整体上的表现是实施成本大于收益,这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许多国家在存款保险制度关键环节的设计上存在严重的缺陷。要最大限度的收获其积极作用,需要设计有效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安排。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定位以及如何维护存款保险基金的稳定性和可维持性是我国存款保险体系设计中的重要环节,笔者在参考已有的研究材料的基础上就这两个方面谈一下自己的认识。
一、存款保险机构的职能定位
职能的定位是必须首先要明确的一个问题。国际经验表明,职能的清晰定位是存款保险制度发挥有效性的凭借和保证。具体来讲,其职能不能仅限于为失败银行买单,更重要的是要突出其跟踪监督管理以及最后的接管清算职能,这样存款保险制度发挥其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功能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落实。作为有问题金融机构的买单人,从维护存款保险基金安全性的角度来讲,存款保险机构有动力监督银行的经营状况,从而在发现问题时采取必要的措施,积极地干预金融机构的经营,促使其加强风险管理和控制,防止问题向扩大化方向发展。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存款保险机构作为外部化的处置者,在处置问题金融资产方面相对于金融监管者作为处置主体具有明显的优势。关于这一点,美国的制度安排和实践经验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1935年,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成立,该法和随后的立法赋予了FDiC极大的独立监管权和决策权。FDiC作为独立的联邦政府机构,直接向美国国会负责,并接受美国会计总署的审计,其成立后70多年的运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基本上实现了维持金融体系稳定、保持公众对金融体系信心的目的,避免了金融体系动荡对经济所造成的冲击。FDiC成功运作的经验表明独立的监管权和清算接管安排是存款保险制度发挥积极作用的保障。在监管职能方面,FDiC对金融机构进行定期审查,对未达到安全稳健标准的问题金融机构,依据宽容政策指导和帮助问题金融机构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风险控制和管理,以改善其经营状况。出于监管的要求,FDiC有权力撤销存款保险机构的被保险人资格。同时,还采用了多个能反映银行经营风险的财务指标对银行进行非现场监管,这种非现场监管减少了对银行的直接干预,从而有助于提高其监管效率。在清算接管职能方面,基于成本最小原则和风险最小化原则的有机结合,FDiC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出多样化的处置手段,如安排另一家金融机构收购和接管问题金融机构、过渡银行以及收入维持协议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减轻自身所承受的压力,提高运作效率,FDiC逐步探索利用外部市场来处理问题资产的手段,主要的手段包括公开拍卖与暗盘竞标、资产管理合同、资产证券化以及股本合资。通过这些多样化的处置手段,FDiC在处置问题金融资产方面取得了较高的运作效率,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美国的实践表明,存款保险机构的银行监管职能主要表现在对存款保险基金的关注上,同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并不冲突。具体到我国,在设计存款保险职能时,应该处理好存款保险机构和银监会的职能划分,避免监管职能重复,使得存款保险机构的监管成为我国目前金融监管不足之处的必要补充。鉴于存款保险机构可以通过独特的监管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及时有效地监控到金融机构风险状况的变动,在体系设计上应该能使这一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机构设置上,不论是附属于国务院还是银监会,为保证其业务的开展与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协调性和一致性,应当建立央行、银监会共同参与决策的机制。在清算接管职能方面,存款保险机构的运作有利于推动我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完善我国金融机构退出制度安排,实现问题金融资产处和机构处置主体的外部化。长期以来,我国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全权干预处理来解决问题金融机构的退出问题,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政府主导的做法不仅使政府付出了巨大的处置成本,而且不利于完善问题金融机构的市场化退出机制。从处置问题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来看,大部分来自于中央银行的纯信用再贷款,财政处置成本的货币化不利于央行超脱于外独立地执行货币政策,对货币政策目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要求在提高,这种做法的弊端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同时,这种处置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存款保险机构的介入弥补了处置主体和手段的欠缺,通过外部化的处置主体对不良债权的集中管理,提高了处置的效率,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处置方式的有益探索,将金融机构的退出引向市场化的运作渠道。
二、如何维持保险基金的稳定运作
存款保险基金来源于初始资本金和后续积累的保费收入等资金来源,是存款保险机构赖以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一般而言,存款保险机构筹集和管理保险基金应该自求平衡。从各国的实际操作来看,存款保险机构的初始资本金大都依靠财政的投入,并利用定期收取的保费加以补充。当保险基金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允许政府和银行收回其出资,考虑到银行承受的成本压力,保费率一般都确定在比较低的水平上,因此,单纯依靠保费的积累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可以肯定的是,相对而言保险基金的规模一定是有限的。如果某个时期有大批的金融机构出现问题,肯定会出现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虽然许多国家都允许保险基金在因突发情形出现偿付能力不足的时候,可以通过外部融资手段来充实基金,如征收额外保费、通过合理条件向央行、财政部借款或在资本市场上筹资等。但存款保险机构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主体,来源于外部的资金是存在使用条件和期限的,出于维护保险基金安全和稳定的角度考虑,如何保持自身的稳定性和可维持性应该是其极为关注的问题。维持保险基金的稳定关系到存款保险制度有效性的发挥,因此,必须采取一定的手段。目前,世界各国大都通过立法形式对运营、管理和安全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
我国在设计存款保险体系时,应当重视这一环节,可以适当地借鉴国外的一些规定和做法。美国的代位受偿优先权就是可供参考的一个例子。所谓代位求偿权是指发生存款保险制度约定的情形时,存款保险机构在按照约定对存款人进行了赔付之后,取得优先于一般债权人的受偿权利。代位求偿权是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银行业危机的产物,其立法的本意主要在于重新确定债权的清偿顺序,减少FDiC的处置成本,从其实际的运作来看,这一制度在较少基金支出,维护基金稳定和安全方面发挥了明显的积极作用,有利于存款保险制度职能的发挥。需要明确的是,存款保险机构不仅是买单人,同时也是债权人。从维护保险基金稳定性和可维持性的角度来讲,在救助有问题金融机构时,应该强调强调损失分担原则,即应该由问题金融机构的股东、债权人和国家财政共同承担有问题金融机构所造成的损失。1998年以来,我国陆续关闭了一些存在问题的金融机构,采取的手段大都是政府全权干预处理,财政买单,央行垫付资金,这种处置手段使金融机构过多地依赖救助,财政和央行承担了巨大的成本,没有较好地体现损失分担原则,原有经营者和股东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在一定程度助长了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行为。存款保险机构作为新的问题金融机构的清算接管者,从维护保险基金安全和利益的角度来讲,应该强调对金融机构经营者的监管约束以及对原有经营者和股东的事后惩戒,应该是积极的、有效率的不良债权处置者,这也正是其在处置不良资产方面相对于政府和货币当局的优势所在。
国资监管维度篇8
关键词:诚信建设；证券市场；激励约束机制
一、引言
为加强证券市场诚信建设，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促进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2012年9月，中国证监会了《证券市场诚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2014年6月，国务院颁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明确提出，资本市场要完善以奖惩为重点的社会信用体系运行机制;2014年9月，中国证监会修订了《证券市场诚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资本市场违法失信信息互联网查询制度，进一步强化了信息主体的权益保护要求;2015年12月24日，国家发改委、中国证监会联合另外20家单位联合签署了《关于对违法失信上市公司相关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该备忘录围绕融资、投资、股权激励、日常经营等商事活动，规定了16项惩戒措施，大大约束了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的违法失信行为。随着证券市场诚信监督机制的确立，证券市场的诚信状况有所改善，但与证券市场发展的要求相比差距还很大。上市公司报虚假信息、欺诈投资者、操纵市场、内幕交易以及与中介机构勾结等违法失信行为还时常出现，给广大投资者造成了较大的损失，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在证券市场改革创新发展和监管转型的背景下，继续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诚信建设的部署和要求，完善守法诚信的激励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的约束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二、激励约束机制建设的理论基础
经济学中经典的“囚徒困境”模型可以形象地描述在无激励约束机制条件下的证券市场的两方交易，而引入“第三方惩罚”和“第三方激励”的方式则是对失信者进行惩罚和对守信者进行激励的借鉴，能促使交易双方做出共同的理。具体过程如下。假设:市场上有两个交易者S和B，S为卖方(Seller)、B为买方(Buyer);双方交易标的为商品或服务G(Goods);G对S产生的效用价值为α;G对B产生的效用价值为β，其中α＜β;双方进行交易，成交价格为(α+β)/2;S与B在交易过程中，各面临两种策略:t策略和C策略，t策略为诚信策略(trust)、C策略为欺诈策略(Cheat)。在满足以上条件的情况下，交易双方面临的博弈矩阵见表1。如表1所示，在缺乏激励约束机制的条件下，该交易的纳什均衡为(C，C)，即交易双方都会选择欺诈策略。进一步，我们在双方交易的基础上加入第三方，同时对采取欺诈交易策略的交易方进行惩罚和对采取诚信交易策略的交易方进行奖励，惩罚成本为X1，奖励收益为X2。在加入“第三方惩罚”之后，交易双方S和B面临的博弈矩阵如表2所示:此时，如要使该博弈的纳什均衡为(t，t)即交易双方都选择诚信策略，则应该满足(β－α)/2+X2＞［(α+β)/2］－X1，即X1+X2＞α，也就是说在惩罚成本加奖励收益大于卖方的效用价值时，交易双方都会选择诚信策略。从上述推导过程可以看出，如果证券市场缺乏对守信者的激励机制和对失信者的约束机制，市场上的交易主体必然会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而选择违法失信行为。只有在加入第三方对市场交易主体的恰当激励约束，才能促使市场上的交易主体进行诚信交易。
三、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建设的相关建议
作为经济人的市场参与者具有先天的逐利性，建设资本市场的诚信机制不能寄希望于市场主体的道德自觉，而只有在证券市场交易中加入对守信者的激励机制和对失信者的约束机制，才能促使市场主体诚信交易。以下将从经济学、法律以及监管等角度提出完善激励约束机制的相关建议。
(一)经济学角度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证券市场交易主体都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其交易动机和交易策略都是为了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对守信者进行经济激励、对失信者进行经济惩罚，从而改变双方原来的收益函数，是激励约束机制建设最直接的方式。1.经济激励方面在经济激励方面，我们建议进一步提升守信或维权收益、降低维权成本。提升守信或维权收益是指增加对守信者的经济奖励和维权者的经济补偿;降低维权成本是指将维权者为维权而支付的合理费用转移给失信方。对守信者进行经济奖励的方式很多，既可以将证券市场交易主体的诚信状况纳入其信用体系，从而使诚信状况好的交易主体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进行借贷或融资，也可以由政府对诚信状况好的市场主体适当进行补贴性资金支持等;对维权者进行经济补偿，可以借鉴消费和食品安全领域的相关规定，具体来说就是在满足维权者补偿性赔偿收入的基础上，适当提高惩罚性赔偿收入。在降低守信者的维权成本方面，我们建议将维权者为维权而支付的合理费用转移给失信者，这部分费用不仅包括律师费，还包括其他合理的诉讼费用，比如误工费、交通食宿费、取证费等。守信者维权收益的增加和维权成本的下降，可以大大提高守信者维权的积极性，从而促进证券市场诚信机制的建立。2.经济约束方面在经济约束方面，我们建议提高对失信者的惩罚力度，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2倍赔偿制度和《食品安全法》规定的10倍赔偿制度引入资本市场，更有学者甚至提出将目前封顶式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改为上不封顶、下要保底的赔偿制度，最低赔偿额为维权者实际损失的10倍。同时，为防止高管追求短期利益而实施不诚信行为，可以效仿美国对高管薪酬制度进行改革。具体包括，对公司薪酬管理委员会的组成进行明确规定，以保证其在薪酬组织和决策方面的独立性;同时建立高管薪酬的“追回”制度，在公司不诚信行为发生后，根据相关责任界定情况，适当追回高管已发放的薪酬。
(二)法律角度
提高维权收益、增加失信成本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守信者能够维权成功，失信者会依法受到惩处。但是，目前仍存在守信者举证困难、维权途径不畅通、对失信者进行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相关规定不完善等问题，是阻碍守信者维权、频发失信行为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法律层面进行完善，推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丰富维权途径以及完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相关规定是对守信者进行法律激励、对失信者进行法律约束的最有效方式。1.法律激励方面为激励守信者积极维权，降低维权时的举证负担，我们建议立法机关应向处于信息劣势地位的维权者进行适当的倾斜，在维权者的民事争诉中进一步扩大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运用，加重失信者的举证责任担当，减轻维权者的举证负担。在解决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维权途径不畅等问题方面，可以采取相关学者的建议，由相关部门牵头，建立协商、民间调解、申诉、仲裁与诉讼等组成的“金字塔”式的维权结构。同时，法院也要扩大对各类证券期货违法失信纠纷案件的审理范围，受理因交易对手违法失信行为而遭受损失的维权者的民事赔偿诉请，并通过出台更加细致的民事赔偿司法解释来完善相关案件的审理，真正丰富证券市场的维权途径。2.法律约束方面为约束失信者的失信行为，完善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建议立法机构增加对违法失信者行政处罚的幅度和力度。建议适当扩大证券市场禁入制度的适用范围，市场禁入者的范围既要包括上市公司、证券期货机构、证券服务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及以上的股东、董监等高级管理人员，也应该包括在证券期货机构和证券服务机构任职的具有各类专业技术资格的工作人员，如保荐人、注册会计师、律师和投资顾问等;在增加行政处罚力度方面，对于违法失信的市场主体，除了责令其停业整顿和对其进行相应罚款之外，还可以视情节轻重，将证券市场的有期禁入改成终身禁入。在完善刑事处罚相关规定方面，建议立法机构立足证券市场实践，深入研究各种违法失信行为的盈利方式，并及时修订《刑法》，把严重违背诚信原则、以违法失信手段获取不正当利益的各种行为入刑定罪，并进一步提高现有违法失信犯罪的量刑幅度，在对违法失信犯罪分子进行定罪量刑时，不仅要考虑受害者的财产和人身损失情况，还要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主观态度以及对证券市场诚信建设的影响程度。
(三)监管角度
目前，以中国证监会为代表的行政监管和以各自律行业协会为代表的自律监管构成了证券市场监管的主体结构。推行“绿色通道”、行业黑名单、诚信数据库建设等措施，是监管角度激励约束机制建设的主要方式。1.监管激励方面为进一步激励证券市场主体诚信经营，建议中国证监会及各自律组织进一步拓展“绿色通道”制度的使用范围。目前证监会对九大过剩产能行业的并购重组、公司债发行审核等开通了专门的“绿色通道”，沪深交易所也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推行了“直通车”业务。上述“绿色通道”制度的实施，大大提高了符合条件公司的并购重组、债券发行及信息披露效率。因此，证监会或交易所等自律组织可以对诚信状况好的市场主体开通“绿色通道”，在该类市场主体的ipo、债券发行、并购重组、增加业务种类、信息披露等方面优先或简化审核。2.监管约束方面为有效约束证券市场的违法失信行为，切实贯彻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相关要求，我们建议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将造成巨大社会影响的违法失信企业加入行业黑名单，并向社会公众公布。此外，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应继续推进资本市场诚信数据库等信用信息系统的建设工作，进一步丰富其信息类型和内容、扩展其信息来源渠道和形式，并进一步发挥诚信数据库的对外查询服务功能，提升市场主体决策的准确性和自我保护的水平。另外，国内监管可以借鉴美国资本市场的先进经验，建立“告密者”制度。对于向监管部门提供线索的新闻媒体、公司内部员工等“告密者”，可以基于案件的罚款额给予其一定比例的奖励，并且严格禁止“被告密者”对“告密者”通过骚扰、降职、降薪、解雇等手段进行打击报复。“告密者”制度实际上将更多知情的社会主体纳入了社会监管的范围，便利了相关部门对欺诈失信行为的调查，大大约束了证券期货行业市场主体的违法失信行为。
参考文献:
［1］陈甦，陈洁.证券市场诚信机制的运行逻辑与制度建构［J］.证券法苑，2012(2):1～19.
［2］庄心一.建设高度诚信的资本市场［J］.中国金融，2012(24):10～12.
［3］刘俊海.加强资本市场诚信建设的法学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3(3):67～75.
［4］袁康.资本市场诚信建设的制度逻辑与实现路径———境外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J］.证券苑，2012(2):409～428.
国资监管维度篇9
摘要铁路运输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起着交通枢纽的重要作用，为我国经济的腾飞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住房制度改革的积极推进，公有住房向个人出售比例逐年加大，原铁路公有住房由于建设时间较长，售后维修养护治理问题日益突出，随之而来的是公有住房维修资金的管理问题，为保障公房的有效治理，为铁路职工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现从财务方面做一下探讨。
关键词住房维修基金核算增值监管
一、做好维修基金的会计核算
在维修资金的管理过程中，加强会计核算是一个保证资金有效运作的良好办法。首先，要针对各自不同的资金特点建立独立的核算账目。已售公有住房往往都较为分散，这就需要对会计凭证进行整治，整顿，并且进行归集，加强对相关资金的监督及管理。其次，计划部门要负责编制基金的使用计划，财务部门要正确及时反映基金的提取、使用和结余情况，切实掌握各项基金的收支动态，防止任意扩大基金的支出范围，履行完善必要的审批手续和程序。再次，严格执行使用基金计划，严格控制及时登记各环节经费，对不符合规定的、手续不全的支出不予列支，做到手续完备、账目真实。会计与出纳要分管账务和现金，做到经常对账，避免账实不符。会计核算的进行要充分的考虑所有业主的权益。不管是房改之前的房子还是房改之后的房子，都应该统一的纳入到这个独立的会计核算账目的范围之内。最后，要充分的利用会计核算向业主直观而明确的提供一份资金运营情况报表，让资金所有的运营状况都可以被业主所掌握。
二、做好维修基金的增值
随着时间的不断前进以及时代的不断发展，通货膨胀等一系列因素都使得住房维修资金的实际购买力是在缩水。而许多建筑的相关问题都是要等到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才能显露出来的，这就需要对住房维修资金进行增值保值。当前维修资金进行增值保值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储蓄的利息来增加收益。等几十年过去，现有的资金已经远远不够几十年之后对房屋的修缮。这就要求资金的运营者选择好合适的投资方式，获取更多的收益。当前的储蓄利息已经完全不能抵消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这就需要资金的运营者选择更好的投资模式。当维修基金数额巨大时，要争取产生最大的增值效益，闲置时，可用于购买国债和其它法律法规允许的投资渠道，维修基金利息净收益转作维修基金滚存使用和管理。争取最大限度的使维修基金达到保值增值的效果，防止闲置。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健全，政府可以鼓励组建房屋维修基金投资管理公司或专业理财机构，由它们受托对维修基金进行保值增值的运作，提高维修基金的抗金融风险能力。政府还可以在地方税收政策范围内给予增值收益免税优惠。维修基金投资的收益，全额记账于各业主账户，不得提取现金，只能归并于维修基金，或经业主代表大会通过，用于日常维修。
三、做好维修基金的监管
公有住房专项维修资金的运营平时并不为大家所熟知，并且运营过程较为复杂，期间容易出一些纰漏。这就需要加强对维修资金的监管，如果对维修基金监管力度不到位，会造成维修基金使用范围的严重混乱。所以应该对维修基金的使用进行追踪审查，对资金使用效益的后续分析（基金使用情况、使用效率和收益）。铁路行业维修基金的监督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首先要通过内部控制来进行自我监管：加强内部控制，建立内部审计机构，专人对维修基金的计提和使用进行审查、分析。通过专项审计规范住房维修基金管理、保证基金安全、提高基金使用效益。在摸清基金来源和规模的基础上，重点检查房屋维修基金是否按规定或购房协议征收到位；维修基金是否按规定正确使用；维修基金相关的物业管理区域的经营收支是否符合规定；使用管理中有无违法违规问题，揭示基金收缴、管理使用中存在的影响基金使用效益的问题和漏洞，并从体制、政策、管理等方面深入剖析原因，提出加强管理的审计建议，促进提高基金管理水平和基金使用效益。
2）其次充分利用外部的力量，比如业主的共同监督或者专门的外部监管部门、企业等，监管方只有监管权没有使用权，而要使用维修资金必须由业委会或物业管理公司提出申请报告，经业委会征询业主意见通过。通过财务监督，促进加强基金计提的管理及预算的计量，制定出适合区域和本企业实际工作情况的切实可行的预算方案。
对于维修基金的各项支出按预算的进度进行，保证维修工作的资金供应，并对预算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保证维修基金收支平衡，促进铁路行业维修计划任务的完成。总之，由于专用基金项目众多，支出频繁，使之成为企业资金管理中比较薄弱的环节，铁路固定资产和房屋是保证运输生产和职工居住的重要物质条件，铁路局应集中力量做好固定资产和房屋建筑物的管理和养护工作。要严格核算，加强管理，健全规章制度，使各项专用基金专款专用，讲求经济效益，充分发挥铁路行业中维修基金在发展生产经营中的积极作用。
随着我国房地产行业的不断发展，公有住房维修资金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多，这就需要我们针对当前资金管理中出现的问题，建立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确保公有住房维修资金的顺利运行，为住房的维修与维护提供充分的保障。
参考文献：
国资监管维度篇10
论文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货币政策；调控
0 导语
为了保证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安全、稳定与效率，客观上需要建设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不否认金融监管，而是要加强金融监管，这种监管是建立在对尊重市场自主权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审慎的监管。同时要求有更为深入广泛的金融监管体系，这个体系应更多的从宏观角度对金融进行管理，尊重市场的调节和金融体系的效率，对市场的不完备进行补充。
1 金融危机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1.1 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原因评析
2007年引爆于美国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危机持续升级，影响逐渐加剧，最终演变成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此次危机爆发于金融体系最完善、金融创新最前沿以及金融理论和人才最丰富发达国家——美国，而且起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这一金融创新领域。危机似乎不同于八、九十年代爆发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主要集中在货币和银行的危机。然而，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等人根据有关金融危机的标准研究，通过将此次危机的资产价格、增长和政府债务等指标同二战以来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进行一系列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此次危机和以往的危机并无本质差别。
但是在客观忽略资产价格泡沫极度膨胀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宏观经济理论，以及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微观审慎监管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忽略金融监管的宏观政策框架，必然催生资产价格泡沫，积聚系统性风险，在金融体系内埋下重大隐患。泡沫一旦破灭，积聚的风险迅速释放，最终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
1.2 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危机爆发后，国际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金融监管进行了深刻反思。为维护金融稳定，金融监管变革在所难免。综合g20、fsb、bis和imf报告文件来看，金融监管改革目的是保证金融稳定，防止类似的危机的冲击，预防系统性风险。
改革主要集中在六大块：
（1）增加资本和提高资本质量，同时改善流动性和缓冲机制，缓解资本监管顺周期性。
（2）改革薪酬制度，维护金融稳定。
（3）增强会计准则实效性。
（4）改善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
（5）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妥善处置。
（6）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合作，强化遵循统一监管标准。其他方面还包括对冲基金、信用评级公司和证券化等方面的监管和改革。部分改革已在逐渐付诸行动并进行了效果评估，有些改革尚处在讨论和研究阶段，监管改革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当然，以往的微观审慎监管对于保证单一机构安全，从而保护金融消费者（存款者和投资者）的利益有着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微观监管的固有弱点表明了其不仅强化了顺周期性并且未能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在保证单个金融机构安全的同时却有可能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因而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提出已久，地位也随着此次危机的爆发显著上升。“宏观审慎监管”目前尚无明确定义。据已有的文献来看，宏观审慎监管主要是相对“微观审慎监管”而言，金融监管当局从金融体系而非单一机构的角度实施监管，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概念，维护金融稳定，密切关注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宏观审慎监管同微观审慎监管在监管目标、最终目标、风险性质的对待、机构间风险暴露相关性的重要性和审慎控制的实现方式上都有着本质区别。
当前，金融监管改革依然处在成型阶段。为维护金融稳定，总的改革趋势将向立足于微观审慎监管的宏观审慎监管模式的方向发展。其主要的新特征将体现在逆周期性监管政策工具的选用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
2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不足与改良
2.1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也在不断变革。总得来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4年至1992年的统一监管体制时期，人民银行履行统一监管职能。
第二阶段为统一监管向分业监管的过渡时期。1992年10月证监会的成立标志分业监管的开始，1998年保监会的成立标志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明确分工，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的分业监管模式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为1998年后的分业监管体制时期。
其中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一行三会”为基本格局的金融监管体系最终形成，即分业多头监管的格局形成。为加强协调沟通、信息共享，形成安全有效的监管网络，监管联席会议制度被引入。2004年三会签署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在明确各自职责分工的基础上，建立定期信息交流制度，经常联席会机制。然而监管联席会已长时间没召开，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目前主要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定期召开金融旬会来加强监管政策协调。
2.2 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不足
尽管我国目前分业监管有利于提升监管专业化水平，有效防止了金融风险传染效应，但如同大部分分业监管模式一样，我国当前的监管体系存在不足。钱小安认为我国监管体系不足体现在监管重复与监管空缺并存、监管资源配置低效、监管协调机制较弱等方面。根据引发此次金融危机金融监管方面的缺失，从宏观审慎监管角度来看，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三大方面的不足。
首先，缺乏稳健的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系统性风险的有效防范，必然需要对金融体系的数据信息进行整合、分析、检测和评估，发现金融系统不稳定性的来源，发出风险警示。这就需要一个专门的分析平台，一方面整合各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另一方面同时整合分析宏观部门和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而目前，我国并没有搭建这样一个平台。
其次，系统性风险防范不足，存在监管盲区。此次金融危机表明，由于缺乏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集团）有效监管，致使这些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加剧金融危机程度。
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不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需要先进监管理念的同时，还需要有效的完备的金融监管政策工具。而无论是在时间维度上的逆周期监管政策，还是在行业维度上的对系统性风险的有效监控政策，我国都存在不足。
2.3 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构建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分析提出了我国在金融监管上存在的不足，因此在我国未来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中，我们要提出针对性的对策。总得来看，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赖于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搭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完善以及组织合理安排下的政策协调机制健全。
首先，搭建宏观审慎分析平台，建立预警机制。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构建，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和预警，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这一环节的构建大体可分为四步。首先确定平台，即明确微观和宏观数据整合分析的职能的具体承担部门，可以是“一行三会”当中一个也可以新建一个部门。其二，信息数据的收集和平台构建后，相关职能部门就得强化对系统性风险相关信息数据的收集和整理，特别加强微观和宏观数据的有效整合，全面掌控系统性风险变化趋势。其三，系统性风险评估体系的构建。即从金融体系宏观层面又从银行、证券和保险等行业微观层面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检测与评估，加大各行业微观层面风险评估对金融体系宏观层面风险评估的支持力度。
第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建立危机处理机制。从时间维度上说，我国应完善包括逆周期贷款损失拨备和逆周期的信贷政策等在内的各种逆周期监管政策机制。同时，要加强对杠杆倍数的检测，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有效控制金融体系的风险过度承担。完善相机抉择机制，有效避免危机扩大和扩散。从行业维度上说，要加强对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立法，完善对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政策工具，有效监管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完善危机处理机制，设计多层次的应急处理监管政策工具。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最后，合理架构组织，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协调机制。组织结构铺排，各部门政策协调是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能否成功搭建的最关键因素。首先，系统性风险信息的获得、预警机制的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设定需要各部门明确职责并加强沟通协作。其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各部门的密切配合。组织架构设定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效果有极大的影响。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的组织安排，首先是确定宏观审慎分析平台，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总的召集人；其次是三会要加强对各自监管行业的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结合意识；其三，要加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同宏观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实施部门要加强同人民银行、财政部以及发改委等部门协调，制定科学的监管政策并有效执行，提高监管水平和效率，维护宏观金融稳定。
3 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调控的联系
在金融监管中，有一项监管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即银行监管。这是由于：首先，银行业在金融体系占主体地位。其次，在各类金融机构中，银行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发金融危机的部门。因此，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必然在宏观的金融监管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在新的金融机制改革中，基于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要求，必然要改革在此前大行其道的硬约束监管机制。但在当前的新的金融运作形势下，对于资金的过于严格的监管可能会导致雁行的信贷减少，进而导致整个社会总投资的下降，这自然不是金融监管希望的结果。
但是在新的宏观审慎的监管机制下，政府实行货币调控政策则可以利用这样较为完整系统的机制来进行整体的调控，不仅可以提高货币政策在有效引导国民经济向更好的发展方向上进步，还可以在这一较为拔高的视角上有效的规避一些金融风险，更加有效的将我国经济引导至又好又快发展的康庄大道！
4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