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专业背景篇1
【关键词】创新创业行政管理教育改革
一、引言
2010年5月4日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高等学校应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1]
2015年5月，国务院《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高校创新创业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它要求各高校继续创新人才培养体制、办学体制、教育管理体制，着力培养创新型人才，尽快解决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需求与现实高校高质量多样化人才培养短缺的矛盾。[2]
然而，目前很多高校行政管理专业的创新创业教育并没有很好地融入人才培养方案中。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形势下，应用型高校更应该紧紧围绕国家关于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相关文件要求，通过多种形式积极探索行政管理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改革问题，培养更多高质量创新型人才，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应用型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现状
（一）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不够完善
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对自身的定位，主要是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各类团体培养具有行政管理能力的专业人才，该专业人才辐射具有广泛性特点。因此，各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更倾向于培养具有扎实专业基础知识的通才。专业课程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模块：一是管理学，如国内外管理学基础、公共关系学、行政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二是政治学，如政治学原理、比较政治制度、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等；三是经济学，如西方经济学等；四是法学，如行政法、行政诉讼法等；五是社会学，如社会学原理、社会调查与统计等。各高校均较为重视基础知识的教育，课程安排也以基础理论课程为主，忽视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近年来，各高校虽纷纷增加了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的教学，但实践课程比例较低，课程设置仍不够系统、完善。
（二）创新创业师资队伍有待强化
师资力量是衡量一个高校教学水平的重要指标。目前，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师大都毕业于高等学校，越来越多的专业教师具有硕士、博士学位，他们的基础知识非常扎实，但缺乏行政管理社会实践经验，实践能力较弱。现阶段，各高校增加的创新创业基础课程，很大部分由年轻教师承担。这部分老师没有专业的创新创业知识背景，仅凭几次短期速成培训，便站上讲台，其对行政管理专业创新创业的理解不够深刻，极易流于形式。而具体实操课程虽由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骨干教师授课，但这部分教师从高校毕业后直接进入大学任教，较少具有企事业单位实践经验，其对学生社会实践的指导能力较弱，创新创业能力亟待提高。
（三）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单一
应用型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需要紧紧围绕社会需求这个中心。越来越多的专业学科带头人开始探索行政管理专业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着力提升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但目前各高校创新创业实践活动较为单一，主要以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居多，没有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创新实践及创业平台。
三、基于应用型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在新的历史时期，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应用型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应与时俱进，着力探索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培养更多高质量创新型人才，不断适应新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的需要。
（一）重构行政管理专业课程体系
为改变应用型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育中重理论轻实践的现状，应该重新构建新的专业课程体系。具体来说，就是要将创新创业教育与行政管理专业课程体系有机融合。在课程设置上，除行政管理理论课程外，还需重点设置创新创业基础课程及实践课程的比重，要不断完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将创新创业课程纳入行政管理专业教育教学计划，贯穿于大学生专业学习全过程，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增强创新自觉。课程选择上，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学分体系，设置系列创新创业课程，包括创新创业必修课、选修课和集中实践课程，强化多层次深度培养，以实现多元化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
（二）加强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建设
创新时代已经到来，创新人才的急缺对高校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针对目前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教师创新能力弱这一问题，各高校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建设：一是为教师提供创新创业教育学习机会，通过进修、讲座、培训、研讨会等多种方式学习创新创业理论知识，增加教师创新创业理论知识储备。二是为教师提供“实岗挂职”的机会。学校应加强与企业的联系与合作，为教师提供到企业学习的机会，通过“实岗挂职”的方式提高教师的创新实践与指导能力。三是招聘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业管理人员，充实创新创业教师人才结构，为学生讲授创新实践课程，引导学生自觉培养创新实践能力。
（三）重点建设创新创业实践基地
应用型高校行政管理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社会需求对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要求较高。为更大力增强学生的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高校应结合创新创业课程，建设创业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全方位创业支撑平台。一是重点建设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为学生提供创业实践必要的场地、设备，使学生得以将理论付诸实践，不断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二是加强校企合作，借助企业的平台，向企业输送更多的人才进行社会实践，以期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四）加大创业扶持资金投入
目前，应用型高校大学生创业面临着诸多问题，而资金短缺则是大学生创业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部分学生虽有创业意识、有创业项目但均因没有足够的资金只能对创业望而却步。应用型高校应加大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创业扶持力度，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增加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数量，以U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深度和广度，达到更大范围支持学生开展创新创业实践的效果。
（五）积极开展多种创业培训
应用型高校要完善行政管理专业创新创业课程体系，除了将创新创业课程贯穿于大学四年，以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精神外，还应在大四这一学年针对有创业愿望的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创业培训，如邀请有丰富创业经验的企业管理人员、创业成功的毕业生校友等，为学生开展各种主题的创业培训，让有创业意向的学生充分了解创业信息收集平台、创业测评、创业风险评估等专业知识，提高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
四、结语
创新创业背景下，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学生面临很多创业政策机遇。应用型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应深入探讨如何改革创新创业教育，树立学生的创新意识，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高质量的创新型人才，以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和国家发展战略需要。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2010.5.
[2]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5.5.
行政管理专业背景篇2
文章以高阶理论为基础，通过对中国各省级领导团队人口背景特征的实证研究，探究其与政府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研究，本文发现：中国各省级政府绩效成员的专业背景以及任期对政府绩效水平显著相关。而性别、学历、年龄以及工作经历与政府绩效不存在显著相关。
【关键词】
人口背景特征；政府绩效；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0引言
政府领导作为一个组织的领航者、组织政策的决断者和组织行为的推动者，对政府绩效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楚德江，2008）。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政府领导的认知以及其价值观决定了政府行为的方向，政府领导的背景决定了政府的资源等。政府领导的学历水平越高，对事物的理解能力越强，其相应的高学历关系网越大，所获得的意见和资源就越多，由此所考虑的问题越全，解决问题的方法越多。不同的备选方案，使得政府领导能作出更好的政策方针，好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是政府绩效的提高。因此，吴建南和马亮（2009）提出，官员的个人特征和政治背景等将是未来学术界的研究方向。
对于政府领导者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研究个体绩效和特征等对晋升的影响（薄智跃，1996）；二是以绩效作为因变量，考察个体因素对其的影响程度（Sigelman&Roland，1981）。但实际上官员晋升，是基于晋升者预期能带来好的绩效，而国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鲜有报道。因此，文章以高阶理论为基础，通过实证研究，探究各省领导人口背景特征对政府绩效的影响程度。
1相关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高阶理论的核心思想是高层管理人员会对其所面临的情景和选择做出高度个性化的诠释，并以此为基础采取行动，即高层管理人员在行动中注入了大量自身所具有的经验、性格、价值观等特征。从文献的调查来看，学术界对企业家人口背景特征与企业战略选择和企业绩效等研究中普遍以高阶理论作为依据，其基本观点之一是：高层管理者的人口背景特征可以有效地解释企业管理结果。Hambrick和mason（1984）认为，要研究企业家的认知基础和价值观，就必须使用人口学中的相关指标，如年龄、组织任期、职业背景、教育、性别、种族等等。因为人的认知基础都是从他的经验中演化而来的，所获得的认知基础是共享的前提，因此人口学特征是测量人口背景特征的最佳指示器。中国各省级领导犹如企业高层管理者，领导和管理着各省的经济、社会、政治等。
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来看，通常把管理者的年龄（James，2005）、性别（adams，2009）、学历（wally&Baum，1994）、专业（Barker&muller，2002）、任期（Hambrick，1991）、职业经历（Bantel&Jackson，1989）等作为背景特征的观测指标。针对此类问题，西方学者（Finkelsetin&Hambrick，1997）认为企业家年龄、受教育程度，职能背景和任职时间是最能影响高管的知识基础、认知导向和价值观；陈传明等（2008）综合了各家的经验，着重分析了企业家教育背景（学历、专业）、职业背景（职能背景、任职企业数）、年龄和性别四类变量；陈守明、范嘉斯等（2012）结合高阶理论着重分析了企业家年龄、受教育程度、职能背景、任期四个变量对企业社会绩效的关系。本文根据研究的目的及数据的可得性，从人口统计特征、教育背景和工作背景三个方面研究中国各省级领导人口背景特征与政府绩效的关系。
1.1人口统计特征
相关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管理者的认知能力会下降，知识结构会老化（陈传明，2008），这对于政府领导者个体知识体系的更新和变革产生抵抗的倾向。随着年龄的增大，管理者对财务和职位的安全性会越来越重视（aluttoetal.，1975），年长的政府领导从心理上都安于现状，抵制改革，因此政府绩效提升不大甚至停滞不前。鉴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1：中国各省级领导的年龄与政府绩效呈负相关。
（2003）认为，男性和女性在智力上的本质差异几乎为零，差异主要体现在其各自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上。男性政府领导由于魄力十足，敢于挑战新事物，因此容易出大政绩；而女性领导则稳打稳扎，政绩提升较慢。此外，陈传明等（2008）认为，在职业生涯中，男性较女性所获得的知识、资源会更多。有关实证也证明，男性比女性在信息获取的渠道上占优势。据此，我们可以得出：
假设2：与男性领导相比，女性政府领导的政绩一般较低。
1.2教育背景
教育水平是体现个人文化素质和解决问题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学历是反映一个人对事物的理解和信息收集与处理的能力等。一般来说，学历高的政府领导人，容易对复杂的地区问题进行快速正确的定位，并能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同时，社会关系学研究也发现，主体学历与社交范围和层次成正相关（胡荣，2003），政府领导在解决问题时能从全局的角度综合各方意见提出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法。也就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中国各省级领导人学历水平与政府绩效呈正相关。
自然科学是对自然规律的一个掌握，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不为人的主观意识而改变。相反，社会科学则是考察人与人之间所反映出的一种社会现象，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人可以通过行为或思想来影响社会和改造社会。政府作为特殊的服务型组织，本质是通过政府行为来促进社会进步。因此，我们可以认为：
假设4：具有社会科学背景的政府领导的政府绩效较好。
1.3工作背景
任职时间的长短直接影响着中国各省级领导对其所在省份具体情况的了解。一般来说，任期越长，对省内问题的根本认识越充分，行政管理团队越稳定等等。因此，我们可以假设：
假设5：省级领导的任期与其政府绩效呈正相关。
中国各省级领导在踏入仕途之前，也许曾经在一个或者更多的企业中工作过。而这些工作经验，能够让省级领导灵活运用到实际的行政管理当中，并且分享给所有部属，从而影响政府的整体绩效水平。相反，对于高校毕业后直接到政府机关工作的，其工作背景较弱，相应的社会经验较贫乏，知识面比较局限，考虑问题过于片面，导致政府绩效的低下。鉴于此，我们认为：
假设6：政府领导的工作背景与政府绩效具有相关性。
2研究样本与研究设计
2.1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选取的样本是中国31个具有省级行政权利的省、市和自治区。政府绩效所要测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这些数据虽然不能全面的反应出中国各省级领导人的人口背景特征以及当地政府的绩效水平。但省长是本省行政系统的最高领导者，在行政系统中影响力是最大的。同时，2011年是我国“十一五”规划的中期，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设定的政策已处于中期阶段，以及统计年鉴数据具有官方的权威性。因此，数据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和可搜集性。
2.2政府绩效的测量
政府绩效作为衡量政府治理水平和运作效率的依据，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存在着多个维度或者构面，很难用一个或两个维度或指标进行概括（Boyne，2002）。本研究则是基于多维度测量的原则，引用高昊等（2013）所构建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该体系从6个要素、36个指标来评价政府的绩效水平。同时，考虑到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所造成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引入“人均GDp”的指标作为解释变量。
2.3中国各省级领导人口背景特征的测量指标
政府作为一个具有行政职能的机构，省长对于本省政府职能工作是具有核心的作用，省长的价值观以及社会经历都会影响到本省的发展。因此，本文所要测量的省级领导人口背景特征是通过测量中国各省省长的信息为主要依据。
3实证分析
3.1描述性统计与pearson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将中国各省级领导的人口背景特征数据以及测评得出的各省政府绩效的6个统计指标和最终绩效评分录入到SpSS17.0软件中，得出描述性统计和pearson相关分析表（见表2）。从均值指标来看，中国各省级领导人的平均年龄高于57岁，平均学历接近硕士研究生水平，绝大部分的领导人具有社会科学的专业背景，平均任期3年以上，具有企业工作背景的领导人数量不多。观察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发现各省级领导的专业属性、任期与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稳定，专业属性与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呈显著相关。政府综合绩效与专业属性呈显著负相关，与任期呈显著正相关。由于本文只考虑政府的综合绩效，故忽略政府绩效各指标与省级领导人口背景特征的相关性。
3.2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数据，剔除性别，本研究对样本总体的其余五个统计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表4和表5。根据Dw检验表（α=0.05）可知，Durbin-watson的临界值为DL=1.16021和DU=1.73518。表3显示模型Durbin-watson值为1.682，处于临界范围内，因此可以认为不存在自相关。
表4显示，专业性质和任期t值在0.05显著性水平上呈线性相关，与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一致。相反，年龄、性别、学历和工作背景并没有相关分析结果证明具有相关性。
从描述性统计、pearson相关性分析以及多元回归分析中可以发现，中国各省级领导的专业性质和任期与政府整体绩效显著相关，且结果显示：具有理工科背景的领导比具有社会科学背景的领导的政府绩效要高；省级政府领导的任期越长，其政府绩效越高。因此，假设1、2、3、6没有分析结果作为支撑，不予以成立，而假设4与结果相反，假设5得以证实具有显著正相关。
具有社会科学背景的领导人所研究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活”的东西，而理工科背景的领导人是研究和归纳自然的普遍规律，是一种“死”的东西。一般来说，理工科背景的领导人的逻辑思维能力较强，善于用模型、数据等实证研究来归纳总结，因此往往容易发现事物的规律性。此外，在中国教育中，社会科学专业往往是纯粹靠背就能毕业，这也容易引发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各省级领导人的平均学历水平很高，但绝大部分都具有社会科学专业背景，是否社会科学专业真的是纯粹的靠背就能顺利毕业？但从逻辑思维的角度看，具有理工科背景的领导人在实际的事务操作过程中会更多的关心数据的结果。而且，理工科的思维方式要求发现其最本质的原因，因此具有理工科背景的领导人更能从问题的本质出发来解决，而不是治标不治本。
进入组织的时间是决定成员沟通交流的重要因素（allen&Cohen）。团队人员共事时间越长越容易形成固定的沟通和表述团队成员观点的方式（Katz）。中国各省级领导人任期时间越长，与下属成员之间相互的沟通越通畅，更容易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好政策实施和推广的可能性更大。省级领导者任期直接决定了其在省级政府系统中的地位，地位的高低，直接影响到领导者能否对资源的有效支配。此外，省级领导的任期越长，其社会认识能力和影响力也较大，对于社会各阶层情况的了解和资源的利用都能做到有效解决、利用。
4结论与展望
从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中国各省级领导的专业背景和任期对于政府绩效是具有显著地影响作用。一方面，具有理工科背景的领导人的逻辑思维方式能更够对社会根本问题有较深刻的认识，提出“治本”的方法，从而能较好地提高本省的综合发展水平。相反，在中国教育体制水平欠发达的环境下，具有社会科学背景的领导人对问题的根本把握不深，社会问题没能有效得以解决。另一方面，任期长的省级领导人，能够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行政管理团队以及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有利于政策措施的落实。同时，任期时间长，对本省各个阶层的认识也较深，考虑问题能从全局的方面去思考。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各省级领导人普遍为男性。针对这一现象，我们能否假设男性较女性更适合当领导人？此外，政府绩效是一个综合指标，是经济协调、人民生活水平、政府效率、社会公平、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共六个指标的要素权重计算综合结果。但是，在考核领导者人口背景特征与政府绩效关系的过程中，本研究对于人口背景特征与政府绩效体系的逻辑关系缺乏研究。因此，相信在未来的课题研究方面，会有更多的学者循着以上的方向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高昊，杨琴，周洪美.中国省级政府绩效测评体系构建及实证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13（1）：51-55.
[2]吴建南，马亮.政府绩效与官员晋升研究综述[J].公共行政评论，2009（2）：178-202+212.
行政管理专业背景篇3
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加强公司治理已经成为各个企业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董事会是企业战略决策的核心机构，需要和高管人员一起做出关键的战略决策，从根本上决定了企业的持续竞争力和企业绩效。董事会资本作为董事会研究的新领域，已经逐渐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和重视。相对国外而言，我国对董事会资本与企业绩效的研究大部分局限在理论层面，实证研究相对较少。而个别实证研究主要从整体的角度来考虑董事会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比如董事会资本深度和广度与企业绩效关系，很少从董事会资本的各个方面研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从而缺乏具体的指导意义。本文通过研究董事年龄、学历、职业背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深入具体分析董事会资本的具体方面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从而为我国上市企业的董事会建设，增强董事会资本提供有益的参考价值。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董事会成员的年龄
董事的年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阅历，同时还对价值观和战略决策水平产生影响。在发展战略方向，年纪大的董事有着经验的优势，但他们的尝新能力、受压能力不如从前，所以面对激烈的外部大环境，仅依靠过时的经验和讯息，不能够对企业提供更有效的决策。Bantel和Jackson（1989）认为高管团队特征包括平均年龄、教育背景、职能背景。其中，高管人员的平均年龄与公司绩效负相关，高管团队人员性特征能对组织战略产生影响。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1：
H1：董事会成员的平均年龄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
（二）董事会成员的平均学历
个人的能力水平等无形资源与他们的学历有关，学历越高，个人的专业水平越高。如果企业董事的学历越高，那他们的专业知识、技能等无形资本会越高;个人的学历水平与其的知识能力之间呈正相关。管理者们受教育的学历越高，他们了解的有用的信息也就越多，越会做出对企业有益的战略决策。Barker和George（2008）检验了管理层特征与企业创新之间的相关关系，得出两个重要结论：管理层任期的多样性对企业创新有负面影响;管理层的教育水平对企业创新度表现为积极的影响。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2：
H2：董事会成员的平均学历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三）董事会成员的技术背景
经验资本是指曾经从事过技术工作，所具有的经验所形成的一种资本。技术型背景是指专业性强的董事，他们通常具有高学历和杰出的研究基础。他们都是生物制药领域的专业人士，专门从事生物制药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们依靠自身的理论基础和实务经验，为企业提供了更好的服务，他们可以从专业领域提出一些新思维，利用新技术来帮助企业脱离困境，从而提高公司绩效。Carpenter和westphal（2001）发现董事的技能、经验、知识专长可能会影响他们在监督Ceo、评价战略执行效果、制定继任计划和奖励管理层方面的效能，依据理论，董事会能够有效地监督与控制管理层，公司绩效将会提高。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3：
H3：拥有更多的技术背景的董事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四）董事会成员的政治背景
对于企业来说，获得自身发展所需的资源、壮大企业优势地位有积极影响，能不能充分合理地使用这些优势是影响企业经营绩效和竞争能力的主要因素。许多实证结果也表明，董事会成员中拥有的政治关系不仅可以使企业的外部市场环境变简单，降低风险，同样会有助于这些企业获得各种稀缺的资源，从而使企业能保持其优势地位。Faccio（2006）的研究表明，高管的政治关联能给企业带来融资的便利、税收优惠等好处，从而对公司绩效产生正向的影响，且政府干预性越强，这种影响越显著，因而高管人员的政治关联是有价值的资源。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4：
H4：董事会成员的政治背景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五）董事会成员的银行背景
伴随企业的成长，其对资金的需要也显得格外重要。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如何取得外部市场的支持，主要依赖于各种金融关联，就是企业和银行的联系程度。由前人的研究结论可知，外部融资绝对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变化发展，其影响了整个企业的发展计划。原因是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来维持，并且企业发展需要资金带来更多的机会。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5：
H5：董事会成员的银行背景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采用生物制药企业2011年至2013年近三年的数据。文中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服务中心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和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采用“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中的“高管信息”中董事简历数据，通过手工罗列算出比例而得。财务分析指标数据选取的是2011至2013年的年报。而对于董事们的相关背景数据的得出，作为有效样本，实证分析采取eXCeL、SpSS19.0完成。
（二）变量定义
1.解释变量的设定。
（1）董事会成员的年龄（aGe）。董事会的年龄采用样本年龄的平均数来衡量。
（2）董事会成员的平均学历（eDU）。首先对变量进行赋值，大专学历得2分;本科学历得3分;硕士研究生学历得4分;博士研究生学历得5分，最后选取平均值。
（3）董事会成员的技术背景（teCH）。本文将独立董事的职称分为有技术背景和无技术背景，分别赋值为1和0，以一个董事会为单位，将独立董事赋值总计除以总人数，取平均值作为本文所需解释变量。
（4）董事会成员的政治背景（Bp）。本文采用董事中拥有政治背景的董事所占比例来衡量。
（5）董事会成员的银行背景（BF）。本文采用董事中拥有银行背景的董事所占比例来衡量。
2.被解释变量的设定。有很多衡量企业绩效方面的指标，可以分成两类，分别为会计和市场指标。为了更客观全面度量企业绩效，选择净资产收益率（Roe）为会计指标，选择托宾Q值（tBQB）为市场指标，从两方面来分析企业绩效。
3.控制变量的设定。董事会资本不是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全部，为了使实证研究结果更加准确，本文选取以下三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1）企业规模（LnSiZe）。本文把企业规模设定成一个控制变量进行处理。因为企业规模会直接影响到企业对信息的掌握，对于这一变量，采用资产总额来计算自然对数。
（2）资产负债率（LeV）。在现实市场中，资产负债率高会给企业带来不良影响，会使其市场价值低于实际价值，而企业的资本结构可以影响企业经营绩效。
（3）董事会规模（BSiZe）。这一变量影响他们的职业背景，进而影响他们的职业背景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采用董事会的总人数来衡量。
综上，本文对生物制药企业董事会资本和企业绩效的变量符号定义如表1所示。
（三）实证模型构建
本文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生物制药行业董事会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进行研究，为验证假设，构建如下模型：
p=β0+β1aGe+β2eDU+β3aCaD+β4Bp+β5BF+β6LnSiZe+β7LeV+β8BSiZe+ε
其中，p为被解释变量，为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托宾Q（tBQB），β0为截距项，aGe、eDU、aCaD、Bp、BF为解释变量，LnSiZe、LeV、BSiZe是控制变量，βi为模型回归系数，ε为随机干扰项。
四、回归结果及分析
为检验董事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首先选取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被解释变量对样本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回归结果见下页表2。
本文同样选取了市场指标托宾Q值来衡量企业绩效，将托宾Q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3，我们可以看出，变量的关系与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被解释变量时一致。
由分析结果可看出，两个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董事会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具体分析如下：
1.董事会平均年龄与企业绩效之间是显著负相关关系，假设1正确。董事们的年龄越大，他们自身对于信息的学习能力在不断下降，他们面临选择时会采取消极的态度，这样的做法将会导致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失去一些好的机会，从而会影响到企业长远的发展，不利于企业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2.董事会的平均学历与企业绩效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验证了假设2。对于企业来说，资本管理者有执行、协调与控制、服务以及创新功能四个方面的职能，高学历背景的人员在这些方面确实更有优势，这些人员不仅自身知识、技术水平较高，可以为企业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并且其所在的学历圈，皆是高学历的人才，所接触和研究的方向、问题较前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所任职的专家。
3.董事会的技术专业背景与企业绩效之间呈正相关，假设3成立。相关系数为正，表明技术背景的董事会形成更好的企业绩效。这与生物制药企业自身特点有关，生物制药企业具有独特技术、主业较突出特征，技术创新是企业主要发展方向，具有专业技术背景的人员，则能更好服务于企业创新，提升绩效。
4.董事会的政治背景与企业绩效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与假设4相反。这和我们之前研究假设的结果不同，董事们的职位越高，其能动性越不好发挥，会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上市企业违法违规问题查处力度大，信息披露透明度高，在严格监管的背景下，更容易受到严密的监督，使董事们更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
5.董事会的银行背景与企业绩效之间无显著关系，假设5不成立。生物制药行业上市公司比较特殊，其在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中成长性很突出，在自身技术研发模式上创新较强、市场占有率较高，这些企业最重要的是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从而提高企业绩效，与企业有多少与银行背景相关的董事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五、政策建议
1.优化董事会的年龄结构。上文得出董事会成员的平均年龄具有负面的影响，所以企业在挑选董事时要注意董事会成员的年龄结构，适当吸收年轻董事，以为企业带来新的资讯和信息，开拓创新项目，帮助企业创造效益。
2.提升董事会受教育水平。研究结果显示董事会成员的学历有一定的正面的影响，因此，企业要高度关注董事的学历背景，高学历董事知识水平比较高，能够理论结合实际，从宏观上把控全局，有助于帮助企业建立和保持竞争优势。
行政管理专业背景篇4
关键词：风险投资；背景；特征；认证
一、引言
早期我国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单一，主要来源是政府，如我国早在1985年就创立了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中国创业投资公司，其出资者是政府；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纷纷建立，国外知名风险投资机构纷纷进入我国，如美国太平洋风险投资基金、英特尔风险投资基金等，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大公司也加大对风险投资的投入，我国风险投资市场由此形成背景多样的繁荣局面。因此研究不同背景属性的风险投资的投资行为以及其发挥认证作用的差异性对促进我国风险投资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差异性比较
根据《中国风险投资发展报告》对风险投资类型的划分，并结合国内外学者对风险投资的分类（mikkoetal，2007；Gompers&Lerner，1998；张学勇、廖理，2011），本文把我国目前活跃于风险资本市场的风险投资分为：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公司背景风险投资以及独立风险投资。下文将分析这几种不同背景风险投资的差异性并进行比较。
1.不同背景风险投资产生的动机。风险投资常常被视为发明型高科技公司早期资金的基本来源（Gompers&Lerner，1999/2001a，b）。由于小型高科技公司对国家科技发展及经济增长贡献巨大（Cosh&Hughes，2003），因此各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本国高科技产业的成败和风险投资的效率。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风险投资行业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它所产生的社会效益远大于对投资者产生的私人效益（Gompers&Lerner，2001a，b)，而且这部分收益还可以转移到厂商、消费者、甚至整个社会，这使得风险投资队一个国家经济的贡献，其投入产出比例达到了1：11（nVCa，2003），对技术创新的贡献是常规经济政策（如技术创新促进政策）作用的3倍（Kortum&Lerner，2000）。正因风险投资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各国政府纷纷设立政府扶持工程来刺激高科技企业的风险融资，希望借此繁荣本国经济。因此政府参与风险投资的目的不外乎为了使那些寻求资金的企业顺利获得风险资金（而非挤出私人风险资本），以及为企业提供增值服务的机会使其更好地发展（Lerner，1999，2002），从而促进小型高科技公司的发展，促进创新，进而对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Lerner，2002b）。
在公司背景风险投资发展初期，很多大企业由于受到风险投资带来巨大投资收益的诱惑而参与风险投资行业的（Siegeletal.，1988）。但随着大公司参与风险投资实践的发展，学者们发现大公司参与风险投资的动机并不局限于投资收益，其战略动机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如Yost&Devlin（1993）通过对参与风险投资的大企业的调查研究发现，93%的大公司参与风险投资者为了实现其发展战略目标视；Bannock（1999）在对欧洲150个参与风险投资的大公司的调查中发现，有62%的大公司为了实现战略目标而参与风险投资，而仅有27%的大公司为了实现财务目标，因此他认为大公司参与风险投资是要实现多重目标；ernst和Young（2002）的研究扩展到了全球，他在针对全球公司背景风险投资的研究中发现，参与风险投资并把实现其战略目标作为唯一目的的大企业占56%，而把实现财务目标作为唯一目的的大企业占33%，既要实现战略目标又要实现财务目标的大公司仅占11%，此外他还发现大多数战略投资者认为战略目标和财务回报相互促进。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大企业进行风险投资的动机主要表现在财务回报和战略目标这两方面，这与政府参与风险投资的动机显著不同。
独立风险投资的出现动机则非常明显，是出于获取投资收益。
2.风险投资参与风险企业发展阶段的比较。在风险投资进行投资时，何时介入风险企业进行尽职调查，然后进行投资，这对于风险投资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般情况下，在发达的欧美国家，风险投资对风险企业进行的投资在企业的创立初期，投资额度小、投资风险大，然而风险投资最终获得的收益也高；若风险投资所进行的投资在企业发展的中后期，投资额度要求大，投资风险会降低，但同时获得的收益也相对较低，因此风险投资家选择风险企业不同的阶段进行投资，事实上反映了其投资的风险偏好。
根据调查，我国政府背景的风险投资都较青睐成长期的创业企业。大多数政府背景风险投资从控制风险的角度考虑，都选择在风险企业的成长期或者接近成长期的阶段进行投资，这样可以降低投资风险。
而公司背景风险投资及独立风险投资则对投资于种子期和创立期的企业持有更积极的态度。这说明相对于公司背景风险投资和独立风险投资而言，政府背景风险投资略偏于保守，其认为风险资本的安全性高于收益。这可能是由于政府背景风险投资的激励机制还有些薄弱，对其工作人员没有提供较高的或者恰当的激励措施使其去做高收益高风险的投资，这是因为对于政府背景风险投资的管理者来说，个人仕途远比获取高收益更重要，万一投资失败而遭遇损失，这将会深度影响他们在仕途上的发展。还有一个原因，由于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天然具有信息优势，一般会与当地科委、政府的创业服务中心等政府机构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因此这些经过科技资金前期孵化的优秀投资项目可能会被优先推荐给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因此从这两方面分析，政府背景风险投资一般较多地投资于成长期或者接近成长期的风险企业。
多数独立风险投资的资金实力比较弱，而投资于创业企业的种子期和创立期时，投入资金较少，就可获得较多的股份，从而有可能获取巨大投资回报。因此，独立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的投资阶段靠前，是它们在进行“被迫地冒险”。
3.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程度的比较。风险投资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风险投资不仅为风险企业提供资金，还积极参与企业的各种经营管理活动，帮助企业进行管理、经营，为企业提供重要的咨询、信息和帮助。风险投资的这种作用在高科技企业的早期融资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而重要（Gompers，1996）。
政府背景的风险投资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很多都是政府委派，他们本身是政府官员，往往具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对于他们更重要地是为财政资金的安全性负责，需要规避风险，不太熟悉风险投资的专业技术，没有从事企业管理的经验，对市场反应不敏锐，因此深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程度不深。
公司背景风险投资能够为创业企业带来除资金以外的收益。如mauta（2001）经过研究发现，公司背景风险投资能够为风险企业带来通过提供除资金以外的资源和支持，如向风险企业提供与生产经营相关的人脉资源，促进技术创新向风险企业转移，以及利用自身的声望和地位为风险企业背书等，通过提供这些资源和支持使得风险企业在市场中能够快速被认可并发展壮大。另外，公司背景风险投资还拥有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和独立风险投资很少拥有的专业技术、业务知识以及对市场的掌握。企业背景风险投资所具有的这些资源能够为风险企业提供更多的价值增值（maufa，2001；aemoudi&SanJose；2003）。因此公司背景风险投资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程度较深。
与公司背景风险投资相比，独立风险投资的核心价值在于帮助风险企业制定发展战略、进一步获取融资以及招聘高管等方面，因此其在培育初创企业发展为成长型企业的过程中具有更好的经验（maula，2001；maulaetal，2005）。因此独立风险投资的价值体现在“企业培育”（enterprisenurturing）以及注重从企业内部塑造新创企业（ivanov，2003；ivanov&xie，2004）。
此外，独立风险投资的风险投资家一般是技术管理出身的专家，并具有丰富的金融知识以及对市场的了解，因此他们对某一项科技成果是否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这将节省从科技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向市场的成熟产品的时间间隔，从而有利于比竞争者更早地取得专利以及占领市场。他们对事物有着敏锐的洞察力，极具战略眼光，因此能够帮助企业进行管理、经营，还能够为企业提供重要的咨询帮助，甚至还可以在人力资本市场上寻找企业最合适的管理层。独立风险投资所具备的这些能力使其能够深入地参与风险企业的经营管理中。
4.对风险投资管理人员的激励程度的比较。风险投资行业是一个风险投资家的人力资本得到完全体现的智力密集型行业。风险投资机构的两个重要核心分别是风险控制技术和具有较高投资能力的风险投资家。因此，风险投资机构是否能够经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体现在能否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然而根据调查，激励机制明显受到资金来源的影响。因此风险投资的背景因素也会影响风险投资从业人员的激励程度。
相比较而言，政府背景风险投资的激励机制较差。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风险投资项目经理非常担心所进行的投资万一失败，这将可能要承担较多的非经济责任，从而影响其在仕途上的晋升，因而他们不愿意将收入与投资业绩相挂钩，宁愿领取固定报酬；另一方面是政府出资人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角度考虑，不愿赋予政府背景风险投资的管理者更多的权力以及采取市场化的激励形式。
大企业参与风险投资的目标具有多重性，不像独立风险投资的目标仅仅是单纯的财务投资回报（Siegel&maemillan，1988），因此公司背景风险投资的投资业绩难以进行准确的衡量。这个导致公司背景风险投资不可能像独立风险投资那样会给投资经理提供充分的激励（Chesbrough，2000），这使得公司背景风险投资可能会缺乏优秀的风险投资家。
独立风险投资的目标就是财务收益，因此对管理人员的激励最为充分。
5.投资决策效率的比较。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不同会使得风险投资进行投资决策的方式也存在差异。从理论上，独立风险投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投资决策机制较为完善，因此其运营主要依靠投资经理的投资分析和专业技能，投资决策受到普通股东的干涉较少；而公司背景风险投资出于财务和战略两方面考虑，其投资效率应比独立风险投资略差；而就政府背景风险投资而言，其管理者大部分是由政府任命，而并不是职业的投资经理，他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使得其所进行的投资决策效率不高；此外出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要求，投资经理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有较大可能会受到来自于国有出资人的干涉。因此综合这两方面因素，政府背景风险投资投资决策方面会比公司背景风险投资和独立风险投资的效率低下。
经过分析，发现风险投资内部在产生动机、参与企业发展阶段、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程度、对投资经理的激励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性较为显著。
三、不同背景风险投资的差异影响认证作用的分析
风险投资所发挥的认证作用是由Barry等（1990）和Sahlman（1990）等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之后经过各国学者的实证研究证实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认证理论认为，由于风险投资不仅为企业提供资金，更会深入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因此相比其他投资者，风险投资的参与会降低风险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风险投资在向企业进行投资之前会进行“尽职调查”，只有企业经营较好，风险投资才会进入。因此当市场中缺乏传达公司真实价值的有效途径时，风险投资对企业的持股将被认为是对该企业的认证，这将会被其他投资者视为该公司具有良好前途的信号，从这个角度，风险投资发挥了对所投资公司的认证作用。
从对风险投资的认证作用的分析可以看出，风险投资发挥认证作用的基础是风险投资对风险企业的识别、管理、监督等作用的综合反应，这使得其作为第三方减少了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然而从本文前面对不同背景风险投资的特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它们在识别所投企业、参与企业经营管理以及投资经理对企业的监督等方面显著不同，这将导致其解决信息不对称的能力并不相同：
1.政府背景风险投资是典型的“过桥投资者”，而并不为了取得巨额投资回报。其发挥的作用主要是扶持本国以及当地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小科技型企业的壮大；其管理人员多为政府委派，往往不具有企业管理的经验，而且投资经验不丰富，不了解市场的状况，因此不像其他类型的风险投资那样深入风险企业的经营管理，因此政府背景风险投资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能力相对较弱，这导致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风险企业的认证能力较差。
2.与政府背景风险投资相比，企业背景风险投资除了能够为风险企业带来所急需的资金之外，还能提供其他资源，如提供与生产经营相关的资源、促进必要的创新向风险企业转移等，另外还可以为风险企业提供母公司所特有的市场渠道、专业技术等。这些资源的提供使得企业背景风险投资能够进一步地深入风险企业的管理中，因此企业背景风险投资解决信息不对称的能力比政府背景风险投资要强，这导致企业背景风险投资对风险企业的认证能力较强。
3.独立风险投资出于投资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出发，较多地参与风险企业初期发展阶段，这使得独立风险投资参与风险企业的时间较长，参与风险企业经营管理的程度较深；另外由于其对风险投资管理人员的激励程度较高，这使得其投资决策效率较高，有利于投资经理加强对风险企业的监管，这些因素使得独立风险投资比另外两种背景风险投资更好地解决投资者与风险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独立风险投资对风险企业的认证能力在这三种风险投资中最强。
总之，由于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在参与风险公司的经营管理、企业内部人的监控程度以及行使"内部人"的职能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导致不同背景风险投资的参与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显著不同，因此不同背景风险投资证明公司价值真实性的可信性会有不同，从而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发挥认证作用的效果不同。
四、总结
本文基于风险投资内部的差异性，并结合国内外学者对不同背景风险投资的分类，把目前活跃于我国风险投资市场的风险投资分为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公司背景风险投资以及独立风险投资，分析这三类风险投资在产生动机、所参与风险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程度、对风险投资管理人员的激励程度以及投资决策效率等方面的不同特征。基于不同背景风险投资的特征以及信息不对称原理，本文对不同背景风险投资发挥认证作用进行了分析，发现不同背景风险投资认证能力的强弱顺序是：独立风险投资、企业背景风险投资以及政府背景风险投资。
参考文献：
1.《中国创业投资发展报告》200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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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学勇，廖理．风险投资背景与公司ipo：市场表现与内在机理．经济研究，2011,（6）：118-132.
4.Lerner,J,Schoar&wongsunwai,w..Smartinstitutions,foolishchoices:thelimitedpartnerperformancepuzzle.JournalofFinance,2007,（62）:731-764.
5.Lerner,J.whenbureaucratsmeetent-repreneurs:thedesignofeffectivepublicve-nturecapital'programmes.theeconomicJournal,2002，(112):73-8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号：71073101、70903046），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项目号：2009FJB004、2009BJB015、2011BJB008），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号：11pJC066）阶段性研究成果。
行政管理专业背景篇5
（一）内部控制形式
会计信息化背景下，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部分内部控制工作由人工转移到计算机系统内，控制的方式和手段由手工控制转为手工控制和程序化控制相结合。计算机系统对数据程序化、集中化处理，使得会计工作不再以传统的手工记账方式而是以电子单据为主进行会计工作，从而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进一步提高了内部控制效率。
（二）内部控制对象
传统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以“人”为主要控制对象，通过制度设计进行人为管控，尽可能促使各项操作规范化，比如出纳和记账人员分别负责会计工作的各个部分。会计信息化背景下，以往由几个部门或几人完成的业务，现在集中在一个部门或由一个人完成，且相关事项可以在终端机上即时实现，因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对象逐渐从对“人”的控制转向了对“人”“机”界面的控制。
（三）内部控制重点
传统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主要以账证相符、账账相符为重点。在会计信息化背景下，财务部门需要将财务信息转换为计算机语言，计算机代替人工完成了对会计信息的统计、分析、判断甚至财务决策，内部控制重点转移到必须从源头上保障数据的可靠性与准确性、数据的处理方法和过程的规范性上来，确保了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二、会计信息化背景下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面临的挑战
（一）缺乏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缺乏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是阻碍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很多行政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标准还相对滞后，缺乏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指导性规范，出现了会计管理混乱、经济活动失效等系列问题。即使部分行政事业单位建立了内部控制制度，但是制度执行力不够，形式主义非常严重，使得内部控制制度有名无实。若行政事业单位继续保持传统的风险控制、资产保护等制度，势必严重影响到会计信息化内部控制的顺利开展。
（二）网络安全环境堪忧
行政事业单位信息系统构建是基于复杂的互联网环境，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频繁的数据搜集、整理与信息共享。在大网络环境下，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信息系统很难做到独善其身，不可避免地受到网上病毒、互联网舞弊和犯罪、信息窃取乃至整个会计系统崩溃等安全挑战。然而，现今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信息系统未必具备较强的稳定性与安全性，财会人员未必具有很强的风险意识和必要的风险应对措施。
（三）复合型人才严重缺乏
会计信息化背景下，电算化功能和知识的高度集中导致了职责的集中，会计人员的职能开始从核算型向管理型转移。行政事业单位要求会计人员不仅要具备专业、系统的财会知识，还需要掌握互联网、计算机知识，并同时具备内部控制意识与风险意识。当前状态下，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很多会计人员并不具备良好的专业素养和业务水平，对于会计内部控制制度缺乏一定的认知性，行政事业单位也没有向会计人员提出相应的工作要求，复合型人才严重缺乏是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短板。
三、会计信息化背景下行政事业单位加强内部控制的对策
（一）建立健全完善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制度
在会计信息化背景下，行政事业单位可积极参考CoSo标准，建立健全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站在控制环境角度，应全面提高财会人员内部控制意识，为内部控制的顺利开展提供优良环境；站在风险评估角度，应进一步完善风险管理机制与风险评估机制，强化风险实时把控程度；站在控制活动角度，应设计良好的内部控制流程，使得各项控制活动与信息化相匹配；站在信息沟通角度，应建立健全完善的信息交流、沟通渠道；站在监督控制角度，应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监控机制，有效预防人员舞弊。通过建立健全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使得行政事业单位内控体系更加符合会计信息化标准。
（二）完善会计信息化的管理措施
第一，全面加强行政事业单位硬件与软件系统安全。行政事业单位需要结合自身特点建立健全完善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保障数据、软件的安全性。与此同时，还需要充分利用虚拟机技术，加强信息数据的安全保护、动态性检测与防御恶意软件、黑客侵袭，全面提高网络安全。第二，建立行政事业单位内部员工制约机制。通过各项授权制度的建设，进一步降低职责不分现象，避免发生问题，提高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第三，会计业务制度的规范化。设计合理的岗位职责与人员配置制度，建立健全完善的会计档案管理制度。
（三）全面强化风险管理
会计信息化是把双刃剑，它在给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给行政事业单位带来的弊端也显而易见。会计信息化有多种不可控风险因素，必须全面强化行政事业单位风险管理体制，严格按照安全管理条例进行检查与管理。定期对财会人员进行的安全意识培训，强化其安全管理意识。在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基础上，结合具体工作岗位需求，制定针对性会计操作权限，同时加强用户权限管理，规定具体操作流程，一旦岗位职责发生变化，必须及时调整。完善的制度规定强化安全管理，才能保障会计信息化落到实处。
（四）专业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策略
信息化背景下，行政事业单位要重视会计信息化人才培养与选拔工作的投入，制定专业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长远规划，确保会计信息化人才建设与全面推进会计信息化工作的要求相适应。领导人员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管理才能，精通财会专业知识，还需要加大网络、计算机知识的学习力度。定期对财务人员开展综合业务技能培训，使其熟练掌握各种软件的使用，成为高素质、高水平、高技能的复合型财务管理者，更好地适应时展步伐，为内部控制的顺利开展奠定良好基础。
四、结语
行政管理专业背景篇6
1.1职业化办学理念日趋成熟，确立“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近几年来，河北省高职酒店管理专业积极学习和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不断探索并逐渐形成了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以社会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思路，确立了校企合作，产学研相结合的特色办学模式。
1.2实践教学逐步加强，实践基地建设得到完善和发展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高职教学具有明显的实践性特征，强调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在日常教学中，高职院校积极强化实践性教学环节，不断健全实践性教学体系。为确保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我省各类高职酒店管理院校不断加强对实训实习基地的建设力度，实训场所设施设备不断完善，同时积极探索与企业的合作，创造良好的实训条件，建设稳定的校外顶岗实习基地。
1.3学生就业空间大，就业平台广阔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背景下，良好的旅游大环境给酒店业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据资料显示，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人数与区域内四星级以上酒店就业岗位需求量的比例不小于1：8；行业间竞争加剧、专业人才的匮乏给酒店专业人才的脱颖而出带来了诸多机遇，发展空间广、升值潜力大。毕业1－2年即可有不低于30%的学生成为基层管理人员，毕业3-5年，继续从事酒店工作的学生，90%以上已成为中基层管理人员。酒店作为服务行业的排头兵，规范的服务标准，出色的职业态度，造就了酒店人具备了良好的服务意识、吃苦耐劳的品质，较强的动手操作能力等服务行业所必需的通用能力，增强了酒店从业人员的职业竞争力，事实证明，这一优势使毕业生的就业平台更加广阔。
2河北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就业易，招生难，专业人才数量不能满足行业需要酒店管理专业已成为全球十大热门专业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有近10万个酒店、餐饮行业的岗位紧缺。河北省酒店业基层服务人员的缺口每年十几万人，中、高层管理人员的需求在几万人。以目前河北省每年高职院校招收的酒店管理专业学生计划数来看，远不能满足本省的用人需求，更不用说京津冀地区了。因此，河北高职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十分广阔，个人发展空间巨大。但与此同时，社会大众对酒店从业者的社会地位仍存在一定偏见。长期以来，由于固有的传统观念和偏见作祟，对酒店职业依然存有偏见。再加上从业人员待遇不高，工作辛苦，这就使得众多高考过后的学生和家长难以接受此专业。面对行业企业对人才的迫切的需求，在招生困难的事实面前，出现专业发展不能满足行业需要及发展的问题。
2.2教学设计针对性不足，不能满足学生需要，教学效果难以保证因为目前人们存在对酒店管理专业固有的偏见，与其他热门专业对比，酒店管理专业的生源质量相对较低。同时，在实际教学管理中，很多院校没有关注生源结构中人数的差异、特点的不同，将这些学生编在同一班级，按照统一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培养，教学设计针对性不足，教学效果难以保证。
2.3教学模式有待完善和提高，学生职业素养不能满足企业需要社会和用人单位普遍反映酒店管理专业学生职业素养不高。职业素养不简单等同于职业技能，二者存在一定差异。在日常教学过程中，高职院校过分强调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学习，忽视了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在此背景下，高职学生的专业信念、职业责任感以及敬业精神有待进一步提升，缺乏创新精神和学习精神，职业延续性较差。
3一体化背景下的河北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发展战略
3.1落实国家相关政策，加大高职院校的扶持力度“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职教理念从文件变为现实，提升了职教质量，实现了院校内涵式发展，更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了不竭动力。打造升级版的现代职业教育，既是现实需要，更是长远大计。校企合作已经得到多地的政策支持，河北省也应该在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尽快出台相应政策，落实国家有关规定，在财政投入制度，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或公用经费标准，职业院校基本办学条件等方面进行规范，为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3.2以实践教学为改革重点，创新校企合作机制体制将实践教学改革作为酒店管理专业改革的重点，创新校企合作的机制体制。从宏观上讲，政府建立奖励行业企业参与专业建设的激励机制，增强校企共建合作建设专业、开发课程的积极性，深化校企合作内容及方式；从微观上说，院校可通过向财政部门争取拨款、与企业共同建设以及向社会争取捐款的方式来构建酒店管理实践基地，丰富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资源。
3.3创新高职教育发展模式，尽快实现“三个对接”
3.3.1一体化背景下，重新定位专业培养目标，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于需求的对接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对接是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产业的需求就是专业设置及发展的依据。酒店管理专业在建设过程中，要紧密联系京津冀一体化给行业企业带来的变化，在进行行业调研的前提下，准确定位专业培养目标。
3.3.2一体化背景下，改革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促进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的对接在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的对接上，以行业的标准为依据，制定课程标准，选取学习项目内容，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操作能力；平衡理论与实践课程的关系，精心设计管理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方法，提高酒店管理专业人才的管理技能，增强其就业核心竞争力，为其后续职业发展做好准备。
行政管理专业背景篇7
关键词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基本国策立法背景立法过程一、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立法背景分析
任何一部法律的制定都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有其特定的立法背景和成因,这些背景因素中往往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有的立法既有国内因素的考虑,还有国际因素的考量。就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而言,应该说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笔者试图从国内背景与国际背景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国内背景分析
1、经济背景(因素)分析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每年增加1000万人口的状况,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实施可持续性发展战略带来巨大的压力。人口过多和人口增长过快始终是制约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首要问题。因此国家把实行计划生育确立为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但是长期以来虽有国策却无国家立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长期依靠政策和地方立法开展工作的状况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有必要把“实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
2、社会发展背景(因素)分析随着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的不断扩大,农业资源已经迅速接近承载力的上限,平均每人拥有的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30%,平均每人拥有的草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平均每人拥有的林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平均每人拥有的水资源不到世界水平的1/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位列世界六、七位,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00美元左右)仍居世界中位左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450美元)。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国家用于发展的资金相对减少,能够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资金不足,要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为了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性发展,满足全体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保证当代及子孙后代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国家选择了实行计划生育这一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我国实行计划生育近30年来,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经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规章制度和管理方法,初步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逐步推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举措,迫切需要通过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长期坚持下去并不断发展完善。
3、政治背景(因素)分析
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国家计划生育管理必须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为了规范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管理计划生育的行政行为,做到有法可依,严格执法,文明执法,必须制定专门法律。
实行计划生育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了更好地体现权利义务相统一原则,应当改变以往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存在的对公民重义务、轻权利、重管治、轻服务的状况,国家也急需制定专门法律来明确规定公民履行计划生育义务的同时本应享有的合法权利。
行政管理专业背景篇8
2001年中国证监会颁布并实施《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但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建立时间尚短，制度还不成熟，独立董事制度实施的过程中，呈现出一些问题。本文针对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背景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对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现状进行探讨
[关键词]
独立董事；背景情况
一、前述
青岛啤酒1993年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开创我国上市公司引入独立董事的先河，其后逐渐有上市公司在董事会中主动引入独立董事机制。2001年，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旨在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推动上市公司建立成熟合规的独立董事制度。本文选取沪深主板、中小板及创业板中处于机械设备、农林牧渔、食品饮料等我国10个国民经济主要行业中的100家上市公司的363位独立董事为样本，主要统计分析独立董事的教育、专业、工作及其他相关背景情况。
二、独立董事背景情况分析
1.独立董事教育背景分析
此次样本选取的363位独立董事中，能准确获得211位独立董事的教育背景资料。这些独立董事多由社会地位较高或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担任，这类人群普遍拥有较高的学历及良好的教育背景。
这211位独立董事中，基本为大学本科及以上级学历的独立董事。25.59%的独立董事获得学士学位，26.07%获得硕士学位，45.02%获得博士及以上级学历，本科以下学历的独立董事仅占3.32%。同时这211位独立董事中有27位具有海外留学背景，占有12.8%的比例。
魏刚、肖泽忠等学者在2007年关于我国独立董事个人背景的研究显示，27%的独立董事获得了博士学位，28%的获得了硕士学位，41%的获得了学士学位，4%为本科水平以下。可以看出，近几年我国独立董事的教育背景较2007年又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整体来看，我国独立董事整体的教育程度比较高，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
2.独立董事工作背景分析
独立董事中，来自各高校的大学教授的人数占到了所有独立董事的44.08%，来自研究院、专业协会等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占16.25%。这些非实业的理论学者专家总人数，占所有被统计的独立董事的60%。来自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的独立董事为13.22%。来自企业的现任高管或退休高管的实业独立董事比例仅为17.91%。剩余为具有行政背景的政府退休公务人员，占比为8.54%。
我国现阶段独立董事的构成存在一个普遍现象：由大量的大学教授或专家学者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这类独立董事多为我国知名大学或专业财经院校，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的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其研究领域多为会计、金融、经济等财经、管理类学科。这些专业人士的专业素养很高，理论知识丰厚，尤其对公司在财务、管理等方面可以给予指导性的意见。但由这类学者担任独立董事有一个明显的弱势，他们虽然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但实务经验较少，能给予公司的意见往往局限在其自身的专业领域，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全局性指导较少。
这与国外独立董事的人员构成有很大的区别。在美国，担任独立董事的人员主要是其他上市公司的在职高管、退休的公司高管、大学教授、退休的政府公务员等，其中前两类人士是最受欢迎的独立董事人选，因为他们对公司的管理经营有丰富的经验及独到的见解。anderson和Bizjik等国外学者2002年的研究报告显示只有4.7%的美国独立董事来自学术机构，高达40.6%的独立董事是其他公司现任或退休的高管人员。
我国现阶段独立董事中为相关领域企业的退休高管或现任高管的人数占比距离国外还有很大的差距，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基于商业秘密的考虑，聘请其他公司的高管人员担任公司的独立董事有商业秘密外泄的风险；二是由于在职的企业高管同时作为所在公司的管理人员，平时公务繁忙，无暇尽职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三是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在观念上没有接受由其他不相关公司的经营管理者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的做法。
但在此次统计中发现，虽然独立董事中退休或现任企业高管的比例虽然仅为17.91%，占比较低，但是在这65位独立董事中有27人为在职企业高管，占这65位独立董事中的41%。以华谊兄弟（300027）为例，公司董事会中有三位独立董事，其中王兵和丁健先生是分别两家投资管理公司的Ceo，由于华谊兄弟主营电影及电视剧产业，对于公司运营管理方面的经验并不是很多，而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独立董事则可对其在这方面提出具有指导性的意见及建议。可以看出，部分上市公司已经意识到聘请相关企业高管担任独立董事对企业自身发展的有利因素，逐渐与国际接轨。而这也将成为一个趋势，未来将有更多的上市公司聘请企业在职高管担任其独立董事。
在工作背景方面，我国与国外相一致的情况是，在独立董事中具有行政背景的独立董事虽然占比较小，但也有将近一成的比例。这些独立董事一般都是上市公司所在领域的直属政府机关或相关机构的退休领导，在相关领域具有广泛的人脉以及影响力，能为上市公司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
3.独立董事其他背景分析
（1）独立董事性别分析
对100家样本上市公司363位独立董事的性别统计发现，女性独立董事的占比较低，仅为12.95%。不仅是独立董事中女性独立董事占比小，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女性董事占比也很小，并且这成为中国上市公司乃至亚太地区上市公司的普遍现象。
世界最大的猎头公司光辉国际在2011年做出的性别多元化调查结果显示，亚太地区董事会对女性董事的需求依然较高，但是女性董事比例仍较低。
全世界都在关注女性作为消费者、领导者以及日益壮大的人才储备力量的潜力和影响力。企业开始逐渐意识到成功的董事会
应该反映他们服务的市场，因此在日益复杂的商业环境中应该较少地使用单一性别的领导团队来开展业务。董事会如此，独立董事亦是如此。
（2）独立董事年龄分析
此次样本中363位独立董事的平均年龄为55岁，最年轻的是35岁，最年长的已达83岁。通过对年龄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年龄间接于40-50岁、50-60岁以及60-70岁的独立董事占比分别为30.03%、34.16%、27%，累计占到了所有独立董事中的90%。
结合处于不同年龄层次独立董事的工作经历及背景，可以发现，这三个年龄阶段的独立董事占比较高是有一定原因的：
（1）年龄处于40-50岁的独立董事多为相关企业的高管或大学教授以及会计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处于这一年龄阶段的独立董事在实务或理论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事业处于成熟阶段，能对企业的管理经营提供有效的帮助，促进企业更好的发展。
（2）年龄处于50-60岁的独立董事多为研究所或企业相关的协会的专家及学者，还有一些相关企事业单位的退休高管。处于这一年龄阶段的独立董事更多为上市公司提供理论协助以及人脉协助。这些独立董事在自己相关的行业有着较高的名誉及地位，上市公司聘请这些专业人士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能在经营过程中获得更多的便利。
（3）年龄处于60-70岁的独立董事多为一些企事业单位的退休高管以及拥有行政背景的退休人员，与上市公司经营主业和与财务、法律不相关的人士也大多处于这一年龄层。上市公司聘请这些高龄独立董事更多的是看重其社会及政治地位。
虽然这些高龄的独立董事无论在专业素养还是在社会地位都能给予企业很多的帮助，但由于这些独立董事年事已高，在经济环境瞬息万变和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他们的应变能力、超前意识势必会受到年龄的限制，其身体状况、体力也将直接制约其勤勉尽责履行其职责。最后，很多独立董事成为了“花瓶董事”，仅在名义上为公司的独立董事，但这些独立董事无法有效的监督企业的运营管理，上市公司利用其社会地位及影响力积累人脉资源，无法真正监督企业并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参考文献：
[1]谭劲松，李敏仪，黎文靖，等.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若干特征分析[J].管理世界，2003（9）：110121
[2]魏刚，肖泽忠，邹宏.独立董事背景与公司经营绩效[J].经济研究，2007，3：92105
行政管理专业背景篇9
关键词：高校 行政管理队伍 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2）006-001-02
1引言
高校的行政管理是依靠一定的机构和制度，采用一定的措施和手段，发挥管理和行政职能，带领和引导师生、员工，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有效地完成学校工作任务，实现预定目标的组织活动。行政管理的意义主要在于充分有效地利用资源，通过计划、组织、协调等手段切切实实地为教学、科研和成果转化服务。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行政管理队伍已经发展成为囊括党政、教务、学生管理、后勤等多个部门组成的职能团队，队伍建设整体出现了学历层次提高、职业素养稳步提升、能力有所增强等喜人状况。作为维持高校日常工作运转、推动学校教学、科研发展的重要力量，其职能、地位、作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也对高校行政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高校行政管理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由于受到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事管理观念和工作模式的负面影响，高校行政管理队伍存在着素养参差不齐、组织结构不合理、管理水平低下等问题，严重影响了高校管理水平和整体教学质量。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如下。
2.1综合素质参差不齐
当前，高校行政管理队伍成员来源较为多元化，一般为毕业生留校、岗位分流转岗、人才引进家属随调安置或其他国内外高校毕业生招聘任职等等，因此成员的学历层次、教育背景、工作背景呈现多样化特点。虽然当中有管理类如管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专业教育背景的人员，或是有过相关多年管理工作经历的资深者，但是部分行政管理人员文化层次不高、缺乏管理学科专业系统的知识和技能，对高等教育管理规律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深入研究，不了解行政工作运行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管理工作缺乏应有的理论指导，没有恰当运用管理艺术，导致易出现政治素养不高、道德失范、工作上主观性强、决策失误、扯皮推诿、创新意识差、服务奉献意识淡薄等综合素质参差不齐的现象。
2.2培训不到位
高校针对行政管理队伍的培训重视程度不足，重使用、轻培训的现象仍然存在，加之行政管理人员参与培训的积极性不高，参与培训机会甚少，即使有也大多流于形式，培训下来真正学到东西的并不多。同时，又缺乏合理的培训结果反馈和运用机制，在遇到高校召集众多人员培训，在短时间内填鸭式的满堂灌输技能知识的情况下，行政管理人员在课后若在工作中遇到难题，难以找到培训机构和教师答疑解惑。而诸如管理科学、大学生心理、高等教育、法律法规、行政礼仪、领导艺术等等的专题培训就更少了，培训不到位、培训效果差严重阻碍了高校行政管理队伍素质的提高。
2.3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本位现象存在
部分高校行政管理队伍组织结构没有秉承精干效能的原则，在机构合职位设置上缺乏科学考量，人员编制不合理，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协调，因事设岗变成因人设岗，造成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权责不清、分工不明、内部矛盾激化的问题存在，而在短期内又难以治愈。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任用、管理、薪酬福利等大多是根据事业单位管理办法，其任用和编制体现了浓郁的终身制特点，虽然近年来有部分高校试行了聘用制，但这种聘用制度是在岗位、人员数量不变的基础上，与行政管理人员的工资、福利以及能否被继续聘用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此项改革往往重形式轻实质，实际效果差，危机感低，仅仅满足于完成日常工作，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则已。有些行政管理人员存在官本位主义，工作中没有体现“以师生为本”的理念，服务意识淡薄，缺乏与他人团结协作的意识，狂傲自居，因循守旧，话难听事难办，损害了行政管理队伍乃至学校的整体形象。此外，这些行政管理人员除非发生重大失职事件，一直在岗直至退休为止，这也为论资排辈、拉帮结派甚至腐败行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2.4缺乏合理有效的考核评价体系
缺乏合理有效的考核评价体系是高校整体服务质量较差、管理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不同管理岗位的工作职能、内容、难度、工作量差不同，所以对行政管理人员的考核评价确实有一定难度。目前高校都有一套针对行政管理人员考核评价的制度和标准，但是其合理实效性有待提高。现行制度和标准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高校对考核的重视程度上，向来重视作为学校主体的教师的业务考核，对行政管理人员的绩效考核一般只是走走形式，没有真正重视；(2)考核时间跨度上，大多数高校的考核采取年终一次性考核，年终时每人填写考评表和工作总结，时间跨度过长，考核的深入和细致程度不够；(3)考核人员的选定上，多采取处室、科室上级领导对下级人员的内部考核，主观人情因素如私人友情、个人偏见或喜好等融入太多，没有同行、教师、学生参与评议，在考核的客观性全面性上大打折扣；(4)考核制度和标准上，差异性大的各岗位之间使用相同一套考核制度和标准，且量化考评少，定性考评多，考核标准笼统粗略，这样下来很难得到合理真实的考核结果；(5)考核结果运用上，这种流于形式的考核，一般对考核结果没有进行认真总结和反馈，往往运用性不大，在为岗位设置、人员配置和干部的提拔、任命等方面起不到应有的依据、调控作用。
3加强高校行政管理队伍建设的建议
行政管理专业背景篇10
通过调研，得到以下信息和数据：学历上，思想政治教育在读硕士生中非普通高校毕业的学生约占到6%，这部分学生由于未经历正规的高校教育培养，在知识能力等方面相对有一定的欠缺；本科所学专业上，录取的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生中本科为同一专业的仅占到调查人数的约24%左右，而且多分布在师范类大学，其它专业占到大约76%，既有学工商管理、法学、市场营销、国际贸易、英语、公共管理、金融等文科专业的，也有学机械、通信工程等理工专业的，这一状况在以理工为主的院校尤为突出；是否有工作背景上，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往届大学毕业生所占比例相对较高，大约占到调查人数的28%，这其中包括一部分在职就读的，也有一部分是已参加了工作，在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又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重新回归大学学习的。出现这种个人背景多样化的状况，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1.政策原因。我国政策规定，报考硕士研究生的人员，既可以是本科毕业生也可以是专科毕业、具有同等学力的学生；既可以是普通高校毕业生，也可以是非普通高校毕业生（电大的学生、自学考试的学生等）；既可以是应届毕业生，也可以是往届毕业生。[1]考取研究生的学生，也就来自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大学；既有工作过的，也有一路学习考过来的。同时，教育部研究生扩招政策的实施，以及社会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也吸引了更多的考研者。
2.学科原因。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综合性学科，它与众多学科和专业本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诸多交叉之处。就其研究内容而言，它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多个方面，而它的理论和方法涉及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这些情况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客观上难以与其它学科较为清楚地“划界”。同时由于其知识体系呈现弱连贯性的特点，其它专业的学生转向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较容易适应。[2]而且近年来，随着研究生的扩招，一些设点较晚的以理工为主的高校生源较差，甚至有的还出现了“生源”荒。为了招到学生，不惜降低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中专业课的难度。这就使得一些专业水平不高，甚至一些以前从未涉足过该专业的人也能较容易考上。
3.个人原因。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高学历人才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断上升，用人要求越来越高，报考研究生的人数也在不断递增。就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看，有的希望继续深造，读完硕士读博士，这部分人本科一般是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或相近专业的；有的是希望通过读研在学识和能力上有更大的提升，适应就业的需要；有的是不喜欢本科时的专业或本科专业就业前景不佳、考研难度大，想通过考研改变专业方向或有助于未来的就业，如将来考公务员、事业单位等；有的是出于工作上的压力和需要，如党政机关的公务员、高校的政治辅导员及从事相关专业的教师等；还有的是想逃离职业困境，如职业不理想、工作不如意，一时又无法通过重新选择职业解决，便选择报考就业面相对宽泛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二、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生个人背景多样化对人才培养的利与弊
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生个人背景的多样化对人才的培养可谓利弊兼有，但从总体上看是弊大于利。从利的方面看，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生不同的学科专业背景使他们有更加开阔的视野和多向的思维方式，有助于他们在知识、能力和方法等方面取长补短、文理融通。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身就是一个多学科知识融合的专业，除了自身的理论范畴，还强调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这样比较容易形成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新思路。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生有工作背景的占比例较大，工作的经历使他们更珍惜学习的机会，更知道应该怎样学。特别是有高校政治辅导员工作背景的，他们本身从事的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丰富的实践经验，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论联系实际，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寻找到研究的突破点。从弊的方面看，一是由于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生来自电大或自学考试的学生或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他们没有专业知识基础或专业知识基础薄弱。虽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知识具有弱连贯性的特点，但那只是针对突击考试而言，从人才培养教育看，本科教育是大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本专业必备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培养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的一个阶段，如果只为考研才学习本专业的课程，这对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是不利的。硕士生的培养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投稿邮箱：《教育现代化》杂志教育现代化传媒品牌培养专业研究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这就需要前期的专业知识积累和融会贯通。通过调查，我们也发现这部分学生专业自学能力、问题探究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有相当程度的欠缺。二是在职硕士生主要是公务员和高校政治辅导员，由于工作繁忙，精力有限，学习时间难以保证，专业学习成了应付的差事。三是学生报考目的多样性，带来了学习背景、能力层次、学习态度和要求等的差异性，特别是读研不是自身的主动要求，而是迫于外界原因的那部分学生，不论其继续深造的初衷是回避就业压力，还是其它目的，很多人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以个人经济利益为中心的高薪水的满意工作，他们对读书或做学问失去浓厚的甚至是最基本的兴趣，虽然也面临毕业压力，也只是马马虎虎应付了事。出现学风不正，混文凭现象。这些都影响到了培养的质量。
三、个人背景多样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生培养模式的合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