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资源犯罪问题研究篇1
摘要: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控制效果并不显著，存在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的矛盾。社会资本理论为未成年人犯罪防控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视角和研究范式。社会资本理论与其他犯罪控制理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暗合和差异关系。其中存在的本土化困境也需要与相应具体问题结合来解决和完善。通过强化未成年人家庭社会资本、科层式社会资本与社区社会资本来间接增强未成年人的整体社会资本，借此完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社会资本体系。
关键词: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社会资本;犯罪控制
一、问题的提出
与成年人犯罪相比，未成年人在犯罪动机、犯罪心理等方面具有显著特征。强化对未成年人犯罪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研究具有特殊价值和重要意义。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从未成年人犯罪的不同特征到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因素，从事前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到事后的处遇控制等不同的角度和方向分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阐述，尤其是不少实证方面的研究成果，更是较好地把握了当代语境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现实特征。尽管如此，我们发现，未成年人犯罪现象似乎愈演愈烈，犯罪类型和犯罪方式不断更新。传统的财产犯罪仍然居于未成年人犯罪构成比例的首位，但是与以往单纯的盗窃、抢劫方式相比，似乎融入了更多的科技含量，利用计算机网络及现代通讯工具犯罪特征愈来愈明显，而基于炫富消费的需要，“”等现象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与现代市场经济流动性特点相适应，未成年人犯罪也表现出明显的流窜作案特性。我们发现，一方面是犯罪控制资源源源不断地投入，另一方面却是犯罪现象屡禁不止，有人甚至认为控制犯罪“从来没有象失败那样成功过”，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犯罪行为，犯罪现象是否可以人为控制，相应地，未成年人犯罪行为是否可以进行预防和控制。笔者认为，从实践来看，制度的构建，政策的推行，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消除犯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对遏制犯罪行为没有积极作用。我们需要检视以往未成年人犯罪理论的不足，强化对现有未成年人犯罪现象的深入研究，进而通过对比分析，挖掘现有的研究资源，整合现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解释视角。而这，也正是本文写作的基本思路:对已有未成年人犯罪理论进行历史考察，在此基础上，整合已有的研究资源，从社会资本的维度提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控制的新策略。
二、社会资本理论的界定与解读
社会资本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产生之初，便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尽管毁誉参半，甚至有学者公开呼吁放弃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的魅力似乎丝毫未减，相反，它被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引入和借鉴，以服务于本学科的发展和完善［1］。国内外关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观点可以概括如下:在国外，作为该领域的先驱之一的JamesColeman认为，社会资本由包含两个共同因素的各种不同实体构成，即它们都包含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都为处于该社会结构中行为主体(不论是个人还是公司主体)的特定行为提供便利［2］;Robertput-nam从社会资本的功能出发，认为社会资本具有社会组织的某些特征，如网络结构、规范以及信任，以此促进行为主体的行动便利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3］;Fukuyama认为，社会资本理论可以被定义为某一群体所共享的非正式价值观或是行为准则，该群体在此基础上进行合作［4］;paulS．adler和Seok－wooKwon从交换标的、交换标的明确与否等维度分析了市场关系、科层关系以及社会关系之间的异同，在此基础上归纳了不同学者对社会资本的观点，进而提出一个操作定义以及社会资本概念模型，他们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或组织享有的声誉，它来源于行为主体所处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为行为主体带来信息资源、影响力以及友好协作关系［5］。国内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6］:其一，指代社会网络关系;其二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主体所具备的，通过网络关系以及社会结构获取资源的能力;其三，从行为主体的功利动机以及社会资本的工具价值出发，认为社会资本是主体所动员的持有回报预期的社会结构资源，是一种有助于实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其四，从社会资本属性出发，认为社会资本本身即是一种资源。尽管关于社会资本理论国内外不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差异化的定义，但是通过对比，我们认为在社会资本理论中以下的基本事实是不言而喻的:从性质上看，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它必然具有资源的效益属性;从表现形式来看，它是一种网络关系，存在于社会交互关系之中;从形成的路径上来看，它具有一定的生产实践活动性，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从具体内容来看，它至少包括信任、规范、标准、声望(誉)、价值观等等。社会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具有效用的属性，即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或是期望。由此如果我们对社会资本进行良好的运用，必然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它所具有的效用，如果利用得不当，亦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如未成年人之间的团体性犯罪。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前我国青少年犯罪的首要特点就是“共同犯罪是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形式”。所以，笔者认为，如果通过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可能具有的不良“社会资本”进行控制或者是遏制，未尝不是控制未成年人犯罪的一种有效的途径。也就是通过一种倒逼机制来发掘未成年人犯罪所具有的资源，然后对其可能存在的资源进行有效的梳理或指导，引导他们正确地利用上述资源。事实上，这其中所蕴含的基本原理并不新鲜，它在社会预防理论中具有更为详细的描述，但是社会资本理论在未成年人犯罪运用中又具有特殊的效益或价值，而这也正是社会预防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在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所具有的不同之处。关于此，笔者将在下文展开论述。
三、社会资本理论与其他犯罪控制理论的差异与暗合
通过对犯罪学界常用的犯罪控制(预防)理论进行概括总结，发掘其与社会资本理论的契合之处，同时找出其中差异点所在，可以为社会资本理论在犯罪学研究中的适用提供理论上的支撑。
(一)主要犯罪控制理论概述
明确将法律与社会控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始于美国社会法学派创始人庞德，在其名著《法律哲学导论》中，他指出法律以社会控制的方式承认、满足和保护人们的利益需求，认为法律是一项日益有效的社会工程［7］。在犯罪学研究中也存在着社会控制理论，但与庞德法律社会控制功能角度不同，犯罪学界的社会控制理论只是众多研究犯罪预防和控制理论中的一种。在犯罪学界常用的社会控制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社会预防理论。该理论认为犯罪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预防、控制犯罪也需要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干预控制。社会预防理论着眼于构建健康和谐的社会秩序，提倡社会主体广泛参与犯罪预防，倡导积极预防、控制违法犯罪行为。其二，社会联系理论。社会联系理论被认为是“解释和控制犯罪关系的最主要的理论”。该理论重点关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认为该种联系表现为个人对社会的依附，这种依附关系由依恋、奉献、卷入和信任等四个因素组成，共同构成了我们不犯罪的理由，因为在赫希看来，“如果一个人与传统社会的联系中断，其必然会进行违法犯罪”。其三，犯罪情景预防理论。情景预防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即已提出，与以往对犯罪预防和控制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研究视角转移到了犯罪行为和被害人之上，因而更加具有操作性和可实施性。其基本含义是，通过确认、管理、设计、调整的方式持久有机地改变环境，影响行为人的理性选择，减少犯罪机会情景因素和犯罪促成情境因素，从而达到犯罪预防的目的。此外，还有逐级年龄非正式社会控制理论，它认为应当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采取不同的非正式社会控制手段。其基本假设是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是因为主体与社会联系的弱化乃至破裂。上述四种犯罪学社会控制理论都或直接或间接地与社会资本理论联系着，所不同的是，它们控制或预防的层面不同，有的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如社会预防理论，强调综合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来分析犯罪产生的原因及其预防对策;有的从微观的角度来分析，如犯罪情境预防理论，强调以犯罪行为和被害人为中心来分析未成年人犯罪;有的从中观的层面来分析该问题，如逐级年龄非正式社会控制理论。同时我们还发现，犯罪现象首先作为一种违法行为而存在，主要是犯罪学家重点关注的对象，同时犯罪现象还是一种社会现象，也引起了社会学家的极大兴趣，因此我们会发现社会学家也不余遗力地提出自己的社会控制理论。这为交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也为犯罪预防添加了更多的资源。
(二)社会资本理论与其他犯罪控制理论的异同
通过将以往犯罪控制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对比研究，我们很容易发现二者既有相似的地方，同时又有差异之处。二者的暗合之处主要表现在:它们都为犯罪控制预防提供了一种研究的视角，提供了一种研究的范式，尽管上述的理论中同样存在着交叉关系，甚至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但是不能不说每个理论都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它们共同贡献于犯罪现象的研究、犯罪规律的把握和犯罪措施的供给。从更为具体的角度而言，我们发现，与社会预防理论相适应，社会资本理论同样强调控制犯罪的多主体性和多样性，尤其是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上。从未成年个体社会资本的角度来讲，它强调未成年人自我，家庭，成长的社区等等多方的共同努力促进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改善;与网络理论相适应，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就是一种社会关系网络;而社会联系理论似乎构成了社会资本理论内容的部分构成要素，同样强调信任依赖等等。二者的差异之处则更多地表现在社会资本理论所具有的特殊功能上:首先在于社会资本理论“是一个有概括力和解释力的概念”，这主要体现在社会资本理论强大的包容性上，它的内涵极其丰富，包括关系网络、非制度因素、文化因素，但是又不限于这些因素。同时，社会资本包含一定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网络关系，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该种社会关系中必须包含一定的信任、合作或者一定的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即使不具备，也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共同遵守的规则、规范或者是标准等等。事实上我们通过对以往犯罪控制理论分析也可以发现，社会资本理论与它们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看成是前者的集合。即社会资本理论为诸多种存在着的犯罪控制理论提供了一种共同对话的平台，具有根本上的整合功能。正如mcCarthy所言，社会资本理论为更好地理解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它可以被用来整合其他的犯罪理论［8］。其次社会资本理论是一个伸缩性很强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它作为理论的整合，具有宏观的视角和向度;另一方面，在与某一犯罪主体如未成年人犯罪结合研究时，它又具有了非常强的实际功能和效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更加强调对个体的社会资本的关注，因而也突出了人文情怀。最后，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和适用，为寻找更为合理的犯罪控制理论提供了支撑。与传统的社会控制理论相比较而言，社会资本理论为犯罪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支持，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为寻求更加有效的社会控制方法提供新的契机。
四、社会资本理论
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控制中的可行性社会资本理论对我国而言属于舶来品，其在引进和适用的过程中，势必会产生本土化的问题，有必要对此进行分析。
(一)适用的理论和实践可行性分析
社会资本在我国犯罪控制中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行性。理论上而言，我国的犯罪学研究整体上起步较晚，尽管目前已经构建了犯罪学研究体系，但是其中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都是移植和引进而来，尤其是涉及关键性的理论运用更是如此。我们大量借鉴西方已有的犯罪学成果，结合部分的国内原创，然后以我国的犯罪实践土壤，使之本土化，在实际的运用中进行不断的修正和调试，使之完善，这是我国众多的犯罪学研究成果的构建和实施的基本模式。与众多的其他犯罪学理论本土化模式相似，社会资本理论同样具有适用的可能性和空间。所不同的是社会资本理论是一个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概念，因而在适用过程中更加需要解构和发散，更加需要寻求合适的土壤供其生长。此外，上文我们已经分析了社会资本理论与其他犯罪控制理论的关系，作为一个更为宏观的概念，逻辑上应该更加具有适用的可能性。实践上而言，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具有适用的社会文化土壤。学者们在论及我国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特点时使用最频繁的解释视角就是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观念，它认为中国社会基本结构如石子入水所激起的波纹一般，水波逐渐推出、推远、推薄［9］。所以，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而言，笔者认为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适用具有天然的实践性土壤，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适用空间上具有极大的广阔性，正因为如此，不论是企业管理，水资源的治理，高等学校教育资源管理还是政府治理中都或多或少地对社会资本理论给予了关注，所以，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具有相当的实践土壤。
(二)适用的本土化困境及其解决
尽管我们认为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具有天然的适用土壤，但是仍然不能忽略其适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本土化困境。一般认为，本土化具有三种不同的情形［10］:一是简单移植，直接照搬适用;二是对外来理论修补使之本土特色化;三是，本土理论原创化。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我国犯罪学界，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它是作为社会学而不是犯罪学的理论而存在，因而在适用前，应该对其进行学科交叉的过渡，使之更加具有犯罪学的表征和内涵;其次，社会资本理论最初产生于西方社会，是西方学者在对西方文化和社会特质进行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因而可以用来指导西方的犯罪控制实际，但其是否与我国的社会文化特质相适应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研究。同时结合我国的城乡分立的二元化实践，我们要从不同的分析框架中对社会资本理论在城乡的适用进行分析。而结合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的增加的实际情况，也要注意到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理论问题。前文已经分析，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具有理论和实践适用上的可行性，因而尽管存在着文化和特质上的差异，该理论依然具有适用可能性。而从未成年人犯罪的角度来看待上述存在的诸多问题，笔者认为它们都构成我们研究社会资本理论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应该重点关注的课题方向。例如在未成年人流动中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问题，城乡不同的环境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因素，对未成年人犯罪类型的影响等等，所以，笔者的思路是如果我们将上述的诸多问题细化到每个具体的领域，则可以实际地研究其是否具有本土化适用上的困境以及困境的解决方式。
五、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措施探究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措施的前提是分析未成年人这一特定群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尤其是在其成长道路上对其影响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本。结合上文的理论分析以及以往学者的实证研究，笔者认为，强化对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社会资本的干预实属必要，一方面需要增加利于其成长的社会资本存量，提高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控制能力;另一方面是控制、切断、减少不利其健康成长的“社会资本”，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是家庭社会资本。家庭是社会结构的最小单元，也是未成年人成长的第一场所，家庭关系和睦与否、融洽程度如何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影响重大。实证研究表明，父母对孩童投入充足的时间与精力有利于降低他们实施违法行为的可能性。家庭社会资本亦可以有效降低青少年实施违法犯罪行为［11］。考察父母参与(作为社会资本因素)孩童学习成绩、逃学、辍学关联程度的另一项研究也发现，父母参与程度是衡量孩童学习成绩、逃学等行为结果的一项“相当重要的因素”，在逃学等诸多不良行为的案例中都发现父母参与程度较低的现象［12］。因而，良好的家庭关系，充分的父母参与是未成年人学习、成长的首要社会资本，是未成年人顺利社会化的必要前提，应当给予家庭社会资本密切关注，增强未成年人家庭归属感，培养其健全人格和良好品质。其次是科层式社会资本。科层制结构是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维度，它通过塑造社会关系的结构来间接影响主体的社会资本，例如影响机会供给、培育激励因素以及强化能力培养等。科层式社会资本是基于组织结构形态而划分的一种资本形式，宏观上的科层社会资本主要由政府通过制定各种政策来调整社会资本的供给，进而影响行为主体的社会资本存量和获取社会资本的机会。具体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社会资本政策供给主要包括:
一、良好的教育政策。教育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进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人接受教育的最佳时机就是未成年时期。实施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主体中相当一部分没有接受或者没有完整接受义务教育。据调查，流动青少年不能适龄入学问题严重(失学率高达9．3%)。随着年龄的增大，流动儿童中失学者的比例逐渐提高，以8岁、14岁、18岁为分界点，其比例分别为0．8%、15．4%、30．2%［13］。这其中固然有未成年人自身的素质方面的原因，但是笔者认为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教育制度的不合理，教育水平参差不齐等等都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国家应该通过科学地制定教育政策，合理地组织教育制度，规范地拟定教育计划来促进教育目的达成，改善未成年人整体受教育水平低下的状况。
二、适当的未成年人犯罪处遇政策，即所谓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西方学者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如非刑罚化政策、非刑事化政策、恢复性司法政策等。我国的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进行了引进，尤其是《刑法修正案(八)》和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处遇上更是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是在原则、抽象法律规范之下缺乏具体明确的实施细则，以至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实践中存在着诸多混乱，不利于相关政策和制度精神的发挥。故应进一步细化未成年人犯罪的处遇政策。最后是社区社会资本。除家庭之外，社区是未成年人生活成长的最重要环境因素。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状况、社区友好程度甚至是社区的政治参与等都潜在地影响着未成年人成长步伐与发展轨迹。关于社区环境对未成年人成长的研究并不少见，如Ross的研究发现，人们对于一个犯罪率高、资源供给率低的社区更易产生不信任感，而且在应对恐惧威胁时更容易产生无力感，而这也反过来强化了社区的失序和不信任［14］。社会信任被认为是公民参与的核心因素［15］，高度的社会参与水平有利于将未成年人整合为一体，阻止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和发展［16］。所以，作为未成年人成长环境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的社区，社区整体信任程度、公民社区事务参与水平以及社区资源供给状况都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未成年人社会关系的认知状况以及在此状态下的行为选择。毫无疑问，打造良好的社区氛围，睦邻友好合作，将社区整体信任状况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强化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是丰富社区社会资本的有力途径，亦是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犯罪的必需之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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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7．
［10］彭文华．犯罪构成本原论及其本土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83．
环境资源犯罪问题研究篇2
【关键词】立法模式；罪名体系；立法完善
人类的立法理性在工业文明的扩张对生存环境产生威胁的时候开始慢慢觉醒。刑法作为法益保护的最后屏障，对惩治与预防环境犯罪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随着人类经济行为对自然界恣意侵夺的日益加剧，以及灾难性后果的频繁发生，侵害生态环境的行为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了人类及其后代的生存安全，其道德的非难性也得到了人类社会的广泛认同，于是各国才开始将其作为犯罪行为纳入刑法的惩治范围。在中国，随着中国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侵害的类型和危害性亦不断扩大，现行刑法还有较大的改进空间。
一、各国环境刑法立法模式比较研究
（一）法典化的德国模式
联邦德国在1980年第18部刑法修改法之前，惩治环境的犯罪主要由单行行政法规定。1980年第18部刑法修改法将各单行环境法律、法规中刑罚内容集中纳入刑法典，即所谓的危害环境犯罪。1994年的《第二部环境犯罪防治法》，不仅扩大了环境刑法的范围，而且还加重了环境犯罪处罚的力度。立法者采取这种立法模式是为了强化公众对环境犯罪危害社会的认识，并希望由此强化对环境犯罪的刑事追究。《德国刑法典》规定了9个环境犯罪的罪名，包括以下罪名：污染水域的犯罪；第污染土地的犯罪；污染空气的犯罪；制造噪音、震动和非离子辐射的犯罪；未经许可的垃圾处理的犯罪；未经许可开动核设备的犯罪；未经许可的放射性物质及其他危险物品的交易的犯罪；侵害保护区的犯罪；释放毒物造成严重危害的犯罪等。
由此可以看出，德国的立法模式主要采取的是刑法典加附属刑法的模式，刑法典成为惩治环境犯罪的主要依据，附属环境刑法则处于补充地位。
（二）以单行刑法为主的日本模式
日本最早的关于公害的法律规定是1949年东京都制定的《工厂公害防止条例》；大阪府和神奈川相继制定了《企业场所公害防止条例》；1958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水质保护法》和《工厂排水控制法》，1962年制定了防止大气污染的《煤烟排放规制法》。随着日本四大公害事件的发生，日本政府1967年颁布了《公害对策基本法》，在该法中规定了六种损害环境的形态以及相应的处罚措施，《公海对策基本法》成为日本政府综合防治公害的基础。1970年底，日本召开了国会，立法以特别刑法的形式制定颁布了《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公害犯罪制裁法》开创了制订公害刑法单独立法的先例。日本环境刑事立法以《公害罪法》作为环境保护的主要的刑事手段，并辅之以防止污染、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单行行政法规中的刑事条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日本的立法模式主要是以单行刑法为主，根据现实的需要，出台相应的单行刑法以应对环境犯罪的新兴形式。单行刑法成为了惩治环境犯罪的主要依据。
（三）以附属环境刑法为主的英美模式
第一，英国的环境刑事立法模式
英国是没有成文法的传统的国家，故英国有关环境犯罪的刑罚方面的规定都均散见于各个环境行政法当中。英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为《公众卫生法》。1865年、1866年和1874年，英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地下水利用法》、《环境卫生法》、《河川污染预防法》等的法律。现在英国环境法律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关于大气污染方面，主要有《清洁空气法》、《制碱等工厂法》、《放射性物质法》以及《汽车使用条例》等。关于水质污染方面，两度颁布《河流防污法》，主要集中了过去关于工业及住户废水管理的相关规定；《海洋倾倒法》对未持有倾倒许可证，以及未按倾倒许可证的要求向英国及英国以外的海域倾倒物质或物品的行为制定了刑事罚则。关于固体废物污染方面，《垃圾法》则规定不许随意倾倒废物。
第二，美国的环境刑事立法模式
美国的刑事立法与英国一样也没有统一的刑法典，因此，美国的环境刑法也是附属于相关的环境行政法的。基于成文宪法的三权分立的原则，以及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州）分权的原则，美国的环境立法分为联邦法、州法、地方条例三个部分。美国关于公害治理的联邦的法律主要有：《水污染法》，《固体废物处置法》，后经多次修订改称为《资源回收法》；此外，还有《清洁空气法》、《有毒物质管制法》、《国家环境政策法》等一系列的环境法律法规。这些法律中都具体规定了各种环境管理措施和污染防治措施。
总之，英美国家的环境犯罪立法特点有以下两点：一是，环境刑法以环境行政法中的附属刑罚条款为主，有关环境犯罪的刑罚都以大量的环境保护单行法规的规定为准。二是，环境刑法处于辅助的地位。
（四）我国环境犯罪立法模式之现状
我国自建国以来先后颁布过两部刑法，即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两部刑法中以不同的方式规定了环境犯罪。前者只规定了盗伐、滥伐林木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非法狩猎罪三个罪名，并且是零散地规定在分则的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一章中。而1997年刑法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我国现行刑法则将环境犯罪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并且用专节进行规定。
从比较法学的角度看，我国的环境犯罪立法存在诸多的不足，其中之一就是立法模式的问题。我国环境犯罪的立法模式主要存在以下的几个问题：
第一，境犯罪被规定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中，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一个亚类罪。按照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环境犯罪的同类客体应当是环境资源保护制度，因此，环境犯罪所侵害的法益应当是社会管理秩序，而非环境本身。这实际上极大的降低了环境犯罪在整个刑法典中的地位，也与环境犯罪应当保护的环境生态安全相去甚远。
第二，定罪标准过高，不能体现环境刑法的预防功能。诸如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设置成结果犯，加之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认定的困难，只有在实际损害结果发生之后才能进行处罚，这时，事后的刑罚则异变成裸的报复与威吓行为。
基于以上分析，我国环境犯罪的立法模式应当予以完善。
我国环境犯罪立法模式的完善应当包括如下内容：第一，确立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第二，确立独立一章规定环境犯罪。基于上述各国环境刑法立法模式的比较和分析，德国刑法典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可资参照。我国刑法可设立“危害环境生态安全罪”一章，在分则中的排列顺序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后。
二、罪名体系的完善
在环境犯罪分类上坚持以法益为标准进行分类是传统刑法理论一致认同的做法。问题是在环境犯罪作为类罪名之下的具体的个罪如何分类？我们认为，对环境犯罪进行分类应当以体现环境生态安全的具体的环境要素为基础，坚持环境行政法与环境刑法的统一。“由于各国过去对环境法的分类是采用两分法的方式，即按环境问题的两大表现形式（环境污染和自然破坏）及其对策进行分类，一般包括环境污染防治法和自然保护法。”
因此，可以将我国的环境犯罪分为两大类：“污染环境的犯罪”和“破坏环境的犯罪”，其中“破坏环境的犯罪”又可以分为“破坏自然资源的犯罪”和“破坏生态资源的犯罪”，前者体现的是自然资源的经济性，刑法对环境保护的间接性；后者体现的是自然资源的生态性，刑法对环境保护的直接性。按照这种分类方法将我国现行环境犯罪进行归类：第一类“污染环境的犯罪”，包括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第二类“破坏环境的犯罪”，其中“破坏自然资源的犯罪”包括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采矿罪，破坏性采矿罪，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伐的林木罪；其中“破坏生态资源的犯罪”包括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非法狩猎罪，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
其次，我国环境犯罪罪名的覆盖面不足。
我国环境犯罪立法确立的罪名相对较窄，刑法中环境犯罪确立的罪名还无法覆盖环境概念所包含的环境要素。因此，应重新修订或增加如下环境犯罪的罪名：在污染环境的犯罪中，将现行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分解为污染大气罪、污染土地罪、污染内水罪、污染海洋罪；增加噪音污染罪、电磁辐射污染罪、核污染罪等罪名；另将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和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中的“固体废物”修订为“废物”。在破坏环境的犯罪中，增设破坏自然保护区罪、破坏风景名胜区罪、破坏草原罪、破坏性使用土地罪、破坏湿地罪等罪名。
再次，我国环境犯罪罪状表述也不尽完善。
罪状，是指刑法分则条文对具体犯罪基本构成特征的描述。根据分则条文对基本罪状的描述方式，可分为简单罪状、叙明罪状、引证罪状和空白罪状。根据我国刑法理论中关于罪状的分类，我国环境犯罪的罪状大多数都属于混合罪状，一般是空白罪状和叙明罪状的混合。
例如，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法条的罪状明确表述为“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因此可以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视为传统刑法上典型的结果犯；而刑法规定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和“非法狩猎罪”，前两个罪属于行为犯，而“非法狩猎罪”的规定中有“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规定，可以视为结果犯的规定。
由此可见，正如我国有的刑法学者所说，刑法规定的环境犯罪多属于结果犯，少部分属于行为犯，没有规定危险犯的内容。因此，应对那些使环境资源或者人类生命、健康以及财产处于危险状态的危险环境犯罪行为加以处罚，才能实现人类对环境保护的愿望。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学者对环境犯罪罪状表述的研究比较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环境犯罪的罪过问题，提出我国环境犯罪应当规定无过错责任原则；二是环境犯罪的既遂模式问题，多数学者主张在现有的结果犯、行为犯的基础上应当规定环境犯罪的危险犯。
1、环境犯罪的罪过问题
在现行环境犯罪立法的条件下，环境犯罪的罪过形式只有故意和过失两种罪过形式。如果说环境犯罪是结果犯的话，认为只要出现了法律规定的重大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后果的，不问行为人有无过错只要实施了污染环境、破坏环境的行为，就将造成的后果归责于行为人，此时无过错责任原则是一个归责的问题，这种立场似有可取之处。但是，可能忽视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环境犯罪的法益是环境生态安全，则重大公私财产损失、人身重大伤害和伤亡就变成了环境犯罪的加重情节，对于这种加重的情节归责于行为人，就是一个因果关系的判断问题。在此无过错责任原则就没有探讨的余地。
2、环境犯罪的危险犯问题
笔者认为，如果环境犯罪确立为行为犯，那么刑法介入的点就大大的提前了。于法益的角度看，行为犯的成立应当在具体的危险出现之前即已成立，也就是说根本没有具体的危险犯存在的空间。至于抽象的危险犯，其本身具有含混性，事实上抽象的危险犯是从法益一端所作的判断，这种判断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所以抽象的危险犯对行为犯来说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因此，我国环境犯罪在确立了环境生态安全作为保护法益的基础上，罪状表述应当以行为犯为既遂的模式，但对于可能出现的重大公私财产损失、重大人员伤亡，应作结果加重犯或情节加重犯的罪状表述，并规定相应的相对严重的法定刑。
结语
以比较法观之，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无法凸显刑法的环境犯罪的生态保护功能，因此，必须对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的立法模式进行改革。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的罪名着眼于自然资源的保护，而自然资源保护的价值基础是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从这一点来说，现行环境犯罪立法体现了刑法对生态保护的价值不足，体现在环境犯罪的罪名上就是我国环境犯罪的确立的罪名的范围过窄，很多环境要素得不到刑法保护，因此有必要增设环境犯罪的罪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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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昌主编.刑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环境资源犯罪问题研究篇3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同时我国环境状况的持续恶化。于是打击环境犯罪，加强环境刑法保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鉴于此，我国于1997年修订了原有的《刑法》。1997刑法典中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设制，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即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都有惩治环境犯罪的规定的状况，明确了对各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的处罚，标志着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迈出了一大步。
笔者通过比较，总结出97刑法典以下几点显著的进步：
1.1体系更科学97刑法典设专章专节集中对各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作了系统而科学的规定。这一修订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即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都有惩治环境犯罪的规定的状况。这使得我国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体系更科学更完善。
1.2拓展了环境犯罪的外延97刑法典将环境犯罪分为污染环境罪和破坏自然资源保护罪两类。对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的行为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这一变化扩大了环境犯罪的范围，更为全面和科学。
1.3改变对环境犯罪刑罚的规定，加强了打击力度97刑法典提高了部分破坏环境和资源的犯罪的法定最高刑，同时对原属行政制裁的违反环境资源保护法的行为做了修改，将其纳入刑法惩治范围。
1.4提高了罚金刑在惩治环境犯罪中的地位97刑法典对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各罪名均规定有罚金刑，而且在对环境犯罪设定罚金刑时并没有对罚金的具体数额做限制性规定，而是给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1.5增加了“单位犯罪”的规定97年刑法改变了1979年刑法中追究直接负责人责任的规定，不仅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及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还对增加了单位刑事责任，给予单位一定形式的惩罚。这样有利于督促单位生产、经营合法化、减少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可能。
2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立法存在的缺陷
1997年新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将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在惩治环境犯罪和保护环境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从刑法修订到目前，经过几年的司法实践，刑法中关于污染环境犯罪规定的不足和缺陷日益暴露，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立法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的缺陷：
2.1立法体例上的缺陷尽管现在关于环境犯罪客体的学说有很多，而且社会管理秩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在我国理论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现实的发展和对法律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已经不合适宜了，现在比较科学合理的学说应该是以环境权说，也就是环境犯罪的客体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适宜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
2.2具体条文表述的缺陷97刑法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一些具体罪的罪状叙述不明，可操作性不强。大多数条文中包含了大量“后果特别严重”、“数量较大”及类似表述。但实践中如何具体适用这些条件尚未有司法机关所做出的明确解释。
2.3刑罚上的缺陷依据我国刑法关于环境犯罪刑罚的规定，现有的环境刑法对环境犯罪的惩治力度偏轻，已经不适应现有的状况了。立法应该考虑适当的加重对环境犯罪的刑罚力度，增加刑法的威慑力。
3建议
现实呼唤更为完善的环境犯罪刑事法律来打击猖獗的环境犯罪，维护人类的环境权益和生存环境。笔者针对我国现阶段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的缺陷，在结合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优点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提出以下拙见：
3.1建立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特色原则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除了要遵循刑法的普遍原则外，还应拥有自身的特色原则。
第一、预防为主原则。环境刑法的制定要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前瞻性，不能等到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危害已经发生了才起用刑法这道防线。笔者认为，预防为主的原则具体到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中可以有以下几个规定：增设资格刑、引进过失危险犯，适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等等。
第二、协调性原则。在制定和适用环境犯罪刑事法律规范时可以将刑法同有关环境的行政法规相衔接，相互协调，相互配合。这就要求我们完善现有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模式，在现有的刑法之外，辅以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和有关的补充规定。
第三、可操作性原则。笔者建议应该条文中“后果”、“数量”做出相对明确的界定标准，便于司法人员和执法人员的实践操作。
3.2立法体例上建立特别立法模式我国目前采用的是修订刑法典的形式。但随着现实发展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笔者认为，特别立法模式更为科学。制定专门的环境刑事法能系统地规定环境犯罪，使各个罪之间具有统一性协调性，有统一的环境刑事法律原则做指导，有更科学的刑罚和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从而能更好的判定环境犯罪的罪与非罪，判定罪的性质、判处刑罚，打击环境犯罪。
3.3刑事程序法的修善目前我国对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的追究适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但适用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很多情况下难以有效地追究环境犯罪行为，致使环境刑法有时形同虚设。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现行刑事诉讼制度的诸多方面加以完善。例如，为避免因立法标准过严导致犯罪逃避制裁的现象发生，可以针对环境犯罪适当放宽立案的标准，把主观标准改为客观标准；针对环境犯罪的特性，应该对环境犯罪制定一套特殊的追诉时效等。
本文仅是在对环境犯罪相关基础理论和学说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和借鉴国外的环境犯罪的成功作法，结合我国的国情，就现阶段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的完善提供一些建议，相信以后随着众多学者对环境犯罪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我国的环境保护刑事立法会不断完善。
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economy，theenvironmentalproblemsgetsoutstandinggradually.theenvironmentalcrimeproblemisincreasinglyseriousandithascomeintotheviewoftheworld.Countriesputitintotreatmentbypolitics、economy、technique，andlawincludingcriminallawatthesametime.ontheangleofdevelopment，revisingenvironmentalcriminallawandperfectittoadapttothespecialneedthatenvironmentalcrimerequest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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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资源犯罪问题研究篇4
一、犯罪本源的概念及其特征
所谓本源是指事物产生的根本渊源，也即事物普遍性的终极来源。犯罪本源当然是指犯罪产生的根本来源，也即犯罪现象普遍性的终极原因。具体是指不同历史条件下犯罪产生的共同原因、根本原因或本质原因。这里所说的不同历史条件指的是不受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社会制度、任何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的限制，具有广泛的解说力、涵概力和兼容性。确切些说，就是人作为动物之中最高级的类型，为什么会去犯罪？是什么力量在决定或推动着人去犯罪。因此，对犯罪本源问题的研究和解释有助于对犯罪的原始性、本质性、普遍性、偶发性和随机性等的深入探讨。
我们认为，犯罪本源理论与其他犯罪学理论相比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终极性。是说犯罪本源理论追踪的是犯罪本质的源头，即为什么会有犯罪的产生，根本或终极性的原因在哪里。这种对犯罪本源终极性的要求，是其他犯罪理论做不到的。该问题的解决是对犯罪学根本问题的解决，拓宽一些讲，研究犯罪的本源问题，不仅仅在于对犯罪终极原因追溯和探索，而在于借此从宏观上确立科学的犯罪观，即对人类犯罪现象的根本看法。从这一点讲，也存在着终极性。
第二，一般性。犯罪本源理论解决的不是特定历史阶段或条件下的犯罪问题，而是一般意义上的犯罪问题，即从整个人类来讲，为什么会有犯罪现象发生、为什么有人要去犯罪等问题。正因为这样，它才够得上犯罪学的基础理论地位。也就是说，它是一切形式或条件下犯罪的普遍性和一般性的解释。
第三，不受限定性。犯罪本源理论研究的犯罪问题不受特定时空、特定社会类型、特定社会制度、特定生产方式、特定社会环境、特定文化模式和特定犯罪形态的限定。这种不受限定性巩固和加强了犯罪本源理论研究的普遍性和一般性特征。
第四，指导性。也叫基础性，是指犯罪本源理论的研究成果对犯罪学的其他理论具有基础性或指导性的作用。也即犯罪学的基础理论研究要以此为出发点，沿着犯罪本源理论的基本线索进行。从犯罪本源理论的研究中，可折射出犯罪研究人员的基本思维方式、观察问题的角度和特定的研究方式等。这些都是犯罪本源理论指导性特征的具体体现。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犯罪本源的认识目前在我国尚存在着争议。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围绕犯罪本源的研究是否附加条件或阶段而产生的。主张不附加条件或阶段的观点认为，犯罪本源研究是犯罪的终极原因，不能受任何历史阶段或条件的约束，只有这样才能称之为犯罪本源理论。主张附加条件或阶段的观点认为，任何犯罪原因的研究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或阶段中去研究、去认识。我们基本倾向第一种主张，因为对于犯罪原因的研究，尤其是主要原因或内因的研究，其结论的外延必须周全，既不能存在片面性，更不能出现此时此地有理，彼时彼地无效，经不起事实和逻辑反证的情况。另一个方面是围绕犯罪的总根源是不是私有制产生的。主张肯定的观点将犯罪本源限定在阶级社会之中，因此对犯罪本源的解释基本上等同于对阶级社会、私有制产生原因的分析；主张否定的观点认为，犯罪本源研究的是犯罪的最深层或终极的原因，“在它的背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了。”[1]因此，该种观点反对将私有制看作是犯罪的总根源，因为私有制仍然有产生的原因。
二、犯罪本源的几种主要理论观点
必须承认，与其他犯罪学理论相比，犯罪本源理论的研究目前还十分薄弱，更没能形成大的流派。根据本文给犯罪本源的界定，这里只介绍几种符合该定义的几种理论观点。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区分犯罪本源理论和犯罪原因理论。
（一）文化本性说
文化本性说的提出者是李锡海教授。这一观点认为，人是动物性与文化性的统一。人的动物性指的是人的肉体部分的本能，人的肉体是一个动物机体，必然具有动物的各种机能，包括饮食、、自私的本能等。人的文化性，是指人的整体活动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特征。这种特征集中体现在人之活动的超生物性、开放性和创造性上。人的动物性虽然使人具有和自私的特性，但必须承认，同时人又具有控制和反自私或利他人的倾向。也就是说，人不局限于自己的动物机体，不断用文化事物去补充和扩展这个体系，不断对外开放，使环境因素转换到人的世界中。人类的健康发展就是要逐步强化人的文化性，弱化其动物性。如果某些人无视文化对动物性的限制、改造，只凭私欲去行事，使其固有的动物性得以强化和发展，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违法和犯罪。因此可以说，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文化性逐步克服动物性的历史。所以也就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对社会环境、尤其是文化环境进行综合治理，不断或进一步优化人类社会的文化环境，提高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整体文化素质与素养，从而为预防和控制人类的整体犯罪水平奠定基础。[2]
（二）犯罪张力场论
犯罪张力场论的提出者是周良沱教授。这一理论借用自然科学中的张力场概念，意指区域空间存在的一种相反的作用力。该观点认为，在人性的深层结构中存在着一个张力场。这一张力场具体由两极构成，一极为人动物性的原欲，在伦理学上称为“恶”；另一极为人的社会特征，被称之为“善”。人性中的“恶”的原动力在本质上追求快乐原则，如果一个人未能完成对其自身的社会化，也即原欲或恶性没有得到善的约束，永远停留或沉积于个人的意识或潜意识恶中，必将形成抵御社会化的力量而产生倾向。然而，人之所以区别于兽类是因为人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从总的趋向上选择了符合自己身心发展的社会性演进方式——只有维护集体利益，才能创造高一层次的社会文明，更利于种族和人类的繁衍。于是便形成了集体行为和道德规范准则的认同与内化，也可以说，这就是人性中“善”的内驱力。当然，这种维护群体利益，遵守集体行为与道德规范本身，就与原欲或快乐原则是矛盾的、背道而驰的，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奋斗，甚至是牺牲。因此，人性也就始终处于这种善、恶两极对立和纷争的痛苦之中，也即在灵与肉的折磨中不断摆动或能动，在二者的交融处经受煎熬。一旦善战胜恶便推动人类进步，一旦恶暂时战胜善便造成犯罪的泛滥。[3]
（三）本能异化论
本能异化论的提出者是皮艺军研究员。这种理论认为，犯罪本源作为终极原因，其结论应当是周全的、究尽的，经得起反证的。这是一种较为系统地从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上阐释犯罪本源的理论观点。本能异化论采用的是两种推理方法：[4]
一种是回溯推理法。其认为，既然是探索犯罪的本源，就必然从犯罪的源头追起。于是遵循属系发生史和个体发生史两条线索同时展开，前者是人类及人类社会的起源，后者是人之个体的社会化历程。且两条线索的共同点都是以“人之初”为发端。属于发生史的线索指出，就在原始人类无意识地组成一个群体社会，以便更好地满足自身欲望的时候，他们却正在为自己“为所欲为”的自由意志创造出一个强大的对立物。从而，人类开始被塑造成一种只有在规范中生活才能获得自由的社会生物，如今已演化得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就是本能异化所产生的异化物。个体发生史的线索指出，现代文明的出现是以运用文明手段对人的本能活动施行控制为标志的，其结果是人从幼儿到成年，本能活动的倾向在个人生活中的比率越来越少，整个社会随着原始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推进，本能倾向在社会生活中所占的比率也越来越小。
一种是还原推理法。其把典型的、法定的犯罪简化为在基本属性上和犯罪相似的原初形态的非规范行为，以此作为探索本源的钥匙。尤其是个体发生史的线索充分说明，人并非“性本恶”，但从其自发来讲人必然具有“恶”的倾向或趋向，这正是由生而具有的个人中心主义决定的。也正因如此，社会才有教化的必要，也就是说，孩子不会自觉学好，却会自发学坏。这主要是因为，未受社会教化的人，其行为可能更接近于本能冲动。这种本能行为尽管对具有生物属性的个体来讲是完全合理的，但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因此很容易触犯人类本身为自己制定的规范，造成越轨或犯罪。
由此可见，本能异化论所追溯的这个源头，即是犯罪本源的终结点，又是研究犯罪本源理论的逻辑起点。其认定的犯罪的终极原因应从人类诞生之初的“似人非人”时期去寻找，因此时间跨度不能再向前延伸了。这实际上就同时否定了犯罪源于阶级社会之说。
（四）三大差异论
三大差异论的提出者也是皮艺军研究员。这种理论将人类犯罪本源的发生机制归结为三大差异，即犯罪本源取决于这三大差异的对立统一运动。具体表现在：
第一是人类的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差异。这二者统一于人类这类高等动物身上，但对立是无法完全消除的。也就是说，人类的社会属性集中体现于文化，而文化对生物冲动的控制，无论是外部抑制还是内部抑制，都不是完全可靠的，总有疏漏或失控之时，于是“失范”现象——越轨或犯罪便出现了。
第二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身心差异。比如，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易饥饿、更易冲动、更迟钝或更敏感、更富于攻击性、更缺乏意志力或自我控制力，因此有的人比他人更容易越轨或犯罪。
第三是个人欲望的期望值与自然界、社会所能实际提供的满足度间的差异。物欲、、进取心是人的基本欲望，也是创造人类文明的原动力，尤其是社会越文明越发展，对人的欲求刺激就越强大，正可谓“水涨船高”。然而，自然界和社会所能实际提供的满足度是有限的，不能从正常的渠道达到欲求，就必然走邪门歪道去犯罪。[5]
总之，三大差异的焦点是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的对立统一。作为人，或向生物属性回归，或向社会属性升华，最终形成两大力量的对抗。前者趋向于犯罪，后者趋向于不犯罪。这一理论试图解释犯罪原因中一个最古老的难题：为什么在同一环境下有人犯罪，而有人不犯罪。三、犯罪本源理论的再研究——犯罪动力论
就犯罪本身来讲，它是一种行为，而行为是人类思维活动的一种外部表现，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人类行为是由主体需要驱使的，主体为了获得资源和维护既得资源而自觉进行的活动，这种活动是对他人或社会产生影响的。”[6]所以我们认为，行为是由人的主观需求所支配的，并在外部环境的刺激下，经过大脑的识别、选择和加工，从而驱使行为主体作出一系列的反应举动或活动，并由此产生一定的社会意义和效果。也就是说，人之行为不是孤立的意识或主观活动，而是主观需求，大脑意识加工与外部环境刺激、交换相互作用结果或产物。从系统论的角度看，行为是由动机系统、行动系统和结果系统构成的。
动机系统的构成要素包括致动因、动因、动机和目标等。所谓致动因就是指行为主体接收到的外界刺激信息和其自身的心理环境；所谓动因就是指行为主体自身的内在要求或称之为自身的需要和愿望；所谓动机是指基于致动因、动因认识基础上的情感所产生的较为成熟和稳定的主攻意向，或称之为主要念头和想法；所谓目标是指行为主体所选择的目的，也即主观指向。致动因——外界刺激，虽然存在偶然性，但不能排除与行为主体对外界信息的选择有关。正因为如此，动因的产生也就更加大了行为主体自身内在要求的程度。至于动机形成的原因无非有两个，生理原因和社会原因，此外还易受到一个人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兴趣、爱好、情感、意志、信念等许多方面的驱使和影响。关于动机与行为的关系，我们认为，任何动机在其真正形成之后都可能引发行动，但也并不是每个动机在其形成之后都必然引发行动，这是因为任何人的思维都不可能是在平面上进行，任何一个意识的形成都可能受到来自各方面或者角度的干扰和制约，从而形成多种多样，许多层次的不同动机。尤其是在真正实施之前，各种动机必然经过激烈的斗争，从中权衡利弊得失，分出轻重缓急，以致挑选出最重要、最急迫、最有力的动机予以实施，去引发真正的行为效果——目标。
行动系统构成的要素包括行动计划、行动准备和行动的具体实施，以及贯穿于整个行动过程中的行动方式和手段。行动计划，也即实施行动的初步方案，主要包括对主客观条件的分析，根据双方力量对比制定出的行动策略、方针、手段和步骤，以及其他一些应急措施等。行动计划是实施行动的依据，也是取得行动成功的关键和基础，因此要切实慎重地作好。行动准备，即正式行动前所创造的必要的主客观方面的有利条件，具体包括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两方面。行动实施，即实现行为目标的直接行为过程，也可以说，是对行动计划的具体落实与实施，是行动系统的最重要环节，也是行动系统最典型最突出的形式表现。行动计划、行动准备、行动实施，既是行动系统中的三个重要因素，又是行动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三个重要阶段。另外，在行动系统中还有一个起本质和决定意义的，这就是为达到行为目标而采取的贯穿于整个行动全过程的一系列方式、方法和手段。手段是通过一系列的方式方法来实现的，方式又是方法的细节，因此一定的行为方式是取得行动成功的关键。行为方式也是我们研究具体行为的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讲，行为方式是实现行为目标，完成行为任务的基础，其也将最终决定行为效果。如果说动机的形成过程是一次从生动的直观到科学的抽象过程的话，那么行动的实施过程则是一次从科学的抽象到能动的改造过程。
结果系统主要包括效果和影响两大因素。效果是行动后直接产生的一种后果，是行动改造或改变客观事物而达到的一种物质状态，而影响则是由效果产生的、超过事物本身范围促进某一事物朝着某种新的方向发展变化的趋向，二者都是一定行为或行为过程中的追求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效果实现了，影响产生了，行为本身才有意义，也才能够真正达到行为所要追求的本质目的。
上述三个系统在整个行为形成过程中是一种有序的动态循环，首先，一个动机的产生会驱使在该动机支配下的行动，从而该动机支配下的行动会造成该行动导致的特定结果，最终该行动导致的特定结果又会很快反馈给产生最终动机的大脑，以致产生下一个新的行为动机，由此循环往复，以致无穷，这就是行为整体动态运动规律的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形式，犯罪行为显然只是一切行为中的一个种类，它也必然遵循一切行为表现出的共同规律。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行为也好犯罪行为也好，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其实，这也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犯罪本源问题，我们认为，一切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其形成过程都是由一定力量所推动的，在犯罪研究中，我们称其为犯罪动力，所谓犯罪动力，是指行为人的本能冲动与其个性结构中的思想心理缺陷相通，在社会环境不良诱因的刺激作用下，“外化”为一种行为的合力或推动力。我们将这种合力或推动力具体划分为；
1.犯罪原动力。是指驱使犯罪发生的原始作用力。也可称是行为人犯罪的基础本源。因为人的本能原本不受社会道德、法律法规的约束，他们只是遵循“享乐原则”，不顾一切地满足自身需要。这符合弗罗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理论。从根本上来说，一个人的越轨行为直接受到其本能冲动的驱使，受其本能冲动原动力的发动。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人是由动物发展来的，其“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恩格斯语）因此，可以说人的本能冲动就是犯罪行为的原始动力。
2.犯罪内动力。是指行为人个性结构中的心理、思想缺陷引起的内在作用力。具体包含两层涵义：（1）指行为人个性结构中的心理缺陷的发动。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需要引起动机，人的行为受动机支配。根据该原理，人个性结构中的心理缺陷由客观环境的刺激而逐渐“内化”为不良需要，人之不良需要的恶性发展则最终产生越轨和犯罪的动机。调查表明：目前“饥寒起盗心”的情况不多，更多的是受追求享乐和相互攀比的刺激，私心恶性膨胀而导致犯罪的。（2）指犯罪受行为人个性结构中的思想缺陷的支配。人在社会化进程中遇到障碍，出现中断，很容易产生思想缺陷。继而产生非正常的思想或思维方式，做出一些越轨、违法和犯罪的行为。
3.犯罪外动力。是指客观环境中诱发犯罪发生的作用力。按其性质和作用具体可分为致罪因素、消极因素、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诱发的作用力大小取决于犯罪因素的质与量。一般说，致罪的直接因素增加，犯罪就上升；致罪因素减少，犯罪就下降。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在同一环境，有的人会犯罪，而有的人却不犯罪。我们认为，这与个体差异和个人的思想倾向选择有关，当然还与一定的环境差异和刺激有关。
总之我们认为，故意犯罪中，由于犯罪原动力、内动力和外动力的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和相互作用，产生、推动和加速了犯罪行为的实施。犯罪行为的实施又反过来强化了行为人的犯罪思想、犯罪心理，弱化了其对本能冲动的控制力。当然，行为的效果也暂时满足了其生理、心理、精神、物质的需要，暂时从心理上得到平衡。之后又会出现新的不平衡，一有机会便会再现犯罪。这三种动力实质上就是犯罪行为的动力源，它科学地解释了犯罪产生的源头和形成过程，故这里我们称其为犯罪动力论。
关于犯罪本源理论的研究还可以来自其它角度，但愿有更多的犯罪本源理论问世，以丰富犯罪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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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资源犯罪问题研究篇5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生态环境；工作机制
一、当前唐山市生态环保领域犯罪问题基本情况
唐山市是一个重工业城市，辖区内钢铁、水泥、矿产开发、陶瓷等企业众多，这些企业既是利税支柱，同时也是主要的污染源，给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带来了巨大压力。2013年以来唐山市检察机关办理的生态环境资源领域犯罪案件中，提起公诉164件304人，已作出生效判决119件247人，其中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78件125人，占生效判决人数的50%，被判处缓刑35件56人，占生效判决人数的23%，轻缓刑判决率为73%，被判处罚金案件71件，仅占生效判决案件总数的60%。经深入调研发现，此类犯罪主要集中在非法采矿和污染环境两类，非法采矿行为具有资源优势、收益高、获利快的特点。非法排污行为，达标排放需建设治污设备，不但前期投入大，而且运行成本非常高，相比超标排放，违法犯罪成本却很低，即使被判处刑罚，也远远低于其犯罪收益，不足以震慑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巨大的利润差异促使相当数量的企业和个人抱着侥幸心理，不断以身试法，生态环境饱受戕害。现实中，生态环境犯罪案发前期通常具有隐蔽性、不易察觉性，这与现行刑事法律规范关于环境处罚仅处罚实害犯而忽略危险犯的特征是相一致的。但生态环境犯罪所造成的损害结果比较严重，且具有恢复性困难的特点。例如，唐山市检察机关办理的李某非法占用农用地案，犯罪嫌疑人李某将耕地用于非法挖取沙石料进行销售获利，造成被占用耕地植被被严重破坏，不能作为耕地继续使用。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往往我们更注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应否追究其刑事责任，往往忽略如何能防止此类案件的发生，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后果如何能够得到有效的预防和修复欠缺考虑。为了既能有效打击犯罪又能兼顾环境资源保护，尝试将恢复性司法理念引入生态环境保护司法实践，按照“理念引领、实践探索、稳步推进”的基本思路，积极开展对部分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及时打击犯罪的同时，要求犯罪分子依法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恢复原状或者修复环境、赔偿损失，努力实现办一个案件、恢复一片青山、清澈一片绿水、净化一片蓝天、修复一片生态的效果。截至目前全市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案件5件8人，提起公诉26件48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5件25人，所提附带民事诉讼均胜诉，涉案金额5700余万元,部分案件现已依法赔偿到位40多万元，修复遭到破坏的水域面积1万余亩，实现了惩罚犯罪与保护生态环境双赢，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
二、检察机关在环境保护检察工作模式上的探索
探索实践中，针对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工作的特殊性，在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尝试开展“2＋1”工作模式。“2＋1”中的“2”是指两个前置程序。一是前置督促民事程序。在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前，依法以督促或者支持法律规定的机关或有关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如果单位仍未提起，检察机关才能代表国家或集体提讼，以此激发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能动性和被害者行使权利的积极性，有效节约司法资源。例如，在办理唐山市某区刘某某等非法采矿案过程中，检察人员先行走访区国土局，向其发出督促意见书，建议其对被告人提起民事诉讼，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二是前置民事调解程序。在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前，先行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积极促成犯罪嫌疑人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或集体达成修复赔偿协议，促使犯罪嫌疑人及时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减轻司法办案压力。“2＋1”中的“1”是指刑事量刑建议与民事赔偿诉讼请求合一。在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对尚未达成修复赔偿协议或已经达成修复赔偿协议但尚未履行义务的，在审判阶段，协同法院共同促使其履行修复赔偿义务，并提出酌定从轻刑事处罚的量刑建议。对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生态环境资源犯罪案件，在履行完前置程序后，果断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提出民事赔偿诉讼请求。近年来，采用该工作模式共建议行政机关及时采取措施处置污染防止损害扩大案件5件，督促行政机关提起民事诉讼2件，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5件25人，提出的民事赔偿诉讼请求全部得到法院的支持，量刑建议全部被法院采纳，有2件案件全额赔偿到位。例如，丰润区朱某某等人非法倾倒盐酸废液污染环境案，政府为有效控制污染，及时对涉案企业废酸液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共支出清理费用60余万元。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朱某等人赔偿国家经济损失60.8135万元。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在依法追究被告人朱某等人污染环境罪刑事责任的同时，判决附带民事诉讼被告单位赔偿20.4265万元，朱某等人当庭服判并交纳了赔偿金，法院收到赔偿款后转交检察机关上交国库，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实践中建立完善的工作机制
惩治生态环境资源犯罪涉及行政执法、刑事侦查、批捕、定罪处罚等诸多部门职责，为了强化工作目标，突出集中整治，唐山市检察机关积极响应上级部署，通过建立内部机制、强化外部协作，不断提高诉讼质效，进一步保障打击力度。一是建立常态化的线索发现与移交机制。案管部门把好第一道线索“进口关”，环检、民行、公诉部门做好协调，认真分析研判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重点对事实证据、法律依据、社会效果等问题进行研究论证，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制定防控预案，刑事犯罪的指控由公诉部门负责，民事方面由民行部门负责，共同出庭参加诉讼。上述朱某某等人污染环境案中，国家共支出清理费用60余万元。案管部门发现线索后第一时间向环检、公诉、民行等部门通报，环检部门协调民行、公诉部门共同审查研究案件，认为有必要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经督促相关行政部门提起民事诉讼未果后，该院代表国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20余万元。二是与多方主体会签文件，形成共识。唐山市院与市公安局、法院、环保局会签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建立起唐山市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的侦捕诉衔接机制，形成打击该类犯罪的新常态。丰润区院与区公安局、环保局、国土资源局、水务局四家单位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强依法行政、严厉查处破坏环境资源案件的若干规定》，达成共识，强化对生态环境资源的综合司法保护。三是与公安、环保部门建立协作配合机制。充分借助环保部门在专业技术、设备等方面的优势，协助收集与诉讼相关的环境监测、化验、鉴定、评估等资料或数据，查明案件事实，提高检察机关提起生态环境资源犯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效率。公安机关在立案侦查阶段，除全面搜集固定刑事证据外，还要特别注意收集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相关的证据，以保证有足够的证据支持附带民事诉讼请求。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工作展望
环境资源犯罪问题研究篇6
关键词：环境 环境犯罪 环境刑法 完善
197刑法典的进步方面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同时我国环境状况的持续恶化。于是打击环境犯罪，加强环境刑法保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鉴于此，我国于1997年修订了原有的《刑法》。1997刑法典中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设制，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即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都有惩治环境犯罪的规定的状况，明确了对各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的处罚，标志着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迈出了一大步。
笔者通过比较，总结出97刑法典以下几点显著的进步：
1.1体系更科学97刑法典设专章专节集中对各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作了系统而科学的规定。这一修订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即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都有惩治环境犯罪的规定的状况。这使得我国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体系更科学更完善。
1.2拓展了环境犯罪的外延97刑法典将环境犯罪分为污染环境罪和破坏自然资源保护罪两类。对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的行为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这一变化扩大了环境犯罪的范围，更为全面和科学。
1.3改变对环境犯罪刑罚的规定，加强了打击力度97刑法典提高了部分破坏环境和资源的犯罪的法定最高刑，同时对原属行政制裁的违反环境资源保护法的行为做了修改，将其纳入刑法惩治范围。
1.4提高了罚金刑在惩治环境犯罪中的地位97刑法典对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各罪名均规定有罚金刑，而且在对环境犯罪设定罚金刑时并没有对罚金的具体数额做限制性规定，而是给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1.5增加了“单位犯罪”的规定97年刑法改变了1979年刑法中追究直接负责人责任的规定，不仅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及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还对增加了单位刑事责任，给予单位一定形式的惩罚。这样有利于督促单位生产、经营合法化、减少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可能。
2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立法存在的缺陷
1997年新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将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在惩治环境犯罪和保护环境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从刑法修订到目前，经过几年的司法实践，刑法中关于污染环境犯罪规定的不足和缺陷日益暴露，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立法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的缺陷：
2.1立法体例上的缺陷尽管现在关于环境犯罪客体的学说有很多，而且社会管理秩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在我国理论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现实的发展和对法律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已经不合适宜了，现在比较科学合理的学说应该是以环境权说，也就是环境犯罪的客体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适宜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
2.2具体条文表述的缺陷97刑法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一些具体罪的罪状叙述不明，可操作性不强。大多数条文中包含了大量“后果特别严重”、“数量较大”及类似表述。但实践中如何具体适用这些条件尚未有司法机关所做出的明确解释。
2.3刑罚上的缺陷依据我国刑法关于环境犯罪刑罚的规定，现有的环境刑法对环境犯罪的惩治力度偏轻，已经不适应现有的状况了。立法应该考虑适当的加重对环境犯罪的刑罚力度，增加刑法的威慑力。
3建议
现实呼唤更为完善的环境犯罪刑事法律来打击猖獗的环境犯罪，维护人类的环境权益和生存环境。笔者针对我国现阶段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的缺陷，在结合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优点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提出以下拙见：
3.1建立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特色原则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除了要遵循刑法的普遍原则外，还应拥有自身的特色原则。
第一、预防为主原则。环境刑法的制定要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前瞻性，不能等到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危害已经发生了才起用刑法这道防线。笔者认为，预防为主的原则具体到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中可以有以下几个规定：增设资格刑、引进过失危险犯，适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等等。
第二、协调性原则。在制定和适用环境犯罪刑事法律规范时可以将刑法同有关环境的行政法规相衔接，相互协调，相互配合。这就要求我们完善现有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模式，在现有的刑法之外，辅以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和有关的补充规定。
环境资源犯罪问题研究篇7
关键词：环境刑法 行政从属性 刑事立法 影响
环境刑事立法模式是环境刑法的外在表现形式。环境刑法的立法思想、立法技术等是通过不同的环境刑事立法模式体现出来的。同样，环境刑法对环境行政法的依赖性是环境刑事立法者必须考虑的因素。根据各国国情的不同，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在各国刑事立法模式中的体现也各有不同。
一、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对国外环境刑事立法之影响
各国大规模的环境立法具有相同的立法背景，都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进行的。随着生产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在大量的环境行政立法及其刑事罚则仍然没有控制住因工业化和科技发展带来环境质量恶化势头的情况下，为了保护公民的生存环境，有效遏制污染，建立环境污染综合管制体系的需要，通过环境刑事立法，突出以刑罚手段惩治危害环境行为的立法趋向。
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模式、科技实力状况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各国的立法习惯、立法技术等有诸多不同。根据惩治环境犯罪的立法方式的不同，可将立法模式分为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由刑法典加以规定，这几乎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采用的立法方式，即在刑法典中以专章或专节的形式，或者至少设置几个条款对环境犯罪及其刑罚做出专门的规定。
第二种形式，创制特别环境刑法对环境犯罪及其刑罚做出规定。例如，1970年日本第64届国会通过的《公害罪法》，是具有刑法附属法规性质的特别刑法，从立法上确认了危害环境的犯罪性质，并规定了相应的刑罚。
第三种形式，普通法系国家普遍实行的判例制度。英美法系国家主要以判例法和环境行政法中的环境刑事法规来惩治环境犯罪，英国判例法作用较大，美国成文法作用较大。
二、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对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之影响
在我国目前环境刑法的渊源，有两种：其一，我国刑法典中关于环境保护的条款。这是环境刑法的主要组成部分。主要罪名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整节的规定之中。其他一些派生性罪名散见于各章节中。如我国《刑法》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第三章第二节走私罪中的“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罪”、“走私固体废物罪”。第八节中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第九章渎职罪中的“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环境监管失职罪”、“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动植物检疫罪”、“动植物检疫失职罪”等等。其二，附属环境刑法。附属环境刑法即规定于环境行政法当中的刑事责任条款。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3条有关追究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刑事责任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61条对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等等。这是狭义的环境刑法，广义的环境刑法还应该包括我国宪法中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我国刑法总则的规定。但是从学理上分析，我国的环境刑法还应包括一些新的罪名如拒不执行环保命令罪，以及经过改造的相应的刑事诉讼法律条款。
应该说这样的环境刑事立法对污染破坏环境者可以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而且确实有一些严重污染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受到刑事制裁。但是就总体而言,《刑法》中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还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每年都会发生数起特大和重大污染事故，但责任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极为少见，大多数案件都由环境保护行政部门以罚（行政罚款）代刑（刑事制裁）的方式解决。这与我国环境刑法体系在设置之初就具有的行政从属性密不可分。如何完善环境刑法中必要的行政从属性，防止过多的行政从属性，以便于环境刑法有效的发挥刑罚功能？这是对我国目前环境刑法体系设置的重要挑战。
三、环境刑事立法技术的完善
笔者认为，“环境刑法”作为一个偏正结构的词语，“刑法”为主语，在主语之前添加“环境”这一定语，将“刑法”涵盖缩小到特定的范围，一方面表明了环境刑法与刑法之间存在的种属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作为种概念，环境刑法与刑法的概念有所剥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身的特点，这也是环境
犯罪有别于传统犯罪的特点所决定的。正如前文所述，我们知道环境犯罪侵犯的客体并不是传统刑法的社会关系，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刑法其所保护法益的独特性与以保护生命健康和财产这样的价值理念下建立起来现行环境刑法体系是不适应的。所以鉴于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必须将环境犯罪与一般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相区分。
鉴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建议现阶段我国应该采取修订刑法的模式，用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专设为一章，将分散在《刑法》各章节中有关环境犯罪的规定纳入其中，以增加刑法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力度。同时，增加、修改、具体化现行环保行政法中的附属刑法的内容，在条件具备时，可以考虑采取特别环境刑法的模式。
现阶段，我国不能仿照日本采取特别刑法模式（程序和实体相结合），是因为我国现行《刑法》中已有对于危害环境罪的规定。虽然环境犯罪有其特殊性，但是如果单独设立一部《危害环境罪法》，一方面与我国现有的立法水平不相适应，不利于维护刑法的完整性，加之我国已有刑事诉讼法。在很多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不能通过特别环境刑法规定特殊的刑事诉讼程序。
综上所述，正如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有存在的必要性，但同时又有不利的一面。过分的行政从属性，将使环境刑法在环境行政法立法缺失或者环保行政行为基础违法时，处于尴尬的境地，从而削弱了刑法在处理环境犯罪问题上的权威性和刑罚的功能。在司法实践中，环境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合作与沟通上也有待加强，要求各部门恪尽己职。所以在环境刑法的司法实践中必须解决好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泛滥的问题。
笔者认为研究环境刑法行政从属性不是简单地将行政法从环境刑法中剥离，而是在环境刑法对行政法的依赖性与行政法的执行效能直接影响刑罚的适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点。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发挥环境刑法的刑罚功能。这有利于我们在环境犯罪控制中，既能够合理地利用环境行政法对危害环境犯罪的罪状构成功能，又能够进一步发挥环境刑法独立的刑罚制裁与预防控制作用，有利于保护我国日益稀缺的环境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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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坤民，可持续发展论[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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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资源犯罪问题研究篇8
环境犯罪罪过形态包括故意、过失、无过失(注：无过失，即指英美刑法中所谓的“严 格责任”。公害罪是普通法上适用严格责任的犯罪之一，公害对于公共健康和安全存有 潜在的危险性，因此，该罪必须有造成一部分公众受到损害的事实，至于犯意，不是该 罪的必备要件。参见孙光俊：《论英美刑法中的严格责任》，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 1期，第94页。但是最近美国联邦及州之环保刑事立法一般以“明知”为构成要件，且 通过工业界的努力，美国联邦刑法建议案已取消对健康及生命安全危害之无过失责任， 而将“犯意原则”(mens rea principle)适用于各种环境犯罪。)。在以处罚故意犯为 原则，处罚过失犯为例外的刑法立法中，其环境刑法中大多有关于过失犯的规定，通常 在一具体罪刑规范中附加规定有关过失实施同类行为的刑事责任条款。一般而言，这只 是普通过失的规定，就是说没有明示行为人的特定注意义务，但是从实践看，基于过失 的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是由从事生产经营的主体因违背有关环境管理规范，违反从事生产 经营应当秉持的注意义务，进而造成环境破坏的危害构成犯罪，因而过失类型基本上可 归属于业务过失。
一、有代表性立法例之举示
我国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即属于典型的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罪。
德国于1980年3月28日公布修正了《环境犯罪防制法》。在此之前，附属环境刑法犯罪 繁多，如联邦污染防制法、水务管理法、化学物品法及营业法、空运法、植物保护法、 DDt葡虫防治法、动物保育法、药剂法等均有刑事制裁的法律规定。该法公布后，在刑 法典中增订第28章“破坏环境之犯罪行为”有关环境刑法条文。90年代初，德国又开始 了“环境刑法的基本改革”。1994年11月1日生效的第二部反环境犯罪法，即第31部刑 法修改法，进一步加强了刑法对环境的有效保护。1998年11月13日公布、1999年1月1日 生效的德国刑法典第29章为针对环境的犯罪行为，其中水域污染罪等条款都有过失犯的 规定。现行《俄罗斯刑法典》第26章规定了“生态犯罪”，其中包括了相当于中国刑法 分则第7章第5节的一些条文，比如第248条违反微生物或其他生物制剂或毒素的安全处 理规则罪、第249条违反兽医规则和植物病虫害防止规则罪。该法典其他的罪名则属于 环境犯罪的范畴，其中，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污染水体罪、污 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毁坏土地罪规定，因实施这些行为而过失致人死亡的，应 当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但这些规定基本上属于加重责任要件，并非典型的过失犯罪条 款。
日本1970年《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第3条(过失犯)规定：“工厂或事业所，因其事 业活动殆于为业务上必要之注意，排出有害国民健康之物质，致生公众之生命或健康以 危险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二百万元以下罚金。犯前项之罪因而致人于死者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三百万元以下罚金”。该法还规定了法人犯罪的两罚制 以及推定的因果关系。
我国台湾现行环境刑法的立法模式主要以美国、日本为参照，基本上采用附属刑法的 立法模式，将惩治环境犯罪的法则定位于行政管制法之内的附属刑法中。对于环境犯罪 的刑事立法，一直到1991年5月6日水污染防治法、1992年1月16日空气污染防制法修正 后，才建立环境刑法的核心。然而早在1972年，因为过失污染水体的案件，在法庭上曾 以公共危险罪，首度被刑事不法加以制裁。台湾环境刑事立法尚未进入成熟阶段，缺乏 固定模式，在行为人罪过形态方面很难找到可供评释的规定，但多数学者认为环境犯罪 应包括故意和过失。(注：参见赵秉志、王秀梅：《海峡两岸环境犯罪之比较研究》， 载《刑事法杂志》第43卷第2期，台湾刑事法杂志社编印，第22～23页。)
香港的污染管理条例，包括《水污染管制条例》、《噪声管制条例》、《保护臭氧层 条例》，以及《环境影响评估条例》，都是环境刑事法律。(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 ：《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 ，第137、142页。)香港环境刑事责任主要建基于严格责任，即犯罪者无论是否出于故 意或者过失而触犯污染管制条例导致环境污染，都要负刑事责任。除对少部分的违法行 为以明文采取犯意原则外，规定故意犯罪方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如果有关条款没有此 规定的，则属于严格责任犯罪，因过失违反污染管制条例而导致污染也须承担刑事责任 。(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 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第137、142页。)
二、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主体
在英美法国家，处罚法人犯罪在判例中已成为今日之主流，其理由是基于社会需要及 公共政策之目的论。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大多遵守罗马法“法人不能犯罪”(Societas delinquere non potest)之原则，欧洲近代虽有愈来愈多理论采赞同法人有犯罪能力之 倾向，但在实务上而言，仍以持否定见解为主流。各国立法趋向，仍仅在行政刑法上承 认法人之刑事责任，传统刑法上仍不设处罚法人之规定。(注：参见黄家烈：《法人犯 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 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343页。)与此相应，环境犯罪中 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从各国立法例上也分为三种情形(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 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 、180页。)：一是，肯定法人应负环境刑事责任。通常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纳。其理论 根据有两种：(1)间接说。其并不认为法人应为责任主体，但认为法人在一些情形下， 为了规避责任，会利用第三人的行为或事实为掩盖或转移其责任。因此认为，“因间接 承认受雇人之行为之犯罪侵害环境，即应视为法人应负违反之责任”，除非该企业能够 证明受雇人的行为为企业所全然无知，并非其同意，且对其行为已尽预防责任。(2)直 接说。认为法人(企业)本身即应视为犯罪主体。采取法人应负责任的国家为英美国家， 但是如荷兰、丹麦、委内瑞拉、南斯拉夫及以色列等国法也采取这一观点。我国刑法第 338条和第346条也规定，单位可以成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犯罪主体。二是，否定法 人应负刑事责任的立法例。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取。理由如上，即法人具独立人格，不 为他人之行为结果负担责任，且刑事责任为专属，不得由他人代替。三是折衷说。即认 为法人不具有负担刑事责任的能力，但是却以罚金或罚锾方式制裁处分法人。如比利时 ，即不认为法人负担刑事责任能力，也因此不能令其受罚金，但认为其组织、受雇人或 委托人应负担民事罚金。其它如德国、挪威、我国台湾地区、日本也基本属于此种类型 。比如日本，在刑法中对法人犯罪持否定态度，但是其行政法规上设有处罚法人的规定 。比如前引的《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即采取两罚规定，将法人作为犯罪主体之一， 该法第4条规定：“法人之代表或本人之人、使用人或其它从业人员，关于该法人 或本人之业务，犯前二条之罪者，除处罚该行为人外，并科法人或本人以各该本条之罚 金刑。”(注：德国在外汇、租税法规设有处罚法人的规定，或在经济法规中设有对法 人或其它团体科处罚金之明文规定。瑞士在警察法、行政法、经济法、保险法设有对团 体处罚金之规定。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 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 第337页。)
现代公害的发生，大多源于事业活动，而事业活动则大部分采取法人组织形态，所以 可以说环境污染的发生乃法人之行为所致。将法人(单位)作为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 主体，从刑事政策上讲，会比较有效地规制企业行为，使其尽责地履行从事生产、经营 时应秉持的注意义务；对法人企业(单位)的不法行为采用民事制裁、行政制裁的效果不 高，而对个人进行刑事制裁又因有法人企业(单位)的成员众多，难以具体确定该负责的 具体责任人；法人作为社会的成员，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之不法行为，应当予以相应的 非难，以防止因法人活动所造成的有害结果(注：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 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 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343页。)。因而，从立法上承认法人(单位)在 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上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必要的，而且也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
承认法人负刑事责任，其还应对两个问题予以关注(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 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 页。)：(1)何种法人应负刑事责任。在英国及荷兰，私法人或公法人均有负刑事责任的 能力。在中国大陆，并没有严格区分公法人和私法人，从刑法典第30条关于单位犯罪的 规定看，实际上认为这两类法人都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2)如果法人应负刑事责任 ，那么以法人名义为行为的自然人代表是否得免其责任?对此有两种制度：一是，法律 如果规定法人应直接负刑事责任，其高级干部得免受刑罚，如美国1899年河川及港口法 。二是，刑事责任仍同时落在法人代表人身上。如我国刑法典的规定，荷兰法1969年11 月13日水污染防治法第29条，对公司负责人的刑事责任规定也属于这一类型。
三、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之法益
传统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依大陆法系理论可以分为三大类即个人、社会、国家，即以 “人”为保护重心，此为刑法法益的中心。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究竟属于独立之环境 法益，还是为双重之法益保护?所谓独立之环境保护法益，是指以“环境”本身为保护 重心，公害行为如对环境造成侵害，则为已对法益造成破坏，不必探究是否对“人”之 生存环境造成具体或抽象的危险；双重之法益，则与这一概念相对应，即法益侵害还包 括对人的生活环境形成侵害。前者完全以环境本身为考量重心，对环境保护而言，无疑 最为直接，也最能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但是环境刑法的目的并不是在于消灭合法之事 业活动与发展，所以应当以“人”之健康与安全为保护作为环境刑法的基本目的。
德国环境保护刑法，承认所谓独立之环境法益(eigenstaendige Umwelt-Rechtsgueter )、双重之法益保护(Doppeiter Rechtsgueterschutz)即超个人法益(Ueberindividuellen Rechtsgueter)或生态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eineKombination von oekologischen und anthropozentrische interessen)的保护。德国 刑法典第29章所规定的构成要件的保护法益就是环境，不过这一法益不是在一个宽泛的 、非实体意义上，而在其不同的介质(水、空气、土壤)及其他表现形式(植物和动物的 生存环境)上来理解。(注：参见Karl.Lackner、Kristian Kuehl：《德国刑法典注释》 ,C.H.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mUeCHen 1995。)对环境的保护，最终还是要保 护人类当前和未来的生存条件。在环境犯罪中，除了侵犯个人的法益外，还侵犯生态学 的法益，从作用上说，生态学的法益是为了社会公众的，因此是一种应当加以保护的超 个人的法益(注：根据德日刑法理论，以法益主体为标准分为个人法益与超个人法益。 这一分类也为我国刑法学者所主张。参见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01年版，第242页。)。(注：参见王世洲著：《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48页。)
日本在其不同的有关环境的法规中分别规定了不同的保护客体：《公害对策基本法》 中列举了国民健康的保护，加上生活环境的保全。在其所谓“生活环境”中认为“包含 了对于人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动植物及其成长环境的保全”。《空气污染防止法》和《水 质污浊防止法》也是以生活环境保全为目的，但以其对于违反排出基准的处罚为中心， 环境保护视为间接的(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日本刑法修正草案，对环境犯罪刑法 化，采修正刑法之方式，从刑法公共危险罪章中之相关条款入手，因而可以认为日本仍 以人为保护法益为中心，间接的对环境加以保护，从其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即可以 看出其为双重之法益保护。
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认为：“生活环境本身即为刑法所应加以保护之法益，污染或破 坏环境之重大行为，在刑法上评价，即直认定为‘刑事不法’，而非‘行政不法’。因 此，环境刑法所保护之法益，并不只是生命法益、身体法益或财产法益，而且亦包括所 谓之‘环境法益’，由于生态环境之破坏，将足以导致生命、健康或财物之危险或实害 ，故以刑法保护环境法益，亦属间接地保护个人之生命、身体或财产法益。”(注：参 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 235、178、178～179、180页。)台湾公害法学者邱瑞智亦持相同观点。(注：参见柯泽 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 78、178～179、180页。)因此台湾环境犯罪的法益保护上，即兼顾公害防治与自然保育 。
中国刑法学界关于环境犯罪的客体大致有四种学说(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 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即环境保 护制度说、环境权说、公共安全说、复杂客体说。这里涉及到“环境权”概念问题。19 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上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明确指出：“人类有权在一种 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 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从而提出“环境权”的概念 ，并视为基本人权(注：参见同利平：《试析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载《湖南师范大 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2期，第20页。)。在此之前，美国于1969年颁布的《国家环 境政策法》也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环境权的概念，其第3条规定“国会认为，每个人都 应当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都有责任对维护和改善环境做出贡献。”中国刑法 学界有观点认为，环境权是指“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的环境， 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环境权的主体是公民、单位及其它组织和国家，环 境权的客体是包括具有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的环境自然资源。”(注：参见王秀梅、杜 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 。)
关于环境犯罪法益(保护客体)的明晰，也就清楚了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法益。中 国也和大陆法系国家理论界的争鸣一样，提出了独立的环境法益即环境权，但非“环境 ”。依照德日的理论，环境权也属于超个人的法益，但是从终极意义上讲这一权利却又 是同时属于每个人以及个人的集合——国家和社会。因此，可以说环境权实际上是个人 法益、国家法益、社会法益的重叠体现，进言之，以环境权作为环境犯罪的客体是恰当 的。因此，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法益即应为环境权。
四、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因果关系
环境法上关于证明民事责任上因果关系的困扰问题，在刑事犯罪责任的因果关系上也 同样存在，即在于必须证明犯罪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外，还往往涉及到证 明长期潜伏性污染(比如辐射污染)或扩散性的污染损害(如有害化学物质)，这些均须予 以注意(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 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对于这个问题，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 的态度(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 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
环境资源犯罪问题研究篇9
一、充分发挥刑事检察职能，切实维护“一小时经济圈”的社会稳定
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稳定是检察机关的首要任务。针对“一小时经济圈”内城市大建设、经济大发展、人员大流动对社会稳定带来的潜在影响，检察机关要加强与公安、法院等司法机关的配合，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始终保持对各类严重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维护“一小时经济圈”社会治安大局平稳。一是充分发挥批捕、职能，重点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及其“保护伞”、暴力犯罪、黄赌毒犯罪，增强群众的安全感;突出打击“两抢一盗”等侵财型犯罪，特别是盗窃、抢劫、聚众哄抢国家重点投资建设的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的犯罪，以及主城窗口地区的盗窃、抢夺、寻衅滋事等犯罪活动。二是围绕“一小时经济圈”学习型、创新型、宜居型社会和金融商贸现代物流中心、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建设的要求，重点打击金融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破坏金融秩序的犯罪，突出打击侵犯注册商标、专利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犯罪以及非法占用土地等严重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的犯罪，直接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制造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药品、伪劣农资产品的犯罪。三是配合有关部门，对“一小时经济圈”内社会治安的突出问题和重点地区进行集中整治和专项治理;深入开展“法律六进”活动;进一步完善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批捕方式，加强青少年犯罪预防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积极参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加强法律监督，防止监外执行罪犯脱漏管，促进监外执行罪犯改造和回归社会。
二、积极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为“一小时经济圈”建设营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
“一小时经济圈”是我市最大的投资板块，未来几年将有上万亿的建设资金投向这个区域。检察机关要围绕“一小时经济圈”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社会事业发展等重点工作，进一步加大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力度，促进国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廉洁从政。突出查办以下三类职务犯罪:一是发生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贪污贿赂犯罪;二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行政审批、证照审验、贷款发放、工程发包、资金拨付等职权索贿受贿的职务犯罪;三是发生在劳动安全、医疗卫生、教育收费、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以及国有企业重组、改制、破产和经营活动中损害群众利益、社会影响恶劣的职务犯罪案件。大力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加强调查研究，注意掌握不同行业、不同类型职务犯罪的特点和发案规律，主动向党委和有关部门提出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建议。深入开展“六个一”活动(每查办一案，都责成犯罪嫌疑人写一份悔过书、与发案单位召开一次分析发案原因的座谈会、提出一份检察建议、上一堂法制课、督促发案单位制定一套整改措施、对发案单位进行一次回访调查)。继续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积极推行廉洁准入制，进一步规范招投标行为和建筑市场秩序。深入开展预防宣传、法律咨询和警示教育，增强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政意识，有效防止和减少“一小时经济圈”建设中的职务犯罪。
三、维护公平正义，化解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为“一小时经济圈”建设增加和谐因素
进一步强化诉讼监督。充分运用立案监督、追捕追诉、刑事抗诉等手段，使应当受到刑事责任追究的犯罪嫌疑人受到法律追究。认真研究“一小时经济圈”内群众反映强烈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农民工工资、劳动力转移等方面问题，切实加大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力度，运用抗诉或检察建议手段，维护投资者、拆迁户和劳动者合法权益;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以及弱势群体利益受损害及重大生态环境污染事故案件，积极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立足于化解矛盾纠纷，积极做好检察环节的工作。坚持抓早、抓小、抓细和“四定四包”的工作方法，健全、完善控申工作机制。结合市委部署的“万名干部大下访”活动，认真组织开展涉检排查化解专项工作。对一些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积极探索公开听证制度。对一些复杂、疑难案件，及时向党委汇报，主动与相关部门配合、联合接访，特别是对那些法度之外、情理之中的案件，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促进息诉，最大限度地把问题解决在基层，防止矛盾激化或演变为刑事犯罪。
四、加强检察工作机制建设和队伍作风建设，提高为“一小时经济圈”建设服务的能力
一是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认真执行与市公安局联合下发的关于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工作的规定，加强侦捕诉配合，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加强与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工作联系，认真落实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抓好联席会议、信息通报、线索移送等制度的执行，切实加大打击破坏市场经济秩犯罪的力度;加强同纪检监察、审计等执纪执法部门的衔接和联系，进一步完善发现和查处职务犯罪的配合协作机制，形成反腐败工作的合力。
二是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认真研究“一小时经济圈”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用发展的思路正确对待改革中的失误，严格区分违纪、违法与犯罪的界限。积极探索对轻微刑事案件实行刑事和解等体现宽严相济政策的机制和方式，抓好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在检察环节的贯彻执行。研究制定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实施意见。
三是规范执法行为。既要严格依法办案，又要讲究办案方式，坚持文明办案、人性化执法，自觉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和形象，慎用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妥善处理好打击与服务的关系。
环境资源犯罪问题研究篇10
一、着力增强检察工作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1、深刻理解实施蓝色经济区建设的重大意义。国务院批复的《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是“十二五”开局之年获批的第一个国家发展战略，也是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发展规划。在这一战略规划中处于核心区位置，并被赋予骨干城市地位。加强蓝色经济区建设，是实施国家海洋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和改善全市产业层次的有效途径，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全市外向型经济再上新台阶的强大动力，也是顺应历史潮流、切合全市人民建设文明富庶新愿望的现实需要。全市检察机关要深刻认识蓝色经济区建设的重大意义，倍加珍惜和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紧紧围绕市委关于深入推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更加自觉地把检察工作放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谋划和推进，更加主动地担负起服务保障蓝色经济区建设的重大责任，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为深入推进蓝色经济区建设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
2、准确把握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的目标要求。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和“一核、两带、全覆盖”空间布局、构建“特色产业基地”、深入实施科教兴海“三大工程”等重大决策部署，以保障全市蓝色经济区建设科学、跨越、率先发展为目标，以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为根本途径，充分发挥打击、预防、教育、监督、保护等作用，找准服务的切入点，增强服务的针对性，进一步拓宽服务领域、提高服务水平、增强服务实效，着力营造务实高效的政务环境、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文明宽容的发展环境，为全面建设蓝色经济区做出新的贡献。
二、着力为蓝色经济区建设营造务实高效的政务环境
3、广泛开展“检察机关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专项调研活动。紧紧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蓝色经济区建设，组织骨干力量，深入开展专项调研，重点摸清五个底数：摸清中央推进“十二五”规划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摸清当地党委政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建设蓝色经济区的规划和部署、重大投资工程和民生项目，摸清当地支柱产业的发展状况和转调设想，摸清建设蓝色经济区过程中检察工作可能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摸清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蓝色经济区建设对执法观念、执法方式、执法能力提出的新要求，进一步明确服务大局的重点和方向，找准工作的结合点和切入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进法律监督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服务工作。
4、积极查办蓝色经济区建设中的职务犯罪。深入推进治理商业贿赂、工程建设和国土资源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等工作，严肃查处发生在宏观调控、产业结构调整、重点区域规划和蓝色园区、海岛海湾建设、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以及重大能源工程、水利工程、交通设施等建设项目领域的职务犯罪，突出查办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证照颁发审验、项目审批、土地征用、税收征管、贷款发放等过程中索贿受贿、、枉法裁判等犯罪案件，依法查办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利用改革改制之机贪污、挪用、私分国有资产的重大案件，保障转方式调结构和蓝色经济区建设重大决策的顺利实施。
5、切实保障政府投资和重大建设项目安全。深化专项检察预防特派员制度，本着“源头参与、过程监督、注重实效”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工作措施，主动配合审计、财政、纪检监察和项目主管部门、建设单位，认真做好公共资金使用、公共资源配置、公共项目实施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推动建立工程建设腐败风险防控机制，形成检察、建设、主管三方开展预防工作的整体合力。深入开展“预防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专项工作，结合办理的典型案件，认真分析政府投资和重大建设项目领域职务犯罪的发案原因，研究犯罪特点、规律和发展趋势，及时向有关单位提出堵塞监管漏洞的检察建议。深化民事督促工作，紧盯蓝色经济区建设中可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关键环节，全面规范督促工作的监督程序、监督对象和资金追偿，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切实减少和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6、切实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严肃查办在项目审批、贷款发放、土地征用、工商管理、税收征管等环节利用职务便利向企业索贿受贿和、、造成企业重大损失、破产倒闭的职务犯罪，切实为企业发展营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加强与公安、法院的沟通协调，制定涉企办案指引，建立涉企案件快速办理绿色通道，优质高效地办理涉企案件。加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追逃、追赃工作，最大限度挽回企业因犯罪遭受的经济损失。创新完善联系和服务企业机制，深入落实“双千牵手”工程，每名院领导和各部门都要确定一个联系企业，定期深入走访，了解生产经营状况，听取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协调解决在转调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难题，帮助完善风险防控机制，提高防范和应对经济风险、诉讼风险的能力。
三、着力为蓝色经济区建设营造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
7、依法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积极参加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专项行动，扎实开展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专项监督，严厉打击走私、偷税骗税、制假售假、合同诈骗、非法经营等经济违法犯罪活动，以及盗抢生产资料、破坏生产设备和针对投资者、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绑架、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加大对非法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正常运行。依法打击强迫交易、虚假广告以及侵吞农机、家电等补贴资金的犯罪，维护良好的消费秩序。
8、依法促进形成规范有序的金融投资管理秩序。加强财税法制、信贷政策、金融工具等内容的学习培训，提升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及财税金融案件的能力水平。加强对非法集资等金融犯罪和利用金融产品、融资工具、支付方式创新实施的新型金融犯罪的打击，积极维护金融安全；加强对涉及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金融债权的民事案件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与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监管部门的协作配合，惩治和预防从业人员职务犯罪，防范金融风险。加大对操纵股价、内幕交易、披露虚假信息等证券犯罪的打击力度，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建立健全与财税金融监管机关、金融部门之间的信息互通机制和预警分析机制，交流金融业发展情况、金融违法犯罪情况，收集涉及金融犯罪案件线索和信息，分析犯罪原因、特点等，提出防范对策建议，供党政机关、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决策参考，有效拓展财税金融业对蓝色经济区建设服务的领域和深度。
9、加强对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根据蓝色经济沿海隆起带和蓝色经济战略支撑带的布局，围绕芝罘湾、芝罘岛、崆峒岛、长岛国际休闲度假岛、龙口人工岛群、莱州湾、丁字湾等海岛海湾的开发与保护，以及海洋油气田、矿产开发加工和新能源基地建设，继续抓好深入查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渎职犯罪专项工作，依法打击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严重破坏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活动，全面加强对涉及节能减排、节水、节地、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法律监督，推进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全市经济绿色增长。加大对非法采矿、非法用工等存在重大安全生产隐患犯罪的打击力度，依法打击在采矿、物流、施工等环节的重大责任事故犯罪。完善检察机关同步介入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工作机制，坚决查办重大安全事故背后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推动完善刑事处罚、民事赔偿、行政问责相结合的责任追究机制，努力遏制重大责任事故的发生，促进安全发展。
10、依法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深入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突出加强对海洋装备制造、海洋新材料、海洋生物等高端产业前沿性新技术、新产品和海洋科研技术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损害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商业信誉、产品声誉的刑事犯罪，依法惩治假冒注册商标及专利、销售侵权复制品、侵犯商业秘密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切实维护科技创新企业和知名品牌的合法权益。加大对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力度，督促行政执法机关及时移交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积极开展对产品制造集中地、商品集散地、侵犯知识产权案件高发地的重点整治，突出打击高新技术和海洋渔业领域侵犯商标权、专利权犯罪，促进创新型城市建设。
11、加强对侵犯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案件的诉讼监督。强化对包括海洋工程装备、海水综合利用、海洋能源资源、海产品加工、海上运输、海洋新材料等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平等保护，依法监督纠正对涉企案件违法冻结、查封、扣押款物和违法取证、滥用强制措施等问题，坚决监督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以及违法立案、滥用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等问题。加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及时监督纠正因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司法人员徇私枉法等导致的错误裁判，以及虚假诉讼、虚假调解等以司法形式掩盖违法经济活动的行为，促进依法调节经济关系。加强对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产品生产经营、农村信贷、投资等领域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村新型市场主体的民事、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促进农村经济秩序稳定。
四、着力为蓝色经济区建设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12、认真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积极参与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依法履行批捕、等职能，依法严惩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多发财犯罪和犯罪，坚决遏制严重刑事犯罪高发势头，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增强群众安全感。依法妥善处理流动人口犯罪以及由经济纠纷引发的暴力讨债、绑架、哄抢等“民转刑”案件。深入推行平和司法、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附条件不、羁押必要性审查等办案方式，对初犯、偶犯、轻伤害等案件落实依法从宽处理政策，做到既依法惩治犯罪，又减少社会对抗。
13、超前防范和妥善化解社会矛盾。完善提升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对办理的每一起案件特别是涉及招商引资、对外交流与合作、重大蓝色建设项目等重大复杂、热点敏感案件，涉众型案件和所涉案件，在拟作出是否立案、适用强制措施、批捕、、抗诉和撤案等决定的各个环节，都要认真评估风险因素，科学确定风险等级，制定相应的防范、控制和化解措施。深入推行“事前防范、事中处置、事后修复”的三段式涉检处理机制，完善首办责任、检察长接访、下访巡访、联合接访、案件回访、责任倒查等制度，建立涉检终结退出机制，把解决涉检涉诉问题与积极调解、疏通情绪统筹起来，着力从源头上化解矛盾。
14、积极推动社会管理创新。认真贯彻全市建设和谐稳定模范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以深入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突破年”活动为契机，把社会管理创新作为检察工作促进和谐稳定模范城市建设的主线，统筹做好严打维护稳定、社会矛盾防范化解和群众工作。结合执法办案，定期对经济运行和社会稳定形势进行分析研判，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的安全隐患和影响社会稳定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形成有价值的报告或建议，帮助相关部门及时把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完善社区矫正监督模式，加强对监外执行罪犯、刑满释放人员、流动人口、社会闲散人员等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维护其合法权益，消除不稳定因素。完善网络舆情监测机制，注意通过互联网做好群众工作，正确引导网上舆论，收集群众诉求，及时掌握具有苗头性、倾向性涉检网络舆情，依法妥善积极应对。坚持以办案为主要手段促进社会管理，坚决依法打击利用网络实施的诈骗、盗窃和“黄赌毒”等犯罪活动，加强对行政执法领域失职渎职犯罪的查处力度，严肃查处因社会管理失控造成重大事故和背后的职务犯罪。针对执法办案中发现的社会管理问题，及时提出检察建议，促进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15、加强对民生诉求的司法保障和救济。紧紧围绕蓝色经济区建设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严肃查办社会保障、劳动就业、征地拆迁、医疗卫生、招生考试等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严肃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权犯罪案件，促进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积极参与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促进刑事司法与食品药品行政执法的衔接，加大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和假药、劣药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坚决查办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件背后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探索对侵害农民工群体劳动报酬、工伤、医疗、养老保险等利益的行为支持工作，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村和谐稳定。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对生活确有困难的受害人、刑事被害人、涉检人等，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及时提供民政救济、社会保障、法律援助，以实际行动树立亲民、为民、护民的良好形象。
16、完善落实便民利民措施。按照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新要求，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和服务意识，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情关心群众疾苦，竭尽所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坚持不懈地办好民生检察服务热线，进一步深化民生检察联系点制度，完善部门协作和对外联动机制，提升热线和联系点人员履职能力水平，积极创造文明、规范、人性化的接待环境，着力帮助企业群众解决有关涉法涉诉问题，着力协调有关部门解决企业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认真贯彻落实市院《关于推行〈民情日记〉制度的实施意见》，切实抓好如实记录、四级负责联动办理、及时反馈、批阅展评、建立台帐和奖励处罚六项制度，努力打造服务民生的新品牌。扎实开展“一名党员干警联系一个帮扶对象，一个支部联系一个基层单位”活动，重点帮扶农村特困户、城镇失业待业等生活困难职工、孤寡老人、面临失学学生、失足青少年和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以及辖区内矛盾比较集中的企事业单位，治安后进村庄、社区，存有安全隐患的单位等，认真制定联系工作方案，切实落实帮扶措施，真心解决群众困难。
五、着力为蓝色经济区建设营造文明宽容的发展环境
17、全面提升服务蓝色经济区的能力水平。深入开展“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和“创建学习型检察院、争当学习型检察官”活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大力弘扬重视学习、崇尚学习的风气，增强本领、提高素质，把握好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与检察工作自身科学发展的关系、依法履行职责与加强同有关部门协调配合的关系、改进服务方式方法与增强服务实效的关系，全
面提升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的实效。
18、严格规范执法行为。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执法观和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的权力观，坚持严格公正文明廉洁执法。严禁越权办案，严禁到发案单位吃拿卡要，严禁接受赞助，严禁干预发案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和生产经营活动，严禁干预市场主体合法自主的经济行为。认真贯彻落实《市改进机关作风优化发展环境“十要十不准”规定》和《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禁酒制度规定》，自觉做法律法规的维护者、严守纪律规定的带头者和执行制度的示范者，以优良的作风服务经济建设，靠不断提升形象增强公信力。
19、讲求执法办案策略和方法。注意把握办案时机，不断加强和改进办案方式方法，树立良好执法作风，既严格依法办案，又注重保护企业发展，慎重选择办案时机，慎重使用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特别是在办理涉及蓝色经济区建设重要产业企业的案件时，坚持做到一案一评估、一案一帮扶、一案一教育，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对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绝不能因执法方式方法不当而出现影响发展稳定的问题。
20、正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既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严格依法办案，又要正确处理打击与保护的关系，严格区分工作失误与渎职犯罪、经济纠纷与经济诈骗、正常合法收入与贪污受贿所得、资金合理流动与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企业依法融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与非罪的界限，依法惩治犯罪者，挽救失足者，保护无辜者，支持改革者。
六、着力把检察机关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工作落到实处
21、加强对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工作的领导。全市检察机关要把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为一项全局性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切实加强领导，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取得实效。市县两级院都要成立服务蓝色经济区建设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确保组织到位、人员到位、措施到位，切实履行牵头抓总的职能，重点抓好组织指挥和协调；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部署相关重要事项，亲自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