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讨者篇1
走在街上，燥热陪伴着我，让我很不痛快，我来到冷饮店旁，买了一杯珍珠奶茶，然后了下来。看着人群在我的眼前不断穿梭，我的眼球漫无目的地荡漾着，这时我的眼睛定了格。落在了一个乞讨者的孩子身上。那孩子似乎也想喝，眼巴巴的看着我，而他的母亲则在“专心”的做她的工作，并不理会坐在一旁的孩子。
然后我看见孩子碰了碰母亲的胳膊，孩子右手指了指，她会意的看过来，又看了一眼。慢慢的，从碗拿出一张纸币，递给他。孩子兴冲冲的跑向老板，用外乡话掺杂着并不标准的普通话说：“老板，拉开冰箱。”拿了一只一元五的，问老板价格，得知价格后，不情愿的放下，拿了一只小布丁，但似乎也很开心。快步跑向母亲身边，剥开包装纸，你一口，我一口，沉浸在他们娘俩的幸福时刻，仿佛世界万物都不存在。
我不禁浮想联联，幸福似乎就是这么简单，金钱，权利也很重要，但它的充其量反限于物质上的满足，而幸福是一切物质所买不到，也偷不走的。
此情此景，心开始融化了。
乞讨者篇2
走在大街上，乞讨者随处可见，已经司空见惯。有的跪在地上一动不动，有的就是每路过一个人就说句感谢的话。我也不曾给过他们钱。可是现在，我对他们置之不理。“他们不缺手不缺脚的，可以去饭店打工啊！哪怕整个七八百的，也比做在街上要钱好。”我看不惯这种现象，便不给他们了。直到后来，一个人的出现让我看到了一个自己挣钱的“乞讨者”。真正地理解了“荣耀”这个词。
那天，我拿着喝了一多半的矿泉水瓶走在街上，突然，一双是粗糙的大手摆在了我面前。我又以为是乞讨者，准备径直走开，可是他突然说话了：“可以把你的矿泉水瓶给我吗？我帮你把这些东西拿回家。”我愣愣，看看他饱经风霜却带着微笑的笑脸，又看看他身旁那一大袋的废纸和瓶子。我点点头，给了他。其实，我手里那些东西对我来说并不重，但是，当我想让他有尊严的得到这个瓶子时，我没有犹豫。后来，我看到他把废纸卖了，又看到了他和收烂货人讨价还价的身影及她脸上那灿烂的微笑时，我愣住了。“这才是真正的乞讨者呀！那一刻，我看到了他的伟大，我的渺小。”我轻轻檫去眼角的泪水，默默的走开了。
其实，这也是一份劳动，一份真正用自己汗水获得的果实。想到这儿，我竟然情不自禁的笑了。
乞讨者篇3
走在大街上，乞讨者随处可见，已经司空见惯。有的跪在地上一动不动，有的就是每路过一个人就说句感谢的话。我也不曾给过他们钱。可是现在，我对他们置之不理。“他们不缺手不缺脚的，可以去饭店打工啊！哪怕整个七八百的，也比做在街上要钱好。”我看不惯这种现象，便不给他们了。直到后来，一个人的出现让我看到了一个自己挣钱的“乞讨者”。真正地理解了“荣耀”这个词。
那天，我拿着喝了一多半的矿泉水瓶走在街上，突然，一双是粗糙的大手摆在了我面前。我又以为是乞讨者，准备径直走开，可是他突然说话了：“可以把你的矿泉水瓶给我吗？我帮你把这些东西拿回家。”我愣愣，看看他饱经风霜却带着微笑的笑脸，又看看他身旁那一大袋的废纸和瓶子。我点点头，给了他。其实，我手里那些东西对我来说并不重，但是，当我想让他有尊严的得到这个瓶子时，我没有犹豫。后来，我看到他把废纸卖了，又看到了他和收烂货人讨价还价的身影及她脸上那灿烂的微笑时，我愣住了。“这才是真正的乞讨者呀！那一刻，我看到了他的伟大，我的渺小。”我轻轻檫去眼角的泪水，默默的走开了。
其实，这也是一份劳动，一份真正用自己汗水获得的果实。想到这儿，我竟然情不自禁的笑了。
乞讨者篇4
关键词：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社工介入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3-0337-02
一、当前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管理救助的方式简单。工作人员对进站的受助人员，除采集信息外，基本上不和他们有其他的交流，也不去了解他们的个人需求，缺少对不同受助人员生理、心理、文化水平、个性等的分析，往往不能平等地对待受助者，仅仅给予让人难以接受的物质上一些施舍性的救助，救助管理站的工作程序都为接收进站——采集信息——联系流出地政府或流浪人员家属——送其回家或让流出地政府接其回去。
（二）缺乏专业的工作人员。由于现在绝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是原来工作在收容遣送站的人员，很多人很难改变对受助人员的冷漠言语，他们工作的方法和态度也没有随着机构性质变化而有所提高和改善。工作人员普遍缺少的救助理念和专业知识。
（三）自愿求助者很少。实地调研中发现，自己主动来求助的人员在救助人员中所占的比例特别低。家里走失、务工不着、被偷盗、投亲不着等是这些临时有困难并没有流浪乞讨的人自愿寻求救助的原因。而那些生活确实困难，不得不长期在外流浪，却拒绝进站寻求救助。
二、“程序指引”救济理论下的社工介入分析
（一）查默斯的“程序指引”救济理论
1819年，查默斯被派往至圣约翰教区任职，他在完成实践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对实践经验认真总结、归纳，建立了“程序指引”的救济理论。所谓“程序指引”，就是以了解贫民的个性品质、工作能力、有无亲属支持及其他社会资源帮助等个人情况作为济贫、助弱的起点，以激励、自助作为济贫工作的准则。这样，就区别了以往政府及教区的僵化、例行公事的工作方法。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工作方法主要有：（1）强调对工作者的挑选和培训。查默斯认为友好访问员必须经过严格挑选，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担任的，并且查默斯对什么样的人适合担任友好访问员有过明确的论述，对友好访问员应具备的素质，应掌握的工作方法都有比较清晰的规定。查默斯在社会工作正式训练开始前的一个世纪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可以被认为是社会个案工作教育的最早萌芽，他从一开始就告诉人们，个案工作是一门专业，个案工作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和训练方可上岗。（2）强调个别化的方法。查默斯强调要对每一个案主给予足够的关注。1814年，查默斯被派到格拉斯哥的特龙教堂任职传教。工作期间，他亲自访问居民，与每户人家接触，了解个人的生活习惯，工作能力与家庭情况，甚至个人品性都进行深入的了解。然后，根据个人需要给予不同的帮助。可以看出，查默斯已意识到《济贫法》在具体操作上所存在的缺陷，使救助更具针对性。这种个别化的方法后来也成为个案社会工作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3）强调激励和自助的济贫原则。查默斯注重对案主精神品德的培养和行为的改造，而不是单纯的物质救济，体现了助人自助的精神。查默斯在与案主的访谈中了解到，以往政府的公共救济和教会的救济工作有许多弊病:一方面，由于管理不当，发生一些重复给予的浪费现象: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案主的深入了解，单纯的物质救济非但没有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可能摧毁了一部分案主的自尊心;而对另一部分受助者来说，养成或强化了他们的惰性。查默斯认为，使贫民致穷的主要原因是人类道德上的失败。要想彻底解决贫穷问题，必须针对人们道德上的弱点进行精神品德的培养和行为的改造。查默斯助人自助这一思想的提出，为以后个案社会工作目标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4）强调对案主“自然资源”即家庭成员、亲戚及朋友网络、邻里社区的使用。查默斯强调要尽可能地动用案主的天然资源。查默斯认为，每位案主都有自己的自救网络，这是案主的天然资源。其中包括案主的其他家庭成员、亲属关系、朋友网络、社区邻里等，这与政府《济贫法案》中的“亲属责任”原则是不谋而合的。查默斯认为，只有在所有这些资源网络都不能提供帮助时才进行公共援助。查默斯的这一想法，后来成为个案社会工作中注重案主环境改善的一个重要的原则。而这一原则也是个案社会工作区别于心理治疗的显著特征。
（二）社工介入的优势分析
社会工作本质上是一种科学的、专业的助人活动，它对于预防和解决人们及其社会的各种问题，启发、协助人们发挥自己的最高潜能，从而恢复和改善社会功能，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促进人民的社会福利有重要意义。作为拥有专业助人知识和方法的社会工作者，与传统上实施社会救助的民政部门工作人员相比，具有明显的专业优势，主要表现在社会工作者所具有的专业知识、价值和技能三方面。在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已将知识、价值和技能系统地融合进助人的体系中，它们是合格的社会工作者必备的看家本领。
三、社工应如何介入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
在救助中我们发现，为了有利于求助者的问题解决和达成专业救助目标，我们需要变通一下社工实务介入的技巧和方法，充分考虑我们的本土文化和国情特点，才能满足求助者的需求，同时实现专业目标。
（一）救助理念上，走进流浪乞讨人员建构的“同心圆”内层，取得信任。
在救助过程中，我们往往发现流浪乞讨人员开始，往往开始都爱撒谎。其实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根据密切交往的关系组成一个网络，这个网络里大家互相支持，当中的人遇到困难时网络起到保障作用。这就是我国存在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由于流浪乞讨人员不在这个网络之内，所以在他们的眼里，工作人员和社会工作者都是他们建构的“同心圆”外的人，开始不讲真话也就容易理解了。因此，按照查默斯的“程序指引”的救济理论，社工们只有深入了解救济者们的个人情况和家庭背景等，然后再开展社会工作，才能逐渐建立专业关系。
（二）尽可能地本土化社工介入的方法和技巧。
西方社会诞生了社会工作专业，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受基督教影响很大。然后中西方文化差异巨大，我们必须对西方社工实务的丰富经验适当变通，才能有效利用，避免纯粹的“拿来主义”。只有大家建立在一个交流的平台上，才能运用社工的方法。因此，可以考虑从具体的生活场景入手来介入流浪乞讨者。
四、政策建议与结论
（一）加强社会救助制度实施中的薄弱环节
在目前行政力量主导救助的情况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加强救助中的几个薄弱环节：首先，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救助的对象和内容;其次，确保求一助的整个过程没有不适当的行政救助行为;最后，通过完善流出地的救助体系，提升其救助能力，使求助者的安置工作落实到实处。
（二）加快政府购买民间服务制度建设的步伐
政府购买服务来积极大力培育民间组织，健全原来行政性强的社会工作救助体系。
（三）从制度上解决社工“求”与社会“需”的矛盾
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尽快出台相应的政策，对于那些在从事“准”社工活动的非社工工作人员，进行社会工作技能和理念的培训，如果他们的业务技能和救助理念不符合考核标准，就应该及时让他们转岗或者下岗，空出的岗位再及时补充具有社工背景的、能胜任该职位的人员。为了缓解这种求与需的矛盾，还应该制订相关制度作保障，尽快完善职业社工的资格认证制度、注册管理制度、从业规范制度、继续教育制度以及社工的薪酬制度，并不断完善社工的行业规范和监督制度。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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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讨者篇5
他的头发稀稀疏疏的，脸色苍白，整个人都缩在了一件破大衣里，手还在不住地对着嘴哈出来的热气揉搓着，两眼流露出极度的无助、可怜，以及无数的伤心，他的眉毛上还凝结着冰花……
这时，一位天真的小男孩走了过来，手中拿着一块巧克力，看到小乞丐他好奇地停下了脚步，心想这么冷的天，怎么不回家呀，多可怜！可此时小乞丐的眼睛却牢牢地盯着他手中的巧克力，因为他多想这块巧克力属于他自己呀，由于受不了巧克力的诱惑，小乞丐嘴里不停地吞咽着口水……不想远处的一声呼唤，小男孩被他的妈妈给叫走了。
“噔－噔－”一位时髦的女青年走了过来，她身穿羊绒大衣，头披金黄色的长发，还化了浓妆。可却她一不小心就踢飞了小乞丐的乞讨碗，皱皱眉头还瞄了他一眼，极不情愿地弯下腰掏出餐巾纸擦了擦弄脏了的高跟鞋，然后却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小乞丐气得眼睛直冒绿光，“呸，什么东西！”他对着女青年远去的背影，狠狠地骂了一句，然后再哆嗦地将踢飞的乞讨碗放回了原处……
正当小乞丐余气未消时，一位老奶奶不小心摔倒了，手里提的东西也撒了一地……寒风中只见小乞丐快速地钻出了大衣，连忙扶起摔倒的老奶奶，还帮老奶奶拾起撒在地上直冒着热气的大馒头，老奶奶顿时被感动的不得了，心想这可真是个好孩子呀！她连忙拿出一袋热馒头递给小乞丐，并叮嘱他慢慢吃别噎住了，小乞丐死劲地点了点头……
乞讨者篇6
一、关于流浪乞讨现象的社会现状分析和国内研究述评
传统的乞讨是指由于生存受到威胁而不得已展示自己的弱势以换取他人自愿物质施舍的生活方式。现在的乞讨已经发生异化，与传统乞讨的含义想去甚远。“据成都市的一项调查表明，确需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和临时生存危机的特困人员，只占流浪人员总量的20%，其他80%主要是强讨强要、职业乞丐以及以流浪乞讨为掩护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有学者认为乞讨权性质的复杂性来源于现代社会流浪乞讨群体的日益复杂性，主张不同乞讨群体有不同的本质。于是，学界多数学者转向对乞讨群体的类型化研究，收集整理将流浪乞讨群体大致分成两种类型：
1、原生性乞讨：是指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或劳动机会，个人或家庭遭遇天灾人祸却又缺乏社会救济，只能通过乞讨行为获取生存资源。原生乞丐的乞讨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基本生存需要，满足自身的需要后，他们就会离开乞讨的道路，转向其他谋生方式。这种乞讨类型主要是由于我国经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引起的。
2、职业性乞讨：是指以流浪乞讨为生存之道，常年乞讨，甚至举家行乞，过着早八晚八较有规律的乞讨生活。他们当中有来自偏远和落后农村地区习惯性乞讨的人群，他们出来乞讨主要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一些；还有的人是四肢健全、身体强壮，乞讨纯粹是乞好逸恶劳的本性使然。与原生乞丐满足生存需要而维持生命的延续不同，职业乞丐大多满足的是生活需要，他们以乞讨为业，寄居在城市中，衣衫褴褛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不一样的生活。
二、流浪乞讨市场的经济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流浪乞讨人员的乞讨行为以及施舍者的施舍行为可以构成一个供给方和需求方组成的市场交易。其中施舍者是供给方，他提供的是同情心，乞讨者是需求方，他以自尊心换取同情心，因为交易不是没有代价的。在乞讨市场上，一定时期以内假定供给不变，即乞讨者同情心总量不变，乞讨人员增加，即对同情心的需求量增加，那么乞讨人员的自尊心价格就会降低，每个乞讨者的收入也会减少。如果相反，一定时期以内，施舍者的同情心供给不变的情况下，乞丐的数量减少，那么自尊心的价格就会上升，每个乞讨者的收入就会增加。假定一定时期内乞讨者的人数不变，也就是对同情心的需求不变。施舍者人数增加，自尊心的价格也会上升，乞讨者收入也会上升。而施舍者的收入减少，自尊的价格也会减少，乞讨者收入相应地减少。那么，在一段时期内，乞讨者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形成一个关于乞讨者收入的函数：y=a*x，其中y表示乞讨者的收入，a表示同情心的供给度，即同情心转化为实际行动的百分比，x表示施舍者的收入。我们可以看出在一段时期内，如果乞丐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同情心供给量减少，乞丐人数也就会相应地减少。也就是说当社会上人们的施舍变少了，乞丐的以乞讨获得的收益就会减少，当乞讨的机会成本太大时，他们当中靠乞讨致富的一批人就会考虑寻求其他的救济途径或寻求其他的生存机会。这样职业乞丐不断变换花样骗取人们同情心，而人们的同情心在把戏被拆穿之后，心理防线越来越高的恶性循环将终止。
三、以法律制度为先导树立现代慈善观念
首先，修补慈善事业发展的法律制度缺陷。据有关学者的文章指出，“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乃是平台之困，经过几次大的自然灾难，中国官方的慈善组织已经不能满足慈善事业发展的需要，而民间的慈善组织蓄势待发却难以获得合法的身份”。民间慈善组织发展迟缓的原因在于现有的社团登记制度。1998年10月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条例》规定，申请成立社团，要经其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查同意，否则将不予以登记注册。对于民间社团来说，要获得业务主管单位的同意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前慈善事业发展最迫切需要法律给民间慈善活动发展提供一个制度平台，修改法律制度方面的缺陷。完善的法律制度对改善中国的慈善生态环境是很有利的，好的制度会引起全民、全社会关注慈善。
乞讨者篇7
乞讨，一向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我国法律有对乞讨人员救助的规定，亦对强迫儿童乞讨、拐卖儿童等乞讨衍生出来的行为予以刑法规制，但没规定乞讨行为属违法。然而，在职业乞丐越来越多、行乞花样不断翻新的情况下，城市管理亦面临严峻挑战。笔者的看法是，在没相应法律法规出台前，与其乞讨“队伍”鱼龙混杂，倒不如将其纳入规范化管理，探索进行“持证上岗”。
事实上，早在16世纪，西欧就有国家出台了针对残障人士的“行乞证”制度，而今这种制度已经在英、法、德、荷等国广为建立。也正是基于此，让政府承担起鉴识、管理和规范乞丐群体的公共责任，有关部门对乞讨者发放“行乞信用证明”，理当成为一种期待。从另一个角度看，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给真正无劳动能力的人发乞讨证，将假乞丐清除出去，有助于消除职业乞讨的不当存在，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救助。
一个文明的社会，任何复杂的情况都不应该使我们放弃对同类给予最大可能的尊重。乞讨者只是以这种卑微的方式让自己生存下来，针对他们“乞讨排行榜”，羞辱的不是乞讨者，而是执法者自己。所以，在限制乞讨的问题上，政府既要致力于对丑恶的清除，更要实施对弱者的保护，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社会公正。
乞讨者篇8
首先要承认，乞讨确实会给人带来不愉快。乞讨者往往衣着破烂，也不怎么讲卫生，这自然让人生理上感到不适。面对他们伸出来的手，还让人感到道德的压力：不给良心不安，给了又担心受骗。甚至还可能带来直接的骚扰，比如个别乞讨者的纠缠不休。
进一步分析，乞讨者之所以招人憎恶，还不仅仅是生理和心理上的不舒服，更在于他们背离了现代城市的主流价值观：讲究卫生、恪守规范、自力更生、维护尊严，等等。要瞧不起乞讨者，实在有太充足的理由。
但同时也要承认，乞讨者不乏值得怜悯之处。就拿上海公布的乞讨排行榜来看，第一名是一个22岁的文盲残疾人，第二名是一个88岁的老太太，第三名是一个白血病患者。就这么简单信息，我们也应当能看出他们确实有困难之处。而根据以往报道，城市乞讨者往往来自几个著名的乞讨村，那里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种地仅够糊口而已。
另外，要求乞讨者有很高的道德水平（有礼貌，不撒谎，不要带小孩乞讨，不要骚扰别人等），其实也是不切实际的期许。穷人并不必然质朴，要知道贫穷带来的伤害绝不仅仅是物质匮乏，还有对精神的扭曲。如果只有浑身都是美德的弱者才能赢得旁人的同情，这门槛未免太高了。所谓悲悯，意味着面对复杂现实，仍然能保有同情之理解。
乘客希望有舒适的环境，这是正当的要求；乞讨者把这视为谋生的手段，也同样可以理解。由是产生利益的冲突，这就需要一个不偏不倚的裁量者，那就是公共权力。如果乞讨者确有违法，那么依法处理即可。即便这样并不能够禁绝乞讨，但也只能到此为止。
有人说既然不解决问题，就需要加大惩罚力度。但想想看，送乞讨者到收容站，他们只要表示不愿意被收容就能出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恢复收容遣返制度强行收容——那孙志刚岂不是白死了？如果要修改现有法规，采取更严厉的处罚方式，但这只是轻微违法，那还要不要“罪刑相称”原则？而在现有法律框架之内，再多走一步，便是越界。上海警方乞讨排行榜，便有越界之嫌，因为法律并未授权警方可以此类排行榜。
更糟糕的是，警方在宣传上颇有污名化乞讨者之嫌。比如称乞讨者“一秒钟赚到100美元”，其实不过是有次某位外国人给了一位乞讨者100美元。甚至连乞讨者吃十多元一份盒饭，也被拿出来说事——难道乞讨者就不能吃正常的饭食？
于是，收入高、生活舒适、普遍恶言恶行、背后有组织操纵，甚至拐卖小孩、制造残疾人，成了广为人知的乞讨者形象。实际上，这些说法，没有一项能够站得住脚，既不符合经验，也不符合逻辑，不过是把特例视为普遍（比如“一秒钟赚到100美元”）制造出来的假象。试想如果真的月入过万，从事这个行当的人势必大大增加，怎么可能一个城市才几十上百个？但是在警方、媒体、大众的合力传播之下，前述乞讨者形象已经成了根深蒂固的都市传说。乞讨者没有开口的机会，甚至没有开口的能力。
乞讨者篇9
广东惠州在布置整治乞讨者的行动，民政、交管、城管、公安等部门将对街头乞讨进行“综合执法”。惠州市救助站《致市民的一封信》已经发出，呼吁广大市民劝导流浪乞讨人员到救助站求助，不要直接向他们施舍钱物。
近年来，街头乞讨成为相当一些城市的头疼问题。头疼之中，夹杂着城市秩序与城市形象两重话语，这种夹杂使得讨论往往变得缠夹不清。基于秩序追求的管理，与基于形象追求的管理混为一谈，使讨论很容易变成乱战。
城市正常运转对秩序有着一定要求，例如一些特殊地段可能不宜于乞讨，比如行车道不宜于乞讨，这都是可以理解的。而基于形象追求，乞讨行为不是管理到不违秩序的水平，而是乞讨者只有消失无影才合意。
“形象追求”具有话语强势，“秩序需求”具有道义强势。因此，“秩序”往往被作为“驱丐运动”或“逐贩运动”合理性的证明，“形象提升”的追求遂以偷天换日、暗渡陈仓的方式出场。这种情况在惠州同样出现。问题似乎是交通灯变红，乞讨者穿行车流间，安全有隐患，交通受影响，但“综合执法”的意图并非如此局限，它是要“巩固创建（文明城市的）成果、提高惠州形象”，由此惠州街头不能有乞讨现象。
这就样，城市形象的考虑，指向了最卑微的生计，竟然发展到由政府专司弱者救助的机构发出劝阻街头施舍的劝告。劝导乞讨者去往救助站、施舍通过政府或专设慈善机构进行，则是降低人们良心不安的阶梯。很难设想施舍如此“规范”，将何以落实到乞讨者身上，而乞讨者说的救助站只能管几天，也确实会成为乞讨者不愿前往的理由。这样一来，不要自行施舍的劝告，实际上变市民为“驱丐运动”的助手。
“乞丐十个有九个是职业的”“乞丐发了财在家乡盖楼房”等说法来自于官方，令人惊讶。这是消除愧疚感的救场材料，但乞讨者究竟生活在怎样的世界，其实并无人知，乞讨者在家乡盖楼房，难道是有一定量的调查的说法吗？至于乞讨者是否十有九个属于职业性的，更是不值得认真对待。虽然在欧洲曾有过法律禁止乞讨的时期，但在中国，确如乞讨者所言，“从古到今流浪乞讨不违法”。“九儒十丐”的古语，主要说的是儒者地位问题，但也说明乞讨被社会承认为一种营生。“三百六十行”中，包括乞讨这一行。
乞讨者生活在人口最密集地带，却自古就是社会的幽暗群落。其幽暗之处不仅在于他们无言发声，而且在于人们不知道眼皮底下的他们到底怎样生活。这个群落往往有着“工作区域”的划分，“丐帮”里可能有着人身控制，甚至还有着包括摧折幼童在内的不法行为。同时，这个群落里也真实地寄存了社会中最无法实现尊严也往往最缺乏尊严感的人口。
人们不明晓乞讨者的生活，施舍不施舍只是瞬间决定，这决定发乎不忍和怜恤，多数情况下人们无心机和能力分辨他们是义丐、循丐、真丐还是恶丐、刁丐、假丐。乞讨行为的可持续性，依靠着“瞬间同情”在社会中一定的概率分布。乞讨者在人口中的比例也因这一概率而被维持在相对平衡的水平，除非战争和饥荒等例外才会产生大的扰动。
乞讨者篇10
虽然存在争议，但一般认为乞讨构成商业招揽因为钱转移到乞讨者手上之后，乞讨者会根据自已的意愿来使用这些钱。因此，虽然乞讨仍然可以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却要比其他受保护的言论的保护程度要低一些。也有人主张乞讨过程中，施予者并没有从乞讨者身上获得任何东西，因此乞讨并非商业言论，应当得到第一修正案完全的保护。
在edenfield诉Fane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一项注册会计师招揽客户的禁令。法院认为招揽客户是一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商业表达。因此，只有当政府能证明这种规制仅仅是为了实现重大的政府利益时才能绕过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约束力。Kennedy法官解释道“一项对个人招揽行为的禁令的合宪性在于招揽者和被招揽着的身份，以及招揽当时的环境”，“某一种招揽行为，即时并非具有欺诈性也可能因为它的频率或激烈程度，使得招揽的对象感到威胁、烦恼、或骚扰。而保护公众免受此种招揽行为带来负面影响是一项合法重要的政府利益”。
Fane案中，政府想要禁止注册会计师从其他会计师手中招揽客户。法院将注册会计师招揽的对象描述为“十分了解会计师服务的商业主管”。想要获得正当的理由来管制这些会计师的招揽行为，政府必须要证明“此种管制行为是为了解决某种严重的问题，并且政府即将施加的阻止措施确实能够很大程度上解决此种问题。Fane案中，政府未能够证明对会计师招揽行为的管制构成一项重大的政府利益”。按照Fane中法官的逻辑，一旦法院认定乞讨行为构成商业言论，那么只要国家或者地方政府能够证明乞讨者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或者给众多行人带来威胁，乞讨行为就很可能会被限制或者禁止。
二、公共论坛理论
政府对那些在长久以来被用来进行公共演讲的地方进行的言论的管制需要满足更高的要求。Black大法官和Roberts大法官曾在Hague案判决书的引导段中写道：“（公园和街道）长久以来都被认为是公共场合，被公民用来进行集会，交流思想和讨论公共问题。”如果接受两位法官的观点，并要求政府只能根据与实现压倒性的政府利益有严密关联性的法规来管制街道上的乞讨行为，可能干涉政府维护公共秩序的职责。第九巡回上诉法庭在一项判决中指出，将街道归类为传统公共论坛并不要求意味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形下都永远可以进行自由言论。
乞讨行为是否应该受到保护，并不一定要建立在公共论坛理论之上。乞讨作为一种招揽行为，与在街道上集会游行或者拿着标识牌站在路边不同。尽管在iSKCon案中，最高院基于认定机场不是公共论坛而支持了一项禁止在机场进行招揽的命令，但是Kennedy大法官同时也承认，即使机场被认定为公共论坛，这项禁令不会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他认为“即使对于公共论坛，也存在着对言论管制的标准，而根据这些标准，机场管理部门对于在其航站楼内的招揽和接受资助行为的管制应当被支持。只要言论管制只要符合合理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或者针对表达行为的非言论部分”在乞讨被作为一种纯言论而受到保护的体制中，公共论坛理论使得政府能够限制在某些环境下的乞讨行为，比如地铁上。5根据公共论坛理论，政府在非公共论坛中对言论相关的行为的管制权力远远大于其在公共论坛中的管制权力。因此，界定论坛的性质十分重要，如果是非公共论坛，那么政府管制乞讨的行为更有可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审查。
三、慈善募捐
根据最高院的观点，慈善募集通常都与言论自由权的行使密不可分，因此必须被视作受到保护的言论。有人认为这种紧密关系式是由于慈善资金的募集体现美国经济分层体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
在VillageofSchaumburg诉CitizensforaBetterenvironment中，募集者用募集到的资金来进行募集演说。慈善组织应该违反了“75%的募集资金应当用来进行捐助而不得用于机构管理”。在Schaumburg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募集资助无疑受制于合理的管制，但是此种管制必须十分谨慎，因为事实情况是，募集行为总是与为了特定目的寻求支持或者与表达对特定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的观点的权利密不可分。”
在Young诉newYorkCitytransitauthority案中，第二巡回上诉法庭将乞讨和慈善募集区分开来，并用措辞严厉地写道：“有组织的慈善基金通过增进交流和传播思想来服务社会，然而乞讨行为除了对公共利益造成威胁之外，一无是处。”然而meskill法官在Young案中指出，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角度来看，乞讨与慈善募集并无差异。不这样认为的话，就意味着个人的困苦在法律上来说，比某个组织维护的利益得到更少的保护。
在Loper诉newYorkCitypoliceDepartment案中，第二巡回法院的法官认为乞讨构成慈善募集：“频繁的乞讨通常伴随着希望得到食宿，衣物，医疗保障或者交通费的言语。就算没有这样的语言，一个蓬乱不堪，无家可归的人伸出手索要救济的形象本身就传达了需要帮助的信息。我们认为为慈善组织募集资金的人和为自己寻求救助的人之间在信息传达方面没有任何差别。两者都是寻求他人的慈善救济。从宪法第一修正案角度来看，两者之间的差别十分微小。”
四、o'Brien标准
尽管要求金钱或者接受金钱资助的行为可能是行为而非表达，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行为同时也传达了一种“需要支持和帮助”的信息。这样，对乞讨行为的管制就需要从最高院在美国诉o'Brien中发展出来的标准来进行考察。根据o'Brien标准“政府的管制的必须在宪法赋予的权力范围内实施；或者是为了实现重要和实质性的政府利益；或者实现政府利益并不会抑制言论自由；如果对言论自由的偶然管制不超过实现政府利益所必须的程度。”
但是，最困难的问题是这一标准到底是否适用。如果乞讨行为本身被认定是一种言论，那么对乞讨的管制无疑超越了宪法赋予政府的权力。这一问题存在着很大争议。当然也可以为了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先假设乞讨时一种言论，然后继续探讨这一标准的其他因素。
在Loper案中，警署争辩道许多乞丐用虚假或欺骗的手段来骗取钱财，或者成天守在银行或者atm机旁边，如果允许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无疑会变得越来越有攻击性。因此，对于乞讨行为的管制是为了控制乞讨行为所带来的社会威胁，而这一权力完全在政府正常的管制权限之内。可以看出来，在Loper案中，警署正是企图通过说明对乞讨行为的管制符合重要的政府利益来证明其管制的合理性。
在美国诉o'Brien中，最高院判定焚烧兵役应征卡构成犯罪，尽管焚烧行为本身作为反战示威的一部分，确实含有表达的因素。尽管政府有其他途径来对士兵进行身份标识，但是法院仍然认为政府禁止征兵卡焚烧具有重要的政府利益。与焚烧征兵卡的行为相比，乞讨行为就更不像是一种表达行为了。也就是说，法院应当看政府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一项合法的政府利益还是为了压制言论自由来判断其行为是否合法。这样一来，根据o'Brien案法官的意见，一旦从在合理的政府利益，只要此种利益不是微不足道的，法院就必须接受这种利益的存在，并且进一步判断o'Brien标准的最后一项内容，即“政府对言论自由的偶然管制是否超过实现政府利益所必须的程度”。
Loper案中，法院认为禁止所有的乞讨明显是不必要的，因为许多不具有攻击性的乞讨并不像警署所说的那样具有危害性。如果按照文义来解读o'Brien标准的最后一项内容，那么可以很自然的认为，如果政府有其他的方法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并且对给言论自由带来的影响更少，这样政府的行为就没有满足最后一项必要性的要求。法院的解读正是按照文义来解读的。但是这样的解读与o'Brien案最后的判决是不一致的，因为在o'Brien案中，即使应征卡被焚毁，政府仍然是有其他途径来标示应征者的身份的，但是最高院还是支持了对应征卡焚烧行为的禁止。
在wardv.RockagainstRacism案中，最高院认定，只要某项规定与实现政府合法切内容中立的政府利益具有严密的关联性即为符合了o'Brien标准的最后一项要求，即使这项规定并非限制最少的方法。
法院的这一解释给政府追求合法目标提供了余地，却没有说明什么时候政府的行为可以符合o'Brien标准。同时，没有对和平方式的乞讨和具有攻击性的乞讨，以及非欺诈的乞讨和欺诈性的乞讨加以区份。因而法院就必须承担权衡政府一般管制和实现政府目的的责任。不幸的是，将法院放在这样的位置会使得他们在审判案件的时候过多地依赖于他们对乞讨行为的个人观点。国家和地方政府禁止所有的乞讨行为因为仅仅禁止具有攻击性或者威胁性的乞讨十分困难。
o'Brien标准适用取决于法官怎么权衡政府利益和乞讨对于流浪人员的重要性。因此，尽管o'Brien案提出了这一问题，但是对于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却几乎没有任何指导意义。
五、时间，地点和方式分析法
在某些情形之下，“时间，地点和方式”分析法与o'Brien标准无异。但是两者又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因为限制乞讨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不会完全剥夺乞讨者表达能力。Kennedy大法官在支持iSKConii案中的的乞讨禁令时采用了一种不同的途径并将禁止亲自乞讨的禁令和禁止其他方式乞讨的禁令区分开来。禁止乞讨的目标是亲自乞讨。在iSKConii案中，他投票支持对现场索要金钱的乞讨行为进行禁止，因为此种行为可能增加欺诈和胁迫的风险。与此同时，Kennedy大法官认为根据管制规定，就算乞讨者没有当场拿到金钱，但是他仍能够继续散播信息，比如，他可以分发预先写好收件地址的信封，那些捐助者可以据此汇出他们的资助。也就是说，政府管制的内容不包括分发预先写好收件地址的信封，而是从那之后才开始。从这个角度看，这样的禁令就可以被视作是一种针对特定时间、地点和方式的管制。
尽管如此，这一问题的关键仍然是是否将乞讨行为本身视作言论。并且，预先写好收件地址的信封的替代方法是否可行也十分值得怀疑。虽然乞讨行为当然包括当场乞讨，并且可能存在隐患，但是试图通过限制乞讨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对于问题的解决也并无裨益。如果说公共街道不适合乞讨，并不是出于到时间、地点和方式等因素的考虑，而是由于乞讨本身的性质。
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