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效力的范围篇1
(1)不予受理;
(2)驳回起诉;
(3)管辖异议;
(4)终结诉讼;
(5)中止诉讼;
(6)移送或者指定管辖;
(7)诉讼期间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或者驳回停止执行的申请;
(8)财产保全;
(9)先予执行;
(10)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11)补正裁判文书中的笔误;
(12)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13)提审、指令再审或者发回重审;
(14)准许或者不准许执行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
法律效力的范围篇2
1.经营范围的含义。所谓经营范围意思就是指公司所从事的事业范围,在国外公司法上对此进行规定的条款称为目的条款,我国公司法称其为经营范围条款。2.关于经营范围的法律性质的主要学说及其评判。(1)权利能力限制说。该法律认为公司经营范围的限制是对公司权利能力的限制,采此说,若公司超出经营范围的行为当然无效,绝对无效,即使公司经章程修改也无补正余地。学者认为经营范围对权利能力的限制意义在于,维护了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2)行为能力限制说。认为公司的权利能力只受性质和法规的限制,公司作为权利义务主体,其经营范围的限制仅仅是对行为能力的限制。公司经营范围以外的行为,类似无行为能力自然人的的行为,属效力待定。若事后修改章程取得行为能力,则该行为因补正而具有完全效力。该说认为,权利能力限制说主张的超经营范围行为一律无效不利于保护交易相对方及交易的安全,且给了公司推卸责任的机会。此说的缺陷在于违背了法人理论中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完全一致的基本原则;(3)代表权限制说。即公司经营范围不过是划定法人机关的对外代表权的范围而已。法人经营范围外行为属于超越代表权的行为,应为效力待定,存在予以追认的可能性,而且肯定准用表见的余地。该说的缺陷在于不利于对交易对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4)内部责任说。公司经营范围是公司内部关系的准则,仅决定公司机关在公司内部的责任,所以公司经营范围外的行为当然有效,而不论相对人是善意或恶意。因此导致公司损害的情况下,公司负责人应该对公司承担损害赔偿义务。这个学说并不能解释作为内部责任划分经营范围为何是公司登记成立的必要条件。
二、笔者对经营范围的观点
笔者认为,公司经营范围与公司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虽然有一定联系,但却并不是对公司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决定因素,或者说,公司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不应当包括公司经营范围的因素,理由如下。1.法人与自然人有不同之处,自然人之产生,并不具有目的性,但自然人存在于社会中后,会产生各种目的,并为目的而行为。但作为法人的公司,其产生的主要目的,甚至可以说其惟一目的,就是营利,而该目的也是公司法人组建之本意,所以,将国外公司法规范中的目的条款单一理解为“经营范围”,从而将其认为是公司产生及其拥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必要条件,笔者认为值得商讨。2.公司作为企业法人之一,与自然人一起,都是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主体,其权利能力都是来自于法律赋予。自然人自出生就拥有权利能力,而法律赋予自然人权利能力,是基于自然人出生这一自然现象,与自然人之“目的”无关,更无须自然人阐明其“目的”。3.法律最高价值是自由,我国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都对自然人自由的实现作了大量的规定。相比之下,公司法的核心理念就是营业自由,公司法律规范制度的设计应充分服务于这个理念并积极促进这一理念的实现。最后,在法理层面上解决了公司经营范围和权利能力的关系,这些“行为能力限制说”也就无需批驳,因为作为法人组织公司,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一致的,二者不存在自然人的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问题。
三、关于经营范围的其他问题
1.公司经营范围和公司设立及成立。从法理的角度讲,可以认为将经营范围作为公司章程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和法定记载事项,并没有理论上的充分根据和特别的理论意义。而且,就英美法系国家而言,这些国家先后废除越权原则,目的条款对这些国家早已没有什么作用了。2.公司经营范围和公司名称。在取消对公司经营范围的强行规定后,并不与关于对公司经营范围的法律法规冲突,公司名称的确定,仍需遵守公司法规相关规定。这样,不仅符合社会大众对公司名称的传统习惯,而且维护了法律法规之间的整体性和一致性。3.公司经营范围和公司信用。第三人与公司的交易,是基于当事人双方的相互信任,在不守信用的情况下,规定经营范围也难以保护第三人的利益,而在守信用的情况下,即使不规定经营范围,也能保护第三人的利益。何况,到第三人去调查公司的经营范围,与交易的安全,便捷的要求向悖,而且,在实践中也并不具有可行性。
法律效力的范围篇3
1.权力能力限制说
如前所述，在早期特许主义或核准主义情形下，企业法人的民事活动严格限制在目的范围之内，法人若超越目的范围，将被处以罚款甚至剥夺主体资格，因此可以认为在这一时期，企业法人的权利能力受目的范围的限制。但在现代社会，法人设立主要采准则主义或严格准则主义，法人权利能力作为一种主体资格，本质上与自然人权利能力并无不同，因此并不受目的事业范围之限制。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言，民法典是不知晓农民，手工业者，制造业者，企业家，劳动者之间的区别的。在所有契约关系中的双方当事人，都被当作平等的主体对待，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先天的或后天的经济实力，智力差异，社会势力，情报收集能力等方面的差异问题。所有的人都被认为是“利己的，理性的，运动着的，自由而平等的人”。[28]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基础之上，近代的民法典才一律的赋予民事主体以抽象的，平等的权利能力。尽管现实中的人与人之间存在许多经济上，生理上等的差异的，在这种差异存在的情况下，他们将在实际上往往无法真正平等的享有权利，但是，这种抽象的，平等的权利能力乃是他们能真实的享有权利的前提和基础。而如何消除具体的，现实的民法中的人所面临的种种事实上的不平等，寻求保护“具体的，弱而愚的人的再发现或回归”的问，则是今后民法研究的重要课题。[29]
对企业法人而言，其实际拥有的财产种类，数量只能影响其现实的具体的权利，无论法人的规模和经营范围存在多大差别，其可能享有的规范意义上的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民事权利的资格并无不同。[30]否则会因各个法人目的事业范围的不同而导致各个法人权利能力不同，这显然与民法平等原则违背。而且导致法定代表人越围行为不可能归属于法人，因为这时法人已不具有主体资格。[31]这样将非常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使第三人合理的期待利益落空，亦助长不诚实的交易行为，导致社会资源巨大浪费，为法人机关损害法人利益开方便之门。[32]这与法人目的范围的设立宗旨完全相背。因此，目的事业范围限制法人权利能力不仅在理论上不能成立，在实践中也是非常有害的，决不能作为一种立法论而予以采纳。
2.代表权限制说
代表权是指企业法人的代表人以法人名义、执行法人的对外业务的职权。法人代表人行使代表权所为的法律行为是法人自身的行为，由法人承担其法律效果。[33]法人代表人的并不享有完全的、不受限制的代表权，而是受到一定的限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一些特殊意义的行业，诸如银行、保险、证券、烟草、医药等，需要国家的行政许可才能经营，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在这些行业，非经许可的企业法人并不享有生产、经营、销售的权利，从而其法人代表人也不享有对这些行业的代表权：企业法人的股东会、董事会通过决议或制定内部规章，也可对法人代表人的代表权予于具体的限制。另外，企业法人章程中也可规定法人代表人的具体代表权的限制。[34]
那么，企业法人的章程中的目的范围是否构成对法人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代表权限制说持肯定的态度。代表权限制说认为目的范围是划分法人代表人的代表行为是有权代表或无权代表的依据之一：在目的范围内，法人代表人的代表行为为有权代表行为；在目的范围外，法人代表人的代表行为无权代表行为。同时，企业法人代表人的代表权又受法律限制和法人内部决议和规章的限制。法人代表人超越法律限制的代表行为无效，因为此种法律对代表权的限制是从外部进行的强行性限制。在目的范围内，若法人内部决议和规章对法人代表人的代表权进行限制，而代表人超越代表权的限制为法律行为，则因目的范围具有公示效力而不能以此限制对抗善意第三人，代表行为仍然有效。[35]这表明代表权限制说认为章程中的目的范围对代表权的限制具有公示效力。但该说又认为，若企业法人必要机关在目的范围外特别授权法人代表人，则法人代表人超越目的范围的行为由无权代表行为变为有权代表行为，对企业法人是有效行为。[36]即企业法人的内部决议可以解除目的范围对法人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若是这样，则目的范围就没有任何公示效力可言，使目的范围形同虚设，而且该说自身也陷入自相矛盾之中。
代表权限制说认为，在法人代表人以法人名义实施的目的范围外行为在欠缺必要授权
时构成无代表权行为，类推适用表见的规定：在第三人为善意时，构成表见代表；若第三人为恶意，则行为无效。[37]而根据表见的理论，在发生表见时，善意第三人有选择权，既可以向被人主张表见，亦可以向被入主张狭义无权。我国合同法也有明文规定，这是为了更好的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38]那么，是否意味着在法定代表人超越目的范围的情形下，善意第三人既可主张表见代表要求企业法人履行约定义务，也可主张狭义无权代表，在法人机关追认的意思表示以前行使撤销权撤回自己的意思表示，要求法定代表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呢？若是这样，那么善意第三人就会比较法人和法定代表人的财产状况来决定其主张。这样将对法定代表人极为不利，从而影响法定代表人工作的开展和职责的履行，使法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从各国立法来看，也不能得出目的范围是限制企业法人代表权的结论。1989年英国公
司法规定，公司所实施的行为的有效性不因据其章程缺乏此项权力而被怀疑董事会仍有义务遵守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对其权力的限制。[39]根据1991年修订的《美国模范公司法》，除非公司章程作出限制，否则，根据该法组成的公司，其业务范围是从事任何一项合法的业务。在一般情况下，公司活动的合法性不能以公司缺乏能力而提出抗辩。[40]德国有限公司法和股份有限公司法规定，有限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对董事代表权所加限制不得对抗第三人。[41]1966年法国的关于商事公司的法律规定，合股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经理的权利进行限制，但若无限制时，此项限制亦不得对抗第三人。[42]上述规定仅仅是指公司章程记载事项对法人代表人的具体代表权的限制，并不能得出目的范围也是对代表人的代表权的限制。[43]综上所述，代表权限制说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与目的范围设立宗旨相背，在实践中亦会带来相当危害。因此，目的范围并非限制企业法人代表人的代表权。
3.行为能力限制说如前所述，行为能力限制说认为目的事业范围限制的是法人的行为能力，法人的目的事业范围与法人的行为能力是一致的。但行为能力概念本身，在学者之间有不同的认识，有广义行为能力说，和法律行为能力说两种。我们认为法律行为能力说更合于大陆法理论体系的传统框架，而且也更合理。以下首先对此两种观点加以评析。
广义行为能力说曾是我国多数学者的看法，即认为“法人的行为能力，是指法人以自己的意思独立进行民事活动，取得权利并承担义务和责任的资格”，或称“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人通过自己的行为，为自己取得民事权利，设定民事义务和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44]；法律行为说认为法人以自己的意志独立进行民事活动，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即法人独立为有效法律行为的能力。[45]
广义行为能力说认为法人的行为能力不仅包括法人以自己的行为取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而且涵盖法人承担责任的能力，即责任能力，这一认识显然值得研究。从法律史上可知，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责任能力这三种民事能力的区分史德国法学家不断深入的理论研究的成果。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之区分，在萨维尼时始得明确，前者是指主体资格，即人格，后者与民事主体的行为相联，是决定行为的法律效果的因素之一。随着对法律行为的研讨的细致，法学家认识到法律效果有基于法律行为，也有基于非法律行为，如侵权行为的，于是又相应的将行为能力演化为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两个概念。[46]现今通行的行为能力概念，即演化后的行为能力是指法人基于自己的行为独立为有效法律行为的资格，而责任能力是指法人对于自己所为的违法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广义行为能力说将责任能力包含于其内，实际上就是忽视了，或者说大大减损了德国法学家所作的抽象化、体系化努力中所蕴涵的理论价值。法人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虽然都基于其权利能力，但法人行为能力的功能在于使法人能够依自己的行为取得权利和承担义务，是判断法人的法律行为效力的依据之一，而且，只有法人具有独立为有效法律行为的资格时，法人才可能取得预期的权利和义务，而责任能力的功能在于使法人对自己的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是判断法人的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的依据之一，正如学者所言：“行为能力，指法律行为能力而言，法律行为能力者，依自己之行为，得使其发生其预期之法律上资格也，责任能力，指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分别就法人行为能力（民法第12条至15条，第75条）和责任能力（民法第184条，第187条）分
别规定，[47]德国，瑞士，日本亦是如此。[48]可见，两者是不同的法律制度，应将其予以分开。因此，企业法人的行为能力应采法律行为能力说。
明确法人的行为能力系指法人以自己的意志独立进行民事活动，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简言之，就是法人独立为有效民事法律行为的能力之后，我们认为企业法人的目的范围的受其行为能力的限制。理由如下：
首先，民法的基本理念是私法自治，所谓“私法自治”，指“各个主体根据其意思自主形成法律关系的原则”，具体的说，是指在私法范围内，法律给予个体极为广泛的机会，以法律划定一个宽阔的任意范围，允许其依自己的自由意愿，区塑造与他人之间的相互法律关系。[49]私法自治的精神在于“个人自主”，个人理应自主决定，就其行为应“自我负责”，相对人的信赖及交易安全亦须兼筹并顾。法律行为作为私法自治的主要手段，旨在实现私法自治，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由法律赋予一定私法上效果，发生私法上权利的变动，如因买卖契约而取得债权，因动产的交付而取得动产所有权。[50]法律行为的本质在于引起法律效果的意思的实现，法律制度以承认该意思在法律世界中实现行为人欲然的法律判断。[51]然而，欲使法律行为发生完全的效力，法律行为必须具备一定的有效要件，即法律行为能够产生法律约束力并为法律所保护的先决条件，是已经成立的法律行为能够按照行为人意思表示的内容而发生法律效果应当具备的要件。因为任何法律制度都只能在其政治制度的框架内提供通过法律行为实施的自治，因此，违反法律禁-i上性规定和规避法律的行为，行为无效，不发生行为人预期的法律效果，而且行为人还需承担相应的责任。这表明法律对这一行为的否定评价，体现了国家对行为人的意思的强行干预，亦是私法自治的前提；[52]其次，民事主体必须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这是法律对行为人主体资格的要求；最后，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核心，法律从保护行为人利益考虑，要求行为人的意思表示必须是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以反映其真实的意愿。我国《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为：（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在行为人实施的法律行为符合这三个要件时，则该法律行为为有效的法律行为，法律对其作出肯定的评价，赋予其完全的效力，在一般情形，该法律行为按照行为人的意思表示的内容引起民事法律关系设立、变更和终止，而在某些特殊情形，法律行为虽然具备有效要件，但其效力仍不发生，必须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或者行为人约定的特定条件具备时才能发生法律拘束力。如附延缓条件的法律行为，只有在条件成就时才能生效。这样，法律通过规定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让有效的法律行为发生行为人预期的法律效果，对于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认为其无效：对于意思表示有瑕疵的法律行为，如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行为，并不认定其为无效行为。若是这样，实际上就过分强调国家的意志而忽视行为人的意志，不仅与法律行为作为私法自治的工具相矛盾，而且有时更不利于保护无过错或者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各国民法一般规定意思表示有瑕疵的法律行为为可撤销的行为，通过赋予一方当事人予撤销权，若行为人行使撤销权，则该行为自使无效；若行为人不行使，则该行为有效。即由行为人自己决定该法律行为的效力，[53]从而实现私法自治的理念。
其次，法律行为有效要件中，行为能力的作用如何？即民事主体行为能力的欠缺，该法律行为的效力如何？这涉及行为能力设立的宗旨以及如何兼顾行为能力欠缺者和第三人的利益的问题，因此，对这一问题，我们有
必要加以探讨。就自然人而言，自然人的行为能力取决于意思能力，而意思能力又决定于自然人的年龄和精神状况。因此，各国一般根据自然人的年龄和精神状况，对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予于划分。自然人行为能力的划分主要有两种立法体例：一是采两分法，规定自然人有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法国，日本，英国等采用该体例；二是采三分法，规定自然人有完全行为能力，限制行为无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德国，瑞士，我国等采用该体例。[54]自然人行为能力的设立宗旨一是为保障意思能力欠缺者的合法权益，使自然人不因年龄，精神状态等客观因素而影响其合法权益的享有；二是为维护交易秩序，以免意思能力欠缺者误入民事法律关系而又不承担责任状况的发生。其中保护意思能力欠缺者居于首位，优先于保护交易安全。[55]正因为如此，与意思能力欠缺者（使用诈术者除外）进行交易的第三人，即使为善意，交易行为仍属效力未定，而非有效的行为。
而企业法人的行为能力取决于法人的团体意思，团体意思由法人的股东会、董事会按照一定的程序形成。然后法人代表人以自己的意思形式，代表法人的团体意思进行法律行为，就是法人的法律行为，由法人承担法律效果。企业法人的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首先是不得违背法律规定和社会公益，否则无效。而对于这以外的领域：在企业法人的行为能力范围内，则行为当然有效：在行为能力范围外，尽管企业法人欠缺行为能力，但其所为的法律行为本质上并非构成违法，若行为内容本身合法，其行为能力欠缺并不会给社会造成什么危害后果。[56]因此，法律不需要强制干预而使其无效，若令其无效可能对法人和相对人更为不利。而是将其作为私法自治的领域，主要考虑企业法人和第三人利益的平衡，对其行为的效力作出评价。从民商法的发展历程来看，自20世纪以来，民商法愈来愈注重对第三人即交易安全的维护，善意取得、表见、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等制度即是这一价值取向的具体表现。另外，就物权法和债权法而言，物权法虽仍有其重要地位，但债权法的重要性已超过物权法。物权法的旨在维护财产静的安全，而债权法旨在促进财产流转，以维护财产动的安全即交易安全。[57]正因为如此，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各国几乎都废弃越围行为无效规则，转而采越围行为相对有效规则，以保护第三人、维护交易安全。因此，企业法人行为能力设立的宗旨可概括为：（1）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政治、经济秩序，法人的行为不得与法律强制性规定相抵触；（2）体现发起人和全体股东的意志，法人在目的事业范围内的活动，有利于保护发起人和全体股东的利益（3）确保交易的安全，对交易安全的维护被置于更高的地位。法人的独立财产制是实行责任制的前提，而法人独立财产的数额是与法人进行法律行为的范围相适应的。[58]
由此可见，企业法人的目的事业范围与行为能力的设立宗旨一致，两者的范围亦相同。各个法人的目的事业范围不同，其行为能力亦不相同。因此，法人的行为能力是一种特殊的行为能力，受到目的事业范围的限制。对于行为能力的解释，应包括为遂行目的范围的必要行为。在企业法人的代表人超越法人的行为能力的情形下，法人在这种情形下就没有行为能力，那么是否像未成年人作出超越其行为能力的行为一样，是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需要监护人的追认，而法人没有监护人，因此无法追认，这样行为能力限制说就陷入尴尬的境地呢？[59]这一结论显然是将法人的行为能力与自然人行为能力同等看待而得出的。如上所述，法人的行为能力设立的宗旨与自然人大相径庭，因此在法定代表人越围行为发生时，就不能用对待未成年人的规则来看待法人。如上所述，若企业法人超越法人的行为能力为法律行为，在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需要考虑第三人的利益即交易安全的维护，兼顾企业法人的利益。对第三人而言，若第三人为善意，即第三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企业法人超越行为能力，即企业法人的目的范围时，则行为有效。这无疑最大限度的保护了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也符合企业法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经常超越其行为能力的需要：若第三人为恶意，即在交易时明知企业法人超越其行为能力即企业法人的目的范围时而仍与之交往的，表明其对自己利益及其保护的放纵和漠不关心，法律也就没有再对之加以保护的必要。若法律对企业法人超越行为能力与恶意第三人的行为也予于有效保护，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嫌。因此，法律对企业法人超越其行为能力与恶意第三人进行交易行为，认定其无效。对第三人为恶意的情形，由企业法人负举证责任，目的范围的公开本身不足以认定第三人为恶意。
六、我国现行立法之解释和检讨
我国《公司法》第11条规定：公司应当在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对于公司超越其组织章程，从事其经营范围以外的交易行为，公司法未规定其性质，效力。《民法通则》第42条规定：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企业法人超出登记机关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的行为，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是无效的行为。[60]
从以上立法可以看出，我国对经营范围的性质采取的是行为能力限制说，但认为企业法人超越行为能力的行为无效。企业法人越围行为无效的立法，在实践中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这不利于法人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的需要，束缚了法人的手脚。实际上，法人越围行为经常的、大量的发生，而越围行为无效规则导致大量无效合同的出现，极大的浪费社会资源，亦使第三人的预期的合理的利益受损，危及交易安全。尤其是近年来，各国为适应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纷纷废除了越围行为无效的规则，我国仍持该规则，对于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增强我国法人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大为不利，使我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中刽于被动地位，失去大好的发展机会。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我国现行立法改变了原来的作法。我国《合同法》第50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该代表行为有效。”这里对“超越权限”的认定有以下几种理解：一是仅指超越法人经营范围：二是指虽没有超越法人经营范围，但超越了法人章程，机关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三是指既超越了法人的经营范围，又超越法人章程，机关对其代表权的限制。对此，法律没有作出明文规定。但从《建议草案》至《统一合同法第三稿》都规定“权限”是指“超越法律，章程规定的权限”。[61]因此应该认为“权限”系指第三种含义，既包括法定代表人越围行为，又包括越权行为。具体而言，越围行为是指企业法人超越法人目的范围即行为能力的行为，越权行为是指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超越法人章程、股东会或董事会的内部决议和规章对其具体的代表权的限制的行为。这样才符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合同法》规定法定代表人越围行为对善意第三人有效，意在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因为法人超越行为能力，可能缺乏履行能力，在这种情形，则善意第三人可以根据合同法关于不安抗辩权和预期违约的规定，可以解除合同或要求法人承担违约责任。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从而维护交易安全。在第三人为恶意，即行为之时应当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目的范围，法人可以以此为抗辩主张行为无效，但应对第三人行为之时为恶意负举证责任。仅凭公告法人章程这一事实和法律要求披露本身不足以证明第三人知情。
在企业法人代表人超越法人章程，股东会、董事会对其具体的代表权的限制的行为的情形，因为法人代表人没有代表权，因此属于无权代表行为，应该是效力未定的合同。我国合同法对此未作明确规定。传统英美法系十分强调越围行为和越权行为的区别：对于越围行为认为其无效；而对于越权行为，若其仍在公司的权力和能力范围内，则该
种行为可以由公司股东予以追认，从而对公司产生拘束力。只有在公司不对此作出追认的表示时，董事始对那些与自己从事交易行为的人承担法律责任。而在现代，公司应就董事回的越权行为负法律责任，以保护第三人的利益。[62]在大陆法系，《法国商法典》第78条，1969年第69——1176号法令定：公司章程或董事会的决定，限制代表权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德国商法典》第126条规定：对代表权进行限制德，限制对第三人无效。特别是对于代表权只应及于某些业务或某些种类业务的限制，或对于代表权只应在某些情形或在某一时间或个别地点发生的限制，适用此种规定。《欧盟公司法指令》第9条第2款规定：公司章程或者由决策权的公司机关对于公司机关权力限制，不得被公司利用对抗第三人，即使这些限制已经公告也是如此。我国理论通常认为，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是其个人的行为，应由个人负责或承担民事责任。[63]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越权行为被认定为无效行为。这种做法显然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
从性质上讲，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属于无权代表行为。在经济活动中，法定代表人超越代表权限的行为可能并非对法人不利；而且在相对人不知到或不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权限受限制的情况下认定行为无效，不利于保护第三人的利益，维护交易安全。因此，对无权代表行为，应采与无权相同的法理，规定其为效力未定的行为。我国《合同法》第50条正是这样规定的。即对“超越职权”的理解应包括超越法人章程，机关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但该条仅规定构成表见代表的情形，显得过于简单。
在法定代表人无权代表的情形，法人对其行为可以追认。追认的方式可以是明式的，也可以是默式的。追认的意思表示既可以向越权的法定代表人作出，也可以向第三人表示或公告。一般说来，如果法人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而不作否认表示，或接受第三人履行义务，或接受法定代表人转让契约利益，应推定法人已追认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这是法人追认的特殊形式。
现代各国法律对善意第三人知道预与其交易的法定代表人为越权行为，是否享有催告权和撤销权并未规定。但由于无权代表类推适用于无权的有关规定，而第三人在被人追认以前享有催告权，善意第三人还享有撤销权是各国制度的重要内容。[64]因此，在法人对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未追认前，第三人应享有催告权，善意第三人还应享有撤销权。这样才能平衡双方的利益而不失公平正义。
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情形，若第三人未善意，即有正当理由相信其没有超越代表权时，则构成表见代表，可主张该无权代表行为有效。构成表见代表行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1）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为法律行为，（2）法定代表人在为法律行为时超越了法人章程，机关对其代表权的限制，（3）第三人有理由相信法定代表人没有超越代表权限，首先，存在外在的表象使第三人相信其没有超越代表权限：其次，第三人依赖此表象与法定代表人为法律行为；再次，第三入主观上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即在通常情况下不知道也不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了代表权限。若法人认为越权行为不构成表见代表，应由法人负举证责任。
构成表见代表的，即使法人不予追认，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仍然有效。法人不得以其超越代表权限为由提出抗辩。但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出发，应赋予善意第三人选择权，既可主张表见代表，要求法人履行义务，也可主张狭义无权代表，撤销无权代表行为，要求法定代表人承担责任。
综上以上各点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企业法人的行为能力设立的宗旨与自然人不同，是一种特殊的行为能力，受目的事业范围的限制。对于行为能力的解释，应包括为遂行目的范围的必要行为。法定代表人超越目的事业范围与超越法人章程，股东会、董事会对其具体的代表权的限制不同，前者是对法人行为能力的超越，而后者仅是对其代表权的超越；（2）企业法人超越其行为能力的行为，在不涉及违法法律和社会公益的领域的情况下，在第三人为善意即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企业法人超越其目的范围时，行为有效。在第三人为恶意即知道且不可能不知道企业法人超越其目的范围时，行为无效。企业法人对第三人为恶意负举证责任，法人章程公示本身不足以认定第三人构成恶意；（3）法定代表人超越法人章程、股东会和董事会的内部决议和规章对其代表权的限制为法律行为，是无权代表行为，法人有追认权，在法人未为追认前，第三人有催告权，善意第三人还享有撤销权。若第三人为善意则构成表见代表，行为有效，第三人有权选择主张表见代表或狭义无权代表。
注释：
[28][德]拉德布鲁赫：《法律学入门》，转引自[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载《民商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169页。
[29][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载《民商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页。
[30]蔡立东：《论企业法人经营范围与民事能力》，载《法律科学》1993年第5期。
[31]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157页。我国学理上通常人为法人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范围相同，都受目的事业范围限制，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这一认识显然值得商榷。从本质上讲，法人权利能力是一种主体资格，具有抽象性和平等性；而法人行为能力是其独立为有效法律行为的资格，是判断法人的法律行为是否有效的要件之一，两者是不同的制度，指向不同的内容。
[32]戴红兵余光辉：《法人目的事业范围之检析》，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
[33]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页。
[34]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172页。
[35]许明月：《企业法人目的范围外行为研究》，载《民商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188页
[36]许明月：《企业法人目的范围外行为研究》，载《民商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175？177页。
[37]许明月：《企业法人目的范围外行为研究》，载《民商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179——181；温世扬何平：《法人目的事业范围限制与“表见代表”规则》，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5期。
[38]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1-552页，孔祥俊：《合同法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3-194页，另参见我国《合同法》第49条之规定。
[39]《英国1989年公司法》第108条。
[40]美国1991年《模范公司法》3.01，3.02，3.04.
[41]《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37条，《股份有限公司法》第74条。
[42]法国1966年7月24日第66-527号关于商事公司的法律，第12，13，14条。
[43]薛文成：《法人能力与目的范围关系论》，载《清华法律评论》（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4]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页；李由义主编：《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1页。
[45]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159页。
[46]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47]：《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
[48]《德国民法典》第26条，31条；《瑞士民法典》第54条，55条：《日本民法典》第43条，44条。
[49]弗卢梅：《德国民法总论》（第2卷），转引自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80页。
[50]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51]我国《民法通则》第54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并在“民事行为”一语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上位概念，以此回避“无效法律行为”这一不合逻辑用语所引起的无益争论。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这一立法和理论显然值得商榷。在传统民法及其理论中，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其本质属性是其设权的意思表示性，至于其是否合法，只是影响已成立的法律行为的效力，并不影响其为法律行为，《民法通则》的做法将法律行为的效力标准当作法律行为的概念标准，认为的割裂了与大陆法系法律行为的联系，无法解释可撤销民事行为和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的性质，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形成“二难悖理”，也不利于法律交往。因此，恢复民事行为的传统概念，摒弃没有经过科学论证的民事行为的概念，为许多学者所主张。参见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5——99页；高在敏陈涛：《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质疑》，载《法律科学》1996年第1期；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34——236页；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479页。
[52][德]迪特儿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143页，368——370页。
[53]《德国民法典》第116条，119条，120条；《瑞士民法典》第28条，29条，31条；《日本民法典》第93？？96条。
[54]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页。
[55]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5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
[56]王卫国：《论无效合同制度》，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3期。
[57][日]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势地位》，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7页。
[58]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
[59]温世扬何平：《法人目的事业范围限制与“表见代表”规则》，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5期，黄道雄：《关于法人目的限制性质之探讨》，载《湖南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60]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在确认合同是否无效时，应对合同的内容是否超越经营范围进行审查，超越经营范围的合同无效。
[61]梁慧星：《关于中国统一合同法第三稿》，载《民商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98页。
[62]张民安：《现代英美董事法律地位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页。
[63]佟柔主编：《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页。
法律效力的范围篇4
「关键词生效，离婚，调解协议，既判力，主观范围
一、问题的提出
2002年1月，原告洪素兰以双方感情破裂为由，诉至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法院，要求与被告陈衍荣离婚。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离婚调解协议。调解书中载明：“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原告洪素兰与被告陈衍荣自愿离婚。二、夫妻共同财产：坐落于三明市三元区新市南路215幢401室房改房一套归婚生女陈伟霞、陈伟丽（注：二人均已成年）所有……”。2003年8月，陈伟霞、陈伟丽以父亲陈衍荣拒不交付该套房屋为由，诉至三元区法院，要求法院判决该套房屋归陈伟霞、陈伟丽二人所有。
对此诉请，有几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陈衍荣不履行协议，法院应当受理此案；第二种意见认为，法院不应受理此案，陈伟霞、陈伟丽二人可依洪素兰与陈衍荣离婚之生效调解书向房管部门办理房屋过户登记；第三种意见认为，法院不应受理此案。对于该套房屋归属，宜由洪素兰与陈衍荣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由洪素兰与陈衍荣另行诉讼解决。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上述三种不同意见的焦点，在于对生效离婚调解协议既判力主观范围的认识不同。
既判力理论最早可以追溯至罗马法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既判力是指判决确定后，在实体内容上对于当事人和法院具有的约束效力，即当事人受到判决的约束，不得就已判决的内容再行提出争议，法院也受到判决的约束，不得就同一事项作出矛盾的判断。既判力的社会功能在于通过判决的终局性，确定一种规范的秩序并使其相对地固定下来进而诱导社会秩序的依法形成。首先，以判决形式固定的权利义务状态作为后续交易行为的起点，增强交易行为的安全性，无须担心判决会轻易被改变而使交易行为失去基础或者中断。其次，有既判力的判决具有稳定的可预测性，使从事交易的人们越有可能按判决所示的规范采取行动，有利于秩序的形成。最后，司法中判定的终局性意味着一旦判决成立确定，即不再轻易给反复的谈判或讨价还价留下余地，构成了司法作为另一种建构秩序样式的重要特点。
在我国，不论是现行民事诉讼法，还是通行的诉讼理论和迄今为止的审判实践，均未正面涉及既判力的问题。但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以及依法不准上诉或者超过上诉期没有上诉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第158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在这两个法条中，固然没有明示“既判力”一词，但它们无疑是我国民事裁决之既判力的法律依据。因为，所谓“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终审的判决”具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具有确定性。判决一旦发生法律效力，无论是原审法院还是上级法院，通常情况下不得任意改变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如果发现确有错误需要纠正，应当经过严格的审判监督程序。在当事人对该判决提出不服申诉后法院可能依职权撤销原判。如果这些通常的不服申诉的方法已经用尽，就意味着该判决在其诉讼程序中已失去被撤销的机会。这种判决已达到用通常的不服申诉不能剥夺其存在的状态，称之为确定，这种判决称之为确定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终审判决就是确定判决。确定判决具有确定力，包括形式上的确定力和实质上的确定力。前者是指确定判决具有不可撤销性；后者是指形成确定判决内容的判断的通用力，通称为既判力。因此，只要是确定的终局判决，便具有既判力。由此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41条、第152条是我国判决之既判力的法律依据。
既判力的作用范围，包括时间、客观、主观范围三方面。所谓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是指既判力及于什么人的问题。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原则上仅及于当事人，包括原告、被告、上诉人、被上诉人、共同诉讼人以及诉讼第三人等。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案外第三人可能与本案诉讼产生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对于法的安全性和权利的稳定性明显不利，这就需要法律在适当的情形扩大既判力适用的主观范围。具体来说，既判力扩大的主观范围可及于以下主体：（1）诉讼系属后当事人的承继人。（2）诉讼系属后为当事人或其承继人占有诉讼标的物的人。（3）既判力向一般第三人的扩张。诉讼通常是解决当事人间具有利害关系的纠纷，因而既判力原则上只能在对立的诉讼当事人间产生。但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例处地规定判决的既判力扩张至一般第三人，否则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纠纷的合理、高效解决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既判力向一般第三人的扩张一般发生在以下几种情形：①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如离婚诉讼、监护权的诉讼、抚养子女的诉讼及认领子女的诉讼等，其判决效力应及于一般第三人；②对于有关法人关系或其他团体关系之诉（如代表人诉讼）所做出的形成判决，因其有对世效力，故形成判决对当事人以外的一般第三人都有既判力。
调解书是法院对当事人通过调解而依法达成的协议所制作的法律文书。人民法院的调解书送达当事人生效后，双方当事人发生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在法律上已得到最终的解决，从而在法律上成为无争议的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均不能对此法律关系再生争议，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向法院再行起诉。因此，生效的调解书与终局判决有同等的既判力。民事诉讼法第89条也规定：“调解书经双方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一般认为，法律效力包括：拘束力、确定力、既判力、执行力、形成力。可见，法律赋予调解与确定判决同等的效力，生效调解书具有当然的既判力。基于前述离婚诉讼判决之既判力主观范围向一般第三人的扩张，因而生效离婚调解书之既判力主观范围也向一般第三人的扩张。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已经认同生效离婚调解书之既判力主观范围向一般第三人的扩张。父母不履行生效离婚调解书中确认的支付抚养费的义务时，子女可依生效离婚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就是例证。
结合前文所述案情，该调解书的既判力主观范围应向陈伟霞、陈伟丽扩张，故陈伟霞、陈伟丽可依生效调解书直接向房管部门办理房屋过户登记。
注释：
[1]参见李祖军、蔡维力主编：《民事诉讼法学》，重庆大学出版社。
[2]参见兼子一、竹下守夫主编：《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
[3]参见陈荣宗：《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程序法》。
[4]参见陈荣宗：《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程序法》。
[5]参见陈荣宗：《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程序法》。
[6]参见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7]参见石萍：《判决的既判力应予尊重》。
[8]参见骆永家：《既判力之研究》，三民书局。
[9]参见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法律效力的范围篇5
[关键词]越权原则，经营范围，交易安全，善意第三人，表见代表
企业法人作为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无生命的组织体，其活动应以其组织章程为基础，在组织章程的范围内从事活动。但是，若法人超越其组织章程范围，从事经营范围以外的活动时，法律即认定这种行为构成越权，并确认该种行为以无效的法律后果，此即越权原则（Ultra Vires）。实行越权原则，把法人的经营活动严格地局限于其经营范围内，将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以下弊端：其一，不利于企业法人自身的发展和获利目的的实现。企业法人章程规定的经营范围或许对其自身长期发展具有其合理性，但这并不等于其能在某次或某些交易活动中具有合理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市场经济形势变化莫测，商机转瞬即逝，如果教条地、严格地遵守越权原则，必然会严重窒息企业法人发展的活力，使企业坐失一次又一次发展壮大自己的机遇。其二，不利于实现交易的迅捷安全。因为在实行越权原则场合，任何主体在审查和核对对方经营范围上稍有不慎，在没有查清对方经营范围的情况下就与对方进行交易活动，就会使自己与对方进行的行为落入无效的境地和后果，交易双方已经履行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基于该交易行为被确认无效而被恢复到交易以前的状态，尚未实现的双方合理的交易期待就会付之东流，这必然会使当事人对社会经济关系和活动产生极不稳定和无法确定、预测的状态，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其三，不利于维护交易活动的公正。严格实行和遵守企业法人超越经营范围的活动无效的原则，可能会给实施越权行为的企业法人带来双重有利后果：一方面，该法人可能借此活动取得利益；另一方面，当该行为的后果不利于该法人时，该法人可能基于法人越权行为无效原则而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一个与一家公司签订合同的人，如该合同超越了公司的权力，就无法行使合同的权力，而公司对合同的权力却可得到保障。”（注：〔英〕R.e.C.佩林斯、a.杰弗里斯：《英国公司法》（中译本），上海翻译公司1984年版，第55页。）
正是由于坚持越权原则存在严重弊端，勃兴于19世纪的越权原则已在各国走到了衰亡的境地。英国是越权原则的发源地。在越权原则存在的10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通过长期的实践越来越认识到越权原则的消极后果，认为越权原则对股东是一个虚幻的保护，对不注意的第三人是一个陷井，而且是不必要争论和烦恼的根源。（注：〔英〕B.m.汉民根：《公司越权原则的改革》，傅廷美译，《法学译丛》1988年第2期，第42页。）由此使得英国政府多次组织公司法改革委员会废除越权原则，但未能实现。直到1972年英国加入欧共体后，受欧共体1972年公约第9条关于越权及保护第三人问题规定的影响，情况才有所改变。该条规定：“若一个善意之人与公司交易，则该公司董事决定的交易应被认为是在公司权限范畴内的，决定参加交易的一方……没有必要查对董事会的权限，因为我们推定这一交易是善意互信行为，除非事实可以证明相反。”（注：卞耀武：《当代外国公司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834-835页。）1985年修订的英国公司法基本上采用了这一规定。并且1989年修改的《英国公司法》中，对该规定有所改进，表现在对善意第三人的认定上，即认为对于董事代表公司所作的行为，第三人无义务去调查公司的章程是否允许这一交易，也不要求知道章程是否限制董事授权他人的权利，即使第三人当时知道章程对经理们的权力限制这一事实并不足以认定第三人为恶意。（注：卞耀武：《当代外国公司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834-835页。）
法国1966年公布的商事公司法第14条规定：“在第三者的关系中，经理对属于公司宗旨范围内的行为承担责任，有若干名经理时，每一位经理拥有前款的权力……限制经理的权力的章程不能对抗第三人。”（注：卞耀武：《当代外国公司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378页。）1969年12月20日第69-1176号法令对此做了进一步规定：“……与第三者的关系中，经理拥有在任何情况下以公司名义进行活动的最广泛的权力，但法律上明确授予股东的权力除外，公司甚至应对经理的不属于公司宗旨范围内的行为负责，但公司举证证明第三者已经知道或根据当时情况不可能不知道该行为超越公司宗旨范围内的除外，仅公布章程不足以构成此种证据。”（注：1969年12月20日第69-1176号令对董事会权力的规定与此类似，详见卞耀武编：《当代外国公司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06页。）
《日本商法》第262条对表见代表作了特别的、专条规定。该条规定：“总经理、副总经理、专务董事、常务董事和其他被认为有代表公司权限等名称的董事所做的行为，公司在该董事虽无代表权的场合，仍对善意第三人承担责任。”
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08条规定：“董事长为公司之代表，董事长皆代表公司之行为，即为之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董事长对于营业上的一切事务，均有之权，公司对于董事长代表权所加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其指定或互推之董事或常务董事其代表应从同。”依该条规定的精神，可解释为公司权利能力不受其目的外行为的限制，但若与公司进行交易行为之第三人，明知公司超越公司目的事业范围的事项，仍与其从事交易活动的，则不受善意之保护。（注：杨建华：《商事法要论》（新版），台湾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11页。）
我国《民法通则》第36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社会组织。同时《民法通则》第42条规定，企业法人应在核准登记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我国《公司法》第11条也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制定章程，公司的经营范围由章程规定，并依法登记，公司应在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但现行的上述规定都没有对法人超越经营的行为效力问题做出明确规定。然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法人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是无效的。（注：如1984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在确认合同无效时，应对合同的内容是否超越法人的经营范围进行审查，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应无效。）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坚持越权原则的弊端日渐凸显，遭到了诸多学者的批评。九届全国人大讨论通过的《合同法》第50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尽管该条规定的“权限”指代不清，内容模糊，但至少给司法实践摒弃越权原则提供一个良好的契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10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人民法院并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该条以明确具体的语言廓清了理论认识的差异，从而弥补了合同立法的不足。虽合同法与司法解释二者具有些差别：《合同法》规定对于法人的越权行为在第三人善意即构成表见代表时有效，而司法解释不论善意与恶意该行为皆有效，从而，司法解释对从事越权经营的当事人利益的保护更为彻底。但我们认为二者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效果却是一样的。因为实践中提出无效方一般是合同的违约方（一般表现为逃避违约责任），如双方在没有违背禁止性规定，且合同履行完毕没有争议时，法律应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要求，不应对之再加以干预。
越权原则从无效走向相对无效甚至绝对无效，并没有废除其经营范围。（注：美国自1969年颁布的《标准合同法》中完全废除了越权原则。《美国示范公司法》第201条甚至不要求载明公司的目的，可是现在美国公司章程的条款依然详细列举公司的各种目的和权利。参见张开平：《英美公司董事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法人应受经营范围的限制，这一规定是必要且不可缺少的。其一，法人的经营范围是国家对营利法人的经营活动进行管理的有效手段，以此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生产力布局的最优化；其二，经营范围也是法人在经济活动中交往、合作，获得必要信息，确定合理交易预期的凭借；其三，经营范围也是投资者根据法人的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进行投资的依托。所以，世界各国法律对越权原则的废除只是就其外部效力而言，并没有废除法人的经营范围。只是这种限制从限制法人转向限制在经济活动中的第三人。此种场合，善意第三人在一种具有合理、客观的信赖外观面前与之从事行为，该行为应为有效。法人的代表行为与行为不同。因人与法人是一种偶尔联系的外部关系，第三人不可能给予其更多的信赖。人在进行活动时，除了表明其身份外，还应表明其权限的范围。就第三人而言，依一般情形，必然会要求人提供法人之授权委托证明，审查其权限。若非如此，其本身即存在重大过失。此时，第三人不能要求法人以此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而在代表行为中，因法人代表与法人之间具有一定的职权基础，反映的是法人的内部关系，第三人基于对其职务行为的信赖，对其权限一般不会产生疑问。（注：许明月：《企业法人目的范围行为研究》，《民商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页。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209页。）在与法人纷繁复杂的民商事活动的交往中，要求第三人于交易时必先查看法人的经营范围，这既不可能，又不切合实际，缺乏实践的可操作性。第三人也没有权利去查看法人章程规定的经营范围，而只要确定法人代表的身份，即可按照通常的理解认定其是在法人章程规定的范围内从事的活动。尽管第三人明知法人的经营范围，这种明知也不能当然构成恶意，因章程对经营范围的这种限制可经特定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予以解除或变更。如企业法人中具有董事长、副董事长、常务董事、经理等头衔的人，第三人基于对其职务的信赖，尽管该行为超越了法人的经营范围，该行为仍应有效。如果第三人明知该行为超越了法人的经营范围，他就应承担此种行为可能无效的风险。当然，若第三人在交易时明知其超越法人经营范围而仍与之交往的，表明其对自己利益及其保护的放纵和漠不关心，法律也就没有再对之加以周全保护之必要。反过来说，如果法人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均认定其有效，这无疑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善意第三人利益，但若对第三人不分善意与恶意而给予一体保护，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嫌。这对保护法人的利益也是极其不利的。因为法人的代表人是具有双重身份的自然人，凡超越法人经营范围的行为均由法人来承担其后果，这有可能会诱发法人的代表与第三人通谋而损害法人利益行为的发生。所以，我们认为，对于法人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不应一概地认定为有效或者无效。在第三人为善意即构成表见代表（注：关于“表见代表”的具体含义及构成要件等内容请参见李建华、许中缘：《表见代表及其适用-兼评〈合同法〉第50条》，《法律科学》2000年第6期。）的情况下，该行为有效，反之则应无效。
法人作为无生命的社会组织体，其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只能由法人机关完成，更确切地说，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更经常地是通过法人代表来实现的。从外部角度看，法人只能对其法人代表给予有效限制。所以，法人的经营范围只不过是法人对外对其法人代表的限制机制，这种限制仅具有内部效力，即公司董事或执行业务的股东应受其拘束，但对外不应对第三人发生约束力。（注：史尚宽：《民法总论》，台湾正大印书馆1980年版，第186页。）第三人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审查章程对法人代表规定的权限。若允许第三人可以查对章程对法人代表规定的权限即等于说第三人可以参加干涉法人活动的权利，若有义务更无从谈起。因为权利和义务的相互关系，“从总体上说，义务来源于权利服务于权利并从属于权利”（注：郑成良：《权利本位论》，《中国法学》1991年第1期，第31页。），无权利焉有义务？！第三人与之从事交易，通常认为其在代表权限范围内的。何况，从越权行为的定义来讲，它是指以法人名义而实施的法人行为超越了法人章程所限定的经营范围，但是，这种行为并不就是法人的行为，而只能是法人代表代表法人而实施的行为，或者说法人代表的行为超越了法人的经营范围。何美欢教授将这种越权行为界定为“越围行为”（注：何美欢：《香港法》（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0页。），以资明晰。也正如美国著名公司法专家白兰廷（Ballantine）在《越权规则修改建议》一文中对越权行为所持的见解“（越权行为）的实际问题并非是政府授予了公司这一想象的人（an imaginary person）何种权力、资格或者权限，而是公司股东授予了其利益的代表人一董事们的何种权限。……一般地说，公司章程的条款的实际功能相当于合伙协议，它是对公司或高级职员约束公司实际权限的限制，而非对于它们表面权力的限制，除非第三人知情。”（注：张开平：《英美公司董事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页。）因此，可以说，法人经营范围只是法人对法人代表的内部限制，也即对外代表权的限制，然而，此种限制范围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因为善意第三人与之从事交易活动，通常是认为其有代表权的。（注：张开平：《公司权利解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9-70页。）所以，法人代表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不应一概地确定为无效，只有因第三人为善意而构成表见代表的，方为有效，反之则应无效。
越权原则在各国从绝对无效走向相对无效甚至绝对有效的观点，正是吸收了现代法律保护交易安全的思想。法的安全分为静的安全与动的安全。所谓静的安全，是指民商法对民商事主体既有的利益加以保护，不使他人任意侵夺。它着眼于既存利益的静态保护，所以这种安全又称“享有的安全”。所谓动的安全是指对民商事主体取得利益的行为尽量加以保护，不能轻易地使之无效，它侧重于保护民商事主体新利益的获得，故又称“交易安全”。（注：孔祥俊：《民商法新问题与判解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由于两种利益具有对立性，法律不可能同时予以兼顾。法律在行使某种保护方式上往往有所偏重。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古代社会，法律主要保护物的所有人的利益即静的安全，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这种侧重于保护静的安全的立法不能适应迅速、快捷的交易需要。在交易中，当事人不得不谨慎地审查对方是否拥有从事此行为的真实权利，如果稍不留心，就会使该行为落入无效的后果，这严重影响了交易安全与效益，同时也使交易成本剧增，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因为交易的实质，是为了使财产向最为有效地利用它的人处转移，（注：崔建远主编：《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释》，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从而也才能达到增加社会财富的目的。所以，现代法律从侧重保护静的安全转变为侧重保护动的安全。因从事各种交易的第三人代表的是整个交易秩序，所谓交易安全也就是对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只要第三人有合理信赖的理由，法律均应对这种信赖加以保护。否则，“在一个充分信赖法人代表有代表权的外观面前，第三人尚恐陷入该行为无效，不受法律保护的僵局的社会，久而久之，必然是一个在交易面前疑窦丛生，狐疑不决，交易安全没有保障，交易效率低下，人们视交易如畏虎的社会（注：李建华、许中缘：《表见代表及其适用-兼评〈合同法〉第50条》，《法律科学》2000年第6期，第79页。）。”当然在这种社会中，不可能存在什么交易秩序。
法律效力的范围篇6
关键词：宪法解释最高效力
一．宪法解释效力的基础
从宪法运行的过程看，宪法解释是宪法发展的基本要素。实际上，宪法是在解释中生长，并在解释中不断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拉德勃鲁赫曾说过，作为规范学的法学经过三个阶段，即解释、构成与体系。根据他的理论，法学的解释是指探求客观上具有实效的法规的内涵。一般认为，宪法解释是依据一定的程序与原则，探求宪法规范内涵的一种活动，其目的在于追求解释内容的合理性、效力的正当性与宪法秩序的稳定性。由宪法规范本身的特点所决定，在具体实施和适用宪法的过程中需要对可能出现不确定性的宪法规范的内涵进行客观的解释，统一人们对宪法的认识，及时地消除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与矛盾。通过宪法解释活动，有助于建立客观地认识宪法现象的规则，使宪法在各种社会矛盾中保持其统一的价值体系，同时有助于对宪法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合理的基础，保证宪法在持续性与变化中满足实现宪法开放性的要求。
宪法解释活动与具体原则的确立，首先要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效力。宪法解释具有效力是无可争辩的理论命题。在成文宪法国家，宪法解释具有效力是一个基本原则，同时也是客观状态。其客观基础在于：（1）由宪法的法的属性所决定的。现代宪法学确立了宪法作为法的基本框架，既然具有法的属性，对宪法的解释自然发挥法的效力。（2）由宪法解释的对象所决定的。宪法解释是对宪法规范内涵的解释，规范所具有的对外的约束力通过解释活动得到具体体现，为宪法价值的社会化提供客观的基础；（3）从宪法解释的目的看，只有通过宪法解释的效力，才能实现解释的目的，保持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协调；（4）从宪法适用与宪法解释的关系看，宪法解释发挥效力是宪法适用的前提条件与基础，如宪法解释不能发挥任何效力，就会造成宪法适用过程的不确定性与法律的空白，破坏整个秩序的稳定；（5）宪法解释是否具有效力不仅关系到个人基本权利的具体保护问题，同时直接关系到整个法律秩序的稳定，对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产生综合性的影响；（6）从宪法规范的最高法律效力看，宪法解释效力的存在具有客观基础，即对规范效力的解释必然确立主观和客观的效力范围。
二．宪法解释效力的性质
宪法解释效力是一种对外部行为或规则的约束力。根据上面的分析，宪法解释效力是宪法最高性的必然要求，具有客观的效力范围与具体形式。那么，宪法解释效力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效力呢？现代宪法解释学所探讨的问题，并不是判断宪法解释有没有效力，而是探讨具有何种性质效力。过去，在宪法解释学理论中，学者们对宪法解释实体内容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并没有充分关注效力构成要素与性质的特殊性，忽略了效力性质的认定对宪法适用与实施所产生的实践意义。对宪法解释的效力，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2]：（1）第一种观点认为，宪法解释的效力与宪法典具有同等效力，其理由主要在于：宪法解释与宪法典中的规范一样具有同等的最高效力；宪法解释不是创制新的宪法规范；宪法解释是在宪法规范所提供的规范范围内进行的解释活动，不能脱离具体规范涵义。（2）第二种观点认为，宪法解释的效力与普通法律效力相同，其主要理由是：宪法解释虽然以一定的宪法规范为依据，但并不是对规范涵义的简单的重复，实际上赋予了宪法规范以新的内容；宪法解释具有一定独立存在的价值，具有发展规范的空间；如认定宪法解释与宪法典具有同等效力，有可能面临宪法典与宪法解释之间不一致的问题，客观上出现宪法解释机关对其冲突进行判断的问题等。（3）第三种观点认为，宪法解释具有特殊的效力，指宪法解释机关对宪法规范作出的解释，既不能与宪法规范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也不能等同于普通法律的效力，应处于低于宪法而高于普通法律的层次。主要理由是：反映了宪法解释地位的基本要求；宪法规范与宪法解释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宪法规范是源泉，宪法解释是从规范中派生出来的；有助于防止宪法解释机关滥用宪法解释权，实质性地改变宪法规范的核心内容；宪法规范的制定与宪法解释的制定程序是不同的，如两者效力等同，有可能使宪法程序失去实际意义等。
上述有关宪法解释效力的性质的观点，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理论依据与出发点是不同的。由于多数成文宪法的国家，在宪法文本中没有明确规定宪法解释效力的性质及其范围，容易引起学术界对性质问题的争论。如在我国有关法律解释效力性质问题一般不会产生很大的争论，因为法律文本上对其效力问题已做了明确的规定。如《立法法》在法律解释一章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确立了法律解释效力的地位。[3]但我国宪法文本上只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宪法”，并没有对其效力作出明确的规定。[4]根据上述的分析，宪法解释效力可能存在三种形式：一是与宪法典具有同等效力；二是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三是处于特殊的效力等级，低于宪法，高于法律。
根据宪法解释的性质与宪法规范的功能，笔者认为宪法解释效力应处于特殊位阶，是一种综合性的效力体系，其效力低于宪法典，高于普通法律。其理由主要在于：（1）符合宪法解释的性质与功能。宪法解释的本质是对已确定的宪法规范内涵的说明，旨在扩大宪法价值，使规范与现实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2）符合宪法规范最高法律效力的特点。如果宪法解释与宪法典效力相同，其结果可能出现两者发生冲突的现象，无法保持规范内部体系的统一位阶关系，甚至会出现宪法解释权侵犯宪法规范价值的情况。宪法规范与被解释的规范的意义是不同的，被解释的内容与规则并不以独立形态存在，必须在原有规范统一体中发挥作用。宪法规范的存在是一种完整的体系，可以起到矫正因宪法解释不确定性而产生的缺陷的功能；（3）从宪法制定权、宪法解释权与宪法修改权的关系看，宪法解释的效力应高于普通法律，发挥控制普通法律的功能。宪法解释体现了宪法规范中蕴涵的制宪者的意图与精神，有助于扩大宪法效力控制领域。在普通法律的制定与具体运行过程中，客观上同时存在宪法规范与依据宪法规范作出的解释，如与解释内容与规范相抵触，普通法律是无效的。（4）如把宪法解释与普通法律效力等同的话，逻辑上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宪法规范与法律规范在法律体系中处于同一位阶，宪法解释失去对法律规范进行控制的功能，从而会降低法律体系中宪法规范的地位。宪法解释效力的特殊性是客观存在的，应通过宪法解释建立宪法价值得到实现的有效机制，扩大规范性审查的范围，使宪法解释发挥规范统一的功能。特别是，在违宪审查中进行宪法解释的体制中，宪法解释的效力直接通过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得到具体落实。
三．宪法解释效力的表现形式
宪法解释机关作出宪法解释后，客观上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力，对宪法适用和宪法解释功能的发挥产生重要影响。由于各国宪法解释体制不同，宪法解释发挥效力的具体形式与类型也呈现出多样性。
在实行司法审查制度的国家宪法解释中，宪法解释效力表现为法院对宪法问题所做判决的效力。按照司法审查原则，法院有权对有争议的宪法条文进行解释，并依宪法规范为尺度，对具体法律是否违宪进行判决。也就是说，对法律的合宪性判决中蕴涵着宪法解释本身发挥的效力。至于这种效力是一般效力还是个案效力的问题上，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但从司法审查的实践与理论看，宪法解释效力只对个案有效，除本案之外的其他领域并不发生实际的效力，没有客观上的拘束力。如在美国，最高法院对宪法问题所做的判决只对该案当事人有效，并没有一般性的效力，被宣布为违宪的法律是否要修改或废除，由立法机关判断与具体实施。这是由司法审查的理念与严格的三权分立原则所决定的。当然，最高法院如要修改已作出的解释，可以通过已有宪法解释或通过宪法规定的修改宪法等形式进行。也许有人会问，实行判例法的国家，最高法院做出的宪法判决，能否通过判例法发挥实际性的约束力？应当承认，先例拘束原则对实现宪法解释效力会起到积极作用，但这种效力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拘束力，不同于宪法解释本身产生的拘束力。在日本，围绕最高法院宪法解释效力的性质，有两种不同的学术主张：一是个别效力说，二是一般效力说。个别效力说认为，最高法院对法令的违宪判决效力只限于对该当事人案件有效。被宣布为违宪的法令只在该案中被排除适用。这种理论的主要依据是体系中司法权的性质与功能。认为，司法审查是一种附随式的审查活动，司法权的作用是解决具体事件中的争议，如把解释的效力扩大到一般性的范围，就等于承认了消极的立法作用，超越了司法权本身的界限。而一般效力说认为，最高法院对某一法律为违宪的判断效力，已超出该具体的诉讼案件，实际产生违宪法律失去效力的功能，其理论根据是：根据宪法规定，凡违宪的法律是无效的，不具法律效力，既然作出合宪的最终判断权由最高法院行使，当最高法院作出违宪判断时，被宣布为违宪的法律是无效的。上述两种理论虽有不同的出发点，但说明宪法解释效力时也遵循了一定的共同原理，如考虑到宪法解释与宪法修改的界限，对宪法解释产生效力与法的安定性问题给予了必要的关注。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主要在于对司法权在框架中的地位和宪法解释中立上存在不同的认识。
在实行等专门宪法解释机关的国家中，宪法解释效力的争论集中在违宪决定效力的认定原则与如何理解宪法解释效力的确定力与拘束力等问题上。在体制下，认定宪法解释效力的直接目的是维护宪法秩序的统一性，保护以宪法为基础建立的法律秩序。当根据宪法作出违宪决定后，通常产生一般性效力，被宣布的法律原则上是无效的。如《德国法》规定，被宣布为违宪的法律是无效的，除对过去的刑事判决产生朔及力外，对其他依据违宪法律形成的法律关系不产生朔及力，以形成个体正义与法的安定性价值之间的统一。西班牙法规定，被宣布违宪的法律是无效的，对刑事和行政案件认具有部分朔及力。同样采取体制的奥地利和土耳其，在宪法审判中对违宪决定的效力的认定也采取了灵活的形式，如奥地利规定，原则上违宪决定具有未来指向性的效力，但允许部分的朔及力；土耳其宪法第153条规定，作出的违宪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无效，但必要的时候可以把失去效力的时间推迟到一年，尽可能避免违宪决定具有朔及力。韩国法规定对违宪决定效力作出如下规定，对法律的违宪决定拘束法院及其他国家机关与地方自治团体。被宣布为违宪的法律及法律条文自作出决定之日起无效。其效力对刑罚有关的法律或法律条文具有朔及力。
至于的违宪决定的效力是当然无效还是废止无效，各国的解释理论也是不同的。主张当然无效效力的学者们认为，违宪法律自违宪状态发生同时就是无效的，虽客观上具有法律形态，但并不构成法律体系的一部分，一开始就是无效的。对违宪法律的决定，实际上是对违宪的一种确认，只发挥确认判决的宣言。这一观点可能带来的后果是，以违宪法律为基础建立的一切法律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破坏法律秩序的稳定性。那么为什么违宪法律当然无效？德国学者们提出的理论依据主要包括：法官的审查权、宪法的最高法规性、对下位法规的宪法效力规范、宪法审判的保护、与宪法诉愿制度的衔接等。主张废止无效说理论认为，即使违反宪法的条文在解释机关作出违宪判断以前仍然是有效的，构成事实上法秩序的一部分。是否违宪的判断，并不能以先验的理念来进行判断，应以实际的的具体决定为基础，否则会影响整个法律体系的稳定性。[5]在他们看来，违宪决定是否具有朔及力是一种立法政策上的问题，并不属于由的判断的权限。
笔者认为，违宪决定的效力是复杂的宪法哲学问题，应从宪法的价值基础角度进行分析。首先，失去效力和法律效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律的存在与法律是否具有效力并不是完全相同的问题；其次，废止效力说的合理性在于，有助于稳定法律体系，为法律提供安全的环境，但也面临如何判断具体效力的问题，如决定的效力是一种将来的效力还是现实的效力，是否具有朔及力，是否需要设定一定的效力范围，规定一定期限后生效等。再次，采取体制的国家，在效力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理论与实践，但一般认定效力范围与形式的时候，注重寻求宪法解释的依据，并不仅仅依赖于某种特殊的方法或原则，实际上采用综合的方式。从宪法解释学的理念看，解释效力的认定是一种综合的价值与事实判断问题，应根据解释的内容与范围，灵活地采取解释的方法。
在权力机关解释宪法的体制下，宪法解释效力的认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课题。根据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解释宪法，但在规范上其解释是否具有一般性效力，是否具有拘束力等问题是不明确的。有学者认为，宪法解释是在宪法实施中，针对已经发生的个别具体案件的事由，以确认涉案事实的合宪性为目的。这首先决定着宪法解释的个别效力，即针对具体案件所涉宪法问题而形成的宪法解释，其拘束力以直接针对案件当事人双方为原则。[6]在我国的宪法体制下，宪法解释机关所做的宪法解释主要是作为原有宪法规范的补充而存在的，其效力直接产生客观的拘束力，但并不一定以个案的形式发挥效力。由于我国的宪法解释机关与立法机关是同一机关，凡在宪法和法律实施中宪法解释机关认为有必要解释的内容，都可以依照程序进行解释。这种解释的效力实际上约束宪法之下的一切规范性文件与国家机关的所有活动。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行为与具体立法措施不能同宪法解释内容相矛盾。这里可能出现效力之间的冲突问题，如按宪法解释特殊效力理论可以解决宪法解释效力与不同层次法律效力之间出现的矛盾。如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与宪法解释发生冲突时，应适用宪法解释，基本法律效力要服从宪法解释的效力。有的学者以“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原则”说明这一命题。[7]笔者认为，宪法解释效力高于基本法律的基本依据并不在于它是“特别规定”，而是由宪法解释性质所决定的。宪法解释作为宪法规范内涵的说明和补充，是作为宪法效力的客观化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虽不能形成独立的规范体系，但反映了宪法解释机关对宪法规范的权威性理解和说明，是者意志的外在表现。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与宪法解释效力发生冲突时，宪法解释效力当然优先于法律效力，应优先适用。当出现解释的内容不能适应法律发展的需要时，解释机关可以通过解释权对原有的解释内容进行变更，使解释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由于我国还没有建立宪法诉讼活动，以个案的形式进行宪法解释的空间并不大，大量的解释活动可能发生在非个案的领域中。因此，研究我国的宪法解释效力问题时，应从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出发，确定合理的效力范围，如宪法解释与法律发生冲突时，以解释的内容为主；当宪法解释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或决议相矛盾时也以宪法解释效力为优先等。
四．宪法解释效力的确定力与羁束力
基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宪法规范的内容进行解释后形成的决定（判决）产生客观的法律效力，集中表现为确定力与羁束力。与一般的诉讼活动一样，宪法解释机关根据宪法作出的有关宪法问题的决定，除存在明显的错误外，解释机关是不能变更或取消的，应以决定作为解释机关活动的效力基础。宪法解释与一般法律解释的区别在于，宪法解释机关的决定自然获得形式的确定力，如对此有意见或对决定不服，不能像一般法律诉讼那样上诉，客观上产生不可争力。而这种确定力实际上产生了既判力，对确定的诉讼和同类的诉讼不能再提起，以保证法律体系的稳定与发展。
宪法解释的既判力通常适用于当事人，但羁束力的适用范围涉及所有的国家机关活动，表现了宪法诉讼活动的基本特点。如韩国法第47条第1款规定：法律的违宪决定羁束法院及其国家机关和地方组织团体；在规定宪法诉愿效力的相关条款中也规定，“宪法诉愿的认容决定羁束一切国家机关与地方自治团体”。这些规定实际上赋予规范控制以明确的法律依据。宪法解释的羁束力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尊重的决定，并在将来处理事情时不能违反宪法解释机关已经作出的决定，即不能把已宣布为违宪的法律视为合宪，也不能把已经宣布合宪的法律视为违宪。从宪法解释效力看，羁束力的内容包括：（1）遵守决定的义务。自作出宪法问题的决定之日起，一切国家机关负有严格遵守的义务。宪法解释机关作出违宪决定后，相应的国家机关应停止违宪状态，并把违宪状态尽快转化为合宪状态，，保证宪法解释机关的决定得到遵守和实现。（2）反复禁止义务。指禁止做与宣布合宪的法律相矛盾的行为，这种效力既约束当事人，同时也约束包括立法机关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关活动。（3）当某一法规被宣布为违宪后，立法机关有义务提供消除违宪状态的依据，及时恢复正常的法律秩序。
宪法解释羁束力的范围是比较广泛的，除宪法本身受羁束力的保护外，在实行宪法解释与法律解释二元化体制的国家中法律解释活动也产生一定的羁束力，因为法律的合宪性审查实际上包含着宪法原理，基于宪法原理而作出的解释对法院的活动也能产生一定的约束力。另外，宪法解释对类似规范能否产生羁束力的问题，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多数学者认为，不宜简单地认定对类似规范的适用，应根据被解释的法律、类似规范的性质等因素，综合评价后附条件地将羁束力适用于若干类似规范。在宪法解释效力的羁束力问题上，值得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确定羁束力的主观范围，即如何从理论上强化对公权力活动的控制，使公权力活动始终遵循合宪性原则。对立法者的羁束力主要表现在：立法者对已宣布违宪的法规不能重新制定类似或同一规范的内容；对立法者的立法不作为作出违宪决定后，立法机关必须积极履行立法的义务；当宪法解释机关作出限定违宪或限定合宪决定时，立法机关有义务禁止对违宪内容进行新的立法，即使在一定期限内保留违宪法律内容时也负有不再适用可能违宪法律的义务。对司法机关的羁束力主要表现在：司法机关不能适用被宣布为违宪的法律；司法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的体制下，法院的解释活动也受宪法解释羁束力的控制，不能在法律解释中违反已作出的解释决定等。行政机关在行政活动中也有遵守宪法解释效力的法律义务，不能在行政立法和行政活动中违反宪法解释，因为违反宪法解释的行政活动缺乏合法性与合宪性基础，不利于实现依法行政的目的。
对公共权力活动发挥羁束力时，宪法解释效力遇到的另一个难题是如何确定宪法解释的决定与理由的效力问题。宪法解释一般由决定与得出决定的理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中决定效力的羁束性是无可争议的，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是理由部分是否对于国家机关的活动发生羁束力。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认定说，认为决定和理由部分都具有羁束力，国家机关不仅遵守决定本身的效力，同时也要遵守重要理由中揭示的原理或原则。一旦作出宪法解释后，国家机关应以宪法解释中提出的要求作为依据，不能作出违背宪法解释的决定或行为。其理由在于：宪法解释机关是维护宪法的机关，是在宪法问题上作出终审决定的权威性机关；宪法解释效力具有类似法律的性质，需要扩大解释效力的范围；如果国家机关只服从决定的效力，不利于实现宪法解释的功能等。二是否认说。认为只有宪法解释决定才具有羁束力，其他解释文本中的理由部分没有羁束力，主要理由是：为了维护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宪法只是社会规范体系的一部分，并不承担形成社会结构与推动社会变革的具体任务，许多事项应委任给国家机关去完成；宪法解释机关并没有形成“类似宪法立法”的任务，立法机关具有当然的民主正当性，具有解释理由而控制立法行为是不适当的；如赋予宪法解释理由以羁束力，有可能削弱宪法解释正当性与宪法的规范性的基础；宪法解释中的理由部分是不确定的，如赋予羁束力，在实践中也可能造成不确定的结果等。三是折中说。认为宪法解释的羁束力是宪法解释发挥社会功能的重要部分，应根据具体事项具体分析羁束力问题。其基本理论构成是：原则上，宪法解释理由部分不具有羁束力，但决定的效力应扩大到类似的事件，以保证解释效力的统一性与实效性。从宪法解释的功能与基本价值看，第三种观点是合理的，可以在决定效力与规范的价值之间确定合理平衡的界限，保证宪法解释效力的完整性。
五．宪法解释效力的限制与保障
宪法解释效力具有羁束力，一旦作出解释就会产生客观的约束力，直接约束国家机关的活动。但宪法解释的效力也受一定的限制，并不是绝对的。如前所述，制宪权、修宪权与解释权是具有内在联系的权力体系，不同的权力在价值体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宪法解释权作为制宪权与修宪权之间的连接纽带，首先受制宪权性质的制约，即各种解释活动不能违背制宪权的基本价值与精神。其次，宪法解释主体受宪法规范的约束，“成文宪法是宪法解释不能逾越的界限”[8]，一切解释活动不能脱离宪法规范的内容与原则，“以宪法对宪法进行解释是宪法解释的基本要求”；三是宪法解释效力受程序的限制，解释活动必须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否则不能产生实际的拘束力；四是解释效力相对性的限制，当宪法解释中出现了与宪法规定不一致的内容时，有权机关可以作出变更的措施，使解释的效力与宪法规定之间保持一致；五是宪法解释效力的朔及力存在严格的范围，不能无限扩大效力范围。宪法解释效力的受限制性是宪法发挥调整功能的重要条件，为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实现保留了必要的空间与形式。
宪法解释效力的实现客观上需要一种系统的保障机制，以实现解释内容中体现的宪法原则与精神。围绕宪法解释效力的实现是否需要强制性执行机制的问题，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宪法解释的一般执行方式是：宪法解释文中直接规定由谁执行；以适当的方式规定宪法解释内容实现的具体形式，要求按照宪法解释形成一定的法律状态；为实现宪法解释的内容，客观上要求相关国家机关对可能存在违宪的法规进行修改或调整，以保持解释内容与法律体系的统一性等。当然，宪法解释与一般的法院判决不同，其执行过程更多地采用对宪法的遵守和自觉的履行义务的方式，强制性的执行手段并不是宪法解释实现的基本形式。在执行宪法解释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不执行”问题。对此，宪法解释理论所能提供的资源是有限的，根本的解决途径是，提高全社会宪法意识，形成实现宪法价值的社会共同体的意志。
[1]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2]详见韩大元主编《比较宪法学》，高教出版社2003年，第117—119页。
[3]这一规定也有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内容，如文本中的“法律”是指实质意义上的法律，还是形式意义的法律，法律中是否分分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基本法律的效力是否同普通法律效力一样等。有的时候，在法律文本中“相同”的概念也有不同的内涵。因此，从解释学的角度看，对文本中的法律或基本法律进行规范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在实践中引起概念的混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第4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这一条文中的“法律”的涵义是不确定的，由司法解释的性质所决定，司法解释效力与法律效力是不同的，客观上的效力范围也有不同的特点。司法解释效力应受法律效力的约束。
[4]从规范意义上，我们从宪法文本中无法得出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宪法解释具有何种效力的判断。根据我国的体制和宪法解释权的安排，常委会所进行的解释是一种以抽象的宪法解释为主，以个案解释为补充的解释活动。只要解释机关认为有必要解释，就可以行使解释权。
[5]1950年以前，德国宪法学界，普遍采用当然无效的理论，但自1958年12月联邦财政法院作出有关普通法院和行政厅的司法审查权问题的判决后，废止无效理论开始成为主流的理论。
[6]张千帆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页。
法律效力的范围篇7
现行检察机关司法解释效力存在弊端的原因
(一)历史惯性和制度缺陷的相互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所作出的检察解释的效力之所以会产生上述困境,是与我国法律传统的历史惯性和固有的制度缺陷分不开的。第一,我国检察解释源于社会关系剧变的1979年,这一时期立法几乎处于空白,立法技术也较为粗糙。第二,由于立法技术的缺陷,我国立法过程中常常借鉴国外的经验,这又势必会与本土经验相冲突。第三,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关系正在发生重大改变,鉴于法律应当具有稳定性,法律不可能完全对所有的法律关系进行调整,也不可能时刻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改变,因此,只有通过司法解释对变化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上述各种因素的综合存在,导致检察司法解释在实践中不仅具有对法条进行解释的作用,同时还有创制法律的功能。(二)理论研究的混乱加剧了检察解释效力的困惑在当前我国刑事司法解释理论研究中,对检察解释的法律定位、权限界定,甚至对检察解释权的存废都存在极大争议的情况,无疑掣肘了检察解释权的运用与发展,导致检察解释在法律实施活动中处于尴尬境地。例如,在我国目前司法体制下,检察机关司法解释在法律运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取消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显然不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客观情况。但是,在我国理论研究中,大多数观点却是对检察机关的司法解释权进行批判,并呼吁取消检察机关司法解释权的,只有少数来自检察系统的学者,对检察机关司法解释权的正当性表示支持。因此,对于目前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存在的现实困惑,难以在理论研究中寻找到解决的方法和依据,这就使得问题的解决缺乏正确的理论导向。(三)缺乏现代法治理念司法制度没有体现现代法治理念是造成检察解释效力困境的又一诱因。我国检察解释制度是建立在法治社会断层的环境中的,具有较大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检察解释条件过于抽象。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检察院在“具体运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范围内进行解释,这一规定显然过于抽象,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第二,一级解释体制下的解释权混乱。在我国,根据法律规定,在检察系统中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才具有司法解释权。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出现最高人民检察院各业务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竞相制定司法解释的情形。这就导致无解释权的检察机关制定的解释也具有合法的外衣,从而造成各自为政、适用法律的混乱。第三,缺少检察解释的运行与监督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缺乏必要的运行与监督机制,在制定过程中出现无序的状态,一些实质上不是司法解释的内容也被冠以“解释”的名称,甚至有些解释还存在论证不充分、说理不透彻等,“从而出现下级检察机关对检察解释如何理解和适用进行请示的尴尬局面”④。第四,立法技术和司法理念的滞后。立法技术和司法理念的滞后也是导致检察机关司法解释出现效力问题的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长期以来存在的错误理念是将司法解释作为一种权力对待,而忽视将其作为一种法律适用手段,致使检察解释的方法单一。二是相关立法文件对各个不同司法解释的效力层级以及抽象解释与具体解释的效力层次等问题没有加以规定,致使检察解释混乱,这就造成各检察机关从本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出发制定司法解释。三是囿于我国司法体制,司法独立观念淡薄,使得司法机关所做的司法解释往往受制于行政规章、地方性法律文件等。(四)检察解释本身缺乏监督根据我国的政治体制,人民检察院由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这是《宪法》和《检察院组织法》规定的原则。2006年8月27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颁布实施,其中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参考了《立法法》中有关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程序的规定,对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程序作了具体规定。这些规定对检察机关的司法解释权进行了规制,如有与相关法律相抵触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进行监督。同时也要求,检察机关今后在进行司法解释时,须更谨慎、严格,不得违背法律的基本原则。但长期以来,由于法律只有原则性规定,缺乏实施监督和主动、自觉地接受监督的运行规范,人大对检察解释工作监督不力、监督效果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仍然存在。综上所述,司法制度和理念能够对检察解释的效力产生影响,立法技术的落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导致检察解释的泛滥,理论研究的落后对于问题的解决并没有能够及时作出正确的导向。目前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面临的困境,是上述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要解决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存在的问题,也必须运用综合手段,从多方面入手共同解决。
规范检察机关司法解释效力的对策
(一)完善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立法检察机关司法解释要具备法律效力,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并对解释制定的主体、程序以及解释本身的形式、效力冲突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规定,以赋予其正当性、合法性。针对目前检察解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应制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规则》。(二)明确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范围检察机关司法解释在具备合法正当性之后,应当明确其具体的效力适用范围,这是所有问题的核心内容。为避免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之混乱,应明确其适用的时间范围、空间范围以及溯及效力。第一,明确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的时间范围。明确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之时间范围,主要包含明确其生效时间及失效时间。一是明确生效时间。何时生效,直接决定解释发生法律效力的起点。笔者认为,应当对生效时间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予以明确:(1)司法解释颁布之时,明确该解释生效时间;(2)没有规定生效时间的,自颁布之日起即时生效。二是明确失效时间。检察机关司法解释失效,意味着解释不再发生法律效力。失效时间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予以明确:(1)所解释的法律失效或者变更,内容与原法律规定冲突的,该解释自行失效;(2)司法解释规定的失效时间到达,该解释自行失效;(3)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该解释失效;(4)就相同法律,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新的解释,内容与该解释冲突的,该解释失效。第二,明确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的空间范围。一是地域范围。对于所解释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其生效范围的,检察机关司法解释也没有对其范围做进一步限制的,在全国范围内生效。二是事项范围。笔者认为,相关部门应当严格限定最高司法机关法律解释的事项范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应该对属于自身职责方面的有关法律性事项进行解释;对于两者都涉及的法律内容应当由两者共同解释;两高无法达到一致意见的,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第三,明确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的溯及力。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之溯及力应当“从旧兼从轻”,即对于解释生效以前的行为,新的司法解释一般不具有约束力,除非对被告人有利。(三)严格检察机关司法解释产生的程序和形式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不仅在于其实体上的法律约束力,也来源于其产生的程序和形式。因此,对于其产生过程中存在的系列问题,应当予以解决。第一,明确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主体。一是严格界定有权主体。相关部门应当明确检察解释的主体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其他任何机关,包括社会团体、军事机关、行政机关等无权检察解释。二是正确界定一元单级制的主体范围。作为检察权重要组成部分的检察解释权应当在一级配置范围内进行。对于其他各级人民检察院所谓的在二级配置的范围内进行解释,无论是从实践来看,还是从法制理论来看,不具有正当性。因此,相关部门应当承认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才享有检察解释权,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具有检察解释的主体资格。三是正确处理地方检察解释的效力范围。针对各级检察机关的确存在的具体问题,可以统一由各地省级检察机关进行调研。在调研基础之上,认为确有必要进行解释的,可以上报最高人民检察院,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具体情况,决定颁布检察机关司法解释,以保障其权威性和合法性,防止地方各自为政,不利于法律的统一实施。第二,规范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形式。从目前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进程以及检察权在我们司法体制中的地位出发,笔者认为,对于检察机关来讲,目前更应该注重发挥其检察职能,尤其是对特定问题、案件的解释。因为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所做的司法解释来看,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心地位的不断确立,以及法院对案件具有最终裁决权,往往导致检察解释的法律地位和权威性受到极大损害。在此情况下,如果最高检对特定问题、特定案件所做的有关批复或者解释,因为时效性较强,并且具有针对性,就常常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第三,公开检察机关司法解释制定的程序。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司法解释的程序,笔者认为,应当包含以下六个方面内容。一是制定解释的提起。对于法律需要制定司法解释的,可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审判委员会或者其各业务部门、各省级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以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其他国家机关、团体、公民向最高检提出。二是制定解释的立项。确实有必要制定司法解释的,应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研究室进行审查,报检察长提请检察委员会决定。三是司法解释的起草。司法解释应当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具体各业务部门起草,其他部门和国家机关可以提出建议。四是司法解释的审核。对于已经制定好草案的,应将草案送交研究室进行初步审核。审核的内容应当包括:是否符合宪法、法律,是否属于权限范围之内,同其他解释是否存有冲突,制定的程序是否符合要求等。五是司法解释的决定。对于最高检研究室认为司法解释草案符合条件的,可以报主管检察长提请检察委员会决定。六是司法解释的公布与备案。对于检委会通过的司法解释,应当以公告的形式在各大媒体上进行公布,并宣布生效时间。司法解释应当在公告之日起30日之内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第四,检察机关司法解释效力冲突的解决。一是与立法解释效力冲突的解决。按照法律规定,立法解释的制定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其效力层级较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因此,当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同立法解释效力相冲突时,其当然无效。二是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效力冲突的解决。首先,法院解释与检察解释的效力冲突问题。我国政治体制是一府两院制,最高法与最高检同属我国司法机关,并且在层级上相同,在宪法地位上平等,因此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加之,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最高法与最高检分别就各自职责范围内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发生分歧的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或决定。因此,检察解释和法院解释的效力并无高低大小之分⑤。当法院解释和检察解释发生冲突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同最高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应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其次,检察解释(法院解释)能否适用于审判工作(检察工作)。如上文所述,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律地位平等,任何一家都不具有凌驾于另一家之上的权力、权威。如果其中任何一家所制定的司法解释仅仅对其自身系统有效力的话,那么将直接对检察工作、法院工作造成极为严重的阻碍。例如,关于民行案件的审判监督问题,最高检和最高法分别作出相关规定,允许检察机关“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但是,对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没有作出相应解释,由于法院对此具有最终决定权,在司法实践中出现许多法院拒不接受同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行政、民事抗诉案件,或以各种形式交由原审法院再审的情形,造成检察机关抗诉失灵或无效的后果,给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带来严重冲击。因此,对于同时涉及检察工作领域和审判工作领域的司法解释,应当由两院共同制定;无法制定的,应当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立法解释。综上所述,为规范检察机关司法解释,保障其效力的正当性,应当在明确检察机关司法解释的效力原则的大前提下,从完
法律效力的范围篇8
（一）法律形成约束性的过程从法律的形成途径来看，一部法律的制定需要大致经过四个步骤：提出法案、草案审查以及讨论、法案的通过以及最后的公布和生效。一部法律在制定并生效之后，整个过程才算完全了。并不是所有的法律在制定之后立即生效，有一部分法律因为考虑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原因，会公布具体的生效日期，而一旦生效，既有了其约束性，人们在做法律中约束的工作过程中就要规范自己的行为，也可以以此遇见国家对于其行为的态度，从而选取不违反国家法律的正当行为。法律一经公布，法学家会对其进行一定的学理注释，目的是让人们更清晰地了解法律所要表达的意思，并且对法律给正常的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做些研究，以给出一些注意事项，提高人们对该泛绿的法律意识。同时，这种理论研究反过来又能对健全这部法律起到很大的作用。作为法学家们理论研究的依据，同时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表现在人们对于该法律理论体系的评价，也就是人们的行为规范符合或者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这也是法律约束力衡量的标准所在。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对法律进行研究的法学家们，他们一方面不会不去重视历史以及考察历史和现行的法律规定，这种研究也是沿着历史和现实的法律规定变化发展进行的。法律在公布生效后，表现出的并不是大家所说的法律效力，而是很强的法律约束力，任何法律都是如此。
（二）法律约束力的二重性法律制定之后，一方面是用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另一方面，对违反这种规范的人予以惩治。也就是说，法律一经制定，就会发挥其作用，被付诸实施。从上面的法律效力讲起，法律的效力指的是法律的使用范围，一切法律都有自己的使用范围，只有在使用范围呢，其才会有法律效力。遵守法律是国家机关、各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所有公民都要自觉来执行的，严格守法是每个人必须要做到的。但是守法从两个角度来讲，可以通过法律关系来守法，也可以不通过具体的法律关系来守法。通过法律守法的例子比如签订合同，需要通过法律赋予相互间的法律关系来相互约束，而不通过法律关系来守法就处处可见了，只要是不发生法律效力的遵纪守法都属于这一类。人们以遵守法律这种方式来自觉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这也是法律规范人们的约束力的具体表现，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具有法律的约束力。法律的遵守具有自觉性和强制性，自觉性是由法律具有强制力作为后盾来保证的，这二重性也决定了法律约束力的二重性。国家通过法律的这二重性对公民的合法权益予以保证，制裁违法者，通过适用的法律来产生法律效力。这种法律效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违法者愿意与否，法律都要执行。由此可见，法律适用性带来的效力有着强制性，其效力带来的后果也代表着当事人的自身利益，进而让人们自觉守法，强制性也带来人们的自觉性。
（三）约束力的溯及法律同一切其他事物一样，也有保质期。在法律完成了一定的历史任务或者法律涉及到的国家机关废除、相似内容新法律的颁布等情况发生下，法律就会失效。在失效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会给社会带来反溯及力问题，就是在新的法律生效后，对生效前所发生的需要惩罚、治理在适用性方面的问题。一般国家对此不会采用溯及，因为旧法飞出后，国家没有权利要求公民遵守，只有要求公民按照新法来规范行为的权利，这个时候旧法就失去了其约束力。在旧法失效前发生的案件，新法生效后的诉讼一律不适用新法，而是用旧法来约束。也就表明旧法在时效后对新法生效前的法律关系还有着法律效力，采用延后的一种措施。我国在建国初期，法律一直有着溯及既往的规定，法律颁布后生效前就有了约束力，而效力则是在法律生效后才会有。
二、结语
法律效力的范围篇9
公司作为一种营利性的社会法人组织，必须以公司章程为基础，在章程规定的经营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公司超越其章程从事经营范围以外的活动，其行为为越权，对于这种越权，法律赋予其无效的后果，交易相对方也不得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公司股东大会也不得在事后追认，这种在公司权利能力方面的限制我国叫“经营范围”，英美法上称之为“越权原则”。这项制度现在日趋显出不合理，其改革势在必行。要积极探索建立与市场经济制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相匹配的工商行政管理制度，对登记制度、审查制度、企业类型划分、前置审批项目、经营范围、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等制度进行改革。1因此，本文将就这一从几个方面进行浅析。
一、公司经营范围制度确定的重要意义
公司经营范围的确定和推行，同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状况是完全相适应的，经营范围是指政府批准企业从事经营的行业、商品类别或服务项目，经营范围决
定了企业法人的权利和行为能力，只有在经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其活动才具有法律效力，企业法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公司经营范围制度的确定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适应了国家干预经济的需要。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奉行“放任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允许国家干预他们的私人利益，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一个消极“守夜人”的角色。因为没有人对市场负责，资源配置的决定是由成千上万不同的企业作出的，从而造成了重复生产和没有效率。但由于当时资本主义仍处于自由竞争阶段，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机制远未完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和维护市场秩序的一种简便而有效的措施，公司越权原则的采用无疑是一种极佳的选择。在我国，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的情况则有自己的特点。首先，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工有制决定了政府对进经济生活的干预不仅基于其经济职能，而且基于其对国有资产所有权的行使。但是，着并不以为着政府直接管理企业。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的进行，政府对整个国民经济，包括对微观经济的管理，严格遵循政企分开的原则，逐步由传统的高度集中的直接计划干预向以市场为依托的间接控制过渡。政府管理经济的手段也由单一的行政命令逐渐向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等多种手段结合的方式转变。其次，在不断深入的改革中，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企业制度为目标的企业股份制改革，使公司成为包括国家在内的各种投资主体经营和管理资产的重要法律形式。因此，公司法经营范围的确定，不仅是国家调整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手段，而且是保护包括国家利益在内的全社会利益，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工具。
（二）适应了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一个没有无线通讯技术的，国家对企业的管理，企业内部的运作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易和联系还不十分便捷、高效，生产管理、分配、交易、信用等方面信息的了解途径不多，公司越权原则以公司经营范围作为评判公司经营活动有效性的标准和依据，实际是一种以公司章程的公示为手段传递公司能力信息披露制度，完全符合当时信息技术的实际发展状况，因而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历史合理性。
（三）适应了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需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立法特别重视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公司越权原则即是这种立法价值取向的具体反映。根据此原则，股东有权请求法院宣布超越公司章程规定的经营范围所订立的合同无效，第三人则因公司章程是公开性文件而被推定为明知公司越权仍与其交易而丧失强制请求权，这虽然对第三人明显不公，但十分有利于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正如有学者说：“英美法通过判例形成的公司越权原则，就是出于鼓励投资的需要而产生的。是这一时期偏重股东利益保护的思想的产物。”在我国，社会注意市场经济是统一的、开放的、有序的市场经济体系，它首先要求市场主体的行为具有符合市场的规范性，而各市场主体按确定的规则组织并进行活动是整个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作为市场的重要主体，公司自身的组织特点决定了它在创立及运行的过程中，必然与其他主体发生密切的联系，公司的一举一动会到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转，因此，为了保护社会经济的正常秩序，促进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完善，公司经营范围制度的确定必须从市场经济固有的规律出发，从保护社会的利益出发，对公司的经营范围进行规范及确定。
二、公司经营范围制度的历史局限性
实行公司越权原则，将公司的经营活动严格限制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为国家对公司经济活动的监督和管理，股东对董事和经理经营行为的监督以及法院和仲裁机构对公司越权行为的处理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条件和判断是非的客观标准。因此，有学者认为：“公司必须在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公司经营范围一经登记，即成为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法律依据，如果经营行为越了经营范围，其行为属于无效行为。”4但它在实践运用中也日益暴露了其局限性，如不利于公司法人自身的发展和获取最大利益目的的实现，不利于维护交易活动的公正等等。企业经营的范围和内容不断扩大，对经营权的保障也在不断的加强，但是由于经营权独有的特点决定了这种权利很难完全摆脱国家所有权的制约，也决定了企业在行使这个经营权的过程中难免要受到来自政府权利部门的一些不适当的干预。特别是企业的经营权和国家的所有权在权利的内容上如何合理界定、合理分配，现在也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所以，很多学者认为，经营权这种模式本身有内在的缺陷，不利于真正的使企业能够具有独立的市场主体的必备的财产权，不能够真正搞活企业，促使政企职责完全分开，也不能够真正按照市场经济客观需要来建立一套良好的产权机制保障企业，促使企业真正能够对国有资产进行很好的管理，保障国有资产的增值。同时，我们确实需要对经营权和国家所有权的相互关系进行认真的探讨，合理分配国家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各自所应当所有的这些权利。同时，我们应进一步深化企业的改革。改革的思路应当是通过实行股份制来促使企业按照现代企业的模式进行改组，真正形成一个能够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尤其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机稍纵即逝，过于严格的经营范围的限制只会束缚公司的手脚。而公司经营范围属于我国公司章程中的绝对记载事项，《公司法》第40条、107条规定，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拥有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且这种变更还要经过主管机关登记，经过如此繁琐程序后，恐怕原来的商机早已消逝或已经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了。所以在该原则存在的100多年时间里，人们通过长期实践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其消极后果，认为它对股东只是一个虚幻的保护，对不注意的第三人是一个陷阱，而且是不必要争论和烦恼的根源5。因而有必要对它进行修正。
三、公司越权原则的依据及缺陷
英美法上的“越权原则”的理论依据是：股东通过目的条款（经营范围）来了解和控制公司的活动及资金运用，与公司从事交易的人被推定为已注意到该公司的目的条款，因此，目的条款和越权原则可以保护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越权原则的执行对公司的股东较为有利，对公司交易的一方则较为不利，因为越权行为是公司一方自觉进行的，股东因公司越权行为遭受损失时，可以要求公司或行为者承担责任。公司在对其不利时，可以以越权行为无效为借口逃避应负的法律责任，严格意义上的公司越权原则就是这种保守的立法观念的反映，主要表现为该原则是建立在“推定通知主义”这一理论假设的基础之上的。按照这一理论，公司的经营范围作为章程必记载事项且公示在《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而营业执照是具有公开效力的，与公司交易的第三人均被推定与公司正式交易前就已查阅了公司营业执照等文件，因而知晓其内容。既然第三人知道公司超越经营范围而仍与之交易，当然就被认为自愿承担越权交易风险，从而丧失了强制执行的请求权。这种推论似乎不无道理，但实际上要求交易对方每进行一项交易都必须了解对方公司的章程及经营范围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和不必要的。对方公司的某种行为是否在其经营范围内并不容易判断，如果越权行为绝对无效就会使交易处在一种十分危险的境地之中，一旦对方发生越权情形致其遭受损失时，便不能获得法律上的救济，这是不公平的。这种严格限制实际上对公司和股东也有不利的一面，在越权行为无效的情况下，股东可以要求公司和董事、经营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使董事和经营在处理公司事物时，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公司的经营者如果墨守成规，不思求新、创新，缺乏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则会使公司固步自封，无所作为，从而从根本上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从上可以看出，在利益的平衡上，严格的经营范围的限制对市场交易的各方都没有好处，必须重新加以调整。正如我国著名学者梁慧星所说：“超大型越经营范围的行为有没有效呢？就要看对方是不是知道法人的经营范围，如果对方明知，法律就不保护，让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无效；如果对方不知道或根本不知道法人的经营范围或误以为在其经营范围内而与之签订的合同，这个合同就一定有效，只有让合同有效，才能有效保护善意对方当事人。”6
四、世界各国关于公司经营范围的立法现状
由于严格的“经营范围”制度在实践中产生诸多弊端，世界各国已纷纷放宽对原来的越权原则的限制。美国公司法率先抛弃越权无效原则而确立起越权有效原则，美国1950年《标准商事公司法》第7条规定，公司行为或公司转让，受让动产、不动产的行为，不得因为公司无此种权利能力而无效。受美国法影响，其他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的国家的公司法实际上也都在不同程序上改革、动摇，或放弃了公司越权原则，而承认公司在其目的事业范围外的行为的有效性。从我国现行法律看，《民法通则》第42条规定：“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公司法》第11条规定，“公司应当在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虽然上述规定都未对法人（包括公司）越权行为的效力问题做出明确规定，但是该问题显然已被1999年3月颁行的《合同法》第50条所作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所作的：“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人民法院并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所解决。由此可见，《合同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是我国现行法律实行公司越权行为相对无效原则的直接法律依据。因此，在公司经营范围的立法以上，本人赞同越权行为相对无效的观点，主张对此进行必要的修正，使其内涵发生变化及适用受到一定条件和范围的限制，而不主张越权行为绝对无效或绝对有效。简单的说，就是将传统意义上或严格意义上的公司越权原则即公司越权行为绝对无效原则修正，发展成为现代意义公司越权行为相对无效原则。
五、我国公司经营范围制度的缺陷
合同主体超越经营范围签订的合同根据具体情况，一般应确认其有效，将其引起的纠纷按合同纠纷处理，但是对于“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行政法规禁止规定的除外。”7正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注册局许瑞表局长谈2003年企业登记管理工作中指出：“要抓紧制定《公司企业经营范围登记管理办法》，改变按主营、兼营分类核定的做法，将经营范围按是否需要分为前置审批经营项目和一般经营项目，审批经营项目按有关部门审批或许可的范围予以核定，一般经营项止由企业章程规定或按企业申报的予以核定，无须在营业执照上具体标明。”8这对于促进交易，保障交易安全有重要作用。综上，我国传统上严格限制的公司“经营范围”已被实践和法律所突破，但公司经营范围作为章程“必载事项”，仍有其存在价值。一方面，公司经营范围是公司股东为自己设立的活动空间，经营范围的规定实际是对董事和经理限制，另一方面，公司的经营范围仍需经行政机关登记，《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19条规定：“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报经审批的项目的，应当在申请登记前报经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并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供批准文件。”由于以上原因，登记机关既拥有职权也负有义务，通过登记审查申请的“经营范围”是否合法。
值得指出的是，我国现行法律在对公司越权行为效力的规定上还存在以下一些缺陷：
1.形式意义上的公司法还未明确规定公司越权行为相对无效原则。
2.一些立法上的冲突。如《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71条所作的“公司超出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并可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营业执照”的规定带有明显的计划的色彩，与现行的合同法的精神完全相悖。
3.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主要是由董事、经理做出的行为，如果这种越权行为损害了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他们是否要承担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第49条规定：“企业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法人承担责任的：对法定代表人可给予行政处分、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超出登记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从事非法经营的……”可见，这只是指出了董事、经理在公法上的责任，而没有规定他们对公司和股东应承担的责任。
六、我国公司经营范围制度的立法完善
正因为我国现行法律在公司“经营范围”上的不足，本人建议在我国将来的《民法典》里正式确定越权行为相对无效原则，以此为基础在《公司法》中应明确规定公司越权行为相对无效原则。同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在确定公司越权行为有效时，如果对公司和股东造成损害，应允许股东对公司和董事提起诉讼，否则仅规定越权行为有效，只会造成新的利益不平衡。可见，唯有实行兼顾各方利益且兼有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公司越权行为相对无效原则，公司越权交易引起的各种经济关系才能真正得到公正、合理的调整。我国情况即是很好例证，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一个法人（包括公司）就其活动的性质来说，并不是无所不能的，而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完成其经济的或社会的任务，反映在公司法实践中，过去法院在民事审判过程中，一般坚持公司越权待业为违法无效行为的立场，但近年来，随着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法院上述严格立场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如在经营范围的解释上出现了灵活的做法，对非明显超越经营范围且无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尽可能解释为经营范围内的行为，已提出经营范围变更登记申请并在签订合同后获核准的商事合同，按变更后的经营范围判断其是否超越经营范围等，立法上的进步表现得尤为明显，《合同法》颁布之前的相关法律尚未对公司越权行为适用何种法律原则做出明确规定，而新《合同法》的颁行无疑对此具有划意义，我国法律由此已实际确定了公司越权行为相对无效原则，这显然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在肯定公司经营范围的现实意义的同时，也要不断完善公司经营范围，变其越权绝对无效原则为相对无效原则，同时兼顾股东和公司利益。总之，只有建立起完整的利益机制，才不会使公司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为所欲为，扰乱社会经济生活秩序，才不因为公司越权行为有效原则的确立而使公司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也才能使公司事业在市场经济新条件下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附：注释
1《工商行政管理》2003年第6期，第10页
2史尚宽：《民法总论》，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155页。
3杜坚忠：《论公司越权合同的法律效力》、《广东法学》1997年5月，第6期，第8页。
4刘志新：《中国典型商事案例评析》，法律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14页。
5毛亚敏：《公司法比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6汤华东，刘学正：《公司越权行为效力的法理分析》、《经营与法》2002年第11期，第10页
7丁义军，郭华：；《新合同纠纷案件判解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49页。
82003年第4期，《工商行政管理》杂志，工商出版社，第18页。
：
1.张民安：《论企业法人民事权利能力之性质》，《法制与社会发展》，1997年第5期。
2.寇志新：《商法学》，法律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3.韩长印，李金：《公司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
4.《工商行政管理》2003年第6期。
5.刘志新：《中国典型商事案例评析》，法律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6.杜坚忠：《论公司越权合同的法律效力》、，《广东法学》1997年5月，第6期。
7.丁义军，郭华：《新合同纠纷案件判解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8.汤华东，刘学正：《公司越权行为效力的法理分析》、《经营与法》2002年第11期。
9.毛亚敏：《公司法比较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法律效力的范围篇10
关键词：行政调解制度；法律规定；不足；完善
行政调解是指由国家行政机关出面主持的，以国家法律和政策为依据，以自愿为原则，通过说服教育等方法，促使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让互谅、达成协议、消除纠纷的诉讼外活动。
但客观地分析，随着人们对行政调解制度的专注度以及使用率逐渐增加，我国现行的行政调解制度存在的不足也日益显现出来。尤其是法律规定严重缺失，使得调解活动过程中，调解人员仅凭经验办事，甚至自创调解程序进行调解。从而导致当事人对调解协议及结果的不信任，以至于调解制度所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这其中的原因非常值得认真分析。
1我国行政调解制度法律规定的不足
1.1行政调解设定不统一，缺乏规范性
我国行政调解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而是分散在不同的法律文件中予以规定。目前设定行政调解的法律文件种类形式多样，层次参差不齐。“据不完全统计，涉及行政调解的法律有近40部，行政法规约60部，行政规章约18部，地方法规约70部，地方规章约45部，另有大量一般规范性文件。”有关行政调解的规定分散在如此众多的文件中，人们难以掌握。并且这些规定内部不协调，相互冲突的地方屡见不鲜。在名称上也不统一，有用“调解”的，有用“处理”的，不仅纠纷当事人无所适从，就是行政主体的工作人员也搞不清楚。由于法律法规过于分散，导致难以形成合力，因此，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
1.2行政调解制度内容简单，对象范围狭窄
目前我国的行政调解相关法律条文十分简约，其内容仅涉及调解发生的情形、调解的主体和对象。而且调解的对象相对含糊，并无确切的范围和限度。对象主要包括民事纠纷对财物损害赔偿纠纷，对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轻微违法行为权属争议行政赔偿、补偿的数额争议。呈现出较大的人为确定因素，容易与其他处理纠纷的方式相混淆，不利于当事人选择正确解决纠纷和争议的方式。调解范围设置的局限性，将难以充分发挥其在现代行政管理中应有的作用。由于规定得不详实，缺少与之相应的程序，操作性不强，容易导致凭经验办事，使行政调解的运作呈现一定的盲目性和任意性。
1.3行政调解缺乏基本的程序性保障
我国设定行政调解的法律文件几乎都只设立了行政调解，而没有设立具体调解程序实践中行政调解主体往往依照其他行政程序或自创调解程序进行调解，随意性大。程序是公正、合理、及时解决纠纷的有力保证，行政调解缺乏基本程序保证，当事人很可能因程序不公而对调解结果不满，从而使调解协议难以自觉履行。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中，对调解程序规定的极少，只在《合同争议行政调解办法》中有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而《办法》也只规定了申请—受理—调解—终结—归档五个简单的程序，缺少了行政调解所必须的一些程序性措施和原则，比如在调解之中，应该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对重要事项进行调解采用听证程序等。这是程序民主、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这些程序性缺陷常常使当事人对行政主体失去信任，导致行政调解功能难以发挥。
2完善我国的行政调解制度的设想
根据上述分析，我国行政调解制度在法律规定方面存在诸多不足的地方，导致该制度在实践中操作性不强，不能将其应有的功能充分发挥。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积极完善行政调解制度。针对我国现有的行政调解规则，笔者认为应当从统一法律规范，扩大对象范围，规范程序及赋予协议法律效力等四方面进行设想。
2.1行政调解法律规范统一化
2.1.1确立行政调解制度的基本原则
一项制度所确立的原则具有最高效力，对于活动的开展具有指导意义。同样的，行政调解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凡是法律上明文规定可以适用行政调解，方可适用，同时要以当事人自愿为前提。如果法律没有规定，当事人不愿意的，决不能强行调解。行政调解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
（1）合法原则。
行政法治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调解作为一种行政行为，当然也应当遵守合法性原则的要求。具体表现在行政调解必须遵循法律、法规的规定，要受到法的理念与精神的支配，公平、公正地化解纠纷，有效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自愿、自治原则
自愿是行政调解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行政调解行为与其他绝大部分行政行为的区别之一就是其不具有强制性，行政机关在调解中只能是组织者、中间人，其不能在当事人拒绝接受调解时强制进行。自治是指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强调当事人的亲力亲为，自觉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按照自愿、自治原则，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接受调解，在调解中如何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对调解结果是否接受等，但需注意的是，该项原则必须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影响和损害当事人、第三人的权益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适用。
2.1.2设立统一的法律规范
我国的法律文件对于行政调解规定从实体法上看较为分散。然而挪威、美国都先后制定了《纠纷解决法》。欧盟、联合国也正在起草倡导适用调解手段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法律文件。可见，诉讼外调解是现代法律制度发展的一大趋势。我国应该适应社会的变革要求，修订相关法律。在条件成熟时，应该考虑制订统一的《行政调解法》。在《行政调解法》中，明确界定各种制度化调解机构的全县、效力、人员构成及资质条件；确定国家和各级政府对不同的调解所应承担的资源投入、管理、监督、保障的职责和权限范围；解决调解以及其他纠纷解决程序与正式的司法程序之间的冲突，减少各种机制之间的冲突和重复，使包括司法在内的纠纷解决机制整体运行更为合理和有效；建立对调解的司法审查与救济程序，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正。
2.2行政调解范围普遍化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其调解发展非常迅速，适用范围也在逐步扩大。近年来，调解解决争议范围进一步扩大，对于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租佃关系的民事争议和小型的刑事案件等诸多纠纷均纳入到调解的范围之中。然而如前所述，我国行政调解范围大致局限于民事纠纷、轻微的刑事案件以及行政赔偿和补偿的数额争议这几个方面，实际上，调解机制在涉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争议中，能够较好地发挥作用。因此，行政调解范围应从现有的解决与行政管理有关的民事争议，扩展到行政争议的解决中去。只要不与法律规定相抵触，或侵害行政相对人之外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行政纠纷就可以适用调解。
参考文献
［1］熊文钊.现代行政法原理［m］.法律出版社，2000.
［2］朱最新.社会转型中的行政调解制度［J］.行政法学研究，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