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生产法律基本体系篇1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制度分析及对策
摘要：从近年来人民普遍关心的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入手，阐述我国现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现状及分析存在的问题及根源；从完善我国现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的角度，提出了整合现有法律资源，制定食品安全基本法；参照国际食品法典等建立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大力推行等同等效采用国际标准和技术法规，消除绿色技术壁垒；建立强制性的食品安全标准化体系是确保食品安全技术保障的重要依据；更加强化法律法规的惩罚力度，赋予食品监管部门更充分的权力；整合执法力量，解决多头执法问题等六个方面提出了解决现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的对策和措施，促使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绿色技术壁垒
1前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以往对食品短缺的担忧逐渐变化为如今对食品安全的恐慌。正面因素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有能力满足社会对食品及原料的需求，消费者对自身健康关注的加强，对食品安全的要求更严了；负面的因素相对更为复杂，有环境导致的食品原料污染问题，有加工、运输、储存、销售过程中由于环境、设备、操作、包装、添加剂等环节导致的不安全因素。食品安全问题日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外一桩桩触目惊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不胜枚举，有人甚至已将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列为继人口、资源、环境之后的第四大社会问题。当前，我国的食品安全状况不容乐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远未完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迫切地需要与国际接轨，逐步加以完善，以保护我国人民地身体健康和促进对外贸易地发展。
2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问题分析
与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地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相比，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2.1食品法律法规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较差：
我国现已颁布的涉及食品监管的法律法规数量多达十几部，总体性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等这些法律仅对食品质量作了一些概要性规定，由于出台时间早，标准要求低，覆盖面窄，没有充分显示新形势下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需求。另外，有些法律法规在制定时,并没有充分考虑食品安全问题。当食品安全问题成为突出问题时，就显得很不适应。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就是如此，该法在总体上偏重于工业产品标准和强制性标准，而农产品的产品质量标准多为推荐性标准，而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必须制定强制性标准。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对食品安全体系内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指导作用大大降低。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等法律法规所调整的范围过于狭窄，仅对食品生产、经营阶段发生的食品安全进行规定，没有包括种植、养殖、储存等环节中的食品以及食品相关的食品添加剂，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的生产、经营或使用。而食品安全问题涵盖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法律应该反映出整个食品链条，这就使法律出现了较大的法律监管盲区，以致造成对饲料中加入瘦肉精、农药大量残留、滥用抗生素、食品储存污染等诸多问题的监管滞后和监管不力。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确定的执法主体职责与现实情况有所脱节。该法第三条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食品卫生工作”，而1998年机构改革之后，我国已形成了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农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总局等多个部委共同按职能分段监管的体系，20__年9月，国务院再次对有关部委的职责分工加以调整和明确。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应对执法主体职责做出相应的调整。
2.2食品法律法规的条款笼统，操作性差：
一些法律法规规定的比较原则和宽泛，缺乏清晰准确的定义和限制。如《刑法》对于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金额5万元以上有相对明确的处罚措施，而对于销售金额5万元以下算不算犯罪就没有明确界定；有些法律条款只定性不定量，或者法律概念有歧义；有的条款多年不修订；有些条款已经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甚至完全过时，对当前复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际问题约束力较低，操作性不强。
2.3食品法律法规的罚则较轻，法律效力不够：
一是执法力度不够，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忽视了制假售假行为本身的危害，对制假售假行为处罚较轻；二是由于配套法律法规未出台，一部分法律法规难以执行。虽然我国近年来加大了技术法规的制定，如无公害农产品的出台等，但其立法层次较低，大多数属于推荐性标准，作用有限。三是技术支撑体系还未建立起来，有些法律法规难以实现。如检验检测方面的法规就是如此。
2.4执法体系存在权限不清、职能不清：
一是多头执法，影响监管效果。由于食品监督管理部门多，部门之间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部门之间不能形成合力，监管责任就难以落到实处；二是执法部门以罚代管、以罚代刑，影响法律的严肃性；三是执法部门立法、执法、判罚三位一体，影响公正性。有些法律法规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制定的，或者受立法环境、立法技术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执法部门既是法律法规的起草者，又是执法和判罚者，因此会不可避免的渗入执法部门的利益，影响公正性。
2.5法律执行过程缺乏规范化和持续性;
我国目
前在打击假冒伪劣食品，保证食品安全的执行过程中缺乏规范化和持续性，往往在出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后，有上级行政机关命令，进行一阵风式的检查、处理，当这阵风过后，假冒伪劣商品又重新泛滥起来。这种缺乏规范和持续性打假过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3完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对策与措施
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是管理和监督食品安全的基础和依据，良好完善的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将在食品安全方面起到巨大的作用。因此，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应当涵盖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应当按照社会分工和社会协作的辨证统一来设计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保障体系。根据国家质检总局“从源头抓质量”、重在防范的精神，提出了建立和完善中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的如下建议：
3.1制定食品安全基本法，整合现有法律资源：
制定我国食品安全最高效力的食品安全基本法，规定食品安全的基本问题，对现有的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条例、标准、规范等进行认真清理、补充和完善，将散存于各法律法规中有关食品监管的内容整合，尽可能减少和避免立法和执法上的相互冲突，解决法律体系的混乱，保持法律的同一性；同时，食品安全立法还应当覆盖“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链的所有环节，确保食品安全的完整性。
3.2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参照国际食品安全法典建立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以国际现有的食品安全法典为依据或参考建立我国食品安全法规体系，建立与时俱进、重在防范，科学、全面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以食品安全基本法为龙头，其他具体法律相配合的多种层次的立体框架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其中食品安全基本法规定食品安全的基本问题，各种部门法、单行法对基本法的某一方面进行更加明确全面的规定。这些方面应该包括：标准化、产地环境认证、质量体系认证、产品认证、标签管理、投入品（农药、兽药、饲料、肥料、激素、添加剂等）使用，质量监督检查、食品安全信用、食品安全评价和质量召回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3.3大力推行等同等效采用国际标准和技术法规，消除绿色技术壁垒
在整个与食品质量安全有关的领域，首先，大力推行目前CaC(食品法典委员会)、iSo（国际标准化组织）等已经开始使用的食品安全法规、标准、技术规范、指南和准则，加快在标准体系上与国际接轨；其次，在整个食品产业（从农田到餐桌）推行HaCCp,iSo9000,iSo14000及有机食品标准认证认可工作，从食品安全的全程监控着眼，把标准和规程落实到食品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消除绿色技术壁垒。
3.4建立强制性的食品安全标准化体系是确保食品质量安全技术保障的重要依据。
加强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标准化委员会的合作，以统一协调管理，推进我国食品安全控制技术规范与标准的制订和修订工作。从整个食品产业链的全过程对我国现有的非强制性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进行重新制定或修订，从保障人体健康安全的角度，统一各类食品强制性标准条款内容，消除现有标准互相矛盾和抵触或者有些食品生产环节根本就无标可依的现象，为检验检测部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依据，从根本上杜绝不法厂商利用国家标准的漏洞牟取不正当利益，切实把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食品拒之于流通领域之外，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3.5强化法律法规的惩罚力度，赋予食品监管部门更充分的权力
坚持贯彻“从源头抓质量”的方针，对食品生产加工及相关企业（包括食品添加剂、食品包装材料等）实行强制性管理是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的基础。为此，要扩大执法部门的检查权，加大对违反食品质量安全法律法律制定的惩处力度，强化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日常监督管理，确保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和可操作性，做到令行禁止、政令畅通。目前，在我国实行对米、面、油、酱油、醋等二十八类食品实行食品安全市场准入制度，从运行情况来看，普遍存在着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或处罚较轻等问题，对食品安全获证企业未能实行连续持久的监管，许多中小食品生产质量管理制度名存实亡，产品出厂基本上不检验，检验设备常年不使用。因此食品安全是比其他任何一种与健康相关的政府活动更需要连续的和强制性的管理，对于那些生产、制造、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的企业获经销商，无论其生产或销售数量的大小，都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并罚其倾家荡产，使其永无东山再起的基础和条件；财产刑和人身刑同时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
3.6整合执法力量，解决多头执法现象
整合执法力量，就是要合并现有食品监管的相关部门，对设置不合理或人员严重超编的机构，或撤>，！
4结束语
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在世界各国都被当作一件战略性任务、基础性工作给予高度重视。我国加入wto后，贸易伙伴的绿色壁垒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影响也日益显著。国内国际形势迫使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必须尽快地和国际接轨，努力缩短和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标准的差距，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必将在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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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法律基本体系篇2
做了重大修改的《食品安全法》将于今年6月1日开始在我国施行。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大事，食品安全法律是整个食品安全体系的基石，健全的法律体系将决定食品安全体系的有效运作。我国食品安全法律由于尚存系统性和协调性缺乏的弊病，难以应对现实生活中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凸现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的不完善。
国外，尤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较为完善，在食品安全监管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1 国外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简介
1.1 美国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体系美国是世界公认的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最完善的国家之一，在建国之初就开始了食品安全方面的立法。
目前，美国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包括联邦肉类检验法令(Fmai)，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令(FDFCa)，禽类产品检验法令(ppia)，食品量保障法令和公共健康事务法令等。此外，由众议院制定的美国联邦法典(CFR)是联邦政府的综合的永久性法规，共分50卷，与食品有关的主要是第7卷(农业)、第9卷(动物与动物产品)和第21卷(食品与药品)。“9·11”事件后，美国又相继制定了动物健康保护法》、《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恐怖应对法》，在法律中规定了一系列食品反恐的措施，如建立国内外食品厂商登记制度等[1]。
这些法律法规覆盖了所有食品，为食品安全制定了非常具体的标准以及监管程序，对进口食品的认证、包装、标识及检测、检验方法作了详细的规定，构成了一张非常严密的食品安全保护法规网。
1.2 欧盟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体系
1980年欧盟颁布实施了《欧盟食品安全卫生制度》，2000年欧盟又了《食品安全白皮书》，将现行各类法规、法律和标准加以体系化，后又提出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控制理论，即把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管理原则纳入卫生政策，使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涵盖了“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个食物链(包括农业生产和工业加工的各个环节)，强调食品生产者对食品安全所负的职责，并引进HaCCp体系，要求所有的食品和食品成分具有可追溯性。近年来陆续制定了《通用食品法》、《食品卫生法》等20多部食品安全方面的法规，具体包括:《通用食品法》、《食品卫生法》、动物饲料法规以及添加剂、调料、包装和放射线食物的保存方法规范。还有一系列的食品安全规范要求，主要包括:动植物疾病控制规定;农、兽药物残留量控制规范;食品生产、投放市场的卫生规定;对检验实施控制的规定;对第三国食品准入的控制规定;出口国官方兽医证书的规定;对食品的官方监控规定，形成了强大的法律体系[2]。
1.3 日本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体系
日本的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体系分为3个层次:一是针对食品链各环节的一系列法律，如《食品卫生法》、《JaS法》等，这些法律效力最高;二是根据法律制定并由内阁批准通过的令，如《食品安全委员会令》、《JaS法实施令》等;
三是根据法律和政令，由日本各省制定的法律性文件，如《食品卫生法实施规则》、《关于乳和乳制品的成分标准省令》等。整个法律体系覆盖了农产品生产环节、农产品流通环节、食品生产环节和食品流通环节。值得提出的是，日本政府于2003年5月出台了《食品安全基本法》，规定了食品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管理，明确了风险分析方法在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中的应用，并授权内阁府下属的食品安全委员会进行风险评估[3]。
1.4 加拿大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体系加拿大食品安全监管的最大特点是组建了专门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实行统一归口管理。1997年加拿大议会通过了《加拿大食品检验局法》，把分散在各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能和资源进行归并整合，在加拿大农业和农业食品部下面设立专门的食品安全监督机构———加拿大食品检验局(CFia)。CFia成立后，承担了涉及食品安全和动植物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
13部法律赋予的监管职能，其监管范围从种子、肥料、种植、养殖、食品生产加工到标签标识、进出口等各个环节，涵盖了除餐饮和零售业以外的整个食品链。加拿大卫生部负责食品安全与营养卫生法规、政策、标准的制定，组织开展食品风险评估，负责新型食品(含新资源食品)的市场准入，对食源性疾病、肠道传染病的监测与防控实施领导。
而加拿大食品检验局(CFia)则统一负责执行加拿大卫生部制定的法规政策和标准，对加拿大市场上食品安全性和营养品质进行监督和检验，并由卫生部依法对其食品安全监管的有效性进行评估[4]。其法律包括:《食品和药品法》、《鱼类检验法》、《动物卫生检疫法》、《肉类检验法》、《植物育种者权利法》、《植物保护法》、《化肥法》、《饲料法》、《种子法》、《农业和农业食品管理货币处罚法》、《加拿大农产品法》、《加拿大食品检验局法》和《消费品包装和标签法》等。
2 国外食品安全监管法制建设的成功之处
2.1 法律体系健全、完善健全的法律制度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要素。以上这些国家都是立足于法律，通过立法来加强对食品卫生安全的管理的，而且起步早，成效大。
这些国家制定的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均把消费者生命与健康放在首位，不仅涉及面广(依法监管“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而且在内容上别是关于食品的标准和监管程序方面相当详细。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有一个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根本法律，并配以其他的具体的专项法律相互协调，共同作用。
当的食品问题出现后，国家还会及时调整原有的法律规定或制定新的法律规定以适应需要，如转基因食品大量出现后，安全评估难以在短期内做出，各国纷纷出台法规，实施对生物技术食品的食用安全进行限制保障性管理等。
2.2 注重食品安全监管的机构建设这些国家都很重视加强与食品安全管理有关的机构设置，在法律上赋予明确的责权，比如日本，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并在《食品安全基本法》中的大量篇幅赋予其明确的责权，以便对食品进行集中管理。更多的国家是由多个政府部门分工合作，并有一定的协调机制。有些国家如日本还新设置了专门的食品危险评估构。
除此以外，各国几乎都制定了食品安全的长远规划或改革计划，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前沿问题的研究，增强职能部门的作用，以便及时发现问题，确保食品卫生安全。
2.3 法律条款具体、细化，便于操作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在制定食品相关法律时法律条款极其细致，如欧盟的《通用食品法》，有几十万条之巨，基本上把实际操作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都写进了法律，这样可以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依法管理，在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可以直接解决，避免出现法律真空的状态。
2.4 及时更新法律法规条款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不论是在食品安全立法还是在食品安全管理上都十分注意食品产业的发展趋势和食品贸易的不断国际化，注重与国际组织制定的国际食品标准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接轨，最大限度的满足人们对食品安全等方面的要求，及时对旧的法律规定或管理体系中的不合理部分进行更新，以保证依照法律采取的措施正确可行并能够有效的控制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3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体系概况
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可分为3个层次:一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如《食品卫生法》等;二是由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法规，如《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等;三是由国务院各部委及其他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根据法律和法规制定的规章，如《食用菌菌种管理办法》等。目前，已经形成了《食品卫生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为主导，相关规章、地方性法规、司法解释为补充，其他法律如《刑法》相配合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5]。
由于全社会高度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历久制定的《食品安全法》已经于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并公布，将于2009年6月1日开始实施，这将更加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这些法律、法规及规章从食品的生产、加工、流通以及进出口检验检疫等不同角度以不同的力度保障了食品安全[6]。
4 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的不足之处
4.1 法律体系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目前，我国在食品安全领域大约有100多个规章，还有500多个卫生标准，法律法规数量不少，但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散乱、孤立、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目前正在施行的《食品卫生法》只涵盖了食品安全领域的一部分，未能体现“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管理。从具体内容来看，《食品卫生法》和《产品质量法》在许多规定上都是重复的，而且这些规定也都是一些概要性的，针对性较差，相互之间也不够协调，这给执法留下了许多忧患和漏洞，经常出现针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同执法主体依照不同执法标准，处理结果不一致的问题[7]。还有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农业法》、《产品质量法》之间不协调，存在食品卫生与产品质量两套独立而且规定不一致的法律，导致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无所适从，也使得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大打折扣。
新颁行的的《食品安全法》做了新的规定，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原有法律的弊端，如第四十三至第四十八条作了食品添加剂的相关规定。
4.2 法律法规条款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一些规定比较原则和宽泛，定义不够准确，甚至有歧义，限制性法律规定也不清晰明确，在实践中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其不足之处。
现有的大部分配套法规由于出台早、标准低，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对食品安全进行有效监管的需要，如罚款问题。还有些条文过于笼统，而相关程序性规定和配套规定未出台，致使难以执行，如《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相关食品或食品链中某些特殊
食品、重要环节等尚未制定具体的法律法规，导致执法实践中无章可循，不能追究相关经营者的法律责任。
4.3 缺乏自身完善和补充机制，适应新形势的新法律条款显得滞后由于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多为部门立法，所以法律起草过程往往成了权力设定过程，于是在管理过程中不是从职责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权力的角度出发，因此，各个职能部门缺乏对当今食品安全问题关注的热情，只有出现如“三鹿奶粉事件”之类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时才引起足够重视，严重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如《食品卫生法》制定于1995年，而新颁布的《食品安全法》也是经历了从2004年7月开始起草至2009年2月28日正式公布，前后持续将近5年的时间。
4.4 食品安全监管执法的过程缺乏规范化和持续性我国在打击假冒伪劣食品，促进食品安全的执法过程中规范化和持续性有所缺乏，没有建立起食品安全监管的长效机制。通常是在出现了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之后，由上级行政机关行政条文，进行一阵风式的检查和处理。
当这场风过后，打击假冒伪劣食品的行动偃旗息鼓，在风头上隐匿起来的制假造假分子又始重新行动起来，制假造假再度泛滥。这种缺乏规范化和持续性的打击假冒伪劣食品的过程，使得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难以摆脱“食品安全问题泛滥—打击—食品安全问题暂时缓解—再度猖撅—再打击”这样的怪圈，这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
4.5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缺乏统一性目前，我国食品安全实行的是多头分段管理体制，影响监管效果。由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多，农业、工商、卫生、质监等十几个部门均涉及食品安全监管，食品安全标准政出多门，缺乏操作性。各部门之间或者争夺监管权，或者相互推诿监管责任，最终造成监管不力，问题难究。《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协调和指导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加强部门间的配合和消弭监管空隙。
但“食品安全委员会”只是作为一个“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被写入《食品安全法》，并明确“其工作职责由国务院规定”，对该委员会的权责未作说明。
4.6 农村食品安全监管立法缺失
我国人口多数生活在农村，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农村的食品安全监管长久处于被忽视的状态。
近年来发生在农村的食品安全事件越来越多，如阜阳劣质奶粉事件、“苏丹红”事件等。农村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农民卫生安全意识薄弱，传统的生活习惯留下了不少食品安全的隐患，许多地方尚未制定农村食品安全的配套法规，而且没有完善的基层执法管理体系，导致农村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增多[8]。
5 国外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对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的启示
5.1 健全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
法律是保障食品质量安全管理政策实施和消费者食用安全的制度基础。参照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在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补充和完善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条例;加强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的合作与交流，积极参与国际食品安全标准建立工作，出台有效的、切实可行的法规措施[9
依法管理农产品的生产、经营和进出口，监督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性，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国情并与国际接轨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不断提高我国食品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水平。随着《食品安全法》的出台，我国食品安全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将得到确认，在此基础上，对于现有法律进行认真的清理、补充和完善，对旧法进行废止、修改或整合。
整合现有的法律资源，结合我国现阶段和未来的国情，制定各种单行法规，如构建农村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对基本法的不同方面进行更具体明确的规定，并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立法的冲突，最终形成以食品安全法为核心，各项法律制度之间协调完备的法律体系。
5.2 建立统一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针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多头分段管理，借鉴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建立强有力的统一监管机制。《食品安全法》决定“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关键是该机构的职能要明确，要有权威，要有较强的协调功能，把现在的多部门分段监管改为少部门集中全程监管，理顺农业、质检、工商、卫生、商务、进出口、药监等管理部门的关系，明确职能分工，细化各监管机构的职责，明确各监管机关的监管手段，
使其有责有权，能有效实施监管。同时，应由各级政府出面，成立协调机构，解决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监管扯皮问题，在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协调;各部门间要加强信息交流，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5.3 加强自身完善和补充机制的建设
参照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先进做法，根据我国国情，在立法机构中组织成立有关食品安全的委员会，沟通汇集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意见，及时对现行法律进行必要的补充，使其更加完善。
对新的食品安全问题，积极主动地制定相关法规条款，条件成熟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提高这些条款的法律地位。以此作为一种机制保持在立法机构中，可以直接避免食品安全监管中出现的法律空白，利于监管机构操作[10]。
5.4 健全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我国作为农产品生产和消费大国，必须主动将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建立起适应国际经济发展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操作规范3个层次的食品质量标准体系，保证食品生产的安全;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食品质量安全检测检验体系。我国农产品检测和检验体系目前还比较薄弱，现有的质检机构数量与社会要求存在较大差距，而且地区分布不均，必须加大投资，增建高水平的检测检验机构，建立和修改有关食品安全的标准和检测方法。
根据我国现实和发展情况以及与国际标准接轨的能力，对以往制定的低指标的标准进行修改，对目前已经
检出的尚无标准的食品不安全因素尽快制定标和检测方法。加强检测实验室的建设，提高检测水平，做到技术要求和法律权威相结合，检测技术支持法律实施，使我国食品安全监督检验有法可依、有标准可执行、有实验方法可遵循。
5.5 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
我国迫切需要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
对于制造制售假、劣、毒食品坑害消费者的侵权行为，除了要求行为人对消费者的实际损害进行赔偿外，还应该给予严惩重罚，以最大程度上地减少和杜绝这类行为。对于那些给不法行为人提供便利的人，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否则应承担连带责任。《食品安全法》已在这方面作了新的规定，但还需要加强假、劣、毒食品的认定及证据搜集工作，否则严厉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将难以落到实处。
5.6 推进农村食品安全监管立法进程现行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中，农村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空白，为了健全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应在充分调查和研究基础上，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体系，以弥补农村食品安全监管的漏洞，强化农村地区的食品经营者和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提高食品安全治理手段，进一步优化农村食品安全监管的模式。
总之，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体系还有众多的不完善之处，需要借鉴和吸取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的实际，不断建立和完善，使之能够更有效地保障食品安全，为老百姓的身体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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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徐晓新.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成因、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2002，4(10):47-50.
安全生产法律基本体系篇3
内容提要:科学技术是理性的产物，是知识的表现，是文化的成果，它打着正面的、文化的、文明的、理性的、合理的等各种正当的旗号去行使它的权力，所以科学技术对整个社会的严重后果有其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这是社会学家对科学技术的文化认识。如果我们把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社会变迁作一个历史性的规律总结，其实科学技术的每一次突出的进步都深刻地体现了经济的烙印，当前一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和经济成果不能继续满足社会总需求时，新的科技革命应运而生，它的使命将会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最终成果社会经济运行和财富增量的核动力。近年来，现代生物技术的出现和发展，逐渐成为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也开始对人类社会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然而，同其他科学技术成果一样，现代生物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向人们展示出解决人类面临的许多难题（如粮食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健康问题和环境问题）的希望之光，另一方面也逐渐暴露出一些负面效应，如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现代生物技术产品使用者的知情权问题、隐私权问题、基因歧视问题以及是否侵犯人类尊严问题等。在过去的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浪潮中，科学技术的社会经济价值已经为广大公众所充分认知，给人类的社会结构、人类的生活和行为方式等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变化，但是科学技术的“反身性”和“吊诡性”特征也深刻地为广大公众所体会，机器、工厂、产品和市场将我们引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之中。代表着第四代科技革命的现代生物技术亦不例外，其风险化程度将风险的范畴从人类社会延伸至自然，甚至整个生态系统，因为现代生物技术就是以生物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的。因此，现代生物技术的出现将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视为必要的价值“目标”，但同时不可避免地将其演绎为一种生动的“工具”。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首先从风险社会理论出发，认为现代化的反身性必须在发身性的规律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规范。风险社会的现代化要根据其反身性的属性对原有的个体化特征进行适当修饰和纠正，赋予其在当前社会状态新的历史内涵。这种修正的过程同样需要借助规则秩序的工具性作用予以实现，通过法律的指令性、规范性、预防性等功能将个体化为核心的传统现代型过渡到集体化和社会化为核心的全新现代性，强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保障，通过法律的规范体系预防风险，救济和弥补风险损失。如果将生物科技所带来的诸多风险视为现代社会反身性的一种外化，那么生物安全立法则是必要的和紧迫的。此外，在生物安全立法的研究上，文章将立法的利益目标设定在社会公共利益视角之上，认为生物技术本身社会公益性决定了生物安全立法的社会公益性，无论是转基因生物安全，还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抑或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等都需要在公益性法益价值观指导下，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扬生物科技之长，避其之短。如果将法律视为一种市场产品，那么立法必然就是一种适应市场的市场供给行为，其经济学基础在于人们对于法律产品的市场需求。公共选择理论认为，风险社会的风险多元化和风险强化性前置了生物安全法律的社会需求，从而导救了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给，生物安全法应运而生。
自18世纪法国大革命以来盛行的建构论理性主义为立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们将法学同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密切的联系起来，吸取充分的理论营养成分，抽象出一系列的价值、原则、规则和秩序，以“完全理性的基本假设为基础创设了整个制度”，创造了法律本身。建构论的立法理念常常以有意识的国家立法为主导，强调对国家立法的必要性、立法价值、立法宗旨；立法决策；立法程序等方面的研究。虽然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反建构论理性主义者将法律与立法作出了明确区分，通过对自生自发秩序与组织秩序的界分阐释“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为基础的法律理论，但是仍然不能否定和排除有限理性所给予立法创造秩序的重要性。
一、风险社会的立法诉求
（一）现代化的反身性
关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冲突与协调是20世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与“现代性终结”相抗衡的“第二现代性”或称之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讨在德国学者UBeck的《风险社会》后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他从两个角度对现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说明：一是“以财富和风险生产为例讨论反身现代化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混杂”；二是“工业社会中蕴含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modernityandcounter-modernity）的内在矛盾”。Beck认为传统的现代化和工业社会的现代化是有区别的，一种是古典的现代化（classical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纪反对封建社会、建立工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而另一种是反身性现代化（reflexive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业社会之中发展的。在工业社会之中，存在着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因此工业社会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性社会，而是一个现代的封建社会。在这种半工业半封建社会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传统的遗物，而是工业社会的产品和基础。
工业化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主要起因于工业化过程中个体化崇尚取向，主张个体理性的张扬，强调自我为中心的权利建构。这种个体化的进程主要体现为三种维度：（1）解放维度，即“从历史地规定的、在统治和支持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脱离”；（2）去魅维度，即“与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规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3）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维度，即“重新植入——亦即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社会不平等模式是阶级模式，即存在着权利的平等，每个市民社会成员作为个人都平等地拥有并享受着某些权利，这些权利的私有化属性最终成就了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快速化和社会变迁。但同时这些私有化权利以其自身拥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渐掩盖着实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会主要体现在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体现为对不平等社会经济现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如当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市场失灵现象本身就本源于代表个体化法律取向的民事法律制度，从而使得诸多经济不平等现象在没有进一步法律规制的前提下而被附上合法化的光环。个体化促使新的社会形成不同的结构和变迁，使阶级的社会认同的区分失去了原有的重要性；但社会不平等并没有消失，而是在社会风险的个体化趋势中重新定义；不同的群体和团体依据特定的利害关系问题和情境，建立或解散临时的联盟；而社会的长久冲突将体现在先赋的特征之上，如种族、肤色、性别、民族、年龄、同性恋、身体残疾等。
个体化趋势没有使得社会的不平等得到实质缓解，相反崇尚个体权益和理性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和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加深这种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从而造成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甚至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不均衡，从而加速了风险社会的产生。
（二）风险社会与全球化
风险社会概念和理论的提出仍然归功于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并随着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和英国疯牛病事件的爆发而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热点。该理论认为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风险社会理论本身作为一社会变迁理论，但与传统不同的是，风险社会挑战既有工业社会的认知、发展基础与典范，并企图从此种就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衍生的灾难风险、自危急性建构社会自我翻转、变迁的功能。
（1）风险的界定。风险是风险社会的基本范畴,对风险的理解构成了风险社会理论的基石。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贝克对风险概念作了8点总结:①风险既不等于毁灭也不等于安全或信任,而是对现实的一种虚拟;②风险指充满危险的未来,与事实相对,成为影响当前行为的一个参数;③风险既是对事实也是对价值的陈述,它是二者在数字化道德中的结合;④风险可以看作是人为不确定因素中的控制与缺乏控制;⑤风险是在认识(再认识)中领会到的知识与无知;⑥风险具有全球性,因而它得以在全球与本土同时重组。⑦风险是指知识、潜在冲击和症状之间的差异;⑧一个人为的混合世界,失去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两重性。
风险与工业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统一与连接，互为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工业社会中个体化浪潮促使以个体权益为中心的社会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推进和张扬个人理性在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和角色。也同时正因为工业化社会对个体理性和权益的推崇，从而导致了工业化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衍生更多形式上平等，但实质上不平等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如企业的排污行为等。以个体利益促进为导向的工业社会市场经济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规则体系和秩序范围，体现为建立以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意思自治等三大要素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并主导当今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社会经济秩序构建。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表现。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出现很多诸如经济垄断、信息不对称、经济寻租、外部性、环境污染、生物技术安全等等形式上合法，但实质上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重大危害的行为和秩序内容。按照贝克对现代性和风险社会的理解，这种在工业社会高度发展时期出现的实质不平等现象就是现代化的反身性的表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反身性的现代化在内容层次和范围层次上更加突出，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2）风险结构——个体化到全球化。根源于个体化浪潮的反身现代性和风险，其初级表现形式为个体的风险。因为个体化使原有的各种社会关系变得松散和不稳定，个人失去了家庭、邻里、朋友、伙伴网络的支持。劳动市场之中流动性加强，缔结永久性社会纽带的可能性降低，激烈的竞争加剧社会群体内部的个人孤独感，而现代居住方式使个人面对的是陌生人的世界。这种个体的孤独感、社会纽带关系的不确定性也随之体现在经济领域，体现在个人对财富的追逐和占有。人们从对财富的追逐转向更多地对无所不在的危险和灾难的逃避。在风险刚刚出现时，作为潜在的编辑效应而得到合法性。但随后风险不再是隐性的，更变成一个全球的问题，成了社会关注和科学调查的主体。在全球化进程中，各种环境污染和各种大的灾害问题在风险分配中也跨越国界、跨越阶级，造成风险无处不在，人们将无法避免。如发生于20世纪直接著名的公害，以及不断产生和发现的食品安全、SaRS、东南亚海啸事件、禽流感、疯牛病、松花江跨界污染、菲律宾泥石流等等无不印证着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风险化的时代。
如果从风险结构的维度来认识全球化风险，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①从文化的视角解读全球化风险，主要包含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其中社会政治风险还应当包括法律风险，经济风险主要集中在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等主要方面。就自然风险而言，包括对自然和社会所构成的生态威胁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负作用和负面效应所酿成的风险。玛丽道格拉斯和威尔德韦斯在其《风险与文化》一书中将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变迁分别归结为三种风险文化所酿成的结果，即倾向于把社会政治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等级制度主义文化、倾向于把经济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市场个人主义文化和倾向于把自然风险视为最大风险的社会群落之边缘文化。他们认定正式这三种文化风险类型导致了社会结构走向混乱不堪的无组织状态。②如果我们归纳综合风险社会几个关键性结构因素，大概可以从另外三个方面对风险结构予以认知和把握，那就是高科技社会与生态破坏；个人主义化以及全球化危机。此三因素并非各自独立、偶连性发生的，而是在工业资本主义与现代化过程中，倾向进步开发主义、扩张主义、个体主义及市场自由主义等的发展结果。首先高科技发展的本质原先就是使知识/社会的分化越趋复杂性，知识的分工越来越细密，知识专业的藩篱之墙愈来愈高，更不利于知识的整合；而科技带动社会分化的领域与速度也日益复杂迅速，往往无奈地打破人们（性别、族群）社会分工认知的基础和行动的认同范畴。更甚的是，当此种演化乃以工业—科技主义为优先，整个演化所产生的风险结构变成了专家暴力统治意义下的复杂性危机，在专业复杂性与社会功能复杂分化背后，明显的隐藏着“老大哥”统治的机制，从“知识就是权力”到“权力就是知识”,老大哥夹着工业进步、经济发展的威力俾倪于世，而将工业—科技进步强行等同于社会进步或纯化为现代文明的开展，事实上是将社会推向演化死亡的路向。同时基因科技业和核能科技同时并列为高科技对生态造成破坏风险的例子，以前述基因改造微生物或农作物为例，其在未通过数年严格的田间试验及管制时，若任意释放入自然界，所造成的生态灾难是目前科学所无法估量和补救的。高科技风险已逾越了传统科技的控制范畴，其具有不可计算、不可控制和损害无法复原补偿性的内涵。特别是，以目前全球政经发展的趋势，高科技所涉及的生态风险也不再是局限于地域的、国家内的，而是透过自由贸易、买卖、境外移转、生态扩散（诸如汞污染、核废料、臭氧层破坏等），对生态的威胁已成为全球化的风险。
二、生物技术风险及其解决之道
（一）生物技术风险
生物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设计、并定向改造某种生物，这种人为改造的生物可以对原来生物的性状、代谢乃至生命过程产生变革性影响，从而产生新的生物。现代生物技术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对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生物技术在农业、医药、食品、环保、轻工等部门会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甚至有取代一些行业原有技术和工艺的趋势，生物技术产业可能成为21世纪的支柱产业之一，有人甚至还认为“基因世纪”即将到来。如，在美国1996年时70%的转基因Bt棉花不再喷洒杀虫剂，产量提高70%，每公顷节约140—180美元；美国原来每年约有一半的玉米田（3200万hm2）受棉铃虫危害，丧失金额达到10亿美元，但种植基因Bt玉米后，产量提高9%，而经济效益1996年是190万美元，1997年达到1900万美元。②除此以外，生物技术还对解决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的粮食、食品供给提供强大的支持。不少人认为基因工程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将是解决21世纪不断增加人口对粮食需求的唯一途径。转基因技术不仅能提高粮食或作物的产量，并可提高其品质。全球每年由于维生素a缺乏导致50万人失明，100万儿童死亡，这类事件多数是发生在以稻米为主食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中，特别是非洲。2001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其的第12期《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基因改良技术尽管充满争议，但该项技术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突破性技术，在承认需要面对基因改良技术所带来的环境和健康等方面风险的同时，仍要注意到这一技术在生成抗病毒、抗旱和富有营养的作物方面具有的独特潜力，这些作物能够大幅度减少目前仍困扰着全球8亿人口的营养不良现象。①就我国而言，目前，我国生物技术已广泛用于农业、医药、环保、轻化工等重要领域，为生物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奠定了良好基础。生物技术与产业已经开始从跟踪仿制到自主创新的转变；从实验室探索到产业化的转变；从单项技术突破到整体协调发展的转变。
然而，生物技术本身也像其他事物一样，在功用和价值上存在两面性，有人将其称之为“双刃剑”。它在带给人类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会带来其他负面影响。生物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最终在不同技术的转化和连接之上制作或改变一种产品，这种产品既可能与人类自身利益和基因资源休戚相关，也可能与人类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资源（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等）紧密相连，它的效应既可能是积极的，其目的在于实现人类及其财产的增量，但也可能是消极的，其危害在于破坏和威胁合理的生态规律或伦理纲常等。美国华盛顿特区的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杰里米·里夫金所言“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重大技术革新的引入给自然界带来良性后果”。学者认为，当代生物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的大量应用，对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包括粮、棉、油、畜禽、水产养殖等）、医药卫生、社会伦理都会产生很大影响。目前，对生物技术所可能引起的生物安全问题，特别是对自由研究、制造、引入（环境）、投放（入市场）和排放转基因有机物或转基因生物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和安全问题，已经引起许多国家的关注和学术界争论。③从当前对生物技术安全的研究和观察来看，其安全隐患主要体现在：
1、生态系统安全风险：生物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带来社会经济贡献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威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生态系统安全，就是指从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角度出发来判断生物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危险，主要体现在农田生态系统安全、自然生态系统安全两个方面。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如温度、湿度、土壤、各种有机物和无机物等等）之间，通过不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④按照贝塔朗菲对系统的认识，系统决不是以数的简单相加，而是具有自身的规定性，它的整体性表现为时间维度上和空间维度上的内在稳定性、适应性、自我调整和内外环境的组织化。任何对系统本身的外在干预，都有可能破坏系统的稳定性和自我调整性。因此，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就是通过对生物体内控制其特定性状的基因作为外源基因按照人为的意思，而非自然的过程，转入到另一种生物体内并使之表达。所以这种非自然的人为干预和创制行为是对生物本身内在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的一种干预，那么这种干预本身可能贵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它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或缩短自然生成的过程，也会在原有的生态系统内创制一种全新的物种，也可能造成物种与物种之间的相互影响等，所有这些都将有可能破坏整个系统的内部运行规律，其内在的稳定性将会遭到侵袭，从而改变甚至消灭一个已有的生态系统。
从当前生物技术发展来看，已经造成的农田生系统安全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增加杀虫剂的使用、产生新的农田杂草、转基因植物自身变为杂草、产生新的病毒、产生新的农作物害虫、对非目标生物的伤害等；对自然生态安全造成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花粉和种子的传播、干扰侵入到新的栖息地、丧失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对非目标生物的伤害、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营养循环和地球化学过程的改变、初级生产力的改变以及增加了土壤流失等。
2、自然环境风险：如果我们将生态系统视为超越于环境的宏观范畴，那么现代生物技术的自然环境风险就显得更加具体和客观，主要包括自然资源破坏风险和环境质量降低的风险。以转基因生物技术为例，人们将基因食物的负面性视为一种基因污染，这种基因移植工程就等于把自然界不存在的工厂化学副产品，不管有毒、无度，全部流入江河海洋，肆意污染。一些西方人士将以基因强制移植为特征的转基因技术称为“扰乱自然和万物自身的运行”或“篡改上帝的作品”的行为。
现代生物技术的自然环境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不同的阶段：首先是生物技术研究阶段；在此进程中一切科学的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果都处在不确定状态，其对研究对象生物的选取、实验室的安全装置、以及实验制剂等各方面均存在随意性，尤其在实验室研究阶段，实验室的环境安全措施显得尤为重要，从而保障实验生物、实验环境、实验排污控制等方面的无害处理。其次是生物试验阶段。所谓生物试验，就是将生物实验的结果置放于实际环境中予以检验和考察，以确定其研究效果以及实际功用的活动。任何不恰当或不合理的生物试验都将给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需要就试验地的选择、试验地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价、试验方法，以及试验废物等进行详细的研究与判断。第三是生物产业化阶段。产业化发展是生物技术发展的价值终极表现，历经研究和试验阶段的生物技术的环境安全性并不就此告一段落，相反其生物产品的产业化发展会在更为普遍和广泛的层面上影响自然环境安全。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生物技术的自然环境风险不仅仅停留在传统的自然资源的物理表现形式上，生物技术发展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将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认知延伸至微观单元载体之上，即遗传资源。所谓遗传资源，是指来自植物、动物、微生物或其他来源的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任何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材料，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遗传材料中所记载的遗传信息构成遗传资源的价值核心。生物多样性以遗传多样性为核心基础，遗传资源的有效保护构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必要组成部分。现代生物技术在自然资源风险的预防与控制方面既包括物理形态的自然资源的法律保护，又包括微观形态的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避免生物技术的应用造成遗传资源的破坏、流失或不当变异。
3、人类健康安全风险：转基因技术及其他生物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人类解决粮食、疾病、能源和环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带来充满希望的前景，但也可能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带来潜在的健康安全风险。一方面，生物技术对生态系统本身可能造成的潜在危害，诸如农作物产生新的变异、产生的病毒、动植物产品成分发生重大变化等都将给人类的食品安全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尤其重要的是这新的变异或病毒的潜在危害是很难在生物技术研发阶段就能够发现或预期的，有的即使能够得到准确预期，但能否通过现有技术条件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人类也是属于整个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系统的任何变化和变迁都在外在生存环境上影响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生物技术的扩大会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多大程度的影响是很难预期的，因此人类健康安全的风险在生物技术发展的初级阶段就已经显现，并为人所担忧。如1988—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基因重组为生物技术生产的乙色氨酸投放美国市场后引起37人死亡；1998年英国Rowett研究所的生物学家arpadpusztai就郑重警告人们关注那些未被充分证明其安全性、便急于推广的转基因食品（GmF），因为他们可能有潜在风险；美国得克萨斯州prodiGene公司于2001年在内部拉斯加州一块约一英亩的田地里种植药要用胰岛素转基因玉米，在收获中漏掉三株转基因玉米以及一些溢出的玉米，2002年种植普通大豆时，结果使100万斗大豆受到要用转基因玉米的污染。①
4、社会秩序和伦理风险：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不仅加快了一切自然物人化的过程，也同时实现了将人予以物化，如克隆技术、器官再造技术，人体和动物之间的基因交换技术等。当代社会出现的人体器官移植、器官捐赠、买卖、代孕等现象已经将人体的一部分作为物或商品，而克隆人的设计、生产、销售、储藏和买卖，则将人本身（而不是人体的一部分）作为物或商品，这有可能引起新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严等新的伦理道德问题，严重的会造成新的社会伦理奉献、经济风险和社会动荡。②生物技术的广泛应用不断地证明了人类主观能动性和改造自然界的强大力量，但是也不得不从社会秩序、社会伦理等角度重新审视生物技术的负面影响。
所有这些安全风险都必须在技术上、制度构建上予以很好地防范，从而扬长避短，发挥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此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相互间的融合程度以前所未有的趋势展开，随而引起的外来物种入侵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生物安全的重大问题之一。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有3亿以上的人在处于旅游的过程当中，每天有200万人在越过国际边界，每年有50亿吨以上的船运货物越过大洋和其他水道，每天大约有3000至10000个水生生物物种随全世界船舶压舱水在移动，并被排放到异地，这些都为世界大部分地方生物的混合创造了条件，④并同时由于物种相互间的排斥和侵袭造成触目惊心的经济损失。在外来物种入侵以外，我们还应当从迅猛经济发展的激情中醒悟过来，要充分重视由于人为活动范围的扩张而导致的物种灭绝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现实生物安全研究的核心对象。
（二）生物技术风险的安全立法
风险社会理论一改传统社会理论对科技至上主义、理性至上主义以及现代性的崇尚和张扬，给繁荣的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认识提供了一个逆向思维模式，给我们对生物科技发展的负面性和不确定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范式，为我们生物安全立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其重要意义在于：（1）风险社会理论为进一步广泛讨论生态危机和生物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风险社会的概念虽然还不太成熟，它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与工业发展的积极作用的传统思想意识,培养了人们的反思和自省意识,从而,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通过对现代性反思至少使人们意识到科学必须理性地发展。（2）风险社会理论增加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将生态危机与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突现出来。然而,它对未来风险的描述有些夸张倾向,既不可能被计算也不可能被预知,这样会使人们陷入一种无奈的忧虑,滋生悲观主义情绪。虽然贝克本人宣称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他的思想仍会使一部分人在风险面前显得焦虑不堪。为此,威尔金森专门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风险与忧虑的关系问题,写出《风险社会中的忧虑》一书。（3）风险社会理论在制度层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风险社会中,旧工业社会体系已经过时,民族国家已经无力应对威胁整个人类的现代风险,这必然要求并引发社会结构深层的变化和政府制度的变革与角色的转换。在全球风险社会里,建立全球风险防范体系,最终以承担风险的基本单元为基础形成全球公民社会,这是贝克在《世界宣言》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实现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如何实现生态民主与保持社会正义都还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难题。总之,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让我们利用其关于风险、灾害和社会思想的分析重建现代性理论。
现代化社会风险根源于个体化和全球化趋势中的反身现代性，主要体现在：（1）以形式上的平等掩饰更大范围内的不平等，以法律规定的合法形式赋予现代性的合法性特征，但无法预测并彻底解决合法性项下的公平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2）个体化趋势增加了个体的孤独感和社会裙带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个体生命、健康、安全和经济利益的不确定性；（3）利益个体化和经济科技全球化不能提供更为长久的稳定的利益实现机制和公平机制，不能保证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不能确保生物科学技术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现代化的这种反身性必须在反身性的规律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防范。从规则秩序的视角来看，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标准在于通过法律规则和规范的形式将这种个体化特征确定下来，主要体现为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和所有权绝对。但随着工业化社会的不断推进，以个体化特征为核心的现代性呈现出明显地反身化取向，将人类社会导入风险社会的新型社会类型。当然不能决断现代化的反身性是否错误或者是否正当，但是风险社会的现代化含义和内容中必然要赋予现代化以全新的意义和内涵，即风险社会的现代化要根据其反身性的属性对原有的个体化特征进行适当修饰和纠正，赋予其在当前社会状态下新的历史内涵。这种修正的过程同样需要借助规则秩序的工具性作用予以实现，通过法律的指令性、规范性、预防性等功能将个体化为核心的传统现代性过渡到集体化和社会化为核心的全新现代性，强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保障，通过法律的规范体系预防风险，救济和弥补风险损失。这也是现代化的反身性所隐含的必然要义。
三、生物安全立法的社会公益探究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相较于物理领域的科技革命，此种革命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或许还是极不寻常、其所有的后果完全无法估量的局面：生物科技革命。”由生物技术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是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风险之一，是工业化社会个体化进程发展的高级表现，在彰显科技至上主义色彩的同时隐藏着不可预知的潜在风险。风险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一方面追求个体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无限魅力，另一方面力求通过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规范体系达到对社会秩序的调整和规制。反身性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反思的过程。生物技术高度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显著成果，但同时生物安全的担忧和风险又凸显了现代化的反身性特征。根据上文对现代反身性立法诉求的论述，生物技术的风险回避就必须在法制目标上通过立法径路予以完善。
对于生物安全的立法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构成工业社会之规范基础的、以个体利益为内核民商事法律规范。虽然这种传统私益本位的法律制度体系成就了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成果，但是其反身性的属性也给现代社会秩序构成极大的风险，所以对现代化进程中反身性的克服就必须在法律制度构建以及立法宗旨的确立上有别于传统的民商事法律，而转向对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有和维护。
生物安全立法的公益性研究必须建立在对生物安全公益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所谓公共利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和界定。美国社会法学创始人罗科斯庞德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但他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带有明显地政治国家色彩，即将公共利益视为涉及政治组织社会的生活并以政府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而社会利益则是“即以文明社会中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使每个人都能获得保障的主张或要求”。传统功利主义法学家杰里米边沁认为“公共利益是构成共同体众多成员的利益的总和”，“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日本有学者将公共利益理解为“包括产业利益在内的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或指保护经济上的弱者。”我国学者孙国华先生认为，按主体的不同，利益可分为个人利益共和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又可以分为人类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集体利益、家庭利益等等。也有人将公益性描述为“是一种利益所属的公共性而非私人性，一种利益分配的公平性而非独享性，一种利益本位的社会性而非个人性”。鉴于社会公益欠缺统一的理解和认识，在不同的语境和背景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最根本的分歧就在于对公益之“公共”的内涵和外延存在很大的差别，是众多私人之集合体还是在私人集合之外的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利益探讨？人们似乎自然而然地认为，公共利益在某种利益上讲必定是所有私人利益的总和；而如何把所有的私人利益聚合起来的问题，似乎又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当前对社会公益的不同见解主要仍可归因于思维的视角和切入点各异，即从不同的语境和研究背景下对社会公益的认识程度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如在民法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可能更为主要地集中在对私人之集合的利益依存性；在行政法的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就不可回避地与国家利益相关联；在经济法语境下研究社会公共利益可能会指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其中同样包含国家的利益，因为它是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逻辑基础上建构的法律秩度体系；对于环境法来说，特别是生物安全立法，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研究和考察就应当走出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性利益范畴，而转向以全体社会成员利益为基准，人类利益关怀以及生态利益的实现和保护，所以这是更为宽泛范畴内的公益性释解。鉴于此，生物安全的社会公益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深刻把握：（1）利益的整体性和普遍性。从公益性的利益范围维度来考察，生物安全主体中所关注的是社会成员集体利益、人类利益以及生态利益相整合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利益范畴；（2）利益主体的广泛性，生物安全中的公益性研究必须跳出传统以国家为界限的社会成员集合利益的藩篱，转而充分关注个人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的利益，包括人类、国家以及生态系统（包括生物）等。狭隘的社会观可能会使得我们对公共利益主体的理解囿于传统的社会理论观，但是正如学者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为社会关系时指出的那样，“社会是人化的自然与自然化的人的综合体，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点来看，利益主体同样也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联延伸至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以及对整个生态利益的关爱。而且在生态伦理学中，生态利益是一个高于人类利益的上位概念，因为我们无法将人类与生态系统完全分割开来，否则将不存在实质性的人类利益，抑或社会成员的集合利益和个体利益。
1、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
转基因的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应用，特别是转基因生物活体释放到环境中以及进行跨国转移，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潜在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1）转基因生物的重组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种的界限，进而打乱了生物进化的历程；（2）改变了生物的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能会遭到破坏；（3）转基因生物回归自然界后，会不会使种植区周围生物受到危害，会不会影响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4）重组微生物对某些化合物降解后所产生的中间物或最终产物，有的又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5）重组Dna进入水体、土壤后，将流向何方？存活多久？他们会不会与细菌杂交，出现对人类有害的、新的致病菌？现在已知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万年；（6）转基因植物中，如含有对人体有害蛋白或过敏蛋白的花粉，有可能通过蜜蜂采集进入蜂蜜中，最后再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转基因生物的潜在风险首先突出地体现在通过对转基因生物本身的基因转变或修饰而对生物内部组成结构、生物特性、生物机能等诸多方面产生的根本性演变，进而影响该生物所赖以生存的其它生物要素和自然生态环境，将其新产生的某种基因特性释放到他原有的生态环境中去，构成对原生态环境的冲击和影响，并在时间的长度上修饰和更改原有的生态系统，从而使得原有生态系统中的各自然生态要素的生存环境和能量交换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最终对人的生存健康产生重大的、不可预见的重大影响。由此可见，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就是在生物安全风险的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突出强调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共风险性的充分认识基础上展开对其公益性的影响研究和对策研究，具体探讨生物安全公共影响的深度、广度，以及针对转基因生物安全公共风险的防范对策、制度构建、规范设定性的研究。
从目前来看，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主要集中在对转基因生物的生态安全性研究和健康安全型研究两个方面。所谓生态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对任何以生态为单位的安全所构成风险的对策性研究，突出的表现为对以“基因污染”、“基因漂流”和“基因逃逸”等为核心的风险防范研究，从而确保生态环境的自然特性和安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安全”不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概念诠释，而是包括人类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安全在内的，有关生物本身的安全、生物种群的安全、生态群落的安全以及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健康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健康所带来的潜在威胁的对策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类个体的生命健康、人类生活群体的健康安全、人类社会的健康安全，以及人类社会代际之间的平衡与安全。
2、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公益性拓展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缺少的或不能替代的伙伴与资源。作为自然资源中最重要的活的资源就是生物多样性，或者简称为生物资源，也像任何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一样，具有它自身的特征价值，主要体现为有限性、多用途性、可更新性、区域性、可变性和计量的困难性。所谓有限性是指生物资源是有边界条件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能无限地供给；所谓稀缺性是指由于人类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生物资源本身的边界条件和有限性决定的资源稀缺性；所谓多用途性是指生物资源及其以生物多样性为骨架和主干组成的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用途几乎是全方位的，在不同的资源搭配和能量循环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和用途；所谓可更新性是指生物资源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繁衍性、自我恢复性和可再生性，但是可更新性具有明显地边界特性，因此受到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均不能超过资源本身的可更新能力；所谓区域性，是指生物资源和生物物种的分布带有明显的区域和地理位置特点，根据区域的水热条件、气候因素等，表现出突出的地带性和区域性，在地理区域的共轭性与相似性的基础上，又明显地表现出区域分异规律，即在同化前提下又显著表征为异化现象；所谓可变性是指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应的生态系统在开放的不平衡条件下不断地同外界交换物质与转移能量，在不断耗散的前提条件与进程中，形成有序地自组织的耗散结构，在相对的临界平衡状态或混沌状态下不断地推陈出新，辩证地前进，其结果可能表现为生物资源的再生、恢复、扩张、萎缩、衰减、退化或消失等；所谓计量的困难性是指生物资源的公共产品属性、不确定性、条件参数的可变性决定了对其量化的困难性特征。
对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其社会公共利益属性重点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共同体优良生存环境的保护和对生态系统保持平衡两个方面：（1）生物多样性是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基础，人类的生命维持资源、生活资源、健康资源、财富资源等均来自生态环境，其多样性决定了人类需求的多样性，任何多样性的丧失最终构成对人类生存的威胁；（2）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创造优良生存环境需求的基本要素；从局部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有利于涵养水源、巩固堤岸、降低洪峰、防止土壤侵蚀和退化等；从全局看，它有利于维持地球表层的水循环和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利于维持生物与生物之间的能量循环和守恒，从而确保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发展和质量保持将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公共利益属性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当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或削弱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危害时，法律的规制和救济是非常必要的，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生物多样性立法供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社会共益性
相对于一个生态系统而言，外来物种入侵是由原来天然存在的区域性生态系统中并没有某个物种存在，该物种借助于人类活动、自然因素或其他途径和因素越过不能逾越的空间障碍而进入新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之中，从而给新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等造成一定影响。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外来物种入侵现象主要是通过自然的传播、人类携带、有意引进等多种方式进行，其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即生态系统危害和人类健康危害，共同构成了对环境法学上“公共利益”的威胁与挑战。
在生态系统方面，外来物种入侵给其他物种造成广泛冲击，入侵物种通过适应性进化能在定居建群后迅速繁衍，在竞争中夺取必要的营养和生存空间，创建了自身的竞争优势，造成本地其他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这种竞争一般称之为“似然竞争”（apparentcompetition），包括占据生态位的竞争和威胁本土物种生存；另外入侵物种还存在化感作用，入侵植物通过向外释放一些化学物质，影响、抑制或刺激临近植物的生长与发育，从而对生物多样性构成极大威胁；此外，入侵物种还会在物种遗传方面造成物种侵蚀，是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丧失，出现某些物种的濒危和灭绝。就中国而言，我们国家遭受的外来物种入侵威胁主要体现在：（1）生物多样性丧失；（2）破坏景观生态的自然性与完整性；（3）竞争并占本地物种生态为，使本地物种失去生存空间；（4）危害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②
在人类健康方面，外来物种入侵在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同时，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物种和要素，与其他物种之间长期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系统环境，但外来物种的入侵给其他生物物种构成危害的同时，同样也威胁到人类物种的健康与安全。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遗传多样性的丧失直接给本地居住人口的生存环境构成极大影响；另一方面外来物种入侵也在很大成多上侵占了人类的生活领地和居住范围，最近报道的红蚁等外来物种已经严重侵害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有的外来物种已经将原来居民的劳作产所侵占殆尽；第三，最为严重的是，外来物种群侵害会造成人类的疾病，使原来深藏于自然生态环境中幽秘之处的某些病毒可能被激活报复或侵袭人类，如“第Ⅳ级病毒”，特别是1976年在扎伊尔、苏丹等地出现的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就是最恶劣的事例。③除此以外，由动物传给人类的疾病种类也很多，如拟杆菌署和丝杆菌属感染；炭疽；鼠疫、沙门菌；SaRS；禽流感病毒等。
通过对转基因的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和外来物种入侵防护的公益性探讨来看，其共同的目标都在于对生态系统安全、人类的生存健康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公益性之所以与一般的公益性探究有所不同就在于，其间增添了对生态利益、生态安全、生态正义等价值观的考虑，丰富了公共利益的内涵，从而为生态安全立法的逻辑基础增加了更多的理论积淀，也为其价值目标的确定和立法本位的探寻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四、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给需求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有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员（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在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同样也存在着市场，以市场的秉性和模式运行。作为维护社会安定、秩序的法律制度当然也可以设定为像市场一样的运行模式和理论，存在着供给和需求的变换统一。任何一种法律都依存于供求双方的交换才得以成为法律产品，因为它也具有社会有用性和使用价值，但同时由于法律的公共属性，决定其在市场产品属性上有别于经济学中的私人物品，而凸现公共产品的特点。除此以外，法律市场在主体和效率方面与一般的经济市场存在明显的差别和特性，法律市场的供给者主要为国家，其消费需求者体现为广大民众，法律市场的立法产品、执法产品、司法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给者都是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因此享有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垄断权；正是因为国家机关对法律市场的垄断才造就了法律市场的低效率。但法律市场的上述特性不能根本改变其与经济市场在运行模式和构成要素上的统一性，即当前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满足社会稳定和秩序要求，不能保证广大民众的多数需求时，亦不能有效满足国家机关的统治意愿和利益时，法律的需求应然而生，国家为了继续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和统治利益，保障社会整体的利益、安全和秩序，弥补法律供给之不足，通过立法等法律供给措施满足社会法律需求；此外，在法律供给中，法律生产要素资源的稀缺性，是制约供给能力的根本原因，法律供给能力的大小取决于法律生产要素的状况和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及资源配置状况两个方面，其中法律技术、法律工作者素质的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都会扩大法律的供给能力。
（一）供给需求理论的法律延伸
经济学中的供给与需求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市场的运作原理，通过供给与需求的力量互补和相互作用，产生均衡的价格和均衡的数量，从而达成市场均衡。市场均衡发生在供给和需求力量达到平衡的价格和数量的点上。任何市场的非均衡态都决定了供给和需求的重新组合和排序，或增加供给，或减少需求。供给和需求的博弈永远处在均衡的此消彼长过程之中，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需求和供给的非均衡决定了相应供给的增加。
在非经济的法律市场中，同样存在着供给需求的均衡解。当法律的供给成一定的稳定态势时，即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较为稳定的状态下，法律市场的均衡将主要取决于法律需求。法律需求决定了法律供给和法律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法律需求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和约束。
第
一、法律市场均衡与法律需求。所谓的法律市场，实际上是按照一般的市场要素和运行规律所拟制出来的以法律作为交易客体和核心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法律市场的基本构成及其变换趋势同样依赖于市场主体双方的博弈，以及由此产生的价格因素，亦即在法律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因法律的供给和需求所产生的类市场环境。按照市场运行规律来看，相对稳定的市场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基本持衡，市场的均衡态就要求市场主体双方在供给和需求上的相对均衡，任何一方发生变化，都会形成供给和需求的非均衡博弈，从而引发市场波动，通过供给增加或需求削减的方式再次达到均衡。就法律市场而言，国家或政府作为法律供给方，应当及时对市场的法律需求状态作出评估和回应，从而满足法律市场的要求，达到法律供给需求状态的均衡。法律的市场供给主要取决于法律制度约束、法律价格因素以及法律物质技术等要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现行宪法的规范范围内，根据当前市场的守法成本和违法成本的差别比较，以及立法、执法和司法技术等相关因素，决定是否在现行法律体系范围内增加或修订法律，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法律市场的需求。其中法律的价格因素客观地体现为拟供给法律的效用范围，如果其效用范围广，需求者的权益内容和范围会基于该法律的供给得到更大程度的确认或保护，从而形成守法的受益范围大于违法的潜在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供给就成为必要。
第
二、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与法律需求。所谓需求，主要有两个方面构成，一是需求主体对某种客体的愿望和欲望，一是该主体具有购买产品的支付能力。法律需求的产生同样具有一般需求的内在要求，其支付能力主要体现为市场主体对国家机关法律活动的支付能力，执法、司法机关对立法活动的支付能力。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强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法律市场主体对自身权益、集体权益的认知程度，认知程度越高，就更大程度上决定了相应法律供给的需求度和必要性。也就是说，法律市场主体，特别是法律需求者对自身和集体权益保护的认识程度愈深，其相应的法律意识愈强，对能够更大范围内保障其权益的法律需求愈大，法律的供给市场应运而生，从而相应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措施成为法律市场的必然。
第
三、法律价值与法律需求。
人们对法律的需求根源于法律的价值（秩序、自由、正义、效率），而法律的供给，仅仅是确立并实现法律的价值的过程。政府并不能直接供给法律的价值，如秩序和效率，而是通过提供法律，通过提供立法、执法、司法活动来间接满足人们的终极需求。法律的这种工具属性，表明了国家机关仅能供给中间产品——法律，而不能供给最终产品——正义、效率等法律的价值和社会目标。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探究立法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法律供给能否在法律的运作过程中实现对法律需求的满足，确认、维护或保障应当保障的权益，防范或者遏制权益侵害、受损风险的产生。也就是说，立法的供给必须能够明确确定拟供给法律的价值目标和立法宗旨，从价值目标上可以归顺法律供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
四、法律市场利益与法律需求。市场运作的机理在于交易双方或供给双方的利益交换或互补，法律需求的产生必然归因于某种潜在利益的驱动，期望通过法律供给达到确认、维护和保障权益的目标。鉴于法律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其供给和需求必然要在基本利益取向上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和意愿。当某一种利益目标变成大多数人的利益指向，相应保护改种权益的法律规范的需求就应运而生，这种法律需求会打破原有的法律市场均衡，从而引发了法律市场的非均衡态，非均衡态向均衡态的发展就依靠保障该群体利益需求的法律供给与以相对应，从而最终实现立法。
（二）生物安全立法的供求逻辑
法律需求属于制度需求的范畴，是一种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设计，虽然其供求逻辑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下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供给和需求的逻辑发展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不仅是一种非市场需求，而且是一种非物质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需求主体对某种“潜在利益”的期望和追求，是一种在已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中无法实现和获取的利益。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发于主体对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从当前的法律结构体系和制度体系来看，该种利益期盼是无法予以满足的。
上述的制度经济学的立法阐释，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说明生物安全立法的立法逻辑：
（1）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广泛。一般来说，法律需求的主体就是法律需要保护的利益主体，它既可能是一般的市场主体，也可能是国家政府，也可能是社会公众。生物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转基因安全风险、生物多样丧失风险以及外来物种入侵风险等统一构成了生物安全立法的风险体系和利益保护对象。在上述风险和利益保护的释解当中，基于对自身生命健康利益和人类世代延续的利益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主要体现为一般公众；基于对整体社会安全和秩序利益的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又将体现为国家及其政府；基于对生态系统安全利益诉求的视角，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主体甚至可以，也有必要突破原有的法律主体观念，转而确认并保护动植物，乃至生态系统的生存和安全利益。
（2）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一般不能完全在实现的规范体系中得以体现，其潜在性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法律制度所建构的利益体系的非完整性。正是因为“潜在利益”的存在，构成了法律制度体系发展的牵动力，形成一个相对稳定，但又不断地在“需求-供给”中发展的运动模式。
从生物安全本身来看，安全的主体范围非常明确，一切可以归属为生物学中的生物范畴的主体都应当在生物安全法律中得以体现，并由特定的“潜在利益”与之相对应。根据生物安全法律主体的广泛性，需要通过法律保护的“潜在利益”至少包括一般公众的生命健康利益，国家政府的安全与稳定利益，一切生物体的生存利益和相互间均衡利益，以及生态系统本身的安全利益。
（3）现实法律制度安排和规范体系尚无法满足上述“潜在利益”。建立在传统法律理论体系上的法律制度安排缺少也很难对生物安全利益提供应有的风险防范机制和保护机制：首先，生物科技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风险只是在20世纪末期才真正被人们发现和认识，科技的两面性和吊诡性只有在科学技术知识较为普及的情景下，才能被广大公众所知晓。科技发展所隐含的生物安全问题、生命健康问题、生态伦理问题等作为一种潜在的或现实的社会问题时，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才真正上升为多数人的社会风险意识。风险是一个与利益相比对的概念，它意味着主体的某类利益正在或将要被侵蚀或剥夺，当一种风险演化为一种群体性、社会性的风险意识时，相关的风险防范措施必须在整体上予以采纳或建构。法律作为一种规则和规范体系，预设人们的行为模式和行为结果，从而在制度层面上提供了一个可知悉、可预见、可防范、可制裁的规范模式，从而加快了主体的立法诉求，也推动了权力机关的立法供给。其次，现有的法律制度设计和安排都是建立在对人类自身利益的确认和保护之上，法律主体的范围也很难突破对自然人或法律拟制主体的传统认知，相应地法律的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也很难突破传统之囿。然而，就生态系统而言，彰显人类利益和智慧的科技现代化正是成就当前生物乃至生态系统风险的主要因素，现代化的反身性深刻地印证了至高无上的人类利益的局限性和短视性，也从风险的角度提出了将人类利益与生物利益、生态利益相融合的利益取向和规范模式。但就目前的规范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来看，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谱系（包括人类利益、生物利益和生态利益）仍然任重道远。
五、立法必要性下的制度安排
工业文明，特别是以生物技术发展为代表的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不确定的生物科技和科学技术本身隐含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必须在原有的法律秩序体系框架内重新建立并发展生物安全法律体系和由此产生的秩序体系。此外，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分析认为，生物安全立法的逻辑基础在于，生物安全的社会公共性强烈呼唤并要求在法律秩序下重新建构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谱系，将人类安全利益与生物安全利益以及生态安全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将人类的发展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相互联结，在利益层面确立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我们将法律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放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下加以考察，法律需求和法律供给的辩证统一，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体系的均衡给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设定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基础。
安全生产法律基本体系篇4
[论文关键词]食品安全地方立法法律体系
食品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之一，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关系到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但近年来，一系列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给消费者，给社会，给国家造成了不良影响。食品安全问题涉及到从田间到餐桌的各个方面，如果处理不好，不仅危及消费者的人身安全，严重的还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甚至是整个社会的稳定。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的高速发展，在食品工业问题已基本解决的同时，食品的卫生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全社会广泛的高度关注。食品安全成为我国急需解决的一项重要问题。
一、食品安全立法的必要性
食品安全关系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身体健康，不安全的食品进入人体，将影响人体器官，进而影响人体的健康，甚至危及生命安全。对提高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我国历来十分重视，多年以来，为了百姓餐桌安全卫生有保障，我国立足从源头做起，建立健全了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和制度，对食品安全进行了严格的质量安全监管。经过了多年不断的努力，我国产品质量总体水平得到稳步提升，主要的农产品和食品安全状况不断改善，食品生产经营秩序显著好转，这是令我们感到欣慰的事。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我国仍处在发展中国家阶段，食品安全的总水平，包括食品安全标准水平和食品生产的工业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提高食品安全依旧任重而道远。
食品安全还关系到社会稳定。由于食品安全涉及面广，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在食品安全事件一经媒体报道之后，往往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热点，直接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他们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相关的食品产业也会受到影响，导致产品的滞销，甚至是企业的破产，职工失业，激发更大更广的社会矛盾。
食品安全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发展。保障食品安全，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扩大内需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长远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内需，最主要的就是扩大消费需求。食品人人都消费，每天都消费，促进食品消费对于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意义。
二、食品安全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食品安全立法体系并非尽善尽美，我国的法律法规虽然数量较多，但是因为分段立法，单个法律法规调整范围又过于狭窄，很难覆盖食品安全的各个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还不完善，还存在着较大的缺陷，仅仅依靠一部《食品安全法》还不能解决整个社会的食品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一下方面：
（一）食品安全地方立法滞后
由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再加上不同地域的各自特点，食品安全法本身并没有把食品安全的问题全部覆盖，因此开展食品安全地方立法就显得尤为重要。但目前为止，仅有宁夏、上海、浙江和黑龙江四省市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地方法规，其他大量针对小作坊、食品摊贩的监管规范，是以政府出台的行政规章面目出现的。在“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原则指导之下，《食品安全法》的法条设置为了追求稳定性以及考虑到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平衡等实际情况，在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纳入规制范围的通知，赋予了各地省级人大常委会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监督管理的立法权。地方立法的滞后无疑导致对《食品安全法》在地方实施的细化和具体化产生了消极影响。
（二）食品安全立法系统性不强，存在法律冲突
近年来，我国在食品安全立法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现在我国虽然已经有了保障食品安全的基本法《食品安全法》，但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仍存在着系统性不强的问题。我国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由于是在不同时期制定和颁布的，被分散在行政法、刑法、民商法和我国批准参加的国际条约之中，有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还有部门的红头文件，这些法律规范之间不仅效力层次不同，而且还常常存在着相互冲突的现象，这些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法律与法规之间的冲突、法规与法规之间的冲突、不同部门的法规之间的冲突，还有地方性法律法规存在着冲突。
（三）食品安全立法的法律效力层次低
我国以《食品安全法》为主导，《产品质量法》、《标准化法》、《农产品质量法》及其他单行法为主体，《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刑法》等为保障的食品安全法律保护体系初步建立。同时我国存在着大量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规范，以政府规章为表现形式，有的甚至是政府的红头文件，法律效力较低，在执行中缺乏权威性。而且这些规章往往是由各部门自己制定，不可避免的反映的是部门的利益，从而影响到了法规的公正性和合理性。而且我国法律由于“宜粗不宜细”立法理念的影响，法律法规的条文往往过于笼统，加之法律或者法规程序性规定和实施细则制定进展缓慢，致使法律或者法规的操纵性不强。
（四）食品安全的配套制度欠缺
一部法律的条文规定得再好，也需要相应的配套制度，使法律规定得以具体实施，实现法律要达到的目标，否则再好的法律也只是纸上谈兵。例如食品安全标准制定的问题、食品摊贩、小作坊的具体监管办法未能出台的问题等等，这些都使得实际的食品安全监管效果大大折扣。比如我国没有食品溯源制度，在食品出现问题后，我们很难查出是哪一个环节没有对食品进行有效地监控，所以难以追究责任。
（五）监管机制不够完善，部门之间权责不清
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部门有多个，如卫生部、商务部、农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环保总局等等。而各个部门在食品安全执法职能上往往相互交叉，权限界定不清，这种多部门分段监管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表面上看实现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监控，其实不然。在实际运行中，各个监管部门只能难以明确划分，职能衔接上存在不少漏洞，容易出现监管的空白地带。由于监督管理主体不明，监管职责不清晰，出现了各个部门相互推诿、效率低下的现象损害了食品生产经营者和广大消费者的权益。
（六）小作坊、食品摊贩的管理制度地方性法规有待进一步加强
《食品安全法》已经制定实施两年多。根据其规定，各地有权依照《食品安全法》制定本地区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摊贩管理办法。食品小作坊和小摊贩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遍及城乡。规模小、分布散、条件差等问题是其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导致食品小作坊和小摊贩安全隐患多，但另一方面，食品小作坊、小摊贩肩负着补充市场经济和调节人民生活的重要作用，这决定了它是食品安全地方立法的重点和难点。
三、完善食品安全立法的对策
（一）要加强食品安全地方立法
《食品安全法》的顺利实施，需要一系列配套法规的支撑。而一部能够兼顾国家性与地方性的食品安全保障的地方性法规，是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法律生命力与实践性的重要保障。大力加强食品安全地方立法，一方面可以落实细化国家法律，另一方面更有针对性，结合本地实际问题的实用性越强，法律的实施效果也就越好。
（二）建立科学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食品安全法制建设应该包括食品安全的立法建设、执法建设和司法建设等方面，而执法和司法又以科学健全的立法为基础，要发挥好食品安全法律的功效，就必须建立起一个科学的食品安全法律结构。食品安全的立法应该分层次的解决好基本法与部门规章还有地方性法律的统一和效率关系，应以《食品安全法》为核心，以食品标准方面的法律、产品质量方面的法律、消费者权益法为支撑，以国务院实施条例和各个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国家食品标准和行业标准等细化规则为组成部分，构成一个科学合理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三）提高食品安全立法层次
在食品安全的立法过程中，应注意提高食品安全的立法层次，避免部门行为立法。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相关的法规和规章带有很大的部门立法、行业立法色彩，不能照顾到社会整体利益。因此，在今后的食品安全立法过程中，应当更多地交给全国或者地方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这样可以使立法脱离部门利益的牵绊更多地体现立法的公正，也能提高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效力层次，使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有更大的约束力。
（四）建立并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
《食品安全法》是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基本法，是制定从属性的食品安全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依据。《食品安全法》中很多条文只是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在实际的法律执行过程中，由于缺乏细化的标准，往往陷入“无法可依”的困境。要更好地执行《食品安全法》还需要相应的列配套法规，特别是具有技术性的可操作内容。
（五）进一步完善监管体制、机制，明确部门职责
我国食品安全管理体制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中央统一领导、地方政府负责、部门协调指导、各方联合行动”。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各级政府应建立食品安全领导责任机制，强化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一个运转协调高效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另外，应该将食品安全委员会定位为常设实体性机构，提高其权威性和执行力。其次，应加强食品生产、加工、运输、储存、销售等各方面的监管。通过食品安全全程监督，对灾害的风险防治作为实施问题食品召回制度的基础。第三，要加强地方执行力，加强国家法律监督工作的有效实施，要及时堵住安全监管的漏洞。最后，要完善信息服务。针对当前食品安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应当建立食品安全信息收集和制度，做到信息的公开透明，引导食品的生产和消费。
安全生产法律基本体系篇5
关键词:完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反思
在这个经济不断发展的二十一世纪里，全国人民在我国的带领下逐渐奔向小康。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越发地看重自身的健康问题，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就导致消费群体对食品的质量和安全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近年来，从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不断曝光以后，消费群体逐渐对我国的食品安全失去信心。从2008年9月起，曝光最大的一个食品安全问题———“三鹿奶粉”事件，就引发了全世界人民的关注。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食品在生产和经营的过程中逐渐曝光出一些严重的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问题，就像“三鹿奶粉”事件一样，奶粉含三聚氰胺，喝了对小孩子的身心健康带来巨大的损害。不仅如此，当年此事曝光后，不仅牵涉甚广，影响范围广，还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这个事件也是凸显了我国在食品安全管理上出现疏漏的首要重大事故。食品的安全是保障人民生活最基本的条件，若是不能将我国一些不法分子绳之于法，那么将会给我国群众带来严重的身心伤害。食品生产不能达到标准，那么人们的身心健康就没办法保障，那么国家的发展和兴旺也会受到影响，国际贸易固然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长久下去必定会导致社会的被和谐。因此，我国应该要建立一个完善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管理的漏洞，并对一些不法分子严重惩罚，这样才能以作警惕。
一、我国在食品安全上的概念的界定
于2008年9月曝光的由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生产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含三聚氰胺的事件之后，由于影响甚广，造成的经济和人们身心健康损失大，因此引起了我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所以于2009年的2月，在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上，为了提高我国的食品安全管理监督，第七次会议就通过了《中华民族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其附则第九十九条明确地规定:“食品安全，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那么由此可看出，我国在食品安全管理监督上已经开始作出调整，并且明确界定了食品安全的概念。从根本上防止了不法分子钻法律的空子。
二、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我国在食品安全监督的分配上出现一些漏洞和弊端。从目前情况上看，监督管理食品安全的有卫生部、农业部、商务部、环保部、质检局和工商局等。这些部门的只能互不相同，但是又不是完全地相互独立。而且对于食品安全管理的部分还有些部门存在着职能职责重复的现象。因此，这就导致部门之间的职能分配出现漏洞和衔接上出现严重的问题。那么这样就难以形成合适的一种执法合力，甚至会导致各个部门之间有可能出现一些利益的冲突，而每个部门之间的工作时协调和协助的关系，并不是上下级的关系，那么在出现问题和冲突的时候难以调节，这样就更不利于食品安全的管理和监督了。其次是监管部门的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关系不顺畅。现在的管理和监管机制存在的问题就是中央的管理部门和地方的管理部门衔接不上，共同管理的时候会出现疏漏，地方政府容易抓住法律的漏洞，利用自己的立法权和财政手段，使得当地的食品安全管理机制专门为本地区服务，那么这样做就等同于轻视我国的整体利益。现在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机制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管理的，中央的国家机关与各级地方政府的管理部门或者是组织机构都有相对应的单位，就好比中央政府有农业部，对应地方政府就有农业厅或者农业局。但是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财政不只是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共同支出，有些还是地方政府自己承担管理单位的财政支出。因此，又导致部分个别地方政府利用自己的职权，限制了该地的食品安全管理部门和组织，专门为该地服务。这样就会对人们的财产和生命健康带来损害。再有就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食品安全管理上的职能分配不明确。自2003年起，我国为了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监督和管理，就在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基础上，组建了一个新的部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这个新建立的部门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它主要的只能就是保障群众的食品和药品上的安全，对食品、药品安全进行监督和组织协调。并且负责我国的食品、药品上的相关决策和领导，收集相关的资料和信息，然后对外。从整体上看，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只能是具有全局性、总体性的。实际上，在管理监督的过程中，实际的细部职能有部分是被其他部门分割。在这样的情况下，部门之间就会产生矛盾，一般情况下部门之间私下协调一般是无法达到最佳效果，但是又不能让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面协调，因为这样就会导致面子上尴尬，并且尾大不掉。
三、国外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法律体系的考察
美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众所周知，美国享有“食品供应最安全的国家”的美誉。虽然这是他们自称的，但是也不无道理。在美国，他们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在职权分配上是非常公平且合理的。因为美国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特点就是立法、司法和执法机构都是各司其职的，互相独立但是又互相联系。美国的国会是立法机构，主要就是负责制定适合美国国情的一套食品安全相关的法令，并且在制定完毕之后出来。在实施的过程中，还要起到监督监管的作用。而美国的执法机构就是要根据国家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贯彻实施。并且，执法机构是有权力去修改和补充国会制定的法令的，而且这些法令每一年都会在美国的一本杂志上，这本杂志叫《美国联邦法规汇编》，在美国是一本比较有名的杂志。美国的司法部门，在执行法律的时候是非常公正公平的，在法规无法解决某些特殊的问题的时候，就由司法部门进行审判，通常都是根据以往的惯例进行判决。日本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作为发达国家之一，日本的食品安全也是备受关注。但是一直以来，日本在食品供应上也是做得很好，他也是世界上公认的食品供应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有趣的是，日本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上跟美国有点相似，就是也是“三权分立”。也就是也是司法、立法和执法机构在监督管理的过程中职能是相互独立的，但是也是互相联系的。日本在2003年，由参议院制定的简要的《食品安全基本法》文案，在该年的5月份正式通过，并且于同年的7月份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这个《食品安全基本法》可以说是日本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上的“母法”，它为日本后来所修订的各项法律法规中提供了最基本的条原则和指导方针。日本在管理的过程中，不断地修订合适自己国家的条例，并且做到以国民为主，不贪图私利。所以到现在，就成为了我们所看到的，有着安全食品的一个经济发达国家。
四、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的首要对策
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和日本的经验，抓住时机修订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尽早建立一个完善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为了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的首要对策是明确我国的食品安全法的立法原则。所谓的立法原则，就是一部法律的灵魂，是保证一部法律的层次性和整体性的前提。因此，要想制定一个合理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就应该明确这部法律的立法原则。那么，从根本上看，由于目前我国并没有关于自己的食品安全法典，所有的一些关于食品安全法律的条文都是分散在其他的法律当中，就比如食品卫生法、农产品质量安全阀等等。这就导致了无法整合市场上的整个食品安全生产的关系，也不能很好地解决法律上的一些冲突和实际问题。因此，在制定新的食品安全法必须要贯彻以下几项基本原则:一是消费者利益为上的原则。消费者是食品的主体，制定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也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因此，在制定新的食品安全法的时候，要注意以消费者的利益为上，进而从根本上达到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二是风险分析原则。每个食品安全线获得批准之前，食品的企业都应该对这些食品进行充分的风险认定和风险分析，从最基本的角度考虑食品存在的安全隐患，并且还要充分认识食品安全存在的隐患会给人们的生命安全带来多大的威胁和影响，以及如何采取措施，去减少或者消除这些影响。增加一定的风险分析，是能使得审批的程序变得更加规范。三是全程跟踪原则。食品在生产的时候是最值得关注的，而视频的生产是一条产业链，这个生产的过程中每一个连接的部分和环节都有可能产生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因此，新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要针对食品的生产全过程给以充分的关照。例如食品在种植、采购、储存、销售和运输等等环节，都要有相应的一些法规体系来约束，并且要求各个企业要严格按照规定来进行，以防在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以至于输送一些不安全食品进市场，危害人们的生命健康。
总之，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人们的生活条件也逐渐好了起来，许多家庭都过上了小康的生活。但是有着高收入不一定能买到高质量的产品，今年来我国逐渐曝光的一些食品安全问题逐渐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人们群众对我国的食品开始失去信息，在这个时候，我国要努力完善食品的安全法律体系，并从根本上解决食品的安全问题，严惩一些不法分子，使得我国人们能重新拾取对食品安全的信心。为了不给我国人民带来严重的生命健康损害和经济损失，我国要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反思目前的食品安全管理模式和机制，再制定出一套适合自己的食品安全法律，这样才能保障得了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经济的发展。
作者:丁萍单位: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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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臧敏，季任天．日本肯定列表制度探析———以食品安全标准为视角［J］．标准科学，2010(03)．
安全生产法律基本体系篇6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安全发展”原则，通过广泛、深入、扎实地开展安全生产法制宣传教育，传播法治安全思想，推进依法治安实践，提高全体安全监管人员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着力推进“法治”建设进程，坚持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坚持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全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营造良好的法治安全环境。
二、基本目标
“五五”普法期间，组织全体人员深入学习宣传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和同志关于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以及党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学习宣传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律，有计划、有步骤地普及安全生产法律知识以及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规程和标准，特别是有关政府依法行政的有关法律知识。通过学习宣传教育，全面提高全县安监系统干部、职工的法律素质；提高全县安监系统依法管理、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水平；提高全县安监系统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理论水平及依法决策、依法管理各种事务的能力；提高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和广大从业人员的法制观念和安全生产法律意识。坚持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与加强法制监督相结合，推进依法行政和法制化管理；将法制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相结合，促进以法治安和法制安全建设，为安全生产监管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素质和依法行政水平的提高创造良好的条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法制氛围，努力开创安全生产法制宣传教育和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工作新局面，促进我县安全生产状况的稳定好转。
三、主要任务
按照上述指导思想和基本目标，“五五”普法规划学习的主要内容是：
（一）邓小平同志的民主法制理论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及同志关于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
（二）《宪法》、《刑法》(修正案六)、《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婚姻法》、《公务员法》等与公民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
（三）《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与安监系统行政执法相关的基本法律；
（四）《安全生产法》、《矿山安全法》、《劳动法》、《职业病防治法》、《消防法》、《建筑法》等与安全生产相关的基本法律；
（五）《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有关安全监管的行政法规和国家安监总局制定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及监察部和安监总局令《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等行政规章；
（六）《省安全生产条例》、《省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等省制定的有关安全监管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政府规章；
（七）新出台的与安全监管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四、工作原则
（一）坚持分类指导，加大公务员和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培训力度。一是按照以点带面的方式，认真组织行政管理人员的法律知识培训。采取法制讲座进行专题授课与个人自学相结合的办法，使行政管理人员了解和掌握《宪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国家公务员法》等与本职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制理论水平和依法用权、依法决策、依法管理的能力，努力实现领导方式、管理方式的转变，成为学法、用法、守法的表率。二是按照学以致用的原则，认真组织公务员的法律知识培训。根据国家和省立法进程，结合行政执法人员的特点，编制年度普法计划并抓好落实。通过采取“一法一训”、“一法一考”、现场办案教学、案件会诊等形式，调动执法人员学法用法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二）强化依法行政，保障和促进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落实。岗位责任明晰、工作程序透明、权力监控有力、执法行为规范，是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基础，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安工作的重要环节。一是建立和健全规范安监行政执法的配套制度。全面推行行政执法目标责任制、办案质量责任制、错案责任追究制。二是全面提高行政执法的规范化水平。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提高高危行业市场准入门槛，强化市场准入的程序监督、资格审查、行为监管，进一步提高市场准入的规范化程度；加强对安全生产的日常监督管理，健全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办案质量考核制及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把内部监督贯穿于行政执法的全过程；逐步实现内部法制监督的“四个延伸”即：从对案件处罚结果一个环节的核审监督向立案、采取强制措施、执行等各个主要环节的检查监督延伸；从对单一行政处罚案件的监督向许可、检查等各种行政行为的监督延伸；从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监督向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延伸；把监督的重点从机关延伸到基层。通过经常性监督与随机性监督、全面监督与个案监督、静态监督和动态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增强行政执法监督的有效性，进一步促进全系统行政执法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三)积极开展法律“八进”活动，逐步提高法制化管理水平。根据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特点，围绕全县当前安全监管监察工作中心任务，突出抓好“法律进机关”和“法律进企业”，做到有组织、有计划有、有教材、有阵地、有考核，切实提高全县安全监管监察人员依法行政水平。增强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和广大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法律意识。同时，积极推进安全生产法律进学校、进社区、进单位、进乡村，为全县安全生产工作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四）丰富宣传手段，努力创造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环境。要结合本地区的特点，认真分析新形式下安全监管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解决新问题的新方法、新途径，不断丰富宣传教育手段。深入学习宣传《安全生产法》、《矿山安全法》、《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等安全生产专业性法律法规和《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等通用性法律法规，积极做好“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宣传教育活动，集中开展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利用每年6月份开展的“安全生产月”活动，采取一系列新的宣传手段和方式，将原来面向企业、面向职工的宣传，逐步发展为面向社会、面向全体市民的更广泛的宣传，突出“以人为本”的宣传理念，贴近企业、贴近职工、贴近市民，加强宣传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做到“电视里有影、广播中有声、报纸上有文”。加强对农民工的安全生产知识和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使其掌握相关作业规程，强化对作业场所有害因素和危险源的识别，提高其自我保护能力，借助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五、普法对象
“五五”普法规划的对象是：县安监系统局机关干部、职工；重点对象是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生产一线的从业人员，特别是矿产资源开采、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生产和烟花爆竹生产等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
六、组织领导
县安监局成立“五五”普法领导小组，由刘局长任组长，孟副局长任副组长，赵同志、孙同志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承担日常工作。
七、实施步骤
“五五”普法工作规划从年到年，分三个阶段实施：
(一)宣传发动阶段：年上半年。主要任务是制定五年普法规划，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营造浓厚的学法氛围。
(二)组织实施阶段：年下半年至年。根据县“五五”普法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和要求，联系实际，有针对性地制定年度工作计划，突出工作重点，做到部署及时、措施有效、指导有力、督促到位，确保“五五”普法规划全面贯彻落实。年开展中期检查和评比表彰。
(三)检查验收阶段：年。在局党组统一领导下，对“五五”普法规划实施情况组织全面考核验收，总结表彰先进典型，为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启动做好准备。
八、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应实行第一责任人负责制，对全部工作负有规划、领导、组织、协调、抓实的责任，并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
（二）建立健全领导干部法制讲座制度和重大决策前的法律咨询审核制度。局机关要定期开展领导干部法制讲座和理论中心组学法，一年不少于四次；干部要带头学法用法，党组每年要举办以学习法律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学法活动；健全在重大决策前法律咨询审核制度，提高依法行政水平；逐步建立全系统中层领导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制度。
（三）实行目标管理。各单位要按照新的职能分工，每年制定工作计划，并分解到具体部门和人员；落实目标责任奖惩办法，追究主管人员和主管领导的责任。每年年底，将本单位工作情况上报县普法办公室。
安全生产法律基本体系篇7
关键词：食品食品安全法律发达国家
中图分类号：DF5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6—68—02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不断凸显，亟需解决。发达国家在食品安全法律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深入研究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法律的有益做法，对于加强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建设有着重大的启示作用。
一、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法律
1.美国。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对食品安全构建了严密的监控系统。美国的宪法规定了由政府的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部门共同负责国家的食品安全工作，在国家食品安全体系中承担着各自的责任。为保证供给食品的安全性，国会负责制定并颁布法令，各执法机构负责贯彻国会颁布的法令，并依据法令法律确保食品安全，司法机构负责对执法过程中引起的争端作出公正裁决，确保立法决策的科学性、透明性和公众参与性。
美国的食品安全法律，既有《食品质量保护法》等综合性法律，亦有《联邦肉类检查法》等十分具体的法律。美国食品安全法律主要有：《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联邦肉类检验法》、《禽类产品检验法》、《蛋产品检验法》、《食品质量保障法》、《公共健康服务法》等。相关法有：《生物恐怖法》、《受控制物质法》、《受控制物质进出口法》、《公平包装和标签法》、《联邦反贿赂法》、《联邦食品和药品法》、《联邦进口牛奶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罐装牛奶法》、《食品和药品管理现代化法》、《Gatt乌拉圭回合专利条款》、《铅印中毒预防法》、《卫生食品运输法》、《茶叶进口法》等。
奥巴马上任后，对美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又进行了改革。美国众议院于2009年通过了食品安全加强法案，并提交拳议院审议。此法案为美国“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作出70年来最为重大的修正。该法案赋予了FDa多项新权限，包括给予FDa制定农场初级原料生产标准、强制回收受污染食品、扣留不安全食品、限制或禁止来自某个地区的不安全食品流通，以及就可能违规情况索取相关数据等新权限，甚至要求FDa发展一套能够完善追查食物污染来源的追溯系统。
纵观美国食品安全立法，它有两个特点：一是涵盖面全，适用范围广。美国很早就进行了食品安全方面的立法，目前，美国有关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相对较完善，覆盖范围广，适用对象多，基本包涵了所有的食品，同时制定了相对完善的食品安全标准和监管体系。二是法令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完善。国会赋予管理机构很大的权力。在有威胁公民健康的新情况出现，而法律法规还未涉及到的状况下，管理机构可以依据自己的灵活性，对规章进行相应的修订，从而使管理部门能以先进的方法来解决新出现的食品问题。
2.欧盟。欧盟历来高度关注食品安全。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欧盟形成了比较严谨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发表于2000年的“食品安全白皮书”是欧盟新食品政策的基础，它提出食品安全管理的指导原则应当是采用从农田到餐桌的综合管理，包括饲料生产、食品原料、食品加工、储藏、运输直到消费的所有环节。根据《食品安全白皮书》，2002年欧盟成立了食品安全局（eFSa），作为独立于欧盟其他部门的独立机构，在食品安全方面向欧盟委员会提供建议。eFSa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危险性评估，独立地对直接或间接与食品安全有关的事件提出科学建议。此外，eFSa还对转基因饲料与共同体法规和政策有关的营养问题等提出科学建议。
目前，影响欧盟食品安全的重要法律包括欧盟食品法（eC）no.178/2002，欧盟食品安全与动植物健康监管条例（eC）no，882/2004，动物源性食品生产、加工、流通等管理的动物健康条例（2002/99/eC），《通用食品法》、《食品卫生法》以及一系列的食品安全规范要求等。
欧盟新食品法，即欧洲议会与理事会178/2002法规，于2002年1月28日正式生效。该法是欧盟迄今出台的最重要的食品法，填补了在欧盟层面没有总的食品法规的空白，其宗旨是通过统一手段，为欧盟创造一个有效的食品安全管理框架。它强调了关于食品法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明确了欧洲食品安全管理机构的基本职责以及有关食品安全的管理程序。食品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五个方面：食品安全必须考虑整个食物链；风险分析是食品安全政策的基础；所有食品生产与经营者必须对食品安全负责；产品必须在所有食物链环节中具有可溯性；消费者有权从公共机构获取准确的食品安全信息。
3.日本。日本与食品安全有关的法律以食品卫生法为基础，包括《屠宰法》、《禽类屠宰管理与检查法》、《加强食品生产过程中管理临时措施法》、《健康促进法》、《农林物质标准化及质量规格管理法》、《食品与农业农村基本法》、《食品安全基本法》等。
2003年5月颁布的食品安全基本法规定：“保护国民健康是首要任务”，“在食品供应的每一阶段都应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政策应当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并考虑国际趋势和国民意愿”，充分体现日本政府强调食品安全管理应当建立在科学与充分危险流的基础上的原则。日本食品安全委员会根据食品安全基本法，作为独立的机构负责开展危险性评估并向管理部门提供管理建议，与社会各界开展危险流，处理突发性食源性事件。
日本政府对食品安全管理的角色定位有一个显著特点，即重视各机构的协调，专门成立负责协调的管理机构，以充当各部门沟通、协调的角色。它的下属管理机构有三个：日本食品安全委员会、农林水产省和厚生劳动省。日本劳动厚生省负责食品卫生的危险性管理，农林水产省负责农林水产品的危险性管理，食品安全委员会负责危险性评估。三部门均与食品生产者、消费者在相关领域进行危险流工作。
日本食品安全管理的各个部门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国立技术部门只负责技术支持，它们没有法律所规定的行政权力，处于中立方的角色。
二、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法律对我国的启示
1.完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美国是一个法制国家，在食品安全领域也不例外，至今已出台了十多部核心法律，内容涉及食品安全的各个方面。而我国有关食品安全管理的法律还比较少，涉及的内容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如职责模糊不清，对某些具体的问题没有做明确的规定等，导致一些企业利用法律政策漏洞危害公共安全。因此，要积极借鉴美国等国有益经验，尽快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强化食品安全法律责任，明确食品安全标准，完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
2.法律贯穿食品供应的各个环节。食品安全必须考虑整个食物链。在整个食品供应的各个环节，都有可能受到各种危害的影响，安全的食品是通过对从食品的生产到消费进行有效控制的结果。食品安全法律应覆盖从生产到消费的食品链的所有环节，包括化肥、农药、饲料的生产和使用；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储藏和运输；与食品接触工具或容器的卫生性；操作人员的健康与卫生要求；食品标签提供信息的充分性和真实性以及消费者的正确使用等。
3.建立综合性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成立一个综合性的食品安全领导、监督、管理机构，有关食品安全的问题都由它统一监督、管理、问责，使各个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能互相配合，有效运作，类似于日本的食品安全委员会，综合协调政府、企业、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多层次、多主体、多方面的管理食品安全目的。
4.建立食品安全信息公开制度。食品安全信息公开，一方面是指消费者具有知情权，有权获得所消费食品真实完整的信息；另一方面是指法律法规、标准的修订与执行应在公开、透明、互动的方式下进行，消费者拥有获得政府立法和管理信息的权利，并能够通过正规渠道提出自己的意见；发生食品危害时，政府应及时向消费者预警信息，促进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交流。欧盟、美国建立十分完善的食品安全信息网络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
5.食品安全标准化。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是食品安全的重要保证。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十分重视标准的研究与制定工作，如美国政府每年有7亿美元的经费支持标准的研究与制定；日本1999—2001年投资数亿日元，历时两年多完成了日本标准化发展战略的制定任务。美、日等发达国家均把基于健康保护为目的的食品安全标准作为标准化战略的重点领域，发达国家目前采用国际标准的面很广，某些标准甚至高于现行的CaC标准水平。另外，标准的制定与实施被赋予法律的内涵和给予法律的保证，实现了技术要求与法律权威的有效结合。发达国家的上述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安全生产法律基本体系篇8
(一)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和规章
截至目前，我国已制定出40多部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全国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管理办法》、《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等。诸多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已经逐渐系统化，形成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和法规的集合法群与总体框架，且日趋科学合理。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和认证制度
国家质检总局于2002年推出了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主要包括:生产企业必须经过基本生产条件审查;产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和法律、法规要求，是经过检验的合格产品;合格产品进入市场销售时，必须加注QS(QualitySafe:质量安全)标志。当前，我国多部门对农产品进行多种形式的质量安全认证:农业部设立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分别对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进行认证管理;国家环保总局成立有机食品发展中心对有机食品进行认证和管理;国家农业部、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等三个部门对地理标志产品(农产品)进行认证、监督和管理。
二、存在问题
(一)部门多头监管、效率低下
不同管理部门负责农产品链的不同环节(见表1)，造成了多个部门“多方散分、齐抓共管”的局面。部门的多头管理，中间缺少必要的协调和沟通，致使出台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的执法效率大打折扣;若出现了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也易出现相互推诿、问责无人的现象。管理机构之间权属关系模糊，监管内容亦有重复，不但加重了市场主体的运营成本，一定程度上浪费了管理资源，而且也会发生许多矛盾，引致各部门之间监督和管理权限相互摩擦与冲突。
(二)法律法规体系存在缺陷
我国有一部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和法规出台时间较早、覆盖面不宽、标准不高，难以适应现阶段广大消费者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新需求和新变化;部分相关法律、法规、条例和制度比较笼统，可操作不强，具体实施起来或多或少“无章可循”;一些法律和法规的兼容性存在相互交叉和矛盾、执行部门协调不一致等状况;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缺乏规范性和持续性，背离了制定法律和法规的初衷，降低了它们应有的效力。
(三)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认证及检验检测体系问题突出
1．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
我国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截至《食品安全法》公布施行前(2009年2月28日)，已有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等国家标准2000余项，行业标准2900余项，地方标准1200余项，基本建立了以国家标准为核心，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为补充的食品(农产品)标准体系。受食品(农产品)产业发展水平、风险评估能力等因素制约，现行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1)各部门分别制定各自的相关标准，虽总体数量较多，可相互间既有交重、又有脱节，其协调性和衔接程度较低;(2)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中的个别重要指标和标准存在缺失，尚不能满足当前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需求;(3)一些标准标龄较长，通用性不强，部分标准、指标欠缺风险评估依据，影响了其科学性和合理性;(4)相关标准技术性强、执行要求较高，需加强宣传、培训和贯彻实施。
2．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体系
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经过不断探索，业已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1)认证种类繁多、标准多重且不统一;(2)相关监督和管理部门对认证后食品(农产品)的监管机制不健全，存在惩处不严、执法不力的情况;(3)认证体系仍不完善，缺少专业技术人才;(4)认证知识普及率不高，致使认证产品不能得到社会认可。此外，我国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方面的宣传力度还很小，政府、企业、生产者(农户)和消费者等各利益主体未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的重要性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有些农产品虽然已经具备了申请和认证条件，可对农产品的认证意义认识不充分，觉得其农产品只要能以自己认为不错的价格卖出去，没有必要将资金和精力投入到认证的注册、认证及管理上，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认证。
3．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
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体系、标准体系与检验检测体系互为补充，促进了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发展。目前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存在的问题是:(1)相关职能机构、部门设置重复，相互间协调性差，效率低下;(2)部分质检机构、实验室环境条件较差，检验检测设备老旧低效，检验检测手段比较落后;(3)质检机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缺乏高、精、尖的技术型人才，同时也缺少管理型人才;(4)质检机构的地域分布不均衡，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质检机构、实验室的建设滞后，基层设置几乎空白。
三、发展策略
(一)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
法律法规体系、质量监管体系和行政管理体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在农产品管理体系中，法律法规体系是基础，质量标准体系是依据，行政管理体系是主体(周应恒，2008)。只有明晰各部门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认证条件确认与申报、生产(种植)标准和技术规程的制定和评价、生产基地和市场流通中相关的检验检测等技术鉴定和质量安全监管等工作职责，才能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共同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因此，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需要从法律法规体系、质量监管体系和行政管理体系方面着手:
1．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法律法规体系
颁布实施专门的食品安全法，在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的基础上，对其强化和完善;对当前诸多种类繁多的法律法规进行梳理，摈弃那些“过时”、“不适用”的“旧法律法规”，完善整个法律法规体系;加大触犯或违犯农产品法律法规的处罚力度。
2．健全质量安全标准、认证及检验检测体系
继续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标准及认证的研究及修订，建立和完善一套既符合当前我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认证体系，合理设置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和认证体系的层级构成。引进国际领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技术，建立统一、高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
3．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行政管理体系
梳理各个农产品(食品)管理部门的权责关系，进一步调整、明晰其监管职责，尽可能减少监管部门之间的相互推诿;建立和完善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信息披露机制;建立和完善农产品(食品)安全预警和应急机制;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农产品(食品)控制体系。
(二)建立质量安全信息可追溯系统，明确供应链各环节责任
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可追溯系统的宣传，增加对信息可追溯系统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如:电视、报刊、杂志、培训等)，促进对加贴信息可追溯标签农产品的消费和购买。另外，加大对加贴信息可追溯标签农产品的供给，通过多种途径降低加贴信息可追溯标签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为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和信誉，要积极指导注册人规范使用、管理商标标识，对违反标准的生产者(农户)或企业吊销“三品一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地理标志产品)的标识使用资格。推广使用商标防伪标签技术，利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编写条形码、保存相关记录，从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的各个环节进行追踪，当农产品出现质量安全问题时，便可进行信息追踪，尽快发现问题所在环节并进行控制，从而明确供应链上各利益主体的相应责任。
(三)加强对质量安全农产品产业发展的财政支持力度
地方政府可对从事质量安全农产品生产农户或企业进行专项补贴，使之“有利可图”，这样才能极大地刺激质量安全农产品的生产积极性;大力扶植和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特别是从财政资金上给予倾斜或补贴，更好地发挥其在农产品生产技术标准化、质量安全性及销售中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运用财政资金支持质量安全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建设、基地农户标准化的生产技术应用和推广工作等，以期保证生产基地能够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出符合标准的质量安全农产品;大力扶持从事质量安全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企业，从财政上支持其销售方式和渠道的拓展，如:举办质量安全农产品展销会，建立网络销售平台，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等。
(四)加大对质量安全农产品的宣传力度
大力宣传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重要意义，让生产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企业等利益主体充分认识到，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对于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提高、农民增收以及整个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另外，也要加大消费者对质量安全农产品的认知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了解和认知，通过相应的市场营销策略，努力做到让消费者可有效识别并及时举报有质量安全问题的农产品，充分发挥消费者在维护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作用，唤起社会上每一位消费者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保护意识，从简单的保护意愿转化成切实的行动。
安全生产法律基本体系篇9
一、努力提高执政能力。党和政府执政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实现好、保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各级政府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如果一个地区、一个行业，重特大事故不断，今天这里死人，明天那里爆炸，老百姓没有基本的安全感，党和政府执政能力就会受到质疑，执政形象就会受到影响。各级政府、各部门领导要把安全生产作为“基本国策”之一，并将安全生产工作的中长期规划及年度计划纳入各级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及年度计划。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将安全生产工作纳入摆上各级党委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各级党委工作部署、落实、检查的内容，切实落实各个层面上的安全生产责任制。一是政府层面上。主要负责制定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标准和安全准入条件，对安全生产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并通过规划布局、结构调整，强化宏观调控，督促地方和企业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二是各有关部门层面上。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和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依法实施监督管理，督促和指导生产经营单位不断强化安全基础。各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依法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对违反安全法律行为实施行政处罚。三是生产经营单位层面上。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依法保障必需的安全投入，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扎实做好安全基础工作。四是社会层面上。全社会应大力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舆论氛围，形成舆论监督、群众监督机制。重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为安全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这四个层面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构成了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体系，必须统筹协调，形成合力，总体推进。
二、加快安全监管体系建设。加强安全生产监管体系建设，是确安全生产的法规制度落实的关键。一是要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制进行调整与改革，合理界定、划分安全生产综合监管机构与专项监管机构的工作定位、工作层次及职能范围，确立统一、高效、权威的安全生产综合监管体系，逐步将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定位于行使安全生产国家监察、监督的职能，对于目前承担的危险化学品、矿山安全等专项监管职能及部分工矿商贸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管职能则应淡化带行业主管部门性质的直接监管的色彩，并参照国家煤矿安全监察的模式，走国家监察的路子，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安全生产责任主任的作用。二是健全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体系，将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机构逐步从现在国家、省、市（地）、县（市、区）、乡镇五级设置，或在四级设置的基础上，在乡镇设立安全生产监管站或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所，作为县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也可以对现有乡镇的安办实行双重领导，由县（市、区）级安监机构进行业务领导，在对其现有人员进行培训的基础上，对乡镇安办进行安全生产监管的有限授权，强化乡镇安办在安全生产监管上的力度。对村居则应充分发挥村（居）委会的自治作用，成立相应的安全机构负责本辖区内的安全生产工作。企业则应按《安全生产法》的规定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设专兼职安全管理人员。三是充实各级安全监管机构的力量，并配齐其日常工作运行所必需的设备、交通工具等，保证必需的工作经费，同时逐步改善优化人员结构，增加法律、化工、建筑、机械、矿山方面的人员，并通过不断的培训教育，提高监管队伍的政治、业务、技术素质。四是加快安全生产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及中介服务机构的培育，并管理好安全生产中介服务市场。五是建立集中、统一和垂直的管理体系。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职责特点是依法行政、依法监察，这就要求其管理体系必须是一个集中、统一和垂直的管理体系。鉴于现行的管理体系，可逐步推行省以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垂直管理体制，在人事调配上由省局统一任免，以保证集中高效灵活的管理机制。
三、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夯实安全生产工作的基础，是生产安全的根本保障。一是加大政府投入。增加安全生产资金投入，是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适应向公共财政转型的需要。各级政府要逐年安排一定的资金，用于社会公共安全事故隐患的整治投入，配套必要的安全防范、施救设施；对历史遗留的重大隐患要加快整改，弥补安全欠帐。加大对煤矿、危险化学品、交通等高危行业的安全投入。二是生产经营单位要依法加大安全投入。各种所有制企业都要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安全设施建设，淘汰危及安全的工艺设备，抓好隐患整治，逐步完善安全生产设施。应用现代科技特别是信息化手段，提高安全装备水平，建设完善安全生产监测和防范设施，提高综合防范能力。所有新建、扩建、改建的工程建设项目，必须严格执行“三同时”，即安全设施和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使用，绝不能以节省投资为借口削减安全生产的必要设施。三是要认真落实安全生产经济政策。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全面落实安全费用提取和风险抵押金政策，做到应提尽提，应缴尽缴，专款专用。对不按规定提取、使用安全费用的，要依法予以严肃查处。四是要在高危企业积极推行雇主责任险和商业人身意外伤害险，强化企业安全责任意识，减轻企业事故赔付成本，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四、加大安全生产执法力度。安全生产工作的主体是企业，但安全生产工作必须实行政府的日常强制管理，通过监察督促等方式，确保企业单位认真落实安全生产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一是要加强安全执法。行政执法是法律法规赋予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一项重要的法律手段，只有通过现场执法，才能消灭事故隐患，才能有效地保护职工的生命安全。各级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和负有安全监管职能的部门要认真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神圣职责，全面加大执法力度，树立执法权威，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行为，做到以强化执法推动专项整治，以强化执法推进行政许可，以强化执法加强安全管理，以强化执法促进隐患整改，以强化执法增强企业安全责任意识。二是要加强日常监管。要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岗位责任制等企业安全生产保障制度落实情况的检查，凡检查中发现责任制形同虚设或落实环节有缺失的，要采取经济处罚的办法促其整改。各级政府是安全生产的监督主体，要切实落实各级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及出资人机构的监管责任。三是突出执法重点。对事故多发地区和企业、事故多发的行业和领域，要实施重点监管监察，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加强事故分析，把握安全生产工作规律，有计划地组织开展专项执法，防范重点灾害，整改薄弱环节。四是加大处罚力度。对发生重伤和死亡事故的、不按要求整改事故隐患的、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具备相关的安全生产资质的要加大行政处罚力度。五是严格事故查处，强化责任追究。要坚决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对所有事故都要及时认真组织调查，对有关责任人员特别是负有领导责任的，要从严查处，强化社会警示作用。
安全生产法律基本体系篇10
［关键词］农产品；农产品出口；技术性贸易壁垒；主要发达国家
［中图分类号］F75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80(2011)05-0014-03
基金项目：河南师范大学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欧盟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研究”(2008qk31)的阶段性成果。加入wto以来我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增长很快，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国际市场上屡受阻挠。特别是欧盟、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凭借其自身的优势，制定了苛刻的技术标准、技术法规、技术认证制度等，对我国农产品的出口贸易产生了巨大影响(见表1)。据商务部调查，我国90%的出口农产品受国外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每年损失约90亿美元。可以说，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产品出口的最大障碍。
一、主要发达国家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比较分析
(一)管理机构比较
1.欧盟。欧盟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主要由欧盟委员会来负责。整个管理体系由纵向和横向两个管理监控体系构成，其中：纵向的是指由欧盟委员会成立的农产品安全的最高管理机构及其下属的分布在各个成员国内部的各个专业管理委员会；横向的管理体系是指由若干专业委员会构成的覆盖全面的网络体系，如植物健康常务委员会、兽医常务委员会等。这两个体系各部门互相监督、互相影响，构成一个保护欧盟居民免受污染农产品侵害的网络体系。此外，欧盟又于2002年成立了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主要承担监测整个食物链、提供与食品安全有关的科学意见及科学信息等多项重要职能，居于重要的地位。
2.美国。美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主要由美国农业部(USDa)、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和国家环境保护总署(epa)来负责。(1)美国农业部主要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检测与认证体系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其下设的两个机构食品安全检验局(FSiS)和动植物健康检验局(apHiS)，分别负责畜禽类食品安全和农产品进出口检验检疫工作。(2)食品药品管理局主要负责管理肉类和禽类以外的所有国产和进口食品，执行食品安全法律。主要工作包括监管食品加工和储存环境安全卫生、维护食品良好加工操作规程、检测食品添加剂和农药安全性、产品正确标识以及确保进口食品安全卫生等。(3)国家环境保护总署负责管理有毒有害物质，预防其进入环境和食物链。主要工作包括测定杀虫剂的安全性、确定杀虫剂残留量水平等，确保公众不受农药等有毒有害物质的侵害。此外，还有农业市场局和粮食检验包装储存管理局、联邦谷物检测局等机构，负责相应的质量安全管理。
3.日本。日本的农产品安全管理主要由农林水产省和厚生劳动省来负责。其中：农林水产省主要负责国产农产品生产环节的质量安全管理，农业投入品(农药、化肥、饲料、兽药等)产、销、用的监督管理，进口农产品动植物检疫，国产粮食的安全性检查，国内农产品品质和标识认证，农产品加工中“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方法的推广等。厚生劳动省主要负责加工和流通环节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包括组织制定农产品中农药、兽药最高残留量限定标准，对进口农产品进行安全检查，食物中毒事件的调查处理等。此外，为了消除消费者对农产品安全的不信任感，同时加强农产品安全管理，日本于2003年又在内阁设置了食品安全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农产品安全性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检测鉴定，并向内阁的立法提案提供科学依据。
李靖波:主要发达国家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二)法律法规体系比较
1.欧盟。欧盟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法律有20多个。“疯牛病”暴发后，欧盟又制定或修订了几十项食品安全和卫生法规，形成了强大且完备的法律体系。欧盟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法律主要有《欧盟食品安全白皮书》、《通用食品法》、《欧盟食品安全法规》等。其中《欧盟食品安全白皮书》确立了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控制为原则的食品安全监控理念；《通用食品法》主要内容包括确定食品和饲料安全的预防措施的原则，保证食品和饲料的可追溯性，食品企业的责任等；《欧盟食品安全法规》规定了食品安全法规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以及其他与食品安全有关的事项。
2.美国。美国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律法规覆盖范围广且法规体系复杂。针对每一种农产品，包括其生产与进口行为，基本上都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并以标准、检测、标识及认证等手段，为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门槛。美国有关农产品安全的法规主要有：《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食品质量保护法》、《营养标签及教育法》、《包装和标签法》、《公共卫生服务法》以及《联邦法规》第9篇(联邦进口牛奶法、联邦肉类检验法、禽类产品检验法、蛋类产品检验法)等。美国利用安全、卫生及各种包装、标签规定对进口的农产品进行严格检查，要求进口农产品满足iSo9000系列标准之外，又附加了许多部门指定的技术法规，形成了严密的农产品安全法规网。
3.日本。日本有关农产品质量的法律法规体系十分健全，主要从4个方面来确保输日农产品的质量安全：(1)规范农产品进口方面的法规有《农药取缔法》。通过限制出售和使用，正确制订农药的质量和安全性以及使用量标准，并以此保障农业生产的稳定和国民健康；(2)控制食品质量安全方面的法规有《食品卫生法》和《食品安全基本法》。《食品卫生法》通过制订关系到消费者健康的农药残留的安全标准以防止饮食危害发生并促进农产品卫生水平提高，是日本控制食品质量安全最重要的综合法典；《食品安全基本法》对农产品安全性做了严格规定，并将《食品卫生法》的目的从确保农产品卫生改为确保农产品安全，同时，明确了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农产品安全方面应负的责任；(3)有关动植物进口检验检疫方面的法规有《植物防疫法》和《家畜传染病预防法》。法规下都有详细的实施细则，分别列明禁止进口的动物及其产地名录及禁止进口的植物及其产地名录；(4)与农产品追溯系统相关的法律有《农林物资规格化与质量表示正规化法》(JaS法)。JaS法的内容不仅确保了农产品的安全性，还为消费者能够简单明了地掌握到农产品的有关质量等信息提供了方便。
(三)标准体系方面的比较
1.欧盟。欧盟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分为两层：上层为包含有300多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欧盟指令，下层为包含具体技术内容的可自愿选择的技术标准。凡涉及产品安全、人体健康、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标准，通常以指令的形式。属于指令范围内的产品(如食用农产品、加工食品、饲料)，必须满足指令的要求才能在市场上销售，达不到要求的不允许流通。目前，欧盟拥有技术标准十多万个，其中1/4涉及农产品。在农药残留限量控制方面，欧盟共制定标准17000多项。欧盟及各成员国大多数农产品质量标准从制定之初就注重与国际接轨，以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
2.美国。美国建立了完善的农产品技术性标准壁垒体系。美国的农产品标准体系主要分为常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和有机食品标准体系两大部分。(1)常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国家标准，由联邦农业部、卫生部和环境保护署等政府机构，以及经联邦政府授权的特定机构制订；二是行业标准，由民间团体如美国谷物化学师协会、美国苗圃主协会、美国奶制品学会、美国饲料工业协会等制订。行业协会是美国标准制订的主体；三是由农场主或公司制订的企业操作规范，相当于中国的企业标准。美国涉及农产品的各种标准数量非常多，仅农药残留限量方面到2006年8月为止已经有18100多项。(2)美国的有机食品标准主要包括有机生产加工处理系统计划，土地法规、土壤肥力和作物营养管理标准，种子和栽种苗木的操作标准，作物轮作实施标准，作物害虫、杂草和疫病的管理措施标准，野生作物收获操作标准，家畜来源标准，家畜饲料标准，家畜保健标准，有机产品标签规定等。
3.日本。日本的农产品质量技术标准体系十分健全，主要分为三个层次：(1)国家标准，即农林标准(JaS标准)，以农产品、林产品、畜产品、水产品及其加工制品和油脂为主要对象；(2)行业标准，多由行业团体、专业协会和社团组织制定，主要是作为国家标准的补充和技术储备；(3)企业标准，是由各株式会社制定的操作规程或技术标准。其中与农产品贸易关系极为密切的是农林标准，日本的农林标准规格制度是由具有消费、流通、生产经验的各界代表组成的调查会来制订的，其法律依据是《农林物资规格化和质量表示标准法规》。农林标准规格由农产品的规格和品质两个方面的内容组成，其中规格是指对农产品的使用性能和档次的要求，一般由政府权威部门或权威组织对农产品的性能或档次作标准化规定，并通过食品标签制度，保证消费者对各种规格的产品有一个判断和评判的依据。
二、对我国的启示
(一)管理体制方面
1.政府应切实承担起该尽的职责。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目的是保障人类的健康和消费安全、保护动植物的健康和生态环境、防止欺诈、保证农产品质量、维护国家利益，在农业管理中我国政府部门理应承担重要职责，应切实承担起农业企业和农民(农场主)所不能或者不愿意承担的诸如宏观管理、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社会职责，突出政府在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管理中的主导作用。
2.政府应明确管理主体和分工。无论是采用欧盟这种由一个部门负责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制，还是采用美国、日本这种由几个部门共同负责的农产品管理体制，我国政府都应该通过法律法规详细规定每个管理部门的职责，明确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管理的主体和分工，既不能出现管理上的真空，又不能出现职能交叉现象。
3.政府应重视“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管理。农产品从生产到消费是一个有机、连续的过程，对其管理也不能人为地割裂。我国政府应强调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实行全程管理，这种全程管理不仅强调从农业投入品开始，对农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进行管理，还应体现在尽可能地减少管理部门的数量。同时，要考虑农产品的生产、加工一体化趋势明显，农业生产管理的外延不断扩大，居民食品消费的质量安全控制从制成品延伸到原料生产，农产品源头管理越来越重要的现实，应重新调整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行政职能和机构。
(二)法律法规体系方面
在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管理方面，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地区均建立了涵盖了所有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的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并且出台了行之有效、切实可行的法规措施，以加强法律管理，而且其法律框架还会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逐步做出调整。作为借鉴，我国政府也应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为基础来加强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管理和应对。我国目前的农业法律法规的基点仍是保障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维护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而在农业新阶段面临的新的质量安全问题，相关的法律法规比较欠缺。针对国内日益严重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和发达国家日益加强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我国政府应尽快完善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依法管理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进出口等各个环节，监督农产品质量安全，并尽快将农业行政执法工作从农业投入品转向以农产品质量安全为重点的农产品生产全过程的执法监督。
(三)标准体系方面
为了提高本国农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阻碍国外农产品进口，并增强应对国外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能力，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地区制定了一系列的农产品质量标准，而且随着市场的变化还在不断进行修订。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强调目的明确，配套性、系统性好；要与法律法规衔接好；要先进实用；制定过程要公开透明，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要充分考虑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我国政府应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实际需要，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及时清理和修订过时的农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抓紧制定急需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在标准制定过程中，还应建立一套严谨的指标程序，信息公开、决策民主，注重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政府不应该大包大揽。
［参考文献］
［1］王莉，胡胜德．美日欧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比较研究［J］．经济纵横，2007(7)．
［2］郑展鹏，苏科五．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南北比较与中国的政策选择［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