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书要求篇1
【关键词】民事法律文书;诉讼请求;写作;中心
民事诉讼法律文书写作的中心，是民事诉讼各个程序的文书写作的展开点，各个法律文书只有从这个中心展开相关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用等的写作，才可能实现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目的，实现写作法律文书的价值。反之，如果在写作民事诉讼法律文书时没有认清或把握好这个中心，偏离写作中心，对与写作中心无关的法律事实或者法律规范着墨过多，那么法律文书可能成为无矢之的，无睛之龙了，胡子眉毛一把抓，使法官或者当事人摸不着头脑。所以，在掌握了法律文书写作所需的基本事实和法律材料后，认清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并且围绕它展开写作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根据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法院诉讼文书样式》的民事诉讼法律文书数量较多，实难一一列举，所以，本文以民事状、答辩状和一审判决书三种重要的、涉及民事主体实体权利义务的、写作要求较高的民事法律文书为例，探讨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
一、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两个含义
如何理解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本文认为这里的“写作中心”有两个含义，“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的一个含义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同一案件中的各个主体制作的法律文书所应共同围绕的写作中心。以民事诉讼中的民事状、答辩状和一审判决书这三种法律文书为例，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是在民事一审中，原告及其人制作的民事状及词、被告及其人制作的答辩状及词、审判人员制作的一审判决书，这三种法律文书写作应共同指向和围绕的中心;“民事诉讼法律文书写作中心”的第二个含义是指每一份民事法律文书写作应围绕的中心，比如民事状写作时应围绕的写作重点和写作中心。
二、民事诉讼法律文书写作中心：诉讼请求
无论是第一个含义的“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还是第二个含义的“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两个“中心”并不矛盾，而是相一致的，那么是否存在这样的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什么？本文认为民事法律文书写作是为实现民事诉讼目的服务的，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争讼目的和审判人员的息讼目的都在围绕着一个中心，因而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也存在一个应围绕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诉讼请求”。
以民事状、答辩状、一审判决书为例，在这三种法律文书中，诉讼请求十分关键和重要，它被用来说明原告要保护的权利的范围，是被告承认或者反驳的对象，也是法院定纷止争的范围，是制作这三种法律文书时所应围绕的中心。以著作权侵权案件为例，原告的状中的诉讼请求通常包括了：（1）确认侵权的诉讼请求;（2）要求停止侵权的请求;（3）要求侵权赔偿的请求;（4）要求承担律师费、公证费的请求。写作状时，如果状中只有上述1个请求，比如确认侵权的请求，那么状中的事实和理由就仅仅围绕这一请求展开写作，不必再写原告遭受损失，损失数额、损失数额如何计算，律师费、公证费如何发生及数额等事实以及理由;相应的，答辩状只需要就是否侵权进行回答和辩解即可;判决书中查明事实，阐述理由和判决结果只围绕“被告是否侵犯原告著作权”这一诉讼请求制作即可。而如果状中列了上述4项诉讼请求，那么状、答辩状、判决书写作时所应围绕的中心则应是这4项诉讼请求。总之，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是诉讼请求，一旦脱离了诉讼请求这个中心，法律文书的写作便没有法律意义可言了。
需要注意的是，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与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是不同的，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是围绕“罪与罚”这个中心展开的。而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则是“诉讼请求”。这种写作中心的不同与两种文书体现的法律价值与功能有关。
三、写作民事诉讼法律文书中心的注意事项
那么，如何围绕诉讼请求写好状、答辩状和一审判决书？对于状而言，应结合原告的诉讼目的，写好诉讼请求，这里的诉讼请求应该注意：（1）列清请求事项。要清晰的列明有几项诉讼请求，哪些诉讼请求是单一请求，哪些是合并请求;（2）诉讼请求要依法有据。首先要依法明确是确认之诉、给付之诉还是变更之诉;其次请求事项需要依法表述，比如侵权赔偿请求中，有人写的诉讼请求中会出现“车旅费”、“奶粉费”、“精神损失费”。这样写其实是不规范的，《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①停止侵害;②排除妨碍;③消除危险;④返还财产;⑤恢复原状;⑥赔偿损失;⑦赔礼道歉;⑧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之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根据以上规定，请求事项应该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因此，结合相关司法解释，人身损害赔偿的请求费用可表述为：“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应表述为“精神损害抚慰金”。（3）请求承担义务的对象要明确。被告是自然人的，要写其身份证上的姓名，是法人的要写明其登记注册的名称，以明确被告;有些案件中，被告不止一人，这时诉讼请求中，要写清楚要求哪一个、哪几个或者是全部被告承担一个或几个或全部责任或义务。（4）数额要明确。比如诉讼请求中只写“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损失”是数额不明确的，这将导致被告无法就数额多少进行答辩，法院无法就判决数额问题判决，所以应写成比如“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张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根据以上4点，将诉讼请求写的明确、具体、清晰后，应在接下来的事实叙写与理由论证中仅仅围绕诉讼请求展开写作。比如诉讼请求中“请求被告赔偿医疗费5000元”，那么就要在事实中写清侵权事实各要素以及就医情况，在理由阐述中写明要求赔偿医疗费及医疗费数额的法律依据。
对于答辩状而言，围绕诉讼请求这个中心写好法律文书，要有针对性的就诉讼请求进行承认或反驳，其事实和理由的表述也要相应的围绕诉讼请求展开。对于一审判决书而言，也是要以诉讼请求为中心清晰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查明案件事实，阐明裁判理由，给出判决结果。
四、讨论：一审、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中主要民事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是否一致
以上，本文主要提及了一审民事诉讼法律文书中的民事状、答辩状、一审判决书围绕的写作中心应是诉讼请求。那么，二审与再审民事诉讼主要法律文书写作中心是否与一审一样呢？有人可能说，不一样，二审、再审主要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应是“评价原裁判”，这是第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二审、再审主要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应是“评价原裁判”和“诉讼请求”（一审中表述为“诉讼请求”、二审中表述为“上诉请求”、再审中表述为“请求事项”，尽管表述不同，但是在法律文书中的功能和作用是相同的，所以本文为方便论述统一表述为“诉讼请求”）两个中心。第三种观点认为二审、再审主要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仍应是“诉讼请求”这一个中心。对于以上三种观点，本文认为第一种观点以“评价原裁判”指出了二审裁判对一审裁判的法律监督作用，但是忽视了二审、再审中当事人当事人期望解决的根本问题“诉讼请求”。第二种观点看到了二审、再审裁判要解决的两个问题，即“评价原裁判”和“诉讼请求”的问题，但是“评价原裁判”已经包含在“诉讼请求”中，如果将这两点都认定为写作中心，则有“中心”重复之嫌。所以，本文比较赞同第三种观点，即二审、再审主要民事诉讼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仍应是“诉讼请求”。不过在写作这一中心时，除了注意当事人的诉讼请求问题，还要注意发挥二审、再审的法律监督作用“评价原裁判”。
综上，本文认为民事诉讼主要法律文书的写作中心是“诉讼请求”，只有围绕“诉讼请求”对事实和法律进行推敲，展开法律文书的写作，才可能体现好各个法律文书的功能和作用，实现诉讼目的。
参考文献
[1]陈卫东，刘计划.法律文书写作[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法律文书要求篇2
法律文书格式的目的价值:形式正义
法律不仅追求实质正义，也追求形式正义。美国学者罗尔斯认为，实质正义是指制度本身的正义，形式正义是指对法律和制度的公正和一贯的执行，而不管它的实质原则是什么［8］。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实质正义是指从内容上追求一种结果公正，即制度安排能够针对社会成员个体的具体情况，给予区别对待，最终实现结果公正。形式正义则不考虑结果，只追求过程公平，也即是说它使制度安排能够公平一致、不偏不倚地对待其所规定的每位社会成员。实质正义凭借的是人们的善良意志，但善良意志假如没有法律程序的制约，则可能产生可怕的后果，形成多数人的暴政;反之，缺乏实质正义追求的程序正义，也无法实质性地保障社会的正义秩序。
法律文书其实就是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混合体。格式是法律文书形式正义的体现。格式使每一法律行为中事物内部、人与事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抽象化、一般化、系统化，使形式正义公平一致、不偏不倚地对待其所规定的每位社会成员的要求成为可能。
从诉讼当事人的角度而言，不论是达官显贵还是一介草民，只要想通过诉讼解决纠纷，就须按要求递交符合条件的文书，才能行使诉讼权利，不得借钱或权的威势获得任何特权。比如，任何民事诉讼的原吿，都必须、也只能按要求提交一份民事诉状，才有可能进入初审诉讼程序，不可能因为不同的身份而可以不交诉状，或可以提交一份非诉状形式的文书。不同身份的人都得做同样的事，身份的差别已经没有意义。
从法官的角度来讲，不论面对怎样的当事人，都应当以同样的标准进行审理，不得曲法阿贵。不过，法律的公正与公平如果仅依赖于法官个人的道德修养与自律，对于法官来说显然是无法承受之重。法律制度理当为给它工作的司法官员提供实现公平公正的工具，提供对抗钱权威势的武器。文书格式就是这种工具与武器。它的文化表征是类型化、固定化、同质化。其潜在的涵义就是以文书的格式向使用者宣示:生活中的身份地位已经虚化，使用者被类型化为两种身份:要么是司法官，要么是诉讼当事人;在不同的诉讼阶段，都需要提交符合格式的文书，方可启动下一个诉讼程序;文书格式是形式正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份不符合格式的、司法官员制作的文书，是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而一份不符合格式的、当事人制作的文书，则可能导致诉权的不能实现。所有这一切，都是制度的安排。这给了司法官公平公正司法的空间。
法律要获得人们的尊重，就必须符合人类对正义的诉求。而法律的正义在司法层面就表现为同样的事情同样对待。格式化的本质就是高度的同质化与一般化，它以将事物中相同的部分提取出来固定为样本，供使用者一遍遍复制使用为追求。这样的结果是将个案无论多么丰富的多样性与特殊性都简化成一般性、共同性、普遍性。这种一遍遍按程式重复使用，就是同样事情同样对待的部分实现。当人们在同样的情形下，被要求使用同一种格式的法律文书，或者接到按同一种程式制作的法律文书，感受到的是法律最基本的秩序与无差别对待，从而在进一步对实质正义的期待中产生对法律的遵从。
法律文书格式对形式正义的追求还表现在对司法过程记录的严格要求上。以法院刑事判决书为例，首部除依次写明制作机关名称、文书名称、文书编号、当事人基本情况而外，还必须记明案件由来、审判组织、审判经过等内容。
之所以有这样的要求，除了司法统一的理由外，更深层的缘由则是对形式正义的追求。这部分格式要求记载的每个项目，其实都是以诉讼参加人的诉权为基础设计的，要能从中考察审判程序是否合法，审理期限是否超期，审判组织是否是按照法定要求设立的，审理是否贯彻了公开原则，诉讼参与人是否到庭，其诉讼权利是否得到了法律的保障等情况，最终目的要在审判的各环节保证司法过程能够公平一致、不偏不倚地对待所有的诉讼参加人，实现形式正义。
对漠视格式传统的反思
中华法系的伦理法特点，决定了传统法律重视实体正义、轻视程序正义的立场。学界普遍认为，中华法系的伦理特点是其区别于其他法系的重要且唯一的特点。而宗法伦理最重要的精神是建立和维护等级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贵贱之间的尊卑之分，有亲属之间的长幼亲疏之别，以及建立在这样的等级划分基础上的尊其尊者，亲其亲者的“尊尊”、“亲亲”伦理道德要求与法律指导原则。不同的等级所享受的权利与承受的义务是截然不同的。传统法律明确宣称:法律面前，并非人人平等。在这样的价值追求下，差别对待而非一视同仁成为传统法律的必然要求。因此，人们习惯于首先弄清楚行为的不同主体，而不是关注于行为本身。这与程序正义所要求的司法过程能够公平一致、不偏不倚地对待所有的诉讼参加人的精神正好相反。
传统司法按照伦常观念来衡量司法(尤其是民事司法)水平的高低，认为上乘境界应当是根据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况，做出个别的处理。“旧中国的民事审判却要求细致入微地考虑每个案件个别的情况，理解并同情普通人认为是自然的、不勉强的状态，努力作出有助于在当事者之间维持或恢复形成良好关系的判断。换言之，这样的审判意味着力图在处理每一个案件时都总是一次性地分别实现对于具体的当事者和个别的案情来说最为妥当的解决。不折不扣地一律适用既存的法规在这里并不被认为是有什么特别价值的作法。”［9］程序性法律与实体法律比较起来更具有普遍性和规范性，因而其适用过程中不能根据具体案情具体、灵活、个别处理的特点更加突出。并因此成为传统司法所轻视的对象。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传统司法对程序的概念是淡漠的。在司法过程中，即便有一些程序性环节，也主要是指导审判官员应当如何组织及进行审理而设定的，基本上不认为当事人具有程序上的权利。因此，清朝法律从立法的层面来看，没有关于程序的专门法律规定，只在《大清律例•刑律》“诉讼”部分涉及一些程序性规定。从司法层面来看，当事人进入诉讼之前及进入诉讼以后，都处于被动状态，只能按审判官的指挥努力争取实体权利，对于程序问题几乎没有提出自己主张的可能。
传统法律重视实体正义，相对忽视程序正义的表现之一就是对法律文书格式的漠视。司法实践中，漠视格式及程序的情形在法律文献记载中随处可见。清末江苏省句容县县令许文濬，将其在任期间所办案件的文书收集起来，起名为《塔景亭案牍》。在那些更多用于解决程序问题的批词中，法官依职权主义确定案件是否被受理的情形让人印象深刻，几乎没有当事人主张程序权利的余地。在以解决实体问题为主的判词中，更没有关于程序的内容。
事实上，古代法律文书在清末以前有并非没有格式要求，但这种要求只体现在诉状上，而且作出格式要求的是各省地方衙门，清末法制变革以后，受西方法制的影响，独立的审判机构已经陆续设立，必须有与之配套以保证其正常运转的程序法律制度，法部才陆续制定出了全国性法律来规范法律文书。自此以后的法律文书，尤其是裁判在何种情况下应当使用何种文书，每种文书应当按什么样的格式规范来制作才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定，不符合格式的文书，将被视为无效。
轻视程序法的言论，甚至在清末主持法律变革的法部一份关于诉讼法制定的奏折中还在毫不顾忌地发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初二日法部请各省议覆诉讼法草案，除山东省迟迟未提交议覆意见外，各省纷纷提出自己的意见。法部将这些意见汇集后，在奏折中说:“……且法律者，主法也，民刑诉讼者，辅法也，辅法于主法，必附丽而行，然后有所依据。若主法未定指归，辅法终虞枘凿。”［10］该奏折是主持法制变革的法部为制定诉讼法而上奏的，其中的意见显然还得到了皇帝的首肯，表明清末君臣上下对于民刑诉讼法为“辅法”的看法是高度一致的。他们对待诉讼法的态度尚且如此，其他社会民众的态度由此可以想见了。
进入民国后，在司法层面上，“首重法律”的要求不仅体现为对实体问题的解决要严格依照法律来进行，而且也体现在对程序问题的重视及依法解决。涉及诉讼费等程序事项的裁断，都征引明确的法律及其具体条文。尤其是在判决文书中，还能见到当事人运用程序规定主张诉权的情形。如《最新司法判词》中收录的上海第一初级审判厅判决张嘉林、周裕昌呈诉万兴肉庄周姓、顾姓欠租并申请缺席判决一案的判决书［11］，记录了被告屡不到庭参加诉讼，原告因而申请缺席判决并获法庭支持而胜诉的案例。反映出真正意义上的程序法从无到有，从被轻视到逐渐受到重视这样一个渐变过程。
法律文书要求篇3
一、裁判文书改革与强化检察监督之关系
（一）裁判文书是法官审判思维活动及其成果的重要载体
一般认为，裁判文书是对案件审判过程的客观反映和理性总结；是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本手段和终极宣示；是法官水平的集中展现和案件评查的重要内容；也是树立法院形象的重要窗口和法制教育的生动教材。但是，无论在理论界或实务界，裁判文书尚有一项重要功能被长期忽视，即裁判文书对法官审判思维活动的现实反映和监督检验功能。自1999年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提出“文书改革”要求以来，裁判文书的改革已经成为整个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法院均在不同程度上对裁判文书改革进行着探索和尝试，并取得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成果，但总的说来，裁判文书的质量始终未能得到社会大众的普遍赞许，也并未完全发挥其树立司法公信力之功能作用。究其道理，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始终浮于文书的形式层面，而未深入到诉讼之精神实质，换言之，我们并没有将裁判文书作为法官审判思维活动及其成果的重要载体来认识，也未意识到要改革裁判文书必须先改变法官的思维方法。从更深层次考究，我们甚至对审判思维方法都少有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又何以用科学的审判思维方法引领裁判文书的制作。因此，笔者说，法律文书改革的成功与否，不在于文书形式要求的具体化与否，而在法官审判思维方法的改变与否。
（二）检察监督实质是对法官审判思维活动及其成果的监督
正如德国学者拉伦茨所说，“我们不能轻率地接收法官的裁判，特别是当他们包含有价值判断时，我们必须审查他们与其他裁判以及一般承认的原则是否相符，他们在事理上是否恰当。然而，这些要求全都无法达成，假使我们不尊重一定的方法的话。”[1]由此可知，对裁判结论的认可来自于一种为法律人所共同体认的方法，即法律思维的方法，它是排除个人主观的感情，依循法律逻辑，合理地从法律之立场，去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2]具体到诉讼，法律思维方法即为审判思维方法。法律思维是法律人之间进行论辩活动的对象，是法律人职业共同体形成的基石。民事检察监督，在我国，虽然理论界对监督时点（事前、事中、事后）、监督方式（、参诉、抗诉）和监督范围（判决、调解、执行）等展开了积极探讨，但实务中的主要方式仍为检察机关对法院生效民事裁判提出抗诉，其实质是在检察官和法官两方法律人之间展开的法律论辩活动，是由具有共同语言和共同知识结构的检察官对法官裁判的监督，其成败在于考察法官裁判结论的作出是否遵循了一种达成共识的审判思维方法。由于审判思维活动伴随着诉讼程序的进行而流变，对思维活动的监督实质也是包含对审判程序的监督，当法官遵循了这种程序和方法，所推导出的裁判结论即被认为是理性的和正当的。
（三）裁判文书在审判活动和检察监督之间搭建沟通的纽带和对话的平台
检察官与法官之间就法律思维展开的论辩活动不能凭空进行，内心思维的隐蔽性，必然要求将其外化为法律人所能感知和认同的形态，裁判文书即是法律思维最为完整和权威的物化载体。裁判文书的写作是法官思维过程的逻辑性和自洽性的文字论证，由此将法官的思维活动公开化和透明化，便于外界感知和检验，在审判活动和检察监督二者间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和对话的平台。正是由于缺乏在裁判文书平台上进行的法律思维的交集和对话，使得我国现阶段的民事检察监督始终不得其法，难破瓶颈。因此说，审判思维方法是裁判文书的灵魂，检察监督是对审判思维方法的检验，没有灵魂的裁判文书只是一堆散乱而无序的文字，自然缺乏说服当事人的魅力，更难以使监督者从内心体认法官的裁判。
二、规范出发型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方法
那么，在当代中国，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审判思维方法来引领民事裁判文书的写作呢？近年来，渐有学者认识到审判思维方法的重要性并对其展开体系探讨，如有学者提出“要件事实论”、“要件审判九步法”和“规范出发型民事判决构造论”等等[3]，这些研究均启迪了笔者对文书制作的思考。本文中，笔者主张以规范出发型民事审判思维方法引领裁判文书制作的改革。即是说，裁判文书的写作应当在司法三段论的整体框架下，沿着从法律向事实这一思维路径层层展开：固定诉讼请求+明确事实理由特定诉讼标的检索基础规范分解法律要件构建攻击防御体系（要件事实之主张证明责任分配）认定案件事实作出裁判结论。具体而言，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应遵循一个逻辑框架，五项事实构成，六步判决理由。
（一）裁判文书应遵循司法三段论的演绎推理框架
司法三段论被视为法学方法论的精髓和法律裁判得出的正当性基础。“经典的三段论推理模式在今天仍然占据主导地位。”[4]三段论的推论形式为：大前提是t（指能够引起法律效果的法律规范）；小前提是S（指特定案件的事实）；如果t有法律效果R，则当S与t相对应时，也能够产生R的效果。规范出发型裁判文书的制作亦反映上述推理模式：
tR（如果具备t的构成要件，则适用R的法律效果）
S=t（特定的案件事实S符合t的要件）
D1、D2、D3……=S1、S2、S3（证据证明的事实D构成特定案件的要件事实S）
S1、S2、S3……=t1、t2、t3（特定案件要件事实符合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
SR（得出结论S即适用R的法律效果）[5]
依循“司法三段论”的基本框架制作民事裁判文书，既能清晰反映和理性控制法官的审判思维活动，又有利于增强裁判文书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同时，遵循一定的分析框架，为法官裁判结论的检验和法律文书的评查提供了客观标准。
（二）裁判文书事实构成部分的五项具体内容
1.原告的诉讼请求和原因事实。裁判的首要功能是对原告诉讼请求的回答，因此，在裁判文书中必须首先摆明原告的诉讼请求及其变化。需要强调的是，此处的“原因事实”并非是原告主张的所有生活事实，而应是特定诉讼标的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必要事实且属于要件事实。
2.被告对应性的答辩。关于被告答辩的叙述应是针对原告主张的实体权利的回应，或是对原因事实的承认或否认，或是对原告主张之法律效果的抗辩，但均须“对应”于原告之主张。
3.围绕要件事实的争点整理。在排除双方无争议之要件事实后，围绕原告请求原因事实或被告抗辩要件事实发生的争议即形成争点，争点的整理必须精炼和准确。
4.围绕争点进行的举证、质证和认证。即是围绕争议的要件事实对证据分组进行主张、证明和认证，如此有利于争点证据的组织梳理和诉讼攻击防御框架的构建。
5.围绕要件事实进行的事实认定。法官认定的案件事实虽不限于要件事实，但应以要件事实为重心进行，过于宽泛的缺乏重点的事实的认定会模糊法官的视线，削弱裁判针对性且影响审判效率。
（三）裁判文书理由部分的六步推导任务
第一步，从原告的诉讼请求和原因事实推导出案件诉讼标的。诉讼标的既是当事人讼争的对象，也是法院审理和裁判的对象，它是始于、终于判决的现实存在的连续体。裁判文书应以诉讼标的为核心生成、展开和终结。按照传统诉讼标的理论，诉讼标的是原告在诉讼中提出的特定的、具体的实体权利或法律关系的主张。需要说明的是，我国学界多将诉讼标的界定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6]并与传统诉讼标的理论等同，仔细考察，此种提法并不准确，因为权利是法律关系的内容而非关系本身，由于一个民事法律关系内部一般都包含多组权利和义务，具体权利不同，诉讼标的即案件审判范围因此不同。这种大而化之的“法律关系说”会误导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将整个民事法律关系所涉及之事实而非权利涉及的事实作为审理对象，进而造成认定事实范围的扩大，甚至导致法官的裁判结果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第二步，从诉讼标的推导出权利请求基础并分解法律要件（要件事实）。所谓权利请求基础，指可供支持一方当事人得向他方当事人有所主张的法律规范。寻找和分解权利请求基础是紧密围绕诉讼标的所承载之实体权利或民事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法律依据并受法律保护的审理目标而展开，也是将抽象诉讼标的转换为具体要件事实审判的必由之路。由此抽象的法律规范分解而来的法律要件在诉讼中转化事实形态，即要件事实，它是与发生某一法律效果（权利的发生、妨碍、消灭、阻止）所必须的法律要件之构成要素相对应的具体事实。
第三步，从被告的对应性答辩推导出权利抗辩基础并分解法律要件（要件事实）。法官在审理中所须考察的基础规范，不能仅限于原告主张所依据的请求基础规范，被告亦有依据相应法律规范提出抗辩的权利，这两种权利及其规范均是围绕案件诉讼标的的审理而展开的处于同一层级的对应规范，据此应强调法官在审理过程中“找法”的完整性，二者兼得才能体现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等性、攻击防御体系的对应性和法官裁判结果的公正性。
第四步，从原因事实和抗辩事实的对应性和对抗性推导出争点要件事实，即整理争点。“争点整理”是法官庭审活动的“焦点”，是法官进行有效的诉讼指挥的关键，把握争点整理的方法既是法官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也是裁判文书写作的基本构成方法。如果被告就原告所主张之要件事实发生争议，双方当事人将在诉讼进程中利用主张、证明和证据等方法展开攻击和防御，此攻防活动的焦点就是争议的要件事实，每一个争议的要件事实构成一个争点，对所有争点进行提炼和归纳的工作即是争点的整理。
第五步，围绕事实争点的举证、质证、认证推导出认定的案件事实。此步骤的核心是要件事实主张责任和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关于大陆法系证明责任分配的诸多学说中，最具影响力的应为法律要件分类说，其基础学说是罗森贝克的规范说，即主张权利（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需对产生该权利（法律关系）的要件事实负担证明责任，否认权利存在的对方当事人对存在妨碍该权利（法律关系）发生或消灭权利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日本学者在此基础上建立“法律要件分类说”，主张分配证明责任时，在以实体法条文之文义和结构形式为解释基础的同时还应顾及证明责任负担层面的公平性与妥当性。法律要件分类说具有分配标准明确、便于司法实务操作以及与民法体系相衔接等优点，可作为我国法官在实务中分配主张和证明责任的依据。
第六步，将完整的案件事实归入权利基础规范推导出裁判结论。作出裁判结论是法官对其法律思维历程的总结，亦是裁判文书制作的终点，于此阶段，也可反向验证裁判结论的逻辑性和合法性。如果案件事实（要件事实）该当全部法律要件，法律要件完备归入基础规范，则产生权利后果，原告的诉讼请求将得到支持，反之则被驳回。
综上所述，规范出发型裁判文书制作是从规范出发，将处分主义和辩论主义、诉讼标的和要件事实等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和思维方法融入到文书内容之中的一种文书制作方法，它以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为重点，提高了司法的透明度和客观性，符合文书改革的发展要求和历史趋势；同时它也为法官的审判思维活动提供了实质检验标准，有利于检察监督的具体落实，促进司法公开、公正。
注释：
[1][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页。
[2]参见王泽鉴：《民法实例研习丛书第一册：基础理论》，三民书局1982年版，第1页。
[3]详见许可著：《民事审判方法——要件事实引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邹碧华著：《要件审判九步法》，中国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段文波著：《规范出发型民事判决构造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4][德]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论》，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
法律文书要求篇4
1.认真阅读新文书格式样本的制作说明。新文书格式样本既有总体说明,在每种文书后还附有专门的制作说明,需要认真把握。其中三点要特别注意:一是文书中的选择项,应当用斜线()划去不用的选择项;二是文书中的数字,除年号、序号、专用术语(如身份证号码、机械型号)、百分比、街道牌号、正文中日期和其他需要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外,一般应以汉字数目表示;三是大量填充式文书中诉讼活动的法律依据一栏系空白,办案人员在填写法律依据时,一定要找准应当适用的法律条款。如立案类文书格式依旧,但是对于自行发现的案件线索,立案依据由原来的第83条变为刑诉法第107条;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案件线索,立案依据由原来的第86条变更为刑诉法第110条。
2.严格按照新文书格式样本的要求制作法律文书。此次颁布的新文书格式样本新增《查封通知书》、《协助查封通知书》。另外,刑诉法对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早有规定,但没有统一格式,各地一般自行制作各类权利义务告知书,新文书格式样本要求使用统一的《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证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被取保候审人义务告知书》、《被监视居住人义务告知书》以及《侦查阶段委托辩护人、申请法律援助告知书》。
3.注意新文书格式样本中同类侦查文书之间的细微差别,注意确保侦查活动中文书用得精准,整理卷宗时文书要装全。如,侦查活动中需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要制作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申请书、决定书和通知书;需要解除的,要制作解除技术侦查措施的决定书与通知书;需要延长的,有延长申请及通知两种文书;需要将技术侦查证据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的,需要制作专门的《调取技术侦查证据材料通知书》及移送清单。
4.及时向上级检察机关反映侦查工作中新文书的使用情况,以期在后续修订中加以改善。仅从目前公布的新文书格式样本看,笔者认为,侦查法律文书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缺少必要的侦查法律文书格式样本。根据2002年10月高检院反贪总局、渎检厅联合下发的《关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以犯罪事实立案的暂行规定》,各地自侦部门印发了专门的《以事立案决定书》样本,区别于通用的以人立案的《立案决定书》,但新文书格式样本并没有将该文书格式样本列举在内。此外,新文书格式样本增加了勘验检查笔录、侦查实验笔录格式样本,却没有搜查笔录格式样本。而刑诉法第138条明确规定“搜查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由侦查人员和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
二是有些文书格式样本设计的工作程序过于繁琐。如检察机关在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要分别制作决定书和通知书,均一式三联,《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决定书》一联统一保存、一联附卷、一联交技术侦查执行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通知书》一联统一保存、一联交技术侦查执行机关、一联由执行机关退回后附卷。这两种文书中交技术侦查执行机关的一联,内容基本一致。解除技术侦查措施时也是如此。如果参照有关文书的设计,将决定/解除技术侦查措施的文书合并为一式四联的一种文书,即决定、通知书,一联统一保存,一联附卷,一联交技术侦查执行机关,一联由执行机关填写后退回并附卷,工作将更为简洁高效。
三是有些新文书格式样本制作说明不详细。如《提讯、提解证》应是原来的《提押证》演变而来,只是要求更加严格,拘留转捕、依法延长或重新计算羁押期限以及更换办案人员时,都要重新办理。而新文书格式样本新增的《提讯(提解)情况记载》,制作说明语义模糊,和《提讯、提解证》一样,都是记录提讯、提解犯罪嫌疑人的起止时间,同样要求办案人与监管人员分别签名,侦查终结后附卷。而过去提押时,看守所有类似的两种内部提讯记录表,都要求办案人员和监管人员分别签名。新增的《提讯(提解)情况记载》到底是《提讯、提解证》的续表,还是把原公安看守所的内部记录升格为检察机关的法律文书,从说明看不出来。再如《鉴定聘请书》与《委托鉴定书》,法律依据完全相同,对比制作说明,从字面上看,两者在适用范围上存在重合,同样导致使用上的困惑。
法律文书要求篇5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法治教育
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以来，提升全民法律素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我国当下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重要任务。对高校而言，学生的法律素养成为衡量人才培养工作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如何提升学生的法律素养，在很多学者看来，已经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法制教育，而应上升到法治教育的高度，“必要从教育政策和法治发展战略的高度来重视高校非法学专业学生法治教育工作”。[1]图书馆作为高校的文化阵地，在学生法治教育中应该有所作为。
一、增加法律类图书的馆藏，提高法律类图书的质量
法治素养的提高首先要求学生认知法律、了解法律，图书馆是知识的宝库，是学生汲取知识营养的重要场所，因而，图书馆在学生法律知识的了解和掌握这一点上大有可为。但在传统观念中，图书馆是学校的附属，因此在很多方面都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这使得很多高校图书馆在工作中缺少育人的主动性。因此，这就首先要求图书馆要转变服务观念，一方面要重点围绕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在专业类图书的采买上有所侧重。另一方面，在学生的人文素养提升特别是法治素养的提高上，图书馆要围绕国家和学校在学生法治教育中的目标，有目的、有计划地增加一些法律类图书的馆藏。
馆藏的增加不能仅仅在数量的绝对值上增加，更要注重质量的提高。从高校的法律类图书的馆藏来看，很多学校的法律类图书在数量上并少，但由于法律的时效性很强，过去一段时期，相当一部分的法律类图书就失去了实用价值。这些老旧的法律图书只好被束之高阁，有的几十年都没有被借阅。另一方面，很多法律类图书理论性较强，语言晦涩难懂，这给学生带来了很大的阅读障碍。
因此，高校图书馆在采购法律图书的过程中要注意几点：一是要抓住学生求知的心理特点，注意围绕法律的热点问题；二是要结合学生的专业特点，尽量多采购与学生专业关联较大的法律图书；三是要注意学生的层次，重点着眼于通俗易懂且能够抓住学生兴趣点的普法读物；四是图书馆本身也要注意图书自身的质量，避免采购一些粗制滥造的书籍。
二、优化服务环境，拓展服务领域，让学生浸润于“法境”中
法治素养的提升需要培养学生对法律的热爱，而这种热爱不是天然形成的，它需要包括环境塑造在内的多种手段。自大学产生以来，图书馆就成为学生最重要的场所，当今更是如此，根据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大学生中有41.5%的人在图书馆中每天要停留1到1.5小时，有18.6%的会停留在1.5到2.5小时，有8.6的在图书馆的停留时间在2.5小时以上[2]。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图书馆要充分利用自身的空间打造图书馆的“法治文化”。将一些“法谚法语”、法律人物上墙，让学生在学习中将自身置身于一个法治的环境中。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高校图书馆可以在网站界面的设置中，见缝插针推出一些法律常识的介绍和一些法律热点分析的链接。目的不在于必须让学生掌握法律知识，而在于为学生提供一个走近法律的平台，从而去培养他们对法律的一种感情。
三、加强管理，提升服务水平，培养学生的法治习惯
高校图书馆应加强学生法治习惯的培养。法治素养绝不应该只停留在法律常识的增加，更是树立对法律的信任和依法行事习惯的养成。这就需要图书馆在加强管理、提升服务水平上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自身管理制度特别是涉及学生方面制度的完善。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法治社会的重要前提之一就是法律必须是良法。从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上看，图书馆的一些规定是对学生的管理上的约束，具有“法”的某些特点，但现实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学生书籍丢失后几倍赔偿的“霸王条款”，这既有悖于法治的精神，同时让学生很难接受。因此，图书馆的管理制度就要本着合法合理的原则进行修订完善。
2、图书馆要依规行事。从某种意义上讲，图书馆的很多规定同时也是与学生之间的一种契约。契约遵守是现代法治社会所要弘扬的一种精神。但现实中很多高校图书馆自己违背规定的开放时间、场所等，这就容易给学生造成一种“规则无用，强者具有话语权”的印象，从而使他们失去对规则的尊重与敬畏。
3、图书馆要提升服务水平。作为服务部门，提升服务质量是对自身职责认真履行的体现，同时也是法治社会对高校图书馆人员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要求。这就要求图书馆在服务态度、服务方式等多个方面都要不断深化改善，为学生树立良好榜样，做到服务育人。
参考文献
法律文书要求篇6
法律文书是我国司法机关（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院、法院、监狱及劳改机关等）、公证机关、仲裁组织依法制作的处理诉讼案件和非诉讼案件的法律文书，以及案件当事人、律师和律师组织自用或代书的法律文书的总称。
法律文书按制作主体的不同，主要可以分为：
公安机关（含国家安全机关）的法律文书一一侦查文书
检察机关的法律文书一一检察文书
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一一裁判文书
公证机关的公证文书
仲裁组织的仲裁文书
律师自用或代书的文书一一律师实务文书等
今天我们讲的是几种常见的律师实务文书。
一、律师实务文书写作的基本要求
（一）基本原则
1、以事实为根据
书写法律文书前，必须了解案情。律师可以通过当事人的陈述和提供的材料去了解，也可以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自行去调查相关情况并取证。
在掌握了案情材料后，书写法律文书应紧扣所依据的材料，如实地反映客观情况，切忌主观臆断，随意拼凑。
“以事实为根据”的实质要求就是：书写的法律文书，应有相应的证据材料来证明，即法律文书表达的是法律事实，而不是客观事实。
2、以法律为准绳
书写法律文书时，律师应当根据法律规定，结合案件事实，分析当事人的请求是否合法、合理，如果存在不合法的情况，应予以拒绝。
在书写法律文书的过程中，针对案件事实，应当准确恰当地引用法律条文，保证法律文书的严肃性。
3、谨慎原则
法律文书是一种程式化的文书，庄重严肃、结构固定，采用程式化的行文，用词造句要求准确规范，解释单一，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绝不能摸棱两可，让人产生歧义。
另外律师应注意不要因为措辞不当给对方造成把柄，也不要在法律文书中作出对本方当事人不利的陈述。
如果发现了有错误存在，应当立即纠正，尽快消除不利影响和后果。
（二）特别注意问题
1、充分领会当事人的意图和目的
领会当事人的意图和目的，一方面能够分析判断这一目的是否合法合理，另一方面也能够保证律师工作的效率。
【案例：当事人诉求网站侵权索赔案】
我们曾接受一家公司的来访。来访公司诉称其公司网站的网页、内容基本都被另外一家同行公司模仿、抄袭，故来访公司准备起诉维权。我们在查看来访公司提供的公证保全的证据后，初步判断侵权成立的可能性较大，支持其通过诉讼维权。随后来访公司介绍了诉讼目的：准备向侵权公司索赔近千万元。我们认为，如此高额的赔偿数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亦不合理，因此建议来访公司对诉讼目的进行调整，然后再商谈委托事宜。
2、制作规范
如果是手写的，应当工整，清洁，如果是打印的，应当清晰。
法律文书的成稿不应有涂抹。如果确实在成稿后需要涂改、时间紧急的，应在涂改之处进行签署，并向接受文书的一方做出说明。
3、主题突出
在文书的表述上，要主题突出，尽量直接、明确表达意图；法律逻辑要清晰，有理有据；文字表达流畅，行文简练。
4、注意技术细节
很多法律文书都是要提交给政府、法院等国家机构的，这些机构对文书纸张、份数等可能有特别要求。因此在制作文书时，应先了解特别要求，再制作。
比如，各个法院对起诉状份数的要求就不一样，如果没有按照要求的份数提交，就可能延误案件受理和审判。
5、避免常见错误
比如，起诉状对当事人的名称、地址表述错误或不准确，造成无法送达诉讼文书，甚至被驳回起诉。很常见的有：在表述公司名称时，漏掉“责任”二字；还有“北京××公司”被写成“北京市××公司”，这些都是很小的问题，但却很容易犯下错误。
二、民事起诉状的写作技巧
民事起诉状，是民事案件中的原告，为维护自己的民事权益，就有关民事权利与义务的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依法处理而提交的法律文书。《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明确规定了起诉的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和《法院文书样式（试行）》，民事起诉状的格式没有太多争议，内容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首部，主要写明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必须有明确的请求对象；二、正文，包括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证据和证据来源；三、尾部，主要依次写明受诉人民法院全称、起诉人名称、起诉时间以及附项内容。起诉状的格式并不复杂，但是，要写出一份好诉状，达到想要的效果，并非易事。写作起诉状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原告的资格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原告必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不是间接利害关系，因此哪怕当事人是无诉讼行为能力人，他的监护人也无资格越俎代庖充当原告，而只能在原告之后列出“法定人”的姓名及基本情况，正是基于此，在对原告身份情况的说明中，除姓名、性别、民族、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外，年龄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填写项目，据此可以直接判断其有无诉讼行为能力，其监护人是否已作为法定人代为参加诉讼，在写作民事起诉状时，如果原告无诉讼行为能力，一定要在原告之后列出法定人的基本情况及与原告的关系，理顺当事人之间的内部关系。
【案例：原告非商业秘密权利人被驳回起诉案】
原告通过一个经销协议，取得了美国某公司的测厚仪产品在中国的组装、销售权。经销协议声明：测厚仪产品生产、组装所使用的技术，均为美国某公司所有的商业秘密。协议并未明确授权原告使用技术的方式。
被告原是原告的一名技术骨干，2004年辞职后，自己出资组建了一个公司，利用其在原告工作期间学到的技术，生产测厚仪产品，对原告的市场冲击较大。
原告遂以两个被告侵犯商业秘密为由，提起诉讼。但法院认为：对于本案涉及的技术，美国某公司才是商业秘密的权利人，原告虽然可以使用这些技术，但不能因此认为原告就成为商业秘密的权利人。而且，原告也没有获得美国某公司的诉讼授权，因此，法院以原告主体资格不符为由，驳回起诉。
2.被告的选择
民事诉讼中的被告，是原告对立的一方，被诉侵犯他人民事权益而被法院通知到庭应诉的当事人。正确选择被告，是民事诉讼程序的基础，否则就可能导致不予受理或者被驳回起诉。
以实践中较为复杂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为例，专利案件的被告可以是侵权方法的使用者或侵权产品的制造者，也可以是侵权产品的销售者，还可以将两者均列为被告，但应当明确各个被告所实施的具体侵权行为。
【案例：誉衡药品专利侵权案】
这是一起药品专利的侵权案件。
原告誉衡药业有限公司拥有一项发明专利“促进骨折愈合和骨关节损伤修复的药物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2002年7月26日申请，2005年6月22日授权。该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涉及以天然中药鹿骨和甜瓜籽的提取物为基本活性成分的药物组合物、其制备方法及其在生产用于促进骨折愈合或治疗骨关节损伤性疾病的药物中的应用。
法律文书要求篇7
一、二者性质不同
按照我国台湾地区的公证立法和公证学理通说,公证是由公证人证明当事人之间某一种特定的法律行为(如契约)或私权事实的成立或存在,并证明其内容的真实性。认证则是由公证人证明公、私文书的副本、译本或复印件与原件相符,或者证明某一特定的,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书上的签名确实是由当事人本人所签。公证人仅对文书的副本、译本、复印件或者文书上的签名、画押的真实性进行证明。
二、二者审查程序与审查责任不同
我国台湾地区《公证法》对于公证与认证的审查程序和责任分别做出了不同的规定。其七十一、七十二条分别规定“公证人于作成公证书时,应探求请求人之真意及事实真相,并向请求人说明其行为之法律上效果;对于请求公证之内容认有不明了、不完足或依当时情形显失公平者,应向请求人发问或晓谕,使其叙明、补充或修正之。”“公证人对于请求公证之内容是否符合法令或对请求人之真意有疑义时,应就其疑虑向请求人说明;??。”根据以上条款以及德国、日本《公证法》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在以上地区和国家,对公证事项的审查采用的是实质性审查。除了要对申请人或人的身份、权限、行为能力等要进行审查外,还需要对待证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全面的实质性审查。同时,公证人对被证明的法律事实或者法律关系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承担全部责任。而认证与公证相比较,其审查程序相应简便。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公证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证人认证私文书,应使当事人当面于私文书签名,或承认为其签名,并于认证书内记明其事由。认证公文书之原本或正本,应就其程序及意旨审认该文书是否真正。认证公文书或私文书之缮本或影本,应与经审认为真正之原本、正本对照相符,并于缮本或影本内记明其事由。??。”由此可见,公证人对文书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只进行形式上的审查。文书的真实性主要由申请人本人来承担责任,公证人通常只证明该当事人是在公证人面前于文书上签名或者盖章,或者文件的副本、抄本、复印本、译本与原文相符即可,公证人对文书一般不承担实质审查的责任。
法律文书要求篇8
论文关键词 公证主体 公证程序 公证内容 公证书格式
公证书是公证活动的载体，是公证效力和作用的集中体现，如何出具有效的公证书是各国公证立法与实践的首要任务。在我国，公证书指的是由公证机构对当事人申请公证的事项，经过审查核实，认为符合公证受理条件，按照法定程序制作的，具有特殊法律效力的证明文书，用以保护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身份上、财产上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书是否有效，关键在于公证书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否违反了有关的禁止性规定，结合我国的公证立法和实践，笔者认为一份有效的公证书应当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一、公证主体适格
我国的公证书是由受公证机构指派的公证员具体承办，再以公证机构的名义出具的，因此我国的公证文书必须同时具备公证员个人的签名（或签名章）和公证处的公章。公证主体适格应同时满足公证机构和公证员双重主体的要求。
（一）公证员具备任职资格
在我国，一名适格的公证员必须持有执业证书，并且在公证机构履行职务。我国对公证员规定了较高的执业准入门槛，要求从业人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这就使得公证员与法官、检察官、律师具有同等的法律专业水平，实现公证员的专业化和高素质。构实习一年以上的人员。此外，《公证法》和司法部《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对公证从业人员的法律执业经历也做了特殊规定，确保公证员拥有较丰富的公证实践经验和社会阅历。满足上述公证员任职资格的人员在提出申请后，经公证机构推荐，由所在地的司法行政部门报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请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任命，并由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颁发公证员执业证书。只有取得公证员执业资格的公证员才能出具公证书，并在公证书上署名。
（二）公证机构具有管辖权
由于我国的公证员只有在某一公证机构中才能从事公证活动，因此公证机构的管辖范围就成了公证机构出证资格的限制条件，成为判断公证机构是否适格的因素之一。
首先，公证事项必须属于公证机构的业务范围。《公证法》在第11条非穷尽式地列举了我国公证机构的可以办理的公证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合同、继承、委托、声明、赠与、遗嘱、财产分割、招标投标、拍卖、婚姻状况、亲属关系、收养关系、出生、生存、死亡、身份、经历、学历、学位、职务、职称、有无违法犯罪记录、公司章程、保全证据、文书上的签名、印鉴、日期，文书的副本、影印本与原本相符。如果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必须公证事项，则当事人必须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公证，如外国人在我国收养子女、资助出国留学协议等。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公证的业务范围将日益扩大，同时法律、法规的变化也会导致某些公证事项的增减变动，因此公证的业务活动范围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中。
其次，当事人申请的公证事项属于公证机构的地域管辖范围。我国为了贯彻便民原则，提高公证机构的工作效率，避免公证机构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对公证机构之间受理公证业务的地域范围进行了划分，设立了公证执业区域制度。根据《公证法》第25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办理公证的，可以向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行为地或者事实发生地的公证机构提出，但涉及不动产的公证，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的公证机构提出。
（三）满足回避原则
公证机构是国家的专门证明机构，行使的是法律赋予的证明权，为了确保公证员处理公证事务时能够客观公正，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中一般都规定了公证员回避的原则。《公证法》在第23条规定：“公证员不得为本人及近亲属办理公证或者办理与本人及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公证。”如果所办理的公证事项的结果会对自己或前述近亲属的利益产生影响的，也应当回避。
二、出证程序合法
程序正义是实质正义的保证，公证本身就是为保证实体法正确实施的程序性法律制度。只有严格遵守公证程序，才能够保证公证机构正确执行国家法律，依法行使公证职权，确保公证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从而保障公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公证机构违反法定程序进行的证明活动不具有公证的效力。因此，一份有效的公证书必定是经过了法定的公证程序，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程序性权利的公证活动成果。
我国对公证的办证程序非常重视，不仅在《公证法》中专章规定了“公证程序”，而且司法部还专门制定了《公证程序规则》，努力使办证程序做到客观、公正，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在程序方面的合法权益。应当注意到的是，上述法律和部门规章主要规定了公证机构在办理各类公证事项时所必须遵守和执行的一般性程序，对某些特殊的公证事项如现场监督、遗嘱、保全证据和出具执行证书等还有特别规定，在办理这些特殊事项时必须严格遵守。下面仅从公证程序的一般规定入手论述出具公证书的程序性有效要件。
（一）申请与受理环节
公证程序的启动必须由当事人申请开始，不存在公证机构或公证员依职权启动的情形。申请主体为向公证机构提出办理公证请求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第10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申办公证，应当由其监护人。法人申办公证，应当由其法定代表人代表。其他组织申办公证，应当由其负责人代表。”二是当事人与该公证事项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申请人与申请公证的事项有法律上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申请人因此享有独立的公证请求权。
申请公证的事项必须是当事人之间无争议的事项，这是法定的公证受理条件之一。由于我国公证制度的定位是一种非诉讼法律制度，宗旨在于预防纠纷，减少诉讼，因此公证活动多数发生在纠纷发生前，不以解决争讼为目的。如果当事人之间或者当事人与其他利害关系人之间对公证事项有争议的，只能通过其他法律途径加以解决，公证机构不予受理。
申请人既可以自己亲自向公证机构提出公证申请，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申办。但法律、法规对几类涉及人身关系的重要公证事项要求只能由申请人本人亲自申办，这几类事项是：遗嘱、遗赠抚养协议、赠与、认领亲子、收养关系、解除收养、生存状况、委托、声明、保证。由于这几类公证关系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只有申请人亲自在公证员面前作出意思表示，公证员才能确认事实的存在和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对这几类公证事项，若申请人没有亲自申请，公证机构不会启动公证程序。
有效的公证申请必须是向有管辖权的公证机构提出的，符合公证业务范围和执业区域的要求，前文已做阐释，这里不再赘述。申请人提出公证申请后，若公证机构接受申请，同意给予办证，说明公证机构受理了此项申请，此后才能具体实施办理公证的活动，因此受理是公证机构公证行为开始的标志，是公证程序的必经环节。
（二）审查环节
公证机构受理当事人的公证申请后，要对当事人申请公证的事项及所提供的证明材料从法律和事实两方面审核其是否真实、合法，因此审查环节是公证程序的核心环节，是公证机构公证职能的集中体现。
我国对公证事项审查的内容非常宽泛，主要有以下几项：（1）申请公证的事项是否真实、合法，是否违背社会公德，是否属于专业技术鉴定、评估事项；（2）当事人的人数、身份、申请办理该项公证的资格、相应的权利和民事行为能力；（3）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4）申请公证的文书的内容是否完备，含义是否清晰，文字是否准确，签名、印鉴是否齐全；（5）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是否真实、合法、充分。其中的任何一项如果没有审查清楚，都可能造成公证书有错误，直至最终被撤销。
（三）出证环节
公证机构经审查，认为申请提供的证明材料真实、合法、充分，申请公证的事项真实、合法的，就应当向当事人出具公证书。出具公证书是公证机构活动的结果，是受理、审查等公证程序工作的归宿，是公证程序中最重要的环节。
《公证程序规则》详细列举了各项公证的出证条件，第36条规定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公证应满足：（1）当事人具有从事该行为的资格和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3）该行为的内容和形式合法，不违背社会公德。第37条规定对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或者文书的公证，应符合下列条件：（1）该事实或者文书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2）事实或者文书真实无误；（3）事实或者文书的内容和形式合法，不违背社会公德。第38条还特别指出文书上的签名、印鉴、日期的公证，其签名、印鉴、日期应当准确、属实；文书的副本、影印本等文书的公证，其文本内容应当与原本相符。这些都为公证员审查公证事项、出具公证书提供了重要依据，也是判断公证书有效性的指标。
出证程序本身也有一套程序规则，首先由承办公证员在完成公证事项的审查后，根据公证事项的类别、内容、查明的事实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按照司法部要求的格式草拟公证书，再由公证机构负责人或其指定的公证员进行审批，最后要按照司法部规定的格式制作公证书，完成后将公证书发送给当事人或其人。办证期限(一般)为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
三、公证书实体内容真实、合法
公证书的内容记载了公证证明的对象，体现着公证的基本原则，公证书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公证书的实体内容上。
（一）公证对象属于法定范围
公证虽然在我国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公证并非无所不包。我国公证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种：
1．民事法律行为
我国的《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定位为公民或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它是一种民事性质的行为，是民事主体基于自由意志，在平等基础上为调整彼此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实施的行为，最终产生私法上的法律效果。因此公证活动不能证明具有强制性的刑事行为或者体现隶属关系的行政行为。目前，公证证明的民事法律行为主要包括三类，既有立遗嘱、委托、声明等单方法律行为，也有订立各类合同、协议的双方法律行为，还有如股东会决议这类需要多个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才能发生法律效力的多方法律行为。
2．有法律意义的事实
法律事实是指法律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的客观现象。公证主要证明两类事实，一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法律事件，典型的如人的出生、死亡、各种不可抗力引起的自然灾害或意外事件，另一类是其他在法律上有一定影响的事实，如亲属关系、婚姻状况、学历、经历、有无违法犯罪记录等。因此某些虽然能在平等主体之间引起民事关系变动的客观事实由于法无明文规定而被排除在公证的证明范围之外，如同居行为等。
3．有法律意义的文书
这类文书涵盖了书面法律行为以外所有的在法律上具有特定意义或作用的文书、证书、文字材料。公证在这方面的证明作用主要体现在：证明文书的内容属实，证明文书上的签名、印鉴属实、证明文书的签署地点和日期，证明文书的副本、复印本、节本、译本等与原本相符，证明译文与原文相符。
（二）公证内容符合公证基本原则
公证基本原则既体现着公证的意旨，又指导着公证实践活动，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公证机构办理公证业务时必须遵循这些基本准则。
1．真实性
真实性要求公证的证明对象必须是客观存在的，并且事实与公证证明的内容相符。对虚构的事实、待证的事实、不真实的事实，或者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事实，都是不能加以公证证明的，否则就是对真实原则的违背。真实性是公证的灵魂，失去真实性的公证书只能是废纸一张。
在办理公证过程中，公证员不仅要对当事人身份的真实性、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及在文书上的签名、盖章的行为的真实性进行审查，还要对当事人所提交的材料和陈述的内容的真实性进行审查。由于公证员要对审查结果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公证书中的任何表述都必须是审查后确认真实的结果。
2．合法性
公证内容方面的合法性应理解为公证证明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内容、形式及取得方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不违反有关政策和社会公德。由于公证制度是一项预防性的司法证明制度，其具有保障国家法律得到正确实施、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的目的，因此审查公证内容的合法性就成为公证的一项重要职能。公证书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强制性规定和民法的基本原则。
四、公证书格式规范
公证书是公证活动的直观体现，是公证机构和公证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载体，因此公证书必须满足公证法律、法规对形式的要求，如要贯彻一事一证的原则，使用我国通用的文字，发往域外和港澳台地区使用的公证书要用带有防伪措施的公证专用纸。
《公证程序规则》第42条对公证书的格式作了概括性规定：“公证书应当按照司法部规定的格式制作。公证书包括以下主要内容：（1）公证书编号；（2）当事人及其人的基本情况；（3）公证证词；（4）承办公证员的签名（签名章）、公证机构印章；（5）出具日期。”根据公证证词的不同，公证书格式可以大致地分成定式格式和要素式格式两种。我国正进行着从定式化公证书格式向定式格式与要素式格式相结合的公证文书改革，公证书格式日趋规范。对仍施行定式公证书的公证事项，只有严格按照司法部要求的固定格式和语言制作的公证书才是合格的公证书。
法律文书要求篇9
关键词：裁判文书说理；评价机制；逻辑性；融贯性；交互性；司法文明；司法公正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573（2016）02-0061-06一、问题缘起：期待强化与标准缺位并存的尴尬
裁判文书说理，即对裁判结果所依据的案件事实、法律规范以及二者之理由的阐明和公开。它一方面是案件事实、法律规范以及二者依据、逻辑联系的静态呈现；另一方面是辨析证据、裁断争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论证推理的动态过程。它并非单指裁判文书的“本院认为”部分，而是对整个裁判文书立论过程的抽象概括――凡是裁判文书中有助于证明裁判结果正当性的内容、形式和推理过程都应囊括其中。与之对应，裁判文书所说之“理”同样具有多元性，既包括裁判结果所依据的事实和法律，也包括认定该事实、适用该法律的原因。
受文化、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裁判文书广泛存在不说理、笼统说理、无针对性说理、非规范性说理以及说理通俗性不足等问题。对此，学界和实务界提出了不同的改革进路，如重视法官个人职业素能提升的“人的进路”，通过制度激励法官说理的“制度的进路”，②以及注重文化更生、制度建构和法官改造的“复合型进路”③等。几种进路观点有异，却预设了同样的前提，即我国裁判文书说理机制需要改进，且存在评价裁判文书说理的标准。
但是，存在评价裁判文书说理的有效标准吗？若存在，其内容是什么？一方面，人们对增强裁判文书说理性的期待日益强化，对裁判文书说理机制改革的要求日益迫切；但另一方面，人们对如何评价裁判文书说理缺乏较为清晰和系统的认识，这反过来又制约了裁判文书说理机制改革的进程。
为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各地推出了诸如裁判文书样式改革、附法官后语、附法律条文、设置说理评估指数等举措，并就应否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争论不下。以随机选取的两例“法官后语”为例，其初衷无非在于寓理于判、教育感化、定分止争，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但其效果是如愿以偿，还是事与愿违？
【案例一】洪某某和张某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④
审理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张某某向不具受让资格的上诉人（一审原告）洪某某转让集体土地上的房屋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故转让《协议书》无效。
法官后语：本案二审对双方争议事实的认定，系法官基于证据判断所作出，……对于双方当事人产生争议的事实，法官必须通过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来认定事实，在客观事实真伪难辨的情况下，法官所能实现的只能是法律真实，也就是通过对证据的分析判断，依据证据的证明来查明事实。本案中，双方均举有证据，所主张的证据相左，……只能依据证据规则和双方举证证据的证明效力大小进行判断，采纳证明力大的一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
【案例二】吴某某与陈某某、周某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⑤
审理法院认为，原告（承租人）提供的租金收条因与其他证据存在矛盾，而又无相关证据支撑，故不能证明其曾向被告（出租人）支付借条所载租金。
法官后语：人，无信不立。诚实信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当前建设诚信社会的历史背景下，提倡诚信尤为重要。本案给我们的启示在于不管当事人采取何种方式、利用何种手段，其不诚信诉讼的行为，必将受到人们的唾弃，也必然为法律所不容。
显然，路径的选择依赖于对目标的明确认知。如果缺乏对裁判文书说理评价标准的清晰认知，则要么无从判断上述“法官后语”是否有利于增强裁判文书说理，要么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推进裁判文书说理机制改革也无从谈起。即使受社会背景、个案语境以及评价主体个人因素的影响，不能获致绝对客观、可量化的标准；但也至少应当构建具有相对普遍性和客观性的标准。这也正是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提出建立裁判文书说理评价体系的原因。
二、原则初探：裁判文书说理评价标准的基石
构建合理的裁判文书说理评价标准首先需要把握正确的方向，即对裁判文书说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有清晰、深刻的理解。一般说来，裁判文书说理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义务性原则。裁判文书说理是法治社会司法文明的体现。总体而言，人类纠纷解决机制经历了由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由以力服人到以理服人、由非理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与早期的同态复仇、血亲复仇、神明裁判、部落议事会集体决策、首领（或长老）裁判、官僚化审判等⑥不同，现代法治社会司法裁判的基础在于理性权威，而非信仰权威或传统权威；⑦它旨在于法治框架下，理性地运用公力，通过以理服人，实现“规则之治”⑧。因此，裁判文书必须说理，无说理便无司法文明、司法理性和司法民主，这直接决定了现代司法文明的法治底色。法官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抗辩意见简单予以驳回或支持而不讲理由的，无论是无理可说、不愿说理，抑或不敢说理，不再是简单的职业素养问题，而是消解了司法权和法官职业之存在价值。
2.公正性原则。裁判文书说理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边沁说，“没有公开就没有正义……公开是正义的灵魂”。⑨司法公正的彰显必须通过司法公开实现，而最重要的公开形式莫过于法官在裁判文书中公开自己的心证过程，即说理。说理是裁判文书的生命，也是司法公正的试金石。不说理的裁判文书与恣意擅断、任意专制、主观好恶无异，既无力规范自由裁判，也无力防范司法腐败，是对程序正义和司法权威的否定。因此，法官应时刻坚持公正意识，严格秉持中立地位，将心证过程通过说理充分展现。相反，不说理、讲空话套话、武断下判等做法从根本上说都是对公正性原则的违背。正如1810年法国法律所指：“查阅一个不写明理由的判决，等于使用没有灵魂的躯体。”⑩
3.功能性原则。裁判文书说理是实现司法功能的前提。在不同的法律文化传统、司法体制、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发展状况下，司法的功能有众多差异，但现代法治社会的司法大致具有两项基本功能：一是定分止争，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二是维护法治，引导社会规范有序。作为国家司法权运行的产物，裁判文书既要发挥化解矛盾纠纷的功能，又要实现社会正义、维系社会价值体系和规范秩序，故需以功能性原则为导向，一方面“努力做到‘辨法析理、胜败皆明’。……切实促进当事人服判息诉，实现案结事了”；？？？另一方面又要“公开裁判理由，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载体，进行法制教育的生动教材”。？？？即兼顾私权利和公共利益，不仅要实现个案纠纷的化解，还要对社会的规则之治有所贡献，努力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总而言之，为了实现现代社会司法文明、司法公正理念和司法功能的要求，裁判文书必须说理，且应以能够实现社会公正与司法功能的方式公开说理。这是裁判文书说理评价标准得以构建的基石。
三、标准建构：评价裁判文书说理的三个维度
裁判文书说理评价标准即通过形式、实质和程序三个维度的评价，检验法官是否充分履行了裁判文书说理的义务，是否做到了公正裁判，是否能够实现化解矛盾和规制社会行为的司法功能。
（一）形式性维度：合逻辑性
裁判文书的主要内容是对案件事实进行法律判断并归之于特定的法律规范下，进而得出裁判结果。因此，与“法律规则+案件事实裁判结果”的司法逻辑相对应，“查明案件事实择取法律规范涵摄推理作出判决”是主要的裁判及说理路径。
1.要素齐全。裁判文书说理要着重加强对有争议证据的分析、认证，尤其要“重点围绕案件争议焦点、事实认定、证据采信、裁判理由、法律适用进行阐释”，？？？故需涵盖以下要素：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及诉辩请求；当事人提供的用以支持事实及诉辩请求的证据；当事人争议的事实焦点；法院采信的证据及主张，以及未采信的证据及主张；采信（或不采信）某项证据、认定（或不认定）某项主张的理由，即对证据和事实的审查、分析和判断；适用的法律规范；适用该法律规范的理由；裁判结果。
2.结构严谨。裁判文书说理应严格遵循“归纳诉辩请求明确争议焦点认定证据与事实明确拟适用的法律规范涵摄推理作出判决”的总体范式要求；正确把握下述要素间的对应关系：当事人诉辩请求与审查证据、认定事实；采信证据与认定事实；事实结论与事理、法理论证；法理分析与法律适用；判决主文与诉讼请求。按条理、分层次、准确、全面地概括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及诉辩请求，确认双方无争议的事实、存在争议的焦点，围绕争议焦点展开证据分析、认定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并作出裁判结果。
3.样式科学。裁判文书的严肃性要求其拥有统一的规范性样式，但统一性和规范性是对裁判文书要素和格式的规范，而非对其内容及个性的桎梏。换言之，科学的文书样式要实现格式统一化与风格个性化的协调。以1992年民事判决书样式为例，“首部、原告诉称、被告辩称、经审理查明、本院认为、尾部”的结构屡受质疑，有学者主张将其改为“案件来源、诉讼请求、争议焦点、事实构成、法律适用及判决主文”六部分，？？？或者“原告诉称、被告辩称、第三人辩称、本案争议焦点、本院认为、经审理查明、法律适用”七部分，？？？抑或“判决主文、理由”两部分？？？或“判决主文、事实、理由”三部分。？？？样式的选择还有待探讨，但科学的样式必须是在总体统一的规范模式下，有助于更加个性化地促进说理。
4.详略得当。裁判文书说理并非事无巨细为佳，比之毫无选择地论证所有问题抑或机械化的堆砌文字，说理应在保证论证对象明确、论证过程清晰、语言精准得当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做到简繁得当。具体而言，即紧紧抓住争议焦点这条主线，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可直接陈述，避免简单罗列或重复陈述证据；对次要事实可简单说理；对争议事实要重点说理；对程序的表述要力求精要，抓住主要环节，对重要程序事项和诉讼活动要明确表述。
综上所述，着力强化对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案件争议焦点、法律适用、裁判结果及理由的说理；加强裁判文书说理各项要素间的有机联系；实现格式统一化与风格个性化的协调；保证行文条理清晰、详略得当；实现“归纳诉辩请求明确争议焦点认定证据与事实明确拟适用的法律规范涵摄推理作出判决”的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是裁判文书说理的基本逻辑要求。
（二）实质性维度：合融贯性
判决结论是法官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则对当事人未来生活所进行的一种具有实质影响的、或肯定或否定的建构性活动，其对当事人未来生活的巨大影响，决定了裁判文书说理不仅要在形式上合逻辑，还要在实质内容上具有融贯性，以正当、合理的法律规范涵摄客观、真实的案件事实，并得出当事人应得的生活样式。
所谓“融贯性”是指“各个命题之间相互一致，相互支持，没有明显的矛盾存在，共同服务于或指向于同一目标”。？？？即案件事实认定、法律规范适用应当与社会整体的法治理念、价值取向、生活规律协调一致，共同指向合理的裁判结果。
1.准确地认定和归纳事实。裁判文书说理是否合融贯性，首先要看法官所采信的证据是否确凿可靠，所认定的案件事实是否清楚充分。作为案件的居中裁判者，法官并未亲历案件事实，而是根据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在法律规范的指引下，“剪裁”相关主张后得出“法律性事实”。？？？因此，裁判文书说理首先应对证明责任、证据的证明力以及证明标准等问题进行合理解释，表明其认定的案件事实与证据分析之间具有融贯性，符合法律和日常生活经验。即表明：法官所采信的证据真实、合法、有关联性；法官未采信的证据不合法、不真实或无关联，不具可采性；法官认定的案件事实得自采信的证据，客观真实、清楚充分；法官所认定的事实准确反映了案件基本法律关系；法官所进行的事实推理符合一般规律、事理。
2.正确地解释和适用法律。法官不是法律的自动售货机，而是忠于法治理念、融通法律精神、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司法者。法律的开放型结构、法律规则的局限、法律解释的多样性，以及纠纷的偶然性和特定性，都需要法官在完善技术性规范的同时，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立法宗旨、法律精神，将案件置于具体的社会背景中，以整体性阐述的思想，努力寻找对政治结构和法律学说最合理的建构性解释。正如德沃金所言，法官适用法律应视“它们皆由单一作者――人格化社群――所创设，而这些作者表达了正义与公正的一个融贯概念观”。？？？换言之，“判决理由是法律思想的载体，……它蕴含了传统法律精神，它是活的‘法’”；？？？法官应当充分运用语义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等各种解释方法，在整体法律框架范围内寻找最为合理的法律规范，而不应该生搬硬套、机械办案。
3.理性地理解和反映民意。裁判文书说理不应受到公众情绪的肆意摆布，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可以不体现民意。民意绝非个体观念的简单相加，而是摈弃民众的个人偏见后所确立的共同核心思想。作为人民权力的委托人，法官需要时刻怀揣时代意识和人文关怀，尊重公众所尊崇的道德伦理观念，理解公众的道德文化和朴素情感，充分考虑生活经验、日常情理，在平衡尊重、理解民意和抵制社会偏见的基础上，积极回应公众关切，避免闭门造车、自诩“精英”而与民众观念发生断裂。因此，裁判文书说理需于合法、合理、合情之间进行反复权衡，否则，实质不合理的裁判结果不但不能起到社会指引作用，反而会损害司法公信力。
综上所述，融贯性要求裁判文书说理实现合法、合理、合情的协调一致。这并非单纯为了追求合理性而放弃合法性，而是在客观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实现法律原则与社会认知间的平衡，并在法律规范体系内部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这正是学者们将裁判文书之“理”细化为事理、法理、学理、情理和文理等“五理”，并要求裁判文书五理并茂、有机统一？？？的原因。
（三）程序性维度：合交互性
司法裁判是一种言说，但它不是权威的独白自语，而是不同主体间的对话。“法官为说者，当事人为听者”的观点不仅忽视了说理的“对话”特征，致使“听者”和“说者”陷入单向固定及分裂对峙的关系，且由于将裁判文书视为法官与当事人间的封闭言说，也限缩了其受众的范围。因此，裁判文书说理需要符合交互性，即建立“听者”和“说者”间对话式、可转换、双向互动的关系。？？？法官需为诉讼各方营造“根据证据资料和预定规则进行直接、充分、平等对话的场景”，？？？并在对话过程中充分展示自己的选择及理由，以此为当事人、法律职业工作者、社会公众提供直接、充分的批判渠道。
1.符合展示与回应的讨论规则。法官在进行裁判文书说理时，需要时刻秉持互动和对话的理念，确保说理符合“展示―回应”的基本要求，既要对当事人的诉求进行客观全面的展现，也要对疑问进行准确合理的回应。在案件争议焦点确定后，法官需要根据法定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组织当事人进行有序质辩，既反映负有举证责任一方所主张的事实及提供的证据，也反映另一方的意见和证据；然后对证据的内容、欲证明的事实及证明过程进行必要的概括，对各方主张和证据进行分析认定，充分展现当事人各方庭审质辩以及法官进行裁判的动态过程。诸如“上述事实有某某、某某证据证实，足以认定”的表述实不可取。
2.符合规范和通俗的修辞要求。裁判文书说理与法律专业性、规范性密不可分，需要符合中立、严谨的文体特征。同时，由于受众广泛，裁判文书说理需充分考虑当事人、公众等的接受程度，并根据其预期反应选择说理的方式，努力实现说服成本的最低化。因此，裁判文书既要用语规范、准确，维护司法严肃性和权威性，又要力求“通俗、简洁、易懂，让当事人能看得明白”。？？？统一权威化与大众化、专业性与朴素性的关系，将法官的司法理念以群众能理解的方式传递出来，并进而被认同、接受和内化。
3.符合认知和批判的功能需要。批判性检验是判断裁判文书说理性强弱的试金石。它是指判决结果的受众在充分认知案件事实及裁判结果的基础上，运用各种实体规则、程序规则、逻辑规则和理性论辩规则等对裁判结果进行分析、评价的过程；这实质就是一种“换位检验”，即若评判者身处败诉一方的位置，能否愿意接受该判决结果。？？？由此，裁判文书说理必须使社会公众不必借助其他材料，仅凭裁判文书本身便可对案件有完整的认知，能够对当事人的诉讼需求的合理性以及判决结果的合理性做出批判性评价。
综上所述，裁判文书说理的合交互性标准要求法官对案件事实和裁判过程进行充分的展示，并就有争议或可能产生争议的问题进行必要的回应；同时，为了使此“展示―回应”的过程为当事人、法律职业者及公众所理解、认可和接受，也为了使裁判文书得到有效的“检测性批判”，法官在说理时应努力实现语言在规范性和通俗性间的平衡，既要避免概念堆砌、文笔生涩，也要避免遣词随意、用语庸俗。
四、效果检验：以上述两则“法官后语”为样本
以义务性原则、公正性原则和功能性原则为基石，以逻辑性、融贯性和交互性为内容的裁判文书说理评价标准是否具有可行性？不妨以前文两则“法官后语”为例进行检验。根据上文所构建的标准，该两则“法官后语”至少在三个方面损害了裁判文书的说理性：
1.在形式方面存在割裂裁判文书说理逻辑链条的危险。裁判文书说理本应严格遵循“归纳诉辩请求确定争议焦点证据采信认定事实确定解释拟适用法律规范涵摄推理判决结论”的总体逻辑范式，但案例一中的法官后语不过是对法官认定证据及事实过程的重述，完全可以纳入裁判文书说理主文；单独附之于后不仅导致了各要素在逻辑链条上的错位，并且有与说理主文重复之嫌，违背了结构严谨、详略得当的形式要求。
2.在实质方面存在否定案件事实和法律规范的危险。法官后语作为对裁判结果和裁判说理的补充，至少应与裁判文书说理主文在内容上保持一致性，防止双重标准对融贯性造成损害。案例一中法官后语所阐释的内容本无需赘言，法官之为“人”而非“神”的本质决定了其无法对客观事实进行全面把握，这恰是司法裁判重视证据和程序的根本原因。重述该基本法律理念可能意在普法宣传，但却使当事人和公众产生“案件另有真相，但正义根据法律却不能伸张，法官‘被迫’口是心非”的印象，否定了法官认定的案件事实，也否定了法律规范的正当性。
3.在程序方面存在破坏裁判文书说理交互性的危险。法官在裁判文书说理时应保障各方有平等、充分的对话空间，以中立的立场，规范、通俗的语言，公开自己的裁判过程，并为公众的批判性检验提供必要的机会。但案例二中法官后语的“教化性”特质极易使之成为不容质疑的法官独白。虽为一审判决，但法官号令群起而“唾之”的呼声，似乎已经断定了本案裁判不容置疑的正确性。这不仅违背了法官在交互过程中应秉持的中立角色，也妨碍了公众对裁判文书及其说理的批判性检验。
总之，缺乏对裁判文书说理原则和评价标准的必要认知，便极有可能导致“欲增强说理性，却削弱说理性”的境况。相反，清楚系统地掌握裁判文书说理的原则和评价标准，是推进裁判文书说理机制改革的前提和关键。
五、结论
改革裁判文书说理机制离不开对裁判文书评价标准的有效认知。为了实现现代司法文明、司法公正理念和司法功能的要求，裁判文书说理应严格遵循义务性原则、公正性原则和功能性原则；并符合形式逻辑性、实质融贯性和程序交互性的标准。各地在推行裁判文书样式改革、附法官后语、附法律条文、设置说理评估指数、公开合议庭少数意见等创新做法时，也应以该标准进行功能预判、风险管控及效果评估，确保改革的正确方向。
注释：
①杨知文：《从判决威权主义到判决理由展示》，载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5期，第38页。
②苏力：《判决书背后》，载于《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3-18页。
③肖晖：《中国判决理由的传统与现代转型》，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08页。该进路认为裁判文书说理需要从文化、制度和人三个方面进行完善，笔者将其概括为“复合型进路”。
④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滁民――终字第00164号。
⑤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锡滨华民初字第0217号。
⑥吴春雷、张晓燕：《发生意义司法权的逻辑结构分析》，载于《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33-39页。
⑦汪建成、孙远：《论司法的权威与权威的司法》，载于《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第104-105页。
⑧苏力：《判决书背后》，载于《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6页。所谓“规则之治”，即通过个案裁判实现对社会行为的规范和指引。
⑨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8页。
⑩王长江：《论我国裁判文书理由模式的选择》，载于《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84页。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提高裁判文书质量的通知〉》。
？？？1999年《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提高裁判文书质量的通知》。
？？？王松：《创新与规制：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方法》，载于《人民司法》2008年第5期，第25-26页。
？？？邱新华、张玉良：《展示与回应：民事裁判文书说理模式重塑――兼谈说理指数评估机制》，载于《山东审判》2014年第1期，第74页。
？？？肖晖：《中国判决理由的传统与现代转型》，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80-283页。
？？？刘莉、孙晋琪：《两大法系裁判文书说理的比较与借鉴》，载于《法律适用》2002年第3期，第19页。
？？？孙光宁：《判决理由的融贯性――从〈孝经〉判案说起》，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第67页。
？？？周公法：《事理、法理、情理、文理――裁判文书的说理之道》，载于《山东审判》2007年第5期，第39页。
？？？【美】罗纳德・德沃金：载于《法律帝国》，李冠宜译，时英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页。
？？？胡桥：《中国判决理由的历史分析》，载于《法律方法》2007年第6卷，第448页。
？？？胡云腾：《论裁判文书的说理》，载于《法律适用》2009年第3期，第48页。
？？？聂长建：《“说者”与“听者”角色转换――司法判决可接受性的程序性思考》，载于《政法论坛》2011年第2期，第123页。
？？？管伟：《论司法裁判正当性的考量标准》，载于《法律方法》2007年第6卷，第438页。
法律文书要求篇10
网络的普及产生了无纸化的电子交易这一新型的交易方式，新型的交易方式产生了无纸化的电子合同这一新型的合同形式，新型的合同形式产生了电子数据讯息的法律效力这一新型的问题。解决电子数据讯息的法律效力问题对电子交易的正常发展将具有不可忽视的法律意义，因为它是电子交易相关法律问题中起码的、最基本性的问题。
本文首先指出了电子数据讯息的法律效力问题实际上是电子数据讯息能否取得与书面文件同等法律效力的问题，由此入手，采用"功能等同"的方法，对"书面"、"签名"、"原件"等问题分别予以解决，从而最终对电子数据讯息的法律效力予以明确的认可与确定。
关键词：电子合同电子数据讯息法律效力
一、导言
今天，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数字化生存的网络时代"。网络已经应用到了人类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覆盖了整个世界的绝大部分。在这样的环境下，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以数字化通讯网络和计算机装置替代传统交易过程中纸介质信息载体的存储、传递、等环节的新型商业交易方式，因其能够极大地满足商业活动提高效率、减少开支和增加利润的迫切需要，发展迅猛。这一新型的贸易方式，是世界范围内商业方式和经济生活的一次革命性变革，正日益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为各国所重视，成为各国巩固和提高经济竞争力的战略发展重点。这一新型的贸易方式，就是电子交易（也即人们所称的电子商务，亦有称为电子商业的）[1]。
在电子交易的过程中，参加交易的双方是以交换电子数据讯息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当面签订或交换书面文件的方式来达成或进行商业交易的，也即是，在这过程中，以电子数据讯息代替了传统的书面文件，实现了无纸化。这就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合同形式：电子合同。
电子合同，是指以电子数据交换（electronicDatainterchange缩写为eDi）、电子邮件（e-mail）等能够完全准确地反映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电子数据讯息的形式，通过计算机互联网订立的商品、服务交易合同。[2]在电子合同中，合同的文本是以可读形式存储在计算机磁性介质上的一组电子数据讯息，该讯息首先通过一方计算机键入内存，然后自动转发，经过通讯网络或计算机互联网，到达对方计算机内存中。作为合同载体的电子数据讯息，无法像传统的纸本合同文件那样直接由人眼阅读，除非将其打印在纸面上或是显示在电脑显示屏上。由此可知，电子合同这一新型的合同形式，其新型的地方主要在于其载体，即电子数据讯息的采用。
因为电子合同的载体与传统的书面文件大不相同，这使现行法律规范的某些规定对作为电子合同载体的电子数据讯息的法律效力及有效性产生了影响。如果不解决电子数据讯息的法律效力问题，也就无法确定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这势必对电子交易的正常发展构成极大的阻碍。只有保障了电子数据讯息的有效使用，各种电子交易活动才能广泛展开。所以，电子数据讯息的法律效力问题，可以说是电子交易相关法律问题中起码的、最基本性的问题。
二、电子数据讯息的法律概念
电子数据讯息原本是一个计算机通讯方面的专业术语，简单地说就是电子数码形式的信息流的总称。但作为法律上的一个概念，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学者的表述各有不同。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电子商业示范法》中使用了Datamassege，即数据电文。规定：
"数据电文"系指经由以电子手段、光学手段、或类似手段生成、储存或传递的信息，这些手段包括但不限于电子数据交换（eDi）、电子邮件、电报、电传、和传真；[3]
"电子数据交换（eDi）"系指电子计算机之间使用某种商定标准来规定信息结构的信息电子运输。[4]
香港《电子交易条例》使用了electronicRecord（电子记录），指信息系统所产生的数码形式的记录，而该记录--（a）能在信息系统内传送或由一个信息系统传送至另一个信息系统；并且（b）能储存在信息系统或其他媒介内。[5]
韩国《电子商业基本法》采用电子讯息，指以使用包括计算机在内的电子数据处理设备的电子或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收或储存的信息。[6]
我国《合同法》采用"数据电文"，译自Datamassege，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7]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电子数据交换（eDi）是一种由电子计算机及其通讯网络处理业务文件的形式，作为一种新的电子化贸易工具，又称为电子合同。[8]
《电子商务法初论》：Datamassege，数据电讯，是独立于口头、书面等传统意思表达方式之外的一种电子通讯信息及其记录。[9]
此外，对于我国《合同法》将Datamassege译为数据电文，有学者认为该译文含义过于狭窄、呆滞，特别是"电文"二字的使用，明显带有电报文书的痕迹，没有完全摆脱书面形式要求的影响，因而主张应译为"数据电讯"，认为这才能体现出电子商务讯息的动态性与多样化的特点[10]；也有学者译为"数据讯息"[11]。
从上面的各种表述，我们可以看出其中有一个层次问题，即：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电报、电传、传真这些与电子数据讯息并不是同一层次上的，它们是包含在电子数据讯息之中的。这从《电子商业示范法》第2条的规定以及我国《合同法》第11条关于"数据电文"的解释中可清楚感知。
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电报、电传、传真与电子交易中的电子数据讯息是不同的。
因为我们说，电子交易的最大特点，就是以电子数据讯息取代了一系列的纸面交易文件，实现了交易的"无纸化"。而电报、电传及传真虽然也都是使用电子方式传送信息的，但它们通常总是产生一份书面的东西，即它们的最终传递结果，都是被设计成纸张的书面材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只是纸面文件的传递方式不同。也正因此，电报、电传、传真这些早就应用于商业交易中的通讯技术，并未对传统的法律规则构成大的冲击。
本文所论述的电子数据讯息，是指以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进行电子交易而产生的电子数码信息流，这应是排除了电报、电传、传真的。据此，对本文论述的电子数据讯息这一概念，从法律意义上可表述为：在以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进行的电子交易中，所产生的不能直接地为人们所感知的一种传达民商事主体的内在意思表示的无纸化的电子信息。
三、电子数据讯息作为合同载体的特征
电子交易中电子数据讯息的法律效力问题，主要是由于其与传统书面文件形式的不同而产生的。这一问题实际上是电子数据讯息能否构成传统法上的书面形式，能否取得与书面文件同等效力的问题，也即是电子合同的形式要件问题。
合同形式是合同当事人所达成的协议的表现形式，是合同内容的载体。在传统法中，记载、传递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件的形式，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享有与履行，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书面形式作为合同常采用的一种形式，是指以文字为表现形式的合同形式。在一些法律法规中，甚至将书面形式的有无，当作法律行为生效的前提条件。之所以将书面记载，作为重要的法律行为的形式要求，主要原因在于书面形式具有长久保存的优点，而且，如果加上手书签名的认证，以及原件等要求的配合，便符合了理想的法庭证据要求，可以证明各方当事人确有订立合同的意向以及此种意向的性质，及帮助各方意识到订立合同的后果等，从而可据以确定纷争之民商事事实。
而在电子交易中，文字表达的具体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计算机网络中传输的信息既不是文字，其载体也非人们所能直接感知意义的物质。与传统的书面文件相比，电子数据讯息具有如下特征：
（1）它实质上是一组电子信息，其依赖于的存在介质是电脑硬盘或软盘的磁性介质，而不是传统的纸张；
（2）它的表现形式不是有形的纸张文字，而必须通过调取储存在磁盘中的文件信息，利用电子枪显示在电脑显示屏上的文字来表现。
四、电子数据讯息法律效力的认可
1、《电子商业示范法》与"功能等同"方法
对电子数据讯息的书面形式问题如何解决呢？《电子商业示范法》提出了一个方案。
《电子商业示范法》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1996年颁布的。该法是针对"以非书面电文形式来传递具有法律意义的信息可能会因使用这种电文所遇到的法律障碍或这种电文的法律效力及有效性的不确定性而受到影响"[12]的情况，向各国立法者提供一套国际公认的规则，以说明怎样去消除此类法律障碍。因此该法实际上是一部关于电子数据讯息效力的法律制度。
《电子商业示范法》采用了一种"功能等同（functional－equivalent）"的方法，这种方法立足于分析传统的书面要求的目的和作用，以确定如何通过电子商业技术来达到这些目的或作用。其具体做法是挑出书面形式要求中的基本作用，以其作为标准，一旦数据电文达到这些标准，即可同起着相同作用的相应书面文件一样，享受同等程度的法律认可。据此，《电子商业示范法》在第6条中规定："如法律要求信息须采用书面形式，则假若一项数据电文所含信息可以调取以备日后查用，即满足了该项要求。"该条对电子交易环境中"书面"的基本标准，以"可以调取以备日后查用"为界，这一法律上对电子数据讯息的书面效力的要求，是一种等价功能上的要求。
2、"书面"、"签名"、"原件"问题的解决
我认为《电子商业示范法》采用"功能等同"方法以解决电子数据讯息的书面形式问题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是最佳的方法。
就电子数据讯息本身来看，不能将其视为等同于书面文件，因为两者具有不同的性质，这在前面已论述过。但作为商业交易中所产生的合同的载体，电子数据讯息与传统书面文件却有着相同的功能，即两者都是传达了民商事主体的内在意思表示。对于传统的书面文件在作为合同形式时所起的作用，如：提供文件供大家可以阅读；可复制以便每一当事方均掌握一份同数据副本；文件在长时间内可以保持不变；可通过签字核证数据等，电子数据讯息在作为电子合同载体时，在必要的技术保障下，同样能够起到这些作用，并且其可靠程度和速度比传统的书面文件还可能更高。因此，电子数据讯息在电子交易中，作为交易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具有与书面文件同等的法律效力，不能仅因其不是采用传统书面文件的形式而加以歧视。
在我国《合同法》中第11条这样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对于《合同法》的这一规定，我国有些人认为"该条已明确将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网络通信方式纳入书面形式的范畴，赋予其法律效力。这一点在世界各国现行立法中处于领先地位。"[13]也有些人认为"这实际上已赋予了电子合同与传统合同同等的法律效力。"[14]
事实是否如此呢？不是。
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可知电子数据讯息本身与书面文件是不能等同的，两者只是在作为合同载体时具有相同的功能。所以我们在赋予电子数据讯息与传统书面形式同等的法律效力时所采用的是"功能等同"法。而我国的《合同法》却在实际上采用了"形式等同"法，把本属无形非纸质的电子合同归入到有形的纸质的书面合同形式中。形式等同后，"签名"、"原件"等这些"书面"的问题就无法解决，这恰是《电子商业示范法颁布指南》中提到的情况："尽管有的国家就电子商业的某些方面颁布了具体规定，但仍然没有全面涉及电子商业的立法。这种情况可能使人们无法准确地把握并非以传统的书面文件形式提供的信息的法律性质和有效性。"[15]
在法律意义上，对于书面文件的要求是有多种层次的，"书面形式"只是其中的最低层次，另外还有与书面紧密联系的手书签名，以及原件的保存与提交等内容。单纯的书面形式，并不能起到证明法律事实的作用。只有将当事人的签名，以及书面原件等规范合并在一起，才能较完整地达到法律规范的要求。一般的书面形式，即不附加签名或原件要求的，充其量只能起到对文件内容长期保存的作用。所以我们通过"功能等同"法赋予电子数据讯息的与传统书面形式同等的法律效力，不应混同于更为严格的一些要求，如"经签署的文书"、"经签署的原件"等。
在合同交易中，人们对合同载体的书面形式要求，常常是与其他条件相结合的，比如同时要求签名和原件形式。因而我们解决电子数据讯息的"书面"问题时还必须解决与之紧密联系的"签名"与"原件"问题。只有如此才能明确地确定电子数据讯息作为电子合同载体的完整法律效力。
在传统的书面合同中，合同当事人的签名或盖章可以证明其身份，并确认其本人在缔约时与合同的内容相关联。所以，签章是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它对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具有证据力。而签章的概念是与纸张的使用密切相连的，在以电子数据讯息作为合同载体的情况下，由当事人在合同上亲笔签名或加盖印章是不可能的。为此，技术专家们设计了一种称为"电子签名（electronicSignature）"的技术以实现电子合同当事人签字的功能。
电子签名的使用者持有以电子数据密码表示的密钥，他可以在电子交易中，利用密钥对发送的电子数据讯息进行加密，形成数码形式的字母、数目字或其他符号的值，附着在被加密的电子文件中。它代表了该电子文件的特征。如果有第三人对电子文件进行篡改，但他并不知道发送方的私人密钥，那么在文件发生改变时，电子签名的值也将随之而发生改变，不同的文件得到的是不同的电子签名数码值。
因此，电子签名能够客观地辨别签署者的身份，并证明该签署者与其所签署的信息内容相关联，而且还能够辨别经签署的信息内容是否曾被篡改。电子签名的这些作用与传统的亲笔签名的主要作用相等同，所以电子签名也可享受与亲笔签名同等程度的法律认可。经电子签名的电子数据讯息的法律效力，等同于经签署的文书。
解决了电子数据讯息"书面"、"签名"的问题，采用同样的"功能等同"法，"原件"的问题也就不难解决。
"原件"的作用主要在凭证方面，它能够证明文件所记录的内容充分完整且从未被改动。而电子数据讯息作为人们不能直接感知意义的物质，它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如在电脑显示屏显示或经打印机打印出来，才能为人们所感知，但此时人们所看到的，应是"原件"的"副本"，而不是"原件"。但采用电子签名的技术后，电子数据讯息同样能够确保其所记录的原始数据充分完整且从未被改动，这与"原件"在法律上所起的主要作用相一致，因此，从此种意义上说，经签署的电子数据讯息，符合"原件"的功能要求，其在法律上的效力，可等同于"原件"。
3、电子数据讯息法律效力的确认
综上，我们可以对电子交易中电子数据讯息的法律效力作一个综合的、明确的确认。
1、电子数据讯息作为电子交易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与书面文件同等的法律效力，不能仅因其不是采用传统书面文件的形式而加以歧视。
2、经过电子签名的电子数据讯息，在具备必要的技术保障下，符合传统法律中书面签名与书面原件的要求，起到与"经签署的文书"和"经签署的原件"同等的法律效力。
3、在任何法律诉讼中，电子数据讯息具有与其他传统证据形式相同的可接受性，不因为其是电子数据讯息的形式而不被接受或影响其证据力。
4、以电子数据讯息为载体的电子合同，不因其采用该载体形式而影响其法律效力、有效性和可执行性，只要其符合法律的其他一些规定，如不欺诈等，就享有与传统书面合同一样的法律效力。
五、结语
随着网络的进一步普及，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的手段在商业交易中的使用正在迅速增多。对电子交易中电子数据讯息法律效力的确认，对于规范电子交易，保持其高效性，维护其安全性具有不可忽视的法律意义。
技术的变化发展永远不会结束，在当今时代更是日新月异。也许以后一些新技术的出现能化解现在所存在的法律障碍，但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只能、也必须采用本文的方法对电子交易中的电子数据讯息的法律效力作出确定，相信这对相关电子技术的发展也能起到激励和促进的作用。转贴于
[1] 本文之所以采用"电子交易"的说法，是因为关于"电子商务"的概念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表述，而有不少人将电报、电传、传真等贸易方式也归入到电子商务中，但这些并非本文所要论述的对象，因此采用"电子交易"，籍以排除这些。
[2] 周仪等《电子商务法律及案例》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22页
[3]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业示范法》第2条(a)
[4]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业示范法》第2条(b)
[5] 香港《电子交易条例》第1部2释义
[6] 韩国《电子商业基本法》第1条定义1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条
[8] 江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第11页
[9] 张楚《电子商务法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第112页
[10] 张楚《电子商务法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第112页
[11] 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第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255页
[12]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业示范法颁布指南》a目标2
[13] 梅绍祖等《电子商务法律规范》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24页
[14] 蒋建平杨毅《电子合同效力问题初探》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3月25日
[15]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业示范法颁布指南》a目标3
参考资料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业示范法》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业示范法颁布指南》
韩国《电子商业基本法》
香港《电子交易条例》
（美）彼得·G·w·基恩 克雷格·巴伦斯《电子商务辞典》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1版
杨坚争杨晨光等《电子商务基础与应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姚立新《电子商务透视》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张楚《电子商务法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梅绍祖范小华黎希宁《电子商务法律规范》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周仪等《电子商务法律及案例》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陈小君主编《合同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
江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王利明 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修订版
孙铁成《计算机网络法律问题》载《法学前沿》1999年第3辑
朱遂斌等《电子商务合同成立的法律问题》载《政法论坛》1999年第4期
沈木珠《正确认识电子合同的效力》载《法学杂志》2000年第1期
张世君《网络经济：经济法学研究的新领域》载《法学杂志》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