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工程常见法律纠纷篇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施工合同司法解释），针对我国建设工程领域中的大量问题，进行了规定，对我国建设施工合同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传统的经验式的工程管理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规范性要求。该司法解释施行以来的实际效果如何？对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开发方面造成了哪些实际影响，以及我们施工企业如何充分利用这部法律保护自己呢？笔者将从的一些典型案件中作以简单的分析，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此问题作出解答。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关键词施工合同常见问题法律建议
引言
2004年9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27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施工合同司法解释），针对我国建设工程领域中的大量问题，比如建设工程质量问题、垫资问题、招投标问题、违法转包、资质挂靠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规定。该司法解释被很多人认为是加强了对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开发中的“弱势”群体——施工企业的保护。而该司法解释施行以来的实际效果如何呢？对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开发方面造成了哪些实际影响，以及我们施工企业如何充分利用这部法律保护自己呢？
1、该司法解释的主要内容
司法解释共分六个部分二十八条，分别对施工合同的效力、合同的解除、工程质量争议解决、施工竣工日期的认定、工程款支付以及诉讼程序，做了更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www.133229.Com以往我国的《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甚至较新颁布的统一《合同法》，都没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司法审判实践中尺度不一，相类似的案件判决截然不同的情况大量存在。本司法解释出台后，很多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解决，为我们规范企业管理、依法处理争议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1．1合同效力。合法有效的合同，是双方实现合法权利的基本保证。无效的合同意味着大量权利的丧失。比如：工程款的丧失、索赔权利的丧失、损害赔偿等。司法解释规定：没有资质、应当招投标而没有经过招投标、非法转包、违法分包以及违法“挂靠”的合同均为无效合同。无效的合同有的不予支付工程款，有的收缴非法所得。
司法解释还对一个敏感的垫资问题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没有说垫资合同一定无效，但区别不同情况，对垫资利息作出了支持或不支持的规定。
1．2合同解除。“合同”乃是“大家合意、共同做某件事情”之意。如果闹了意见，矛盾重重，就不得不“分家”了。这就是合同的解除。本人实践中接触最多也是难度最大的案件，就是“半拉子”工程。施工到一半，干不下去了，或甲方或乙方，提出解除合同。这就立即面临合同解除的一系列问题。一是工程量的确认，二是违约责任或赔偿责任的承担，三是工期拖延责任的问题。
1．3工程质量。工程质量争议目前司法实践中比较少见，主要是大的工程均实施了监理制度和一系列的工程质量监督制度。只有一些不规范的小工程施工中存在工程质量问题，不再多谈。
1．4施工工期。这是司法实践中遇到比较多的问题。不管工程是否竣工，都会遇到工期索赔问题。也是我们下面将着重研究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工期应否顺延、竣工日期如何认定。司法解释规定，对竣工日期有争议的，通过验收的，以竣工验收之日为竣工日期，从而彻底与“完工”区分开来。司法解释对提交竣工报告也有要求，这都是施工企业应当高度重视的问题。
1．5工程款支付。也是施工合同的重中之重，没有哪个企业不重视回收工程款的。但是，司法解释出台后，传统的“连拖带压，软磨硬缠”的方式能否继续奏效，应当打上一个问号，这一点下面也要做详细分析。
1．6诉讼程序。这一方面，只要注意一次性包死价格不得审计、发包人如果拖欠工程款，有可能直接成为实际施工人的连带被告即可。
总之，司法解释结束了以往工程管理的粗放式管理模式，双方你拖我磨，一个想多要工程款，一个想少付或拖延付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个法治的、规范的工程管理模式正在建立。如果不充分注意到法律环境的变化，无论是发包方还是承包方，都有可能吃亏。
2、司法解释实施的效果
有些人一度认为，甚至现在某些法律人士还粗浅地认为，司法解释是施工企业的保护伞，是倾向于保护施工企业的。本人在实际案件的过程中经谨慎研究认为，该司法解释并没有很好地保护施工企业，相反，却对施工企业提出了更高地要求。如果不认真对待，最终吃亏地还是施工企业。
司法解释从2005年1月1日实施以来，已经两年零十个月了，对建设领域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涌向法院。本来施工企业唯恐失去市场，没有人愿意起诉开发企业，现在却像“揭竿而起”一样纷纷起诉开发企业。从本人及其他同事的案件情况来看，从零散的小型施工队伍讨要工程款，到大型施工企业与大型开发企业之间的重大施工合同纠纷；从一年平均不到几件案件，到一个月就有几件大案，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已经成为近两年来房地产案件的重中之重。我和我的同事们最近忙的案件大部分都是施工合同纠纷案件。我们的建设领域到底怎么了，发生了什么革命性的变化？
诉讼案件的增加，大部分源于对司法解释的粗浅认识，认为现在到了法治社会了，只要我打到法院，一定就能要来工程款。孰不知，碰壁而归的企业大有人在，甚至大部分诉讼案件的结果都与施工企业最初的愿望背道而驰。
中国某著名施工企业，以拖欠工程款为由，起诉发包方欠款4000余万，结果因为备案的合同与实际履行的“黑”合同不一致，而遭到发包方的有力反击。司法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当初为了揽到工程，对中标合同的价格约定十分低，而通过另行签订协议的方式，提高工程款。结果发包方顺手就拿起这一武器奋起反击，致使这一全国有名的施工企业惨败而回，以损失近2000万元而告终。
此案给施工企业敲响了警钟，“黑白合同”再也不能签了！法律是规范社会行为的，不是某一领域的保护伞。
3、目前施工合同纠纷集中的几个焦点问题
这一部分内容是本文着重要论述的部分，希望从法律的角度，对我们的工程管理研究能有所帮助。本部分主要从实践中常见的问题出发，展开阐述作者的观点。目前施工合同纠纷集中的几个焦点问题：
3．1工程款（进度款）支付争议
支付工程款，说起来容易，一旦诉讼到法院，特别是“半拉子”工程，将演变为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最高院民一庭审判长冯晓光曾经说过：“从法院的审判实践来看，建设合同纠纷的焦点本质就一个:施工方要钱，希望拿回业主拖欠的工程款或者从心态上讲是想多要点钱，业主的心态就是少给或不给钱，其抗辩理由是施工方存在工期拖延问题,工程施工质量存在问题，本质是想达到抵消或吞并部分工程款的目的。就是一个要钱，一个不给。”①
那么，想要钱的一方是怎么做的呢？首先，承包人为进入施工市场，在承揽工程阶段，不惜低价竞争、承诺垫资、较低的进度付款比例等方式和发包人签订合同。然后，开始施工以后，以拖延工期甚至威胁停工等手段，迫使发包人加大付款比例。从而弥补前期或后期有可能减少的利润。不想给或想少给钱的一方是怎么做的呢？一方面，冒充（最起码表现上）财大气粗，取得承包人信任，迫使承包人以垫资或其他优惠条件承揽工程。为筹措资金争取时间。
从以上分析可以想见，在各怀鬼胎的前提下签订的合同，履行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可以肯定的说，施工合同履行的过程，就成了承、发包方斗争的过程。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就没把合同当作回事，（极端的表现就是“黑”“白”合同），而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履行过程中各种利益的争夺上。有的单位到打官司了，都不知到当时合同是怎么签的，有的甚至出现了几份内容完全不一样的合同。或者合同的违约责任全是空白。等对方违约了想向对方索赔都没有依据。对合同的忽视到了极端的程度。
实际上，合同是双方利益的保护伞外，还有一个最大，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促进履行、省时省力。一旦发生了不一致的看法，一般比较完备的合同都能调解解决。如果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合同，当承发包双方斗的筋疲力尽后，发现将合同送到法院更是一个艰苦的历程。因为有的合同连法官都看不懂。最后不得不接受一个不明不白的调解结果。搞得两败俱伤。笔者就接触过类似的合同，当然出现在比较落后的县城，从法官到律师，看合同都看得头皮发紧，就是搞不懂当事人想要表达得意思。还有一个案件，发包方被承包方拖得实在没有办法了，找到律师一看合同，违约责任一片空白！律师就可以坦白地告诉他，你就等着吧，拖到下个世纪你也不容易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
现代法律体系框架下的建设工程施工活动，应当是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框架下的，法治的施工行为。他以最规范、最省时省力的方式，最大限度的保护各方的利益。
3．1．1关于工程款支付的合同依据问题
前文已经提及，司法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这就是对“黑白合同”限制性，甚至是“惩罚性”规定。签订“黑”“白”合同，或称“大”“小”合同，有着它特殊的社会背景。一方面是国家政策法律对招投标的严格要求，一方面是施工企业地无序竞争，集中催化产生了“黑白合同”。“黑”合同之所以“黑”，是因为双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在通过招投标的、备案的合同之外，又签订的一个价格相对较高的合同。同样，作为交换条件，承包方要对垫资甚至借款作出承诺，以满足双方的需要。在过去的审判中，有的判“黑”的有效，因为是双方实际履行的合同；有的判“白”合同有效，因为是符合法律规范要求的合同，总之，审判也很混乱。现在统一了尺度，凡是签订“黑”“白”合同的，一律以“白”合同，也就是在建设主管部门备案的合同，作为最后结算的依据。那种无论是故意还是无奈的以“黑”“白”合同非法竞争业务、忽视合同效力的行为，就再也没有市场了。而不知道这一法律规定，仍然凭经验办理事务的施工单位，恐怕要吃亏了。前面所举某著名企业败诉的案例，就是一例。
3．1．2关于工程款支付的方式问题
很多单位在施工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方式是以月工程量计量付款，或以工程形象进度的工程量付款。实际上这两种约定存在的问题都非常大。以月工程量付款为例。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承包人按月向发包人报送上月完成的工程量，经甲方确认后付款。看似十分清楚的约定，实际履行起来非常困难。首先就是对工程量的确认问题，双方虽然都声称按照定额实事求是地确定，但是往往双方的结果却相去甚远。而实际操作中，又不可能每个月都搞一次审计，这往往成为双方产生纠纷的隐患。以工程形象进度的工程量付款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而任何工程都不可能每个月或每个形象进度就做一个审计报告后付款。
我们提出尝试性的建议，在合同中约定形象进度阶段后，在签订合同时，就对相应的形象进度工程价款作出明确约定，验收通过后5日内付款。最终结算时根据审计结果（如果是固定价格不需审计）多退少补。因为施工前每个工程项目都能作出预算，根据施工图作出阶段性的形象进度工程量预算也不是难事。约定了明确地数额，对于合同履行将十分有利。合同顺利履行，也符合发包方及时获得合格工程的根本利益。对于设计变更或工程量增加部分，可以及时通过工作联系单的方式确定价款后执行。
笔者正在处理地一个案例就是这样。双方约定，在基础验收通过后，按照乙方完成工作量的70％付款。结果，基础验收后，乙方上报工程量500多万，而甲方审核工程量为400万多一点，双方仅基础部分就相差100多万元。从此，双方对此争论不休，工程时断时续，整整拖了一年，连主体验收都没有完成。双方还都认为是对方不诚信。最后也没能善终，双方无奈解除合同，开始踏上了漫长的诉讼之路。
从此案可以看出，必须找到一个明确、简单易行的支付工程进度款的方式，否则，对双方、对整个施工管理来说都是失败的。因为任何管理都是手段，只有能实现企业效益的管理，才是我们的目的。
3．1．3施工合同范本中通用条款的问题
还有一个案例，即牵扯到工程款支付方式，又牵扯到一个常见问题：对合同通用条款的认识问题。某施工企业与开发企业在施工合同中约定，发包方按月支付工程款，乙方每月上报已完成工程量，甲方于7日内审核后，拨付工程款。甲方以各种理由迟迟不予审核，致使进度款总是一拖再拖。而该合同也没有严格按照制式的范本合同签订，所有地通用条款都被认为无用或没必要而删除了。要知道，通用条款的重要性决不亚予专用条款。施工管理过程中碰到地大多数问题，在通用条款中都能找到解决的依据。比如上述问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1999—0201）通用条款第25．2条就有规定：“工程师收到承包人报告后7天内未进行计量，从第8天起，承包人报告中开列的工程量即视为被确认，作为工程价款支付的依据。”这一条款只是指导性的通用条款，其本身不是法律，如果没有约定写进施工合同，则不能作为判断双方是非地依据。甲方以各种理由拖延，乙方就会十分被动。
3．2工期拖延
3．2．1工期拖延的原因与表现
与工期拖延问题紧密相关的实际上还是工程款支付问题，（承包人管理不善、人员、资金不足等单纯性问题不谈）。因为，从施工合同纠纷审理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工期拖延，承包人都以发包人没有及时按照约定支付工程款为理由。
上面已经谈到，因为对工程进度款的付款方式约定的不明，或者约定也无法顺利执行，直接会导致工期的拖延。而承包人往往没有采取合法的手段处理，而是采取“磨洋工”的办法，一“拖”了之。反正你不给我钱，我就不干活，看谁着急。殊不知，这样一来，本来不是承包人责任的事情，也会转变为承包人的责任。
3．2．2工期拖延的后果。
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通用条款的规定（因为通用条款一经签订，就是双方之间的法律，而这种约定是行业性的通用性约定，已经接近法律规定，所以笔者更愿意称之为“规定”而不是“约定”），即使发包人没有按时支付工程款，承包人也必须以书面形式要求发包人工程师确认，工程师逾期不答复，视为确认。否则，只能视为工期没有受到影响而不予顺延。或者，因发包人拖延支付工程款，严重影响施工的，必须向发包人发出催款函，在催告无效的情况下，承包人可以停工。否则，视为拖延支付工程款没有影响施工进度，而不予顺延工期。无论是停工，或确认顺延工期，都可以为承包人提出索赔，或最起码不遭到发包人索赔提供了依据。否则，将直接导致对承包人不利的后果。从而导致发包人的有力“反击”，甚至会出现索要工程款不成，血本无归。
笔者就接触过一个案例。承包人承诺了竣工工期，还约定了逾期违约金。由于发包人不及时支付进度款，承包人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反正你不给钱我就不给你干活，拖就是了”。结果，最后因为发包人拒付工程款而诉讼到法院后，发包人虽承认拖欠工程款，但由于承包人拖延工期，给发包人造成损失，应按合同承担违约责任。法庭经审理，承包人没有应当顺延工期的证据，即使存在顺应工期的理由，也无法证明应当天数。最终法院判决双方支付。发包人支付工程款，承包人支付违约金。两者相抵等于“零”！
我们无意于评判此案审理是否存在问题，因为该案上诉后还没有最终结果。但我们应该可以总结一些教训。那种粗放式地经验性地管理，已经不适应于目前的法治环境。所以，承包人即使遇到发包人违约的情况，也应当严格按照通用条款或专用条款的约定，及时办理各种手续。明确双方的责任和应当顺延的工期。如果出现争议，也要及时解决，否则，拖延只会给自己、给对方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
3、如何利用法律保护自己
任何一部法律法规的出台，都会使利益受侵害者拿到保护自己的武器，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的权益。立法同时也会直接促进了企业自身管理的规范性发展。因为只有规范的、合法的管理，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不规范地操作方法，会使本来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向不利一方发展。上面已经举出了太多的案例，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目前，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的出台，正是多年积累的诉讼能量的集中爆发阶段，大量的案件都选择了诉讼方式的解决。很多施工企业没有注意到的是，他们都对自己的诉讼“准备好了吗？”
一件施工合同案件的诉讼成功，会牵扯多方面的准备工作。首先，合同的有效性。司法解释着重关注了影响施工合同效力的招投标问题和黑白合同问题。其次，主体的合法性。主要是施工资质，突出表现在对实际施工人的资质要求方面。再次，也是最为重要和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证据准备问题，简单的说就是各种签证、会议纪要、工作联系单等。特别是上述所谈容易出现的各种常见问题。都要认真对待，妥善、依法解决。
法律，它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对不遵守法律秩序的经济主体，都有制约作用，并不是倾向哪一方。从这个角度来讲，正体现了法律的规范作用和公平性。那种单纯的认为司法解释是保护施工企业的想法是错误的。
无论是施工企业，还是开发企业，都必需高度重视施工合同中的通用条款、协议条款，高度重视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各种签证行为。只有做到行为合法、合同有效、手续完备，才能真正从法律上获得保护自己的“尚方宝剑”。
参考文献
[1]黄松有、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合同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建设工程常见法律纠纷篇2
关键词：施工合同；经济纠纷；防范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104-02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企业体制多元化发展，建筑施工企业经济纠纷案件急剧上升，已严重困扰着企业的发展和流动资金的运转以及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深入。本文通过有关文件和大量报刊有关报导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经济纠纷案件评析和相应对策。
一、建筑企业经济纠纷案件现状
（一）经济案件类型较多
随着市场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在深化改革、生产经营中产生了许多新问题、新矛盾，由此导致企业经济纠纷也呈现多样性。除了建筑材料购销、加工承揽、借贷等常见的合同纠纷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类型的纠纷，如总包与分包经济纠纷、资金紧张导致经济危机转嫁纠纷、建设方诈骗案件、建设方违约纠纷、建筑物质量纠纷、投融资纠纷、贷款担保纠纷等。
（二）经济纠纷案件标的额大
一般建筑施工经济纠纷案件标的数额较大，少则几十万元，多则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
（三）工程款拖欠与三角债较多
虽然建设部《关于严禁在工程建设中带资承包的通知》下达五年，但带资施工情况在业内仍然有一定的普遍性，由此引发的诸如三角债、劳资纠纷等，并由此产生连带责任的经济案件屡见不鲜，如广东某市二建公司项目负责人林某以低价带资承包工程，因资金不到位，造成拖欠工人工资外，还赊欠钢材、水泥、砂石等材料款，结果某建筑商与林某发生争执和打斗，造成重大案件。
（四）隐性损失大
经济纠纷给企业造成的隐性损失不可估量，由于企业领导人缺少法律意识而造成超过诉讼时效后丧失了追索权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种种原因已无法收回的应收拖欠工程款挂在企业帐册上，作坏帐、呆帐待处理的屡见不鲜；企业应收拖欠工程款和项目经理应上交款居高不下。有的双方自行协商调解或法院裁判，以抵债形式拿回来放在仓库里的那些销售不畅、以帐面价格计的物品，从经济角度来说是十分惊人的。
因拖欠工程款数额太大，不少施工企业由此造成流动资金严重缺乏，致使企业连年亏损，最后陷入破产困境的不在少数。
（五）诈骗案件增多
社会上不少坏分子不遵守市场经济的基本交易规则，钻法律上空子，利用合同欺诈、拖欠，不履行债务，致使不少施工企业上当受骗，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二、对策与防范措施
尽管施工企业面临的经济纠纷原因很复杂，企业发生经济纠纷有其必然性。但通过对施工企业经济纠纷的调查分析，我们认为，施工企业只要提高自身法制观念和聘请法律顾问，由此达到减少施工企业经济纠纷发生的机率，从根本上预防企业陷入不必要的经济纠纷，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做得到的。当前急需解决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加强施工企业法制教育与培训
在建立规范有秩序的现代企业制度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加大对施工企业经营者（包括项目经理）的法制教育，提高施工企业的法律素质。有的施工企业经济纠纷不断、屡屡败诉，企业资产严重流失，从反面告诉我们，提高企业经营者法律素质是减少不必要的经济纠纷发生的关键，也是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内涵扩展的重要内容。若不提高经营者的法律素质，施工企业陷入重大经济危机的重大案件仍会发生。因此，要把企业经营者是否具备必要的法律知识和依法管理的能力作为考核、相关的规范市场经济的法律知识，作为继续教育和选拔经营的必要条件之一，针对施工企业经营者的现状，把与企业经营活动密切强化教育的重点，使施工企业有较强的法律意识、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具备依法管理的能力。
（二）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合同管理制度
1、合同问题
通过大量事实证明施工企业经济纠纷频频败诉往往是合同本身或履行过程中存在重大问题。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1）合同没有归口管理，企业内部没有专门合同管理机构；（2）忽视对对方作资信调查，没有对合同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审查；（3）合同条款不完备，在签订重大合同时缺乏法律论证；（4）对合同专用章、空白介绍信缺乏管理。
2、完善企业内部法律管理制度
这正是由于施工企业缺乏内部法律管理机制造成的。无数事实表明，内部法律管理松懈，漏洞百出的企业，就好像一个没有篱笆围墙的果园，随时都会发生果子被人偷摘祸害。由于市场经济的复杂性，以上几个问题往往涉及到合同双方之间的关系，以及企业内部经营部门法律意识和合同管理水平。当前，建立企业内部法律管理制度要做到以下五点：
（1）加强企业重大决策的法律论证制度，达到减少企业决策失误的目的。企业聘请法律顾问直接参加企业有关生产经营的决策会议，对重大经营决策或重大项目，再聘请法律事务部门的人参加；（2）加强合同管理制度，以提高企业签订合同有效性和合同的履行率。制定“公司经理和三总师合同会签负责制”、“重大合同履行报告制”、“企业对外担保管理和对内承包办法”、“企业对外经济合同管理办法”等制度；（3）加强企业财务结算的管理制度，堵塞资金管理方面的漏洞；（4）加强企业内子公司、分公司注册登记和项目经理信誉等级管理制度，提高企业内部管理的统一性和有效性；（5）加强纠纷管理制度，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企业应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经济、民事经济纠纷管理办法》、《企业对外争议和经济纠纷管理办法》等制度，并根据发展需要，及时制订或修改相关规定。将企业管理纳入法制轨道。
（三）发挥企业法律顾问的作用
建筑施工企业法律顾问是现代企业制度法人治理管理层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施工企业在相对合理和小风险的前提下进行施工生产的保障系统。其作用不仅仅是处理纠纷，更多的是着眼于事前防止经济纠纷的发生。1997年，国家经贸委、人事部、司法部共同的《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和《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等规章，是推动建筑施工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促进建筑施工依法治企的一项重要措施。它明确了建筑施工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既为施工企业提供了制度保障，也扩充和发展了建筑施工企业管理的方法和内涵。
（四）合约前的评审和签约后的评审
由于大多数经济纠纷案件与合同有关，因此加强合同评审极为重要。合同评审的内容主要有工程造价、付款方式、工期指标、质量目标、施工工艺、设备配备、物资供应、索赔条款等内容。对招投标项目，公司投标办公室要看得相当仔细，否则，将会造成“一招不慎，全盘皆输”的局面。合同评审主要有两个阶段，分为签约前的评审，最重要做好这几方面的工作：1、调查工作。签订合同之前，必须对建设方进行社会信誉和建设资金来源调查，凡是没有足够的建设资金，这个合同还是不签为好。对建设项目可靠性调查，包括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城市规划许可证、需要拆迁的、拆迁进度情况、设计图纸及地质勘探报告、建设项目可行性报告、建设项目报建批准文件号以及相关会议的记录；2、评审合同文件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主要参照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各地方的招投标管理方法的规定，FiDiC条款、《保险法》、我国政府或地方政府颁发管理法规以及适用于本工程的技术标准与规范等；3、评审合同文本是否符合我国和项目所在地规定，条款制定是否有缺项；4、评审合同条款与原招标文件条款，以及技术、商务标书有无相悖之处，并及时沟通纠正。
签约后的评审，主要涉及到合同管理，工程施工追踪管理、工程施工中的索赔等内容，工程竣工后的评审。大型工程项目工期较长，可能3-5年或更长，不能因为人员的调动而间断评审工作。在施工过程中还可能对合同进行修订，也需要进行评审，该评审要与前面工作联系起来，保证前后必须连续一致，资料归档及时、完整。做好合同的评审工作非常重要，它是工程经营管理中一个重要环节。如果合同评审工作细致，不仅会避免企业经济上的损失，而且还会树立企业在外界的良好企业形象，提高企业知名度。相反，则会造成失误，即给企业带来经济上的巨大损失，直接影响企业形象。（上接第103页）载入宪法，这也是国家制定统一住房保障法的宪法依据。公民住房权立宪将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在我国，宪法是部门法的立法依据，我国主要是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来完善宪法。因此，我们可以采用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在2004年宪法修正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后面增加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获得适当住房权的权利。国家负有尊重、保障和促进公民住房权的逐步实现的义务”。
（二）及时出台保障公民住房权的基本法律。保障性住房关涉千家万户的切实利益，根据法律保留原则，全国人大及其常务会负有宪法义务为保障公民住房权提供法律保障。在城市住房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此项立法工作更是刻不容缓。早在1983年,《住宅法》就被正式纳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并拟就了《住宅法》征求意见稿。但出于种种考虑，住宅法至今尚未出台。现在我国的住房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住房保障的理论研究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住宅法的时机完全成熟。住宅法应是我国住房保障制度方面的基本法，其立法宗旨在于确保公民的住房权。1、《住宅法》应合理划分国家与市场在解决公民住房问题上的责任；2、《住宅法》应认真履行我国的国际法义务，将《社会、经济、文化国际公约》中有关住房保障的内容纳入国内法。
（三）完善我国住房保障体系。1、要完善梯度保障性住房体系。应针对不同群体将保障性住房层次化，建立起以“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为主要内容的住房保障体系；2、要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用于保障性住房的资金比例绝不能少于资本主义国家。基于这种认识，我国应出台措施规定，每年用于保障性住房的资金占财政预算的3%，用于保障性住房的土地出让金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3、要完善保障性住房的分配程序：（1）要完善保障性住房分配的准入机制。建立居民收入状况核对系统，通过这一系统建立起“电子比对专线”，了解申请家庭的实际收入状况；（2）要建立“轮候制度”。将符合申请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列入轮候册，并向社会公开，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查阅，并赋予公民对该分配名单的异议权。
四、结语
住房权是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为了充分保障公民住房权，解决公民住房问题，我国宪法应增加对公民住房权的规定，并且尽快出台符合我国国情的《住宅法》，提供“人民买得起的房子”，让“人民有房子住”，努力实现“居者有其屋”的和谐理想，让普通百姓的安居之路更加顺畅，这是各级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参考文献：
\[1\]刘淑媛.人权视角下的适足住房权\[J\].湖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6).
\[2\]郭玉坤.中国城镇住房保障制度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262.
\[3\]王宏哲.适足住房权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7:20.
\[4\]金俭.中国住宅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48.
建设工程常见法律纠纷篇3
关键词：建筑施工企业；法律纠纷；防控
中图分类号：D923.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7-0267-04
在建筑市场僧多粥少、竞争激烈的当前，已经是微薄利润的建筑施工企业却往往会因为法律纠纷的发生而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小型企业往往在遭受重创后无法生存，而大中型企业往往也会在几年之内一蹶不振。根据对江苏省某建筑施工企业（以下称a建筑公司）2000—2012年所有诉讼、仲裁案件的调查，建筑施工企业常见的法律纠纷类型主要有劳动纠纷、人身损害纠纷、合同纠纷三大类。每一类每一个案件的发生都存在事实以及法律的缘由，如果在纠纷发生之前或者纠纷发生时采取一些防控措施，建筑施工企业是完全能够避免纠纷的发生或者将损失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的。
一、劳动纠纷的防控
（一）工伤主体认定案
基本案情：2008年，张某在B酒店四层室内排水施工过程中，不慎从梯子上滑落下来，造成左膝受伤。医疗机构诊断结论：左髌骨粉碎性骨折。a建筑公司与B酒店签订的是消防工程施工协议书，第三人张某是在B酒店的水电安装工程中受伤。a建筑公司与张某没有签订劳动合同。a建筑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张某不是a建筑公司项目负责人所派。此案争议的焦点为“a建筑公司和B酒店谁是工伤主体？即谁应承担工伤的法律责任？”该案从2008—2010年，历经区劳动保障部门、市劳动保障部门、区法院，工伤责任主体的认定在此期间几经更改。最后，双方经法院调解，a建筑公司和B酒店各补偿张某4万元。
防控措施：在本案中，张某虽然不是在a建筑公司承包的工程中受伤，a建筑公司却承担了一定的法律责任，原因在于a建筑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张某不是a建筑公司项目负责人所派。《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375号令）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省政府第29号令）第十四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又无正当理由在限期内不提供证据的，劳动保障部门可以根据职工或者直系亲属提供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结论。可见，在此类案件中，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情况下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建筑企业应当在施工过程中，按施工班组建立工人花名册，以避免出现本案中类似的问题。此外，要加强对工人的教育。一是禁止工人临时接受其他公司委托进行施工；二是在无法避免为其他公司进行额外施工时一定要有相应的手续证明，以避免出现问题后借用的用工单位推诿责任从而将风险转嫁给工人所属单位的情况。
（二）工伤赔偿案
基本案情：2007年，张某在a建筑公司工地工作中左眼受伤，后认定为工伤，鉴定为五级伤残。a建筑公司没有为张某缴纳工伤保险费。a建筑公司支付张某检查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计256000元。
防控措施：工伤纠纷是建筑施工企业较为常见的一类法律纠纷，为减少或避免工伤事故，施工企业应当加强对工人的施工安全教育，要求工人在施工过程中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另外，建筑施工企业应当为工人购买工伤保险，以便在出现工伤事故后能够通过保险理赔来减轻经济损失。在上述案件中，a建筑公司没有为受害人缴纳工伤保险费，没有能够将风险转移，最终责任只能由企业自己承担，从而使企业遭受了较大的经济损失。
二、人身损害纠纷的防控
（一）非工作人员误闯工地受伤案
基本案情：2002年7月25日，陈某误闯a建筑公司工地，由于该处建筑工地无警示标志，也无护栏，夜间灯光暗淡，原有二块挡道木板被建筑工人拿去作睡觉铺板，致使陈某跌入地下车库下面入口处而受伤。最后a建筑公司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案件受理费、诉讼费、鉴定费，总计96654元。
防控措施：对于施工过程中出现的此类人身损害，并不多见。本案的判决，法院适用《民法通则》第125条的规定“在公共场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于案发的时间与诉讼的时间相距较远，造成建筑施工企业对自身的抗辩意见无法收集到相关的证据材料来证明，尤其关于“是否设置明显标志？是否采取安全措施？”的争议焦点。因此，建筑施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一是对于已经发生的损害事件，应当在公司法务人员或法律顾问人员的帮助之下，及时收集、保全证据，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二是要加强对工地的管理，设置专门工作人员来巡查工地的警示标志以及安全措施设置等；三是要注重对工人安全意识的培养以及加强对工人行为的管理。本案受害人受伤的原因是没有设置明显标志以及没有采取安全措施，原有的挡板竟然是被工人拿去睡觉，这样的疏忽却造成近10万元的经济损失。如果造成人员死亡，后果就更不堪设想。
（二）看房人员擅自进入工地死亡案
基本案情：2010年8月28日，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售楼人员带领陈某、倪某等到a建筑施工工地内看房，工地门口未有门卫阻拦，陈某、倪某也未采取任何安全措施，进入工地后，被建筑垃圾砸中，造成两人死亡的重大安全事故。a建筑公司为此支付受害人死亡赔偿金、医药费用、看护费、招待费等以及行政罚款共计1720837.44元，后a建筑公司向房地产公司追偿433044元。其间，a建筑公司工程被迫停工，损失巨大。
防控措施：上述案件的发生看似比较偶然，但实质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施工工人高处乱抛建筑垃圾是原因之一，施工企业应当提高安全防范意识，通过严格的内部安全管理，杜绝类似高空乱抛垃圾等违章作业。未设置有效的门卫制度是原因之二，因此，建筑施工企业一定要设置有效的门卫制度，杜绝未经允许擅自进入工地的情况发生。进入工地人员的安全措施未到位是原因之三，案件中的两位死者均未带安全帽进入工地，自身对安全隐患没有任何认识。售楼人员与工地联系未严格制度化是原因之四，施工过程中均有可能遇到看房人员进入工地，在不能避免的情况下，有必要设立严格的联系制度：（1）售楼人员要带人看房先要和工地联系，工地负责人根据施工进度决定是否允许进入，如允许，发放出入证；（2）门卫查看出入证，提醒看房人员注意安全，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3）工地派工人陪同看房，走比较安全的路线，看完后再送回门口。在本案中，如果a建筑企业在禁止高空扔垃圾、建立有效门卫制度、对进入工地者采取安全措施、建立有效的联系制度四个方面能够做到其中之一，这样的重大伤亡案件就应该不会发生，a建筑企业也不会在建筑业利润微薄的大环境下承担如此的巨额损失。
（三）工地打架受伤案
基本案情：张某在a建筑公司被同一工地工人打伤，造成脾破裂。a建筑公司为此支付了113547元。
防控措施：该案因建筑工人之间的斗殴而造成人身损害，与建筑企业的安全管理有一定的联系，但就个案而言，损害的产生是由侵权人的犯罪行为而造成的，犯罪行为与职务行为本应当是不相关的，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侵权人系在执行职务过程中致人损害，适用法律是不正确的，本案是一起普通的侵权，应当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但一审法院之所以如此处理，不排除是为了维护受害人的利益而作出，二审法院在查清相关事实后，做了大量协调工作，最终调解结案。a建筑公司却为此支付了113547元。因此，建筑公司一定要加强施工工人的素质教育，提高工人的法律意识，尽量避免此类案件的发生。
三、合同纠纷的防控
（一）买卖合同
1.表见案
基本案情：承包人程某以a建筑公司项目部名义与尤某订立线材加工销售协议后拖欠材料款。a建筑公司为此支付570921元。
防控措施：在上述案件中，法院判决的主要依据是：（1）《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的，该行为有效。”（2）《建筑法》第28条和第29条第3款关于“禁止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以及《合同法》第272条第2款、第3款关于“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3条规定：“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挂靠集体企业并以集体企业的名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在诉讼中，该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或私营企业与其挂靠的集体企业为共同诉讼人。”工程违法分包与转包均为法律及行政法规的明令禁止，但实务中却屡禁不止，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施工企业自身管理的不规范，项目经理与建筑企业之间的内部承包关系，造成企业对项目经理管理的虚化，项目经理在承接工程后，基于分担市场垫资的压力，常会将自己无力施工的部分工程，违法分包给实际施工的包工头，包工头在施工过程中，以建筑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买卖、租赁合同，由此而产生的合同纠纷，施工企业为此承担责任。在上述案件中，法院认定程某为a建筑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并将其对外签订合同的行为认定为职务行为，以此来判定a建筑公司对外承担责任。客观而论，这种认定是很值得商榷的。从公平角度而言，施工企业违法分包，有错有先，实际施工人以施工企业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建筑材料实际用于在建工程，由施工企业承担责任似无不妥。但实务中的问题往往非常复杂，实际承包人与他人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并非少见。为减少此类纠纷的产生，建筑企业必须严格内部管理制度，杜绝工程的违法分包与转包，尤其不得将工程分包给无施工资质的自然人，否则必然会给企业带来极大的法律风险。
2.拖欠货款案
基本案情：a建筑公司签订购买钢材，合同中约定：如需方逾期付款，供方则每日按货款0.2%收取违约金。后a建筑公司拖欠货款，最后额外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和违约金共计710000元。
防控措施：此类案件的发生原因简单，结果也很明了，关键是企业应采取以下防控措施：（1）签订合同时，建筑施工企业应充分根据发包方支付工程款的进度估算自己的支付能力，尽可能和卖方约定一个对自身相对宽松的支付期限。（2）建筑施工企业要关注合同中的违约责任条款，当违约金约定过高时，及时和对方协商调整约定，切不可漠视该类条款的存在。（3）如果发生违约，对方提出高额的违约金，建筑施工企业一定要充分行使《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2赋予当事人的权利，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3.合同变更案
基本案情：需方a建筑公司与某电缆厂签订购买建筑材料，合同中约定了材料价格，但某电缆厂在供货中发通知函单方变更合同提高单价。a建筑公司项目经理在不明文件性质的状况下签名，也未对此签名作任何声明，法院认为签名构成对价格变更的认可。a建筑公司额外比合同约定多支付货款751854.75元，逾期付款利息262966.84元，诉讼费21617元，总计1036438.59元。
防控措施：由于市场的变动，建筑材料的价格变动是常有的现象，在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合同当事人应当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协商一致达成补充协议，对价格条款进行变更。本案中，电缆公司在材料的价格上涨后，通过欺诈的手段，变造价格变更的清单，由于项目经理没有法律风险意识，在对方的材料上签字，为对方变造证据材料提供了条件，最后给建筑企业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建筑企业应当树立法律风险防范意识。首先，在签收相关文件材料时，应当仔细阅读文件内容并理清文件性质，不清楚时应及时和法律顾问取得联系。其次，签收文件时一定要在文件中写清相关意见，以防为人所利用，而不是草草签名了事。在本案中，项目经理曾主张“签名只是代表收到通知函”，但法院未支持当事人的主张，假设项目经理在签收文件时有一定的法律意识，写上“仅表示收到通知函”，那么，这样的纠纷就不会发生，也不会给建筑施工企业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失。
（二）设备租赁合同
基本案情：a建筑公司与浦诚公司签订建筑设备租赁合同，后a建筑公司拖欠租赁费且部分租赁物毁损或者丢失而不能返还。浦诚公司要求a公司额外支付违约金12000元，不能返还租赁物赔偿450000元。后经法院调解，a建筑公司额外支付191818元。
防控措施：设备租赁是施工企业经常见的一类纠纷，此类纠纷中常见的问题在于租赁物（钢管、扣件）在承租过程中的缺失以及租金、违约金的纠纷。此类纠纷的法律关系较为明确，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也不复杂，作为建筑企业，应当树立诚信经营的理念，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对于租赁物的缺失问题，建筑企业应当加强施工现场的管理，防止租赁物被偷，同时对现场材料员加强管理，增强工作人的责任心，防止租赁站在送料过程中缺斤少两。对于租金与违约金问题，建筑施工企业可以参照拖欠货款案的防控措施来解决。
（三）定作合同
基本案情：a建筑公司与新拓家具厂签订木门的定做合同，后因新拓家具厂的木门有质量问题、a建筑公司拖欠报酬发生纠纷。a建筑公司为此额外多支付20950元诉讼费用，但未被要求承担拖欠报酬的违约责任。
防控措施：定作合同为加工承揽合同中的一类，在建筑企业施工过程中，此类合同也较为常见，此类纠纷原因一般为承揽人交付工作成果质量有问题、定作人拖欠报酬。建筑施工企业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预防和应对此类纠纷：（1）在施工过程中，建筑施工企业一定要加强工程的签证与索赔意识、注重证据材料的收集与保留。在本案中，木门的安装进度表、施工现场照片、双方讨论木门质量的会议记录、质量监督机构的证明都使建筑施工企业在纠纷中占据了主动的地位；（2）当发生质量问题时，建筑施工企业要根据《合同法》第262条的规定维护自己的权益。①（3）尽量在在合同中约定“承揽方先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后支付报酬”，这样，建筑施工企业就可以根据《合同法》第67条的规定行使后履行抗辩权。②
（四）建筑施工合同
1.工程结算案
基本案情：a建筑公司与某地产公司签订建筑施工合同，后某地产公司向法院要求a建筑公司退还多收取的工程款以及利息，共计2124752.69元。后a建筑公司返还工程款80万元、案件受理费12299元、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150000元，合计967299元。
防控措施：建筑施工合同的履行，由于周期长、范围广，容易产生纠纷，本案系因结算而产生的纠纷。因涉及的工程为商品房开发项目，依法应属于必须招投标的项目，而当事人在备案合同之外，又签订了一份作为实际履行之用的施工合同，因而在结算纠纷产生后，适用哪一份合同作为结算依据，便成为争议的焦点。此案在施工合同纠纷中，很有代表性，建筑公司依司法解释的规定，要求以备案合同作为结算依据，对促使本案的和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③作为建筑企业，在承接工程时，应当首先审查所涉及的项目，是否属于《招标投标法》第3条规定的“必须招投标”的项目，对于应当招投标而未招投标或虚假招投标所签订的施工合同，依法将会被认定为无效合同。因此，在确定项目的性质后，签订一份有效的施工合同是建筑企业的首要工作，也会为工程的结算夯实基础。
（五）发包人拖欠工程款案（浴场系列案件）
建设工程常见法律纠纷篇4
【关键词】建筑施工，合同纠纷，处理方法
1.前言
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是指建筑施工合同自订立至履行完毕之前，施工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因对合同的条款理解产生歧义或者因当事人未按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或者不履行合同中应承担的义务等原因所产生的纠纷。对合同纠纷进行研究分析，使建筑工程能够找到合同纠纷的具体原因，真正将现行的合同管理制度与处理方案进行完善实施，掌握精准的处理技巧，把握准确的防范措施的施用，真正将建筑工程的各项细节能够被更多的人关注起来。本文就合同纠纷出现的原因、处理方法、防范措施等方面进行分析，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之道。
2.合同纠纷形成的原因
2.1整体性的原因。在进行施工过程中，由于对合同中的某个或几个事项理解有误，施工管理人员与技术施工人员都没有发现自己的失误的存在，就进行建筑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各项错误也都没有很好的重视起来，究其原因就是承包商的业务能力欠缺，对一些重要的具体细节事项没有很好的进行研究就进行施工，导致在竣工或施工过程由于甲方在监工过程中发现有重点失误现象的存在，根据与合同的对比，发现有较大的偏差，就会造成合同的纠纷事件的出现。
2.2施工人员的技术失误。对于在建筑施工过程中的技术施工一项，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承包商的内部员工的技术来看，有较大的技术偏差存在，在进行施工建设过程中，技术性的失误就会造成建筑物的建筑整体偏差性的产生，使双方的合同中的各项条款在实施过程中也就产生了偏差。甲方在进行监工过程中，发现建筑质量问题进行调查，发现是由于偷工减料、或者是施工技术不过关引起的，就会导致甲方与施工方的合同纠纷现象的出现。而技术性的失误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施工队管理人员应该进行重点的掌控，使其能够有较好的发展与进步。
2.3工程款发放有误原因。在进行工程款的发放过程中，由于没有进行及时的实施，没有按照合同中规定的日期进行发放，就会施工企业的领导与员工对甲方有意见，根据合同中规定的准确事项进行对照，使其产生合同纠纷。
2.4工程设计不合理原因。进行工程设计，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虽然在合同规定中对建筑施工设计的规定是很模糊的，但是在进行施工设计过程中，由于没有正确的方法做指导，没有科学灵活的手段进行渗透，设计出来的东西有可能就与设计施工的全面完整性与安全性就协调不起来，当发现建筑建设有较大偏差的时候，就会引起双方的合同纠纷。
3.合同纠纷处理方法
3.1根据法律的规定进行严格的控制。对合同纠纷事件进行研究处理，就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按照法律法规进行严格的审核处理，在进行实施过程中，由于合同中的一些细节的不完善就会使纠纷很容易就产生。这就要靠国家对建筑工程的纠纷事项进行处理的各个事项进行渗透，使其真正能够按照国家的法律办事[2]。
3.2灵活多变的处理方法。根据实际情况，将灵活多变的方法进行运用，还包括使各个细节都能够分析处理好，找到问题出现的源头所在，真正将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进行渗透研究，使更多的好办法能够呈现出来，帮助在进行建筑建设施工过程中，有充分的基础作保障。
3.3自上而下的处理方法。对于合同纠纷来说，一定要将领导层的具体责任落实到实处，进行由上而下，逐级进行责任的落实，按照国家的规定，由于个人原因引起的合同纠纷就要落实到个人，由于整体企业引起的失误就要落实到整个企业，将追查落实的力度不断加强，使整个建设施工的力度能够在较好的监督力度的协调下，不断完善实施。
4合同纠纷方法措施研究
4.1合同的完善建立。在进行工程的建设一开始，就要将合同进行完善的建立，使合同中的各个细节都要进行全面的掌控，使建筑建设的各项细节都能在合同中映射出来，并且一定要将国家的法律规定渗透到合同的每个环节中，对每位员工都进行合同的宣导，使技术施工人员能够严格按照合同办事，并且随时进行以合同为主导的建设研究，管理者按照合同中的注意事项进行现场施工的严格管理，真正将合同与正确施工建立在一起[3]。
4.2技术的提升。为了不出现较多的技术性的失误，保证建筑质量的完整性，使建筑施工能够稳定进步，严格按照合同办事，就需要管理者对技术施工人员的施工技术进行有效的创新提升，在进行有效的技术改革过程中，按照合同中的规定，把握重要的技术环节进行渗透实施，真正将细节性的东西进行全面掌控。
4.3施工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升。对施工人员的综合素质进行提升，将正确的思想灌输给员工，使施工人员在进行技术实施过程中，对自身进行有效的控制，使自己能够真正把建筑建设施工当成是自己的事来做，并且在遇到重大困难的时候，能够勇于承担责任，进行积极的建设技术的提升与创新，这样才能使建筑建设更加成功，使合同的完善实行有迹可循。
4.4建筑管理的完善建设。管理者应该严格按照合同办事，在进行对现场施工监督、工程施工设计过程中的全部事项的细节都要进行有效的监督，把合同中的事项能够完善系统的建立起来，把握较好、较稳定的人员、技术、发展的管理方法，使更多更好的管理技术能够进行渗透，帮助企业在进行施工建设过程中，使重点事项能够不断地突出出来，真正将时效性与完整性进行连接。
5.结束语
对建筑工程中的合同纠纷事项进行良好的控制处理，就要将其发生的根本原因进行研究，保证技术性的工作失误不再发生，严格按照国家的规定的进行实施控制，真正将单位与单位、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冲突等控制好，使合同纠纷案件能够不断减少。
参考文献：
[1]胡爱群.建筑工程合同纠纷的处理及防范措施[J].陕西建筑，2012，（09）：273-276.
建设工程常见法律纠纷篇5
一、农村山林土地权属纠纷的特点
（一）成因复杂，时间久远。农村山林土地纠纷有的属于不同的历史情况造成，前后经历了几十年；有的随着行政区划几经变化；有的知情人早已不在世，缺乏相应证据，争议双方各执己见，事实难予查清。
（二）主体群众性，调处困难。过去的农村山林土地纠纷双方主体多为村民，往往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就能得到解决。而现在纠纷的主体大多涉及村寨、村委会、企业、政府相关部门，调处困难。有的纠纷调查人员刚刚接触，村民随之集众上访，以众人之力量，无端生事，扩大事态，影响了社会安定，阻碍了纠纷的正常调处。
（三）争议面积大，界线模糊。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村山林土地几经调整，村民持有的各类证据所确定的界线模糊不清，模棱两可，争议的面积从过去的几亩上升到现在的百亩、千亩，增大了纠纷的调解难度。
（四）山林土地增值，寸土不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加之小城镇建设和改造，农村异地搬迁工作的开展，山林土地不断增值，过去的荒山荒地价值越来越高，村民为了获得更大利益，逐步形成了“寸土必争”的局面。
二、当前农村山林土地权属纠纷调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调处队伍法律素质偏低，观点不明确
由于农村山林土地纠纷逐年增多，政府部门顾此失彼，为了稳定大局，常常从各单位抽调相关人员组成调处工作队，代表政府对山林土地纠纷进行调查调处，而该临时组成的调处工作队员大多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和调解专业知识，有的在调查取证中调查人员无执法权，致使取证无效，有的违反办案程序，致使调处程序违法；有的在各方当事人提供多个相抵触的证据时，不能按照证据使用规则一一认定或排除，致使认定事实错误或模糊；有的在接到纠纷调处申请后，不知从何入手，只能模棱两可，草草从事，作“和稀泥”的调解，难予说服群众。
（二）调处工作队员责任心不强，纠纷久调不结
由于社会矛盾调处工作队是抽人组成的临时机构，工作人员接案后，责任心不强，为了寻求一段时间的稳定，避免群众上访，将大部分时间放在做群众思想工作上，不敢接触纠纷的实质，理直气壮地指出当事人之过错，惧怕群众上访，惧怕“搬开石头蚂蚁多”，致使不少纠纷久调不结，上批调处工作队接案后，作了一定调查，稳定一下纠纷当事人的情绪，又将纠纷交下批工作队调处，一批转给一批，转来转去，群众纠纷仍然得不到调处。
（三）“补偿式”调处埋下新纠纷隐患
当前农村村民与国有林场、村办林场以及企业之间的山林纠纷比较突出，调处过程中，调处人员虽然知道村民的主张无理，但为了寻求稳定，大多劝说林场、企业一方让步，用金钱适当补偿给村民，或是让企业为村民办一些实事，以钱买平安，力求平息争端，虽然纠纷得到了解决，但却存在着不少弊端，企业周边村寨看到其他村寨得到补偿，纷纷效访，以至又引发新的纠纷。
（四）生效“决定”或“判决”难予执行，群众寻求依法调处的信心不足
由于农村山林土地纠纷主体的群众性突出，村民法制观念淡薄，“法不治众”思想严重，在调处纠纷中不寻求合法的程序解决问题，政府的“处理决定”或人民法院的“判决”文书执行困难。有的纠纷早已经过“处理”或“判决”，村民不按交待的法律程序解决争端，对政府的处理决定不履行、不申请复议、不提讼，对人民法院的判决不履行、不上诉，处理文书生效后，当事人仍拒绝履行，有的组织群众上访，有的组织群众对抗，而执行部门的强制执行力度不够，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成为一纸空文，群众对寻求政府部门的调处信心不足。
三、做好农村山林土地权属纠纷调处工作的思路和对策
做好农村山林土地权属纠纷的调处工作，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开拓进取。当前把握好以下几点比较重要：
（一）坚持“预防为主”的工作思路。一是加大农村普法依法治理力度，制定相应各类章程、公约，积极向村民宣传法律法规，在“防”字上下功夫，教育村民遵纪守法，对已发生的纠纷进村调处，增强村民的法律法规意识。一方面，组织开展“法律服务进村寨”活动，通过上法制课，营造法治氛围，使村民逐步树起“山林土地为国家、集体所有，用地要依法，违法要受处罚”的法制观念；另一方面，加大对职能部门及村干部的培训力度，组织学习《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条例》等法律政策，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和依法办事能力。培养一批“知识型”、“业务型”的调解骨干。促进自身调处工作的规范化，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杜绝违法调处纠纷。二是组织堪界绘图，对辖区村与村之间、单位之间、企业之间、集体与个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山林土地使用地界进行堪界，制作相关证书和图纸，由双方签字认可，明析四至，从源头上杜绝纠纷产生。
（二）树立“大服务”的工作意识。各级政府部门要重视农村山林土地纠纷调处工作，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发挥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积极作用，正视深化农村改革出现的新矛盾，立足于积极主动地预防和化解。精心设计农村喜闻乐见的法制宣传活动形式和载体，引导农村村民遵纪守法。农村党组织和治保、调解组织要在做好矛盾调处工作的同时，为行政调处部门在调处纠纷中献计献策，帮助预测纠纷发生、调处可能引发的新矛盾。
（三）构筑“大调解”的工作格局。建立适应新时期调处农村山林土地纠纷所需的长效工作机制。一是建立健全农村基层治保、调解组织，形成预防和化解农村山林土地权属纠纷的第一道防线；二是在县级成立相应稳定的农村山林土地纠纷调处领导机构，指导协调农村山林土地纠纷的调处工作；三是组成以乡镇国土资源所、司法所、林业站为依托，挑选政府部门精干人员参加的防止矛盾激化排查小组，明确职责，重点解决农村山林土地纠纷，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得扎实深入。
建设工程常见法律纠纷篇6
关键词：纠纷；多元化纠纷；涉检纠纷；解决机制
一、纠纷解决机制的概念和特点
纠纷即是争执的事情。通常所说相邻之间发生争执的事情为邻里纠纷，医院在对病人治疗过程中发生争执的事情为医患纠纷。本文提到的纠纷是指涉检纠纷，是检察机关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过程中与群众发生争执的事情，是群众通过等形式向有管辖权的检察机关反映所争议的事项。纠纷解决机制即是解决纠纷的程序、制度、方法等。解决纠纷的现行机制是通过实施的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等为依据予以解决。纠纷解决机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的，要提出立法建议制定有效的操作规范加以完善。
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是解决纠纷的特点所决定的。一是纠纷的牵连性。解决刑事问题涉及民事问题。二是纠纷的复杂性。如在查办贪污贿赂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自杀，会引起当地党委及上级检察机关的关注，如果不能做好家属的安抚工作，不但会影响办案质量，还会影响检察机关在群众执法为民的正义形象。该问题的解决力度、家属的满意程度，都会造成纠纷解决的复杂性。三是解决纠纷的长期性。纠纷的形成可能有十年甚至更长，解决上更有难度，另外即使当时纠纷解决了，后又不满意之前解决的方案，无休止的上访。解决涉检纠纷的牵连性、复杂性、长期性要求纠纷解决机制应当多元化。除刑事追究、民事诉讼、行政手段外还可以采取庭外和解、平等协商、人民调解等方式予以化解纠纷。
面对“诉讼爆炸”的局面，在我国目前诉讼与非诉讼的功能严重失衡的现实情况下，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诉讼内外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相济、有机衔接与整合，是稳定社会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1]。
二、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在纠纷解决机制方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首办责任制实施办法》、《人民检察院案件终结办法》《人民检察院工作规定》。中央政法委做出了关于《涉法涉诉责任追究规定》，尽管这些规定为解决纠纷提供了依据和保障，但在纠纷解决机制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如意的问题。
﹙一﹚处置机制缺乏。对于纠纷的解决法规不健全，缺乏操作性规定。如不符合受理条件引起的纠纷。比如动拆迁中因为受到强迁要追究有关人员渎职罪。为维护两会和重大活动期间的秩序，关于进京上访的处置办法现在没有具体规定，把人从北京带回来集中在某处“办班”无法律依据，对于不符合受理条件举报人又执意要求受理，缺乏受理条件的具体规定。
﹙二﹚特殊机制缺乏。相对于那些新闻媒体报道过的一些非正常纠纷，当事人含冤诉苦多年后得到迟来的正义而言，一些正常的纠纷，如申诉案件复查程序复查完毕，申诉人不服后向上级申诉，上级申诉复查后仍维持引发的纠纷，虽然出台了二级终审制仍然纠纷不断，尽管案件按程序处理终结还是上访不止，纠纷依然存在，如何再解决则无操作性规定，缺乏对无理纠纷的评估、处置方案措施。
﹙三﹚责任机制缺乏。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过程中引发纠纷，群众认为有些检察人员没有依法处理，比如在检察院控申部门提交了申诉材料，后因为不想申诉，到检察机关要求退回其申诉材料，但办案人员却找不到材料，群众对检察人员有意见等类似问题，属于检察人员工作中的问题未能引起检察机关的高度重视。缺乏对群众反映有些检察人员没有依法办案的处理程序，也没有违反法律条款办理案件的责任追究，缺乏问责机制，也未列入检察人员考核机制。
三、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日本著名学者棚濑孝雄先生断言：“重视审判外的纠纷处理机关及其解决纠纷的过程，对它们发挥的功能进行研究，不只是因为它们构成一个社会纠纷解决体系的基础部分，因而具有量的重要性，还因为对它们的研究在提高社会解决纠纷的整体质量上也具有重大意义”。在我国，通过诉讼内纠纷机制来解决纠纷固然占很大比例，但是众所周知，由于法律程序及诉讼过程的内在逻辑，导致诉讼成本过大，耗时耗力。但通过诉讼外的纠纷机制来解决纠纷则其因建立在当事人合意的基础上，其内在价值确是诉讼机制所不具备的，其合理应用是对诉讼内纠纷机制解决的补救和补充[2]。
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
（一）建立相应法规，为解决纠纷提供依据。对于进京访建议国家出台进京访处理办法，可以规定在国家的重大活动期间、两会期间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不得进京上访，一旦发现由有关单位责令带回，并予以教育培训，使其按照正常上访途径，有暴力抗拒，不听劝阻的，由公安部门予以依法处置。
（二）完善受理规定，为解决纠纷提供办法。自从案件线索统一由举报中心归口后，应当制定受理自侦案件标准，联合公诉、侦监、反贪部门共同研究并建立案件线索受理评估机制。受理标准可照立案的标准来掌握，在具体受理时，受理标准与立案标准又有区别，受理标准只能是有立案可能，而立案标准是应当立案，立案可能的标准应当规范，是否受理还应当设立受理评估机制。主要针对有争议线索是否受理要进行评估，由接待员、科长、分管检察长以及自侦部门有关人员参加。同时在诉讼程序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转处”与“对接”机制的研究中，提出非诉讼纠纷解决结果的司法审查与执行救济机制，保障非诉讼纠纷解决结果的合法性与权威性。
（三）根据纠纷特点，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
1、落实责任解决纠纷不断。虽然案件已办结，只要还存在纠纷，案件承办人就有做好纠纷化解的责任，切实做到案结事了，以防止案件办结纠纷不断。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过程中引发纠纷，群众认为有些检察人员没有依法处理，对有些检察人员有意见，属于检察人员工作中的问题必须引起检察机关的高度重视，建立对群众反映检察人员没有依法办案的处理程序，建立违反法律条款办理案件的问责制、责任追究制，列入检察人员考核机制。
2、建立纠纷化解联席会议。解决纠纷的牵连性、复杂性。光靠一个单位有时并不能彻底解决，因此要建立纠纷化解联席会议制度。纠纷化解涉及到的有关单位、部门领导参加纠纷化解联席会议，充分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针对解决纠纷中的瓶颈问题，提出解决纠纷的可行性方案，研究解决纠纷的落实措施。
3、积极参与协调各方关系。在做好纠纷当事人工作的基础上，协调各方面利益和关系，属于办案中派生的纠纷与有关单位、部门协调予以解决。为有效协调各方关系，须建立协调机制，成立协调领导小组。一般由案件承办人出面联系协调，必要时由部门领导人出面联系协调解决。
4、处理纠纷解决实际问题。有些纠纷是法律规定或政策规定无法解决，如申诉依法不能抗诉，申请赔偿依法不能赔，举报依法不能立案等等诸如此类，群众久诉不息，缠访，甚至进京访，处理这类纷解真是左右为难。但我们要开拓新思路，研究新对策，引发纠纷如出于生活困难、处境不好可以考虑有单位出面，为当事人解决一些提出的检察机关力所能及的实际问题。
5、案件办结要有答复程序。案件办理终结应当设立答复程序，听取当事人意见，从源头上减少或避免纠纷。答复程序包括：工作人员二人以上参加并耐心答复，宣布案件处理决定、征求意见并记录在案，对纠纷当事人在答复时所提出的意见、要求，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并及时予以反馈。对处理决定不理解，要予以耐心解释，说明道理，以理服人。
6、无理纠纷要有处置方案。对是否属于无理纠纷一是要进行评估。评估结论要广泛听取意见，要建立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二是要进行听证。选择纠纷当事人所信任的人以及有关方面的人为听证员，由处理纠纷的承办人阐述处理纠纷的事实和理由，听取听证人意见，再由纠纷当事人发表对处理的看法、意见。当事人对于处理决定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反映。三是要依法处置。对于处理决定纠纷当事人提出无理要求，不听劝阻，有妨碍机关正常秩序的行为，应当依法处置。
注释：
[1]李美荣、孙文红：2009年度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09BFX007《辽宁省诉讼案件处理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建设工程常见法律纠纷篇7
内容提要:福建省莆田市的“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衔接机制”是司法调解机制创新的一个典型。其特色在于立足诉讼调解，完善调解网络，主动加强对人民调解、行业调解、行政调解等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支持和衔接，借助并整合社会力量共同化解矛盾纠纷。法院通过对非诉讼调解协议的效力确认，赋予其强制执行力，从而解决了制约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的难题。这一制度由于立足国情，体现民意，适应了社会经济和法治发展的需要，不断推陈出新，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高速发展，个人财富日益增多，社会利益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每一个阶层、每一个群体，乃至于每一个个人，都在为利益而奋斗。在人们交往和合作的过程中，侵权和纠纷的发生不可避免。但是，财富的获取、正义的伸张、纠纷的解决，不能恃强凌弱，也不应以暴易暴。如何保护合法权益，扶助弱势群体，推动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
在经历了“文革”动乱之后，我国痛定思痛，开始推崇依法治国理念，最终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将其写入了国家根本大法。但是，由于缺乏法治的经验与传统，社会各界在高呼民主与法制的同时，也造就了对诉讼机制的迷信，助长了诉讼万能思潮的泛滥。一时间，“为权利而斗争”、“上法庭讨说法”成为一种社会时尚;漠视诉讼外纠纷解决制度、由国家高度垄断纠纷解决权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在法院内部，也出现了包揽一切矛盾纠纷、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倾向，并以此作为推进司法改革的最好理由。在我国，虽然民间调解具有悠久的历史，并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在近二十年的法治化进程中，由于对法治的片面理解，纠纷解决途径单一化，诉讼不是被作为纠纷解决的最终途径，而是被普遍作为第一甚至唯一的选择，有限的司法资源难以应对社会纠纷解决的需求，而民间调解、行政处理、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却明显弱化，最终导致司法机关不堪重负。
在上述背景下，调解制度再次得到司法决策层的重视并得以蓬勃发展。2004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2006年3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肖扬同志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提出，人民法院要继续贯彻“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原则，大力加强司法调解工作，促进和谐社会建设。200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法院，必须确立新时期司法调解工作的三个目标:案结事了、胜败皆服、定纷止争。2006年11月，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加强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种调解手段相互衔接配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1]
近年来，各地法院在实践中纷纷创设新的司法调解方式，其中，福建省莆田市所总结的“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衔接机制”就是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2]
一、莆田“调解衔接机制”的架构与实践
最近几年，随着莆田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各种矛盾纠纷逐年增多，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日益扩大，而全市法院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仅465人，2005年人均结案数位居全省第三，案多人少的矛盾十分突出。对簿公堂的方式虽然具有解决纠纷的权威性，但是成本高、周期长，而且不利于缓和当事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难以从根本上化解矛盾，不能做到案结事了。与此同时，莆田市两级法院在诉讼调解上花了许多精力，但调解的主体、方法和手段比较单一。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行业调解、行政调解等非诉讼调解各自为政，未能有效衔接，形成合力。大量经过非诉讼调解达成的协议因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当事人不自觉履行，调解之后纠纷再起的现象较为普遍。
针对上述问题，在莆田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9月制定了《关于建立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衔接机制、发挥人民法庭调处农村矛盾纠纷主力军作用的工作意见》，在全市法院推行调解衔接工作。2006年9月，在总结一年来调解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莆田中院又制定了《关于深化和推进调解衔接工作的意见》。经过几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莆田两级法院、相关部门及各非诉讼调处组织密切合作，共同打造了“党委领导、司法引导，多元衔接、合力调处，便民高效、共促和谐”的多元调解相互衔接的工作机制。调解衔接机制把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其他社会调解紧密衔接在一起，融合了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的整体优势，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2007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在莆田召开“全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座谈会”，莆田中院在会上介绍了“调解衔接机制”的做法。200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举行首届“司法改革论坛”，特邀莆田中院代表到会介绍经验。2008年2月26日，《人民法院报》专版介绍莆田调解衔接机制的情况。
立足诉讼调解，完善调解网络，主动加强对人民调解、行业调解、行政调解等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支持和衔接，借助并整合社会力量共同化解矛盾纠纷，是莆田调解衔接机制的核心所在。根据这一指导思想，调解衔接机制主要体现为“三个衔接”。
(一)组织网络衔接
搭建一个平台，即在基层法院民一庭附设调解速裁室，成员由民事法官、聘任调解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组成，主要负责引导非诉民间调解、委托调解，对达不成调解协议的案件的速裁速判以及调解衔接工作等。
聘任两支队伍，即特邀调解员和聘任调解员队伍。特邀调解员在各人民调解组织、乡镇司法所及有关行业中选聘。聘任调解员常驻法院调解速裁室，负责引导民间调解工作;接受法院委托开展庭前调解;协助法官开展案件调解、协调、和解工作。
设立三类站点，一是在案源较多、具有调处纠纷职能的行政机关、行业协会，如国土资源局、工商局、工会、妇联等单位设立调解衔接联络点;二是在工作基础较好、热心开展调解衔接工作的基层单位、行业组织和协会中设立调解工作示范点;三是在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海岛，依托基层组织或特邀调解员设立委托收案、巡回调解点。各站点均确定责任法官，定期联系，开展共建，进行经常性工作指导。
(二)工作制度衔接
人民法庭与人民调解组织之间，通过建立联络员制度、矛盾纠纷信息通报制度，委托收案、调解和邀请协助调解制度、人民调解员培训制度、指导人民调解组织调处纠纷和依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工作制度等，建立基层联调联动的长效机制。具体表现为以下四点:一是积极与司法行政机关、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等联系沟通，建立指导调解工作制度、日常工作联系制度等，与人民调解制度衔接。二是主动与行政机关、行业协会协调协商，联合制定建立调解衔接机制的工作意见，与行政调解、行业调解衔接。三是着力完善与外部有效衔接的审判工作制度，制定特邀、聘任调解员制度，矛盾纠纷信息通报制度。四是建立健全激励法官积极主持调解、当事人优先选择调解的工作机制，形成“全员、全方位、全过程”的调解态势。
(三)调解活动衔接
法院主要通过“三调解、一确认、一指导”来实现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活动的衔接。引导非诉民间调解，即对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小额债务纠纷等，当事人要求诉讼立案的，法院主动向他们宣传非诉讼调解的特点、便利、优势，鼓励、引导他们先由人民调解组织、行政机关、行业协会调解，或由法院调解速裁室的聘任调解员在立案前7到20日内组织进行调解。在规定时间内未能达成调解协议的，转入诉讼程序。
协助调解，即法院在诉讼调解过程中，根据案件审判的需要，吸收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法官一同进行调解。
委托调解，即对已经立案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或者交由特邀调解员或人民调解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工会、妇联等有关组织进行调解更有利于缓解对立情绪的，经当事人同意，直接将案件委托上述单位或聘任、特邀调解员进行调解。
效力确认，即对经特邀调解员或人民调解组织、行业调解协会等诉讼外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该调解协议的内容确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通过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方式，依法确认其效力，赋予其强制执行力。如果一方不履行协议，另一方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指导调解，即法院指定审判业务骨干，分片包干，指导人民调解组织有效开展调解工作。从实践效果来看，通过建立实施调解衔接机制，充分借助社会力量开展调解工作，使诉讼调解工作更加贴近社会、贴近民众，更能达到情理法的和谐统一，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法院和法官思想观念、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的转变，越来越多的法官乐于并善于做调解工作，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案多人少”、“判决多调解少”、“案结事不了”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2007年，全市法院审结刑事自诉及附带民事赔偿案件338件，调解或撤诉158件，调撤率达46·7%。审结民商事案件9236件，调解或撤诉6176件，调撤率达66·8%;审结行政案件269件，经协商化解争议后原告撤诉74件，占27·5%;执行各类案件5192件，执行和解及当事人自动履行的4020件，占77·4%;上述后三项比率分别比2005年上升了15·5、13·5和14·6个百分点。[3]
二、纠纷的调解解决与法治现代化
作为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调解与诉讼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从性质上说，调解程序依托于当事人的自主处分权，而诉讼则体现了国家司法权的正式行使;调解以当事人的合意(和解)作为解决纠纷的基础，而诉讼则以裁判为基本纠纷解决方式;在价值取向方面，调解注重协调、追求实质正义、体现利益权衡，而诉讼则注重对抗、追求形式正义、体现权利界定;在所适用的规范方面，除法律规范外，在调解中还可以广泛地适用有关的社会规范，而在诉讼中法官只能严格地适用法律规范;在程序设计方面，调解程序具有灵活便捷的特点，而诉讼程序则具有程式化、复杂化特点等等。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调解具备经济性、便捷性、保密性、广泛性等优点，因此，无论是在“质”还是在“量”两个方面与诉讼制度都存在着互动。除在纠纷解决方面与诉讼制度形成功能互补外，调解还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调解强化了当事人自治的可能性和机会，促进了社会共同体的凝聚力和自律功能的发挥，有助于形成新的共同体规范和新的道德规范。
尽管调解在纠纷解决方面独具价值，但关于它的争论却也从未停止，这些争论随着法治社会的确立以及法律权威至上精神的形成而愈加激烈。经典的法治理论认为，近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标志是:首先，强调规则的统治，即以法律规范作为社会调整的唯一权威性、正统的标准和尺度。这一规范体系应该是明确的、普遍的、公开的、稳定的和逻辑一致的;其次，作为独立行使司法权的中立机关，法院根据既定的规则解决纠纷;再次，法律体系和诉讼程序的设计都以严格的形式理性为最高标准，运作过程严格遵循程序公正准则;最后，在社会中确立正式的、公共性的法律体系的至上权威，根据法律全面调整或控制各种社会关系，实现社会的“法化”。根据这一理论，调解显然与法治社会格格不入，甚至对法治产生了阻碍、破坏作用。如前所述，调解过程并不注重对法律规范的适用，有些情况下，社会规范以及其他民间习惯甚至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调解缺乏严格的程序保障;在双方权利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往往导致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公权力难以有效地控制调解的过程和结果，也难以防止当事人规避法律等等。
由于与一些学者所宣扬的法治理念相冲突，在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调解一直备受指责，有人甚至怀疑它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价值。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法治社会，调解并没有遭到淘汰，反而成为发达国家后现代司法的标志之一。调解中蕴含着实质正义和社会和谐的价值追求，而这种价值理念不仅契合中国人传统的心理取向，而且正在为全球性的司法改革和法制现代化所推崇。尤其在英美法系国家，其社会在经历了工业时代文明人与人之间那种机械的契约关系后，正在努力寻求一种纠纷解决中和谐理念的人性回归。[4]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兴起的aDR(alternativeDisputeRevolution)运动证实了这一点。事实上，调解与法治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具体地说，调解可以与诉讼形成功能互补，纠正诉讼制度本身的弊端，并在纠纷解决中发挥自己独特的功能;调解还符合时代思潮的变化，满足了不同主体的价值要求。
三、“调解衔接机制”与法治的契合
法治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社会和谐是法治所追求的秩序与目标。这种和谐是有序、稳定和合理的，同时充满了差异、分歧、矛盾、活力和发展的契机。
法律、法治与社会和谐的关系，本质上是法与秩序的关系，法律本身意味着规范和秩序，以建立、维护和发展法治秩序为宗旨。“和谐”是对法治秩序的一种质的规定和描述，其基本要求是:(1)和谐意味着公平与正义，法治秩序应当以内部的和谐为基础，而不是建立在强权与压制之上的。无论是政治问题、利益之争，还是不同群体、阶层之间的争议与冲突，都可以通过民主的程序和协商最终达到求同存异的一致和公正。(2)和谐意味着有序和高效。为此，需要建立一套良好的运行机制，包括执法与守法的机制与社会环境。(3)和谐意味着共存与发展，法治社会的和谐应该是充满活力的，允许差异和多样性的存在，而不会扼杀发展的契机和个性的自由。尊重少数人及弱势群体的利益和特殊需求，提倡宽容和共荣。(4)和谐意味着协调的能力，法治社会应能有效解决其内部发生的纠纷、矛盾和冲突。为此，必须通过合理的机制使纠纷与冲突能够通过协商对话、调解、协调、仲裁和司法程序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和处理，使社会通过纠纷的解决回归和谐。
有一种思潮认为，我国法制现代化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应当是建立和健全符合现代法制要求的司法制度，而不是利用和发展传统的、非正式机制。这种思潮在法制建设以及司法改革的实践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一些学者和实务工作者把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思路集中在强化正式的审判程序方面，而忽视对调解的改造和利用。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诉讼制度自身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并表现出很多弊端，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诉讼量激增，积案严重，一些国家的法院出现了超负荷运转态势，甚至出现所谓的“诉讼爆炸”。(2)诉讼迟延，案件从起诉到判决往往经年累月，严重的诉讼迟延无疑削弱了诉讼机制在纠纷解决方面的功能，降低了司法制度在民众中的威信。(3)诉讼费用高昂，当事人负担增加，从而突显当事人在利用司法资源方面的不平等。(4)程序复杂，当事人往往无法亲自参与诉讼，而必须借助于律师等法律职业者。(5)在许多情况下，判决结果不符合情理，严格依据法律所做出的判决“非黑即白”，常常与当事人的愿望和期望相距甚远。(6)诉讼的对抗性使得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难以修复，许多当事人实际上并不愿意通过诉讼途径解决那些基于长期性、综合性的社会关系所发生的纠纷(如家事纠纷)。(7)虽然公开审判制度可以保障程序进行的公正性，但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也由此暴露于众，而这是许多当事人所不愿意看到的，等等。
面对“诉讼爆炸”和价值多元的现实，任何一种“完美”的诉讼程序设计都难以在公正与效率之间求得平衡。应当看到，在社会急剧变化的转型时期，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赋予“正义”和“权利”以丰富的内涵，当事人基于不同的诉讼动机往往追求不同的程序利益。根据纠纷的性质和繁简设置多种不同的程序，并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已被各国民事程序立法所普遍接受。旨在减轻诉讼制度的压力，促进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化、多元化发展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兴起反映了程序法领域的这一变化。aDR的发展促进一种时念和精神的变化，即从对抗走向对话，从单一价值走向多元化，从胜负决斗走向争取双赢。通过aDR，争议双方可以使纠纷在协商和解的基础上得到解决，并实现和平解决纠纷的愿望。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面对我国司法资源紧缺与案件数量剧增的尖锐矛盾，为维持司法运作中公正与效率的平衡，aDR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思路。
从世界范围来看，诉讼制度所面临的压力及其本身所固有的弊端已成为各国司法制度运行中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许多西方国家在两个方面采取了具体措施，一方面，作为“替代”措施，发展独立于诉讼的aDR方式;另一方面，在保持诉讼固有的风格及严格程序的同时，把以追求实质理性为特征的调解等aDR方式引入法院，试图实现两者间的功能互补，提高诉讼效率。当前，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院都出现了法官从传统的消极中立立场向相对积极地促进当事人达成和解的态度转化的趋向。
从法治的层面来看，法治社会应能有效解决其内部发生的纠纷、矛盾和冲突，使其不致演化成大规模的动乱、不致频繁激化，不会危及秩序本身。法治不能保证社会不出现纠纷和冲突，也不能忽略通过矛盾和冲突促进社会发展的机会，但是必须通过合理的机制使纠纷与冲突不致冲破法制的堤坝，能够通过协商对话、调解协调和司法程序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及时妥善地解决和处理，使法律能够正常实施，使受到损害的权利得到合理救济，使合理的诉求得到满足，使法律与社会规范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不断得到确认与更新。由此可见，法治的目标就是通过民主科学的法律创制、良好的执法与司法系统，以及多元化的社会治理和纠纷解决机制不断适应社会需求，保持社会的协调和发展。[5]莆田“调解衔接机制”有效地将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其他社会调解紧密衔接在一起，法院与基层调解组织、有关行政机关和行业组织建立了经常性信息沟通和反馈机制，并从法律行政、内部管理等各个角度，会商防范、控制对策预案，增强了工作的针对性、预见性和有效性。从而能够发挥其集聚调解力量、形成调解合力的优势，将大量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融合了诉讼调解与非诉讼调解的整体优势，不仅极大地减缓了司法诉讼压力，而且在提高非诉调解组织的调解能力、提升调解协议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法院通过对非诉讼调解协议的效力确认，赋予其强制执行力，从而解决了制约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的难题。
实践证明，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并使协商和解、民间调解、行政处理、仲裁等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与诉讼方式之间相互衔接与协调，对于我国推进司法改革、在全社会保障公平和正义具有积极的意义。莆田“调解衔接机制”的建立彰显了司法为民、政府服务和群众自治的社会管理新理念，符合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和“社会自治”、推进“平安建设”的新要求，有利于发挥政治优势，促进基层群众自治和社会自治，从源头上预防、排查和化解矛盾纠纷。这一制度由于立足国情，体现民意，适应了社会经济和法治发展的需要，不断推陈出新，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注释:
[1]《司法调解被提到了新高度》，载《法制日报》2007年1月1日第5版。
[2]《莆田诉讼调解衔接人民调解》，载《法制日报》2006年12月19日第2版。
[3]李飞、林忠明、黄健忠:《集聚合力，共创和谐———莆田法院开展调解衔接工作情况调查》，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2月26日第8版。
建设工程常见法律纠纷篇8
关键词:环境纠纷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司法改革
前言
近三十年来，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使得我国的环境纠纷呈逐年递增的态势，2005年全国共发生5.1万起环境纠纷；上访投诉40多万起，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1]。因此，探讨建立健全多元化环境纠纷的解决机制，对于保护环境，维护环境权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环境纠纷与完善我国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一)环境纠纷的成因、类型及其特点
环境纠纷是指环境活动的主体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管理等过程中发生的因侵害环境权益行为而产生的争议。这种争议既可以发生在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或相互间，也可发生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国家机关之间，还可以发生在国与国之间。本文所探讨的环境纠纷只限于国内环境纠纷。在我国，环境纠纷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首先，地方政府执法不严和环境管理缺位而致的环境纠纷。这类环境纠纷表现为政府重经济发展而轻视环境保护，未能严格执行环境法律、法规，懈怠环境管理职责。在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的审批阶段，未能严格执行环保第一审批权，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被架空或形同虚设。而那些虽取得建设许可的项目，也未能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投产后产生环境问题，进而引起环境纠纷。那些依法应予以限期治理或者应予以关闭的污染严重的单位，政府没有下达限期治理或停产关闭决定，继续排污，促发形成环境污染纠纷。另外，政府应依法处罚那些环境违法者而未予处罚，使之更加肆无忌惮，造成环境侵害，形成环境纠纷。这样，政府变相成为环境违法者的“保护伞”，使之为争取更大利润，而擅自闲置、停运或故意不正常使用污染防治设施，偷排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形成不应有或更大的环境纠纷。可见，环境纠纷的成因中既有政府的乱作为，也有政府的不作为，政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环境纠纷高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环境活动者缺乏法律意识和环境道德而致的环境纠纷。一些环境活动者严重违反法律，肆意污染或破坏环境，造成严重的环境事故；还有一些环境活动者缺乏环境道德，认为其排污已达到国家或地方的相应排放标准，拒绝采取进一步可行的措施减少环境损害，从而累积形成环境问题而致环境纠纷。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和环境道德，环境活动者在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过程中未能采取有力措施避免环境问题的产生，进而侵害环境权益是产生环境纠纷的直接原因。
再次，对环境有影响的合法行为引发的环境纠纷。比如县级城区集中供暖的锅炉所产生的烟尘和噪声污染而引发的环境纠纷，建筑施工的噪声扰民也经常引发环境纠纷，紧邻居民区的餐饮和娱乐营业场所引发的环境纠纷。另外，施用农药等农业污染也可引发环境纠纷。这些环境纠纷是由对环境有影响的合法行为所引起，干扰了他人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此外，受害人自己一方的原因引起的环境纠纷。比如受害人明知污水不能饮用或灌溉而去饮用或灌溉所致的环境损害纠纷等。部分环境纠纷案件是因其他纠纷或矛盾而引起的，当事人欲借助环境纠纷的处理，来达到其他目的。
最后，各种综合因素引发的环境纠纷。这类环境纠纷既可能有政府的因素、企业的因素，也可能有受害人自己的因素，还可能伴有技术的因素、时间的因素、自然的因素等等，原因错综复杂。
不仅是环境纠纷的成因复杂，种类繁多，环境纠纷的另一特点是纠纷双方当事人力量多不均衡。环境纠纷侵害方多为具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和机构，受害方多为一般民众，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受害方缺乏实力与之对抗。同时，双方当事人信息也不对称，侵害方往往掌握生产工艺、技术等资料，且具有相应的监测能力，对自己的侵害行为最为了解，而受害方缺乏相应的环境专业知识、监测手段和有关信息资料，也缺乏调查能力，取证比较困难，这使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
环境纠纷中环境权益受侵害通常是通过环境这一媒介发生，有时侵害的是特定个体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环境权益，具有私益属性；更多侵害的是不特定群体的环境权益，比如大气污染和生态破坏，这类环境纠纷具有公益属性。环境纠纷中私益和公益纠纷往往交叉在一起，解决起来难度很大。
另外，环境纠纷还可从不同的角度划作不同的类别：从争议的法律属性来看，环境纠纷有环境民事纠纷、环境行政纠纷、环境刑事纠纷；从对环境权益的侵害方式来看，环境纠纷有环境污染纠纷和环境破坏纠纷；从请求纠纷解决的内容看，环境纠纷可分为请求停止污染破坏环境纠纷、请求排除妨碍纠纷、请求消除危险纠纷、请求确认环境污染破坏法律责任纠纷、请求确认损害赔偿金额纠纷、请求环境行政主体履行环境行政职责纠纷等等不一而足。
(二)完善我国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纠纷解决机制是指有关纠纷解决的方式、手段以及具体的制度设计的总和或体系[2]。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一部分，是指有关环境纠纷解决的方式、手段以及具体制度安排的总和或体系。根据纠纷解决与诉讼的关系来划分，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一般可划分为环境诉讼解决机制和非诉讼解决机制。诉讼机制形式比较单一，是指通过司法裁判解决纠纷。而非诉讼机制则形式多样，如：仲裁、调解、行政复议、信访、协商等。从纠纷解决所使用手段的法律性质来看，纠纷解决机制又可分为司法手段解决、行政手段解决和民间手段解决。司法手段是指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等裁判手段和法院使用的非裁判性手段，如诉讼中的调解等；行政手段是指行政调解、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信访处理等；而民间手段主要是指协商、调解、仲裁等手段。
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首推司法诉讼机制。诉讼在一国的纠纷解决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起着主导的作用，具有规范性、程序性、强制性、终局性等特点和优势，诉讼制度的产生对于纠纷的解决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它以公力救济代替了私力救济、以文明的诉讼程序取代了野蛮的暴力复仇，这种转变与国家的产生共同被视为法的产生的主要标志[3]。但是，随着近三十年涌向法院的各种环境纠纷日益增多，环境案件的
复杂性使得法院不堪重负，判决的迟延、费用的高昂、程序的复杂、审判的不公以及诉讼的对抗性，使得诉讼并不是纠纷解决的唯一且最优的选择。正式的诉讼程序已无法有效地承担解决纠纷的全部重任，诉讼解决环境纠纷案件的不足，也就决定了其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必要性。和谐社会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现代社会和当事人在利益、价值观、偏好和各种实际需要等方面的多元化，本质上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需要有更多的选择权”[4]。因此，形式多样的各种非诉讼解决机制就应运而生，与诉讼机制一起成为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当然，无论调解、仲裁或是行政手段都无法取代诉讼在解决环境纠纷上的功用，但这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诉讼方式的不足。非诉讼机制具有低廉、快捷的优势，更适合于特定社会关系、特定主体、特定纠纷的解决。它以常识化的运作程序消除了诉讼程序给当事人带来的理解困难；以通情达理和非对抗的对话缓和了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有利于他们保持长远关系和谐；以简易的事实认定代替了严格的举证责任，使当事人可以不借助律师自行解决纠纷；整体地考察事件背后复杂长远的社会关系，做出合理的判断，使当事人易于接受和执行[5]。事实表明，非诉讼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在化解矛盾纠纷、缓解法院诉讼压力、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推崇。
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方式的合理性在于社会主体对环境纠纷解决方式需求的多样性，多种环境纠纷解决方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要使每一种方式都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关键在于其制度安排是否合理，即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正如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指出的那样：“国家和国际的法律往往落后于事态的发展。今天，迅速加快和范围日益扩大的对环境基础的影响，将法律制度远远抛在后面。人类的法律必须重新制定，以使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界的永恒的普遍规律相协调。迫切需要的是……加强现有的避免和解决环境纠纷的方法，并发展新的方法。”[6]因此，建立健全多元性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是法治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实现多元化价值理念的需要。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同时以每一种选择的特定价值为选择者提供引导，而防止因为解决程序的单一而导致的滞后和僵化[7]。
二、我国现有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缺陷考察
应当肯定，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一个以诉讼为核心的多元化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但是，各纠纷解决机制在众多而复杂的环境纠纷的解纷实践中暴露出很多缺陷，有的是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有的是功能发挥不尽如意等等。下面从诉讼和非诉讼两方面来考察我国现有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中存在的缺陷。
(一)环境纠纷诉讼机制中存在的缺陷
除了现行诉讼机制普遍存在的缺陷，如诉讼迟延、法院难以独立判案、执行难等以外，我国环境纠纷诉讼机制还存在自己独特的困难：
1.立案难。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而1997年最高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要求“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这种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不一致，造成环境纠纷诉讼立案难。有的法官将“事实根据”理解为证据或胜诉证据，而环境纠纷案件中有些证据是受害者难以提供的，这就导致了难以立案。2008年最高法院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只有“环境污染纠纷”案由，而没有“环境破坏损害赔偿”案由，在出现“环境破坏”要求损害赔偿的，立案法官很可能会因找不到合适的案由而拒绝立案[8]。同时，有些针对政府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纠纷案件，可能由于政府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未被立案。
2.诉讼时效不合理。我国1989年《环境保护法》第42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起诉讼时效的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相对于普通的民事诉讼时效而言，环境污染纠纷实行较长的诉讼时效，但是，这种较长的诉讼时效仍然不尽合理。因为，环境污染损害后果能够真正体现出来，常常需要较长时间的持续积累才最终爆发出来，有的甚至需要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同时，受害人即便知道自己受到了污染损害，但无法确定污染致害人怎么办？比如，在存在多个污染源的情况下，受害人很难确定谁排放的何种污染物导致其受到了侵害。立法者关于环境污染侵权的“3年”诉讼时效规定有无科学依据令人怀疑。更为严重的是涉及到环境公共利益的损害，如果受害人没有及时行使诉权，则诉讼期间经过后，公共利益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实践表明，现行的环境污染侵权诉讼时效很难满足受害人寻求法律救济的需要。
3.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缺失。环境纠纷往往涉及的是特定或不特定人的环境权益被侵害。如前所述，环境纠纷中双方地位和能力不均衡，受害人保护自己权利有时举步维艰，在环境行政纠纷中，甚至有的受害人不敢提起诉讼，放弃自己的权利主张。但是，环境本身具有不可分割性和公共品属性，如果受害人自己未起诉，而其他人也不能起诉的话，侵害人继续侵害环境，势必给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害。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都要求起诉者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限制了其他非直接利害关系人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而起诉的权利。
4.普通法院审理环境案件能力不足。环境纠纷诉讼具有专业技术性比较强，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等特性，环境案件的审理有时还会涉及到公共政策选择的问题。现行的环境案件由普通法院进行审理，由于法官缺乏必要的环境专业知识，而且环境行政案件、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分别由不同的法庭来审判，在涉及环境专业问题和公共政策选择的问题时，承办案件的普通法官往往难以作出恰当的判断。
(二)环境纠纷非诉讼机制中存在的缺陷
我国现行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和程序：协商、调解、仲裁、行政复议、信访，这些方法和程序具有程序上的简易性和灵活性、解决纠纷的成本低，有的还具有当事人的合意等优势。但是，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在我国也存有不少缺陷，下面分别进行考察：
1.协商。我国《水法》、《草原法》、《土地管理法》等都有关于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规定，但是我国的环境纠纷通过协商解决的比例还是很低的，协商这一解决纠纷的方式的合意性和自主性的优势在我国还没有发挥出来。协商对于邻里之间的生活型环境纠纷作用较大，对于工矿企业污染纠纷一般难以适用。究其实，污染者和受害者的地位不平等，在协商时受害者缺少公益团体等外部力量的支持，难以平等地协商解决纠纷。至今，我国尚缺乏关于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制度规范。
2.调解。在我国适用调解解决环境纠纷主要有三种情形：法院调解、行政调解和民间调解。(1)法院调解。我国现行调审结合的审判模式中，办案法官在主持调解的过程中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调解者，又是裁判者。法院调解中缺少严格的程序限制，法官会给当事人产生压力，达成调解协议有不少出于违心的自愿。有的法官还可能主动地利用自己所具有的裁判者的身份，对当事人积极地施加某种不当影响，出现“以判压调”的现象。(2)行政调解。根据现行法律和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解释，当事人主动申请环保行政机关调解环境纠纷，环保机关提出调解方案，以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在法律效力上，调解协议无法律强制力，只有依靠当事人自觉履行，一旦有一方反悔，协议便自动失效。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不具有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和执行力，造成实践中环境纠纷行政调解难以为当事人所选择。(3)民间调解，又称人民调解。我国目前尚无关于人民调解的正式立法，由于缺少法律的支持和保护，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不够规范，组织管理水平有待提高，调解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尚待提高，在面对较为复杂的环境纠纷时人民调解往往难以发挥作用。
转贴于
3.仲裁。仲裁具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威性和终局性，在程序上又具有便利、灵活、经济的特点，有利于及时公平地解决纠纷。我国1994年《仲裁法》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根据该规定，环境纠纷应该在其受案范围之内，因为环境纠纷中有很多是涉及财产权益的，然而实践中各地仲裁委员会未把环境纠纷列入仲裁的受案范围，环境纠纷当事人也很少提起仲裁。除了海洋环境污染纠纷可适用仲裁外，在我国环境法中，仲裁尚不是解决环境纠纷的法定程序。
4.行政复议。根据1999年《行政复议法》，行政相对人认为环境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但是，我国现行的行政复议制度也存在不少缺陷：比如，未经行政复议就起诉的案件比重大，大多数环境行政诉讼案件在起诉前未经过行政复议，行政复议调处环境行政争议的功能远未充分发挥出来；行政复议受案率、撤销率、变更率低，维持率高，与环境行政执法中存在的违法、不当行为相比，通过复议程序纠正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行政复议纠错功能未充分发挥出来；复议机关难以独立办案，有的案件受理后，被申请人利用关系影响审理结果，使行政复议的公信度降低；有的地方，复议机构被虚设、复议职能无法实现。
5.信访。从总体上看，我国信访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信访救济与其他救济尚不能有效衔接，这与当前信访形势需要建立的大信访格局不够适应。在环境信访方面，由于缺少切实保障信访人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程序性规定，我国的环境信访机构尚不能规范地建设信访渠道和运作信访制度，环境信访事项办理的公正性、有效性和确定性仍然值得怀疑[9]。三、完善我国多元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对策
(一)完善环境诉讼机制的对策
现行诉讼机制中普遍存在缺陷，笔者认为既有体制上的因素，也有法律上的因素，这是在我国法治发展进程中将被逐渐解决的议题。笔者这里仅就环境诉讼机制中独有的缺陷谈谈自己的愚见。
1.针对环境纠纷诉讼立案难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路径是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环境诉讼一项司法解释，要求各地法院只要受害者“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损害事实依据”（因为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倒置。2004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6条也从环境实体法上作出了同样的规定。）就可以立案了，并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把“环境污染纠纷”案由改为“环境权益损害纠纷”，这样既可以包含请求损害赔偿的环境污染或破坏纠纷，又可以包括其他非损害赔偿请求的，比如请求“恢复原状”、“排除妨害”等救济形式的环境纠纷。同时，还包括未来对涉及其他环境权益损害纠纷进行立案的可能性。
2.针对环境诉讼时效不合理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途径是对《环境保护法》进行修订并与现行的司法解释结合起来对诉讼时效作出合理规定。首先是针对一般的环境权益损害诉讼，保留现有的3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对其适用范围和损害起算时间做出修改。将仅适用“污染损害赔偿”的案件扩大为“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并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其环境权益受到损害并确定损害人时计算。即“因环境权益损害提起诉讼时效的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其环境权益受到损害并确定侵害人时计算”。其次是结合民法典中关于法院诉讼时效延长裁量权的规定，针对特殊情形的出现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相应延长环境诉讼的司法解释。《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第169条规定“权利人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属于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的“特殊情况”。而受害人知道自己环境权益受到损害，但不知道加害人是谁时，就是属于“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情形。最后，涉及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可以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环境公共利益同样属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甚至是人类利益，环境诉讼同样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渠道。因此，针对特殊的十分严重的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环境诉讼也可以适用最高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第170条规定的“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3.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关键的问题是扩大起诉人的范围，修订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增加公益性环境保护团体有权对涉及到环境公共利益的环境侵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条款，这里的公益诉权仅限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而环境刑事公诉权则仍由检察院行使。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大力鼓励和扶持公益性环保团体的发展，当然也可以在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直接表明“为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国家鼓励公益性环保团体的发展并支持其依法开展相关的环境保护活动。”当然，对于环保团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应该设置一个诉前的督促程序，即环保团体在提起公益诉讼时，应该向拟议中的被告和管辖法院送达督促通知及其副本，通知违法者在合理期限内纠正违法行为并采取所建议的补救措施，否则期限届满将对其发起公益诉讼，情况紧急的，也可以不经过督促程序而直接起诉。设置前置的督促程序主要是给违法者一个自我纠正的机会，违法者纠正违法行为后，公益诉讼就可以不必发起。这主要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同时也是为了照顾相关违法者的声誉，因为公益诉讼影响非常广泛。当然，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与健全还需要其他相关配套规定，这里就不加多述了。
4.针对普通法院审理环境案件能力不足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办法如下：首先对环境案件进行分流，对于普通的、事实情节清楚、没有复杂的技术性问题的环境案件仍由基层人民法院作为其一审法院。对于那些案件较为复杂，具有一定的技术性问题的，或人数众多的、影响范围较广的，或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应将其视为“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交由中级以上法院根据其管辖范围确定一审法院。其次，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环境法庭，并对法官培训专门的环境法律和环境保护知识，培养专门的环境法官。同时，按国家和省级行政区域设置独立的环境侵害技术鉴定机构，负责为环境法庭提供权威的技术鉴定。这样就可以增强法院审理环境案件的办案能力。
(二)完善环境非诉讼机制的对策
1.协商。针对缺少环境纠纷的协商规范，笔者认为可以由国家环境保护部依法制定有关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规章，明确协商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程序，并规定由环保部门引导当事人选择协商机制解决纠纷。在当事人双方力量过于悬殊时，支持环保公益团体援助弱势一方进行平等协商。
2.调解。(1)结合司法系统当前推行的司法改革，将诉前调解、委托调解和诉讼中的调解加以完善，建立健全司法调解的各项正式制度。笔者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09]45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中关于司法调解的规定表示肯定，它比较好地解决了我国现行司法调解制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若干意见》中仍然看不到有关的监督制约机制。因为在一些接近诉讼必经程序的调解程序中，如果调解员故意施加压力或偏袒一方而导致另一方违心自愿地达成调解协议而生效，后经诉讼程序被撤销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调解者难道对此不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吗？!笔者认为《若干规定》应增加对违反规定者施以相应的惩戒措施。(2)对于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中出现的调解努力落空的现象，笔者认为可以参考《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关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有关规定对《环境保护法》进行相应的修订。在发生环境纠纷时，应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请求，环保机关应及时调查取证，查明基本事实和当事人的责任，制作责任认定书并送达当事人。对环境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可以请求环保机关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环保机关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相比之下，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书仍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但是，环保机关出具的责任认定书却具有法律效力，给调解达成协议增加了更大的可能性。(3)对于人民调解，应加紧制定《人民调解法》，以正式立法的方式解决现行民间调解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促进享有“东方一枝花”美誉的人民调解机制在解决环境纠纷中结出更多的硕果。
3.仲裁。作为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之一，我国应建立健全环境仲裁机制。首先是加强相关立法，笔者认为可以在修订《环境保护法》时明确仲裁作为环境民事纠纷的法定方式之一。同时，修改《仲裁法》第77条，增加环境民事纠纷作为另行规定的内容之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先行制定条例，待条件成熟时再上升为法律。在对环境仲裁进行立法时，要注意把握以下几方面问题：(1)受案范围不宜过宽。将那些数量有限但事关重大公共利益的影响范围广、程度深、受害人数众多的环境污染或者破坏纠纷，列入到仲裁范围中来，将普通的小范围的和影响不是很大的环境纠纷排除在仲裁范围之外，以减轻仲裁的压力。(2)在仲裁的启动上，仍应以仲裁协议为依据，笔者不赞成实行强制仲裁[10]观点，因为多元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应该能满足提供给当事人更多的选择权和追求公平解决纠纷的需要。(3)在仲裁机构和人员的设置上，设立专门的国家和省级环境仲裁委员会，划定二者的管辖范围，依法各自独立仲裁环境纠纷。仲裁委员会由环境行政机关的代表、专家代表、行业协会的代表、公益性环保团体或者公众的代表组成，并实行环境纠纷仲裁员资格认证制度，提高环境仲裁员的准入门槛。
4.行政复议。针对环境行政复议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需要修订我国《行政复议法》。在修订过程中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要解决行政复议机关的独立性问题。英国丹宁勋爵有句名言：“不仅要主持正义，而且要人们明确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谁在主持正义，这一点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11]现行的行政复议管辖是建立在现有的领导体制框架内，复议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与人格，不利于其公正地行使行政司法权。解决行政复议机关过于分散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案就是在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统一设置专司行政复议职能的机关———行政复议委员会，赋予其行政主体资格，由其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受理、审理和裁判行政复议案件。行政复议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设四级：即县级、市级、省级、国家行政复议委员会[12]。其次，要建立行政复议的外部监督制度。经行政复议的案件进入行政诉讼程序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后，可以通过人民法院提出司法建议由有权的监督主体对那种不认真履行职责，只作形式工作的复议机关以及其工作人员进行问责。最后，就是建立一支专业化、高水平、廉洁勤政的行政复议工作队伍，可以考虑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中进行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的选拔。
5.信访。现行环境信访机制中存在的不足，最主要的是信访立法上的不足。因此，全国人大应尽快制订《信访法》，在立法中着重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明确信访机关的法律地位。信访工作和政府其他工作一样需要依法进行，必须明确界定信访机关的职责、权限和责任。其次，建立健全信访工作的程序制度。通过将信访工作程序和标准的法定化，保证信访事项的正确处理和处理意见的公平公正，尤其注意解决好保障信访人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问题。再次，明确信访工作责任。明确规定受理信访的时限要求和告知义务等[13]。最后，完善信访与其他救济渠道之间的有效衔接。比如，建立信访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定机制的有效衔接，同时，建立信访终结制度。在此基础上，国家环境保护部门依法制订环境信访的具体实施办法。
参考文献
[1]中国环境问题的思考———潘岳副局长在第一次全国环境政策法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2006-12-12)[2009-11-10].http：//mep.gov.cn/gkml/hbb/qt/200910/t20091030_180621.htm.
[2]何兵.和谐社会与纠纷解决机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
[3]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84-85.
[4]范愉.aDR原理与实务[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23.
[5]吕忠梅.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论纲[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8，(3).
[6]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王之佳，柯金良译.我们共同的未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430-431.
[7]吴勇.关于我国环境纠纷行政仲裁的反思与重构[J].兰州学刊，2005，(4).
[8]杨晓梅.环境民事诉讼立案现状和原因[J].环境保护，2008，(11).
[9]徐军，常永明.论纠纷解决机制视野下的环境信访制度[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10]刘长兴.论环境仲裁的模式[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11][英]丹宁勋爵.杨百揆，刘庸安，丁健译.法律的训诫[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76.
建设工程常见法律纠纷篇9
关键词:环境纠纷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司法改革
近三十年来，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使得我国的环境纠纷呈逐年递增的态势，2005年全国共发生5.1万起环境纠纷；上访投诉40多万起，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1]。因此，探讨建立健全多元化环境纠纷的解决机制，对于保护环境，维护环境权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环境纠纷与完善我国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一)环境纠纷的成因、类型及其特点
环境纠纷是指环境活动的主体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管理等过程中发生的因侵害环境权益行为而产生的争议。这种争议既可以发生在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或相互间，也可发生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国家机关之间，还可以发生在国与国之间。本文所探讨的环境纠纷只限于国内环境纠纷。在我国，环境纠纷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首先，地方政府执法不严和环境管理缺位而致的环境纠纷。这类环境纠纷表现为政府重经济发展而轻视环境保护，未能严格执行环境法律、法规，懈怠环境管理职责。在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的审批阶段，未能严格执行环保第一审批权，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被架空或形同虚设。而那些虽取得建设许可的项目，也未能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投产后产生环境问题，进而引起环境纠纷。那些依法应予以限期治理或者应予以关闭的污染严重的单位，政府没有下达限期治理或停产关闭决定，继续排污，促发形成环境污染纠纷。另外，政府应依法处罚那些环境违法者而未予处罚，使之更加肆无忌惮，造成环境侵害，形成环境纠纷。这样，政府变相成为环境违法者的“保护伞”，使之为争取更大利润，而擅自闲置、停运或故意不正常使用污染防治设施，偷排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形成不应有或更大的环境纠纷。可见，环境纠纷的成因中既有政府的乱作为，也有政府的不作为，政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环境纠纷高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环境活动者缺乏法律意识和环境道德而致的环境纠纷。一些环境活动者严重违反法律，肆意污染或破坏环境，造成严重的环境事故；还有一些环境活动者缺乏环境道德，认为其排污已达到国家或地方的相应排放标准，拒绝采取进一步可行的措施减少环境损害，从而累积形成环境问题而致环境纠纷。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和环境道德，环境活动者在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过程中未能采取有力措施避免环境问题的产生，进而侵害环境权益是产生环境纠纷的直接原因。
再次，对环境有影响的合法行为引发的环境纠纷。比如县级城区集中供暖的锅炉所产生的烟尘和噪声污染而引发的环境纠纷，建筑施工的噪声扰民也经常引发环境纠纷，紧邻居民区的餐饮和娱乐营业场所引发的环境纠纷。另外，施用农药等农业污染也可引发环境纠纷。这些环境纠纷是由对环境有影响的合法行为所引起，干扰了他人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此外，受害人自己一方的原因引起的环境纠纷。比如受害人明知污水不能饮用或灌溉而去饮用或灌溉所致的环境损害纠纷等。部分环境纠纷案件是因其他纠纷或矛盾而引起的，当事人欲借助环境纠纷的处理，来达到其他目的。
最后，各种综合因素引发的环境纠纷。这类环境纠纷既可能有政府的因素、企业的因素，也可能有受害人自己的因素，还可能伴有技术的因素、时间的因素、自然的因素等等，原因错综复杂。
不仅是环境纠纷的成因复杂，种类繁多，环境纠纷的另一特点是纠纷双方当事人力量多不均衡。环境纠纷侵害方多为具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和机构，受害方多为一般民众，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受害方缺乏实力与之对抗。同时，双方当事人信息也不对称，侵害方往往掌握生产工艺、技术等资料，且具有相应的监测能力，对自己的侵害行为最为了解，而受害方缺乏相应的环境专业知识、监测手段和有关信息资料，也缺乏调查能力，取证比较困
难，这使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
环境纠纷中环境权益受侵害通常是通过环境这一媒介发生，有时侵害的是特定个体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环境权益，具有私益属性；更多侵害的是不特定群体的环境权益，比如大气污染和生态破坏，这类环境纠纷具有公益属性。环境纠纷中私益和公益纠纷往往交叉在一起，解决起来难度很大。
另外，环境纠纷还可从不同的角度划作不同的类别：从争议的法律属性来看，环境纠纷有环境民事纠纷、环境行政纠纷、环境刑事纠纷；从对环境权益的侵害方式来看，环境纠纷有环境污染纠纷和环境破坏纠纷；从请求纠纷解决的内容看，环境纠纷可分为请求停止污染破坏环境纠纷、请求排除妨碍纠纷、请求消除危险纠纷、请求确认环境污染破坏法律责任纠纷、请求确认损害赔偿金额纠纷、请求环境行政主体履行环境行政职责纠纷等等不一而足。
(二)完善我国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纠纷解决机制是指有关纠纷解决的方式、手段以及具体的制度设计的总和或体系[2]。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一部分，是指有关环境纠纷解决的方式、手段以及具体制度安排的总和或体系。根据纠纷解决与诉讼的关系来划分，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一般可划分为环境诉讼解决机制和非诉讼解决机制。诉讼机制形式比较单一，是指通过司法裁判解决纠纷。而非诉讼机制则形式多样，如：仲裁、调解、行政复议、、协商等。从纠纷解决所使用手段的法律性质来看，纠纷解决机制又可分为司法手段解决、行政手段解决和民间手段解决。司法手段是指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等裁判手段和法院使用的非裁判性手段，如诉讼中的调解等；行政手段是指行政调解、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处理等；而民间手段主要是指协商、调解、仲裁等手段。
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首推司法诉讼机制。诉讼在一国的纠纷解决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起着主导的作用，具有规范性、程序性、强制性、终局性等特点和优势，诉讼制度的产生对于纠纷的解决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它以公力救济代替了私力救济、以文明的诉讼程序取代了野蛮的暴力复仇，这种转变与国家的产生共同被视为法的产生的主要标志[3]。但是，随着近三十年涌向法院的各种环境纠纷日益增多，环境案件的复杂性使得法院不堪重负，判决的迟延、费用的高昂、程序的复杂、审判的不公以及诉讼的对抗性，使得诉讼并不是纠纷解决的唯一且最优的选择。正式的诉讼程序已无法有效地承担解决纠纷的全部重任，诉讼解决环境纠纷案件的不足，也就决定了其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必要性。和谐社会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现代社会和当事人在利益、价值观、偏好和各种实际需要等方面的多元化，本质上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需要有更多的选择权”[4]。因此，形式多样的各种非诉讼解决机制就应运而生，与诉讼机制一起成为解决纠纷的重要方式。当然，无论调解、仲裁或是行政手段都无法取代诉讼在解决环境纠纷上的功用，但这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诉讼方式的不足。非诉讼机制具有低廉、快捷的优势，更适合于特定社会关系、特定主体、特定纠纷的解决。它以常识化的运作程序消除了诉讼程序给当事人带来的理解困难；以通情达理和非对抗的对话缓和了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有利于他们保持长远关系和谐；以简易的事实认定代替了严格的举证责任，使当事人可以不借助律师自行解决纠纷；整体地考察事件背后复杂长远的社会关系，做出合理的判断，使当事人易于接受和执行[5]。事实表明，非诉讼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在化解矛盾纠纷、缓解法院诉讼压力、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推崇。
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方式的合理性在于社会主体对环境纠纷解决方式需求的多样性，多种环境纠纷解决方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要使每一种方式都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关键在于其制度安排是否合理，即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多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正如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指出的那样：“国家和国际的法律往往落后于事态的发展。今天，迅速加快和范围日益扩大的对环境基础的影响，将法律制度远远抛在后面。人类的法律必须重新制定，以使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界的永恒的普遍规律相协调。迫切需要的是……加强现有的避免和解决环境纠纷的方法，并发展新的方法。”[6]因此，建立健全多元性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是法治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实现多元化价值理念的需要。多
元化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同时以每一种选择的特定价值为选择者提供引导，而防止因为解决程序的单一而导致的滞后和僵化[7]。
二、我国现有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缺陷考察
应当肯定，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一个以诉讼为核心的多元化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但是，各纠纷解决机制在众多而复杂的环境纠纷的解纷实践中暴露出很多缺陷，有的是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有的是功能发挥不尽如意等等。下面从诉讼和非诉讼两方面来考察我国现有环境纠纷解决机制中存在的缺陷。
(一)环境纠纷诉讼机制中存在的缺陷
除了现行诉讼机制普遍存在的缺陷，如诉讼迟延、法院难以独立判案、执行难等以外，我国环境纠纷诉讼机制还存在自己独特的困难：
1.立案难。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而1997年最高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工作的暂行规定》要求“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这种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不一致，造成环境纠纷诉讼立案难。有的法官将“事实根据”理解为证据或胜诉证据，而环境纠纷案件中有些证据是受害者难以提供的，这就导致了难以立案。2008年最高法院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只有“环境污染纠纷”案由，而没有“环境破坏损害赔偿”案由，在出现“环境破坏”要求损害赔偿的，立案法官很可能会因找不到合适的案由而拒绝立案[8]。同时，有些针对政府机关提起的环境行政纠纷案件，可能由于政府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未被立案。
2.诉讼时效不合理。我国1989年《环境保护法》第42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讼时效的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起计算。相对于普通的民事诉讼时效而言，环境污染纠纷实行较长的诉讼时效，但是，这种较长的诉讼时效仍然不尽合理。因为，环境污染损害后果能够真正体现出来，常常需要较长时间的持续积累才最终爆发出来，有的甚至需要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同时，受害人即便知道自己受到了污染损害，但无法确定污染致害人怎么办？比如，在存在多个污染源的情况下，受害人很难确定谁排放的何种污染物导致其受到了侵害。立法者关于环境污染侵权的“3年”诉讼时效规定有无科学依据令人怀疑。更为严重的是涉及到环境公共利益的损害，如果受害人没有及时行使诉权，则诉讼期间经过后，公共利益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实践表明，现行的环境污染侵权诉讼时效很难满足受害人寻求法律救济的需要。
3.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缺失。环境纠纷往往涉及的是特定或不特定人的环境权益被侵害。如前所述，环境纠纷中双方地位和能力不均衡，受害人保护自己权利有时举步维艰，在环境行政纠纷中，甚至有的受害人不敢提讼，放弃自己的权利主张。但是，环境本身具有不可分割性和公共品属性，如果受害人自己未，而其他人也不能的话，侵害人继续侵害环境，势必给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害。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都要求者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限制了其他非直接利害关系人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而的权利。
4.普通法院审理环境案件能力不足。环境纠纷诉讼具有专业技术性比较强，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等特性，环境案件的审理有时还会涉及到公共政策选择的问题。现行的环境案件由普通法院进行审理，由于法官缺乏必要的环境专业知识，而且环境行政案件、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分别由不同的法庭来审判，在涉及环境专业问题和公共政策选择的问题时，承办案件的普通法官往往难以作出恰当的判断。
(二)环境纠纷非诉讼机制中存在的缺陷
我国现行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和程序：协商、调解、仲裁、行政复议、，这些方法和程序具有程序上的简易性和灵活性、解决纠纷的成本低，有的还具有当事人的合意等优势。但是，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在我国也存有不少缺陷，下面分别进行考察：
1.协商。我国《水法》、《草原法》、《土地管理法》等都有关于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规定
，但是我国的环境纠纷通过协商解决的比例还是很低的，协商这一解决纠纷的方式的合意性和自主性的优势在我国还没有发挥出来。协商对于邻里之间的生活型环境纠纷作用较大，对于工矿企业污染纠纷一般难以适用。究其实，污染者和受害者的地位不平等，在协商时受害者缺少公益团体等外部力量的支持，难以平等地协商解决纠纷。至今，我国尚缺乏关于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制度规范。
2.调解。在我国适用调解解决环境纠纷主要有三种情形：法院调解、行政调解和民间调解。(1)法院调解。我国现行调审结合的审判模式中，办案法官在主持调解的过程中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调解者，又是裁判者。法院调解中缺少严格的程序限制，法官会给当事人产生压力，达成调解协议有不少出于违心的自愿。有的法官还可能主动地利用自己所具有的裁判者的身份，对当事人积极地施加某种不当影响，出现“以判压调”的现象。(2)行政调解。根据现行法律和全国人大法工委的解释，当事人主动申请环保行政机关调解环境纠纷，环保机关提出调解方案，以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在法律效力上，调解协议无法律强制力，只有依靠当事人自觉履行，一旦有一方反悔，协议便自动失效。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不具有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和执行力，造成实践中环境纠纷行政调解难以为当事人所选择。(3)民间调解，又称人民调解。我国目前尚无关于人民调解的正式立法，由于缺少法律的支持和保护，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不够规范，组织管理水平有待提高，调解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尚待提高，在面对较为复杂的环境纠纷时人民调解往往难以发挥作用。
3.仲裁。仲裁具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威性和终局性，在程序上又具有便利、灵活、经济的特点，有利于及时公平地解决纠纷。我国1994年《仲裁法》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根据该规定，环境纠纷应该在其受案范围之内，因为环境纠纷中有很多是涉及财产权益的，然而实践中各地仲裁委员会未把环境纠纷列入仲裁的受案范围，环境纠纷当事人也很少提起仲裁。除了海洋环境污染纠纷可适用仲裁外，在我国环境法中，仲裁尚不是解决环境纠纷的法定程序。
4.行政复议。根据1999年《行政复议法》，行政相对人认为环境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但是，我国现行的行政复议制度也存在不少缺陷：比如，未经行政复议就的案件比重大，大多数环境行政诉讼案件在前未经过行政复议，行政复议调处环境行政争议的功能远未充分发挥出来；行政复议受案率、撤销率、变更率低，维持率高，与环境行政执法中存在的违法、不当行为相比，通过复议程序纠正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行政复议纠错功能未充分发挥出来；复议机关难以独立办案，有的案件受理后，被申请人利用关系影响审理结果，使行政复议的公信度降低；有的地方，复议机构被虚设、复议职能无法实现。
5.。从总体上看，我国法律法规不够健全，救济与其他救济尚不能有效衔接，这与当前形势需要建立的大格局不够适应。在环境方面，由于缺少切实保障人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程序性规定，我国的环境机构尚不能规范地建设渠道和运作制度，环境事项办理的公正性、有效性和确定性仍然值得怀疑[9]。
三、完善我国多元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对策
(一)完善环境诉讼机制的对策
现行诉讼机制中普遍存在缺陷，笔者认为既有体制上的因素，也有法律上的因素，这是在我国法治发展进程中将被逐渐解决的议题。笔者这里仅就环境诉讼机制中独有的缺陷谈谈自己的愚见。
1.针对环境纠纷诉讼立案难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路径是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环境诉讼一项司法解释，要求各地法院只要受害者“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损害事实依据”（因为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即举证责任倒置。2004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6条也从环境实体法上作出了同样的规定。）就可以立案了，并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把“环境污染纠纷”案由改为“环境权益损害纠纷”，这样既可以包含请求损害赔偿的环
境污染或破坏纠纷，又可以包括其他非损害赔偿请求的，比如请求“恢复原状”、“排除妨害”等救济形式的环境纠纷。同时，还包括未来对涉及其他环境权益损害纠纷进行立案的可能性。
2.针对环境诉讼时效不合理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途径是对《环境保护法》进行修订并与现行的司法解释结合起来对诉讼时效作出合理规定。首先是针对一般的环境权益损害诉讼，保留现有的3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对其适用范围和损害起算时间做出修改。将仅适用“污染损害赔偿”的案件扩大为“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并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其环境权益受到损害并确定损害人时计算。即“因环境权益损害提讼时效的期间为3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其环境权益受到损害并确定侵害人时计算”。其次是结合民法典中关于法院诉讼时效延长裁量权的规定，针对特殊情形的出现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相应延长环境诉讼的司法解释。《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第169条规定“权利人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属于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的“特殊情况”。而受害人知道自己环境权益受到损害，但不知道加害人是谁时，就是属于“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情形。最后，涉及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可以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环境公共利益同样属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甚至是人类利益，环境诉讼同样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渠道。因此，针对特殊的十分严重的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环境诉讼也可以适用最高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第170条规定的“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3.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关键的问题是扩大人的范围，修订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增加公益性环境保护团体有权对涉及到环境公共利益的环境侵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条款，这里的公益诉权仅限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而环境刑事公诉权则仍由检察院行使。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大力鼓励和扶持公益性环保团体的发展，当然也可以在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直接表明“为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国家鼓励公益性环保团体的发展并支持其依法开展相关的环境保护活动。”当然，对于环保团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应该设置一个诉前的督促程序，即环保团体在提起公益诉讼时，应该向拟议中的被告和管辖法院送达督促通知及其副本，通知违法者在合理期限内纠正违法行为并采取所建议的补救措施，否则期限届满将对其发起公益诉讼，情况紧急的，也可以不经过督促程序而直接。设置前置的督促程序主要是给违法者一个自我纠正的机会，违法者纠正违法行为后，公益诉讼就可以不必发起。这主要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同时也是为了照顾相关违法者的声誉，因为公益诉讼影响非常广泛。当然，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与健全还需要其他相关配套规定，这里就不加多述了。
4.针对普通法院审理环境案件能力不足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的办法如下：首先对环境案件进行分流，对于普通的、事实情节清楚、没有复杂的技术性问题的环境案件仍由基层人民法院作为其一审法院。对于那些案件较为复杂，具有一定的技术性问题的，或人数众多的、影响范围较广的，或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应将其视为“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交由中级以上法院根据其管辖范围确定一审法院。其次，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环境法庭，并对法官培训专门的环境法律和环境保护知识，培养专门的环境法官。同时，按国家和省级行政区域设置独立的环境侵害技术鉴定机构，负责为环境法庭提供权威的技术鉴定。这样就可以增强法院审理环境案件的办案能力。
(二)完善环境非诉讼机制的对策
1.协商。针对缺少环境纠纷的协商规范，笔者认为可以由国家环境保护部依法制定有关协商解决环境纠纷的规章，明确协商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程序，并规定由环保部门引导当事人选择协商机制解决纠纷。在当事人双方力量过于悬殊时，支持环保公益团体援助弱势一方进行平等协商。
2.调解。(1)结合司法系统当前推行的司法改革，将诉前调解、委托调解和诉讼中的调解加以完善，建立健全司法调解的各项正式制度。笔者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09]45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中关于司法调解的规定表示肯定，它比较好地解决了我国现行司
法调解制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但是，《若干意见》中仍然看不到有关的监督制约机制。因为在一些接近诉讼必经程序的调解程序中，如果调解员故意施加压力或偏袒一方而导致另一方违心自愿地达成调解协议而生效，后经诉讼程序被撤销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调解者难道对此不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吗？!笔者认为《若干规定》应增加对违反规定者施以相应的惩戒措施。(2)对于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中出现的调解努力落空的现象，笔者认为可以参考《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关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有关规定对《环境保护法》进行相应的修订。在发生环境纠纷时，应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请求，环保机关应及时调查取证，查明基本事实和当事人的责任，制作责任认定书并送达当事人。对环境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可以请求环保机关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环保机关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相比之下，环境纠纷行政调解书仍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但是，环保机关出具的责任认定书却具有法律效力，给调解达成协议增加了更大的可能性。(3)对于人民调解，应加紧制定《人民调解法》，以正式立法的方式解决现行民间调解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促进享有“东方一枝花”美誉的人民调解机制在解决环境纠纷中结出更多的硕果。
3.仲裁。作为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之一，我国应建立健全环境仲裁机制。首先是加强相关立法，笔者认为可以在修订《环境保护法》时明确仲裁作为环境民事纠纷的法定方式之一。同时，修改《仲裁法》第77条，增加环境民事纠纷作为另行规定的内容之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先行制定条例，待条件成熟时再上升为法律。在对环境仲裁进行立法时，要注意把握以下几方面问题：(1)受案范围不宜过宽。将那些数量有限但事关重大公共利益的影响范围广、程度深、受害人数众多的环境污染或者破坏纠纷，列入到仲裁范围中来，将普通的小范围的和影响不是很大的环境纠纷排除在仲裁范围之外，以减轻仲裁的压力。(2)在仲裁的启动上，仍应以仲裁协议为依据，笔者不赞成实行强制仲裁[10]观点，因为多元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应该能满足提供给当事人更多的选择权和追求公平解决纠纷的需要。(3)在仲裁机构和人员的设置上，设立专门的国家和省级环境仲裁委员会，划定二者的管辖范围，依法各自独立仲裁环境纠纷。仲裁委员会由环境行政机关的代表、专家代表、行业协会的代表、公益性环保团体或者公众的代表组成，并实行环境纠纷仲裁员资格认证制度，提高环境仲裁员的准入门槛。
4.行政复议。针对环境行政复议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需要修订我国《行政复议法》。在修订过程中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要解决行政复议机关的独立性问题。英国丹宁勋爵有句名言：“不仅要主持正义，而且要人们明确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谁在主持正义，这一点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11]现行的行政复议管辖是建立在现有的领导体制框架内，复议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与人格，不利于其公正地行使行政司法权。解决行政复议机关过于分散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案就是在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统一设置专司行政复议职能的机关———行政复议委员会，赋予其行政主体资格，由其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受理、审理和裁判行政复议案件。行政复议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设四级：即县级、市级、省级、国家行政复议委员会[12]。其次，要建立行政复议的外部监督制度。经行政复议的案件进入行政诉讼程序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后，可以通过人民法院提出司法建议由有权的监督主体对那种不认真履行职责，只作形式工作的复议机关以及其工作人员进行问责。最后，就是建立一支专业化、高水平、廉洁勤政的行政复议工作队伍，可以考虑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中进行行政复议工作人员的选拔。
5.。现行环境机制中存在的不足，最主要的是立法上的不足。因此，全国人大应尽快制订《法》，在立法中着重解决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明确机关的法律地位。工作和政府其他工作一样需要依法进行，必须明确界定机关的职责、权限和责任。其次，建立健全工作的程序制度。通过将工作程序和标准的法定化，保证事项的正确处理和处理意见的公平公正，尤其注意解决好保障人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问题。再次，明确工作责任。明确规定受理的时限要求和告知义务等[13]。最后，完善与其他救济渠道之间的有效衔接。比如，建立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定机制的有效衔接，同时，建立终结制度。在此基础上，国家环境保护部门依法制订环境的具体实施办法。
&n
bsp;
注释:
[1]中国环境问题的思考———潘岳副局长在第一次全国环境政策法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2006-12-12)[2009-11-10].http：//www.mep.gov.cn/gkml/hbb/qt/200910/t20091030_180621.htm.
[2]何兵.和谐社会与纠纷解决机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
[3]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84-85.
[4]范愉.adr原理与实务[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23.
[5]吕忠梅.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论纲[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8，(3).
[6]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王之佳，柯金良译.我们共同的未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430-431.
[7]吴勇.关于我国环境纠纷行政仲裁的反思与重构[j].兰州学刊，2005，(4).
[8]杨晓梅.环境民事诉讼立案现状和原因[j].环境保护，2008，(11).
[9]徐军，常永明.论纠纷解决机制视野下的环境制度[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10]刘长兴.论环境仲裁的模式[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11][英]丹宁勋爵.杨百揆，刘庸安，丁健译.法律的训诫[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76.
[12]石佑启，王成明.论我国行政复议管辖体制的缺陷及其重构[j].环球法律评论，2004，(春季).
建设工程常见法律纠纷篇10
一、打牢基层基础，加强基层调处组织建设。
在人民调解组织机构建设上，我县自建立人民调解组织以来，县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人民调解工作，把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始终作为巩固和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一项保障措施来抓，在县乡两级分别成立了社会矛盾纠纷调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司法局和各基层司法所，负责社会矛盾纠纷的信息收集掌握，复杂疑难纠纷的排查调处和村组人民调解的指导工作，跟踪回访和反馈已调矛盾纠纷协议的履行情况，对存在的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协调联合做好预防控制工作。在村委会(社区)一级，一方面，把选任人民调解员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来抓，按照《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和《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的要求，积极主动与乡(镇)党委政府协调沟通，结合村级组织换届和平时了解掌握的情况，调整充实和壮大基层调解队伍，任前广泛听取当地干部群众意见，集思广益，按照好中选优、优中择能的原则把思想品德好、年轻有文化、掌握一定法律法规，熟悉当地情况，群众公认的优秀同志选拔到人民调解工作岗位，对不适宜做调解工作的同志做到及时更新，对缺漏人员及时补充，村级人民调解队伍进一步优化壮大;另一方面，以乡(镇)党委文件明确村级调解委员会班子和工作职责，按照村委会大小和人口数量，每个村委会(社区)设调解主任1人，委员3—9人，为便于工作协调和职能发挥，根据各村委会具体情况，实行村级调委会主任专任或村委会干部兼任相结合搭建村调委会班子;其三，对村民小组一级，由乡级调解组织配合村委会(社区)根据平时了解掌握的情况，采取群众推选和乡村调委会考察相结合的办法，选配群众信任、有一定法律法规知识和协调处理能力的同志担任调解员，充分发挥他们在最基层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和特点，就地化解消除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最大限度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处理在萌芽状态。截止目前，在全县8个乡(镇)、114个村(居)民委员会791个村民小组建有乡(镇)村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村民调解小组，形成了县乡村组四级调解网络，调解人员达2574人，其中乡(镇)村两级有调解人员992人，村民调解小组有调解员1582人，同时在县内接边乡(镇)之间，跨区域邻边县乡之间建立了接边地区社会矛盾纠纷联防联调工作机制，与接边等接边县乡签定了接边矛盾纠纷联防联调工作协议，县内乡镇之间互签了联防联调工作协议，人民调解队伍的逐年发展壮大，调解组织和调解工作领域的不断拓展延伸，各种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在基层一线通过调解组织的扎实工作得以遏制和消除。
在人民调解场所建设上，乡(镇)一级，人民调解委员会设办公室在司法所，与司法所合并办公，设立有独立的调解室，做到了调解制度、程序、纪律规范上墙，有必要的桌椅等办公条件，调处的矛盾纠纷制作有文书卷宗，有台帐档案。在村民委员会和社区，遵循因地制宜、经济使用的原则，设立有单独的调解室，做到了有房子、有牌子、有印签、有桌椅、有台帐表册，按照卷宗规范化、文书格式化的要求，制作有法制宣传登记表、简易纠纷调处登记表、疑难纠纷登记表，卷宗档案实行一案一卷，统一格式，相关材料完整，手续完备，同时制定下发了下访调查、信息报告、回访反馈和工作纪律等规章制度，每月由司法所对工作开展情况和制度落实情况进行一次督促检查，跟踪问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帮助指导和督促整改，村级调解室工作统一规范，各项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在人民调解队伍能力建设上。一是把调解人员培训作为化解矛盾纠纷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制定年度培训计划，纳入目标责任制考核，按照重在基层、立足岗位、注重实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以乡(镇)为单位，就近组织，采取集中培训、以会代训、现场调解培训、下乡培训等多种方式，邀请上级领导、相关部门资深人员，专门抽调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组成培训授课小组，对人民调解工作经常适用的法律法规、调解工作的性质任务、人民调解组织的受案范围以及人民调解的原则、程序、技巧和调解格式文书制作、剖析点评典型案例进行现场授课，面对面辅导讲解，基层调解人员对法律法规的熟知掌握和应用水平明显提高，为调处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打下了坚实基础;二是分批次有针对性地组织乡(镇)村调解主任参加上级培训、到邻县邻边和县内乡(镇)之间学习交流取经，吸纳借鉴他人经验典型为己用，提高调解人员在处理化解矛盾纠纷中的实践本领，近年来，我县在认真组织参加系统组织集中统一培训学习的基础上，加强与邻县邻边的相互交流和观摩学习，在县内分批次组织调解主任进行现场学习交流，达到了取长补短、相互借鉴的效果;三是加强对基层调解人员经常性业务指导和帮助，经常性开展业务大练兵活动，实行司法所人员连片包村的办法抓好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适时对基层调解人员的业务进行指导和帮助，达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丰富基层调解人员的实战经验，提高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和水平。通过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调解员的培训，培养锻炼了一大批熟悉法律、掌握政策、精通调解、会做群众工作的调解员。
二、预防宣传为先，抓信息掌握和纠纷防控工作。
在调处机制建设当中，重点围绕“调”字作文章，在“防”字上下功夫，建立健全六个方面的工作机制。矛盾纠纷统一排查机制，以乡(镇)为单位，在抓好矛盾纠纷经常性调处化解的同时，坚持季度集中对社会矛盾纠纷统一排查，由各地制定符合其具体情况的排查方案，统一时间共同组织实施，切实做到认真细致，不留死角;接边地区以传真、电话、信函和人员往来保持经常性沟通与联系，做到发现矛盾纠纷苗头，及早做好预防消除工作，从源头上遏制矛盾纠纷激化引发刑事治安案件。信息联络和反馈机制，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中，充分依托基层人民调解组织人缘、地缘优势，及时收集掌握矛盾纠纷信息源头，经常性分析矛盾纠纷发生的规律、特点及其解决的办法措施，从抓早、抓小、抓苗头着手解决问题，消除隐患。领导接待机制，把每月的25日定为局长、所长接待日，对群众的来信来访进行解答、回复、分流和督办。疑难复杂纠纷联合调处机制，在矛盾纠纷调处中，注重通过部门联动协作进行有效资源整合，提高调解的有效性，对复杂疑难纠纷需要两个以上部门联合调处的，及时向县委、政府分管领导和政法委报告，明确牵头部门，指定责任单位，相互配合，形成力量联动，开展联合调处，确保真正解决问题。已调矛盾纠纷回访反馈机制，对已经处理和解决的矛盾纠纷，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定人联系，不定时到其家中进行回访，做到经常性了解掌握协议履行情况、双方当事人思想动态和心里变化，举一反三，从源头上防止矛盾纠纷出现反复。责任追究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明确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责任，分管联系乡(镇)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各基层司法所长为直接责任人，各地发生的矛盾纠纷得不到及时妥善调处或因工作不到位导致矛盾纠纷激化的，视其情况对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引发重大刑事案件、群体性械斗和聚众上访的，当年目标责任制考核实行一票否决，第一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当年不得参加评先评优。
在抓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坚持宣传与预防、宣传与教育、宣传与普法相结合，按照“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以预防为重点开展工作。一是采取散发资料、广播标语、开展法制讲座、设立法律咨询点、进村入户讲法等多种形式开展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增强群众法制观念和自觉学法用法守法的思想意识，教育引导群众依法维权、依法合理表达利益诉求，从根本上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二是坚持调解与法制宣传教育相结合，在对已发生的矛盾纠纷进行调处时，组织当地群众现场旁听，讲事实、辩法理，调处一片，教育一村，教育引导当事人和广大民众自觉学法守法，通过合理合法的正规渠道反映利益诉求，把调解的过程变为群众学法的过程。三是在基层人民调解室醒目位置设立温馨提示，教育引导群众在依法维权，依法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的同时，本着遵从法律、尊重事实、互谦互让、以和为贵的原则，力求通过调解文化搭建双方心灵沟通平台，化解矛盾，并通过温馨提示营造良好调解氛围，使当事人双方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解决处理问题。
在抓基层一线情报信息工作中，结合实际，制定下发县社会矛盾纠纷信息情报上报有关事项的通知，各地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中，充分依托和发挥当地村组干部、基层调解组织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收集掌握矛盾纠纷信息源头，定人连村摸排清查各地矛盾纠纷发生规律及其特点，注意随时发现新情况，掌握新动向，在基层一线遏制消除矛盾纠纷苗头。各地对排查梳理出来的矛盾纠纷信息情报，按照及时准确、客观真实的原则，提出相应的预防控制对策，按月进行上报分析，特殊情况及时上报，做到矛盾纠纷情报信息来源准确及时，为预见、预防和化解消除各种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提供了可靠的信息资源。
三、创新激励机制，实行人民调解“以案定补”。
在落实人民调解日常工作经费、培训经费财政承担的基础上，今年司法局按照上级相关文件精神，为充分调动基层调解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工作效率，最大限度发挥基层一线调解维稳功能，创新基层人民调解员报酬激励机制，把司法行政机关指导人民调解工作与管理基层人民调解员有机结合起来，及时向县委政府汇报，与财政部门协调沟通，并与财政联合行文出台了《县人民调解组织调处矛盾纠纷以案定补实施意见》，按照“谁调解、补偿谁”的原则，对基层人民调解组织调处解决的矛盾纠纷实行以案定补，标准为简易纠纷每件定补5元，疑难复杂纠纷每件定补50元，热点纠纷每件定补100元，重大热点纠纷每件定补200元，特别重大热点纠纷每件定补300元的标准进行以案定补，把调解案件与落实报酬按调解案件难易程度以“计件”补助方式统一规范固定下来，以案定补的落实兑现按季度由县局抽人到各乡(镇)通过抽查、回访、阅卷宗等方式进行考核兑现。“以案定补”的落实兑现，避免了调解员在工作中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锅饭”现象，以发放“计件”工资的形式从根本上解决了基层调解员的报酬问题，进一步激活了人民调解工作，一是纠纷调处数量、质量有大幅度上升，今年与去年相比纠纷调处上升近70%，且件件有登记，事事有卷宗，痕迹管理走向规范。二是人民调解员积极性得到调动，化解纠纷能力显著提高。实行人民调解“以案定补”以来，遵循“谁调解、补贴谁”的原则，打破大锅饭思想，调解员在经济上有了一定补助，工作得到社会肯定认可，调解员主动介入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明显增强，“以案定补”实施以前的推拖慢延现象变为自觉行动，因人预防、因地预防、因事预防、因时预防的机制得到有效保障，矛盾纠纷抓早、抓小、抓苗头得以落实，基本做到案结人和，用较少的经费投入化解处理了大量的矛盾纠纷，成效显著。三是调解网络得到有效带动。按照构建纠纷大调解工作格局的要求，在县一级成立了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委员会，组建了县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在县直相关部门建立了行政调解工作室，在乡(镇)健全完善村级调委会及村调解小组，形成了县乡村组四级、横纵结合的调解网络，调解组织和调解工作领域不断拓展延伸。人民调解“以案定补”的有效运作，体现了政府公共财政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人民调解工作“埋单”的理念和要求，激化了基层调解组织活力，使人民调解工作方便及时快捷、操作成本较低、亲和力较强、兼之调解组织体系完善、调解队伍庞大的优势得到充分体现，人民调解工作在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中的职能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
四、坚持公正原则，狠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
一是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主动向党委政府请示报告人民调解方面的工作情况，用工作的成效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二是注重发挥基层调解人员扎根基层、联系群众、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和特点，时刻关注各村各寨的矛盾纠纷发生动向和接边矛盾纠纷可疑迹象，最大限度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三是加强与土地、林业、民政等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和接边地区的联络沟通，整合人民调解资源，按照矛盾纠纷的性质属性，明确责任主体，多家互联互通，共同协作解决因山林、土地、葬坟、资源争执等引发的矛盾纠纷;四是坚持领导联系、科室联挂基层司法所调处矛盾纠纷和司法所工作人员联系村委会调处矛盾纠纷制度，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复杂疑难纠纷县乡两级共同协作解决;五是注重加强与毗邻等接边地区的沟通协作与联系，以电话、传真、信函、人员往来等多种形式互联互通社会稳定动态和矛盾纠纷情报信息，对接边地区矛盾纠纷做到早预防、早介入、早消除;六是开辟老、弱、病、残、贫维权绿色通道，对老年人赡养就医、未成年人抚养就学、侵害残疾人和农民工合法权益等矛盾纠纷进行法律援助，发现苗头、及时介入，说理讲法，预防疏导，积极化解矛盾纠纷，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七是认真做好“148”电话咨询解答和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做到“148”专线经常保持畅通，有专人值班解答，对来信来访人员热情接待，当事人反映的问题能答则答、能办则办、急事特事及时向领导报告，属于其他部门办理的告知办理渠道和途径，需要提供上门服务的及时向领导汇报提供上门服务。去年以来，全县各级调解组织受理调处各类矛盾纠纷9892件，调处成功9635件，调处成功率达97.4%，防止民间纠纷引起自杀96件109人次，防止民间纠纷激化转化为刑事案件121件826人次，防止劝解民间纠纷引发群众性械斗114件4868人次，避免和劝解民间纠纷引起群体性上访89件3237人次。基本达到了为党委政府分忧、为分流、为公安排压、为法院减负、为群众解愁的工作目的，人民调解的主渠道作用显著发挥。
在狠抓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同时，加强人民调解与诉讼程序的衔接配合。为督促落实已调矛盾纠纷协议履行，县各级调解组织对已调矛盾纠纷实行回访反馈制度，定人定案不定时对已调矛盾纠纷进行回访落实，做到一般纠纷适时回访、重点纠纷定期回访，随时了解掌握协议履行情况和双方当事人的思想状况、心理变化，举一反三，从源头和苗头上抓死已调矛盾纠纷再次出现反复。同时为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和诉讼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积极作用，实现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有机衔接配合，创新调解工作机制，积极主动与人民法院沟通协调，建立人民调解协议履行和诉前民事纠纷调处机制，人民法院在受理已调矛盾纠纷协议履行案件过程中，邀请基层调解人员参加，依照法律规定程序，严格审查把关，对于调解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事实清楚明了的调解协议，在立案前和时依法依理说服疏导，教育引导，讲清说明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开导督促双方各自履行协议，自觉维护调解协议的严肃性，对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存在瑕疵、调解程序不合法不规范的依法进行庭前调解，尽最大限度在调解阶段达成协议解决问题。
人民法院在受理尚未经基层调解组织调处的民事案件时，开展人民调解进驻法庭联合办案，由人民法院委托人民调解组织在立案庭、中心法庭庭前调解和法庭诉讼调解工作中参与调解，在时或立案前通过人民调解程序化解矛盾纠纷，尽量减少当事人在情感、经济等方面带来的负担，在村(社区)一级，通过基层“三室一庭”建设，优化便民利民措施，有效整合人民调解资源，流动法庭与基层人民调解组织联合办案，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有机结合，做到警力下移、机制联动、现场办公、联合调处，许多民事案件通过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联合互动得到有效化解和及时处理，调解协议的合法有效性得到较好维护，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得到良好融合，联合互动功能得到较好发挥。
五、注重痕迹保存，规范卷宗档案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