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安全法律法规大全篇1
【论文摘要】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从现行法律和立法体制历史沿革分析，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是同一机关。基本法律与基本法律之外其他法律划分、法律适用规则、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和行使解释权等法律规定不能解决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务会制定法律之间的冲突，两者制定法律冲突缺乏相应法律适用规则。通过个案解决和规则解决方法决定法律适用有利于法律统一，有利于维护法律权威。【论文关键词】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冲突；法律适用【正文】一、问题缘起：刘家海诉交警部门行政处罚案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两者制定的法律冲突时能否适用《立法法》确立的“法的效力等级规定”或法律适用规则？《立法法》未明确规定，法学界和实务部门也见解不一。刘家海诉交警部门行政处罚案件中提出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冲突时法律适用问题争议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一）案件事实及争议刘家海2005年1月27日驾驶摩托车被值勤交通民警以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为由以简易程序处以100元罚款。刘家海不服，于2005年3月18日将交警部门诉至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原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处罚法》）第33条规定，对公民处以警告或50元以下罚款的处罚才能适用简易程序当场处罚；而且《处罚法》第3条还特别规定，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处罚的规定和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的程序，都必须“依照本法”，这是明确排除其他法律、法规、规章作出除外规定的效力的。所以，被告对原告的处罚违反了《处罚法》规定的法定程序，应属违法。被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安法》）第107条第1款和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7条第2款的规定，对原告作出的处罚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此案适用的是《交安法》而非《处罚法》，是符合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行政执法依据的适用规则的。所以，原告所诉理由不成立。（二）一、二审判决要旨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对原告作出处罚依据的是《交安法》，该法是规范道路交通秩序的特别法，按照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被告适用上述法律规定对原告作出当场处罚100元，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据此，原告主张被告适用简易程序作出处罚决定，处罚程序不合法的理由不成立，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出现了法律规定的选择适用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没有上下级的区分，应视为同一机关；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不存在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区分，只存在“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的区别。《处罚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关于行政处罚的基本法律，《交安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法律，属于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由于两法不存在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区分，故不存在下位法的规定与上位法的规定相抵的情形，只是出现了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不一致的情形，即《处罚法》的上述规定属于行政处罚适用简易程序的一般规定，《交安法》的上述规定属于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适用简易程序的特别规定。根据《立法法》第83条关于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规定，交管部门实施行政处罚没有违反法定程序。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家海不服二审判决，提出申诉。（三）案件的法律意义本案核心问题是关于《处罚法》和《交安法》的法律冲突如何适用。《处罚法》是1996年3月17日全国人大通过的，《交安法》是2003年10月28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立法法》确定的后规定优于新规定、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之前提是“同一机关”，所以，《交安法》和《处罚法》的冲突能否适用该规则依赖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为“同一机关”的理解和认识。此类问题在现实中绝非个案，2008年6月1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律师法》规定律师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等与1996年3月17日全国人大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明显不一致，对两者效力学术界理解不一，[①]《律师法》实施中遭遇尴尬。[②]可见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为“同一机关”的分析是必要的，具有现实意义。二、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为同一机关（一）从现行法律分析1.《宪法》文本的分析《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部分，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行使《宪法》赋予的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向全国人大负责和报告工作，接受全国人大的监督。全国人大有权罢免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不适当的决定。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大组织法专门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一章，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织、活动原则和工作，作了全面规定。《宪法》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语言上都使用了“机关”的法律术语，表明宪法对两者的组织定位，明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是全国人大的内部机构。从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可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修改以及全国人大可以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等规定来看，在《宪法》规范上，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存在法律地位、人员组成、职权划分、立法权限、立法程序等方面的区别，两者同行使国家立法权，故不是“同一机关”。2.《立法法》文本的分析《立法法》中“机关”与“机构”的法律术语具有明确区别。“机构”一词在《立法法》中出现13次，其是指机关内设的具体工作部门，如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国务院法制机构和直属机构。而且《立法法》在重申《宪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及其相关规定基础上，分别用两节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和程序做了规定，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及其法律解释的效力等同于法律，从《立法法》法律术语也可看出，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常设机关并非全国人大常设（内设）机构，两者同为国家立法权主体，虽联系密切但区分明显。所以，两者不是“同一机关”。（二）从立法体制历史沿革分析我国立法体制尽管历经变动和调整。1954《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制定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制定法令”。可见，当时国家立法权主体仅为全国人大。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授权常务委员会依照《宪法》的精神、根据实际的需要，适时地制定部分性质的法律，即单行法规”的决议。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又进一步确定：“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大会授权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根据情况的发展和工作需要，对现行法律中一些已经不适用的条文，适时地加以修改，作出新的规定。”两次授权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部分国家立法权，实质上改变了全国人大是行使国家立法权唯一机关的规定。1982年《宪法》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和加强它的组织，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和常委会共同行使国家立法权。[③]从立法体制沿革来看，国家立法权并非是唯一而是具有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相区分的二元立法主体。综上所述，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地位并不平等，立法权限、立法程序不同，应属不同的国家立法主体，两者非“同一机关”，将两者视为“同一机关”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和理论逻辑的。立法实践表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大量的、经常性的立法工作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最活跃的国家立法权主体。[④]两者制定法之间的冲突是难免也是现实存在的，如《交安法》和《处罚法》之间、《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法律规定的不一致，这就必须有相应的法律适用规则来解决此类问题。《立法法》是否规定了相应的法律适用规则？三、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冲突法律适用规则之立法漏洞1.《宪法》确定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限划分不能解决《交安法》和《处罚法》之间的法律冲突《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也就是说，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上依据法律规范有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的区分，但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内涵和外延是不明确的。“尽管在《立法法》的制定过程中，有的同志提出，应当对‘基本法律’的范围作出具体的列举，以便于各方面更好地理解和执行。立法机关经过反复研究，多数意见认为，现在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许多社会关系还没有完全定型，将‘基本法律’的事项进行一一列举存在许多实际困难。因此，本法仍然沿用《宪法》的有关规定，对‘基本法律’的事项不作一一列举。”[⑤]立法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经常性立法工作，《宪法》对基本法律界定不清，使得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与全国人大制定基本法律之间的冲突成为可能。可见《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规定的模糊性不仅不能为两者界定明确立法权限，相反还是造成法律适用规则选择混乱的原因，法律之间的冲突而又缺乏相应适用规则，必然影响立法和执法实践。2.《立法法》确定的法律适用规则不能解决《交安法》和《处罚法》之间的法律冲突《立法法》确定“上位法高于下位法”的法律适用规则不能解决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冲突。《立法法》规定的的上位法和下位法是指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之间层次效力，《宪法》、《立法法》对法律只有“基本法律”与“基本法律”之外其他法律之分，现行法缺乏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能说基本法律与一般法律是两个位阶，两者没有同位法和上下位法之别。而且两者统称为法律，所以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冲突是不能适用“上位法高于下位法”的法律适用规则的。二审法院判决对此问题的法律理解无疑是正确的。《立法法》确定“新的规定优于旧的规定”与“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同样不能解决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冲突。《立法法》第83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可见本法律适用规则的前提是指“同一机关”之规定，《处罚法》和《交安法》分别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如上所述，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是同一机关，所以缺乏适用本法律适用规制之前提条件。可见，一审判决适用“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解决《交安法》与《处罚法》之间的法律冲突值得商榷。二审判决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没有上下级的区分，”所以“应视为同一机关”的结论同样也应受到质疑的。二审判决“视为同一机关”的逻辑前提就是承认他们不是同一机关，既然不是同一机关，就不符合适用《立法法》第83条法律适用规则的条件。“视为同一机关”的命题不仅难以服众，也有超越现行法律赋予法院职权之嫌，存在一定的政治风险。3.《立法法》确定的法律冲突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制度不能适用《处罚法》与《交安法》之间法律冲突有学者建议，《处罚法》与《交安法》之间法律冲突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决定具体法律适用。《立法法》第85条规定“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这是解决法律之间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的冲突的规定。就本案而言，《处罚法》是旧的一般规定，《交安法》是新的特别规定，两部法律在罚款程序上冲突属于是“新的特别规定与旧的一般规定”之情形，显然无《立法法》适用之可能。4.《立法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权的制度不能解决《处罚法》与《交安法》之间法律冲突有学者建议，《立法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法律解释权，其对法律的解释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所以，针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冲突时可以通过《立法法》确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的方法加以解决。但《立法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限于“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与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两种情形，《处罚法》与《交安法》之间法律冲突显然不属于上述情形，依法不具有适用此制度之条件。5.《宪法》和《立法法》有关“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的规定也不能解决《处罚法》与《交安法》之间法律冲突>《处罚法》是1996年制定的，《交安法》是2003年通过的，其间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是巨大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法律或修订法律必须考量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变化，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工作面临车流量大、行人流动性强、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又比较多等特点，《交安法》作出“交通警察可以当场作出200元以下罚款”的规定是符合交通警察在纠正道路交通违章过程中的特殊情况的执法实践的，具有执法中的合理性，难谓“不适当”。又如针对律师在实践中会见难、调查难等现实而修订《律师法》有关内容体现国家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符合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精神要求的，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难谓“不适当”。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是具有“不适当”之情形，所以，此制度对《交安法》与《处罚法》之间、《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法律冲突缺乏适用余地。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的冲突是现实存在，现行法律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冲突相应规则的缺失，不同机关出于诸多考量对冲突法律的不同理解和选择性适用必然带来司法和执法的混乱，最终受到冲击是整个国家法治秩序。所以，寻求适当解决思路就成为论文最后要解决的问题。四、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冲突之解决思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冲突或不一致，我们可通过个案解决方法和规则解决方法妥善解决法律理解和适用混乱的问题。个案解决方法。个案解决方法就是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制定法律时，应当尽可能将新的法律规定和旧的法律规定一并考虑作出同步修改。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在不同该法的基本原则相抵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修改是有法律依据的。问题是，仅仅依靠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相关法律作出一揽子统筹考量缺乏现实性也难以周全，对此，立法者可以充分发挥民间法律力量，可以将法律草案公布并鼓励相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积极参与，甚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关立法机关可以委托有关法律团体进行立法冲突评估，尽可能考虑周延，最大限度减少法律冲突。当然，个案解决方法最好是在新的规定尚未实施前，避免法律实施后再进行解释犹如亡羊补牢，虽未完全不可，但毕竟造成适法中的混乱，难为上策。规则解决方法。规则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确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不一致时法律适用规则来解决此类问题。我们在不改变现行法律适用规则的情况下，在《立法法》第83条增加一款，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不一致时候准用第一款之规定。”如此，刘家海诉交警部门违法处罚案法律适用的争议就有法律依据，更不会有司法终审判决后当事人和民众的“合法性”质疑。如此，《律师法》也不会出现专家学者各说各话，实施过程中的尴尬就不会出现，这有利于树立法律权威，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注释】[①]修订后的《律师法》关于律师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等问题的规定和《刑事诉讼法》不一致。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认为，关于两个法律之间的关系，《立法法》中只有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层次的区别，没有基本法律与一般法律之分，因此，不能说基本法律与一般法律是两个位阶。关于新法与旧法，两者都是法律，只不过刑事诉讼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律师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根据立法法中的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那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属于“同一机关”？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不能随便作出解释，需由有关机关作出立法解释。中国政法大学樊崇义教授认为，宪法是最高法律，其他法律是否有效，只要看其是不是违宪即可。宪法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那么新《律师法》关于律师权利的规定并不违宪，应当是有效的。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最高权力机关的职权，两者应视为同一个机关，其通过的法律应具有同样的效力。因此，新《律师法》的规定优于《刑事诉讼法》。如果实在解释不清楚，应当由人大常委会就二者的适用问题作出一个裁决。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不是同一位阶的法律，《刑事诉讼法》是上位法，《律师法》是下位法。另外，两个法律的宪政基础也不一样，《刑事诉讼法》是由近3000名左右的人大代表表决产生的，而《律师法》只是由100多名常委会委员表决产生的。因此《刑事诉讼法》的效力要高于《律师法》。具体内容参见2008年2月25日的《法制日报》。[②]《律师法》的规定在现实中难以落实，如据重庆市律协秘书长陈翔介绍，自6月1日新《律师法》实施以来，市律协已陆续接到10余起关于律师会见嫌疑人受阻的反映。有关部门认为《刑事诉讼法》高于《律师法》，所以要执行《刑事诉讼法》。具体内容可见2008年6月11日的《时代信报》。[③]这样规定的理由是，“我国国大人多，全国人大代表的人数不宜太少；但是人数多了，又不便于进行经常的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人大的常设机关，它的组成人员也可以说是人大的常务代表，人数少，可以经常开会，进行繁重的立法工作和其他经常工作。所以适当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办法。”参见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④]以十届全国人大为例，全国人大制定4件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69件法律。江辉：《十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活动统计分析》，《人大研究》2008年第7期，第36-37页。[⑤]乔晓阳：《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讲话》，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88页。
最新安全法律法规大全篇2
面对福岛核事故后新的安全要求，尤其是我国核电批量规模发展的新态势，不断对核电管理和核电安全提出的新挑战，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具有相当的紧迫性，我国核法规也相应地需要不断进行修订和完善。法国核法规逐步演进
法国核法规建设有一个融合和渐进演变的过程。这正如法国驻中国大使馆核参赞所表述的那样:法国核电法规体系一直以来都是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增强核安全在法国的推进。2012年2月8日，法国核安全机构正式公布了核基础设施规章(Bni)。新法规中将福岛核事故后的国际最佳实践的规则纳人到了法国国家法律当中，同时新法规中也反映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最新标准和有关国家实行的最严格措施。这也是法国核法规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至此，与此前2006年通过的tSn(核透明与保安法),2007年通过的基础设施条例共同构成了法国核工业新的立法体系。
早在核电发展之初，法国就制定了相应的核设施的法律和行政管理体系。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国虽然是最早引进的美国核电技术，但法国的法规体系建设并没有像美国一样建立一部《原子能法》。法国最早的一部核设施条例是1963年通过的。现在这个体系的核心是2006年通过的tSn。
2006年颁布的tSn,确立了独立监管和信息公开。随着发展需求，从2008年开始法国用了4年时间，进行了基础核设施规章(Bni)的制定和。新法规制定做减法的同时也做加法将1984质量规章、1999环境规章等导人新的规则，更远一些考虑，还将纳人1999运营规章和2005核承压设备规章。而此次法规的制定及出台正值福岛核事故前后，在新法规中还体现了最新的国际最高安全标准，此外也进行了更多的创新，旨在核电能在更高安全水平下运行。
比如，我们对运营商的能力进行了三个级别的分类。如对运营商的内在能力、运营商有权获得的能力、可向运营商提供的能力或运营商求助的能力等进行了清晰的界定。法国驻中国大使馆核参赞在介绍中如此表示。
法国同行的经验，对于我国相应的法规的制定应有许多可借鉴之处。比如安全透明、信息公开、运营商能力的界定等等都或可成为我国制定核法规的参考。
中国核法规立法进程加快
我们非常想知道《原子能法》编制历时那么长时间，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能很快出台?每每涉及核领域的法规完善，这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间题。这也是让参与《原子能法》编制和起草的专家感伤的一件事。更多地还是与核电发展政策、机构调整变化等因素相关。这也似乎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答案。历经30年讨论、完善，多次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成稿，并经各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列人全国人大立法计划，《原子能法》立法工作至今还没有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目前，我国核法规的顶层包括一部法律，即《放射生污染防治法》。另外《原子能法》与《核安全法》正在制定中。这三部法规将构成我国核法规体系的顶层设计。
与《原子能法》立法过程曲折不同的是，《核安全法》的立法进程比想象的要快一些。
《核安全法》的出台已制定了时间表，按照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核安全法》有望2017到2018年出台，国家核安全局核安全监管一司政策与技术处处长扈黎光在首届中法核电经验交流会上如此表示。福岛核事故后，对于核安全立法的呼声渐高，也促使了我国核安全相应的法规建设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优先制定《核安全法》从最初在2012年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一提出就引起了业内人士和社会的关注。随后《核安全法》很快即被列人全国人大立法计划。近期全国人大环资委先后到各相关核能企业进行紧锣密鼓的调研无疑是加快其立法进程的具体行动。
事实上，中国核能30年的发展中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核法规体系。一部法律，10个部门法规，众多的部门规章和导则等。涉及到核安全方面的法规体系则包括一部法律，7部法规,27部部门规章，89部导则。一部法律即2003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放射性污染防治法》。该法适用于在核设施选址、建造、运行、退役和核技术、铀(社)矿、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过程中发生的放射性污染的防治活动。我国虽已建立了完善的核法规体系，下一步还需进一步完善。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研究开发部主任郑玉辉在会上也强调。
在核法规顶层设计的进一步完善中，如何界定三部法律之间的关系，也已有了明确的定位。放射法侧重环境安全视角，安全法则更多地体现出全局安全视角，而原子能法则定位于核能发展的视角。扈黎光对此进一步解释。
最新安全法律法规大全篇3
近几年间，三鹿奶粉添加三聚氰胺、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使用过期肉作为原材料、沃尔玛使用过期食用油烹炸食物等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被媒体曝光后，食品安全监管与治理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2015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下简称新《食品安全法》)，对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律做了很大改进。值得一提的是，食品安全追溯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新《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二条：“国家建立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制度。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保证食品可追溯。国家鼓励食品生产经营者采用信息化手段采集、留存生产经营信息，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农业行政等有关部门建立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协作机制。”
一、食品安全追溯的概念和分类
食品安全追溯指，对食品生产、运输、销售等环节进行全程监控和记录，使之有据可查，从而提高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和消费者放心程度。
追溯体系按性质划分可分为技术追溯体系和环节追溯。技术追溯是指通过检测技术确定食品的成份等特质，环节追溯是对食品的生产到消费者购买之间的流转环节的记录。
食品安全追溯按照参与主体可分为内部追溯和外部追溯两部分构成。内部追溯是指食品生产、加工、经营者等主体为确保食品安全而构建的企业内部食品安全追溯制度。外部追溯指食品生产经营参与者之外的主体，包括国家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行业协会、消费者等通过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构建食品安全追溯系统。
二、我国食品安全追溯法律法规及存在问题
新《食品安全法》将食品安全追溯制度提升到法律的高度，提纲挈领的规定了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新方向，也为相关行政法规、规章的制定提供主旨依据，但此条款是概括性规定，缺乏可执行性，需要在制定下位法的过程中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2015年，各级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在新《食品安全法》的基础上陆续颁布食品安全追溯的专门性规定，对构建我国食品安全追溯法律体系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例如，《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对企业、政府、监督管理部门的权力与义务、追溯制度建立要求、信息公开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但目前此类专门性规定效力层级较低，在各自行政区域内实施，缺少统一的标准。
因此，相关部门在未来立法工作中仍需继续探索，制定效力层级较高的食品安全追溯法规规章，并确保内容详细、完善、具有可执行性。
三、国外的食品安全追溯法律制度
国外的食品安全追溯制度建立已久，有完善的制度和案例，可供我国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参考借鉴。国外食品安全追溯制度规范的总体思路是：以从事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为追溯制度规范的重点对象和主要责任承担者。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在这一体系中处于辅助地位。反观我国的实际情况是，食品监管部门的监督工作、消费者维权行为是维护食品安全的主导力量，企业自查和自我约束实际上处于从属位置，这一状况未来需要扭转。
(一)全面性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要求企业针对农作物和食品的生产、加工、包装、运输、分销、接收、保存、进口全流程的每个环节建立追溯制度，并根据产品性质和企业规模提出了不同的标准和要求。
(二)严格性
欧盟对于加工食品企业的追溯要求非常严格：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必须详细记录食品每一种原材料及添加成份的供应商。对于农业初级产品，以牛肉和牛奶为例，通过在牛耳上安装电子纽扣的方式记录牛的信息。牛所在的牧场、身体健康、饲料供给等信息均可通过电子纽扣的记录，并在食品安全系统中查到，成为奶源和肉制品安全性追溯的重要措施。
(三)高效性
澳大利亚对食品信息标识包含信息的精准性做了严格的规定，通过编码或标识可以准确、快速的追溯到食品的全部信息，有利于在食品问题发生时以最高效率追溯问题根源，及时处理，从而降低社会危害程度。
四、构建我国食品安全追溯法律体系
(一)食品安全追溯法律体系的主要原则
1.以确保食品安全为主旨的原则。构建食品安全追溯法律体系的主旨是确保市场上流通食品的安全性，确保消费者购买食用前的每个环节都可追溯制度，食品安全追溯制度必须符合我国食品生产加工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对各方责任主体而言均具有可执行性，实施后能切实保障食品质量和消费者身体健康。
2.以预防为主，以治理为辅的原则。食品安全事故具有波及范围广、危害大、影响深的特点。因此做好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不仅是为了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时可以及时、高效的处理，更重要的是为食品安全监督、质量检查、风险评估提供必要的信息和依据，预防有害食品流入市场。
3.特殊食品区别对待原则。由于食品本身或食用对象的不同，部分食品存在特殊性，如婴幼儿食品、保健营养品等。新《食品安全法》对特殊食品的功效、检测等方面做了专门规定，以维护特殊人群的身体健康权益。构建追溯法律体系时也应根据实际情况，必要时规定有别于普通食品的安全追溯条款。
4.全社会联动原则。食品安全追溯制度的顺利推行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食品监管部门统筹规划，建立食品安全追溯机制，确保食品抽检信息及时公开，对违法行为及时查处;生产经营参与者作为食品安全的责任主体，自觉履行义务，提供真实有效的食品生产信息，建立内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行业组织和消费者应积极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监督追溯信息是否完整，对于虚假信息应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
(二)我国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法律基础
食品安全追溯法律体系必须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构建，与现行法律法规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既不发生效力冲突，内容重叠，又不会出现无法律依据的“真空地带”。
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如下：全国人大制定了约20部与食品安全工作相关的法律：《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卫生法》;国务院颁布了近40部相关内容的行政法规有《食品召回管理办法》、《农药管理条例》、《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等。农业、卫生、质检、工商等部门在各自权力范围制定超过150部部门规章，主要有《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审查通则》、《新资源食品卫生管理办法》等。
(三)构建内部追溯体系
内部追溯制度是食品生产经营参与者构建的企业内部追溯体系，是整个食品安全追溯法律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构建内部追溯体系的主体范围主要有食品生产者、运输者、经营者等参与者。
食品生产者必须确保原材料及添加成份符合食品安全规定，来源信息清楚、加工过程、从业人员基本条件等各方面均符合食品安全规定。企业应建立生产记录，对于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食品，可以做到准确、快速的追溯问题源头。西方国家的企业有很好的案例，德国超市里销售的每一枚鸡蛋都有编码，通过编码可以找到鸡蛋来自哪个饲养场，监管部门曾在鸡蛋中查出化学元素二恶英，根据鸡蛋的编号信息，追溯到问题的根源是鸡饲料里含有有害成份，再次通过追溯系统将食用该厂饲料的全部禽类处理掉，从根源杜绝毒害食品流入市场。
食品运输者必须具备食品运输的基本条件和从业资格，运输过程中应保证食品存放环境卫生无污染，温度和湿度适宜，同时做好运输记录，确保食品安全追溯链条通畅。
由于食品市场的信息不对等性，由消费者追溯食品生产经营链，找到直接责任主体，这在实际执行中实现难度很大。为了保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督促食品经营者做好质量安全检查工作，新《食品安全法》规定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求食品的经营者承担责任，经营者不得推诿。
食品经营者直接面对消费者，所经营食品直接关系到普通百姓的身体健康，应该做好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一方面，食品经营者在食品出现安全问题时，向监管部门提供有效的追溯信息，及时控制问题食品在市场上的流通。另一方面，食品经营者作为食品生产销售链的下游主体，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上游生产、运输环节的安全责任，因此在承担责任后，也可以通过追溯体系查找到实际责任主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四)构建外部追溯体系
食品监管部门、行业协会、消费者共同构成外部追溯体系的主体。食品监管部门应对食品安全追溯工作进行宏观控制、统筹规划，推进技术追溯和环节追溯;国家和地方各级监管部门应提供技术研发和支持，建立面向社会公开的追溯平台，解决食品市场信息不对等的问题，向社会提供食品质量信息，为行业协会及消费者监督和追溯提供信息和环境基础。
新《食品安全法》第九条规定：“食品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按照章程建立健全行业规范和奖惩机制，提供食品安全信息、技术等服务，引导和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依法生产经营，推动行业诚信建设，宣传、普及食品安全知识。”行业协会作为维护行业共同利益的非营利法人组织，应该充分发挥自身影响力，引导、监督企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制度，提高食品质量水平，增强消费者的消费信心，促进我国食品业发展。
消费者应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对于食品安全问题应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五)违法惩罚条款是食品安全追溯系统的保障
新《食品安全法》大大加强了违法处罚力度，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行为涉嫌犯罪的，由公安机关负责侦查，构成犯罪将依据刑法处罚，为违反食品安全的行为提供刑法处罚依据。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也明显加重。行政处罚力度加强主要体现在罚款额度提高，而民事处罚制度中的最大亮点如前所述，是首次明确了经营者直接责任制，消费者向经营者提出赔偿要求，经营者应先行赔付消费者，再由经营者追溯食品生产经营链的上游责任方并要求赔偿。处罚力度的增加将促进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遵守食品安全法，推进了食品安全追溯法律体系的构建工作。
五、结语
构建食品安全追溯法律体系是关系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举措。立法部门应充分考虑我国基本国情、食品业发展现状及面临问题，在现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基础之上，借鉴国外食品安全立法的成熟经验，从食品安全的源头问题入手，建立行之有效的食品安全追溯法律体系，从而保障消费者身体健康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最新安全法律法规大全篇4
关键词：食品安全；食品监管；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DF414；DF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3—0027—05
食品安全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故时有发生：2008年“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催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出台，相关实施条例和相关配套制度也很快得以制定。食品安全法规，新增了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和法律责任，在理论上和立法上为食品安全提供了更高的保障。然而，现实中，在“三聚氰胺”事件之后，染色馒头、瘦肉精、牛肉膏等食品安全问题继续频频曝光。是什么影响着食品安全法的实效？比较世界范围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笔者发现：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于食品安全监管的失灵，而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又相对缺失。因此，完善和创新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之公众参与具有重大意义。
一、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理据
政府对食品安全的监管是世界通行做法，目的在于克服食品安全中的信息不对称和维护国民安全与健康。但是，政府失灵广泛存在于政府监管之中，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同样不例外。公众参与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管理模式，强调公众自我管理。因此，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成为当下许多国家用以克服政府失灵的重要举措。
（一）政府失灵与公众参与
政府失灵根源于其理性经济人属性。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面临多种选择时，总会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方案。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也是理性经济人，在理性选择时也可能偏离法定的监管目标。据报道，2009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凭现有的资源每年仅够检查7000家食品加工厂，而全美共有15万家食品加工企业。此种情况下，政府的最优选择，就是放弃对一些食品加工厂的检查监督。
在我国，囿于历史传统和现实困境，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理性经济选择更为突出。计划经济带来的短缺、转轨经济带来的道德失范、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地广人多的现实，都为食品安全监管增添了诸多困扰。据不完全统计，到2011年为止，中国拥有各类食品生产企业数量总计45万余家，10人以下的小作坊约35万家，占食品生产企业总数的80%。现实表明：面对无数的小型食品生产企业以及无限的监管成本，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关往往有心而无力。
此外，寻租腐蚀了政府的食品安全监管，进一步导致了政府监管的失灵。寻租是指为了获得人为创造的收入转移支付而造成的稀缺资源的耗费。寻租对资源配置产生了极大的浪费，危害社会整体利益，并且将扭曲与寻租行为相关行业、政府机关的行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规范的不健全给寻租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譬如，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定了众多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关，并赋予了它们很大的监管职权，但是这些机关之间职权相互交叉、责任不明，出了食品安全事故后难以追究责任，这都加剧了食品监管的寻租，导致我国食品市场表现为“柠檬市场”。
可见，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由于食品安全监管成本的无限性以及寻租现象的存在，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失灵是一种必然。食品安全问题关系每一个消费者切身利益，需要广大消费者积极参与，维护自己的权益。因此，建立一个食品安全监管的公众参与制度，既是政府监管失灵的必然要求，也完全符合每一个消费者的利益。正如美国大法官波斯纳所言，个人是其自己行为的最佳法官。每一个消费者才是食品安全的最佳监管者。
（二）民主监督与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体现了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民主要求。而公众行使国家管理事务的权利，直接对国家事务以及关系到人民切身利益的事务进行管理与监督。就食品监管而言，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一个消费者最为切身的利益，让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既符合人民原则，又能保证人民直接行使自身民力。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强化对食品生产企业的监督，保证食品安全，树立人们对食品安全的信心。
此外，从权力制约的角度来说，对权力进行制约主要有两种路径，一种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一种是以权利制约权力。在我国，由于不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原则，更加强调权力之间的相互配合而不是相互制约。以权力制约权力，成为极为棘手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但是在我国实行在民的宪法原则，人民行使权利参与政治、管理国家事务，在理论上不成问题，在实践上也有经验。因此，运用权利制约权力的方式对我国政府监管权进行监督，无疑成为我国当前社会较好的制度选择。目前，我国诸多食品安全问题，例如地沟油、瘦肉精等，都是在广大消费者积极参与配合下，不断引起政府机关的重视，从而引发社会组织与食品生产企业对这些食品安全进行严格审查。消费者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监督，既监督了食品生产的企业，也监督了政府食品安全监管机关，促使其及时地、积极地履行监管义务。
因此，从民主监督角度看，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既符合在民的要求，体现了现代民主的基本精神，又对食品生产企业与政府机关进行了双重监督，大大提升了食品安全监管的力度。
二、美、日两国食品安全监管公众参与经验
食品安全问题并不只发生在中国，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也都曾发生过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19世纪下半叶，美国作家阿普顿·辛克莱的小说《丛林》中描述的美国食品安全问题曾震撼了美国人；日本水俣事件（即镉米中毒事件）也震惊全世界。不过，这些国家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之后，开始重视食品法律制度，引入公众参与食品监管，最终建立了基本食品安全保障制度，为消费者提供了食品安全保证。
（一）美国食品安全监管公众参与之经验
首先，在美国，公众全程参与并主导食品相关法规、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这种充分发挥公众主导力量监督食品安全，政府监管处于次要地位，可称为公众主导式食品安全监管。迄今为止，美国已经通过了众多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而这些食品安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公众享有并行使了广泛参与的权利。在美国，《行政程序法》和《自由信息法》是主要保障公众参与的法律制度，制定食品安全有关行政法规时被充分遵守。《行政程序法》规定了两种程序来保证公众的参与：非正式程序和正式程序。非正式程序，又被称为“通告一评议”制度。根据该程序，行政机关必须将拟立法规草案的主要内容以及草案立法依据等公布在联邦公告上，以接受公众的书面或口头的评议。公布法规后，需要经过一定期限的评议，该草案方得通过并成为联邦有效的法律。非正式程序是一种比较便捷的立法公众参与制度，被美国政府所普遍采纳。
公众参与的正式程序主要表现为一种食品安全的司法化的程序，这种程序以保障公众参与规范制定为目的。根据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法律经常授权行政机关可以制定行政法规，但是同时也经常限定了行政机关在制定行政法规时必须采取“审判型的听证程序”，根据听证的记录制定法律。行政机关不得在听证记录之外，利用其它材料作为依据进行立法。因此，同非正式程序相比，在此程序中，听证记录是制定法规的唯一依据。美国在制定庞杂的食品安全法规时，一般都遵循了《行政程序法》。
《自由信息法》进一步落实了公众在制定法律中的参与权。该法采取否定例举式立法，政府必须把所列信息之外的其他信息都公开。任何居住在美国的人都有权获得大量的政府信息和记录而仅受某些例外的限制。公众可以从政府公开的信息中了解相关食品安全的所有立法资料和过程。可见，美国在制定与通过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时，注意广泛吸收公众关注与参与，这为保障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执行、取得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法的信任提供了基础。
其次，在食品安全法规的执行上，美国充分发挥公众参与的优势，保障食品安全的民间监管。欲得到安全的食品，完备的法律体系固然重要，但良好的法律实施更是关键。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实施，实际上是公众、食品生产企业、政府三者之间的利益博弈。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公众、食品生产企业、政府，都会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利益之手段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行为。因此，公众试图以现有消费成本提高食品安全生产标准；食品生产企业则以现有成本降低食品安全生产标准；政府则为了降低监管成本而怠于实施监管。在这三者中，只有公众处于一种劣势地位，如果在法律制度与实施上不给予其充分地位保障，其食品安全利益难以保障。在美国的法律实施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公众的劣势地位，把公众引导到法律实施、监管食品生产企业的主体地位之上。（1）美国的食品安全检测主要由分设在联邦和各州的实验室来完成，而这些实验室不是政府的行政机关。实验室是一种进行科学研究的社会组织，它们一般都无涉于政府、企业与公众的利益之争，可以对食品成分做出客观公正的科学分析。这种食品安全检验体制，为公众平等参与食品安全法规实施提供了基础。（2）美国食品安全法规执法机关人员构成充分体现了公众参与。例如，被称之为食品安全最高执法机关的药品管理局，主要由医生、律师、微生物学家、药理学家、化学家和统计学家等专业人士组成，其中2100名是有学位的科学家，包括900名化学家和300名微生物学家。（3）美国在食品安全法规实施中，规定了一般公众可以提出公益诉讼，通过司法手段保证食品质量安全。美国判例法中有食品公益诉讼先例，成文法中规定只要存在实际损害或实际损害可能，均可提讼。在食品安全领域，法律支持实施惩罚性罚款，原告胜诉后，不但可以要求支付诉讼费用和损害赔偿，还可以要求从惩罚性罚款中获得一定比例的奖励。另外，集团诉讼等制度对食品安全领域的公益诉讼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日本食品安全监管公众参与之经验
日本在食品安全监管上虽然是以政府为主导，但也非常注重公众参与。日本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确立的原则之一就是公众参与。例如，日本2003年颁布实施的《食品安全基本法》，规定的食品安全基本原则为：一是遵循公众至上原则；二是地方政府和公众的参与。为此，日本在食品安全监管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都强调公众参与。
在立法中，日本《食品安全基本法》第13条明确规定：“为了将国民的意见反映于制定的政策中，并确保其制定过程的公正性和透明性，在制定食品安全政策时，应采取必要措施促进提供政策相关的信息，提供机会陈述对政策的意见，促进相关单位、人员相互之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第65条规定：“为了在食品卫生的相关政策中反应国民或居民的意见，促进相关人员相互之间交换信息和意见，厚生劳动大臣和都道府县知事等应当公布该政策的实施情况，并就该政策广泛征求国民或居民的意见”此外，在制定行政方针、政策、安全标准等时，应广泛听取私人的意见；在对结果进行评估时，也应对私人的评价予以一定的权重；在食品安全委员会以及其他的审议会中，也应有适当的公众代表参与。国民的参与有助于强化对食品关联企业的监督。
在食品安全执法中，日本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有规定或者主动进行食品影响健康评价、调查审议食品安全政策的重要事项等。食品安全委员会的委员是“从优秀的食品安全的有识之士中选出”。这充分凸显出公众参与管理食品安全的最终决定力量。此外，在食品安全委员会之下还设立了独立的安全监督员。食品安全监督员在全国公开选聘，其选聘资格为：一是要关心食品安全，年满20岁以上；二是不能是国会议员、地方公共团体议员、国家公务员、地方公务员；三是要能够出席食品安全监督会议；四是需要具备食品方面的专业知识。这样选出的食品安全监督员完全摆脱了国家行政体制的干扰，把食品安全监管纳入到全社会监控之中。
在司法上，日本有诸多制度来保证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日本政府于2007年决定全面实施“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该制度允许由国家认可的消费者团体代替消费者个人要求商家停止其不当或恶意商业行为，特别是针对食品质量宣传不实等情况，消费者团体可以直接提请发出禁止令，取缔相关企业的违法行为。
三、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公众参与之创新
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在三方面规定了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1）可以对食品安全相关执法守法活动提出批评和建议；（2）在食品安全监管中注意信息公开，保证公众的知情权；（3）各地食品安全监管机构颁发的有奖举报制度。这些分散在不同法律法规里的公众参与食品监管规定，相对于以往的食品安全监管来说，已有很大进步，但仍然存在隐患，需要创新。
第一，公众的批评和建议权流于形式。食品安全法虽然赋予了公众批评、建议权，但是对如何批评建议，以及批评建议的法律后果、批评建议的范围没有规定，更没有规定如何保障行使批评建议权的公众不受打击报复。无论监管主体的失察还是失职，无论被监管主体的故意或者过失，都不会因为我们的批评建议而承受不利影响。“三鹿奶粉”事件就是一个典型，充分反映了批评和建议权规定的软化。
第二，信息获得权停留在纸上谈兵。食品安全缘何能成为问题，主要根源于信息不对称。随着科技的发展，食品配方越来越科学化、复杂化，这样就加剧了信息不对称。虽然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规规定了公众具有获取食品信息的有关权利，但是由于没有配套的制度以及具体的程序，公众事实上无法获取及时、准确的食品安全有关的信息。而所谓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主要规范政府政策和职权行使等方面的信息，更为重要的是，其公开内容须采取肯定式列表和申请方式。对于食品安全有关信息一般都属于企业的信息，且处在保密状态，公众很难通过申请的方式获取食品安全相关的信息。
第三，食品安全举报制度成为“鸡肋”。食品安全举报在食品安全法规里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各地食品监管机关也据此制定了实施细节。但据统计，食品安全违法举报同违法行为相比微乎其微。就连公众熟知的、极具危害性的一些食品行业潜规则，也没有人愿意站出来举报。这一是由于公众无法获得食品安全信息无法举报，二是由于举报制度没有规定保护举报人的举措不敢举报。
美日两国通过公众参与制度的设计，立法上保证了公众对于食品安全的知情，同时在执法和司法上保证了公众食品安全利益的实现。因此，食品安全监管效率高，耗费成本小，促成了食品企业养成良好的质量保证习惯。相比较而言，美国的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社会效果可能更好，因为立法动议，执法检查，甚至司法程序都由公众主导。但笔者认为，我国不宜直接搬用，因为，美国这种公众参与监管对公众的素质和公众参与国家事务的热情都有很高要求，而从我们的国情看来，目前条件还不完全具备。日本的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经验可能更切合我国的社会环境。因此创新我国的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宜结合我国现实，以日本经验为主，适当糅合美国的一些更为先进的做法。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一）立法上创新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制度。首先，要建立起改变公众食品安全弱势地位的信息公开制度。信息弱势是食品安全问题严重的主要原因，信息公开是保障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热情和质量的基础。在我国，要改变信息获得权停留在“纸上谈兵”的现象，须在法律上规定企业公开食品相关信息义务。对涉及食品安全的有关数据、配方、检验检测结果等都要公布于众，并且随时接受公众要求公布有关食品安全信息的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最好能采取否定式例举方式规定信息公开范围，即只列举不能公开的信息范围。同时确定公开程序和相关法律责任。这样，公众能从政府及企业的公开信息中获取有用资料，提高食品安全监管的参与能力和效率。其次，制定新的法律规则，使公众利益诉求能嵌入食品安全标准等法律法规中。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中有听证、征求意见等形式的运作，但很多情况下，不发生实际作用。因为我们的听证、征求意见只停留在形式上，同美国、日本在食品安全立法中听取公众意见、吸纳公众诉求的制度有质的差别。美国的食品安全法规定公众的听证记录可以成为立法的唯一依据。这种做法从根本上保证了食品安全法保护公众利益的价值取向。日本规定在制定食品安全法律时必须反映公众听证意见或者对之在正式立法中采纳与否的理由进行说明。此种规定一定程度上也保证了公众食品安全利益在法律上的确立。我国要在法律规则上确立公众意见作为立法唯一依据可能为时尚早，但可以在现在的听证、征求意见的法律制度上增加保证听证意见和公众意见起一定法律效力的法律规则，使食品安全法律制度能真正反映公众利益诉求。
最新安全法律法规大全篇5
司法维权仍存“短板”与“死角”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湖南高级法官马贤兴说，“司法手段在食品安全建设领域尚未凸显应有的影响力，有很多深层次原因。”
首先，对违反食品安全的法律责任追究普遍比较轻。马贤兴指出，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法》和《刑法》等，对制售假劣者的处罚和约束力度有限。如《食品安全法》规定，“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还有法律界人士指出，我国各项法律、法规对于食品安全事件中失职、渎职的监管者，处置往往是“给予撤职或者开除的处分。”至于追究刑事责任，虽然一些新的司法解释提出，一些最严重的犯罪情形适用于严惩，但综观现有法律条文，诸如“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等罚则也不足以形成震慑。
其次，消费者、守法经营的厂商在法律诉讼中进退失据。长沙火宫殿餐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餐饮文化大师周后长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过于笼统，而且很多条款都是不利于消费者维权。依据我国现行法律，消费者个人维权存在举证困难、成本高昂等困难，致使大多数受害消费者只寄希望于搭别人的“便车”诉讼。缺乏一个合理的集团诉讼通道，使得很多食品安全案件都不了了之。
此外，不法分子即使遭人赃并获，被绳之以法的概率也很小。河南、湖北、湖南等地一些食品安全一线监管人员说，现有法律法规强调审判食品安全案件要掌握“是否符合卫生标准”“是否对人体造成严重危害”，但标准往往掌握在生产者、销售者、卫生主管部门和医院等手中，消费者难以知道或者即使知道也难以举证。特别是很多食品对健康的危害，需要长时间才能逐渐显露出来。这导致不法分子即使上了法院被告席，也很难被严惩。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邱宝昌律师等认为，不法分子制售假劣食品能获得的经济利益与其可能受到的法律打击严重不对等，某种程度上也导致食品生产和流通领域假冒伪劣气焰嚣张，令广大消费者和守法厂商深受其害。
司法打击需兼顾当前与长远
近期，国家围绕查办食品安全大案要案出台了很多新规定、新举措，这令社会各界备感振奋。记者采访时，一些法律界人士和专家对构建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一是要尽快建立专业化强制司法打击队伍。
首先，在城市应该普遍建立“食品安全警察”机制。据了解，长沙市是我国最早试点建立食品安全警察队伍的城市。长沙市公安局食品安全警察大队副大队长熊海军说，过去工商、质监、卫生等监管部门只能扣货，不能抓人。办案过程中经常连封条也被人撕掉。遇上暴力抗法，这些部门执法人员还被不法分子殴打。而长沙有了食安警察大队后，能调自行出警并协调区县警方配合职能部门执法，能在多起食品大案中不仅现场人赃并获，还奔赴外省端掉了假劣食品老窝。受此保障，食品安全委员会底气足了，职能部门执法胆子大了，办案效果明显改善。
其次，应积极探索创建“乡村食安警察”。当前，随着城市食品安全监管“风声趋紧”，问题食品上山下乡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对农村地区广大群众健康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有专家建议，针对在农村地区食品安全监管的强制打击“真空”，应该创新机制和整合资源创建“乡村食安警察”。例如，可以考虑赋予原有形成体系的林业系统公安、检察院和法院，以农村食安案件司法打击职能。以湖南省为例，湖南有3000多名林业公安干警主要驻扎在农村和小城镇。在国家林权制度改革后，滥砍滥伐现象明显减少，森林防火等具有较强的季节性。林业公检法目前存在“资源和职能富余”。加上林业“公检法”本来就有打击制售假劣林产类食品的经验，让林业公安充任“乡村食安警察”完全可以胜任。
二是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建设要对症下药、放眼长远。
有专家建议，在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突出的背景下，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建设要兼顾眼前和长远。目前，从立法角度可以先期作出技术性调整，如加大打击力度来遏制日益猖獗的不法行为。应考虑从《刑法》中将“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作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中独立出来，作为《刑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一部分，从而给予更严厉的打击。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教授等指出，相比于德国等西方国家关于食品安全的各种法律法规数以百计，我国针对食品安全只有20多部法律和大约40部行政法规，其余全是部门规章。为此，应该建立一部统一基本大法为规范食品质量基本问题的司法制度设计龙头，进而完善覆盖食品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食品链所有环节的专项法律，包括化肥、农药、饲料的生产与使用；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包装、储藏和运输；与食品接触工具或容器的卫生性；操作人员的健康与卫生要求；食品标签提供信息的充分性和真实性以及消费者的正确使用；食品领域涉关民生的大宗食品如主食、肉品和添加剂、色素；监管人员失职、渎职刑责追究等。
最新安全法律法规大全篇6
一、网络信息安全立法的系统规划
为了促使网络信息安全立法的基础性工作能够积极有序地进行，我们首先应当做好网络信息安全立法的系统规划，它同时也是有效提高立法水平的关键措施之一。在制定立法的系统规划时，我们需要科学整合立法的所有需求，促使立法之间能够实现相互协调，从而增强立法的预见性、科学性。
其一，立法的目的是促进发展。我们应当明确立法是为了更好地为发展提供规范依据和服务，是为了确保发展能够顺利进行。针对跟网络有联系的部分，我们可以将其归到传统的法律范围内，并尽量通过修订或完善传统法律来解决实际的问题。如果一些问题必须要通过制定新的法律才能解决，我们再实施新法律的制定也不迟。并且新法律必须具备良好的开放性，能够随时应对新问题的发生。
其二，要重视适度干预手段的运用。为了促使法律可以跟社会的现实需求相适应，我们应当积极改变那些落后的调整方式，将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的完善重点转移到为建设并完善网络信息化服务，争取为网络信息的安全发展扫清障碍，从而通过规范发展来确保发展，并以确保发展来推动发展，构建良好的社会环境以促进我国网络信息化的健康发展，形成一个跟网络信息安全的实际需求高度符合的法治文化环境。
其三，要充分考虑立法应当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在立法的具体环节，我们不仅要考虑到消极性法律制定出来将造成的后果，还应当充分考虑积极性法律附带的法律后果。因此，我们不仅要制定出管理性质的法律制度，还要制定出能够促进网络信息产业及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持续发展的法律制度，并涉及一些必要的、能够积极推动我国网络信息安全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容。
二、完善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的具体措施
(一)及时更新我国网络信息的立法观念
当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及大多数发达国家正主动参与制定网络信息化的国际规则，尤其是电子商务的立法，这些国家的参与热情最高，欧盟、美国及日本正在想方设法将自己制定的立法草案发展成为全球网络信息立法的范本，其他国家也在加强对立法发言权的争取，于是国际电子商务规则的统一出台是我们指日可待的事情。从这一紧张且迫切的国际形势来看，中国在实施网络信息化立法时应当要适度超前我国实际的网络信息化发展进程，及时更新我国网络信息的立法观念，勇于吸取发达国家先进的立法经验，加快建设网络信息安全立法的速度，尽快将国内的网络信息化立法完善。与此同时，我国也应当积极争取在制定国际网络信息化规则时享有更多的发言权，切实将中国的利益维护好。
(二)加强研究我国网络信息的立法理论
发展到今天，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国人在从事我国网络信息化的理论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为完善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制度奠定了必要的理论依据。然而，这些研究工作并不具备必要的组织及协调，在力度和深度上都远远不够，至今也没有得出实际的法律草案，根本无法跟立法的需求相符。为了配合法律制度的完善，我们需要更加系统、更加深入地研究立法理论。具体地，我们要做好两个主要的工作:其一，建议我国的一些相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专门的学术研讨会，针对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政策进行研究，掀起我国研究立法理论的热潮，积极推动网络信息立法的实现。其二，积极研究国外的网络信息立法，借鉴其中较先进的法律体系及经验，同时要处理好网络信息安全立法跟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
(三)积极移植国外先进的网络信息法规
跟中国相比，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更早进行网络信息立法的研究和实践，并已经制定出很多保护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制度，个别发达国家甚至已经构建了完善的网络信息安全法律体系。所以，我们应提高对国外新的信息立法的关注度，争取把握好他们发展网络信息立法的趋势。但是，对于国外已经完善的网络信息安全法律，我们并不能照搬，而是要以中国的实际国情为基础，勇于借鉴它们先进的立法成果，致力于使我们制定出的法律制度跟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相符，从而真正提高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的完善速度，提升我们的立法质量。
(四)完善网络信息法制建设的反馈机制
在制定并完善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的全过程中，我们坚决不能忽视反馈。反馈能够确保我们顺利实施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并为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提供积极的参考依据。然而长时间以来，我国并没有建立健全网络信息安全立法的反馈渠道，从提出需求、编制条文到执行法规、监督法规，几乎都是立法领域的主管机构在负责，这种管理方式自上而下，将法规的执行者摆在了被动的地位上，没有跟法规的制定者建立起良好的信息沟通关系，对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的可行性、科学性等有极大的消极影响。所以，我们应当建立起通畅的网络信息立法反馈渠道，构建完善的安全法律制度反馈机制，进一步明确各执法部门的反馈职能，全面收集运行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的相关信息，确保我国的网络信息安全立法是科学的、现实的，促使法律制度在运行时能够达到一个良好的动态平衡状态。
(五)健全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体系
网络信息化最重要的保障就是网络信息安全的基本法，因此我们应当尽快制定出这一基本法，加快健全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制度体系。中国至今仍不具备网络信息安全的基本法，这对建设及完善我国的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有很大的制约作用。随着网络信息化在中国的快速发展，社会发展及国民经济当中信息网络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作用也愈加关键，一旦网络瘫痪、数据丢失，人民的财产安全及社会的稳定都将遭受无可估量的巨大损失。也就是说加强保障我国网络信息的安全已经发展成为最重要的网络信息化工作之一。目前，网络安全事故造成的经济影响及社会影响正在逐渐加大，一旦事故发生，受到影响的将是数以千百万计的国人，我们将要遭受的经济损失将是几百上千亿。因此，我们更要进一步健全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体系，切实维护信息网络的数据安全、物理安全，将安全责任落实到人头，加强对安全管理的改革，通过法律制度的完善来严厉打击利用信息网络及针对信息网络实施的刑事犯罪。
(六)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的执行重点
完善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的执行重点应当体现在管理体制、网络信任、信息保护、等级保护、研发网络信息安全技术、应急处理、人才培养、监控体系以及应用推广网络信息安全标准、信息安全意识等各个方面。在实践这一系列重点措施的过程中，我们应特别加强对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效率的提高。在信息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拥有的积极作用不仅仅是滞后和适应，还应当充分体现为技术发展的前瞻性及主动规范性。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制度必须是能够促进网络信息技术发展进步的，于是我们务必要提升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的效率，在法律制度的创设阶段要科学借鉴主流的技术中立思想，重视法律对特殊技术要求的符合程度，超前为发展技术和完善技术留下一定的空间，提高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的社会适应性。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我们应当加强研究国外先进的立法模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借鉴其中有益自身发展的成分，有效解决法律制度跟技术之间存在的矛盾，积极鼓励创新技术，大力开发自主知识产权，完善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技术指标体系，提高法律制度的规范效率。
换言之，在完善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时，我们不仅要遵循现有的法律体系，也要敢于跳出现行的立法理念，只要是跟现行的法律体系内容不符，我们就要将其突破;我们反对动辄立法，因为一些法律条文我们完全可以自行解释、执行。在创制网络信息安全法律时，我们不仅要重视制定管理性质的规范，也要颁布实施能够促进网络信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并积极引导从业单位自律;积极防止对网络信息传播有害的管理机制的出现，进一步完善保障网络信息安全的法规体系，建立起通过网络信息弘扬我国优秀文化的激励机制。在执行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时，我们不仅要完善其行政执法体制，还应当加强建立起一支专业的人才队伍，由具备专业的网络信息知识、拥有快速的安全反应能力的人员组成，以进一步明确职责，健全我们的执法机构，力求真正做到依法管理、依法行政、依法决策;加强完善我国网络信息领域的司法公工作，力求通过司法的途径切实维护好公民的合法权益，促使国家的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得到保障，进而大力推动我国网络信息有序、健康、安全地发展下去。
最新安全法律法规大全篇7
作为一名有多年基层工作经验的安监人员，我要为《安全生产法》的这次大修大声叫好!修正后的《安全生产法》有着许多鲜明的亮点。但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我认为还是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全面加大了事故预防的措施;二是全面提高了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处罚和责任追究力度。这两大着力点明显是国家上层针对安全生产基础基层十分薄弱、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层出不穷的乱象祭出的新的强大“杀器”。可以预见，这两大“武器”及随后各项配套法规、规章的完善，必将使全国各类安全生产乱象快速实现由“乱”到“治”，进而推动全国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稳好转。
一、强化源头预防，引导企业主动防“患”
新《安全生产法》在强化源头预防方面做了许多规定，这些规定有很多是在原法律规定里既有的。比如新法第18-48条始终在明确一件事，那就是一个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必须依法履行的法定职责至少包括以下几项重要内容——设置管理机构或配备安全管理人员;保证负责人和管理人员考核合格并不得随意更换;保证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合格上岗;定期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制定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依法履行“三同时”职责;为员工投保工伤保险等等。
这些规定无一不是为了落实新法第17条的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惟其“安全生产条件”合格了，一个单位才可以正常存在，才会有发展和壮大的机会。笔者以为，这是本法自始至终都在强调的最重要的“源头预防”思想的切实体现。
再比如新法第20条也沿袭了XX版《安全生产法》原有的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由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个体经营的投资人予以保证”。这就从法律上明确了作为一个生产经营单位，只有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才能正常生存和发展，而保证安全生产条件合格的唯一手段，就是需要大量投资去建造或购买大量安全设施，投资去培训合格的员工，投资去确保生产经营场所符合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各项要求。这是确保“源头预防”思想得到贯彻执行的基本保障。因为只有投入大量资金，才能确保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才能使职工处于安全的生产和经营环境中，才能将各级政府的要求和行业协会，以及社会群众的监督意见和建议落到实处。
与此同时，新法在源头预防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其中较为明显的是增加了注册安全工程师制度、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和重大违法信息公告制度。如新法第24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了应该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的企业范畴。这类企业一旦配备了注册安全师，就能充分发挥注安师的管理知识和智力优势，帮助这些企业克服安全管理能力过于薄弱的不足，迅速显着提升重点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从而为保障企业安全生产条件提供可靠的智力和技术支持。新法38条则对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有了规定，这条规定是将行政规定上升为法律的明显体现，该规定源于国家安监总局制定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上升为法律意志后的新法38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情况应该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这项规定旨在通过引导和督促企业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最终让企业都能学会加强自身安全管理，定期发现和清除隐患。只要企业学会并做到了自我管理，其在防范事故方面的作用远比监管管理部门一年定期几次的监督执法有效得多。这才是源头预防的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当然，新法的创新远不止这些。比如为了防止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学生在实习时由于缺乏安全技术而引发事故，修正后的《安全生产法》就在第25条中明确要求“应当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学校应当协助生产经营单位对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这项规定只要能真正应用于实践中，就能有效避免实习学生由于技术水平和防范技能过差而引发安全事故，从而起到保护实习学生和其他职工的目的。
新《安全生产法》的源头预防作用充分体现了“预防为主”的安全生产方针。只有将这些规定切实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建立起生产经营单位、职工、政府、行业协会和社会群众五位一体的安全生产新机制，才能起到引导企业主动防范先天事故隐患的目的。
二、提高违法成本，重拳推动企业除“患”
面对《安全生产法》实施XX年来安全生产基础基层仍然薄弱的现状，新版《安全生产法》全面体现了乱象须用重典的立法思路。根据对新《安全生产法》的粗略统计，新版《安全生产法》用了19条的篇幅(占全部法条总篇幅的16.7%)阐述了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负责人违法应受的处罚，比旧版法律增加达7条之多。而非新增部分除多数规定可以在执法过程中发现隐患时即“可以”直接处以大额罚款(一般为5万元或10万元以下)外，还全部提高了针对逾期未改正隐患的违法行为的罚款幅度——普遍提高1倍以上，有的条款提高的幅度甚至更高。不仅如此，为防止企业及其相关人员以各种理由拒不执行安全监察部门的整改指令，新版法律扩大了处罚对象的范围。这一变化明确体现在新法的第94、95、96、98、100、101、102和105条，这些条款体现了“双罚制”的思想，即如因为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要求整改各类隐患或问题，不仅要对单位处以罚款甚至停产停业整顿的行政处罚外，还要对“生产经营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进行罚款的行政处罚(分别处以1万元以下、1-2万元或者2-5万元的罚款)，这种“双罚制”的规定对各类企业及其直接责任人员绝对是一把利剑，将有效推动企业及其有关人员主动除“患”。
当然，罚款只是行政处罚中的经济手段，针对那些以各种理由拒不整改重大安全隐患的“老赖”行为，新版《安全生产法》还有更绝的手段——建立了严重违法行为公告和通报制度。新法75条明确要求“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建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信息库，如实记录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信息;对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向社会公告，并通报行业主管部门、投资主管部门、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金融机构”。这是针对实践中一些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不怕罚款怕曝光’而出台的针对性法律规定。如果这些企业仍象以前一样拒不整改重大违法行为，一旦登上了安监部门的“黑名单”，国土、投资、证券监管等单位就可以采取联合制裁措施，逼着企业正视自己的违法行为。这条规定有助于建立安全生产的失信惩戒机制，增加企业的违法成本，促进企业严格遵守法律法规。
面对如此严厉的法律规定，只要安监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硬起来、严起来，将这些法律规定落到实处，可以想见，过去那种各类单位将监管部门的整改指令束之高阁置之不理，或将整改要求极尽拖拉之能事消极对待的现象必将消于无形。这种严惩企业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违法行为的做法，必将有效推动“安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的落实，进而逼迫企业主动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创造无“患”安全企业。
三、强化责任追究,逼迫企业不敢“出事”新版《安全生产法》显着加重了对生产安全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罚和追究力度。
(一)对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面对事故采取何种措施进行了有效约束
新法第106条明确规定，一旦发生事故，单位主要负责人必须在向上级部门或政府报告的同时，立即组织抢救，且不得擅离职守或者逃匿，否则就将面临降级或撤职处分，并将接受安监部门“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一百的罚款”;逃匿的将处以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个处罚就到位了。如果再发生事故时，主要负责人隐瞒不报或者逃跑的，只要贻误事故抢救，拘留甚至判刑不说，还要从经济上制裁你!这就是处以主要负责人上一年度收入的60—100%的罚款。
(二)显着提高了对事故责任单位和主要负责人的罚款和责任追究力度。
新法第109条明确规定，发生一般事故，罚款20万元至50万元，较大事故罚50万元至100万元，重大事故处100万元至500万元罚款，特别重大事故则处罚500万元至1000万元;而特别重大事故的情节特别严重的，罚款1000万元至XX万元。这个处罚额度在现行的社会法系里，绝对是罚款额度相当大的法律规定之一。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新《安全生产法》对事故单位和个人执行的是“双罚制”。即不仅要对事故单位进行罚款，还要对单位负责人进行责任追究和经济处罚。新法91条就有明确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法定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不仅“给予撤职处分”，犯罪的将“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并且“自刑罚执行完毕或受处分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发生的“重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终身不得担任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这种针对主要负责人的严厉处罚——限制其终身任职的规定可以说以前是绝无仅有，其严厉程度不可谓不重。当然，因为不履职而导致发生事故的，经济处罚也是必然选项，本法第92条就按照事故级别明确了事故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应当接受的经济处罚的幅度——分别处以上一年度年收入30-80%的罚款。这种对事故负有责任的“双罚制”在我国其他法律中并不多见，可以称得上是严之又严。
上述关于生产安全事故的惩处性法律规定只要落实到位，单单是罚款就足以使一个中、小企业因为资金周转困难而自行灭亡(对大型国企也会起到相当大的震慑作用)，更遑论还有针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的经济处罚、行政处分甚至刑事处罚了。这些规定从法律保障上逼迫企业和其主要负责人应想千方设百计地去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严防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以保证企业生命的正常延续和发展，并保证单位主要负责人的职业历程甚至是人身自由不因生产安全事故而受到影响。
总之，此次《安全生产法》的修改，完全不同于XX年那次细枝末节的缝缝补补，而是在从安全生产方针到机制、从源头防范、事故应急处理和责任追究等方面进行的一次彻底的大修，这种大修是XX年来安全生产实践的重要体现，也是期待未来安全生产工作取得重大突破的美好愿景。相信随着“安全发展”战略的深入人心，随着大修后《安全生产法》的深入实践，多年来持续紧张的安全生产形势必然得到有效缓解，并将最终根本好转，从而为保障群众生命和国家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018年军人学习生活心得体会范本
2018年党校生活学习心得体会
2018年大学学习生活心得体会样本
最新大一新生生活学习心得体会范文
大学生大一生活学习体会例文
基层党员纪律教育月学习心得体会
《安全生产法》学习体会
新《安全生产法》个人学习体会
校车安全管理培训学习心得
交通安全学习心得体会
精选学习焦裕禄精神心得体会范文
学习公司领导上半年报告体会：迎接挑战 争创佳绩
学习为民务实清廉心得体会范文推荐
最新安全法律法规大全篇8
【文章摘要】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与监狱监管改造工作紧密相连，相辅相成。进一步加强，既有利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也有利于罪犯教育改造质量的提高。本文在“国家治本安全观”的大背景下，深入阐述当前历史时期推进安全稳定工作的重要意义、监狱巡回检察的内在价值及开展此项工作的必要性。
【关键词】国家治本安全观监狱巡回检察价值属性
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国家和社会发生深刻变革，对依法治国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司法部党组提出把“不跑人”的底线安全观深化为向社会输出合格“产品”的治本安全观。张军同志从司法部到高检院工作后指出“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是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作为监督刑事执行情况的专门机关,必须牢固树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法治思想、政治思想,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蕴含着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维护监管安全稳定进行探讨。
一、认识“治本安全观”理念
治本安全观作为司法部首次提出的全新概念，是基于当前监狱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作出的科学决策，是新形势下监狱工作的理念引领、行动指南和重要遵循。治本安全观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对监狱工作指导的新实践，治本安全观是对监狱治理的新发展，治本安全观是对监狱警察队伍建设的新要求。
二、加快推进“治本安全观”视角下安全稳定工作的重要意义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面对刑事法律政策的调整，监狱押犯结构的变化趋势明显，罪犯改造需求更趋势多元。在新的历史时期，迫切需要我们落实“治本安全观”进一步维护监管安全和社会稳定。
（一）推进监狱安全稳定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切实要求
政治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前提，人民幸福安康的基石。强调，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各级党委要切实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工作，加强源头性、基础性工作，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是政法机关必须承担的政治责任。对于监狱而言，安全稳定始终是监狱“生命线”，是压倒一切的重大任务。治本安全观的提出，就要把安全稳定这条“生命线”变成“起跑线”。坚持把教育改造罪犯作为中心任务，创新改造内容和改造方式方法，统筹推进惩罚改造、教育改造和劳动改造，不断提高罪犯改造质量，逐步减少刑满释放人员的重新犯罪。
（二）推进监狱安全稳定是贯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总任务具体体现
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安全和公正的期待越来越高。监狱机关切实围绕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任务。治本安全观要求，将以往“不跑人”深化为向社会输出“合格产品”。向社会输出合格产品不断创新改造工作理念和方法，提高教育改造工作专业化水平。通过教育转化、攻心治本，进一步提升狱内安全系数；要搭建监狱与社会互通共建平台，运用社会力量帮助罪犯改造自新，加大罪犯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促进刑释人员顺利回归社会，成为守法公民，最大限度地为促进社会稳定增加和谐因素。
（三）推进监狱安全稳定是不断开创司法工作新局面新部署
当前监狱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维护监狱安全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特别是近年来形势政策调整变化，押犯结构日趋复杂，使狱情趋于复杂化，监管安全压力增大，有的罪犯对管理产生对抗，甚至铤而走险，发生脱逃、自杀、袭警、闹监或暴狱等重大恶性案件的概率将大大增加，对监狱的冲击是空前的。治本安全观要求，监狱工作重点应该而且必须由罪犯跑不了或不能跑向罪犯不敢跑、不想跑的目标迈进。
三、监狱巡回检察是刑事执行检察机关落实治本安全观的新举措
（一)监狱巡回检察的内涵。2018年5月31日，最高检决定启动监狱检察重大改革，选择8省（区、市）开展为期一年的检察机关对监狱实行巡回检察试点工作(后扩大到12个省)；2018年10月26日，《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通过，“派驻+巡回”监狱检察二元结合模式在立法层面得以确认；2018年11月30日，最高检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人民检察院监狱巡回检察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监狱巡回检察操作性规范；2019年7月1日起，最高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监狱巡回检察工作。面对新时期、新形势下，监狱检察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和新问题，监狱巡回检察应定义为：人民检察院适应司法体制改革和检察工作机制改革，采取检察官办案组的形式，在派驻检察基础上，灵活运用常规、专门、机动、交叉巡回检察等方式，对监狱执行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以及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等情况全方位进行检察的一种创新工作方式。
（二）监狱巡回检察的价值属性
1.政治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监狱工作的首要任务，检察机关发挥监督职能作用，促进监狱实现政治目的，体现了监狱巡回检察讲政治、顾大局，主动融入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如果在法律监督工作中只注意监督具体法律条文的实施，而忘记了贯穿在法律条文中的政策精神，或者只记住了法律而忘记了政策尤其是忘记了总政策，那就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法律监督工作者，就不能有效地保障法律的实施。二是坚持中国特色。“坚持党对检察工作和检察改革的绝对领导，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在检察工作和检察改革中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监狱巡回检察是检察机关主动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而进行的改革，既是检察方式的创新，也是检察理念的创新，体现了检察机关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制度自信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道路自信。三是顺应人民需求。监狱巡回检察是检察机关主动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着眼于人民群众对法治、公平、安全等价值的更高需求，通过完善监督，促进实现刑罚执行目的，提升罪犯改造效果，降低重新犯罪率，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努力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法定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五方面：一是蕴含了宪法属性。监狱巡回检察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权的具体体现，所以监狱巡回检察也是落实《宪法》的具体体现。二是蕴含了实体法属性。《刑法》第七十八条和第七十九条是关于罪犯减刑的立法规定，《监狱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监狱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依法实行监督”，监狱巡回检察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监狱执行刑罚活动情况进行监督。三是蕴含了程序法属性。《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监狱执行刑罚是刑事诉讼的最后一个阶段，其工作应依法受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故监狱巡回检察蕴含了程序法属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六条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相关内容也表明监狱巡回检察带有明显的程序法属性。四是蕴含了组织法属性。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十七条“人民检察院根据检察工作需要，可以在监狱、看守所等场所设立检察室，行使派出它的人民检察院的部分职权，也可以对上述场所进行巡回检察”之规定，监狱巡回检察也是落实《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具体体现。五是蕴含了司法解释属性。《规定》和《目录》是经最高检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这两个规范性文件具有和司法解释一样的法律效力，所以监狱巡回检察也蕴含了司法解释的法定属性。
3.监督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一是法律监督。如前文所述，监狱巡回检察是监狱检察监督模式的创新和发展，是刑事执行检察职能重要组成部分，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权生动实践，所以监狱巡回检察具有天然法律监督属性。二是社会监督。通过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特约监察员等社会代表和第三方人士参加监狱巡回检察以及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巡回检察开展情况，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监狱巡回检察监督，不断改进监狱巡回检察工作。三是专业监督。通过邀请安监、食药监、检验检疫、审计、消防等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参加监狱巡回检察，补齐巡回检察人员专业受限短板，将法律专业之外的专业问题交给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监督，形成法律监督合力，提高监督专业水平。四是行政监督。上级院对下级院辖区监狱巡回检察的同时，对受检地检察机关的检察室规范化建设及派驻检察工作情况也要同步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提出具有行政特点的行政监督整改命令、意见和建议。
4.案件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一是巡回检察也是办案。检察机关通过开展巡回检察，集中人员力量针对监狱执法活动的某个或多个方面，有针对性地开展检察工作，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汇总分析并及时向有关部门反馈，对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或者违法问题，通过提出检察建议等方式监督纠正，督促监狱落实整改到位，促进监狱规范执法，这个过程就是在办案。二是实现“办事模式”向“办案模式”转变。作为刑事执行检察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监狱巡回检察应顺应和应对检察工作发展变化带来的要求和挑战，树立起办案思维，实现从“办事模式”向“办案模式”转变。三是办案责任制落实。根据《规定》第三条“人民检察院对监狱巡回检察实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落实权责统一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以及第六条关于巡回检察办案主体的规定，监狱巡回检察性质和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等业务工作一样，都是检察机关的办案活动。四是巡回检察实践。巡回检察中制发《检察建议书》和《纠正违法通知书》等活动都具有鲜明的办案特征，每一关键节点和环节都要录入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以下简称“业务应用系统”），接受案件管理部门对办案流程的监控和管理，所以巡回检察实践也充分反映出这项工作的办案属性。
5.效能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五方面：一是政治效能。监狱巡回检察的狱把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落实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目标和价值使命决定了检察机关通过监狱巡回检察必将释放出一定的政治效能，向社会乃至世界传递国家政治建设和法治建设的进步、自信、文明和昌盛。二是人权效能。通过监狱巡回检察，把人权保障放在更加突出位置，通过依法维护罪犯获得刑事奖励权、休息权、劳动报酬权、会见权等法定权利，促进提高监管改造质量；通过受理控告、举报和申诉，预防和纠正冤假错案；通过打击“牢头狱霸”和体罚虐待等违法行为，开展罪犯死亡和监管事故检察，保障罪犯生命权、健康权和人格权，等等。三是公平效能。通过监狱巡回检察，确保监狱在刑罚执行和监管改造活动中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制度，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四是检察效能。监狱巡回检察可以激活和挖掘以往监狱检察中存在的活力不足、动力不足、嗅觉不足、本事不足、威慑不足的因子和潜力，通过案件办理和问题解决，最大化产出检察效能，提升司法公信力。五是双赢多赢共赢效能。监狱巡回检察不是零和游戏，并不是为了突显你错我对的“优越感”，其实质是要通过法律监督，帮助被监督者解决问题、补齐短板，共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公共利益，共同推动法律贯彻执行到位，共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在开展巡回检察中，基于“从维护司法公正角度看，监督也是积极的配合和支持”的深刻认识，检察机关主动加强与监狱、司法行政机关的协调配合,确保刑罚执行公平公正，确保罪犯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更好地满足人们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实现法律监督、刑罚执行和人民群众满意的双赢多赢共赢，实现监狱巡回检察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最新安全法律法规大全篇9
核能发电的发展势头不减当今核电、水电、火电并称世界能源的三大支柱,对核电的关注已然成为国际“大气候”,美国政府已经计划将投资11亿美元建造新的核电站,扩大其核能发电的比例。欧盟由于对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担心,使得欧洲国家寻找其它替代能源,核电也是各国最为倾心的能源选择。法国政府的电力75%来源于核电。近年来德国国内又重新出现了关于核能利用的争议,许多人认为为了履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义务,仍有必要继续利用核能。[2]英国也表示将调整能源战略计划,届时将达到24台核电机组。荷兰曾经是个反对核电的国家,但是现在已经着手兴建第三代轻水反应堆。捷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在筹划兴建新的核电站。比利时和瑞典两国已分别表示,拒绝在2010年和2015年之前关闭其核反应堆。韩国的核电计划到2015年之前建造12台核电机组,核电将占到全国总发电量的45%。日本是一个核电大国,到2010年核能发电已经占日本电力需求的40%。中国也在大力发展核电,并在新建几座核电站。核能发电将在未来一个时段里成为各国能源政策的一个主流。因此核能安全的国际法规制有其迫切性和完善的必要性。(三)国内法保障核能安全的软肋。核能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规范,《核能法》对核能开发、设计、发展、运行、安全监管都起了一定的规范作用。然而一但出现核安全事故,应对核灾难就显得捉襟见肘,国内法的作用就成了核能安全的软肋。从形式上看,日本已经基本形成了由国内法和国际法组成的体系完整、管制细密的维护核电安全制度框架。但从实质上看,其国内法体系中存在不少值得省思的结构性问题。[3]因为核损害的跨国性与灾难性,仅凭各国一己之力难以消除危险,核安全故事的紧急处理、信息公开、国际组织的救援都涉及国际因素,需要专门的国际组织参与,国际法律规范。因此联合国1975年建立了iaea国际原子能机构,旨在促进原子能对世界和平、健康和繁荣做贡献,并建立了一套制度体系,制定了一系列核安全制度的法律框架。
核能安全现有的法律框架体系及其缺陷
(一)核能安全的条约基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在核能利用和涉核紧急事故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iaea的组织协调下民用核能利用领域通过了,《核安全公约》、《泛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等公约。iaea公约构成了国际有关核能和平利用及安全的主要法律框架。[4]通报公约和援助公约是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故后制定的两项公约,公约旨在,在核事故发生后,尽量减少损害的后果。加强各国核能安全发展和利用方面的国际合作,形成国际合作的援助体制。核安全公约是国际核安全条约框架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条约。泛燃料公约是核废料处置最重要的全球性公约。iaea组织协调下的核能安全条约共同构成了核能安全国际法规制的条约基础。(二)(iaea)核能安全的安全标准1975年以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开始计划制定核电站安全操作守则和安全标准,并逐步形成了一套非常全面的核安全法规体系。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标准享有原子能机构《规约》确定的法律地位。该规约授权原子能机构制定适合于核辐射相关设施和活动的安全标准并规定适用这些标准。安全标准反映了有关保护人类和环境的高水平安全在构成要素方面的国际共识。这些标准以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的形式印发,该丛书分以下3类:安全基本法则;安全要求;安全导则。2006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修订安全标准,正在修订的和补充制定的新的安全标准共198个。[5]安全标准为各国的制定一国的核安全国内立法提供了法律、技术的依据与参考。各国在制定本国国内核安全标准时,需要充分考虑国际原子能机构制定的标准,不能低于这些标准,有的需要高于这些标准。由一国经过承诺的国际标准,在该国具有约束力。因而在国内立法时要考虑已经接受或者将要接受的国际标准的约束。例如美国1954年原子能法条文中考虑了执行1978年《防止核扩散法》的有关问题,解决和《不扩散核武器的条约》的协调。[6]多数国家则参照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标准制定本国的核能安全标准,作为本国的核能管理规定,有些上升为本国的行政法规、规章或地方法规。正如国际iaea总干事巴拉迪所说,只有对这些安全标准在实践中加以适当适用,它们才会是有效的。(三)核能安全的国际组织1.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atomicenergyagency)简称iaea,成立于1956年10月26日,是联合国一个专门机构,是全球核安全体系的枢纽和核心,在国际民用核能安全领域发挥最重要的作用。核安全工作是iaea的三大职能之一。iaea在民用核领域旨在防止人类和环境受到核辐射的影响,帮助各国提高核安全标准,预防和应对核紧急事故的发生。iaea在民用核领域的主要只职能是:制定有关核能安全的国际公约和核能安全标准并及时修订进行更新。制定相关保障监督措施,确保裂变物质,核材料和设备不用于任何军事目的。作为中间方促进核科学和技术情报的交流,一旦发生放射性核事故iaea会立即采取行动,为成员国提供紧急援助和咨询意见。iaea在国际核安全法律体制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促进世界和平、安全使用原子能等方面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2.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theinternationalCommissiononRadio-Logicalprotection,简称iCRp),iCRp是非盈利、非官方机构,其任务是设定放射性防护标准。wHo、iLo、iaea等联合国组织中,成员国的原子能法律,都是采用该委员会的建议。iCRp的建议被iaea用作其使用放射性物质的标准和准则。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核能机构(nuclerenergyagencyofthe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celopmen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核能机构(简称oeCD/nea),成立于1961年,nea是oeCD的一个专门机构,总部在法国巴黎.其宗旨是通过国际核研究和发展计划,交换核科学技术情报,促使核电发展方面的国际合作,还参与了核废料循环处理、核事故报告反馈、核数据库的建立等活动。(四)当前核能安全国际法规制存在的缺陷核能安全领域,在iaea协调、组织下制定了一系列的国际条约,指南、操作细则,对规范国际社会核安全起到一定作用。但是面对2011年日本强震福岛核爆炸这样的突发事件,国际社会还是在危机面前显得心有力而不足,在公开信息不及时、紧急抢险、救援工作不到位,给日本国民带来巨大损失,也给国际社会带来恐慌。进一步说,当前核能安全国际法规制是存在缺陷的,首先,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职权和国家主权存在冲突。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iaea是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而规约本身就是各主权国家意志协调的结果,因此iaea是介于主权国家之间而非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国际组织。[7]因此在主权国家没有申请援助、协助下,iaea是无法超越主权国家进入他国干涉的。因为核能发展涉及各个国家的核技术、核秘密,主权国家一般会谨慎把自己公开在国际社会之下,这样势必会延误救援的时机和信息的公开。其次,《核安全公约》等国际条约缺乏强制性和可操作性。国际社会的惯常做法是设定共同安全标准,然后通过国际机构来监督其实施。虽然iaea制定了有关核安全的国际标准,但严格来说,核能安全标准都是参考性质,缺乏统一的规范。这些条约都缺乏国际公约或条约的约束力。核安全公约、联合公约仍属“软法性质”,在序言部分就明确对公约性质作了规定,属于鼓励性公约,这削弱了在核安全方面的国际监督和执行但目前普遍采用的还是强调国家主权并由各国自由确定其本国的标准。[8](p100)操作指南不具有灵活性,对于一些特殊情况没有细致的规范,并且对如何选址、设计、评价和建造等都没有一系列的严格规范程序,因此缺乏可操作性。再次,国际合作的欠缺,在开发、利用核能领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缺乏合作,发达国家不愿意把自己的技术拱手相让,发展中国家在核能利用方面因为缺少资金、技术的支持,在维护运行中就存在安全隐患。国际社会在出现核事故时也缺乏协调合作精神。在日本福岛核爆炸事故中,美国就没能在第一时间派遣救援人员协助盟国日本渡过难关。而是指责日本信息不公开,在抢救工作中不得力。最后,现有核能安全国际条约和安全标准的滞后性。由于突发故事的不可预测性和新的技术标准要求。日本这次强震给日本东北沿海地区带来毁灭性的损失,更严重的是位于福岛的核电站在此次地震中遭到破坏,发生核爆炸,导致核泄露,日本乃至亚洲面临核辐射的威胁。日本的这次地震是始料不及的,大阪的近畿大学(KinKiUniVeRSitY)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伊藤哲夫(tetSUoito)说,这次遭受的地震和海啸都远远超过了我们设计时的假定条件。全球核工业可能将必须重新考虑核电站的设计标准。[9]新的技术的运用总是伴随着新的核安全问题的产生。已有的核安全国际法律制度已不能攘括并解决所有的新技术所带来的问题。
对完善核能安全国际法规制的建议
福岛核事故已经过去一周年,当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吸取福岛核事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新的国际核安全框架,对核能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但鉴于现有核能安全的国际法框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及时修订核能安全条约和补充核安全标准现有核能安全的国际条约还是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事故后制定的,公约内容明显滞后,已经不能适用新的核电发展趋势,新的技术的运用总是伴随着新的核安全问题的产生。已有的核安全国际法律制度已不能攘括并解决所有的新技术所带来的问题。2011年iaea世界核安全大会拟修订核安全规范,首先,必须修订当前的核安全公约,建立新的国际核安全框架,以应对出现像地震,海啸地质灾害导致的核紧急事故;其次,iaea必须补充新的安全标准,并强化自己的安全标准确保成员国遵守最新标准;最后,iaea依据国际法制定统一的核安全措施,确保对每个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化解各国在核安全措施方面的分歧.(二)加强iaea在国际核能安全紧急事件中的主动权核能安全事关重大,错过最佳的救援时机将导致致命的灾难,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故,因为苏联政府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耽误了撤离的时机,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很多人被核辐射。《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第2条也规定:核事故发生国立即直接或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将该核事故及其性质、发生时间和在适当情况下确切地点通知那些实际受影响或可能会实际受影响的国家和机构。iaea也设立了24小时紧急通报热线,核能安全事故发生后应该在第一时间通报iaea,iaea应当迅速采取紧急措施,联系各个国家的特派联络处,第一时间掌握核事故发展动态。及时向公众公开信息、协助事故发生国疏散群众。因此加强iaea在国际核能安全紧急时间中的主动权非常必要,国际社会应当考虑到iaea在核能安全领域的权威性,应当加强
最新安全法律法规大全篇10
人类文明的进程并没有阻挡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脚步，食品安全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高度关注的焦点性话题。众所周知，全球因食源性疾病所导致的问题层出不穷，给人们的身心健康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而我国食品安全现状亦不容乐观。多年来，世界各国针对食品安全犯罪在摸索中前行，通过优化监督手段和管理方式，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刑事立法与行政执法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一、国外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举要
与国外刑法典中涉及食品安全犯罪的条款相比，我国刑法中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条款也是寥寥数笔。通过研读法律条文，笔者发现在食品安全犯罪的归属方面，不同国家针对食品安全犯罪立法还是有一定差异的，但总的看来在(刑事)立法方式上有三种主流范式。
(一)将食品安全犯罪规定在危害公共卫生犯罪中
将食品安全犯罪规定在危害公共卫生犯罪中，这是较为常见的食品安全犯罪立法模式，有西班牙、挪威、新加坡、美利坚合众国等国家。《西班牙刑法典》将食品安全犯罪放在分则“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违反公共卫生之罪”中。《西班牙刑法典》第三百六十三条规定：“实施以下制造、销售行为，对消费者生命构成危险的，处1年以上4年以下徒刑，并处6～12个月罚金，同时剥夺其从事与工商业相关的职业及任务3～6年的权利。第一项：提供不足量、违反法规更换组成成分或者过期的食品。第二项：生产或者公开销售含有对健康有害物质的食品、饮料。第三项：销售腐烂食品。
第四项：未经批准，生产、销售和使用会对健康造成损害的产品。”第三百六十四条规定：“在食品饮料中掺杂对健康有害的物质，以供销售，按第三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罪犯是犯罪工厂拥有人的或者负责人的，另将同时剥夺其从事与工商业相关的职业及任务6～10年的权利。”
美国是食品安全立法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在美国，非常重视利用刑事手段保证食品安全。在犯罪的分类上，美国将食品安全犯罪称之为食品安保事件，将食品安全犯罪定义为恐怖袭击式的刑事案件的一种。比如《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任何人在任何州或哥伦比亚特区生产任何一种本法规定的掺假或错误标识的食品或药品，都属于违法行为，任何人违反本条规定即构成轻罪，一经定罪，法院将对行为人处以500美元以下的罚款，或监禁1年，或两者并处;数次犯本罪的，法院将处以1000美元以下的罚款，或监禁1年，或两者并处。
针对食品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第三百零三条规定，任何人在依本条最后定罪之后实施了这类违法行为，或以欺骗或误导为目的实施了这类违法行为，应被处以3年以下监禁或1万美元以下罚款，或者两者并处;同时还规定，任何人将第四百零二条规定的掺假食品引入州际贸易或者通过运送引入州际贸易的，处以5万美元以下罚款，对同一诉讼程序中判决的所有违法行为，处以总计50万美元以下的罚款。”
(二)认为食品安全犯罪属于损害公共安全或造成公共危险的犯罪
丹麦、意大利、英国、希腊、泰国、越南等国家将食品安全犯罪划归为“危害公共安全”或“造成公共危险”的犯罪，翻开最新版的《丹麦刑法典》(2012年版本)，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列入到引致公共危险犯罪中。在行为方式上，不仅包括销售行为，还包括“试图扩散”对人类有害的食品。《丹麦刑法典》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安排在引致公共危险犯罪中，可见是意在强调此类犯罪对公共安全的破坏比对经济秩序的破坏更为严重。同时将无偿提供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的行为也纳入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领域，这些都是我国在完善食品安全刑事立法时可以借鉴的。
《泰国刑法典》第六章关于公共安全的犯罪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对食品、药品或其他人类消费或者使用的物品掺假，足以损害健康，或者出售或为出售而陈列这样的掺假物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单处6000泰铢以下罚金。”可见《泰国刑法典》在体系上与《丹麦刑法典》相似，也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规定在关于公共安全的犯罪中，在行为方式上，明文规定陈列有损健康的食品的行为也是犯罪。
在英国普通法上将食品安全方面的犯罪看做是“公共妨害罪”的一种表现形式，认为公共妨害是：“一种不为法律认可的行为，这种行为或未履行某一法律责任，或未履行对公众行使陛下的所有臣民共同拥有的权利造成了妨碍、不便或损害。”例如，“将食品投入市场，知道这种食品将被人消费和知道这种食品不适合人消费”，这种情况就构成了公共妨害罪。
英国1986年的《公共秩序法》里亦提到存放、使用、出卖已经污染或有损害性的货物(包括食品)，意图造成公众恐慌、焦虑或他人损害的行为，构成犯罪。对于情节轻微的犯罪行为，根据英国《1990年食品安全法》之规定，“可处以最高5000英镑的罚款或3个月以内的监禁;销售不符合质量标准要求的食品或提供食品致人健康损害的，处以最高2万英镑的罚款或6个月监禁。对犯罪情节严重或造成严重后果的，罚款的金额无上限，或处以两年以上监禁。”
(三)将食品安全犯罪规定为损害公民健康的犯罪
而俄罗斯、芬兰、保加利亚、马其顿共和国等国家将食品安全犯罪规定为“损害公民健康”的犯罪。很明显，采取这种立法模式的目的就在于强化对公民健康权的法益保护。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商品罪，并且于1999年6月9日通过了《1999年俄罗斯联邦第一百五十七号法律》，该法律对《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二百三十八条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和补充。主要内容如下：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行为方式不再局限于生产、销售，还明确补充上“储存”和“运输”两种行为方式;在犯罪对象上，原来的表述只是笼统地说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商品”，现在修改为“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和商品”，这说明立法者将食品已经看做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对食品安全犯罪已经给予了特殊的重视。
可以说俄罗斯联邦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规定得比较详细，对“运输”、“贮藏”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也规定为犯罪，而我国却没有对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律规定。《芬兰刑法典》同样将食品安全犯罪置于刑法分则“危及健康和安全的犯罪”中。《芬兰刑法典》第四十四章第一条(健康犯罪)规定：“故意或重大过失违反食品法(361/1995)，或者来源于动物的食品卫生法(1195/1996)，或者在此基础上颁布的规章或者命令，或者基于个案而的命令，生产、处理、进口或者故意试图进口、自己保存、存储、运输、为出售而保存、转让或者提供货物或者物品，以致该行为将会危及他人的生命或者健康的，构成健康犯罪，判处罚金或者最高6个月的监禁。”
在日本刑法理论中，也有观点认为食品安全犯罪是侵害公民健康犯罪的一种。根据日本《食品安全基本法》的规定，“一旦出现违反《食品安全基本法》的犯罪行为，违法人会面临最高3年的有期徒刑与300万日元的罚款，对企业法人最高可处以l亿日元的罚款。”纵览日本国的立法思想不难发现，立法者不仅关注食品本身的安全，还将食品安全犯罪立法调整的范围扩展至不符合标准和规格的添加剂、有毒器具等与保障食品安全密切相关的环节中。
二、国外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特点
(一)区分责任形式
相比较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国外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承认违反食品安全“过失犯罪”的存在。例如，德国《食品和日用品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需既遂，只要有“足以危害健康的方式生产”的风险存在，足以能够让危害健康的物质流入到流通环节的“风险可能”，就应当处以1年以下监禁或者罚金。《意大利刑法典》第四百五十二条规定对过失生产、销售掺假、腐败、有毒或不符合食品协会颁布的健康标准的食品给予处罚。美国在涉及食品、乳制品、药品、酒类等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方面则显得更为精细与严苛，在量刑时不考虑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明知、轻率或过失”等心理状态，其目的就是要通过严厉的刑法来保障公众利益与社会福祉。
(二)严格责任制度
严格责任制度在食品安全犯罪中被引入也是国外食品安全犯罪立法的一个特点。严格责任制度原本就是英美刑法的一个特色。美国对违反食品安全法规的案件的处罚思想，不考虑行为人“轻率或过失”等心理状态，只要有出售有毒或危害健康的食品都应负刑事责任，不管客观程度直接按行为犯罪处罚。英国在《1990年食品安全法》的前20条中规定了严格责任犯罪的条文。英国著名刑法学教授米切尔·杰菲逊在其所著刑法学教科书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只要法律有规定某肉类不适于食用，只要有出售该肉的行为，即使存在客观犯罪和阻却事由的情形，法院仍然可以对他定罪。
然而，“法律不强人所难”，如果他能够证明自己穷尽了最大诚意的努力和作了所有正义的行为以避免其他人实施有关犯罪，则可以作为辩护理由。日本《公害法》将食品安全犯罪作为公害犯罪的一种，规定当控方根据一定的推定性证据认定就是由于某家企业的活动引起了某种灾害时，如果垄断了科学知识的企业一方提不出适当的反驳和举不出适当的反证来，就要承担刑事责任。日本《公害法》的这个规定是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在食品安全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制度的一个范例。
(三)宽泛行为模式
在国外刑法典规定的食品安全犯罪中，大多将食品安全犯罪行为模式规定得比较宽泛。通过比较其他国家的刑法典，他们将犯罪行为模式普遍用“出售”、“销售”，“投放市场”、“进行流通”、“为消费而分发”等词语进行表述。但是为了避免刑法罪名的“口袋化”倾向与预防打击辐射面过宽等违背法理的行为，一些国家采取“结构主义”精细化的刑事立法方式：比如芬兰、瑞典、奥地利等国，将有害食品的生产、进口、储存、运输等各个环节都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之内，其中，将“进口”危害健康食品的行为与“在国内”生产、销售、运输、储存行为同等对待，仍然作为危害公共健康犯罪来看待，并不因为犯罪形态与地域不同而差别对待，这种刑事立法方式无疑拓展了食品安全犯罪行为方式的外延。
而尼日利亚、意大利等国将“持有”或“占有”有害食品的行为同样规定为犯罪，但此时的“持有”或“占有”必须以营利为目的。此外，资格刑的广泛适用是国外刑法典中食品安全犯罪立法的又一个特点。比如美国、英国等国刑法就明确规定：因食品安全犯罪而受到处罚的个人，在一定时限内不准从事经贸行业，不得担任企业法人或社会公共团体的领导人。如意大利、西班牙的《刑法》采取剥夺相应从业资格的立法态度，他们规定：如果犯罪主体是法人，则会处以无限期的停业整顿甚至永久关闭。而新加坡、越南等国将主体资格交给法官裁量，由他们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惩处。
三、国外食品安全犯罪对我国的现实镜鉴
《食品安全法》实施的六年多，打造了“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的食品安全法律控制框架，但是，仅依靠一部法律出台是无法实现对食品安全控制的全程监管。“苏丹红”、“三鹿奶粉”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倒逼我们必须构建以《食品安全法》为核心的食品安全法律控制体系，使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真正成为食品安全的责任保障主体。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树立食品消费者至上的法治理念
近年来，发生在我国的几起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究其外部原因，除了行政机关监管乏术之外，主要还是违法犯罪成本低廉与食品生产企业追逐高额利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罅隙，少数道德沦丧的企业甚至公开叫板宁愿被罚也不能减产。在欧盟、美国、日本、比利时等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法律的立法核心与食品安全行政、刑事司法理念是高度一致的。即使是新修改的《食品安全法》仍未将“食品消费者至上”写进法律条文，“顾客是上帝”往往沦为华而不实的“口号”。
执法落地生根，需要在立法思想上把(食品)消费者至上的理念体现在法律规定当中，甚至可以考虑食品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法律控制的某些环节。这种立法理念的转变不仅是对食品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的一次变革，更减少了食品企业因采取安全规制措施而额外增加的成本，进而最终达到食品消费者和食品企业双赢的目的。因为，一个领域的生产者同时也是另一个领域的消费者。只有明确将食品消费者权益至上作为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控制的顶端设计和法律实践的立足点，才能真正构建起一个完整有效的食品安全法律控制体系。(二)借鉴执行与国际接轨的食品安全规章制度
在加入国际世贸组织的过程中，我国已经剔除了大量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但是，我们的立法技术和制定规则的标准与国际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比如，根据我国目前食品安全国际采标率低的情况，应当清理出我国食品安全相关标准中与CaC、iSo等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食品安全相关标准不一致之处，而在当前我国执行食品安全的标准中，与国际标准相匹配相适应的还不足3成。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英法德等国家所采用国际标准就已经达到80%。与我国毗邻的日本，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其国内90%以上的食品技术就直接采用了国际标准。
可见，我国食品标准要达到国际标准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由于我国食品安全的国际采标率较低，除了会引发食品安全危机与犯罪之外，还会直接影响我国在国际食品流通领域中的市场占有份额和国际知名度。学者指出，近年来发生的“转基因食品事件”和“毒饺子事件”等，都是由国内食品安全标准与国际通行食品安全标准不一致而造成的。所以，对于与食品安全紧密相关的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安全检测、食品流通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应借鉴欧美发达国家标准，及时清理现行法律中的不协调之处，出台有关规定。wto实践表明，通过制定和完善食品生产和流通过程的有关标准，将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会加快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实践契合，使我国食品出口在国际市场份额中占据一席之地。
(三)整合行政资源，优化现有法律体系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政府就已经制定了一系列与食品安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和管理条例(办法)。这些法律法规中，以法律形式出现的有30多部，以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形式出现的有100多部。但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不同监管部门各自为战的情况，要么蜂拥而至要么扯皮推诿。例如，《动植物检疫法》和《农业法》是农业部门的执法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工商部门执法依据。这些法律法规因为颁布时间较早，在立法技术与法律保障上已经无法满足不断丰富的社会实践，必然会影响食品安全控制的整体效果。如果不将分散在各有关机构之间的执法职能进行整合，就无法避免行政监管上的盲区和误区，继而留下隐患和导致权力寻租。虽然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已于今年10月1日开始施行，但这种法律体系间的冲突与混乱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
因此，在食品安全立法方面，当下的主要任务就是对现有的法律法规进行认真清理、补充和完善，对与新《食品卫生法》相悖的旧法进行废止，尽可能减少或避免立法和执法上的相互冲突，解决因法律交叉与重叠所引发的“政出多门、监管不力”的局面，保持依法治国与依法行政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四)加大惩罚力度，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回顾近年出现的一些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和屡禁不止小的食品安全事件虽然有其产生的自身原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食品安全法律中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处罚力度较弱、食品企业违法成本过低与食品安全事件的出现有一定的关系。国外经验表明，对食品生产相关企业实行强制性管制是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基础。食品安全监管是社会管控的“保底性”工程，必须弛而不息、常抓不懈。但是，目前我国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普遍存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或处罚较轻等问题，在问题食品召回、责任追究与消费者权利救济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在美国，一旦出现制假、售假行为，不仅要对消费者给予巨额赔偿，“还要被处以25万美元以上100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兼并5年以上的监禁，如有假冒前科，罚款数额可高达500万美元。”而在日本，如果食品生产企业出现了安全问题，绝大多数会面临破产的境遇。
而在食品、药品监管领域，“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的问题依然严峻，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食品监管渎职罪”等罪名，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新《食品安全法》增设了“惩罚性赔偿与刑事责任优先”等惩罚机制，但实际执法中对行政执法机关如何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缺乏刚性约束，行政机关先行介入所搜集的证据能否直接应用于公诉案件还难以保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证据转化具有一定难度。因此，以法律的形式，统一、刚性规定我国各领域“两法衔接”的程序，早日出台国家层面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迫在眉睫。
(五)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制度，完善食品安全防控体系
风险控制理论认为，“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是一种预防性的前瞻防控体系，是现阶段遏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比较行之有效的措施。”在欧美发达国家，通过构建整体的风险预防体系来实现预防食品安全问题的经验为我国提供了现行的实践教材。我国在2006年11月1日开始施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首次提出对农产品安全进行风险评估，要求“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立由有关方面专家组成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对可能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潜在危害进行风险分析和评估”。
在《食品安全法》第十三条亦有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对食品、食品添加剂中生物性、化学性和物理性危害进行风险评估。”表明我国已经开始启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但是，作为食品安全预防体系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制度，在我国还是空白。
而与欧盟和日本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机构相比，我国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机构还是存在一些系统性缺陷的。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在法律上是个议事协调部门，既有食品安全风险评估职能也兼有食品安全风险管理职能，并没有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职能和食品安全风险管理职能分由两个独立的部门行使。而在欧盟和日本，食品安全风险评估职能和食品安全风险管理职能是分别由两个独立的部门行使的，这样可以保证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科学性和中立性。
因此，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建立起由专家、学者和公务人员组成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机构，该机构直接对国务院负责，其评估报告将是卫生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机构等具体的食品安全风险管理部门制定食品安全管理措施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