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领域研究方向篇1
《区域金融集聚演化机制实证研究》是张世晓博士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从事区域金融集聚理论与实践研究长期积累的重要学术成果。该学术专著创新性地运用复杂性科学系统论理论对区域金融集聚演化运行规律进行系统研究，是一种有益的创新探索，将对国内该领域的研究工作起到推动作用，对相关领域研究学者产生启发。区域金融、经济运行状况以及区域间金融、经济差异化都是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区域金融集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源配置的基本模式，在此基础上形成区域金融系统，对区域经济增长乃至整个宏观经济都产生重要影响。区域金融集聚系统符合耗散结构特征可以运用耗散结构理论进行分析。该专著研究运用耗散结构理论分析区域金融集聚系统运行及区域间金融集聚、扩散动态演化，主要开展了一下一些方面的研究创新。
首先，是对区域金融集聚与经济增长、产业集聚和企业融资结构等宏观、中观和微观经济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分析，证明区域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产业集聚以及企业融资结构均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长期以来，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等宏、微观经济变量存在的影响方向、程度大多停留在假设阶段，或有着一定的争议。该课题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工作为该领域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因而受到广泛重视，其阶段性成果也被广泛引用。
其次，运用耗散结构理论分析区域金融集聚的系统特征，提出了描述区域金融集聚系统运行有序性特征的“金融熵”指标，并运用这一指标建立起了“区域金融集聚系统运行方向判别模型”，对于区域金融集聚系统的良性或非良性运行状态进行趋势判断。“金融熵”指标概念的提出是该专著核心理论创新之一，是系统论方法在金融集聚研究领域应用的重要创新成果，已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和引用。
再次，基于“金融熵”指标构建了金融集聚区域分布的“集散度”指标，并在这一指标基础上建立起了“金融集聚区域动态分布判别模型”，进行区域金融集聚与扩散、区域金融经济差异化与一体化演化趋势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演化机制。金融集聚区域分布“集散度”指标的提出是该专著的另一项重要理论创新概念，同样得到许多专家的重视和应用。
第四，选取中国主要金融集聚区域样本对区域及区域间金融集聚系统的演化趋势、动态分布状况和演化路径进行模型检验，并对其进行演化机制分析研究。这种理论创新的同时也结合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体现了该专著研究工作的严谨性、科学性，表明该研究工作内容的充实性，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值得研究工作者借鉴。
第五，对区域间基于金融集聚的竞争关系进行了模型和实证研究，认为区域间基于金融集聚的竞争过程将有利于优化区域金融环境。金融集聚竞争关系研究是对该研究主题内容的扩展与深化，同时，也是对现实金融集聚竞争关系现象的理论解释。
金融领域研究方向篇2
行为金融理论与大数据的结合
世界首家基于社交媒体twitter的对冲基金DerwentCapitalmarkets创始人保罗・赫汀（paulHawtin）曾说：“长期以来，投资者已经广泛地认可金融市场由恐惧和贪婪驱使，但我们从未有一种技术或数据来量化人们的情感。”
一直被金融市场非理性举动所困惑的投资者，现在终于有了一扇可以了解心灵世界的门户――“南方新浪财经大数据策略指数”，在大数据时代，行为金融理论终于可以在投资领域有了更具操作性的应用。
据了解，2013年底，南方基金即与新浪财经讨论双方在上述领域合作的可能性并达成合作意向，拟充分挖掘双方在各自领域的专业优势，在股票量化研究及合作开发指数方面展开方向性合作。
新浪财经作为国内领先的财经数据平台，其股票频道、财经新闻、股吧论坛、尤其是新浪微博相关财经账号，对上市公司有着更及时全面的资讯覆盖、其财经数据的互动信息来自专业的投资者，较普通的互联网媒体有着更具有价值的信息。其体现的市场情绪变化涵盖了宏观经济、行业动向、个股关注、财经新闻报道曝光度、股票论坛用户参与度，全方位地展现了投资者与股票间的互动情况，隐含了海量的投资辅助信息。
“互联网经济造就了大数据时代，唯有那些在数据获取、形成洞察力和将洞察力转化为行动方面表现优秀的企业才能有持续的绩效表现，基于此，我们选择了在此领域积累了资深经验的南方基金合作。”新浪网副总编辑、财经中心总监邓庆旭表示。
南方基金数量化投资部总监刘治平介绍道，从目前国内量化投资现状来看，传统的基于财务数据、估值成长因子、技术指标因子的多因子模型研究框架已经非常成熟，越来越难以获得超额收益，因此近几年新闻事件、公司事件对于股价的影响成为量化投资者研究热点，但传统的量化投资者由于数据获取局限，研究更多的止于事件本身对于股价的影响，数据量极其有限，对于新闻事件所带来的互动信息数据研究更是严重缺位。
南方基金数量化投资部资深研究员雷俊表示，前期南方数量化投资部通过对财经大数据的分析，发现追踪市场热点变化，结合南方量化研究成果，挑选出更具有投资价值股票作为投资组合，日前已经完成了综合宽基指数、主题行业指数的历史模拟业绩测算。内部测算结果显示，该指数具有较好的市场代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
打造互联网金融版图新坐标
互联网金融创新浪潮来袭，其对基金业的影响最初体现在销售层面。余额宝的成功让基金公司开始跟风，热衷于包装各类“宝宝”。事实上，互联网的价值并非仅仅体现在用户的购买行为上，南方基金以敏锐的视角将眼光投向了互联网平台之下的宝藏――大数据应用。
南方基金新闻发言人、董秘常克川表示，公司自去年便组织相关部门研讨，如何更深度地将互联网行业信息优势与传统金融机构的研发优势相结合这一新的课题，南方新浪财经大数据策略指数的推出将填补国内在互联网大数据投资应用领域的空白。“公司未来或将开发跟踪该类指数的系列基金产品，为基金投资者提供多元化、专业化的投资工具，不遗余力地为客户捕捉市场机会，创造价值。”
通过对不同方案的可行性分析和筛选，南方基金与新浪财经双方敲定拟先期充分利用新浪在财经领域的大数据，结合南方基金数量化投资领域专业分析，深度研究挖掘网民关注度、新闻点击率等数据与证券市场潜在的趋势性联动信息，为指数编制提供决策参考依据，从而确定了“财经大数据策略指数”的合作方向。
金融领域研究方向篇3
1.什么是金融
金融，顾名思义，“金”是黄金、资金，“融”是融通，即“资金融通”。金银的易携带、易分割及价值大等特性使之成为充当货币的一般等价物――价值的代表，因此，金融是价值的流通。而随着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金融的内涵也进一步拓展，不再局限于价值的流通，更多的倾向于经营的资本化、信用化以及杠杆化，更符合现代金融的发展要求。
2.什么是宏观金融
根据金融主体行为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微观金融和宏观金融两大类。一般地，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的金融行为被归类为微观金融的范畴，主要包括资本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而政府和货币当局的金融行为被归类为宏观金融的范畴，主要包括货币和金融制度的安排。宏观金融是以宏观平衡人类整体经济利益关系为目的的社会金融行为，是人类的社会性金融活动。
3.什么是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方法论
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方法论是指关于研究宏观金融领域的一般方法的总称，它为我们准确、有效地研究宏观金融理论提供了组织、计划、设计和实施研究的基本原则。
二、宏观金融理论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性
联系的普遍性――世界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金融理论的发展过程也不是独立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当中，而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密切相关。在二十一世纪之前，金融理论的发展是杂乱无章的，学者们仅从自身出发进行研究，各方向的金融理论研究层出不穷，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从而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宏观金融理论的发展。
宏观金融理论的发展从始至终都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研究，并未形成完备、系统、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研究不需要经过科学的检验和检测就能成功的观点明显违背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在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中，若要持续有效地发展就必须使之上升到理性高度，并形成一套系统、科学的行为准则，在不断发展过程中进而形成科学的“方法论”，以此来指导我们有效地进行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因此，在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领域中，形成一套系统的、科学的方法论十分重要，它关系到研究结果是否有效的问题。
三、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形式主义倾向严重
宏观金融理论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理论方法和工具，如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数量模型分析、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等，促使着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向科学化、严谨化发展。20世纪20年代之前，学者们较为关注运用金融理论的知识去科学有效地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经济现象，通过案例分析来实现金融理论知识的合理运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计量经济学学科的出现，论文就更倾向于应用数学模型来解释经济现象，以此来彰显其理论研究的准确性和严谨性。然而研究者们对于这些数学模型并未深刻认知，有时过于追求模型论证而忽略其现实经济意义。目前论文撰写过程中，研究者大多未能正确认识金融工具与金融理论的关系，忽略金融工具的服务性作用，过于追求数学模型等工具而忽略金融理论。
2.研究成果普遍缺乏创新性
研究的创新性是为了通过研究者分析问题，提出观点来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而目前多数研究者忽略理论的探究，在广泛阅读大量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自身的思考和研究略有欠缺，从而难以实现理论的创新。
四、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一些方法
金融领域研究方向篇4
关键词：金融发展；产业升级；广东省
文章编号：2095-5960（2014）01-00081-08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自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并实现了转型升级，基本实现了从贫穷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的蜕变，逐步缩小了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特别是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广东，在现代化建设中创造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历史性成就，一跃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军。然而，伴随着中国经济和广东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土地告急、资源短缺、用工紧张、环境污染、成本飞涨”等矛盾凸显，尤其是在金融海啸之后，广东传统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面临着诸多严峻的问题与挑战。因此，为了实现经济的集约式可持续发展，广东省必须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向高附加值导向的产出结构和高技术导向的技术结构迈进，从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转变。而金融发展通过在产业间合理配置金融资源对产业升级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广东省金融发展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Bagehot（1873）是最早对金融在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考察的学者之一，他认为金融体系可以为大型工业项目提供必要的资金，从而促进工业发展，金融体系为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而Schumpeter（1934）则从创新的角度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银行的信用工具为资金流向创新领域提供了条件，而创新活动的活跃加快了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早期学者的研究为金融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关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直到20世纪中期，学者们才开始了对金融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Hicks（1969）认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基础是18世纪的英国金融革命，金融革命的实施为工业技术创新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从而为工业革命的成功提供了保障。革新性技术是在工业革命发生前就已经发明的。故此工业革命的产生并不是由技术的革新而引起，而是由于英国金融革命而促使的。
近几十年来，国外学者对金融与产业结构调整互动关系的研究视角越来越多样化。wurgler（2000）对1963-1995年间65个国家制造业总投资及产业增加值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将大部分资金投入成长性产业，而对于夕阳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较弱，资金流向的差异化促使各个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有所差异，金融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在金融市场资本配置效率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Becketal.（2004）利用多国家样本进行了论证，发现在整体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和拥有有效法律系统的国家，产业发展速度较快，并伴随着有效的合约约束机制，资金配置渠道也更为通畅。
金融领域研究方向篇5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国际金融法；影响
金融全球化的含义和特征
考察晚近的国际经济生活，其发展动向和显著特征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明确无误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全球化浪潮在经济层面上的表现，经济全球化主要以商品、服务、技术和资金大规模跨境流动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为特征。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延伸和必然要求，反映了世界各国经济依存度的日益加深。从内容上看，经济全球化可以分为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和高级发展阶段。这是由晚近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特点-经济的金融化所决定的。所谓经济的金融化，是指实物经济被金融经济所取代，社会资产的金融资产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日益深入地表现为国际金融关系，如国际债权债务关系、国际股权股利关系、国际委托关系、国际风险保险关系等；金融因其更适合“数字化”和“终极市场”而成为经济生活中一个核心性、主导性和战略性的要素，对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渗透和影响不断增强。随着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经济的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金融的全球化。
所谓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表现为货币体系、资本流动、金融市场、金融信息流动、金融机构等要素的全球化以及金融政策与法律制度的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一方面构成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是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自然结果，并与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又因金融的特质和发展状况而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容和运行规律。
首先，从金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看，金融全球化并不是晚近伊始的新生事物，而是一个一直处于进行之中的发展过程，是金融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展与深化。这一过程不是均匀展开和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时间上的阶段性、空间上的地域性、结构上的非均衡性特点。金融全球化趋势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初见端倪，80年代以后迅速推进，90年代至今则因更加充分地展开了其多样化的内容而进入高潮阶段。在空间上，金融全球化可表现为区域化，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金融区域化推进和作用的结果。金融的区域化和全球化从先后继起到同步运行，彼此间既融合又排异的互动发展，成为晚近世界金融发展的一道风景线。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涉及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由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扩展。但这一进程是不均衡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参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同，享受到的利益也不同，金融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发达国家及其跨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是金融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和主要获益者。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则经常处于被动的、受制约的地位，面临着“边缘化”和“第四世界化”的威胁，一般较少地分享到金融全球化的利益，而较多地受到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其次，从影响金融全球化的因素看，除跨国生产、贸易、投资和科技进步等实体经济因素对金融全球化的推动外，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扩展和全能化运作为金融全球化构造了微观组织基础，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日益激烈的金融竞争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持续的技术支持和发展动力；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广泛兴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因打破了资本跨国流动的政策，使金融交易的市场空间进一步突破国家和地域的界限，为金融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第三，从金融全球化的内容看，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金融全球化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得各国的金融资源可以在各个层次上以多种形式转移、划拨、融合和互动，金融创新日趋活跃，全球资金光速流动，金融领域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可谓是21世纪国际经济竞争的最主要领域之一。金融全球化一方面加剧了金融竞争，促进了金融效率、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福利，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负效应，它使金融风险明显加大，金融波动通过一体化的市场得以迅速传导，局部的金融灾难动辄演化成为地区性、全球性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在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每个国家的金融均成为国际金融的有机组成部分，单个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削弱，国际金融市场的失灵现象不时出现。
第四，从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看，一方面，世界金融发展已经历了中介金融、信用金融和资本金融三个阶段，目前正在步入产业金融发展阶段。从其产业地位看，金融不仅是第三产业中的独立组成部分，而且日渐成为第三产业中的龙头产业。与产业化相伴生和相适应，世界金融发展又衍生出工程化、信息化、混业化、网络化等特点，对传统的金融管理体制、金融经营理念等产生强大的冲击。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金融运行不再是简单地从属、外生、决定于实体经济，而是在相融、适应、内生于实体经济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独立、超越、背离于实体经济的特点，表现出强烈的符号性和虚拟性。据统计，目前在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只有10%与实体经济有关。而与实体经济运动无关的国际资本流动大量属于投机性资本流动，其全球游荡和肆意攻击成为威胁世界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再者，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全球金融市场间的相关度提高，经济大国通过金融渠道对世界经济施加影响更为便利和直接，已超出了贸易、投资等传统渠道对世界经济发生的影响。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经济、金融发展方向和进程等方面往往被迫依从于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致使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为个别金融霸权主宰的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
显然，当经济全球化发展到金融全球化阶段，其深度和广度已然大大推进。实践证明，晚近世界经济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上述趋势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历史过程，并已对或正在对国际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生活发生着广泛的影响。国际金融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际经济生活的调整器和控制机制，植根于国际经济生活并灵敏地回应着国际经济生活。全球经济环境的上述变化对国际金融法势必也会发生重大影响，简析如下：
第一，金融全球化凸显了国际金融法的地位。金融全球化作为经济金融化的结果，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如金融在全球市场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金融在国家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中的枢纽地位和作用等，对于全球的法制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国际金融法在当代社会经济即金融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成为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法律部类之一，在国际经济法中逐渐占据核心地位。反映在国际经济法的研究上，表现为学者们研究重心的转移。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经济法还是以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贸易、国际货币等领域的研究；到80年代末，学者们的研究重心就开始转向以研究国际金融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法律问题。从国家层面考察，金融全球化对各国的国内法制也具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金融法在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凸显，金融法发达与否已成为衡量现代各国经济环境优劣的重要标志，以及国家法律、文化乃至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如果一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比较健全，金融法制比较完备，就可以推定该国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推定其经济和社会环境相对安全和稳定，那么该国就可能成为人气旺盛的“网站”，吸引大量国际资金的流入。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使得金融和金融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使金融法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最富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业所具有的显著的系统性、宏观调节性和时间信用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设计。相应地，现代金融法较之其他部门法，更加重视维护货币资金的使用权，更加重视鼓励和保障金融资产的跨国流动，更加重视营建信用环境、契约环境、产权环境和会计环境等金融业发展之必要环境。此外，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还呈现出机构国际化、体制混业化、资产证券化、业务创新化等特点，这些特点使金融法成为当前各国法律体系中发展最快、最活跃的法律部门之一。
第二，金融全球化拓宽了国际金融法的范围。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跨国银行及各类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国际信贷和国际证券融资规模持续扩大，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工具和国际金融服务方式不断创新，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金融活动，国际金融关系无论在主体范围方面还是客体范围方面都得到极大的扩展，并呈现出缠结交叉、异化衍生、变幻莫测的特点。国际金融关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客观上要求国际金融法扩大调整范围、改进调整方法，随着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而发展。例如，伴随国际保付业务的兴起，国际保理联合会（FCi）的《国际保付通则》（1987年制订、1997年最新修订）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国际保付公约》（1988年正式通过）相继问世；随着互换、期权、票据发行便利、远期利率协议等金融工具的出现，巴塞尔委员会与国际证监会组织联合了1994年《衍生工具风险管理指南》、1998年《关于银行与证券公司的衍生交易的监管信息框架》等建议案；随着广泛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金融企业集团的出现，由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三方组成的“联合论坛”（theJointForum）于1999年推出了一套《多元化金融企业集团的监管》文件。晚近国际金融创新的层出不穷势必要求国际金融法制度跟进创新，从而导致国际金融法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大，迄今已涵盖国际银行、国际证券、国际保险、国际信托等国际金融的各个领域，所管辖的金融市场由传统市场扩大到欧洲债券市场、欧洲货币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等新兴市场。由于全球化使得国际金融关系变得复杂多样，促使国际金融法在调整方法上不断尝试、改进和发展。例如，各国金融监管立法和实践越来越强调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体现在监管思路和方法上就是发生了如下变化：由全局性管制为主向日常性监督为主转变，由质性金融控制机制向质性与量性相结合的金融控制机制转变，由事后监管向涵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转变，由针对个案的被动型业务监管向系统性的主动型全面风险管理转变，由东道国当局单一监管向东道国与母国当局合作监管转变。
第三，金融全球化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和协调化。首先，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金融业务的规模化与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必然要求冲破地域性金融管制的藩篱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冲击了国别金融制度壁垒，推动了各国金融政策和法制的国际化；其次，金融全球化意味着金融交易量增多、金融风险扩大，为了保障金融交易的有序和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和扩大，各国一方面加快本国的金融法治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参与多边金融谈判和条约缔结，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放弃或让渡金融，由此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例如，各国金融服务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的深层次影响，促使跨国金融服务立法纳入法律统一化进程，最终导致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金融附件、《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等条约和协议的问世。从此，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方面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必须对照wto金融服务贸易法和其承诺对相关国内法进行“立改废”。我国为履行入世承诺，于2001年底颁布对《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进行破旧立新，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金融竞争，各国在金融实践中还积极移植和引进他国先进立法，竞相采行金融惯例规则，以重塑或改善本国的金融投资环境，促进金融交易安全与发展，并避免本国金融业遭受歧视性待遇而陷入筹资难、进驻难的被动境地。各国的自发行动不仅促进了金融统一惯例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各国金融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的趋同。研究表明，近20年来，国际金融惯例取得了长足发展，内容广泛涉及国际货币兑换、国际商业贷款、国际证券交易、国际支付结算、国际融资担保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催生了一大批金融监管的行业性惯例，如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原则和标准、国际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的原则和规则。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实践中自觉贯彻和推行这些惯例和标准，其结果是各国金融监管制度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相似性。
此外，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大国际经济组织职能和作用的演变、相互间金融交流与合作的加强，以及各类区域性金融组织在推动区域金融法治方面的活跃表现，则为金融法的统一化和趋同化提供了组织基础和制度条件。金融全球化呼唤金融治理的全球化和法治化，作为全球金融法律秩序的主要构建者和维护者，重大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一方面注重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如发展国际金融监管职能，加强对国际金融事务的领导能力，建立和完善多边谈判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为国际金融统一法的形成和实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注重加强组织间的政策协调和信息沟通，例如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国际清算组织在监控私人资本跨国流动方面的金融合作与交流，金融行业性组织在监管规则创制方面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全球性金融组织和区域性金融组织在金融危机预警和救助中的协调行动等，在合作中促进国际金融统一法制度的形成和有效实施。
第四，金融全球化暴露出现行国际金融法的不足并推动其改革。金融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其一方面促进金融资源全球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国际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金融风险的全球扩散变得更为容易和迅捷，从而破坏国际金融的稳定、阻碍国际金融的发展；一方面使人类休戚与共从而促进了人类的协同互助，另一方面也使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金融问题日益增多，从而给金融投机势力兴风作浪以及金融霸权国家转嫁风险提供了可乘之机。20世纪最后十年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便是各类国际金融问题的总爆发。惨痛的教训为世人敲响了警钟。分析这些问题的生成，它们固然暴露出某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种种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暴露出了现行国际金融法存在的调整真空与软弱性，暴露出了新形势下国际金融体制的落后与低效。而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如果长期缺乏健全有力的国际金融法治，缺乏完善有效的国际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则任何国家难以独善其身。由此，改革国际金融体制、完善国际金融立法呼声雀起，推动了国际金融法制度的变革。在国际层面上，基于货币金融领域的权威地位和职能与业务便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改革使命。世纪之交，基金组织多次组织修订《基金协定》，增加和调整资本份额、改革特别提款权制度、改善决策机制、整肃货币纪律；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试验，根据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调整基金宗旨、完善信贷制度，发展金融风险预警与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基金组织所领导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改革作为国际金融法对国际金融实践的积极回应，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在国家层面，晚近，各国金融立法和改革空前活跃。从执世界金融发展之牛耳的西方发达国家，到金融危机重灾区的发展中国家，均采取积极态度，在强化金融法治上大做文章。这一方面是出于各国完善金融法治、保障金融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呼应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改革的结果。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每一项修改，关涉世界184个国家的货币金融利益和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在金融立法改革中发挥了领军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有关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规范方面，相关的国际法规则和法律秩序主要是几个发达国家国内法律和惯例的境外延伸；而且表现在对国内法的示范方面，发达国家由于在金融全球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对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往往更为敏感，反应更为迅速，因而金融立法和改革更贴近市场，引领着金融立法现代化的潮流。如日本1992年通过的《金融改革法案》、美国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英国2000年通过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等，提出了功能监管、并表监管等金融监管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尝试和发展了金融企业集团监管、网络银行监管等新制度，对其他国家的涉外金融立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示范效应，对金融法的统一化方向也具有潜在的影响。
金融领域研究方向篇6
目前国内外信息挖掘的研究主要是以知识发现的任务描述、知识评价与知识呈现为主线，以基于各种理论的有效知识发现算法研究为中心，以及更加广泛的应用研究为主要特点。
结构化数据挖掘技术的研究较为成熟，主要集中在算法的适应性、扩展性和鲁棒性的研究上。围绕统计学方法的数据挖掘算法的研究一直受到关注，用于在具有先验知识的情况下的不确定知识发现。关联规则知识发现算法是众多的应用研究的基础，研究工作集中在算法的改造以及可扩展性和普适性的研究上。序贯模式是R.agrawal提出的重要的数据挖掘方法。包括单一的概念层次，多概念层次的序贯模式的研究。在不同的概念层次发现序贯模式是十分有价值的。
神经网络是目前常用的数据挖掘技术，广泛应用于分类、聚类、预测建模和混沌模式的知识发现。基于概念格理论的知识发现的理论研究和应用近年来受到重视。复杂类型数据的知识发现是目前国内外知识发现领域的研究热点。空间数据是指同占有一定空间的对象的相关联的数据。空间数据挖掘方法主要包括空间分类和空间趋势分析。
文本挖掘用于基于文本信息的知识发现。文本挖掘是利用智能算法，并结合文字处理技术，分析大量的非结构化文本源，抽取或标记关键字概念，文字间的关系，获取有用的知识和信息。其关键在于文本内容的量化表征。多媒体数据的知识发现的研究主要是特征的抽取。在音频数据挖掘中Fourie变换等用于抽取不变性特征。相应的知识发现方法包括学习矢量量化和多层感知器等神经网络方法。
信息挖掘的理论研究表现出多学科的交叉和多种技术方法的融合及信息挖掘的泛化和统一的特征。知识发现技术逐渐渗透到复杂非线性系统，如社会科学、生物信息科学、商业与金融领域、地震和气象学等领域的信息处理之中。复杂性系统的信息过程表现出显著的非线性动力学特征。
3信息挖掘是商业信息处理技术的关键
商业领域中的海量历史数据与实时数据和广泛的应用需求为信息挖掘的应用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信息挖掘与已有信息系统和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为商业与金融数据的分析处理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和理论方法。这些理论和工具已经被用于解决金融与商业领域的以下各类问题：信用等级的评估；金融和经济预测；证券价格变动的预测；破产和银行倒闭预测；恶性透支和商业欺诈甄别；证券的投资选择和分类；商业行为分析以及销售与客户关系分析等。
在金融与商业领域中，信息挖掘技术的应用表现为范围上的延拓和层次上的深化以及多种技术方法的整合。利用文本挖掘，可以从internet上的成千上万的与金融相关的web网页中获取全球金融市场的实时数据、与金融市场相关的市场、宏观经济环境、政策和法规等消息、进行金融分析报告等。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对分布于全球的市场消息和信息的处理来预测全球市场的主要股票指数,并对全球主要外汇交易市场货币交易率的未来走势进行预测和决策分析。
从细微和难懂的数据中识别、发现和抽取各类知识和规律。这样的商业分析每天都在发生：营销管理人员需要为某种产品进行目标市场分析；同时他们要求知道购买竞争对手产品的客户规模、潜在客户对优惠券的相对接受能力、竞争对手的产品在零售商店中陈设的位置、下一个商业周期中对自己的及竞争对手的产品需求预测，等等。基于信息挖掘的商业与金融信息处理技术的价值在于能够为使用者提供从数据集合中发现新关系的能力。极大地加强战术和战略决策以及决策过程的精确性。
金融领域研究方向篇7
【关键词】货币金融政策中部
近期，世界经济继续调整，国内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矛盾更加突出，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潜在经济增长率已有所放缓，发展方式面临转变。应对新形势，我国宏观政策调控格局也在转变，特别表现为货币金融政策调控思路、节奏和重点正发生积极变化。在此背景下，中部地区应抢抓政策机遇，加快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不断提升现代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助推中部崛起。
一、当前我国货币金融政策发展新动向
（一）货币政策开始倾向于短期操作和有针对性的调控举措
自2012年8月以来，在货币政策稳健基调下，我国一直未采用降低存准和降息等宽松操作，货币调控开始倾向于央票发行、逆回购等短期操作和一些有针对性的调控举措，如差别化调整存贷款利率浮动空间等。当前我国经济呈现下行调整趋势，但货币金融领域仍处于较热状态，1～5月份，广义货币m2增幅始终处于15%以上的高位，高于年初制定的目标增速，1～5月份人民币贷款总体增加4.21万亿元，同比增长14.5%，多增2792亿元，社会融资总量高达9.11万亿元，比同年同期多3.12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在当前“冷经济、热金融”的大背景下，我国货币当局已明确表示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更有力的支持经济转型升级。未来一段时期看，我国通过降息等手段增加流动性的可能性不大，更为可能的调控方式是将短期操作和金融改革长期目标结合起来，通过公开市场业务等调节短期资金供需，以及结合利率市场化改革，取消贷款利率的浮动下限等。
（二）加快引导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经济结构失衡，产能过剩问题严重，新兴行业、“三农”、小微企业多年的融资难问题已成痼疾，实体经济缺血严重；另一方面，大量资金在金融机构间打转，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资金空转”问题凸显。针对这些问题，近期国务院和央行多次提出引导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具体要采取的举措是：加大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等的信贷支持；支持调整过剩产能；加大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信贷倾斜，明确全年“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三）积极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
针对当前我国金融风险过度集中、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滞后、中小企业金融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等现状，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步伐将有所加快，其中重要的一项是要加快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今年6月19日，总理在研究部署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明确提出，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探索设立民间资本发起的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和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进一步发挥民间资本在村镇银行改革发展中的作用等。下一步，国家相关部门将研究放宽金融业特别是社区型中小金融机构的准入，可能会改变以往设立金融机构时的股东性质限制，以及只能以大银行作为股东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硬性规定，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玻璃门”有望打破。
（四）强化影子银行和地方融资平台等领域风险防控
近年来我国金融多样化取得实质性进展，通过影子银行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大幅攀升，据中金公司近期测算，目前我国广义信用的影子银行规模已达到27万亿，约占当前GDp规模的一般。影子银行规模的快速膨胀，导致市场利率居高不下，大量流动性在金融系统“内部循环”，难以起到给实体经济输血的作用，同时也集聚了多样化风险。为防范影子银行风险膨胀，中国银监会于2013年3月《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核心内容是促进银行理财产品的真实性，强化对银行非标准债权资产业务的风险管理，客观上将起到银行去表外杠杆化，以及规范整顿银证、银基业务等作用。针对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等问题，近期审计署对36个地方本级政府债务进行审计，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借新还旧情况加剧。伴随地方财政收入减收压力加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正不断加大，平台贷款违约将由从潜在风险变成现实。可以预见，今后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监管将更加严厉。
（五）加强对企业开放和“走出去”的金融支持
面对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近期国家积极支持国内企业加大开放力度和“走出去”。今年3月份，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鼓励商业银行开展进口信贷业务以及人民币贸易融资业务。今年6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又提出要创新外汇储备运用，拓展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平台和商业银行转贷款渠道，大力发展出口信用保险，推进个人对外直接投资试点等工作。从这些政策措施看，未来我国金融政策将更加支持外向型经济发展。
二、中部地区经济和金融发展现状及特点
自2006年我国提出中部崛起战略以来，中部地区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稳步提升，虽然经历2008年以来是世界金融危机，但仍保持了较快的发展势头，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在缩小。近年来，中部地区发展表现的共同特征是：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社会投资快速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加快，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均呈现加快趋势；城市群发展发力，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大趋势。
相比于快速发展的区域经济，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仍相对滞后，突出表现为地方金融业发展滞后，金融服务区域经济的能力还很薄弱，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集聚的风险在加大。以安徽为例，截止2012年，安徽拥有金融机构网点数近万余家，但结构和区域分布极不平衡，从资产总额来看，省直地方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约占全省地方金融资产总额的98%，银行类地方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约占全省总额的89%，金融机构大多都集中在省会合肥，为县域经济、中小微企业服务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展严重不足，县域经济存贷比49.6%，有16个县不到40%。近年来，安徽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发展，政府融资平台融资规模快速增加，一方面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挤出效应明显，另一方面也使得政府债务风险集聚，不利于地方经济和金融稳定。加快改善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环境，提升金融效能，已经成为新时期加快中部崛起的必然选择。
三、当前形势下中部地区可采取的现实举措
当前我国货币金融政策已从以往“收收放放”的调控思路，逐步转变为将短期政策操作和金融改革长期目标结合起来，更加注重金融体系的合理构建，更加注重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平衡，其中蕴含了重大机遇。中部省份应深刻领会国家政策意图，积极采取一些现实举措，努力推动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发展，加快实现中部崛起。
一是加快完善地方金融服务体系。地方金融是服务地方经济的主力军，针对地方金融发展不足现状，中部省份应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加快形成以市场为主导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依据中央精神，中部省份可在地方金融机构准入门槛、村镇银行组建要求等方面争取国家改革试点，改变以往不尽合理的政策限制，促进中部地区地方金融发展大繁荣。
二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目前，中部省份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的实质性问题是融资成本过高问题。对此，中部省份应顺应国家利率市场化改革大趋势，积极引导省内金融机构开展业务调整，合理安排贷款结构和期限，科学设计风险控制和规避方法，适度降低市场利率水平，更大力度支持我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三是加强对特定领域的金融支持。中部省份产业结构偏重于原材料产业和重化工业，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内外需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钢铁、化工、建材和新能源等一些新兴产业领域出现产能过剩，中部地区表现尤为严重，严重制约了中部地区崛起。对此，金融政策应有所倾斜，如制定金融支持调整过剩产能的相关措施，对整合过剩产能的企业定向开展并购贷款等。
四是积极做好融资平台风险控制。在严格落实国家关于地方融资平台清理整顿的相关政策，严控违规违法融资的同时，各省还应加大政府性资金、资源、资产的统筹力度，将优质资产注入融资平台，提高政府融资平台信用等级和融资能力。对于融资平台风险监管，还需避免“一刀切”模式，针对平台资产负债状况健康、还本付息安排有保障的平台公司，应积极协助其加快业务审批核准进度，稳步扩大融资规模，重点助推新兴产业和新型城镇化发展。
五是支持企业对外开放和“走出去”。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推动下，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但中部地区企业“走出去”总体处于起步阶段，有实力的“走出去”主体少，组织化程度低，缺乏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投资战略。在当前国内经济形势仍然严峻的情况下，中部省份可以充分利用国家的相关金融政策政策，拓展海外市场，进一步扩大“走出去”的规模和质量，促进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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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利.安徽省地方金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时代金融，2011（7）.
[3]曹亚楠，李欣欣.金融结构差异与区域经济发展探讨[J].青海金融，2012（1）.
金融领域研究方向篇8
关键词：金融工程；学科特色；培养模式
金融工程学（Financialengineering）是一门工程型的新兴交叉学科，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公司金融、投资银行与证券投资业务等多种创新型金融业务而迅速发展。金融工程学标志着传统金融学走向了产品化和工程化，成为现代金融学的最新发展。
一、金融工程课程体系产生于引入的宏观认识
金融工程最初的狭义定义是组合金融工具和风险管理技术的研究。金融工程研究领域所涉及的范围包括如下层次：对创新型金融产品与工具的研发；设计开发新的金融手段；创造性地解决现实中的金融问题。各层次由浅入深，展现了递进的三个层次。各层次对应实例表现如下：第一层次包括对银行账户、共同基金，以及面向企业的期货、期权，可转换债券、新型优先股等给予创新型设计；第二层次包括银行金融制度等的再设计；第三层次包括创新企业融资结构，新型现金流管理策略的给出等。金融工程学创始人之一的约翰・马歇尔，曾任全美金融工程师协会执行主席，从实务角度也对金融工程的研究范围进行了概括。其认为应包括如下四方面，即证券及衍生产品等金融工具的交易，投资与货币管理，公司理财和风险管理。在特定条件下，传统型金融工具往往难以迎合公司兼并、收购等特定融资需求，其亟需金融工程师为其设计出能够恰当解决问题的融资方案。在诸多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方面，主要目标是开发各种套利交易策略，涉及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不同金融工具、法律法规和税率等多方面，包括纯套利性质交易策略和准套利性质的交易策略。其是将高风险投资工具转化为低风险投资工具的系统，包括开发“高收益”共同基金，货币市场共同基金，以及正向回购和反向回购协议等。金融工程所对应的风险管理强调，将多种风险管理方法进行组合，以对金融风险进行分析和管理，即根据企业的风险管理目标，对企业风险进行识别并测度，继而利用已有的金融工具构造出降低或规避风险的方案。
二、国内外金融工程专业方向学科特色比较
1.设在工程学院的金融工程硕士课程设置。（1）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是把金融工程硕士设置在工程学院培养的代表性学校。其中，哥伦比亚大学的金融工程专业位居北美金融工程专业第二，普林斯顿大学的金融工程运用专业位居北美金融工程专业第九。其中，哥伦比亚大学的金融工程科学硕士学位（masterofScienceinFinancialengineering）由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授予，普林斯顿大学的金融工程硕士学位（masterofengineeringinFinancialengineering）由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授予。从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工程硕士专业设置中，我们了解到，运用工程学和统计学的相关技术解决金融实际问题是该校进行培养的特点，该校所毕业的学生应具备在银行、证券及金融投资公司等各种金融机构从事相关分析工作的基本能力。哥伦比亚大学要求其学生必须掌握七门必修课程（金融工程随机模型、金融工程统计工具、金融基础原理、金融工程最优化、蒙特卡洛方法、资产定价与投资、连续时间序列），并将把统计学知识与工程学知识统一起来解决金融问题的能力作为考核要点。
2.对于设在数学或统计学院的金融工程硕士培养课程，是因为在美国，金融工程课程被一些学校安排在数学或统计学院进行讲授。此种模式的代表学校包括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康乃尔大学等。通过分析上述几所排名前列学校的情况，我们发现，此种模式侧重于理论方面的研究。康乃尔大学出版了《mathematicalFinance》，是金融工程学领域的第一个学术期刊；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金融工程相关研究成果也位于此研究领域中的领先位置。为此，培养金融工程领域中的专业学术型人才，是将金融工程专业设在数学或统计学院进行模式的一大鲜明特色。在该培养模式下，未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硕士研究生比例明显高于其他，而且所毕业的学生还将获得数理金融科学硕士学位（masterofScienceinFinancialmathematics）。芝加哥大学的金融数学硕士课程设置中对数学成绩的要求很高，而且学习难度也较大，其侧重于对学生学术理论的培养。具体来讲，该校此专业所设置的课程有高等数学与概率论，经济学，金融分析与金融模拟等。培养既能利用数学模型和数学方法对金融问题进行定量分析，又能以此对衍生产品进行设计和定价的能力。
3.加州大学Berkeley分校把金融工程专业设置在Hass商学院。纵观排名于北美金融工程专业前20的学校，将金融工程专业设在金融学院进行硕士培养的学校，仅此一家。不仅如此，Hass商学院还是全美商学院主导下惟一提供金融工程学位计划的学院。相比较于普林斯顿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授予的金融工程硕士学位，芝加哥大学授予的数理金融科学硕士学位而言，Hass商学院授予的是金融工程文学硕士学位（master'sinFinancialengineering）。文学硕士的培养模式较前者来讲，更偏重于实际运用，属于职业导向型教学模式，其对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要求较低。经济金融领域中实用性质较强的课程中，如公司金融、金融机构分析、金融创新案例、应用金融设计等课程，均被Hass商学院金融工程硕士课程设置在内。此类课程的设置将会使其培养的学生更易适应将来的工作，要求国内金融工程课程设置充分考虑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
比较发达国家和地区排名靠前大学金融工程专业课程设置后发现：首先，美国金融工程人才培养集中于硕士培养，而现阶段我国金融工程人才的培养主要集中于本科阶段，目标是金融工程本科人才，为此，美国模式对于我们来讲存在较大差异性，不适宜直接照搬。其次，我国的资本市场尚处于转型阶段。这一时期的资本市场，往往层次感并不是很清晰、市场产品不能呈现多元化与多样性，在法律监管、技术保证等方面还存在一系列的缺陷。这使得有效市场假说和现代金融理论基本分析方法，这些金融工程研究所依附的基本理论并不能实现在我国的充分使用。目前，国内诸多大学均在结合本校的综合优势，开设金融工程专业及其相关专业，力求培养出金融工程人才。经济类学校教学的缺陷是，在工程教学上并无优势。一般有着金融经济理论和工商管理的基础和优势。因此，财经类大学开办金融工程专业如何展现出自身特点？所培养出的毕业学生如何在工作领域中与综合性大学学生进行竞争？财经类学校的金融工程专业的可持续发展性何在？这都是我们一直在要探索、思考和研究的问题。适应市场发展，以需求为导向是我们的立足点。
真正适应我国情况的金融工程课程体系是，一方面以立足我国国情的实务性应用性课程为主，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还会不断被丰富发展，在完全成熟规范之后仍需数理性较强的研究作为支撑，因此还需在应用性金融工程知识的基础上增加定量性的金融工程相关知识。金融工程学科发展简史告诉我们，金融理论是支持金融工程学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现代的经济学相关理论、数学定价方法的理论、统计学的数值分析理论、会计学和财务分析的理论、金融与法学理论和税收策划理论等其他学科理论，也正在向金融领域渗透。
因此，金融工程学科的建设应该以金融与经济学结合的理论为基础，借鉴工程论的方法、以信息技术为支撑手段，为资本市场、金融中介和公司财务的发展提供创新服务。所以，对于财经类大学培养金融工程专业的本科生，培养目标具体包括：造就能够拥有广泛而扎实的经济学与金融学基本知识，数学知识背景适度，能够运用多种计算机模拟测算技术熟练地进行数值计算和仿真建模模拟的金融工程应用人才。
三、财经类院校在金融工程人才培养的模式
1.设立院与院，系与系，甚至院与系之间的联合培养模式。金融工程学本身就属于交叉学科，学科交叉的特点明显强于其他学科，其要求各个学校在都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需要在相关院系之间尽可能地进行横向与纵向联系，以共同培养金融工程人才。其中，尤其以将管理学院的管理特色和金融学院的金融优势结合起来培养学生为亮点。
2.建立灵活多样的课程制订规划。由于金融工程专业与实务领域中的诸多问题有着直接的密切联系，故而，灵活多样应该是其课程设计的一大特色，以保证其前沿性与持续性。课程制订规划的具体内容可以划分为如下三方面：①结合金融工程的学科特点和学校自身的发展优势，制订出体现学校培养特点的金融工程课程体系；②基于现实中一系列客观金融实际，以及实践课题需要，设计出相应的课程体系；③根据学生兴趣、特长、爱好，给予一定数目的，能够涵盖全学科的广泛的选修课程体系。
3.实施课堂教学与试验、实践教学结合的模式。强化实践性的金融工程学，应对其给予实验与实践的高度重视，课堂讲授与课堂练习的相辅相成，互相结合。课堂讲授是一种“分析模式”的教学模式，其更多强调的是学习的抽象性，对问题思考的垂直化，对确定性的追求，个体工作的独自性等。在课堂教学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需要重视金融工程专业的案例教学训练。结合形式多变的金融市场，更多地开展案例式的教学方法，与金融实务教学是实验教学中较为突出的特点。
4.强调团队学习模式。合作学习和小组工作结合是试验与实践教学采用较多的方法。可以按照实际项目或某个实验，将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由学科教师进行辅导。学生们之间相互协作，共同完成项目，从中掌握相关知识，并使综合学习能力得到提升，学会分工协调，团队合作。
5.提倡不同层次之间相互衔接的培养模式。金融工程专业人才的培养上应注意将本科、硕士、博士不同层次的不同要求，注重将各层次的人才培养进行衔接。其应是复合型、应用型的金融技术人才。为此，在本科培养阶段，应强调培养和提升学生的整体，并将理论实践结合对接点的识别作为重要的培养点，继而培养学生对金融工程方法、理念、意识的认知。这些是金融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本科阶段的主体任务。在硕士研究生培养阶段，如何能够掌握现代金融理论和金融工程技术实践能力是培养中所对应的重点。在博士研究生培养阶段，强调提升金融工程课题的研究素质和实践能力是对应的重点。
总之，金融工程将不仅仅作为一门技术性的学科，而是将逐渐成为一种创新和开放的思想方法，日益渗透到金融、经济乃至社会生活中。相应地，金融工程教学科研工作也应保持开放的心态和学习的热情，不断借鉴、思考、创新和合作，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待和发展金融工程学科，才能培育出好的金融工程人才。
金融领域研究方向篇9
关键词：城镇化金融支持研究综述
目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是这其中困难重重。近些年中国政府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把促进城镇化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和紧迫任务，理论界与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更加宽广、角度也更加多元。其中，从金融支持视角探讨农村城镇化发展是近几年的研究热点。本文试图对这些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筛选出较近时期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以及著作，希望对未来的研究能有所帮助和借鉴。
一、介绍国外金融支持城镇化情况的研究
陆岷峰、马艳（2009）分析了国外城镇化进程中加强金融支持作用的有关经验及特点。国外经验主要有：在法国，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主要有：市镇税收、经营开发与分摊税、城乡规划税和开发税、国家拨款、银行贷款、企业投资、发行机构投资、发行长期债券以及保险公司、老年保险等基金投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利用了一切可能的途径；日本政府主要用两种方式以自身投资引导民间资本投向：一种是“筑巢引凤式”，即用小量投资为民间资本创造投资条件，吸引民问投资；另一种是“联合投资式”，即将民间的资本和经营能力引入政府的投资事业，由中央政府、地方公共团体和民间企业共同投资建设基础设施；韩国通过设立国民投资基金，有效地把民间资本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制定吸引民间资本的政策法规。同时，由全球著名的经济学家t.贝克、埃斯里·德米尔古克·肯特和罗斯·莱文（2006）所领导的研究小组专门针对全球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问题所作的系列研究报告中明确指出，正是金融的总体发展水平以及有效的金融支持，而不是金融结构，促进了经济增长，并且，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差异也会影响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以上国外城镇化过程中资金筹集的各种方式，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国外城镇化建设的成功，关键在于有效地运用了各种金融支持手段，而且充分实现了金融支持中资金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及投资方式多样化，从而保证了资金的有效供应。
二、介绍我国城镇化与金融支持问题研究
（1）研究城镇化进程中金融支持的具体方式。张迎春（2006）在《统筹城乡发展与金融支持体系构建研究》一书中指出：涉农行业是统筹城乡发展中金融支持的重点领域，市场金融和政策金融是统筹城乡发展中金融支持农村的长效机制，统筹城乡发展中金融支持体系构建具体构想：构建以金融机构为主体的农村间接融资体系、拓展农村直接融资渠道。统筹城乡发展中金融支持体系构建的着力点一：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体系的重构，改革和完善原有的农村金融机构、新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统筹城乡发展中金融支持体系构建的着力点二：农村直接融资渠道的拓展，大力发展农村票据市场、着重推进农业经营企业（特别是农业产业化中的龙头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胡斌（2002）分析指出政策性金融是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手段，提出增强政策性金融对我国城镇建设的支持作用、促进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的措施：明确发展战略、提高规划水平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加大投融资体制改革力度是解决资金短缺、提高融资效率的基础；完善信用结构等。张正斌（2008）对宁夏民族地区的金融发展与城镇化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其主要研究结论是：金融在城镇化中的作用可能更多地是通过收入在起作用，即金融通过支持当地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城镇化的发展，而不是通过使人口向城镇集聚起作用，人口向城镇聚集仅仅是表象或收入变化的结果；在衡量城镇化水平时，以收入作为衡量标准，可能更能说明问题。丁敏哲（2013）在“城镇化与区域金融改革”报告中指出：城镇化的重心在县域，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体制重点则在微观金融、民间金融，在普惠制、均等化金融服务上实现突破。他认为，城镇化金融支持要形成“五大体系”：一是构建城镇化差异化的金融组织体系。二是构建微观金融组织、产品和服务创新体系。三是构建地方性的直接融资体系。四是构建区域信用与交易体系。同时，积极引入农村土地、农民住房等各类抵（质）押物的市场化定价机制，让它们变成标准化、可交易的产品，进行有序流通。五是构建法律政策支持体系。研究出台包括加大支持小微企业、“三农”，引导和规范民间融资，探索建立中央和地方分层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法律政策，为金融支持城镇化的推进提供更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保障。刘澄（2013）指出：一定要找准新型城镇化的金融切入点，农村金融机构应当围绕城镇化金融需求特征，研究城镇化金融结构、需求层次和需求动机，本着“政府规划、银行支持、全程服务、重点跟进、突出特色”的策略，选择重点服务区域，设计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有计划地进行组织机构重构和业务流程重组，以提高组织机构的反应能力和服务效率，以精心的准备、特色的服务，完成城镇化金融大课题。
（2）金融支持对促进城镇化发展的关系问题的研究。研究的主流结论是城镇化与金融支持相关变量显著正相关。郑长德（2007）认为金融中介的发展与城镇化进程间内含着一种互动机制，一方面，金融中介发展可以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又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不断集聚，使市场规模得以扩大，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促进金融中介的发展。作者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城镇化水平与经济金融化水平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黄勇、谢朝华（2008）采用非结构化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检验发现，我国银行贷款和城镇化建设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银行贷款对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支持效应，但金融部门对城镇化建设的资金需求的兴趣在降低。研究认为，为了更好地满足城镇化建设中的资金需求，可以通过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完善城镇金融服务体系、完善信贷管理体系和规范政府与金融部门之间的关系等途径，强化金融支持效应。
总的来看，这些文献对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支持的相关研究有了比较充分的论述，详细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金融支持的具体方式，但对城镇化水平与金融的关系以及对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抑制现象研究过于笼统和宽泛，缺乏对金融资本的细分和各类金融资本对城镇居民的影响的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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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领域研究方向篇10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对经济效率的研究比较早，并且研究分析较为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富，而对金融效率的研究相对较少。对金融效率的关注源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金融发展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研究的重点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
经过短短30年的演进，金融发展理论形成了三个有代表性的成果：一是1973年的麦金农·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学术界简称为“金融深化论”；二是20世纪90年代赫尔曼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论”；三是20世纪90年代末由中国学者提出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前两种理论对“金融效率”没有提出明确的概念，而中国的学者则对“金融效率”提出了明确的界定。
关于“金融效率”的内涵国内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王广谦（1997）认为，金融效率是指金融运作的能力；杨德勇（1999）认为，金融效率是指一国金融整体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所发挥的效率，即把金融要素（人力、物力、各类金融资产的存量和流量）的投入与国民经济运行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王振山（2000）、李木祥、钟子明、冯宗茂（2004）认为，金融效率就是资金融通的效率；白钦先（2000）认为，金融效率为金融资源在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以及金融系统的内部系统之间配置的协调度；郑旭（2005）认为，金融效率就是金融资源（货币和货币资本）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二、金融效率内涵的认识和分析
我们认为，金融体系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金融效率也包含丰富的内容，所以在实证研究中，国内学者对金融效率涵义的不同理解是无可非议的，对金融效率作不同的分解、分成不同的层次来研究是完全必要的。由于我国学者对于金融效率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对金融效率这个概念还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考察，我们认为：金融效率是指资金融通和运用的效率。我们把金融效率划分为“宏观金融效率”和“微观金融效率”两个层次。宏观金融效率是指金融体系资金融通状况对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的促进效率；微观金融效率是指资金在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融通和运用效率。这也就是本文主张的基本内涵。按照这一思路，宏观金融效率主要包括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微观金融效率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企业的融资效率。本文将重点对国内宏观金融效率的现状进行分析和研究。
三、数据采集的相关说明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银行贷款和发行股票是企业融资的两个重要途径，图1对比了这两种渠道的比重。从1991年到2008年，除了2000年外，通过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占比都在20%以下，说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还存在一个艰难的旅程，而通过银行贷款筹集的资金在80%以上，客观说明银行贷款是国内企业尤为重要的融资渠道。鉴于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绝对优势，在下面的分析中所用到的数据将主要以银行的数据为主。
四、宏观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金融效率的基本内涵，我们认为宏观金融效率的评价指标应该包括融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存贷比、新增贷款生产率。鉴于宏观经济学上也有这样的概念和指标，本文以下将宏观经济学上的储蓄率、投资率称为国民储蓄率、国民投资率。为了明确两者之间的区别，我们作一下说明。
1、融资率。等于新增存款/GDp，它综合反映金融体系的资金（储蓄）动员能力，表明GDp中通过金融机构转化为储蓄资金的比例。
2、储蓄投资转化率。等于资本形成总额中来源于贷款的资金/存款增加额，该指标用于近似反映整个金融体系的储蓄转化为生产领域投资的效率。
3、存贷比。等于贷款额/存款额，反映间接融资渠道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与上一个指标相比，这个指标从总体反映银行体系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
4、新增贷款生产率。等于新增GDp/新增贷款，这个指标反映每新增一个单位的贷款带来多少单位的GDp增量，反映新增贷款的生产能力。
5、私营企业获贷比。等于私营企业所获贷款额/贷款总额，它反映了在银行体系的贷款中有多大的比例流向私营企业。
以上几个指标的选取与资金的流向是一致的，分别与资金的筹集、资金的使用、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资金的流向相对应。通过量化的指标可以对宏观金融效率的现状有直观的认识，以下是我们对这些指标的考察和分析。
五、我国宏观金融效率的分析与考察
1、储蓄投资转化率。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的计算，在1991—2008年共18年间，融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存贷比、新增贷款生产率、国民储蓄率的均值分别为20.42%、37.94%、85.66%、102.35%、42.6%，前四个指标的变化趋势则如图2所示。
（1）融资率的经济意义是一个单位的GDp中有多少单位转化为金融机构资金来源（存款），均值为20.42%的融资率意味着一个单位的GDp中有0.2042单位的GDp成为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在趋势图上，金融机构的融资率表现为在20%上下波动。与国民储蓄率的均值42.6%相比，金融机构的融资率为20.42%，表明国民储蓄中有一半是以金融机构的负债形式存在。
金融机构的一个最基本功能就是促使资金从资金供给方向需求方流动，使国民经济的运行顺畅进行，金融机构的储蓄投资转化率和存贷比是反映这一功能的指标。
（2）金融机构的储蓄投资转化率的经济意义是指每一单位的新增存款转化为多少单位的资本。资本是实体经济运行的基础，统计上包括固定资产和存货的投资，金融机构融资来的储蓄只有转化为资本，进入生产领域运行才能带来价值的增值。从图2看，该指标以37.94%为均值上下波动的变动趋势，而且其波峰和波谷与融资率恰好相反，表明每一新增的存款中，有0.3794单位转化为资本进入生产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