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调研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9 07:04:42

社会治理调研篇1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

1、加强综治工作领导。一级一级落实工作任务,并结合实际按照村社会治安综治工作计划抓落实。其次是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全年一项重点工作来抓,要求乡村干部认真履行“保一方平安”的工作职责。

2、加强“平安”工作基层基础建设。首先是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通过群防群治,使社会治安状况实现“四无一满意”(无失窃案件,无人员违纪、犯罪,无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无重大治安灾害事故和群众满意),其次加大“平安工作”经费投入,“两会期间”做到有制度、有办公场所、有经费保障,并按照规范化建设要求,完善各项制度。

二、搞好舆论宣传,营造浓厚氛围

村始终把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制观念与“平安建设”参与意识作为推进依法治乡进程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1、认真做好法制宣传工作。及时调整充实依法治村和“六五”普法教育领导小组,制定详细的普法规则,将其列入年度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

2、大力开展综治宣传活动。积极开展《信访条例》、《婚姻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增强群众的法制观念,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

三、认真开展排查,消除犯罪苗头

1、扎实做好社会治安工作。首先是在重要节庆和敏感时期,认真落实值班责任制,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做到防范于未然。其次是加强外来人口、重点人口、易燃易爆剧毒危险物品的管理,认真做好外来人口的登记办证和管理工作。

2、切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首先是建立领导责任机制。把排查调处矛盾纠纷工作列入村两委的议事日程。其次深入用户,切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尽量将问题消化在村级,尤其是县、市、省及全国“两会期间”的案件和各个敏感时期的值班工作,切实做好稳控工作。在1—5月份该村委会共排查出各类矛盾纠纷3宗,调处化解3宗,其中土地争议1宗、债务争议1宗,另外一宗是发现该村村民胡志平(弱智人士)具有暴力倾向,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采取措施及时将其送往韶关乐昌精神病院进行治疗。再次是坚持贯彻“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做到每月召开综合治理工作例会排查一次矛盾纠纷,坚持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同时坚持零报告制度,对排查出的纠纷,及时上报,及时调处。

四、存在问题和不足

1、乡村干部业务知识仍需进一步提高。

2、宣传工作经费欠缺,工作开展较为困难。

五、今后工作思路

1、加大宣传力度和排除力度,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2、加强矛盾纠纷和治安热难点排查工作,及时收集和上报各种信息;

社会治理调研篇2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我是谁啊”为你整理了这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调研报告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调研报告

为推进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晋城、法治晋城,按照政协晋城市委员会2020年度协商计划安排,2020年11月—12月,由市政协副主席崔守安带队,社会法制委员会组织部分市政协常委、委员组成专题调研组,深入各县(市、区)及市直有关单位,对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进行了调查研究。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创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进展情况

去年12月3日,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会议召开,部署启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会后,我市对标一流,迅速行动,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中央、省委关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第一期试点城市的决策部署,立足我市连续八年群众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名列全省第一,三获全国综治最高奖“长安杯”的优势,提出创建试点城市目标。有关部门结合我市实际,积极申报,完成了各项前期准备工作。今年5月试点工作全面启动。在市委坚强领导下,我市以“三零”单位创建为抓手,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为目标,紧盯治理难题,聚焦基层基础,突出晋城特色,整合资源力量,完善政策措施,强化督导考核,形成了党建联片共建、矛盾联调共治、信息联通共享、部门联手共创、城乡联动共赢的互联共建态势,试点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全省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暨“雪亮工程”建设工作推进会在我市召开,充分体现了省委对晋城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的支持和肯定。从进展情况看:

一是制定了明确细化的目标体系。坚持市委统一领导,出台了三个指导性文件:《中共晋城市委、晋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施意见》;《中共晋城市委平安晋城建设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2020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指引任务分解表》。各县(市、区)及市直有关单位结合实际,认真对照各项目标任务,逐条细化工作措施,印发了工作方案,建立了目标评价体系。目前,市县两级已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纳入“十四五”规划、全市平安建设考评和市委目标责任考评体系,与各级表彰奖励、干部提拔使用、晋升晋级、文明单位创建挂钩,以考核倒逼责任落实、工作落地。今年5月20日我市召开创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动员部署大会。市委书记张志川作动员讲话,要求“三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贡献“晋城经验”、提供“晋城样板”。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市委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石云峰就推进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作安排部署。9月11日我市组织召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观摩交流会和工作推进会,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抓好任务落实,完成工作进度。成立了市委党校骨干教师组成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课题组,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纳入了党校教育。同时,还召开3次建言献策座谈会、7场“法学沙龙”。专家学者及相关人士就试点中的目标完成情况和存在问题深入研讨、开展交流,提出工作建议。当前,全市目标导向明确,试点工作稳步推进。

二是形成了有效运转的责任链条。按照市委关于试点城市创建和文明城市创建“双轮驱动、双创并重”的要求,我市把试点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形成了市级统筹协调、县级组织实施、乡镇(街道)强基固本的市域社会治理链条。根据工作需要,我市成立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组,在市委平安建设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工作,明确了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试点工作组下设办公室和党建引领工作推进小组、法治工作推进小组、德治工作推进小组、自治工作推进小组、智能化工作推进小组。各县(市、区)按照市委要求,加强组织领导。目前市、县“一办五组”工作专班都已按年度重点建设项目要求,发挥牵头作用,加快组织实施。为推动各项任务落细、落小、落实,建立了试点工作联络员报告制度和督办制度。同时注重宣传推动,在主流新闻媒体和“一网两微三号”晋城政法新媒体宣传群组开设市域社会治理专栏,反映工作进展,总结特色经验,创造良好氛围。

三是推出了具有特色的典型经验。在自治方面,城区洞头村、陵川县小召村、沁水县下沃泉村等,依托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等形式,广泛开展村民议事、民情恳谈等基层民主协商活动。在法治方面,积极创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沁水县龙港镇派出所、城区白水街派出所、阳城县凤城镇派出所、高平市城南派出所争先进、创亮点,做到了“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陵川县县城老干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发挥离退休干部专业知识和经验优势,32年服务平安陵川建设,受到中组部表彰。沁水县组建了以县矛盾调解中心为龙头、区域调委会为依托,乡、村两级调委会为前沿,有关调解室为补充的人民调解网络,“司法确认”和“调援对接”机制调动了调解纠纷的主动性积极性。泽州县川底法庭建立和事佬工作室,开展诉前调解,打造“川底模式”。在德治方面,阳城县演礼乡献义村重视道德教化作用,坚持以德治村,坚守和谐之道。城区黄城社区挖掘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精髓,打造陈廷敬文化品牌,为社区治理提供精神动力。在智能化建设方面,创新开发晋城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智能化工作平台。“雪亮工程”走在全省前列,已接入7720路一类监控视频、4000路二、三类监控视频,联通了视联网,具备省、市、县、乡视频会议功能。市大数据局与阿里巴巴合作开发的智慧政务、智慧停车等16个集成建设项目,获2019—2020年度数字政府建设卓越实践奖。高平市以数字政府建设为支撑,打造出县域社会治理“高平新样本”。城区实行全科网格管理,划分网格682个,为每个网格落实了每年6000元的绩效补贴,提高了网格员的职业认同感和幸福感,有效提升了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在心治方面,泽州县实施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示范工程,加强心理疏导和危机干预工作,实现一般人员不脱节、重点人员不失控两个确保,社会心理健康水平整体提高,社会治安案件连年下降。

二、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我市在试点工作中激发了活力,取得明显进展,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

1.党建引领有待加强。有的党组织党建理念和工作方式陈旧,不适应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创新意识不强;有的弱化、虚化、边缘化,领导作用发挥不充分;有的工作机制不适应治理需要,街道社区和农村统筹协调能力弱,共治共建未形成常态;有的工作行政化、停滞化、务虚化倾向严重,创建积极性不高,内生动力不强。

2.治理主体参与不够。政府职能部门民主决策不够到位,依法行政仍有差距,提供的公共产品不适应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行业监管存在失位缺位现象,齐抓共管矛盾风险机制未形成常态;群团组织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预防违法犯罪的制度化渠道仍需进一步拓宽,助推社会治理现代化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全市1100多个社会组织整体上发育不健全,城乡基层生活服务类、公益慈善类、专业调处类、治安维稳类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同作用不够明显;青年参与缺乏支持。基层社会治理制度滞后于青年日益增长的参与热情,还没有为青年参与社会治理开辟足够的空间,对青年参与社会治理支持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增强。相关部门对青年公益社会组织政策扶持力度不大,在经费保障、业务培训、孵化支持、联系对接等方面缺少有效举措;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不完善,尚未建成平行、互动、多样的群众参与网络平台,网络问政刚刚起步。如何有效引导各界人士发挥自身优势参与社会治理,也成为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3.多元解纷尚未形成。思想认识存在偏差。社会普遍关心、支持、参与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氛围不浓,参与化解矛盾纠纷的志愿者占人口比重较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信访不信法”的社会心态依然存在;政策法规不够完善。各部门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的定位和职责散见于各级各类文件中,纠纷解决的工作机制、程序设置及资源配置等具体规定多是基于各县(市、区)实践经验的总结,针对多元纠纷化解途径、化解流程、法律效力的确认、组织保障等缺乏具体的法律依据;调解工作发展不均衡。司法调解发展迅速且相对规范,行政调解较为被动且实效不强,人民调解专业化程度有待提升,社会组织调解尚在探索起步中。特别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人民调解员绝大多数都是兼职的,整体年龄偏大,政策法律素质不高,工资待遇低,人员流失现象明显。调解经费保障落实难,有预算无经费的情况普遍存在;人案矛盾非常突出。全市法院员额法官人均结案173件,阳城法院人均结案276件,反映出诉前调解还有很大空间。潜在矛盾风险还很突出。我市房地产领域的违规预售和延迟交房风险、金融领域的非法集资风险处在集中爆发期,受疫情影响部分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信访积案化解困难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站在更高层面完善多元解纷机制,提前布局解决问题。

4.信息共享还有差距。多年来,相关部门都建有平台,但基础数据信息共享共用难、相互流转难,存在“信息孤岛”“数据壁垒”“各自为政”现象,缺乏统一规划、联动协作,信息平台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如市法院加强诉讼服务中心建设,探索开展诉调对接和繁简分流工作。市检察院依托“12309”检察服务平台提供“一站式”服务。市公安系统正在推广建立“立体化信息化治理防控平台、智慧大脑、晋治安app、掌上派出所”为主的信息化大数据平台。司法系统建有统一的指挥平台。市大数据局也建立了“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但这些平台未执行统一标准,数据资源共享体系不完善,社会治理有关数据跨部门、跨区域共同维护和利用存在困难。在网格化管理中,许多诉求和问题上报到街道或县级指挥中心后,因为事权问题无法及时处置,而指挥中心又无法联动相关职能部门,导致事件流转不畅通、群众不满意。

5.保障机制仍需完善。在调研中,通过对社会治理组织体系、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社会治理配套设施、社会治理保障举措指标的分析,反映最为强烈的是社会治理保障举措,最需要的是资金和人才。政府购买服务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开展公共服务的支持,远远不能到位。市县两级财政紧张,费随事转的经费投入机制未有效建立,用于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的资金有限。市级财政2019年安排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费82.8万元,2020年安排专项经费85万元,要完成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行动计划所列项目还有很大困难。从对社区的支持力度看,城区财政每年列专项经费,而其他县相对较差。在社会资金投入方面,由于相关支持政策不完善,目前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和农村服务严重不足。基层自身“造血”功能更是低下。人才制约较为突出。我市注册志愿服务组织2000余个,志愿者35万余人,我市也为所有在职党员颁发了《在职党员进社区报到证》。但这两支队伍主要是在创文中组建的,如何以常态方式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从组织和制度上进一步完善。社区和农村骨干人才队伍选、育、管、用“成长链”不健全,特别是党组织书记人难选、人难留问题突出。普遍面临工作人员不足,很难抽出专人开展工作,加之薪酬待遇、职业发展所限,社会工作者青黄不接。

三、推进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的意见建议

为推进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探索具有晋城特色、时代特征的市域社会治理新模式,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市域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出以下意见建议。

(一)坚持党的统一领导,探索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新路子。一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锚定目标、先行先试。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试点建设为牵引,以防范化解市域重大风险为着力点,以增强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落脚点,坚持统一性与创造性相结合、试点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相统一、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相衔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使市域社会治理更好体现试点要求和晋城特色;二要按照市委党建“四句话”要求,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厚植市域社会治理优势。打破思想观念、行政级别、行业分割籓篱,统筹兼顾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把区域治理、部门治理、行业治理、基层治理、单位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治理合力;三要以良好政治生态优化市域社会治理环境。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三零”单位创建等重点工作,不断促进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山清水秀;四要创新党建模式,增强市域社会治理活力。在党建引领方面,推进三级党群服务中心建设,包括县级党群服务中心、街道社区商圈楼宇党群服务中心、党群服务驿站,构建“15分钟党建服务圈”,打通最后“一公里”,把党群服务中心打造成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主阵地。在街道社区,推行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和兼职委员制。开展“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和“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参与社会治理活动。在乡镇农村,推进“村村联建、村企联建、产业联建、城乡联建”大党建格局,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村级治理体系。

(二)完善体制机制建设,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一要健全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机制,完善政府社会治理考核问责机制。以人为本,解决好群众最关切的公共安全、权益保障、公平正义和发展短板等问题,集中做好基础性、普惠性民生工作,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为民谋划、为民办事、为民解忧,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要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关口前移、重心下移,牢牢抓住基层基础这一本源,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到基层,明确乡镇推动社会治理具体任务,最大限度将各类社会矛盾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广泛开展行业依法治理,加强全过程监管,健全社会矛盾排查预警机制,重点对道路交通、劳动争议、婚姻家庭、土地、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旅游、医疗等纠纷多发领域进行排查,及时发现不稳定风险隐患;三要完善公众参与机制。推动民主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完善党建带群建制度机制,推动群团组织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广泛动员组织群众投身市域社会治理实践。发挥基层社会组织的独特作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建立健全激励补偿机制,鼓励社会组织积极依法参与社会治理。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发展,让社会组织的微治理释放出大能量。还要发挥青年日益增长的参与积极性,为他们充分参与社会治理开辟足够空间。发挥律师在协调解决社会矛盾、保护群众合法权益等方面的作用。发挥新媒体网络人士在传达公共意见和利益诉求、传播正能量等方面的作用;四要坚持晋城的事大家想、大家说、大家干,开展美好社区、美好乡村示范创建活动。及时总结、广泛宣传基层社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以示范创建带动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先行先试带动各地普遍创新,形成争创一流的良好氛围。开展电视问政和网络问政。加大群众意见在社会治理绩效考评中的权重,让人民群众成为市域社会治理的最终评判者。

(三)建设多元解纷平台,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一要充分认识多元解纷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的基础性作用。广泛宣传多元解纷的典型案例和特点优势,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非诉讼方式调解的便捷、高效和低成本,提高群众认可度;二要完善政策规定,进一步明确党委政府、司法机关、基层组织及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等纠纷化解主体的职责任务。对多元解纷的资源配置、途径渠道、程序设置、法律效力的确认、组织保障,以及多元主体参与调解的渠道、不同调解类型的衔接配合等作出总体设计。探索引入市场化运营模式,将调解、仲裁、公证等多元解纷服务纳入政府采购目录,加大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力度。重视引入“两代表一委员”、心理专家、社区工作者、社会志愿者等力量参与解纷工作;三要建立统一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推动地区、部门之间技术兼容、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探索提供线上咨询、评估、调解、仲裁、诉讼等专业服务。当前应以各县(市、区)为主体,推动综治中心、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信访接待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融合,建设集受理接待、协同指挥、分流转办、调处化解、司法确认、跟踪督办为一体的“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一个窗口”受理群众提出的各类纠纷化解诉求。采取常驻、轮驻、随叫随驻相结合的方式,安排或引导政法部门、行政部门、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法律咨询、心理服务、仲裁、鉴定、公证、评估、保险等调解主体和社会力量入驻中心。建立受理窗口与入驻部门协调对接机制,对有非诉讼方式调解意愿和可能的矛盾纠纷,依据纠纷性质分流至不同调解组织和主体予以化解。对调解成功的矛盾纠纷,及时出具调解协议书,如有必要可引导当事人依法申请司法确认,提高调解协议履约率。对调解不成或不适合调解的矛盾,导入仲裁或诉讼程序,构建闭环化解流程,做到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

社会治理调研篇3

关键词:社会调研报告澄清误解落实政策

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真正进入大学生的头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以下简称中央16号文件)明确要求,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重要的途径和方法是,大学生应当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积极组织开展社会调查等社会实践活动,提高社会实践的质量和效果。⑴

近年来,一些高校根据中央16号文件的上述要求,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改革中,增设了大学生社会调研和撰写社会调研报告的内容。在这一尝试中,尽管一些学生取得了学以致用的一些成效,但为数不少学生仍是一头雾水,社会调研不得要领,撰写的社会调研报告的质量平平。导致这一问题直接主要的原因,是教师对大学生社会调研的指导流于形式。

以其昏昏,不可能使人昭昭。目前的实际状况是,绝大多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社会调研不屑一顾,不愿问津和涉足。他们尚无社会调研实践的经历,也从未撰写过社会调研报告,也就不太清楚什么是社会调研报告,为什么要进行社会调研和撰写社会调研报告,如何进行社会调研和撰写社会调研报告,往往习惯套用指导学生撰写论文的方式和要求来指导学生的社会调研实践活动,而不知道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样驴唇不对马嘴的指导,不仅勉为其难,流于形式;而且南辕北辙,事与愿违,严重妨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真正进入大学生头脑的工作。

指导大学生社会调研流于形式问题,表面上看是为人师者没有尽职尽责,实质上是指导者原本就缺乏社会调研经验和能力而不胜任。其背后一个更深层次的重要原因,则是一些地方和高校,在思想认识上与中央16号文件的明确要求尚有差距,没有像重视学术那样,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实践的调研工作,致使教师也只重视理论或学术问题研究,而忽视社会实践问题的调查破解。他们从未搞过社会调研,怎么会有社会调研经验和能力?又怎么能指导好大学生的社会调研实践呢?

“学术至上”,天经地义。人们普遍认为,高校是学术研究的殿堂,教师最神圣的职责任务就是搞学术研究。学术成果如何成为评价教师的唯一尺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也不例外;同时,是否具有先进学术水平的学术标准也随之成为评价科研成果的唯一的标准,社会调研报告亦是如此。人们并不晓得,社会调研报告的评价标准,不是学术标准,而是社会实践标准,即是否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

事实上,撰写高水平社会调研报告,远比撰写高水平学术论文难的多,成功者凤毛麟角;无论学术论文水平多高,也仅具有学术价值而已;而高水平的社会调研报告尽管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却因其具有社会实践与理论创新意义而具有相关的学术研究价值;能够撰写出高水平写学术论文的学者专家,不一定能撰写出高水平的社会调研报告,就像研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学术专家,能够撰写出相关的高水平学术研究论文,却写不出那样的高水平社会调研报告。因此,高水平的社会调研报告,至少毫不逊色于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因为学术论文仅仅是社会调研报告这个“源”的“流”而已;高水平社会调研报告的创作者还有可能成为指点或引领当前社会实践的理论家,而高水平的学术论文的作者充其量也只能成为学术权威而已,两者之间有时竟然有天壤之别,犹如同研究思想的学术大家那样乾坤分明。

令人遗憾的是,现在很多人对社会调研报告的理解却迥然不同。社会调研报告被看成是雕虫小技,是毫无学术价值的文字垃圾,不能作为职称评定的依据;而热中社会调研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则被看成,要么是不学无术的江湖术士,要么是不务正业的碌碌庸人。

由于受根深蒂固的“学术至上”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些地方和高校,十分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学位建设及其拔尖人才的选拔培养工作,出台了许多相应的扶植政策和举措,促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醉心于攻读高学位,撰写学术论著,以便尽快晋升职称,争做学科带头人,成名成家。这些本无可厚非,因为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前提。现在的问题是,不应就此戛然而止,而应当继续前进,用掌握的理论切实地去联系当前的社会实际,研究破解实践问题,推进理论创新。

深入社会实际调查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破解社会实践中的疑难热点问题,总结实践经验,原本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意、客观要求、根本方法与基本经验,是党的理论工作者的基本职责与神圣使命。

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后,他又在随后不久的中,明确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必须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深入社会实际,调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找到解决革命实践问题的新办法新策略,从而实现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的有机统一。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科学的说明。我们需要的这样的理论家。”他特别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问题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⑵

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倡导者,更是率先垂范的成功践行者。他撰写了一系列研究破解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总结实践经验的社会调研报告,汇编成《选集》雄文四卷,尽管没有成为什么学术专家,却成为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和指引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飞跃的两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党的几代领导人对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又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凝聚了众多党的理论工作者的心血与奉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不断研究破解实践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进行理论创新,成为今天党的理论工作者重要职责与光荣使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的重要组成部分责无旁贷。

然而,一些地方和高校领导者或许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只是党的创新理论的单纯传播者而已;至于理论创新,那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事。他们或许并不十分清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同于高校其他学科的教师,不是单纯的一般学者,而是党的理论工作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应当成为精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者专家,还应当成为善于深入社会调查研究,破解某类社会实践疑难热点问题,总结实践经验的行家里手,进而为党的理论创新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样才算胜任了党的理论工作者的全部职责,才堪称一名合格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现在的问题是,绝大多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还没真正地运用掌握的理论去主动地联系实际,全面履行理论工作者的职责使命。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培养锻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实践能力,中央16号文件明确要求地方和高校“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参加社会实践、挂职缎炼、学习考察等活动,不断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水平。”⑶然而,一些地方和高校并没有把思想真正统一到中央文件的要求上来,采取切实措施予以具体落实。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社会实践活动开展得很差,他们社会调研能力的锻炼培养还无从谈起。

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一些地方和高校,不仅没有出台什么鼓励引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调研的政策举措,更有甚者,就连党和国家制定的鼓励引导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调研的特殊政策规定,也未予落实执行。这是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指导大学生社会调研流于形式的另一个重要深层次原因。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落实中央16号文件确定的任务,鼓励引导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调研,锻炼提升他们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育部联合制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教社科【2008】5号)(以下简称《意见》)文件第18条中明确规定:“教学研究成果和社会调研报告凡被有关部门采纳、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应作为职称评定的依据。”这是党和国家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职称评定问题明文规定的具体的政策。

在随后各地出台落实《意见》的文件中,虽然均承诺将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这一政策,但在个别地方职称评定的具体文件规定中,仅兑现了“教学研究成果”“应作为专业技术职务评定的依据”的政策;而用“和”字连接,与“教学研究成果”并列的“社会调研报告”,同样“应作为专业技术职务评定的依据”这一党和国家明文规定的政策,却只字未提而未落实和执行,导致该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无论怎样深入社会调查研究,撰写过多少篇社会调研报告,也不管这些社会调研报告级别多么高,社会影响力多么大,在申报评审职称过程中一概不能作为职称评定的依据。如此落实政策的潜台词是: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该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社会调研均是无效劳动,他们的社会调研报告成果都是毫无价值的文字垃圾,进而暗示他们应当断绝社会调研的念性。如此的政策引导,该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还会有社会调研的积极性吗?没有社会调研,哪来的社会调研能力?指导大学生社会调研流于形式也就不足为怪了。

曾说: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师的问题。此话今天仍然正确。在大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社会调研实践中,教师无疑起着主导作用。要求学生做到做好的,教师应当率先垂范。这客观上要求教师首先要有社会调研的丰富经验和较高能力。然而,这样的经验和能力不是先天就有的,也不是通过攻读高学位或撰写学术论文能办到的,只能是在社会调研实践的不断探索中逐渐积累锻炼而成。很难想象,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社会实践,尤其是挂职锻炼,撰写过高水平社会调研报告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能够胜任指导其学生深入社会调查研究,撰写出高水平的社会调研报告。

为了切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学生社会调研这一教改工作,提高其针对性和实效性,必须抢先锻炼培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社会调研的能力。此事尽管十分重要和迫切,但如果当地职称评定的具体文件规定依旧不承认教师社会调研报告这样的成果,依旧不能作为职称评定的依据,仍旧不会有多少教师愿意去做这件对自己毫无价值的蠢事。

因此,只有将中央16号文件和《意见》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原则要求和职务聘任的政策规定,转化为地方职称评定文件的具体条款规定,核心的关键是不折不扣地全面落实执行党和国家有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社会调研报告”同样“应作为专业技术职务评定的依据”这一明文规定的具体政策,才能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鼓励引导他们深入社会实际调查研究,进而锻炼培养其社会调研能力,以便胜任指导大学生社会调研工作,从而根本上解决指导大学生社会调研流于形式的问题。

诚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也应消除误解,转变观念,认清职责使命,痛下决心,走出书斋,通过各种方式途径深入社会,积极开展社会调研,下苦工夫,撰写出高质量的社会调研报告,在精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同时,成为研究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某类实践问题的行家里手,尽快弥补指导大学生社会调研实践活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问题,成为大学生深入社会调查研究的楷模和导师,得

心应手地去指导大学生进行社会调研,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入大学生头脑工作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⑴、⑶《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第183页、第188页。

⑵《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二版,第814页、第815页。

社会治理调研篇4

相对于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政治学的实证研究十分不足。近年来,随着农村问题的日渐尖锐和村民自治的强力推进,政治学界逐步重视起对乡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并产生了不少实证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拓展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深化政治学界对中国农村和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些研究也已引起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的密切关注,对国家相关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当前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最大成效最好的,无疑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早在1980年代,张厚安就提出“理论务农”,深入到山东、湖北、湖南等省作农村政治调研,并以这些调研成果为基础写作出版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丛书”。[1]1990年代中期,在张厚安、徐勇带领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2]此书由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后,获“五个一工程”奖。徐勇和项继权以个案调查为基础写作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和《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河南南街、山东向高和甘肃方家泉村治实证研究》,分获1998和1999年国家教育部“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00年,徐勇主持的村级治理个案调查报告集《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3]出版。2001年由徐勇和吴毅主编的《乡土中国的选举》[4]也已出版。于建嶸著《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5]和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6]均为长期村庄调查的实证研究成果。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的乡村政治研究,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引起国家有关政策部门的重视。目前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成果已成为国内乡村政治研究领域被引用最多的研究机构。民政部及与民政部关系密切的一些专家的实证研究也有很大影响,尤以在1990年代初连续三年以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的名义编撰的《实践与思考》论文集,收集了最初有关乡村政治调查的众多成果,至1990年代中期,由中国社会出版社连续三年推出由王振耀主编的白皮书,在政治学界和政策部门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村民自治研究最为权威的文本。出于工作调研的目的,李学举、王振耀等人编著的《乡镇政权的现实与改革》,[7]亦收入大量的调查报告。中央党校和中国社科院的一些专家参与了民政部的调研,其中原中央党校王仲田和民政部詹成付主编的《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8],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主编的《中国村民自治前沿》[9],也有丰富的个案调查。民政部基层政权司每年还编有《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是乡村政治研究的基础资料。

此外,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比较持久、时间比较长、规模比较大的一些成果如王沪宁主持的村落家族文化研究,收录了十五个个案村的调查;[10]张乐天对浙江海宁一个村庄长达数年的调查,写作了《人民公社制度研究》[11];辛秋水以文化扶贫和村民自治实验为题,在安徽大别山区农村作了为期十余年的调查研究和社会实验,肖唐镖则以江西宗族背景和村级治理的相关性为题,组织十数位研究人员在数十个村开展了长达经年的个案调查,调查成果也已出版[12]。较早一些的乡村政治实证研究成果如张立荣先生以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为基础撰写著的《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13]最近的调研成果如中央编译局荣敬本教授等人以对村民自治和乡镇人大的调查为基础写作的《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4],《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5],李凡等人对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的研究[16],毛丹写作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17],张静写作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18],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19],卢福营写作的《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20],深圳大学黄卫平先生等人以对深圳市大鹏镇选举制度改革的调查为基础撰著的《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最新突破》[21],白钢主编的选举与中国政治丛书[22],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23],在学术界都有一些影响。转贴于

至于一些以个案调查为基础撰写的调研报告和理论文章,近年更是骤然增加,说明乡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当深入的阶段。

二、个案调查的基础价值

总的来讲,当前乡村政治实证研究大都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特别是以个案村的调查为基础。通过个案调查来获得调查资料与思想灵感,成为这种研究的主要特点。同时,当前个案研究大多处于描述阶段,政策性考察较多,学术深度和理论建构稍嫌不足。

在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非均衡的背景下,农村地区间的政治社会发展状态亦十分不同,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调查经验,不可能对全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有一个真切的判断。因此,个案调查的价值首先在于积累不同地区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资料,以期建立一个完整的、真实可靠的农村政治形貌及与政治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景象。个案调查的价值其次在于为调查者获得第一手的直观资料,走出书斋和既有文字理论的框架,从活生生的农村社会中获取体验,获得灵感源泉。第二手的文字描述无论如何精致生动,总只是第二手资料,总是将活生生的全景的社区农村政治依描写者本人的裁剪而成不完整的文字。直观而深入的个案研究中,每一句话的音容笑貌,每一笔收入的山形地貌,每一件事的前因后果,都构成调查者凭借自己个人灵感进行全面想象和深入挖掘的充分条件。以活生生的生活来建构调查者的理论和政策文本,大致不会离题太远。尤其是调查者可以将自己构建的理论文本与自己在农村调查中的直接感受时时结合起来,就不至于让理论信马由缰地走得太远。个案调查的价值还在于有可能将一个社会文本构建成一个关于社区发展的全面文本。不是以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等学科进行分界,而是以社区发展为基础,追问现状背后的为什么,和为什么背后的为什么,真正将乡村社会的性质与表现出来的政治发展形貌结合起来,理解中国国情中来自乡土社会中的有着若干年代历史的那一部分。可以认为,个案研究的价值不在于个案本身的典型性,而在于这个个案本身是否可以建立起其外在形貌与内在结构之间的因果联系,可否在乡土性质与政治发展和国家制度三者并不对称的互动中建立起理论上的勾连。首先关注个案本身的内在解释力,然后再考虑其典型性,以个案调查的材料为基础进行思考,并以此思考为基础来建构起具有个案材料解释力度的理论框架,然后将此理论框架予以扩展,看到底可以扩展到多大范围、多少村庄。这样,就有可能通过诸多个案调查来形成诸多具有类的理论特征的分析框架,最终就为构建中国乡村政治的总体形貌和建构中国乡村政治的理论框架提供坚实的基础,在这种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国政治的政策对策,就会颇具深度和前瞻性。这里,可以提出一种叫做个案式思考的东西,即在个案调查时,以个案村为文本,建立起一个具有对个案村材料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而不去管这个个案中哪些材料是独特的,哪些材料是普遍的。以这个个案某些或许独特的材料建构起来的框架,可能不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但这些分析框架如果具有个案的解释力,就足以获得在若干理论中的价值并可以在以后的比较中判定那些是真正独特的,那些是普遍的,及如何建构一个可以容纳一定特殊性的普遍分析框架了。

从对当前已有乡村政治个案研究的现状看,总的来讲,各种类型的个案材料都已有一些,积累个案的工作虽说做得依然不够,却也有相当成绩,现在最为不足的是,相当部分个案研究过于关注政策层面的问题,试图以个案村的情况来推导出重大的政策结论,而不大重视借用个案调查所获得的直观与灵感来建构理论框架。本来,王沪宁写作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不仅有一些个案,而且试图以个案来进行理论思考,遗憾的是,王沪宁本人并未亲自参加个案调查(更不用说参与全部个案调查。真正的灵感理应来自全部的个案调查),缺乏来自乡土社会的活生生的灵气。徐勇主持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研究具有与王沪宁同样的问题。如何在个案研究中将个案调查的灵感与虎虎生气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是当前乡村政治实证研究中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三、从个案调查到区域研究

个案调查具有经验的直观全面性和产生灵感的基础,但个案研究亦有其局限性,尤其可能无法分清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以偏概全,导致对乡村政治发展及其相关经济社会文化基础的判断失误。

区域研究既可以填补单纯个案研究的不足,又可以避免大而全式研究的肤浅。首先以对个案材料的解剖来掌握一个“麻雀”,然后以这个解剖获得的经验(解剖本身的经验和从解剖中学到的关于“麻雀”结构的知识)为基础,展开对区域农村的全面实证研究,既可以走由村到乡到县的上行路线,也可以走由村到村再到村的平行路线,这种或上行或平行的调查扩展,不仅可以有效扩展对农村社会了解的全面性,而且可以在区域范围内验证个案研究的结论,防止以偏概全。区域性调查从某种意义上将个案调查的深度和灵气与面上调查的广度和可信性结合起来,做到深度个案材料与广度区域调查之间的互相补充。

总的来讲,当前政治学界在区域性乡村政治研究领域缺乏自觉。辛秋水是以安徽大别山区来展开自己实证研究的,问题是辛秋水过于关注政策问题和枝节性的技术问题,不仅忽视了理论提炼与建构,而且忽视了区域性调查在提供个案深度报告和区域广度报告结合上资料本身的价值。肖唐镖以江西农村宗族与村级治理的关系为基础来展开自己的区域实证研究,虽然他的绝大多数调研成果还没有发表出来,但通过他既有面上统计又有个案深入描写的一些报告,可以为学术界提供大量第一手资料,建立在这些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的概括,基本上可以将江西这一大的行政区域关于村级治理与宗族关系状况描绘清楚。肖唐镖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理论提升的自觉,忽视了将个案调查资料与大胆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的最有可能产生原创性分析框架机会的把握。一手资料成为理论工作者们的二手资料,个案调查中最为宝贵的由切身的农村政治体验而触发理论建构的灵感,被人为地割断。

我们近年来力图以湖北荆门这一传统的商品粮基地为基础,展开区域性调查。在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有四项,一是在1999年上半年在全市深度访谈了40多位村支部书记,整理有近百万字的“村支部书记访谈录”,主要是对当前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特别是村级治理的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访谈。二是1999年下半年至2000年下半年,在全市观察了三十多个村的村委会选举,并对其中多数村进行了回访,建构了一些关于选举与村级治理的调查文本。三是2001年上半年在全市进行的口述史访谈,整理有数十万字的资料。四是2001年下半年至今的乡村组织及其财政状况的调查。总的来讲,这些访谈和调查可以大致勾勒出荆门这一农村区域村一级政治发展的现状和这一政治现状背后的经济社会基础,其主要优势在于,不仅反复细致地调查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现状,而且努力追求这些现状得以存在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实质上是试图将个案调查和区域研究中的直观灵感与理论建构的努力结合起来,不是在政策问题上,而是在学术研究上,为当前农村社会进行定性,我们最重要的研究思路是理解当前农村政治发展现状诸如村民选举、村级治理得以如此发生的背后的村庄性质。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建构的领域。通过这些努力,就有可能不仅为学术界提供有深度且可信的关于区域性农村政治发展现状的大量一手资料,而且为政治学界提供解释荆门农村政治发展现状的理论分析框架,这种框架因为以直观的实证调查为基础,可能有肤浅的地方,却大致充满了来自乡土的灵气与活力。我们的不足之处在于理论素养不足,进入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的时间太短。

总的来讲,区域性调查必须以个案为基础,兼顾典型性和广泛性,将深度调查与广泛调查结合起来。这种调查的另一个主要之处是应该将调查者亲身获得的关于农村社会的灵感,在农村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的问题意识,与关于农村政治发展状况和构成这种状况原因的背后理由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真正做到调查材料的可靠性与理论建构的启示性相结合,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一堆可靠且有深度的关于某一区域农村政治发展状况(及这一状况背后的经济社会状况)的材料,而且为学术界提供一堆富于乡土灵气的具有启示性的分析架构。不仅如此,以区域性材料为基础建构的分析框架,即使不具有对全国农村发展状况的解释力,也可以对那些试图解释全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的大理论构成冲击。转贴于

当前具有区域农村实证研究意识的政治学人太少,是当前乡村政治研究中的薄弱之处。如何扩大对区域农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并将实证研究中的直观灵感与理论建构结合起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四、从区域调查到分类研究

区域性的农村实证研究不仅是指行政区划的地域,而且指具有相同特质的区域,比如江西、湖南、安徽、福建等省一些农村地区的宗族复兴和宗族对村级治理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虽然福建可以算作东部地区而其他省份都是中部地区。再比如,湖北省江汉平原的一些农村比如荆门市的传统势力,与资料反映出来的东北农村的情况十分类似。阎云翔在黑龙江下岬村作的农村人情调查,生活在荆门的人可能倍感亲切,因为荆门农村的情况与他细致描绘出来的调查村的情况简直毫无二致。[24]

不过,区域性调查首先必须大致以行政区域为基础进行,至于在区域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了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相同与相异之处,这应是分类研究的功夫。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早在1980年代撰著“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丛书”时,便有意识在东、中、西部不同地区进行实证调研,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中的实证调查保持了这一特点。至2000年出版《中国农村村级治理》一书中所收录的个案,则明确以东、中、西部的三分,收录一些典型个案,试图以东、中、西部三种类型区域农村的典型个案,来反映出当代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的总体形貌。现在看来,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获得了大部分的成功: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农村个案资料,引起了国内乡村政治研究人士的充分关注。但是,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无力说明其个案的典型性,且无力以个案来表达他们看到的就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总体形貌,因为他们越过了一道不能也不该越过的坎,这就是区域调查本身,个案的深度唯有与小的行政区域的面上调查相结合,才具有比较可靠的说服力。当然,仅仅依靠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他们也无力以区域调查为基础来建构中国乡村政治状况的总体形貌。更成问题的是,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可能无力说明他们为什么要以东、中、西部来划分中国农村政治的类型。东、中、西部首先只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后来用以部分描述经济发展状况。当然,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关的还会有政治、社会发展状况,但是,这不过是说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只是以农村政治发展状况的一种基础:经济发展状况来予分类的,这种分类方式仍然是经济发展的分类,虽然经济发展状况可能构成政治发展状况最为重要的基础。王沪宁在《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前言中说他收入收中的十五个个案是随机抽取的,但也如他讲的,在他们在进行调查时,对调查对象的地理分布有初步的安排,想使它们位置分布得广一些,并具有多种特色:如沿海地区和边远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实质上也是一个东、中、西部地区的三分。事实上,几乎所有以个案为基础来建构关于当前中国乡村政治总体形貌的研究都会面临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和王沪宁同样的困境,他们无力以个案的深入描述作为他们总体结论的基础,因为其中缺乏了区域性调研这一重要的中间层次。区域调研这一中间层次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从政治发展状况本身与构成这种政治发展状况的或经济的、或社会的、或文化的基础来建构区域政治的形貌,诸多如此区域性的建构,可能为分类研究乡村政治发展本身及其诸种基础提供材料与框架。比如,以乡村政治发展本身作为分类标准,以村民自治实施状况为例,可以分成规范型的与非规范型的村民自治。[25]或更精细如欧博文的“四模型”说,即从村民参与和完成国家任务两个向度,将村民委员会和相关组织分为四种理想模型:达标的示范村、瘫痪村、专制村、失控村。[26]以经济发展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如前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这样三种类型,或者直接划分为经济发达农村地区与欠发达农村地区两种类型;以经济体制类型划分,可以分为个体私营经济主导型、集体经济发达型和农业生产为主导型三种类型;以地理区位划分,可以划分为城郊农村、平原农村和边远山区等;以社会发展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分为宗族势力强盛型与宗族势力衰落型,或人际联系紧密型与人际联系松散型;以文化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分作传统文化发达型与传统文化断裂型,或农村文化素质总体较高与总体素质较差型,宗教(广义的信仰)活动密集型和宗教活动很少型;从交通传媒等方面,也可以作多种划分。当然,作分类研究并不是要求所有研究都以这些繁多的方式进行分类,展开研究,这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但是,在作区域性调查研究时,却可以将这些基础性的因素综合考虑进乡村政治发展状况的类型中去,并力图以这些复杂多样的分类基础来构建与乡村政治发展之间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当然,这要以个案调查的灵感为基础进行多样化的构建。最终,这些具有复杂内部结构的关于区域性乡村政治发展的类型,便在建构起自己的同时,向不同类型或相同类型的区域展示了自己,比较了自己,这种展示和比较,就可能为构建总体的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状况的理论提供基础。要强调个案调查的灵感到区域调查的广度,及以个案调查和区域调查为基础的区域性政治理论建构,然后将这些区域性建构与其他区域性建构进行比较,最好是一个区域性政治理论建构者可以亲自到其他类型区域进行由个案到区域到区域政治理论新的建构的努力,这样,他就会富于个案调查的灵气,比较研究的敏感,区域研究的普遍等诸多优越的方面,他这时也就有可能建构一种更为广泛的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的理论,配合以诸多其他类型的从个案到区域再到区域性理论建构的众多努力,关于中国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成果,就不仅会具有广泛的政策建设力,深厚的本土功力,而且会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了。当前在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的对策与学术方面,实质上大都是以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实证资料(比如电视报纸的报道,农村生活的经验,参加过发达地区农村的某次考察甚或参观)为基础来提出的,这其中有着众多截然对立的主张。问题并不在于这些主张之间的截然对立,而在于持这些截然对立主张的一方或双方对自己主张的自信。他们的自信来自哪里?可能来自道听途说的一些流言,或者某种新闻报道,或者某次亲自到发达地区农村作过的有限考察或者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次扶贫活动。比如竟然有人对村民自治作如下评价:“也有一些同道对农村基层的‘群众自治’赞不绝口,殊不知它的真实运行机制是‘群众专政’的延续,它的理想模型也不过是英美政治民主化、行政专业化之前19世纪地方自治的低级版本的拙劣翻版”。[27]显然,如果不建立起关于农村政治研究的全面形貌的理论构建,这种低层次但惑众的且自信的主张与见解自然会存在下去,这样存在下去的低层次主张,不仅毒化了学术研究的气氛,而且损害了政策研究的效力。

五、结语

从个案调查到分类研究,应该说是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大趋势。但在当前,学术界必须对从个案到区域再到分类研究的各个层面,特别是基础的个案与区域研究层面加以关怀。没有个案调查的深度、灵感和问题意识,没有区域性研究的广度和构建特征,就谈不上进行分类研究。同时,没有分类比较研究,不仅可能造成理论建构的片面性,而且也可能丧失对乡村政治研究的敏感性。换句话说,在当前的乡村政治实证研究中,必须同时做好以上三个方面的工作,不可轻视任何一方。

从个案调查到分类研究也提供了一种研究的进路。进入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最佳方式也许就是从个案调查开始,然后展开区域性的理论构建,最后过渡到分类研究。当然,这个研究进程只是总体的进路,在具体展开过程中,交互进行也有好处,总体方向是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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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张厚安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张厚安、徐勇主笔:《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

[3]徐勇:《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徐勇、吴毅:《乡土中国的选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于建嶸:《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6]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出。

[7]李学举、王振耀等编著:《乡镇政权的现实与改革》,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

[8]王仲田、詹成付主编:《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主编:《中国村民自治前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参见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张乐天著:《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12]肖唐镖等:《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宗族、乡村权力与选举》,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张立荣著:《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4]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15]荣敬本等:《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16]李凡等:《创新与发展——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17]毛丹:《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18]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9]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20]卢福营:《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南方出版社2000年版。

[21]黄卫平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最新突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2]已出版的如史卫民、雷兢旋:《直接选举——县(区)级人大代表选举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史卫民:《公选与直选——乡镇人大选举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3]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阎云翔的调查集中反映在他的著作《礼物的流动》,三联书店2000年版。

[25]参见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139─148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社会治理调研篇5

p键词:理论研究类社团;调查;社团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一、学生报名加入理论研究类社团的原因分析

为了更加深入、真实地了解高校大学生加入理论研究类社团的原因,了解大学生对理论研究类社团的认知情况,我们选取辽宁省大连市内5所大学,对报名加入理论研究类类社团的学生发放调查问卷1300份,收回有效问卷880份。

调查表明,报名加入理论研究类社团的绝大部分学生对思想政治学术理论比较感兴趣,并通过网络、电视、广播等多种途径关注时事政治和国际热点问题。新生对社团的了解大多来源于军训期间的宣传和老生的推荐。学生对社团的认识大多是正向的积极的,认为理论研究类社团可以为思想交流提供平台,有利于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和理论认知水平,对爱国主义教育有一定帮助。但也有部分学生认为该类社团定位不清晰,影响力不足。

在调查学生报名加入理论研究类社团的原因时,调查问卷共设置了如下选项:对思想政治学术理论感兴趣,为了提升思想政治素养和理论认知水平;扩大交际圈、结交更多朋友,丰富课余生活、消遣无聊时光;对社团好奇;利于将来就业,有助于专业学习等。

结合调查问卷结果及与学生座谈情况,将学生有意愿加入理论研究类社团的原因分析如下。

1.认为加入理论研究类社团可以提升思想政治素养和理论认知水平

本次调查中,50.0%的学生认为当代大学生的生活积极健康乐观向上,也有34.1%的学生认为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处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状态,15.9%的学生认为大学生常处于“迷茫困惑不知所措”的状态。虽然本次调查样本数据较少,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目前部分大学生注重自我与个人定位模糊并存,强调个性与未来目标不清并存的思想现状。

在被问及参加理论研究类社团的原因时,有31.82%的学生选择了“为了提升思想政治素养和理论认知水平”,所占比例最高,这说明了很多学生认识到了增强责任意识,夯实理论基础的重要性。

参加调查的学生中,认为理论研究类社团有利于优秀思想传承的占34.09%,认为社团发展方向与前景良好和可以培养建设性人才的各占22.73%,另外有15.91%的学生认为理论研究类社团新颖有特色。这说明报名加入理论研究类社团的学生真正把该类社团当做可以提升自我素养的重要平台。

2.希望通过理论研究类社团扩大交际圈,结交更多朋友

在调查中,有18.18%的学生选择了“扩大交际圈,结识更多朋友”,这是高校学生加入理论研究类社团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高校大学生加入社团的一个重要原因。

社团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跨年级、跨学院的开放往的环境,社团成员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结交志趣相投的知心朋友。调查中,有54.55%的学生认为理论研究类社团可以“为思想交流与碰撞提供平台”,为全校爱好理论研究的同学提供一个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研究思想理论的机会。

3.个人兴趣是引导新生加入的重要原因

高校理论研究类社团成立的目的是为高校学生提供一个学习并实践政治理论的平台,报名的学生中,有18.18%的学生选择加入社团是因为“对思想政治学术理论感兴趣”。

在对思想政治、学术理论感兴趣程度的调查中发现,15.91%的学生选择了非常感兴趣,65.91%的学生选择了比较感兴趣。加入爱好兴趣类和实践公益类社团是学生的首选,所占比例各为70.45%,其次是选择加入学术科技类社团,所占比例为65.91%,选择学生组织的学生所占比例为45.45%,选择文化艺术类的和体育运动类的分别占36.36%和11.36%,相对较少。

4.好奇心驱使部分学生选择理论研究类社团

本次调查中,“对社团好奇”是学生加入理论研究类社团的第四大原因,6.82%的学生选择了这一选项。单纯从名称看,学生很难对社团有深入的了解。在对社团好奇的同学中,选择对社团了解和不了解的学生分别占到一半,这说明即使有新生军训、社团招新时的宣传和学长学姐的推荐,学生对理论研究类社团虽然有了表面的、感性的认识,但由于该类是高校中数量较少的社团,学生仍然会对此类社团感到好奇,从而想加入社团进一步了解。

5.有助于专业学习和就业也是学生选择加入理论研究类社团的原因

在报名理论研究类社团的学生中,选择“有助于专业学习”和“有利于将来就业”的各占6.82%,这些学生所学专业均为人文社科相关,这是因为他们的专业与理论研究类社团的社团性质相关性较大。很多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学生表示,未来所学专业为思想政治类,期望加入理论研究类社团后能够使社团活动与课业学习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实践中促进对思想理论知识的理解,同时为未来的就业增加筹码。来自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以及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座谈中也提到了上述想法。对于其他院系、其他专业的学生,其所学专业与社团相关度较小,选择加入社团更多考虑的是提升自身思想政治素养和理论认知水平。

二、对理论研究类社团未来发展的思考

1.明确社团定位,完善制度建设

理论研究类社团既是以研究思想理论为兴趣的学生社团,又是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载体。理论研究类社团应该在促进高校思想理论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建立科学完善的管理制度,明确社团宗旨、定位;进一步规范社团日常活动管理并加强社团费用管理,使社团活动有序进行;建立社团的激励机制,积极引导社团活动的开展,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调动社团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坚持创新改革,保持社团活力

思想政治理论研究在多数大学生眼中比较枯燥,如果社团的活动形式不能与时俱进,将会导致社团吸引力降低,社团成员流失。因此,理论研究类社团应在保持理论研究这一主线不偏离的情况下,不断创新活动载体,丰富社团内涵,提高社团吸引力,继续开展名人讲座、时政研讨会,在条件允许下组织开展革命根据地社会实践等,使学生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不断提升思想理论水平和探究实践能力。

3.创建品牌活动,打造“红色时尚”

品牌活动的建设,既是社团历史的写照,同时也是社团文明的传承。理论研究类社团的品牌活动主要有“青年马克思主义培训班”“时政研讨会”“名人讲座”等精品活动,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还要探索创新活动形式,打造属于自己的基础扎实、品牌过硬、口号响亮的代表性活动,在品牌的创建上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同时增强兼容性和吸附力,不断寻找与其他社团的结合点,拓宽活动途径,开拓活动空间,使品牌活动保持旺盛不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社会治理调研篇6

关键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综述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顺利有效地进行,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中国政治发展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下面我们分析整理21世纪以来近年我国学者对当代新时期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研究成果,吸收可借鉴之处,发现其不足,以供同仁参考。

一、政治社会化研究方法

定性和定量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综观21世纪以来的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研究,大多数学者侧重于定性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涵义、内容、特点、影响因素、途径和解决方法等方面。定性研究是必要的,能够加深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全面了解,也为定量研究提供研究基础。但仅有定性研究是不够的。可是从笔者所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关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定量研究不多,基本上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内容集中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状况研究和影响因素研究上,如华正学通过对浙江部分高校的调查分析,归纳了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特点[1],张光等所做的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影响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进行分析,得出网络确实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2]印证了一些学者从理论上的推论结果。可见,定量研究能够弥补定性研究的一些缺憾,能够更深入地剖析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实证研究在当前的研究中并不多见,这使得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实效性和针对性。

二、政治社会化研究内容

1.政治社会化的涵义和内容研究

关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涵义研究,学界众说纷纭,较具代表性的一种观点是: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学会从价值标准、行为规范、政治态度、理想信念等方面采用已确立的政治标准来衡量、约束自己,使自己达到内化并和社会保持统一,形成一定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并外化为自己的行为模式,扮演该政治体系所需要的政治角色。至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内容的研究,很少学者涉及,其中孙爱军的分析较有代表性,他将政治社会化分为三个层面:认知层面(政治知识和政治理论);心理层面(政治情感、价值取向、政治态度、政治理想);参与层面(政治参与和政治行为)。[3]

2.政治社会化的特点和影响因素研究

李艳萍认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特点有: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方式的系统性教育;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条件的群体凝聚性;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途径的立体多样性[4]。向发意等把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特点分为三点:系统性,组织性,时代性[5]。而张雪梅进一步细分为:系统性,时代性,教育性,可塑性[6]。可见学者们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特点研究方向把握大致一致,基本上能反映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固有的特性。

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张雪梅认为社会转型是当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学者们大多认为在诸多因素中,互联网是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认为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张光通过调查发现,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学生政治社会化状况随上网频率不同而不同。黄晓晔则从戈夫曼角色表演前台、后台理论分析了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模式的影响[7]。

此外,姚宏建,刘莉认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家庭、学校和社会传播媒介是影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最主要的环境因素[8]。而闵绪国则认为学校存在影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消极因素[9]。赵青则从正面阐述了校园文化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10]。胡伟却认为大众传媒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学校和家庭,只有充分发挥传媒的优势,加强网络管理,促进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良性发展,才能加快其政治社会化进程[11]。

3.政治社会化途径与对策研究

学界基本上认同家庭、学校、大众传媒、社会、同辈群体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五大途径。孙景福从学校大环境出发,认为高校基层党团组织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一条重要途径,[12]孙爱军认为还应将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归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宋建新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实现途径进一步深化:确立合理的政治社会化目标,构建高校政治观教育新模式,改进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效果的方法,优化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环境[13]。实际上,学者们基本上还是从学校这条途径来进行分析的。但其他的途径也很重要,应加大力度进行研究。

闵绪国着重从优化校园环境入手,阐述了如下对策: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正确认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心理特点,加强对校园文化的引导,加强非正式群体的管理和引导,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孟静雅等提出:丰富、优化网络信息资源,构筑网上思想教育阵地,建设和塑造青年大学生高尚品格的校园文化,加强大学生的政治心理调适,培养青年大学生的政治能力,引导青年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以法治网”、“以技治网”,为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洪曼丽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存在困境的角度提出了对策:指导大学生矫正思维方法和建立理论支撑点,注重学校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作用,要唤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营造有利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社会环境,大力提倡和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为促成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提供有效途径[14]。

三、小结

从近几年我国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研究的相关文献来看,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研究方法上,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含义,到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内容、倾向、影响因素、途径、意义等的分析上,大部分学者研究多停留在理论探讨上,即定性研究。虽然也有少数学者采用了实证研究,但研究面较窄,仅仅停留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内容、影响因素上,且分析得较简单,仅用简单百分比来进行分析。其次是研究内容上过于宽泛。纵观各学者的研究,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定义、内容、途径、影响因素、对策到意义,都有所涉及,但真正就某个角度深入研究的不多,重点还不够突出。第三是缺乏纵向研究。大学只是一个阶段,研究其政治社会化进行得如何,还应与小学、中学和融入社会各阶段作比较,以便能改进我国学校的政治教育方法、手段等。因此,此课题还有诸多需要探讨的领域和问题,并值得通过实证调查分析,来增强研究的现实性和针对性,最终帮助大学生顺利实现政治社会化,塑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合格的“政治人”。基于此,拟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强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性研究。第二,加大对多种媒介的研究力度,综合考虑各种媒介的作用。第三,应大力改进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1]华正学.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浙江部分高校的调查分析[J].辽宁教育研究,2006,1:31-33.

[2]张光.网络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影响实证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37-42.

[3]孙爱军.政治社会化:大学教育的一个基本点[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6:6-9.

[4]李艳萍.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特殊性分析[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137-141.

[5]向发意等.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统战理论与实践,2007,2:115-117.

[6]张雪梅.谈社会转型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影响[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7):116-120.

[7]黄晓晔.从一元主导到二元对等――网络对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模式的影响[J].扬州大学学报,2005,6:74-76.

[8]姚宏建等.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环境因素分析[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119-120.

[9]闵绪国.影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学校消极因素及其优化[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7:46-48.

[10]赵青.校园文化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J].青少年研究-山东省团校学报,2001,3:21.

[11]胡伟.大众传媒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J].张家口师专学报,2004,2:91-93.

[12]孙景福.高校基层党团组织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7,1:18-19.

[13]宋建新.论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实现途径[J].教育与职业,2006,9:34-35.

社会治理调研篇7

研究性学习的概念及必要性

研究性学习不仅是指教学方法,更是一种重要的学习理念。与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班级授课制教学方法不同的是,研究性学习是以问题为载体,通过学生主动探究对他们来说是未知的事物。虽然离不开教师的指导,但主要是以学生自己进行研究和学习的形式,以达到促使学生学会学习、形成创新能力的目的。正如美国教育家斯金纳对教育的诠释:“如果我们将学过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时,最后剩下来的东西就是教育的本质了。”学校和教师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如何运用知识、培养学生创新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以达到“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的目的,才是教育的真正本质。大学教育更应该如此。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近年来受到许多非议,在于它的课堂教学实效性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就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而言,与其他专业课教师相比,由于教材和教学内容已有明确的规定,几乎没有自由选择和发挥的空间;而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大都是大班教学,教学的重心在于教,师生间互动交流的重要环节往往被忽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力量根本达不到教育部规定的师生比例,缺少的那一部分师资便只好由行政人员兼任或者通过外聘、返聘来解决,这一部分的师资队伍并不稳定,且不易进行有效的统一管理,也难以对他们进行专业知识方面的培训。就专职教师而言,也存在着部分教师知识面狭窄,对所教学科发展的前沿知识和发展动态缺乏了解,不能在教学内容上进行认真筛选和整理,更不可能对学生进行针对性教育的现象。由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掌握了主动权,故可能出现在授课的过程中,教师对自己熟悉的内容或者容易讲清楚的问题就不厌其烦地反复讲述,而对于自己不熟悉的内容或者较为复杂的问题、牵涉到较为敏感的话题就少讲或避而不谈,或者仅凭自己的感受和见闻作肤浅的解答或片面的分析,缺乏理论层面上的研究,不能使学生信服,而这些恰恰又是学生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于学生一方而言,普遍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缺乏正确的认识。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远没有专科课程重要,与就业、前途没有多大关系,学习这门课程甚至是浪费时间。有些大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说教的多,内容抽象、空洞,与社会实际和自己所关心的切身利益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学习态度消极,提不起兴趣。于是,上课时出现了教师在台上口若悬河地讲,学生在台下玩手机、看书、睡觉、听音乐等现象。

长期以来,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批评声音是:传统的思政课教学活动教学目标单一,过分突出了教师传授知识的中心地位,忽视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学内容理论性过强,说教的内容多,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考试时不注重知识和能力的迁移应用,仅仅要求学生将某些知识点进行复述。学生的考试分数是评价学生学习成绩的唯一维度等,这样的教学很难促进大学生思维能力和创新力的提升,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出现了投入大而收效小的局面。由于研究性学习所具有的特点是主体性、开放性、实践性,从而将研究性学习引入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在这种学习中,变化最大的是教师角色,由知识的占有者和传授者转变成学生学习过程的指导者、参与者、合作者的角色,教师不仅要重视知识的传授,还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各种能力。面对学生研究学习的许多内容,教师几乎毫无专业知识方面的优势可言。就师生关系来说,师道尊严的传统关系趋于淡化,更强调的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教学过程方面,则更注重于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用集体合作方式进行有意义的建构学习。由于是以学生关心的问题为载体,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乐于探究、主动求知,从而能增强他们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提高他们主动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

研究性学习的教学方法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性学习重在学生的学习和研究,但也离不开教师的指导。其教学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参照其他学科的教学方法,结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点,笔者认为,社会调查法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较为常用的方法。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是学生在教师布置的任务或提出问题的前提下,围绕研究对象,系统地搜集有关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以发现社会现实状况、历史状况或存在的社会问题。一般来说,这包括三个步骤:首先是提出问题,即提出是什么社会问题;然后是为什么的问题,即寻找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最后是解决问题,也就是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方案。其成果形式为调查报告,比如《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这门课程中“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章节,学生可以根据教材内容,结合自己身边的生态文明的状况,首先提出目前我国生态文明中存在的问题,即发现问题,提出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以确定调查研究的专题;然后,围绕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进行调查研究方案的设计,确定调查的对象和范围,收集资料,并对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和统计,对造成目前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得出结论;最后是解决问题,即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建议。社会调查法运用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性学习中,其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一是有利于培养大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关注社会时事,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理论去指导分析、观察社会。

二是能促进学生自我调查能力素养的学习与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理论联系实际最为密切也最为生动。学生积极主动参与社会调查,在提高了自身思想政治理论素养的同时,也认识到了社会调查的意义,掌握了社会调查的基本程序,开拓了视野,课本以外的知识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从而培养了他们的实践能力及创新精神,使他们初步具备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说,社会调查法是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最佳途径,不仅符合教育发展规律,也有利于学生良好品质的形成。

三是适用广泛,调查形式上可以不拘一格。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所开设的《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等课程中的很多章节主题,都可以使用这种方法。就调查形式来说,既可以通过测验、收集书面材料等途径来进行,又可以通过座谈访问、问卷等方式来进行。调查研究基本上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等条件限制。其中有些内容,比如涉及到社会生活方面的,学生可以利用假期进行。

研究性学习的一般步骤

根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特点和要求,研究性学习一般遵循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选择课题选择一个合适的课题,是研究性学习成功开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和学生的知识背景准备等实际情况,指导性地和学生共同讨论确定研究课题,并对课题的研究价值和可行性进行判断论证。对于学生而言,对研究性学习往往还缺乏感性认识,故选题时要注意选择与学生生活紧密联系、切入口较小的问题作为研究课题。以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注重道德传承,加强道德实践”这个主题为例,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几个方面思考:道德起源的社会基础是什么?道德的本质是什么?道德的功能和作用有哪些?道德与法律的区别和关联?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道德观的异同?教师只是起引导作用,创设一种类似学术研究的情景。至于选择哪个研究课题,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所学的相关背景知识,去自主发现和确定研究课题。课题需具有探究性、开放性、实践性和现实性的特点,其结论不是预设的,而是研究后得出的。课题小组是研究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的组织保证。学生可依照自己的兴趣、优势互补的原则自由组成课题组,人数取决于课题工作量的大小,一般为5人至7人左右。

第二步:制定方案研究方案就是为研究小组将要开展的工作做计划,是实施研究的前提。研究方案虽然在实际工作中可以不断调整,但是主体的结构需要事先制定。通过制定研究方案,学生们培养了研究工作的计划意识、明确了工作目标,这对下一步做好研究工作十分重要。选定课题之后,学生在教师指导之下,开始着手对课题研究进行整体的构思和具体的安排,包括:规划研究的目的意义和主要问题,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步骤和程序,课题组成员之间的分工,内容与方法、目的与步骤之间的关系,结题时间和结题方式,研究成果等。方案要具有科学性、可行性、易操作性。

第三步:组织实施这是研究性学习中最重要的主体性环节,是方案具体实施的过程。课题小组成员在获取大量原始资料、数据信息的前提下,进行汇总、整理、归纳与分析,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和鲜明观点,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建议。学生在此阶段培养了科学的态度和科研能力,以及观察问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殊性,教师还需把握学生正确的思想政治方向,避免得出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结论,或者钻入“死胡同”。

第四步:总结反思进入课题研究最后阶段,课题组成员对整个研究过程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包括研究方案、方法、成果以及课题组成员的体验等各方面。在必要的时候,将研究成果制成多媒体课件,以便将研究成果借助多媒体课件形式展现出来。课件内容应包括课题名称、研究的目的、方案设计、成果内容、研究体会、研究中涉及的科学术语及资料的来源与出处等。最后是各课题组利用多媒体展示各自的研究成果,进行交流讨论,取长补短,从而获得收获和进步。

参考文献

[1]杜东平,唐新明.研究性学习和研究型课程的实践与探索[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2]张建林.大学本科研究性学习的内涵与特征[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5(4).

[3]崔军.高校研究型教学模式及其教学活动探析[J].高等理科教育,2008(1).

[4]刘湘辉,常丹.基于研究性学习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四环”教学模式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5(4).

社会治理调研篇8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长效机制

社会实践教学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具有突出的特点和优势。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要坚持政治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既搞好课堂教育,又注重引导大学生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要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1]在新形势下,如何适应时代环境的变化与学生思想特点的变化,探索社会实践教学新形式,是摆在高校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在总结广东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对构建社会实践教学的长效机制进行了相关的探讨。

一、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制度化、常规化

实践教学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是新形势下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2005年,、中央文明办、教育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见》中指出“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对于感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加深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解和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坚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信念,了解社会、认识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能力、培养品格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为了顺利地开展教学活动,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长效机制,需要注重建立健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领导及组织管理机制。

首先,需要在课程设置上确保实践教学必修课的教学地位。“05方案”已经明确要求各高校将实践教学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之中,在各高校的教学实践当中,一般有两种落实的方式:一是将实践教学具体分解到“原理”、“概论”以及“基础”等各门理论课中去,由各门课程的教研室具体负责各自的社会实践教学;二是将实践教学单列出来,由专门的教研室来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我们认为,后一种方式更能够加强对社会实践教学的有效管理,提高教学的组织效率,有利于保障实践教学的常规化、制度化。如广东药学院的具体做法是经上级领导部门的认可,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领导小组指导下,社科部根据实际情况,在采纳教务处合理的建议的基础上,把每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学时累计起来,组合成一门新课——“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课”,以课堂教学和课外指导的方式开展实践教学。这一教学任务被具体落实到形势与政策教育教研室。该课程共计36学时,2个学分,作为必修课排进课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计划在每年暑假进行,实践教学对象主要是一年级的新生。

其次,需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课》作为一门必修课程单列,纳入高校教学总体规划和课程管理体系。为了保证社会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需要按照必修课的要求制定教学课时、教学大纲、实施办法等具体的管理制度。如我校的做法是由社科部负责组织、实施教学。为了使实践教学有章可循,社科部专门制定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实施方案》,在此基础上形势与政策教育教研室进一步起草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课具体实施办法》,撰写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课》大纲,对本部门的实践教学进行规划。明确规定了实践教学的目标、步骤、要求、考核等各项教学环节,并要求任课教师按照教学大纲组织实践教学,进行成绩考核。

二、大胆试验,创新思想政治理论社会实践教学内容与形式

当前在各高校中,社会实践分为教学实践、专业实习、军政训练、暑期社会实践、青年志愿者活动和公益活动、科技学术活动、大学生社会工作、勤工俭学、校园文化活动等九大类型。这些实践形式与思想政治理论社会实践有相通的地方,对学生的成长成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思想政治理论社会实践教学的别于以上社会实践形式,它的主要目的是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教学,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需要,针对社会热点、疑点和难点和大学生的关注点,安排调整教学内容,使理论与实践互动,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提高教学的实效性。由此,为了达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良好效果,需要在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方面进行创新。

在确立实践教学内容时,需要坚持学生自主性与教师指导性相统一的原则,一方面需要鼓励学生的自主性与创造性,让他们从自己的生活中去发现实践的具体内容,开展相应的研究与调查,另一方面也需要教师进行相关的指导,帮助学生确立价值大、有创意的调查研究内容与实践内容。如广东药学院每个学期都会给学生近百个开展社会调查的实践课题,内容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等各个领域,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挑选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课题,也鼓励学生在以上课题范围内提出更具有新意的研究课题。为了保障社会实践的实效,我们在社会形式方面有比较规范的安排:

1.指导教师拟定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各门课程教育教学内容相关的考察方向或调查报告的选题指南,由学生利用暑(寒)假进行研究,完成调查论文,调研报告,由指导老师进行批改、评价、组织经验交流,并给予学生相应的实践课成绩。

2.组织优秀大学生团队进行重点社会调研、考察,并在全校大学生中进行宣讲,营造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良好氛围。

3.与学生处、团委和各二级学院配合协调、利用社会调查,专业实习,“三下乡”“四进社区”“志愿服务”义务劳动和勤工助学等活动进行实践教学,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

4.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进行定点考察和调研,并将建成若干个相对固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使社会实践教学规范化、制度化。

三、狠抓落实,建立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保障机制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的实施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和科学性很强的工作,为了能确保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能在大学生有效开展,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选修课教学三位一体的教育教学体系,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规律,实现人才培养的质量目标,需要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具体包括:

1.严格考核办法。严格的考试考核是检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基本保证。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由人文社科部按统一标准进行考核,考核主要内容依据学生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内容所撰写的研究论文或调查报告进行,将理论知识考核和实践课题论文结合起来,力求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思想道德品德的实况,学生的考核成绩由指导教师负责评定,并及时以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成绩记入学籍档案,同时表彰优秀的调查报告并汇编成册。转贴于 2.认真组织实施。由人文社科部专门的教研室负责组织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的论文,调研题目的遴选,指导教师选配,考核成绩的备案,师生实践教学的筹划,实践教学基地的筹建等项工作,由学校主管领导牵头,学期末召开人文社科部、教务处、学生处、人事处、团委、宣传部等部门及相关二级学院领导参加的专题会议,讨论和部署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课的相关工作。

3.优化师资队伍。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需要一支数量充裕,素质较高,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调研写作能力的指导教师队伍。一般来说,除了人文社科部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原则上都要承担指导实践课教学的任务之外,同时还需要从学校党政管理干部和二级学院学生工作管理干部中聘请一定数量的兼职指导教师。充分调动校内各种资源,发挥广大教师勇于实践、乐于实践、善于实践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安排教学任务时,做到统筹安排,合理调配,优先保证安排好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指导教师。

4.稳定教学经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课的教学经费的落实是保障实践教学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之一。为了保证实践教学面向全体学生,保证任课教师对实践教学的全心投入,需要校教务处和财务处的通力配合,提供足额的经费支持。

四、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锻炼学生动脑动手能力

大学生社会实践是一项长期性、经常性的活动,建立社会实践基地能起到稳步推动、持续发展的作用,是争取社会各方面对社会实践工作的认同和支持,进一步挖掘社会资源满足青年学生需求,把社会实践活动进行社会化整合以及创造良好环境与氛围的有效措施。

基地建设是“两课”社会实践活动的一项基本建设,是社会实践规范化的前提,建立相对稳定的实践基地,是使活动得以长期开展的基本条件。高校可以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和社会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建立起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基地。如与落后地区建立起“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基地,与乡镇、农村共建文化大院,帮助农村建立科技、文化、法律等协会,积极促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与学校建立课外辅导员实践基地等[2]。

在建立和管理社会实践基地过程中,应当坚持互惠双赢、共同促进的原则,既充分动员高校的各种资源,支持实践基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又利用实践基地的现身说法以及大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真实体验,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为了保证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连续性,有必要建立长期的实践基地,从而更好地开展思想政治理论社会实践教学。

如广东药学院在梅州市梅江区城北镇建立广东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基地,每年都会派遣两位教师常驻该村,担任特别干部,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帮助当地村民脱贫致富。同时,每年由社科部组织学生到实践基地进行专项调研、社会服务等活动,既锻炼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同时又为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基地成立半年多来,我院与该镇干光村开展了系列活动:

1.支持当地集体经济发展,以促共同发展致富。利用现资理念,我院出资25万元帮助干光村在环市北路批发市场购买店铺出租,这一举措使该村集体收入净增1万多元,预计该村明年便可实现脱贫目标。

2.我院选派党员干部驻村任职,驻村干部带领当地党员干部努力完善工作机制和建设和谐、小康农村,赢得了广大农村群众的赞扬和肯定。

3.开设专题讲座,及时向当地群众、党员、干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4.带领学生到实践基地考察调研。在干光村考察调研期间,我们深切体会到国家的支农政策对当地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巨大促进作用,这对大学生们理解我党情为民所系、执政为民的理念,坚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信念,以及认清自己所担负的责任和自身的努力方向将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此外,我们也和团委及二级学院的学生社团密切合作,利用社科部教师的学科优势,积极指导和参与学生进行各项社会实践活动,如2007年暑假指导学生到五华县进行社会实践调查和支教助教活动。社会实践基地和各项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开拓了多渠道的教育途径,在培养了学生社会实践能力方面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从而将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构建了效果良好的育人体系。

【参考文献】

社会治理调研篇9

关键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调查;思考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240-03

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高校党建与德育工作的重要方面,是与培养和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战略任务紧密相关的重大课题。为深入了解我校研究生的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本状况,探索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和改进我校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途径,我们采用抽样问卷方法对在校三个年级的全日制研究生进行调查,并对其中111份有效问卷作了统计分析(实际发放问卷120份)。现将调查结果以及我们的思考提供给从事高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教育者参考。

从总体上来看,我校研究生主流价值取向积极向上;有较强的爱国心和较高的政治热情,有正确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方式;绝大多数同学有较强的责任感和社会公德意识;人生态度整体积极向上,有较强的进取心。但同时,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当前部分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状况也存在着一些令人忧虑的问题,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一、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实用主义增强,理想信念弱化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部分研究生在理想追求上呈现出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在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关系问题上,将满足自身需求置于首要位置。在“奉献是人生的最大乐趣……,一味奉献意味着吃亏”(越靠近哪边代表越倾向于哪边的观点)选项中,选择第一项的有48人,约占总人数的43.2%;选择第二项的有40人,约占总人数的36%;选择第三项的有20人,约占总人数的18%;选择第四项的有3人,约占总人数的2.7%;选择第五项的有6人,约占总人数的5.4%。在“个人利益应服从国家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应优先得到保证”(越靠近哪边代表越倾向于哪边的观点)选项中,选择第一项的有47人,约占总人数的42.3%;选择第二项的有45人,约占总人数的40.5%;选择第三项的有13人,约占总人数的11.7%;选择第四项的有5人,约占总人数的4.5%;选择第五项的1人,约占总人数的0.9%。由此可见,在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受西方“拜金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少数研究生把个人利益放在了第一位,唯物质利益至上,以自我为中心,把国家和社会看作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手段,产生了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倾向,这些都是有违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

(二)政治信仰不足,政治立场不坚定

党员的首要标准是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拥护党的领导。此次参与问卷调查的111名研究生中,有57名党员,占总人数的51.3%。调查发现,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一选项中,只有33名党员表示完全赞成,还有接近7%的党员表示中立。在“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都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选项中,有46名党员表示完全赞成,有5%左右的党员表示中立。入党积极分子与群众在这两个选项中的调查情况也不容乐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有些研究生尽管受过多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但是,他们在政治理论方面的认识还不够成熟和稳定,还没有真正树立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尚未真正形成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科学态度,不能用辨证、全面和历史的方法去看待问题。

(三)思想道德修养不尽如人意,社会责任意识有待提高

有些研究生大道理都懂,但做起来却是另外一回事。例如在“外出有较为紧要的事,遇到红灯时,你一般会怎么做?”选项中,有14人选择“事情要紧,想办法闯过去”,约占总人数的12.6%;9人选择“看看,没有警察再说”,约占总人数的8.1%;88人选择“等红灯变了,再过”,约占总人数的79.3%。调查发现,大部分研究生能对不文明现象作出正确的判断,但部分研究生在知行关系等问题上存在着知易行难的现象,观念上赞同的事情却并不打算去实行,知与行之间存在着差距。他们对于个人道德的重视、对于损害个人名誉或利益的不文明行为的厌恶,与对公共道德的忽视、对于个人违反传统道德和学校纪律的行为的宽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四)心理素质较差,对前途缺乏信心,对社会抱怨有余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研究生面临着巨大的择业、就业压力,调查结果显示,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生对自己的前途不抱希望。在“你对自己以后的前途___。”选项中,有43人选择“充满信心”,约占总人数的38.7%;52人选择“说不清”,约占总人数的46.8%;14人选择“信心不足”,约占总人数的12.6%;2人选择“没有信心”,约占总人数的1.8%。在“你生活中感觉最苦恼的问题___。”选项中,几乎所有的研究生都选择了“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前途未卜”。调查发现,不少研究生对社会的认可度也逐渐降低,不满情绪在滋生。在“你觉得这个社会怎么样?”选项中,有6人选择“很不满意”,约占总人数的5.4%;23人选择“不太满意”,约占总人数的20.7%;36人选择“一般”,约占总人数的32.4%;43选择“较为满意”,约占总人数的38.7%;3人选择“很满意”约占总人数的2.7%。这种情况应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

二、问题产生的原因

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存在的上述问题,与研究生所处的社会环境、研究生个人素质以及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制等方面因素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1.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研究生思想意识逐步社会化。伴随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研究生与社会的接触日益增多,他们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地融入到社会之中。然而,社会转型与经济转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诸领域内新旧矛盾和利益冲突日益突出,显现出异常复杂的状况,作为这种现实状况反映的研究生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研究生的价值观呈现出功利、务实与积极、进取并存,个人化、功利化与实用化都有的多元化态势。

2.群体构成差异显著,研究生思想状况复杂易变。研究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构成比较复杂。无论从生源的毕业时间、来源地区、学历,还是从年龄婚姻状况、工作经历及党龄来看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性导致研究生在信仰、政治觉悟、思想意识方面参差不齐。当面对学业、就业、婚恋、家庭等各方面的压力时,一些研究生很容易产生思想波动。

3.对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力度不够,体制不健全。在我校,研究生是一个人数相对较少的学生群体。学校在管理体制、课程设置、人员配备、经费投入等诸方面,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本科生而轻研究生的倾向。加之,近两年研究生规模迅速扩大,研究生具有群体的分散性、实践活动的随机性等特点,如果没有健全完善的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制度、体制和工作机制,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就很难得到保证。

三、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策

(一)以党建为龙头,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全面开展

研究生党建工作作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具有强有力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把研究生党建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效地结合起来,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法于党组织生活之中,一方面,有利于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全面提高高层次人才方面的突出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党组织生活,提高党组织生活的实效性。调查中发现,研究生党员比例达到51.3%,入党积极分子的比例也有24.3%,因此,以研究生党建工作为龙头,对于推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全面开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以党建为龙头,推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就是要把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研究生党建工作的全过程。研究生入党前,要组织入党积极分子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帮助他们了解党的历史,掌握党的基本知识,端正入党动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和信念;从研究生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等方面进行严格的把关,坚决杜绝动机不纯、信仰不足、素质不高的人混进党的队伍。研究生入党后,也丝毫不能放松,要不断加强对研究生党员思想、政治上的再教育。

研究生党建工作的基础在于抓好研究生党支部的建设。研究生党支部的设置,可采取灵活的方式,总的原则是有利于支部建设及其长远发展。从具体情况看,研究生党支部可按年级、专业、课题组、楼层或宿舍等方式设置。研究生党支部的活动形式,可采取集中学习、听讲座、分组讨论与交流、观看反腐倡廉和新时期党的有关理论等题材的影片等形式。通过定期开展活动,提高研究生对党的认识和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加强党员的思想建设和道德修养,保证研究生党建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以人为本,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创新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研究生教育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无论从对自己还是对社会来说,研究生都肩负着很大的责任。而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研究生无论在年龄、工作经历,还是在婚恋、家庭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他们承受着来自学业、婚姻、家庭、就业等各种不同的压力。这就决定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相对复杂性,不可与本科生思想政治教育同日而语。以现实来教育,与理论相结合,更有利于提高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

列宁曾经明确指出:“衡量自己的意图是否取得成效,不是看为‘社会’和‘国家’拟定的建议,而是看这些理想在一定社会阶级中传播的程度,如果你不善于把理想与经济斗争参加者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与该阶级的‘公平的劳动报酬’这类‘狭隘’琐碎的生活问题,即自命不凡的民粹主义者不屑理睬的问题结合起来,那么,最崇高的理想也是一文不值的。”[1]同其他社会群体一样,研究生也是从自身物质利益的变化中去感受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去评判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的。因此,关注研究生的实际问题,不断改善其生存和发展环境,是提高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一项切实有效的措施。

2014年,财政部和教育部相继印发了《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这标志着我国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初步完善。从总体上看,绝大多数研究生的学业都得到了有效的保障。但是,经济压力仍然是高校部分研究生面临的一大难题。高校可以从研究生实际出发,进一步健全完善研究生勤工助学服务体系、争取政府机关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为贫困生排忧,为特困生解难,帮助研究生解决“眼前之忧”;就业压力是当前高校除在职研究生以外的所有研究生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给予研究生正确的就业引导、提供及时有效的就业信息,帮助他们逐步树立符合市场需求的就业观念,解决研究生“后顾之忧”,使研究生在现实中受到教育,感受到温暖,将更有利于提高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面对各种压力,不少研究生产生了厌学、悲观甚至厌世的情绪,对社会存在较大的不满,这应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过去,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大多强调在宏观上进行引导教育,从整体上进行管理,而忽视了必要的心理健康教育,以致研究生中的很多不良情绪不能及时地疏导,很多问题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因此,总结经验教训,在加强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时,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在提高研究生的思想政治觉悟的同时,注重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素质,使研究生都能以积极健康的心理素质去承载繁重的学习任务和激烈的市场竞争,成为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此外,建立健全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加强导师队伍的建设与管理,也是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所必不可少的举措。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要从思想上重视、从源头上解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效的推进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53.

〔2〕邵新建,刘全菊.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调查与思考[J].思想教育研究,2006(7).

〔3〕张云华.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分析[J].宁波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2).

〔4〕杜林.关于当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问题的思考[J].民族教育研究,2008(1).

〔5〕陈万柏,张耀灿,等.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6〕刘巧丽,李敏.关于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J].内江师范学院院报,2004(1).

〔7〕金永东,吴宇.群体特征对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J].思想教育研究,2008(4).

社会治理调研篇10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调研;互动

作者简介:王海稳(1976-),男,河南桐柏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丁国浩(1980-),男,广东梅州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浙江杭州31001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0年浙江省新世纪教改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互动—探究’式教学模式研究”(项目编号:zc2010026)、2012年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试点的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64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3)22-0129-02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目标和功能是多方面的,新时期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坚持与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相契合,才能在高等教育中找到自己的正确定位。在实际的教学中,如何使这一课程的教学与学生的思想素质和能力培养相结合是提高其课程教学实效性的关键所在。在长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过程中,紧紧围绕如何进一步调动和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着眼于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发展要求,设计并实施“调研—互动法”的教学模式,逐渐受到了广大学生的喜爱和认可,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一、“调研—互动法”的基本内涵与特点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调研—互动法”模式主要是指通过指导学生围绕相关课题进行社会调研,以加强学生、社会、教师之间的多重互动,并以课题调研报告和课堂展示作为学生成绩评定的基本依据的一种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的实行,有利于打破传统的课堂灌输教学模式,改变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脱节的问题,有利于进一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相关素质的培养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学生通过社会调查认清社会现实,并以教学主体的身份在课堂进行阐述与展示,增强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参与性以及对理论的接受程度,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从而有效地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具体而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调研—互动法”教学模式主要突显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点:

1.突出了学生的主体性发展要求

教学模式坚持把课堂教学转化为以学生中心,通过引导学生的深度参与和自我展示等方式,强化了学生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发挥,为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教学平台。

2.促进了学生在课程教学中的参与性体验需要

美国著名教育家戴尔·卡耐基曾经说过:一两重的参与重于一吨重的说教。知识的获得应该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学习者不是知识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应该是知识获得过程的主动参与者。在传统的思政课教学模式中,通常强调和注重的是对学生理论知识的灌输,单向地把学生看成是思政课教学的客体,从而影响了学生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因此,让学生成为自主学习的“主角”,鼓励学生通过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来获得对思政课教学内容的理解与认同,是提高思政课教学实效性的有效手段。

3.强化了学生学习的实践探究性特点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曾说:一个坏的教员奉送真理,一个好的教员则教人发现真理。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不能一味地向学生灌输知识,而要为学生留下更多的自主思考、探究和发现的空间,才能有助于学生能力和素质的提高。

二、实施“调研—互动法”的基本步骤和环节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调研—互动法”教学模式是一种创新性的教学方法和模式,实施的关键是要在具体的实践中得以顺利操作。该教学模式的基本操作步骤是由:“分组—布置调研课题和任务—社会调研—课堂展示与答辩—教师点评与总结”这样几个基本的阶段和环节所构成的。概括起来主要分为三大基本步骤和阶段:

第一步,调研课题的设计及准备阶段。这一步骤又分为三个具体环节。一是调研课题的设计。依据教学大纲,结合教学要求和社会实际,就课程中的一些理论难点、热点,提出详细的课题指南。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为例,可以设置大一新生大学适应性及个人预期的调查、大学生理想信念状况调查、大学生人生观与价值观现状调研、如何看待老人摔倒没人敢扶的现象、大学生网络道德状况调研、大学生择业观调研等课题。二是调研小组的设定。根据兴趣、宿舍组成和班级规模,一般以5—6人组成一个研究小组。课题小组内部可以进行具体的分工,以共同完成课题研究任务。三是对调研活动动员与引导。一般来说,“基础”课程是在大一学生中开设,对刚进大学的新生来说,这样的任务很具挑战性,有的学生甚至会产生畏难心理。因此,必须对他们进行鼓励和动员,加强必要的辅导,让他们能突破自我。

第二步,课题调研实施及过程控制阶段。这一步骤也包含了三个环节:调研问卷的设计、社会调研过程的实施及调研报告的撰写。要求学生在接到课题任务以后,根据课题内容通过查阅资料进行调研问卷的设计,并及时发给教师指导,并在教师的指导下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在调查问卷确定之后可以采取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社会调研,并写成小组调查报告,发给教师进行具体的指导,修改之后的调研报告作为最后的成绩评定内容之一。

第三步,课题调研的总结与评定阶段。这一步骤包含三个重要环节:一是课堂展示与答辩。这一环节的进行,前提是需要学生将社会调查的结果以一定的形式如ppt展示、辩论、小品、演讲等生动形象地展示出来,展示的过程一定要与学生、教师进行互动。二是教师点评与总结。这一环节要求教师充分把握学生研究课题的内容,能够与学生进行对话,并对学生讲解的内容进行评价和总结。并以此展开或拓展课堂教学内容。三是成绩评定。依据社会调查报告、课堂互动与参与表现、答辩情况进行综合评定,成绩占总成绩中的比重应高于50%。

总的来讲,“调研—互动法”教学模式的具体过程、思路、结构如图1所示。

图1教学模式具体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调研—互动法”教学模式的课题指南不仅来自于教师自己的备课,而且要充分听取学生的问题和意见,了解学生自己的兴趣和想法,结合思政课教学内容来进行确定。同时这些课题也要基于教学内容的需要和学生的思想现实问题,使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和思考,进行有针对性的思考、探究,通过思考和探究澄清认识上的迷雾和理顺价值上的偏差。另外,在“调研—互动法”教学实施过程中,需要学生自主选择兴趣小组、确定研究计划、进行小组分工、小组调研、研讨和撰写调研报告,各环节都需要学生分工协作,相互之间紧密配合,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指导学生之间加强相互沟通和联络,让他们能够朝着自己团队的工作目标和任务团结一致,群策群力,增强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同时,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置于一个开放的场域,让学生带着课题任务走向社会生活实践,扩大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活动范围,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实践场域,并且通过有效的自我展示,有助于使学生的知识学习、能力锻炼和素质培养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有效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和思政课教学实效性的提高。

三、实施“调研—互动法”的创新意义及应该注意的问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调研—互动法”教学模式与传统的知识灌输型思政课教学模式相比较而言,其创新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该教学模式通过提供学生探究性课题并进行社会调查,有效实现了教材知识与社会实际相结合,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也实现了学生主体知识的自我建构和学生主体行为的自我教育。第二,该教学模式通过“课堂展示与答辩”环节,有效实现了教师讲授与学生有效参与相结合,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也更有利于促进教学相长。第三,通过进行社会调查与课堂展示,有效地实现了学生、教师以及社会之间的互动,从而锻炼学生的能力和素质,提升课堂教学效果。第四,将课题调查报告、课堂展现以及平时参与课堂讨论综合起来作为期中成绩,并提高其比重,完善思政课教学的评价机制,有助于突破传统考试方式的弊端,促使学生将主要精力放在平时,以此推动学生平时道德素养的养成。

另外,要想在实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调研—互动法”教学模式过程中取得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还应该注意协调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问题:

一是要协调处理好学生在课程中的精力投入与各项能力训练的关系。要使本教学模式能够有效进行,就要突破目前学生单纯靠背书来完成课程的现状,使学生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真正投入到社会调研实践中去,这样才能够对学生综合能力进行较好的训练。

二是要进一步协调处理好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问题。由于目前思政课教学存在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脱离,实践教学常常流于形式的情况,如何通过教学模式改革,将两者有效地统一在一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将直接影响学生从认知到行动转化的问题。

三是要处理好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问题。目前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内容高度浓缩,如何更好地对其加以诠释,紧密结合现实社会实际非常重要,因为它将直接影响课程教学的目的和意义。

四是要进一步提高这一教学模式的吸引力与感染力。以问题小组为组织形式,以探究性课题为轴心,可以激发学生对理论学习的兴趣,而且通过增加各种互动环节,可以有效地提升课堂教学中的学生有效参与问题,在增强课程体验性的同时也有利于学生思想素质的培养。

五是要处理好学生成绩的综合考评问题。应当通过加大平时成绩的分值比重,引导学生更加注重平时的表现并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可以认为,我们只有较好地解决了以上的几个相关的重要问题,“调研—互动法”教学模式才能够真正发挥它在思政课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和功能。

总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实施“调研—互动法”教学模式是理工科实验研究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的某种借鉴与运用,体现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人本化、实践化和生活化的发展取向,突显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对于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增强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主体性、开放性、实践性和有效性,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查广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体验式实践教学探究[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