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资产法律法规梳理篇1
关于“权力”与“权利”的思考的角度与层面很多，如从概念的来源、不同法律部门中的体现、不同学派的不同理解、不同学科中的不同使用等等，本文不可能囊括。在此仅从最粗浅的普法常识的角度，对梳理“权力”与“权利”的必要性、二者的基本和上梳理“权力”与“权利”所需要的条件几个方面做简要和思考。以期引起共鸣或争鸣。
一、梳理“权力”与“权利”的必要性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深深地感叹：“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①虽然此言发自近三百年前，但至今仍令人回味。而“人的知识”中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就是人本身的权利（权力）。因为人的各种利益关系在法律方面无不表现为权利（权力）问题，因此，在当今的各类社会问题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要理顺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同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解决的难题，也最终集中于此。
（一）在人与人的劳动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不梳理清楚，则无法保障各个劳动主体的合法权益。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权利（权力）概念的产生和，始终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生、发展和更迭相适应的；纵观人类文明史“人本身的权利（权力）问题”始终是与劳动者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斗争紧密相联系的。②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至今已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开展政治体制改革，但由于权利（权力）问题没有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步梳理清楚，因此处于最基层的劳动者在国家的改革、社会的进步中的劳动权益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社会中许多基本矛盾也因此而复杂化。如在劳动争议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用人单位与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劳动者与劳动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各自的权利（权力），在我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似乎很简单；而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过程中，劳动者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人单位的层次越来越多，政府的行政干预越来越受限制，各自的权利（权力）与义务（责任）交织在一起；尤其在原国企改革中游离出的那些年龄大、学历不高、技术老化的职工，其权利（权力）的享有和行使问题不梳理清楚，将难以解决连新总理都敢于直面的问题：“在今后的三五十年里，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课题就是就业。”
（二）在资源配置的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不梳理清楚，则无法保障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各类资源的合理配置。
本文所指“在资源配置的关系中的各类资源”当然是包括物质性的（如能源、原材料等）、技术性的、人力的，以及交织其中的各种信息和各种关系形态的资源。
在人类同属于“地球村”村民的基础上，无形资产和信息资源的合法占有、开发与利用的过程，实质就是在法律和各种制度的框架内，对资源配置关系的调整、整合的过程，以有利于人类的共同健康、和平地发展；因此必须认真梳理权利（权力）主体对无形资产和信息资源在占有、、使用中存在的差异关系，以防止公权力的滥用、私权利的错位和缺位，导致破坏人类安全与和平的可避免的现象发生。
我国加入wto即意味着我们在国际经济循环中参与全球资源的配置；而依照wto规则，我们必须与其他成员国一样，以wto的基本法律原则即公平贸易原则、关税减让原则、透明度原则、非歧视性贸易原则、一般禁止数量限制原则等为贸易行为的基本准则。但由于我国有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在观念上的余毒，和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习惯，在权利（权力）问题的理解上与wto其他成员国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必然我们对上述wto的基本法律原则的理解和遵守。因此，必然出现一些争端，甚至付出惨重的代价。
（三）在公民（人）、社会与国家三者的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不梳理清楚，则严重影响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公民（自然人）作为社会和国家的最基本分子，其个人利益的实现途径如何和最终实现状态如何，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最基本统计学体现，如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人均数字统计；表现为能体现社会生活水平的公民（自然人）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以及就业、就医状况的数字统计等；这是权利（权力）的量化表现。但在这些数字中，经常会出现国家公权力掩盖公民个人的私权利的现象。如“权大还是法大”只争，就反映了这种问题。
尤其令人关注的是，在公民（自然人）、社会与国家三者的关系中，权利（权力）问题如果不梳理清楚，三者中的任意双方之间有了利益冲突，弱者一方能通过何种法律途径才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即权利（权力）如何落实的问题，都将直接涉及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以及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与否。
二、“权力”与“权利”的内容
梳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必须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加以分析，仅从理论或仅从实际一方面都不可能说清楚。
（一）理解“权力”与“权利”的概念现实问题
“权力”与“权利”的概念，从实际运用的角度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人们都处于一种模糊认识中，使用时经常将二者当作同一概念交叉使用。甚至在我国的一些法律文件中也明确二者的差别。经过十多年的普法和理论界长期的研讨、争鸣，公民权利是宪法精神的终结所在，国家权力只是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强有力的手段和工具而已的认识，已较为普遍；但我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的规制，以原则性规范为主，过于笼统，过于模糊；我国宪法采取“列举式”的授权方式规制公民权利的范围，这意味着宪法没有规定的，公民不得享有，否则是违法的，这严重违背了“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公理性宪法原则。而现实生活中，尤其在“市民社会”即民事生活中，普通公民一直是奉行着“法无禁止我就能做”的“私权利”的行使规则，也是道德观念的反映；国家工作人员则自觉不自觉地奉行“法有规定的我才做”的规则。
有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成为我们理解“权力”与“权利”的法律含义的障碍：我国的公民、国家工作人员，都具有双重身份以至多重身份的问题，因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还是以身份为主。而相当数量的人受传统的“家国同构”的文化影响，个人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不同角色定位单一，“官本位”意识使公权力私权（利）化、私权利公权（力）化现象普遍存在。因此我们只有梳理清楚“权力”与“权利”的关系，才能解决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三个文明共同发展中的相关问题。也才能使我们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角色定位不出现“错位”、“缺位”、“越位”等问题。
在此不得不先提及公民与人民的概念。公民与人民的概念在此提出，似乎太幼稚了，其实不然。因为本人经常看到一些文章中讲到“权力”与“权利”的相关问题，涉及到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时，使用的权利（权力）概念语词不准确，主要是所指主体是公民还是人民就就是模糊。以至一些本可以讨论清楚的问题中，因公民与人民的概念运用不确切，反而是相关问题更不清楚了。因此，有必要界定公民与人民的概念。
（二）了解公民与人民的概念有助于对权利（权力）的理解
公民与人民的概念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仅在此说明我们日常把握公民与人民的概念，应注意以下几点主要的不同：（1）性质不同，公民是法律概念，人民是政治概念；（2）逻辑关系不同，公民是具体概念，在现实中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法律关系的逻辑前提；我们说“我的权利”就是在公民这个逻辑主体定位上的“私权利”；而人民是抽象概念、集合概念，在现实生活中，只有讨论国家权力、国家主权、“三权分立”等属于政治理论和公法的问题时，才能以人民作为逻辑主体来定位；（3）法律关系的内容不同，公民的法律关系内容即权利义务，由宪法和各个具体法律部门明确加以规定；人民的法律关系内容即权力责任，由执政党的规范性文件和宪法给以界定；（4）范围不同，公民的概念在社会环境比较稳定的国度内，一经由法律（如我国的国籍法）做出规定，则公民的法律地位在法定的范围内就是确定的；而人民的范围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且每个具体的个人是否属于人民范围内也以其政治态度的变化而变化的。
还有一些差别，本文不在此赘述。对公民与人民的概念的差别界定清楚的意义就在于，对“权利”与“权力”主体的定位。
（三）对“权力”与“权利”概念的具体理解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浑然一体，群己界限模糊不清③，社会中的个人不知法律上的权利（权力）为何物，其个人利益通过不断地向外扩张去实现；国家的政治管理又是通过“明君、清官”的道德力量、人格魅力逐层向内“德治”、“人治”而完成的。“家国同构”的结果就是没有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利之分，更无个人权利的立足之地。可以说，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人们没有在理论上能够分清“权力”与“权利”概念的政治文化背景条件。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为人民争取出版自由的权利，经过批判资本主义的“抽象的人”空洞的权利，到创建了无产阶级的的权利观，指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途径和方式才能真正实现人的权利。马克思主义权利观的的最重要贡献在于：批判地继承和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权利学说；科学地论证了人的权利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客观地了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权利意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目标中权利与义务的高度统一；辨证地告知后人：权利的来源不是“天赋”而是“商赋”（即在商品基础上产生的权利）；个人的权利不可否认，但的、国家的、民族的、集体的权利更应受到尊重。④
结合马克思主义权利观和当代法学理论成果以及社会实践中的运用，本人认为，权利的概念有不同层次的涵义。
当然，我们理解“权利”概念的前提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此基础上，可以把权利理解为具有合法性、正当性的主张，如向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侵权方主张自己的利益，而对方必须履行的义务就是权利主张的对象或；可以把权利理解为一种法定条件下的自由，如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言论、通信、出版、信仰等等意志自由和劳动、婚姻家庭等等行为自由。但允许的自由是有限自由，在享有自由的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法定义务；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所承认和给予保障的利益，而从经济的角度看，任何利益的获得都要有投入（代价）的，法律所承认和给予保障的利益必然要求权利主体承受相应的负担或不利；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赋予权利主体的一种享有或维护特定利益的力量，如专利权人在获得专利的同时就具有了享有专利权的力量，当然专利权人的义务就是服从法律规定的义务；还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规范规定有相应资格的人，自己做出或要求他人做出一定行为的可能性，以及请求国家强制力量给予协助的可能性；还可以把权利理解为法律保障或允许权利主体能够做出或不能够做出一定行为的尺度；等等。⑤总之，本人认为对权利的理解，主要应集中于民商主体的平等法律关系范围内为宜，且与义务相对应，因为从法律关系的内容角度，从法律与道德的区别角度，权利就是现实社会中的一种实然状态，这样更有利于法学界之外的各界人士的理解。
权利和义务贯穿于法律现象逻辑联系的各个环节、法的一切部门和法律运行的全部过程，权利和义务是从法律规范到法律关系再到法律责任的各个逻辑联系各个环节的构成要素；权利和义务贯穿于法的一切部门；权利和义务通贯法的运行和操作的整个过程；权利和义务全面地表现法的价值；可以说，权利和义务是法的核心。
权力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⑥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认识。今天我们从法治的角度，从与“权利”有所区别的角度看，权力从学和公法的层面上可以理解为“人民主权”中的国家权力，正如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弗逊宣称的“构成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人民是那个国家中一切权力的源泉”⑦；毛泽东主席曾特别强调过：“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从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看，本人认为，不可以将权力“泛化”，而应局限与特定的层次上，如国家或社会，或社会组织等等。权力泛化的结果就是“不受制约”。在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社会中，“家国同构”的集权条件下，统治者行使一切权力，包括享有尽可能多的权利，而被统治者则承担绝大部分责任，履行所有的义务，这就是法律角度分析阶级划分的重要原因。在和平与发展的社会环境中，我们理解权力应从历史的和现实的资源配置不平等的、各国及各国内不同社会阶层普遍存在差异的角度，深入分析权力的功能、社会价值及对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作用，这样才能体会“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真正理解“权力”与“权利”各自的内涵。
本人认为，从法律范畴的对应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相对应已成为共识，权力与责任相对应在现实生活中也无太大争议。从这两对范畴的不同中，本文归纳“权力”与“权利”的区别有以下几点：
1.“权力”与“权利”的所归属的理论层面不同。“权力”在中一般表述为power；意为“有效地执行或行动的能力或才能，力量”，“强力施加或能够被施加的能力或力量”：“实行控制的能力或官方的权力、权威”：“有势力者，有力的组织，强国对他人或他国具有极大力或控制力的人、集团或国家”：“一个国家、政治组织或类似集团的势力”等等。“权利”在英语中一般表述为right；主要意为“正当的，正直的与正义，法律或道德相符合的或可相符合的”：“正确的与事实，常理或真实情况相一致的；正确的”：“是某人生来就享有的权利”等等。语言是文化思想的外壳。可以说“权力”概念的上述涵义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权力所归属的理论层面应在政治学、公法学、社会学等等范畴；权利概念本质上具有更多的抽象性，是人类社会中的公共权威、力量、势力和影响力的体现；而“权利”则更具体，表现于人类生活的现实层面，体现在“私法”范畴。因此我们可以用“公权力”和“私权利”直接将二者区分开。2.产生的基础不同。公权力作为一种力量、权威、势力，是与人类从动物界中提升的同时产生的。只不过人类产生之初权力没有法律规范的意义，而是人类劳动中共同战胜环境中的危险、共同创造财富过程中，无数劳动者的体力脑力的总和，经过世世代代的积累和升华。在法律产生之后集中体现于国家权力、民族力量；公权力必须以一个国家民族可支配资源的多寡为基础，换言之，公权力属于上层建筑，虽然其产生于经济基础。私权利作为每一个自然人、社会组织的主张、自由、合法的要求等，不是与人类同时产生的，而是在法律产生之后，法学家们在概括人与人的关系中不同于道德、习惯等社会行为规范的基础上而逐渐形成的区别于权力的认识，私权利的产生基础是人类行为规范的客观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权利是“商赋”，而不是“天赋”；可见私权利存在于经济基础之中，但从法律规范的角度看，其具有主观性。3.对应的关系不同。公权力对应于责任，包括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等一切社会责任；私权利对应的是义务，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无无权利的义务、无无义务的权利”。4.主体不同。公权力的主体是国家、人民、民族，以及法律授权的组织；任何自然人个人不能成为公权力的主体，只有该个人依法获得了各类组织的相应职务，在履行公职过程中才能代表公权力的主体行使公权力。私权利的主体与相应的法律关系层次对应，即有多少种法律关系，就有多少私权利的主体。5.实现的途径不同。公权力从其产生，经过历史千百年的演变，至今各国各民族的现状可知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力量较量的产物；私权利的实现是公权力相对稳定后，权利主体通过履行义务而获得的。6.法律后果不同。在现代法治条件下，公权力主体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放弃和滥用、转移权力，否则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责任；私权利主体在不违法和不违背公俗良序的前提下，可以放弃、转移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权利。
三、梳理“权力”与“权利”的条件
上述浅显的分析，对梳理“权力”与“权利”的认识和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可能会有一定的意义，但个人的力量毕竟太微薄，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营造现代法治观念的大环境。
（一）加大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论研讨与争鸣
其实，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大量国外的法学著作被翻译到国内时，“权力”与“权利”的理论研讨与争鸣就悄然开始了。但至今尚有许多认识不能达成一致。本人在教学中使用过的不同法理类教材观点不一，因此本文斗胆在诸多理论高手面前抛砖引玉，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做点事情。
（二）提高研究者的综合素质
现如今一种社会现象：是个识字的人就要著书立说，观其书名令人眼睛一亮，翻开一看令人后悔不绝；因此，本人以为研究者的综合素质是今天各社会阶层人士中最有必要尽快提高的。研究法律的学者，其知识结构不应仅仅具有法律知识，还必须具有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修养。如马克思，上大学时读的是法律专业，但却在哲学、经济学、逻辑学等多种学科上有很深的造诣，也才能留下传世之作；虽然我们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但研究是要负责任的，而且只有提高了研究者的综合素质，视野才可能拓宽，理论层次才可能深入，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才可能走到一个平台上，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和使用才可能趋于一致。
（三）立法者应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基本统一
翻看现行法律文件，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制定的与近几年颁布的内容，在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甚至用词上，使人产生歧义的不难找出。好在人的思维方式中有“模糊理解”的习惯，从中文发音上二者又是同音，因此“没有必要揪住这两个词不放”的想法不仅在普通公民中有市场，甚至在法律文件的字里行间也能读出这种意思。本人以为，要想真正使“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理解、使用在法律文件中就不应有歧义，而且还应具体规定各自的语境。否则违法现象难以制止，法律权威难以树立，“人治”现象依然是我国社会的主流；责任主体难以定位，腐败难以根治！
（四）对全社会的普法宣传应与立法精神一致
综上，要想梳理清楚对“权力”与“权利”概念的理解，使其合理合法地运用，研讨和争鸣是必须的，真理会越辩越明。
但是，任何理论的研讨和争鸣都必须以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本目标、任务，以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方针为中心，与立法精神一致相一致，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因此“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美好前景，是要有相应的人的素质和社会环境的要求的；我们只有在全社会深入进行普法宣传、深刻理解与我国国情基本一致的现代法治精神，才能为早日实现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尽自己的努力。①参见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局，1962，p62.
②参见鲍宗豪金潮翔李进《权利论》上海三联书店，1993，p7.
③参见袁祖社《权力与自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p106.
④参见鲍宗豪金潮翔李进《权利论》上海三联书店，1993，p43-55.
⑤参见张文显《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p112-113.
国有资产法律法规梳理篇2
关键词：物资管理；内控制度；作用
中图分类号：C29文献标识码：a
一、企业物资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人力成本逐渐攀升的今天，如何降低原材料成本，提高收益，是所有企业均在思考的问题。降低原材料成本最直接的途径，一是降低其采购成本，二是在施工生产过程中避免原材料浪费、提高材料使用率，而这些都涉及到企业的物资管理工作。
物资管理是企业施工生产经营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物资采购成本占施工总成本约60%-70%，物资是企业生产经营重要的管理对象。近年来，我国企业的物资管理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宏观发展环境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企业管理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企业的物资流通渠道和购销形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随着管理体制的完善，很多企业逐步地开始实施更为有效的物资管理办法，如采用施工企业物资管理软件等。但是，大多数企业在技术、资金投入等诸多方面仍然是属于比较落后和小规模的，因此不可能进行高效的信息化控制和管理，这些企业在外部条件不够完善的情况下，物资管理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1、企业领导重视不够
一些企业领导对物资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深入，对物资管理工作不以为然，物资管理系统单一，没有规范物资管理各个环节，因此会对企业造成很大的损失。
2、物资管理体制不够健全，基础还需完善
物资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相应的管理体制应该在计划、采购、供应、管理、使用等环节上有严格的规定。近些年来，虽然很多企业已经建立了包括物资计划管理、采购管理、供应管理、仓储管理、供应商管理等在内的各项管理制度，但制度的适合性、全面性、实效性较差。同时，由于制度与制度之间联系松散、缺乏协同，造成整个管理制度不成体系，甚至相互矛盾，不能达到系统协同效果。
3、物资管理环节上的问题
(1)采购环节的问题。采购是物资管理的重要和核心内容，物资采购包括实物资源管理和客户资源管理。如果没有政策规范性指引，企业实物资源管理和客户资源管理形成的是很可能自己约定俗成的一套模式，这种模式往往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和成长性。由于在物资采购环节没有系统化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思想，不能形成标准化的管理模式。另外，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供应商的运营绩效对其下游企业的影响越来越大，企业为了实现低成本、高质量、快速反应，就必须高度重视供应商的评价选择。但是，有些企业在采购环节上，由于对市场经济规律的特点和市场风险缺乏深化的认识，采购工作存在简单化、不规范化的倾向，许多的物资采购招标活动不够规范，尤其是有些企业往往在供应商的选择上带有较大的随意性，缺乏供应商准入制度，这些都人为地增大了企业的供应风险。
(2)库存管理环节上的问题。库存作为供需之间的缓冲，一方面，适量的库存可以应付规律与偶然性的需求变化，起到应急和备用的缓冲作用，另一方面，一定数量的库存又占用了大量的流动资金，延长了资金的周转，因此，如何采用有效的库存控制策略，在保证生产连续性和保持一定程度服务水平的前提下，尽量降低库存水平而不影响施工生产是库存管理的重要目标。
4、物资管理队伍素质还有待提高
从一些调查研究发现，物资管理领域的腐败现象相当严重，有的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各种名目的“提成”、“回扣”、“好处费”等扰乱了企业正常的物资采购监督管理。同时，随着企业间竞争的加剧和不断国际化、扩大化，企业物资管理工作日益繁重，物资采购和供应当中会遇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对物资管理人员业务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物资管理人员只有不断加强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学习，问需于基层、问计于一线，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才能应对日益繁重的物资管理任务。
5、物资管理绩效评价尚需完善
对企业项目物资管理进行绩效评价，可以判断项目的物资管理水平，从而提高物资管理能力。按照建设“五型企业”的要求，很多企业在质量效益、资源节约等方面建立了包括资金占用率、库存增长率、废旧物资回收率等考核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企业的物资管理工作，但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的物资管理绩效评价体系。
6、风险预控的体制机制尚未健全
近几年来，有的企业已经开展了风险源管理活动，进行风险源辨识，建立风险库，对市场风险、运营风险、采购风险、成本风险有了较明确的认识，也制定了相应的防范措施。但要从根本上防范和应对风险，从本质上保证物资管理工作安全，还需建立长效的预控机制。
二、内控制度的内涵
内部控制制度是企业或单位为了保证经营活动的合法性和资产的安全完整性，而在企业或单位内部实施的一系列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制度措施，以达到控制资产风险、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效益及防止舞弊的目的，同时为实现良好的经营效果、法律法规的遵循以及财务报告的真实可靠提供合理的保证。内控制度是由企业管理者、董事会和其他员工共同实施执行的。内控制度在管理中的目标包括：保护企业资产的完整安全，确保资产能够合理有效的使用；保证企业内部制定的管理政策、制度以及会计信息能够及时传达，并能够得到贯彻执行；做好科学预算，合理控制成本费用，减少不必要的支出，避免资产浪费，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预防产生各种错误，管理中的漏洞和缺陷一经发现和查明，及时采取有效的纠正措施，保证企业各项生产、经营活动能够正常有序地进行。内部控制制度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为了有效保证内控制度的实施，企业应当制定明确的考核制度，明确规定各项经济业务的管理程序和职责分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合理运行的前提是合理健全的组织机构和明确的职责分工。每项经济业务运行的过程中，应当有两个或两个部门以上的工作人员参与到其中进行分工负责，以达到相互制约的目的，防止虚假信息的产生，保护资产的安全。企业在贯彻落实内控制度时应当重视执管理人员的选用问题，只有选用较高能力的工作人员来执行内控制度，才能真正发挥内控制度的作用。内部审计机构、国家审计部门也应当起到监督作用，使内控制度更加完善，杜绝内控制度管理人员，避免因为管理效应弱化，管理力度递减，造成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等情况的出现。
我国一部分企事业单位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内控制度，使企业的运行、业务管理在一定范围内有章法可循。但是，还有一部分企业的管理意识淡薄，没有认识到内控制度的重要性，再加上内控制度自身的局限性，导致一些企业内部管理和控制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管理观念不合理，缺乏竞争意识；法人治理机构不够规范；外部监督力度不强，监督环境不到位等。我国企业应当在原有管理效果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内控制度的创新，完善企业的管理制度；明确管理层人员、管理系统和监督系统的职责，使各个部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同时加强外部监督的力度，增强相关人员的责任意识，使企业的内控制度充分发挥其作用，为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有利条件。
三、内控制度在物资管理中的作用
1、梳理物资管理流程，完善管控措施
为了保障物资的安全，提高物资的使用效益，完善物资的管控措施，企业应当全面梳理物资管理流程。在梳理过程中应当先从大类进行区分，再进行细化和梳理。比如，存货的梳理，应当先从原材料、周转材料、半成品、成品等进行梳理；在梳理流程中应当注意各个环节的整合，比如，对存货的梳理可以从验收入库、仓库储存保管、领用出库、存货盘点以及存货处置等环节进行梳理。在物资梳理整合过程中，应当对照现有的企业管理制度，检查是否落实企业的相关制度措施。完善物资管理控制措施的关键步骤是物资的梳理。通过物资梳理可以发现企业物资管理中存在的漏洞和问题。企业可以将这些问题加以分析，查找原因，结合实际情况，健全物资管理的相关制度措施，规范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强化物资管控措施，保证企业物资的安全完整，提高物资的使用效能，防范企业资产风险，进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管理能力。
2、落实内控制度，规范物资需求
企业在物资管理工作中的预算编制不科学，物资需求计划不够规范，对物资的消耗规律掌握不够明确，对生产物资需求量的预算不合理，可能导致企业的物资使用和管理没有达到精细化的要求。通过内控制度的要求使物资问题得到解决，首先是物资需求的预算问题，科学合理的预算应当由项目技术经营部门负责执行，提高物资需求预算的准确性和可执行性，防止物资的积压和不必要的浪费。在完善物资预算制度的同时，也应当进一步完善物资消耗控制管理工作。在使用过程中由作业部门和使用单位执行物资的控制措施。完善考核管理办法和物资消耗控制制度，明确物资使用去向，以保证物资使用和消耗在预算范围之内。严格遵守企业内控管理制度完善物资的管理水平和管理目标体系。企业应当按照内控制度的规范管理物资，明确物资管理分工，延长物资使用周期，避免出现物资积压、成本过高、物资使用效用较低等问题的出现，使物资管理和使用处于一种优化状态。
3、固定资产的维护和升级改造
固定资产主要包括建筑物、房屋、机械、机器、运输工具，以及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设备、工具、器具等。固定资产是企业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需的物资条件。企业生产经营的可持续能力和长期发展能力与固定资产是否安全完整息息相关。企业应当对固定资产的特点进行分析归纳，进而设计出合理的使用流程，健全管理控制措施，保证固定资产的完整安全和高效运行。企业对固定资产的管理程序包括固定资产的取得、对固定资产进行登记造册和运行维护。固定资产的取得时的内控措施是：企业根据合同和货单进行严格的验收；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特点加强管理工作。企业在取得固定资产后要对其进行详细的登记，编制目录，建立卡片，便于统计和管理企业的固定资产。企业应当对固定资产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升级改造，以便提高产品的生产质量，降低能源消耗和污染，保证施工生产的节能环保。
4、加强旧物资的回收利用，延长物资使用周期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和生产成本的不断提高，应当加强对就物资的回收利用力度。延长物资的使用周期，充分发挥旧物资的作用，利用内控制度对物资的管理进一步挖掘企业的内部潜力和物资的使用率，降低生产成本。加强企业的信息化管理，通过对物资使用和消耗动态的掌握，对企业各项目的物资回收情况进行梳理整合，对于有利用价值的物资加以维修，变废为宝。对于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物资进行清仓工作，通过信息化管理将企业隔部门的物资纵向连接起来，加大了物资管理力度，重视旧物资的再使用和管理，核实旧物资的价值以避免不必要的浪费，使企业的物资管理保持良性循环状态。
在当前形势下，延长物资服务年限，发挥废旧物资作用，不失为缓解采购资金紧张，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一种有效办法。作为企业物资管理部门，就应该做好此项工作。物资经过修复过程，确定报废，其用途方向又是一个节约成本的大课题。是直接进行废物处置，还是根据报废等级选择适当的工艺处理，投入新的使用流程。两种不同的处置方式，给企业效益带来的差距是巨大的。
对于常规维修材料的修复利用工作也不可忽视。其一通过对废品的回收能够反馈正确的物资消耗信息。其二是可以通过回收的物资加强修理工作，变废为宝。要保证这两个方面功能的实现，必须通过企业内控制度的执行进行控制。加强信息化管理,通过掌握物资的消耗动态，对基层单位的物资回收情况进行考核。对于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物资核定回收率，通过物资消耗纳入网络化管理，实现日清日结。项目部将实际消耗进行网络记帐，通过网络把物资管理单位进行纵向连接起来，实行垂直信息传输，加大了管理力度，及时撑握废旧物资回收的动态。实现从eRp的发出到消耗系统的使用，再到废旧物资回收入库，形成了一个废旧物资管理的系统环，实现了有发出，有使用就有回收，回收物资有帐、有实物。
结语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因素日益增多。物资管理工作是否合理科学已成为影响企业是否能够长足发展的主要因素。加强内控制度在物资管理工作中的执行力度，明确物资管理工作中各部门的职责，为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陈梅.浅谈内控制度在物资管理工作中的作用[J].科技与企业,2011,04:47-48.
[2]王正方,徐英田,李瑞臻.企业物资管理监控机制研究[a].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机械工业自动化分会.2005亚洲国际过程自动化技术与装备展览会论文集[C].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机械工业自动化分会:,2005:4.
[3]张伟.企业内控制度研究[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3,08:192-193.
国有资产法律法规梳理篇3
权力清单制度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规范、控制行政权力的行使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权力清单制度的具体运行中，各地政府部门及学界的有些学者对于权力清单制度的认识存在诸如“依权力清单行政”、“清单之外无权力”等一些思想认识误区，这些误区是对权力清单制度的错误理解，即未能正确认识权力清单制度的法律性质。因此，本文从权力清单制度的法律性质界定入手，针对权力清单实施中的一些认识误区提出自己的观点，以期能够有利于今后权力清单制度的实施。
关键词：权力清单；法律性质；观念误区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0539（2017）03002406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两次提到了权力清单。于是，权力清单制度在我国中央及各省市地方政府相继得以展开。在中央层面，2013年4月，国务院审改办在中国机构编制网公开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项目汇总清单；在地方层面，吉林省、武汉市、成都市、北京市东城区、北京市西城区等多个省、市、区公布了权力清单。同时为推进权力清单制度的有效实施，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权力清单制度对于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更好地实现为民服务的政治理念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其在具体实践中也存在不少问题。
一、权力清单制度
（一）权力清单制度的概念
所谓的权力清单制度，有的学者认为，权力清单是指政府及其部门或其他主体在对其所行使的公共权力进行全面梳理基础上，将职权目录、实施主体、相关法律依据、具体办理流程等以清单方式进行列举，并公之于众[1]。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地方政府权力清单，是指由有权主体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制定出来的关于权力数量、种类、运行程序、适用条件、行使边界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本或文件[2]。有的学者认为，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是要求行政机关或者掌握行政权者将拥有的各项行政权力的性质、依据、权限、行使流程等加以全面梳理，并公之于众的做法[3]。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权力清单制度，一般是指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把所掌握的各项公共权力进行全面统计，对每项权能进行细化后制成“清单”，并详细说明每项行政权的职能定位、管理权限、操作流程等[4]。不同学者之间对于权力清单的概念虽然表述不同，但大都认同权力清单是政府机关将其所行使的行政权力以清单的方式予以列举出来并公布于众，类似于生活中商品的明细表，以便行政管理与行政执法，方便公众到政府机关办事。笔者认为，权力清单制度是政府依法行政所采取的一种方式，体现了政府阳光行政，自愿接受公众监督。
（二）权力清单制度的法律定位
在对权力清单含义达成基本共识的基础上，学者们对于权力清单的法律性质则有较大的分歧，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观点：有学者认为，权力清单是地方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具有明显的法律属性，其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权力清单的编制是项立法活动或准立法活动；第二，权力清单的内容涉及行政权力的配置；第三，权力清单的编制主体是地方政府机关；第四，权力清单可以普遍、反复适用[5]。有的学者认为，权力清单不宜定位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它只是向公众公开的政府信息中的一种，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理由：一是将权力清单定位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将造成权力清单僭越法律的局面出现；二是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0条的规定来看，也不宜将权力清单定位为行政规范性文件；三是即使从目前已公开的权力清单来看，其中许多权力清单的仅是在网站予以公开，也没有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形式[6]。也有学者认为，如果权力清单只是对原有行政执法项目进行简单地归类列举并予以公布出来，那么其所形成的清单目录就是一般性资料，主要起到集中、便于查阅的性质，就如学理上的法律汇编一般，不具备任何法律上的效力。如果权力清单是由有立法权的行政机关在其立法权限内对行政权力进行清理、确认，那么其所形成的就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具备法律效力的新的法律文件[7]。
笔者认为，我国现有的权力清单一般是对现有的法律、法规、规章所规定的具体行政执法项目进行梳理、清理、归类，然后对这些类别进行集合形成一个目录并公布出来，并不具有法的形式，只是一种文献资料，类似于法律汇编，主要的目的及功能是推进行政权力的公开化、透明化，便于行政机关执法、为相对人办事提供便利条件。笔者以下将从权力清单的制定主体、制定程序、制定内容以及制定效力四个方面对权力清单的法律性质进行分析，以期能够正确界定权力清单的法律性质。
（三）权力清单是一种文献资料
首先，从权力清单的制定主体来看，根据目前各地方的具体实践情况，大部分地方政府的权力清单均由地方政府自己负责制定，结合本地方审改办以及法制办的审核意见，同时召开专家听证会或论证会，在听取专家的意见基础上对权力清单进行修改；也有的地方政府机关采取委托外包的方式，将权力清单的制定工作交给本地方的专家学者进行，由相关专家学者具体负责制定本地方的权力清单，这种情况下权力清单的实际制定主体甚至不是政府行政机关。而根据我国的《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等对我国各类法律、法规、规章等的制定主体的相关规定来看，我国的立法活动应该由专门的国家立法机关进行，因此，地方政府机关对权力清单进行制定并非一种立法行为，其制定的主体并不符合法律的制定主体资格要求。
其次，从权力清单的制定程序上来看，由于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对权力清单进行规范，因此权力清单的制定程序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程序，各地所采取的程序也相对各异。目前大多数地方政府采取的措施是临时从地方的各部门抽调一部分工作人员，然后由他们集中负责对相关法律进行梳理和清理，并没有专门组织精通相关法律的专业人员负责对行政权力梳理、清理、归类的工作；而且目前政府权力清单的制定程序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基本上是按照“清权、减权、制权、晒权”的模式分阶段进行的。其中，最普遍的就是由政府各部门选调的人员集中梳理汇总政府部门的权力清单，将保留的权力事项交由法制办审核，编制办听取法制办和专家的意见并进行调整和修改，最终通过审查后经确认签章，由法制办公布各个政府部门的权力清单[8]。与权力清单制定既没有统一的程序也没有统一的标准相比较而言，我国的立法活动都是由专门的立法机关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进行的，一般都要遵循“立项――起草――审查――通过――公布”的严格程序，重要的法律一般都要经过多次审查修改才能通过，并且在程序的每个阶段都有法律规定的专门机关负责。因此，权力清单的制定程序也不符合法律的制定程序要求。
再次，从权力清单的内容来看，根据各地公布的权力清单，其主要将地方政府所拥有的行政权力按照权力行使的内容及性质不同，划分为不同的权力类型，主要包括行政许可权、行政强制权、行政处罚权、行政征收权、行政裁决权、行政确认权、行政检查权等。然后再在每一项权力的清单中逐条列明了该项行政权力的类型、具体行使权力的主体、权限的内容、权力的设定依据以及行权力的运行流程等方面的内容。权力清单列举的权力基本上是对现行职权的梳理，不可能创设新的权力，也不宜削减现行法授予的权力[9]。实际上，权力清单上的内容可以说是对具体法律条文的一种转换，是对具体条文的阐释，其本身并没有产生一种新的行政权力，只是对行政权力的归类概括。因此，从内容上看，权力清单也不符合法律的内容要求。
最后，从权力清单的效力来看，权力清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规范政府机关行政权力的行使，其效力主要是针对行政机关，重在规制行政执法行为。政府权力清单最大的特点就是内部性，其只适用于该政府或部门本身，是用来约束自身的一个自律性文件，不像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规章一样具有普遍适用性[8]46，其本身并不具有强制性，具有强制性的是权力清单上列举的具体权力，并且在追究责任时也要具体根据原有的法律规定而并非权力清单。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权力清单只是一种参考文献资料，以便行政相对人能够熟悉办事流程，起着导向的作用，行政相对人在自身权益因为行政机关的行为受到损失时也只能依据原有的法律规定请求救而不能依据权力清单本身。而法律制定出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规范社会上的各种行为，其不仅对行政机关具有效力，同样也适用于行政相对人，而且法律的重要作用就是为相对人提供权利救济，而权力清单则不能作为行政相对人权利救济的依据。因此，从效力上来看，权力清单也不具备法律效力。
因此，根据上述四个方面来判断，权力清单并不是法律规范性文件，其只是行政机关做的一种资料汇编，类似于法律汇编，是一种文献资料。
二、权力清单实施中的几点认识误区
权力清单制度是我国政府行政审批权力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对权力清单制度的进一步推行与落实是政府法治建设的重要举措，对于我国今后的法治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从近几年各地政府有关权力清单制度的实践以及相关研究来看，人们对于权力清单制度的认识仍然存在一些误区，这些误区是对权力清单制度的错误理解，即未能正确认识权力清单制度的法律性质，忽视了权力清单制度的真正功能与作用，这些误区会严重阻碍权力清单制度的进一步推行，亟待澄清。
（一）“依权力清单行政”
权力清单制度实施以来，我国不少行政机关及专家学者都提出了“依权力清单行政”的口号，这种口号初看起来很有宣传效应，似乎对于规范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实际上这种“依权力清单行政”的口号却隐含着一种潜在的危险，即将行政权力清单凌驾于法律之上。首先，我国建设法治政府首先必须要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则，而这里所提出的“依权力清单行政”明显与“依法行政”所不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依权力清单行政”违背了“依法行政”的价值要求，因为根据我们上文所讨论的最终结果来看，我们已经可以确定行政权力清单并非一种行政规范性法律文件，不具有法的形式，其本身也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也就是在严格意义上说，这里的“依权力清单行政”明显与我们所提倡的“依法行政”相违背，是对“依法行政”价值要求的一种歪曲，不利于我们正确理解我国的“依法行政”。其次，“依权力清单行政”实际上也并非真的是依清单行政，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行为时依据的仍然是规定相关权力的具体法律规范而非权力清单本身，行政权力清单只是将行政机关的职权进行梳理并公布出来，其只是对行政权力的归类，本身并不产生行政权力，行政权力仍然只能来源于法律规定，这也是“行政职权法定”原则的要求，而经常提出“依权力清单行政”的口号就可能容易导致行政机关及行政相对人忽视行政权力背后真正的法律依据，并不利于我国长期的法治政府建设。最后，经常提出“依权力清单行政”而非“依法行政”容易使人们产生行政权力清单高于法律的印象，而且这样的话也会使得“依法行政”变成了“依权力清单行政”，让人感觉行政权力清单似乎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并且其效力等级还高于法律[6]127，这样实际上就与我国的“依法行政”与“行政职权法定”原则相违背，不利于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进一步推进与落实，同时也不利于我国未来法治政府的建设。
国有资产法律法规梳理篇4
我国应尽快完善相关会计法律规范立法程序、加强会计法律规范体系和各项工作法规制度的协调与沟通，实现既与国际接轨，又有助于保护自身利益的会计改革目标，适应当前经济发展趋势。
第一，健全会计法律规范体系，尽快制定《会计法实施细则》解决操作难问题，对会计制度、会计工作管理体制和会计人员职权操作作出具体的法律规定，对会计的法律责任作出明确界限制定标准，以便对照执行、增强可操作性；要形成以《会计法》为中心的法规体系，对会计记账管理、会计决策编报等问题撰写相应法规；立法部门应对会计法律规范的制定进行统筹安排，有步骤地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同时对原有会计法律规范进行梳理，对某些会计法规进行修改、理顺其关系。
第二，会计法律规范应与相关法律规范协调一致。一是充分认识会计法律规范与其他法律规范衔接与协调的形式和途径。会计法律规范作为产权保护法律体系的基础性法律之一，应当在符合宪法的前提下为其他法律的执行提供会计专业方面的支持。二是在法律执行和法律程序上为会计法律规范提供支持。三是会计法律规范与相关法律规范的协调应有各自明确的范围和内容。如会计法律规范与《刑法》、《民法》等基本法律的衔接、协调应从保护财产权利条款的基本精神等方面进行衔接；对会计行为的刑事责任及民事赔偿责任的确定，两者应在法律条文上保持一致性，对有歧义的条文应作修改；会计法律规范与《商法》、《公司法》、《证券法》、《税法》等的衔接协调应当按照特殊法与普通法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应条款的协调与沟通。因此当前应对现有会计法律规范进行系统修订，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三，改革会计规范行政化制度，确立会计法律规范的主导地位。市场经济实质是一种法制经济，它要求以健全的法规制度来规范市场经济行为。会计法制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会计改革实现其服务市场经济目标的重要手段。会计法律规范是会计行为的基本法，它具有全面性和原则性，而行政规章等具有局限性和狭义性，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应对会计的行政规章与会计法律规范相冲突的条文进行规范性梳理，增加法律规范比重、逐步减少行政规范比重，改革会计规范行政化制度，确立会计法律规范的主导地位。
国有资产法律法规梳理篇5
关键词民事习惯调研;紧迫性;调研方法
从法学角度分析,传统习惯包含民事、商事、刑事等习惯。刑事习惯在现代文明社会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空间,我们只能从历史档案中去发现刑事习惯曾经的辉煌;商事阶层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并不发达,我国也没实行民商分立立法,所以一般的商事习惯不是社会关注的重点;只有民事习惯,不管历代法律如何变化,在历史上一直繁荣昌盛,时至今日,我国各地还有各式各样的民事习惯在法律之外为规范人们行为和维护本地秩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本质来看,民事法律和民事习惯都是为了平衡利益、解决纠纷、维护秩序稳定的规范措施,应该具有内在一致性,这也是法律的实践性特点决定的。但是因为民事习惯来自于几千年的历史沉淀,经历了不同的朝代和历史形态,成分复杂,既有顺应历史、与时俱进的优良习惯如尊敬长辈、赡养老人等,也有带有明显封建遗俗性质的不良习惯如重男轻女等,而法律是现实的规范,不可能全盘迎合民事习惯,否则就失去了立法的意义。因此好的民事法律应该在调研的基础上筛选、确定好的民事习惯,认可、保障其合法实施,才能将法的强制力和习惯的渗透力相结合,树立法的权威,实现法治的和谐。
《物权法》是我国当代《民法典》立法工作中出台的一部重要的法律。虽然法律理论和实务界已经就民事习惯调研为民法立法之必要工作达成共识,但是在《物权法》中我们没有发现调研的痕迹和相关的民事习惯条文。后续的侵权行为法、亲属法、债权法等立法工作会相继展开,相关立法及主管部门应该及早开始民事习惯调研的准备工作,让“良善”及时入法,以增强民法典的现实可操作性。
一、民事习惯调研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为了扎实开展并做好下一步的民事习惯调研的实际工作,我们首先必须明悉民事习惯调研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民事法律的特有属性决定。民事法律是私法,以保障私权利为主,而私权利自身存在意思自治的巨大空间。如果民事法律的保障效果不能抗衡原有的民事习惯,那结果只能导致法律脱离社会现实,失去立法的价值。民事习惯本来就产生在民事法律之先,良莠并存,民事法律的出现就是要在原有民事习惯基础上加以规范。让社会秩序更稳定。与民事习惯在规范秩序和平衡个体利益方面相比较,民事法律更注重社会整体利益的平衡,所以民事法律在保障效果上要强过民事习惯才可能让人们信仰法律。民事习惯本身就是在历史上经过几十甚至上百年潜移默化形成的,尽管这些习惯有些是被动形成的,但民众的意思自治已经不自觉地深受其影响,根深蒂固,不可能让民事法律在一夜之间或短短几年甚至十几年完全代替民事习惯。所以,通过调研一方面可以使民事法律沿用并接受民事习惯原有的合理因素和积极效果,迎合民众的意思自治的习惯,增强民众认可度;同时也便于做好情事变更的立法工作,让民事法律根据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等环境变化确立新的规则,引导民众逐渐走向法治文明。
2国内外成功的民事立法基本都有民事习惯调研的事实。从国内看,中国民事法律真正出现是近代才开始有的事情,而每一次民事法律立法、修订之时,都伴有规模大小不一的民事习惯调研活动的开展。比较着名的如清朝晚期开始的《大清民律草案》和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民法典《中华民国民法》都是在开展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民事习惯调研活动基础上完成的。
从法律制度史的角度进行分析,罗马时期的市民法(iuscivile)就是“一种习惯,它直接构成对社会现实的法律写照;它是一种活生生的传统。”([意]朱塞佩,格罗索着:《罗马法史》,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第100页)日本、瑞士等国的民法典都在立法之前对民事习惯进行了调研并赋予其一定效力。
3民事习惯的潜在性需要调研甄别和发掘。民事习惯的潜在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这些习惯形式上已经深深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支配着我们的举手投足,具备了自然而发的特性,猛然间要我们明确说出日常民事习惯,反而不能,以致立法者是否也面临这样的境地?如是,调研就显得尤为重要,以防立法把我们身边的优质潜在习惯资源忽略。二是民事习惯实际上已经转化为我们头脑中一种定向的思维模式,如经常碰到“法人”是“法定代表人”简称的习惯笑话,真正习惯上意识到“法人”不是“人”的不多。对于国人习惯思维不能认可的这种舶来品名词,坚持留在民事法律中是否具有现实意义?能否顺应民事习惯改成本土化的概念?我国几十年的法律实践证明,法律与民事习惯的结合疏密将直接影响民法典的实施效果。三是民事习惯因民族、地域、领域不同而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使得民事习惯在特定民族、地域、领域之内是显在通行的,而对于其之外的人们来讲大多数是神秘而潜在的规则,无法共通。民事习惯调研对于这样具有特定条件的民事习惯也要大力发掘,寻找相应法理对策。
4目前众多民事习惯和民事法律有分歧,而民众更认可民事习惯,有架空法律的风险。法律作为实践性很强的规范,应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并发挥作用,如果在“法制相对健全”的情况下,与之有冲突的民事习惯依然昌盛,就要考虑法律的合理性了。如果这些习惯是合理可行的,法律是否能够吸收?如果不可行,法律如何通过恰当方式逐渐扭转大众思维自觉放弃习惯来真正接受法律?
5只有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才有发言权。民事习惯调研是落实法律实践性特点的最佳途径,通过调研可以了解法律在当地实施的可行性。我们一直在做全民普法的法治教育,通过调研,也可以发现我们持续了几十年的全民普法实效如何、症结在何处、如何解决。法律不能仅停留在阳春白雪的高深理论阶段,最终要落到实处,这就需要我们通过调研明确立法方向、落实本土化立法的内容、辨明民事习惯优劣、了解立法的重点,与民生形成真正的互动,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制定一部传世的民法典。
二、民事习惯调研应坚持的科学方法
民事习惯调研不是一项单一线条的简单行为,而是需要全国上下、各行专家,融通古今,糅合、梳理书面资料和实地调研材料,坚持法理原则,以追求和谐法治为目标的一项复杂而宏伟的工程。调研确实具有紧迫性,但是再紧迫也要守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所以坚持科学的调研方法是保证调研成功和立法成功的关键。
1历史文献资料梳理法。民事习惯调研不仅仅只是简单的问询和记录,因为习惯是有文化内涵和历史渊源的,离开了文化背景和历史舞台,民事习惯调研将成为无源之水,干涩无力,不能长久。所以民事习惯调研最基础的方法,就是对涉及我国民事习惯的所有问题,由专业人士搜集古代、近代甚至接近现代的历史文献资料进行分类,并总结其规律,为日后分析实地调研资料做好寻源的基础性工作。
历史文献资料本身的文化深度特性,要求梳理历史文献资料的人员必须是相关领域专家级别的专职人员,政府要从环境、资料、福利待遇上给予全面保障,才能确保梳理出来的历史文献有条理、有深度,为下一步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国有资产法律法规梳理篇6
在人类社会五千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类都在不断的完善自己，不断的活动，而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经过大脑思考，是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而进行的。并为了实现其目的而不断努力，人类从数次的生产力革新、发展，历经了数次工业革命，依次走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所以可以说人类是经过不断的劳动、思考、合作，不断发展生产力中逐步发展的;人类的生存在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下，人类自身必须与周边的环境相互依存，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就不断的试图改变周边的环境，在不断的失败或成功的同时，不断总结经验，丰富自己的知识，掌握各种生活和改造社会的技能。随着人类知识的不断完善，各种生活，工作的组织，机构，方式，制度不断发展形成一定形态的管理机构，逐步发展为管理系统，并使用于当今信息瞬息万变的时代。虽然管理的制度不断改革推进，但是再完善的系统也离不开人类的相互协作，无论是若干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或信息瞬息万变的今天，人类的各种特征为管理学形成提供了客观的条件。至此管理学应运而生。
首先管理是管理者或管理机构在一定范围内通过计划、组织、控制、领导等工作对组织所拥有的资源(人、物、财、时间、信息等)进行合理的配置后有效的利用，以实现组织预定的目标的工程。管理学潜藏于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首先就一个人而言，他在学习中为了提高学习成绩，必须通过制定一份计划(或长期或短期)，然后通过这份计划控制自己，并且有效的分配自己的时间、精力，还要有效的选择合适的信息，从而达到自己的计划，取得成功;又或者一个人的一生必须经过仔细的规划、组织，要不然这一辈子将碌碌无为;大至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小至一个企业，一个家庭，再者到每一个人都处在管理学的范围之内并受其影响。
所以说管理充溢着整个人类社会，正如在管理学形成中提到，管理活动所引出的一切问题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这个推动力并将继续推动这个社会的发展，正在并将长期影响着人类社会。
提到企业管理，我们首先要讲什么是企业，企业的法律形式，企业的类型等等。
企业是以市场为主导，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生产流通服务等经济活动，自主经营，自盈盈亏，独立核算，具备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具体可分为国有、集体、私营、股份制和外资企业等等。
因此，企业管理是指：由企业经理人员或经理机构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过程进行计划、组织、协调、控制以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盈利这一目的的活动总称。
谁是管理者?什么样的人能称为管理者?又或者有人会问：什么是总经理，总经理是总(揽大局)，经(始大业)，理(事自若)，在普通人的印象中，那些所谓的一些企业的经理，董事或一些职能部门的领导或一些政府部门的处长、部长、厅长等等。而这些观点都是对的，但是也是不全面的，不完全的。那怎样定义管理者，根据管理学的概念，管理者应该是这样的人，他通过协调其他人的活动达到与别人一起或者通过别人实现组织目标，应此管理者的工作可能意味着协调一个部门的工作，也可能意味着监督几个单独的人，还可能包含协调一个团队的活动，具体到生活，一些经营的小部市门，或一个几个人组成的商店的老板，又或是一个家庭的决策者，大至大公司的经理，理事，董事都是管理者。
管理者必须达到几种境界：第一，自知不能;第二，不知有能;第三，能在卓越。必须有自己的一套理念，俗话说：理念为“体”，能力为“用”，“用”不足可找人帮忙，无“体”则为无头苍蝇。企业管理者亦是如此。
国有资产法律法规梳理篇7
2.强化约谈提醒，层层压实责任。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与人防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着眼人防业务工作特点，建立起了主要领导具体抓，班子成员协调抓的“一岗双责”党风廉政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全面开展工作，抓住责任主体，实施有效监督，为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确保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常抓不懈。适时开展廉政谈话，要求各窗口负责人在廉政建设工作中切实做到责任担在肩，行动走在前，作风转变先，立好标杆，做好表率。
3.落实整改要求，做好梳理总结工作。按照州委巡察工作要求，梳理总结巡察反馈问题，持续抓牢抓实整改。坚持点面结合，举一反三，着眼长远，积极建立完善长效机制，建立和修订全面从严治党、内部管理、行政审批规范等制度。
4.强化作风建设，履职尽责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充分发挥作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州人防办积极贯彻落实疫情防控工作部署要求，全体人员上下一心、齐力攻坚，严格落实自身责任，坚守工作岗位，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办事群众和工作人员人身安全，充分显示了政务人的奉献与担当。
国有资产法律法规梳理篇8
为了解决劳动法的规范冲突问题，在立法时，应统一立法政策，废改立同时进行，在立法完成后及时进行相关法律规范特别是下位阶法律规范的梳理。
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中国劳动保障发展报告（2016）》，梳理了我国劳动关系领域的法律两部，行政法规7部，部门规章15部，复函、答复139个，意见、通知等48个。
然而，在上述劳动关系立法中，个别条款之间却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专家建议，相关规范制定机关亟需对此进行清理。
一周标准工作时间是多少？
问及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会说，40小时。
因为根据《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最迟自1997年5月1日后实施此规定。
但实践中肯定还有别的答案。
一家大型企业集团近日的校招信息明确写道：“长白班人员工作六天休一天（每周44小时工作制，周日休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和《劳动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最长周工作时间为44小时。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文静表示，虽然实践中我们已普遍接受了周最长工作时间为40小时的规定，但从效力层级上来说，按照立法法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显然应当适用劳动法的规定，即每周正常工作时间最长不超过44小时。
对于这种新的位阶较低规定与旧的位阶较高规定之间的不一致，李文静的建议是：为避免形式上产生上述冲突，建议修改劳动法第三十六条，明确授权国务院在法定范围内制定具体工时制度。这种修改在避免冲突的同时，还赋予了国务院一定程度的裁量权，便于国务院按照社会经济形势及时合理地确定工时制度。
李文静梳理发现，在我国劳动关系领域现行两部法律、7部行政法规、15部部门规章和众多复函、答复、意见、通知中，多个条款之间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对此，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副院长沈建峰说：“规范冲突问题是我国劳动法中比较多见的现象。”
沈建峰认为，原因首先在于，劳动法律具有很强的社会政策色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不断做规则调整。从改革开放开始至今，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劳动法律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近年来，劳动立法速度较快，但是旧法废改却没有跟进，新旧法的冲突就在所难免。
“其次，劳动立法的部门立法较多，不同立法机构的规范设置之间容易发生冲突。最后，立法技术方面的缺陷，也会导致劳动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沈建峰说。
劳动法律法规之间起冲突
李文静梳理还发现一种不一致情况，新法没有就相关内容作出规定，旧有相关规定是否需要继续执行。
比如医疗补助费相关规定。
对于劳动者患病或非因公负伤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支付医疗补助费的情形，《劳动部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第22条、《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6条、《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5条，均规定用人单位除支付经济补偿金外，还需支付医疗补助费。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仅规定了用人单位需支付经济补偿，未规定医疗补助费。
实践中，劳动者还因此与用人单位打起了官司。
2011年3月16日，孙某与某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期间为2011年3月16日至2013年12月31日止。此后，孙某因患病，自2012年2月27日至2012年11月2日，先后9次住院治疗。另外，自2012年8月27日开始，孙某因病未再到某公司工作。
2013年6月，孙某以其患病住院治疗、某公司在医疗期扣发工资为由，请求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双方争议的问题之一是，用人单位是否应支付医疗补助费。
一审法院认为，原劳动部为了规范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对劳动者的经济补偿标准，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制定部门规章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医疗补助费。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上述规章并未被有权机关废止，其第六条关于医疗补助费的规定未与上位法相冲突，仍为有效。
因此，孙某请求某公司支付医疗补助费，法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后，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驳回上诉，维持了一审判决。
李文静认为，虽然劳动合同法未规定医疗补助费，但医疗补助费的功能显然与劳动合同解除终止经济补偿的功能不同，在相关规定未被明确废止的情况下，应当继续适用。
除此之外，李文静还发现，关于用人单位克扣或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未依法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法律责任，法律、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规定不一致；对解除劳动合同后，未依法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的额外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问题，法律、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规定不一致。
在沈建峰看来，劳动关系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对司法、执法以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等来说，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沈建峰认为，最大影响在于，增加了司法机关、仲裁机构适用法律的难度，导致同样的案件作出完全不同裁判的现象时有发生，损害了法律的权威。
“降低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对劳动法律规则的可预期性。劳动用工过程中的行为规则不确定，对用人单位来说，一方面导致用工管理成本提高，另一方面具有计划经济企业办社会色彩的用人单位义务规则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用人单位规则并存，往往也加重了企业负担；对劳动者来说，保护其利益的法律规则不确定，权益维护的成本增加。”沈建峰说。
及时清理与上位阶法律不一规范
根据李文静的梳理，我国法律、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试用期期限的规定非常不一致，亟需统一。
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
《国家铁路劳动用工管理办法》和《劳动部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则规定，对六个月以下、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一年以上两年以下的劳动合同，分别规定了不得超过15日、30日和60日的试用期。
而《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劳动合同起算时间和试用期问题的复函》第2条规定，合同制工人试用期为三个月至六个月。
李文静认为，针对上述冲突，按照法律优先原则，应当适用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建议通过适当的方式明确宣布相关部门规范性文件中的相关内容不再适用，并建议铁路管理部门修订《国家铁路劳动用工管理办法》中的相关内容。
沈建峰认为，为了解决劳动法的规范冲突问题，在立法时，应统一立法政策，废改立同时进行，在立法完成后及时进行相关法律规范特别是下位阶法律规范的梳理。
“劳动法领域的规范梳理是一项紧迫而繁重的任务。”沈建峰说。
国有资产法律法规梳理篇9
现年49岁的谭传华，18岁时因意外失去右手。他学过医、做过小学老师，还以卖画为生流浪过大半个中国。
1993年，一直苦于木雕生意冷清的谭传华，偶然买到一把木梳，当时市场上以塑料梳子为主，木梳并不多见。他感到这木梳中蕴含着巨大的商机。
“30多个工人都不知道梳子怎么做，半年才做出来。”谭传华的第一批产品出厂了，可一整天，4个业务员只卖掉了一把2元钱的梳子。销路打不开，怎么办？
“改个大家都能记得住的名字！”谭传华的梳子用过“先生”牌、“小姐”牌，由于识别力不强，牌子打出去没人记得住。打了很多广告也没效果，“谭老板打广告，我这边坐收渔利。”竞争对手的这句话给了谭传华很大的刺激。他决定改成“谭木匠”。
当时市场上梳子样式单一、品牌形象不突出，高端市场一片空白。谭木匠决定塑造品牌，采取品牌塑造与销售结合的战略。
在销售场所上，谭木匠专卖店面积不大，却选在闹市区，这里人流量大、消费力高；陈列上极具特色。谭木匠店面风格统一，包括门楣字样的书写、店头全木包装，店内木质展台的设计。在定价上，谭木匠也注意体现品牌地位。一是高价，谭木匠的梳子，最便宜的18元，最贵的200多元，普通的黄杨木梳子价格38元。和几元钱一把的梳子相比，价格差距非常大。高价能获得高毛利，与专卖店的销售方式以及地理位置相协调，还将品牌定位与同行区分了出来；二是统一定价，所有专卖店的价格一样；三是不还价，一律按照标价出售，没有任何折扣，这很符合专卖店经营的规律。
成功构建特许加盟网络
创业之初，谭传华派业务员挎着篮子在街头叫卖，但销售有限。进国有大型商场，谭传华和商场的负责人说：“三天卖不掉，你就把它全烧掉！”结果，黄杨木梳子卖得很好。
然而好景不长。商场经营不善，谭传华决定自己开店销售。产品销售要不走分销渠道，要不做连锁专卖店。第一种做法销量能上来，但利润低，品牌难做。第二种做法销量相对小，但毛利高，能塑造品牌，而且加盟店分担风险。此外，管理成本也低，而且等到品牌做起来之后，还可以扩充销售渠道的模式或者延伸产品。走哪条路呢？恰好南通的一名商人看中了谭木匠的生意，提出做加盟店的想法，谭传华同意了，做连锁！1998年第一家谭木匠加盟店开张了。
在特许加盟连锁管理上，谭木匠很有特色。一方面，谭木匠有稳健的加盟政策：将产品定位为高级木梳，要求加盟者必须在繁华商业区有20平方米以上的独立店面。谭木匠不希望加盟者太有钱，因为“太有钱就不会认真卖”，所以加盟费比较低，地级城市1万元、省会城市2万元。但加盟店进货现款现货，概不赊欠，这样，谭木匠能够避免财务风险。
为了保护加盟者的利益，谭木匠允许在经营期间调换滞销货，对那些合同期满不再经营者，可退一年内存货，收取零售额6%的退货费。每个专卖店的经营范围和销售价格都统一划分，严格控制，每个地区都派出市场督导员，负责监督规范市场。凡是违规经营的专卖店，都将给予严厉的处罚，直到取消经营权。
谭木匠锁店装潢风格，以红檀木色为标准色，具有沉着、古朴、传统、自然的特质，加强并投射出品牌形象。全木制的装饰、温暖的圆桶灯、满墙的梳子和古香古色的色调，购物环境亲切而温暖。
通过特许加盟，谭木匠逐渐在全国建立了分销网络，当这个网络越来越密的时候，就达到了与“大分销”殊途同归的效果。高毛利和品牌形象又优于大分销，这就是谭木匠专卖店体系的独到之处。
谭木匠改造了信息管理系统，使得进销存管理效率大大提高，生产与销售之间的关系捋得更顺了。
产品线丰富附加值挖掘彻底
谭木匠的梳子将传统工艺与现代专利抛光技术、插齿技术结合起来，用料考究，具有防静电、保健、顺发等基本功能。而且产品概念极具民族特色，有牡丹、翠竹组成的“花开富贵，竹报平安”，有凤求凰、合家欢等系列产品，符合国人审美习惯，也为产品增添文化特色。按材质分，梳类有水黄杨、梨木、玉檀木、紫檀木、黑角等十几种材料上百个品种。除了梳子产品外，还有镜类、扇类、健身类等产品。而这些产品也有多种样式和品种。比如镜类产品，有雕刻、彩绘、手绘等多种样式、上百个图案；扇类有绢扇、纸扇数十个花色；健身类有健身扒、按摩器、健身锥、香面刮、淋浴器等十几个品种；其它还有佛珠、发夹、刮痧板、鞋拔等等。产品涉及126个种类、574个型号、2480种款式，每年推出300多款新品。
谭传华说：“我们的设计师团队来自三方面，首先是内部设计团队，另一方面是与专业网站、杂志、公司、院校合作，整合国内的设计团队，还有就是与德国、意大利、法国等国际设计师事务所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融合国际上的设计力量。”“我们就是依靠层出不穷地推出新品，以速度制胜，让竞争对手即使模仿都追不上来！
国有资产法律法规梳理篇10
关键词：劳务派遣；劳动用工；对策建议
一、现阶段劳务派遣用工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劳务派遣用工现状
1.劳务派遣用工基本情况。截止2015年6月底，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劳务派遣用工共计8135人，其中：16家全资控股单位主业使用劳务派遣形式用工1613人；59家全资控股单位主办111家集体企业使用劳务派遣形式用工6522人。劳务派遣用工数占公司用工总量的9.6%，但部分单位尤其集体企业劳务派遣用工总量较大，用工比例过高。
2.非“三性”岗位用工规范情况。根据《国家电网公司劳务派遣适用岗位指导名录》，结合本单位实际确定“三性”岗位范围，经营管理、技术和关键技能等核心和岗位不得使用劳务派遣用工。
3.劳务派遣用工减员降比情况。上半年公司采取多种措施减少主业劳务派遣用工440人，其中主业248人，集体企业192人。加强盘活人力资源存量，引导长期职工跨单位、跨专业合理有序流动，省、市层面及各单位间完成配置853人次，实现长期职工替代清理非“三性”岗位劳务派遣用工。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1.部分集体企业是完全市场化运作模式，用工比例大，需求变动较快，采取劳务派遣用工比较适宜，如完全按比例、按岗位采用劳务派遣用工，可能会影响、制约集体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
2.业务外包操作有待进一步规范，缺少统一的业务外包管理办法。下一步将重点研究制定统一的业务外包办法，明确外包的业务范围、费用标准和渠道，有计划的培养外委队伍，加强人员培训和准入管理。
3.因各市、县地域人力资源服务市场建设水平限制，劳动派遣机构可选范围和服务质量等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部分市县存在管理不规范、资信较差的劳务派遣机构，导致选择难度较大。
4.职业发展通道难以打通，在现有管理体制机制下，各类员工身份界限难以打破，加之劳务派遣用工法律上受限于“三性”岗位，在主业为劳务派遣用工搭建职业发展通道不现实，劳务派遣用工看不到希望和未来，在企业被边缘化，客观上挫伤了劳务派遣用工的工作积极性，降低企业的忠诚度。
5.薪酬待遇调整无法建立长效机制，简单“同工同酬”带来的人工成本增量企业成本无力支撑，受企业成本集约化管控的影响，劳务费用的下达标准和总额不能满足劳务派遣用工的薪酬待遇支付，更无法满足薪酬待遇的增长需求，如果薪酬待遇差距再不断扩大，劳务派遣用工的“不公平感”会更加突出。
二、规范劳务派遣用工的对策和建议
1.在《国家电网公司劳务派遣适用岗位指导名录》的基础上进行岗位梳理，结合定员范围内岗位空缺、内部劳动力供给以及当地劳动力市场供给情况，梳理、确定本单位劳务派遣用工岗位，并适时依法履行民主程序，根据需要做好属地劳动行政管理部门报备工作。
2.加强业务委托用工模式的研究，指导各单位根据自身业务特点，理清核心业务、常规业务和一般业务的界面，确定业务委托的岗位范围。业务外包模式下的用工管理采取间接管理方式，通过公开招标等方式确定业务受托单位，制订标准、制度、流程，支持、协助承包方完善管理，加强规范管理，防止“假外委、真派遣”等问题。
3.建立健全劳务派遣人员绩效考核体系和薪酬管理体系。加强对劳务派遣人员的常态管理，健全完善劳务派遣用工绩效考核和奖惩制度，定期将考核情况反馈给劳务派遣单位，作为兑现薪酬待遇及实施奖惩的依据。
4.加强劳务派遣机构准入控制。梳理劳务派遣机构情况，结合《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务派遣机构设置的相关规定，加强对劳务派遣机构的准入控制，指导基层单位按照符合国家法律规定、财务状况良好、内控制度完备、管理规范、信用等级好的要求择优选择劳务派遣机构，对于尚未取得行政许可证的劳务派遣机构应立即终止合同。对现存续的机构推行评价机制，监督派遣机构制度建设、派遣人员劳动合同签订等情况，完善、规范劳务派遣协议条款，防范用工连带法律风险。
5.建立劳务派遣人员培训考试机制。制定劳务派遣人员培训考试实施意见，指导各单位依据职业能力培训规范的要求，增强技能培训的实操性，建立与工资收入挂钩的技能水平常态培训考试机制，确保劳务派遣人员技能水平适应企业发展和设备技术升级的需要。各单位协调配合派遣机构组织新上岗、换岗的劳务派遣人员岗前培训，应不少于1周时间，经培训考试合格者方可上岗，培训不合格的应重新培训或退回派遣机构。
参考文献：
[1]王逸吟.殷泓.劳动合同法修正案征55万条意见[n].光明日报.2012-08-08.
[2]李晖.劳务派遣及其法律规制———兼论劳动合同法有关条款的完善[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9，（1）.
[3]周宝妹.劳务派遣法律关系研究[J].法学杂志，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