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研究篇1
关键词客家文化客家经济影响
中图分类号：F592.7文献标识码：a
文化与经济表现一直是经济研究里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诺斯强调文化决定制度变迁，制度影响经济绩效。格雷夫用比较制度的观点来把文化信念化，把信念内生化，用博弈论的方法证明了不同文化环境影响人的行为，不同行为下交易成本的不同导致了组织形态和绩效的不同。所以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广东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影响经济表现的例子，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经过了长足的发展，但地区间的差异明显扩大，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日益凸显，尤其是客家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差异尤其凸出。对客家地区的文化进行剖析是必要的，努力分析客家文化中适合经济发展的和阻止经济表现的，做到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对客家地区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
一、客家文化的界定和主要表现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a.L.克罗伯和K.科拉克洪这样定义文化：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样式。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客家人是从中原迁徙过来，随着与当地的融合，交流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点。客家人的先祖多居于“中原旧地”，为避战乱，不断地向南迁徙，曾迁徙到达安徽、江西等地，后来又从福建汀州和江西等地迁到广东粤东北部山区来。客家文化呈现的是山区文化特色。粤东北部客家地区的开发史就是一部开发垦辟山区的历史。为求出路，客家男子苦读求功名和外出谋生，使社会生产的重担落在了妇女的肩上，妇女集樵采、畜牧、灌种、纫缝、炊爨于一身，这是客家人一个特别之处。客家文化从本质上是一种农耕文化。传统的农耕文化的特点就是自给自足重视功名。俗称的耕读传家。实际上重功名是自给自足下的被动选择和相应反应，传统的自然经济，生产的产品大同小异，贸易带来的收益有限，所以重功名是寻求更高收益的出路之一。如果说从中原迁徙过来的客家人有着很强的家国情怀和忠诚。
二、客家文化对经济的影响途径
格雷夫（1994）从文化信念与社会组织和制度安排的角度解释文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1）经济制度由文化信仰和组织这两个相关的因素组成，由于文化信仰是未经协调的各种预期，经济制度的变迁受其历史的影响；（2）制度结构之所以表现出路径依赖，是因为过去的行为、文化信仰、社会结构和组织都影响着价值观念和社会实施机制的发展，从而压制了背离旧有行为模式的灵活性。国内学者韦森（2003）沿着格雷夫的思路，系统研究了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赖以生存的文化因素以及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社会制度结构的影响，指出中国历史上信奉的集体主义文化因子决定了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内卷性（深层次的路径依赖），而西方社会个人主义的文化因子决定了西方社会制度变迁外卷性（进化演变）的路径，不同的文化传统导致了不同的变迁路径从而也形成了不同的增长路径。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文化因子是欧美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基于农本文化的客家文化毫无疑问带有集体主义因子，而本着求仕的客家文化又使得客家文化中缺少商业气息。考虑到经济活动是人们之间的活动，市场扩展则是人们交易活动范围增宽和深化的一个自然结果，而近现代以及当代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说到底只不过是市场扩展的一个外在表现。由于市场经济活动归根结底只是一种人们的商品和劳务交换行为的集合，所以，市场参与者的商业精神和其动机，就成了市场秩序扩展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最深层的或者说根本的动因了。
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来分析，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言，制度确实是重要的。然而，制度的发挥是要环境的，文化及其氛围是极其重要的正如历史学家布雷戴尔所述谜题一样，只有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一些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方能发挥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激励作用。这也导致了同样性质的制度，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精神遗产中的作用链条和绩效不尽相同，且有时差异甚大。客家文化的商业性缺失削弱了市场经济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根据格雷夫（1993）诺斯的思路客家文化的集体主义和重仕使得客家组织带有严重的科层色彩，而科层毫无疑问降低了组织的效率。根据诺斯所言经济增长的核心是有效率的组织。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客家文化的集体主义和耕读阻碍了市场的扩展和有效率组织的形成，最终带来了低效率的经济表现。
（作者系广东商学院国民经济研究中心学生）
参考文献：
[1]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
[2]韦森；《从文化传统反思东西方市场经济的近代形成路径》.载《世界经济》2002（10）.
[3]何东霞何一鸣：《文化与制度：一个文献的综述》《学术研究》，2006（10）.
[4]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6》，中文版，49～～65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客家文化研究篇2
赵佗作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其对社会发展的历史地位不容置疑；客家文化作为我国重要的社会文化之一，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引导者客家民系群众的社会发展；赵佗与客家文化有着深远的渊源，研究赵佗与客家文化就显得必然，下文分几个方面对此进行阐述。
一、关于赵佗的研究
关于赵佗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代表观点：
1.章子繁的观点
章子繁认为赵佗是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他在《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中写道“越南，与中国山水相连，鸡犬相闻，它世代受汉文的浸润，历史上，曾长期受中国朝廷的辖属或保护。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远在秦汉时代，此人堪称世界范围内最长寿的帝王——他就是赵佗”[1]。
2.赵明信的观点
赵明信更专注与赵佗的政治地位本文由收集整理研究，他认为赵佗是秦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杰出的爱国将领。赵佗是最早在广大岭南地区确立政权，是岭南地区最早的“客家人”的组织者，是秦朝统一以来最早成功地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民族亲和政策的杰出政治家，是最早传播中原文化和先进生产力、开发岭南的伟大先驱[2]。
3.吴木的观点
吴木也认为赵佗是“开发岭南第一功臣”。他在《赵佗征戍南越及称王年代探讨》一文中写道：秦朝时，赵佗参与统一岭南的军事行动，任南海郡龙川令，行南海尉事，建立南越王国；汉朝时，两度归汉，使中国金瓯完整。他在百越地区奋斗一生，引领百越地区走向文明。然而，赵佗征戍南越，任龙川令，自称南越武王等时间、年代，史籍多略而不载，或所记相互矛盾，后世史学家众说不一，甚至得出错误判断。就上述问题，吴木查阅了史籍资料，进行了探讨，就赵佗“处粤四十九年”考、赵佗有无参与首次攻越、赵佗任龙川令的时间、赵佗自称南越武王之年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3]。
4.朱风祥的观点
朱风祥认为，秦援之际对峥南地区的开发，赵佗超过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和辑百越”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弹合了疆越之间的民族债痕；他把先进的中原盘化和生产技术带到岭南，促进了岭南经济的开发和汉越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赵佗经略岭南的经验，后世帝王在处理民族矛盾和协调民族关系时，也多所采纳。朱风祥认为赵佗对岭南的措施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让越人参政；第二，尊重越人习俗；第三，鼓励汉人和越人通婚；第四，止越人“好相攻击”之俗[4]。
5.李翰的观点
李翰以三大书证和三大物证来表述自身的观点，认为说“赵佗是开发岭南的第一人”是犯了“前不见古人”之错，无视南粤先民的创造力和贡献。南越王赵佗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对整合和开发岭南地区有很大的贡献，无可置疑；但是，把他说成“是开发岭南第一人”，就有“英雄创造历史”之嫌[5]。
二、关于客家文化的研究
我国关于客家文化的研究比较多，但比较分散，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1.丘菊贤的观点
丘菊贤对客家研究的缘起进行了论述。客家先民，中国正史称中原汉人，客家先民多是客家学人撰文时常用的称谓。由于古代中国腹区即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多次受边塞少数民族的入侵和骚扰及天灾战祸等原因，被迫多次向南方迁徙。根据历史记述，客家先民大规模南迁有过若干次，北宋末和元末明初两次超过300万之众；迁移时间跨度，若从西晋末开始到元明之际为止，已超越千年之久。其认为客家研究全面开展的三次风暴和一次高潮进行阐述，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客家文化以及梅州客家文化进行了论述[6]。
2.蒋武生的观点
蒋武生的观点有四个方面：
关于地域文化研究和建设的基本原则的问题。其认为文化以流域论，这已经是基本常识。就客家文化而言，无非就是研究四条流域或四条江河的客家文化，即以梅州为代表的梅江流域客家文化，以赣州为代表的赣江流域客家文化，以汀州为代表的汀江流域客家文化，以河源为代表的东江流域客家文化。前三条流域或三条江的客家文化研究，已经形成丰硕的成果，梅州是世界客都，赣州是客家摇篮，汀州是客家首府，这些城市名片已经为社会所认同，为全球客家族群所认同。
关于东江客家文化研究目标和文化品牌打造的问题。其认为世界客属大会是全球客家人的盛会，也是客家文化研究成果为全球客家族群认同的最好平台。因此，凡世界客属大会举办城市，都十分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展示一批客家文化研究成果，从而得到参会客家乡亲肯定。如上所述，梅州世界客都、汀州客家首府、龙岩客家祖地、赣州客家摇篮等等城市名片，之所以叫响，得益于其理论研究和世客会的认可。
关于赵佗是岭南人文始祖和岭南客家先祖的问题。其认为研究岭南文化历史，如何评价南越国开创者和奠基人赵佗其从其事，始终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赵佗已经盖棺2000多年了，可谓千古功过，任凭后人评说。翻检历史典籍，后人对其评价，长期以来存在相悖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否定观点，对赵佗的历史贡献持否定态度，历代封建文人持此观点较多。另一种是肯定观点，可称之为功臣论或先驱论。现在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普罗大众，都不会否认赵佗开发岭南的功绩彪炳千秋，这一点没有异议，但是仍然缺乏高度。
关于祭祀赵佗与佗城保护开发的问题。明确提出赵佗是岭南人文始祖和岭南客家先祖，既是对赵佗经略岭南巨大贡献的高度肯定，也是大客家文化品牌建设的现实需要，更是客家文化理论研究创新之举。当前，除了继续进行学术理论论证之外，还要在实际操作层面，围绕祭祀赵佗和佗城保护开发问题，做好总体规划与具体策划，虚功实做，实功真做，逐步推进[7]。
3.高惠冰的观点
高惠冰认为：客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颇具特色的客家文化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近年来，文学界、史学界、艺术界、新闻媒体以及客家地区的党政部门等社会各界对客家文化倾注了较大的热情，促进了客家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在客家文化研究中，有对客家族群迁徙和传播的研究，有对客家文学的研究和创作，有对客家语言的研究，有对客家人的生活习俗、居屋建筑、教育情况等的研究，取得不少的成果。然而，目前较多的仍处于较表层的感性化的研究，并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要使客家文化研究更深入发展，必须在此基础上以更开阔的视野从更高的层面及不同的角度加以研究。客家文化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化，不仅要研究客家文化的历史渊源、客家文化的发展历程，还要研究客家文化今后的发展趋势；不仅要研究客家文化的内涵和特点，还要研究客家文化负面的扬弃问题；不仅要从纵的方面研究客家的历史，也要从横的方面研究客家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关系[8]。
4.徐维群的观点
徐维群对客家文化产业的发展颇有研究。其认为：文化产业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对优化产业结构，推进城市进程、拓宽就业空间，提高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等将发挥积极作用。客家文化内涵丰富、是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汉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具有质朴无华的风格，务实避虚的精神和反本追源的气质。其内容既有静态的历史文物遗迹，姓氏宗族文化，民居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又有动态的民俗文化、民间工艺、民间文艺等，非常丰富多彩。海峡两岸，客家区域都把客家文化作为一个响亮的经济品牌进行开发和经营，因此，挖掘客家文化资源，开发客家文化产业，把客家文化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以客家文化带动客家经济的发展，对促进客家地区的发展无疑是一条良好的发展路径。同时。开发客家文化产业已成为世界客家人的共识和内在需要。也是客家文化对世界经济作出贡献的最好途径之一。
客家文化产业发展如火如荼，形式多样的客家文化产业正为客家地区的发展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发展中我们也看到一些问题，诸如，开发中，出现文化与经济两张皮；发展规划显得分散、混乱；产业形式单一，品种质量在低层次徘徊，创新性独特性不足；经营上缺少市场运作观念，营销手段简单，品牌意识淡薄；区域合作不够，单打作战或重复建设等问题。实践上的误区与理论上的研讨不深入是相关联的。只有对发展的规律、路径进行深入的思考才能寻找到制约发展的瓶颈。徐维群试图从分析客家文化产业的特性为起点。对客家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几种关系：文化与经济、文化资源类型与产业形式、政府主导与市场主体、区域合作与地方特色等关系．进行学理上的思考，旨在能探索客家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促进客家文化产业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9]。
三、关于赵佗与客家文化的研究
纵观古今，有不少学者研究赵佗，也有不少学者研究客家文化，然把赵佗与客家文化融合起来研究的却不多，翻阅有关文献，主要的代表观点有：
1.卢建平的观点
客家人是汉族的一支民系，本文通过大量史实和史料论证客家民系与广东省内的广府、潮汕民系同根同源；而且着重论述客家民系的形成与秦始皇时南下的赵佗、秦军没有任何关系，赵佗他们既不是龙川客家的祖先，更不是全世界八千万客家人的祖先。
客家民系源自中原，根在河洛，与广东的广府人、潮汕人同种、同根、同源、是汉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赵佗在龙川主政，在广州立南越王国，对的南越开发功不可没。人们可以记念他，但不能迷信他，不能将他当戍祖先来顶礼膜拜，更不能据此就将他当戌自己的祖先。
客家人是来自中原的汉族，赵佗及秦军也是中原的汉族人，但与客家民系的形成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龙川是“古邑”，但不是“客家古邑”，因为在江西、福建、广东的纯客家县中，客家人居住的历史比龙川长的县，比比皆是。大量的史实和史料证明，把赵佗当戍客家人的先祖的观点是荒谬的，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是经不住历史的检验的[10]。
2.张荣芳的观点
张荣芳认为，秦代“谪遣戍”之民确有一部分为客家先民。
河源包括龙川，是客家古邑，这是实至名归的。为什么？有三个理由：第一，秦代龙川县的辖地，按今天广东的文化区域划分，有潮汕民系，有客家民系，但主要是客家民系。客家文化分布与秦代龙川县所辖的粤东、粤中、粤北范围基本一致。从这一点上说，龙川是客家先民生活、繁衍之地。因此，将龙川称之为客家古邑是名正言顺的。河源，属于古龙川之地；现在，龙川又在河源市的范围之内，所以说河源是客家古邑，也是实至名归的。
第二，秦代“谪遣戍”之民确有一部分为客家先民。唐代翰林学士韦昌明所撰之《越井记》碑记，碑文说明几个问题：到唐代时，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这四家之民“实与越井相终始”，即都是秦徙民。据新编《龙川县志》载，赵、韦、官、任四姓居民是第一代进入龙川并与当地南越人杂处的中县人；唐代的龙川，已形成客家民系。
第三，龙川县的建立以及赵佗在此地经营开发，为客家先民和以后形成的客家人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1]。
3.杨鹤书的观点
杨鹤书认为，在龙川、东江、粤东一带，赵佗所率军民与当地的蛮夷山越互化，成为最初的一批客家先民。随后各个时期，中原陆续迁来的移民与蛮夷后裔、瑶族、畲族等融合成客家先民，最后大部分成为客家人。
龙川建县于2000年前，占有东江中上游及粤东北广大地区，为客家先民赢得了大片落脚生根之地，说其为“客家古邑”实至名归。
作为岭南有史记载的首任龙川县令，赵佗倡导的“和辑（集）百越”和“以越杂处”的政策，在统一治理岭南和最早的一支客家先民形成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广州一带的秦军民与当地古越族，主要是壮、侗语族的一些分支融合为广府人的先民。而龙川、东江一带与百越族，主要是苗、瑶语族的另一些分支融合，成为客家先民的一部分。
“客家人的来源也是多元的，同样存在同源异流和异源合流的形式，最终形成客家人。”杨鹤书引韦昌明《越井记》一文为例证：“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三十五代矣。”以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访谈法之年代计算法，一代以25年计，35代计为875年左右。从唐代上溯800多年正是秦朝时期。这支中县之民，正是客家先民。
4.曾汉祥的观点
曾汉祥认为，广东是几千年来中原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也是中国海外移民的主要出发地之一。广东省的三大民系：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其主体都是中原的移民，不过是大批到达广东的时间有所不同而已。包括龙川在内的河源，在广东移民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河源在客家移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原向广东移民，从古至今持续不断。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是在秦朝。这次移民可说是军事移民。任嚣、赵佗所率领的几十万大军可以说是广东省第一批中原移民，因为他们驻防和管辖的范围主要在今珠江三角洲、东江流域和粤东沿海一带，可以说他们就是现在的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三大民系最早的先民。赵佗还上书朝廷，要求派3万名妇女到岭南，朝廷结果派来1.5万名女子。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向岭南的纯女性移民，对于中原民众在龙川以至岭南一带的繁衍生息具有重大意义。赵佗后来任南海尉，之后又自立为南越王，影响更扩大到全广东，所以说赵佗所率领的秦朝几十万大军是广东三大民系的先民，可以说是有史为证。
对有人认为宋以前南迁的中原人不算客家人这一说法，曾汉祥表示不同意。他认为，如果说客家人是宋朝时才大批从闽西到达龙川和河源的，之前到达龙川和河源的中原人不能算是客家人或客家先民的话，赵佗就被排斥在外，那客家人的骄傲——张九龄也同样不能算是客家人，全世界的客家乡亲在感情上是很难接受的。
5.江铁军的观点
江铁军认为，50万秦朝南下大军中的大部分中原人最后发展为闽、粤、赣客家先民，小部分成为广府先民、潮汕先民。
客家迁徙史上的第一徙落在了龙川。龙川是南越王赵佗的兴王地，也是客家族群的发祥地。赵佗最初在龙川的数年就是客家先民发祥之时。古龙川地跨粤中、粤北、粤东、赣南、闽西、闽南等地带，留驻在这里的将士兵卒及其家属，成了最早的客家先民。所以，河源是客家人最早居住的地方，是名副其实的客家古邑，是客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也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惠州、河源、深圳、广州、韶关、潮州、海陆丰客家与梅州客家实为一整体。
四、简要评论与研究展望
关于赵佗的研究，学者主要侧重于赵佗的历史地位的研究，如是否是第一个在越南称帝的中国人，其作为远在秦汉时代著名的政治家的地位，是否是最早传播中原文化和先进生产力、开发岭南的伟大先驱，其作为“开发岭南第一功臣”的论断，是否是开发岭南的第一人等问题。
关于客家文化的研究，学者的研究非常零散，主要有客家研究的缘起、关于地域文化研究和建设的基本原则的问题、关于东江客家文化研究目标和文化品牌打造的问题、研究客家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客家文化产业、客家精神品格、民俗学与客家文化等。
关于赵佗与客家文化的研究，学者研究的比较少，侧重点主要是赵佗与客家文化关系的论证、秦代“谪遣戍”之民有一部分为客家先民、赵佗所率驻戍龙川军民应是客家民系最早先民、赵佗所率移民为广潮客民系最早先民、客家迁徙史上的第一徙落在龙川、客家人文精神始于赵佗、赵佗使龙川率先具备了岭南文化三大形态等。
综上所述，赵佗与客家文化的研究方面呈现不全面、不深入、不系统的“三不”特点，研究内容单一，尤其是缺乏将赵佗与客家文化相结合的研究，这也正是此研究的不足之处。
客家文化研究篇3
五洲客家音，四海桑梓情’对客家人的界定是：凡具有客家血统、口说客家方言和有客家的生活习惯，在这三项要求中达到其中两项的要求，都是客家人。
无可厚非要研究这个民系的个性，不但要把握这个民系的特色，而且还需要通过研究来发扬这个民系的优秀文化。从翻阅过去的期刊文章来看，在众多的研究课题当中，不难发现大部分的研究方向都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关，尤其是旅游、教育、民居土楼、围屋、山歌等，一直都是学者热衷于探讨的课题。
刘劲峰先生则认为“客家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移民文化，所以它不仅具有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而且还具有作为移民这一特殊群体所具有的文化面貌”等。（1）
一、研究课题概述
客家文化的特性，在上世纪30年代罗香林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就已经从各个方面对客家的特性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进一步论述了特性的重要性，也让文化研究的后起之秀趋之若鹜。（2）
然而，客家文化往往被认为是反映客家人生活实践的文化。从物质文化方面，本人认为它包括饮食、服饰、建筑、经济来源等。从精神层面来看，它包括语言、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等。
在研究旅游文化的课题当中，各地客家资源和地方文献，如龙岩、东山、惠州、梅州等，占了重要的地位，涉及研究范围有各种特色旅游、生态或传统农业等，再配合目前最热门的课题;西部发展和生态保护，可说是与世界接轨，进一步实践与复兴客家文化。
接着就是有关土楼、围龙屋等这一类古民居的建筑探讨研究，涉及的地方有永定县、福建等这一带的古民居，其演变与发展一直都是学术界考察研究的方向。其他类似的课题还论及客家的聚落、社区传统建筑、闽粤赣三角地典型民居等。
有些学者更是针对性研究这些民居的建筑特色、演变与发展、古镇的遗产保护等，这类探讨客家族群独特的传统文化课题都具有极高的历史和经济价值，值得去推动和推广。
二、民间信仰和山歌及史料文献课题探讨
明清以后，尤其是近代开始，客家中的许多人被迫向海外谋生，迫使这些客家人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学习新知，改造自己，逐渐养成了不少新的品性。在研究客家民俗之中，对生活于老基地中的客家和海外客家人的差异，有必要认真地去区别与对待，这样才有利于全面认识客家历史，正确规划客家社会的未来。（3）
有关民俗文化的研究课题种类繁多，计有客家礼俗、风水、城庙会、龙舟庙会、妈祖、酬神、人日节、酒文化、传统服饰、传统体育文化等。在某些客家地区，老百姓除了信仰祖先崇拜外，佛教和基督教也逐渐成为主导地位，这使到信仰课题也是学者研究的方向之一。
客家山歌，上承中原文化传统，下贴人民生活，是中原民间歌曲的延伸和发展。（4）翻阅期刊时不难发现有关山歌的文章，内容论及民歌、童谣、歌谣等的传承，创作与发展，其中还谈到人文源由、文化价值、艺术特点的分析，近年来更是有与交响乐的合唱的文章探讨。
在客家民间文学方面，各类的文学作品中的方言诗、散文、个人著作、歌仔册等，真实和具体地记载了当时的社会结构与演化过程，这些课题都在主导着弘扬客家文化和审视客家文学的地位。
本人还发觉最近这几年，族群认同，海外华人的“寻根热”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这表明了客家文化研究不仅在众多学术研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且在构建和谐社会，以及联络海内外中华儿女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客家民性-当代文化产业经济研究
国外学者爱得尔在《客家人种志略》和《客家历史纲要》中说客家人是刚柔相济，既刚毅又仁爱的民族，而客家妇女，更是中国最优秀的劳动妇女的典型。客家妇女在社群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被塑造成节约、刻苦耐劳的形象，或有“娶妻当娶客家女”的俗谚。（5）
因此，有关研究客家妇女的课题也受到学者的关注。其次就是人文性格的研究，针对客家人的品德、廉洁清正人格塑造，草根本色对某个人物来进行分析，进一步让其他族群更能了解这个民系的特性。
近这几年有学者也跟随着大时代的洪流，在客家文化产业研究方面提出品牌的重要性，特别是品牌经营方式、创业、赣州的营销策略等。无可厚非，在未来发展中，政府和民间都意识到了文化产业对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
四、结语
整体来说，尽管客家文化的研究的视角，百变不离其中，从探索客家的起源、文化，到考察他们的习俗系谱，本人认为研究课题不止是限于此，而更是要探寻各个地方的客家风俗，考察客家社会的多样性和其背后的“小故事”。
客家在四处“蛮夷”的环境下，他们以中原文明之士自居，固守古老而优秀的汉族传统，同时为了与当地人相处融洽，他们又在不断地变化和适应，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
总得来说，学术界公认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并非族群概念。客家文化的研究能否在未来的岁月里更加百花齐放，或是更能深化研究，这与其重视的程度息息相关。
参考文献：
[1]安国楼、刘劲峰、刘晓春：《话说客家人-客家学研究者三人谈》，《新华文摘》，2004年第19期，第56-70页。
[2]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文史》第27辑，第298-306页。
[3]冯秀珍：《温革的教育理念对当今高等人文教育的启迪》，《客家研究文集》，台海出版社，2009年。
[4]许怀林：《赣南文化的传统与客家的土著性质》，《客家文化特色与客家精神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
注释：
（1）刘劲峰等：《话说客家人-客家学研究者三人谈》，《新华文摘》2004年第19期。
（2）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兴宁文史》第27辑，2003年，第298-306页。
（3）许怀林：《赣南文化的传统与客家的土著性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
（4）胡希张等：《客家风华》，广东人民出版，1997年，第424-425页。
客家文化研究篇4
1引言
旅游目的地形象(tourismDestinationimage)指人们对一个目的地的信仰、观念、印象以及期望的总和，它是目的地吸引游客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目的地形成竞争优势的最有力工具(Crompton，1979)。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构建是游客、旅游地和信息渠道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游客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学术界和业界都开始意识到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营销和推广已成为旅游地发展的重要环节，旅游地拥有清晰、明确、独特的目的地形象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刘国华，王红国，2010)。从各旅游城市如火如荼地策划、制作目的地形象宣传片，并斥重金投放电视、平面广告的现象中也可看出目的地形象对旅游地发展的推动作用和影响效应不可忽视。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有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可变性等特征(Gallarza，etal．，2002)，受客观要素、社会差异、心理特征、文化背景、距离远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walton，1966;Hunt，1975;Fakeye，Cromptom，1991;Fesenmaier，2000)。而文化是影响目的地形象感知的重要因素，游客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Beerli，martin，2004;Richardson，Crompton，1988)。但文化究竟是如何影响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尚未有充分的文献论证，鉴于文化差异的量化测量存在难度，本文拟以张家界为例，采用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中的“不确定性规避”单一维度，参考Hofstede的研究思路，划分出高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和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两个群体，测量不确定性规避高低程度对国内游客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
2研究进展
2．1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及其影响因素一般认为，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1年美国学者JohnHunt探讨了旅游目的地开发中形象因素的意义，他认为旅游形象是纯粹主观的概念———是人们对非居住地所持有的印象。但究竟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概念如何界定，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多数研究者认为目的地形象是人们对某地认知和印象的总和(Crompton，1979;Baloglu，mcCleary，1999)。国内有学者认为目的地形象是人们对旅游地总体的、抽象的、概括的认识和评价(宋章海，2000)。不同学者对目的地形象概念的描述不尽相同，但对目的地形象的本质认识基本是相同的，即目的地形象属于认知心理学范畴，是旅游者对目的地认知形成的整体印象和心理反应(杨永德，等，2007)。目的地形象感知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相对性、可变性，影响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要素众多，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影响因素的研究，应结合旅游心理学、消费者行为学、社会学等进行综合分析(吴小根，杜莹莹，2011)。在早期的形象研究中，walton(1966)认为人不可能完全理性，在感知、决策的过程中受到理性分析和感性态度两方面的影响，感性态度受文化、消费者的受教育水平、公共舆论导向、个人偏好、收入水平等多方面的影响。学术界目前较为肯定和接受的是根据echtner和Ritchie(1993)、Baloglu和mcCleary(1999)提出的目的地形象形成模型，综合考虑认知、情感、心理等方面分析目的地形象形成的影响因素(Beerli，martín，2004)。Baloglu和mcCleary(1999)认为影响目的地形象构建的因素主要包括刺激因素和个人因素。Beerli和martín(2004)在其提出的旅游形象影响因素模型中，将旅游形象感知影响因素分为信息来源(一手和二手)和个人因素(动机、旅游经验和人口统计学特征)两大方面;在此基础上还通过研究提出旅游动机、积累的旅游经验、文化价值观、年龄、国籍、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会产生影响。本研究试图从文化差异和文化价值的角度出发，探讨文化对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但文化因素如何衡量和量化一直是旅游研究所面临的难题。
2．2文化差异的测量维度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文化是个多维概念，学术界至今没有形成对“文化”定义的统一意见，Kroeber和Kluckhohn(1985)总结的文化定义就多达160多种。“文化”的定义尚且不确切，如何对“文化差异”进行测量就更加困难了。Victor(1992)认为文化维度包括语言、环境、社会组织、状态设定、权威、非语言行为和时间概念。不同的学者对文化的理解和其构成有不同的理论分析，Delobbe和Haccoun(2002)指出没有一种文化测量工具能准确且无遗漏地涵盖所有文化特征。目前关于文化差异的测量维度，跨文化研究者引用最多的是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该理论将国家文化分为5个维度: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刚柔性以及长期/短期导向。个体/集体主义表示个人与群体间的关联程度;不确定性规避被定义为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权力距离表示人们对组织或机构内权力较少的成员对权力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的接受程度;刚柔性表示人们对男性和女性社会角色如何分配的认识。旅游学术界由于现象多样、方法缺少而对跨文化缺乏有力研究(Dimanche，1994)，相对而言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动机、目的地决策和行为影响方面(mackay，Fesenmaier，2000)。但是对于旅游中的跨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无法避开文化差异的测量。从现有文献看，对旅游者文化差异的测量主要有5种维度，一是地域空间维度，如乌铁红等(2010)对比分析了内蒙古自治区区内和区外两个地域文化组旅游者的草原旅游地意象的认知、情感以及整体意象感知的变化和差异;二是国籍维度，如Yu和Ko(2012)比较在韩的中国、日本以及本国医疗旅游者的感知行为;三是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如Ressinger和mavondo(2005)检验了文化定位与国际旅游动机、旅游安全、旅游焦虑等方面的关系;四是中西二元文化维度，如薛熙明(2005)以此维度对中西方游客生态意识做了对比研究;五是语言维度，如turner等(2002)比较5个语言组和澳大利亚东道主在文化价值观、社交规范、服务感知、交往形式和满意度之间的差异。从文献分析看，在旅游跨文化研究中，由于采用国籍和Hofstede的国家文化理论作为文化维度区分不同游客群体可操作性强，因此采用的频率较高。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人/集体主义两个维度与游客感知行为的相关程度大，个体/集体主义表示个人与群体间的关联程度，例如西方人的个体主义普遍强于东方人，西方人在旅游行为上会更为独立和个性;不确定性规避指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低不确定性规避群体对未知情境和模糊状态的可接受程度要比高不确定性规避群体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群体在相应的旅游活动中会更具冒险精神，对模糊情境的恐惧程度较轻。基于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人/集体主义两个文化维度与旅游者的行为特征联系较为紧密，多数文献中采用上述两个维度进行相关研究。如Funk(2007)依据该文化理论比较澳大利亚文化相似组和澳大利亚文化差异组游客旅游动机的差异;prebensen等(2003)从个人主义角度研究前往挪威的德国游客的自我形象感知;money和Crotts(2003)考察不确定性规避对美国的日、德入境游客的信息收集行为的影响，发现高不确定性规避的消费者倾向使用旅游中介。本研究采用Hofstede“国家文化维度”中的“不确定性规避”单一维度来划分游客群体，在单一维度上分析游客对目的地形象的感知差异。鉴于旅游研究领域中单一文化差异维度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在文化差异测量维度上的研究说明主要从整体进行阐述。
2．3文化对游客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影响triandis(1972)认为处于同一文化中的群体拥有相似的信念、态度、传统、意图、行为规范。不同的文化价值结构通过生活方式、工作、休闲和消费行为模式得以体现(Richardson，Crompton，1988)。文化差异对游客的认知形象存在影响，Chen和Kerstetter(1999)研究了美国国际学生对宾州乡村地区的感知形象，发现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对旅游基础设施、乡村氛围的感知存在差异。由于认知形象对目的地情感形象产生作用(Baloglu，mcCleary，1999)，部分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对目的地情感形象感知也存在影响作用，martín和Bosque(2008)研究验证了文化价值观会影响旅游目的地情感形象。除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外，研究表明文化差异在形象感知维度上也存在差异，如mackay和Fesenmaier(2000)使用图片和多维尺度分析技巧研究台湾和美国学生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评估，得出两个文化群体在形象评估维度和对维度解释上均存在差异的结论;贾跃千等(2009)通过研究检验了日、韩和欧美游客民族文化对旅游目的地形象因子感知结构差异的影响，得出目的地形象因子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的结论。综上所述，旅游目的地形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学术界关于目的地形象影响因素的研究仍在继续，文化差异对游客的目的地形象感知究竟是如何作用，并不十分清楚。上述研究多数以国籍为游客划分标准并结合Hofstede的文化维度，进行不同文化群体的对比研究，目前国内从文化价值角度研究目的地形象感知的相关研究少，研究步伐较为滞后(白凯，等，2011;乌铁红，等，2010;贾跃千，等，2009)。
2．4不确定性规避维度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是文化差异的重要指标和体现，指某一文化的成员对不确定和未知情境的恐惧程度。不确定性规避是指一个社会受到不确定的事件和非常规的环境威胁时是否通过正式的渠道来避免和控制不确定性:处于高不确定性文化的人更倾向建立正式的规则，相信能通过绝对知识和专家评定等手段来避免这些情景(李文娟，2009);处于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环境中的人更有冒险的精神，容许有不同意见和模糊情境的存在。通过文献分析，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是旅游文化差异研究中常用的维度(Litvin，2003)，本研究认为不确定性规避不仅在信息收集行为和旅游方式的选择方面存在影响(money，Crotts，2003)，还可能对目的地形象感知，如住宿条件、人身安全、交往活动、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感知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考虑国内游客群体的文化价值差异，选取Hofstede文化维度中的第二个维度，利用不确定性规避维度指数得分划分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群体，探究其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的差异。
3研究方法与案例地概况
3．1案例地张家界概况张家界位于湖南西北部，属武陵山脉腹地，是中国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1982年9月，张家界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1988年8月，武陵源被列入国家第二批40处重点风景名胜区之内;1992年，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溪峪风景区、天子山风景区三大景区构成的武陵源自然风景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3．2研究方法问卷设计。针对研究的问题，本调查问卷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调查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的形象感知，通过参考目的地形象测量文献，结合张家界实际情况并通过专家访谈的方式确定感知形象问卷题项，采用Baloglu和mcCleary(1999)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感知模型，利用7级语义差异量表(完全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一般－4，同意－5，非常同意－6，完全同意－7)从认知形象、情感形象和总体形象三方面进行测量，认知形象的测量共包括37个题项，在参考echtner和Ritchie(2003)提出的目的地形象测量维度基础上根据张家界景区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正，认知形象的测量涵盖旅游资源、交通情况、基础设施、服务质量等方面。情感形象用“这次旅游让我很愉快，这次旅游让我昏昏欲睡，这次旅游让我很兴奋，这次旅游让我很烦恼”4个题项来测量(Baloglu，mcCleary，1999)。总体形象用包含1个题项的7级语义差异进行测量。第二部分采用Hofstede的文化维度测量题项，问题来源于Hofstede做国际研究时所用的VSm94(ValuesSurveymodule，1994)。该部分的题项由以下4个问题组成“工作时您会感到紧张的频率(从未、很少、有时、通常、经常);好的老板不会下达明确的命令，给员工自由发挥空间;员工间的竞争通常弊多于利;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任何时候员工都不应该破坏公司规矩”。用李克特5分值量表测量游客对上述问题的同意程度，Hofstede的研究针对公司职员开展，但鉴于游客调查中精确的分层抽样存在较大难度，本研究采取方便抽样，同时尽管部分游客并不处于正式明确的职场环境，但每一个体都有对理想工作环境的态度和想法，因此本研究以被调查者对理想工作环境的评分为标准。第三部分调查游客的人口统计特征，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等基本信息，共10个题项。本研究利用SpSS18．0统计分析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利用因子分析提取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的感知维度，根据Hofstede的文化维度计算公式计算游客不确定性规避得分，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群体在认知、情感和总体形象感知方面是否存在差异。
3．3数据来源与初步分析调查组于2010年8月1日至10日在张家界市实地派发问卷。以在张家界旅游景区内、外派发问卷为主，张家界市内的火车站、飞机场派发问卷为辅。随机派发，现场填写，现场收回。调研时间从早上8:00(景区6:00开门)到下午18:30(景区18:30闭门)。调查对象为景区内外及张家界各交通要道的游客。共派发文本问卷170份，回收170份，有效问卷145份，有效率85．29%。2010年8月11日到22日在问卷星网站(http:∥www．sojump．com/jq/376789．aspx)上问卷，通过旅游QQ群、人人网、博客、旅游论坛等渠道问卷信息，回收问卷69份，有效问卷69份，有效率100%。通过各渠道共派发问卷239份，回收239份，有效问卷214份，有效率89．54%。根据SpSS18．0对调查问卷的统计，本文调查样本年龄集中在18到35岁之间，男(48．1%)女(51．9%)所占比例相近;居住地以城市为主，占样本总数的81．8%;受教育水平较高，以大专/本科为主，占样本总数的71．5%;64．0%游客首次到张家界游览，11．2%的游客是第二次重游;旅行方式以旅行团和自助游为主;游客来源广泛，其中来自湖南(27．6%)、广东(15．9%)和长三角地区(江浙沪三地，15．4%)的游客较多;多数游客与家人/同事出游;旅游动机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见表1)。样本人口统计特征信息与张家界旅游景区的游客现状基本一致，可以认为此次抽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区18:30闭门)。调查对象为景区内外及张家界各交通要道的游客。共派发文本问卷170份，回收170份，有效问卷145份，有效率85．29%。2010年8月11日到22日在问卷星网站(http:∥www．sojump．com/jq/376789．aspx)上问卷，通过旅游QQ群、人人网、博客、旅游论坛等渠道问卷信息，回收问卷69份，有效问卷69份，有效率100%。通过各渠道共派发问卷239份，回收239份，有效问卷214份，有效率89．54%。根据SpSS18．0对调查问卷的统计，本文调查样本年龄集中在18到35岁之间，男(48．1%)女(51．9%)所占比例相近;居住地以城市为主，占样本总数的81．8%;受教育水平较高，以大专/本科为主，占样本总数的71．5%;64．0%游客首次到张家界游览，11．2%的游客是第二次重游;旅行方式以旅行团和自助游为主;游客来源广泛，其中来自湖南(27．6%)、广东(15．9%)和长三角地区(江浙沪三地，15．4%)的游客较多;多数游客与家人/同事出游;旅游动机呈现出多元化特征(见表1)。样本人口统计特征信息与张家界旅游景区的游客现状基本一致，可以认为此次抽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4研究发现
4．1张家界旅游景区形象感知构成因子使用Kmo样本测度和Bartlett球体检验分别验证旅游目的地认知形象和情感形象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其结果显示认知形象Bartlett球体检验显著性概率Sig．＜0．001，其中认知形象Kmo值为0．909，表明量表的结构效度好，适合做因子分析。情感形象的显著性概率Sig．＜0．001，情感形象Kmo值为0．630(见表2)。根据统计学原理，情感形象变量样本进行因子分析可以接受，累积方差贡献率56．165%，可基本解释原有变量信息(见表4)。对游客目的地认知形象进行因子分析，利用最大正交旋转法提取旅游地认知形象维度。以特征值大于1和因子载荷大于0．40作为确定因子的条件，其结果显示认知形象构成因子分为食宿条件、信息与交通、经营管理、交际活动、游览娱乐活动、景区环境、购物活动和拥挤程度共8个因子。认知形象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66．053%，较好地解释原有变量的信息(见表3)。问卷对认知形象设置的调查题项多，部分添加题项未能在前人的研究中得到充分验证，本研究中信息与交通因子中的“景区内比景区外气候舒适”题项与其他题项的逻辑联系不强，但其旋转后因子负载值为0．616，不能简单地将其从题项中做删除处理，本研究将该题项作为游客对景区信息的感知，该因子的解释水平不会因此产生较大影响。调查问卷中四个情感形象自身能较好地解释原有变量信息;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56．165%，能基本解释游客情感形象的感知情况(见表4)。
4．2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对张家界形象感知影响Hofstede(1994)在《manualVSm94》中不确定性规避指数(UVi)计算公式如下:Uai=+25m(感到紧张的频率)+20m(好的老板不会下达明确的命令，给员工自由发挥的空间)－50m(员工间的竞争弊大于利)－15m(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任何时候员工都不应该破坏公司规矩)+120在Hofstede的研究中“m”表示对应题项的均值。Uai指数值的计算为:测量题目的均值与其对应系数的乘积之和，再加上一个常数后所得的数值。Uai得分越高，表示接受不确定性能力弱，规避不确定性倾向强，反之，得分低，表示接受不确定性能力强，规避不确定性倾向弱。括号里表示不确定性规避对应的测量题项内容。本研究的计算公式与Hofstede原有计算公式不同在于Hofstede首先计算出所有测量题目的得分均值再乘以系数，而本研究关注个体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因此直接用调查问卷中个体对应的李克特量表中测量题目的得分分值乘以系数，以计算出个体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操作方法本质和逻辑上与Hofstede是相同的。得出个体Uai指数后，依据Hofstede在Cultureandorganizations:softwareofthemind”一书中74个国家和地区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平均值67．5，对样本个体进行分组，低于平均值的重新赋值为1，高于平均水平的赋值为2，从而确定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样本人数为139，高不确定性规避人数为75。从表5中看出，游客不确定性规避指数的得分均值为46．54，指数的标准差较大，极值差的绝对值也较大，说明不确定性规避文化维度的分布较为分散，样本在该维度上具有差异。运用anoVa分析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在目的地形象感知方面的差异，Uai指数差异下信息与交通感知差异的显著性概率值Sig．=0．007＜0．05(见表6)，即高不确定性规避和低不确定性规避两个群体的游客在信息与交通感知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Uai指数差异下对其他认知形象的因子方差分析结果的显著性概率值Sig．均大于0．05，即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认知形象其他因子的感知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由于高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对存在的不确定性接受程度较低，在旅游行程的安排和信息获取方面所做的工作更多，因此对景区信息与交通渠道的了解较不确定性规避低的游客更加深入，并由此给出较为积极的评价。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因为接受不确定性和模糊状态的程度较高，相较高不确定性规避游客更有冒险精神，较少关注景区交通以及信息获取渠道方面的内容，不能全面了解这些方面的信息，仅凭着对景区交通与信息渠道的片面认知而做出评价，形成认知形象，因此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对该因子的感知差异明显。对高/低不确定性规避游客的情感形象的因子得分进行anoVa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见表6)Uai差异下情感形象感知差异的显著性概率值为Sig．(Uai)=0．969＞0．05，不同程度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情感形象感知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调查数据显示高/低不确定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情感形象高度认同。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情感形象感知相近，大部分游客游览完张家界景区都是愉快的。Uai指数差异下总体形象感知差异的显著性概率值为Sig．(Uai)=0．572＞0．05(见表6)，即高/低不确定性规避的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总体形象感知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大部分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景区的总体形象感知是正面的。
5结论与讨论
客家文化研究篇5
结合“关注民生，为响应团省委和大学校团委的号召。服务”社会实践主题，加强大学生社会实践经验，让大学生走出校门、接触社会，使学到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团队拟定于年暑假期间赴省市县开展社会实践调研活动。
一直以来，年是县建县年纪念。县都在努力打造“客家古邑，人文”形象。年，市委书记同志提出了作为“客家古邑”文化形象，而这一计划的实行又以成功申办年“世界客属肯亲大会”为载体。自秦汉赵佗开发以来，北方先民不断踏入这块热土，并通过向南迁徙，使得成为客家地区中开发最早的一个地方，堪称“客家古邑”也在年通过申请，成为“千年古县”因此在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形成的历史上，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然而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学术界对此问题研究甚少，考察在客家形成历史上的历程与作用，对客家文化将是一个重大补充，对打造“客家古邑”文化品牌也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县的大部分历史文化至今保存的十分完好。一些历史文化遗产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风霜雪雨，至今保存完好。如：等。
为县乃至市建设成为“客家古邑”形象的目标提供科学的调查数据和文献支持，将努力通过本次暑期社会调研活动。为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以及市年世客会的顺利举行贡献我一份力量。
二.活动意义和目的
客家千年文化的活化石”具有巨大的研究价值，县于年月被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批准成为“千年古镇”镇内很多的古迹至今保存完好。为市成功申办年的世客会作出巨大贡献。基本上都因为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而让各种宝贵的文化遗产遭到破坏，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为什么县的文化遗产保护得这么好？为什么像这样优秀的千年古镇并未被世人所认知？这其中问题出在哪里？
发现目前国内在客家文化保护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一些空白，通过大量的网上搜索和查阅文献资料。或者是进行如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的专项研究，不能很好地进行总结和概括，而一些民间学者的研究又只能小范围发表，不能很好地宣传和推广。
总结出一套适用于其他地方的文化遗产保护方案。让我优秀而又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同时，团队此次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是针对县作为一个千年客家古城的文化保护经验的一个调查。还可以传播优秀的客家文化，为市打造“客家古邑”文化形象的策略提供助力，市世客会的成功举办，必将带来新的一轮招商引资热潮，为乃至的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服务。
三.实践课题
实践团队选题为：客家古邑文化保护经验及借鉴---以市县。
四.完成课题的设想及方法
（一）可行性分析
1.运用多种适当的调查方法。解研究现状；当地政府多方协调和大力配合下实地参观调研；邀请当地的政府相关部门、专家、学者与老百姓参加访谈；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为课题的论证提供充足的论据，课题确立符合当地实际，具有很强针对性。
2.团队稳定而优秀。团队成员都具备社会调查研究相关经验。准备充分，具有很高的配合度。有专业且经验丰富的指导老师带队，请专家论证我报告初稿，成为我坚强后盾，确保了调查任务能够高质量的完成。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3.研究课题具有很大的可提升价值。通过探讨客家古邑文化保护研究的现状。通过对其研究方法的改良和具有创造力的提升，使得我研究体现出卓越性和突破性的飞跃，填补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缺。
（二）研究方法
1．基本思路：
从中国社会发展现状出发，本课题按照“问题提出—构建分析框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逻辑思路展开研究。首先。阐明政府机构与民间团体近年来对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现状，分析影响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制约因素，并结合大量证题研究与理论分析，进而搭建课题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界定所需要研究的问题及其性质、特征和范围；接着，采用理论思辨的方法解答相关理论问题并提出研究假设和模型；然后，通过问卷调查、访问调查等方法，收集材料和数据，运用统计分析，检验假设、修订完善理论认识和假设模型；最后，以理论论据和实证论据为支撑，对问题进行多维度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相关对策思路。
2．研究方法
本课题主要的调查和分析方法有：
1文献研究法：围绕客家古邑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这一主题。并进行归纳、对比和提炼，获取对本课题研究内容的基本理论认识和假设。此外，搜集涉及古邑文化保护与修复、旅游资源开发、招商引资等方面的数据，为评估保护研究效果提供素材。
2问卷调查法：主要用与普通百姓的调查中：①在开发证题研究时。选定景点附近百姓未调查对象，调查当地保护方案落实情况，以及文物真实保护情况②用于评估客家古邑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效果。采开放式问卷和结构化问卷调查相结合，拟在案例发生地县，选取普通民众中分层抽样调查，获取他对客家古邑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主观评价和期望。
3实地研究法：由深度访谈法（10人次）和观察法（不确定次数）组成。呈现详尽的调查客家古邑文化的背景、原因，保护措施的运行状态和效果，存在问题，提出可行性对策。
4统计分析法：主要用于问卷调查信息处理。并划定等级标准和确立标度、标号；综合应用经典测量理论和项目反应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模型的项目质量和信度、效度。
五.预期成果形式
研究报告题目：客家古邑文化保护经验及借鉴----以县为例。
撰写调研报告和论文，团队会根据我调查研究结果统计分析的得到资料和数据。反馈到当地政府部门的同时，各大媒体投稿，争取发表，总结出客家古邑千年文化保护的经验的基础上，将这种具有共性的文化保护经验推广出去，让其他地方得到借鉴。因此我成果将会以报告以及论文的形式展现出来。
会全力做好准备工作，这次暑期社会实践的调研活动之中。完成前期的申报工作以及申报后的完善细化工作，中期的调研工作，后期的总结和报告撰写工作，最终写出高质量的调研报告。
六.实践前准备工作
1.查找大量相关文献。
解人们文化保护方面的研究已经进行到哪一方面，期刊网上查找资料。哪些方面又还有待加强和改进。同时也登陆当地政府门户网站，解当地的有关于文化保护方面的政策以及当地的一些其他信息。
2.制定调查方案。并请校内知名教授指导问卷。
3.与当地紧密联系。及时政府部门以及文化相关部门联系。解当地的相关情况，也为我今后的调查研究提供便利。
4.每三天召开一次会议。明确团队成员的工作进度，至少三天就会开一次例会。而且也将大家的一些准备工作的经验分享。
5.分工合作。团队分为四个小组，团队信息交流畅通的前提下。每个小组负责每一个模块，例如有小组负责计划书的撰写，有小组负责问卷的制作，每个小组的成果出来之后大家一起讨论修补，最后通过。
七.实践后的总结内容和日程
1.统计调研资料。与指导老师一起分析调研结果。
2调研结果按照“现状—分析—总结—建议”思路布局写成调研报告《客家古邑文化保护经验及借鉴---以县为例》。
3进行成果展示。召开成果交流会，并把调研报告回馈给当地市、县政府与文化部门。
客家文化研究篇6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宋淳化五年(公元994年),上杭置县,今越千年。在千年以来的岁月长河中,一代又一代客家人在上杭这块沃土上开基创业。同时,又有客家人由上杭返迁江浙,播迁粤台,繁衍世界各地。众多姓氏的客家乡亲都说他们的上祖当年是从上杭“瓦子街”、“瓦子坪”、“瓦子巷”、“瓦子堡”、“瓦子乡”外迁的,都认同上杭为祖地。
2000年冬,第十六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召开前夕,上杭设立族谱馆,收藏有112个客家姓氏的1300多种版本逾万册族谱。族谱是记载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各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与正史、地方志成为构成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涵盖人口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经济史、人物传记以及地方史志等各方面的原始资料,具有独特的、其它史籍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拥有珍贵谱牒资料(其中60多个姓氏的族谱为原件)的上杭族谱馆,是一个真实反映客家民系不断播迁、繁衍发展的家族史料宝库,是一座吸引海内外客家裔孙和世界客家学研究者的文化宝藏,成为独树一帜的世界客属血缘文化的研究中心。
客家族谱馆成立以来,不断扩大、丰富馆藏文献,在开发客家族谱文献过程中,作好海内外客家裔孙的读谱续缘、特别注重做好台湾客家人寻根谒祖服务,重点挖掘蕴藏的族谱文献中与台湾的渊源关系,组织编写60个两岸客家人血缘关系的“源流篇”和客家族谱数字化阅读的前期准备工作。自1993年以来,上杭客家族谱馆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台湾回来的寻根者和由台湾各社团组织的大陆寻根团。如台湾财团法人高雄市文化事务基金会组织的客家文化参访团、台湾新竹客家文化交流之旅参访团、台湾羽球协会、台北县新店市客家族群促进会等。又如到馆的台湾客家人中有许多台湾客家知名人士:台北郑氏研究会会长郑健先生、台北“环球郭氏族谱”主编郭行健先生(已故)、台北县新店市客家族群促进会创会会长黄金明先生、高雄市客家文化事业基金会会长邓崑耀先生、台北市客家基金会黎国威先生、新竹县议长张碧琴女士、台湾籍“日本亚洲文化研究所所长”钟清汉先生、台湾中央大学客家学院院长丘昌泰教授、元智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刘阿荣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陈永发教授、台中侨光技术学院陈瑛珣博士、梁晓兴博士、台湾高苑科技大学陈正宜教授、台中侨光技术学院吴贤俊教授等。大量文献记载的事实和客家族谱馆的亲情服务,使到馆的台湾乡亲深刻认识到客家文化之根在祖国大陆,亲身感受到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亲情。台中东势人张先生是宋末开基上杭的张化孙后裔,他说:大陆是他根生的地方,命脉所系,他是受台湾十姓宗族委托到大陆谒祖的。
客家文化研究篇7
【摘要】随着各地旅游的发展，游客群体已经是文化演出市场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然而，长期以来文化演出市场就如何与旅游相结合问题一直未有一个清晰的方向。本研究围绕“北京文化演出市场与旅游相结合”相关问题开展研究，通过实地调研访谈收集相关问题，借助头脑风暴法以学术沙龙的形式现场收集专家关于相关问题的宝贵意见，又围绕该主题通过回顾文献资料结合国内外各位学者的相关观点进行评述，以反映出北京文化演出与旅游结合的核心问题，并就具体如何结合提出建议。
【关键词】北京；文化演出；市场；旅游；结合
一、引言
2014年北京全市130家营业性演出场所共计演出票房总收入达14.96亿元，比去年同期（14.42亿元）上升3.7%。然而以旅游观众为主，节目相对固定的旅游演出场所只有13家，其中包括天桥杂技剧场、湖广会馆、梨园剧场、梨园大戏楼、天地剧场、红剧场、北京市工人俱乐部、朝阳剧场、华侨城大剧院、老舍茶馆、刘老根大舞台、北京剧院、龙潭公园中心剧场，约占剧场总数的10%，其演出收入共为1.56亿元，占全年总收入的10.4%，2014年的收入比去年还减少1700万元[1]。从上面罗列的数据上看，北京针对游客的旅游演出场所所占比例较小，相应地其占北京演艺总收益也较少，2014年收入较去年还同比减少。如何使北京的文化演出市场进一步与旅游结合在一起，提高旅游演艺对北京演艺市场的贡献率是该科研希望解决的问题。
就该研究项目的完成步骤而言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设计调查问卷，在北京人流聚集区进行初步的北京市文化演出摸底调研，以了解目前北京市民和来京旅游者对北京文化演出市场的基本认知情况。第二阶段，数据汇总与问题提炼。课题组以早前的调研数据为基础，汇总小组通过调研提炼的重点问题，而后由项目负责人权衡四个摸底调研的问题，并确定一个关键性问题以便作为日后学术沙龙专家讨论的重点议题。第三阶段，通过文演沙龙研讨的形式邀请专家组成员就调研提炼的关键问题进行集中交流研讨，随后将专家组的录音资料翻录成文字稿进行专家观点的提炼与总结。沙龙研讨采用管理学上的头脑风暴法让与会专家就关键性问题自由发表各自的观点，鼓励专家对自己提出的观点进行补充、解释和拓展，以期充分发掘各位专家的想法。会后总结部分提炼各位专家的观点，以绘制观点图的形式将提炼出来的观点集合在在一起，就关键问题分别完成旅游文化演出市场的结合议题的观点脉络图。
文章结构如下，引言部分交代研究背景及研究概况，文献综述部分综述国内外学者研究“文化演出市场与旅游文化演出市场的结合”这个问题的观点见解。研究设计部分具体说明该研究完成步骤和研究方法。“研究发现”是本文核心部分，采取头脑风暴法三个基本步骤（问题阐述、专家意见、总结与评价）就专家组对关键问题研讨的结果进行层层分析、提炼与总结，并绘制观点脉络图。最后，对本研究的发现进行归纳和总结，补充相关文献使结论更加完整。结束语部分指出该研究的不足和借鉴意义，指明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文献回顾
国内关于文化演出市场与旅游文化演出市场的结合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近七年。通过阅读和研究国内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研究发现文化演出市场得以进一步与旅游结合受惠于文化体制改革等外部因素。研究者徐世丕（2008）指出“文化体制改革深化、民营资本进入市场、旅游市场深度融入”等有利环境因素使得旅游演艺获得了较好的接受度和市场占有率。从山水实景演出型、民族风情展示型、文化遗产演绎型三种类型阐述了旅游演出对我国传统演出市场的冲击和拓展[2]。
研究者最初从实现旅游业与演艺业的互动来研究该类问题。如李幼常（2007）对旅游业与演艺业互动产生的旅游演艺进行了研究[3]。再如袁俊（2011）就深圳市旅游业与文化产业互动发展模式进行研究。他认为深圳市加强旅游业与文化产业互动具有必要性；两者互动发展基本模式主要有3种：产业融合的旅游新产品模式、产业链延伸的文化产业景点化模式、产业联动的新型旅游营销模式[4]。
进而有些研究者更进一步从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的角度进行研究工作。如研究者董鸣（2011）就《宋城千古情》这一经典案例对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启示，以促进某区域的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5]。李蕾蕾、张晗等人（2005）通过对深圳华侨城主题公园个案研究提出旅游表演的文化产业生产模式，即“福特―后福特”双重机制的文化产业生产模式[6]。
研究者现在已经不再将研究的对象局限在某个景区内，而是将研究的视角扩大到某个地区，通过个案模式对某地区的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形成启示。如杨洋（2013）借鉴西安曲江文化产业集群式发展模式、深圳华侨城“主题公园+地产”模式和桂林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模式，得出促进昆明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的一些启示并形成思路[7]。
本研究就是诞生于这样的研究背景下，选取北京演艺市场作为研究对象从市场与旅游深度融合的角度进行研究，丰富目前旅游目的地文化演出市场与旅游深度融合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北京方面的研究成果又可以作为指导其他区域文化演出与旅游结合的实际借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研究设计
“头脑风暴法”（Brain-storming，或称智力激励，脑力激荡）是由美国的创造学家奥斯本（a.F.osborn）在1939年提出，1953年正式发表的一种激发性思维的方法。其原理是通过众多参与者的思维“共振”和相互间的情绪感染，引起连锁反应，产生联想，诱发出众多新的设想或方案。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头脑风暴法不仅在商业领域获得认可，其中蕴含的集体思考、激励创新、多向性思维的原则对学术研究也有深刻的启迪。陈勇，浅析（2009）这两位研究者总结了“头脑风暴”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应用中的几种重要形式，其中谈到该方法在“学术沙龙”的实际运用问题是，他们认为学术沙龙在形式上组织灵活性大，可供发挥的空间广阔；在内容表现上也十分多样，既可以是专题讨论，也可以是学科之间不同学者思想的碰撞，还可以是某个科研领域成果的互相交流切磋。学术沙龙的目的就是希望在交流中产生一些跨学科、跨领域合作研究的灵感，参与者不论专家或者一般听众所言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成为触发思维的源泉。同时学术沙龙的范围宽广，会吸引更多有兴趣的人参与讨论[8]。
本研究小组于2014年10月中旬组织了一场以北京文化演出为主题的学术沙龙，本次沙龙的专家组共由五名来自旅游及相关领域的学者和业界领袖构成，与会参与学习和讨论还有30余名研究生。本研究试图采用头脑风暴法对关键问题进行现场研讨，以期通过在短时间内各位专家学者思想上的碰撞对相关问题有清晰的认识以及更加开阔的思路。
四、观点阐述与汇总
该文演沙龙采用头脑风暴法，现场讨论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主持人阐述本次学术沙龙研讨的关键问题，专家组若对问题感到困惑，主持人会针对问题利用实地调研的感受进行说明解释。第二阶段，一方面指定一人记录专家所有见解，并对现场录音以便翻录成文字供会后总结使用。另一方面由主持人引导鼓励专家组员及其他参与者自由提出见解；第三阶段为会后评价及总结阶段，将现场录音翻录成文字，课题组成员对专家组的意见进行评价并且归纳总结，最后汇总成“文化演出市场与旅游相结合图”。本研究第四部分研究发现的“问题阐述―专家意见―总结与评价”三个部分正是按照头脑风暴法的逻辑框架进行编写和分析的。
（一）问题的阐述
调研组于2013年10月份计划去采访北京某剧场，但是当对方得知调研组想要了解该剧场观众的游客比例情况并是否愿意在该方面付出努力时，剧场方面以这方面目前是空缺为由婉拒了调研组的采访。该剧场拥有全国知名著名演员，想必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欣赏表演，但剧场方面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块市场的培育，可以预见目前北京那些不以外地游客作为目标客源的剧场可能对如何将剧场的演艺与旅游相结合问题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游客群体长期得不到重视。
（二）专家论两者结合的意见
结合点的核心在于扩大受众。D专家观点：文化演出与旅游演艺相结合点的核心在于扩大受众（如图1的B区部分）“文化演出与旅游演艺的一个巨大的结合点就在于扩大受众，这是一种特别好的方式。很多演出活动的排演需要很长时间，演员们需要吃喝，不管是在大小城市都存在，演出排练需要成本，所以就需要巡演这样一种方式，就如同《印象・刘三姐》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外地游客，外出巡演也是一样，面向游客意味着扩大受众。面向游客的《印象・刘三姐》和《宋城千古情》都吸引了超过三千万游客。如果不是面向旅游者，而是面向桂林市民的话，那这一文化演出，早已演不下去，因而也无法支撑其高额投入的产品。如果我们能够以此种方式扩大受众，我们能够以更大的投入做更好的节目。因此说，文化演出与旅游演艺的重大结合在于扩大受众。”
1.是借鉴国内外成果经验和模式寻找结合点。国内外文演与旅游相结合方式具有多样性。结合国内外文演与旅游相结合的实例，B专家在旅游和演艺如何结合的问题上总结出九种方式，如图1的C区部分。（1）营销作为结合点，认为演艺产品和旅游营销应加强结合。“目前北京的演艺行业与旅游营销结合不够，比如北京人艺，其更加注重作品是否高档次而忽略游客市场，要让游客知道北京有哪些剧场、有哪些演艺很好值得一看，这方面要与旅行社合作，要不就开发大众性的旅游演艺产品，要不就量身定做，面向大的旅行社。加强对旅游客源国客源地的推广，正如美国纽约的百老汇演出世界闻名，说明其推广得好，声名远播，剧场和旅游文化演出都可以成为旅游吸引物进行宣传。”（2）三个结合的经典模式。借鉴美国拉斯维加斯，采取“住酒店看演出”的模式；再者就是小剧场，集聚区的模式；最后是休闲综合体模式。“借鉴拉斯维加斯的‘住酒店，看演出’的模式，一层是，二层以上是客房。借鉴小剧场集聚区的模式，比如伦敦西区，北京还未形成成熟的小剧场集聚区，北京的小剧场虽然呈现一定的集聚特点，但是还是相对比较分散。休闲综合体模式就是把旅游+演艺+艺术+娱乐业+美食+运动+会展+……做成休闲综合体，从设施到活动内容进行组合，空间项目上进行组合，在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的空间中进行组合，如澳门威尼斯人（目前也还不成熟）文化产业的旅游休闲综合体模式，将文化产业与旅游休闲产业进行融合，构建一个综合体的模式，这个非常重要，不能仅仅看到旅游，还可以看到演艺行业，这样使得产业链价值更大。”
此外还有，“旅游节庆”通过音乐节、艺术节等把演出产品推出去让大家知道，让游客乐于参加；“实景演出”景区内建剧场比如迪斯尼，北京欢乐谷；“景区内巡游演出”如迪士尼花车巡游表演等。
2.是从实际演艺组织工作中寻找结合点。文艺演出与旅游的结合落实问题如图1的D区部分。C专家从具体运作的角度谈了文艺演出与旅游的结合如何落实的问题，他认为策划之初选址很重要，再者就是演出的内容。（1）选址方面问题，他提到：“要测算游客量有多少。如果是北京人艺，其可以依靠北京常住居民。如果策划是奔着游客客源去的，就需要知道有多少客人来，要知道这些客人是下来一个小时就走还是会在这里过夜。”（2）演出内容问题，他提到：“演出演什么，要与当地文化特别相关。《印象・刘三姐》描写的是漓江渔民的生活。少林寺的演出表现了禅宗的音乐。《天门狐仙》由当地的《刘海砍樵》改编。承德演出一开始就是八旗马队，其之前作为皇帝狩猎的场所。都江堰《拜水大典》将以前的历史融合其中，挖掘当地文化。”
3.从产业和空间两个维度来寻找结合点，文化与旅游在空间和产业两个层面的结合，如图1的a区部分。（1）空间上的结合，e专家认为结合点有三：文演与景区结合、文演与文化旅游地产项目结合、文演与目的地结合，范围更广阔。到目的地并观看演出而不只是为演出到目的地。（2）产业上的结合，e专家给出了四个结合点，①文化上的结合，她表示：“文化是文演与旅游是否能结合关键的一个内容。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演出要与地域文化结合，地域文化是第一位的。”②品牌上的结合，她认为“一个产品是否与旅游结合得好，能否走向市场，专注于内容和质量，包括高科技的应用和言之有物。”③市场上的结合，她提到“正如王衍用教授所说‘中国上下五千年，都是不卖钱’。上下五千年就是一个看头就是一个说头。市场是作为源头，让它既叫好又卖座。文化演艺不一定要阳春白雪不一定要高大上，老百姓也有欣赏低端大众化的演出的权力。我们不能纯意义上的反三俗，市场要叫好又卖座。”④创新上的结合，她表示“我们要用老产品来开发新市场，要用新产品来开发老市场。要让老市场不断的来的办法只有让产品不断地更新，但是老产品是完全可以吸引新市场的。所以很多的文化演艺，如《长恨歌》，虽然题目不变，但是每一年或者每两年都有很大的调整，无论是场景或者声光电，其就是在吸引老的市场，让游客不断来看表演。”
4.结合休闲与发展旅游。再提及文化演出市场与旅游相结合的问题时很容易与休闲的概念联系起来。其实尽管旅游和休闲区别度很大，但不论是在文化演出与旅游相结合还是文化演出与休闲市场相结合的问题上，两者的结合点很多是共同的。（1）关于休闲与旅游的区别问题，e专家认为：“休闲和旅游的市场受众群体有很大区别。休闲主要是面对当地居民，纯粹是对居民的文化演艺的一种付出，与游客的需求尤其是设置是完全不一样的。旅游是完全针对游客的。”（2）就多重身份问题，a专家补充道：“一个人在北京生活，但是其出去就是一个消费者、旅游者，其都可能有旅游者的身份。一个结合点：如果是休闲身份，其外出旅游的消费是否与休闲状态下的消费行为有相似之处。一个人的传播效应对旅游的拉动效应。还有一种可能性，剧场做得好，别人来参观剧场，这就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如纽约百老汇和大剧院。”
（三）总结与评价
本研究发现演艺市场与旅游核心的结合点就在于扩大受众方面，即旅游发展需要借助当地演艺市场作为吸引游客前来观光体验的要素，而演艺市场的发展和经营同样需要通过旅游带来源源不断的客源，提高其演出的上座率。两者需要对方的支持，这正是它们能结合的关键。演艺市场具体如何与旅游进行结合，专家提供了三个方面具体结合的方式。
1.借鉴国内外旅游与演艺市场结合的经验寻找结合点。结合点可以来自于景区的巡游演出形式；以广西桂林《印象・刘三姐》为代表的实景演出；西班牙奔牛节为代表的旅游节庆活动；如澳门威尼斯酒店集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休闲综合体模式；如美国百老汇、伦敦西区的世界知名小剧场聚集区模式；以美国拉斯维加斯的住酒店看世界顶级表演模式；以及营销上选择与旅游中间商的结合，尤其是加强与旅行社的合作营销。
上面提到了美国百老汇、伦敦西区的世界知名小剧场聚集区模式的结合方式，其实在中国的一些城市已经开始有类似的小剧场聚集区形式发展起来了。关于集聚与综合问题，笔者查找相关文献后发现研究者于春美（2012）对于北京建设文化演艺区的综合体模式进行情况介绍，就资源优势、规划和运营模式进行阐述[9]。李治邦（2014）通过对天津小剧场的历史整理，对当下的剧场现状、演员团队、经营方式、周边环境、演出氛围、资源等问题进行剖析[10]。
2.从旅游演艺实操的角度，两者的结合必须考虑好选址，如印象系列大型实景演出的两个典型案例《印象・刘三姐》的成功与《印象・海南岛》的失败与选址不无关系，《印象・刘三姐》所依托的桂林是传统的旅游城市常年旅游客源充足，而《印象・海南岛》选址的海口只作为海南省的省会城市，是游客前往三亚的中转站，因此观看演出的旅游客源有限在所难免。再者就是演出内容，旅游演艺的内容和一般的演出内容要有所区别，同样是大制作、大场面的《印象・刘三姐》与《印象・海南岛》，两者的成败均与表演内容的有无精神内涵息息相关，哗众取宠的表演得不到游客好的社会口碑。
3.我们还可以从空间和产业等较为宏观的角度来具体谈旅游与文演市场的结合问题。小到景区，再到文化旅游地，最后大到整个目的地去寻找具体结合的契机，从产业上看旅游演出可以在文化、品牌、市场、创新这条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上寻找结合点，找到结合点发展返回去又影响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关于剧院、公司和市场与旅游相结合的研究，笔者查找文献发现外国研究者HowardLHughes（1998）就伦敦的剧场和与旅游的关系展开探讨[11]。韩梅、陈元欣（2013）从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管理、坚持公益定位、注重内容建设和积极培育市场五方面分析了剧院管理保利模式[12]。张弛（2000）分析了中演公司在国内演出市场上的营销策略[13]。而王竞雄（2010）通过对京沪两地具有代表性的演艺公司营销策划分析，在制定总体营销战略、营销策划模式选择、营销组合设计、人力资源保障等方面对两地演艺公司营销策划未来发展进行展望[14]。以上文献回顾后发现的结合手段有许多可以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五、结束语
本论文总结分析了相关专家在文化演出与旅游结合主题方面研讨会的主要观点，这种形式在国外有的学术期刊上常见，本研究在国内期刊进行初步尝试。
本研究分析汇总了专家在北京文化演出与旅游结合路径方面的思考，专家研究有旅游演艺行业特点方面的分析，有国内旅游实践的深刻洞悉，有观众人群的旅游休闲市场的界定，也有演出空间布局以及管理思考方面建议。这种在北京文化演出与旅游结合的全方位综合性梳理分析与系统探讨在国内尚属首次，并且尽管本研究是围绕北京文化演出市场与旅游相结合问题展开，但实际上本研究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同样对全国其他地区解决本地文化演出与旅游相结合问题具有参考和借鉴的意义。本研究在北京文化演出与旅游结合路径方面的综合性理论与实践的归纳与思考具有开拓性，是本文的亮点，该探讨对于深化文化与旅游的结合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的不足从方法上看是基于对相关专家观点的归纳分析，这在该主题研究方面仅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在北京文化演出市场与旅游结合方面今后会有后续基于定量分析的实证研究出现。（作者感谢吴承忠、熊焰、王欣、吕宁、马爱萍等专家提供观点。）
参考文献：
[1]北京演出行业协会网，2014年北京市演出市场统计与分析[eB/oL]，http：///c61791.jsp，2015-01.
[2]徐世丕.旅游演艺对我国传统演出市场的冲击和拓展[J].中国戏剧，2008，（09）：14-17
[3]李幼常.国内旅游演艺研究[D].四川：四川师范大学，2007.
[4]袁俊.深圳市旅游业与文化产业互动发展模式研究[J].热带地理，2011，（01）：82-99.
[5]董鸣.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的经典案例――《宋城千古情》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启示[J].当代贵州，2011，（13）：29-30.
[6]李蕾蕾、张晗、卢嘉杰、文俊、王玺瑞.旅游表演的文化产业生产模式：深圳华侨城主题公园个案研究[J].旅游科学，2005，（06）：45-51.
[7]杨洋.昆明市促进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研究[J].旅游纵览，2013，（06）：134-137.
[8]陈勇.浅析“头脑风暴”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J].科技资讯，2009，06：249-250.
[9]于春美.北京文化演艺区的综合体模式[n].中国房地产报，2012-09-06（B05）.
[10]李治邦.天津小剧场演出市场的前前后后[J].上海文化，2014，（08）：59-62.
[11]HowardLHughes.theatreinLondonandtheinterrelationshipwithtourism[J].tourismmanagement，1998，（5）：445-452.
[12]韩梅、陈元欣.剧院管理保利模式解析[J].电影评介，2013，（20）：106-109.
客家文化研究篇8
主、客位这对概念为KennethL?pike于1947提出。在其著作LanguageinRelationtoaUnifiedoftheStructureofhumanBehavior1954中阐述这一理论体系。主位与客位，是从音位（phonemic）音素（phonetic）后缀而来。
在pike提出这对概念之前，人类学已经有此等认识。如Boas曾言：“如果理解一个民族的思想就是我们严肃的目的，那么对经验的全部分析就必须建立在他们的概念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概念基础上”①；再如我们所知的马氏的主要观念之一即土著观点；此后许多民族志学者都在其工作中体现了这对观念，也使脱胎于语言学的主客位走进文化。
人类学主客位这一理论的系统阐述不得不提到文化唯物主义者马文?哈里斯（marvinHarris，1927-2001）。
在进行主位文化研究时，人类学者要努力去获得必要的有关类别和规律的知识，以便能像当地人那样去思考问题、去行动。客位研究方法常把当地提供情况的人认为是不恰当或无意义的活动和事件进行比较和评价。②
马文?哈里斯在人类学实践中提出，研究者既要从该文化参与者角度亦要用观察者的眼光去认识这一文化，即主客位二者缺一不可。
人类学发展各阶段对主客位有不同侧重，个人喜好亦有别。早期人类学多为我们现在说的客位观点，以研究者的立场评判他文化，从而促成了进化论（revolution）和传播论（diffusion）。而早期的民族音乐学，早期探险者传教士的民族之资料，alice至比较音乐学通过跨文化达到对音乐的宏观认识都是客位方法为主导。
与上述客位相对应的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功能主义代表malinowski“移情式”的研究。此后主位方法逐渐为后学推崇，并长期指导田野民族志。20世纪60年代，胡德（mantleHood）提出双重音乐能力（bi-musicology），胡德要求其学生学会演奏自己研究对象的音乐，增加局内人（insider）的体验。1964年merriam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第一个模式。“withoutanunderstandingofconcepts，thereisnorealunderstandingofmusic”。③merriam对concept的关注即为其对主位观点之认可。merria一生致力于将音乐与文化联系，将民族音乐学人类学化。他提出了音乐功能研究等十项内容，我们常将其归入民族音乐学的功能主义者。merriam也将音乐功能研究视为客位研究，现今我们仍然在其基础上思考。
我们如果说马氏带来了科学时代，那么下一个时代就是对其反思。我们能完全成为局内人，感知“他们”的思维吗？LeviStrauss将结构分为表层和深层结构，其一生探索着这所谓的无意识、深层结构。布迪厄（Bourder1930-2002）将结构分为客观结构（场域）和身体化结构（惯习）。他认为研究者可以洞悉并建构客观结构，却很难习得当地人的惯习。④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也表示按照被研究者思维而思维之局限。⑤人类学已认识到了主位法之原罪。
所做的是“对理解的理解”（theunderstandingofunderstanding），但学者观念不等于当事人观点，同时与无必要等同；对此格尔茨提出近经验（experience-near）远经验（experience-distant）前者用当事人概念来贴切的描述当地人的文化建构，后者用学术语言或研究者的思维写异文化。格尔茨将长期处于主流地位的主位进行反思，将主客位并置。为田野表述开辟了新路径。
受解释人类学影响，timothyRice1987年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第二个模式。将民族音乐学模式加入了历史维度，我们不难看出客位法之上升。内特尔在对主客位问题也进行了阐述，一方面肯定主位的重要性，而又对真正局内存疑，并表示甘为局外人（outsider）。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到来。表述可以说是环肥燕瘦，各有千秋。主客位作为那些oldconception仍然被我们重复。生与熟的转换，以及介于局内、局外的中间人。现今看来，研究对象从以往的他者有所转变，人类学家的梦想部落不复存在。全球化浩荡而来，文化多样性是否大势已去。在笔者看来，总会失去一些东西，而我们却不知道如何衡量是否本该如此。就个人情感，笔者仍然固执于原汁原味。即便世事变幻，笔者仍相信音乐持有者的观点（主位），同时笔者还有自己的理念（客位）。研究别人的音乐不承认别人的理解是种荒谬，没有我们自己的判断，我们在这学习民族音乐学毫无意义。
民族音乐学主客位矛盾存在毋庸置疑。研究者变成局内人是种理想，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而民族音乐学家永远不会也不必成为“他们”。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一矛盾中寻找一种互动，在这动态过程中寻找最佳状态。理论的作用在于促进新的理解，现在我们仍然还在用进化、功能看一些音乐问题，故此只要能说明自身旨趣，一切均可为我所用。
本文从历史角度扼要介绍了在民族音乐学视野下的主客位认识。本文的书写实为笔力有限，难以把握这一问题，有些认识不够成熟，仅为一家之言。而文章之意义在于将个人认识与各位分享，以见教于方家。
注释：
①Boas.F.recentanthropology，science1943年，第311-314页。
②[美]马文?哈里斯：《文化人类学》，北京：东方出版社，李培茱，高地译，1988年，第17页。
③alanp.merriam：anthropologyofmusic，northwesternuniversitypress，1964年，第84页。
客家文化研究篇9
一、概说多元性的客家音乐文化
客家是我国汉族的一大民系。客家的先民们在西晋之前是居住在黄河、淮河和长江流域的，但是由于战乱及自然灾害等原因，他们背井离乡，大规模向南迁徙。在这千余年的劳动生产和生活繁衍过程中，客家的先民们把从祖籍腹地带来的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内容丰富的客家文化。而客家音乐则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它是中原音乐与当地畲族、瑶族音乐的有机融合，是客家人独有的民间音乐。从客家音乐的起源与流变，种类与分布来看，可以说，“歌随人走”，是移民的产物。
客家音乐具有历史悠久、种类繁多、特色鲜明等特点。1.历史悠久。客家音乐的形成与客家民系的发展是同步的，也就是说自西晋、北宋以来，客家音乐已有逾千年的历史。2.种类繁多。客家音乐经过不断发展，内容越来越丰富、种类越来越多。客家音乐包括客家器乐、客家山歌、客家小调、说唱音乐、民间戏曲、歌舞音乐以及宗教音乐。3.特色鲜明。与其他中国民歌一样，客家音乐同样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客家先民的生产方式、风俗习惯都与赣闽粤边区的风俗文化、生产方式紧密相连，由此而形成千差万别的“地域色彩”，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二、国家语境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
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后简称《意见》），其中的附件《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平等暂行办法》（后简称《暂行办法》）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暂行办法》列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的六类，与《公约》定义的五项一致，另外一项为“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其具体范围包括：“口头传统以及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含民间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杂技等）；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流传形式是由人类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曾经被誉为历史文化‘活化石’和‘民族记忆的背影’。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要具备以下的三个条件：①必须是世代相传的，至少有一百年的历史；②与广大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的；③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的，是‘活态的’”。《意见》还明确了在“非遗”工作中“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受到越来越多关注，更多的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得到挖掘。客家音乐就是依托于艺人表演而存在的极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音乐在赣、闽、粤等地域的流传、改造、提升，经过上千年的历史演绎与积淀，逐渐成为我国传统音乐领域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代表品种之一。客家音乐的理论与实践具有客家人的特色，尤其是客家音乐特有的传承方式和通过音乐所进行的文化传承方式，格外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因此，探讨客家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对于弘扬客家文化，保护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非遗政策下的客家音乐保护问题
客家音乐作为客家文化的一颗明珠，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极具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甚至濒临消亡的境地。造成这些民间艺术“珍宝”日渐衰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表演内容受地域语言的限制。传统客家音乐的表演形式多是客家方言为主要表现方式，而受到大众文化以及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影响，客家方言也呈式微趋势，因此在本区域内的传承受到冲击。二是政府扶持力度不够。多方的因素导致地方政府支持艺术组织经常是短期行为。客家音乐大多数流传于民间，因为没能得到政府足够的资金扶持和政策引导，对其的研究和保护就经常出现后继乏人的局面。客家音乐作为我国民间艺术的瑰宝，同时又面临着消亡的危机，因此，如何对客家音乐进行有效保护成了客家音乐能否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关键。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政策层面的立法保障
国家已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但是目前也只有较为单一、零散的法律规章，相关配套的法规还未完善，完整的体系还未健全。因此，我国还需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体系建设，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更加规范化、系统化。针对客家音乐的保护也应先着眼于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健全，特别是在客家人居住集中的省份，应制定保护客家音乐的法规制度，从资金、教育、客家文化保护等方面来有力保障客家音乐继续生存和健康发展。我们可以考虑在国家和省市的财政预算法律中，特别是地方省市的财政预算中给客家音乐的保护留出预算空间。同时，也可以在有关法律考虑设定这样的制度，即对有利于客家音乐保护的行为，如挖掘、发现和维护客家音乐的行为，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可获得法律明确规定的奖励。
（二）传承层面的研究与教育
1.对客家音乐的科学研究是整个客家音乐保护工作的基石。我们只有了解客家音乐的历史、特点等等，才能有的放矢的进行保护和传承。客家音乐的种类繁多，我们就更应该对其进行梳理，寻找其本质的东西。现在以客家山歌为中心，从文学、比较、歌手到传承等方面全方位的展开了大量研究。但这些成果还未涵盖客家音乐的方方面面，研究的方法、研究主体等也较为单一。因此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加强对客家音乐的科研工作。就具体研究工作而言，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第一，回归客家音乐的生活世界。客家音乐是“活态”的，存在于现实生活当中的，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应该走入客家音乐的形成、发展的生活世界，去真正感受、认识、了解客家音乐。第二，研究主体的多元化。以往对客家音乐的研究基本上以学者为主，而音乐的主体，即歌手（传承人）和听众严重缺席。他们对客家音乐的理解应该在客家音乐知识体系中享有重要地位。
2.文化的传承本质上是个教育问题。我们也常有这样的疑虑：客家音乐是否后继有人？传承人的培养就是教育问题。客家音乐的发展与传承需要教育培养传承人，同时客家音乐的发展更需要科学研究和群众基础，这些都需要客家音乐走进学校。我们应当在客家人聚居地省市的学校专门开设有关客家音乐的课程，或将客家文化和客家音乐编入有关音乐和相关的本土教材中。在中小学阶段让孩子们接触和了解客家文化和客家音乐，到大学阶段就可以让他们进行有关研究或者专业的学习，成为客家音乐传承人。
（三）传播层面的媒介与宣传
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在国家层面是法律与政策的宣传，这点在上文中有所阐述，而在微观层面则是传统技艺的有效传递。因此，就客家音乐的宣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媒介宣传。进入21世纪，电视、报纸等都是较为传统的宣传方式了，我们除了充分利用这些传统的宣传阵地以外，需要加强对互联网这个宣传途径加以合理而充分的利用。比如建立国家和省市各层面的关于客家音乐的官方网站，同时也积极鼓励民间建立有关网站。网站的建立可以让全世界的人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面了解客家音乐，并可以随时关注新进展。这是一个十分简便但又非常有效的宣传途径。
第二，走入市场。将客家音乐推入市场既可以获得客家音乐生存和发展的资金支持，又可以在市场中获取更多地听众和爱好者，为它的发展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在走入市场过程中，我们要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市场的需求，更新内容、表演形式等，但同时还应保存好客家音乐的“原滋原味”。创新与保存表面上是矛盾的，其实从根本上讲是统一的，因为客家音乐是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的，它本身就会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更新，可以说客家音乐本身就具有保持传统和创新变化的特质，这也是客家音乐能生存千余年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加强对客家音乐的保护，不仅对客家音乐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也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音乐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借鉴。
客家文化研究篇10
利其器，练好“三拳两脚”
左脚，文以载道，意识形态之利器——刊物、文章和新闻。如，以短、平、快为特点、以“每位同事都是品牌大使”著称的企业文化忠实布道者之员工内刊；如，以宣传研究实力、公司动态和分享调查报告的客户外刊、以专家、企业传记或研究及案例专题为主题的手册／图书，无论是展示文化、还是对于、演讲、采访等宣传目的，都是难得的精品素材，用学术武装营销，其生命力可以绵延几十年。对于一些国际化的研究公司，除了接收、编译、追采集团新闻动态外，某国际研究公司的中国公司亦开创了针对集团研究管理层、讲述中国经济发展、近期中国调研的英文内刊，其受欢迎程度大有从内刊走向集团外刊之势。又如定期研究文章、分享探讨研究结果或者研究心得，其专业形象日益丰满。而大大小小的新闻则更是公司与客户并肩合作，与时俱进的证明。保证刊物和文章通过公司的官网，群发软件系统，媒体渠道和微博、乃至硬广等渠道及时、准确、有效地，是市场研究企业宣传之责任所在。
右脚，体验制胜，突破“见面最难”之利器——会议活动。客户会、媒体会、论坛、赛事、演讲、直播等各种线上和线下活动形式不一而足；如何有所取舍？如何针对竞争对手向时而动？个中学问非整合营销所不能实现。
第一拳，媒体为“王”。市场研究企业与媒体是合作的关系，研究公司需要宣传，而平面、网络、新媒介等各种形式的媒体做选题和采访报道也需要数据、报告和第三方声音及专家的点评，双方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平面、网络、广播和电视等等横向及垂直媒体一个都不能少，更侧重财经和营销类媒体。关怀媒体和媒体人、做好项目排期、深挖契合度、辛苦运作，必会有所收获。即使有危机公关事件发生，更可以及时应对。
第二拳，协会是家。市场研究公司多为欧洲民意与市场研究协会（eSomaR），中国市场信息调查业协会（CamiR）及中国信息协会市场研究业分会（CmRa）这几大协会的会员。在行业组织的大小峰会上演讲、赞助或者在其自媒体刊物上新闻和报告，有所曝光，也是重要渠道之一。
第三拳，客户是上帝。很多市场研究公司都将客户分为不同层次和领域或行业去管理，做到有的放矢。包括客户数据更新与拓展、eDm和CRm软件系统的经营、客户会的举办、及时处理客户的需求与客户的投诉、客户刊物的发行等。某市场研究公司经常与客户联合公关，共同分享研究结果；另一家更是与客户免费分享其几十年经验集大成的知识宝典：独一无二的“网上大学”系统；这些附加值大大增加了客户的黏性。
当然，如果施展这番拳脚之人是企业领袖，则效果更胜一筹。某中国本土知名的调查集团的掌门人很好地担任《头脑风暴》主持人，对其公司做了很好的隐性宣传。
善其事，点燃所有资源的热情
利器在手，通过项目管理模式的综合运作，便可无坚不催。大事件和大媒体是焦点及核心所在。
借力大事件，营销造势造福
大到全球瞩目的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足球锦标赛，紧追大事件营销的市场研究公司可以充分发挥自身调研的能力，大做特做热点调研，抓取包括媒体、客户及消费者在内的全社会眼球和实惠。
某市场研究公司开创了品牌赞助商赞助效果跟踪调查，充分利用了大赛季的万众瞩目状态。以近期的伦敦奥运为例，该公司在大赛前的半年开展了题为“伦敦奥运快车研究”的项目；事先针对客户和媒体需求征集了其热点话题，做到有的放矢，让大家颇有“定制化”服务的受宠之感，作好了前期造势。在2012年赛前及计划的赛后期从“赞助”及“赞助花费效果”切入，分五个批次跟踪调查及结果。该公司通过与主流财经媒体合作，将原始数据形成快速简报，再配之针对性的多角度（如分快消／it电信／汽车／家电等品牌、分研究领域等）公关稿，便于记者直接取材。当天，首发媒体如炮弹一样，有规律地炸开，并迅速在其他媒体中得到二级传播；很多媒体的专访要求纷至踏来，同时还配合了对这些品牌企业的整合采访内容。客户心中本来对此调研印象深刻，如此又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又可在众媒体的“奥运营销”主题活动或者相关环节中喷云吐雾。该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公司美誉自然增强。客户的问讯电话不绝于耳，众多客户简报过后积极购买了详实的研究数据。
借力媒体资源，传播最大最优
随着媒体集团化发展，大报系和大媒体的市场化运作日渐盛行。比起针对奥运、世博这样大事件，各家市场研究公司亦可以和媒体合作开展围绕小事件的自主调研或者联合调研并运作整合营销。
针对“食品安全”这个亘古不变的主题，第一财经主办的“食品健康七星奖评选活动”邀请了某市场研究公司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权威调研机构。四月初举行新闻和整体活动的启动仪式，与食品行业专家等各方名人齐聚，在演讲中分析该市场研究企业的研究方法、往期结果分析以及展望未来；与记者积极沟通，做好采访和补采；借用会造好前势。四月底问卷，邀请被访者对评价食品制造、餐饮等品牌，利用五月的项目执行再度结合届时的一些食品相关热点危机事件或者相关政策法律法规的出台，撰写报告，形成文章；主办方据此评出“信赖100食品安全”企业入围名单，作为参评七星奖的入门资格。在第一财经报纸整版配图首发，在东方卫视等栏目中参与点评。全程在微博中直播了整个努力的过程。与顶尖媒体并肩的风范与姿态获得成功后，双方开展了项目的跟踪合作，更推广其模式向多个领域。
2012北京国际车展热点调查如约而至，该公司专注承袭了一年一度的汽车热点及其报道的爆发点，今年更“听”诊汽车微博热点，如汽车品牌提及、转发、粉丝等车企的微博状况通过社会化倾听产品研究而成报告、研究文章和新闻。
既有车展大事件又有媒体大活动，可谓千载难逢的机缘。通过汽车行业研究、品牌与广告的产品线、数字化研究的技术能力及其多个社会化倾听产品的应用案例将其2012年战略重点发挥得有声有色。从媒介宣传、公司和业务推广，品牌及产品模型研究、研究专家品牌等多纬度，立体化地挥出组合拳脚，将整合营销传播尽力发挥到最佳状态，更了财经、广告、品牌及汽车媒体关系；客户的需求达到了应接不暇的状态。
善其事，利其器。中国整合营销传播仍然走在探寻之路上，对于市场研究企业，尤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