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的法律责任篇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村民对集体土地的承包权是本集体成员人人有份，具有成员权性质，在农村没有城市那样的社会保障的情况下，这种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福利性质，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由于农业收入是农村妇女的主要生活来源之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割问题解决不好，间接影响了妇女在离婚中的财产权益，使妇女在行使离婚自由权利时产生后顾之忧，造成男女双方在离婚诉讼中财产处理事实上的不平等。由于妇女是弱势群体，更需要有法律作为其坚强后盾，从法律上保护离婚妇女责任田方面的合法权益具有现实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需要探索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解决离婚中责任田承包经营权的分割问题。
要解决离婚中妇女责任田承包经营权的分割问题，存在着法律上和事实上两方面的障碍。从法律上讲，尽管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法律规定俯拾皆是，从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土地承包法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都有这方面的内容，但以都是规定了一些基本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在审判实践中情况千变万化，过于原则的规定使审判人员在审判中无所适从，加上分割责任田涉及土地管理、农业承包合同、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等法律问题，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往往在实际操作中顾此失彼，涉及的法律和政策问题难以协调，处理下来难度很大。
另外，党中央三令五申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各地也基本上是在原来承包合同的基础上再顺延三十年，这些政策并已得到法律上确认，这样就失去了在土地调整中实现离婚妇女责任田权益的机会。由于妇女离婚后不再是婆家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有的户口也要迁走，而一般农村都是以户口为依据分配责任田的，分给离婚妇女责任田可能与村规民约产生冲突，这也与土地管理法发包给本集体组织以外人责任田的规定发生冲突（土地管理法规定须经本集体组织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离婚妇女在取得并实现其责任田权益的过程中在事实上也存在着重重障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当前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不属于纯粹意义上的民事合同，至今学术界对其合同性质说法不一。以前这类问题主要是由政策来调整，各地都有分配责任田的土政策，有关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虽制定了有关妇女分配责任田的规定，因实施承包责任制规定中不能适应农村状况难以落实，全国各地和情况各不相同，不可能制定统一的标准，实际工作中给妇女分割的方法难以确定。我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处理离婚案件中责任田承包经营权分割的原则规定，各省高级人民法院据此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以解决这一法律空白。
其次，是离婚妇女在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取得后的经营上存在困难，一是农村家族势力很盛，在排外的心理作用下必然阻碍已离婚妇女在婆家取得责任田，离婚妇女原在家庭也会百般阻挠，从而形成各方面的阻力和困难，造成妇女责任田权益不能实现或实现成本过高，最终使已离婚妇女放弃此项权利，或在此问题上作言不由衷的让步。
再次，就是我国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是村委会和村内其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原生产小队）的双层所有权形式，一般都以小队为单位分配责任田，小队又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分配地块。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近二十年来村民小组在这一地块的灌溉设施、电力设施等生产资料已形成共有关系（类似于合伙），离婚妇女在这个小组分得土地后不可能再去花费大量资金去重置这些农业设施，必然要加入这一共有关系中去，这个小组碍于已离婚妇女原家庭的面子，是否允许其加入共有组织还是个未知数。这里还有村委会的土政策是否允许离婚妇女在此村另立户头也是个问题，即使法院判给了女方责任田，没有村委会的配合，最终也很难落实。
正因为存在以上种种障碍，造成离婚妇女在责任田方面的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迫切要求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中正确适用有关法律规定 ，采取灵活多变的方法解决这一难题。首先人民法院应排除各种阻力，理直气壮地去为妇女分割责任田承包经营权，为离婚妇女争取应得的权益，毕竟人民法院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理应发挥审判职能为离婚妇女提供法律保护，这方面也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这里不妨将有关规定列举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条规定，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不得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
妇女结婚、离婚后，责任田、口粮田、宅基地等，应当受到保障。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承包方是夫妻的，在承包合同履行期间解除婚姻关系时，就其承包经营的权利义务未达成协议，且双方均具有承包经营主体资格的，人民法院在处理其离婚案件时，应当按照家庭人口、老人赡养、未成年子女抚养等具体情况，对其承包经营权进行分割。
有了以上规定，我们在审理离婚纠纷中要注意大胆引用、大力宣传，提高当事人的法制意识，在提高当事人认识的基础上根据个案具体情况进行调解，制定切实的解决方案，引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以便 双方达成协议和以后顺利执行。在 这方面着重调解原则同样也是适用的。
在调解达不成协议时，应参照有关法律规定 ，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根据保证离婚妇女有责任田又不取得双份的原则，采取以下方法处理：
一、按照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生活的原则，在原承包地块内为离婚妇女分配适量的责任田。制定分配方案时一要考虑方便双方当事人管理，二要兼顾土地的优劣、管理的方便程度和双方当事人的管理能力，在此基础上合理搭配，不搞数字上的绝对平均。同时加强法制宣传，提高村民的法制意识，以方便离婚妇女以后对所分责任田的管理。但这样的分配也是有条件的，即当该妇女在其它组织取得责任田后，此项权利即行终止。另外，已离婚的妇女也可以采取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法，将所分责任田转包他人管理，从取得转承包费中实现其责任田权益。
二、采取全家责任田轮耕的方法解决，直到离婚妇女另行取得责任田止。具体方法是按照离婚时男方的家庭人口数量，规定每隔几年让已离婚的妇女轮耕一年，为离婚妇女确定合理的轮耕年度，法院在判决中应注明男方将其全家责任田交付已离婚妇女的时间和女方将责任田交还男方的时间，同时在判决中写明双方均不得进行取土等掠夺性生产的条款，保证判决的顺利执行。
三、离婚妇女不再在男方的家庭取得责任田，让男方用管理女方责任田份额的纯收益为女方提供经济补偿。具体补偿数额按当地责任田的平均毛收入扣去劳动成本和资金投入后的差额计算。这笔补偿由男方按年度定期支付给已离婚妇女，或用于折抵应付的抚养费，直到 已离婚妇女另行取得责任田止。
这是比较容易操作又切实可行的办法。
不管采取以上哪种方法，都应加强法制宣传，协调好人民法院与当地乡镇政府及村委会等基层组织的关系 ，取得他们对我们这项工作的支持，并为已离婚妇女以后的经营提供宽松的外部环境。
离婚的法律责任篇2
【关键词】离婚损害赔偿；责任性质；侵权责任；违约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119-01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概念
最初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源于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该法第151条规定：“1.因离婚，无过错的配偶一方在财产权或期待权方面遭受损害的，有过错配偶一方应支付合理的赔偿金。2.因导致离婚的情形，配偶一方的人格遭受重大损害的，法官可判与一定金额的赔偿金作为慰抚。”在此之后，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亦开始陆续引入该制度。我国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1.重婚的；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而2010年正式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据此可知，当配偶一方人身权益受到对方非法侵害并导致严重精神后果时，有权请求过错方承担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在内的民事责任。
从以上所列之规定不难看出，离婚损害赔偿的主体是离婚双方，适用条件是一方有违法行为且导致另一方因此受损，其请求范围包括了物质损害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因此离婚损害赔偿是指夫妻一方因法定重大过错行为导致离婚，并对无过错方造成精神或物质损害时，无过错方有权请求该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二、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律性质，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为违约责任说，一种为侵权责任说。
（一）违约责任说
违约责任说建立在“婚姻契约说”的基础之上，后者始于1791年法国宪法中提出的“法律仅承认婚姻为市民契约”。1804年，《法国民法典》又明确规定：“无合意既无婚姻”，婚姻契约即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该说认为，婚姻契约具有一般契约的属性，但又不完全等同于一般的契约。“原来物权契约既与债权契约不同，亲属法上之身份契约亦有异，而与债券契约更有别～，该契约具有很强的伦理性，夫妻间的权利与义务大多数都由法律规定，除极少部分外均不允许当事人约定变更或排除。因此，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即是旨在惩罚过错方严重违反由该契约所产生之义务的行为的法律制度。
（二）侵权责任说
侵权责任说则是建立在“配偶权”的基础上。配偶权属于身份权的一种，其核心价值在于对婚姻关系这一独有利益的确认和保护。作为一种身份利益，其主体与内容都是特定的，体现夫妻间的一种相互的平等身份利益支配权。也就是说，该种权利具有相互性，夫妻一方的权利就是他方的义务，当一方的行为侵犯到对方的此种权利时，其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也就是对配偶权的侵权赔偿责任。
其实，单一的侵权责任说并不能全面概括当前各国的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因此，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通过将离婚损害类型予以分类的方法，将仅由离婚本身引起的损害抽离出来，然后在侵权责任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离因损害赔偿的概念。具体来说，“离婚损害（即离婚时的损害，我们称之为广义的离婚损害）分为两种：一种是离因损害，另一种是离婚损害（我们称之为狭义的离婚损害）。”离因损害“即夫妻一方之行为是构成离婚原因之侵权行为时，他方可请求因侵权行为所生之损害赔偿”，“狭义的离婚损害是指离婚就可以获得赔偿～。至于离因损害具体侵犯了什么权利，根据具体案件的不同，可能为人格权，亦可能是作为身份权的配偶权。
三、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责任为侵权责任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即无过错方可以请求由这些情形产生的损害赔偿，条件是这些情形导致了离婚的发生，从《婚姻法解释（一）》的相关规定也可以看出，人民法院只是把离婚作为提出损害赔偿的条件。
可以看到，由于婚姻契约说与我国传统观念中的婚姻概念相背离，致使该理论很难为大众所接受，缺乏基础认同的违约责任说自然也就未能为立法者所用。“离婚损害赔偿包括了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但精神损害赔偿一般不属于违约责任范围”，这也在侧面说明了我国立法未采违约责任说。
而我国《婚姻法》中所谓的离婚损害，与上文所述的离因损害内涵基本相同。将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归之于侵权责任更为合理。首先，就婚姻的本质来说，“婚姻制度说”与我国长期以来的传统观念相符，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其次我国《婚姻法》所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适用之情形，其性质均属于对人身权的侵害，将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定性为侵权责任，与立法存在着统一性。最后，从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相关条文来看，离婚损害赔偿包括了精神损害赔偿，而精神损害属于侵权责任的范围，这也在立法上默认了侵权责任说。
离婚的法律责任篇3
【关键词】婚内；侵权；责任；结合
我们可以肯定，婚内侵权责任的确立并非遥不可及，而是现实可行的。一者，相关立法规范和司法裁判已经为婚内侵权责任的确立提供了充分的现实参考；二者，增设非常财产制和债权凭证制、婚内侵权责任与离婚侵权责任有机结合等设想更为婚内侵权责任的确立提供了合理的选择路径。
一、增设非常财产制和债权凭证制
我国现行的夫妻财产制对婚内侵权责任的确立的确构成了制度上的障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制度着手，通过新的对应的制度创设以克服现行制度的不足。对于现行的夫妻财产制，在立法形式上以法定财产制为主，约定财产制为补充；在内容上，以共同财产制为主，以个人特有财产制为补充。为了克服法定财产制和共同财产制的弊端，笔者建议引入非常财产制和债权凭证制。
非常财产制，是与普通财产制相对应的概念，二者是按照夫妻财产制的适用情况作出的分类：通财产制指在通常情况下依婚姻当事人双方的约定或者法律的直接规定而适用的财产制，包括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非常财产制有的学者也称为非常法定财产制，是指在特殊情况下，出现法定事由时，依据法律之规定或经夫妻一方的申请，由法院宣告，撤销原依法定或约定设立的共同财产制，改设为分别财产制。[1]非常财产制对婚内侵权责任的意义在于，当出现配偶一方个人财产不足以赔偿其侵权行为所致的婚内损害时，配偶他方可以向法院申请实行夫妻分别财产制，对夫妻共有财产进行分割，从而保证被侵权配偶方的婚内损害赔偿请求得以实现。实际上，非常财产制并非是新的婚姻法制度，在当今多国婚姻立法中，非常财产制已经广受青睐。《意大利民法典》将非常财产制规定于法定财产制之中作为法定财产制终止的原因之一；《瑞士民法典》将非常财产制规定于“一般规定”之中，称其为“特别夫妻财产制”；《法国民法典》第1443条规定，如因夫妻一方理事混乱、管理不善或行为不正、继续维持夫妻共有制将使另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害，则另一方可以请求法院分别其夫妻共同财产；另外，我国的澳门地区和台湾地区也设有非常法定财产制。[2]
债权凭证是执行程序中经强制执行无效果时，由执行法院依照生效法律文书等执行依据向申请执行人发放的用以证明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享有债权的权利证书，申请执行人若发现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时即可持收执的债权凭证申请法院再予强制执行。债权凭证具有三个特征，其一，债权凭证的发放前提是执行程序中债务人不能按生效法律文书规定完成金钱给付义务；其二，债权凭证是法院再次强制执行的依据，债权凭证发放后，申请执行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随时可持债权凭证申请法院予以强制执行；其三，债权凭证权利人申请法院再次强制执行的期限没有限制。民事诉讼法第230条规定：“被执行人仍不能偿还债务的，应当继续履行义务。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的，可以随时请求人民法院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96条又规定：“债权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0条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继续执行的，不受民事诉讼法第215条所定期限的限制。”由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可知，对于私法上的强制执行请求权，法律给予了绝对的、无期限的保护。也就是说，被侵权配偶方一旦发现侵权配偶方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时，即可依据其持有的债权凭证随时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就较好地解决了婚内损害赔偿请求权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矛盾，不失为当前我国解决婚内侵权损害赔偿案件行之有效的办法。[3]
二、婚内侵权责任与离婚侵权责任有机结合
现行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对婚内侵权责任的确立构成立法上的障碍，要突破此障碍，将婚内侵权责任与离婚侵权责任有机结合是一条合理的路径。前文已作分析，婚内侵权损害赔偿与离婚损害赔偿是不同的两类损害赔偿，二者在救济目的、救济主体、法律依据、构成要件和适用期间等诸多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别，但又要看到，二者同属于侵权损害赔偿，都具备侵权损害赔偿的一般特征，即以侵权行为为前提，以实际损害为根据，以财产赔偿为内容。可见，婚内侵权损害赔偿与离婚损害赔偿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有机结合的关系，即当婚内侵权行为发生后，被侵权配偶方既可以在维持婚姻关系的条件下请求婚内损害赔偿，也可以选择离婚时或者离婚后请求离婚损害赔偿。
因此，笔者认为，我们不能根据现行《婚姻法解释（一）》第29条关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简单而草率地否定婚内侵权责任，而应当认识到，该司法解释本身的立法要旨不是在排斥婚内侵权责任，而只是侧重于强调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目的是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当发生婚内侵权行为，被侵权配偶方又不选择离婚损害赔偿时，欲在维持婚姻关系的基础上追究侵权配偶的婚内侵权责任大可以绕开此条规定，转而向《婚姻法》或者《侵权责任法》乃至《民法通则》寻求法律根据。也就是说，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其实构不成婚内侵权责任的障碍，其真正的障碍在于，关于婚内侵权责任的具体规定存在缺失。待通过具体规定确立婚内侵权责任后，婚内侵权责任与离婚侵权责任相结合的统一的夫妻间侵权责任制度就有望建立起来，夫妻双方的各项民事权益则有望得到全面而有效的保护。[4]
【参考文献】
[1]马忆南.婚姻家庭法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49.
[2]陈苇.外国婚姻家庭法比较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6：271.
离婚的法律责任篇4
近年来，我国的离婚率直线上升，越来越多的引起人们的重视。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实施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此次婚姻法修改中，将离婚制度作为焦点问题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使此次修正案较原来婚姻法更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但仍有不足。首先对新婚姻法中关于离婚方面出现的新概念的理解问题作了解释（个人观点）然后,就协议离婚制度中出现的不足及今后协议离婚制度的完善进行了论述；其次，就我国新《婚姻法》确立的赔偿制度现状的不足，谈了几点个人看法，仅以供指正.
关键词：离婚制度、协议离婚、离婚理由、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一、新婚姻法中出现关于离婚的新概念
离婚制度是婚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古今中外的婚姻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古到今，随着人们对离婚问题提出的各种主张，离婚制度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从法律方面，立法者更是不断地对其进行发展和完善。
新
的罚款，不能从根本上制止该行为。再次，对再婚者难以发生作用。实际生活中，夫妻一方未达到和他人结婚的目的，编造种种理由欺骗另一方，直至与其达成离婚协议，对此如按现今的协议离婚监督措施，婚姻登记机关可应另一方的申请，宣布原解除婚姻关系的登记无效，但再婚的男女均将构成重婚。显然，此种情况下宣布婚姻登记无效将是进退两难的。
(二)、协议离婚制度的完善
协议离婚制度之所以存在以上弊端，主要是该项制度在立法上过于原则，程序简单，不能与相关的法律制度协调统一，而且整个系统较为封闭。www.133229.com为此，针对上述不足，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1、要设立协议离婚的审查期制度。
依据《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划定，我国协议离婚的程序是申请、审查和登记。其中，审查是最重要的一环。然而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来看，关于审查期的规定很不明确，因为审查期的设立，旨在减少轻率离婚，防止假离婚、恶意离婚的发生，保证婚姻关系的稳定，增强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的管理职能。故建议填补这一内容，丰富审查制度。审查期的规定必须长短适中，因其具有考虑期的性质，应以一个月左右为宜。在审查期考虑期间，符合当事人提出撤销离婚申请，婚姻登记机关应予准许。
2、要设立协议离婚的公正制度。
协议离婚制度中离婚协议书虽经婚姻登记机关确认，但是不具有强制执行力。故应增设公证制度。并规定下列离婚协议必须公证：离婚协议中有子女扶养费分期给付的;离婚协议中有财产给付,但在婚姻登记机关发放离婚证前不能交付的离婚协议中有债务分担的;离婚协议中有夫妻经济帮助,需要分期给付的。对上述四种离婚协议,由当事人到所在地公证机关履行公证手续并由公证机关强制执行,无需重新提起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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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细化离婚后的监督措施。
为维护婚姻法的严肃性，惩处骗取离婚登记的行为。协议离婚制度应有具体的事后监督措施：首先应明确骗取离婚登记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婚姻机关可以此为依据:如当事人离婚后仍继续同居生活;离婚隐瞒夫妻共同债务，致使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实现等，都应视为弄虚作假骗取离婚登记的行为;其次，增加骗取离婚登记的处罚种类，加大罚款力度。对骗取离婚登记的当事人除给予较大数额的罚款外有关部门还应对当事人假离婚生育、分房、调动工作进行适当的处理
三、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为了完善我国婚姻法，加强保护离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在此次对婚姻法的修改中确立了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规定配偶一方不法侵害配偶他方基于配偶身份享有的合法权利，其过错行为导致婚姻关系的破裂，离婚时，无过错一方对由此所受损害（财产上损害和非财产上损害）有权要求赔偿，加害方则负有赔偿损失，给付抚慰金等侵权民事责任的民事法律制度。离婚赔偿制度在2001年修改后的新婚姻法中缓缓出台的。修改后的婚姻法规定的离婚赔偿制度，有利于保护离婚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亦使司法部门追究损害配偶权的违法行为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时“有法可依”，具有重大意义。但其内容不全面，不彻底，羞羞达达，遮遮掩掩，"犹抱琵琶半遮面"，致使许多婚姻赔偿仍然被遮挡在法律保护之外。
(一)、赔偿范围过窄
首先，新婚姻法没有规定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过错方和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其规定是不全面的，具有明显的缺陷。一是纵容一些人钻法律空子，使弱势受害群体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二是不符合一般民事责任理论。民事责任理论并不排除无效民事行为中过错方或侵权人的民事责任。这在其他民事法律中都有规定，如《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关于无效合同的民事责任规定："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造成的损失。"可见，是完全有其理论根据的。将来修改婚姻法时，应当设立婚姻被确认无效和被撤销后的法律后果，并规定对于造成婚姻无效的过错者和在无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侵权者承担民事责任.
同时，对合法婚姻的赔偿范围，新婚姻法只规定了重婚、同居、暴力、虐待和遗弃四种情形，其范围也明显过窄，使许多婚姻侵权得不到处理。从修改后的婚姻法实施情况来看，涉及到婚姻赔偿的问题主要有：(1)、通奸；(2)、嫖娼；(3)、婚外同性恋；(4)、婚内性暴力；(5)、婚外生子；(6)、婚内传病；(7)、非暴力性侮辱和诽谤；等等。上述几种情况是否都可以作为婚姻赔偿，尚值得研究，由于篇幅限制，仅就下列几种情形是完全应当作为离婚赔偿的进行论述。
(1)、婚外生子。婚外生子（女），是指因婚外情怀孕所生之子女。应当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婚外生子，是指配偶一方与婚外异性尚不构成同居关系所生之子女。按照婚姻法第46条规规定的同居，追究赔偿责任。从司法实践来看，婚外生子(女)，都是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怀孕生子，对另一方所造成的伤害，非常严重，有的甚至是难以估量的。如五十岁的老汉张某，到2002-年8月中旬，才知道孩子不是自己的。这时孩子已经十几岁了。他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便提出离婚，并要求对方给予经济补偿和精神赔偿。对于张老汉的请求，法院难道不应支持吗？可以说，这种伤害，比一般同居还要严重的多。法院应当受理并做出判决赔偿.但作者也发现，由于婚姻法规定的婚外情赔偿范围定在同居内,对于没有达到同居程度的婚外生子，要求赔偿的法院并不支持。即使接受此案例,但在判决上也各不相同(适用法律不同)。有的直接适用婚姻法第46条，有的以违反夫妻互相忠实义务，适用婚姻法第4条，有的以侵犯名誉权，适用民法通则第121条。
(2)、婚内传病。婚内传病，是指在婚姻存续期间，一方配偶将疾病传染给另一方。如男方得了性病，传染给女方，女方怀孕后，多次作流产手术，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男方提出离婚时，女方提出赔偿。
(3)、非暴力性侮辱和诽谤以及揭露隐私。即一方为了离婚或出于其他目的，对另一方不使用暴力，而使用非暴力性侮辱和诽谤及揭露隐私手段，侮辱、贬低对方人格，毁损对方名誉。对此，在离婚时，受害人提出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因为我国民法律和刑法都禁止侮辱和诽谤，婚姻赔偿未作规定，显然是一个缺陷。
(二)、责任主体不合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的司法解释，限制离婚配偶向第三人索赔。这一规定存在明显的不合理。从法律规定的离婚赔偿的四种情形看，都可能有共同侵权人。其中重婚和同居（除第三人不知道重婚和同居者已有配偶，则不构成共同侵权外），属于必要的共同侵权；暴力、虐待和遗弃，虽然可以由配偶一方单独实施，但从现实生活和司法实践来看，配偶一方与其他人员（主要是共同生活的其他家庭成员，同时也包括家庭成员以外的其他人员）对另一方配偶共同实施暴力、虐待和遗弃的时有发生。首先，从理论看，共同侵权应当赔偿，这是民事责任的一项基本原则。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责任人，符合共同侵权的归责原则。其次，从实践来看，便于诉讼。将第三人作为共同侵权人，能够在同一程序中一并解决，符合诉讼经济原则。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只能向侵权配偶本人索赔，不能向第三人索赔，显然违反了共同侵权的归则原则。因而，该规定的不合理是十分明显的
(三)、离婚才能赔偿，与诉讼时效相矛盾
新婚姻法第4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都规定，只有
当配偶之间的四种侵权情形"导致离婚"的，才能提出损害赔偿。也就是说，不离婚，配偶之间不能提出损害赔偿。而民法通则136条第1款（一）项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限为一年。但由于婚姻关系的特殊性，夫妻因一方的暴力或与第三者同居等侵权行为，当时并没有引起离婚（因过错方表示改正错误，或者受害配偶为了维持夫妻关系和家庭利益，原谅了过错方的行为，没有追究侵权方的过错和提出离婚），以后离婚时，前述侵权行为（有的不具有连续性）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在离婚时提起赔偿，就会因过时效而败诉。可见，这一规定存在明显的缺陷。这样规定，婚内侵权就得不到有效保护。其结果必然是：一是鼓励人们离婚；二是不及时离婚，因而，立法机关应当予以修改，要么允许婚内赔偿，要么对婚姻赔偿的诉讼时效作出新的规定。同时在离婚损害赔偿上还应明确赔偿的义务主体
《婚姻法》(修正案)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一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1)重婚的；(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在此规定中，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力主体是很明确的，即离婚的无过错配偶。然而，对其义务主体却没有明确的规定。即不知该规定义务住体是仅指离婚过错配偶，抑或是也包括实施破坏他人婚姻关系违法行为有过错的第三人。笔者认为，由于近年来一些第三者打着“爱情”的幌子，明日张胆地羞辱、谩骂无过错配偶，使无过错配偶的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同时也基于教育，引导公民严肃认真对待婚姻家庭，保障合法婚姻关系之目的，以及公平正义的原则，则要求离婚损害请求的义务主体，除离婚过错配偶外，还应包括实施破坏的第三人。
(四)、损失要赔偿，精神损害更要赔偿
离婚的法律责任篇5
杨大文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各种法律是互相分工、互相配合的。仅就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而言，就有宪法、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的区别，它们各有其效力层次和调整范围。有些法律之间的相邻关系是很密切、很复杂的。完善婚姻家庭法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思路和立法模式，决策者应当权衡利弊，作出切实可行的最佳选择。
据我所知，对于如何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问题，许多同志的思路是不同的。概括起来，可供选择的主要有以下几种立法模式：
第一，大法典模式。即制定《民法典》，以亲属法为《民法典》之一编。按此模式，制定《婚姻家庭法》的任务被制定《民法典》的任务吸收，现行《婚姻法》和《收养法》等有关法律的内容均可列入民法亲属编；在此基础上再作修改和补充，使之进一步完善。鉴于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体系需要有一个过程，民法典很难在近期内列入立法议程。从目前来看，在婚姻家庭立法上采取大法典的模式，可能性是不大的。
当然也可以有另一种思路。一方面，将制定《民法典》列入长期规划；另一方面，先行制定《民法典》的亲属编，在其他各编以前通过、颁行。事在人为，这也不失为一种可供参考的方案。
第二，小法典模式甲案。即制定独立法典式的亲属法。按此模式，《亲属法典》是调整一定范围的亲属关系（包括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法律。它既调整法定亲属之间的人身关系，也调整法定亲属之间的财产关系。同时，将《收养法》等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作为《亲属法典》的子法。如有必要，还可制定其他一些单行法，将《亲属法典》中的某些制度进一步具体化。
第三，小法典模式乙案。即制定独立法典式的婚姻家庭法。按此模式，《婚姻家庭法典》是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法律，同时，可将婚姻双方和家庭成员以外的一定范围的亲属关系，附带地纳入该法典的调整范围。《收养法》等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作为《婚姻家庭法典》的子法。如有必要，还可制定其他一些单行法，将《婚姻家庭法典》中的某些制度进一步具体化。
第四，单行法模式。即将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不论其名称如何）作为民事单行法之一，在法律体系中的层次与《收养法》、《继承法》等相同，这些民事单行法是各不相属的。如果有必要制定专门调整监护、抚养等关系的法律，也照此办理。
将以上几种立法模式加以比较，我们认为小法典模式乙案是目前应当选择的最佳方案。由于我国以前所有的法律都不以法典为名，也可不称《婚姻家庭法典》而称《婚姻家庭法》。但是，它应当如《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那样，虽无法典之名，却有法典之实。它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层次，显然是高于《收养法》的。前者对婚姻家庭制度作了全面的规定，后者规定的只是婚姻家庭制度中的一项具体制度。
笔者认为，《婚姻家庭法》（或同名法典）的体系结构，可按下列方案设计：
第一章，总则。主要内容包括：婚姻家庭法的指导思想和立法依据；婚姻家庭法的调整对象和适用范围；婚姻家庭法的原则（如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民主持家，保护妇女、儿童、老人合法权益，实行计划生育等）；保障原则实施的禁止性条款；关于诉讼时效的若干特别规定。
第二章，亲属。主要内容包括：亲属的种类；法律调整的亲属范围；亲系和行辈；亲属关系的一般效力；亲等及其计算方法。
第三章，婚姻的成立或结婚制度。主要内容包括：婚约的订立和解除（不以订婚为结婚的必要程序）；结婚条件（结婚合意及其效力，法定婚龄，各种有关禁止结婚的规定）；结婚程序（结婚登记，办理登记的期限）；婚姻无效的原因（从立法技术上考虑，亦可分别置于有关婚姻条件、结婚程序的条款中表述）；请求权人的范围（依不同的无效原因而定）；除斥期间（仅限于特定的无效原因）；认定无效的程序；无效婚姻的后果。
第四章，婚姻的效力或夫妻关系。主要内容包括：夫妻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夫妻人身关系方面的权利义务；夫妻财产关系方面的权利义务（关于夫妻财产制，法定财产制似可在婚后所得共同制和婚后劳动所得共同制中加以选择，约定财产制的种类应由法律限定）。此处所说的婚姻效力，仅指直接及于配偶双方的效力，不包括及于他人的效力。
第五章，婚姻解除或离婚制度。主要内容包括：依行政程序的协议离婚；离婚登记（登记的条件，办理登记的期限）；在特定情况下对协议离婚的限制；依诉讼程序的离婚；诉讼中的离婚协议；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原则上宜采积极破绽主义；准予离婚的，不以原告无过错或被告有过错为限；当事人的过错和态度可以作为判断婚姻是否破裂的具体根据之一；条文表述可采用概括和列举相结合的方式）；离婚后子女的抚养教育；子女抚养归属；抚育费的负担和变更；离婚后的财产分割制；财产约定在分割时的效力；共同债务的清偿；出于法定缘由的损害赔偿；一方对另一方的经济帮助。
第六章，生育制度或计划生育。主要内容包括：依法保障已婚者的生育权益；不生育的自由；计划生育是夫妻双方的共同义务；对适当晚育的鼓励；子女数的计算（涉及非婚生、收养、继子女、多胎生育等问题）；对已有子女的再婚者的生育限制；禁止选择性别的人工流产；禁止歧视、虐待、残害不生育的妇女或只生女孩的妇女（其他依地方性法规的规定）。
第七章，父母子女关系。主要内容包括：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亲权及其内容；亲权的限制、丧失和恢复；对非婚生子女的保护、认领；父母对非婚生子女的抚育；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扶助；其他法定义务；继父母继子女关系；成立拟制血亲关系的条件和期限；收养在婚姻家庭法上的效力（其他依《收养法》的规定）。
第八章，监护。主要内容包括：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其他法定亲属间的监护关系；监护的内容；人身监护和财产监护；监护人的职责；对监护的监督；监护人的更换；监护关系的终止。
第九章，扶养。主要内容包括：扶养权利人和扶养义务人的范围（此处从广义上使用“扶养”一词列入范围的应为夫妻，父母子女，祖孙，兄弟姐妹，以及作为同一家庭成员的直系姻亲）；扶养权利人的顺序；扶养义务人的顺序；扶养的程度（要求）；扶养费的给付和分担；扶养费的追索。
第十章，法律责任或制裁办法。主要内容包括：干涉婚姻自由的责任；重婚的责任；虐待家庭成员的责任；使用家庭暴力的责任；不履行抚养义务的责任；遗弃家庭成员的责任；违反计划生育义务的责任；非法收养的责任；不履行监护职责，侵害被监护人权益的责任等。运用多层次的法律手段制裁违反婚姻家庭法的行为，在规定上应当与《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相衔接。
离婚的法律责任篇6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含义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指因夫妻一方的重大过错致使婚姻关系破裂，无过错方有权要求过错方赔偿损害的制度。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损害赔偿是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它通过对夫妻无过错一方被侵害的婚姻权利救济，维护婚姻家庭平等、健康和稳定。
第二，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只适用于离婚无过错方。
第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请求权，只有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形下，无过错方才有权行使。《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因此，不是所有的离婚都会发生损害赔偿的问题。
第四，必须有损害存在，并且损害是因夫妻一方的上述重大过错造成的。
二、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
离婚损害赔偿属民事损害赔偿之一，可适用一般民事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离婚损害赔偿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一）违法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
过错是故意和过失的总称。故意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状态；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料到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财产、人身的损害结果，因疏忽大意没有预料到或者已经预料到了轻信能够避免的主观心理状态。
（二）存在妨害婚姻家庭关系的违法行为
行为人只对自己实施的违法行为负法律责任，这是一个普通的法律原则。行为的违法性，不单指行为违反民事法律，而是指违反所有的法律，包括党和国家有关政策。违法行为的表现有两种，作为的违法和不作为的违法。根据《婚姻法》第46条规定，妨害婚姻家庭关系的违法行为包括：
1.重婚。所谓重婚，是指有配偶者又与他人结婚的违法行为。我国《刑法》规定，重婚罪是指有配偶而重婚，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对重婚的司法解释是，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以下三种情况应视为重婚行为：（1）有配偶的人与他人领取结婚证；（2）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举行婚姻仪式；（3）有配偶的人与他人虽未举行结婚仪式，但以夫妻相称，在固定住所共同生活。根据《婚姻法》和《刑法》的有关规定，重婚者应负有民事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①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所谓“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是指重婚以外的，不以夫妻名义但形成婚外同居关系的行为，亦即通常所说的姘居。这种非法同居关系，是一种临时姘居关系，并无长久共同生活的目的，对外不以夫妻名义，但有一定的公开性。姘居与通奸不同，通奸是有配偶的男女自愿地秘密地发生两性关系。公安机关发现有配偶的人与他人非法同居的，应责令其结束姘居，并具结悔过；屡教不改的，可交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或由公安机关酌情予以治安处罚；情节恶劣的，交由劳动教养机关实行劳动教养。
3.实施家庭暴力。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之间，以殴打、捆绑、禁闭、残害或其他手段，对家庭成员从身体、性等方面进行伤害和摧残的行为。家庭暴力实施者应承担以下的法律责任：（1）民事责任，即因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可以要求对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2）行政法律责任，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对实施家庭暴力尚未构成犯罪的，可以处以15日以下拘留、2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3）刑事声任，严重的家庭暴力可以导致触犯《刑法》中的虐待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侮辱罪等，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救助措施包括：（1）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提出请求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调解；（2）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者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阻；（3）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对加害者予以行政处罚；（4）对已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行为，受害者可以向人民法院自诉；公安机关应当依法侦查，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起公诉；（5）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也可将对方实施暴力行为作为夫妻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的法定依据，要求离婚，并要求损害赔偿。
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虐待是指经常以打骂、冻饿、禁闭、强迫过度劳动、有病不给治疗或其他方法肆意折磨、摧残家庭成员的行为。实施虐待行为情节恶劣的，构成虐待罪。虐待罪构成要件包括：（1）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家庭成员间的平等权利和被害人的人身权利；（2）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对被害人的身心实行经常性的折磨和摧残的行为；（3）本罪的主体是与被虐待者之间具有一定的亲属关系或收养关系，并在一个家庭中共同生活的成员；（4）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即行为人有意识地对被害人进行肉体上或精神上的折磨和摧残。遗弃是指法律上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而拒绝扶养的行为，遗弃罪则是情节恶劣的遗弃行为，即对年老、年幼、患病或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行为。遗弃罪的构成要件包括：（1）被遗弃的对象限于丧失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需要他人经济上予以供给的；有经济收入，但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他人照顾的；因年幼无独立生活能力的人。（2）遗弃者必须主观上故意不履行义务，即明知自己不履行抚养义务，会给被抚养人造成困难和危险而有意识地拒不履行法定义务，如果行为人确因生活困难或其他合理原因而未履行抚养义务，不构成遗弃罪。②（三）必须有损害存在
即必须有人身损害、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等，没有财产或人身损害，也就失去了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损害是指利益的减少、丧失，包括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财产损害是财产利益的减少或丧失，例如财产被侵占、毁损等。这里的财产利益包括物、货币、有价证券，也包括财产性权利。非财产损害是指非财产利益的减少、丧失或者伤害，例如对他人名誉权的侵犯。这里的非财产利益包括名誉、荣誉、姓名等，也包括人的情感。③（四）损害是由对方的上述重大过错造成的，并且导致了夫妻间的离婚
妨害婚姻家庭关系的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要有因果关系。如果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则加害人对损害结果不承担民事责任。因《婚姻法》只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而没有规定其他民事赔偿责任，就离婚损害赔偿责任而言，必须有离婚这一结果要件，否则不构成离婚损害赔偿责任。
三、离婚损害赔偿的原则
在离婚损害赔偿案件的审判中，当法官经过开庭审理查明全案的事实情况，依据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确定了夫妻一方的民事责任后，如何满足受害人的赔偿请求，如何确定加害人的赔偿数额，需要有一定的准则加以遵循和规范，这些准则就是离婚损害赔偿的原则。
（一）全部赔偿原则
全部赔偿原则也称为全面赔偿原则，是现代民法最基本的赔偿原则，是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通例。全部赔偿原则的含义，是指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应当以加害人违法行为所造成损害的财产损失范围为标准承担全部责任。即夫妻一方的特定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应当全部赔偿，赔偿应以该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为限。对损害赔偿的性质历来有补偿主义与惩罚主义不同观点之争。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是对受害人即无过错方的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一种补偿，同时过错方对其违法行为承担赔偿责任也是对其不法行为的一种法律制裁，因此，补偿应当是赔偿损失的基本功能，制裁则是辅助功能。所以就要求以受害人的全部损失为标准、范围来赔偿。当然，在实践中受害人的全部损失常常不易计算，法官应考虑的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公平赔偿。
（二）法定标准赔偿原则
所谓法定标准赔偿原则，是指由法律明文规定夫妻一方的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应赔偿损失的具体数额或数额度。在人民法院无法查清受害人实际损失时，或者受害人直接要求按法定最低赔偿额进行赔偿的，人民法院按法律规定的赔偿数额确定赔偿数额。可以说，法定标准赔偿原则是针对社会实际情况，对全部赔偿原则的发展。例如，在“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况下，无法查清受害人实际损失，又难取证据，为了使受害人损失能够得到赔偿，遏制不法侵害行为，体现损害赔偿的补偿和制裁功能，必须找到一个赔偿数额的“度”，并给以法律的具体规定。在婚姻立法就此规定之前，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以弥补立法的不足。
（三）法官斟酌裁量赔偿原则
在审判实践中，对于离婚损害赔偿纠纷的案件，法官常常感到确定原告损失和赔偿金数额的困难，感到法律规定不够完善，没有可操作性的条款可遵循。因此，在确定离婚损害赔偿数额时应当赋予法官一定的“斟酌裁量权”，以满足对形形色色案件进行审判的需要。所谓“斟酌裁量”是要求法官确定赔偿数额时必须依据客观事实，依照《民法通则》和《婚姻法》的规定，依靠法官本身的法律意识和审判经验，仔细地分析和判断案情，反复斟酌处理和解决当事人争议的方案，以求公正、公平、合理，并精细、快捷地对案件作出裁判。法官在斟酌确定损失赔偿额时，根据审判经验，一般应考虑以下要素：1、受害人所受的损害后果是否严重；2、主观过错（故意或过失，如是过失，是重大过失还是一般过失）；3、侵害行为情节恶劣程度；4、违法行为的社会影响；5、双方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等。①（四）精神损害赔偿限制原则
离婚的法律责任篇7
【关键词】离婚损害赔偿；不足；完善
近年来，我国离婚率呈逐年上升趋势，随之出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因夫妻一方与他人通奸、姘居、重婚或虐待、遗弃对方，而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离婚案件增多，不少离婚无过错方因离婚过错方的违法行为致使婚姻关系破裂而离婚，造成身心的严重摧残。如何保护无过错方的利益，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设立也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2001年出台后，已运行十多年了，它在完善我国婚姻立法的不足，惩罚制裁过错方，保护婚姻关系受损害另一方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该制度却屡遭尴尬，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某市随机抽取的100件二审离婚案件中，有24件提出损害赔偿，但因举证难等问题，无一例获得赔偿。另外一个城市，400件一审离婚案件中只有4例提出损害赔偿，仅有1例获得赔偿。由此可见，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实施确实不尽人意。鉴于这种结果，有学者认为，应当适用离婚扶养制度以取代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为何民众期待甚高、耗费诸多专家心血的制度在诉讼中“无所作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为了探析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本来面目、促进离婚损害赔偿之诉的良性运转，本文尝试以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为突破口，分析了该制度的一些不足，并对如何完善该制度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概念及性质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概念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指因夫妻一方的重大过错而致婚姻关系破裂，离婚时无过错配偶一方有权要求有过错配偶一方对其所受之损失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予以赔偿的制度。该制度创设于20世纪初，最初是基于资产阶级法学家所倡导的婚姻契约观念，伴随着离婚立法主义的进步，通过不断的家庭法改革，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日益完善并被保存下来。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在第46条中，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随着婚姻法司法解释（一）、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不断实施，其存在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如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是否包括其他家庭成员，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等等”。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性质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要如何认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进而更有效的适用该制度，最先要确定的应当是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它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先决条件。目前，在我国学术界针对这一问题，有许多观点，有违约责任论，侵权责任论，甚至还有侵犯配偶权利论的观点。笔者比较赞同侵权责任论的观点。即认为婚姻已不仅仅是男女双方意思自治的产物，而是一种维系社会伦理功能的社会制度，男女双方在社会这个大工厂里承担着繁衍后代的责任，具有保障社会关系正常运转的功能。同时，我国传统的婚姻价值观更是注重婚姻的稳定。因此，当配偶一方实施了破坏婚姻关系的过错行为时，就侵犯了婚姻制度本身，更是对我国道德礼教的漠视。离婚损害赔偿诉讼不仅是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更是要消除不道德的婚姻价值观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使过错方配偶受到惩罚。当过错方配偶实施了损害行为，破坏了婚姻家庭的稳定，不仅给无过错配偶的物质生活带来了损害，更是使其精神受到了极大地痛苦，因此，过错方配偶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补偿无过错配偶所遭受的一切损失。
二、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不足与完善对策思考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不足和完善已成为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下面就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不足及完善对策进行简单的分析。
（一）过错较小一方应该可以获得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只有无过错方才能提出损害赔偿。但在现实生活中，婚姻关系的破裂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夫妻双方共同过错的结果，如丈夫常年对妻子实施冷暴力或精神虐待，妻子因感受不到家庭温暖而与第三人同居等等。在此种情形下，如果不考虑当事人具有什么过错以及过错的程度，只是把请求权归于没有实施《婚姻法》规定的违法行为的一方，而忽视另一方的权益，这显然有违公平。因此有学者主张采取过错相抵的原则来裁判案件，即只要一方存在第46条所规定的情形，另一方无论有无过错及过错大小，都允许其提出赔偿请求。同样，也应允许另一方提出相应抗辨，并在审判中查清损害事实，区分过错的有无、大小和程度，在过错相抵之后由过错大的一方予以赔偿。
（二）应对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要求的“家庭成员”作限制解释
从现实情况来看，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其他家庭成员的不一定必然导致离婚，也就谈不上离婚损害赔偿了。因此，不应当把配偶之外的家庭成员包括在内，离婚损害赔偿应仅对配偶进行救济，而其他家庭成员则可以通过侵权行为法来救济。
（三）离婚过错范围的规定过于狭窄
我国婚姻法第46条列举的四种过错不足以涵盖所有对婚姻当事人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比如说婚外、长期通奸、姘居行为，可能比一般的虐待、遗弃对当事人的伤害更大。又如因一方好逸恶劳，不务正业，不履行家庭义务，沾染如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严重影响了家庭生活的正常进行，严重挫伤夫妻感情等等。此外还包括因被判重刑、等对婚姻当事人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所以如果法律规定的范围过窄，就容易造成对受害一方的合法权益无法全面保障。因此，婚姻法应扩大离婚损害赔偿的过错范围。在立法技术上应考虑采取列举性规定与概括性规定相结合的方式，在列举性规定之后增加一个概括性规定：“其他导致离婚的重大过错”，具体何种行为构成重大过错可由法官根据过错情节、伤害后果及大众的一般认识来确定。
（四）第三者也应成为赔偿责任主体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问题，主要是过错方配偶，但是在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况下还涉及第三人责任的问题。对于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追究能否针对第三人的问题，法学界有人主张第三者介入他人婚姻，不仅侵害了婚姻当事人的配偶权，妨碍了他人婚姻家庭的安宁，而且冲击了法律所保护的婚姻家庭关系。这实质上就是对法律的破坏和违反，因而，应该将第三者列为赔偿义务主体。从大多数因重婚、姘居而引起的离婚并同时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来看，婚姻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主体就过于狭窄，从而宽纵了具有对无过错方构成严重侵权和造成重大后果的第三者所应负的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当然，我们既承认第三者应负一定的赔偿责任，但又反对将第三者加以泛化，应将负一定赔偿责任的第三者限定在：因第三者导致他人离婚的行为情节严重、产生重大后果并对无过错方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一般来说，配偶一方与第三人共同实施侵害无过错配偶一方配偶权行为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但是考虑到配偶权侵权的特殊性，在有些情况下，无过错配偶一方可能顾念夫妻感情或基于其他原因而“宽恕”侵权配偶一方的过错，但不应该排除他（她）有单独追究第三者侵害配偶权民事责任的权利。
（五）关于举证责任存在的问题与完善
学者们普遍认为，离婚损害赔偿的举证在实践中是一个较为困难和复杂的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在离婚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方无一不处于弱势地位，且以妇女居多，由于受自身经济条件和自身素质所限，仅以其单独之力来取证、举证，难以实现。再加上中国有“清官难断家务事”的传统观念，所以受害方在家庭暴力、虐待等情况下往往很难取得关键的人证。特别是在无过错方以过错方重婚、与他人同居等事由请求损害赔偿的时候，举证更加困难。这是由于过错方重婚、与他人同居在大多数情况下采用秘密的方式进行，使无过错方无法知晓，更难以取得有效证据。即使无过错配偶一方采取跟踪、拍照、等方法掌握了一定的证据和线索，也往往因其证据的取得方式不具有合法性难以被法官认定和采纳。在此情况下，无过错配偶一方的合法权益往往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笔者认为对当前举证责任可以试行两方面的改革，一是在特定情况下运用过错推定原则作为归责原则，即举证责任倒置。由于《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而无过错方基于其弱势地位往往难以收集到充分确凿的证据，因此，需从证据规则入手，针对具体情况，作一些变通规定。在特定情况下，当无过错方收集的证据表明对方有过错，但尚不充分时，可以考虑举证责任倒置。即由过错方承担举证责任，如果他不能提出充分确凿的证据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错行为，就要承担因此产生的不利后果。二是在举证问题上适用高度概然性证明标准。即法官基于概然性认定案件事实，从获得证据推出的结论虽还不能完全排除其他可能性，但至少有十之八九可以得出待证事实的结论就可以了。这种举证原则通过适当地降低了证明要求，从而可以较大限度地支持无过错方的诉讼请求。
（六）离婚损害赔偿中经济损失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存在的问题
由于有些离婚损害更多的是对受害方精神上的打击和折磨，比如虐待等。为了抚平无过错配偶一方的精神创伤，同时制裁侵权行为人，婚姻法应当明确规定：无过错配偶一方基于侵害配偶权之诉，有权要求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种损害赔偿包括经济损失赔偿，更主要的是精神损害赔偿。
1.经济损失的赔偿范围
笔者建议，我国婚姻法应借鉴其他国家立法，将财产损害赔偿的范围扩大为财产损害和期待权损害。在我国婚姻法中，财产损害一般仅指直接损失而不包括间接损失，比如，一方用自己的全部收入和家庭财产供另一方出国深造或攻读研究生，另一方获得知识或技能后与之离婚，由于离婚而导致的一方利益的损失就不能通过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获得救济。因此，在损害的范围上，我国婚姻法规定极为狭窄。笔者认为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除了直接经济损失之外，还应加上间接损失。同时，还应该包含期待权的损害，它包括了因抚养请求权、夫妻财产所生之受益、法定继承权、遗赠所生之利益之消灭对当事人造成的损害。当然，如果期待权损害的范围不加限制就会给司法实践带来困扰，因此，可以把期待权损害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2.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的确定
精神损害不同于财产损害，无法适用等价赔偿的原则。赔偿数额的确定，应当考虑影响赔偿数额量化的主客观因素。从司法实践的分类来看，那些主客观因素可归纳为必要因素和参考因素两类。
所谓必要因素，也称必要情节，是指法律、判例和司法解释所作出的影响赔偿数额的主客观情节。对于离婚精神损害赔偿来说，适用的必要情节主要有：（1）侵害人的过错程度。（2）侵害行为的具体情节。主要是指侵害的方式、场合、范围等，侵害行为情节恶劣者，赔偿责任亦大。（3）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根据损害后果的轻重，确定赔偿责任和赔偿数额的大小。（4）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5）侵权人的获利情况。（6）管辖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所谓参考因素或称酌定情节，是指除必要因素外，案件中确实存在，由人民法院灵活掌握、酌情参考的客观因素。在离婚精神损害赔偿中，这些因素应包括：（1）侵权人主体类别。如系社会知名人士、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士，可能会影响赔偿数额高低的确定。（2）受害人的身份、资历、社会地位等与精神损害程度的情况，有可能影响赔偿数额的高低幅度。（3）侵害人的认错态度和受害人的谅解程度，可能加重或减轻侵害人的赔偿责任。（4）当事人双方的经济状况。
（七）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
关于时效的问题，司法解释（一）与《司法解释二》对离婚损害赔偿提出的时间作了规定。但笔者认为，首先，关于“离婚后一年内”的时效规定，不完善。“离婚后一年”指的是离婚判决生效或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后的一年，这不符合我国《民法通则》有关诉讼时效的一般性规定。即，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婚姻法的私法性使其从属于民法部门，因此，其应当遵循民法通则的一般规定。其次，从立法目的来看，确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为了使被损害的配偶一方获得相应的补偿，如果把提讼的时间规定为“离婚后的一年内”则很有可能使得被损害的配偶来不及发现真相，就丧失了法律救济的权利。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案例很多，例如“第三者”的问题，经常是无过错配偶离婚一年以后，才知道导致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是“第三者”，可是却因为诉讼时效已过，不能向法院提讼；再如，配偶一方因为被经常性的打骂而离婚，离婚一年以后才显现出伤势的严重，此时就不能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而只能根据民事侵权责任提讼。离婚损害赔偿的意义又将如何体现呢？因此，笔者认为，从保护受害方利益和法条间的协调角度出发，离婚损害赔偿请求可在离婚时提出，如果在离婚时未提出损害赔偿要求的，在离婚判决生效后，无过错方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内，仍可提出离婚损害赔偿之诉，逾期则视为放弃。
总之，现行婚姻法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一大历史进步，但是，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仍然有很多不足之处需要改革和完善。尤其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由于种种原因很难实现，受害妇女根本没有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律意识，致使受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法律工作者应该深入基层和农村调查研究，征求意见，为我国婚姻法立法的完善以及法律的贯彻实施提供最充分的实践参考和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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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世贤.论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5（3）.
离婚的法律责任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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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法理：
在生活中，很多夫妻选择协议离婚的方式解除婚姻关系。在离婚协议中，双方就财产分割、债权债务和子女抚养的问题会约定较多的内容。为了保证双方如实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夫妻双方往往还会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违约责任条款，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约定违约金条款，通常违约金的数额还相当高。当任何一方履行存在瑕疵或者不履行时，另一方除了要求继续履行外，还同时主张高额的违约金。
离婚的法律责任篇9
一、关于协议离婚制度
（一）当前协议离婚制度存在的问题。
1、婚姻程序使恶意离婚者有机可乘。
2、离婚协议缺乏强制执行力。
3、婚后的监督措施不便操作。
（二）协议离婚制度的完善。
1、设立协议离婚的审查期制度。
2、设立协议离婚的公正制度。
3、细化离婚后监督措施。
二、关于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
（一）、“感情破裂”法定理由存在缺陷
（二）离婚理由应酬相对宽大和自由。
三、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一）、明确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
（二）明确离婚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方式。
内容摘要：
近年来，我国的离婚率直线上升，因离婚引起的诸多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实施了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此次婚姻法修改中，离婚制度作为焦点问题，对其进行了有效的补充和完善，使此次修正案较原来婚姻法更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但其在某些方面仍存在缺陷。虽然我们不能苟求一部法律尽善尽美，但对它的不足之处我们还是应该思考的。
本文就协议离婚、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离婚损害赔偿几方面的不足作些探讨，指出了解决途径。首先对协议离婚制度中通过对当前协议离婚制度存在的程序可以使恶意离婚者有机可乘，离婚协议缺乏强制力、婚后监督措施不便操作三方面问题及对今后协议离婚制度的完善进行了论述；其次，对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夫妻感情破裂”应改为“婚姻关系破裂”阐述了自己的理由，认为法定理由没有充分反映婚姻本质，过于理想化，操作性不强及离婚理由应当相对宽大和自由的观点；最后对我国新《婚姻法》确立的赔偿制度提出了几点个人看法，即婚姻法应明确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应明确离婚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方式等进行了阐述，以供指正。
关键词：离婚制度、离婚、协议离婚、判决离婚、离婚理由、财产分割、损害赔
偿制度
离婚制度是婚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古今中外的婚姻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古往今来，人们对离婚问题提出了各种主张，离婚制度也不断地发生变化，立法者更是从法律方面不断地对其进行完善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颁布了1950年婚姻法和1980年婚姻法。前不久，又对1980年婚姻法进行了修改，并在2001年4月28日第九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以下简称修正案）。此次修正案在坚持原有立法精神的前提下，对重婚、家庭暴力、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夫妻财产制、子女探视权、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等都作出补充规定，使此次修正案较原来的婚姻法更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但是其在某些方面仍存在着不足。比如协议离婚方面的缺陷仍未得到补充；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仍沿用原来的；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民事责任方式等没有明确规定等等。虽然我们不能苛求一部法律尽善尽美，但对其不足之处我们还是应该思考的。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些个人看法，以供指正。
一、关于协议离婚制度
根据婚姻法的规定，离婚是指配偶生存期间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律手段，它需法定条件和程序才能产生终止婚姻的法律后果。协议离婚是指取得结婚证的夫妻经协商一致达成离婚协议，并经婚姻登记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律行为。协议离婚制度则是协议离婚的条件，办理机关、具体程序、相应的法律责任等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和。协议离婚是我国离婚制度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目前有关该制度的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内容较简陋，因而存在的缺陷较多。这里仅就目前协议离婚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如何进一步完善提出几点建议，以供参考。
（一）、当前协议离婚制度存在的问题
协议离婚制度是婚姻法中一项重要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客观条件的变化，该项制度在立法及运用中遇到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日益显示诸多缺陷。
1、离婚程序使恶意离婚者有机可乘。现今，一些当事人为种种目的，设法规避有关的法律，钻政策的空子，搞假离婚或进行恶意离婚。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借离婚逃债、逃避计划生育。实践中“离婚不离家”、“财产一人占，债务一身担”的恶行令人痛绝，为社会唾弃。为什么这些当事人会得逞呢？最重的的原因就是协议离婚制度规定当事人只要自愿，即可离婚，而对是否确属自愿缺乏审查评判的标准。不可否认，离婚协议书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事人自愿离婚的意思，但决非就能证明当事人确属自愿离婚。由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没有规定登记机关具体的审查内容和程序，导致恶意离婚、假离婚者屡屡得逞，凭离婚协议对抗债权人，对抗人民法院的审判和执行，假离婚者则堂而皇之地与他人结婚，或“合理”、“合法”地生育，长此以往，还有什么法律的严肃性，社会的文明正义可言？
2、离婚协议缺乏强制执行力。夫妻双方离婚，就要涉及到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债务分担等一系列问题，男女双方协议离婚，按照协议离婚制度的有关规定，必须就上述三方面问题进行全面约定，否则，婚姻登记机关将不予受理离婚申请。但当事人达成的离婚协议书在获准离婚后又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当一方或双方不自愿履行义务，对方无权申请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只能依照婚姻法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重新，这种诉讼在某种意义上说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但重新无疑费时费力，与协议离婚制度简便、易行、高效的原则相悖。此外，协议离婚不利于债权人债权的实现。
3、婚后的监督措施不便操作。为保障协议离婚的真实性、合法性，防止假结婚、恶意离婚，现行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机关应当撤消婚姻登记、对结婚、复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对离婚的当事人宣布其解除婚关系无效并收回离婚证，并对当事人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这条规定实质上就是对违反协议离婚制度的当事人的监督处罚措施。在一定程序上对预防和制止假离婚、恶意离婚发挥着作用，但这一措施缺乏操作性，易流于形式。首先，骗取离婚登记缺乏具体、明确的标准。其次，协议离婚制度对骗取离婚登记的当事人只能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不能从根本上制止该行为。再次，对再婚者难以发生作用，实际生活中，夫妻一方为达到与他人结婚的目的，编造种种理由欺骗另一方，直至与其达成离婚协议，对此如按现今的协议离婚监督措施，婚姻登记机关可应另一方的申请，宣布原解婚姻关系的登记无效，但再婚的男女均将构成重婚。显然，此种情况下宣布婚姻登记无效将是进退两难的。
（二）、协议离婚制度的完善
协议离婚制度之所以存在以上弊端，主要是该项制度在立法上过于原则，程序简单，不能与相关的法律制度协调统一，而且整个系统较为封闭，为此，针对上述不足，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1、要设立协议离婚的审查期制度。依据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我国协议离婚的程序是申请、审查和登记。其中，审查是最重要的一环。然而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来看，关于审查期的规定很不明确，建议填补这一内容，设立审查期制度。审查期的设立，旨在减少轻率离婚，防止假离婚、恶意离婚的发生，保证婚姻关系的稳定，增强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的管理职能。审查的规定必须长短适中，由于其具有考虑期的性质，因此应以三个月左右为宜。在审查期考虑期间，若当事人提出撤消离婚申请，婚姻登记机关应予准许。
2、要设立协议离婚的公正制度。针对协议离婚制度离婚协议书虽经婚姻登记机关确认，但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弊病，在协议离婚制度中应增设公证制度，且规定下列离婚协议还需要公证；离婚协议中有子女抚养分期给付内容；离婚协议中有财产给付，但在婚姻登记机关发放离婚前不能交付的离婚协议中有债务分担的；离婚协议中有夫妻经济帮助，需要分期给付的。对上述四种离婚协议，由当事人到所在地公证机关履行公证手续并由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的效力。一旦一方不主动履行义务，另一方面可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无需重新提起民事诉讼。
3、要细化离婚后监督措施。为维护婚姻法严肃性，惩处骗取离婚登记的行为，协议离婚制度应有具体的事后监督措施。首先应明确骗取离婚登记的具体内容和体现，如当事人离婚后仍继续同居生活；离婚隐瞒夫妻共同债务，致使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实现等，都应视为弄虚作假骗取离婚登记的行为，给婚姻登记机关提供骗取离婚登记行为的依据。其次，增加骗取离婚登记的处罚种类，加大罚款力度。对骗取离婚登记的当事人除给予较大数额的罚款外有关部门还应对当事人假离婚生育、分房、调动工作进行适当处理。
二、关于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
“夫妻感情破裂”是我国长期以来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都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尽管此次修正案也增设了几个判断“夫妻感情破裂”的具体标准。较之原来具有了一定的可操作性，但由于该法定理由本身难以把握，因而在实践中仍较难判断，对此笔者认为，应将其改为“婚姻关系破裂”更为妥当。理由有二：
（一）“感情破裂”法定理由存在缺陷。
一是该法定理由没有充分反映婚姻本质。婚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是家庭的基础。婚姻成立以后，即产生了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同时也产生了子女、财产及相关的社会关系等问题。即使夫妻本无感情或感情已破裂，只要未解除婚姻关系，双方也应履行法律规定的婚姻义务。感情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从两性单纯的爱情中不能引申出权利与义务关系，故感情破裂原则不能反映婚姻的本质。所以，仅以夫妻感情破裂认定婚姻死亡的唯一依据，这是不够科学的。
二是该法定理由过于理想化。受社会制度、经济体制的制约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不同时期的择偶标准、结婚条件都不同，不同区域、不同文化层次都有不同婚姻观、家庭观。离婚作为一种复杂社会现象，不仅仅是感情问题，它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消费单位，物质生活已是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除感情因素外，经济、物质的因素对婚姻关系也往往起着不容忽视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单一地把“夫妻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明显是对婚姻内涵认识不足，犯了立法上以偏概全的错误，在婚姻的围城中只打开一道感情之门，实际是限制了当事人的离婚权利，侵犯了公民的婚姻自。
三是该法定理由操作性不强。虽然婚姻法修正案已增加了几个具体的判断标准，但这并不能彻底改变“感情”的难以操作性。从哲学上讲，个人感情属于意识而非物质则归属于主观范畴的，因而其具有难以探知的属性，事实上，夫妻间到底还有没有感情，感情衰减和量变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构成感情破裂的质变，对于这些问题很难有一个具体的标准。而且法官因文化修养，人生观和世界观不同，对同样的一宗离婚案都会有不同的判断。因为感情是难以捉摸的，用“感情破裂”作为法定离婚理由，难免让人无所适从。
（二）、离婚理由应相对宽大和自由。
在离婚问题上，我们一直强调讲感情、讲道德，却忽视了当事人的自主性和权利，立法上表现为法定理由规定过窄，条件要求过于苛刻，在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为当事人的离婚自由设置了“瓶颈”，笔者认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应相对宽大和自由。
从横向范围上讲，保留并发展原有的“破裂主义”将“感情破裂”扩大为“婚姻关系破裂”。婚姻关系的内容是丰富的，并非只有感情，任何一种关系的破裂都将导致婚姻关系消亡，产生离婚的必要。现行的“破裂主义”将复杂问题过于简单化，明显不适应纷繁复杂的社会，只有扩大要求的范围，将婚姻关系全面加以涵盖，才符合法理和实际。
从纵向角度讲，在如何认定“破裂”时，应扩大婚姻当事人的自，采用目的主义，目的主义是指夫妻一方可以依据在共同生活中发生违背婚姻关系的事实为由而诉请离婚。目的主义的确立，是有较深的法律和思想依据。首先，从部门法的归属上看《婚姻法》隶属于民法，民法自治原则适用于〈婚姻法〉，离婚权是公民的私权利，只要这种权力的行使不致于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法律就应予尊重而不是设置重重障碍，目前规定的离婚理由具有私法公法化的倾向，不利于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其次，借鉴西方法律思想，婚姻的实质实际上是一种契约，这种契约是建立在感情、物质、两性的基础上以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为要件，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合意的消失，就使婚姻契约徒有外壳，法律没有理由通过国家公权强加维系。最后，从人权角度来看，尊重人权理解人性已成为国际社会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近年来，西方国家实行非过失离婚法律。这种法律规定离婚无须任何理由，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人的要求解除两个人的婚姻关系。应该说，非过失离婚法律满足了现代人的自我意识，有利人权的实现。
总而言之“婚姻关系破裂”，在法律用语上要比感情破裂更准确、更全面。以婚姻关系是否能继续维持，作为判断离还是不离的标准，在司法操作上，体现了客观和公正，有利于复杂离婚纠纷的解决。同时，也与世界各国的立法发展要求相适应。
三、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为了完善我国婚姻法，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护离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在此对婚姻法的修改中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规定配偶一方不法侵害配偶他方基于配偶身份享有的合法权益，其过错行为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离婚时，无过错配偶对由此所受损害（财产上损害和非财产上损害）有权要求赔偿，加害方则负有赔偿损失，给付抚慰金等侵权民事责任的民事法律制度。离婚损害赔偿，系配偶一方不法侵害配偶他方的合法权益，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离婚时对无过错配偶所受的损害，过错方应承担民事责任。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填补了我国婚姻法上的一项空白，是我国婚姻立法的一大进步，有利于保护离婚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亦使司法部门追究侵害配偶权的违法行为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时“有法可依”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根据修正案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来看，仍有一些美中不足。比如在离婚损害赔偿义务主体方面，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方式等方面缺乏明确的规定，笔者就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在这里阐述一些个人看法，以供指正。
（一）应明确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
《婚姻法》〈修正案〉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根据此规定，无过错配偶可以依法对所受损害请求赔偿。在此规定中，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力主体是很明确的，即离婚的无过错配偶。然而，对其义务主体却没有明确的规定。即不知该规定的义务主体是仅离婚过错配偶，抑或是也包括实施破坏他人婚姻关系违法行为有过错的第三人。笔者认为，由于近年来一些第三者打着“爱情的幌子”，明目张胆地羞辱、漫骂无过错配偶，使无过错配偶的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同时也基于教育，引导公民严肃认真对待婚姻家庭，保障合法婚姻关系之目的，以及公平正义的原则，对离婚损害请求权的义务主体，应既包括离婚的过错配偶，也包括实施破坏他人婚姻关系违法行为的有过错的第三人。
（二）、应明确离婚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方式。
《婚姻法》（修正案）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们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但对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方式规定很不明确。
离婚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虽亦采用财产赔偿的方式，但精神损害赔偿本身兼具经济补偿和精神抚慰的性质。精神损害赔尝金是一种特殊赔偿金，兼具经济补偿和精神抚慰双重功能；一是从经济上填补损害，二是抚慰受害方因合法权益遭受损害之痛苦。因为对于精神损害而言，不能完全客观地以金钱计量和赔偿。所以，给付抚慰金除尽可能填补损害外，更主要的是抚慰受害人因精神损害所生之痛苦、失望、怨愤与不满。笔者认为，从现实生活中看，离婚无过错方所受损害，往往以精神损害为多。因此立法除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外，还应规定可请求给付抚慰金。前者着重填补财产损害，后者着重抚慰精神创伤。此外，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的精神，侵害名誉权等人格权的民事责任，包括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非财产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两种方式。笔者认为，离婚精神利益损害的民事责任，也宜兼采非财产责任和财产责任两种方式。可更好地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杨大文主编《婚姻法》、《婚姻家庭法原理与实务》；
2、曾宪义、林嘉主编丛书《以案说法婚姻家庭篇》；
离婚的法律责任篇10
我国的改革开放以来，因配偶一方与第三者长期通奸，姘居甚至以夫妻名义公开同居而导致夫妻离婚的现象日益突出。而我国目前的法律对此现象的惩戒作用十分微弱，如果当事人未达到重婚罪的程序往往逍遥法外。由于我国目前的财产登记制度和所得税利税制度极不完善，而且大多数夫妻又衽夫妻共同财产制，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离婚分居夫妻共同财产可照顾无过错一方"的判决原则缺乏慎密的操作性。因此，有必要从法律层面上，加强完善对保障离婚自由和追究过错方民事责任的必要调节器控手段。
[关键词]离婚，过错，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责任
我国的改革开放以来，因配偶一方与第三者长期通奸，姘居甚至以夫妻名义公开同居而导致夫妻离婚的现象日益突出。而我国目前的法律对此现象的惩戒作用十分微弱，如果当事人未达到重婚罪的程序往往逍遥法外。由于我国目前的财产登记制度和所得税利税制度极不完善，而且大多数夫妻又衽夫妻共同财产制，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离婚分居夫妻共同财产可照顾无过错一方"的判决原则缺乏慎密的操作性。因此，有必要从法律层面上，加强完善对保障离婚自由和追究过错方民事责任的必要调节器控手段。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就该问题加以分析。
一、离婚过错方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和特征
解析离婚过错精神损害赔偿概念之前，笔者认为精神损害的概念范畴是：民事主体享有财产权和人身权，法律对财产权的保护，主要是为了维护民事主体的物质利益，而对人身权尤其是人格权的保护，主要是为了维护民事主全的非物质利益。通常情况下，以财产权的侵害导致受害人财产利益的损失，法律通过赔偿损失、恢复原状等民事责任方式予以救济。而对人身权的侵害，产生的后果要复杂得多，常见的有：死亡、伤害（包括残疾、全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受害人社会评价降低、精神损害等。死亡可能使前者的近亲属产生精神损害；伤害可能使受害人本人和其亲属产生精神损害；社会评价的降低也可能使受害人产生精神损害。
精神损害常常表现为受害人反常的精神善，如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疼痛。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自身感受为悲伤、懊恼、悔恨、羞愧、愤胆、怯等。在外在表现方面，受害人出现异常的精神状况，如失眠、消沉、冷漠、易怒、狂躁、迟钝等，严重的会出现精神病学上的临床症状。这样的反常状况对于受害人来说是不利的，是一个正常的人所不愿意发生和不愿意接受的。
人们在许多情况下都会产生反常的精神状况，法律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任何情况下产生的任何程度的精神损害都予以救济，而只是对特定条件下达到一定程度的精神损害予以救济：由过错方承担赔偿责任和其他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精神损害"是一个有特定法律意义的概念，而不同于医学上的精神损害或者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谈论的精神方面的不快。法律对精神损害的界定通常考虑三方面的因素：（1）与他人侵权行为的关系；（2）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3）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与侵权行为法的其他制度和民事责任方式的协调。
精神现象为无错方所特有。精神损害仅发生在无过错方受不法侵害的情况。法人有一些人格权，但是没有自然人所特有的心理和精神现象，也当然不存在精神损害问题。但是无过错方的人格权受到损害时，法律也规定予以救济。这主要是为了维护无过错方的物质利益，而不是维护其精神利益。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在离婚案件中，有过错方对无过错方不仅造成物质伤害，也造成精神伤害。除在分割工同财产的照顾无错方外，还应根据实际情况，判令有过错方向无过错方赔偿精神损害，保护无过错方的正义，合法权益。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界定离婚过错方精神损害赔偿这一概念，离婚过错方精神损害赔偿是无过错方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要求有过错方通过财产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
离婚过错方精神损害赔偿有如下特征：
（1）离婚过错方精神损害赔偿的主体是婚姻双方当事人。
（2)婚姻当事人一方在婚姻存续期内在对另一方的人身权利，物质利益进行侵害的前提下，给另一方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也就是说存在重大的侵害事实与后果。
（3）婚姻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的精神伤害必须达到一定程度。
（4）它是一种通过财产赔偿等方法对受害方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法律制度。
综上所述，离婚过错方精神赔偿制度是指夫妻一方的过错行为导致离婚时，无过错一方有权要求过错方给予精神赔偿的民事法律制度。它的建立对于维护社会公平和救济无过错者均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手段。婚姻关系是男女双方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形成的人身和财产上权利义务关系。法律规定禁止破坏一夫妻制的任何行为，包括重婚、非法与分他人同居，虐待和遗弃另一方，这些行为损害了夫妻对方的配偶权、同居权，对他谅造成了精神损害，同时损害了夫妻对方的经济利益，造成夫妻关系相对一方的经济损失。这中夫妻关系下的过错，主要损害的是夫妻关系相对一方的人格权中的配偶权和同居权，受损害的方面主要是精神损害。相应的，由于过错造成、对方损害的，就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二、离婚过错方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和功能
离婚过错精神损害的法律蛋白质，实质上是财产赔偿责任，确定这一性质主要有以下根据：
（一）、离婚过错方精神损害赔偿与其它精神损害赔偿一样仍然以财产方式作为主要救济手段。从国外主要国家的民法典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条文规定看，一般规定救济方式为损害赔偿和除去侵害，将损害赔偿作为主要救济手段。赔偿损失的方式，是财产救济手段，即以由侵权人向受害人给付财产的基本形式，救济受害人受到侵害的权利。对于财产的损失用赔偿方法救济，是财产救济手段；对于非财产的精神损害，用赔偿方法进行救济，仍然是财产救济手段。
（二）、离婚过错方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功能仍然是填补损害离婚过错方。精神损害具有多种功能，如补偿、惩罚功能、慰抚功能、调整功能等，但是作为财产赔偿，其基本功能必然是填补损害。就财产损而言，赔偿的目的完全着眼于填补损害。就财产损失而言，赔偿的目的完全着眼于填补损害。精神损害是无形损害，绝大多数的精神损害无法用财产的标准加以衡量。但是，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就是以财产的方式补偿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对受害人的精神利益损失和精神痛苦的赔偿，具有明显的填补损害，使该损害得到平复的功能。在这一点上，财产损失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虽有所不同，但就填补损害的基本功能而言，却是一致的。
（三）我国民事立法明文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方式之一是赔偿损失。民法通则第120条两个条款，均规定有“赔偿损失”，这里的赔偿损失与该法第134条规定民事责任方式中的“赔偿损失”，是同一概念。因此可以理解我国的赔偿损失责任方式包括财产损失的赔偿和精神损害的赔偿。既然如此，确认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是财产赔偿责任，既有事实根据，又有法律根据。
离婚过错方精神损害赔偿的这一性质，使离婚过错方精神损害赔偿是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在婚姻制度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婚姻义务的内在要求。缔结还是不缔结婚姻关系是公民的自由权利，但婚姻关系一旦缔结，当事人就必须负载相应的道德法律义务与责任。这些义务和责任乃人伦秩序、道德和法律在婚姻共同体中的预告配置，当事人按自己的自由意愿选择进入婚姻殿堂，则意味着别无选择地对婚姻共同体所负载的责任与义务的承诺，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认真履行其义务、落实其责任。当夫妻一方违背这些义务，逃避婚姻责任时，一方面可以通过当事人自觉的调适、改过而矫正，使婚姻关系得以继续维持和发展，法律无须干预；另一方面则是从根本上破坏了婚姻的稳定结构，使婚姻走向无可挽回的破裂。一方违背婚姻义务，就是对对方配偶权利的侵害，就要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从而既维护婚姻义务的社会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又实现对无过错方的必要补偿与救济。
第二，在婚姻制度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民法属性的直接反映。一方违反婚姻义务，另一方的权利就必然地受到损害。民法恰恰就是规定权利，保护权利的。婚姻关系的当事人违反义务，侵害权利，民法的本质属性就会发挥作用，对违法的行为人进行制裁。借此保障任何人进入到婚姻共同体中，都必须遵守这种权利义务关系的要求，按配偶身份权规则约束自我。既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也尊重另一方的权利。《婚姻法》作为专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对此作出规定，适应了民法对婚姻关系进行调整的要求。
第三，在婚姻制度中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保护离婚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
近年来，社会上“包二奶”的现象较为严重，家庭暴力亦呈上升趋势。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约有40万个家庭解体，其中多数起因于家庭暴力和夫妻一方与人有婚外情，或通奸、姘居、重婚而导致的离婚。许多无过错的离婚当事人因另一方的违法行为，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却得不到法律救济，感到有苦难言。在《婚姻法》中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可以有效地运用民事制裁手段制裁重婚、“包二奶”、家庭暴力等违法行为，并在经济上予以制裁，对受害一方给予一定的补偿，以有效保障婚姻家庭及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关于离婚过错方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有诸多学说，归纳起来，分为以下三种基本观点：
（1）单一功能说。这种观点认为这一精神损害赔偿只有单一的功能，但该单一功能为何种，学说各不相同。一是认为其功能为惩罚，强调过错方必须具备故意和重大过失，因而其行为应受惩罚，在赔偿的形式下隐藏着的惩罚。二是认为其功能是补偿，强调精神损害的物质赔偿是以补偿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失为目的，而对加害人的惩罚则应归于刑法和其他法律，这是近现代法律民、刑分离的结果。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是满足，强调其目的在于满足受害的人心理平衡，三是从而使其痛苦得以解决。四是认为精神损害的功能是克服，强调人体致病原因为非生物的外环境和生物内环境这两个相互作用的系统，精神损害赔偿是通过改变其外环境的方法，帮助受害人克服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尽快恢复身心上的健康。五是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是调整，强调在财产损害赔偿不足时，法官可以用精神损害赔偿作为调整手段，啬赔偿数额，补充财产损害赔偿的不足。
（2）双重功能说。这种观点认为其功能具有双重性，具有两种不同的功能，互相作用。其中一种意见认为，精神损害是将对受害人所受的非财产损害以合理的补偿和命令加害人就自己的行为满足受害人要求这两种功能集于一身的、一个独立的请求权，因而具有补偿和满足的双重功能。另一种意见认为，精神损害赔偿既是具有补偿性的功能，又具有惩罚性的功能。
（3）三重功能说。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是经济补偿，仍具备填补损害、抚慰受害人和制裁违法这三种功能。
我认为离婚过错方精神损害赔偿只具有单一功能，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无论哪一种单一功能学说来看待精神损害赔偿，都可以发现对精神损害赔偿功能的概括不全面，都有挂一漏万之感。因此，精神损害赔偿兼具补偿，慰抚和惩罚三重功能。损害赔偿作为侵权行为法的基本救济手段，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填补受害人的损害。通过补偿损失，使受到损害的权益得到救济和恢复。侵害配偶权的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都具有精神抚慰的性质，给予受害人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就可以抚慰受害一方因精神损害而产生的痛苦、失望、怨愤与不满，使受害一方获得心理上的慰藉，平息其怨愤、报复的感情。通过责令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使侵权者不但没有因为其违法行为而获益，而且对其侵权行为的损害后果还要承担赔偿责任，这体现了法律对侵权者的惩罚与制裁；并且对其他有可能发生侵权行为的人而方，也有警戒和预防作用。
三、离婚过错方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
与民法上的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是一致的，但也有其特殊性的一成。离婚过错赔偿的构成要件如下：1、夫妻一方中须有重大过错行为。这里的重大过错行为，依据《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应当是指以下五种禁止即重婚，与他人非法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和遗弃家庭成员的行为。夫妻共同生活，一方或双方存在一些错误的语言或行为是不可避免的，这些行为或许会任务另一方，但它不是法律所禁止的，而属道德调整的范畴。这里的重大过错行为为仅指《婚姻法》所禁止的五种行为，这是与一般侵权行为所不同的。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重婚和非法同居损害的对方是夫妻关系是另一方，而其他三种违法行为涉及其他家庭成员，但因《婚姻法》对此没有作出限制性规定。当受损害方是其他家庭成员时，也是重大过错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2、过错方在主现上的过错表现为故意。《婚姻法》第3条规定的禁止，当然的是与社会家庭伦理道德最低要求相违背的，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夫妻关系有过错的一方，当然地应当知道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表现在违反禁止性规定的主观方面，应当必须是故意形态；3、存在损害事实。违反《婚姻法》第一流条规定的行为，必须导致给夫妻关系另一方或其他家庭成员造成定一定损害，这是行为人的行为与法律规定之间必然逻辑结果。这种损害包括三个方面即：财产、人身、和精神损害。4、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夫妻一方的过错行为必然导致相对方损害结果的发生，这就是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就构不过错损害赔偿，比如夫妻之间相互猜疑，导致另一方精神受损害，上述四个构成要件，缺一不可。
下面可详细剖析一些具体的离婚过错行为。
（一）重婚行为
重婚行为，系有配偶者而与他人结婚或者明他人有配偶而与其结婚的行为，是严重的侵害配偶权的行为。其中的结婚，既包括法律婚、也包括事实婚。这种行为，在刑法上构成刑事犯罪，在民法上应当构成侵害配偶权的侵权行为，在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应当追究民事责任，责令加害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补偿受害人的精神损害。
《婚姻法》的这一新规定涉及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对重婚者追究民事损害赔偿的责任，可否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进行，即可否在起刑事诉讼的同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按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对象，只能是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或者是经济损失，不能附带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这种规定本身就是有缺陷的，但是，立法者在修订《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接受这种修改意见，仍然坚持过去意见。因而，就形成了现在这种尴尬的局面。按照现在各地法院在处理侵害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习惯做法，对构成重婚的侵害配偶权的精神损害赔偿，受害人应当在重婚的刑事诉讼以外，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由法院作出民事判决，确定究竟是否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有配偶而与他人同居的行为，是违背配偶的忠实与义务，侵害配偶权的行为。这种侵权行为的构成，可以考虑以下的要件：
首先，要求加加害人必须是有配偶者，无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不构成这种侵权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未婚者同居已经渐成时党，大有成为“准婚姻”的可能。以此，在修改《婚姻法》中，很多人主张将其规定为新的婚姻制度，对此意见立法者没有采纳。但是按照社会发展的趋势而言，这是一个既定的方向，只是法律早承认还是晚承认的问题，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因此，对一般的无配偶而同居者，应当有一定的宽容态度，不应是在一起共同生活，在一起起居、餐饮，进行。同时还应该是持续一定的时间，因为仅仅有一、两次在一起短暂的起居、性生活，仅仅是通奸的行为，不能叫做同居。究竟应当共同生活多长时间才算是同居，应当在审判实践中积累经验，最高司法机关应当作出司法解释。我倾向起码应当是较长时间，应在一周或者一个月以上。可以考虑，连续同居的，时间在一周以上；非连续同居，可以考虑一个月以上的意见是否可行？这种同居，不一定要具备同居的双方以夫妻身份相称，只要是在一起共同生活即可。
再次，应当因此而引起夫妻离婚，或者主要因此而引起离婚。没有引起离婚后果的，按照《婚姻法》第46条规定，不构成这种侵权行为。
具备以上要件，应当构成这种侵权行为，加害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三）实施家庭暴力
实施家庭暴力，侵害的对方权利人不仅仅是配偶，侵害的客体也不仅仅是配偶权，还包括其他。例如，、对孩子和老人实施家庭暴力的，也构成侵权。实施家庭暴力侵害配偶权的，仅仅指的是对配偶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
对配偶初稿家庭暴力，可能造成伤害，也可能没有造成伤害。侵害的客观也不单纯是配偶权，同时侵害的还有健康权或者身体权。造成伤害的，侵害的是健康权；没有造成伤害的，侵害的是身体权。因此，这种侵权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法规竞合，行为人实施的一个行为，既侵害了受害人的一个权利，又侵害了受害人的另一个权利。由于实施的是一个行为。因此可以就一个行为的诉因，而不是行使两个诉权。这样，受害人可以选择一个诉因，究竟是选择侵害配偶权，还是选择侵害健康权（或者身体权），由加害人自己决定。在实践中，侵害身体权、健康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构成的要求很高，不如离婚过错精神损害赔偿中实施家庭暴力侵权责任构成的要求更容易实现，因而依照《婚姻法》的规定，更容易实现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
（四）虐待、遗弃行为
虐待配偶者，有些是与对配偶实施家庭暴力行为是一样的，但是也有的虐待不构成家庭暴力。与实施家庭暴力行为一样的行为，构成请求权的竞合，由当事人选择诉因。没有与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竞合的虐待配偶行为，构成独立的侵害配偶权的行为。受害人请求加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法院应当受理，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判决。
遗弃配偶者，是一种不作为的行为，即在夫妻关系存在续期间，对配偶一方不尽配偶的扶养、扶助义务，使配偶一方遭受精神上的痛苦。对此，构成遗弃的，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应当准许。应当注意的，就是构成遗弃的，有的是犯罪行为，有的不视为犯罪行为，或者不构成犯罪行为。对此，都可以请求侵害配偶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不是必须构成遗弃犯罪者，才准许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里也有一个是否准许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应当与处理重婚罪的精神损害赔偿采用同一个办法，即在刑事诉讼之后，再提起单独的民事诉讼程序。
四、离婚过错方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
离婚的过错方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是财产损失还是非财产损失或二者兼而有之，婚姻法未作明文规定。婚外受害人知道后，因悲愤、情绪激动致身体健康受损而进行医治，必须造成财产损失，家庭暴力、虐待、遗弃侵犯对方人身权，受害人财产损失也是可见的，赔偿范围应包括财产损失。因婚外导致离婚，受害人感到悲愤、羞辱、沮丧，并受到讥笑和鄙视，其精神损失显然，因家庭暴力、虐待等侵犯受害人生命健康权，同时其身体受到折磨，精神受到打击，也是无可争辨的事实。因此，受害人的损失包括财产损失和非财产损失，二种损失侵权人理应赔偿。
实践中，夫妻关系破裂往往不是一方所致，是多方原因或互为原因，如果仅仅只允许无过失方才可以请求赔偿，这将使得“包二奶”、家庭暴力等违法行为的受害人很难提出请求，如女方有婚外恋是由于男方长期虐待与殴打的结果，男方“包二奶”其妻子请求赔偿时，男方也会提出其妻子长期对其不关心，才导致其“包二奶”，这在民法上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过错，这样一来受害人因有过失而无权提出赔偿请求，更无法得到赔偿，如果受害人不能得到补偿，该款设计的初衷就无法达到。为此，不应以无过失作为享有请求权的前提，受害人在提出请求时，不必考虑其是否具有过错，只要有一方实施了违法行为，受害人一方便可以请求赔偿。赔偿额如何确定，必须由法院依据当事人的过错以及过错的程度，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判定，如果请求权人也有过错，则应由法官通过过错比较的方法综合客观因素确定适当的赔偿数额，最终由过错大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双方过错相等，则可以不予赔偿，从实践来看，过错程度是可以比较出来的，因此赔偿也是可行的。夫妻双方是离婚诉讼当事人，对符合离婚过错赔偿制度的配偶使用赔偿有法可依。对于第三者与有过错的配偶所形成的重婚、婚外同居关系，共同严重侵犯了基于合法婚姻关系而产生的夫妻间的身份权，以及无过错配偶作为自然人所享有的人格权。如第三者主观上有过错，明知他人已有配偶，仍与之形成重婚或婚外同居关系，法律上既然赋予无过错配偶，可向有过错配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对于作为共同侵害人的第三者，无过错配偶为何不可向其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新婚姻家庭法应当规定受害者有权选择向有过错的第三者或配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对家庭暴和、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违法行为，所侵害的对象不一定是无过错的配偶，有可能是子女、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孙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等，损害赔偿只局限于离婚当事人，依照民诉法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未受到直接侵害的无过错配偶可提出赔偿诉讼。而受到直接侵害的家庭成员却不能主张其赔偿请求，，这将有悖于民诉法主体规则。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离婚时，只有无过错方有权提出离婚过错赔偿，这是《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双方均有无过错或均无过错，离婚时夫妻一方或者双方均不得提出无错赔偿。这里面有一个特殊情况，应引起注意，如果夫妻一方原来存在《婚姻法》所规定的重大过错，后得到另一方的谅解并没有再继续犯重大过错，以后如离婚，无过错、的一方不得提出离婚过错赔偿；有过错的五方悔改并取得另一方谅解的，仍继续违反《婚姻法》禁止性的规定，无过错的一方就有权提出过错赔偿。
（二）无过错方请求过错损害赔偿时，只有在离婚程序中提出，它包括诉讼离婚和协议离婚。
（三）赔偿的范围包括财产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但并不是每起案件都存在两种赔偿，从立法原意上看，离婚过错赔偿主要是精神损害赔偿。需用说明的是，在离婚分割财产时，本着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对无过错方多分割共同财产，过错方赔偿无过错方时只能以个人所有的财产进行赔偿。
五、确定离婚精神损害赔偿金应考虑的因素
（一）现状
由于立法不完善，司法解释耒能填补漏洞，导致司法实践中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极其不统一。一些典型案件和事例生动说明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现状；当事人动辄提出数十万、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但是法院最终的认定可能是数百元、数千元或数万元。有的高级法院制定了数百元至数千元的赔偿额指导标准；有的却制定了下限为数万元的赔偿额标准。更有趣的是，在一个女大学生被超级市场非法搜身的案件中，一审判决赔偿精神损失20万元，而二审法院改判赔偿精神损失1万元，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离婚过错方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问题。
（二）关于最高限额与最低限额
我们常常见到某些西方国家判决精神损害的案件，有的高达数百万美元乃至上千万美元，有的却是1美元，仿佛也“没准儿”。在我们看来，由于我国对侵害人身权规定了赔礼道歉等人身性质的民事责任方式，因此过低的精神损害赔偿（如1元或者10元），是不适当的，这不能达到抚慰受害人的目的，也不能惩戒加害人和警戒公众，还使人们对司法的严肃性产生怀疑。
我们也不赞成数百万、数千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当精神损害与死亡赔偿、残疾赔偿相剥离以后，判决过高的精神损害赔偿与我国的国情不相符合，也违背“赔偿不是中票”的侵权行为法格言。那当然，法律未必要设定一个绝对的上限，这可以留给法官裁量。
（三）若干人民法院在几次司法解释中，对侵害名誉权等人格权的精神损害的赔偿问题抻出了一些考虑因素。这些考虑因素是：（1）加害人的过错程度；（2）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这些因素在确定加害人的赔偿数额时应当予以充分考虑。此外，我们认为还有两个方面的情况需要考虑：1、我国作为一个经济较高速度发展中国家和逐步走向法治国家的基本国情；2、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在理论界还有人主张考虑有过错人的赔偿能力和无过错人的身份。我认为，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原则上都无需考虑：（1）就民事（经济）案件而言，任何一份涉及财产给付的判决，都可能遇到被告无力履行的情况，法官司不会考虑被告的偿付能力而不判或者少判赔偿金；（2）不因为身份显赫就感受精神痛苦强一些，也不因为身份卑微就感受不到精神痛苦或者只能感受较轻微的精神痛苦。何况人格权还是平等的呢！
（四）“名义上的精神损害”赔偿和“证实的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是否需要受害人举证证明？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可以将其分为两个方面来处理：精神损害分为“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和“证实的精神损害”。对于前者，法律推定其存在，无需当事人加以证明。只要加害人有侵害受害人相关民事权利的行为，就推定这种精神损害存在。而“证实的精神损害”则不同，它不能推定存在，而需要受害人通过证据加以证明。受害人接受心理咨询的事实、心理学家或医生的诊断、同事及家人的证言等通常能够作为证明受害人存在精神损害以及损害程度的证据。
对“名义上的精神损害”，赔偿额应当比较低，更多具有象征性的安抚性。就目前的社会经济状况而言，对“名义上的精神损害”的赔偿额掌握在数百元至数千元都是适当的，对“证实的精神损害”，“赔偿额应当根据损害的程度等因素确定”。一是受损害程序，二是过错人的过错程序，三是具体的侵权情节，上是其他因素。
六、离婚过错方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的情形
离婚过错方精神赔偿作为一项新型制度，其赔偿依据、过错形式等仍需探讨，为此，笔者略抒已见。
（一）赔偿依据。婚姻法对家庭暴力遗弃侵犯了受害人的人身权规定得较明确，而对婚、婚外同居等婚外侵犯了受害人什么权利，颇有争议。婚姻为男女双方以共同生活为目的，互相配合、互相忠诚，共同维系婚姻生活的美满和幸福为必要，若配偶一方违背忠诚义务进行婚外，则违反婚姻契约与婚姻的宗旨，侵犯了另一方的权利，即配偶权。配偶权是否确立，是婚姻起草争论较为激烈的问题之一，反对者认为，确立配偶权，则夫妻有相互同居义务，婚内、家庭性暴力无法救济，笔者认为，这种担心必要的，但完全废除配偶权，则婚外这种过错行为形式进行赔偿同则无法律依据。婚姻法修正草案第四条确立夫妻尖相互忠实而未确立整个配偶权，为离婚因婚外过错赔偿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过错形式
婚姻对过错形式列举了重婚，不以夫妻名义形成的婚外同居关系、家庭暴力、虐待和遗弃等五种形式，将当前较多发生的通奸、婚外排队在外，理由为，通奸难以举证，可能引发侵犯他人住宅权、隐私权问题。笔者认为，因通奸、导致离婚，无过失方也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理由如下：
1、通奸关系与婚外同居关系只是时间和次数的区别，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区分，更难举证。婚外同居当事人稍加注意，在时间和次数上做文章，认为只是通奸，尚不构成婚外同居，以规避法律的制裁。这样，离婚的过错赔偿制度中婚外同居过错形式形成虚设。2、保护无过错一方不够周全。通奸、与重婚、婚外同居一样违夫妻相互忠实义务，使受害人感到悲愤、羞辱、沮丧，将通奸、过错形式排除在离婚过错赔偿制度之外，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实际上通奸、与重婚、婚外同居关系相比，也发生较多，因此，对无过错受人的权利保护不够周全。作为一种易，与通奸相比较，后者为通奸当事人共同侵权，破坏婚姻关系，而前者则为夫一方侵权，别无它异。
（三）赔偿主体
婚姻法对赔偿主体没有明文规定。对实施家庭暴力，虐待和遗弃过错形式，赔偿主体为该行为实施者一方无疑，但因重婚、婚外同居关系、通奸导致离婚，赔偿主体应为重婚、婚外同居关系，通奸当事人双方。重婚、婚外同居、通奸为当事人双方共同行为，有着共同过错，破坏婚姻家庭，使受害人感到悲愤、羞辱，有的受害人甚至更加痛恨第三者，即第三者的行为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更大。对不知对方已婚的无过错第三者当然不应令其赔偿。
离婚的过错赔偿，侵权人侵犯了受害人人身权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这一配偶权，为独立之诉，因离婚之诉没有第三人，受害人若对配偶一方请求损害赔偿，可在离婚之诉中一并提出，也可以另案提出；若对配偶和第三者一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则必须另案提出。这种赔偿之诉，并不是无时间限制，建议立法机关在离婚的过错赔偿制度条文中再设一款，确立该诉讼时效为一年或六个月。
参考文献
1、摘自2000年《中国法律年鉴》
2、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3、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4、《婚姻家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