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问题探讨篇1
一、人格抑或人格权
尹文称：“罗马法上，‘人格’具有公法性质。用现代的法律观念来表达，‘人格’是人的一种宪法地位。”能否从罗马法上的人格推导出现代宪法上的人格，进而否定人格与人格权的私法化？
古罗马的家庭是为社会的秩序与防卫的目的应运而生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政治组织。“家父”代表家族，对城邦享有市民权，参与城邦事务；对其他市民享有自由权，不受他人支配；对家族内享有家父权，管辖、支配其家族成员和财产。一个人必须同时具备这三种身份，才能拥有完整的人格。该人格结构体现了这一事实，即罗马的大部分历史是以发达的父权制大家族为特征的。罗马法的精神实质是家族自治，而非个人自治与权利本位，所谓“罗马法视私人平等和自治为终极关怀，对于权力猖獗怀抱警戒之心”，系出自近代欧陆学者以“现代主义罗马观”对罗马法之诠释，不足为训。即便后来父权制家族的解体也并不具有个性解放的进步意义，相反却从小共同体自治转向了大共同体本位的“拜占庭化”专制主义。事实上，公法文化滥觞于中世纪，发达于近代。梁治平先生指出，在广泛的政治自由和民主得以实现以前，无论是在学说还是在制度层面，公法想要获得如私法一样的发展都是不可想像的。古罗马公法和私法分类的提出，与其说有助于这两个领域的平衡发展，倒不如说更多是单方面确立了私法的合法性。近代以降，社会变迁，发生了一个罗马法上人格分裂的进程：市民权为近代国家中的公民或国民身份所替代；家父权衰落、消亡；自由权普遍化。在此基础上，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作为私法领域的一个抽象的普遍的法律人格粉墨登场。罗马法上人格的分裂与权利能力的出现，隐含着近代社会的结构，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对峙。人分裂为公法领域的公民和私法领域的市民，从而获得了双重身份，以两种截然不同的面目，依照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不同逻辑参与社会交往。
综上，罗马法上的人格与近代宪法上的公民的一般法律地位不具有可通约性。在公、私法二元对立的情景下，宪法上的公民法律地位与民法上权利能力的制度设计也不存在实质性的紧张关系。所谓由宪法上的人格降格为私法上的人格，无法全面表达人类尊严和人权思想，有失偏颇。民法作为市民社会的基本法，与政治国家的基本法之间的关系殊堪玩味。人权思想的始祖古典自然法理论认为，人定法的正当性源于自然法。人定法有三种：调整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为国际法；调整治者与被治者关系的为政治法；调整一切公民间关系的为民法。政治法不得凌侵民法。宪法属于政治法，是政治国家的基本法。而生命、自由、财产等被称作自然权利的基本人权，悉为私法上的权利。马克思言道：“所谓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即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所以，民法是当之无愧的基本人权保护法。近代宪法之所以被称之为市民宪法，是因为其正是以市民权利为基础构建起来的。政治权力是手段，而人权保障是目的，宪法至上，其精神实质并非国家至上，而是人权至上。故有法谚曰：“公法易逝，私法长存”，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孟德斯鸠的名言：“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国家。”
关于人格与人格权之不同，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承认，毋庸详细论证。所谓私法上的法律人格，与民事权利能力系同义语，即人作为权利义务承受者的属性。而人格权保护的客体为生命、身体、姓名等利益，固然为主体所固有必备，但与主体资格不可混为一谈。拉伦茨即指出，能力不算是权利，它是法律关系以及法律关系要素的前提，是权利或对权利处分的前提条件，这种能力是决定权利的。
二、宪法权利抑或私法权利
尹文倡导“人格权根本不是来源于民法的授予”，“私权化的人格权从观念上向宪法性权利的回归”，从而反对民法典规定人格权。如何看待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宪法与民法的关系如何厘清？
其一，宪法的调整对象及其精神实质。宪法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不直接调整公民之间的关系。宪法提供“一个法治的框架，它通过并依据法律组织起来，其目的是制约绝对权力”。所以，宪法旨在约束政府，而非约束人民，宪法的精神实质是“限政”。在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即为国家所承担的义务，无论其基于“夜警国家”理念承担不侵害的消极义务，还是基于“福利国家”理念承担积极作为的义务，但归根结底都是国家的义务，而非公民之间承担的义务。人格权宪法化，将宪法的“限政”实质淹没于公私法不分的庞大架构之中，与宪法的精神背道而驰。
其二，宪法的适用。通说认为，宪法规范不是裁判规则，其条文不采“构成要件-法律效果”的逻辑结构，而仅是原则性规范，不能直接适用，只能通过其他部门法落实。即便我国将来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宪法得直接适用，但无论是采取立法审查还是司法审查模式，宪法监督、违宪审查的对象也只限于政府和政府行为，历来只有政府违宪，而无所谓“公民违宪”。可见，回归宪法不利于人格权的救济。
其三，宪法的私法效力，学理亦称对第三人效力，即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在私人之间，于何种范围、以何种方式具有拘束力的问题。主要有三种学说：无效力说；直接效力说；间接效力说。无效力说不承认宪法基本权利在私人之间的效力，认为基本权只是公民对抗政府的权利，是国家负担的义务，如私人权利出现基本权的空白或冲突，则应追究国家的立法不作为或立法违宪责任。直接效力说肯定宪法对私人的直接拘束力，法官得在裁判中直接适用。间接效力说认为，宪法权利不能直接调整民事关系，但可凭借价值补充的方法，以私法中的概括性条款为通道，介入私人生活。现今日、德诸国均以间接效力说为通说。晚近，德国史瓦伯所倡的新无效力说有渐趋抬头之势。
其实，宪法私法化问题在我国是个老问题了，远有1988年天津“工伤免责”案，近有1999年齐玉苓案。学者以为，所谓宪法适用只是合宪性解释，而非赋予宪法以私法效力。该问题早已阐明，“正如冒领他人存款的侵权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不是该他人依据宪法所享有的财产权，而是该他人依据与
银行之间储蓄合同所享有的债权性权益”。
人格权宪法化须以宪法私法化为前提。宪法的直接私法效力说本来业已式微，在我国目前违宪审查尚未完善的初级阶段，更不值得提倡。否定人格权的私权性及其在民法典中的地位，将其宪法化并赋予直接适用的效力，将导致公、私法混同，法部门分工紊乱，以及宪法的不合理膨胀。退言之，即便在直接效力说的背景之下，也不意味着宪法基本权对私法权利的完全取代，而是以基本权补充私法权利的疏漏，宪法权利与私法权利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如果以人格权宪法化为依据否定其在民法典中的地位，依此逻辑推而广之，任何私法权利皆不复存在。例如财产权也在宪法中有所规定，那么财产权岂不是也不属于民事权利了？当这些权利回归宪法之后，可想而知，宪法将成为诸法合体的国法大全。人格权宪法化将面临一个两难选择：要么是被虚置的人格权；要么是诸法合体、公私不分的大宪法。
若论及人格权是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而非民法所能赋予，那老百姓的生命权难道是因为1986年民法通则的确认才开始享有的？该问题饶有趣味，同样亦可反施诸己，难道在宪法没有规定之前，公民就不享有生命权了吗？翻开历史，1787年美国宪法中居然没有包含一个权利法案，直到1791年人权法案成为美国宪法前10条修正案，方由宪法规定了美国公民的基本权利。难道1791年之前美国人民就不享有生命权了？宪法史上，公民基本权真正获得重视，大规模地纳入宪法并赋予其实质效力，其实不过是魏玛宪法之后的事情。纵观历史，私法先于宪法乃不争的事实，在各国立宪之前，生命等人格权又是如何受到保护的呢？
三、原权利抑或救济权
尹文指出：“民法的任务仅在于用产生损害赔偿之债权的方式对之予以私法领域的法律保护。”人格权是否在民法上仅由侵权法保护即可？该问题涉及原权利与救济权之关系。所谓救济权，是由权利侵害发生的原状回复、损害赔偿请求权；其原来之权利为原权利。不同的模式选择与各法系的历史传统、法律观念密切相关。
英美法奉行判例法传统，救济先于权利，无救济则无权利。法官造法，诉讼具有创设权利的功能，所谓“汝给吾事实，吾予汝法律”。故英美法传统，程序法先于实体法，判例法先于成文法，诉权先于实体权，救济权先于原权利。无须实体法设定人格权作为原权利，当事人人格利益遭受侵害，申请侵权令状，即可获得救济，所以由侵权法保护足矣，有救济即有权利。
大陆法奉行法典法传统，权利先于救济，实体权利由法典立法设定，其诉讼仅为权利行使之手段，不具有创设实体权利的造法功能。法官适用法律，其推理采三段论模式：大前提是“找法”；小前提是确定案件事实；最后将抽象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得出结论，即判决意见。故大陆法传统，程序法仅为实体法之助法，法官受成文法规范拘束，实体权先于诉权，原权利先于救济权。大陆法系国家大都将“权利受侵害”作为侵权行为要件之一，为无权利则无救济的典型特征。以德国为例，其侵权法一般条款第823条第1款即确定保护权利的范围，所谓一般人格权，其实质功能是将其纳入第823条第1款的“其他权利”，从而填补法律疏漏。总之，无原权利则无救济权，立法不确认人格权为原权利，仅靠侵权法提供救济反向设定，与大陆法传统和法典化逻辑不符。
诚然，现代大陆法系发生所谓自由法运动，主张法官自由裁量，创造性司法，克服成文法局限。现代侵权法亦有日趋扩张之势，其保护客体突破法定权利而扩及一般法益。但无论如何，这些变革旨在拾遗补阙，而非无视、动摇成文法典的根本。人格权作为基本人权，不能尽由法官造法创设，也不能都作为一般法益由侵权法保护，否则，任何权利其实都可由侵权法和法官法保护，则编纂民法典意义何在？法官自由裁量，诚如王伯琦先生所言，“（法官）不患其不能自由，唯恐其不知科学，不患其拘泥逻辑，唯恐其没有概念。”
此外，单纯拘泥于侵权法保护人格权还有两点不足：其一，人格权除了受侵权法保护之外，基于其自身的绝对性和排他性，还发生类似物上请求权的去除妨害、预防妨害请求权的效力。该请求权不问妨害人过错有无，甚至不以实际损害发生为要件，旨在恢复人格权的圆满状态，故与侵权责任有别。其二，现代社会，人格权还衍生出公开权等商业化利用的新型权利内容，仅由侵权法调整，不免挂一漏万。
四、人格权关系存在与否
否定说理论依据在于，人格权是主体对自身的权利，不是主体对外部的关系，不是主体与他主体之间的关系。所以，不能称为“人格权关系”或者“人格关系”。
该问题其实不难解答，只须明确法律关系到底是人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抑或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一目了然。如肯定前者，则人格权体现为主体对自身的支配权，当然不发生外部关系；如肯定后者，则人格权当然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对世权的关系，其他人负有不侵害的消极义务，一旦违反，则针对特定人发生请求权关系，权利人得请求去除妨害、消除危险，构成侵权还可请求损害赔偿。早在制定物权法时，关于物权是人与物的关系还是人与人的关系，即有所谓“见物不见人”的争论。但就在法律调整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上，几乎我国所有学者均达成共识。就人格权而言，虽然表现为主体对其自身利益的享有，但究其本质，依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对世权关系，其逻辑结构与物权关系没有实质区别。法律只能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划分群己权界，定分止争。脱离了社会关系，如鲁宾逊独居荒岛，就无所谓人格权了。拉伦茨在论述法律关系时道：“还有另外一种法律关系，如同人格权和所有权，它提供给一个人对于所有其他人的权利。在这里这个特定人可以排除所有其他的人。”
民国初年，学者赞同“人格权保护”而否定“人格权关系”，仔细品味，该判断中包含逻辑上的悖论，恐怕还是“见物不见人”思维在作祟。因为所谓权利，无非就是法律关系的内容，承认人格权而否定人格权关系，无疑等同于说“白马非马”。主、客体之间是不可能存在权利义务的，权利义务只能在人与人之间发生，这种不构成主体间关系的权利，其义务的承担者何在呢？
五、法人得否享有人格权
关于所谓法人无人格权问题，毋庸置疑，法人不是真正的主体，而是法律技术的缔造物，主要担当交易工具的职能，不具有终极性的价值，故法人与自然人不可能享有相同和均等的人格权。但以此完全否定法人人格权，未免因噎废食。
第一，法人的名称、名誉受到财产法保护，并不意味着排除其人格权属性。例如，名称是法人成立、取得主体资格的必要事项，该种权利为法人所固有必备，伴随始终，移转亦有特定限制，无不彰示其人格性。
第二，法人人格权较财产权保护更为充分。德国学说即认为，姓名权之保护亦及于法人。如法人名称在登记机关管辖范围内的排他性、基于人格权的去除妨害请求权等。
第三，财产权的保护范围有限。法人名称、商誉受到竞争法、工业产权法保护，其财产价值在于其所代表的特定经营者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良好品质，及相关消费群体对其形成的信赖。以此解释营利性法人的名称、名誉的财产属性尚行得通。但非营利团体，如机关、教会、基金会等，其名称、名誉不具备财产因素和交易价值，归入财产过于牵强，不以人格权保护恐有不济。
第四，关于法人人格权遭侵害之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按狭义说，精神损害赔偿等同于非财产损害赔偿，其赔偿金亦称慰抚金，系同一概念，是对自然人精神痛苦的慰抚，法人无精神痛苦，自无所谓慰抚金问题。但广义精神损害说认为，非财产损害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并非同一概念，在精神损害之外，另有他种非财产损害类型存在。邱聪智先生认为，现代民法，非财产损害更发生一般化和分化的趋势，其制度功能并非仅止于被害人精神痛苦之满足，更为重要者，毋宁为非财产层面受害之填满。日本判例即认为，关于“财产以外的损害”，“不能理解为仅意味着精神上的苦痛，应该把它读作意味着所有的无形损害的概念”，即使对于没有精神的法人，“斟酌侵害行为的程度、加害者、受害者的年龄资产及社会环境等各种情况”，无形损害的金钱评价也是可能的。因此，依广义理解，则其范围不限于精神痛苦，还包括名
民法典问题探讨篇2
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1第5课《古代希腊民主政治》一课中文综知识融合度高，教师在教学中如果能恰当合理地整合文综知识，就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运用英语、地理、政治、历史知识分析古希腊雅典民主政治确立的背景
1.例题导入，激发学生兴趣。
柏拉图说：“我们环绕着大海而居，如同青蛙环绕着水塘。”这说明古希腊文明兴起的最重要的客观条件是（）
a.山地B.海洋C.河流D.平原
解析：题干给出了海洋对希腊文明形成的重要作用，故此题应选B项。
2.展示两幅雅典地图，要求学生调用地理知识进行解析。结合政治上“不同的文化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知识进行探讨。
2.探讨问题：结合地图分析古希腊独特的地理环境所产生的影响。
对政治的影响：半岛上山脉和海洋的天然阻隔把希腊人分割在彼此相对孤立的山谷里和海岛上，有助于形成小国寡民的城邦政治。这样的城邦才有条件建立那种公民参与的民主政治，而且不容易形成专制。
对经济的影响：①平原少、土地有限，使希腊人只有通过商业贸易才能生存。②海岸线曲折，海湾良港众多，温和的地中海式气候，为航海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
对价值观念的影响：商品经济必须以平等作为交换的原则，商业贸易的进行和发展要求有相对自由的环境，有助于古希腊人平等观念的形成和民主政治的建立。
对民族精神的影响：小国寡民的城邦一旦由于人口的增加而无法负荷时，希腊人就到海外建立殖民地。殖民运动不仅缓和了希腊社会矛盾，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与大规模的航海贸易活动相结合，练就了古希腊民族勇于开拓进取、善于求索的民族精神。
3.给出历史材料结合“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探讨。
材料地少人多的古希腊往往向海外殖民扩张，通过扩张使希腊本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农业生产迅速商品化。……农业商品化……不可避免地导致激烈的阶级斗争……新兴工商业者……往往联合下层平民同旧氏族贵族进行斗争。
问题1据材料分析，古希腊的海外殖民活动对希腊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经济的变化对城邦政治有什么影响？
问题2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自然环境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
二、运用政治、历史、英语学科的相关知识学习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及特点
1.引导学生自主完成以下表格。
2.Y合《政治生活》中的“公民的政治权利、政治义务、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政治原则”等知识得出以下认识。
雅典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有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有参加政治生活的自由、必须为雅典城邦服兵役保护城邦安全、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雅典公民大会的职能：立法职能、监督职能。
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在民、轮番而治、权力制约、法律至上、公民集体内部相对平等。
民法典问题探讨篇3
本届会议开幕式由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于殿利主持。教育部语信司副司长田立新出席会议，并就中国辞书学会加强党建工作和国家语委“十三五”发展规划等问题做了指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党委书记隋广军致欢迎辞，他介绍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历史及其50周年校庆系列学术活动，并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词典学研究中心在过去几十年发展历程中的工作成绩进行了回顾。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曹广顺做了工作报告。中国辞书学会秘书长周洪波传达了中央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意见。著名辞书学家、我国当论词典学奠基人之一黄建华教授就《汉法大词典》编纂及其辞书成果评价的问题发表了讲话。
开幕式后，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中心主任余桂林对《辞源》第三版的修订专家团队进行了大会访谈。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董琨教授、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原总编辑王涛以及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周洪波先后就《辞源》的定位、修订必要性、修订重点、项目管理以及工作不足之处等予以了全面解读，并就“辞与词的确立标准、修订工作的组织协调以及两岸文字工作的交流合作”等问题和参会代表进行了现场交流。
本次会议的学术研讨环节采取主题发言与专题讨论两种形式，交流方式不再遵循宣读全文的发言传统，发言人需要围绕研究背景、研究问题与内容、研究创新与价值三个方面简要论述观点，整个研讨过程强调高效、务实。
一、主题发言
在主题发言中，河北师范大学苏宝荣运用语法、语义的综合视角分析了《现代汉语词典》中36000多个双音复合词，认为汉语复合词的语法结构和语义关系应该从其语义特征和搭配关系上寻找突破口。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谭景春针对“打折”一词进行了深入的英汉语义对比分析，并对其不同的表达方式予以成因探析。厦门大学苏新春结合《现代汉语分类词典》论证了类名对分类词典的重大意义，并进而呈现了五级类名的确定原则与类型。陕西师范大学田兵以《汉法大词典》为个案，参照国内出版的几部重要大型汉英词典，从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特征方面对其编纂特色进行了系统探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章宜华突破传统释义的理论局限，阐释了如何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构建意义驱动多维释义模式，包括事件参与者角色的提取、语料库模式分析和基于构式的释义结构的形成等。南开大学周荐对两岸语言工具书四字条目的收立进行了对比研究并追溯成因。鲁东大学王东海在梳理西方符号学意义观的基础上提出“普通/学科二值变体”这一组合范式来处理语文辞书中的语文意义与专科意义。北京外国语大学杨慧玲从历时研究视角，认为我国的外向型学习词典应该走出一条更为适合汉语语言和文化特点的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之路。华南理工大学刘喜琴对理论新著《二语习得与学习词典研究》进行解读，并概括阐释了二语习得、语言认知与学习词典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在语言习得和认知的观照下进行词典释义。广州大学汪磊对当前国内网络语言辞书、汇释著作进行了穷尽性考查和对比分析，认为网络语言辞书编纂应更加科学化，为社会提供更好的语言服务。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谢金霞介绍了DpS词典编纂平台对词典编纂协同性的重要作用，并对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二、专题讨论
本次专题讨论改变了以前按专业委员会分组的做法，而是根据论文内容分为“语言学理论在词典学中的应用研究”“辞书编纂实践”“现代信息技术在辞书编纂、编辑和出版中的应用”“学习词典与语言教学”四大议题。
1.“语言学理论的应用研究”板块
王仁强以复杂适应系统语言观为基础，对现代汉语兼类词和词频相关性进行了研究。李明提出了双语词典的翻译原则，他以“大白面包”应翻译为“哈拉面包”等为例阐述了双语释义的对应原则。于峻嵘比较了俄语、英语、汉语三部词典，分析了整合理论对释义的指导作用，提出要注重运用结构性语言来释义的观点。武建宇以历史的眼光探究合成词的发展，证明了词义的历时发展与语法结构的互动关系。白冰探究了中西文化沟通与释义的中西对接问题。刘娜在语域视角下讨论了中医术语的英译问题，建议构建中医语域标志，区别正式用语和非正式用语。薄晋华和康晶考察了动词ing和ed的形态问题，认为它们可以获得独立的词位地位，甚至可兼有两种或三种词类属性。成莉铭从词典结构、体例和例证选择方面对《汉语语用词典》的编纂进行了构想。吴澄从语用释义视角出发，阐明学习词典中多义词及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在总结讨论中，赵世举提出词典编纂研究应该与时俱进，但在具体操作时也要确定来源和通行度问题，苏宝荣提出可通过语料查证来确定某个概念是否由某个词来表达。
2.“辞书编纂实践”板块
周明鉴从十个方面谈如何加强辞书编辑的修养。邵宇彤结合编辑实践工作对语言文字的差错类型进行了总结并加以案例分析，他们认为辞书编纂应该把社会效益与图书质量放在首位。李尔钢对《汉语大字典》第三版整体修订工作加以介绍。李志江评介了两岸语言词典的特点。吴继刚以“保伶，般，_”为例分析了《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的学术面貌。盛培林论述了黄建华先生在创建理论词典学及其学科建设方面的卓越贡献，并介绍了《汉法大词典》的特色和创新亮点。余富林在比较五部英语外来语词典的基础上谈及编纂实用外来语词典的设想。何帆从六个方面对《朗文当代英语大辞典》中的文化信息进行分析。曾珍介绍了2010―2014年的法语新词并加以分类。付巧以《牛津高阶英语词典》（1―8版）为例，分析了英语学习词典动词句型标示体系的发展趋势。王龙阐述了《拉鲁斯法汉双解词典》的释义方式。王伟对《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义项增补进行研究分析。戴文颖分享了编纂《学生漫画成语故事》的体会，认为漫画故事与成语理据需要照应关联。在总结讨论中，黄建华、周明鉴等专家点评鞭辟入里，让与会代表的学术认识得以深化。
3.“现代信息技术在辞书编纂、编辑和出版中的作用”板块
申雨平探讨了如何运用语料库抽取例证并加以语言转换。冯海霞对比分析了多部语文辞书中不成词语素的词性标注问题。宋作艳、杨旭结合语料库考察了《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的多/同义词释义和兼类词处理策略。林仲湘展示了他多年心血积成的《多功能汉代汉字电子辞典》。李仕春运用语料库技术研究现代汉语中常用词的义项分布情况。吕靖介绍了如何运用网络爬虫工具自动抓取网络语言数据，及其对学习词典编纂的启示。温朔彬认为辞书编纂创新离不开现代化手段，应该开创电子辞书新领域。王娇运用BnC和CLeC语料库分析了中国eFL学习者的近义词习得情况。宫妮探究了“贪污”一词在汉语社群语言层面词库中的词类归属问题。蒋文凭运用语料库提炼出医学英语深层语言特征，认为专科词典应该是“术语学、语言学、词典学”三者的有机结合。李莉介绍了DpS词典编纂平台的框架和功能，并从编辑出版角度提出了关于词典编纂平台应用的建议。马立东运用互联网和语料库数据对“以人为本”的英语对应词进行筛选及排序。罗文青、唐志丹运用自建词类标注数据库对现代越南语兼类现象以及现代英语的词范畴表征展开调查。在总结讨论中，语料库技术、词典电子化和词典编纂开发工具等激发了与会者的较多兴趣点。
4.“学习词典与语言教学”板块
徐海从一个介词“to”入手探讨其语义网络，并提出四层级的介词义项编排模式。李婧对比了民国时期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所编词典之异同，并分析了两者产生诸多差异的原因。金沛沛运用问卷调查对留学生如何选择和使用汉语词典展开实证研究。杜开怀对我国21世纪英汉学习词典进行了回顾，认为国别化研究可增强学习词典的设计特征和使用教育上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赵红梅运用同义词辨析理论来探究语文词典的释义效度问题。王敏以“app，mooC”为例探讨了外语中译词作为术语和一般语词在释义和使用上的区别。杨海英以《牛津高阶英语词典》中的computer一词为例，论证了专业术语的普通化表征问题。吴婷婷、盛蔚讨论了对外汉语词典中个别词目的释义问题。范瑞瑞、卢念春、王雅雅就学习词典中的例证、语块及新词释义等展开论述。在总结讨论中，民国时期的双语辞书研究、外向型汉语词典的呈现介质和用户接受度、mooC一词的中文译名、专业词汇与普通语词的区分问题等引起了较多关注。
综上，在与会代表和承办单位的共同努力下，会议圆满成功。在进行学术交流的同时，会议期间还召开了常务理事会，并举办了辞书成果展。在热烈的学术氛围中，各位专家、学者理论视野开阔，编纂经验丰富，为辞书学研编工作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视点和实践手段。
从研讨内容上看，本次会议体现了我国辞书研究现状中的几大特色：一是“中西融合、互吸所长”的研究理念。与会代表将汉语、外语各自的研究视角、手段和成果纳入一个开放的学术交流框架中，双方兼收并蓄，产生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良性效应，对国际视野下的辞书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经典延续、鼎故纳新”的研究氛围。《辞源》百年生命长青不衰，《汉法大词典》的编纂团队倾尽十余载人生岁月再创佳作，王宁、黄建华、周明鉴、韩敬体、苏宝荣等资深专家在学术道路上引领后辈，田兵、王仁强等中青年学者组建浩荡的学术团队深化研究特色，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术新兵们在聆听感悟中得以学术启蒙，由此呈现了我国辞书学界的传承交替与后继有人。三是“学科互涉、科技创新”的研究范式。与会代表从解释学、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用学、计算语言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汲取养分来探讨词典学问题，同时，随着传统的辞书编纂研究走向十字路口，如何将现代科技手段辅助于辞书编纂研究，如何将纸质词典内容呈现于更加友好、实用的用户界面，如何让辞书工作者在语言资源开发和信息技术洪流中寻求定位，如何让辞书学跨越“词典”产品的樊篱，在大数据时代中寻求更加广博、多元的研究对象，这都是焦点所在。辞书学的未来，必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附：中国辞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提交全文论文目录
（每个议题中均按作者姓名拼音顺序排列）
议题一：语言学理论在词典学中的应用研究
白冰全球化视野下的语文词典释义
成莉铭《西游记》中的“打断”现象研究及其对词典编纂的启示
李明论双语词典的特有属性和翻译原则
刘娜等语域视角下中医双语词典中的中医术语英译对比研究
刘喜琴构建新一代学习词典的新理念和新模式
宁真真等两岸语文辞典敬谦辞释义的对比研究
苏宝荣复合词结构的隐含性、多元性及其认知原则与辞书释义
王东海二值变体义项
王仁强等现代汉语兼类与词频的相关性研究
吴澄基于语用释义视角看多义词的不确定性
武建宇等词义历时变化与合成词语法结构互动关系探索
叶其松新中国语言学词典的历史和进展
于峻嵘等语言的整合描写与同义形容词释义
章宜华基于语言认知和论元结构构式的多维释义探讨
议题二：辞书编纂实践
何帆浅析《朗文当代英语大辞典》正文的文化信息呈现
黄建华对修订《汉法大词典》的期许
李尔钢义例问题举隅
邵宇彤编辑工作中的语言文字差错类型
盛培林黄建华教授――我国理论词典学的先行者
谭景春说“打折”
田兵大型汉外词典设计特征研究
王新霞法语品质形容词在双语学习词典中的例证研究
吴继刚《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编纂路径、体例及应用价值
余富林实用英语外来语词典的设想
曾珍2010―2014年法语新词研究
郑定欧谈借入词借出词：以广州话的“茶”、“镬”及“长衫”为例
周荐两岸语文工具书四字条目收立比较研究
议题三：现代信息技术在辞书编纂、编辑和出版中的应用
曹蓉等语料库驱动的机器词典构建关键问题探讨
冯海霞基于生成词库理论及原型理论的汉英多义体育词条释义的分析
李仕春等《现6》《牛8》多义词义项数目异同研究
林仲湘等编制电子字典的经验及体会
吕靖等大数据时代购物网站的语言数据挖掘与词典编纂
申雨平等基于语料库的英汉词典例证翻译浅析
宋作艳从生成词库理论看词典释义
田昊扬等中国古代汉语字频频级分布的计量研究
汪磊国内网络语言辞书编纂问题探析
王娇基于语料库的中国eFL学习者近义词习得研究
温朔彬原创辞书的现代化之路
谢金霞基于DpS词典编纂平台的《新世纪英汉大词典》出版的协同性
杨旭“出版”的词类标注问题实证研究
议题四：学习词典与语言教学
邓小玲学习型英语习语词典的语用信息
范瑞瑞汉英词典例证功能及不足略观
金沛沛高级阶段留学生汉语写作中的词典需求分析
李大国英汉学习型词典中汉语外来词词条的呈现方式研究
李晖双语武术词典用户需求分析
李婧民国时期辅助英语学习的双语词典初探
刘燕菲以“打扰”为例看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的释义及例证问题
卢念春语块在积极型学习词典中的总体呈现方式
盛蔚“干预”的词典释义和例证的对比分析及启示
王雅雅《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八版中新词的译义方式
吴婷婷基于“起哄”的对外汉语学习词典释义研究
杨慧玲对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的反思
民法典问题探讨篇4
【关键词】德性本体；知识本体；城邦；公民；正义
苏格拉底确立了政治哲学的根基：“政治事务是一个自足的领域，政治事务和非政治事务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或者更进一步说，公共善与私人之善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苏格拉底之前，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等思想家只关注数学和自然，探究事物的根据和本原，而“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唤回，引入城邦甚至家庭之中，迫使哲学追问生活与道德，追问好与坏”。
一、苏格拉底政治哲学的哲学基础
（一）德性论。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思想家关注自然事物，探讨宇宙的规律，苏格拉底则认为除了自然科学知识，还有一种关于人和人性的知识，他开始探究关于人的学问，关注知识与美德二者之间的关系。要探究关于人的知识，就是要“认识你自己”。我们所能探讨的知识是关于人的德性的知识，德性包括了正义、虔诚、忠诚、勇敢、公民义务等。从德性论角度看，苏格拉底将人们追究事物意义的视线从天上拉回了人间，具有了西方古典人文精神，实现了古典人文精神的一次大转向，他明确提出了我们不需要探讨自然事物的意义和本质，而应探讨“人”的意义。
（二）方法论。苏格拉底将关于自然事物的本原放在括号内悬置起来，而关注德性知识，这具有现象学的意义。苏格拉底的助产术也就是强论证法或者说是诱导论证法具有很深远的意义，智者运动就是教人们如何用强论证战胜弱论证的，苏格拉斯诱导的概念主要是与政治哲学有关的，例如正义、德性等。苏格拉底用这种方法探讨了公民的义务和责任，公民不服从理论等公民政治哲学思想。
二、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思想
（一）德性政治本体与知识政治本体的结合。苏格拉底政治哲学的本体论是关于德性政治和知识政治的关系问题，试图回答人在政治生活中的本体意义。所谓“美德”就是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要追求的德性，将这种政治美德放在公民身上，认为公民要为城邦承担义务，履行责任。这种责任和义务要像“牛虻”，时时给当下的雅典城邦以刺激，因为雅典城邦已走向衰落，其标志就在于德性的衰败。知识政治本体，是关于城邦和公民政治生活中的德性的知识。德性本体和知识本体在公民和城邦政治生活中实现统一。
（二）城邦与公民：政治生活方式的双重主题。城邦与公民是苏格拉底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对这一核心的论述，回答了古典政治哲学的主题问题。关于城邦政治生活方式的探究，具有整体主义国家观的倾向，苏格拉底主张城邦至上，过以正义、节制等为原则的追求城邦美德的政治生活。在德性城邦与法治城邦的选择中，苏格拉底是以纯粹的古希腊人崇尚的公共德性为城邦生活的方式。
在关于公民政治生活方式的探究方面，苏格拉底认为公民的生活方式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卷入到政治生活的中心，追逐名利，正如一部分智者所教授的那样要热衷于城邦政治生活，学习演讲和辩论，热衷战争。另一种则是站在社会政治生活的边缘，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苏格拉底认为公民需要做一个积极的沉思者，而不是冷漠的，无望的，不承担责任和义务的旁观者，要探讨人间美德，关心政治、关注政治，要成为为城邦之善尽责任和义务的好公民。
（三）苏格拉底的“正义”观。在苏格拉底看来，正义就是知识，伦理是政治性的，而政治又是伦理性的。至高至大的美德是政治美德，苏格拉底将其看作是管理城邦事务的艺术，正是借助于这种艺术，人们才能成为优秀的政治家。正义是合乎法律的规定，无论是不成文的神的法律还是成文的人的法律都要考虑到正义，正义性并不只是立法的标准，而且是立法的共同本质。苏格拉底认为公民必须维护城邦法律的尊严，法律如契约，遵守法律就是遵守契约，破坏法律就是破坏契约。
正义也在于公民美德的教育，苏格拉底认为，美德既然就是知识，因此城邦应当注意培育公民的美德。他虽强调天赋，但并不否定后天教育，认为自己就是一个负有培育美德责任的教师。他提出，绝大多数人都不是极善或极恶的，而是介于善良与邪恶之间，因此绝大多数人都需要教育和引导。他教育人们成为高尚、正直的公民，他说：“最幸福的人和达到最理想目的的人，是那些养成了普通公民具备的善良品质的人。这些品质就是所谓的节制和诚实。”
三、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对柏拉图及后世政治哲学的影响
苏格拉底被认为是政治哲学传统的奠基者和真正源头。他的一生都是“述而不作”的，他的思想直接体现在他的学生柏拉图的著作之中，而且对整个西方的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西方世界称为古代思想家中的最伟大的人物。苏格拉底的方法论（助产术），知识本体与德性本体相融合的本体论，以及公民应该选择何种生活方式的思想，都对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苏格拉底的思想也通过柏拉图影响着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一个真正的城邦是一个追求正义和善的城邦，以追求德性为目标，应当选择的政治生活方式也是追求德性与知识的统一。希腊化时期城邦走向衰落，城邦式的公共德性已经破碎，人们向往、追求过个人宁静的生活，追求个体伦理德性的完善，苏格拉底的人文精神对希腊化时期和整个古典政治哲学思想也产生了影响。
参考文献
[1]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2][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m].上海：三联书店，1988.
民法典问题探讨篇5
张新科的文学文化研究还涉及社会文化，如在《中国古典传记的民族心理》《中国古典传记道德生命的张扬》等文章中，他指出，中国古典传记的发展，既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同时也与我们的民族心理有密切关系，如注重现实心理、祖先崇拜心理、英雄崇拜心理、留名不朽心理等。这些民族心理，对古典传记的人物选择、材料选择、事实呈现以及价值取向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古典传记中优秀传主的生命具有不朽的价值，传主的自然生命结束了，但他们的道德生命会在后代复活，并产生影响。这说明张新科的文学文化研究不仅仅只是对具体可感的文化现象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也涉及精神文化层面的研究。就文学的人文性研究而言，张新科主要着力于古典传记的生命价值和古代文学的入世进取主题研究。在《活力释放：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一文中，他认为，中国古典传记里，围绕生命的问题，体现出多种思想和行为：或建功立业，或珍惜生命，或牺牲生命，或尊重他人生命，或预设生命的结束等。生命活动实际上是人的自身活力的释放，在释放过程中由生命激扬出灼热的力量，这种力量往往是最动人心魄、最具审美意义的。社会条件对活力的释放总会起到或促进或束缚或压抑等作用，而活力的释放是由于充沛的内在激情，这种激情主要来源于时代使命、信仰力量、前代楷模、家庭教育、个人修养等诸多方面。《唐前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一文则从阐释唐前传记文学作品中传主本身的生命价值入手，对传主个体生命融入民族生命以及其对民族精神塑造所产生的重要作用进行了论析。在《入世进取：生命活力的展现》一文中，他提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入世进取主题，是人的生命活力的展现”的观点。入世进取主题的产生与发展，还与中国人自强不息的哲学心态以及重人生、重现实的民族心理有关。在《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的忧患意识与悲剧色彩》一文中，他提出：“中国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中充满着忧患意识乃至于悲剧色彩。忧患意识是人的生命意志的体现，甚至形成一种积极的时代风尚。”《昂扬奋进的主旋律：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论略》一文认为：“入世进取主题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富生命力的主题之一。这个主题，有其昂扬奋进的主旋律，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勇于反抗、勇于革新以及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永远给人以鼓舞的力量。”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201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乃是张新科古典传记生命价值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论著以传记“是人类生命的一种特殊载体”为基点[3]62，以“生命价值”为切入点，在梳理中国古典传记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古典传记具有“连续性”“系统性”“功利性”“丰富性”“多样性”“形象性”等特点；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在于“活力释放”，也就是要转动生命时针，焕发内在激情；古典传记的生命价值体现为追求不朽，其主旋律是“昂扬进取”，并表现为“多音符”和“变奏曲”；中国古典传记的忧患意识表现出“深厚苍劲”的特征，是集体性焦虑与个体焦虑的集合；中国古典传记的悲剧实践主体是在为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而进行力的创造，他们具有顽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具有正义感和高尚情操；中国古典传记体现了天人关系、人生观念、人性展现的哲学意蕴；表现了注重现实、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和留名后世的民族心理；中国古典传记中道德生命的张扬乃是生命的复活，是道德的净化；其审美价值在于力的象征，这种力量分别是艺术力量、情感力量、感染力量。同时，论著还探讨了古典传记终极目标的实现、民族精神及其当代意义。可以说，该论著从古典传记的生命内涵、生命价值的体现、忧患意识、悲剧精神、哲学意蕴、民族心理、审美价值等方面开创性地建构了中国古典传记的生命理论。总之，张新科从文化学的视角对古代文学给予观照，从文学的角度理解文化，从文化的视野阐释文学。这样的研究能够把文学现象置于特定的时代氛围和特有的历史语境中，从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对文学现象进行多角度、多层面、多向度的考察和透视，探寻文学活动中的文化要素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从而更好地把握文学的发展规律。张新科古代文学的人文研究，旨在通过探究历史人物的生命价值和中国古代文人在文学作品中对生命意义的张扬，发现人的生命活力、生命内涵、生命价值、生命意志对于历史和人生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对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的新开拓，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强调引进生命意识和生命活动视角，将文学置于生命美学的图景中进行审视和阐释，将对生命意识的考察上升到美学的层次，建构文学的生命观或生命文学观。理论和实践的共振共鸣，将文学活动引向深入，使文学的生命意识和生命美学观念犹如一道行走的风景，在开放、多元的发展变化中昭示着文学的行进和存在”[4]。如果要寻找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的话，这样的研究能够让人们透过历史的记述，在对入世进取主题文学作品的体味中，感受历史人物、文人志士那火热的生命活力及其闪耀出的光辉，从而把自我生命融入民族生命之中。这也启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要释放生命活力，燃烧生命激情，绽放生命之花，从而“具有富于丰饶的生命力与创造力”[5]19，使自己成为幸福的人。
二、创新论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发展，要充满活力，就必须有创新精神。”[6]张新科的古代文学研究有着突出的创新性。这种创新主要体现为善于发现问题，强调创造，努力探究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发现作家作品的创新精神。在《〈史记〉研究应走出误区》一文中，张新科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史记》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近年来在《史记》研究过程中，仍存在一些误区，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他认为，在《史记》研究史上，20世纪50年代曾出现过美化、拔高司马迁的倾向，有些研究者回护司马迁，不能正视司马迁思想的矛盾及局限性。除此之外，对《史记》材料不加考察分析，一律视为司马迁的思想；研究课题的重复、老化等，都是《史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探寻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性，也是张新科学术创新的体现。在《六朝新文学理论的先声——司马迁对魏晋南北朝文论影响三题》一文中，他发现了司马迁的文化学术观念与魏晋南北朝文论之间的关联，认为司马迁对学术性的“文学”与文学性的“文章”的区分及对文学家、文学作品的重视，影响了六朝人对文学不朽价值的认识和对文学规律的探讨；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理论影响了六朝文论中的“蓄愤说”和“怨愤说”；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影响了六朝文论中的“通变”思想。在《〈水浒传〉与中国古代传记》一文中，他对《水浒传》与中国古代传记之间的关联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认为《水浒传》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反抗精神、侠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等内在精神对古代传记有许多继承与发展之处；《水浒传》在个性化的人物、戏剧化的场面、叙述方法等艺术上对传记文学有许多继承与发展。在《历史与小说的不解之缘》一文中，他认为小说从史乘分化出来以后，并没有脱净干系，仍带有史的特征。而史传著作也不是一块“纯洁”的地方，其中不乏小说的地盘，小说中有史，史中有小说，小说与史传有着不解之缘。张新科还善于发现古代文学作家作品的创新精神，这是其古代文学研究创新的又一体现。在《〈史记〉所体现的创新精神》一文中，他总结了《史记》多方面的创新精神：一是《史记》记载了许多有作为的政治家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创新精神；二是记载了许多思想家的重要活动，表现了思想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创新精神；三是表现了文学家、史学家的创造精神；四是司马迁自身的创新精神。另外，张新科还发现了司马迁的创造意识。在《毅力胜挫折心血铸长城——从挫折心理学角度看司马迁的创造意识》一文中，他运用美国临床心理学家艾里斯的“挫折的aBC理论”，深入分析了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所体现出的创造性及其产生过程。他认为，司马迁在创作《史记》的创造性活动中遭遇挫折后，能够主动调整自己对诱发性事件的看法和态度，调整自己的情绪，最大程度地减少挫折带给人的不良反应以及苦恼、郁闷等情绪困扰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在挫折中奋进，保证了创造性活动的持续进行。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创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而如何在理论体系、观点方法、考察视界等方面有所开拓和创新，是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张新科对研究误区的纠偏，对文学现象关联性的探究，以及对古代作家作品所体现出创造精神的发现，都可以说是创新古代文学研究的有益探索。
三、学科论
学科是学术的分类，指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学术相对独立、理论相对完整的科学分支，或者说就是科学的部门。“由于人类知识是不断增加的，于是各个科学部门（各学科）的内容就会随着历史的前进、社会的进步越来越丰富。不仅如此，科学各部门的划分也就越来越细，科学所包含的学科就会越来越多。”[7]因此，随着人类知识的不断积累，新的学科会不断涌现。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张新科非常注重新学科的建立，他通过学科学术史的梳理、学科体系的建立及意义探究、学科的未来展望等方面的研究，建立了“史记学”。首先，他对“史记学”学科学术史作了梳理，在《20世纪史记学的发展道路》一文中，他认为20世纪的《史记》研究分为承前启后、初见成效、逐步深入、停顿沉寂和全面丰收五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成为20世纪《史记》研究的两个重要转折点；各个时期的《史记》研究，既有对前人研究的继承和深化，又能拓宽研究领域，出现新变的因素，都有其鲜明的特点。同时，张新科对“史记学”学科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在《史记学：21世纪研究之展望》一文中，他认为“21世纪的史记学仍将是研究的热点领域”，并从综合化、理论化、多样化、立体化、世界化、生产化六个方面对21世纪史记学的发展作了初步构想。之后，他对建立“史记学”学科的可能性及其意义进行论说，在《“史记学”体系的建立及其意义》一文中，他提出，《史记》研究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学科——“史记学”，并且建立自己的体系，是由于《史记》本身的价值、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学科发展的需要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史记学”的体系是一个开放型的体系，包括基础部分、理论部分和相关部分三大类；建立“史记学”的学科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了建立这个体系，文史工作者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步骤。20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记学概论》是张新科建立“史记学”学科体系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这部著作分“范畴论”“价值论”“源流论”“本质论”“方法论”“生存论”“主体论”等7论17章，第一次建构起“史记学”的框架体系，奠定了“史记学”的理论基础。该论著系统阐述了有关“史记学”的基础性研究、理论研究、体系构成、建立基础、意义价值、形成与发展、兴盛与繁荣等学理性问题，总结概括了“史记学”的特点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张新科在“方法论”部分提出，“史记学”应当以唯物史观作为其理论支柱，运用史学、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军事、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校勘学、文字学、考古学等理论以及自然科学理论展开研究；在“史记学”研究中，可采用考据、比较、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等多元化的研究方法，还应借鉴西方先进的研究方法。此外，他还在“生存论”中，就“史记学”与社会现实、“史记学”的学术组织、“史记学”成果的产生及批评等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作了探讨。最后，该论著还从才学识结合、继承与创新结合、求实与求美结合、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结合、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结合等方面对“史记学”研究者应具有的素养和对“史记学”研究应采取的方法作了分析。通过论证分析，他最终建构了由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和相关研究构成，以史学、哲学、文学为支柱学科，以政治学、地理学、军事学、医学、天文学、经济学、心理学、档案学、民族学为相关学科的“史记学”学科体系。
四、嬗变规律论
科学研究是人们探索未知事实或未完全了解事实的本质和规律，以及对已有知识分析整理、验证并发现有关事实的本质及其规律的实践活动。因此，科学“是用于探索的一套规则和形式，由那些寻找可靠答案的人们创造”。自然科学是这样，人文社会科学也是这样，正如宇文所安所说：“在人文科学领域，我们需要某种类似从牛顿物理学到量子物理学的飞跃……我们以前一直觉得十分明确和稳定的‘时代’、‘作品’、‘作者’原来都可能只是一些复杂的变化过程……对于书写文学史的人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像在量子物理学里一样，描述文学和文化的变化实际上是怎样发生的。”古代文学研究也应当注重把握其变化的规律。张新科在古代文学研究实践中，主要从发现演变轨迹、梳理发展过程两方面入手，探寻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就古代文学的演变轨迹研究而言，张新科主要致力于唐前史传文学的相关研究。在《先秦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一文中，他指出先秦两汉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呈现四个演变轨迹：一是由简单的记事向复杂的写人发展；二是人物类型由上层逐步向下层扩展；三是作者感情由隐而显；四是风格由简朴、单一向纵恣和多样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的嬗变轨迹》一文则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史中的《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为例，在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传文学作了深入探讨后认为，这一时期的史传文学，呈现出了人物范围逐步缩小、由性格化向叙事化转变、思想感情由浓而淡、语言向骈俪发展的嬗变轨迹《。从〈左传〉到〈史记〉史传文学的嬗变过程》一文梳理了从《左传》到《史记》“藉事传人”的编年体到“以人明史”的纪传体的变化过程。《唐前史传文学研究》一书的出版是张新科对唐前史传文学及其嬗变轨迹研究的全面总结。该著作对唐前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嬗变轨迹作了详尽的梳理和研究。首先，论著对唐前史传文学中人物形象的嬗变做了研究。其次，他把唐前史传文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萌芽成长期、两汉成熟高峰期、魏晋南北朝逐步衰微期，认为唐前史传文学发展有连续性、系统性、功利性、模式化等明显特征。再次，该著作还注重研究唐前史传文学发展的规律，探讨了唐前史传文学与辞赋、小说等文体的关系。正像他自己在总结该书的特点时所言：该研究“一是不对单部著作作孤立研究，而是把唐前史传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二是不再详细勾勒发展的线索，而把重点放在规律的探寻上。”张新科还善于通过综合研究，探索文学现象的嬗变规律。如在《从唐前史传论赞看骈文的演变轨迹》一文中，他以唐前史传的论赞变化为例，探讨了汉魏六朝时期骈文的演变轨迹及其与史传文体的关系，认为：《史记》论赞是典型的散文体；《汉书》论赞语言大都变单为双，整齐划一，四字句增多；《三国志》的论赞文字不仅句法整齐，而且词义也整齐，排句也有增多；《后汉书》的论赞，形式更趋完美，有部分论赞已是成熟的骈文；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的论赞，不仅句式整齐，而且讲究韵律，骈化倾向日益明显。史传论赞的这种演变，与骈文本身的历史发展相一致，体现了散文与骈文之间的密切关系。可见，张新科是一个“能够将错综复杂的原因、现象等结合、整理，发现理论和规律”的研究者。除了嬗变轨迹研究之外，对古代文学现象发生发展过程的研究也是张新科嬗变规律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古代文学入世进取主题的发展过程》一文，针对入世进取、建功立业这一中国古代文学中充满生命活力的主题，分析了古代文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过程，指出入世进取主题的产生与发展，是与社会的变化密切相关的。
五、经典化论
民法典问题探讨篇6
《中国古典文学的时代特色》是必修三的第三课，展示了春秋、战国、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主要文学体裁或成就。指导意见的教学要求：①基本要求：知道《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成就；了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文学特色。体会古代中国文学的多姿多彩，感受古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的美感。②说明：……关注屈原、李白、杜甫、苏轼、关汉卿、曹雪芹等创造了中国古代辉煌文学成就的代表作家。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文明古国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本课适当的问题设置可以改变传统的教学主题，让学生在对话中认识古代中国光辉灿烂的文学价值，感悟民族文化的优秀。
一、核心材料设置问题引领全课，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一个良好的设问，往往是学生进人学习状态的良好开端，将会使学生产生急于求得解决疑难的欲望，从而保持较强的注意力和兴趣。同时为最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将学生的生活与本课结合的设问呈现出来，助推其主动学习的欲望。在上《中国古典文学的时代特色》一课时让学生听一首较熟悉的歌曲，你听到的是什么歌？作的词来自哪里？这首词是什么朝代的?宋代文学成就最突出的是词，其他的朝代呢？引出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一段话：“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焉者。”接着围绕这段材料进行有效性的问题设置：结合本课内容，请回答“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有哪些文学，它们有哪些代表人物的哪些代表作品？“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指什么，它们的地位影响如何？通过教师预先设计好的表格，让学生带着这些设问自主梳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脉络，同时又引导学生掌握将材料与课本知识相结合的论由史出的辩证方法。
二、重视设问的课外拓展，提升史学研究方法的能力
历史学研究的方法有基本方法：史料的搜集、考订和编次；分析方法：①结构分析和阶级分析；②其他方法：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计量分析方法、基因分析方法、考古学方法、地理学方法、人类学方法、民族学方法、民俗学方法以及自然科学方法；论证方法：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又引“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焉者”，设置问题：你能结合教材中的原句论证这句话吗？王国维的这段话说明我国古典文学有何特点？引导学生透过感性的认识理解我国古典文学特点之一就是时代特色性。接着展示三则相关的典型材料，结合材料请你归纳出文学特点的原因是什么即为什么会“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通过解决以上这些材料设置的问题的过程中，学生明白了文学作品因能反映作者生活时代特征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同学生的视野被大大拓展，也理解了结构分析方法，提升了史论结合论证的能力。
三、强化问题意识，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
再引“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焉者”，思考：宋元明清不同时期有类似的历史背景却出现不同文学特色的原因是什么（即出现不同文学体裁的原因）？通过这部分的问题设置，使学生在主动参与课堂探讨的过程中懂得当一种文学体裁发展到高峰难以被逾越时,继承的后人往往会突破原有的体裁而另创新的体裁去发展文学。这样也推动了学生在感悟知识的广博性和思辨性的同时理解文学格式是与时代相关的理性认识。接着展示一组历代描述爱情的作品片断，激活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进行比较，归纳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有一个共性就是无论是哪代的文学都离不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文学风格。通过以上问题的强化，学生在感受不同时期文学美感的同时对历史问题的敏感度也大大增强，得出我国古典文学特点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延续、继承创新性。然后让学生再一次阅读这一组历代描述爱情的作品片断，设置问题：你发现这一组作品有什么变化？通过这一设问引导思考认识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从高雅、贵族化到通俗、平民化的过程。同时强调发展的是主要趋势、主要潮流，并不意味着高雅文学的存在就没有通俗的文学存在，反之同理，两者是并存的关系。最后教师提问中国古典文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主要发展趋势？教师再次展示“二、”中的三则相关的典型材料，调动学生进行深入地探讨、反思，最终使学生全面理解了仍是时代中的商品经济，社会市民阶层的扩大、统治者的政治因素（尤其是后者）起作用的结果，即文学主流与人有关的理性认识。既然文学格式（体裁）与时代相关，文学主流与人有关，学生也就彻底地领悟了“后世莫能继焉者”的真正内涵。
四、质疑学习成果，促进认识深化
民法典问题探讨篇7
县政协组织机关干部深入开展典型案例学习讨论活动，学先进、找差距、抓整改。
每位干部紧密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对照典型案例和作风建设年活动的具体要求，查摆出了干部个人和机关存在的“学习自觉性不够强、发挥专委会职能作用缺乏有效途径、机关干部之间思想上交心、谈心较少、深入基层较少、工作探索不够多”五大问题，确定了近期五个整改重点和采取的主要措施。
一是大力加强调研，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政协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基层开展调研活动，多了解掌握基层实际情况，为县委、县政府提供有前瞻性的高层次建议。
二是推进“三化”建设，真正实现用制度规范行为、靠制度管人、管事的运行机制，实现机关内部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进一步健全机关工作机制。
三是加强队伍建设，以走访委员活动为载体，加强政协机关与政协委员的沟通，积极为委员创造履行职能的良好氛围，推进机关工作和委组工作规范化。
四是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政协宣传工作，将专题召开政协宣传工作座谈会，加大与电视台、报社等新闻媒体的联系，及时报道政协工作和政协委员的先进事迹，不断扩大政协工作的透明度和影响力，努力树立政协的良好形象。
五是加强学习，切实把学习摆在突出位置，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履行职能的新思路和新办法，努力通过学习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县委宣传部组织全体干部对八个案例进行了重点学习。
先将八个案例整理印发给每位干部，由干部进行自学，并结合自己的工作岗位职责进行对照、认真准备，然后于7月26日组织全体干部进行了集中学习，讨论和剖析。
一是认识更加提高。通过学习讨论，大家认为市作风办提供的五个正面典型、三个反面典型案例中，既为我们树立了作风建设的典范，也反映了工作中存在的不良作风问题。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剖析，大家对作风建设的认识进一步加深。
二是目标更加明确。以“树新形象、创新业绩”为主题，以作风建设为切入点，以市作风办提供的典型案例为镜子，自我对照，自我剖析，进行深刻反思，找准自己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制订整改方案落实整改。通过“作风建设年”活动，把宣传部建设成为一支“快乐的团队、充满活力的团队、富有战斗力的团队”。
三是措施更加落实。对照学习典型案例，努力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抓好，进一步强化“五种意识”:提高为民服务意识，增强谋发展意识，提升工作效能意识，增强廉政勤政意识，强化责任意识。
县委政策研究室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组织全办干部深入学习作风建设典型案例。
一、思想认识深入，发言提纲充实。全体干部准确把握专题民主生活会的主题，针对市作风办提供的典型案例进行学习和讨论，结合自选案例，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就事论事，以理说事，深挖根源，举一反三，让广大干部明白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使典型案例教育真正成为推进作风建设的有效抓手。
二、查找问题实际，解决方案可行。会上大家深入分析，认真查找本单位和个人在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剖析原因，共同研究提出整改措施，明确整改重点。在查找问题时做到：不讲虚的问题，只讲实的问题，不讲客套问题，只讲具体问题。通过典型案例学习，进一步突出重点，认真反思，结合自己的思想、工作实际和反馈意见，敢于触及实质性问题，并按问题对症下药，提出确实可行的方案。
三、整改措施得力，努力方向明确。正视自身问题，办领导带头“揭疤亮丑”，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充分发扬民主，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客观分析，认真总结，制定整改方案，逐步改进，达到目标。
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全体干部学习典型案例后，启发很大，感触很深、教育深刻！纷纷表示要学习先进典型，学习他们的好做法、好作风，要从反面典型中吸取教训，以反面典型来教育自己、警戒自己，并以作风建设年活动为契机，结合本局的工作实际，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加强学习，提高认识。饮食用药安全有效,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经济的发展,关乎国计,维系民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直接担负着这个重要的职责。所以加强作风建设，以良好的作风来切实担负起这个神圣的职责，就显的尤为重要。必须时时刻刻清楚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义务，切实解决好“为谁监管、怎样监管”的问题，全面树立和落实科学监管理念，把党和人民交付的工作做实、做好。
民法典问题探讨篇8
近十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态势，总的说来有：方法论的检讨、中国经典的诠释、出土简帛的哲学思想研究、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思想、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及致力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建构等。在这些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此外，儒学与当代、儒学的宗教性、《周易》、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明清之际与清代学术、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三《礼》之学、名家与汉语语言逻辑哲学、中国政治法律哲学、生态环境哲学、和谐思想、身体观、身心平衡论与心理调节学说等，正进入重新探讨的阶段并不断深入。
从学界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重点与热点问题或领域有：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之思的这些本原特征，都说明应该“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的范畴、框架与体系的束缚，确立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学界提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或“自主性”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去排斥西方哲学或非中国哲学，犹如提出饮食的个体健康、个体选择问题不等于排斥饮食或反对饮食，不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是常识，我们当然不能陷入因噎废食和中西对立与隔绝的陷阱。
民法典问题探讨篇9
【关键词】中国传统哲学典籍；翻译能力；译者术语能力
0导论
近年来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翻译家联盟等机构的推动，术语翻译研究总体而言呈现增长态势。不过，国内外的术语翻译研究主要集中于理工、经济、医学、法律、术语学、语言学等学科门类，很少有学者系统、深入探究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的术语翻译问题。
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的术语是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固化与凝结，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反映。只有保证中国传统哲学术语英译规范、准确，同时又充分尊重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中西文化差异所在，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国传统哲学典籍英译所担负的重要作用，即经过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维护民族文化身份，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构建全球文化多样性，促进世界各种文化平等和谐相处、共同发展”（郭尚兴，2013：20）。
1国内外研究概况
1.1国内情况
从掌握的资料来看，国内关于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的术语翻译研究角度较为单一，基本集中于对翻译技巧、翻译方法、翻译原则的讨论。如严敏芬、闵敏以语料库方法为依托，从《道德经》的核心术语“道”、“名”、“无”、“有”翻译入手，通过对比分析总结出哲学术语翻译可遵循的方法论和主要翻译策略（严敏芬&闵敏，2013）。杨颖育选取了三个有代表性的《孟子》译本，结合“性”、“气”等关键语词英译，讨论了归化与异化的关系、元典本义和注家阐释等问题（杨颖育，2011）。柴改英以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为指导，探索了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外译中的“历史视域”和“当前视域”融合、“新的当前视域”和哲学体系的“接受视域”融合，从而论证多重视域融合有助于完成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在目标语中的准确重构（柴改英，2010）。王宏印指出翻译关键术语“有必要选择一种文外注释的方法，或采取一种综合性注释的方法”（王宏印，2009：17），同时强调要确定一个术语如何翻译，要考虑语源知识、基本定义、搭配关系、语境变异及系统构建等。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有所突破。如郭尚兴以文化整体主义理论为基础，研究了文化语境本体性对术语意义认知和英译的必然影响（郭尚兴，2011）。不过，对于如何使意义更贴近历史及其境况，如何使主客观得以合理的反映，郭尚兴并未给出答案。
1.2国外情况
与国内学者相比，国外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中国传统哲学术语的翻译技巧、翻译方法、翻译原则等问题。此外，研究视野也更为宽阔，常常运用文艺学、比较文学、跨文化交际等学科理论，探讨在哲学术语英译转化过程中如何最大限度保持汉语原典的文本哲学性。这其中以德克・卜德（DerkBodde）和安乐哲（Rogert.ames）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卜德（1995）认为翻译哲学术语需要考虑几个问题，如术语和它所处的文本是什么类型、术语与其所在的整个文本之间有何关系、术语的字面义在使用者那里处在一种什么位置、译文的读者类型是什么。卜德还提出了一些翻译原则：风格的可读性、简洁性和自然性；统一性；准确性，同时提醒译者不能机械遵循上述原则，要充分依赖自己的判断力和平衡各种价值观的能力采用灵活的手段处理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参见刘华文，2012：112-126）。安乐哲（2001）反对用西方哲学中的术语来置换中国哲学的术语，认为那样会导致文化的简约主义，并造成中国哲学特质消融在西方哲学理念所主导的阐述和表述中。他坚持翻译要避免异质性世界观之间的相互替代，因此译者应该慎之又慎地处理哲学概念，在翻译中要保持一种阐述的敏感度，避免草率的类比，应该力求通过自己的译文把原文具有的中国哲学特质性的内容识别并表达出来（参见刘华文，2012：79-91）。
2研究构想
2.1中国传统哲学典籍术语英译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术语是中国传统哲学典籍翻译中的难点，其英译主要存在以下四方面问题亟待解决：
1）中国传统哲学术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有些译者翻译时即便以原文为中心，但由于缺乏对相关术语的慎重考量和深厚的国学功底，也往往会导致中华传统文化特质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出现文化亏损或文化扭曲的现象。
2）出于读者接受考虑，有些译者以译文为中心，多关注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如何在目标语中最大限度得到优美、地道的表达，从而造成中华文化传统特质严重流失。
3）受西方中心理念支配，有些译者（特别是西方译者）采用削足适履的方式翻译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将汉文化群体几千年形成的对宇宙、社会和人格美学的认知纳入到了西文的哲学和伦理范畴中”（包通法，2008：36）。由于中西文化差异较大，这种翻译方式极易使得中华传统文化被国外读者曲解乃至妖魔化。
4）同一术语往往存在多个不同译名，结果引起国外读者的困惑，大大折损中国传统哲学精髓的对外传播效果。更为严重的是，有的译名不够妥当，若不及时纠正，对正确树立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形象难免产生不利影响。
2.2译者术语能力模型构建
针对中国传统哲学典籍存在的术语翻译问题，为保证中国传统哲学术语译名规范精确、贯穿统一，本研究提出构建基于文化全球化和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双重语境下的译者术语能力模型。
1）术语识别能力。术语识别能力是保证译名规范准确的前提条件。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包含大量的术语，因此中国传统哲学典籍对外传播的本质很大程度就是核心术语的外译，并通过术语的译名将中国特有的文化概念传播给国外读者。这一过程中，译者的术语识别能力至关重要。倘若译者对所翻译的术语一知半解或者理解有失偏颇，则根本无从谈及译名的规范准确。
2）术语处理能力。术语处理能力是保证译名规范准确的关键手段。要使中国传统哲学能够为国外读者正确接受和理解，避免传播过程中出现理解上的歧义，乃至引发文化扭曲和文化误读，准确翻译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的术语尤为重要。而要做到这一点，译者必须具备很强的术语处理能力，特别是根据翻译的目的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
3）术语管理能力。术语管理能力是保证译名规范准确的重要途径。自东汉支谦起，译者就意识到“名物不同，传实不易”。所以，在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过程中，译者重中之重的任务就是使用规范统一的译名表述关键术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目标语读者认识到一种固定的文化概念。使用计算机对术语进行管理是典籍外译工作者应该具备的重要能力。译者需要熟练应用现代信息技术编制术语库、提取术语。
4）术语工具能力。术语工具能力是保证译名规范准确的有利支撑。想有效解决中国哲学典籍术语外译中的问题，保证更好地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精髓，仅仅加强术语的识别、处理和管理显然不够，还必须具有能够利用各种工具和技术解决术语外译问题的能力，包括使用字典等传统工具的能力和应用专门开发的计算机软件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的能力。
当然，鉴于中国传统哲学典籍翻译的复杂性，译者术语能力作为翻译能力的一种子能力构成，其本身是一种综合性的能力，这其中译者的术语识别能力、术语处理能力、术语工具能力和术语管理能力仅仅是译者的核心能力，而并非全部。尽管如此，上述能力还是构成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缺一不可。那么，如何培养译者的核心术语能力呢？
客观地讲，中国传统哲学术语翻译的译者术语能力培养与提升是个复杂的工程，涉及翻译政策、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翻译专业课程设置、翻译教学方法、翻译教学资源体系等诸多方面。
从翻译政策角度来说，国家应该充分重视中国传统哲学术语翻译问题，结合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的制定指导性规约，以保证广大国内翻译工作者在制度上有规可循。与此同时，相关负责机构还可以组织由各领域学者构成的专家团队，共同探讨中国传统哲学领域某些核心术语的翻译问题，并最终给出规范统一的译名供译者选用。
就翻译教学而言，教师在讲授中国文化典籍翻译过程中，应该设立独立教学单元与学生共同探讨中国传统哲学术语翻译问题。当然，这种教学应该是开放式研讨教学，即以学生为中心，鼓励学生通过收集、整理、分析术语翻译相关资料，熟悉并掌握中国传统哲学术语翻译要点所在，并最终获得系统的术语翻译能力。
当然，无论是译者术语能力的构成，还是译者术语能力培养与提升的途径和方法，都要以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为核心依据，以维护中华民族文化身份、保护文化多样性、促进多元文化共生共利为最终目标，进行“动态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译者的术语能力始终符合中国传统哲学典籍对外传播的需求。
3结语
现有关于译者翻译能力构成要素解析研究中，对于术语能力这一构成要素很少明确涉及，本研究首次把译者术语能力引入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的术语翻译研究。从实践角度说，典籍外译译者术语能力研究有助于实现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在目标语中准确重构与顺利接受，促进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同时也能使得译者“从以前直译与意译之间暧昧的争论中解脱出来，”“从以作者为主导的译文和以读者为主导的译文之间有争议的区别中解脱出来”（Bassnett，2010：132-133）。就学术价值而言，典籍外译译者术语能力研究能够进一步拓展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的术语翻译研究，既能在一定程度填补中国典籍翻译研究中存在的某些空白点，为中国典籍翻译研究提供新视野，也能为翻译学科的建设添砖加瓦，对推动中国译学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alcinaa.teachingandlearningterminology：newstrategiesandmethods[J].terminology，2009（1）.
[2]Bassnett，S.translationStudies[m].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10.
[3]Cronin，michael.translationandGlobalization[m].London：Routledge，2003.
[4]Katan，David.translatingCultures[m].manchester：St.Jeromepublishing，1999.
[5]nye，J.S.Softpower：themeanstoSuccessinworldpolitics[m].newYork：publicaffairs，2004.
[6]包通法.文化自主意识观照下汉典籍外译哲学思辨[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5）.
[7]柴改英.从“天人合一”的英译看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外译的多重视域融合[J].外语教学，2010（2）.
[8]冯志伟.现代术语学引论（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9]郭尚兴.论中国传统哲学术语英译认知过程的语境本体性[a].魏向清等.术语翻译研究[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0]郭尚兴.论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目的和性质[J].语言教育，2013（1）.
[11]刘华文.汉语典籍英译研究导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2]汪榕培，等.中国典籍英译[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13]王宏印.中国文化典籍英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14]王岳川.文化输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民法典问题探讨篇10
[关键词]中国古典美学；现代化；意义
一、总述：中国古典美学现代化意义的有关论文介绍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古典美学，就必须认识中国古典美学这一母体，必须基于中国古典美学的基础之上。那么为何要认识中国古典美学呢？因为中国古典美学记录着我们先哲在通往真理的阶梯上所经历的灵魂探险，它包含着真理的颗粒、因素，但还不是真理本身。真理和谬误是对立统一的，没有绝对的真理也没有绝对的谬误；二者在某些情况下还是相互转化的。所以要辩证的全面的看待问题。中国古典美学尤其历史的局限性，但是其的内涵却是超越时空的界限的，这就要用现代意思来揭露其在现代化条件下所产生的现代化美学意义。
美学来源于哲学，但是美学的发展和演变有自身的内在演变规律。对于古典美学的研究对象要有明确；对于古典美学的现代化研究对象也要有所明确。经济决定上层基础，经济基础反作用于上层建筑，社会的主体意识都是上层阶级服务。从文化发展风尚的流行源头可以看到，回顾往昔，宫廷贵族豪门主导着社会下层占人口大多数的意识形态及社会风尚。
在《解构与建构：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转换》中，就有探讨对于中国古典美学现代意义的转变就是要结合人文的、社会的、科学的、历史的甚至民俗的学科交叉研究在现代生活当中的美学。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孤立地以当代的文化视野和理论去考证、分析古典美学有什么现代意义，而要以历史的、美学的态度.运用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知识恢复古典关学生发的情形和语境。”在《解构与建构：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转换》就有提及。
展望中国古典美学的未来，中国古典美学的民族性时期永恒的光辉是伫立在世界文艺上的珍宝。对于中国古典美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同时也成为了历来学者探讨的方向。周纪文《和谐文化与中国美学的未来发展问题》就提出了有关中国古典美学的三个方向问题：一是中国美学的民族化问题；二是当代美学的转型问题；三是中国美学走向世界的问题。在有关中国古典美学的转型方面就谈到了对于中国古典美学，“不能再陶醉于仅仅对形而上问题的论争、思想体系的构建以及精英阶层的文化批评。美学的发展到了必须重新思考定位以及研究对象、范围、范式、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时候。”
二、反映在不同方面的简单介绍
在文学上反映。上古原型的参照引用；民间文学中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史诗等等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是作家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文学结构体式的参照；从四言诗到五言的发展的演变，从传奇、小调、杂技等等演变为独具中古传统特色的戏曲。例如：诗歌中都有的《寒江雪》“天山鸟飞绝，万里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是一种古典审美体现的表现。
在艺术上的反映。特别是在绘画上面的表现；中国水墨画。作为中国画艺术的典型代表的“水墨画”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光耀古今。水墨画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独具特色的综合艺术的品质。在数模华中对于山水田园的变现可以从无中生有，如王维的《雪里芭蕉》。
王维的一帧极负盛名的画作《袁安卧雪图》，即著名的《雪里芭蕉》曾引起美学、哲学、宗教、文学批评等领域的关注。芭蕉在寒冬时就已经凋谢殆尽的，但是在王维的图画中却是绿油油的生机勃勃。这在艺术创作上采用了的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体验的影响。在现代中古绘画上依然有突出的体现，特别是水墨画上。《汝南先贤传》中记述了这样一段故事，说是有一年下大雪，地上的积雪达一丈多深。洛阳令来汝阳巡察，见穷人们铲除积雪，出外讨饭，唯袁家门前没有路，以为他已经冻饿而死。于是命人除雪进去，见他僵卧在房里，问他为什么不出去，他说：“大雪天大家都在挨饿，不应当去求别人。洛阳令被他的贤德所动，便推荐他为孝廉。这便是《袁安卧雪图》的原本故事，王维推崇袁安的精神故而特地用雪里芭蕉来表现其精神品质。梅、兰、竹、菊。中国古典艺术上的四大天王组合，对于现代艺术绘画的影响也颇为深厚。在现代生活当中，对于梅兰竹菊的推崇随处可见，在文学创作当中就是“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竹林七贤”以至于在《红楼梦》中黛玉的潇湘竹。兰花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更是天价的身价出现在生活当中的每个角落。可见中国古典美学对于现代人们的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
[2]董晔、李妍，《解构与建构：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转换》[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