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防范原则篇1
一、最大诚信原则概述
（一）最大诚信原则内涵分析
最大诚信原则是相对于诚信原则而言的，在诚信程度上通过界定最大（utmost），以强调该原则与诚信原则的区分。笔者试图运用比较研究手段，将最大诚信原则与诚信原则进行比较，从而界定最大诚信原则基本内涵。二者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如上表所述，最大诚信原则是基于保险合同的射幸属性和高额赔付属性，通过要求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最大限度、最大程度地遵守诚信，而形成的保险原则，其本质是诚信原则的更高要求和有机延伸。
（二）最大诚信原则特征分析
最大诚信原则规定在英国海上保险法第17条“海上保险合同是建立在最大诚信基础上的，如果合同任何一方不遵守最大信用，另一方即可宣布合同无效。”通过对该条文进行实证分析，笔者认为该原则有5个基本特点。
1.语义模糊性
最大诚信原则的违反条件仅规定为“不遵守最大信用”，而何为“最大信用”，却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规定，仅在第18条第2款关于告知义务的内容中界定了“重要情况”的概念和验证标准，以保险合同中任意一方未将“重要情况”告知对方为由，作为违反最大诚信原则的情形。考虑到英美法系遵循先例的原则，最大诚信原则只能通过丰富的案例支撑界定“最大信用”的标准。此外，关于最大诚信原则的适用时间，原文没有规定，这给国际商事实务中签订合同后双方是否继续适用最大诚信原则带来了严重争议。
2.义务双向性
最大诚信原则规定的义务具有双向性，无论保险人还是被保险人，都能够以对方违反该义务为由，宣布合同无效，从而避开先前签订的保险合同的义务约束。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被保险人承担义务更多。
3.救济单一性
根据第17条规定，违反最大诚信原则的救济途径只有宣告合同无效，没有做出进一步要求赔偿等相关的救济途径。而合同无效本身是较为严重的后果。如此来看，最大诚信原则的救济途径较为单一，且救济后果十分严重，在实务中很容易造成双方利益的失衡，有违反其立法目的的嫌疑。
4.权利选择性
第17条中，对没有违反最大诚信原则的合同当事人，即守约方，原文用“可以（may）”解除合同。即合同解除权具有选择性，守约方可以选择解除合同来保证自己利益的实现，也可以选择不解除合同，但是如上文所述，最大诚信原则的救济具有单一性，如果放弃解除合同的权利，实质上也就放弃了对违反最大诚信原则违约的法律救济途径，因此对待权利的选择性要格外慎重使用。
5.因果力欠缺
在原文的表述中，违反最大诚信原则的要件仅列举了“不遵守最大信用”，而没有明确不遵守最大信用与违约损害的因果关系，使得因果力欠缺。如果不明确规定因果力问题，那么就任何无关情况，保险人均可以以违反最大诚信原则为由宣告合同无效，这给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性和风险。（三）最大诚信原则适用时间分析
所谓最大诚信原则的使用时间，指最大诚信原则对哪段时间内的行为有约束力。关于最大诚信原则的适用时间段，学界一直存在争议，这种争议一方面是由于前文提及的条款语意模糊性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反映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利益变动情况的需要。目前学界主要存在“前合同义务说”和“后合同义务说”两个观点。
1.前合同义务说
“前合同义务说”认为，最大诚信原则仅适用于合同订立前，被保险人有义务将相关重要情况告知保险人，从而由保险人确定是否订立保险合同以及确定保费金额。对于合同签订后，双方不再负有最大诚信原则规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能够对合同签订后另一方违反最大诚信原则为由单方面宣告合同无效。
主张“前合同义务说”的主要原因在于mia1906第18条中规定了“告知义务”仅限于合同订立之前，由此推断，以告知义务为主要内容的最大诚信原则也应该仅适用于合同订立前。
2.后合同义务
“后合同义务说”认为合同订立后（合同履行中）的最大诚信义务（重点指的是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仍然贯穿于双方当事人的保险合同关系中，尽管对相应义务的要求与表现方式不同。该观点的经典判例是1985年的李特森·帕莱特一案。该案赫斯特法官认为，保险双方当事人签订保险合同后，如果事实被隐瞒的原因是由于被保险人的故意或者过失引起的，就可以认定被保险人违反了最大诚信原则。
主张“和合同义务说”学者认为“前合同义务说”的不合理之处在于，不能仅通过18条的“签订合同前”条款推导最大诚信原则的适用时间，因为是最大诚信原则派生出告知义务，而不能以告知义务的适用时间反过来推导最大诚信原则的适用时间③；另一方面，将最大诚信原则的适用时间延长到合同签订后，有助于维护保险人的利益，这也是符合当时的保险业务发展实际需要。
笔者认同“后合同义务说”的观点，因为17条本身并没有明确界定最大诚信原则适用时间，因此不宜人为地排除合同履行过程中最大诚信原则的适用。此外，最大诚信原则的立法本意在于平衡双方的保险利益，解决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保险风险，避免引发道德危机，因此只有延长该原则的适用时间，才能够更好地实现立法本意，指导国际保险实务。
二、以“最大诚信原则”主张保险合同无效的风险防范
（一）最大诚信原则对保险合同双方的义务约束
最大诚信原则不仅是指导保险合同订立、履行的基本原则，还在实践中具化为对被保险人和保险人的义务要求，具体表现如下：
1.对被保险人的义务约束：告知义务和保证义务
（1）告知义务。告知义务指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应把与保险标的相关的重要事项如实地、客观地、全面地向保险人加以陈述，即如实告知。
确定告知义务的依据是为了追求经济上的效率和兼顾法律上的公平。如果被保险人不承担告知义务，保险人调查保险标的的工作量和工作成本会过高，降低了订立保险合同的效率；告知义务也有助于实现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投保人之间的公平。
确定告知义务内容的标准通常采用mia1906第18条“重要情况”说：被保险人知悉或在一般保险业务中应该知悉的，所有能够影响谨慎的保险人做出是否承保的决定或确定保险费的重要情况。
告知义务有无限告知和询问告知两种，我国《海商法》采用无限告知主义，即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告知内容的具体范围，被保险人应该全面、主动地向保险人告知和保险标的的风险状况相关、而且被认为是被保险人知悉或应当知悉的一切重要情况。违反告知义务，在mia1906中仅规定了宣告合同无效一种法律后果，显得过于呆板、僵化。而我国《海商法》则依照投保人的心理状态，把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分为重大过失和故意两种，予以区别对待，相比较而言，更富有弹性，契合实际。
（2）保证义务。保证义务是指承诺保证，即被保险人承诺某种事实状态存在或者不存在，承担履行某种行为或者不行为。
保证义务分为明示保证和默示保证两种。明示保证指的是以书面形式记载在保险合同中的保证事项，默示保证是指未在保险合同中写入，但是根据法律条文规定或管理被保险人应该的作为或者不作为的事实。虽然默示保证的事项没有出现在保险合同中，但是它与明示保证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依照国际惯例，被保险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违反。
mia1906规定只要被保险人违反了保证义务，保险人就可以解除保险合同。这对被保险人来说，义务过于苛刻，它一方面要求被保险人丝毫不差地遵守保证，另一方面又主张保证的情况不受重要性的限制，其严厉性遭到学界的广泛批评。
2.对保险人的义务约束：说明义务和弃权与禁止反言义务
（1）说明义务。说明义务是指订立保险合同之际，保险人向投保人如实解释条款的含义、内容，尤其是免责条款的义务。
确定说明义务是基于保险人从事保险业务经营、精通保险条款而造成双方信息不均等的考量。在实务中，保险合同往往是提前拟定好的，很难根据投保人意愿进行实质上的修改，因此保险人要遵循最大诚信原则，对保险条款尤其是涉及免责条款的内容进行说明，使投保人在充分了解合同的前提下自愿投保。
我国海商法没有对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做出规定，违反说明义务时，应适用《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即未“明确说明”时，免责条款就不生效，但其他条款效力不受说明义务制约。
（2）弃权与禁止反言义务。弃权，是指保险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放弃其在保险合同中的某项权利，一般指保险人放弃了合同解除权或者抗辩权。该权利是对上述最大诚信原则“权利选择性”特征的延伸。
保险人构成弃权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保险人得知被保险人未履行义务的实施，并知道自己有解约和抗辩的权利；二是保险人必须以默示或明示的意思表示放弃自己可以主张的某项权利。
禁止反言义务，指的是保险人放弃他在合同中的某项权利后，今后不可以再向投保人主张这项权利。
投保人主张使用禁止反言义务的条件包括：一是为了获取投保人的信任，保险人对重要情况做出不真实或错误的解释。二是投保人善意相信保险人给出的解释。三是由于信任保险人，致使自己的行为受到损害。
（二）最大诚信原则的风险点解析
在明确最大诚信原则对双方当事人的具体义务要求后，笔者试图从上述具体义务中找出可以令一方任意援引最大诚信原则、滥用合同权利以解除合同，给对方带来的风险点。
1.被保险人的风险点
（1）重要情况的标准模糊。我国海商法采用的是无限告知主义，这意味着被保险人需要告知一切可能成为“重要情况”的事宜，告知义务十分繁重。而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十分苛刻——解除合同。这就给被保险人带来了风险：保险人可以以“被保险人没有告知保险人认作‘重要情况’的信息”为由，单方面解除合同，而被保险人不仅需要承担相应的保险利益损失，还损失了索赔机会，遭受了双重损失。因此，重要情况的模糊标准给保险人滥用最大诚信原则带来了可能。
（2）默示保证的不确定性。默示保证并没有写在保险合同中，却被视为与明示保证具有同样的效力。这对新从事国际商事活动，不熟悉相关国际惯例的被保险人是不公平的。此外，笔者认为不应要求被保险人了解一切“保险人或者国际惯例认定为默示保证”的行为，因为国际惯例的形成具有阶段性、长期性特征，难以明确把握，而且这种要求也是很难实现的。由此来看，默示保证的隐合同属性给被保险人带来了违反最大诚信原则的可能性。
（3）危险通知送达。如前所述，最大诚信原则在合同订立后依然适用，这就意味着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被保险人一方需要随时将发生变动的信息告知保险人。如果被保险人告知的信息由于相关原因没有及时送达保险人，此时保险人可以违反最大诚信原则为由宣告合同无效。在海运实务中，时刻都有遭遇风险或意外情况的可能性，并且受制于通讯技术，要求被保险人随时告知情况变动可行性较低，这加重了被保险人的义务，带来了风险点。
2.保险人的风险点
（1）说明事项的范围界限。尽管说明义务的重点在于免责条款，但当前并没有法律清晰界定说明的事项是否仅限于免责条款，这就加重了说明义务的实际履行负担，额外造成了保险人说明义务繁重的情形，给被保险人任意援引最大诚信原则解除合同，或排除免责条款的适用带来了可能性。
（2）履行弃权后的损失赔偿。弃权义务突出了保险人的选择属性，但在单方面强调弃权的结果，这就给保险人因自身原因错误做出弃权决定后，如何弥补损失带来了风险。受制于禁止反言义务，保险人不得随意变更已做出的弃权意思表示，从而使得保险人的利益无法弥补。因此保险人做出弃权的决定应慎重。此外，我国《海商法》、《保险法》以及《合同法》却没有明确规定弃权与禁止反言，在操作中但凡涉及弃权与禁止反言的案件难以找到法律上的依据。
（三）最大诚信原则的风险防范
在充分分析双方当事人的风险点后，笔者认为双方应从如下做出风险防范措施。
1.被保险人的风险防范
首先，被保险人应尽可能详尽地提供自身信息，对待“重要情况”标准，要做最大化地解读延伸，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信息，从而规避违反告知义务情形的发生。换言之，宁可告知全部，不可漏报一条。
其次，被保险人应该呼吁行业协会进一步明确国际保险合同中的告知事项和默示保证义务事项，并定期更新相关规定。行业协会具有专业性、中立性的特点，其制定的相关协议能够有效解决法律的刚性问题，妥善处理好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
最后，被保险人可以积极向立法部门建议，在我国海商法中明确默示保证义务的内容和效力，从而进一步明确默示保证义务的界限，避免触碰法律禁区。
2.保险人的风险防范
保险人相对于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因此风险点较小，具体来说，主要做好说明义务的风险防范。保险人在履行说明义务时，应对保险合同做出耐心、细致的解读，尽可能把被保险人假想成第一次从事保险合同业务，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将合同说明制成解析手册，在订立合同前，送至被保险人处，以这种方式提升告知效率，规避告知风险。
其次，保险人因慎重履行弃权义务，行使弃权义务前，要经过充分调研和反复抉择，不能盲目追求工作效率，牺牲抉择准确度。针对现行法律对弃权与禁止反言义务的欠缺，可以呼吁通过具体制度体现弃权与禁止反言，如规定保险人弃权的概念、方式、要件，明确弃权的范围、产生禁止反言的条件。同时适当兼顾保护保险人的利益，避免弃权给保险人带来过多的不利，规定保险人可以适用权利保留的告知与非弃权协议的方法，事先明确保险人的哪些具体行为不能被投保人理解为保险条款项下的弃权。
综上所述，最大诚信原则作为判例法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模糊性，需要用具体的判例去详细解读，找寻标准，这对我国的法律移植带来了困难，也为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带来了一定的风险，需要双方在既定的法律体制下，采取积极的措施，有效应对风险，实现良性交易。
注释：
刘新宇，刘新平.海上保险之最大诚信原则.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
司玉琢.中国海商法基本理论专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风险防范原则篇2
关键词：财务风险；防范；原则；问题；策略
当前我国企业财务风险防范水平还比较低，面对越来越大的财务风险，很多企业财务风险防范问题重重，这给企业财务风险的发生埋下了隐患。财务风险作为在企业经营中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在当前企业之间竞争不断加剧，生存压力与日俱增的情况下，财务风险成为了导致企业经营失败的最主要因素，调查显示，我国超过80%的企业经营失败直接诱因都是财务风险。这客观上要求企业高度重视财务风险的防范，客观审视分析自身财务风险防范方面存在的不足以及问题，进而采取针对性的解决策略，实现企业财务风险防范水平的提升，将财务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畴之内，从而促进企业更好的发展。
一、财务风险防范原则
财务风险防范本身是一项专业性、系统性很强的工作，要做好这一工作需要遵循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原则。
1.未雨绸缪原则
企业财务风险防范的重心在防范层面，因此这一工作开展中需要做到未雨绸缪，注意财务风险的预警分析，如果等到的风险发生再进行干预，很多时候一些损失以及负面影响很难进行消除。未雨绸缪要求企业财务风险防范方面需要注意分析风险发生的征兆，建立起来风险预警机制，从而将财务风险露出苗头的时候就及时进行干预，避免财务风险的发生，或者即使不能避免，也可以分散风险、减缓风险发生时间，减少风险危害。
2.全员参与原则
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不是仅仅是企业财务管理部门或者某些人的事情，而是需要全员参与，实践证明，仅仅依靠财务部门财务管理人员以及企业管理层的配合，而没有广大员工的积极参与配合，财务风险防范很难取得良好的效果。因此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中，需要企业将财务风险防范目标需要进行层层分解，让每一个员工都明确财务风险防范中自身所承担的重要职责，从而履行好自身的职责，参与到企业财务风险防范工作中去，减少财务风险发生的概率。
3.动态调整原则
财务风险防范需要做到动态调整，对于企业来说，不同阶段财务管理目标不同，财务管理环境不同，财务风险承受能力不同，这客观上也要求财务风险防范也需要做到动态调整，只有如此才能够做到财务风险防范策略的适用性，从而最大限度的提升财务风险防范效果。反之如果财务风险防范做不到动态调整，忽视其与财务管理要求变化、财务管理环境变化之间的匹配性，财务风险防范效果必然会走低。
二、企业财务风险防范问题
当前我国企业财务风险防范方面存在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就是风险防范理念落后、预警缺失以及方法落后，具体阐述如下。
1.风险防范理念落后
财务风险防范理念落后是很多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落后的理念往往会导致企业财务风险防范工作走入歧途，企业财务风险防范理念的落后往往就中在缺失风险理念、预防理念、创新理念，在这些理念缺失的情况下，企业财务风险防范工作被边缘化，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视，财务风险防范工作更多的是被动应对风险，做不到对于财务风险的主动预防，同时财务风险防范过于僵化保守，防范工作难以做到不断创新，从而影响到了财务风险防范效果。
2.风险预警机制缺失
财务风险防范的最理想状态就是将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而不是在风险发生之后疲于应对，当前很多企业财务风险防范中突出问题之一就是缺失风险预警机制，对于各种潜在财务风险做不到及时把握，从而贻误了财务风险防范的最佳时机，导致本来可以避免的财务风险因为没有及时察觉而被放大，这往往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
3.风险防范方法落后
从企业财务风险防范方法来看，很多企业存在财务风险防范方法落后的问题，依靠经营管理者定性分析估算财务风险的方法比较主流以及普遍，财务风险大小估计基本上就是依赖于管理者主观经验，缺少定量方面的分析。在财务风险防范化解方面也更多就是事后止损、分类估算，很难最大限度的减少财务风险所带来的危害。
三、企业财务风险防范策略
在企业财务风险防范的具体策略方面，需要企业紧紧围绕财务风险防范中存在不足，遵循财务风险防范的一般原则，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来不断努力。
1.更新风险防范理念
财务风险防范理念方面需要企业与时俱进树立正确的防范理念，以正确的理念来指导财务风险防范工作的具体开展，从而确保这一工作效果的持续提升。在具体的财务风险防范理念方面关键就是要树立风险理念、预防理念、创新理念，对于企业财务管理活动中存在的各种风险需要企业客观看待，保持对于财务风险的警惕，高度重视企业财务风险防范。同时要对于财务风险做到主动预防，未雨绸缪，通过事先做好大量的基础工作来有效防止风险的发生。还有就是在风险防范方面不断创新，破除固有落后理念的桎梏，鼓励员工在财务风险防范方面去创新，推动这一工作更好的发展。
2.完善风险预警机制
企业财务风险防范需要注意风险预警机制的构建，借助于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来及时发现企业财务风险，为企业应对潜在的财务风险提供准备时间。风险预警机制的构建关键是要建立起来科学合理的预警指标体系，确保预警指标体系的敏感性、相关性，从而通过指标变化来的及时的财务风险。同时要加强财务风险防范预案的设计以及演练，一旦发生财务风险，可以根据预案及时的进行应对，减少财务风险发生带来的损失。
3.创新风险防范方法
在财务风险防范方法层面，企业需要不断创新探索，引入更具效度以及信度的财务风险防范方法，改变主观经验为主的定性分析法，注重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风险防范方法的使用，举例而言，模糊分析、层析分析等等。同时在财务风险分散、规避、转移等具体策略方面也需要企业去积极开拓思维、解放思想，不断进行创新。为了更好的利用这些新的风险防范手段，需要加强财务人员的培训，通过强化培训，来让其更好的掌握这些方法以及手段，从而有效进行财务风险的防范。
做好财务风险防范工作对于企业财务风险规避以及经济效益提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未来企业需要注重财务风险防范工作的开展，在树立正确的财务风险防范理念前提下，积极借鉴行业内外企业在财务风险防范方面的成功经验，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探索出来一条更加有效的财务风险防范路径，从而最大限度的提升企业财务风险防范水平，为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多的保障。（作者单位：山西省大同市同煤集团同煤日报社）
参考文献：
[1]霍杰.现代企业财务风险防范和控制研究[J].中国经贸，2014（12）.
风险防范原则篇3
[关键词]风险预防原则；环境风险；环境法。
一、风险预防原则的产生与发展。
（一）风险预防原则的产生。一般认为，风险预防原则最早源于联邦德国vorsorge法则①，该法则的核心是社会应当通过认真的提前规划和阻止潜在的有害行为来避免环境破坏。
1976年联邦德国议会通过的空气清洁法就将风险预防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纳入其中，它赋予德国政策的制定者在缺乏科学确定性，但又担心出现不可逆转的环境损害时，可采取风险预防措施的权利。联邦德国在处理酸雨、全球变暖和北海污染的问题上就经常引用该原则以证明其所采取的强硬政策的合法性，并在当时大大地促进了德国环保产业的发展。
（二）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环境法中的确立和发展。风险预防原则被提出后，首先在国际环境法逐渐得到了肯定和采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风险预防原则开始频繁出现在一些保护环境的国际条约、协议和宣言中。较早使用风险预防原则表述的国际文件是1982年《世界自然》，而在1987年第二次保护北海国际会议通过的部长宣言中则明确提出了风险预防原则，即：“为了防止北海遭受危险的物质可能带来的损害，预防的方法是必要的，它可以要求即使在没有明确的科学证据能证明因果关系的情况下，也要采取行动控制这一类物质的排放。”[1]1987年《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对于确立和传播风险预防理念具有重要意义，该议定书在当时对于氟氯氢化物与臭氧层破坏的关联上并没有确切科学证据的情况下仍然规定：缔约方“决定为保护臭氧层，采取预先防范性措施，平衡地控制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全球释放总量”。
20世纪90年代是风险预防原则全面发展和落实的一个重要阶段，它被更多的国家理解并接受，其适用范围和领域越来越广，并成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就指出：1990年以后的国际环境法律文件几乎都采纳了风险预防原则。[2]其中值得一提是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该会议通过的《里约宣言》对风险预防原则的确认具有里程碑意义。《里约宣言》第15条专门规定：“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按照本国的能力，广泛适用预防措施。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的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科学充分确实证据为理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环境恶化。”同时，作为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两个重要成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也都把风险预防原则作为实现自身目标的重要原则之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条第3款规定：“各缔约方应当采取预先防范措施，预测、防止或尽量减少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并缓解其不利影响。当存在造成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的威胁时，不应当以科学上没有完全的确定性为理由推迟采取这类措施，同时考虑到应付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应当讲求成本效益，确保以尽可能最低的费用获得全球效益。”《生物多样性公约》也在序言中指出：
“注意到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减少或损失的威胁时，不应以缺乏充分的科学定论为理由，而推迟采取旨在避免或尽量减轻此种威胁的措施。”
2000年《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从序言到具体条款都始终贯穿了风险预防原则，在其序言中明确提出将转基因生物体生物安全的国际法律保护，建立在风险防范法律原则基础之上。该议定书的序言第四段重申了《里约宣言》的第十五项原则，正文第1条规定“本议定书的目标是依循《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原则15所订立的预先防范办法，协助确保在安全转移、处理和使用凭借现代生物技术获得的、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使用产生不利影响的改性活生物体领域内采取充分的保护措施，同时顾及对人类健康所构成的风险并特别侧重越境转移问题。”
综上所述，预先防范原则自在20世纪80年代产生以来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已扩展到包括了保护臭氧层、气候变化、有毒有害废物处理、防止水污染和空气污染、生物安全等环境保护的所有领域，成为国际环境法的一项重要原则。
（三）风险预防原则在各国国内法中的确立和发展。国际环境法所确立的风险预防原则反映了国际社会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共识，对于指导各国环境法的制定和修订起着重要的指引作用。一些环境保护法律比较先进的国家已在其国内法中将风险预防原则作为一项法律原则加以采纳，用以防范环境风险。例如，在宪法层次上，2005年2月法国议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认可了风险预防原则。在环境基本法层次上，加拿大1999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在前言中规定“……加拿大政府承诺执行风险预防原则，一旦出现严重的危险或不可逆转的破坏，缺乏完全科学确定性，不得以延迟节省成本措施为理由来预防环境退化，”明确地把风险预防和污染者付费、污染预防、保护环境与人类健康并列地规定为环境法的4个基本原则。法国1998年制定的《环境法典》在第110条第1款规定了风险预防原则，指出“根据这一原则，不允许以缺乏足够的科学技术知识因而无把握为借口延误时机，在费用可接受的范围内，不对可能给环境造成重大损失的、无法避免的可预见灾害及时采取适当的防治措施。”[3]在环境单行法律、法规的层次上，德国《化学物质与化学品法》、丹麦《化学物质与化学品法》、瑞典《化学品法令》与《化学物质排放法令》多处规定了预防的准则，并把预防环境风险和人体健康风险的要求融入到所有条文之中。
二、风险预防原则的主要构成要素。
（一）启动时点：遇有无法接受的危险。适用风险预防原则将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这种环境风险所带来的威胁达到何种程度时才予以适用。对于风险预防原则启动时点有着不同的规定，有的规定的启动条件较为严格，如《里约宣言》规定的是“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的威胁”；《生物多样性公约》则规定“严重减少或损失的威胁”；有的规定的启动条件较为宽松，如199年《巴马科公约》的规定是“可能对人类或者环境导致危害”；2000年《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规定的是“潜在不利影响”。虽然这些条款规定的标准有所差异，但其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包含了承载价值的语言，表达了对可接受损害程度的道德判断。
威胁的严重、重大、不可逆转的具体判断标准是什么呢？
以上列举的环境法律文件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实际上，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环境保护发展的程度以及文化背景等因素的不同，世界各国对环境风险的承受能力也是不同的。因此，在环境标准的制定上肯定存在差异，这就必然会直接影响到各国对环境风险威胁的严重性程度的判断，制定一个统一的严重性标准显然也是不现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预防原则”的启动时点规定为“道德上无法接受的损害”，它包括“威胁到人类的生命或健康的损害；严重和有效地无法挽回的损害；对当代或后代不公平的损害；未有充分地考虑那些受影响者的人权而实施的损害。”这为各国的立法者提供了较为权威的参考。
（二）科学的不确定性。这是指没有充分确实的科学证据。
证明某种行为与危险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说明当科学上对损害的因果关系、规模、可能性和性质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时，“预防原则”仍然可以发挥作用。科学不确定性是风险预防原则区别于以往的环境保护原则的最明显的特点。大部分国际环境条约和各国的国内法都要求不需等到有确定的科学证据，但是至少也应该有合理的根据，这说明风险预防原则不是基于人们的对风险的焦虑认识或情感原因，而是建立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旨在指导人们面临潜在的巨大环境风险时作出明智的决定。风险预防原则的适用只能建立在充分的科学依据之上，即某种形式科学分析是必需的，而若仅仅是幻想或凭空推想不能引发风险预防原则的适用。[4]
（三）成本与效益的评估。风险预防原则的这个要素是指其适用应当在总体的社会、经济影响上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为了避免因适用风险预防原则而付出过高的社会代价，国际社会采纳了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即运用比例原则评估风险预防措施是否符合相称性：一项依据风险预防原则而采取的措施，不但要有制定的必要性，同时需要具有法理上与经济成本上的合理性，并且要使风险预防措施与风险管理之间具有适当的联系。[5]
（四）适当的预防措施的采用。预防措施应当与所选定的保护级别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害大小相对应，即根据不同的风险水平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常用的预防措施包括：禁止性措施、暂停或延缓性措施、使用最佳可行技术、最佳环境实践、寻找替代方法和进一步研究并搜集更多信息等。
三、关于我国环境法确立风险预防原则的思考（一）我国国内法中尚未确立风险预防原则因为时代的局限，作为我国环境基本法的1989年《环境保护法》仅规定了适用于环境损害的“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没有规定和体现风险预防原则。有学者认为我国环境法中现有的“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已经包含了风险预防原则的精神，没有必要再专门对风险预防原则进行确认，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解释是不妥当的。因为从立法的时间来看，《环境保护法》是早在1989年就获得通过，而当时风险预防原则还根本没有传入我国，因此，《环境保护法》的立法意图中不可能含有对该原则的考虑。此外，从立法内容上看，风险预防原则和我们平时所说的“预防为主”的原则是不同的两个原则，认为前者包含在后者之中显然是不科学的。到目前为止，我国只在少数环境领域实施了风险预防原则，如《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45条对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控制作出了规定，除此之外，风险预防原则在其他环境领域是缺乏立法规范的。
（二）我国确立风险预防原则的必要性分析1.确立风险预防原则是防范日益严重的环境风险的客观需要。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只注重经济增长，忽略环境保护，而这种经济增长是以大量消耗、破坏环境资源，造成环境污染为代价的，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的是我国的环境危机也空前加剧了，出现了一系列环境问题；而目前在我国经济转型期，一些急功近利的项目使得我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现象日趋严重，对社会构成了巨大威胁。[6]总体而言，我国的环境问题十分严重，环境风险日益突出。目前我国环境法对于含有科学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尚缺乏规制，但是这类特殊的环境风险一旦发生，将会使我们付出很大代价。
2.确立风险预防原则是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客观需要。目前我国提出要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加快污染防治。我国环境保护进入了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历史性转变的新阶段，而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的新需求。风险预防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如果能在我国环境保护法中确立的话，将对于整个环境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基本内容和基本价值倾向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确立风险预防原则是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虽然我国已加入了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及《生物多样性公约》，但从国内立法的态度上看，我国在对待风险预防原则问题上是比较谨慎的，还未将其确定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为了能与我国在对外关系中有关该问题的立场相一致，并给世界各国树立一个有信必守、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我国应在国内法上积极承认风险预防原则并予以贯彻。
（三）确立风险预防原则的具体建议1.在环境基本法中确立风险预防原则作为基本原则的地位。从国际环境条约和国外立法的成功经验来看，规定风险预防原则，对于预防今后可能发生的重大环境损害，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立法机关正在开展修订《环境保护法》的工作，我们应利用这个时机在我国环境基本法中确立风险预防原则的基本原则地位，并以其指导环境立法、司法和执法活动。只有把风险预防原则上升为环境基本法所确认的基本准则，才能使其发挥协调其他环境立法、指导环境司法和环境执法的作用，才能使我国的环境法律体系全面构筑起一道道预防重大环境风险的制度防线。
2.在重要环境保护领域积极落实风险预防原则。风险预防原则主要涉及到人类、动植物健康领域和生物安全等领域，在这些领域的法律法规中应加入与风险预防原则的相关规定或具体制度，例如我国应当在规范转基因生物、危险化学品专门性法律采取风险预防的措施。
3.建立健全与风险预防原则的相关法律制度。风险预防原则的真正实现，除了确立其基本原则的地位，还需要具体的法律机制和法律制度的配合。目前，我国法律中已经包含了部分与风险预防原则相关的法律制度，如清洁生产制度、标签制度、许可证制度和一定程度的风险性活动实施者责任制度等，但这些制度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笔者建议应增强清洁生产制度的强制执行效力，增加风险性活动实施者的有关保证责任和监测过程中的经济责任的规定，建立环境风险评价制度，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注：
①vorsorge在德语中意为“事先的考虑和担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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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eetheunitednationseducational，scientificandcul-turalorganization:theprecautionaryprinciple，publishedin2005，p13.
风险防范原则篇4
[关键词]风险预防原则；国际环境条约；习惯国际法；国际标准。
起源于德国环境法的风险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自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国际法领域以来，目前已被适用到许多环境保护领域，在众多的国际环境条约中得到直接援引或间接体现①。该原则的精髓在于强调当有环境风险发生或发生之虞时，我们不应以缺乏科学确定性为由而限制必要措施的施行。风险预防原则具有有效应对欠缺科学确定性的环境风险的重要功能。然而，从产生之日起，风险预防原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极大争议性，不论其具体内涵、适用要件，乃至法律地位为何，皆仍欠缺国际共识。风险预防原则的核心问题是其法律效力问题或者说其在法律中的有效性问题，[1]即风险预防原则是否具有真正的法律约束力以及在实践中如何得以贯彻和执行的问题。因而，准确界定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目前，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法律地位问题，域外理论界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风险预防原则已经由国家实践而发展成为习惯国际法，或者至少是一项正在形成的习惯国际法；持相反观点者则否认风险预防原则是习惯国际法。我国理论界有关该问题已有的研究多偏重于对国外学者观点的简单介绍和移植，总体上也是分为两大阵营，即认为风险预防原则已经成为或正在形成一项习惯国际法②以及持相反观点者③。纵观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其更多地关注于风险预防原则是否习惯国际法的争论上。主张风险预防原则尚未成为习惯国际法的学者中，鲜有学者对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法中的地位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澄清和深化。以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环境条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为视角，并以此为基础界定不同用语之间的区别及其不同的法律效力的目前还暂告阙如。针对现有相关研究的缺陷，本文以不同的视角，分析论证现阶段风险预防原则距离其发展成为习惯国际法仍有一段距离，并进而为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法中的地位予以准确界定。
一、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环境条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
纵观相关国际环境条约，风险预防原则或其理念在各条约中所呈现的形态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共有以下四种：
（一）风险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
目前，在条文中直接使用“风险预防原则”这一用语的国际环境条约为数不多，主要包括以下三项：第一，1992年的《跨界水道与国际湖泊保护与利用公约》（Conventionontransboundarywatercoursesandinterna-tionalLakes，以下简称《跨界水道公约》）。该公约要求缔约方遵循风险预防原则，避免有害物质造成跨界影响的措施不因科学研究尚未充分证实此类物质和潜在跨界影响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被搁浅。第二，1991年的《禁止向非洲进口且在非洲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的巴马科公约》（BamakoConventionontheBanoftheimportintoafricaandtheControloftransboundarymovementofHaz-ardouswastes，以下简称《巴马科公约》）。《巴马科公约》首次将损害预防（preventive）和风险预防（precautionary）结合在一起。[2]该公约第4（3）（f）条规定，对于污染问题，每一缔约方应努力采用损害预防和风险预防的方法，防止释放到环境中的物质对环境造成损害。为达此目的，缔约方应以合作的方式采取适当的措施，以执行风险预防原则。这种措施的执行，并不需要以有关该项环境损害科学证据的存在为条件。第三，1992年的《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公约》（Conventionfortheprotectionofthemarineenvironmentofthenorth－eastatlantic，以下简称《东北大西洋公约》）。该公约第2条规定，公约缔约国需要运用风险预防原则，当有合理的根据认为直接或间接排放到海洋环境中的物质可能危害人类健康、损害生物资源和海洋生态系统、破坏环境优美或妨碍海洋的其他正当用途时，缔约方应该采取损害预防性措施（preventivemeasures），纵使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并无具体的证据，亦应如此。
（二）风险预防措施（precautionarymeasures）。
一些国际环境条约虽然没有明确使用“风险预防原则”这一概念，但授权或要求缔约国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采取风险预防措施。这样的环境条约主要包括：第一，1987年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montrealprotocolonSubstancesthatDepleteozoneLay-er）。该议定书中有关风险预防性措施的规定在其序言中。其中序言第6段规定，本议定书的缔约国决定为保护臭氧层，采取风险预防措施，平衡地控制消耗臭氧层物质的全球释放总量。序言第8段言明，缔约国注意到在某些国家或地区层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控制氟氯碳化合物释放的风险预防措施。第二，1992年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FrameworkConventiononClimateChange）。公约第3（3）条规定，缔约国应当采取风险预防性措施预测、防止或尽量减少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并缓解其不利影响。当存在严重的或不可逆转的威胁时，缺乏充分的科学确定性不应当被用作迟延采取符合成本效益措施、以防止环境恶化的理由。为使《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规定的抑制使用石化燃料的责任更加具体与明确，1997年12月，159个公约缔约国签署通过了《京都议定书》（Kyotoprotocol）。虽然该议定书中并没有出现风险预防性措施这一用语，但其序言第4段仍强调此议定书需参照《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条的规定。所以，《京都议定书》仍然体现了风险预防的精神与理念，并使之成为相关减量措施正当化的依据。
（三）风险预防办法（precautionaryapproach）。
使用“风险预防办法”这一用语的国际环境条约主要包括：第一，1995年的《关于执行1982年＜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与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协定》（agreementfortheimplementationofthe1982UnCLoSRelatingtotheConservationandmanagementofStraddlingStocksandHighlymigratoryFishStocks，以下简称《跨界鱼类养护与管理协定》）。该协定第6条对风险预防性办法作了详细的规定，要求缔约国广泛运用风险预防办法以养护、管理和开发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强调在相关信息不明确、不可依赖或不适当时，缔约国需要更加谨慎，不得以欠缺适当的科学信息为由，而迟延或拒绝采取保育与管理措施。同时为了加强对不确定性风险的管理能力以及相关技术的提高，该条还要求缔约国依靠可获得的最佳科学信息和技术处理风险和不确定性、考虑与鱼类种群生产力和规模相关的不确定性，利用数据和研究规划评估对非目标种群、相关的种群及其环境的影响等。第二，2001年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CartagenaprotocolonBiosafety，以下简称《生物安全议定书》）。因为《生物安全议定书》的总体思想就是以风险预防的理念为基础来对转基因生物越境转移进行管理，因而，风险预防的基本原理在该议定书的许多地方④都得到了反应。不仅在序言第4段重申了《里约宣言》原则15，即还在正文第l条规定，本议定书的目标是依循《里约宣言》原则所订立的风险预防办法……并且，在执行条款第10（6）条和第11（8）条中，虽未出现“风险预防”这一用语，但却包含风险预防的精神或理念。因此，有学者称《生物安全议定书》是将风险预防纳入规范的典型协议，为风险预防原则的适用规定了较低的阀值。[3]（p172）。
（四）类似于“风险预防”精神或理念的规定。
在一些国际环境条约中，虽然没有出现“风险预防”这一用语，但却有类似的规定或措施。除上文所提及的《生物安全议定书》外，典型代表是1992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该公约序言第九段规定，注意到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减少或损失的威胁时，不应以缺乏充分的科学定论为理由，而推迟采取旨在避免或尽量减轻此种威胁的措施。尽管该条规定不像《里约宣言》及其他援引风险预防原则或其理念的国际环境条约一样特别强调风险预防办法或声明该措施为预防性措施，没有使用“风险预防”这一用语，但整段文字被视为是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理念的阐述，《生物多样性公约》也因此被视为是对风险预防原则进行实践的国际环境公约。然而，这种序言文字的表达方式也显示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协议者认为风险预防原则的理念仅供缔约国参考，而无以此原则课以缔约国实质法律义务的意图。[4]
二、风险预防原则国际法律地位之争议及评析。
有关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法律地位问题，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界，国际社会均未达成共识。
（一）风险预防原则国际法律地位之争议。
学者之间的争议主要是围绕该原则是否一项国际习惯法而展开，目前主要分为以下两种观点：一是主张风险预防原则是一项国际习惯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环境条约中被频繁引用，最近的国际环境条约几乎都吸收了该原则，加上足够的国家实践的支持，便据此得出风险预防原则是一项国际习惯法，至少是一项正在形成的国际习惯法这一结论。⑤二是否认风险预防原则是一项国际习惯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风险预防原则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就其内涵而言，仅仅是决策过程中的辅助性原则，而非决定性依据。虽然风险预防原则被部分国际环境条约援引，但多出现在条约序言中，并以宣誓性质的指导方针出现。所以，风险预防原则虽被冠以“原则”二字，但究其法律性质，多属于软法（softlaw），而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⑥因而，其具体内涵以及法律效果皆有待进一步发展。从现有的国家实践来看，很难说该原则已经取得了国际习惯法的地位。[5]
（二）风险预防原则国际法律地位之争议评析。
就以上两种观点而言，本文赞同第二种观点，即风险预防原则尚未发展成为国际习惯法。根据《国际法院规约》（theinternationalCourtofJusticeStatute）第38（1）条的规定，国际习惯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国际习惯包括两个要素：第一，物质因素，即各国的反复实践，包括国家的行为和不行为，即各国对于同一事件做出的重复的类似行为；第二，心理因素，即各国的法律确信，[6]（p96）是指存在的通例已被各国接受为法律，即在主观上对这种通例有一种法的信念。[7]（p45）“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这两个因素相互独立、相互补充。只有在这两方面的因素已经同时具备的情况下，某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习惯才能正式确立。国际习惯是一种“不成文法”，为了证明某项规范已经确立为国际习惯，必须查找充分的证据。梁西先生以及王铁崖先生认为这种证据可能存在于：第一，国家（及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各种外交文书，如条约、宣言等；第二，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各种重要实践材料，如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决定、行政命令等；第三，国家内部行为，如国内立法、司法、行政方面的各种有关文件等。如果查不到证据，该项国际习惯即不能确立。
目前，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环境条约中的表现形态共包括“风险预防原则”、“风险预防措施”、“风险预防办法”与“相类似规定”四种。而且，载有“风险预防原则”的条约数目明显少于载有“风险预防措施”或“风险预防办法”的条约数目，而且载有“风险预防原则”的条约区域色彩明显，这显示出国家实践更倾向于接受“风险预防措施”或“风险预防办法”，而非“风险预防原则”。“风险预防原则”、“风险预防措施”、“风险预防办法”，这些文字上的不同并非偶然，而是有着不同的法律意义。[1]“风险预防原则”并不等同于一项风险预防性措施，风险预防原则所彰显的理念是缺乏完全的科学确定性不应作为推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且能防止环境恶化的措施的理由。其真正的功能是作为决策者对科学不确定的环境风险进行管理时的参考依据或决策指导方针。而“风险预防措施”则为运用风险预防原则所制定的权益性的、暂时性的措施，仅仅是实现风险管理目标的工具。而“风险预防办法”则是基于风险预防原则的理念，谨慎地对不具科学确定性的环境风险进行管理的决策方式。相对于“风险预防原则”为一项法律原则，“风险预防办法”所表彰的是一种理念或制度概念，具有适用上的灵活性，[4]调整技术的可能性，并与持续性的要求相适应。[8]因而，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环境条约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说明，目前该原则并没有被国家作为通例而被接受为法律，国际习惯的两个构成要素中，无论是国家实践还是法律确信都尚未具备。所以，目前，尚无法得出风险预防原则已经成为国际习惯法这样的结论。
同时，尽管纳入“风险预防措施”、“风险预防办法”或“相类似规定”的国际环境条约数目相对较多，但也不据此认为“风险预防原则已经成为国际习惯法，取得了国际法上的稳定的地位，成为处理所有科学证据不充分的环境风险所应遵守的法律原则，是制定风险预防措施或采纳风险预防办法的依据”。因为，在载有“风险预防措施”的国际环境条约中，“风险预防措施”或者因为其仅出现在具有宣誓性质的序言之中而不具有具体的法律效力，或者因为缺乏具体的执行机制而不能对缔约国构成具体的、实际的约束，也不能为以后国际环境条约对风险预防原则的运用提供参考依据，因而对主张风险预防原则已具有足够的国家实践而发展成为国际习惯法这种观点而言，证据作用似乎不太明显。此外，在使用“风险预防办法”的相关国际环境条约中，如《跨界鱼类养护与管理协定》与《生物安全议定书》等，虽然对风险预防措施的实施机制进行了明确规定，但若要因此而主张其对风险预防原则的法律效力有具体的贡献，尚为时过早。以《生物安全议定书》为例，虽然该议定书已经生效，但其缔约国多为不生产，甚至禁止转基因生物进口、销售的国家，而许多转基因生物出口大国，如美国，尚不是其缔约国。所以，其缔约国对转基因生物生产、销售的质与量两方面的代表性而言，似乎尚显不足。同时，虽然风险预防的理念在《生物安全议定书》中多处出现，但不论在其序言还是约文中，并未出现“风险预防原则”这一用语，取而代之的是“风险预防办法”。而且在第10（6）条以及第11（8）条决定程序中，甚至连“预防”二字都不曾出现。因而，风险预防原则并不能因为《生物安全议定书》而被视为一项由法律约束力的法律确信，或是已经过相当数量的国家实践而逐步成为国际习惯法之一。
综上，从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环境条约中所呈现的形态来看，对风险预防原则已经由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而发展成为国际习惯法的论点，支持力度有限。目前，风险预防原则只能是缔约国决策过程中应当参考的一项辅助性的、指导性的原则，而非决定性依据，也不是一项具体的、可执行的义务，不能被赋予法律价值。因此，风险预防原则虽被冠以“原则”二字，但究其法律性质，多属于软法，而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拘束力。
三、风险预防原则国际法律地位之界定———一项国际标准。
通常意义上讲，标准是对重复性事物或概念所作的统一规定，[9]是指为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活动或其结果规定共同的、重复使用的规则、导则或特性的文件。标准应以科学、技术和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以促进最佳社会效益为目的。Godard认为，标准是需要由与法律无关的信息来完成以产生法律效力的规范。这些外界信息可能具有社会、经济或科学特征，但是，标准不是法律规范。[10]Boy则相反，他认为标准保留了法律规范的特征。一项标准在规范性上是封闭的（与其他的法律规范相一致），而在认知方面是开放的（它需要涉及道德、社会制度以及经济制度等方面）。
从起源看，国际标准一般被看做是由相关的国际机构制定或开发的，具有自愿性，它们本身并不带有法律规则所具有的那种直接约束力。因而，国际标准不属于正式的国际法渊源，它们介于法律规范与非法律规范之间，是一种国际“软法”。发展和执行国际标准的主要目的是提出“游戏规则”或最好的实践，从而为行为的结果提供合理的可预期性，为衡量行为的恰当性提供一个框架。
无论是从国际标准的内涵，抑或是性质方面以及构成要素来看，风险预防原则都属于一项国际标准，是世界各国在面对不具科学确定性的环境风险进行决策时应当参考的一项基本准则。
首先，风险预防原则经过30多年的发展，其理念目前已被推广到许多环境保护领域，被众多国际环境条约直接援引或间接体现，符合一项标准所具有的被重复使用的内涵。其次，从上文的分析可知，风险预防原则虽被众多国际环境条约所采纳，但表现为不同的四种形态。而且，直接援引“风险预防原则”的条约数目明显少于“风险预防措施”或“风险预防办法”的条约数目。同时，在纳入“风险预防措施”或“风险预防办法”的国际环境条约中，因种种原因不能对缔约国构成具体的、实际的约束。就法律性质而言，风险预防原则属于软法的范畴，符合国际标准本身不具有法律规则所具有的那种直接约束力的特性。再次，虽然现阶段，风险预防原则距离发展成为习惯国际法，仍有一定的距离，但是，风险预防原则对于处理环境风险的重要性，却毋庸置疑。这一点已被众多国际环境条约直接援引或间接体现的事实所证明。因而，确立风险预防原则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世界各国进行风险决策提供一个参考准则和指导方针，给风险决策者提供一个决策的正当性基础，这也符合一项标准应当具有的目的。最后，从风险预防原则的如下构成要素来看，风险预防原则也具备一项标准应当具备的框架结构，这些基本要素不仅被体现风险预防理念的国际环境条约所包含，也在国际司法实践中被多次提及，因而成为世界各国进行环境风险决策时应当遵循的规则：第一，风险评估。一定阀值风险的存在是适用风险预防原则的前提条件。许多直接规定或间接体现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环境条约都对适用该原则的风险阀值进行了规定。[11]因而，作为现代环境保护主要手段的风险评估，就成为严格的风险预防政策的基础。第二，成本效益分析。风险评估是事前分析，而成本效益分析则是对某种政策实施效果的预期。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风险预防标准的关键因素是要纳入成本意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所采取的风险预防措施必须“符合成本效益”（cost－effectiveness），以利于确保“全球的利益”。《里约宣言》也规定，预防措施的制定，需要符合成本效益。目的是希望一项符合风险预防原则的措施所产生的成本与预期的收益成比例，即成本与效益符合比例原则（principleofproportionality）。第三，科学研究的继续和制度的适时调整。科学不确定性是风险预防原则的核心，按照相反的逻辑来推理，科学空白的填补将自然地导致对基于风险预防政策的放弃。为了确保基于风险预防的政策不成为贸易保护的借口，我们有必要使风险预防措施的执行与相关科学知识与信息的持续收集以及制度的适时调整紧密相连。2010年4月，国际法院就阿根廷与乌拉圭纸浆厂争端涉及风险预防原则裁决中，也是采取这样的态度，认为当事国有义务继续收集科学证据来证明其限制措施的合理性，或者在科学已经证明相关产品无害的情况下，放弃贸易禁令。
目前，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环境条约中呈现出至少四种不同的形态，这些不同的形态就预防性制度或措施的执行而言，理应有不同的法律效力或意义。现阶段，风险预防原则与其发展成为习惯国际法之间，仍有一定的距离。但是，风险预防原则对于处理日益复杂且经常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的环境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一系列的国际环境条约对风险预防理念的援引可知，国家对不具科学确定性，但有可能发生严重环境灾难的风险负有防治的义务，已成为国际共识。所以，风险预防原则对于决策者在处理相关问题时，至少应当具有国际标准的影响力。为此，本文认为，现阶段风险预防原则只是作为对不具科学确定性的环境风险进行决策所依据的一个标准，而不是一个强制性的国际法规则。该项标准的具体内容包括：遵循客观的风险评估程序，界定社会可接受的风险水平；预防性措施的制定需要符合成本效益要求；继续进行科学研究，获得额外信息以对风险预防措施进行重新审查，并进行适时调整。
注释：
①如，《越界水道与国际湖泊保护与利用公约》、《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保护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等。
②如，金慧华著：《预防原则在国际法中的演进和地位》，载于《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唐双娥著：《环境法风险防范原则研究———法律与科学的对话》，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朱建庚著：《风险预防原则与海洋环境保护》，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等。
③如，边永民著：《论预先防范原则在国际环境法中的地位》，载于《河北法学》，2006年第7期。
④《生物安全议定书》的序言第4段、第1条、第10（6）条和第11（8）条。
⑤如，p.Sands，principlesofinternationalenviron-mentalLaw，manchester: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1995;patriciaBirnie＆alanBoyle，internationalLawandtheenvironmental，oxford/newYork:Clarendonpress，oxfordUniversitypress，2002;noahm.Sachs，RescuingtheStrongprecautionaryprinciplefromitsCritics，Univer-sityofillinoisLawReview，2011.
⑥如，S.m.Kaye，internationalFisheriesmanage-ment，theHague:KluwerLawinternational，2001;D.Freestone，“theprecautionaryprinciple”，inChurchill，R.＆Freestone，D.，internationalLawandGlobalClimateChange，London/Dordrecht:Graham＆trotman/martinusnijhoff，1991;Lawrencea.Kogan，theextra－wtoprecautionaryprinciple:oneeuropean?Fashion?exporttheUnitedStatescanDowithout，templepolitical＆CivilRightsLawReview，2008.
⑦目前涉及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司法实践中，包括wto争端解决机构以及国际法院在内的国际司法机构，也并未支持风险预防原则已是国际习惯法这一主张，如wto争端解决机构于1996年和2003年分别裁决的欧盟荷尔蒙牛肉争端和转基因产品争端，以及国际法院于2010年裁决的阿根廷与乌拉圭纸浆厂争端。鉴于本论文的篇幅所限，作者将另行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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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防范原则篇5
关键词：国有企业；廉洁从业；廉政风险；防控机制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6-00-01
企业廉政风险主要是指因教育、制度、监督不到位和党员干部不能廉洁自律而可能产生不廉洁行为的风险。任何掌握权力的部门和个人都客观存在发生腐败行为的风险，每个权力岗位都存在廉政风险。
一、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根据调研的结果结合当前廉政风险排查工作开展，认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1.缺乏风险防范意识
“自己不贪污其他员工也不会有大问题。”“抓好了生产经营管理就是搞好了廉洁。”一些重要岗位管理人员在思想上缺乏防范廉洁风险的意识，不能清醒认识企业面临的廉洁风险，对自己或其他员工过于“相信”。
2.内控制度体系的不完善性
企业内控制度系统从职能部门分大致包括财务、计划、物资采购、人力资源、生产经营等子系统，它是加强党风廉洁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相对较为独特的系统。然而，有的内控制度系统并不完善，监管机制未到位，各种关键控制点没有得到很好落实，不相容职务未分离。例如制度的时效性、针对性还不够强。
3.资源整合不到位
企业中存在监事会、纪检组织、监察审计部门和工会等多项监督组织，各监督机构有分工和侧重点。由于各监督机构分管领导不同，划分为好几条线，如果相互不沟通信息，不交流工作经验，在开展监督工作时“各自为政”。导致一些领域或重要岗位被多次重复检查，而一些环节却成了监管的“空白地带”。另外一些监督人员还缺乏控制风险的意识和能力，职业判断能力还不够强。
三、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发展的对策措施
开展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立足于预防，防范于未然，是惩防体系网络化构建的重要环节，充分体现了“三个更加注重”基本要求。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是一种约束，更是一种保障。只有进一步完善企业各项管理制度和健全各种监督制约机制，才能规范各级领导人员和重要岗位管理人员的行为。因此，廉政风险建设必须坚持以廉政风险点风险源为着眼点，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点线面结合，构筑严密的防范体系，保证权力健康运行。
1.加强廉政风险预防警示教育
预防是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工作的重点，要在思想防范上注重廉洁教育，让权力在运行中得到“提醒”。第一，通过日常教育、主题教育、节前教育、专项教育、廉洁谈话等多种形式，营造廉政文化的浓厚氛围，不断提高各级领导人员和重要岗位人员对防范腐败风险的认识。第二，以开展争先创优活动为契机，增强党员干部的责任、服务意识和防范思想道德风险，最大限度地降低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第三，丰富廉政宣传载体。落实责任考核、责任追究，实行责任追究制；同时，通过分解细化党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目标，层层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明确各级领导人员和重要岗位管理人员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责任。
2.加强廉政风险辨识机制
建立廉政风险辨识机制，保持查找风险工作的持续性和系统性，让权力在运行中得到“公正”。要对职责和工作流程进行梳理，查找在履行岗位职责工作中，查找廉政风险点风险源的具体表现形式、防范措施和风险等级。要从环境风险、体制风险、权力风险、管理风险、素质风险、政策风险等方面着手辨识廉政风险，查找廉政风险点风险源。
3.加强内控制度的完善
制度的执行比制度本身更重要，制度的效力就在于落实执行，一个完整的内控制度，必须遵循全面性原则、重要性原则、制衡性原则、适应性原则、成本效益原则。第一，在制度风险防范上，相关部门要督促、配合，对现行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进行全面的梳理、清理、修订和评价，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努力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形成一系列的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工作程序；第二，纪检组织应督促基层单位不但要找准各级领导人员和重要岗位人员涉及的廉政风险点风险源，而且还要把风险点风险源的表现形式、防范措施、风险等级等内容进行公示；第三，各级领导人员和重要岗位人员在年底针对履行岗位职责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情况、遵守廉洁自律规定情况以及存在问题、整改措施和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等进行述廉，同时接受广大员工的监督。
4.加强机制的监督制约
在机制风险防范上，通过查找廉政风险点风险源，找准可能产生腐败问题的关键流程和环节，让权力在运行中得到“规范”。第一，认真实行“三重一大”决策机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防止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现象的发生。第二，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进一步增强各级领导人员和重要岗位管理人员的责任感，明确因严重不负责导致决策失误、造成损失的追究其责任。第三，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明确防控责任，实行责任追究，实现管权、管事、管人的有机结合。第四，运用“制度+科技”的现代科技手段。
5.加强监督体系自身建设
提高监督人员的自身素质，让权力在运行中得到“监控”。第一，纪检人员要强化学习和教育，尽可能掌握各方面的知识，全面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情况，灵活运用各种检查方法，降低廉洁风险的发生。第二，纪检人员及时了解收集信息，准确掌握针对企业的各类法律法规的增加和变化；同时与人、财、物等其他部门协调，共同分析应对廉洁风险，建立《廉政风险信息库管理办法》。第三，纪检监督部门带头敢抓敢管，在履行监督职责时，充分调动企业内部和外部（如会计师事务所）监督的人力资源。同时，完善“三重一大”等制度发挥党内监督，运用效能监察等方式发挥行政监督，开展厂务公开、设立网络和举报箱等方面工作，让各种监督有机结合，形成合力，提高监管效果和质量。
风险防范原则篇6
关键词：企业；法律风险；防范
近年来，烟草工业企业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外部发展环境和日趋严苛的法律风险，必须大力加强法律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工作，努力形成一套方法科学、管理有效、特色鲜明的法律风险防控体系。结合工作实践，笔者认为，烟草工业企业应从以下几方面开展法律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一、充分认识开展法律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
开展法律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工作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烟草，实现烟草工业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要求；是适应国际国内市场环境，快速应对市场变化，有效防范法律风险，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和保值增值的内在需要；是维护和巩固烟草专卖制度，规范烟草工业企业生产经营行为，推进烟草工业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烟草工业企业要站在维护行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开展法律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工作的重要意义，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依法治国的总要求上来，坚持用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解决企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二、确立法律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工作原则
法律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工作，是烟草工业企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都要长期坚持的一项重点工作，必须紧紧围绕以下原则去推进：
1.坚持服务中心工作的原则。
以企业战略目标为导向，充分考虑企业法律风险控制与企业战略目标的关系，紧紧围绕企业发展战略和中心工作任务，将法律风险防控融入到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全过程，为企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和保障。
2.坚持系统防控的原则。
企业法律风险发生于烟草工业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全过程，法律风险管理活动贯穿于企业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等各个环节。因此，必须按照全员、全面、全程防控思路，充分调动各部门、各环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系统、科学、高效的防控体系。
3.坚持重点防控的原则。
着力增强防控措施针对性和有效性，重点防控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中多发、易发的重大法律风险，如重大决策法律风险防控，管理规范法律风险防控，合同管理法律风险防控，知识产权法律风险防控，采购管理法律风险防控，劳动用工法律风险防控，烟草控制法律风险防控。
4.坚持审慎管理的原则。
法律风险具有特殊性，因此在开展法律风险管理时，要坚持审慎管理的原则，在尊重法律、保持诚信的前提下，开展法律风险管理活动，同时要与烟草工业企业整体管理水平相适应。
5.坚持持续改进的原则。
积极适应烟草工业企业内外部法律环境变化，按照持续改进的思想，不断更新、完善和调整法律风险防控方法，健全法律风险防控体系，大胆创新，恰当反应，确保法律风险防控与企业内、外部环境法律变化相协调。
三、科学划分法律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工作阶段
法律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企业方方面面，笔者认为，必须合理划分各工作阶段，才能顺利推进。
1.导入学习阶段。
开展导入培训，宣传学习法律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知识，全面领会、准确把握法律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各项要求，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营造氛围，为扎实开展后续工作打好坚实基础。
2.重点推进阶段。
根据确定的防控重点，结合企业实际，实行“专项负责制”，确定主导部门，由主导部门发挥各专项工作的牵头作用，积极开展法律风险防控工作，为后续阶段工作推进摸索经验。
3.全面深化阶段。
按照“全员、全面、全程”梳理的要求，在总结重点推进阶段工作的基础上，从生产经营、内部管理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入手，组织发动各相关部门、岗位、业务流程人员全面查找、收集法律风险，做到法律风险防控全覆盖、无空白。
4.总结提升阶段。
在全面总结法律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推进工作的基础上，结合烟草企业工业实际，建章立制，让法律风险防控工作逐渐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动态化。
四、认真开展法律风险识别、评估、应对和提升等工作
结合工作实践，笔者认为，必须严格按照法律风险识别、分析、评价、应对、监督和检查等流程开展工作，有效推进法律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工作。
1.认真开展法律风险识别。
法律风险识别是法律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工作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要遵循“自下而上”的原则，按照“谁在岗、谁识别、谁负责”的要求，全面排查、识别企业内部各岗位法律风险。各岗位人员在开展法律风险排查识别时，要对照所在岗位的职责，认真梳理本岗位涉及的管理活动或业务活动流程并进行分解，合理划分和确定每项流程包含的环节或步骤，对照法律风险表现形态，逐一判断各项管理、业务活动中是否存在法律风险并进行分析，找出可能引发该风险的具体行为，确定法律风险涉及的法律法规、可能造成的法律后果等因素。
2.认真开展法律风险评价。
法律风险评价是指根据法律风险分析结果，确定法律风险等级的过程，目的是为法律风险应对做出决策。在开展法律风险评价时，要按照法律风险水平的高低对法律风险进行初步排序和分级。在此基础上，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综合考虑近年来发生的法律事件等因素，采取部门集体会商等方式对初步排序和分级的结果进行适宜的调整、确定。
3.认真制定法律风险应对措施。
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1)资源配置类；(2)制度流程类；(3)标准规范类；(4)技术手段类；(5)信息类；(6)活动类；(7)培训类。卷烟工业企业在制定应对措施时，应结合企业实际，应对措施应明确、具体、可操作。同时要与业务流程优化、规章制度完善相结合，切实发挥防控法律风险的作用。
4.认真开展改进提升工作。
法律风险防控体系初步建立后，应及时监测法律风险信息，并收集体系运行建议，努力做到构架科学、功能完备、作用明显。同时还要建立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办法，根据内外部法律环境变化，不断完善，做到管理动态化、规范化、制度化，实现持续改进提升。此外，还要充分发挥信息化建设优势，探索“互联网+法律风险防控”，不断提升法律风险防控水平，真正发挥法律风险防控体系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徐永前.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操作实务[D].法律出版社,2012,9.
风险防范原则篇7
〔摘要〕从行政法角度看，服务型政府最大的特点是把风险预防作为行政行为的核心目标之一。从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行政行为性质的变化、行政行为手段的创新三方面都能看出风险预防的重要地位。行政法基本原则亦在风险预防的目标下，产生了新的变化：法律保留原则在行为性质与行为方式两个向度上都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比例原则的主观化趋势，信赖保护原则在客体、范围、手段的拓展，正当程序原则中“正当”与“程序”之含义的变化，权责统一原则从主体到方式全方位的扩张。这些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变迁引领着行政法走向新的未来。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风险预防；行政法原则
〔中图分类号〕df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6-0066-07
一、服务型政府下行政法的特点
纵观当下行政法的发展，从服务型政府下的行政理念、行政性质、行政手段三方面考察，印证了服务型政府在行政法领域最大的特点，即把风险预防作为行政行为的最核心目标之一。
（一）服务型政府下的行政理念考察
若对当下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进行总结与梳理，可以发现理论界对于服务型政府的指导理念主要有三种观点：（1）服务型政府就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1；（2）服务型政府“有机涵盖着‘有限政府’、‘有效政府’、‘责任政府’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与要求”2；（3）服务型政府就是“为全社会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以不断满足广大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诉求，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府治理的制度安排”3。这三种关于服务型政府理念的见解，从不同角度剖析了服务型政府的行政理念，表面上相互独立，但却不约而同都蕴含着风险预防成长的土壤。
1.“公民本位”理念下的风险预防
所谓“公民本位”，可以理解为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政府要把公民放在根本和核心的地位，把实现公民利益最大化作为政府工作的首要价值目标，确保公民意志在公共管理中的决定性地位。4真正的公民本位是以了解公民意愿，满足公民需求为核心内容。在现代社会中，公民的需求是由两方面决定的，即一为守成之心，二是进取之欲。守成之心是指公民生活条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物质及精神条件的丰富，使得公民最强烈的需求已从对社会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转向了保护已有的条件，这就决定了此时公民的主要需求之一即是对未来发生风险的预防。另外一方面公民在享受已有成果的同时，在理性的驱动下，对自然及社会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仍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然而对自然和社会资源的开发是有风险的，这种广泛存在的风险毫无疑问将增大开发成本，甚至使得开发收益成为负值，所以对进一步开发资源的最效率最安全的做法也莫过于对开发行为产生的各种风险进行预防。在“公民本位”的两种不同的思维进路下，其结果是殊途同归，所以“公民本位”理念下的服务型政府必然会把风险预防作为其最主要的职能之一。
2.“有限、有效、有责”理念下的风险预防
在现代法治社会，一个完善的服务型政府必定是法治政府，法治政府是服务型政府的基础，没有法治的基础，服务型政府行使权力就会冒着失去合法性的风险，公民的权利也更容易被侵害，所以在法治社会中的服务型政府必然要遵循“有限、有效、有责”的基本理念。然而，这三种法治理念也与风险预防息息相关：（1）有限政府的角度。有限政府的基本要义在于限定政府权力运行的疆界，通过适当限缩政府的权力，更好发挥市场对经济的自发调节功能，并实现对公民权利的最充分保障。有限政府本身就是预防风险的一种方式。政府并非无所不能，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相对人被认为以同样的形象出现，这种在缺乏个别性与真实性的印象下做出的行政行为，很有可能基于对相对人或法律事实的不了解，对相对人的权利带来侵犯，这时行政权力的行使即背离了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相反，如果基于对相对人理性的信任，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间进行协商沟通，做到政府权力只在必要时才运用，才能达到预防由政府“致命的自负”所引起的风险的效果。（2）有效政府的角度。合法公正基础上的效率永远是政府行政时应追求的目标。对效率的定义有许多，各个学科的定位也各有不同，但毋庸置疑的是，如何能够把危险扼杀于襁褓之中的风险预防是有效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也应是有效政府的最终目标之一。（3）有责政府。这里的责任主要指的是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是违反了法定义务或契约义务或不当行使法定权利、权力，法律迫使行为人或其关系人所处的受制裁、强制和给他人以补救（赔偿、补偿）的必为状态。5从定义我们也可以看出，当风险成为现实，危险已经发生时，责任就显现出来，所以有责政府更是一种政府积极进行风险预防的机制，一种事前激励、事后补救的制度构建。有效的规制，最终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就要由责任人进行承担各项责任积极进行补救。
3.“公共产品的积极提供”理念下的风险预防
在法学领域，公共产品主要指的是由政府或社会投资提供的基础设施与服务。公共产品的提供同样与风险预防紧密相关：（1）公共产品本身有风险。公共产品的种类繁多，而且大多涉及巨大的工程、高额的投入、使用人数众多，相同的风险下与私人产品相比，引起的危害更高，这些与公共产品本身属性相关的特性决定了公共产品本身的高风险性，如许多国家都把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赔偿纳入国家赔偿法的范围。6（2）公共产品的提供就是风险预防的一个环节。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制度性公共产品，例如行政制度、法律制度等，制度性公共产品的精髓就在于集中社会分散的力量解决问题，依靠已有的经验应对未知的风险，风险预防是其不言自明的功能。
（二）服务型政府下的行政性质考察
现在服务型政府下适用的行政行为更倾向于给付行政、参与行政与透明行政。
1.给付行政下的风险预防
给付行政，是指行政机关不仅要管制他人维护秩序，也要积极地给人民提供产品、设施、服务或其他利益，给人民以帮助和保障，以满足人民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需求。7给付行政的基本要求是为行政相对人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服务，这些资源与服务一方面增强了相对人应对与预防风险的能力，一方面有效地缓解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对立的情绪，增强二者之间的联络，增强了共同抵御风险的能力。
2.参与行政下的风险预防
参与行政是一种因为有异于行政行为的单方性特点而被提出并受到重视的。参与行政是预防风险的极佳手段，其能有效分散风险。参与行政带有的共同做出行政行为的特点能有效地减少分歧的产生，保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3.透明行政下的风险预防
服务型政府下透明行政问题是政府与公民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透明行政的实质就是把行政行为从决策到实施都置于能受到公众监督的地方，真正要求行政主体做到实体与程序上的无可挑剔，公平公正。一旦行政
行为有哪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在公众监督下，也能及时迅速地改正，把危害降低到最小甚至避免危害，这种依靠群众监督而预防风险的办法，一方面提升了大众的法治意识，另一方面也磨炼了行政主体的守法意识，最终预防风险的产生，可谓一举多得。
（三）服务型政府下的行政手段考察
服务型政府下的各类行政行为由于理论的发展与现实的刺激，产生了一系列新型的行政行为。这些新型行政行为都以风险预防为内核，在实践中焕发着巨大的生命力。
1.民营化手段中的风险预防
从2004年开始，民营化的研究就在行政法领域刮起了一阵旋风，实践中各类行政任务外包，公私合作等新的行政手段层出不穷。民营化手段预防风险的意味相当浓厚：（1）在行政主体方面，低成本带来低风险。政府手中的权力即是极大的资源，但政府的权力资源具有无形性，当其作为所有人进行特别许可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相对于收益而言，略微的程序上的损失基本可以忽略。这种低成本的投入代表风险同样也是不会很大，能够更有效率更节省成本。（2）在行政相对人方面，作为理性人的相对人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激励机制的影响下，极力避免风险。行政相对人在民营化的行政行为中，是通过各种程序的筛选后才最终获得经营权的人，所以必然是较之他人在经营方面更有优势的相对人，民营化的项目由此类更具优势的相对人进行经营管理，同样也能有效遏制风险的产生，达到预期的目的。
2.公众协商手段中的风险预防
公众协商同样是参与行政下衍生出的行政手段，对比民营化的手段，它的适用范围更加广阔。从各类部门行政法中适用广泛的听证、建议、约谈、对话等具体方式来看，公众协商手段的目的有以下几点：（1）通过设置意见通道排解社会不良情绪，预防群体事件的产生，协商是沟通的主要方式。（2）集思广益，博采众长，规避由于个人理性不足导致的未发现的风险。协商手段吸收更多相对人的意见、建议，能有效弥补行政主体理性有限、经验不足的窘境。（3）减少制定规则与解决问题的交易成本。以公众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或制定规则，“以合意为基础的进路能缓和规则制定的对抗性，有助于以更有成效的方式引导资源的运用。持相反意见之当事人的直接参与，能够促使管制问题的各方利益主体更快找到分歧的核心，这有助于加速推进该过程。”8（4）当风险直至无法预防时，广泛的公众协商亦能有效地排除社会负面情绪，团结一致进入解决现实问题的情境中，而不是长期陷于因专断而导致的普遍不满，削弱了集中解决问题的精神与力量。
3.行政指导手段中的风险预防
行政指导同样也是在风险预防理念下产生的，原因有：（1）运用行政主体的信息优势有效地指导相对人进行行为，防止相对人由于信息不对称而承担不必要的风险。（2）利用非强制性的行政影响能有效预防因为政府预测失误带来的风险责任。强制性的行政行为本身被法律保留原则严格限制，而且强制性的行政行为本身是对自由意志的侵犯，只能在严格的条件下才能运用。行政指导因不具有强制性，对相对人自由意志的影响相对较小，所以更温和，也避免了承担过重责任的风险。
二、服务型政府下行政法原则的变迁
如上文所说，服务型政府下的行政法最大特点即是把风险预防的职能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在风险预防精神的指引下，各种新型行政行为不断冲击着坚固的行政法基本理论的大门，而首当其冲的是作为行政法基本理论基石的行政法原则。过去被视为金科玉律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在服务型政府大潮下不断被冲刷，呈现出各异的样态。
（一）法律保留原则的两极分化
法律保留原则作为合法性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行政法基本原则中占据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服务型政府下，法律保留原则受到风险预防观念的影响，演变成了在行为性质和行为方式两种向度下，对行政行为产生区别对待的两极分化态势。
1.向度一：法律保留原则下的给付行政与侵害行政
给付行政与侵害行政的分类对于法律保留原则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其关系到对法律保留本身存在的不同保留方式的争论。法律保留的范围大体有侵害保留说、全部保留说、重要事项说、机关功能说。其中侵害保留说即是“仅在行政权侵害国民之权利自由或对于国民课予义务负担等不利益之情形，始须有法律根据，至于其他行政作用，则在不违反法律之范围内，均得自由为之，无须有法律授权。”9我们可以从传统行政法中初见法律保留原则对该两种不同行政行为的区别对待，而在服务型政府的背景下，给付行政与侵害行政在法律保留方面更是呈现两极分化的局面。这种两极分化局面产生的原因有两方面：（1）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理念之一即积极提供公共产品，提供公共产品是风险预防的物质条件，如果对给付行政在法律保留原则上进行严格的限制，则会影响到服务型政府最基本的目标；（2）服务型政府相较于传统管理型政府，基于其“公民本位”的理念下，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肯定更胜一筹，而公民权利保护的侧面即是侵害行政的限制不足，所以要保证公民已经享有的权利甚至超越过去拥有的权利，就必须对侵害行政进行更严格的限制。
2.向度二：合法性原则下行政行为的职能范围与行为手段
任何行政行为的实施都有不可避免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的职能范围，一方面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运用的行为手段。但是同样在法律保留原则下，行政主体职能范围的界限变得模糊，行政手段却更加严格地被法律保留原则限制。
行政主体职权范围的法律保留的放松，体现在诸多有关行政组织法的变革中，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集中执法、行政协作的出现。集中执法在实践中被广泛应用，虽然对其作用褒贬不一，但是不能否认其代表了法律保留原则在服务型政府下对于行政主体职能范围的放宽。法律保留原则在职能范围的放宽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原因：风险预防目的指引下的行政活动面对的风险问题超越以往，这些问题带有专业性、混合性，它们的解决更多情况下需要几个不同职能范围的行政主体通力合作才能达到风险预防的效果，如果严格按照法律保留去行使职能，其结果往往会与风险预防这一目标相违背，也不符合服务型政府服务之理念。
行政手段的推陈出新往往给人以一种错觉，行政主体能够自由创造并适用各种行政手段，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而且对于这些让人目不暇接的新型行政手段，法律保留原则应呈一种更严格的限制状态，原因在于：（1）新型行政行为作为一个新的行政手段在许多情况下，是某一地区根据其地区经验的积累而形成的，未经立法承认前，并非适合所有地区；（2）新型行政手段还面临着与其他行政行为和行政救济手段衔接的问题，贸然地适用很可能造成行政相对人无法进行救济的情况，从而无端增加了社会风险。
（二）比例原则的主观化趋势
与法律保留原则的两极分化不同，在风险预防观念的作用下，比例原则正经受着巨大的变革，这个变化的最大表现就是比例原则的主观化。
1.传统行政法下比例原则的客观性
传统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有三方面内容，即特殊性、必要性、比例性。严格来说，比例原则自其诞生起就带有相当的主观色彩，因为比例原则本身就是判断的标准，但是由于传统行政法下的比例原则主要指向的是传统行政法领域，以排除已出现的妨害、社会管理为目标，
行政行为的实施结果与行政目的价值相对确定，能够为行政机关较为准确地衡量，所以比例原则的相对确定成了传统国家行政领域稳定的保障。
2.服务型政府下比例原则的主观化
所谓比例原则的主观化，指的是行政主体在面临预防风险时，因为难以预料和操控行政行为的实施后果，导致比例原则的适用更依赖行政协商与决策，而非简单地凭借价值判断进行适用。比例原则主观化的原因有两点：（1）在传统行政法领域，不同地域的社会发展状况导致各人价值衡量的标准发生偏差。举例来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两地对于同样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会做出不同甚至差距较大的罚款处罚。这种不同地域的社会发展状况也体现在文化发展水平、道德发展水平等方面。近年来，各地纷纷制定本地方的行政裁量基准实际上也是对这个问题的有力佐证，正是由于比例原则的主观化趋势不断增长，所以地方立法机关才希望制定一部较为客观的规则去控制这种主观化的势头，使得比例原则的适用有迹可循。（2）新兴的部门行政法领域是行政法理论与其他专业知识相结合的领域，这种专业的紧密联系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紧密联系侧面导致了行政决策与行政行为的实施相对分离。这个领域的行政决策面对的是带有浓烈专业气息的问题，既是新问题又可能是影响严重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各种风险评估机制与信息采集回馈制度必然如雨后春笋一般涌出，这些评估与信息也是带有强烈的主观性，而这种有限的能力下做出的行政决策也必定会被抹上一层主观色彩。所以这种在风险预防理念下的比例原则不可避免地会朝主观化的方向前进。
3.服务型政府下比例原则的客观规制
虽然主观的趋势是绝对的，但是法律的稳定性及客观性作为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决定了社会坚持相对客观的适用比例原则的决心。相对客观的适用比例原则的关键在于：（1）对于传统行政法领域注重行政裁量基准的立法与运行，尽量使得行政裁量基准能在适用的区域范围内，培养较为一致、认同感较高的法治意识，在区域内部做到比例原则适用的客观化。（2）在新兴的部门行政法领域，对行政决策进行更广泛的公众协商与信息收集，完善决策的程序设置，通过较完善较稳定的决策程序，达到行政决策的更科学化、更客观化，更好地适用比例原则。
（三）信赖保护原则的全面拓展
在当今服务型政府大潮的影响下，风险预防理念把原本运用受限的信赖保护原则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最明显的标志就是2004年国务院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应当全面、准确、真实。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或者变更行政决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因此而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补偿。”风险预防对信赖保护原则的促进，体现在对信赖保护原则的保护范围的全面拓展。
风险防范原则篇8
【关键词】银行风险会计防范
随着银行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和银行间竞争的日益激烈，我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日趋多样化，特别是会计风险问题，受到银行业内高度重视。近几年金融系统案件频繁发生，大多源于会计监督乏力。因此，加强银行会计风险的防范是我国当前金融风险防范的重中之重。
一、银行业会计风险产生的原因分析
（1）外部政策环境不完善。实行新会计制度后，银行记账原则由“收付实现制”变成“权责发生制”，权责发生制未将会计谨慎性原则贯穿于业务发展的始终。谨慎性原则作为企业对不确定事项采取稳妥谨慎态度的一种必要的反映，是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为应付复杂多变的外界环境，将风险损失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的一项会计政策，是风险控制在会计核算上的具体运用。它体现了会计实践的一般规律。在银行会计的核算中，采用符合谨慎性原则的会计处理与报告方法，可以有效地防范与抵御银行风险，而不采用会计谨慎原则来指导银行经营行为，小则事关银行自身的厉害得失，大则事关整个金融业的安危和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否。所以，只重视权责发生制而忽略谨慎性原则对防范经营风险极为不利，甚至直接导致风险。另外国家对金融机构监管缺少经验，监控力度不够，措施没有及时到位，因而很难在风险处于萌芽状态时进行有效的防范和控制。
（2）内部稽核不力。虽然近几年来我国银行界对内控制度的建设空前关注，然而各银行却没有根据经营环境的变化对内控制度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使之系统化、程序化。一方面，银行会计内部控制目前仍作为一个个被分解的单元分散在各项管理制度之中，如会计内控制度规定了不同岗位的职责，不相容业务的分离，业务程序的先后制约，却未形成一套生产流水线式的防范风险程序（一般应由目标系统、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和监督系统组成），难以及时发现和处理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相互制约机制不健全，一些重要职责和岗位没有严格分离，混岗或集多职于一身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银行分支机构缺乏有效的内部管理部门，对主要负责人和决策管理层的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措施，常常出现“控下不控上”的局面，使内控制度形同虚设，留下事故隐患。
（3）银行从业人员素质偏低。近年来，国有独资银行在快速商业化的变革中，为抢占市场份额，实行外延式急速扩张的策略，真正精通银行会计业务的专门人才严重不足，一些新手未经岗位培训，对于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没有很好的掌握，缺乏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致使会计核算的随意性较大；另外，在会计队伍趋向年轻化的同时，也容易受社会上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从而在会计业务操作中违规甚至违法。
二、防范银行业会计风险的对策建议
（1）健全适应银行经营要求的会计监管体制。加强银行业的会计监管，不仅需要规范监管标准、统一监管规则、完善监管政策，而且要求银行业与银行监管部门的分工进一步明确，使银行业把更多的精力投身于风险管理工作。
银行业的监管应该保证透明化和市场化。监管项目应该以银行业最基本的指标，如：资本充足率、股权结构、储户的资金安全性等为准绳，监管标准对任何银行都应该一视同仁。就目前来看，银监会正致力于不断提高监管水平，把精力主要放在具体政策和规定的制定上，这与当前国内银行业的发展阶段与管理水平直接相关。但从长远来看，有些具体的规定可以交给银行自己来做，不需要强求统一。因为银行业的发展水平不同，有些银行可以把规则制定得更细一些，而有些银行可以把规定做得相对简单一些，这有利于大幅度提升银行业在金融市场上运作的独立性，强化其风险意识，增强国内银行业的整体抗风险能力。
（2）构建防范银行风险的监督保障系统。要防范我国银行业的风险，必须健全会计内部控制制度，重点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真实性原则。内控制度建立应该从银行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机构规模和业务特点，制订切实可行、便于实施的会计内控制度，以保证会计核算和结算的准确及时，防范银行经营风险；规范性原则。各项会计业务流程按照会计内控要求予以规范，加强重要环节的控制，做到会计核算、财务核算、会计处理方法和会计信息的规范化，提高操作透明度；谨慎性原则。谨慎性原则是处理会计业务的基本原则，也是深化内控机制应严格遵循的准则。对会计业务处理必须实行交易授权，不得私自处理未经授权的事务。对重大会计事项实行审批制度，防止发生舞弊行为。
（3）加强银行会计信息的披露与揭示。离开了来自银行内部及时、可靠、完整的会计信息，金融风险的防范与控制就根本无从谈起。为此，对来自银行外部借款单位的会计信息应就其真实性、全面性和相关性提出相应要求。首先，考虑到目前我国企业虚假会计报表满天飞、会计信息严重失真的现实情况，银行在接受贷款申请时，应强制要求其报送经由注册会计师审计验证后的会计报表，并要求出具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其次，银行在接受企业贷款申请时，应要求所有的贷款企业必须提供现金流量表，并应将原先着重对企业利润指标和静态财务比率的考核，转变为对现金流量指标以及与现金流量表有关的财务比率的考核上来。
从银行内部来看，要进一步修订现行银行定期编制的会计报表，要充分反映银行表内业务的会计信息，同时要充分反映披露与银行风险有关的会计信息，如风险资产总额及资本充足率、逾期贷款平均余额及资本风险比率、备付金及备付金比率、贷款风险集中度、贷款结构及不良贷款资产状况以及对外投资可能发生的损失等。要全面推行现金流量表，以弥补目前报表难以反映的相关信息，即能够向使用者提供银行在会计期间内现金流量的情况，特别是能充分披露银行在实行权责发生制时，收入、利润中含有的应收未收部分所造成的收入与支出在实际收付上不对称的有关信息。要充分披露表外业务信息，改变表外业务仅以会计报表附注的形式予以反映的现状，应要求银行编制一张表外业务情况表，增强表外业务的透明度，以全面反映表外业务的潜在风险。
（4）创建重视知识和人才的机制。当今社会，知识是创新的必备条件，人才是创新的主体。德才兼备的人才不仅是现代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而且是构建企业管理体系，推动企业管理创新的中间力量。因此，重视知识和人才，造就优秀的人才，创建重视知识和人才的机制，是当前银行业所面临的一项迫在眉睫的、势在必行的战略任务。首先，改革企业用人制度。在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平等、公开的竞聘上岗的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企业人才等级制度。管理者要知人善任，创造让优秀创新人才脱颖而出人才机制，让相应才能的人才处于相应的能级岗位，注意发现和使用那些具有信息意识、竞争意识、风险意识、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和公关能力的一批人，要扬长避短，量才为用，使人才配备尽量合理化，这是留住人才的有效措施之一，也是优化人才配置，提高银行业风险防范水平的必备条件。其次，创造良好的吸引人才的环境。如工资待遇、奖金制度、职位聘任、岗位责任制、成果评定与奖励、住房标准等整套政策和办法，千方百计吸引优秀人才从事企业工作，成为企业学术带头人、业务骨干和管理创新骨干。
总之，财会人员一定要把好“财会关”，管好“钱”，加强职业道德修养，恪守“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坚持准则、不做假账”的行为准则，敢于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向党和人民负责，坚决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和权益，不断完善财会制度，努力提高财会水平，控制银行会计风险，将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为银行各项业务稳健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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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防范原则篇9
【关键词】煤炭贸易企业；经营风险防控体系；创新；实践
煤炭贸易指的是自然人或者法人根据购销协议、合同，通过销售或者采购煤炭的形式来获得经济效益。煤炭贸易企业属于电力化工企业以及煤源单位的供应者，有着非常重要的协调性作用，但是现阶段大多数电力化工企业在实际的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渐开始进行转型。另外，国家对于环境、空气的方面的要求也更加严格，煤炭贸易企业的经营风险很大程度上增加，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容易受到多方面打压和限制，对其之后的经营和发展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一、风险防控体系建立背景
煤炭贸易企业不同于一般的商贸企业，首先在货款回收方面，回收的周期较长，难以实现资金快速回笼，资金链存在着断裂风险；其次在运输方面，煤炭交易往往需要借助水路、铁路、公路等形式来进行，一旦出现问题，就会造成成吨的亏损现象；最后，煤炭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气候、储存等方面因素影响，交易双方往往在价格方面存在分歧，进而增大了煤炭贸易企业的经营风险。因此这一系列的问题，煤炭贸易企业在实际的经营过程中，想要增强经济效益，就必须要做好对风险的防范工作，创新现有的风险防控体系，与企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保证风险防控体系的完整性以及适用性，增强煤炭贸易企业风险防控能力。
二、风险防控体系的构建原则
第一，事先防范原则，事先防范是提高煤炭贸易企业风险防范的基础，事先防范属于企业自身的防范，可以在根源上实现对风险的防范，这就要求煤炭贸易企业的管理层需要增强自身风险防范意识。第二，事中防范原则，煤炭贸易企业属于动态经营管理，风险往往也存在动态的特点，在进行风险防范管理时，也需要从动态的角度出发去进行考虑，可以在实际的工作中做好对风险的控制。第三，事后补救原则，当风险发生后，需要主动进行补救，借助维权工作以及司法救济工作，实现对风险的化解或者将风险的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当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存在法律纠纷时，借助协商、仲裁、调节等一系列手段措施，能够对企业的合法权益起到有效的维护作用，能够实现对企业损失最大程度的补救或者挽回。
三、风险防控体系的构建
1.制度体系
在制度体系的构建方面，可以从以下7个方面来进行：第一，健全内控岗位授权制度，与内控有关的相关岗位必须要对授权的对象、范围、条件以及额度进行明确详细的规定，任何人或者组织都不能越权干预风险性决策；第二，健全内控责任制度，对于各个部门以及个人的岗位、职责以及相应的奖惩制度、福利待遇进行明确，在明确时要按照权利、义务、责任统一的原则来进行；第三，健全内控考核评价制度，落实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对于责任管理、考核评价以及福利待遇建立起相应的联系，实现经营风险和绩效考核的有效统一，提高员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操作规范性以及安全方面的意识；第四，健全内部审核制度，根据iSo相关体系标准，对内部审核制度进行完善，在对实际的运行情况以及运行效果定期进行检查，发现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制定相应的改进、完善措施，使得企业内部审核制度的有效性、适用性得到充分的保证；第五，建全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新的法律风险责任体系需要有企业领导、法律顾问、企业员工共同参与建立，将法律顾问的职责有效落实，充分的发挥出法律顾问的作用，使得企业的风险防控能力得到显著地提高；第六，健全重要岗位权利制衡制度，做好企业职责的划分工作，对于商务执行权、经营权、监督权权利必须要进行明确的^分，避免这三种权利之间存在混淆等问题；第七，健全风险预警制度，对于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重大风险，必须要建立起相应的风险预警制度，做好对重大风险的监测工作，保证预警信息刻印及时，同时做好应急预案的制定工作，当出现风险时，可以在第一时间及时有效的解决，将风险的影响以及带来的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增强企业风险防控能力。
2.风险控制体系
在进行风险控制体系的构建时，首先，在预算管理方面，要将业务预算和资金预算这两项内容包含进去，通过业务预算的方式，可以对单笔交易的利润和风险进行简单的评估，风险控制从业务开始环节进行，为之后的业务交易提供重要的参考，资金预算指的是在月底将各个部门的预算报表进行上报，财务部门统一整理，对客户的收、付款状况进行评估，保证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其次，做好合同管理工作，合同管理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风险防控效果，通过多个部门共同进行合同的管理，对于合同签订过程中涉及的权限等问题进行明确的区分，还需要加强对合同的考核力度，落实责任制，将合同签订中存在的风险降到最低。再次，因为煤炭贸易企业在交易中的特殊性，企业一定要做好对产品的管理工作，对各个港口、站台的库存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了解，做好物流管理工作。另外，还可以通过资金管理来对客户的交易情况进行详细的了解掌握。最后，建立客户资信审查档案，对客户的信誉度、注册资本等情况进行评估，选择最优的客户，降低风险。
四、结束语
煤炭贸易企业经营风险防控体系的构建，一方面可以健全制度体系；另一方面可以构建风险控制体系，还可以构建比如文化支撑体系等体系，借助文化支撑体系，可以一定程度上实现风险防控和业务发展的有机结合，绩效考核和全员防范的有机结合，制度的建立和制度落实情况的结合。总之，煤炭贸易企业属于特殊行业，在进行风险的防控时，需要从多个方面综合考虑，及时吸取经验教训，借鉴相关的经验总结，实现对企业风险防控体系的创新，提高企业风险风控质量和效果。
参考文献：
风险防范原则篇10
关键词：企业财务；风险管理；防范措施一、引言
财务风险管理是目前出现的一个新兴的领域，而我国对这一领域的相关理论研究还相对滞后。每个国家对财务风险管理都有着自己的研究方法，就我国的研究方法来说，主要是注重研究的规范性和相关性，使风险管理与财务管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企业财务部门在测试企业中资金运动的潜在风险时，通常是在组织实施活动中实现的，通过这一系列措施使企业的生产活动得到高质量的保障并且使收益最大化。
集团财务风险管理则是指企业集团在全方面了解掌握了风险问题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来对企业集团中的各种风险进行预测、识别、预防、控制和处理，从而达到企业以最低的成本确保资金运动连续性、稳定性和效益型的一种理财活动。
定义和特征使我们对企业的财务风险有了概念上的初步了解，但是要想深入透彻的理解财务风险，还必须把握好其类型和表现形式。
二、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状况
1、良好风险管理文化的缺失
影响企业财务风险控制以及风险防范效果的因素分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其中，财务风险意识是最重要的因素，不仅包括管理层的风险意识，也同样包括企业员工的财务风险意识。说到如何切实有效地提高我国企业抵抗财务风险的能力，首要前提条件便是要有良好的企业文化和企业人员（管理层和所有普通员工）风险控制意识的增强。然而，目前我国企业普遍缺少这种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
2、完善的财务风险控制机制和预警机制的有待提高
从长远来看，制约我国企业财务风险监控的重要一环可以归结为没有建立健全的风险控制机制和预警机制。部分企业出于某些原因导致财务风险控制和防范仅仅处在形式层面上，包括缺失对财务风险管理构架的建立和尚没有较为规范的权限、职责等等。部分企业虽然已经建立预警机制但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但是部分企业甚至尚未建立应对预测财务风险的机制。加之我国有很大一部分企业都缺乏有效的内部审计机制，于是，财务风险监控如同空中楼阁，无法保证企业财产的安全性和完整性，更无法使企业财务风险的防范和监控得到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3、公司治理机制还需科学化
目前我国很多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仍然停留在以权力制衡为基础的治理结构阶段，监事会形同虚设并非个别现象，使得内部人控制力量大外部监督力量小，内部财产运行失控而财务风险问题层出不穷的局面。如果有了科学化的公司治理，并且使得决策权、监督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立”，我们就能够作出科学的决策。
4、财务风险信息系统建设问题
每一个企业都希望自身能在在国内甚至是在国际市场上提高产品竞争力，实现盈利。但是要想实现这一愿望，加强企业内部经营与管理以及采取各种措施抓住机遇就成为了重要的前提。企业任何经营活动，都无一例外的反应到企业的财务报表上。所以，企业更应该建立健全财务信息系统从而加强企业的管控能力。目前就我国企业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立而言，还存在着一些漏洞，尚待完善。
这常常导致企业各部门的资金流转和预算执行情况无法得到及时、真实的反应，也无法使监控机构充分获取有效的财务信息，业务无法确定财务风险是否在企业风险容量内，财务风险控制和防范也就失去了意义。
财务风险普遍存在于每一个企业只中，我们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找出并分析财务风险产生的原因，这样才能为应对风险做好充分的准备。
三、财务风险产生的原因
产生财务风险的原因有多种，分为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
1、直接原因
（1）企业中存在着过高的债务比例导致财务风险的产生
当企业债务比例过高时，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也会相应增高，这时随着企业利息支出的迅猛增加就可能会产生财务风险。
（2）企业中资产的流动性较弱导致财务风险的产生
当企业中资产的流动性较弱时，企业的资金周转链条就会趋紧或者断裂，尤其是现金资产周转出现困难时，公司的某些财务活动也会受到大大的影响。
2、间接原因
（1）企业中财务决策的失误会导致财务风险的产生，一个错误的财务决策可能会导致企业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中，甚至加速企业的倒闭。部分大型国有企业以及曾经很有影响的民营企业和一些政府机构都有显示有中大的财务失误。
（2）企业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多变性导致各种不同财务风险的产生
世界是普遍联系并矛盾着的，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情况，而部分是无法预测且没有相应防备措施的，这些诸多的不确定性都有可能会给企业带来财务风险。
不管是导致财务风险出现的直接原因还是间接原因，一旦发生，企业都会陷入不同层次的困境之中，部分企业可能因为无法有效应对而走向倒闭。因此，我们要制定一系列的财务风险管理措施。
明确了企业财务风险产生的原因后，识别风险便成为至关重要的环节，掌握风险识别的方法能帮助企业快速识别风险，发现问题。
四、防范企业财务风险的对策
1、防范原则
要想有效地采取措施对企业财务风险加以防范，我们就必须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具体如下：
（1）风险适度、限度承担的原则
财务风险普遍地存在于每一个企业之中，且风险有大小之分。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有效的数据分析，从格式整体利益出发，全面地识别风险，把握风险，把风险控制在合适的范围之内；了解最大风险的范围，提前做好应急工作，确保企业经营活动的正确性和稳定性，促进企业的良好发展。
（2）收益、风险均衡原则
众所周知，收益和风险是对立与统一的关系，收益和风险密切相连，有收益必定有风险，风险往往伴随着收益出现。一般情况下，项目收益越大，其风险系数就越高。在财务活动中，我们既要不断地追求高收益，也要密切注意其潜在的风险，切实做到收益、风险均衡，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更长久地发展下去。
（3）分级分权管理原则
每一个企业都有着复杂而又系统的组织结构，在领导层的统领下实施权利与履行职责。对财务风险的管理与防范亦如此，将风险划分为不同的层级，然后根据级别系数，交由有相应权利层级的人员来管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细化风险，防范风险，使风险降到最低。
（4）超前预警，有效规避原则
之所以叫超前预警，就是在财务风险发生之前进入紧急防备阶段，在这里，企业通常的做法是根据自身的风险预警信号，加快建立健全三系统，分别是风险识别系统，预警系统和财务风险管理系统。通过对这三个系统的数据分析和归纳整理，确定相应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部分财务风险。
确立了财务风险防范原则，接着就应该根据这些原则建立有关的处理机制，从制度层面来防范风险。
2、建立健全企业财务风险识别系统
一套完善的财务风险识别系统能准确、及时地识别出企业的财务风险。我们既可以用单个的财务风险指标趋势如现金财务总额比、流动比率、资产净利率、资产负债率、资产安全率的恶化来进行预测和监控，也可以通过各种指标分析综合评价企业财务风险的可能性。
体系相当于一个企业的骨骼，完善的财务体系是企业正常活动的保障。
3、完善企业财务体系
做好企业财务预算，对预算进行事后评价、分析、考核；要建立完善的财务体系，首先要制定一系列的标准和规则。比如在信用方面，额度、应用条件以及具体的标准缺一不可，并且应该将这些与国家现行的收款等各种政策结合在一起制定适合当前企业的信用政策。
根据收账成本、坏账损失、应收账款回收期等资料制定相应的收账政策。只有从本质上规范了体系，才能更有效地应对各种财务风险。
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集体是单个的集合，这种集合并不是简单和机械的相加，而是大家集思广益，智慧的升华。
4、真正实施集体决策
企业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应该坚持在科学预测的前提下集体参与作出决策。消除一切由领导说了算的局面。具体方法包括：定期召开全体职工代表大会，鼓励职工提意见，发表自己的看法；公平选举职工代表进入监事会、董事会等高级管理部门；重大决策实行投票表决制等。只有真正实施集体决策才能使决策更加公开化、民主化，才能降低决策的错误率，从而降低财务风险。（作者单位：广西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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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桂祥.论企业财务风险的成因及其防范措施[J].会计之友（中旬刊）.2008（12）：124-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