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伙企业的管理篇1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者战略合作伙伴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7355（2012）03―0―01
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者主要从事招聘、培训、员工发展、薪金福利等方面的日常工作，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企业提出了新的挑战，企业提高了对人力资源管理者的工作要求和期待，人力资源管理者的角色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
一、人力资源管理者成为企业战略合作伙伴的要求
1.了解企业的愿景。只有了解企业的愿景才能积极获取有效信息和知识，积极影响并参与到企业管理的战略决策中，将人力资源战略与企业的经营战略有机结合，积极影响并驱动企业战略的执行，支撑企业实现战略目标。
2.了解企业的业务经营情况。只有了解企业的业务经营情况才能做好企业的人力资源需求与供给预测，才能为企业即时提供各部门所需的人力资源。
3.了解业务部门对人才的要求。只有了解业务部门对人才的要求才能做好人力资源配置工作，为企业实现经营目标提供人力资源支持。
4.了解客户的需要，树立客户价值理念。每一个客户都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和资源。只有了解客户的需要，树立起客户价值理念，才能为企业维护好持续发展的动力和资源。
二、人力资源管理者成为企业战略合作伙伴面临障碍
1.缺乏人力资源管理平台
（1）缺乏人力资源基础信息系统建设。这是实现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保障，通过建立人力资源基础信息系统，准确地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提供客观准确的数据。（2）缺乏人力资源组织环境。合理的组织环境是构造战略性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外部条件。（3）缺乏专业化的人力资源从业队伍。这是进行战略性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专业化的人力资源管理者需要具备较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而在中国很多企业中，人力资源基础信息系统建设不完善；缺乏良好的组织环境；人力资源管理者很多只能提供日常事务工作，不能提供战略性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导致战略性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没有办法开展。
2.缺乏对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视
受到中国传统的人事管理观念和制度的影响，很多企业家和高层还没有足够重视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缺乏系统的战略管理。
3.人力资源管理者缺乏战略合作意识
很多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人还在从事传统的人事工作，没有实现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真正转型。他们缺乏战略合作意识，没有对自己进行准确定位，对自己的工作缺乏战略思考。
三、人力资源管理者成为战略合作伙伴的实现路径
1.对人力资源管理的角色进行准确定位
企业家、高层以及人力资源管理者要对人力资源管理的角色进行准确定位，要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进行战略的系统的思考和管理。一般来讲人力资源管理在整个企业中要扮演的角色是六维角色：（1）专家角色。专家角色要求人力资源管理者必须能够设计和贯彻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管理过程以及管理实践。（2）战略伙伴角色。人力资源管理者需要参加企业战略的制定，需要从人力资源角度对企业战略的形成施加影响，影响并驱动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3）变革推动者角色。中国企业发展到今天进入了新的战略转型和系统变革时期，人力资源管理者在这个过程中要确保变革在企业上下得到执行。（4）员工代表角色。人力资源管理者需要建立员工对企业的忠诚感，帮助达成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心理契约，有责任确保员工对企业的积极投入，应该向企业员工提供个人的职业发展机会，提供各种资源以帮助员工达到企业对他们的要求。（5）业务伙伴角色。人力资源部门不仅是服务型部门，更是生产型的部门。它为各个部门提供合格的人力资源，帮助各个业务部门提升业绩。（6）知识管理者的角色。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所面临的员工很多都是知识型员工，面对知识型员工，我们要进行知识管理。在执行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活动中，各种角色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的，是一种或几种角色的体现。对人力资源管理者的各种角色必须进行准确定位，这样才能开展好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才能为企业、客户、员工提供更好的服务，才能更好的成为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
2.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化
人力资源管理者要成为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必须了解业务、员工、客户，站在企业的战略、经营、业务、员工和客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通过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化与员工队伍的职业化提高整个人力资源管理的技术含量，开发人力资源产品，提高服务产业化的水平。
3.提升人力资源战略管理的能力
作为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人力资源管理者要能领悟企业的愿景，解读企业的战略，思考企业战略对人力资源管理提出的要求；用战略的眼光来考虑自己的各项工作，要从公司整体的角度来考虑各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设计公司的整体人力资源管理体系；要能确保人力资源管理能够为公司战略的实现提供有效的支持。
4.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系统建设与人才整体竞争的能力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再是单独的力量竞争了，而是机制和制度的竞争，机制和制度背后的竞争是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竞争。中国企业走到今天必须进行人力资源的系统建设，优化和创新人力资源的机制与体系，提高整个人力资源管理的系统整合和创新能力，确立一个企业的整体竞争优势，构建整个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竞争能力。
合伙企业的管理篇2
私募股权投资（pe）是指私募股权基金通过对目标企业（包括上市企业与非上市企业）进行权益性投资，在此过程中基金投资者按照约定分配比例分享投资收益，并按基金组织形式及出资额承担投资风险，在交易实施过程中附带考虑了将来的退出机制，即通过被投资企业的上市、并购或管理层回购等方式，出售持股获利。私募股权基金是指由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以非公开方式募集的，并由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管理的，专项用于对企业进行直接股权投资的资金集合，是私募股权投资的运作载体。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在其管理的基金中的出资金额一般为基金总规模的1％，投资者的出资比例一般为基金总规模的99％（见图1）。项目退出基金分配清算时，如果基金实现盈利，投资者（包括出资1%的基金管理企业）先行收回各自投资成本。当基金的内部回报率（iRR）未达到基金管理企业与投资者约定的比率（一般介于5%到10%之间）时，投资收益由各投资者按出资比例分配（见图2）；当基金的iRR超过基金管理企业与投资者约定的比率时，以投资者的出资额为基数，投资者按约定的比率先从基金投资收益中抽取其优先受益部分。除去投资者优先受益部分的基金剩余的投资收益由基金管理企业与投资者按20%:80%比例分配（见图3）。此外，基金管理企业每年从基金中提取占基金规模2%管理费，或是投资者每年向基金管理企业缴纳其出资额的2%作为管理费以维持基金的运营。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目前我国的私募股权基金的组织形式包括公司制、合伙制、契约制和信托制，就实践的情况而言，当前我国最为流行的是公司制和合伙制。在2007年新《合伙企业法》实施前，我国私募股权基金主要采用公司制形式，2007年6月新的《台伙企业法》颁布允许设立有限合伙企业以来，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后来居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合伙制基金。本文将主要围绕这两种实践中最普遍采用的类型来进行分析和探讨，以达到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最大效果。
作为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的组织形式包括包括公司制和合伙制两类，此外在国外也存在个人担任私募股权基金的管理人的情况。
二、公司制私募股权基金所得税问题
其一，基金公司层面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公司制私募股权基金（下称“基金公司”）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依据基金公司从被投资公司获得收入的性质不同，收入是否属于应纳税所得存在差异。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属于免税收入，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股权转让的收益，属于基金的应纳税所得，应缴纳企业所得税，在基金公司无所得税税收优惠的情形下，基金公司股权转让收益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25%。2007年3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了《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通知规定，创业投资企业通过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含2年），凡符合相关条件的，可按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即基金公司投资于非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所得所对应的可抵扣投资成本为实际投资成本的1.7倍，因此，在此情况下基金公司股权转让收益的实际所得税税赋低于25%。
其二，基金投资者层面缴纳的所得税。按性质分，我国基金公司的投资者即基金的股东可分为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基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投资者从基金公司取得的分红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税目缴纳个人所得税，基金存续期满清算后的收益按照“财产转让所得”税目缴纳个人所得税，二者的适用税率均为20%。不考虑基金公司的所得税税优惠（一般情况下不存在所得税优惠），当基金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时，个人投资者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的实际税赋（包括基金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投资者的个人所得税两个环节）为40%（基金公司环节，25%企业所得税+个人环节，（1-25%）*20%个人所得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机构投资者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属于免税收入，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基金存续期满清算时的投资收益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清算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60号）文件第五条第二款“被清算企业的股东分得的剩余资产的金额，其中相当于被清算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中按该股东所占股份比例计算的部分，应确认为股息所得；剩余资产减除股息所得后的余额，超过或低于股东投资成本的部分，应确认为股东的投资转让所得或损失”的规定，确认为股息所得部分属于免税收入，确认为投资转让所得或损失部分为财产转让收入，应按机构投资者所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缴纳或抵减企业所得税。因此机构投资者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的实际税赋为25%（基金环节，25%所得税+基金股东环节，0%的企业所得税）。如果机构投资者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为国有企业则机构投资者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投资基金的实际税赋为25%，如果机构投资者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为个人则该自然人的实际税赋为40%（基金环节，25%的企业所得税+基金股东环节，0%的企业所得税+自然人环节，（1-25%-0%）*20%的个人所得税）。
对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之类的免税主体而言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的实际税赋为25%（基金环节，25%所得税+基金股东环节，0%的企业所得税）。
其三，基金管理人层面缴纳的所得税。基金管理人可以分为个人、合伙企业及公司。自然人担任基金管理人，税收待遇视同个人投资者，按应税所得的20%缴纳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赋为40%（基金公司环节，25%企业所得税+基金管理人环节，（1-25%）*20%个人所得税）。
合伙企业担任基金管理人，根据《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合伙企业的个人合伙人的生产经营所得，比照个人所得税法的“个人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当全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5万时的税率为35%，合伙企业无须缴纳企业所得税，在全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5万的情况下，合伙企业的个人合伙人的实际税赋为51.25%（基金环节，25%的企业所得税+基金管理人环节，（1-25%）*35%的个人所得税）。
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税收待遇视同机构投资者，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赋为25%（基金环节，25%所得税+基金管理人环节，0%的企业所得税）；如果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为国有企业，则机构投资者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的实际税赋为25%（基金环节25%所得税+基金股东环节，0%的企业所得税）。如果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为个人，则该自然人的实际税赋为40%（基金环节，25%的企业所得税+基金股东环节，0%的企业所得税+自然人环节，（1-25%-0%）*基金管理公司股东环节20%的个人所得税）。
三、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所得税问题
其一，基金层面不缴纳企业所得税。有限合伙制基金是指由普通合伙人（Generalpartner）和有限合伙人（Limitedpartner）组成的合伙制基金。其中普通合伙人负责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作为基金投资者，不参与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合伙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合伙法》第三条规定，除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外，其余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担任有限合伙制企业的普通合伙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规定，因合伙企业不具法人地位，不是独立的纳税单位，合伙企业不适用企业所得税法，故合伙制基金在基金层面上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2008年12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了《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简称“159号文”），明确了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采取“先分后税”原则，规定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而合伙企业不作为纳税主体，合伙企业的所得或损失，全部传递到合伙人层面。
由于合伙制基金不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合伙制基金无法享受前述投资于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含2年），按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的优惠。
其二，基金投资者层面缴纳的所得税。我国合伙制私募基金的投资者即有限合伙人可分为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基金。根据159号文的规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原则上以合伙企业的全部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分配比例确定应纳税所得额。
自然人担任有限合伙人的，应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适用5%~35%的累进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当全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五万元时适用的税率为35%。相对159号文的规定，部分省市政府（京津沪等）为了吸引人民币基金，开发金融资本产业，对有限合伙制基金抱有更为积极鼓励的态度，并颁布了相对优惠的地方税务政策。如北京在2009年颁布的文件规定对合伙制基金的自然人合伙人取得的收益，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或“财产转让所得”税目，适用税率均为20%，缴纳个人所得税；天津和上海早在2008就有相关规定，明确在自然人合伙人中，不执行合伙事务的有限合伙人应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税目，适用税率为20%，缴纳个人所得税。无税收优惠地区的个人投资者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的实际税赋为5%~35%（基金环节，不缴税+自然人环节，5%~35%个人所得税），由于当全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五万元时适用的税率为35%，实践来看，作为有限合伙人的自然人的投资收益承担的税赋往往能达到投资收益的35%。有税收优惠地区（京津沪地区）的个人投资者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的实际税赋为20%（基金环节，不缴税+自然人环节，20%个人所得税）。
机构投资者担任有限合伙人的，其从基金获得的收益按其自身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但机构投资者在计算其缴纳企业所得税时，不得用合伙企业的亏损抵减其其他业务的盈利。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细则并未对合伙企业的亏损如何弥补及弥补年限需作明确。在机构投资者可能因自身能够享受到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的背景下，机构投资者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的实际税赋将低于或等于25%（基金环节，不缴税+基金股东环节，0%~25%的企业所得税）。如果机构投资者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为国有企业，则机构投资者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投资基金的实际税赋为该机构投资者所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税赋介于0%~25%之间（基金环节，不缴税+基金股东环节，0%~25%的企业所得税）。如果如果机构投资者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为个人则该自然人的实际税赋为低于或等于40%（基金环节，不缴税+基金股东环节，“0%~25%”的企业所得税+自然人环节，（1-“0%~25%”）*20%的个人所得税）。
对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之类的免税主体而言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的实际税赋为0%（基金环节，不缴税+基金股东环节，0%的企业所得税）
其三，基金管理人层面缴纳的所得税。合伙制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可以分为个人、合伙企业及公司。执行合伙事务的普通合伙人为自然人时，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2000年9月1日颁布的《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额规定》，在取得基金分成收益时，应比照个人所得税法的“个人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因此实际税赋为介于5%~35%（基金环节，不缴税+基金管理人环节，5%~35%的个人所得税）。
执行合伙事务的普通合伙人为合伙企业时，合伙企业自然人合伙人的税赋与自然人担任合伙制基金管理人的税赋相当，介于5%~35%（基金环节，不缴税+基金管理人环节，基金管理人环节，不缴税+基金管理人的合伙人环节，5%~35%的个人所得税）。但执行合伙事务的费用能够进行相应的抵扣，因此其税基要低于自然人担任合伙制基金管理人的税基。
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公司的税收待遇视同机构投资者，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赋为基金管理公司所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一般情况下为25%，有所得税优惠的除外；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为国有企业的，则机构投资者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的实际税赋为25%（基金环节，不缴税+基金管理人环节，25%的企业所得税+基金管理人股东环节，不缴税）。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或实际出资人为个人的，则该自然人的实际税赋为40%（基金环节，不缴税+基金管理人环节，25%的企业所得税+基金管理人的股东环节，（1-0%-25%）*20%的个人所得税）。
四、不同基金组织形式下各主体的税赋比较
第一，基金投资者或实际出资人的税赋比较。比较结果如表1所示。
从节税角度出发，由于公司制基金在基金环节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而合伙制基金在基金环节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对于各类基金投资者或实际出资人来说，投资公司制基金的税赋要高于投资合伙制基金的税赋。
但当基金收益主要来自于投资于非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时，由于公司制基金投资于非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存在超额抵扣的税收优惠，因此投资公司制基金所得的税基要低于投资合伙制基金的税基。
此外，当自然人通过其控制的经营亏损公司投资公司制基金时，其通过该亏损公司投资于基金的收益的税赋将低于其直接投资于基金的税赋；若基金的组织形式为合伙制时，自然人直接投资合伙制基金较间接投资合伙制基金的税赋更低。
第二，基金管理人或基金管理人的实际出资人的税赋比较。比较结果如表2所示。
从节税角度出发，由于公司制基金在基金环节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而合伙制基金在基金环节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对基金管理人或基金管理人的实际出资人来说，以合伙制作为基金管理企业的组织形式要优于以公司制作为基金管理企业的组织形式。
但当基金收益主要来自于投资于非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时，由于公司制基金投资于非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存在超额抵扣的税收优惠，公司制基金管理企业的税基要低于合伙制基金管理企业的税基。
此外，自然人通过合伙企业管理公司制基金的税赋成本最高，劣于以其他任何方式担任基金的实际管理人。
参考文献：
［1］寇祥河：《冲国风险投资所得税政策研究报告》2008年中国风险投资年鉴。
［2］寇祥河、潘岚：《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基金所得税问题初探》，《证券市场导报》2008年第2期。
合伙企业的管理篇3
本文对比国内外合伙企业税制，简析了合伙企业税收制度，从法理上来分析业内对合伙企业税收政策的三大困惑，并对我国合伙企业税制改革提出建议，对于促进我国合伙企业税制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合伙企业；私募股权；税收；困惑；建议
一、各国有限合伙制企业税收制度比较
目前合伙企业税制模式有三种：
(1)非实体模式：不将合伙作为纳税主体，见于合伙还未演进为独立实体国家；
(2)实体模式：将合伙作为纳税主体看待，见于合伙已经演进为独立实体国家；
(3)准实体模式：在实体与非实体之间。合伙不被作为纳税主体，但需将合伙企业作为收入和成本核算主体，所核算出的净收益在合伙人环节纳税。由于税收体制的不同，不同国家采用不同的合伙企业税制模式：
(一)法德等成文法系国家实行的是实体模式
成文法系国家财税部门可根据成文的合伙企业法，用来考量其税负。经过不断修订完善合伙企业法，合伙也同样拥有了独立工商实体或法人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把合伙企业作为纳税主体。
(二)英美等非成文法系国家实行的是非实体模式
非成文法系国家的市场主体，可以不局限于法律自主签订各类契约，在运作过程中，合伙可以借鉴公司的相关机制，但在制定税则的时候，财税部门却没有严格的成文法作支撑，这就很难确认合伙企业应不应该作为纳税主体，从而导致部分企业以“合伙”的名义逃避税负。1916年，美国制定了《统一有限合伙法》，初衷是创立一种只能在当地经营的简单融资安排，并且可参与人数少；然而，合伙企业借鉴公司的资合机制，变得越来越像公司，仍然被作为非纳税主体，从而逃避税负。
(三)我国采用的是准实体模式
2008年12月，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签发《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9号）结合与此通知相关的其他政策，可以看出，159号文在贯彻好《合伙企业法》“先分后税”精神同时，又从四个方面设计了防避税措施：
(1)为防合伙企业避税，第三条规定：“合伙企业需作为应纳税所得核算主体，且合伙企业的“所得”无论是分配，还是留成，都需要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范畴。”可见，我国是按照准实体模式，对合伙型企业征税，并不是非实体模式。
(2)为防法人或其他组织通过合伙企业避税，第五条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计算机构合伙人所得税时，合伙企业的亏损不得抵减其盈利（尽管合伙企业有收益时，机构合伙人应为收益缴税）。”
(3)为防通过关联合伙人避税，第四条规定：“不得约定将收益分配给部分合伙人。”
(4)为防收益分到合伙人后，合伙人通过账面亏损冲税基方式避税，第四条规定：“作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以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它所得，确定应纳税所得额。”对于自然人合伙人的税率，应该参照2000年《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执行，因此，不管作为普通合伙人还是有限合伙人，缴纳个税都需要参照个体户“工商经营所得”，适用5%～35%的超额累进税率。也就是说，当毎年所得扣除4.2万元后的余额超过10万元时，税率为35%。
二、合伙企业税负分析从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组织结构上来分析
私募基金的税收制度，包括如下三个层面：基金、合伙人、基金管理人（普通合伙人）。
(一)基金层面税收
根据合伙企业收入适用“先分后税”这一原则，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在基金层面不需要缴纳所得税，应当分别由合伙人缴纳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
(二)合伙人层面税收
合伙人层面的税收主要涉及所得税，即从目标企业取得的权益性投资所得以及在退出项目时转让目标企业股权所得，依据合伙人是法人或个人不同，缴交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
(三)基金管理人层面税收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中，作为普通合伙人的基金管理人的收入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基金管理费；二是投资收益；三是对额外收益按约定比例享受的业绩提成。同时，普通合伙人的性质为法人、自然人及有限合伙人三种情况时，其需缴纳的税种和适用的计税方式不同：在法人作为基金管理人时，应当就其取得的管理费和业绩提成适用25%的税率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管理费还应缴纳6%增值税。对于业绩提成是否要缴纳增值税存在不同的观点，认为需要缴纳增值税的将业绩提成视为普通合伙人提供劳务所得，而反对观点将业绩提成视作项目投资收益故无需缴纳增值税，这一问题在各地区实践中的处理方式并没有统一。在自然人作为基金管理人时，应当就其取得的管理费和业绩提成参照个体户的“工商经营所得”适用5%～35%的超额累进税率缴纳个税，同时对于管理费还应当缴纳6%增值税。业绩提成依据各地区要求不同可能需计提6%增值税。在有限合伙企业作为基金管理人时，在税法上合伙企业被视为透明体，故相应的税收应当由合伙企业合伙人根据其是法人或自然人分别依法缴纳。
三、业内对合伙企业税收政策的三大困惑分析
由于没有出台统一的法规对合伙企业税制进行规定，业内对合伙企业税收政策存在较多误解，以下就业内对合伙企业税收政策常见的困惑进行分析：
(一)自然人有限合伙人“投资人”交税，为何要适用5%-35%的超额累计税率
我国税法有明确规定，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中的自然人合伙人所取得的收益，应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所得”，适用5%～35%的超额累进税率，但业内自然人有限合伙人普遍按20%缴交资本利得税，主要是在针对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税收这块，很多地方滥用优惠政策，为了吸引股权投资基金，地方政府陆续出台各类越权减免税政策。导致合伙企业所得税制不同地方差异巨大，严重影响了税制的公平性和权威性，使合伙企业所得税制变得不稳定、难预测，危害了合伙企业的发展。在税制完善国家：“投资性收益”两种纳税模式：
(1)将各类“投资性收益”均作为个人的普遍所得，纳入综合纳税范围，适用较高的超额累进税率。
(2)将“投资性收益”中的“资本利得”独立出来，考虑其属于食利阶层的所得，课以较高税负。少数国家从鼓励长期投资考虑，对长期投资的“资本利得”给予一及其制度机制等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
(二)强化内部监督管理
制造业企业想在内部建立一个完整的内部控制体系，就必须强化内部的监督管理机制，健全内部监督管理框架，完善内部监督管理机构及职能。在很多制造业企业的组织结构中，内部监管部门划分为监事会直接管辖，协助监事会进行审计监督等工作，但是在笔者认为如若将监管部门划分到董事会直接领导，一方面董事会是企业管理的权力部门，而监事会虽亦为上层领导部门，但权力却不及董事会，将内部监管部门转到董事会下属不仅可以方便内部监督管理工作的进行，还可以向企业员工表达管理层强化内控的意识；另一方面董事会领导内部监管部门也可达到跨越监事会和经理人直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目的。另外加强内部监督管理要在内部监督管理专业素养竞争方面入手，以审计部门工作为例，企业可以通过奖惩并施的方式引导审计工作相关人员不断地提升自身职业素质，避免因缺乏业务知识或对准则制度误解而影响审计结论，以此保障内部审计工作队伍在专业领域内的绝对话语权，进一步保障制造业企业内部控制质量。
四、结束语
内部控制在当前环境下对制造业企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在当前工作中却出现诸多的问题，内部控制在工作中受到了极大的制约，严重影响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有序进行，不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部署。所以依笔者之见，必须要在根本上改变内部控制原本存在的管理方式，通过制度化建设与理论化宣传等多方面举措共进的方式深化完善内部控制模式，特别是在财务相关岗位的内部控制建设工作中更应投入高资本，以此满足制造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管理需求，确保企业稳定高速发展。
参考文献:
[1]俞小康.浅析制造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现代经济信息,2015,(06)
[2]郑大芳.探析制造业内部控制体系构建与实施方法[J].财会学习,2016,(07)
合伙企业的管理篇4
【关键词】纳税筹划公司制合伙制
世界上多数国家税法均赋予公司制与合伙制企业不同的税法地位。公司制企业的营业利润在公司环节课征企业所得税,成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公司的税后利润作为股息或红利等分配给投资者、股东,还需缴纳个人所得税。在纳税筹划理念的指引下,如何选择企业的组织形式对投资者至关重要。合伙制企业不作为法人看待,营业利润不交企业所得税,只依据各个合伙人分得个人收益课征个人所得税,即合伙企业不属于纳税人,其纳税人为合伙企业的投资者,且仅在投资者的水平上赋税,只需承担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
一、单一税种的比较:所得税内部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可以划分为:一般情况下,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题】公司制企业与合伙制企业税负究竟如何?如上述所言,公司制企业将公司界定为应税实体,而合伙制企业不具备应税实体资格。这意味着公司制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而合伙制企业缴纳个人所得税。公司制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与合伙制企业的个人所得税孰轻孰重?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法》及其实施细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分析如下:
由表1可以看出,相同的应纳税所得额,公司制与合伙制企业的税负并不一致,仅当应纳税所得额大于30000元,且小于或等于50000元时,公司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的临界点税负率近乎一致。换言之,当应纳税所得额大于30000元,小于或等于50000元时,两种企业组织形式的临界点税负率大致相当。可以通过下列公式反映出来。(应纳税所得额×30%-4250)÷应纳税所得额=20%,可以得到:应纳税所得额=42500元。
若不考虑其他税负问题,仅考虑公司制企业的企业所得税与合伙制企业的个人所得税,当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为42500元时,公司制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与合伙制企业的个人所得税纳税额相同。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小于42500元时,选择公司制企业的企业所得税负为重,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大于42500元时,选择合伙制企业的税负为重。真实的税负果然如此吗?
二、税收的累积负担:以所得税为限
将公司制企业放在企业所得税范畴,合伙制企业放在个人所得税范畴,结论是以应纳税所得额42500元为临界点,两种企业形态自不同的区间均有各自的税收优势。问题是,公司的利润需交纳企业所得税,当公司的股东在获取投资收益(股息或红利)时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如不将此种税负考虑进去,结论显然荒谬。将公司制企业的投资者的个人所得税考虑以后,结论则有所不同(详见表2)。
例1:投资者甲与乙2008年欲成立家企业从事经营行为,预计当年可实现营业收入300万,各项成本费用合计为60万,另需雇佣工人20人,工资支出预计为50万。现分析甲乙选择合伙企业和公司的税负比较(不考虑其他税费;另在选择公司形态时,不考虑任何税收优惠等例外情况,且拟定公司税后利润全部作为股息、红利分配给投资者)。
分析:假定甲乙选择合伙企业作为其企业形态从事经营行为,则仅需缴纳个人所得税,总的应纳税所得额为190万(300-60-50),总的应纳个人所得税为65.825万(190×35%-0.675),合伙企业税后总收益为124.175万(190-65.825)。假定甲乙选择公司作为其企业形态从事经营行为,则不仅须缴纳企业所得税,还须缴纳个人所得税。应纳企业所得税为47.5万(190×25%),应纳个人所得税为28.5万[(190-47.5)×20%]。公司税后总收益为114万(190-47.5-28.5)。
如表3所示,在经营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投资者选择合伙企业与公司作为企业形态具有不同的税法待遇。选择合伙企业经营,少负担10.275万元所得税,则税后总收益可增加10.275万元。相对于公司制企业而言,合伙企业具有所得课税整体税负较低的特质,皆因合伙企业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只征收个人所得税,避免了经济上的双重征税。这是合伙企业的最大优势之一,也是合伙企业经久不衰的魅力之所在。合伙制与公司制企业之间的不同税收安排,向来被看成是两类不同企业组织形态的重大区别,并作为当事人选择企业形态首先要考虑的依据之一。
与西方国家的所得税制相比,中国的企业所得税制和个人所得税制是单独立法的,对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征税比照个体工商户的征税执行,造成对这两类企业征税与其他企业组织形式在收入的确认、税前扣除的标准、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等很多方面都不一样,导致各类企业税负不公平。在国外,譬如美国,对各种企业组织形式和个人的所得税收入确认、税前扣除和应纳税所得额计算都是联邦所得税法中统一规定的,标准完全一样,税额的计算较为科学。中国现行企业组织形式的所得税制,使个人独资企业、合伙制企业之于公司制企业的税负优势明显。
三、公司制企业的非税优势:与合伙制企业比较
公司制企业虽远不如合伙制企业具有税收优势,但众多的投资者仍倾向于选择公司制企业。因为公司制企业具有其他组织形式无可比拟的非税优势,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公司制企业的税收劣势。当投资者选择或者转换企业组织形式时,会同时关注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公司制企业的非税优势使企业的税收劣势得以补偿,甚至有时候可从根本上得以扭转。如学者所言:公司及合伙企业形式中,普通税率和股东税率的横向不同为税收套利提供了机会。在没有冲突和约束的情况下,如果说一些投资者对采取何种组织形式生产无差异的话,那么另一些适用不同税率的投资者将更偏好以一种组织形式投资而不愿转为另一种组织形式,并且不惜举借债务为此投资筹集资金。如果合伙企业形式比公司形式节税,并且两种组织形式进行相似的投资,则某些综合因素,如市场冲突、税收条款约束和公司经营的税前利润等对阻碍套利行为至关重要,公司制企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制度优势
合伙制企业不像公司制企业那样建立起完善的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条件的新型企业制度,不具备完备的企业法人制度、企业自负盈亏制度、出资者有限责任制度、科学的领导体制与组织管理制度。合伙制企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合伙企业投资者之间的信任机制,彼此的信赖是合伙企业有序运转的重要保障。而这并不能总奏效。当合伙人之间的信赖机制受阻时,合伙企业有效的法律、法规难以应付形式各异的合伙企业,因为合伙企业以合伙协议为中心,而合伙协议为典型的企业自由签订的。况且合伙企业形态下,不同情况下存在不确定的财产权,缺少普遍适用的有限责任,这些都增加合伙企业的经营成本。
公司制企业不同于合伙制企业,公司制企业建立完善的企业法人制度,以有限责任制度为保证,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条件。形成完善的企业法人制度、企业自负盈亏制度、出资者有限责任制度、科学的领导体制与组织管理制度。此种制度优于合伙制企业等组织形态之处在于:1.企业资产具有明确的实物边界和价值边界,具有确定的投资者行使所有者职能,切实承担起相应的出资者责任;2.按照《公司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形成由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组成的相互依赖又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并有效运转;3.企业以生产经营为主要职能,有明确的盈利目标,各级管理人员和一般职工按经营业绩和劳动贡献获取收益,住房分配、养老、医疗及其他福利事业由市场、社会或政府机构承担。充分调动了企业不同阶层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4.企业具有合理的组织结构,在生产、供销、财务、研究开发、质量控制、劳动人事等方面形成了行之有效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和机制;5.企业有着刚性的预算约束和合理的财务结构,可以通过收购、兼并、联合等方式谋求企业的扩展,经营不善难以为继时,可通过破产、被兼并等方式寻求资产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再配置。
(二)资本市场准入
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时,合伙制企业和公司制企业所遭受的待遇迥异。公司制企业在资本市场更容易获取权益资本,投资者更愿意选择公司制企业作为其理想的投资实体。合伙企业的制度劣势及“人治因素”让很多的投资者并不愿意将资金投放其中,以免承担更高的风险。金融机构对合伙制企业和公司制企业的贷款姿态便是例证。公司制企业更容易通过金融机构举借债务,而合伙制企业则相对困难。另外,企业发展到今天,投资者的投资意识非同以往,投资者更加重视在流动市场上取得和出售其资产的权利。换言之,投资渠道日渐丰富、投资日益活跃的今天,投资者更加要求灵活的投资方式,随时能够买卖其资产是每个投资者的最低需求。公司制企业满足了投资者的此种投资偏好,而合伙制企业显然不能满足投资者对流动性的要求。
(三)企业治理结构
公司制企业中,公司治理结构由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组成,相互依赖又相互制衡。公司相对容易控制管理者的管理活动,不至于将公司管理权完全放置于管理者,以避免管理者,将公司损失风险降至最低。而在合伙制企业中,虽然也建立起一整套的合伙事务执行制度,但单纯的合伙人的监督制度及提出异议等制度显然与公司的治理结构难匹比。况且,一旦合伙事务执行人失责时,合伙企业的损失很难通过合伙企业治理结构进行复原。总而言之,公司相对于合伙企业形式的非税优势包括承担有限责任、较为完善的公司法规、更为有效的控制权市场、更高要求的资本市场准入和公司所有权转换的易行性,后者更加强了投资者的流动性。
四、结语:税法价值与民商法价值的冲突
如不考虑企业的其他战略管理问题,面对公司制企业税负重于合伙制企业的情况,纳税人可以做出不组织公司制企业,而办合伙制企业的决策。当然,以什么样的形式组建企业,并不只考虑税收问题。因为合伙制企业与公司制企业各有其制度优势。一般来说,选择公司制企业可以承担有限责任,有利于公司的扩张、管理,但要承担双重税负;选择合伙制企业具有纳税上的好处,但多数时候需要承担无限责任。尽管有限合伙企业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合伙人的无限责任压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所有合伙人的无限责任负担。有限合伙企业中的普通合伙人仍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合伙制企业在享受所得税法赋予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制企业的单一个人所得税之税收优待时,无法充分行使民商法赋予企业的有限责任待遇;公司制企业在分享民商法授予的有限责任时,又陷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之双重课税的困境。窥其背后,是民商法价值与税法价值之间存在冲突。从某种意义来讲,可认定为不同法域对企业组织形态的共同治理,以达到维护不同企业组织形态的健康发展的目的。
虽说公司制企业不如合伙制企业具有税法优势,但也不意味着公司制企业在税法上就远没有合伙制企业优越。税法也必须在不同的企业组织形态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将所有的制度调节付诸于民商法并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企业形态的税制安全。为此,在企业组织形态的所得税制上,公司所得的利润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公司的股东获取股息或红利时课征个人所得税,也就意味着对公司分配给股东的那部分利润存在着重复征税现象。而合伙制企业只对投资者的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不存在重复征税现象。此种大税制方针不可轻易变更,这也为世界诸多国家税制所验证。为平衡公司制企业的税法落差,缓解双重征税对公司制企业带来的税制不公,所得税制可做出如下矫正:
(一)公司制企业,以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为计税依据,出现亏损时可以在以后年度内进行亏损弥补。而合伙制企业,虽然也以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为计税依据,但由于合伙制企业不具有应税实体地位,合伙企业的纳税人为各投资者,投资者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比例确定各自的经营所得,之后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缴纳,合伙制企业的年度亏损不能像公司制企业那样在其余盈利年度内弥补。
合伙企业的管理篇5
关键词：房地产企业合伙人制度机制优点探索实践
中图分类号：F293.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3-097-02
从2014年4月万科召开合伙人创始大会起，到目前全国已有万科、绿地、碧桂园、龙湖、保利、越秀、新城、天朗、阳光城等9家房产开发企业推出或即将推出合伙人制度，从此，合伙人制度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的展开。
一、什么是合伙人制度及如何全面理解
合伙人制度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合伙人拥有公司并分享公司利润，合伙人即为公司主人或股东的组织形式。其主要特点是：合伙人共享企业经营所得，并对经营亏损共同承担无限责任，它可以由所有合伙人共同参与经营，也可以由部分合伙人经营，其他合伙人仅出资并自负盈亏，合伙人的组成规模可大可小。
合伙人制度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职业合伙人，属于合伙创业的个人，与企业是合伙关系，企业提供全新的创业平台、资源及股份。合伙人与客户是协作关系，合伙人的事业就是协作企业事业成功，创造价值、分享利益。职业合伙人以收益、个人发展和回馈社会为目标，通过建立商圈，创新，专业服务，与企业、客户协力合作，共创和共享财富。
另一种是有限合伙人，这种形式的合作人制度以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为代价，获得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的有限责任的权利。因此，在有限合伙企业中，有限合伙人的权利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
对于合伙人制度的全面理解，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关于合伙人法学概念。合伙人在法学中是一个比较普通的概念，通常是指以其资产进行合伙投资，参与合伙经营，依协议享受权利，承担义务，并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或有限）责任的自然人或法人。合伙人应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在实际立法中，各国对于合伙人向合伙企业投资、合伙经营方面的要求，是大体相同的，而对于合伙人的自然身份，合伙人对企业债务承担责任的形式，以及民事行为能力的限定，则由于法系的不同和习惯上的差异而有所区别。
2.关于合伙人的责任形式。合伙人的责任形式，指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的方式，是合伙企业区别于法人类企业的基本特征。对于合伙人的责任形式，不同国家的法律有不同的规定，有的要求所有合伙人都承担无限责任，有的规定合伙人可承担有限责任，有的允许部分合伙人在有人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基础上承担有限责任，有的还要求承担无限责任合伙人对企业债务负连带责任。我国合伙企业法规定，合伙人应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3.关于合伙人的权利义务。作为合伙企业的投资人，合伙人在企业享有权利，也负有义务。一般而言，合伙人的权利为经营合伙企业，参与合伙事务的执行，享受企业的收益分配；义务为遵守合伙协议，承担企业经营亏损，根据需要增加对企业的投入等。
二、房地产合伙人制度的实质和机制优点
就房地产企业的实际操作看，房地产合伙人制主要是通过成立合伙公司、移植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公司的“小股操盘”的模式来实现，也有房地产企业在项目上实行“跟投制度”。所谓“跟投制度”是指管理层跟公司一起投资，其他员工也可自愿参与，并实现股权到项目收益两个层面的价值分配与捆绑。
房地产合伙人制度的出台，实质是在楼市面临瓶颈的背景下，房地产开发商谋求持续发展的管理“革命”，这项制度就是要邀请投资者一起做老板，提升员工对利润的期待，大大改善管理层、投资者和员工间形成背靠背的信任，进一步激发公司内部的创业热情，为了解决房地产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团队建设的瓶颈，消除障碍，提高对人才的吸引力。
房地产合伙人制因具有独特的较为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被认为是房地产企业最理想的体制。在实践中，合伙人制度的机制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房地产合伙人制度具有分配的优势。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物质利益，都得到了合理配置，有了制度保障。在合伙制房地产开发中，合伙人提供大约99%的资金，分享约80%的收益；而普通合伙人，则享有管理费、利润分配等经济利益。
2.房地a合伙人制度拥有激励优势。房地产合伙人不仅拥有物质激励，合伙制对合伙人还有很强的精神激励，即权力与地位激励。
3.房地产合伙人制度具备安全优势。合伙人既是经营者同时也是企业所有者，并且承担无限责任，因此在经营活动中能够自我约束控制风险，并容易获得客户的信任；同时，由于出色的业务骨干具有被吸收为新合伙人的机会，合伙制可以激励员工进取和对公司保持忠诚，并推动企业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4.房地产合伙人制度是具有激励和约束统一的优点。房地产合伙人制度充分体现了激励与约束对等的原则，既是激励，也是约束，两者统一，不可分割。
三、房地产合伙人制度存在的不足
1.企业合伙人内部分化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合伙人制度并非只有优势，事实上，企业的合伙人更多是建立在个人对于企业管理层信任感之上，对于个人也更像是一种新的激励机制。这种机制能在企业顺风时期起到极好的凝聚力，但在当下的房地产行业来说，正处于动荡调整时期，换言之，必然有部分的企业会被市场淘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面临逆风，那么“合伙人”制度将有可能成为加速企业失败的因素。首个引入“合伙人”制度的万科，其目的是抵挡“野蛮人”。但当参股到企业的管理者数量的增加，如果业绩无法如预期跟上，或者股价无法达到预期，就极有可能出现“合伙人”分化的局面，“野蛮人”将会更容易收购“合伙者”的股权。即便没有“野蛮人”光顾，内部分化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2.房地产企业中基层员工受益有限。现在，虽然越来越多的房企都已推出各自的合伙人计划，但由于大多数企业是股份制公司，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合伙人企业，因此在执行层面将面临许多障碍。
房地产企业万科采用的是类合伙人的办法即员工持股，通过事业合伙人的名义集合内部员工资金增持股权，以此增加在董事会的话语权。但除非万科的管理层能获得绝对控股，否则无法保证对董事会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在类似万科的合伙人制度下，高管层受益程度更高，因为他们能通过捆绑员工利益的方式增强对董事会的话语权，保持自己对公司经营的决策权，但对于大量中层人员而言，他们对公司经营并没有决策权，买卖股票的决定权也不在自己手上，买入的价格与自己通过投资账户购买并无差异，加上公司股价有可能与业绩出现长期背离，因此想从中获益难有太大的保障。
对于中层人员而言，其通过员工持股获利的唯一办法是股价上涨，但由于房地产高速增长期已过，行业将面临分化，资本市场很难像以往那样给予房地产公司高估值，这个时候推出员工持股意味着他们将同时面临有限的收益与不小的风险，甚至有可能引发员工反感。
除了员工持股，项目跟投是万科合伙人制度的另一个重点。然而，房地产作为资金密集行业，注定了员工跟投的入股比例有限，以万科为例，虽然它也鼓励员工入股项目，但设定了最高不超过5%的股权限制，这决定了员工只能以小股东的身份分享项目利润，但对项目的运营同样没有决策权。
四、房地产合伙人制度的探索与实践
随着房地产行业整体发展放缓，企业高利润时代结束，人才流失日趋严重。在这个转型的关键点上只有创新和变革才能生存与发展，项目跟投激励机制的出台，正是希望通过共担风险，共享利润，有效解决人才流失问题，同时激发房地产组织活力，提升运营效率，房地产合伙人制度的探索如下：
1.万科合伙人制度。在中国地产界，万科合伙人制度引领风气之先。万科的合伙人制度采用传统的股东治理路线，通过增加公司股份加强经营层控制力。
具体包括两个制度：一是跟投制度，对于所有新增项目，除了旧城改造和部分特殊项目之外，原则上要求项目所在一线公司管理层和项目管理人员必须跟随公司一起投资，员工初始跟投份额占企业投资峰值一定比例；二是股票机制，建立一个合伙人持股计划，也就是200多人的ep（经济利润）奖金获得者成为企业集团的合伙人，共同持有公司的股票，经济利润奖金可以转化为股票。
万科的“合伙人制度”是一股“变身合伙人”的类似创业的气氛，在万科内部蔓延开来。30年的万科，践行了一部职业经理人的发展史，管理层力量强大；与此同时，这家股权高度分散的公众公司又不断面临外部夺权的威胁。
万科的进化，核心在制度。万科总裁郁亮曾提到万科在探讨事业合伙人制度的可能性。“我们能不能把现在管理层和股东的打工与老板的关系，转变为合伙人的关系？双方能不能更加信任与被信任？”郁亮说。
万科所说的合伙人到底是什么样一种制度？接近万科的观察人士称，万科可能借鉴阿里的经验，赋予合伙人更多的公司事务决策权和董事会席位，而非目前单纯的股权激励。
万科拟推行合伙人制度，有非常重要的担忧：害怕公司控制权的旁落。万科2013年年报显示，万科第一大股东为华润股份公司，持股仅14.7%，而包括王石、郁亮等高管在内的管理层持股总数，但也不及万科最大个人股东刘元生。华润入股万科以来，一直以纯财务投资者的身份出现，对万科内部具体业务从未干涉过。但作为一家股权高度分散的公司，万科管理层也需时时面对外部夺权的威胁，股权高度分散导致公司极易被举牌或被恶意收购。
近期有宝能、安邦保险、华润、恒大纷纷重仓持股万科，宝能要举牌万科，根据《金融投资报》最新资料整理，其股权结构大致如下：宝能系持股25.40%，华润集团持股15.24%，安邦保险持股6.18%以上，中国恒大持股5%，持股5%以上的股东合计持股已经在51.82%，大有四强争霸格局。宝能爆仓危局之际，半路杀出恒大，不仅令宝能获得喘息之机，更是获利颇丰，市场对恒大加入混战的意图也是各种猜测。
万科提出的事业合伙人制也是出于这种考虑，从创始人王石引入华润，自己变为专业的职业经理人开始，万科就是一家没有实际控制人的公司，管理层对公司运营和决策享有绝对的话语权。其弱点则是，管理层持股极少，在董事会席位亦不多，与公司并无生死共存亡的关系，无法与举牌者拼死到底，一旦公司控制权旁落，职业经理人和公司前景堪忧。
2.碧桂园推出升级版“合伙人计划”的实践。继2012年推出“成就共享”的激励计划之后，2014年加速冲刺业绩的碧桂园推出了名为“同心共享”的升级版合伙人计划。据悉，从2014年10月起，碧桂园所有新获取的项目均采取跟投机制，即项目经过内部审批定案后，集团投资占比85%以上，员工可跟投不高于15%的股权比例，共同组成项目合资公司。
“这将是碧桂园未来一年内最重要的管理创新与变革，核心管理班子成了项目公司股东，有利于强化买地、设计、成本控制、销售及间接费用控制的全过程管理力度。”碧桂园方面人士表示，该项制度已经在近期落地执行。
在推出升级版“合伙人计划”之前，碧桂园曾在2012年年底推出过名为“成就共享”的激励计划：区域和项目公司在获取地块时候，要根据目标利润率、销售额等数据倒推意向地块的投资金额，能做到才竞拍，否则放弃；项目经营管理人员将最终根据项目资金回笼速度和所创造的净利润获得奖励，净利润越高，资金回笼越快，能分到的奖励就越高，除现金奖励部分外，获奖项目还可以获得股权激励，这部分奖励将直接作为碧桂园集团购股权计划下员工行使购股权需支付的行权对价。但“成就共享”的合伙人制并不彻底，主要是员工的利益和责任没有很好地和公司业务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
2014年9月份_始，碧桂园集团成立了新的“合伙人制”设计工作小组，经过调研推出了新版的“同心共享”计划：从2014年10月起，获得的新项目均采取此跟投机制，即项目经过内部审批定案后，集团投资占比85%以上，员工可跟投不高于15%的股权比例，共同组成项目合资公司。
比较可以发现，碧桂园版的“同心共享”计划与万科的“跟投制度”还是存在相当大的差别，在参与项目、信息公示、参投人员、跟投方式及限额、回购机制、分红及本金返还条件及退出机制方面均存在差异。在跟投人员方面，万科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能参与项目跟投，而碧桂园是全员可以参与；在跟投金额上，万科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城市公司均存在差异性，而碧桂园实行高管定额跟投，普通员工跟投则规定不高于20万元，另外在分红方面万科累计经营净现金流回正后即可分批次进行分红，而碧桂园只要项目公司实现盈利才能分红。
总之，“合伙人制度”至少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正在试错中前行。既然“合伙人”是一个团队，就必然面临着团队内部的治理问题。合伙人的权责体系怎样建立？合伙人的评价体系怎样建立？合伙人的退出机制怎样建立？笔者期待“合伙人制度”能够在中国率先成熟起来，成为房地产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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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的管理篇6
(一)所有者权益科目的设置
在对有限合伙企业完成投资后，合作权益体现为各合伙人的资本。在相应的会计记录中，虽然每一位合伙人都有一个专门的所有者权益类科目，但在有限合伙企业的实务操作中，一般会设置三个所有者权益科目（资本科目、提款科目、合伙人借贷科目）。具体来说，原始投资均记入“合伙人资本”帐户。原始投资后，合伙人的权益随着增加投资及在净利润中所占份额而增加，随着提用资产及在净损失中所占份额而减少。合伙人在预计盈利时的提款记入“合伙人提款”帐户，该帐户可使我们了解各合伙人在一定期间的提款记录，然后与合伙契约上所允许的提款数相比较，以便对超额提款建立会计控制。
(二)收益分配
正如笔者前文所说，在经营有限合伙企业过程中，无论发生赢利还是亏损，合伙人应该共享或分摊。在入股合同书中需要特别明确损益分配的方法和比例。其中需要特别指出，有限合伙企业不同于公司在企业，其损益分配比例可以不与出资比例保持一致。举例来说，李某的出资额占合伙人资本的60％，而张某占40％，可是经过双方协商决定李某和张某各占50％的收益拥有权。这种灵活的分配方式是由国家法律承认的。另外，剩余收益部分的分配要充分考虑劳务价值、资本价值和业主风险报酬。一般来说，可以按直接照固定比例分配、先分配工资报酬再按固定比例分配、先分配资本报酬再按固定比例分配亦或者先分配工资报酬和资本报酬再按固定比例分配。(四)编制财务报表有限合伙企业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在编制四表一注时也会得到体现。尤其是损益表，通过计算出的净收益对收益状况和经营成果进行评价。除编制上述报表外，为详细反映各合伙人出资、提款、所得合伙利润以及分担损失情况，还应编制有限合伙企业合伙资本表，对合伙人权益及合伙人权益总额的增减变动情况加以说明。
二、有限合伙企业税务处理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规定，有限合伙企业施行“先分后税”原则，对企业本身不征税，只对投资人征税。投资人是自然人的，缴纳个人所得税；投资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对于自然人投资者，《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指出，应比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而对于法人和其它组织，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适用25%的企业所得税率。举例来说，现有两名自然人拟设立一家企业，如果设立公司制企业，则其所得税综合税负为：25%+（1-25%）×20%=40%。即假定公司有应税所得100万元，先缴纳企业所得税25万元（税率按25%计算），税后利润75万元在分配给个人时，再扣缴股东20%税率的个人所得税，计15万元。合计的所得税税额为40万元。如果改为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则企业不缴纳企业所得税，100万元利润全部分配合伙人时，由合伙人缴纳个人所得税，税率为五级超额累进税率。根据规定，假定上述利润由两名合伙人平分，则应缴个人所得税为：（[500000×35%-6750）]×2=336500（元）。所得税综合税负为33.65%。由此可见，有限合伙企业的税收负担要轻于公司制企业的税收负担。
三、有限合伙企业税务监管问题及对策
会计和税务虽然密切相关但又是两个互相独立的体系，各自遵循各自适用的规范。目前我国会计制度整体建设进度要快于税收体制的建设速度，表现为会计业务的操作更加规范，相关法律制度的监管和落实也更加到位。相比之下，税收监管问题一直是有限合伙企业的一个重难点课题。下面笔者重点对我国有限合伙企业税务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探讨并给出针对性建议。
(一)有限合伙企业税务存在的问题
1、个人所得税申报需改善
有限合伙企业与其他组织形态的企业有所不同，尤其是在缴纳所得税时，政策差异很大，对于有限合伙企业的相关个税政策指导条文并不明确。另外，有限合伙企业不涉及企业所得税。有限合伙的合伙人不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当然也与企业所得税优惠无关。也就是，有限合伙企业更多的是涉及个人所得税，那么是采取核定征收还是查账征收，目前有关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都没有明确规定。这种核定模糊的现状势必给个人所得税申报和监管带来很大难度。
2、缺乏税收流失估算体系
缺乏针对有限合伙企业征税的有效估算体系也是我国税务管理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有效估算体系是防止税收流失的重要举措，欧美国家对于有限合伙企业税收监管的成效之高，很大层面上就是因为已经建立起一整套健全的税收流失估算体系。
(二)针对税务问题的相关建议
1、加强税务部门征管水平
一方面税务部门应该对有限合伙企业的税收征管问题引起足够重视，尽快有限合伙企业个人所得税申报纳税指导意见，同时在部门内部建立起专门的征收监管小组，加强专业化征管；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经常接触有限合伙企业纳税事项的工作人员也要加强相关政策学习，税务部门要定期举办相应的培训并对培训结果加以考核，避免因为业务不熟练而产生不必要的征管费用。
2、尽快建立税收流失估算体系
正如笔者前文所说，税收流失估算体系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纳税人故意偷逃税款（针对有限合伙企业征收个税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与此同时，税收流失估算体系可以为有限合伙企业征收情况提供一个参考，有利于税务部门从大局着眼调整该项税收的监管思路，从而达到合理分配税收管理资源，提高征管效率的目的。具体执行办法来说，税务部门要针对本地区有限合伙企业的发展情况建立税收预测模型，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预测的科学性和精准程度。此外，税务监管部门还要重新审视有限合伙企业的纳税人行为特征和税法执行思路，开展税收政策分析，设计出更加合理的税收流失估算办法。最后，税务部门还应该结合本地区有限合伙企业税收流失具体情况，开展更加公平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工作。
四、结束语
合伙企业的管理篇7
关键词：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法
一、我国建立有限合伙的必要性
目前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大多以成文法的形式确认了有限合伙的法律地位。有限合伙在各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据统计，德国1998年有限合伙的雇工人数占全部民法合伙、普通合伙、有限合伙与私营有限责任公司雇工总数的51％。[1]在美国，风险投资机构中，有限合伙制公司约占80％，而在90年代，美国有限合伙公司参与的风险资本所占的市场份额已达到80%以上。[2]
为什么有限合伙在各国的经济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这是因为有限合伙具有其他经济形式不可替代的优势。有限合伙中是中小型企业，尤其是创业投资的有效选择甚至是最佳选择。“想开办商业的人所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哪一种商业组织对于商业利益是最适当的。有几个因素要加以考虑，这些因素包括建立的难度、出资者的责任、税收考虑和资本需要。”[3]我国目前基本存在两种企业制度，一是无限责任的合伙制和独资企业制，二是有限责任的公司制。独资企业的特点决定了其融资有限，在所不问；下面仅以合伙和公司为例与有限合伙进行比较。
首先，就有限合伙的成立而言，多数国家仅要求有限合伙须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登记即可。如在美国，成立有限合伙只需所有合伙人按照《美国统一有限合伙法》规定的事项签署一份有限合伙证书并在州务卿官署备案，即可成立有限合伙。相比公司繁琐的设立程序，严格的法律要求，复杂的法人治理结构，有限合伙设立显然相对简单，尤其适合中小型企业的创立与发展。
其次，就投资者的责任而言，有限合伙中的有限合伙人对合伙债务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极大的调动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而一般合伙中，所有合伙人都要承担无限责任，投资者的投资风险无疑要大得多：一旦投资失败，投资者不仅丧失了在合伙企业中的出资，还可能会负上巨额债务，甚至倾家荡产。这样，投资者势必不会轻易选择一般合伙作为其投资对象。
再次，就税收而言，选择有限合伙可以避免双重纳税问题。当今各国对于企业征税的通常做法是：只有对具有法律上独立主体资格的企业才征收企业所得税；而对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如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直接征收投资人的个人所得税，而不征收其所得税。即对公司来说，要对公司和股东分别征税，公司要缴纳公司所得税，股东取得股利后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就有限合伙来说，有限合伙本身不征税，仅对从有限合伙取得投资回报的合伙人征收个人所得税。这对于中小企业，尤其对我国刚刚发展的创业投资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最后，就资本需要而言，有限合伙可以有效的筹集资金，实现知识技术与资本的完美结合。
我国目前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就是资金短缺，它已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企业筹集资金并非易事，在我国，企业融资主要有两条渠道——贷款和发行股票、债券。
就贷款而言，在我国，从事贷款业务的银行性质上属于自负盈亏的企业，因此银行在向外发放贷款时，首先要考虑贷款能否如期收回，贷款资金的安全性往往被放在首位。而中小型企业受经营规模、资本规模的限制，在资金借贷市场上通常处于劣势，由于其担保能力较弱，银行出于营利及资金安全的考虑，往往不愿意为中小型企业提供贷款。[4]况且，即使贷款成功，利息率再加上分期偿付，也会使中小型企业的成本大大提高，增加企业失败的危险。
就发行股票而言，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只有符合条件的股份有限公司才能公开发行股票，而条件中要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五千万元，这对于中小企业无疑是天文数字，因此中小企业通过发行股票进行融资显然是行不通的。
至于发行企业债券，根据《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第2条、第12条的规定，在我国，发行债券的企业必须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同时企业规模达到国家规定的要求并且所筹资金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这些限制性规定，实际上是表明国家倾向于只有那些从事国家基础建设的大型企业才有资格发行债券。[4]因此，中小企业要想通过发行企业债券筹集资金也实属不易。
既然我国现存的融资手段不能有效的为中小企业筹集资金，这就要求我们拓宽融资渠道，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拓宽道路。而有限合伙正是一种有效的融资手段。投资人（有限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提供合伙企业的主要资本，并按照略低于出资比例的标准分取投资回报，对合伙债务负有限责任，但不具有合伙事务的管理权；普通合伙人享有合伙事务管理权，虽然出资较少，但按照数倍于出资比例的标准分取投资回报，对合伙债务负无限责任。这样，既有助于使有限合伙吸引较多的有限合伙人入伙，达到资金在供求间的直接融通，减少了投资的中间环节，增加了投资的透明度，使得中小企业能够在短期内有效的筹集大量资金，从而实现了资本的放大功能；又把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的命运紧紧捆在一起，为普通合伙人专心一意、提高有限合伙的经营业绩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压力，从而避免或者降低了普通合伙人的道德风险，也使得有限合伙人能够比较信任普通合伙人。
不仅如此，有限合伙还有效实现了知识技术与资本的完美结合。拥有技术与管理经验的精英由于缺乏财力支持，对于创业往往有心无力；而缺乏管理经验的投资者也不敢贸然创业。有限合伙为这二者搭了一架桥梁：投资者可以作为有限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但不具有管理权；拥有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精英作为普通合伙人，独揽经营管理权，但承担无限责任。这样将责任与风险搭配得恰到好处，实现了知识与资本的完美结合。这些都是公司与普通合伙都不具备的优势。
二、有限合伙立法方式的选择
（一）有限合伙实现形式的选择：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比较选择
既然在我国确实有建立有限合伙的必要性，那选择有限合伙的实现方式就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有限合伙是英美法系的称呼，大陆法系称“隐名合伙”，其前身为“康曼达”契约，后身为两合公司。应该说，从大陆法系来看，康曼达契约——隐名合伙——两合公司，构成一个清晰的发展脉络。[5]因此，有限合伙有三种实现方式，即有限合伙、隐名合伙和两合公司。笔者在此就隐名合伙、两合公司与有限合伙做一比较。
1、隐名合伙。大陆法系把隐名合伙看作是隐名合伙人（出资者）和商业企业之间的一种契约，根据该契约，隐名合伙人负责向企业提供一定数额的资金，并相应的参与企业的盈利分配，分担企业的亏损，并且无须登记。隐名合伙的这一特点在我国目前金融监管比较薄弱的现实下，很有可能成为进行金融诈骗或腐败分子洗钱犯罪的掩护工具，因此，并不可取。
2、两合公司。在大陆法系，两合公司是由无限责任股东和有限责任股东在一个共同商号下组成，无限责任股东执行公司业务，对外代表公司；有限责任股东不具有经营管理权，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不难发现，两合公司与有限合伙有诸多相似之处，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两合公司是公司法人，而有限合伙不是。这点差别导致了两合公司无法享受有限合伙税收上的巨大优惠，无法避免双重纳税，而这一点正是有限合伙最有利的优势之一。另外，作为公司，设立程序相对繁琐，治理结构也相对复杂，还必须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相比之下，有限合伙设立简单，形式灵活，信息披露的义务大大减少，更利于商业秘密的保护。
由此可见，有限合伙最适合我国现状的制度，应在未来立法中直接规定有限合伙，这样既能较好的和国际接轨，也可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
（二）有限合伙立法形式的选择：修改法律与单独立法的选择
学者对我国的有限合伙立法形式的选择有两种观点：其一是修改现行的《合伙企业法》，加入有限合伙的规定；其二是单独制订《有限合伙法》。
无论是单独立法还是修改现行法律，都要首先解决普通合伙法与有限合伙法的关系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多数国家都将有限合伙作为普通合伙的特殊形式，在有限合伙没有规定时适用普通合伙的有关规定。如大陆法系的德国是在商法中列专章规定有限合伙，即在商事组织中设专章规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的规范是合伙的特别规范，在有限合伙一章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适用普通合伙的规定。因此，德国是把有限合伙作为合伙的一种形式；英美法系的英国虽然对有限合伙进行了单独立法，但依照其规定，在有限合伙法无特别规定的情况下适用普通合伙法的基本规定。而美国的《统一有限合伙法》将有限合伙视为一种具有较大独立性的经营组织来规范，是在美国有限合伙出现大型化的发展趋势之后的1994年《统一合伙法》，而在此之前的一百多年里，“仍是把有限合伙作为合伙的一个特例来加以规范，允许在有限合伙法没有规定时适用合伙法。”[6]
我国有限合伙的立法和实践都刚刚起步，均处于探索阶段，目前现实中采取有限合伙制的企业几乎没有，并不具备美国有限合伙发展成熟，已向大型化发展的实践背景，不宜将有限合伙作为单独类型的经营组织来看待，应学习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将其看作是合伙的特殊类型加以规定。这样，从立法体系、逻辑性上来考虑，有限合伙与普通合伙在适用上不少共同之处，尤其是关于普通合伙人方面的内容。若将有限合伙单独立法，恐怕会有合伙法和有限合伙法的立法体系不够完整，逻辑不够连贯之嫌。因此，笔者认为，应修改我国的《合伙企业法》，将有限合伙作为其中单独的一章。
三、建立有限合伙应明确的相关问题
（一）主体问题：法人是否可以成为合伙的主体
1、比较法上的考察
世界各国关于法人是否成为合伙人，存在着禁止主义和许可主义两种立法例。
采许可主义的国家既允许法人成为普通合伙人又允许其成为有限合伙人，代表国家为美国、德国、法国。如美国《标准公司法》第4条第16款规定，公司可以充当任何合伙、合营企业、信托或其他企业的发起人、合伙人、成员、合作者或经理。在美国各州的实务上，当设立有限合伙时，为减轻普通合伙人的责任，往往由仅负有限责任的公司担任普通合伙人。[7]由此可见，法人成为合伙人在美国极为普遍。
禁止主义在立法上禁止法人成为合伙人，日本、瑞士和我国台湾是其代表。如依据瑞士《债法》第552条、第553条的规定，法人不能成为合伙人。
2、我国的立法选择
我国在制定《合伙企业法》时，对于法人是否可为合伙人，在学者中争论得相当激烈，在提交的草案中允许法人成为合伙的主体，但在审议草案时又改为禁止法人成为合伙人。最后，我国《合伙企业法》第9条规定：“合伙人应当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即我国合伙采禁止主义，仅适用于自然人。
采禁止主义的学者主要理由有二，一是合伙人对于合伙债务承担无限清偿责任，负有有限责任的法人再承担起无限责任，这些法人不能保证履行无限清偿责任，其有限责任成为一纸空文[8]；二是如果允许我国国有企业成为合伙人，可能会导致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由此可见，对于法人成为合伙人的禁止，仅指承担无限责任的普通合伙人，对于承担有限责任的有限合伙人，是不禁止的。
第一条理由是各国采禁止主义的主要理由。笔者认为，该理由对有限责任存在着误解。以有限责任公司为例，有限责任是指出资人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承担有限责任的是出资人，而公司应以其全部财产承担责任，在此意义上，公司承担的其实与普通合伙人一样，也是无限责任。而公司作为合伙人，以其全部财产承担无限责任，其出资人仍然承担有限责任，并不会出现采禁止主义的学者所说的使有限责任变成无限责任的情况。因此，这并不能成为阻止法人成为合伙人的理由，法人应可以成为合伙人。
第二条理由是针对我国的国情提出的。国有企业若成为普通合伙人，确实存在因承担无限责任而使其资产处于不稳定状态，甚至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可能。但不能因为存在这种可能性就否定国有企业成为合伙主体的意义。如上文所述，有限合伙的许多优点是普通合伙和公司所不具备的，而且它还是风险投资的最有效方式，这在美国多年的实践中已经得到证实。这样，允许法人成为合伙人就是市场化投资经营和交易发展的必然需要，若单单否定国有企业作为合伙主体的地位，虽然出发点是保护国有企业，但其结果恐怕反而不利于国有企业的发展。因此，国有企业也应该可以成为合伙人，但为了避免国有财产流失，必须对其进行限制：
其一，国有企业可以决定其成为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但是出于国有企业资产维持的考虑，其成为普通合伙人必须经过国有资产的有关管理部门批准。
其二，作为有限合伙人的国有企业，其投资占其资本总额的比例须进行限制；
其三，国有企业作为普通合伙人时，为避免使整个财产参与合伙，可以以一定的财产投资与他人合作设立一个新的法人企业去参与有限合伙，从而使该法人企业与有限合伙之间形成一堵“防火墙”。[9]
（二）有限合伙的人数：是否进行人数限制
有限合伙的人数，立法上有限制主义和不限制主义之分。限制主义的代表国家是英国，如根据英国1907年《有限合伙法》的规定，有限合伙的最高人数不得超过20人，只有在法律规定的三种有限合伙中，其人数才可以超过20人。不限制主义的代表国家是美国，如美国有限合伙法仅对组成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的最低人数作以规定，即至少一个普通合伙人和一个有限合伙人，而对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最高上限则根本不予规定。
我国法律中虽然没有有限合伙的有关规定，但许多地方政府在地方性立法中对其做了规定。在有限合伙的人数的规定上，基本均采取了限制主义。如北京市人民政府于2001年2月21日颁布的《有限合伙管理办法》第3条第2款规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总数不应超过20人”。杭州市人民政府2001年10月26日的《杭州市有限合伙管理暂行办法》第3条第3款也有同样的规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总数不应超过20人。”
限制主义与不限制主义导致了不同的法律后果。英国对有限合伙人数的限制致使英国的有限合伙规模都比较小，筹资功能的发挥也较有限，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有限合伙的发展。而美国的不限制主义使其有限合伙得以向大型化方向发展，甚至许多有限合伙通过上市出售股票来筹集资金，致使有限合伙的筹资渠道相当广泛，大型有限合伙不断涌现，并且那些股份在证券市场中公开交易的大型有限合伙恐怕成为以后有限合伙发展的主流。[4]而且合伙人数量越多，有限合伙筹集的资本越多，对债权人的保护程度就相对高些。因此，我国在未来立法中，应学习美国做法，对有限合伙人数采取不限制主义。
（三）合伙人的权利、义务
1、普通合伙人的权利、义务
普通合伙人是在有限合伙中负责合伙事业的经营管理并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人。由于普通合伙人承担的无限连带责任较重，为了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减轻普通合伙人的责任，美国在有限合伙实务中普遍采取由公司担认普通合伙人的方式。
普通合伙人在有限合伙中享有的权利有：
其一，经营管理权。表现在两个方面：对内执行合伙事务，对外代表有限合伙。
其二，按照数倍于出资比例的标准分取投资回报的权利。这是因为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其承受的风险要比有限合伙人大得多；而且普通合伙人负责有限合伙的经营管理，对有限合伙投入的时间、精力、心血，都是数倍于有限合伙人的，因此，以高于出资比例分取回报正是责权利相统一的体现。
普通合伙人承担的义务有：
其一，无限清偿责任。普通合伙人对有限合伙债务负有以自己的全部财产清偿的义务。
其二，忠实义务。普通合伙人不能从事竞业禁止活动，不能开展利益冲突交易，不得以牺牲有限合伙人的利益为代价，谋取个人利益。
其三，善管义务。普通合伙人作为有限合伙的管理者，应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
（二）有限合伙人的权利、义务
有限合伙人是指向有限合伙出资并分享利润，但不参与有限合伙的经营且仅以其向有限合伙的出资为限对有限合伙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人。
有限合伙人的权利：
其一，知情权。有限合伙人有权自行或者委托人查阅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表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资料，从而了解和监督有限合伙的经营状况；
其二，参与分配利润的权利，有限合伙人有权按照低于出资比例的标准分取投资回报；
其三，咨询权。有限合伙人有权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向普通合伙人提供咨询、提出意见。
有限合伙人的义务：
其一，按照有限合伙协议缴纳出资的义务。有限合伙人有义务按其入伙时同意缴纳的金额提供资本。
其二，对有限合伙债务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
其三，不得参与对有限合伙的经营管理。如果有限合伙人参与了对有限合伙的经营管理，应视为其放弃了有限责任待遇，对有限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从有限合伙在美国的运作可以看出，合伙企业的行为所受的约束主要是合伙内部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普通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的相互约束。这种合伙内部约束的执行有时比法律更及时有效。这种约束的内容由合伙人之间的讨价还价决定，有利于形成自发性的制度创新。因此，我国在制定有限合伙法时应当注意有限合伙经营管理的自由性和灵活性，对相关细节的规定不宜过死过细，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责任，除了法律的硬性规定外，主要是依据合伙人间的合意即通过合伙契约来设定。
参考文献：
[1]刘俊海：《建立有限合伙制度势在必行》，中国民商法律网，[2]谢强华：《创制有限合伙推进风险投资》，战略研究院网站，2003年6月4日。
[3]DennethwClarkson等：《韦斯特商法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709页。
[4]马军：《有限合伙价值论》，引自中国民商法律网，
[5]江平：《从有限合伙所想到的》，2000年10月13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前沿”论坛所做的演讲。
[6]宋永新：《美国有限合伙法的新发展》，《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5期。
[7]马军：《合伙疑难法律问题研究》，徐学鹿主编：《商法研究》，第一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696—697页。
[8]王家福：《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
合伙企业的管理篇8
一、增加了新的合伙形式
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增加了新的合伙形式：“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
“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这一新的形式，主要适用于以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为客户提供有偿服务的专业服务机构，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服务类的中介机构。由于个别合伙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第三人损害的，无过错的合伙人仅以其在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承担有限责任。同时，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对于“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法律要求其建立执业风险基金、办理职业保险。就非合伙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第三人损害的，或者合伙企业正常经营中产生的债务，全体合伙人仍负无限连带责任。“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有选择的部分限制了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的范围，避免了无过错合伙人对于其他合伙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产生的损害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可以有效地引导专业机构的合伙人谨慎执业，加强内控机制，从而为这些专业机构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的“有限合伙企业”主要有以下特点：1.有限合伙人的人数必须在二人以上五十人以下，其中必须有一个普通合伙人。合伙人人数的上限与中国《公司法》有限公司股东的人数要求是一致的。2.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因劳务本身无法作为对外承担清偿责任的方式，因此规定了有限合伙人不得以劳务出资。3.有限合伙人可以同本有限合伙企业进行交易，可以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有限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4.有限合伙人在处分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时也比普通合伙人宽松，除非合伙协议另有约定，有限合伙人可以将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资。有限合伙可以有效的筹集资金，实现知识技术与资本的完美结合。国外的私募基金（股权）大多采用有限合伙的形式。《合伙企业法》引进有限合伙的形式，配合了其他法律法规的实施，对于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股权）在中国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一支有力的强心针。在此之前投资人对于小规模的商业组织，仅限于在有限责任公司、普通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中进行选择，有限公司成立的资金要求及税负，使得一些小投资人望而却步。而普通合伙与个人独资企业都要求所有投资人对企业债务均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使得很多不愿意承担过多风险的投资人打消投资的念头。近年来，立法者在进行商事立法时已经注意到了将鼓励投资作为一项重要的立法指导思想，有限合伙这种在西方国家已经实行了多年的合伙形式终于被中国立法者采纳。
二、合伙人范围的扩展：法人可以成为合伙人
原《合伙企业法》只认可自然人作为合伙人，从而将法人拒绝在合伙企业的大门之外。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法人即意味着以其财产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一般情况下，投资人无需以其对法人出资以外的其他财产就法人的债务对外承担责任。中国的合伙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合伙人需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考虑到法人作为合伙企业的投资人承担了无限连带责任，会使公司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影响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因此，2006年1月1日实施修订后的《公司法》仍然不允许公司作为对其所投资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投资人，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丰富各类投资方式的呼声越来越高，尤其在借鉴英美合伙企业立法的基础上，立法者允许了法人作为合伙企业的投资人。法人作为合伙人，可能会导致法人为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法人的投资人也会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法人的投资人仍可以躲避在法人这堵防火墙后面，仅以其对法人的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法人参与合伙可以使公司等企业法人利用合伙企业形式灵活、合作简便、成本较低等优势，实现其特定的目的事业，也有利于大型企业在开发新产品、新技术中与创新型中小企业进行合作。但是为了使国有企业不至于负担更大的风险，法律仍规定国有企业和公益性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
三、外商投资设立合伙企业的特殊规定
修订后的《合伙企业法》并不能直接适用于外商投资设立合伙企业，而是授权国务院制定专门的管理办法。2003年中国商务部等颁布的《外商投资创业企业管理规定》，规定中承认外商投资创业企业可以采取非法人形式，但这一规定缺乏相关法律的制度性保障。新《合伙企业法》引起各界的非常关注，各方外资是否会利用合伙企业规模小、形式灵活、设立的法律门槛低等特点规避中国对外资的一些准入机制。但从当前国务院委托商务部起草的《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管理办法》草案来看，外商投资合伙企业依然实行审批制，需要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等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审批制度：出于现行外资准入制度、外汇管制以及公平性等考虑，参照对三资企业的外资管理制度，规定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的设立和重大变更需要经过商务主管部门的审批，一般事项的变更需要到审批机关备案。
2.中方合伙人：由于合伙一般规模不大，自然人作为合伙人较为常见，且有《合伙企业法》为上位法，因此不同于三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不允许中国自然人作为中方投资人，《办法》明确规定中国自然人可以作为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的合伙人。
3.产业政策：现行产业政策采用针对股权式合营企业的表述，根据合伙企业的特殊性，《办法》将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控股”地位理解为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以及分红比例，从而明确了产业政策（包括“限于合资、合作”、“中方控股”和“中方相对控股”）如何适用于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4.劳务出资：鉴于目前对外国合伙人以劳务出资尚无相关配套规定，实践中无法操作，暂时只允许中国合伙人以劳务出资。
5.出资期限：鉴于合伙企业一般规模不大，参照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出资制度，规定外商投资合伙企业除劳务以外的出资应当在批准后90日内一次缴清。
6.登记备查制度：为维护交易安全，《办法》规定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的外国普通合伙人应向审批和登记机关提供其主要财产清单，供社会公众查询，并在财产发生重大变化时将该变化向审批和登记机关备案，便于交易相对人获得关于外国普通合伙人偿债能力的信息。
合伙企业的管理篇9
关键词：有限合伙 合伙人 信义义务
随着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有限合伙对推进风险投资以及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已经越来越多的为国内学者所认识，要求修改现行法律，引进有限合伙制度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据悉。我国在全国人大财经委主持召开的“中小企业促进法草案与合伙企业法修改国际研讨会”上已拟将有限合伙写入合伙企业法中。美国的有限合伙也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制度．尤其是在2001年美国再一次对统一有限合伙法进行了修订。了解其中的具体规定。对于我国的修订工作相信会有所裨益．限于篇幅。本文只涉及新的统一有限合伙法中关于合伙人信义义务这一具体问题。
一、概述
有限合伙指的是由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共同组成的合伙，前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有限合伙承担责任。后者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其产生于中世纪产生的康曼达契约(commenda)。19世纪末．这一制度传到英美国家。美国纽约州在1822年就制订了第一部有限合伙法。随后康内狄克州和宾夕尼亚州等州也相继制订了各自的有限合伙法。2o世纪初期。在借鉴法、德等国普遍流行的两合公司制度的基础上。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nccusl以下简称委员会)于1916年制订了第一部统一有限合伙法。随后被美国各州广泛采用。但随着经济的繁荣与国家税收政策的变化，到六、七十年代时，有限合伙被广泛地运用到一些大型的投资项目中．成为人们合法避税的工具．这是1916年制订该法时没有预料到。为此，1976年委员会对该法进行了第一次全面的修订．随后又在1985年再一次作出修改。但是。在1985年的统一有限合伙法后。1994年美国统一合伙法进行了一次全面修订。事实上制订了一部全新的《统一合伙法)。相形之下，1985年的统一有限合伙法又落伍了。于是。为了使统一有限合伙法能够和新的统一合伙法相衔接，统一州法委员会于2001年又推出了最新的统一有限合伙法。
在2001年的统一有限合伙法中．有一个问题受到了关注，那就是合伙人的信义义务问题。信义义务是基于信义关系产生的。而信义关系又是基于当事人合意而形成。当一方(委托人)将自己的财产交给另一方(受信人)管理，而自己只保留财产的受益的权利的时候．双方之间就产生了信义关系。这种关系形成后，受信一方就处于一种优势地位。事实上拥有对他人财产的支配与控制权．而且受信人的行为将对委托人产生拘束力；然而受信人如何行使权利．委托人并不能够完全控制或严密地监督。他们只有信任受信人。相信他们会以善意及适当的注意之方式为自己的最佳利益行为。所以，信义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并不对等的交易关系．单靠受益人自己的力量难以对受信人之行为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为了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受益人的利益，为了防止受信人滥用权利以保护双方的信任关系，法律就必须要求受信人对受益人(或受托人)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其核心就是：“受信人只要委以信任。那就必须全力以赴为他人利益，而不得有任何欺骗；一旦获得影响力，那就不得利欲熏心、工于心计和损人利己；一旦掌握了个人控制的手段，这些手段就必须只限于诚实的目的”。这种基于信义关系而产生的法律义务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义义务。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法官卡多佐在1928年的meinhardv．salmon案中就指出：“双方为合作伙伴．负有合伙人应有的信托责任。对此已有共识。……合资企业的双方如同合伙人．只要企业存在一天。相互之间就负有最高的忠诚责任”。
二、2001年统一有限合伙法的具体规定
1、与1985年统一有限合伙法的不同之处
1985年的统一有限合伙法对于有限合伙人的义务没有进行明确规定．而最新的统一有限合伙法在305节a款和b款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对于普通合伙人的义务，最新的统一有限合伙法则完全吸收了1994年统一合伙法的规定，而1985年的统一有限合伙法采纳的却是1914年统一合伙法的规定。
根据2001年的统一有限合伙法。合伙人所负有的信义义务的范围取决于该合伙人是普通合伙人。还是有限合伙人。该法规定．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分别指的是有限合伙协议中所列明的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因此，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区分不是根据各自所起的作用不同，而是由合伙协议来确定的。换句话说。某一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是由他的角色——普通合伙人还是有限合伙人决定的，而不是由他所起的作用——比如在一定情形下实际参与控制的多少来决定的。
同时．2001年的统一有限合伙法采取了统一合伙法的方式．规定即使合伙协议给予协议中所列明的有限合伙人参与合伙企业经营管理的实际权限．该有限合伙人仍然是有限合伙人．仍然承担作为一名有限合伙人的义务，不会因参与了企业经营管理而改变他的义务。同样的，如果合伙协议所列的普通合伙人根据协议只享有极为有限的管理权限，他仍然是一名普通合伙人。仍然要承担普通合伙人应当承担的信义义务。
2、具体内容
至于具体规定．尽管1994年统一合伙法关于信义义务和诚信公平交易义务的规定引起的争论是最多的，但是统一有限合伙法仍然照搬了统一合伙法的规定，2001年统一有限合伙法408节的规定可以说和统一合伙法4o4节的规定如出一辙。
根据该法规定，普通合伙人对有限合伙企业和其他合伙人负有忠实和注意(1oyaltyandco,rie)的信义义务．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还负有诚信和公平交易的义务。有限合伙人的义务．规定的就很简单了：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并不负有信义义务，只负有按照法律和合伙协议规定的诚信和公平交易的义务。统一有限合伙法之所以没有规定有限合伙人的信义义务是因为起草者认为有限合伙人由于其作为有限合伙人的地位，在企业的管理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有限。实际上，起草者在统一有限合伙法的评论中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有限合伙企业是想建立有力的、明确的、集中的管理制度，投资者只是消极的。
2001年统一有限合伙法在408节b款中规定了普通合伙人对企业和其他合伙人的忠实义务。包括普通合伙人不得篡夺合伙企业的机会，不得同合伙企业进行交易，不得代表与合伙企业利益有冲突的人同企业进行交易。从这一规定来看，尽管法条中提到了“其他合伙人”，但其实只有合伙企业本身才受到忠实义务的保护，因为408节所列举的三项都是保护合伙企业的，并没有涉及合伙人之间的关系。这样，合伙人就无法根据408节b款的规定，就普通合伙人的越权行为或者压制提出诉讼。
尽管408节的规定可以说是逐词逐句的照搬统一合伙法404节的规定，但是这两个规定却完全适用于不同的情形：统一合伙法主要适用于小型的、松散的合伙企业．所有合伙人的地位是平等的。在普通合
伙中，除非另有协议，每一个合伙人都有权参与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而统一有限合伙法中适用的却是一个管理权集中的合伙企业，其中的投资者被动的依赖于并服从于企业的管理者。这一区别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前面所说，一方的信赖和弱势地位是信义义务产生的原因。信义义务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保护那些把自己的事务委托给他人的人，委托的范围越大，信赖的程度就越高，委托人自我保护的能力也就越弱，此时就需要法律加重受信人的责任。当所有合伙人地位平等的时候所作出的限制可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如果合伙人都信赖于某一个合伙人，此时所作出的同样限制很有可能就是不合理的了。因而，有的学者提出，在有限合伙中的普通合伙人的信义义务应该不同于普通合伙中普通合伙人的信义义务。
3、对信义义务变更的限制
当然，上述规定都是法律规定的默示义务。与1994年的统一合伙法一样。20o1年统一有限合伙法允许合伙协议对该法的上述规定进行变更。该法对这种变更进行了如下限制：有限合伙人不得通过合伙协议排除其应当承担的诚信和公平交易的义务……但是合伙协议可以规定义务履行与否的评判标准，只要该标准不具有明显的不合理性。至于普通合伙人变更统一有限合伙法有关信义义务和诚信公平交易义务的权利，该法规定了三方面的限制：第一，合伙协议不得排除普通合伙人根据4o8节应承担的忠实义务；第二，合伙协议不得不合理的减轻4o8节c款关于注意义务的规定；第三，合伙协议不得排除诚信和公平交易的义务……但是合伙协议可以规定义务履行与否的评判标准．只要该标准不具有明显的不合理性。
在此问题上．redwendlimitedpartnershipv．edwards一案非常具有代表性。该案是一个已经退出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篡夺合伙企业机会的案例，上诉法院的法官在判决中指出：“被告edwards和原告之问显然存在着信义关系．edwards对原告负有最大的忠实义务，合伙人之间的关系使得被告负有信义义务，从而被告不能欺骗原告，即使是最轻微的不当陈述或者隐瞒也不行”i4]此案的关键就在于篡夺合伙企业机会的合伙人试图用退伙协议来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该案表明如果合伙人试图排除或者减轻自己的信义义务，就必须诚信且明确的进行披露。
4、授权对信义义务的影响
普通合伙人有可能会把自己的管理权限授权给一个或多个有限合伙人行使，或者合伙协议可能会把本应由普通合伙人行使的管理权限分派给一个或多个有限合伙人行使，在此情形下，授权或者分权行为就会对普通合伙人的信义义务产生影响。
如果普通合伙人把管理权授权给第三人．对于此问题，2001年统一有限合伙法采用的是传统的解决方式：并不禁止普通合伙人把权利授权给他人行使，但是普通合伙人的义务并不因此而终止。也就是说。普通合伙人的授权行为并没有解除或者终止其就授权事项负有的忠实义务，例如，普通合伙人授权企业的“租赁经理”负责有限合伙企业日常的租赁业务并不表示该普通合伙人有权在租赁市场上同合伙企业竞争。
授权行为在决定普通合伙人是否违反了注意义务的时候是一个关键因素。为此，新的统一有限合伙法专门举例如下说明这个问题：
有限合伙企业中唯一的普通合伙人负责企业所有重要文书的管理，在收到并阅读了保险公司寄来的警示信，指出企业就属下的一建筑物投保的火灾险已到期的情况下，该合伙人还是忘了续订这一保险合同。不久该建筑物被完全烧毁。该合伙人有可能因违反了408节c款规定的注意义务而承担责任(重大过失)。但是，假如该普通合伙人把这一管理权限授权给企业的业务经理行使．而经理看过警示信后忘了续订保险合同．导致建筑物被烧毁企业无法获得赔偿。在此种情形下，即使业务经理有重大过失，该普通合伙人也不应承担408节c款的责任．因为业务经理的重大过失并不能归因于该普通合伙人。根据408节c款的规定。普通合伙人是否承担责任的关键在于普通合伙人在选任业务经理，把续订合同的权利授权给业务经理并在授权后进行监督等方面是否有重大过失。
至于协议把普通合伙人的权限授予给有限合伙人这一复杂情况．2001年统一有限合伙法408节(普通合伙人行为的一般标准)并未涉及管理权限再次分配的问题，在305节(有限合伙人的有限责任)也只是规定：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和其他合伙人不负有信义义务。这一问题只是在该法的评论中有所涉及评论指出．尽管授权并不能解除普通合伙人的义务，但是对于该义务的要求将根据授权的程度和内容来定：
如果合伙协议没有赋予普通合伙人某一具体权限，则该普通合伙人的信义义务须根据普通合伙人剩余的权利和权限而定。例如如果合伙协议禁止普通合伙人进行某一具体行为，则普通合伙人对协议的遵守并不构成对信义义务的违反，但是根据408节关于注意义务和304节关于提供信息义务的规定，该普通合伙人仍有义务就该行为提供建议。
对于有限合伙人而言．履行义务与否的标准是诚信义务和公平交易义务．而非信义义务，因为信义义务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对于有限合伙人而言，履行义务与否的标准是诚信义务和某人因其地位或者角色对他人的利益享有了重要的控制权力，而根据统一有限合伙法，有限合伙人对于有限合伙的日常事务只具有非常有限的权限。因而并没有权限的存在使得有限合伙人应当对于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负有信义义务。有可能合伙协议会赋予有限合伙人重要的管理权限或者权力。但在此种情况下，权限的存在是由于协议的规定。而非源自于法律的规定或者合伙人本身的角色。此种基于合同产生的权利对应的应该是诚信和公平交易的义务而非信义义务。除非合伙协议本身明确的规定了有限合伙人负有信义义务或者协议为有限合伙人创设了某一角色(例如人)，而根据相关法律，此种角色使得有限合伙人应当负有信义义务。
三、结语
合伙企业的管理篇10
我国国内迅速增长的投资融资需求和迅速发展的资本市场也需要投资银行业快速发展与完善。但是，我国现存的证券公司在企业形式、管理制度及业务范围上过于单一，难以满足快速发展的资本市场的业务需要。因此，积极引入合伙机制，设立合伙制的投资银行，不仅在企业形式、管理方式上是一种有利的补充，其对市场的迅速反应及专业化的业务定位可以更好的满足市场需求，还可以加强市场竞争，促使现有的证券公司不断完善，提高竞争力，使整个资本市场运作向更有效的方向发展。
因此，尽快完善我国的合伙制企业相关立法，创造更有利的政策环境，对促进合伙制投资银行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一、引入合伙制投资银行的法律环境建设
1997年2月，我国第一部专门调整合伙关系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又一重要举措。但是合伙企业法颁布后，社会反应不大，其原因是规范、调整的问题十分有限，合伙制的许多问题未纳入法律调整的范畴，给合伙制实践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1、有限合伙的立法
《合伙企业法》第二条规定：“合伙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各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第八条规定：“设立合伙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二个以上合伙人，并且都是依法承担无限责任者……”第三十九条规定：“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合伙企业财产不足清偿到期债务的，各合伙人应当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
可以看出，我国的合伙企业法规定了合伙人均承担无限责任，这就排除了部分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的合法性。按照美国的司法解释，所谓“合伙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公司或者社团。如果这种解释成立，那么某些合伙人可以先组建有限责任公司，再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充当合伙人，从而可以有效回避无限责任。但是，这种司法解释是否能够获得我国司法部门的承认尚未可知。即使司法当局接受这种解释，《合伙企业法》的其它条款同样限制着有限合伙制的组建。例如第十九条规定：“合伙企业的财产由全体合伙人依照本法共同管理和使用”，第三十二条又规定：“合伙协议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或者由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这两条规定同样使得在国外广为应用的有限合伙难以实现。
由于有限合伙比普通合伙更容易保持资本的稳定、营业的持续，从这个意义上说，有限合伙比普通合伙更具有企业特征，更宜纳入企业立法的范畴之中。我国的企业立法思维定势决定了我国要制定一部规范合伙为组织方式的合伙的企业法而不是合伙契约法；从企业的角度、把合伙作为一种主体来规范，而不是作为一种关系或契约来规范。这一点从《合伙企业法》的规定中反映得很明显，如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了合伙企业的申请、批准、领取执照的程序等。我国这种立法框架及我国现有的一套对企业管理登记的行政管理办法，决定了我国从立法和实施技术上有条件规范有限合伙。因为有限合伙比普通合伙更宜也更应该纳入以强制规范为主的企业立法中，更应该实行严格的注册登记和行政监管制度。
为有限合伙投资银行的组建消除法律障碍、构建法律基础有两种选择。其一是修改现行的《合伙企业法》；其二是单独制订《有限合伙法》。从立法的逻辑、体系来考虑，有限合伙与普通合伙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在实行单行立法的英美国家，也都是将普通合伙与有限合伙分别立法。若统一规定在一部立法中，很难实现对有限合伙全面、得体的规范。这也是我国在审议《合伙企业法（草案）》时最终取消了整个第八章对有限合伙的规定的原因之一。因此，单独建立《有限合伙法》是比较可行的举措。
从合伙制在美国的运作可以看出，合伙企业的行为所受的约束主要是合伙内部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普通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的相互约束。这种合伙内部约束的执行比法律更及时和有效。同时，这种约束的内容由合伙人之间的讨价还价决定，有利于形成自发性的制度创新。所以，建立《有限合伙法》的目的应该在于明确社会对合伙的约束，同时明确合伙的合法权益，而不应该对相关细节规定过细。笔者认为，有限合伙的概念可表述为“有限合伙是指企业在有一个以上的合伙人对其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前提下，允许更多的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的投资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中承担无限责任的合伙人承担《合伙企业法》规定的一般合伙人责任；承担有限责任的合伙人以其投入企业的财产承担有限责任，有限合伙人不得担任企业的事务执行人，并不得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此外应对有限合伙人的地位、出资、权利与义务、清偿顺序、收益分配方法及两种合伙人相互关系的规定等做出规范。在颁布相关法律的同时，考虑制订“有限合伙制协议范本”将有助于提高有限合伙制企业制订合伙协议的水平。
至于业内对一些国有机构参与有限合伙，从而导致该机构因承担无限责任而使其资产处于不稳定状态，甚至引起国有资产流失的疑虑，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两个途径解决：
一是要参与合伙企业而成为无限责任承担者的国有企业，必须取得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的同意；
二是国有企业可以拿出一部分的资产与他人合作设立一个新的法人企业去参与有限合伙，从而在该国有企业与有限合伙企业之间形成一道“防火墙”。
2、有限责任合伙的立法
目前采用有限责任合伙是审计、法律等行业的国际惯例，普遍认为其是对公司、合伙等传统商业组织形式的重大突破，是企业组织法律制度的重大变革，不仅可以满足专业人士的需要，作为企业组织形式的创新对一般中小企业也具有适用意义。中国也必须尽快建立并完善这方面的立法。
有限责任合伙即使在国外也属于比较新的事物，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即使在英美两国，也存在很大分歧且不甚完善，有些领域要依赖于判例的法律效力，应该看到有限责任合伙的立法决非易事。提到有限责任合伙在英国具有独立法人地位，而在美国则不具有。英国的情况与我国授予有限合伙企业民事主体资格的实践更为相近，更具参考价值。
笔者认为，在建立有限合伙的立法的同时，应该为有限责任合伙提供一个法律框架并逐渐补充。有限责任合伙的法律规范及合伙人与债权人的利益平衡，可适用以下法律：
（一）有限责任合伙的登记设立、账目管理、成员资格、清算以及外部监管，考虑适用《公司法》的规定
《公司法》有关上述规则的主要目的，在于为公司出资人提供责任庇护的同时，适度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一个普通的合伙是不需要受到上述监管措施的约束的。有限责任合伙的成员既然也享受了有限责任的益处，也应当适用《公司法》的监管规则。主要包括：
（1）有限责任合伙必须与公司一样按照“真实与公允反映”的原则编制财务报表；接受注册会计师审计；审计人员的任免适用与公司类似的成员大会批准程序；经审计的合伙账目和财务报表须报合伙登记机关备案，提交合伙成员以及合伙所发行债券的持有人。
（2）对有限责任合伙成员执行合伙事务的行为，适用《公司法》关于董事行为和董事资格的规定；不符合条件的，法院可以剥夺其作为成员的资格。
（3）有限责任合伙因违法行为而受处罚，有关当局可以像对公司事务进行调查一样，对合伙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
（4）合伙的破产、清算事宜准用公司破产清算的规则，合伙清算人可以行使产取回权。
有限责任合伙的内部管理留给合伙协议去确定。有关有限责任立法可以考虑规定合伙协议内容，或列出默认的内部管理规则，其应该与有限合伙的管理原则一致，不再赘述。
（二）对债权人的保护
由于合伙没有最低资本的要求，在解除了合伙人对合伙债务的个人连带责任的情形下，如何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就成了有限责任合伙立法的关键问题。根据英美立法，可考虑采取以下几种措施：
（1）建立替代性赔偿资源。一种为强制保险，或行业保险，即有限责任合伙必须建立一定数额的保险金，以作为合伙人个人连带责任的替代物。可根据合伙人数、合伙资金规模或从事业务种类分别规定，由行业自律组织进行配合做出进一步的详细规定。另一种是设定独立财产或基金，以偿付经法院判决的、但受有限责任保护的错误、不作为、疏忽、不合格或轻罪下的赔偿。该项基金应存入信托或单独银行账户，可采用银行存单、国库券、银行信用证或保险公司担保债券等形式。
（2）对合伙的分派进行直接的限制。如规定合伙不能偿付到期应付债务时，或合伙资产数额不能偿付应当偿付的合伙内的优先权时，不得进行分派。也可考虑直接将公司法的利润分配规则适用于有限责任合伙。在传统的合伙制账户制分源方式下，合伙人不计劳务报酬，而是按照账户中的盈余来进行分派，为了避免对合伙人的基本经济权利的损害，限制分派应将合伙人在合伙的正常营业过程中，作为合伙的雇员参与业务经营而获得的合理报酬，或因提供财产而获得的常规报酬，作为分派限制的例外。
需要指出的是，有限责任合伙的分派行为如果处理不当，不仅影响到债权人的利益，而且也会在无个人责任之虞的合伙人与有个人责任之虞的合伙人之间形成利益冲突。由于合伙人不承担个人连带责任，因此，那些受到完全责任保护的合伙人就有将合伙财产完全分派出去的利益驱动，而负有监管责任的合伙人以及从事的业务风险大、容易触发个人责任的合伙人就会希望多留一些合伙财产，以减轻个人实际负担的直接责任。因此，有限责任分派限制规则也有助于减少有限责任合伙内部管理上的摩擦。
（3）资产取回。指当合伙清算时的财产不够偿付合伙债务时，合伙人在合伙无清偿能力前一段时间内从合伙的提款，可以由合伙清算人取回。英国把这个期限定为2年。但是同时也应该规定如果提款系支付合理的家庭开支，合伙人无须将等额资产退还合伙清算人。
（三）合伙企业的纳税问题
按照传统合伙法的理论，合伙是合伙人的集合，并不是一个实体，因此，典型的合伙是不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合伙人从企业中取得的收入被分解为合伙人个人的收入，由合伙人分别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一般的公司则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在公司将其利润分派给股东时，股东需要再就该项红利缴纳一次个人所得税，即通常说的“双重税收”。合伙可以免于缴纳企业所得税一直被认为是合伙与一般公司的基本区别之一，也是合伙的优点之一。合伙不缴纳企业所得税也是国际通例。
但我国1997年的《合伙企业法》规定，合伙企业也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而合伙人的收入照例仍然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说，合伙企业在税收的待遇上是与公司一样的。如果说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尚有股东的有限责任作为一种补偿，因而获得了某种利益平衡的话，那么，合伙企业缴纳企业所得税则是显然失去公平的，因为合伙人对企业的债务要承担连带责任。这种税收制度使合伙人从制度上就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事实上，目前的合伙组织基本上限于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一些行业，在同样具有专业特征的投资银行业远未实现，而在工商管理机关登记的非专业合伙企业几乎没有。合伙这种具有高度灵活性和广泛适应性的企业的法律形式被人为地限制在极为狭小的范围之内，也影响了人们利用合伙形式的积极性。在美国，普通合伙、有限合伙，从来都无须缴纳企业所得税，而且一直有进一步扩大免除企业所得税的趋势。美国近年来出现的“有限责任公司”（这是一种与我国的有限责任公司性质不同的企业组织的形式，兼有封闭公司、有限合伙与合伙的优点）一般也都可免于缴纳企业所得税。
实际上，中小规模的公司常常需要花费较高的费用达到合法避税的目的。这样使得企业的成本增加，而政府和社会可以从中得到的企业所得税十分有限，征税的成本又高昂。不利于合伙制的推广。国内目前即使针对专业性强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在政策上对合伙制、有限责任制事务所也都是“一视同仁”的，缺乏税收、业务范围等方面的有力政策支持，无法激励专业人士以承担无限责任的方式从业，合伙制优势无从发挥。
二、引入合伙制投资银行的行业环境建设
1、行业协会需要明确定位
在国外投资银行被归入专业服务产业，在这个产业中，有75%的收入是由7个主要的专业服务部门创造的，包括投资银行、审计、税务和会计咨询、商业法咨询、营销沟通、管理和it咨询、招聘和就业中介、市场调研。这些行业具有相近的行业特征，包括对专业人才和客户关系的依赖、对诸如时间、个体专业知识以及集体专业技能等无形资产的管理和掌握等。行业自律组织对具备专业服务资格人员的管理是专业服务行业的典型特征，其发挥的职能主要是维护会员的利益、行业协调、提高会员的业务水平等。我国的中国证券业协会可视为投资银行业的自律组织，但其作用和定位尚有待完善。
《证券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证券业协会的职责包括：
（一）协助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教育和组织会员执行证券法律、行政法规；
（二）依法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向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反映会员的建议和要求；
（三）收集整理证券信息，为会员提供服务；
（四）制定会员应遵守的规则，组织会员单位的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开展会员间的业务交流；
（五）对会员之间、会员与客户之间发生的纠纷进行调解；
（六）组织会员就证券业的发展、运作及有关内容进行研究；
（七）监督、检查会员行为，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协会章程的，按照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八）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赋予的其他职责。
可见在发挥行业组织应有职能的同时，证券业协会还承担了一部分的政府职能。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手段，这部分职能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在几家证券公司有所牵涉的违法违规事件中，证券业协会往往是“后知后觉”。而如果证券公司、证券从业人员最终被证明是无辜的，协会又很难承担起维护行业利益、为会员追讨公道的职责。
另外，国外的行业协会也有定期的、不定期的行业自查，目的是防范行业风险、相互促进业务水平的提高。而国内的证券业协会在这方面显然还有待发挥更大的作用。
业内专家指出，协会的定位必须进一步明确，否则，一个强大的中介体系将很难建立起来。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没有一个强大、公正、公平、讲信誉的中介体系的参与，社会经济的效率是无法充分激发出来的；而构建一个强大的中介体系，没有全社会的广泛参与，没有一个统筹安排和战略规划，是无法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推行合伙制的投资银行就绝不只是该行业自身的事情。
2、信用制度有待建立
对中介行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是推行合伙制的出发点，也是促使投资银行家保持道德操守的根本保证。但目前，国内对自然人的财产申报制度尚未建立，相关职能部门根本无法确切掌握个人的财产数量，无限责任也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