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律救济篇1
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的救济是在法律上对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权利受到侵害的纠正和补救，它是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的对语，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面对现行法有当事人民事诉权利却没有权利救济与司法活动中司法者侵害当事人诉论权利的现实，为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救济作上的论证并促成立法的完善乃当务之急。
关键词: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否定性法律后果；法律救济；程序性救济
权利救济包括实体性救济和程序性救济，即对实体权利的救济和对程序权利的救济。从我国的情况看，由于受隐藏于制定法背后的传统法文化的支配与前苏联强职权主义立法思想和模式的，无论是1982年制定的试行民诉法，还是1991年制定的民诉法法典，都没有给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救济留下太多的空间。作为立法“影子”的“幼稚”的中国法学，尽管在法的全球化与本土司法改革的推动下已取得较大成就，但直至今天也没有对这一给以应有的关注。随着市场，民主和理性文化在我国的确立、和发达，宣告、确定、保护，尤其是救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将会成为学界的热点和修订民诉法的价值取向。
一、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法律救济的概念
依据权利保护的不同，救济可分为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法律救济属于公力救济的一种，它是指在法定权利受到侵害或可能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依照法律规则所规定的方法、程序和制度所进行的救济，即通过国家司法机关判令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或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方式对权利人给予的救济。法律救济包含救济权和救济方法，即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的，法律救济不只是体现为诉权，也不只是程序法的事，它涉及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法律领域。法律救济的依据—救济权是由实体法规定的，是要求违法者履行义务或予以损害赔偿的权利；救济的方法是由程序法规定的，是实现救济权的程序、步骤和方法。
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法律救济是指在民事诉讼的进程中，当事人所享有的民事诉讼权利已经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依照法律规定的方法、程序和制度所进行的救济。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救济不同于一般的法律救济，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律救济，主要是针对权利主体所享有的实体权利受到侵害时所采取的法定的救济方法、程序和制度。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救济则是针对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受到侵害或可能受到侵害而实施的救济，侵犯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的主体可能有三种:司法者、诉讼人和对方当事人。相比较来看，司法者(程序主持者)侵犯当事人程序权利的行为往往很难得到制止，因为权利人自身很难具备制止作为程序主持者的审判机关侵犯其程序权利的必要手段，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侵害程序性权利的行为获得救济的必要性就更为突出。同时，诉讼人和对方当事人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情况完全可以按照一般民事侵权的法律原则和规则进行处理，其对诉讼程序的影响则可以通过法官及时的裁判而予以解决，因而本文将主要探讨司法者侵权时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的法律救济问题。
二、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法律救济的先决条件
(一)存在完整的程序性法律规范
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救济必须有法律依据。完整的程序性法律规范在实在法中的真实存在，既是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救济的法律依据，也是该种法律关系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从法的视角，法律在实在法的表现形式上，可被高度浓缩为法律规范、法律原则和法律概念三个要素，即一切实在法无一例外地都是由这三个要素构成的。其中，法律规范是一种特殊的规范，是法最基本的构成细胞，是法律设定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的基本单位，也是指导人们作为或者不作为的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行为规则[1]。相对于前两种要素而言，在具体导引法律适用和法律遵守上，法律规范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法律的主体构成要素，法律调整社会行为的主要功能是由法律规范来实现的。在逻辑结构上，法律规范是由前提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要素构成的。虽然法律规范的三要素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又是相对应的，但相对于前提条件和行为模式而言，在调整社会行为的过程中，法律后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法律规范所要求的对某种行为的许可、命令或禁止必须通过法律后果体现出来。法律后果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肯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承认某种行为是合法、有效的，并加以保护。二是否定性法律后果，即法律上认为是违法的、无效的，并加以制裁。制裁的形式有多种，常见的有撤销、变更、确认行为无效、追究法律责任等[1]。任何法律制度的建立都不能只是用来展览和宣示某种价值选择或行为倾向，而是为人们的行为确立可操作的法律规范。如果法律规范中没有制裁性要素，使得违法者不会因其违法行为而承受不利的、否定性法律后果，那么，即使法律之外的因素再完备，法律实施的环境再优良，该法律规范也仍然无法实施[2]，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当事人诉讼权利形同虚设、程序性原则多数情况下不具有约束性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因缺失法律后果要件所导致的现行程序性司法规范的不完整。
(二)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已经受到侵害或存在受到侵害的危险
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已经受到侵害或存在受到侵害的危险，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实施现实性救济的另一个先决条件。在本文的研究框架内，该条件也可以转换为另一种描述:司法者对当事人诉讼权利客观地实施了侵权行为。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解读这一先决条件呢?
司法者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为是由以下要素构成的:(1)主体。人民法院及其内部司法人员是侵权的主体。其主体是特定的。(2)客体。该侵权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当事人所享有的合法的民事诉讼权利。(3)主观方面的条件。从对违法者制裁来说，要求违法者在实施违法行为时必须有过失，否则，即便是出现了损害后果也不能惩罚违法者。(4)客观方面的条件。从客观方面看，违法者侵权行为的构成以及由此引起的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救济的发生，必须是违法者客观上确实实施了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为。
上述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救济的两个先决条件虽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但二者只有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才能形成法律现象的实在状态。就诉讼法学而言，经过立法、以条文形式固定下来的民事诉讼法律及规则无疑处于静态，而对静态的规则加以解释、适用、发展的行为可以说是动态的。从诉讼权利救济的两个先决条件看，完整的法律规范的存在，是防止或制裁违法行为的物质性准备;而违法行为的存在，是法律规范能够适用和必须适用的直接原因。
三、中国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法律救济的基本问题
(一)中国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法律救济的立法考察
1.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对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法律救济的规定
中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主要依两个线索而展开，一是通过职权性规范规定了人民法院代表国家所享有的审判权;二是通过授权性规范规定了当事人依法所享有的民事诉讼权利。现行民诉法所存在的致命缺陷是不容忽视的，它规定了权利，却未规定对权利的救济，致使法律自治系统特有的完整性丧失和功能发挥受阻。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素看，民诉法关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一系列规定，仅仅是行为模式的明确化和法定化，而行为的法律后果则严重缺失。这主要体现为:未规定程序违法行为及其后果无效；未规定赔偿受害人实际受到的损失；也未规定为救济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而采取法定的、程序性救济措施。这就使程序规范失去了完整性和应有的规范意义。
2.其他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法律救济的规定
我国赔偿法建立的是“以刑事赔偿为主，兼及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判决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的司法赔偿制度”[3]。就民事诉讼中司法者的侵权行为而言，依赔偿法第31条规定，国家承担责任只有三种情况:因违法采取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造成侵权；因违法采取保全措施造成侵权;因违法执行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造成侵权。这三种侵权行为有一个共同点，都属于民事诉讼中的行政性司法行为侵权。这是一个很有趣、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为什么我国国家赔偿法只对民事诉讼中的行政性司法侵权行为承担责任，而对大量的、纯司法性侵权行为—判决和裁定错误不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二)中国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法律救济的基本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就我国现行法律而言，无论是民诉法、国家赔偿法还是相关的司法解释，还没有是以救济当事人诉讼权利为指导思想和目的性价值而制定的。立法机关在立法时所追求的仅仅是实体权利和实体公正的实现，并未受到英美法系“救济方法先于权利”原则的启迪，也未体现大陆法系“如果被公认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则应予救济”的精神。这种立法指导思想和价值选择的偏颇，就直接导致了民诉法及其他相关法律对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为，普遍缺乏程序性法律后果的规定。同时，即便就现行法中存有的零星地对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救济的规定看，也是极不完善的。有的规定了具体救济，却未规定替代性救济；或者是相反；有的规定了救济的措施，却未规定救济的具体程序。这就要求我国未来的立法或修改必须解决以下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救济的基本问题:
1.什么是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违法行为?2.当事人享有的受宪法保护的、由民诉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民事诉讼权利受到侵害时应否予以救济?3.如果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予以救济，应当规定哪些救济性措施和进行怎样的程序性架构?4.是否所有的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为都要被宣告无效，都要对当事人予以补偿?5.侵权行为发生后，应当由谁、在哪个诉讼阶段、向哪个机构提出有关程序上的救济申请?6.如果对侵权行为是否存在进行专门的裁判，应由何方承担证明责任，是否需要倒置?7.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侵犯后，如果需要赔偿的话，赔偿的原则和范围是什么?
民事诉讼法律救济篇2
论文关键词诉讼费用救助弱势群体社会公平
一、概念及现状
民事诉讼费用救助制度主要是指当事人在提起诉讼时如无力支付诉讼费用，或支付诉讼费用后将造成显著的生活困难，则国家可通过一定的程序允许当事人缓、减、免交该费用的司法救济制度，亦可简称“诉讼救助”制度。
我国的诉讼费用根据现行《交纳办法》第6条，界定为“民事诉讼当事人向法院交纳的为进行诉讼所必需的法定费用，具体包括以下几项：第一，案件受理费。第二，申请费。第三，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理算人员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这正是从狭义角度定义。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发达国家由于实行律师强制主义，败诉的当事人必须承担胜诉当事人的律师费用，律师的费用包含于诉讼费用中。而我国实行本人诉讼主义，法律并未要求一定要通过律师进行诉讼，律师报酬不包含在诉讼费用中。因而，严格意义上说我国的民事诉讼费用救助的费用范围比德法等国家小。
另外，我国的诉讼费用救助与法律援助属不同概念。在我国，诉讼费用救助是当事人依据民事诉讼费用救助相关法律的规定，直接向法院提出救助申请，由法院进行审查并批准给予诉讼费用的救助，其经费渠道主要是法院经费。而法律援助制度主要依据《法律援助条例》（2003年通过）等规定，由法院之外的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来运作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监督管理，经费来源是财政支持和社会捐助。法律援助的提供主体是法律援助机构的专职人员、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和社会组织志愿人员，其着眼点是解决诉讼当事人的律师费用。当事人提起诉讼时，直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由机构对其申请进行审查，决定是否给予法律援助。
我国现行《交纳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的，可以依照本办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缓交、减交或者免交诉讼费用的司法救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2005年修订，以下均简称《救助规定》）第二条规定，“司法救助是指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行政诉讼，但经济确有困难，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免交。”由此可知，我国的司法救助可以认为是诉讼费用救助。
二、存在的问题
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完善到正常发挥功效，势必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如下问题：
（一）救助适用对象方面：排除部分法人、组织的救助权利
我国民事诉讼费用救助的适用对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1989年的《收费办法》中未明确规定适用对象。1999年《补充规定》和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救助规定》中规定了民事诉讼费用救助的缓交、减交或免交的适用对象：第一，当事人为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单位的，如福利院、孤儿院、敬老院、荣军休养单位、精神病院、SoS儿童村等；第二，当事人是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的残疾人的；第三，当事人因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造成生活困难，正在接受国家救济或生产经营难以为继的；第四，当事人根据有关规定正在接受法律援助的；第五，人民法院认为其他应当进行司法救助的。2007年实施的《交纳办法》又将社会福利机构和救助管理站排除在免交的适用对象外。至此，笔者通过对上述法规总结，只有自然人和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单位为适用对象，除此之外的机关法人、企业法人等法人和其他组织都不能够作为民事诉讼费用救助的适用对象。
在德国，除了自然人以外，对于职务当事人（破产管理人）、法人和有当事人能力的社团（如无限公司）都可以是诉讼费用救助的适用对象，还规定外国人与本国人一样可得到诉讼费用救助。日本民事诉讼费用救助的适用对象有两类：（1）对于没有财力支付准备及进行诉讼所必要的费用的人、或者因支付费用而造成生活显著困难的人；（2）因诉讼费用的支付将给事业的继续发展造成显著障碍的法人。在法国，只要以其自己的收入不能应付诉讼的费用，不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可申请民事诉讼救助。
可见，德日法三国普遍的做法是，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自然人和法人或组织都可以是民事诉讼费用救助的适用对象。然而《交纳办法》的释义将其解释为“只有自然人才有人权可言，把救助对象扩大到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缺乏理论依据”，把人权的保护框定在最表面的对自然人的保护，而忽视了保护法人和组织的利益亦是最终体现了自然人权利的保障。
（二）裁判救济方面：欠缺独立的救济机制
民事诉讼费用救助制度作为一种人为的制度，必然存在着缺陷，包括程序设计与适用的误差以及人为的失误。应当为当事人提供救济手段来释放不满。司法的多方参与性原理亦要求法院作为案件裁判权的人格化代表，应当保证当事人有表达己见的救济手段。
我国没有对民事诉讼费用救助的处理结果不符的独立救济机制，《收费办法》中明确规定“当事人不得单独就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提出上诉。”法院和民事诉讼费用救助申请人作为利益关系的双方，救济机制是申请人表达意见的重要方式，有必要对其进行规定。而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27条第二款第2句：针对拒绝申请的裁定可提起即时抗告；第127条第三款：如果没有确认应付份额而批准了诉讼费用救助，则只能由国库在该裁定被公布的一个月内提起即时抗告，并附“受益人依其人身或经济关系应支付应付份额”的理由。在法国，对司法援助办事处、其科室及主任做出的决定可以向法院的院长提出申诉，若对院长的决定不服，不得再申请。提出不服申请的期限为1个月。在日本，对民事诉讼费用救助的决定不服的，亦可以提出即时抗告。
民事诉讼法律救济篇3
关键词:行政诉讼性质诉讼程序监督行政救济权利
一、行政诉讼性质概述
(一)行政诉讼性质界定
性质即“事物的特性和本质”,是“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是事物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性质是事物的内在规定性,“质是使事物成为它自身并使该事物同其他事物区别开来的内部规定性。质和事物的存在是同一的,特定的质就是特定的事物存在本身”。一件事物或者一类事物的“本质”就是指它的那样一些性质,这些性质一经变化就不能不丧失事物自身的同一性。从性质概念在哲学意义上的内涵可知,行政诉讼的性质是指行政诉讼这样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制度的根本属性,它既表明行政诉讼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的一般性,又表明行政诉讼区别于其它法律制度的特殊性。
1、行政诉讼性质是行政诉讼的内在规定性。行政诉讼性质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存在是同一的,即有行政诉讼制度必有这样的性质;具备某些特定性质的事物一定是行政诉讼制度。不同国家的行政诉讼制度表现形式不同,名称也不尽一致,如果仅从表象判断,无法进行深入地比较研究。行政诉讼的本质为我们解决了这一问题,不管名称为何,表现怎样,只要在本质上具有共性就是行政诉讼制度。
2、行政诉讼性质通过行政诉讼现象表现出来。本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通过思维抽象得出的结论,认识行政诉讼的本质只能从行政诉讼现象人手,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拨开覆盖在现象表面的面纱,才能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不能简单地将行政诉讼现象视为行政诉讼的本质。
3、行政诉讼性质具有稳定性。决定行政诉讼性质的是行政诉讼内部的矛盾关系,只要基本矛盾没有改变,行政诉讼性质就不会改变。稳定性下蕴涵着复杂性,矛盾不同方面的相互转化和斗争决定行政诉讼性质表现的重点不同。行政诉讼性质的稳定性为我们正确认识行政诉讼性质提供了可能性,行政诉讼内部矛盾的复杂性为我们认识特定历史条件下行政诉讼性质带来了困难。
4、行政诉讼性质具有多元性。行政诉讼的性质并非是单一、唯一的,而是具有多个方面的性质,即在某一层次上的本质表现为多个方面。“多元的法律本质相应地支配着多元的法律现象”;反过来看,多元的法律现象反映多元的法律本质。多元本质之间并没有轻重之分、本质与非本质之别。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一方面的本质表现更突出。
5、行政诉讼性质具有层次性。正确认识行政诉讼的性质,首先要认识其多元本质,其次,要认清其多层次的本质。行政诉讼性质的多元性与多层次性是不同的,多元性从横的方面反映行政诉讼性质,多层次从纵的方面反映行政诉讼性质。
(二)行政诉讼性质与相关范畴辨析
1、行政诉讼性质与价值。行政诉讼价值是行政诉讼这种客观事物对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性质具有客观性,价值具有主观性。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性质决定价值,价值反映性质。一个国家特定历史时期行政诉讼的性质表现直接决定行政诉讼的价值:行政诉讼性质突出表现为行政法律监督制度,则更加追求秩序与效率价值;行政诉讼性质突出表现为行政救济制度,则更加追求公正与自由价值。价值不能脱离性质,价值反映性质并实现性质。性质与价值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对一国行政诉讼制度的认识可以通过性质来考察价值,也可以通过价值来反推性质。
2、行政诉讼性质与立法目的。性质具有客观性,目的具有主观性,性质决定目的。立法者不能脱离行政诉讼的客观性质而希望通过行政诉讼达到不切实际的目的,这是一种纯粹的主观臆想,这样的目的根本不可能实现。“立法目的与法律的性质密切相关,只能在法律的性质之中择其要者追求之。追求某种脱离开该法律性质的所谓目的必然偏离法律的实质,从而可能使得其所制定的法律是彼法而非此法。”受行政诉讼性质的制约,行政诉讼立法的目的亦有多种选择。
3、行政诉讼性质与功能。行政诉讼性质是行政诉讼制度作为一种科学
制度的客观存在,而行政诉讼功能是这一制度在客观上所发挥的作用。性质与功能都具有客观性。从总体上看,制约行政诉讼功能的相关因素按其重要性可以分为决定性的因素和影响性的因素。行政诉讼的性质决定行政诉讼的功能,行政诉讼的功能同时受制于其它条件如立法目的、法治环境、法律意识等因素的影响。行政诉讼性质是决定行政诉讼功能的首要因素,性质不同,功能自然有差异。
二、行政诉讼之外部现象与内部矛盾
(一)行政诉讼性质之考察视角
1、过程视角:行政诉讼表现为一种“诉讼”。行政诉讼的主管机关是司法机关。当代各国行政诉讼制度各具特色,行政诉讼主管机关的名称、法律地位、性质等方面的差异也很大,但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行使司法权的机关。“行政诉讼的核心是以审判方式的诉讼程序解决行政争议,监督行政活动。至于解决争议的机关是行政法院或普通法院,或法律所创设的其它机构,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2、内容视角:法院侧重审查“被告”的行为。司法审查的对象是被告的行政行为。虽然各国行政诉讼(司法审查)范围宽窄不同,但总体来看,可受司法审查的行为都是行政行为。“对法院来说,某种行为是不是行政行为,往往可能构成司法审查的先决条件,因为只有行政行为才能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行政诉讼强调被告的举证责任。从各国行政诉讼(司法审查)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来,都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被告对自己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
3、主体视角:原被告双方法律地位“恒定”。一般情况下,行政诉讼的原告是行政相对人,也就是说只有行政相对人才享有权;而行政主体则没有权。这是因为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相对人处于被管理、受支配的地位,与行政主体之间产生争议时需要寻求有关机关的救济;而行政主体因享有行政权,不需要司法权的救济。与此相对,行政诉讼的被告始终是享有行政权的组织。
(二)决定行政诉讼性质的内在矛盾
1、权力与权力的关系。权力制衡(约)是行政诉讼产生的内在动因。就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而言,行政应受立法支配。为了保证立法对行政的有效控制,设置一定的监督机制是必不可少的,司法审查就发挥了这种监督作用。立法权对行政权的支配关系为司法审查提供了依据,司法审查的核心就是审查行政权的行使是否合法。就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而言,对行政权的控制既有来自立法权的控制也有来自司法权的控制和行政权自身的控制。但司法控制具有不可比拟的优点。司法审查以司法权力来制约行政权力,它典型地反映国家权力的分工与制约,保障人民的民利,体现体制的民主理念。就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关系而言,不同体制的国家两者关系差异较大:一种关系是司法权从属于立法权,受立法权的监督。另一种关系是司法权独立于立法权,对立法权负有监督职责。我国属于第一种体制。在这种关系下,法院不能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行使审查权,因为司法机关的地位低于立法机关,但法院可以审查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
2、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具体来看,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包括公民权利与立法权的关系、公民权利与行政权的关系以及公民权利与司法权的关系。对公民权利进行救济是行政诉讼的核心关怀。就公民权利与立法权的关系而言,一方面,立法权应制定实体法规范确认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立法权也应设置相应的司法程序以保护公民的权利,在权利受到侵害时为其提供及时的法律救济。公民通过行政诉讼维护自己的权益,既要有实体法关于权利的规定,又要有程序法对救济途径的规定。就公民权利与行政权的关系而言,国家行政经历了从消极行政到积极行政的转变,因此带来了行政权的膨胀。而行政权膨胀的结果之一就是有可能侵犯公民权利,行政权的范围越广,侵权的机会就越多。对于现代的积极行政,如果缺少救济途径,则法律尊严无从维护,公民权益失去保障。就公民权利与司法权的关系而言,“有权利必有救济”已成为一条法律定理。
三、行政诉讼性质之全面透视
(一)程序性:行政诉讼司法程序之属性
1、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的程序。从法学的视角看,社会生活主体之间发生的争议主要有三种,即民事争议、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行政争议是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国家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发生的有关行政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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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行政诉讼是运用“司法权”解决行政争议的程序。行政争议可以通过自力救济、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这三种形式来解决。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最大的差别在于主体地位的不平等性,这一点决定了行政争议更适合通过公力救济的方式加以解决,自力救济和社会救济的方式容易使弱者一方的权益受到侵害。解决行政争议的公力救济方式包括立法机关解决争议、行政机关解决争议和司法机关解决争议。行政诉讼的实质是通过司法途径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以解决行政争议。
3、行政诉讼是运用司法权解决行政争议的诉讼程序。行政诉讼是运用司法权解决行政争议的诉讼程序制度。作为一种诉讼程序制度,行政诉讼的性质与行政复议的性质具有根本的差别:前者是诉讼程序制度,结果是司法行为;后者是行政程序制度,结果是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是运用司法权解决行政争议的诉讼程序制度”这一命题只完成了对行政诉讼性质认识的第一步,只停留在这一层面上并没有全面的认清行政诉讼,也不能说明为什么行政诉讼要从民事诉讼中分离出来。监督行政与救济权利的需要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分野的重要原因,与民事诉讼相比,行政诉讼承载了更多的政治功能。
(二)监督性:行政诉讼权力制约之属性
1、行政诉讼是“监督行政”的制度。行政法制监督包括立法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自我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和社会力量的监督。法院通过行政诉讼进行的监督,是通过个案的审理发挥监督的作用,其直接监督的对象是被的行政行为,但对行政机关今后的执法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行政诉讼作为一种控制行政权的制度,由法院通过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使国家行政权力与其责任相符并保证其在法律范围内运行。”
2、行政诉讼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居于主导地位,原告与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处于平等的地位并且都应接受法院的支配,通过这种诉讼活动发挥监督的作用。司法机关的监督与其它主体监督相比,具有法律性、中立性、事后性、被动性、有限性、监督方式独特性的特点。
3、行政诉讼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法律监督制度。行政诉讼是一种行政法律监督制度,而不是对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监督。以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为视角,行政诉讼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作为一种行政法律监督制度,司法权行使的被动性特征决定了行政诉讼是一种消极、被动的监督方式,也就是说,行政诉讼作为一种监督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完全取决于相对人是否。
(三)救济性:行政诉讼权利救济之属性
1、行政诉讼是“救济权利”的制度。在我国,行政机关解决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违法的行政纠纷的途径主要是行政复议、和行政仲裁,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救济的主体,和行政仲裁是其有益补充。司法机关的救济就是行政诉讼,通过行政诉讼可以调处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
2、行政诉讼是“司法权”提供的救济。平等主体之间的侵权行为可以诉诸法院解决,而在非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侵权行为,弱者一方更有理由寻求司法权的保护。与行政权和立法权提供的救济相比,司法权提供的救济具有中立性、被动性、终局性的优点。
民事诉讼法律救济篇4
关键词：权利救济 申诉制度 高校处分权 公助救济 公力救济
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学生往往是在受到退学、开除、取消入学资格、取消毕业(学位)证书授予资格等直接影响到学生求学、就业等切身利益的处分之后，才会到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寻求权利救济。换言之，在我们现在的教育管理环境与教育文化背景下，学生不到万不得已，一般是不会主动提出权利救济的。而一旦学生提出权利救济时，又得不到实现。如，近来出现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案，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毕业证书及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案，重庆某学院“女大学生怀孕被开除”案，……这一系列案件，标志着高等学校开始走出象牙塔，接受法治的考验。大学生维护自身权利意识的淡薄，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因此，建立并完善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是当前教育法治化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权利救济的含义及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现状
1、权利救济的含义
高校学生的权利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作为公民所享有的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政治权利与民事权利；二是受教育者作为学生享有的权利，即教育法律法规规定的受教育者作为学生区别于其他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当受教育者的权利被损害或侵害时，应有相应的救济措施。
“有权利就必须有救济”，无救济则无权利。救济是对已发生或业已造成伤害、危害、损失或损害的不当行为进行纠正、矫正或改正。也就是说，当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从法律上获得解决，或请求司法机关及其他机关给予解决，使受损害的权益得到补救。根据法律规定，公民权利救济有三种方式：一是私力救济，指由受害人本人或利益关系人直接向实施侵权行为的人进行反击和惩罚，在法治社会私力救济基本上被废除，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有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如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二是公助救济，也称“类法律方式的救济”，如针对民事纠纷的调解，由保持中立的第三入主持和调解下，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纠纷；三是公力救济，也就是法律救济，如司法救济，通过诉讼的形式，由国家司法机关解决纠纷。其中，法律救济被认为是最有力量和最终的救济手段。高校学生适用的法律救济主要有行政救济和民事救济两种形式，行政救济主要包括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民事救济主要指民事诉讼。
2、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现状
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当高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学校管理行为的侵犯后，在教育领域的救济途径有两种：一种是法律救济，法律救济又可分为行政救济与民事救济；二是一种特殊的救济制度，向学校内特定部门或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诉，即学生申诉制度。
现实是：一方面，迄今为止我国现行教育法律体系尚未设定法律救济程序，高校处分权没有可诉性。由于高校学生因学校管理不当提起的诉讼大部分属于行政诉讼的范畴，而我国《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已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限制为具体行政行为，并将内部行政行为明确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这为高校学生通过诉讼途径维护合法权益带来了很大的障碍。近年来频繁不断的有关“受教育权”的诉讼案，就涉及到了高等学校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其中又以高等学校对学生的处分权争议为主要表现。在各种教育行政诉讼案件中，认为“学校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几乎是所有原告的共同理由，而以讼争案件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则是人民法院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或裁定驳回起诉的基本理由。这说明，日益增多的教育纠纷迫切需要可以凭借的纠纷解决机制予以处理和疏通。虽然20世纪80年代《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90年代《行政复议法》的颁布，以及《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和《高等教育法》，以及2005年3月教育部颁布的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有关教育权利救济制度的规定，但这个貌似宏大的体系却忽视了高校学生不服学校行政处分的救济。学生在遭受学校开除、退学等处分时，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由于欠缺救济的制度保障，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几乎无权利可言。
另一方面，学生申诉制度作为唯一的权利救济途径，也基本上是无章可循。高校学生申诉制度是指大学生在接受教学管理的过程中，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或认为学校和教师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而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重新作出处理的制度。《教育法》只是简略地提及，旧的《学生管理规定》规定了“对学生的处分要适当，处理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申诉和保留不同意见。对本人的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新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尽管对建立学生的申诉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地方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及高校在具体落实中还没有进一步细化、完善。学生申诉有关制度建设的滞后，已经成为影响学生实现该项权利的主要问题。具体表现在：
(1)我国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的诉讼上的申诉权利，都有明确的受理申诉的机关，而教育法的规定，只是将申诉这一由宪法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具体化为一种非诉讼的学生申诉权利。有关的制度建设严重滞后，学校中至今缺乏甚至没有受理学生申诉的专门机构，“申诉无门”的现象十分严重。
(2)教育法规定的申诉范围只限于“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从而难以充分保障学生多方面的合法权益，使大量的有关学生权利的纠纷不能合法地通过申诉渠道得到解决。
(3)缺乏甚至没有规范的可供选择的申诉形式，权利受到侵害的学生不知道如何主张和实现自己的申诉权利。
因此，为了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推进教育法治的进程，就必须建立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
二、建立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必要性
1．建立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是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
学生在违反纪律时，学校可以运用管理权对其进行处罚，甚至可以剥夺学生的受教育权，将学生开除出校。对学校的行为，即使是违法或不当，学生也不能否认其效力或加以抵制，而只能事后通过各种救济途径加以解决。法律赋予学校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为学校的教育管理预留了一定的伸展空间的同时，也常常被学校作为寻求其行为合法的依据。学校往往只重视自己的权力，而忽视受教育者的权利。学生慑于不能领取毕业证、学位证，或被开除学籍、勒令退学等对学生的名誉及将来的就业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后果，往往不敢对抗学校的权力。我们必须承认在依法治校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民主思想、平等观念、权利意识、法治理念在高校管理中尚未完全培植与渗透；由于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学生群体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方面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高校学生权益救济途径及其作用仍相当有限。
民事诉讼法律救济篇5
[关键词]信息权利 权利救济 行政救济 司法救济
[分类号]D913.04
1 引言
21世纪被称为是权利的时代。如罗尔斯所言，权利成为人们社会归属的标志，人的尊严的一部分，因而获得了新的意义。它们是赠予的，而不是施舍的，所以人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它们，而无需感到气短。在一定意义上，权利“代表了多数人对尊重少数人的尊严和平等的许诺”，同时，它也是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在制度域境中的价值体现。处于信息社会，作为新兴的信息权利不只是一种纯粹的道德权利或政治理想，它已成为国际法和各国宪法及法律规定的重要内容。
有权利就必有救济。如果在法律意义上规范公民的一项信息权利，而没有在操作意义上给予这项权利的法律保护，那么该项法定权利只能是纸面上的文字符号。结合当下的信息法制环境，对信息权利救济作怎样的定位，以何种方法及程序应用于实体权利中，使法定信息权利由“应然”向“实然”转化，这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
2 信息权利及其救济
2.1关于权利与信息权利
权利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人类文明演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资格说”的代表人物格劳秀斯把权利看作人作为理性动物所固有的，即与生俱有的“道德品质”或“资格”；“利益说”的代表德国法学家耶林指出，权利来源于利益要求，乃法律所承认和保障的利益，等等。一般而言，依权利的存在形态，可将其划分为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现实权利。近现代以来，人们意识到“人是通过权利而具有主体性”，任何人都要受到所有人的同等尊重。因此，权利同平等、自由、民主等话语一道成为社会进步和思想启蒙的标志。
随着人们信息及法律意识的逐渐增强，以信息为客体的权利争夺越发激烈，人们对这种权利的强烈诉求与渴望，表征着我们正走进信息权利的时代。何为“信息权利”?从规范意义上讲，信息权利是法律主体在信息活动过程中依法为或不为某种行为以及要求他人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权利，泛指所有以信息为客体的权利，既包括财产性权利，也包括一些非财产性权利。信息权利为时代所召唤，它已“不是在法律之内的自由，而是法律所保证的自由”。故此，保障信息权利比之宣示权利更体现现代法的精神与价值追求。
2.2关于权利救济
“救济”分为道德救济和法律救济。道德救济指对人们内心情感(如怜悯心、同情心，等等)的外化行动，或消减受害方痛苦的实践行为。法律救济亦称权利救济，指根据一定的程序和规范，针对受害方提供必要的补偿、赔偿或补救，是必须的法律行为。学界中关于“权利救济”的观点主要有：“功能主义救济观”主张对权利进行救济；“权利保护救济观”认为根据权利进行救济；“权利救济观”倡导以权利为主体的救济，等等。从发展趋势来看，权利救济主要涉及：①权利救济的合法性及其在实证规范意义上的价值分析；②为这种工具意义上的权利救济理念和制度设计指明方向；③权利救济是权利主体或权利人所拥有的救济。从主体维度讲，救济主体同时也是权利主体，两者具有同一性，它们所共同指向的是作为一种权利的救济，是享有权利的权利，是实现权利的权利。
2.3信息权利救济及其表现
“救济指纠正、矫正或改正已发生或也已造成危害、伤害、损害的不当行为，是一种纠正或消减性质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可能的范围内会矫正由法律关系中他方当事人违反义务行为造成的后果”。在法律实践中，信息权利救济通常表现为相应利的助权，它是为进一步保障合法权利实现及合法义务履行所提供的制度设置。
基于救济的内涵，信息权利救济的主要表现为：①本质上，信息权利救济是权利主体所应得的一种合法权利，一个人若被剥夺了救济权，也就意味着他已丧失了利；②功用上，它是利实现的保障，通过权利冲突的解决，为权利提供程序化机制；③在效力上，通过救济程序使利得以恢复或实现，从而体现出权利由“应然”向“实然”转化。由此推断，在创设信息法律、宣示信息权利的同时，也应规定相应的救济方法及程序，并构建一种公正、平等、真实的救济体系，使权利主体各方在救济中平等地享有实际的救济措置(如主体各方平等地参与、享有平等的公正裁判等)。
3 信息权利救济：信息权利实现的制度选择
3.1实现信息权利的程序选择
信息权利的实现，既取决于权利规范的法律性质，更决定于权利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及其法律运行机制的理性设计。西方法谚讲，“当法律给予人们什么，它也给予人们获得的途径”。作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信息权利的实现必然要求法律设立一定的救济手段及程序。以公民知情权保障为例，许多国家都设立并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如美国的《信息自由法》、《阳光政府法案》；日本的《信息公开法》；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等。它们都规定了相应的公民知情权及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权力主体是政策法规的实施者，有时又充当其破坏者，由于权力主体的这种两重性决定它们不可能始终按照人们最初设想的目的来运作，当出现违法或不当行政时，就会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侵犯公民的知情权。一言蔽之，信息权利及其救济的运行过程有赖于相应法律程序的存在和有效保证。
3.2解决信息权利冲突的必然选择
“一种权利在免受行为与之冲突或权力侵害的意义上是绝对的，一种权利在不得侵害与之冲突的其它权利的意义上，又是相对的。”实践证明，任何一种现实的权利体系都是各种利益相互交织的有机统一体，信息权利亦不例外。利益是权利的本质，对权利的配置过程，也是利益分配的过程。由利益分配不均所导致的信息权利冲突意味着一定权利主体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或特定的法定义务无法履行。于是，对权利纠纷或冲突的解决就必然诉诸于某种救济机制，即通过采用一定的方式及程序――划定权利边界，协调权利间关系――来排解权利纠纷或冲突，使受侵害的权利得到恢复或补偿，以实现信息权利。其实质是对各种信息权利主体利益的选择与保护的价值选择过程，也是信息权利间的一种动态的利益平衡过程。
4 信息权利救济的程序化机制
信息权利救济是实现信息权利的制度选择，主要包括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
4.1行政救济
4.1.1关于行政救济的界定 行政救济是指公民的
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或可能受到侵害时的防卫手段和申诉途径，也是通过解决行政争议纠正、制止或矫正行政侵权行为，使受损害的公民权利的得到恢复，利益得到补救的法律制度。概言之，它是行政机关对权利所进行的救济，是针对行政权力运用的一种消极后果的法律救济。由此，对信息权的行政救济可界定为，行政机关为了排除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信息权益造成的侵害而采取的各种事后法律补救手段和措施。
4.1.2行政救济与实体权利的关系法学家边沁按照法的内容的不同，将其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他认为程序法的对象不是人们的实体权利义务，而是用来申明、证实或强制实现这些权利义务的手段，或保证在它遭受侵害时能够得到的补偿。故而，行政救济可视为一种程序性的权利，它以权利的形式而存在但又不直接涉及实体的利益和需要，是实体权利得以实现的一种手段、方法或途径。行政救济派生于实体权利，是落实和保障实体权利的手段，并制约权力主体权力的合法施用，从而体现出一种程序意义上的制度正义。
4.1.3行政救济的制度分析 信息权的行政救济制度主要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赔偿和行政补偿。
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的信息权益，可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申请，由受理申请的行政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依法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决定的活动。它的主要特点：它是一种由行政相对人提起的依申请而产生的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系统内部自我监督的一种形式。
行政赔偿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由国家有关行政机关给予受害者的赔偿。其主要特点：侵犯信息权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赔偿是由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引起的；是一种损害事实已经发生的事后赔偿；赔偿责任由国家承担。
行政补偿是指因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合法行为使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而依法由国家行政机关给予补偿。其主要特点：由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合法行使职权引起的；其对象是合法信息权利遭受损失的行政相对人；它可以是事前补偿，且补偿方式多样。
鉴于以上分析，保障公民权利是法律的目的，当信息权利受到来自国家行政机关的侵害时，公民有权获得行政赔偿是法律确定公民权利得到救济的应有之意，也是法的正义性必然要求。在实践中，一种制度实现其功能的程度往往体现在合理的制度设计及制度效率上。对于行政救济制度的效率，“不是独立于其他制度安排的运作结果，而是取决于制度结构中制度安排间的耦合作用”。
4.2司法救济
信息权的司法救济是指司法机关通过司法程序对信息权受侵犯的受害者实施的救济。其表现为司法机关对信息犯罪行为的追究，对民事、行政、立法侵权行为的否定以及对受害者赔偿等要求的支持。司法救济的法律性质使之成为权利救济中最强有力的方式，也是最终的救济方式。
诉讼是司法救济的最主要表现形式，司法救济又称诉讼救济。诉讼救济由国家法律实施，它所裁定的争讼结果是通过国家强制力而得以实现，故在诉讼中权利冲突主体所能够作出的唯一选择就是承担有诉讼裁判确定的义务或放弃诉讼裁判所否定的权利要求。因此，在现代法学话语中，诉讼救济被描述为公民权利的最合法、最权威、最公正、最有效的救济途径和保障方式。
4.2.1诉讼救济与实体权利的关系诉讼救济是一种程序性权利，对于它与实体权利的关系问题主要表现为：①实体权利的性质决定了诉讼救济的相应形式，即诉讼救济的形式要适应实体权利的客观现实及发展要求。马克思从法哲学的角度曾指出，“实体法具有本身特有的必要的诉讼形式。……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这深刻表明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实际上，权利人运用诉讼救济来保护其实体权利不受非法侵犯，或在非法侵害发生后获得适当的补偿，体现了诉讼法既是诉讼当事人解决其争议或纠纷的程序性规则，又是权利主体保护其实体权利的基本方法。②诉讼救济在促进实体权利实现的同时，反映了程序自身价值，也体现了诉讼救济具有目的性和手段性的特点。鉴于此，在英美法系中法律救济的地位远高于权利的确定，正如，当人们把法律概念与程序的概念和诉讼思想联系在一起时，人们主要关心的是权利的诉讼救济，而不是实体权利。故此，人们对实体权利越尊重越重视，与实体权利相对应的诉讼救济程序也越多。
4.2.2诉讼救济的模式分析 诉讼模式是对诉讼法律制度的抽象，以求揭示某种诉讼法律制度的主要特征及其运行机制。要创设一套诉讼救济与实体权利相适应相协调的法律机制，既取决于良好的司法组织和完善的法律制度，又取决于诉讼价值取向。
・诉讼救济的制度设计。随着诉讼制度不断发展，诉讼救济主要包括宪法诉讼、行政诉讼等形式。
――宪法诉讼。宪法诉讼是解决宪法争议的一种诉讼形式，依据宪法的最高价值，由特定机关依照司法程序审查并确定法律的违宪与否，使违宪的法律失去效力的一种制度。它是理念及其制度建构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法理意义上，宪法诉讼是尊重与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对国家权力的运行加以制约、维护宪法最高权威的一种制度设置。宪法诉讼的目的具有多维性，如民主瑕疵之补救、程序正义之实现、基本人权之保障、失范权力之矫正，等等。
――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有行政职权的机关或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向法院，法院依法按司法程序对该和相关行政争议加以审查并作出裁判的活动与过程”。由于，它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前提，加之法院的独立地位和严格的司法程序，使其在处理行政争议时比行政复议等行政内救济更为客观、公正、有效，从而体现了对行政相对人信息权利较高程度的保护。
・诉讼救济的价值取向。诉讼救济制度的价值取向不仅在制度创设与发展中起到导引作用，而且又为制度的正当性奠定了理性基础。公平、正义是人类发展的价值目标，正义被视为制度的首要价值。由是言之，诉讼正义是诉讼救济的基本价值取向。诉讼正义包括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两者相互制约、互为补充。在法律实践中，诉讼正义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一方面，程序正义讲求的是程序的严谨性和公正性。要求对各方当事人的诉讼都应给予公平的对待，解决的诸条件应以理性推演为依据，推理过程应论及所提出的论据和证据，等等。法学家戈尔丁指出，程序公正尤其对纠纷的审理和解决的实现方式有决定性影响，也对第三者接受和使用的劝导性纠纷材料有决定性影响。另一方面，实体正义依赖于程序的运作，若侧重强调程序的严谨性等，容易使得司法程序的过于复杂，忽视诉讼效率，不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
民事诉讼法律救济篇6
关键词：司法救助诉讼费用诉权
诉讼费用制度是现代各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制度。诉讼费用与诉讼权利一样，与诉讼者的利益是紧密相关的，2006年末国务院出台了新《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该办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诉讼费用大幅度降低，较之以前有了许多进步，但仍有许多不足。主要在于诉讼费用制度的运营需要大量的经济成本，除国家负担的除外，还需要当事人负担，但对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无力支付诉讼费用时，他们的诉讼权益就无法得到保障，这是与我国宪法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相违背的，所以法律援助制度就是为解决这种问题而设立的。
司法救助也叫诉讼救助，是指人民法院对于民事案件中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实行法律费用的缓交、减交或免交的制度。可以看出司法救助是法院对有经济困难的自然人提供的缓交、减交、免交的制度，这就使其成为了弱势群体实现裁判侵求权、寻求司法正义的有效手段。新《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对司法救助虽然规定的更详细，增强了可操作性，但仍然基本上沿用原有规定，从目前我国法院体制来看，这种诉讼费用的救助制度是很不完善的。
一、救助的范围过于狭窄
我国可以申请司法救助的对象是“民事、行政案件中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也就是社会群体中贫困的自然人。还规定福利院、孤儿院、敬老院等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单位和民政部门主管的社会福利企业，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并未被列为司法救助对象，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这明显与司法救助制度设置的宗旨和目标不相符。
二、救助机制不够完善
我国现行的救助手段只限于对当事人诉讼费用的减交、缓交、免交，没有诉讼费用保险等相关配套制度，从而消弱了救助制度的预期效果。另外我国的诉讼费用救助方式很单一，仅限于司法救助，对于法院以外的律师，并没有提供救助方式。在实践中，当事人在司法诉讼过程中还会遇到法律专业问题的阻碍，仅仅通过减免诉讼费用，并不能从根本上保护当事人的权益，反而往往使的诉讼费用的减免付之东流。
另外，我国现行法对司法救助的规定散见于国务院制定《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以及司法解释中，现行法律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在实践中很难很好的保证当事人的诉权。
针对上诉存在的各种问题，笔者提出一下几点建议：
（一）立法先行
任何法律制度的实施，必须有完整的立法体系，我国没有专门的法律援法，为了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诉权，建立我国完备的法律援助制度，立法就必须放在第一位。而且我国法律援助工作已有十几年的历史，立法条件已经成熟，因此加快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构建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体系已是当务之急。
（二）扩大援助形式
对于法律的援助我国法律并没有将有关司法鉴定的援助包涵在内，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从此规定我们能够看出，鉴定结论对于案件的事实认定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如果当事人根本没有经济能力负担鉴定费用，那么他们的合法权益怎么能实现？如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无法保障，那么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变成了一纸空文。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法律援助制度中规定司法鉴定的法律援助，实现司法鉴定制度的真正价值。
（三）增加援助对象
从上面分析中得知，我国法律援助的对象仅限于我国公民及一些福利机构。首先，对于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援助制度，我们没有明确规定，为了是我国的法律制度体系能与世界接轨，应该在援助制度中增加此项内容。其次，市场经济发展迅猛，竞争激烈，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也会陷入经济困难的境地，如果不在援助制度中增加他们，那么当法人，非法人组织与人发生纠纷，私力无法救济的时候，他们的合法权益将无法得到保障。司法的救助就是帮助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在受到侵害时能有司法资源的救济，所以笔者认为不应当以国籍、法人限制弱势群体获得保障的权利。
此外，我国的法律援助是由国家担负诉讼费用，但是对于我国这样有一个人口大国来说，要切切实实的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光靠司法救助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在完善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同时也应当同时改革我国律师收费制度和构建我国的诉讼费用保险制度，只有相关制度相应完善，诉讼费用制度才不会成为阻碍民众获取法律保障的障碍。
参考文献：
［1］廖永安．诉讼费用研究——以当事人诉权保护分析为视角．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2］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关键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民事诉讼法律救济篇7
一、行政合同具有行政性和民事性的双重特征
合同，亦称契约，原本是私法的范畴，将其移植到行政法领域的结果，就使行政合同具有了它有别于一般具体行政行为和一般民事行为的特殊性，成为一种“混合性合同”，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主体地位不对等的前提下，达成双方协商一致的合意；二是合同虽具有公益性的内容，但却以私法上的契约形式存在。
地位平等是民事合同有效成立的前提，而行政合同中的主体一方是行政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它具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的行政管理权力；合同的另一方，则是行政管理的相对人，需要服从行政主体的管理。在合同订立时，行政主体为了推行行政政策和国家管理的目标，就必须要保持在合同订立中的主导地位和优势地位。合同中权利义务的配置也必然是向行政主体倾斜，民事契约中的平等原则，在行政合同中是不适用的。主体的不对等还体现在行政主体对合同的履行具有行政法上的监督权力和变更、解除合同上的优益权，如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履行，作为合同一方的出让人可以土地管理部门的身份对受让人依照出让合同开发利用土地的行为行使监督管理权。
地位的不对等并不没有排斥彼此间自由合意实现的可能性，行政合同毕竟不是单向性的行政行为，尽管它突破了民事契约当事人地位平等原则，但它仍须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双方共同协商一致为前提。行政合同不象具体行政行为那样建立在单方权威和服从关系上，行政主体没有强制相对人必须接受合同的权力，合同法律效力的产生是取决于双方当事人意思表达的一致，而非行政主体的单方意思表示。
具有公益性，也是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主要区别点。行政合同是为实现行政目的而设定，在传统行政法理论中，它属于公法的范畴，不少学者认为它也是一种行政行为，因为它所具有的公益性已决定了合同的根本属性。但由于存在一定给付内容的对价关系，混杂着一定的民事权利义务，必须以契约这种“私法”上的形式存在。行政合同在援用契约这种私法形式时，也必然要援用相关的民法原理，如合同的要约与承诺、契约自由、缔结契约的行为能力、、合同的效力、不可抗力等等。这些民法规则在行政合同中的大量援用，使这些合同的“私法”味道更为浓厚，民事性质更为明显，行政和民事的混合特性更为突出。
二、我国现行的行政合同救济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行政合同所具有的双重特性，使行政合同出现争议时，如何实施救济，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实践中，单纯适用行政或民事的救济程序，都无法解决行政合同这种混合合同所具有的所有问题。
不少行政法学家主张行政合同属于行政行为，其所产生的纠纷只能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行政救济的途径解决。更有学者认为：“在行政契约纠纷进行司法救济上，则应肯定行政诉讼制度是唯一的司法救济途径，这是我国根据法律关系性质而区别救济途径的制度下，行政契约作为行政法上的争议从性质上排斥其他司法救济途径的结果。”（参见余凌云：《行政契约论》184页）这种根据法律关系性质区别救济途径的观点是符合我国传统的法律救济理论的，但本人仍然认为这些观点过重地强调了行政合同的行政特性而忽视合同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和行政合同违约中存在的民事法律责任承担问题。排斥民事救济途径，单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是无法满足解决行政合同纠纷需要的，因为围绕权力支配关系而建立的我国现行行政救济制度并没有给行政合同留下空间，它只是一种为相对人提供的单向救济的制度：（1）诉讼的提起和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利于作为合同一方的行政主体寻求救济。首先，行政主体没有提起行政复议和诉讼的法定权利，无法主动寻求救济；其次，当相对人提起请求赔偿的诉讼时，举证责任完全在行政机关一方，责任分配明显不公平；（2）无法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来确认和追究行政相对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因为行政救济程序只着重于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而缺乏对相对人的民事责任确认的机制；（3）行政法对单向性行政行为的程序要求极其严格，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处理行政合同纠纷时，也必然要进行同样的行政程序合法性审查，这也使行政主体在复议和诉讼中处于不公平的劣势。可以认为，现行行政救济制度的单向性构造不能满足行政合同救济的需要。
适用民事救济程序，同样不能解决行政合同出现的纠纷。一般的民事纠纷，可以通过仲裁和民事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但对于行政合同，这两种救济方式就显得无能为力。仲裁救济，是一种适用于解决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救济方式。行政合同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因此，此类合同的纠纷显然不在《仲裁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且，仲裁机构是个解决民事纠纷的民间组织。如果允许民间组织对国家行政管理机关的活动进行裁决，实质是允许民间组织对公权力进行干预，这不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同样不能彻底解决行政合同出现的纠纷。行政合同的纠纷，归根到底仍是行政性纠纷，而且，产生纠纷的原因和形式往往是作为合同一方的行政主体对合同的履行施加了行政强制权，甚至是行政处罚权，一旦涉及行政行为，必须适用行政法予以调整，其纠纷就不是民事诉讼程序所能解决的。
既然行政合同具有的双重性使行政救济程序和民事救济程序均无法独立解决合同的救济问题，这就必须在现行救济制度下考虑行政和民事并用的双重救济途径。尽管循行政或民事的途径对行政合同实施救济均有不合理之处。
转贴于
三、行政合同的责任制度对合同救济方式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行政合同具有的行政和民事双重性，使其在违约责任上也具有双重性。而不同的法律责任承担方式，也给人们在现行法律制度下的司法实践中提供了一个选择救济途径的可行标准。
与民事合同比较起来，行政合同的违约，既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要承担行政法律责任。而且，在承担违约责任上，当事双方是不对等的：行政主体违约，一般只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行政相对人违约，则以承担行政法律责任为主，其次才是民事赔偿责任。基于行政合同所具有的公益性，行政机关为确保行政目的实现，对合同的履行具有监督和指导的权力，同时对不履行合同义务的相对一方具有强制执行权，并可施之以行政处罚。如《中华人民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应当予以纠正，并根据情节可以给予警告、罚款直至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处罚。”这是典型的行政合同违约须承担行政处罚责任的规定。
在行政法中，追究行政法律责任的方式是行政处罚，由相对人承担赔偿责任，显然不属行政法律责任的范畴，如《城镇房地产管理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土地使用者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土地管理部门有权解除合同，并可以请求违约赔偿。”这种情况下，相对人承担的应该是一种民事赔偿责任，而非行政法律责任。从对立法习惯用语的理解上，“请求”一词的使用也可以理解为行政机关不能通过行政强制力的行使来强令相对人作出赔偿，只能通过协商或向法院提出赔偿请求，由法院进行判决。同样，行政机关违约，也要承担赔偿责任，如《城镇房地产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管理部门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提供出让的土地的，土地使用者有权解除合同，由土地管理部门返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使用者并可以请求违约赔偿。”这种赔偿，不能认为是一种国家赔偿，因为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赔偿是有归责条件的，包括：行政行为具有违法性和损害结果的事实存在。但行政合同的违约赔偿不需要满足这两个条件，显然属于民事赔偿的范围。另一方面，行政机关更无法承担行政处罚这种行政法律责任。可见，在行政合同的违约中，确实存在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
既然行政合同的责任制度具有双重性，在救济制度上，就必须适用与之相适应的行政和民事并用的救济途径。据此，本人认为，行政合同的救济，应根据责任方式的不同，而实行不同的救济方式：（1）行政主体在处理合同纠纷时，实施了强制性的行政手段，使合同的相对方承担了行政法律责任的，就必须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途径实施救济；（2）行政主体并未运用行政强制力追究相对人的行政法律责任，而是请求经济赔偿责任的，或相对人对行政主体提出违约赔偿请求的，则应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
问题在于，行政合同的纠纷中出现了同时承担两种法律责任的情况时要分别两种途径实施救济，仍具有不合理性。这只能通过改革现有行政合同的救济制度予以解决。
四、对行政合同救济制度改革的基本构想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职能和观念的进一步转变，行政合同作为一种有效的行政管理手段，必然会在经济管理领域以及行政管理中得到更广泛的运用。行政合同法律地位及救济制度的不明确，将使大量的行政合同关系处于不规范状态，合同出现的纠纷无法得到圆满的解决。这是立法者必须正视的问题。既然行政合同不论循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均有不合理之处。就必须针对行政合同的特性重新构建独立的行政合同救济制度，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需要。
构建独立的行政合同救济制度，仍应根据我国以法律关系性质区别救济途径的理论，以行政救济制度作为构建行政合同特殊救济制度的基础，着重对现行行政救济制度中的单向性构造予以调整，建立双向性的救济结构。具体构建方式是：
（1）明确将行政合同与具体行政行为并列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事实上，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并未排斥双方的行为，行政合同的纠纷已可以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将“具体行政行为”定义为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行政机关所委托的工作人员所实施的单方行为。这一定义排除了类似行政合同之类的双方行为进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可能性。但这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不相符合的。1999年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此进行了修正，取消了对单方行为的限定，恢复了《行政诉讼法》所规定受案范围。但要将行政合同的纠纷，包括其中涉及民事性质的纠纷，全面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仍需有专门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给予更加明确的支持。
（2）在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继续适用的基础上，引入民事救济的基本规则，构建双向性的救济结构。对涉及行政合同的诉讼，有范围、有限度地引入民事救济的规则，包括：第一、在诉讼权利方面，增加行政机关提起诉讼和提出反诉的权利，将行政诉讼的单向性结构改造为双向性结构，但其适用范围应限制在涉及行政合同的行政诉讼；第二、在适用调解原则方面，改变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规定，允许审判机关在行政诉讼中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合同纠纷，但其适用范围应限制在涉及民事性利益的行政合同纠纷；第三、在合同效力的确认方面，增加合同效力确认之诉，对合同订立中的意思表示问题，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第四、在违约处理方面，增加违约责任处理的内容，使审判机关可对合同履行和违约赔偿问题予以审理和判决；第五、在举证责任方面，修订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规则，对违约问题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涉及合同的合法性问题和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措施以及行政处罚的问题时，则仍由行政机关负责举证。此外，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在对行政救济进行改造时，须维护行政救济基本原则在救济制度中的主导地位，对诉讼案件审理的重点仍应是以行政法为依据对行政机关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这样才能使救济制度与行政合同的根本特性相适应。如果不考虑行政救济自身的特殊意义，使主体与审查内容都与民事救济一样的话，那还不如对民事救济进行改造，这样更为简单和方便。
（3）明确界定行政复议的管辖范围，不改变现行行政复议的基本制度和原则，涉及民事性质的合同纠纷不列入行政复议的管辖范围。对涉及行政合同的行政复议，其复议范围可具体限定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对行政合同订立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审查的内容应包括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二是行政机关在监督行政合同的履行中实施了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而引起纠纷，由复议机关将此类行为视作一般具体行政行为，并根据现行《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原则和方式进行复议审查。
主要参考文献
1、余凌云著《行政契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民事诉讼法律救济篇8
论文摘要：本文对我国高校学生权利救济的现状进行了分析，鉴于欠缺救济的制度保障，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几乎无权利可言，提出了建立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指出此举是增强学生法制观念，维护学生合法权益，有利于高等教育法治化进程的重要途径。
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学生往往是在受到退学、开除、取消入学资格、取消毕业(学位)证书授予资格等直接影响到学生求学、就业等切身利益的处分之后，才会到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寻求权利救济。换言之，在我们现在的教育管理环境与教育文化背景下，学生不到万不得已，一般是不会主动提出权利救济的。而一旦学生提出权利救济时，又得不到实现。如，近来出现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案，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毕业证书及诉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案，重庆某学院“女大学生怀孕被开除”案，……这一系列案件，标志着高等学校开始走出象牙塔，接受法治的考验。大学生维护自身权利意识的淡薄，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因此，建立并完善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是当前教育法治化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权利救济的含义及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现状
1、权利救济的含义
高校学生的权利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作为公民所享有的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政治权利与民事权利；二是受教育者作为学生享有的权利，即教育法律法规规定的受教育者作为学生区别于其他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当受教育者的权利被损害或侵害时，应有相应的救济措施。
“有权利就必须有救济”，无救济则无权利。救济是对已发生或业已造成伤害、危害、损失或损害的不当行为进行纠正、矫正或改正。也就是说，当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从法律上获得解决，或请求司法机关及其他机关给予解决，使受损害的权益得到补救。根据法律规定，公民权利救济有三种方式：一是私力救济，指由受害人本人或利益关系人直接向实施侵权行为的人进行反击和惩罚，在法治社会私力救济基本上被废除，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有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如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二是公助救济，也称“类法律方式的救济”，如针对民事纠纷的调解，由保持中立的第三入主持和调解下，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纠纷；三是公力救济，也就是法律救济，如司法救济，通过诉讼的形式，由国家司法机关解决纠纷。其中，法律救济被认为是最有力量和最终的救济手段。高校学生适用的法律救济主要有行政救济和民事救济两种形式，行政救济主要包括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民事救济主要指民事诉讼。
2、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现状
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当高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到学校管理行为的侵犯后，在教育领域的救济途径有两种：一种是法律救济，法律救济又可分为行政救济与民事救济；二是一种特殊的救济制度，向学校内特定部门或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诉，即学生申诉制度。
现实是：一方面，迄今为止我国现行教育法律体系尚未设定法律救济程序，高校处分权没有可诉性。由于高校学生因学校管理不当提起的诉讼大部分属于行政诉讼的范畴，而我国《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已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限制为具体行政行为，并将内部行政行为明确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这为高校学生通过诉讼途径维护合法权益带来了很大的障碍。近年来频繁不断的有关“受教育权”的诉讼案，就涉及到了高等学校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其中又以高等学校对学生的处分权争议为主要表现。在各种教育行政诉讼案件中，认为“学校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几乎是所有原告的共同理由，而以讼争案件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则是人民法院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或裁定驳回起诉的基本理由。这说明，日益增多的教育纠纷迫切需要可以凭借的纠纷解决机制予以处理和疏通。虽然20世纪80年代《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90年代《行政复议法》的颁布，以及《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和《高等教育法》，以及2005年3月教育部颁布的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有关教育权利救济制度的规定，但这个貌似宏大的体系却忽视了高校学生不服学校行政处分的救济。学生在遭受学校开除、退学等处分时，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由于欠缺救济的制度保障，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几乎无权利可言。
另一方面，学生申诉制度作为唯一的权利救济途径，也基本上是无章可循。高校学生申诉制度是指大学生在接受教学管理的过程中，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或认为学校和教师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而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重新作出处理的制度。《教育法》只是简略地提及，旧的《学生管理规定》规定了“对学生的处分要适当，处理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申诉和保留不同意见。对本人的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新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尽管对建立学生的申诉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地方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及高校在具体落实中还没有进一步细化、完善。学生申诉有关制度建设的滞后，已经成为影响学生实现该项权利的主要问题。具体表现在：
(1)我国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的诉讼上的申诉权利，都有明确的受理申诉的机关，而教育法的规定，只是将申诉这一由宪法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具体化为一种非诉讼的学生申诉权利。有关的制度建设严重滞后，学校中至今缺乏甚至没有受理学生申诉的专门机构，“申诉无门”的现象十分严重。
(2)教育法规定的申诉范围只限于“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从而难以充分保障学生多方面的合法权益，使大量的有关学生权利的纠纷不能合法地通过申诉渠道得到解决。
(3)缺乏甚至没有规范的可供选择的申诉形式，权利受到侵害的学生不知道如何主张和实现自己的申诉权利。
因此，为了维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推进教育法治的进程，就必须建立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
二、建立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必要性
1．建立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是维护学生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
学生在违反纪律时，学校可以运用管理权对其进行处罚，甚至可以剥夺学生的受教育权，将学生开除出校。对学校的行为，即使是违法或不当，学生也不能否认其效力或加以抵制，而只能事后通过各种救济途径加以解决。法律赋予学校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为学校的教育管理预留了一定的伸展空间的同时，也常常被学校作为寻求其行为合法的依据。学校往往只重视自己的权力，而忽视受教育者的权利。学生慑于不能领取毕业证、学位证，或被开除学籍、勒令退学等对学生的名誉及将来的就业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后果，往往不敢对抗学校的权力。我们必须承认在依法治校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民主思想、平等观念、权利意识、法治理念在高校管理中尚未完全培植与渗透；由于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学生群体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方面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高校学生权益救济途径及其作用仍相当有限。
2．建立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是增强学生法治观念，开展依法治校的重要途径
通过合法正当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是强化学生的法治意识、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的过程。法治化是高校管理的改革目标和努力方向。在传统的教育体制下，中国的高等教育是以公办为主、具有福利性质的教育，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基本上不交费或只交一部分费用。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管理部门都比较漠视学生的权利，学生习惯循规蹈矩。久而久之，学生自身应有的权利被渐渐地忽视了，这种权利意识的淡薄，直接导致了学生走入复杂的社会后生存与竞争能力的不足。但是，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在缴费上大学的前提下，高校学生的权利意识得到了普遍提高，权利救济意识也得到了普遍增强。因此，高校学生如何进行权利救济，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3．建立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是高校处分权纳入司法审查范围的保障
迄今为止，我国现行教育法律制度中尚未设定司法救济程序。当受处分学生不服处分决定时，很少能申请进行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最典型的案例是“重庆某高校女学生怀孕被退学案”，该生在学校申诉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法院认为该案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驳回起诉。致使该生不能获得司法救济。其根本原因在于高校的内部纪律处分与学校给予的行政处罚界定不清，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认为学校对学生的处分不属行政处罚，不能使其进入行政诉讼程序。在这样的情况下，其结果是学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高校处分权也不能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使高校成为不受司法监督的特殊主体，学生无法获得司法救济。
4．完善我国建立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立法规定
《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受教育者享有“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的权利。《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处理结论要由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诉、申辩和保留意见，对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法律、法规虽规定学生有“申诉权”、“对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但由于仅两个法条对学生申诉制度作出的规定过于笼统、简约，所以在实践中难以操作。无论是开除学籍的处分或者是警告处分，学生不服处分除了能够提出申诉以外，别无它法。已经在其他管理领域广泛适用的行政复议制度、仲裁制度、调解制度等多元、复合的救济方式并没有在教育纠纷解决中被采用，反映出法律救济体系的严重缺陷。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对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作了一定的规定，但是，作为一部行政规章，它在解决涉及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和学生受教育权法律纠纷中的作用是有限的。
三、建立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可行性
1．教育部关于建立学生申诉制度的规定
从制度环境来看，我国已具备建立学生申诉制度的法律依据。《教育法》第42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
为了保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不受到学校处分失实或失当的侵害，新的《学生管理规定》就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决定程序作了重要的改进。《规定》要求，对学生的处分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分、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适当。
(1)权利告知：告知学生可以提出申诉及申诉的期限。(第59条)
(2)机构设置：学校应当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第60条)
(3)人员组成：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应当由学校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组成。(第60条)
(4)受理范围：受理学生对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的申诉。(第60条)
(5)申诉时效：
校内申诉：接到学校处分决定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第61条)
申诉复查：接到书面申诉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复查结论并告知申诉人。(第62条)行政申诉：接到学校复查决定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第63条)
申诉答复：接到学生书面申诉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应当对申诉人的问题给予处理并答复。(第63条)
(6)申诉期限：从处分决定或者复查决定送交之日起，学生在申诉期内未提出申诉的，学校或者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不再受理其提出的申诉。(第64条)
2．关于建立学生听证制度的规定
听证的内涵是“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尤其是在作出不利于当事人的决定前应听取意见。它渊源于英美普通法上自然正义观念的听取两方面意见之法理。所谓听证指的是权力主体在作出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决定之前，给相对人提供发表意见、提出证据的机会，并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性法律制度。听证制度原只适用于司法审判，后逐步推广应用于立法和行政领域。由于教育法的授权，使得本不是行政机关、不享有行政执法权的高校成为授权行政主体，高校与学生的部分法律关系成为准行政关系，因此听证制度在高校管理中的引入也就顺理成章。新的《学生管理规定》中“学校在对学生作出处分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学生或者其人的陈述和申辩”之条款的设立，为在高校学生处分过程中引入听证制度提供了实施依据。
四、完善大学生权利救济机制
1．建立和健全学生申诉制度
学生申诉制度是一种特殊的非诉讼权利救济制度，即学生维权的准司法程序制度。根据受理学生申诉的部门不同，可以把学生申诉制度分为行政申诉制度和校内申诉制度。学生或其监护人认为学校工作人员和教师侵犯了学生合法权益时，适用于校内申诉制度；学生或其监护人认为学校侵犯了学生合法权益或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时，则适用于行政申诉制度。
学校应成立专门的申诉机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受理学生对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的申诉。在组成方面，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由学校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组成。学生对校方的各种处分认为有违法或不当并损及学生个人利益，可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申诉，学生对申诉处理委员会作出评议决定后不服，可向学校再次申请评议。评议决定作出后，除退学、开除学籍、勒令退学评议决定可提起行政诉讼外，其它各种评议均为终局性的评议决定，该决定一旦生效，当事人必须履行，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建立和健全学生听证制度
听证程序的实质与要义是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这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和内在体现。作为正当法律程序的核心，听证所蕴涵的公开、参与、民主等价值构成了程序法治的生命源。其对行政民主、法治、保障人权的作用愈来愈突出，听证自身所具有的独立于实体结果的程序价值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在当代法治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在学校作出处分决定前通过增设听证环节，给予学生申诉的机会，与在学校作出处分决定后通过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给予学生申诉的机会相比，其维权效果更好，有利于避免事后矛盾的纠缠、积聚。理由是听证环节的设置，将确保校方在作出处分决定前能充分听取当事双方的陈述、申辩、质证，达到“兼听则明”、“惩前毖后”的双重效果。
民事诉讼法律救济篇9
一、司法救助对象之社会弱势群体的界定
1.现实中社会弱势群体存在广泛性和复杂性
在一般人眼中，谈及社会弱势群体，其范围因个人认识、理解不同，其范围也大不相同。弱势群体具有相对性。如从年龄看，少年儿童和老人属之；从性别看，妇女属之；从健康状况看，残疾人属于这一类；从工作获得与否看，失业人员属于弱势；与企业主相比，劳动者属于弱势；与多数民族相比少数民族属于弱者；与行使权力者相比，被管理者属于弱势等。从这种范围的广泛性来看，弱势群众的背后蕴藏着深刻的复杂性。从成因上看，既有由于自身体能的孱弱而形成的弱者，又有基于政治、经济等原因而形成的弱者；从存在形态看，既可以是有内在组织性的，也可以是松散的，也就是说这里“群体”可以是实在意义的，但更多是观念意义上的，是对在某一方面有共同特质的人群的一种理论概括。而且弱势群体的形成还具有时代性特点，如今天许多国家的同性恋者、爱滋病患者等理应为弱势群体范围，但这在古代社会是不存在的。这种现实中社会弱势群体的广泛性及复杂性使得概括出其中内在本质的一致性存在着巨大的困难。
2.有关社会弱势群体的理论纷繁复杂
“社会弱势群体”的复杂性也充分地体现在理论上。学术界中目前围绕弱势力群体的内涵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为三种论述：
一是贫困群体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将经济因素视为弱势群体共性中最本质性的因素，认为经济上的贫困是弱势群体之所以弱的症结，经济上的劣势导致了社会地位的低下以及竞争中最终的失败。贫困既表现为低水平的收入，又表现为总体的生活状况的贫困。
二是竞争弱者论。这种论说将社会弱势群体放置于一种关系中考察，“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具可比性的前提下，一部分人群?通常是少数?比另一部分人群?通常是多数?在经济、文化、体能、智能、处境等方面处于一种相对不利的地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即使建立了一整套有关公平竞争的法规和政策，也会有部分社会成员由于受其本身各类条件的限制，经常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比如有些妇女、未成年人、老人、残疾人等等，尽管有了专门保护这类人权利的法规。但凭其自身的能力去实现其权利的手段却不具备。”
三是功能脆弱论。这种观点从社会弱势群体的功能角度切入，认为“脆弱群体是在遇到社会问题冲击时自身缺乏应变能力而易于受到挫折的群体。”
上述关于社会弱势群体的理论，为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了路径，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合理性。但是，从司法实践角度讲，上述理念都还只是一种模糊说，无论是贫困群体论，还是竞争弱者论与功能脆弱论，其弱势群体范围的界定宽泛而不确定。
因为，正确界定弱势群体，应该与它所研究的问题-司法救助制度联系在一起进行确定。司法救助制度的理论根据来源于公民平等的诉讼权。即司法保护请求权，公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享有的提讼要求国家司法机关予以保护和救济的权利，具体表现为各种类型诉讼中的权、应诉权、反诉权、上诉权、再审请求权等。因此，司法救助对象之弱势群体范围的界定，离开平等的诉讼权，背离诉讼救助，往往极易人为地造成不适当扩大或缩小弱势群体的范围，不仅不利于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很可能还会造成某些真正的弱势群体受到忽视、忽略。比如说一个拥有数百万家产的购房者与房地产公司相比，按竞争弱者认而言，拥有数百万家产的购房者就属于弱者，如果双方发生纠纷，至法院，也要将其视为弱势群体而实施司法救助，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在我国目前人力、物力和财力都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应集中力量对那些在经济和诉讼行为能力上还处于弱势的人群进行救助，当然这一种弱势也是相对的，但是此种相对仅限于影响处于这一群体的基本诉讼权利的条件和能力。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所称的弱势群体，定位于因经济困难或其它情况而导致其诉权处于弱势，如果不对其实施司法救助，其平等的诉权就难以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化为空话的特定群体。
二、司法救助在公平理念下的透视
公平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理念和基本的行为准则。司法救助制度正是公平理念不断发展的结果，并由近现代的资产阶级学者首先提倡。主要理论根据有三，一是认为司法机器若想正常恰当地运行，则为穷人提供有效之司法救助是必不可少的；二是从人道主义和慈善的角度出发也要求这种服务；三是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国家，所有的公民都必须获得法律信息，获得专门司法人员意见和服务的平等权利。一般来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在成文法国家，公民所应享有的司法救助权利，都直接或间接地规定在宪法原则之中。在我国，宪法尚未有明文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7月出台了《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使得我国司法救助工作第一次走上了正轨，全国法院按照这一要求积极开展司法救助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但是从现代司法之公平之理念看，人民法院开展司法救助工作还存在诸多问题。
1.有关司法救助制度的立法滞后
司法救助制度是一国民主法制化进程的重要标志，是衡量一国现代政治和法治文明程度高低的主要标准之一。许多国家都立有专门的《司法救助法》。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司法救助的内容，《法律援助条例》《律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中对司法救助也有一些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是关于法院实施司法救助的具体规定。但是，到目前国家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司法救助法，而且，就《规定》而言，法院既是法规的制定者，又是法规的实施者，这种立法、司法两位一体的作法，首先就背弃了公平之理念，人民法院的司法救助工作具有极大的随意性，由谁去监督法院的司法救助工作呢?因此，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特别是有关公民享受司法救助的条件、范围、形式、程序等方面的内容，必须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国家的法律规定，才能够与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体系相衔接，才能确立司法救助制度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应有地位，才能最终使公民的司法救助权利真正具有法律的可靠保障。
2.司法救助的对象不广泛，致使需要救助的对象不能得到平等的保护
关于司法救助的对象，《规定》详细列举了十一项内容，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公民个人，即追索赡养费用、抚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养老金、社会保险金、劳动报酬等生活确有困难的公民个人，这是司法救助的主要方面；二是社会公共福利事业单位和民政部门主管的社会福利企业，如福利院、敬老院、优抚医院、精神病院、SoS儿童村，这是司法救助的一个特殊的方面。只有符合上述条件和范围的当事人才能申请司法救助。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入世后对我国企业带来的严峻挑战，大量亟需实施司法救助的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却被《规定》排除，这是不合理的，也是违背公平之理念的。法律应当保障不同主体在相同条件下享有司法资源权利的平等，只要符合条件，法人或其他组织与自然人获取司法救助的机会应该对等。
而且，法人有获得司法救助的权利，既有理念支撑，又有现实需要。一是法人从其设立时起，就享有许多和自然人相同的权利，如名称权、名誉权、著作权、财产所有权等等。那么，自然人的权利受到非法侵害后，由于经济困难而无法提讼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同样，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权利受到非法侵害后，由于经济困难而无法提讼的，也应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这样才符合司法公正的原则。二是从法院受理的各类纠纷案件来看，法人与法人之间、法人与自然人之间、法人与非法人组织之间的纠纷，占受理案件数相当的比例。由此可见，法人与自然人、法人与法人、法人与其他非法人组织之间的矛盾占社会矛盾总量的大部分。把法人列为司法救助对象的范围，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正如肖扬院长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司法救助制度》一文中所指出的“确定法人作为受援对象，有利于解决不少企业经济上处于窘境但又需要法律帮助的问题，特别是有利于解决某些经济上有严重困难的国有或集体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法律纠纷，以稳定经济秩序、依法调整经济关系与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的稳定。”三是从审判工作实践来看，最高人民法院曾在一定阶段针对特殊的案件，做出过司法救助的规定，而这些规定所涉及的司法救助对象，大都为法人。如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3月17日法函（2000）20号《关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减收积压房地产案件受理费申请执行费的请示〉的函》，同意到2000年12月31日止，对海南的积压房地产案件按50％减收案件受理费和申请执行费。这类案件的司法救助对象则大都为各商业银行等法人。四是我国的民事法律制度承认非法人组织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资格，在非法人组织与其他单位、公民进行民事活动发生民事权利义务争议时，法律赋予了他们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的权利。那么，非法人组织只要符合司法救助的条件要求，也应成为司法救助的对象。
3.司法救助的方式过于单一
《规定》所确定的方式就是缓交、减交、免交诉讼费。这无疑是不全面的，不仅同被救助者的需求之间有一定差距，而且公平理念也是有一定距离的。诉讼权利的保护与实现，不仅仅是当事人进入司法这到门槛上，实行诉讼费减、缓、免交，只是一个重要部分，当事人在诉讼中诉权行使时遇到法律阻却事由，以及不能、无法通过自己的能力行使诉权保护合法权益时，还需要对他们进行法律知识的援助，否则他们很可能在诉讼中败诉，对他们进行的经济上的援助也会付之东流，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救助。
而且，诉讼费作为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必须交纳的费用，其作用一是要支付法院在审判过程中的各项开支，保证法院有充足的工作经费，维持法院工作的正常运转；二是要通过令诉讼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的方式，促使当事人认识到行使诉讼权利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在提起每一项诉讼前要深思熟虑、认真负责，不随意挑讼。因此，实践中人民法院通过对那些确实需要提讼程序，而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诉讼费的缓、减、免交等方式的司法救助，往往在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的同时，又是对社会公平的一种背弃。而且，随着人民法院审判任务的加大，各项审判设施需要更新换代，这必然导致办公经费与司法救助之间的矛盾，使得法院的办公经费更加紧缺。
4.司法救助的有关操作不具体、不规范
《规定》尽管对当事人可以申请司法救助的范围详细列举了十一项内容，具有一定操作性。但是，司法救助范围的十一项内容中多次强调“生活确实困难”，但对“生活确实困难”没有规定具体的标准，什么是“生活确实困难”?什么样的情况才符合“生活确实困难”的标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带有主观随意性。又如《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司法救助的，应当提交书面申请和足以证明确有经济困难的证据材料。”但因为对属于救助范围的十一种情况，什么样的情况，应提交什么样的证据材料，应由哪一级部门出具证明材料，是民政部门出具，还是所在地的办事处、乡镇出具，或是单位出具?没有详细的规定，所以不好把握。因此，要使司法救助在审判实践中更趋规范化，最高人民法院应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作出明确的规定，以便各级人民法院能够认真开展司法救助工作，让所有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都能及时得到司法救助，都能打得起官司，都能充分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公平理念视角下加强司法救助之展望
1.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强化、提高司法救助重要性的认识。司法救助是人同法院应有职责，司法救助工作不仅是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本质要求，也是依法治国、司法为民的必然体现。司法救助既是一项法律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更是一项群众工作，它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面对社会的弱势群体，解决他们在平等实现自己合法权益方面存在的“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的问题。只有真正让社会弱势群体通过司法救助渠道，在法律服务方面遇到困难能及时得到法律帮助，从而感受到社会正义，实现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和尊严，方能调动社会弱势群体的积极性，加速中国法治化的进程，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大司法救助工作的宣传力度，通过宣传、学习，使平等、公正等法律观念深入人心，从而使司法救助的德性得以张扬，司法救助事业得以长足发展。
2.树立以人为本理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司法救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最终目标，自然成为中国司法救助制度的终极目标。司法救助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应是以人为中心的，都与人有密切联系。笔者认为，司法救助应该突破只提供诉讼费用的缓、减、免交的束缚，通过提供与司法救助相联系的更为广泛的间接的法律服务，全面改善困难群众的生活环境。因为“一个社会的贫弱者，法律问题仅仅是他所遇到的广泛的社会、情感、健康和其他问题中的一个方面而已，如果司法救助为他提供了一个案件的帮助，在个案结束后，他的经济状况并未改变，还会面临其他问题，也就是说，就个案进行的司法救助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中国司法救助制度的发展不应该只停留于对单个人的法律帮助，而要在受援人的生活、权利等发生明显改变后，使他们全面提升自己、发展自己，尽可能更多地帮助周围的人，带动社会法治正气和爱心的养成，从而实现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只有符合这样的理念，中国司法救助制度才可以称得上是成功的、好的制度。
3.加强司法救助案件的审判力度。司法救助案件审理的好坏，关系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因而必须当大事来抓，常抓不懈。首先，有条件的法院应该建立类似“少年法庭”那样的“司法救助法庭”，且把它作为一个向社会宣传法律，教育群众的窗口，让经济困难的当事人能打官司、打得起官司，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保证社会的健康发展。要注意选调专门的审判人员审理司法救助案件。其次，要注意建立广泛的司法救助案件沟通网络。审理司法救助案件的审判人员，要经常同居委会和调解委员会进行联系，了解社会弱势群体的动态，对于需要司法救助的弱势群体及时立案审理，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再次，要建立弱势群体司法救助档案，及时同基层组织取得联系，了解司法救助当事人的现状，杜绝新的侵犯弱势群体合法权益案件的发生。最后，人民法院应通过司法建议的方式要求有关组织和个人加强对弱势群体权益的保护，在生活上给以关心，工作上指出出路，实现综合治理，以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完美统一。
4.扩大司法救助的方式。扩大司法救助的方式，应是司法救助这一研讨课题中最重要的部分。救助方式的多寡与实现可能性决定着司法救助实现的广度与深度。由于司法救助是由人民法院对弱者进行的一种保护，从法院的“中间裁判者”的法律地位和诉讼的“公正、平等”的精神实质分析，法院不可能对弱者保护得面面俱到。如果这样，弱者一方由于法院这个国家权力机关的支持，倒可能变成强者，双方当事人的地位会重新失衡。因此，在设计司法救助的方式时应把握好一个度，使本来地位失衡的当事人地位实质上接衡，不能“矫枉过正”。鉴于此，笔者认为在抓好诉讼费减、缓、免交这一基本方式的基础上，还要抓好以下两种方式：
一是要注意为进入诉讼的弱势群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担任辩护人或诉讼人。我国现行法律中只有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中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或可以为刑事被告人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担任辩护人，其他法律中均无关于人民法院可以为经济困难的民事、行政案件当事人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担任诉讼人的规定，这实际上是我国法律的一个疏露。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已经规定了经济确有困难的民事、行政案件当事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但由于这是一个软性规定，如果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不履行此义务，当事人也将毫无办法，如果由人民法院这个具有国家强制权力的机关介入，结果会大有不同。因此，有必要由人民法院为经济确有困难的民事、行政案件当事人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担任诉讼人，特别是在有关医疗损害的患者案件，劳动争议案件的劳动者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除名、工伤待遇、办理社会保险的案件，房屋拆迁补偿纠纷案件的被拆迁人的案件和盲、聋、哑人诉讼的案件中，要及时为弱势群体当事人指定辩护人。
二是要注意为进入诉讼的弱势群体及时建议公安机关调查取证。这主要是针对受害人为弱势群体的刑事自诉案件所说的。当前，一些刑事自诉案件的受害人由于调查取证能力差而使得案件无法立案，自己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护。本来就处于生存和发展弱势的人群，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再得不到及时的救助，无异于雪上加霜。对此，人民法院有必要建议公安机关调查取证。
5.拓宽司法救助的途径。具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立案救助。立案是司法救助工作的第一道关口，在审判实践中要大胆改革立案方式，采取各种便民、济民措施，既要履行好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责，又要有助于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要积极推行口头立案方式。即对因文化程度低或身体有残障等原因写不了诉状而要求立案的，可以口头。立案法官向当事人了解双方的基本情况、诉争事由及审查相关证据材料后即行立案。同时，要加强立案阶段的释明工作，当事人在时，立案法官要在审查状后，作好如下释明，即诉讼请求是否适当的释明，权利义务的释明，诉讼举证的释明以及诉讼风险的释明等。
二是案件审理的救助。要对现有的审判体制不断创新，为弱势群体及时、低成本地维权创造条件，使审判机关成为弱势群体的依靠。具体到审理民事、行政案件时，应尽力做到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为弱势群体在诉讼中提供更多的便利，以帮助其充分实现合法权益，降低诉讼成本。如：鼓励事实或法律关系清楚案件的困难当事人不委托人，自行进行诉讼；帮助确需请律师而无钱委托的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对涉及弱势群体当事人的小额债务纠纷，劳务纠纷、婚姻案件、行政案件等着重实行调解，力争协商解决。
民事诉讼法律救济篇10
[关键词]：宪政，公民权，宪法救济，宪法诉讼
据新浪网2003年1月29日报道：社会广泛关注的“女生怀孕被开除”事件中的当事双方-重庆邮电学院和李静、张军（均为化名）分别接到了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驳回李静、张军要求学校撤销处分决定的起诉[1].本案有很多法律问题值得研究，其中一争论的焦点是重庆邮电学院依据本校规定开除二人学籍，是否违反了宪法的原则或者精神？当宪法所确认的公民权利在没有被法律具体化，公民认为其权利受到侵犯而无法通过行政程序和司法诉讼获得救济，能否通过宪法途径获得救济？如果能，如何获得？本文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试图从宪法学理论的角度谈谈公民权的宪法救济问题。
本文所指的公民权即自然人作为一国公民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其中就包括本案所涉及的公民的受教育权、生育权及权利救济权等系列权利。当然本文语境中的公民权主要指公民的基本权利，即一国宪法所确认的公民权利。所谓宪法救济，它既涉及到公民直接行使宪法的救济权问题，即由公民启用宪法诉讼机制实现其宪法权利的救济；也涉及到特定主体（如普通法院、宪法法院等）启动违宪审查机制审查侵害公民权的国家公权行为（即立法行为、行政行为与司法行为，主要是立法行为）而实现公民权的宪法救济。
（一）
对公民权的宪法救济是必要的。法治是现代宪政的必然要求，而法治的内涵之一就是，法规范在赋予权利或授予权力，必须同时规定当权利或者权力受到侵犯时的救济措施，否则这种权利或权力就得不到保障，换言之，实际上并不真正享有。在宪法规范为法律所具体化，当公民认为其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时，首先寻求法律上的救济，即通过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来保证自己所拥有的权利；但如果认为该法律规范违反宪法规范，仍然得不到救济时，就需要宪法上的救济；在宪法规范未被法律规范具体化，当公民认为其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时，无法获得法律上的救济，也必然直接寻求宪法上的救济。[2]而《世界人权宣言》第八条就规定：人人于其宪法或法律所赋予的基本权利被侵害时，有权享受国家管理法庭之有效救济。
那么，国外的宪法救济制度如何呢？大体而言，在长期的宪政实践中，各国根据其具体情况形成了两类较健全的宪法救济制度，即英美型和大陆型。
英美型是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由普通法院通过审理具体案件的方式，在公民认为其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时直接适用宪法规范提供宪法救济的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普通法院相对独立的宪法地位和权威及一定的宪法解释权，它可通过普通诉讼程序为公民权提供宪法救济，具体做法是：（1）当宪法权利被具体化为法律时，公民可向普通法院提起法律诉讼，普通法院在判决时，对适用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如认为合宪，则依法律判决；如认为违宪，就拒绝适用法律。（2）当宪法权利没有被具体化为法律时，普通法院就侵犯公民权利案件直接依据宪法作出判决。在英美法系国家，普通法院受理和审理具体案件时，法院只针对具体案件适用宪法，法院的判决仅对特定案件的当事人有效，而对特定当事人提供宪法救济。法院认为违反宪法的法律，仅仅不适用于特定案件的当事人，而法院无权撤销该法律，该法律对特定当事人之外的人仍然有效，虽然根据“先例约束原则”该法律已事实上死亡。
大陆型是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由专门机关（主要是宪法法院）在公民认为其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时所提供的宪法救济制度，由专门的宪法法院组织法等特别程序法予以规制。宪法法院不是普通司法机关，不受理和审查普通法律案件，具体做法是：（1）宪法权利被具体化为法律时，公民可向普通法院提起法律诉讼，如当事人认为适用法律违宪，可向普通法院提出；普通法院如也认为该法律可能违宪，即诉讼中止，并向宪法法院提出违宪审查请求，宪法法院的决定是普通法院审理该法律案件的依据。（2）在普通法律诉讼中，当事人如认为普通法院的终审判决违宪，可向宪法法院提出控诉。宪法法院可对普通法院的判决进行合宪性审查，如认为违宪，普通法院即需重新判决；如认为合宪，即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3）宪法权利没有被具体化为法律时，公民如认为其宪法权利受到公权力侵犯，而无法通过法律诉讼实现权利救济时，可直接依据宪法向宪法法院提起宪法控诉。在大陆法系国家，由于普通法院没有宪法解释权，因而不能在普通法律诉讼中直接为公民提供宪法救济。
（二）
我国目前已建立比较健全的法律救济制度，即司法诉讼制度、行政复议制度、国家赔偿制度、民事调解与仲裁制度等，但现有宪法救济制度仍存在不少空白与缺陷。
我国现有的宪法救济制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现行宪法第62条、第67条，立法法第88条规定了全国人大的宪法修改权和宪法实施的监督权，及对法律、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违宪审查权；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和宪法实施的监督权，以及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违宪审查权。（2）现行立法法第90条、第91条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进行违宪审查的启动程序。（3）我国宪法第三章与立法法第五章所规定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的法律适用与备案制度等，实际上也间接承认了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省级及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定程度上的违宪审查权，甚至承认公民及其他社会组织参与违宪审查启动程序。（4）此外，我国现行宪法、代表法、选举法、立法法、组织法等所规定的国家领导人与人大代表罢免制度，也原则承认了的宪法救济制度。然而，上面已提到，我国最高权力机关负责修改宪法并解释宪法，并制定、修改和解释法律，同时还负责监督宪法的实施，宪法的解释权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而不能由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因而普通法院不具有宪法的解释权，同时也没有宪法法院的制度设计，更不可能在现有人大体制外设立独立的宪法法院，因此，全盘接受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宪法救济制度的做法在我国必然受到怀疑与排斥。
我国现行宪政制度已预计到法律、法规和规章可能违反宪法，而主要从保障国家宪法秩序的层面，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合宪性的监督和审查问题做出了规定，而没有从正面为公民权直接提供宪法救济的角度提供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1）本文引用的案例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没有为法律具体化时，公民认为其宪法权利受到侵犯而无法通过法律诉讼获得救济，应通过何种途径获得救济？而我国宪法就有许多条文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甚至包括知情权等重要的公民权利都没有明确地写进宪法。[3]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驳回了李张二人的起诉，他们如果既不能通过普通法律诉讼获得救济，而又无相应的宪法诉讼或者其他途径获得救济，那宪法确认的受教育权等岂非无法实现？另一方面，即使根据宪法制定了法律，但当事人认为所适用的法律违反宪法的规定、原则、精神，而法院无权依据宪法审查法律，当事人的宪法权利又该如何实现？（2）现行宪法和立法法都是从违宪审查的角度，而不是从为公民提供宪法救济的角度做出规定，这与英美法系国家相反，而大陆法系国家既从保障宪法秩序又从提供公民宪法救济的制度规定了具体的操作程序保障。我国没有宪法诉讼法、监督法，更没有违宪审查的具体程序法。（3）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我国的宪法监督机关，而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是实际上的违宪审查与监督机关。许多学者认为，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无法承担对公民权实施宪法救济与宪法监督的专门重任。[4]
（三）
完整的宪政过程必定包括宪法创制、宪法实施、宪法监督和宪法救济这四个相互联结、缺一不可的环节。宪法创制是宪法实施的基础和依据，宪法实施是宪法创制的落实和实现，宪法监督是宪法实施的有效保障，而宪法救济则是对违宪侵权的校正和补救。宪法救济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最有效的还是宪政司法救济。[5]宪政司法救济通常以宪法诉讼的方式来实现，普通诉讼和普通执法行为只是一种补充形式。在我国现阶段，宪政司法救济十分微弱，效力极为有限，因而完善宪法救济制度十分紧迫。在仍然采用现行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供宪法救济的救济模式的前提下，需对其作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第一，进行宪法救济程序的专门立法。程序先于权利，没有程序的保障的权利不是权利。现行立法法没有规定各个环节的如何运作，所以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宪法救济的障碍。建议我国现行宪法在修正案设专章规定“宪法救济”、“宪法监督”、“宪法保障”，并对宪法监督的程序作具体化的规定。建议我国尽快出台监督法，并在立法法中具体补充和完善违宪审查的启动程序规定，特别是细化公民对违宪审查请求权的具体规定。
第二，完善公民权的基本立法工作。我国现行宪法第41条虽然规定了公民对公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权、申诉控告权、检举权、求偿权等系列权利救济权，却未像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那样明确规定公民的宪法救济权。因此建议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公民基本权利具有直接的、可以援用的司法效力和宪法依据，并将知情权、宪法救济权明确作为基本权利载入宪法。
第三，设立专门的宪法救济机构。由于全国人大和及其常委会的诸多繁杂职权，应考虑设置公民权的专职宪法救济机构。基于我国现行的宪政框架，有学者认为宪法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受理因直接适用宪法规范而发生的案件比较稳妥和有效[6]，笔者认为同时在全国人大下设立宪法委员会或宪法监督委员会直接受理公民的宪法诉讼案件应作为中期目标，而建立与立法机关相对独立的宪法法院则作为长期的宪政建设目标，才更符合中国宪政社会的价值目标。
马克思说，宪法是人权的保障书。公民的法律权利受到侵犯，其宪法权利也同时受到了侵犯，法律上通过为公民提供法律救济以保障其法律权利，其宪法权利也就受到了保障，这是维护宪法最高尊严的途径之一。没有救济的权利就不是权利，而正如法国人权宣言所宣称的，凡权利无保障的地方就没有宪法。在我国现阶段，只有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公民权的宪法救济制度，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而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设目标才更有保障。
注释：
[1][eB/oL].http://edu.sina.com.cn/1/2003-01-29/37372.html。
[2][6]参见徐秀义、韩大元。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343-344，347-348。
[3]姚小林。论知情权的宪法基础[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3年（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