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学理论篇1
第一，即人口，对此学科的研究需基于对我国人口现状正确地理解，我国是人口大国，2000年之后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口增长率虽有放缓的趋势，但增长的绝对数仍然不容小觑。第二，资源，我国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人口基数较大，人均资源享有量较世界平均水平低。第三，环境，环境的教育是伴随“废水、废气、废渣”环境污染问题出现而产生的，大气、水和土壤环境洁净程度近些年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热点，生态文明教育需进一步落实。最后，以上三者之间存在一种互为作用的关系，从马尔萨斯开始，人口学就在关注环境与资源问题，人类通过劳动将自然资源要素转化成更有价值的产品，同时却破坏了自然环境，对资源造成了消耗，经济学则是在这两个过程中寻找平衡点，使得对资源的边际破坏量等于边际收益。另外，人口迁移的存在，使以上要素之间的关系呈现动态性。例如，我国人口迁入大城深圳，约80%的人口为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数量增长迅速，1979~2010年间，从0.15万人上升到798万人，至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每平方公里容纳了5201人，原本资源丰富的城市，在30年间，资源承载力几乎达到极限。
二、人资环经济学教育原则
1.批判性原则。
环境问题之所以出现，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人类对资源的放肆开采和对后期环境污染现象的冷漠，因此给学生带来很多误区。在课堂上，对于人口和资源环境的互动，教师需引导学生带着批判性的眼光看待问题，对那些习以为常的现象进行批判性的观察和讨论。例如，污水排放，工厂污水未经净化直接流入当地河流湖泊，往往带来水质污染，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或许见怪不怪，对此，教师应引导学生主动反思其中缘由。
2.区域性原则。
受自然地理环境和政治性政策的约束，我国不同地区的人口与环境特征有很大的差异，68.8%的人口聚集在仅15%的土地面积上，人口分布呈现“西疏东密”，地形起伏平缓的地区（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和四川盆地为主）聚集了大多人口，高海拔地区和沙漠地区人口密度较低，甚至有无人区存在，人口分布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教学过程中可以引导学生讨论自己家乡的人文和自然地貌环境，了解自身所处区域的特点。
3.实践性原则。
人资环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还应遵循直观性和参与性原则，英国科学家卢卡斯曾提出，环境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资源，是课堂知识的延续，也是合适的实践对象，美国教育学家杜威也曾提出“教育即生活”，是指教育要从当下出发，从实际生活出发，这样的方式对学生的习得才有意义。实践中，学生可以体验当下的环境问题和资源危机，增强参与感，培养未来公民的社会责任心。
三、人资环经济学教育实施目标
我国现行地理教材大都以人地关系为核心，从自然地理入手，逐步深入讲述至人口、城市与区域经济，人资环经济学的学科理念始终贯穿着地理教育的过程，地理教本的大多数章节也都是围绕人资环经济学展开，明确人资环经济学的教学目标，对地理学科的教育有重要意义。
1.情感价值目标。
学习人资环经济学相关模块是了解国情的过程，我国自然资源丰富，仅矿藏而言，已探明的168种中，我国有151种，其中钛、钒、镁等居世界储量首位；文化景观多样，五十六个民族，皆有其特色的人文景观，世界独一无二，是培养学生爱国情感的重要载体。同时，环境问题和人口发展政策往往是平常社会热点，通过此课程，学生应尝试在课堂学习之余了解国家政策，和基于此政策所带来的人口、资源与环境未来发展动向及趋势。
2.地理知识目标。
人资环经济学教育要求学生可以掌握人口、资源和环境三个方面的知识，再加上基础经济学理念，学生对这四个要素的理解应不是简单的拼接记忆关系，而是将我们生活的环境看成一个系统，人口置于其中与地球环境不断互动，自然资源为人口的增长和繁殖提供可靠的基础，但当人口增长过快或总量超过一定阈值，又反过来对资源带来破坏，甚至是环境污染，动态的观念有利于学生加强对人口的自然变动和环境问题的理解。
3.落地行动目标。
人资环经济学教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切实改变学生的行为。人口方面，我国人口发展与国家政策连接很为紧密，例如，“计划生育”的提出，使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生育率持续降低，把人口总量控制在了合理的范围之内，高中生是十年后的重要劳动力，也是核心生育人群，了解人口政策的制定背景和思路，有助于未来政策更好地落实。其次，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在于人是主动的一方，人可以通过自身行为消耗资源，也可以改变某些生活习惯来降低对环境的破坏，人资环经济学的教育可以促进学生更积极、主动地参与环境的保护与建设。
四、人资环经济学教育实施途径探究
1.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仍应是人资环经济学教育实施的主要途径，在课堂上教师以讲授法传递知识，如人口的生育、死亡和迁移模式以及其地区间差异这类比较容易在课堂上解释清楚的专题，仍以讲授法为主，需要注意的是，教师不应照本宣科，而可以结合幻灯和视频等多媒体，多方位教学。
2.野外观察。
野外观察是较为直观的教学方法，对环境教学很适用，高中生已有一定的地理和环境知识，通过野外观察可以将课堂所学运用于实践，教师在过程中需引导学生不断思考，例如，看到水污染时可以讨论水污染的可能源头有哪些、为何有些企业知道水污染的严重性仍然会直接排污、水污染对人类发展、当地环境有什么影响等问题，人资环经济学的诸多模块知识在讨论中得以巩固。
3.网络探究。
环境经济学理论篇2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为此，当前我国的发展方式必须要经过一系列的改革。笔者认为，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至少要在市场调控、联系国情和共有资源这三个方面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
关键词外部性产权帕累托最优
一直以来我国的经济是靠传统的制造业，以出口为导向来拉动的。结果是使得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资源被浪费，环境遭受严重的破坏。尽管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口号已经叫响多年，但是由于各地政府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长，以GDp作为政绩考核的标准，所以，口号还是口号，没能得到贯彻。于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我们必须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清醒的认识。
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经说过：“以前我曾自豪的宣称中国是‘世界工厂’，但现实是，如果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技术与制度，产品出厂后，剩下的很可能是一个满地狼藉的垃圾场。”
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也指出：中国根本就不是制造大国，中国处在产业链的最低端，真正的制造业大国是美国欧洲等处在产业链高端的国家，中国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结果却使得大部分的利润都流向了欧美。
一、文献综述
我国学者对于环境资源的探讨有诸多的成果。张波（2005）从立法的角度出发，认为在可持续发展阶段,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环境资源法都受到可持续发展的强烈影响,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代环境资源法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和趋势。武子（2010）则从产权制度的方向出发，认为产权制度在解决资源浪费、使用不合理以及自然资源的污染和破坏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金雪涛，荣朝和（2009）从环境资源的产权特征出发，认为由私人产权和共有产权有机构成的均衡性混合产权结构才是适合资源环境的产权运行机制。
二、具体措施
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在庆祝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乡镇企业的飞速发展及农业活动中的不合理开发等，致使我国环境问题加剧。这不仅影响到目前人民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导致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遭受到了某种程度的破坏，已经成为了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经济学讲究的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而我们现在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个投入与产出是不成比例的。有人说经济发展了一切问题就都能解决，但实际上真是这样吗？且不说我们的收入分配不均，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等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就是环境破坏了，资源浪费了等关系经济发展的问题真的是能靠简单的经济发展就能弥补吗？如2009年的湖南浏阳的镉污染；2010年大连新港发生油管爆炸，上百平方公里海域的海面被污染事件；以及最近出现的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油田漏油事故。这些仅仅是靠经济的发展就能解决的吗？
因此，我们的经济发展思路或者方式必须要作出一定的改进。那么，我们在改进的同时应该注意那些问题呢？
（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注意运用市场调控的手段，消除负的外部性的影响
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很多厂商过分的追求私人边际利益，给社会或其他经济主体带来了相当多的负的外部性。所谓的外部性也叫溢出效应，当生产或消费的某些外在的影响未被包括在市场价格之内时，就会产生外部性问题。外部性分为两种情况：即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这是根据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或者私人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收益的大小关系来确定的。而且不管是正的外部性还是负的外部性都会降低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导致对帕累托最优的偏离，从而导致市场失灵。
这些负的外部性主要表现为厂商排放的大量污染，浪费的大量资源，这对其他经济主体和社会的福利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且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增长，环境资源已变得日益稀缺，其相对价格不断提高，机会成本也进一步增加，社会的边际成本与私人边际成本的差异还在不断加大。从而又使得环境资源的生产和消费也出现了外部性问题。使资源的配置不能达到最优。
因此外部性的存在是现实生活中经济，环境等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我们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运用多种手段以来解决外部性问题。这其中包括补贴、收费等多种手段。而目前占主流的应该是庇古的黄金规则以及科斯定理。
庇古主张通过政府干预来来解决外部性问题，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庇古税即税收-津贴办法。这种办法一方面坚持“污染者付钱原则”即对产生负的外部性的厂商征税。另一方面又对带来正外部性的企业给予补贴。科斯提出运用产权理论来解决外部性问题，后来由斯蒂格勒总结出科斯定理。该定理提出在交易费用为0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明确产权来使外部性内部化。
（二）在中国，要注意中国的国情，且不可盲目的市场化运作
在中国，政府经济建设理念的逐步成熟，我国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越来越低，这无疑会极大地促进我国企业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也在进一步地放松对这些企业的管制，由原来的“指挥者”转变成为“裁判者”；其次，我国的法律体制正在逐步完善，各个企业也将会在法律的规制下公平地进行竞争，这将会使市场要素的使用更加有效，流转更加快速，配置更加合理。
然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毕竟还不够完善，企业家的素质与责任心还不够强。如近几年出现的“楼脆脆”，沈阳化工在市中心“毒气熏人”等，事件无不体现出我们的企业家普遍缺少责任心，他们信奉的是不管别人的利益，只要自己能赚到钱就是硬道理。企业家素质与责任心的缺失将直接导致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能顺利走下去。
所以，仅仅依靠市场明析产权来解决外部性问题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更多的依靠政府的监管。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出售产权许可证来帮助确定产权。另一方面通过税收和补贴等财政手段来消除外部性。也就是说，要使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使整个社会和人们的福利实现最大化政府的宏观调控是不可或缺的，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
而且我们应始终注意的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解决这类问题时可以灵活借鉴外国资本主义市场的经验。切不可照搬。一方面由于我国的体制决定的，另一方面还有着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等问题。
（三）对于共有资源，政府应注意作出相应的决策，需要“全体总动员”
在现实生活中，新鲜的空气，清洁的水，以及各种矿产资源都是一种共有资源。
在市场中，私人或者一些生产者往往对这种共有资源进行过度的利用，而市场也往往没有充分的保护共有资源。比如之前很多地区的小煤窑屡禁不止，导致地面沉陷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资源没不能到有效的配置，导致对帕累托最优的偏离，从而也引起市场失灵，而这其中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很好的建立产权。一旦产权建立，那些受到影响的个人就可以向那些带来这种污染或破坏的厂商收取一定的费用，这样就可以保障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也是科斯定理的作用所在。
保护共有资源，除了产权、价格和税收机制外，尤其需要更多地发挥政府、司法以及全社会的作用。共有资源与公共物品一样没有排他性：想要使用共有资源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免费使用。但是，共有资源有竞争性：一个人使用共有资源就减少了其他人对它的享用。因此一旦提供了一种共有资源，决策者就需要关注它被使用了多少。在我们生活中，起决策者作用的往往是政府。如洞庭湖的水是共有资源。周边的化工厂，造纸厂向本来清洁的湖水中中排放废水就会带来负的外部性，使湖水受到污染。而政府解决这种问题的一个方法就可以是收取排污费，这个排污费实际上就是我们上面讲的庇古税的一种，是针对带来负的外部性的行为的。但实际上这种是不现实的，因为收费带来的成本更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我们的政府部门特别是环保部门加大监管力度，制定相应的法规，严禁排放不达标的企业进行生产。如最近几年，湖南省委就坚决关闭了在洞庭湖周边排放污水不达标的造纸厂，此举受到了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持。同时更加规范化的措施可以如下：
首先，建立绿色公共财政。环境保护的税收收入应作为政府的专项基金，财政预算中要包含环保经费科目，且全部都用于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开支，同时对其用途的审计监督也要加强，以防被挤占挪用。目前，编制环保经费预算上，把基层环境保护局的人员从吃杂粮（很多从事公务的职员是事业编制，在经费上是收支两条线），改为拨款。
其次，排污许可、总量控制和环境评价。污染物的总量控制需要三项制度联动：一是要确定国家和地区各项污染物的最大自净能力，然后政府环保部门就可以按照环境质量标准，在环境承载能力的范围之内规定各种污染排放的最大容量；二是严格实施排放许可制度，企业排污的种类、数量、性质、去向、方式等要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实行审查许可；三是实施环境影响的评价，对由区域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及评估，提出有效的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与措施，进行跟踪监测，严格实施此制度。
另外，对于排污权交易。有关专家朱家贤建议，形成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具体为初始分配的一级市场和初始排放权分配之后的自由交易二级市场。第一，在区域开始进行试点与推广工作，选择那些自愿强制减排的企业以及超强度减排的企业进行交易；第二，建立并规范排放权交易所，可以采取数个区域性和1个国家性的交易平台；第三，出台排放权交易的国家标准指南；第四，建立国家或公共登记机关，给那些排放权交易的参与者开设账户并记录相关的交易活动；第五，适时探索开展碳期货交易；第六，按照碳交易的多边性、持续性、专业性、及技术性等特点，建立完善的经纪人制度。
三、启示
我国政府于1994年就通过了指导我国未来发展的《中国21世纪议程》，确保我国经济，环境资源等的可持续发展。但中国在未来的30年中，资源和环境消耗趋势将达到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即使按照工业化国家中的低资源环境的消耗水平，中国也将消耗全球50%左右的天然气、钢铁、石油等资源，形成全球50%甚至更多的碳排放，由此看来形势依然很严峻。环境与资源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长久持续健康的发展下去的关键，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我们的政府能否有勇气承担责任，能否站在发展的高度，能否目光长远。在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环境问题要靠市场，更要靠政府。
参考文献：
[1][美]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7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环境经济学理论篇3
20世纪50年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加快了社会工业现代化进程，为人类创造了丰富的社会财富和物质文明。与此同时，人类急速膨胀的生产能力和消费需求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生态环境危机。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以过度消耗自然资源以及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活动转而又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经济增长与发展不仅不能化解日趋加重的生态环境危机，甚至本身也成为导致这些危机的主要因素。20世纪60年代掀起的绿色政治运动进一步将生态环境问题扩大到全球范围，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绿色政治产生的时代背景经济增长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及社会各界政治家、经济学家们永恒不懈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话题。各国政府把经济增长作为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政治学家把经济增长视为保障政治稳定的“灵丹妙药”，经济学家则把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尺。20世纪现代技术革命加快了工业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随着高科技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也迅速步入了黄金发展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甚至成为人类追求的唯一目标。与此同时，技术进步促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与需求急速增加，工业发展导致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与污染日趋严峻，最终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迫使人们从最开始一味重视经济增长问题转而关注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1962年美国著名学者蕾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向人类敲响了生态危机的警钟。时隔十年罗马俱乐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的出版，再次激起人们对生态危机的恐慌意识。面对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人们开始反思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审慎地思考经济增长与环境发展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摆脱人类生存困境逐步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焦点。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股源自西方随后遍及全球的绿色政治浪潮迅速兴起。二、绿色政治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反思经济增长理论的成长大致经历了古典、新古典和新增长三个发展阶段。从18世纪后期开始以斯密和李嘉图等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索洛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再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罗默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分别对经济增长要素及决定因素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和阐述。［1］其中，根据经济增长决定因素来源的不同，又可将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外生经济增长和内生经济增长。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诸如资产、资本和劳动等外生技术进步推动，因而又被称为外生经济增长理论，或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诸如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推动，因而又被称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或现代经济增长理论。［2］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源稀缺制约经济发展，但科技进步、对外贸易等途径可以缓解资源危机，资源并不能构成对经济增长的不可逾越的绝对限制。然而，从20世纪60、70年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技术进步与创新不仅没有缓解资源危机，反而加剧了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消耗速度。对此，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价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关注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与影响。1．反思经济增长的代价———社会环境边际成本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中，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汲取与利用是不可避免的，因而经济增长成本也是必然存在的。但长期以来，由于人们缺乏代价意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因经济增长而支付的自然资源消耗、社会环境污染等社会环境边际成本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导致现在社会所面临的经济越增长，环境越恶化的发展困境。1967年英国经济学家米香(e．J．mishan)在其著作《经济增长成本》中指出，技术进步、人口和财富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产生社会、环境和心理等边际成本。如车辆持有率的增多会产生交通拥挤问题，增加路程往返时间;新型塑料产品会给社会生态环境带来新的污染问题;高节奏生活会让人们产生更多的心理压力及精神损伤。他还指出，如果科技进步不能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品质，我们就应停止这种进步。人权应该包括人们生活环境舒适的权利。［3］面对高增长带来高消耗的发展困境，人们开始反思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环境边际成本问题。认为单纯追求经济高增长而忽略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和社会整体发展的破坏影响，最终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日趋恶化，继而走向灭亡。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也因忽视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稀缺性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而受到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的批评和质疑。2．反思经济增长的极限———经济增长的有限性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梅多斯等人发表了《增长的极限》，文章中指出，人们追求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往往忽略为之付出的生态环境问题。由于经济增长而附带的人炸、土地沙化、资源枯竭、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等生态环境危机已经使人类陷入了生存的“困境”，当困境达到一定极限时世界就会走向毁灭。［4］1980年里夫金在其著作《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中运用“势力学第二定律”，断言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加速地球资源的枯竭和人类社会的崩溃。［5］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经济增长不可能是无限的。以耗竭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不能推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也会因为受到自然资源稀缺的限制，逐步达到经济本身发展的极限。因此，反思传统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均衡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3．反思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一直是世界各国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标。特别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技术进步为研究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国家普遍盛行，经济增长甚至成为社会发展唯一目标。“在大多数工业社会中，有三个密切联系的增长量，即经济的、技术的和机构的增长量度。经济的持续增长，实际上被所有的经济学家认可为一种教条。……几乎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一个共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目标进行，这就是: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6］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指导下，西方发达国家当时的经济和物质财富确实迅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对高增长高发展的强烈要求，也造成了资源环境的高消耗，致使生态环境的急速恶化。基于对经济增长代价、极限以及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反思，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开始反思这种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发展模式，试图寻求一条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之路，从而使人类走出不可持续地、有限地发展困境。#p#分页标题#e#三、经济增长理论的调整与变革对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造成的资源环境问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调整方式:一种是在不改变工业文明的经济模式情况下修补式、应对式的反思和调整。另一种则是要求对传统工业文明的经济模式进行革命的变革式、预防式的反思和调整。［7］对于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也有两种调整方式:一种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补充型调整;一种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变革型调整。1．经济增长理论的补充型调整:从外生经济增长理论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外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由经济理论不能预见的所谓外生的技术进步推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与“索洛—斯旺”模型对此都已经做了不少研究。①前者认为，经济增长最终由一国的储蓄率与资本的投资效率决定。后者则指出，通过诸如资产、资本等外生技术进步来修正总量生产函数，以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8］对外生经济增长理论而言，经济增长是由经济理论不能预见的所谓外生的技术进步推动。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变化与发展，外生经济增长理论也开始暴露出一些缺陷。该类模型无法对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以及诸如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进步率做出解释。面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问题和缺陷，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1990年提出了技术进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内生技术进步上。自此，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基础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因而，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而非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所谓的外生因素。［9］新经济增长理论关于知识、技术、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的论证，进一步提高了技术创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尽管新经济增长理论突破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单纯论述劳动与资本的局限性，在对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进步的解释上取得了进展。然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和外生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是相同的，即技术进步可以推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因而只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修补型调整。2．经济增长理论的变革型调整:从经济零增长到经济稳增长不可否认，以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观点在20世纪中期社会实践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西方国家的高经济增长政策为其带来了丰富的社会财富和物质文明。然而在经济迅猛增长的同时，与之相伴的却是日趋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因而，仅以技术进步就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理论观点逐渐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和挑战。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报告中认为工业革命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将给地球和人类自身带来毁灭性灾难，人类社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资源有限性决定了经济不可能无限增长，经济高增长必然会引起资源高消耗和环境高污染，当这“三高”突破一定限度，世界末日就要来临。［4］为了避免经济崩溃，唯一出路是实行经济零增长。经济增长极限论因对经济增长过于悲观甚至极端的观点遭到很多经济家的激烈批评，然而，经济增长极限论也因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关注而在环境学界受到人们的重视。美国经济学家米香认为，经济增长只是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并不能让人们精神得到满足。相反，人们在追求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往往会失去很多幸福。因此应该停止经济增长。［3］不同于增长极限论所提倡的“经济零增长”激进观点，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达利(Her-mane．Daly)1971年在著作《走向稳态的经济学》中提出“稳态经济”理论观点。达利认为，在经济增长与发展无法避免的现实状况下，发展经济必须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保持一定的平衡关系。“用质量性改进(发展)的经济范式来代替数量性扩展(增长)的经济范式作为未来进步的道路。”［10］稳态经济理论促使人们改变过去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态度，转而开始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环境经济学理论篇4
研究环境价值问题首先要认识环境这一客观事物的特殊性。人类的环境是以人为主体的外部世界。可以把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包括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环境价值理论对这些环境都应该研究，但是应该更注重研究自然环境。①“自然环境是指可以直接影响和间接地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如大气、水、日光辐射和生物等一切自然形成的物质和能量的总体”，以及空间等环境因素。
环境系统与一般商品相比有不同特点。环境具有自然不可替代性，是宇宙长期发展、天人和谐共生的结果，多数环境要素是不可再生、不能由人类劳动仿制的最稀缺因素。环境系统有为人类生活和精神享受服务的直接性，环境可以不经过生产劳动过程，而直接在生活消费中为人类服务。环境物品有公共性，作为人类生存的外部条件，环境系统自古以来是不可分割的公共产品，尤其是世界的大气、海洋等环境，在当代还成为国际公共品。当然，某些小环境如私家园林属于私人产品，但是总体而言环境不是也不可能是私人产品。环境消费有非市场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是从市场上购买环境，环境价值也不是在普通市场上形成的。环境系统的这四个特点使环境价值、价格与一般商品有显著的区别。
一、环境价值实体
（一）历史文献的分析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关于环境价值实体的理论表述主要有：
1.环境无价值有价格的观念
在劳动价值论看来，自然环境没有价值。因此也就不存在环境价值实体的问题。马克思曾经指出，在生产过程中，论文“一切未经人类协助就天然存在的生产资料，如土地、风、水、矿脉中的铁、原始森林中的树木等等”，“本身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那末，它就不会把任何价值传给产品”。“土地不是劳动产品，从而没有任何价值”。但是这一理论认为有些环境因素有价格。例如认为“一切地租都是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的产物”。“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土地价格是地租的资本化，因此也是凭据土地私有权对剩余劳动的分配。这些理论影响了我们国家的环境价格理论：没有所有权的自然环境如空气既没有价值也没有价格；有所有权的自然环境如土地没有价值但可以有价格；环境价格是资本化的地租，是对剩余劳动的分配。
2.环境产权价值论
1960年，科斯将产权理论用于污染问题研究，认为污染权也是产权，通过对污染权（或者不被污染权）的分配及合法交易就可以用市场机制形成环境物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和均衡价格。产权学派的代表人物登姆塞茨说“当一种交易在市场交易中拟定时，就发生了两束权利的交换。权利束常常附着在一种有形的物品或服务上，但是，正是权利的价值决定了所交换的物品的价值”。产权理论被当代一些经济学家作为环境价值的理论依据。可是产权价值理论没有彻底说明，究竟是产权有价值还是产权的载体环境有价值？
3.环境价值二分论
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奠基人美国未来资源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克鲁梯拉(JohnKrutilla)在1967年发表的《自然保护的再认识》论文和《自然资源保护的再思考》专著中提出了“舒适性资源的经济价值理论”。在他与费舍尔(anthonyC.Fisher)合著的《自然环境经济学：商品性和舒适性资源价值研究》中，将环境资源划分为商品性资源和舒适性资源，着重论述了舒适性环境资源的价值及其评估问题。这种环境价值二分法理论开创了舒适性环境资源的价值不需要在商品市场实现而直接通过为人提供服务来实现的理论思路。
4.环境总经济价值论
国外环境经济学家通过发展环境二分法价值理论，把环境价值分为两个部分。如“戴维·皮尔斯等人将生态服务的价值区分为使用价值和内在价值”。有人把环境价值称为环境总经济价值，环境总经济价值又分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两个部分。其中使用价值是指环境被使用或消费的时候，满足人们某种需要或偏好的能力。非使用价值是指人们从不打算使用某些环境时，这些人们没有打算使用的环境仍然具有的价值。
总经济价值论是一种新颖的价值理论，它合理地扩大了传统经济学价值范畴的外延和价值理论研究的眼界。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劳动或者效用决定价值，总经济价值理论却认为没有通过人类劳动的甚至从来没有被人使用的环境要素也有价值。这个理论也有一定的缺陷，例如对于非使用价值的范围在实践中难以把握。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法律只是谨慎承认非使用价值的存在①。
5.环境效用价值论
效用价值论是以效用作为价值本质和价值尺度的一种理论。是传统经济学重要理论学说之一。但是当时在研究效用价值时，环境问题并不严重，所谓商品的效用仅涉及同代人直接使用的商品的效用。中国环境规划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经济学专委会主任王金南研究员及其合著者，把环境总经济价值理论与效用价值理论结合起来，提出“利用效用价值理论来衡量资源的价值”。“环境资源不论是经过人类劳动加工，还是未凝结人类的劳动，资源本身就具有存在价值”。这些理论概括，一方面克服了总经济价值理论外延过于宽泛的缺陷，另一方面较全面地发展了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把环境本身具有的间接使用价值；不能进行市场交易的价值都纳入效用价值范畴。其不足之处是没有完全解决效用价值理论存在的用心理感觉度量价值的问题。
6.生态劳动价值论
我国生态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思华教授在1997年提出生态劳动价值理论。他认为“生态价值是物化在生态系统的某种生态产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的表现”。“这种恢复、更新、保持生态环境具有人类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使用价值的劳动是一种创造生态价值的新型的劳动形式”。刘思华教授论证被恢复、更新、保持的生态环境物化了人类劳动，因此有价值，给生态环境赋予了劳动价值的属性。刘思华教授的学生，我国生态经济学者魏彦杰博士对生态劳动价值理论进行了完善，提出生态经济价值的概念，“生态经济价值=体现了正环境效应的经济成果+扣除了负环境效应影响的经济成果”。正环境效应是人类劳动利用好的环境和改善环境生产出的商品的效应，负环境效应是如果人类劳动破坏了环境，就需要在劳动成果中扣除的污染环境的损失。他说明了污染环境的劳动与环境价值的关系。然而生态经济价值论的这种说明也有一个问题，既说某些劳动（污染环境的劳动）减少了环境的价值，又说劳动创造了环境的价值，在理论上存在一定的矛盾。
7.生态服务价值论
我国生态经济学会生态经济教育委员会副会长、浙江大学沈洪满教授，在他主编的《生态经济学》一书中用生态服务来界定生态价值的含义。他说“价值的本质可以是指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一般而言，生态价值是通过生态服务功能体现出来的对人类直接或间接的作用”。认为“凡是能够增进人类利益的物品或活动都具有价值。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人类的社会生产具有这种性质，因而是价值的源泉之一；大自然也有这种功能，因而也是价值的源泉之一”。
8.环境能值价值论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赵桂慎借鉴生态经济学能值理论的研究成果，把“能值”理论用于环境价值分析。他明确提出“人类与自然界创造的所有财富均包含着能值，都具有价值”，“自然资源、商品、劳务和科技信息均可以能值衡量其固有的真实价值”，能值是“定量分析资源环境与经济活动的真实价值”的共同量纲。“能值”（emergy）是美国著名系统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家H.t.odum创造的新单词和新概念，这个词是由embodied和energy两个词的部分成分搭配构成。能值是各种商品、劳务和自然环境因素含有的太阳能量。H.t.odum认为自然环境各种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都含有能量，所有能量又都是来于太阳，如果把这些不同质的能量用一种相同的能量单位“太阳能焦耳”做标尺折算为太阳能值，这些不同质的能就可以变为能够互相比较和交换的相同质量的能，这就是太阳“能值”。能值的度量单位是太阳能焦耳（1sej），它等于1焦耳太阳能的能量。其他类型能量与太阳能的比率叫“太阳能值转化率”（例如1焦耳的风能等于623sej）。赵桂慎教授借助能值分析，找到了环境价值和商品价值的共同实体。
能值价值理论突破了环境价值本质研究的瓶颈，提出了新的价值实体和尺度，对于人类重新认识商品价值，正确认识环境价值都有重要意义。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是否因为一切自然财富和社会财富都有能值，就可以反过来说一切能值都是价值。回答可能是否定的。因为许多远离人类的某些星球，虽然具有能值，但是这部分能值不能叫价值。
（二）环境价值的实体
上述环境价值理论，分别把环境价值的实体归于人类的劳动、环境效用或环境能量。然而根据能值理论，自然环境的效用和人类劳动都是太阳能运动的产物，都凝结了太阳能值。因此能值可以作为可比的同质因素充当劳动价值和环境价值的共同实体。但是不是所有的能值都可以作为价值实体，只有那些对人类有效的能值即有效能值才是环境价值的实体。另外，环境的价值不仅来于能量，也来于空间，因此有效空间也是环境价值的实体。
提出有效能值和有效空间是环境价值的实体，可以克服自然主义价值论的缺陷。当代某些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团体认为，大千世界任何环境都有其“内在价值”，这与人类是否存在和是否承认其“有效性”没有关系。但是从价值范畴的经济和社会本质分析，环境价值只能是对于环境主体人类而言的价值。无论商品价值还是环境价值，都要以人类为评价主体。如果这些环境没有被人们认可，不被人们（包括人类子孙）所需要，那就不可能有价值。提出有效能值和有效空间是环境价值的实体，能够厘清环境价值实体和环境价值本质的区别。有人认为，环境价值的实体是环境产权，是环境的产权决定环境有价值。这种看法是混淆了价值“实体”和价值“本质”两者的关系。价值实体是价值存在的物质载体，是价值的肉体；价值本质是价值实体反映的社会关系，是价值的灵魂。因此，环境价值的实体应该是价值载体--有效能值和有效空间，环境价值的本质才是包括环境产权关系在内的环境社会关系。
提出有效能值和有效空间是环境价值的实体，可以解决环境有价格无价值的问题。这就为环境价格的合理化找到了价值基础。环境价格改革的实质就是实现环境的价值，使环境价格如实反映环境的使用者或者环境的破坏者消耗和占用的能量和空间。当然像商品价格不是用劳动时间直接计量一样，环境价格也不需要直接用能值和空间来计量。目前生态经济学家已经对不少环境因素的能值进行了货币价值的换算。同时也已经研究出一系列环境价值的评估、计算方法。
二、环境价值本质
环境价值的实体是有效能值和有效空间，这种有效性的存在和有效性的大小是由人来确定的，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围绕环境形成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就是环境价值的本质。与商品价值反映的是不同商品所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有所不同，在环境价值中，反映的不是不同环境价值的所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而是环境的共享者与环境的使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公共环境在物理上的不可分割性和经济上的不能平均使用，人们对于公共环境不可能独立平均占有，公共环境只能由社会共享。由于环境的稀缺性，对于共享的公共环境又不能无偿使用，人们需要计算使用环境的得失损益，环境的共享者、环境的具体使用者、环境的污染者、环境的受污染者、环境的改善者之间产生斤斤计较的社会关系。这种环境社会关系，就是环境价值的本质。
环境价值有三个基本类型。这三个基本类型代表了三种环境社会关系。
1.环境服务价值
环境服务价值是一定时点或时期生态环境对人类或具体国家提供环境服务的价值总额。有专家计算1997年全球环境服务价值平均为33万亿美元。环境服务价值是从积极的方面考虑生态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如输入物质和能量，转化废弃物质，直接提供环境服务。“是指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得到的利益”，“包括大气调节、气候调节、扰动调节、水调节、水供应、侵蚀控制、土壤形成、营养物循环、废物处理、花粉传授、生物控制、栖息地、食物生产、原材料、遗传资源、娱乐、文化服务等”。由于自然环境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环境服务总值是不同的。环境服务价值可以分割为环境对每一个经济单位（包含个人）的服务价值。例如一个人在海边休闲旅游享受的环境服务价值。
环境服务价值主要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纵向的社会关系，如当前与长远、当代与后代、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等方面的社会关系；和环境的共享者与环境的使用者之间的横向关系。如何保护或者利用这些价值，在什么时候利用这些价值，让谁利用这些价值都是反映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2.环境退化价值
环境退化价值，即一定地区、一定时期环境受到破坏和污染导致环境价值的损失。“环境退化价值反映当期为经济活动所消耗的……环境投入的货币价值”。“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环境退化的原因既有环境污染，也有其他环境破坏，如砍伐森林、消灭生物物种、增加温室气体等，不能认为环境退化的原因只是环境污染。环境退化价值体现了人与人之间横向的社会关系。破坏环境的经济单位与受到损害的经济单位，以及与没有受到直接损害，但受到间接损害的经济单位之间，与环境共享者之间都要围绕环境退化价值的大小进行计量和补偿。
3.环境改善价值
环境经济学理论篇5
关键词:循环经济理论研究哲学分析
“循环经济”是最近几年国内学术和政策研究领域频繁出现的一个学术词语。国内学者对循环经济的理论进行了大量探讨,国家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循环经济的实践。但是,国内生态经济学界、环境经济学界以及主流经济学界对循环经济实质的认识至今仍存在较大差异。为深入揭示循环经济理论内涵,部分学者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如,董艾辉在分析循环经济与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观一致性的基础上,指出循环经济是对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扬弃,也符合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张连国等认为,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有二,即知识论基础与存在论基础。崔胜辉等则从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在内涵和目标上一致性的角度,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和经济伦理观。
应该说,从哲学角度探讨循环经济,既是对循环经济理论研究的丰富,也为哲学研究领域引入了新的研究课题。但从已有研究来看,循环经济的哲学研究在哲学分析与梳理上还不够全面和系统。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比较系统地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展望循环经济的未来发展。
1、循环经济的哲学涵义
1.1循环经济的产生、发展和目标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循环经济思想起源于人们对自身生活环境和质量的忧虑,也是对上世纪五六十年达国家工业化带来的环境后果的直接反思,主要针对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这种对环境的忧虑逐渐变成一种全球性的反思,环境问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1.2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符合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并对认识起决定作用;人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从感性到理性;认识总要有一个过程,充满着复杂性和曲折性。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正完整体现了上述观点。首先,循环经济在特定时代产生体现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在工业化以前和工业化的低级阶段,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消耗较少,还不足以使人类对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产生像今天这样的深刻后果。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环境和资源的产生足够大的冲击和影响时才可能产生循环经济思想。其次,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循序渐进的。人类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到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内涵或全部规律,而且,认识的深化不可能脱离经济和历史发展阶段。最后,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能动的认识。这不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也不是对实践的简单反映和被动认识,而是为了应用于实践,改造经济发展的模式。通过循环经济的这些特点,可以较好地理解当前在我国开展循环经济所遇到的种种思想障碍。
1.3循环经济的模式特征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联系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正是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孤立地探讨经济问题,或单纯采用经济手段分析解决问题。它要求综合考虑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制定相应政策措施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公平与进步。循环经济深刻分析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对人与自然和谐模式进行大量有益的探讨。同时,将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作为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加以考虑,既注重分析经济生产领域各个部门、行业及其相互联系,又注重生产流程的各个阶段及其相互联系,还注重生产与生活两大部类在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中的具体情况与相互联系,统筹考虑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工业与农业、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等在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方面的关系。循环经济在分析问题和提出对策时,也认识到单纯经济知识和经济手段的局限性,强调学科间的联合,强调经济社科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科领域的统筹并重。
1.4循环经济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为理解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认识论基础。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范式,强调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代际公平以及国际视野,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既包含科学的逻辑推论,也汲取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正反经验;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态度,也体现了向历史、向子孙的负责态度。循环经济是在环境已遭受重大破坏、资源过度消耗的情况下产生的。根据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的历史教训、现代科学和经济学的推断,如果这种趋势不加以阻止和逆转,造成的后果将不堪想象。但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的趋势并非不可逆转,通过循环经济的途径,人类完全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分析和对比揭示了人类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
2、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
循环经济的定义是目前国内学者争论的焦点,根本分歧主要在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问题。笔者认为,只有解决本质属性问题,学科的理论基础才能更加扎实,学科才能逐步走向成熟。本质属性问题解决了,相应的内在要求就容易了。前面分析的循环经济哲学内涵已为探讨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作了铺垫。
2.1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
笔者赞同齐建国教授关于循环经济的描述,即循环经济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是中国新兴工业化的最高形式,是通过制度创新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2.2循环经济的内在要求
(1)特定的时空观念。(2)统筹观点。(3)理论联系实践。(4)公众参与。
3、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建议
(1)系统的工作思想。(2)制度和技术并重。(3)建立长效机制。(4)自主创新与学习借鉴。
4、未来展望
发展循环经济是历史的必然。这个必然既凝聚着人类对自身处境的深深忧虑,也包含了对更高级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美好愿望。马克思主义认为,尽管过程往往充满曲折,世界一直是向前发展的。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有着自身发展规律,虽然当前还有很多争论,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将促使循环经济研究更快走向成熟。循环经济在中国已经启航,并将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进程长期相伴。尽管道路充满艰辛,但前途是光明的。
环境经济学理论篇6
【正文】
一、环境经济学的产生与
环境经济学科的产生与环境的日益严重并引起普遍关注是分不开的。自人类进入社会以来，在追求经济增长的驱使下，人类对环境展开了大规模的前所未有的开发利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于战后重建家园的强烈愿望，一些工业化国家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表现出了空前的增长热潮。虽然在极短的时期内，人类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大加剧了对耕地、淡水、森林、矿产的消耗，引发了深重的环境灾难，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和不利。仅20世纪50～60年代的“八大公害”事件就曾使成千上万的人直接死亡。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环境问题与农业社会时期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不仅直接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健康，而且严重削弱了自然环境系统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支持能力，给人类未来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种严峻的环境形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公众的环保意识空前高涨，环境运动在发达国家开始蓬勃发展，一大批社会有识之士也加入到宣传环境保护的行列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1962年女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写的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引起的轰动。该书描绘了一幅由于农药污染所带来的可怕景象，惊呼人们将会永远失去“明媚的春天”。该书的问世，对公众的环境意识施加了重大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对环境与发展前景的关注。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意义上的探讨。从20世纪50年代起，生物学、化学、地等自然科学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科学探索，主要是从技术的角度提出了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取得了比较重大的进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经济学者开始运用经济与经济学对环境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探讨环境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以及解决环境问题的经济途径等课题。同时发现传统经济理论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两大失误在于，一是低估了环境负外部性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广泛影响。仅仅把外部性当做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偶然、个别的现象，而忽视了在大规模开发与利用环境资源过程中外部性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现象这一事实，因而产生了严重的环境后果。二是传统经济理论片面强调Gn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与进步指标的作用，而忽略了Gnp增长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对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不仅使环境有了一个重要的新的分析视角，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在严峻的环境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这意味着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客观条件正在逐步成熟，随着大量的有关环境经济研究成果如各种关于环境问题的学术研讨会、期刊、教科书等的迅猛增加，环境经济学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形成，并且随着环境现实的发展变化与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得以迅速发展。其发展轨迹实际上沿着两个方向同时抑或交替地向前推进，一是微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深入，二是宏观环境经济分析的不断拓展。
环境经济学理论篇7
关键词：循环经济；理论研究；哲学分析
“循环经济”是最近几年国内学术和政策研究领域频繁出现的一个学术词语。国内学者对循环经济的理论进行了大量探讨，国家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循环经济的实践。但是，国内生态经济学界、环境经济学界以及主流经济学界对循环经济实质的认识至今仍存在较大差异[1]。为深入揭示循环经济理论内涵，部分学者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如，董艾辉在分析循环经济与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观一致性的基础上，指出循环经济是对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扬弃，也符合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2]。张连国等认为，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有二，即知识论基础与存在论基础[3]。崔胜辉等则从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在内涵和目标上一致性的角度，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和经济伦理观[4]。
应该说，从哲学角度探讨循环经济，既是对循环经济理论研究的丰富，也为哲学研究领域引入了新的研究课题。但从已有研究来看，循环经济的哲学研究在哲学分析与梳理上还不够全面和系统。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比较系统地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展望循环经济的未来发展。
1.循环经济的哲学涵义
1.1循环经济的产生、发展和目标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循环经济思想起源于人们对自身生活环境和质量的忧虑，也是对上世纪五六十年达国家工业化带来的环境后果的直接反思，主要针对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这种对环境的忧虑逐渐变成一种全球性的反思，环境问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我国从参加1972年斯德哥尔摩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开始加入这个行列。循环经济不仅反思工业化带来的环境破坏和资源耗竭，也积极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法。循环经济的目标就是提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说新的技术经济范式[5]。这种发展模式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强调通过生产技术与资源节约技术体系的融合，减少单位产出资源的消耗，节约使用资源；通过生产技术与环境保护技术和清洁生产相结合，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排放甚至“零”排放；通过废弃物综合回收利用和再生利用，实现物质资源的循环使用；通过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生态环境的永久平衡等。在经济层面上，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方式，旨在实现经济增长、资源供给与生态环境的均衡，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社会公平。它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看成社会大众共有的、稀缺的自然资本，因而要求将生态环境纳入经济循环过程中参与定价和分配。它既要求改变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成本内部化；也要求改变环保企业治理生态环境的内部成本与外部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效益内部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循环经济的实践性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无论是其思想来源和目标指向都是实践，循环经济的理论发展更是离不开实践，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检验和总结。因此，循环经济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或者实践是循环经济的基础或唯一尺度。
1.2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符合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并对认识起决定作用；人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从感性到理性；认识总要有一个过程，充满着复杂性和曲折性。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正完整体现了上述观点。首先，循环经济在特定时代产生体现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在工业化以前和工业化的低级阶段，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消耗较少，还不足以使人类对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产生像今天这样的深刻后果。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环境和资源的产生足够大的冲击和影响时才可能产生循环经济思想。其次，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循序渐进的。人类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到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内涵或全部规律，而且，认识的深化不可能脱离经济和历史发展阶段。最后，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能动的认识。这不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也不是对实践的简单反映和被动认识，而是为了应用于实践，改造经济发展的模式。通过循环经济的这些特点，可以较好地理解当前在我国开展循环经济所遇到的种种思想障碍。比如，有人抱怨目前我国生产方式仍较粗放、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较大等。这是事实，但也要注意到，我们不可能脱离我国的历史前提来谈论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不是先知先觉的智者，而是实事求是的实践者。在实践的过程中可能会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但错误本身并不可怕，关键要遵循规律，对自身发展方式进行反思和扬弃，最终解决问题。毕竟，在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上搞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的道路和方法可以照搬。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经济起步、经济总量和人民温饱问题，难以为了保护环境从一开始就放弃经济和工业发展。
1.3循环经济的模式特征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联系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正是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孤立地探讨经济问题，或单纯采用经济手段分析解决问题。它要求综合考虑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制定相应政策措施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公平与进步。循环经济深刻分析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对人与自然和谐模式进行大量有益的探讨。同时，将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作为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加以考虑，既注重分析经济生产领域各个部门、行业及其相互联系，又注重生产流程的各个阶段及其相互联系，还注重生产与生活两大部类在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中的具体情况与相互联系，统筹考虑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工业与农业、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等在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方面的关系。循环经济在分析问题和提出对策时，也认识到单纯经济知识和经济手段的局限性，强调学科间的联合，强调经济社科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科领域的统筹并重。
1.4循环经济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为理解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认识论基础。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范式，强调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代际公平以及国际视野，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既包含科学的逻辑推论，也汲取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正反经验；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态度，也体现了向历史、向子孙的负责态度。循环经济是在环境已遭受重大破坏、资源过度消耗的情况下产生的。根据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的历史教训、现代科学和经济学的推断，如果这种趋势不加以阻止和逆转，造成的后果将不堪想象。但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的趋势并非不可逆转，通过循环经济的途径，人类完全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分析和对比揭示了人类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
2.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
循环经济的定义是目前国内学者争论的焦点，根本分歧主要在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问题。笔者认为，只有解决本质属性问题，学科的理论基础才能更加扎实，学科才能逐步走向成熟。本质属性问题解决了，相应的内在要求就容易了。前面分析的循环经济哲学内涵已为探讨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作了铺垫。
2.1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
笔者赞同齐建国教授关于循环经济的描述，即循环经济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是中国新兴工业化的最高形式，是通过制度创新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形态[6]。齐教授认为，从技术经济学角度看，循环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微观上，按照著名经济学家乔瓦尼·多西的定义，所谓技术范式可定义为解决所选择的技术经济问题的一种“模式”。宏观上，技术范式可定义为社会生产主导技术体系的基本特征和程序模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形态对应不同的技术范式。在技术层次上，与传统经济活动的“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开放（或称为单程）型物质流动模式相对应，循环经济是“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再生化，核心是提高生态环境的利用效率，本质是生态经济。
笔者认为，在齐教授定义的基础上，还可从哲学高度对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作进一步的归纳和总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人类社会总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演变，每个社会历史阶段都有与其相应的社会形态。因此，循环经济应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技术范式。循环经济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产生和发展，承载着特定的历史使命。可以预见，循环经济将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进程起重大的历史作用；同样可以预见，循环经济绝不是万能的，不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技术范式的最高形态或终极形式。
2.2循环经济的内在要求
2.2.1特定的时空观念。在我国开展循环经济的理论和政策研究，需要明确特定的时空观念。我国是一个具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21世纪开展循环经济，离不开立足自身现实发展循环经济。要花大力气研究我国的实际，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问题，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胜利。同时，要对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有着足够的心里准备。
2.2.2统筹观点。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统筹的观点和系统的观点。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面临很多问题，但由于资源有限，只能统筹加以考虑。要把握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确定重点领域和优先发展领域，循序渐进，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2.2.3理论联系实践。发展循环经济要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以此指导实践，然后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理论。如此反复，推动经济与社会向良性方向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是实践的学科，循环经济理论和政策如果只停留在书本中、文件中、口头上，不能在实践中得以贯彻落实，循环经济的目标就会是水中月、镜中花。因此，必须贯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观点，尊重客观规律，努力推进循环经济建设，同时反对把循环经济夸大化、万能化的倾向。
2.2.4公众参与。循环经济涉及全社会的各领域，离开公众参与的循环经济将难以成功。目前，我国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尚有待提高，特别需要在社会上进行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启蒙，通过政府政策宣传，引导社会生产和消费观念。公众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的觉醒将是循环经济得以贯彻落实并取得成功的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
3.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建议
3.1系统的工作思想
发展循环经济特别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要立足现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五个统筹，制定系统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综合协调区域、行业和部门利益，以长远发展和大局为重，抓住主要问题，确定重点领域、优先领域和战略步骤。
3.2制度和技术并重
要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既注重制度层面的政策设计，也注重技术层面的政策设计。加强对现有经济模式、生产技术与过程、管理方法的改进和创新；加强对项目立项进行充分论证以及项目中、后期的评估；加强对节能减排领域重大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同时，开展大量调查，掌握循环经济的动态发展，及时研究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3.3建立长效机制
根据循环经济的不同参与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大学、公众等，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同时，探讨建立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有效联系机制，完善政府考核机制和人才激励机制。
3.4自主创新与学习借鉴
既要立足自身国情积极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理论和政策，又要学习借鉴一切有益的国外经济、管理和政策实践的成果；既要发扬自主创新的精神，建立基本技术支撑体系，又要进行必要的技术引进和模仿消化。
4.未来展望
发展循环经济是历史的必然。这个必然既凝聚着人类对自身处境的深深忧虑，也包含了对更高级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美好愿望。马克思主义认为，尽管过程往往充满曲折，世界一直是向前发展的。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有着自身发展规律，虽然当前还有很多争论，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将促使循环经济研究更快走向成熟。循环经济在中国已经启航，并将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进程长期相伴。尽管道路充满艰辛，但前途是光明的。
参考文献：
[1]李兆前，齐建国.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综述，《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
[2]董艾辉.循环经济的哲学思考，《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第20卷第1期.
[3]张连国.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东岳论丛》，2005年3月第26卷第2期.
[4]崔胜辉，洪华生，黄云凤.关于循环经济的哲学思考，《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年10月号（下半月）.
环境经济学理论篇8
关键词：循环经济；经济学基础；传统经济学；市场经济；“绿色化”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1-0015-008
在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历史征程中，循环经济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发展模式，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所谓循环经济，是指以资源高效利用和环境友好为核心，以“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资源化”（resources）（简称“3R”）为原则，以“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为基本的反馈流程，以低开采、低消耗、低排放、高利用（简称“三低一高”）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共赢”的必然要求。[1]循环经济的出现和发展，提出了修正传统经济学的学术任务。[2]与传统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相比，循环经济的出现导致从稀缺要素、人性等基本理论前提到产权性质、决策机制和引导信号，从环境和代际成本的特征、理性范畴、资源环境的变量类型到稳定状态、发展目标等，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本文的讨论并非要在循环经济背景下彻底否定传统经济。在寻求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的过程中，将循环经济条件下的这些重要变化呈现出来，可为修正传统经济学提供必要的理论准备，同时也是一项最为基础性的工作。为此，本文分如下十个方面展开叙述。
一、资源要素：从人造资本稀缺到自然资本稀缺
传统经济学认为，生产要素（也称投入或资源）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等。其中，劳动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耗费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资本（通常指人造资本）是人造的用于生产其他物品的耐用品，如机器设备、厂房、工具等；土地（通常指自然资源）则指生产过程中大自然的恩赐，包括狭义土地、矿藏、森林、河流等。传统经济学用生产函数表达产出与投入之间的关系：Q=a・f（L，K，n），其中，Q是产出，L、K、n分别为劳动、资本和土地投入，a是技术水平。传统经济理论往往将L和K视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a在新经济增长理论中也成为内生变量，但这些理论通常将n看作是外生变量。在上述分析视野下，人们认为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无限的，而劳动、（人造）资本则是稀缺的。不可否认，这种认识在驱动世界各国的人造资本积累及其经济增长和发展时曾发挥过积极作用。
循环经济在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自然资本（既包括前述“自然资源”，也包括“自然环境”）的供给不是无限的，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存在着明显的稀缺性。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因为自然资本存在不足，才需要对其进行循环利用和再生利用。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发现，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经济增长存在生态极限和生态成本，并且随着人造资本的稀缺性逐步被缓解，世界范围内却出现了自然资本短缺问题。[3]由于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之间并非替代而是互补关系，诸多自然资本的丧失具有不可逆性，因此，人造资本的增加不足以缓解自然资本的稀缺问题，并且如果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可能导致自然资本的稀缺性进一步加剧，从而成为现实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瓶颈”。
显然，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系统是与生态系统无关的孤立系统，割裂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认识的支配下，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不存在极限，更不存在由生态系统所提供的自然资本的稀缺问题，这显然有悖于发展循环经济的客观要求。强调资源循环和再生利用的循环经济，以提高自然资本利用效率为目标，是一种化解自然资本稀缺的重要手段。构建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不仅应看到人造资本稀缺，更应看到自然资本稀缺这一事实。这是进行循环经济条件下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前提。
二、人性假设：从“经济人”到“社会人”
传统经济学以“经济人”作为基本的人性假设。所谓“经济人”，即追求自利的理性人。“经济人”的基本行为特征是在处理“投入-产出”、“成本-收益”关系时力图求得“最小”或“最大”：即在同等产出（或收益）下，力求投入（或成本）最小；在投入（或成本）相同时，力求产出（或收益）最大。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个体在“成本-收益”、“投入-产出”关系中理性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受“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和引导，会无意识地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这一点已为亚当・斯密以来的诸多经济学家反复论证。
循环经济的发展实践表明，在社会各界的倡导与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已具有社会责任意识，他们逐步认识到，只有生产工序和产品符合环保标准才能生存并得到市场的认可，并且越符合环保标准的产品，其效益越好、附加值也越高。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逐步树立起绿色消费意识，以绿色环保消费为时尚，并愿意购买具有一定程度溢价的绿色商品。这说明，在循环经济条件下，人性中的利他因素正在相对增长，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正在趋于融合。[4]上述事实表明，人不仅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正如亚当・斯密在其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中所言：“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5]因此，现实中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是“社会人”而非“经济人”。概括而言，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可分为利己关系和利他关系两类，可以说，“社会人”是利己与利他的混合体。若将利己和利他视为两种极端情形，则可按照正态分布的规律将“社会人”具体划分为a、B、C三类，如图1[4]所示。其中，C类“毫不利人专门利己者”和a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者”均为极端情形，大多数人表现为B类，是兼顾利己和利他的人。并且即使在C类人群中，随着福利水平的改善和提升，其价值取向也会逐步发生变化。心理学和哲学研究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在心理学中，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可分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在哲学领域，按照冯友兰先生的看法，人的境界由低到高依次经历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6]也就是说，当低级需要层次被满足之后，人们会追求更高的需要层次，进而逐步提高道德情操。
由此可见，传统经济学将极少数C类人群的自利追求理解为全人类的普遍追求，将人的境界止步于功利境界，这有悖于基本的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和演化逻辑，更难以解释循环经济条件下一些企业和消费者的利他倾向。正因如此，构建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时，应对人性假设由新古典世界中的“经济人”拓展为现实世界中的“社会人”。
三、产权性质：从私人产权到公共产权
传统经济学基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认为私人产权制度是唯一能够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产权制度，而将其他产权制度排斥在外。更有甚者，认为只有私人产权才是真正的产权，社团产权、集体产权等公共产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性。
要促进循环经济顺利发展，离不开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探讨，而它们均为典型的公共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它们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而传统经济学将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私人产权领域，依据传统经济学的思路设计的政策方案往往难以实现循环经济条件下资源环境的有效配置。因此，资源环境的公共产权以及相应的控制权和收益权在各级政府之间如何分解，相应的责权利关系如何匹配，是循环经济所面临的新课题。[4]其实，私人产权制度并非唯一能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产权制度。在漫长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过程中，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人们就采取了私人产权、社团产权和集体产权等三种产权制度，并相应形成了价格、收费和税收等三种经济补偿和运作方式，对人类消费过程中所需要的三种物品――私人品、准公共品和公共品，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7]43。也就是说，私人产权制度、社团产权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等三种产权制度在有史以来的每一个社会形态的经济运行中是共存的，即使在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形态中也不例外，纯粹依靠单一产权制度运行的经济形态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因此，考虑到资源环境的公共产权属性，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应综合运用各种产权制度，并格外重视公共产权制度的重要作用，在政策选择过程中应同时借助于价格、收费、税收等多种手段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由此可见，传统经济学的认识有悖于当今世界各国实行“混合经济”的客观现实和发展趋势，基于私人产权分析的新古典经济学也无力解决公共资源环境的有效配置问题。在构建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时，对产权的认识必须从私人产权拓展到集体产权、社团产权等公共产权领域，为采取包括市场方式、干预方式及二者的某种组合在内的多种手段有效配置资源环境奠定基础。
四、决策机制：从个人偏好到制度选择
传统经济学分析从消费者、生产者的行为入手，通过描绘消费者基于效用最大化的需求曲线、生产者基于利润最大化的供给曲线，构造了系统而“完美”的市场理论。传统理论认为，基于个人偏好的行为选择将引导资源实现有效配置，进而实现整体最优和帕累托效率。
循环经济讲究资源的循环和高效利用，循环经济理论的构建，离不开对资源环境在投入、生产、流通、回收等价值链环节的分析。但是，当将基于个人偏好的市场理论拓展到资源环境领域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会出现“市场失灵”，即单纯依靠消费者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消费理念、生产者基于利润最大化的生产理念，难以实现包括资源环境在内的稀缺要素的有效配置。例如，在消费过程中，部分消费者基于成本-效用对比分析，可能更多地购买方便、廉价但并不环保的一些产品，如一次性碗筷、方便塑料袋等；在生产过程中，部分生产者基于成本-收益对比分析，可能更多地使用私人成本低廉但社会成本巨大的生产方式，如少安装或不安装污染处理设备、环境保护设施等。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自利行为容易导致循环经济下的资源环境难以真正实现循环和高效利用。在构造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时，或许我们不能简单埋怨人性具有贪婪和自利的一面，更应考虑的是，如何设计和选择一种制度，使得在新的制度安排下，人们基于个人偏好而做出的选择，既能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也能保护资源环境，在微观上实现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个人利益，并使其个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在宏观上实现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保护的统一，最终促使循环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在新的制度下得以生成。
按照传统经济学的思路，若仅仅重视资源配置过程中个人偏好的作用，在循环经济条件下将难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必须形成对参与循环经济的各个主体具有强大约束力与较好激励效果的制度安排，方能为循环经济的顺利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构造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不能无视这一条件的变化。
五、引导信号：从价格信号到数量信号
传统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不仅以利己为目标，而且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完全理性的人，总能及时获取并处理所有与实现其利益有关的信息，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信息不充分或信息不对称。在这些设定下，价格信号可凝聚市场的所有信息，经济的有效运行单靠价格信号和价格机制就足够了。
循环经济的发展现实表明，其有效运行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物量化的阈值。比如，循环经济强调“3R”原则――“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的解释，减量化是“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再利用是“将废物直接作为产品或者经修复、翻新、再制造后继续作为产品使用，或者将废物的全部或者部分作为其他产品的部件予以使用”，资源化是“将废物直接作为原料进行利用或者对废物进行再生利用”。根据上述界定不难发现，“3R”原则均是数量信号的具体体现。循环经济的发展存在着“循环经济阈值”（保证资源环境后代价值不贬值的前提下当代人经济活动的边界），确立该阈值有三条原则：“使用可再生资源的速度不超过其可再生速度”，“使用不可再生资源的速度不超过其可再生替代物的开发速度”，“污染物的排放速度不超过环境的自净容量”。[8]109由于存在“循环经济阈值”这一底线，控制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速度、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速度不仅需要依靠价格信号和经济激励，更需要数量信号和数量调节。况且，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有如下基本事实不容否认：全球温度上升6℃，人类就要毁灭；保障地球正常发展的二氧化碳浓度不能超过350ppm；人类的生态足迹不能超过地球的生态承载力。归根结底，由于资源环境的使用存在着数量上的物理极限和生态阈值，单靠价格机制和替代品的开发难以真正实现资源环境的循环利用，数量信号还必须与之配合共同发挥作用，毕竟“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因此，单靠传统经济学所言的价格信号和价格机制，难以实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容。事实上，非均衡学派的研究早已表明，经济运行既需要价格信号和价格调节，也有赖于数量信号和数量调节，即实行配额管理。[9][10]。具体而言，在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可根据“循环经济阈值”，对资源使用、污染物排放等设置配额，并允许配额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流转以调剂余缺。唯有如此，方能让循环经济在价格杠杆和数量杠杆共同发挥作用的前提下真正“循环”起来。构建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不能无视上述事实。
六、环境和代际成本：从外部成本到内部成本
在传统经济学中，成本有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分，收益有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分。当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或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不一致时，就会产生外部性问题。传统经济理论认为，由于技术或经济方面的原因，上述外部性不能被货币化进而难以被价格化，因此其不可能被市场内在化，此时会出现“市场失灵”。就成本而言，传统经济分析将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视为外部成本，割裂了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大自然在制造土壤，参与氮循环、碳循环和水循环等方面的功能均具有经济价值。但经济学家却将其称为“外部因素”，从而把维持人类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11]因此，传统经济学无力解决循环经济发展中普遍面临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之间的矛盾等问题，进而在其指导下的经济社会实践中往往难以实现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
循环经济要正常顺利运行，要求扭转“资源环境低价或无价”的传统观念，努力实行“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进而逐步建立健全资源环境有偿使用制度，通过明确相应的责、权、利关系，尽可能实现负外部性的内在化。其中，世界各国为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克服市场经济的外部性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收费、征税、补贴、罚款、基金、押金、政府绿色采购、环境能效标识、排污权交易、生产者责任延伸等，正是将外部性内在化的具体体现[4]，这些措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循环经济条件下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相容、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统一。循环经济的发展，从时空层面修正和拓展了传统经济学的要素观和成本观。从空间上看，作为全球公共品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一种重要要素，使用或耗费它的代价构成了环境成本；从时间上看，作为代际公共品的“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另一种重要要素，使用或耗费它的代价构成了代际成本。一旦将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内化到经济运行过程中，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便成为循环经济条件下的内部成本。也只有如此，方能实现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
若按照传统经济学的思路，将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成本视为外部成本，循环经济发展将面临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为化解这些冲突或矛盾，必须将传统经济学意义下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外部因素”视为“内部因素”，将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外部成本内在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
七、理性范畴：从个体理性到集体理性
在传统经济学的分析视野下，通常不考虑资源环境等自然资本的稀缺。在完备的商品和要素市场体系下，人们基于个体理性的决策会无意识地实现集体理性，即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会无意识地促进社会整体财富的增加。简言之，传统经济学认为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是相容的。
在循环经济分析中，须在传统的劳动、（人造）资本等要素基础上纳入资源环境等自然资本，由于这些自然资本在产权上的公有性，不存在完备的基于私人产权的资源环境市场，基于个体理性的决策往往会导致资源环境的过度使用，进而出现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平衡破坏、资源环境利用的可持续性减弱等不良现象，使循环经济难以真正“循环”起来。从实践层面看，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利益驱动机制，进而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但诸多资源环境本身具有（部分或全部的）消费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且在技术上难以分割，并且循环经济方案的设计还必须服从于可持续发展原则（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福利，而且还要考虑后代人的福利），仅靠基于个体理性的市场机制可能无法有效解决上述问题。（1）比如，美国曾经出现的基于“小政府、大市场”资源环境产权设计方案就广受批评。在这一现实面前，政府须承担更多责任，同时为当代人和后代人作“人”，在当代履行管理和分配资源环境的职责，对后代保证资源环境在代际的良性循环和公平分配。[8]100-101考虑到资源环境的公共属性，应以政府为人，通过各种税费、罚金手段，外加各个经济主体在具体手段和措施的作用下基于成本-收益预期的各自决策，可能可以较好地实现循环经济所要求的“集体理性”。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设计，可以既有政府的干预，也通过市场方式发挥经济主体的个体理性，从某种意义上看，是“干预”手段和“市场”手段有机结合而成的“广义价格”手段。
传统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基于方法论个体主义，过分强调个体理性在引导和实现集体理性方面的意义，无力解决循环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诸多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事实上，正如当代博弈论的“囚犯困境”模型所表明的，现实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往往是不相容的，当个人出于自利的考虑并基于个体理性作出决策时，往往会导致集体非理性。如果说传统经济学认为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相容，那么在循环经济条件下，考虑到资源环境的公共产权性质，开始就要基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统一的原则，同时使用市场方法和干预方法，实现资源环境使用的“集体理性”，从而使循环经济得以顺利运行。
八、资源环境：从外生变量到内生变量
传统经济学以预算和成本约束为行为前提，以资本作为“第一推动力”，若没有一定的购买力，就难以形成对商品和要素的有效需求，从而难以实现有效的经济循环，进而会阻碍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分析中也强调资源稀缺性，并以此为前提构造了“生产可能性曲线”作为约束条件，但在实践中却认为，通过技术进步和价格上涨，一方面会促使人们研发替代资源，另一方面会导致对资源环境的需求下降，这两方面的效应造成的结果是永远不会出现资源环境的稀缺和枯竭。因此，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中，资源环境只是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自然环境对废弃物的净化和吸纳能力都没有极限，它们总能满足经济运行的需要，并且经济活动产生的污染物和废弃物也能被环境净化或吸纳。
在循环经济的视野下，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两个重要事实：其一，个别资源的可替代性并非等同于一切资源的可替代性，毕竟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其二，技术进步本身也存在自然法则极限（譬如“热力学极限”），技术进步和资源的可替代性都不可能超越自然法则极限。[4]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更是表明，资源环境既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提供自然资源，也为人类活动产生的废弃物提供排放场所，资源环境是人类经济的内在之根，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而非外生变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变迁，日益衰减的自然资本已逐步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12]在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进程中，“资源维护”位居人类四种基本经济活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首，既要将生态系统内在地纳入经济研究，也要把人类经济嵌入自然生态系统之中。[13]因此，在循环经济背景下，一旦将资源环境纳入内生变量范畴，其价格就不仅要反映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而且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并以此为基础平衡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冲突。显然，要化解这些矛盾或冲突，基于循环经济背景对传统经济学进行改造就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学术任务。
传统经济学强调资源环境是外生变量，若秉承传统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将难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难以实现资源环境的循环和再生利用，进而难以实现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构建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必须真正将资源环境纳入内生变量范畴加以处理。
九、稳定状态：从“均衡”到“恒态”
均衡（equilibrium）是传统经济学的三大理论内核之一（2），传统微观经济学通过引入商品和要素的供求函数，强调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均衡分析，认为均衡状态下的市场可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宏观经济学通过分析储蓄、投资、技术、增长率等变量，指明了经济增长的均衡状态；新制度经济学则详细探究制度需求、制度供给下的制度均衡，寻求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无论微、宏观经济学还是制度经济学，都将经济系统的扩张视为无界的，都认为技术进步和价格机制的作用将使得经济增长不会受到来自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挑战。
然而，在循环经济的背景下，经济系统的扩张会受到来自生态系统的约束且存在生态环境方面的代价，经济增长应在给定的生态约束条件下进行且存在生态阈值，一旦超越生态阈值，经济增长将不可持续。在此意义上，强调资源环境价值的循环经济分析，必须重新审视主流经济学的均衡观并进行必要调整。也即，循环经济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构建，仍强调循环经济条件下的供给和需求分析，但在供求基础上形成的不是传统经济学意义下的“均衡”，而是一种新的稳定状态――“恒态”（steadystate）。所谓“恒态”，意指“通过低水平且相等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使人口维持在某个合理的常数，同时通过低水平且相等的物质资本生产率和折旧率来支撑恒定的、足够的人造物质财富存量，从而使人类的累计生命和物质资本存量的持久利用最大化”。[14]显然，在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恒态”是一种超越传统经济学“均衡”概念的经济稳定状态。人们提出“恒态经济”这一理念，最终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增进人类的总体福利水平。
当经济处于传统经济学所言的均衡状态时，未必能实现资源环境的持续有效利用，从而难以实现资源环境在代内和代际的有效配置。因此，传统的均衡观难以适应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从而需要以“恒态”作为经济运行的稳定状态。一句话，从“均衡”到“恒态”，是循环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的又一大修正。
十、发展目标：从增长到福利
传统经济学将基本分析范围局限于经济系统，其基本目标是追求经济系统内的产出最大化或投入最小化。为此，传统微观经济学往往脱离生态系统而相对独立地分析商品、供给、需求、利润、效用等诸多经济变量；传统宏观经济学则常常在缺失自然账户的条件下相对独立地进行国民经济核算，并以此为基础计算经济增长速度。
在循环经济背景下，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发生了转变。基于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耦合，循环经济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国民福利最大化而非单一的经济增长。其中，国民福利可涵盖物质福利、精神福利、公共福利、环境福利等四个方面。[15]具体而言，这种福利在微观上表现为保障公平、追求幸福、提供民主参与决策机会、实现个人潜能、维持良好的社会关系、保持生态平衡等；在宏观层面表现为保障稳定与安全、提高生活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等。也正因如此，联合国于2003年提出了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UnSeea），按照这一体系提供的测算方法，环境调整后的国内净产值=国内生产总值-（人造资本折旧+自然资本折旧）。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分别设计了绿色GDp、真实进步指数、人类发展指数、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等，以弥补传统核算体系的不足，从而反映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的福利贡献。这些指标、指数的出现足以说明，基于生态系统的福利所得也是国民福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循环经济要顺利发展，经济发展目标必须进行调整与优化。
显然，传统经济学脱离生态系统以及在经济增长中不反映资源环境价值的基本倾向，难以满足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更难以实现循环经济意义下包括物质福利、精神福利、公共福利、环境福利等在内的国民福利最大化。人类发展追求的目标应该是整体福利最大化，而非单纯的经济增长。因此，循环经济背景下的经济学应该体现资源环境的真实价值，并以此为基础设计出具体的政策措施，以促进人类福利增长。从“增长”到“福利”的目标导向转换，是循环经济对传统经济学的一大拓展。
全文分析表明，循环经济对传统经济学提出了上述十大挑战，这些挑战决定了循环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完全照搬传统经济学中的市场经济体制。然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表明，对立中往往蕴含着统一的可能性。因此，循环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并不能彻底否定传统经济学，传统经济学中的市场手段讲究激励与约束并重、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容，这些理念在解决诸多循环经济问题时仍可发挥重要的“经济杠杆”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传统经济学所强调的产权明晰的基本前提和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价格机制等三大机制仍可在循环经济运行和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可以说，“循环经济是一种既利用市场又超越市场、既能增进财富又能实现生态文明的新型发展模式”[16]。因此，循环经济既不是对市场经济的替代（“替代论”），也不能完全被纳入传统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兼容论”），从一定意义上说，循环经济是市场经济的“绿色化”[17]，可被嵌入修正后的市场经济运行体系。
注释：
（1）为化解这一难题，经济学家们给出了两种思路：其一，进一步发挥市场的作用。也即：不否定人类的个体理性，而是通过重新进行机制设计，使人们在新的机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实现集体利益。其二，引入政府干预。也即：认为资源环境是“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应通过征收税费、罚金等手段，调整人们的成本和收益预期，让人们主动适应集体理性。显然，从方法论层面看，这是两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前者的思路是从个体理性到集体理性，属“市场”方法；后者是直接通过干预实现集体理性，属“干预”方法。现实经济运行需要“市场”，也需要“干预”，循环经济的发展同样如此。
（2）传统经济学的另外两大理论内核分别是：稳定性偏好和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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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经济学理论篇9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循环经济的新视角，即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及其研究对象，并将此思想运用到区域创新和区域规划中，以期对该理论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
在新循环经济学中，有学者提出发达国家正在实施的循环经济(即后工业经济)是知识经济的第一阶段。笔者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高技术的污染远比传统意义上的污染复杂，在生产、消费和消费后废弃等阶段都对环境产生影响；第三产业也会产生一定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因此，应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型知识经济是循环经济的最高阶段。
广义循环经济学概念的再认识
空间结构是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新循环经济学的核心是5R原则(包括再思考、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再修复)，强调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和生态工业园的建设。广义循环经济学也重视生态工业园的建设。但总体上看，二者对空间结构较少涉及。主流经济学忽视空间结构研究的缺陷已经为学者们所认识，因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新模式，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必须将空间结构作为重要研究内容，以研究空间结构为核心的地理学应该是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建立和发展循环经济地理学将是地理学和循环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但这一点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循环经济地理学可分为通论循环经济地理学、区域循环经济地理学、部门循环经济地理学(包括农业循环经济地理学、工业循环经济地理学、第三产业循环经济地理学等)和公司(企业)循环经济地理学。
有学者认为，广义循环经济有其特定的内涵，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筐”，凡有产业联系的都要往里“装”。例如，电-高耗能产业耦合、资源的深加工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发进行的产业活动，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不应是循环经济。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理由如下：尽管目前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依靠政策来推动，但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市场经济是建立循环经济的基础，因此，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自发进行的产业活动排除在循环经济之外是不合理的。在一定的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废物如废钢铁就是资源，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电-高耗能产业耦合、资源的深加工与垃圾发电-高耗能产业、废物如废钢铁的深加工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不能因为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就认为不是循环经济。狭义的循环经济更多地关注生态效益，忽视经济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如电-高耗能产业耦合和资源深加工尽管不存在上游废物变成下游原料的关系，没有形成完整的循环经济链，但只要遵循5R原则，就是循环经济链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区域分工，共同建立完整的循环经济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义循环经济学比目前广义循环经济学的内涵更丰富。
广义循环经济学与新循环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
新循环经济学的主要创新在于提出新循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与自然生态三个大系统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增加了再思考与再修复的新理念，把原3R的理念进行了延伸与拓展，强调和谐社会的形成(包括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和消除贫困原则)、知识经济与循环经济的融合、循环经济方程、新循环经济国民经济统计指标体系是新循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循环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广义循环经济学的主要创新在于强调广义循环经济包括经济、自然环境及社会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及相互衔接，涵盖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三个方面，追求三个系统之间达到一种理想的优化组合状态。广义循环经济理论不仅关注工业系统、社会系统内部循环经济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更重要的是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因素纳入循环经济理论体系，构建完全意义、具有广泛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并探讨了广义循环经济的生态学基础与模式转换、广义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与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广义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体系和社会运行机制与社会治理，推进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知，二者的主要共同点在于强调社会系统、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构成的复杂巨系统是循环经济的研究对象，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是循环经济的目标，3R原则是循环经济的重要原则，与狭义循环经济相比更强调社会效益以及生态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思想指导下对循环经济理论的创新。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研究内容的侧重点不同，对循环经济原则认识的深度不同，对科学技术系统重要性认识的不同。但从学科视角看，二者的研究对象和目标是一致的，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属于可持续发展学。
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不能仅以经济效益为目标，也要追求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要研究社会经济系统、科学技术系统、自然生态系统三大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但重点应是其中的子系统即经济系统，否则，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就等同于循环型可持续发展学，也就是说目前的新循环经济学和广义循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太过宽泛。广义循环经济学和新循环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应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学思想指导下，根据5R原则和三循环理论(良性自然循环、良性经济循环和良性社会-经济-自然复合循环)等对传统线形经济学进行改造，以循环型市场经济为基础，并将空间结构作为重要研究内容，是更新和更广义的循环经济学，可称为循环型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循环经济与区域创新
区域创新网络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各个行为主体(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等组织及其个人)在交互作用与协同创新过程中，彼此建立起各种相对稳定的、能够促进创新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总和，结点主要包括企业、大学或研究机构、政府等公共组织机构、中介服务组织以及区域金融机构等。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循环经济必然是区域创新的理论基础之一，区域创新网络将转型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其中的企业将变成循环型企业，既包括传统企业的循环经济改造，也包括资源再生企业和生态恢复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要研究循环经济技术，并通过教育、培训以及成果转化等方式，有效地促进循环经济知识、信息、技术等的扩散或市场价值的实现。循环经济信息服务中介组织、循环经济社区协调中介组织、双轨制回收中介组织和民间环保社团成为循环型中介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积极营造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创新环境，如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制度，促进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区域金融机构要支持区域循环经济的发展。以上各循环型结点之间的物质(含“废物”)联系和循环经济知识、技术、信息、人才等的联系成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中的重要关系链条。由于我国的循环经济制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目前应充分发挥政府在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中的重要作用。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基本特征除包括传统的动态性、系统性、非中心化和本地化外，还应包括遵循5R原则和公平性，以实现可持续的区域创新。
根据循环经济理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将是区域循环型创新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吸引人才，优质的自然资源有利于循环型产品的生产)，传统的社会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社会服务环境和基础设施必须根据循环经济理论进行创新，如加强企业之间相互利用“废物”的运输通道和“废物”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和制度，倡导循环经济文化。
根据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以上理论必须在循环经济理论指导下进行创新，才能成为区域循环型创新网络的理论基石。规模循环经济理论要求既考虑经济成本也考虑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既考虑经济效益也考虑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范围循环经济理论要求在由动脉产业和静脉产业构成的循环经济产业内进行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循环经济交易成本理论要求传统交易成本“绿色化”，包括“废物”信息成本、绿色市场信息成本、循环经济技术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监督管理成本等。环形网络创新理论要求由线性创新模式或非线性创新模式转变为由环形创新模式与传统网络创新模式融合创新形成的新模式。区域循环经济竞争优势理论要求重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要素、绿色市场条件、基于产业生态联系的相关与支撑条件等的作用，既考虑经济优势也考虑生态优势和社会优势。
循环经济与区域规划
新的区域资源观。一方面，在传统的区域资源观中，区域资源包括自然物质资源、知识、信息和制度等无形资源，但在循环经济背景下，许多“废物”成为资源，如垃圾发电。另一方面，传统的认为知识和信息资源等无形要素逐渐取代自然物质资源而成为决定区域发展关键因素的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强调了知识经济的影响，但忽略了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稀缺性在逐渐加大的事实。
新的区域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已成为指导区域发展的主流发展观，但在传统的线形经济模式下，有很大的局限性，循环经济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因此，基于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观将是指导区域发展的理想发展观。
新的区域市场观。在循环经济背景下，绿色市场将逐渐取代传统市场，同时，由于循环经济制度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来，必须加强政府的作用，政府调控与市场导向共同促进区域循环经济发展。
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将成为区域规划的新理念，区域循环经济理论将成为指导区域规划的新理论，区域规划要遵循5R原则，重视社会公平(如区域协调与区际协调)和生态恢复，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目标。
区域循环经济研究方法即物质流分析方法、生态效率方法、情景分析法、循环经济系统论方法、循环经济信息论方法和循环经济控制论方法等将进一步丰富区域规划的研究方法。
环境经济学理论篇10
环境会计又称绿色会计，它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以有关法律、法规为依据，计量、记录环境污染、环境防治、环境开发的成本费用，同时对环境的维护和开发形成的效益进行合理计量与报告，从而综合评估环境绩效及环境活动对企业财务成果影响的一门新兴学科。
2环境会计在我国的现状
2.1我国实施环境会计具有必要性
2.1.1实施环境会计是发展现代企业的需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强烈的冲击过去传统的资源破坏式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想经济得到可持续的发展，发挥企业的优势，在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必须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融合在一起，不可单方面的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增强保护环境资源的责任感。
2.1.2实施环境会计是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需要
由于无节制的开采以及不注重环境的恢复，乱采乱伐造成水土资源的破坏，破坏大自然的平衡和和谐，环境的恶化给人类带来的自然灾害是显而易见的，不仅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更是对未来的挑战。因此需要必须采取各项措施保护我们的资源环境。实施环境会计核算有助于企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在环境资源的基础上核算企业的成本、费用、利润，不断在发展中增强企业使命感感、危机感、重视环保、重视未来。
2.1.3实施环境会计体现全球经济一体化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经济是每个国家的重中之重。发达国家很早就开始对环境进行了保护并不断寻求环境与经济的平衡点。甚至发达国家将一部分对本国环境有影响的企业搬入发展中国家生产。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把实施环境会计放在重要位置，针对外资引入的项目实行环境会计核算，通过法律法规制约发达国家把污染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行为。强调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中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主导权、话语权、分享权。
2.2环境会计在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晚
我国开展环境会计的研究起步较晚，葛家澍教授等在1992年第5期《会计研究》上发表的《九十年代西方会计理论的一个新思潮――绿色会计理论》一文，是我国开始进行环境会计研究的重要标志。直到1994年我国政府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资源与发展白皮书》，将可持续发展确定为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战略目标，真正意义上建立我国环境会计体系，确保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2.3我国环境会计研究方向不明确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成果，但是辉煌的背后留下的却是很多企业单纯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却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所以寻求环境与和谐发展，建立并研究环境会计已经迫在眉睫。相对而言，我国环境会计发展起步较晚，研究还不够成熟，只是将环境会计单纯的理解为环境财务会计。造成概念上的混淆，所以我国应加大并完善环境会计的研究工作。
2.4环境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不符合中国国情
目前，我国环境会计的研究依然停留在理论层次，虽然在引进国外的先进经验及做法，但从国家实情出发，环保意识薄弱，生产技术落后，理论与实际脱节，在实际工作中缺乏科学的定量方法及切实可行的指标体系，造成披露环境与资产、成本与收益中没有可操作性。所以要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会计理论及方法体系，构建环境会计体系。
3制约我国环境会计发展的原因分析
3.1环境会计研究缺乏系统性
目前，我国环境会计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探讨之中，在环境会计核算和与环境会计有关的专业标准建设方面基本上还处于空白。而在研究方法上，我国环境会计研究比较集中在具体的定量分析方法上，较多采用归纳法和演绎法等传统会计研究方法。
3.2环境法律法规亟待健全与完善
因为我国环境会计发展较晚，根基薄弱，生产方式的不同，企业和公众环境保护意识不强。一直以来我国都没有形成较为完善的相关环境会计法律法规，在企业会计制度和信息披露的相关法规中也很少涉及环境问题。在会计实务中操作中没有建立系统的环境会计和信息披露的制度和规范。致使环境保护力度不够，资源与发展的资源与发展冲突日益严重，健全法律发挥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3.3没有真正确定环境会计计量方法
所谓计量，就是涉及环境因素的经济业务的货币表现。尽管目前有不少学者在借鉴环境经济学估价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就整个学术界对计量方法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我国在这方面也没有制定出具体的规定及规章，因而在实际操作时缺乏可靠的理论依据。同时企业的不同造成企业之间在环境问题上不具有相互可比性，这在客观上又为环境会计的推广制造了障碍。
4改变环境会计现状的对策及建议
4.1树立企业环境责任的道德理念
树立企业环境责任道德意识，从意识形态上加强环境会计建立的理念基础。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单位，只有企业增强环境责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环境破坏，更新传统观念，树立起生态环境无害化的绿色文明理念。在加大企业责任的力度同时国家环保职能部门也应加大环境保护、推进环境会计核算的宣传力度，促进环境会计的研究和发展。
4.2加强环境会计理论与实务研究
由于我国的环境会计的理论研究内容及理论缺乏系统性和实践操作性。至今仍无法确定是采用单一的货币计量还是采用货币与非货币计量结合的计量方法。同时，环境会计是涉及会计、环境、经济等多学科的理论，不可能单一进行，需要各个部门的协调与控制。因此我国应组织各学科的领军人物进行多方位全面的交流，保证环境会计体系的科学性和实际运行中的可行性。
4.3完善会计准则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为有效地建立和开展环境会计，必须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法律形式确定环境会计的地位和作用，明确企业环境问题的范围与责任，使各企业的报告标准、程度、范围、内容、标准，统一规范环境会计核算对象及报告形式，增强可操作性。
4.4培养环境会计全方位人才
环境会计会计学、经济学及生态学等学科相互交叉形成的应用学科，它的多样性决定了传统会计人员要达到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要培养出复合型人才首先要对会计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增强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体现环境与经济的双重发展；其次，要对会计人员进行技能更新，完善环境会计的理论知识和职业技能，锻炼实际操作能力。再次，营造环境会计的发展基础，号召国内高校增设环境会计方向及相关专业课题，为未来环境专业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会计人才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