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然灾害的态度篇1
【关键词】自然灾害索洛-斯旺模型经济增长资本相对损失型灾害人力相对损失型灾害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近几年来，国内外自然灾害频发，对人类的正常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2013上半年，我国自然灾害以地震灾害为主，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15247.4万人次受灾，78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730.2亿元[1]。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二）问题提出
在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方面，有些人认为自然灾害会抑制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自然灾害会促进经济增长，原因是：灾害虽然破坏了有形的国民物质财富，但是人们必须重新投入必要的生产性资本用于灾后重建。本文主要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在索洛—斯旺模型的框架下，探讨灾害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以及政府应该采取何种经济政策使灾害损失最小化并加快经济恢复速度。
二、自然灾害分类
本文根据灾害的受灾体不同，将自然灾害分为“资本相对损失型灾害”和“人力相对损失型灾害”。其中：
k=K/n
K为总资本量，n为总人口数量。人均资本k增加，则称为“资本相对损失型灾害”，人均资本k减少，则称为“人力相对损失型灾害”。
三、索洛-斯旺模型分析
（一）资本积累方程
在一个单一产品的封闭经济中，总储蓄等于总产出的一个固定比例s，即S=sY。假定现有资本的折旧率为δ，假定劳动L和技术水平a分别以不变的速度n和g增长，则资本存量的变化为：
k=sf（k）-（n+g+δ）k……{1}
（二）“黄金律”
“黄金律资本存量”是在稳态下，若使消费达到最大化所选择的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资本数量。即：
mpK=（n+g+δ）k
四、基于索洛-斯旺模型分析灾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一般分析
1.“资本相对损失型灾害”。“资本相对损失型灾害”会使得资本存量下降，但对人员没有造成较大的伤害，这时人均资本将下降。
如图1如果经济处于稳态的a点，灾害造成人均资本由k*下降到kd，稳态的国民收入受到灾害的影响由y*下降到yd，稳态失衡。从图1看出，当人均资本下降到kd后，资本积累加速形成，人均资本将不断增加，于是经济向右移动，逐渐靠近稳态均衡点a点。在灾害恢复的过程中，如果储蓄率由灾前的s上升到恢复重建过程的Sr，且Sr>S，这将有利于加速恢复重建的过程。随着经济的逐渐恢复，重建投资将逐渐减小，恢复重建过程中的储蓄率sr将恢复到原来的正常水平s，人均资本恢复到灾前水平k*。
2.“人力相对损失型灾害”。“人力相对损失型灾害”造成了大量人力的损失，但是不会造成太大的资本损失。从而，人均资本存量k会上升，如图2所示，人均资本存量从k*上升到ki稳态失衡。从图中可以看出，人均资本存量从k*上升到ki之后，资本广化SF（K）小于资本深化。二者之差为DB两点之间的距离。此时资本消耗加速，人均资本逐渐减少，会达到稳态a点。但此时如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加大资本投入，调高储蓄率则会出现三种情况：
（1）如果储蓄率大幅度提高到S1，则人均资本存量会继续增加，直到kii，由C点达到F点的稳态水平。
（2）如果储蓄率恰好提高到S2（S1>S2），此时达到了稳态水平，即D点。
（3）如果储蓄率提高到S3，人均资本存量减少，由Ki减少为K*。经济回到a点实现均衡。
综上可以看出，在“人力相对损失型灾害”中，根据财政投入的程度，资本储蓄率的不同会出现三种不同情况的稳态，但是都有助于迅速恢复到稳态水平，若投入足够大则会增加人均资本存量水平。
（二）存在技术进步的经济恢复过程（以“资本相对损失型灾害”为例）
现在引入技术进步a，即Δa/a>0。假定技术进步是随时间变化的一个变量，用a（t）表示。在正常情况下，假定技术进步按照一个固定速度g增长，当灾害发生后，技术进步以一个更快的速度gr增长，但是这种增长率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因为恢复重建活动不能促进技术本身的进步。这一过程用图3表示。
在人均生产函数中，当考虑技术进步时，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如下形式：
Y=F（K，na（t））
式中：na（t）为包含技术进步的有效劳动，于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本方程变为如下形式：
Δk=sf（k）-（g+n+δ）
当存在技术进步时，人均资本增长率可以表示为
γ^=sf（k）/k-（g+n+δ）
当经济处于稳态时，人均资本增长率等于0，满足稳态的条件如下：
sf（k）=（n+g+δ）k
在“资本相对损失型灾害”灾害的假定下，说明在具有重建投资，具有技术进步下人均资本的增长情况。
图3灾害发生后新技术应用
图4恢复重建的动态过程
在灾后恢复重建过程中，如果采用新技术，会导致人均资本k增长率下降一些，为图4中D点和e点的距离，而不是原来的D点与C点之间的距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济的恢复速度取决于重建投资的资源配置情况，重建投资越多，经济的恢复速度越快；新、旧资本存量的混合程度同样影响恢复速度，旧资本存量越多，则在恢复重建的过程采用新技术的可能性越大，越有可能提高整个经济体的技术水平[2]。
五、政策建议
（一）对灾区加大资金投入，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模型分析可得，不论是“资本相对损失型灾害”还是“人力相对损失型灾害”，灾区经济的恢复速度取决于重建投资的资源配置情况，重建投资越多，经济的恢复速度越快。
（二）加大科技投入，鼓励创新，鼓励采用新技术，新设备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在灾害发生后采用新技术、新设施，并投入重建资本可以加速灾后恢复的速度。同时，在“资本相对损失型灾害”中，大量的陈旧设施遭到损坏，淘汰了大量的落后产能，此时为新技术新设施提供了需求。
（三）发动社会力量，鼓励群众捐款捐物
发动社会力量捐款不仅可以缓解财政的压力，而且可以在社会培养起互帮互助的良好社会风气。
（四）增加对教育和医疗的转移支付
提升入学率和医疗水平水平，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气象网.2013年上半年全国自然灾害覆盖广频次高灾情偏重，2013.7.
对自然灾害的态度篇2
关键词：气候变化；森林灾害；法律防治
中图分类号：F840.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02-0051-02
在研究如何应对气候变暖的过程中，森林生态系统起到了不可或缺甚至是中流砥柱的作用，尤其是利用森林碳汇应对气候变暖是一个关键措施。然而，由于森林是一个极易遭受气候变化等自然灾害侵袭和意外事故影响的生态系统，气候变化必将对森林灾害以及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带来严重的影响。
森林灾害是世界七大自然灾害之一。森林灾害主要是指由于自然变异或者人为因素引发的，并对森林资源的正常发育或者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造成破坏或者损失，进而给林业产业造成经济损失或人员伤亡的自然现象及人类行为。[1]研究已经表明全球气候变化特别是Co2浓度增加和温度升高的情况下，森林生态系统将受到严重的破坏，系统结构、空间格局、组织成分、分布范围以及系统生产力等都将发生变化。此外，气候变化还会使得部分物种的适生面积扩大，种群迅速扩张，一些生态系统出现干旱的频率加大，荒漠化加重，脆弱性增加等等。[2]森林是对气候变化比较敏感的一类物种，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气候变化将导致森林灾害风险的增加。
一、气候变化现状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今全球普遍关注的国际化问题。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问题就引起了国际各界政府、社会组织和科学机构的高度重视。众所周知，导致气候变暖的关键因素就是大气中Co2浓度的增加。相关研究成果显示，全球大气Co2的浓度已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280μmol/L增长到了现在的387μmol/L。并且，近十年大气中Co2的浓度仍以4%的速度增长，到2050年以后，大气中Co2的浓度将会是现在的两倍。[3]因此，随着气温升高，温室效应的加剧，气候变暖和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的趋势将会长期存在。
二、气候变化对森林灾害的影响
（一）气候变化对森林生物灾害的影响
森林生物灾害主要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表述，即森林病虫害和森林鼠害。据普查，我国森林年均病虫害发生面积为934万hm2，超过年人工造林面积，直接导致经济损失和生态价值损失达880（亿元/a）。全国森林鼠害的年均面积约为150万hm2，其中以西部地区最为严重。[4]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森林灾害发生面积最大，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在新的气候背景下，气候变暖将进一步加剧森林生物灾害的严峻性。
1.气候变化使有害生物的繁殖速率增加，种群快速增长
温度对生物的繁殖发育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气候变暖，森林有效积温增加，许多森林害虫的生理过程、发育周期将大大提前，繁殖速率、适应能力和存活率也大大提高，从而导致世代数和群密度增大，种群快速增长。
2.气候变化使病虫害的适生区域扩大，危害程度加重
全球气候变化对森林病虫害的分布区系和危害范围有着重要的影响。气候变暖使森林害虫的越冬代北移，越冬基地增加，迁徙范围扩大，从而大大的拓宽森林有害生物的适生区域，主要呈现出向高海拔和两极方向扩展，区系分布由南向北变迁的整体趋势。[5]
3.气候变化缩短病虫害的发生周期，增大发生频率
随着气候变暖，森林植被的物候期也在发生着相应的改变。由于有效积温增加，许多昆虫的物候期提前，从而导致世代数目增加，病虫害的发生周期缩短。例如天幕毛虫的发生周期一般为14或15年，但近些年曾于1971年、1985年、1995年在牡丹江，1965年、1974年、1984年、2002年在吉林白城相继爆发；安徽的潜山马尾松毛虫1973年以前爆发周期为10年，1973年以后则为3-5年。[6]由此可见，气候变化使得许多森林病虫害的发生周期缩短，发生频率加大，进而导致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水平严重下降，抗灾能力大幅降低。
4.气候变化使森林鼠害面积明显增加，危害程度严重加剧
我国森林鼠害主要发生在生态脆弱区，以内蒙古林区以及西部干旱地区最为严重，每年发生约66万hm2以上。[7]随着气候变暖，新的环境对老鼠的存活和繁殖提供了更为适宜的条件，活跃期延长，加之当前人们对综合治理鼠害的疏忽，使得老鼠大量繁衍和种群密度急速增加，鼠害的危害程度将远远胜于过去。
（二）气候变化对森林非生物灾害的影响
1.对森林火灾的影响
森林火灾的发生是火源、可燃物、气象等环境因子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气象因素是导致森林火灾发生的关键因子之一。气候变化对自然林火影响的范围、程度和频率取决于森林经营历史、干旱频率及程度、病虫害爆发以及其他因素等。气候变化对森林火灾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气温升高，降水减少，蒸发加大，地被植物干燥，高温、干旱、大风等极端气候的频率和发生强度加大，从而森林火险等级和森林火灾发生的频率将明显提高；[7]其次，森林植被的种群组成和分布区域改变，使森林火灾的发生与蔓延呈现出一定的时空规律性；再次，气候变化导致病虫害的频发，促进了可燃物条件的形成，加剧了极端高温干旱区火灾频率及特大火灾的可能性；并且，由于火源分布、气象条件和可燃物的分布改变，林火的发生的准周期也将发生明显的波动，并逐渐呈现出缩短的变化。[8]
2.对气象灾害和地质灾害的影响
气候变化导致的森林气象灾害主要有冻灾、雪灾、风灾、旱灾、洪涝、雹灾、高温等。其中冰雪、洪涝等灾害又会进一步的引发水土流失、流泥石、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或者火灾的发生。例如2008年，我国南方发生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导致林木大批折断受损，并且地表可燃物大量增加，平均地表可燃物载量超过50（t/hm2），严重超过高强度大火的标准30（t/hm2）。[9]1987年的大兴安岭森林大火也是由于长期干旱引发的。目前，气候变暖导致的旱灾是我国影响面最广的气象灾害，并且还常出现多种灾害复合叠加的现象。
三、关于森林灾害的法律防治
（一）加快完善森林灾害法律防治体系的必要性
在气候变化凸显的今天，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环境方针为指导，从生态、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加快建立切实可行的森林灾害法律保障制度，完善森林灾害法律防治体系，不仅有利于推动和实现森林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对于防止气候变暖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首先，就环境保护而言，在应对气候变化历程中，森林对减缓气候变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森林碳汇功能，是减缓气候变暖的关键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森林资源是主力；其次，就推进经济发展而言，气候变化将增加林业灾害的易发性和频发性，从而增大林业产业的风险，保护森林是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再次，就森林生态系统的自身特点而言，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森林破坏在规模和程度上都会有一定的扩展，然而森林生态系统一旦遭到破坏，其恢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控制森林灾害的发生是维护森林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方面；最后，就森林资源的保护和管理体制而言，我国的森林灾害防治法律机制严重滞后，不够完善，在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客观要求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加快完善森林灾害法律保障机制的步伐，是促进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二）关于森林灾害法律防治的几点建议
1.将森林灾害法律防治与应对气候变化有机结合
森林灾害的频发与气候变化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森林灾害法律防治体系应该把灾害防治与气候变化结合起来。一方面，把防治森林灾害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制定森林灾害防治的政策规划和开展的法律活动中，把气候变化因素考虑进去，跳出为防治而防治的定势；另一方面，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防治森林灾害的战略行动，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动性和紧迫性。其中，减缓和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个主要方面，减缓气候变化与森林灾害防治的结合就是：制定并完善相应的森林保护法律法规，加大人工造林力度，充分利用森林资源的碳汇功能来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与森林灾害防治的结合就是：在更好的掌握气候变化形势的情况下，制定切实可行的森林灾害防治政策，完善森林灾害防治机构的建设，加强森林灾害应急系统的构建，开展适应气候变化的森林资源培训和宣传工作。
2.完善森林灾害防治法律法规体系
气候变化背景下，森林灾害的发生往往出现新型灾害、复合型灾害、次生灾害或者衍生灾害跨区域发生或一起并发的现象，针对常规森林灾害制定的的单行法现和政策制度已严重滞后。亟需制定综合性的防灾治灾法或以森林保护法为统帅，再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森林灾害制定更加具体、实施性强的单行法规，从灾害的预防、监测、预警、应急处置、风险管理、恢复重建、救济救助等各层面都做出具体规范，并在防灾治灾的各个环节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体化要求。
3.健全森林灾害地方管理体制，确立区域联防联控机制
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森林灾害管理体制层次比较广泛化，不够具体细致，以致无法应对新的森林灾害防治局面。因此，在各级政府设立由政府统一领导，综合协调政府各相关部门的专门机构，根据灾害发生的等级和特征，形成同一灾害区域多个地方政府参与的联合防控机制，协调建立森林灾害跨区域防治的检测预警系统，实施资源和信息共享、应急响应联动等措施。
4.加强森林灾害的防治能力建设和法律救助机制
以法律手段为保障，高效运行救助机制是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新的森林灾害风险的重要环节。由于森林灾害后果严重，需要建立森林灾害风险分担和转移机制，通过金融、保险等多元化机制实现森林灾害的经济补偿和损失转移分担，如生态补偿政策，森林保险制度和建立专门的森林灾害保障基金等。风险分担机制应与森林救济、产业恢复等减灾和适应手段相结合。此外，还可以进一步探索社会化的捐赠救助基金体制，充分的发挥公益慈善机构在森林灾害保障中的作用，拓宽救助资金的来源和渠道，充分基层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联合防御、救助发挥的作用，弥补政府救助的不足。
参考文献：
[1]魏书精，孙龙，魏书威，胡海请.气候变化对森林灾害的影响及防控策略[J].灾害学，2013（4）：37-38.
[2]张文勤，纪成俭，王文烂，等.福建省森林灾害的发生情况与主要成因分析[J].林业经济问题，2001（3）：175-178.
[3]李艳丽.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初探[J].灾害学，2004，19（2）：87-91.
[4]李剑泉，李智勇，易浩若.森林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关系[J].西北林学院学报，2010（4）：35-38.
[5]赵铁良，耿海东，张旭东，等.气温变化对我国森林病虫害的影响[J].中国森林病虫，2003（3）：29-32.
[6]谢晨，赵萱，王赛，袁梅.气候变化对森林和林业的影响及适应性政策选择——基于全球和我国的相关研究进展[J].林业经济，2010（6）96-102.
对自然灾害的态度篇3
要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改善生态环境、维护国土生态安全和日益增长的木材需求，其根本途径是在保护天然林的同时大力发展人工林。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指出，确立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可持续发展道路，建立以森林植被为主体、林草结合的国土生态安全体系，建设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社会，成为新时期我国林业工作的重要任务。因此，保障林业建设成果使其健康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新农村建设的重大需求。
1森林病虫灾害暴发流行严重制约着我国现代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保护森林资源免受自然灾害的侵袭。如何预防和减轻森林病虫危害所造成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损失，成为林业建设成败与否的关键。根据国家林业局的统计和评估，森林病虫害作为“无烟的火灾”给我国林业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其发生和受灾面积均呈逐年上升趋势。据统计，近年来我国森林病虫害年均发生面积达1151.8万hm2，直接经济损失和生态服务价值损失总计为1101.1亿元，其中因病虫害造成的年均直接经济损失达245亿元，生态服务功能损失856.1亿元［1］。我国天然林(天然次生林为主)面积为1.2亿hm2，占森林总面积的61.54%。但是，由于人为干扰过度，大部分天然林退化，生物多样性水平降低，林分抗逆和抵御病虫灾害的能力下降，造成病虫害的发生甚至流行。其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突发性病虫灾害大面积流行。气候的微小扰动都可能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和演替过程产生巨大影响，病虫害的暴发和流行即是该过程的一个重要标志。例如，林芝地区一些未受人类直接干扰的天然林出现冷杉大面积带状死亡被认为与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真菌病害流行有关。第二，外来病虫与本土病虫协同作用导致灾害蔓延。例如，松材线虫Bursaphelenchusxylophilus(Steiner＆Burher)nickle传入我国后在本土害虫松墨天牛monochamusalternatusHope的协同下已在全国15个省(区、市)严重发生，年均发生面积超过6.7万hm2，病死树达100万株［2］。松材线虫病蔓延扩散的最主要自然因素在于其媒介昆虫松墨天牛在我国的广泛分布，而每头松墨天牛最高可以携带松材线虫28万条以上。作为美国本土次期性害虫的红脂大小蠹DendroctonusvalensLeConte在我国华北油松pinustabulaeformis林内暴发成灾，发生面积最高达52万hm2以上，严重地区油松死亡率达30%，已导致600多万株松树枯死。红脂大小蠹在侵入我国后造成严重危害，与其伴生的本土病原菌协同攻克寄主抗性有直接关系［3］。
我国人工林面积达6168.84万hm2，居世界第一，其中仅马尾松pinusmassoniana、杨树populusspp．和杉木Cunninghamialanceolata纯林就占人工林总面积的59.4%，而混交林仅占3%。研究表明，约80%的森林病虫灾害发生在人工林。导致人工林重大病虫害常年暴发成灾的原因在于人工林结构和树龄单一，病原物和害虫群体的广布性及其种群异质性，以及经营水平低下等。人工林病虫害发生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广泛分布于南北方不同气候区的重大病虫灾害(广布型)常年暴发流行。例如，松毛虫Dendrolimusspp．在全国范围内周期性大发生，发生面积曾高达300多万hm2，占全国森林病虫害发生面积的50%;20世纪80年代后一些地区因封山育林，松毛虫危害得到了有效控制，但近年来灾情出现反弹，年均发生面积在140万hm2以上。光肩星天牛anoplophoraglabripennis(motschul-sky)等杨树蛀干害虫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西部省区猖獗危害，对三北防护林工程造成巨大破坏。近年来灾情依然严重，年均发生近80万hm2，并开始侵入天然次生林，直接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第二，树木生长势下降诱发的寄主主导性病害普遍发生。一些寄主主导性病害的病原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和潜伏侵染于树木体内，气候和土壤逆境导致的树木生长势下降是导致这类病害流行的主要诱因。例如，杨树溃疡病Botryosphaeriaspp．、松枯梢病Sphaeropsissapinea(Fr．:Fr．)Dyko＆Sutton等病害暴发流行，杨树病害年均发生面积达23万hm2，发病株率在40%以上，病死株率高达20%以上。同时，杨树溃疡病致使造林成活率和保存率下降15%以上，严重影响造林效果。近10a来，松枯梢病在我国蔓延速度加快，危害不断加重。吉林省受松枯梢病侵袭的林分发病率达60%，湖北省发生面积达2.7万hm2，造成林木大面积死亡，已发展成为我国的重大森林病害。第三，次要性病虫灾害演化为主要威胁。如干旱等极端异常气候引起杨扇舟蛾Closteraanachoreta(Fabricius)、春尺蠖apocheimacinerariuserschoff等食叶害虫连续暴发成灾，平均每年新增2万hm2，全国发生面积已达14.67万hm2，2009年出现多点连片暴发现象，江苏、河北等地多处绿色通道景观被毁，杨树产业损失巨大。以沙棘木蠹蛾HolcocerushippophaecolusHua，Chou，FangetetChen．为主的一些次要性害虫暴发成灾，在三北地区造成16万hm2的沙棘Hippohgaerham-noides林分整片枯死，严重威胁生态脆弱区植被的恢复与重建。我国森林资源和国土安全常年面临病虫灾害的威胁，严重制约生态建设步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林权制度改革的实施，形势十分严峻。因此，面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森林资源需求的持续增长，形成可持续控制病虫灾害的理论和技术体系，有效控制病虫灾害，保障林业建设成果迫在眉睫。
2揭示病虫成灾机理是推动森林病虫害控制科学理论发展的关键
明确病虫灾害的形成过程和原因是有效控制病虫危害的前提。目前对于病虫害发生机理的诠释主要集中在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和景观等各个层次。种群遗传变异、种间互作、生态适应，以及环境胁迫等方面的内容成为关注的焦点。
2.1病原物和害虫通过遗传变异与适应性进化建立成功定殖的种群病原物和害虫在寄主选择压力和环境胁迫下，不断产生新的生理小种或生态型乃至种的分化。杨树锈病菌在欧洲存在显著地理分化［4］，栗疫病菌Cryphonectriaparasitica(murr．)Barr．、杨栅锈菌melampsorarostrupiiwagn．、蜜环菌armillariellamellea(Vahl．exFr．)Karst．、舞毒蛾LymantriadisparLinnaeus、松毛虫等广布型森林病虫的群体遗传分化受气候带、山脉、小气候区域等尺度影响显著，具有明显的区域流行暴发特点，形成了适应不同森林生态系统的地理分布格局［5］。但对这种生态地理分布的遗传和适应性进化机制还缺乏深刻认识。树木—病原物或害虫协同进化中，在树木抗性选择压力下，病原物和害虫快速进化，产生强毒性的致病基因，克服树木防御系统。病原物和害虫如何识别、克服寄主防御系统，以及与寄主互作中致病基因、信号传导、代谢调控、化学通讯等成为阐明病虫害形成机制的焦点。随着如松材线虫等重大有害生物基因组序列的测定和初步注释完成［6］，为从基因水平揭示有害生物与寄主间的互作关系和过程提供了条件。#p#分页标题#e#
2.2病原物和害虫在建群以及进一步扩散的过程中，除了其种群本身的适应性外，还受到与其它物种互作的影响除了天敌及拮抗微生物之外，森林有害生物之间的互作也会对病虫害的发生起到调控作用。植食性昆虫之间存在广泛交互作用，其中62%为竞争关系，11%为促进关系［7］。昆虫和病原物也可能通过竞争同一植物构成竞争关系。例如“云杉小蠹Dendroctonusrufipennis—伴生菌Leptographi-umabietinum”共生系统中至少有8种螨和6种线虫对其具有调控作用［8］，而拮抗菌等通过制约伴生菌来调控小蠹虫种群密度。伴生菌ophiostomaminusHedgc．通过抑制南部松小蠹DendroctonusfrontalisZimmerman的共生菌entomocorticiumsp．来危及小蠹幼虫发育，这种竞争互作体系可能会广泛存在［9］。这种物种间复杂的互作系统，为揭示森林病虫害种群暴发机制研究提供了理想的试验体系［10］。
2.3许多森林病虫害破坏植被、改变食物网络组成及结构，间接依赖于群落及景观格局受干扰导致的生态系统不稳定性生境中生物的分布格局、群落结构、森林结构功能演变和生物栖息地异质程度等通过影响生物种群数量、种间关系和动态等促进病虫灾害的暴发，继而使食物网络受到干扰，导致树木死亡。因此，在群落与生态系统水平上，景观片断化和森林斑块地理特征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病虫害发生、扩散，甚至流行的时机和方式［11］。模拟研究表明，地表覆被的改变影响了南部松小蠹的扩散。随着寄主植物斑块的加大，虫害暴发成灾的可能性增加;反过来虫害的长期发生会引起景观破碎化，降低寄主种类的聚集程度，从而倾向降低害虫种群密度［12］。
2.4气候变化加剧病虫害的发生和危害全球气候变暖、干旱、环境污染(以酸沉降为主)等环境胁迫对天然林主要病原物和害虫发育的影响引起了广泛关注［13］。年平均温度的持续升高致使云杉八齿小蠹ipstypographusLinnaeus每年发生世代增加，虫口密度增大，适生范围扩大;气温升高2～3℃，当年出现第2代;升高5～6℃，即能使第2代完成生活史。高温伴随的极端干旱诱发烂皮病Valsasor-didanat．等寄主主导性病害和杨角梢小蠹trypoph-loeuspopuli(Hopkins)等次期性害虫的暴发成灾，从而引起森林的大面积死亡［14］。剧烈的异常气候事件甚至导致了植物猝死病等新型侵染性病害(emerginginfectiousDiseases，eiDs)的出现［15］。预测全球气候变暖下关键种间关系的维持、结构及重组格局，揭示环境变化条件下森林病虫害的变化趋势，成为当前世界研究的热点和趋势，也为森林病虫害的长期可持续防控体系的构建提供依据。
3揭示森林生态系统调控病虫害的机制是构建控制理论体系的基础
森林生态系统依靠自组织机制控制病虫害的暴发，是生态系统过程的核心之一，也是森林病虫害持续控制的重要基础理论问题［16－17］。天然林生态系统调控病虫灾害的功能及其结构为生态调控提供了模板。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森林生态系统内生物及非生物因素结构对病原物和害虫种群及行为调节的生态过程。
3.1树种遗传多样性提高生态系统适应力树木自身的遗传多样性与森林生态系统自我调控功能直接相关。一方面，天然林优势树种存在一些抗性基因型，从而对病虫灾害具有较强的抵抗力，这种机制在许多树种中存在，例如在欧洲栗中存在一些抗锈病的类型［18］。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选择效应或非加性效应，种群内较高的遗传多样性提高优势树种的稳定性和抗性，这一观点最近在草本植物中得到了证实［19－20］，然而，这种机制在森林优势树种中是否存在尚不清楚。
3.2植物群落结构是维持生态系统稳定性的主体森林生态系统植物群落结构、树种组成特征对病原物和害虫种群数量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多样性—稳定性”(diversity-stabilityhypothesis)［21］和“联合抗性”(associationalresistancehypothesis)［22］两个假说的提出和验证，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增加能有效减少害虫数量［17］，或者寄主树木与临近的其它物种整体上会表现出“联合抗性”来降低病虫害的发生［23］。森林病虫害另一个调节机制来自于其食物链和食物网结构，即“Bottom-Up”和“top-Down”机制，天然林中存在丰富的害虫天敌，能够有效地控制病虫害的发生［24］。这种机制在水生生态系统中有不少证据［25－26］，但对于天敌持续控制森林有害生物以及天敌种群的自然维持与动态机制有待系统研究。
3.3地下生态过程和地上系统结构稳定具有耦合效应地下生物群落结构特征及其微环境是天然林生态系统长期自然演化发展的优化稳定动态系统［27］。地下—地上生态过程存在耦合效应，是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基本条件。地下生物群落通过影响地面植物实现各种生物共享物质、能源、信息资源。固氮菌、植物生长调节菌、促生根际细菌(pG-pR)等地下微生物能够调节植物根系之间的信号传导，促进植物生理代谢，诱导和提高树木系统抗性，并影响植物群体结构、生产力和营养循环［27］。
4生态调控是森林病虫灾害综合防治的核心
作为21世纪植物保护的策略，综合防治与林业可持续发展理念相融合，同样是控制森林病虫害的根本途径和方向。然而，与农田等生态系统相比，森林生态系统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其结构最复杂、物种资源最丰富，明显有别于其它陆地生态系统。随着天然林生态系统越来越显示出对病原物和害虫具有自我调控能力的稳定特性和优势，森林病虫害综合治理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森林病原物与害虫是天然林和人工林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决定了森林对病原物和害虫具有独特的自我调控和补偿能力，特别是自我恢复能力。因此，设计和调节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通过系统自组织潜能保持系统各组分的平衡，建立控制病虫害的生态调控模式，是天然林保护与恢复、人工林可持续经营的重要基础。森林病虫灾害的生态调控(ecologicalpestmanagement，epm)策略［28］，强调以森林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为基础，以系统结构为核心，以系统稳定性为目标，在病虫灾害形成过程中，根据系统性、可持续性和区域性原则，充分利用系统的自组织功能，调节以林木—病原物/害虫—天敌为主链条的食物网及其相关联的信息网关系，使病原物和害虫种群低于生态和经济以及社会的允许水平，以促进森林生态系统健康和林业可持续发展。天然林生态系统具备调控病虫害能力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复杂的物种多样性为基础形成的食物网络关系。天然林病原物和害虫不仅与森林优势树种间存在复杂的生态关系，也与天然林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结构复杂性和生境异质性等相互关联。其中，结构复杂性是天然林生态系统发挥较高耐害御灾能力，实现病虫害生态调控的基础。从结构和功能方面研究天然林生态系统调控病虫害的生物信息网络和食物网络体系结构，揭示森林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机制，成为森林保护学科发展与创新的必然方向。人工林生态系统抵御病虫灾害的能力比天然林生态系统低下，其结构的相对单一和不稳定性是病虫灾害极易暴发的根源。通过借鉴天然林生态系统自我调控病虫害的机制，探索以经营技术为主的调控病虫害的模式，实现人工林生态系统对病虫灾害的生态调控，是我国森林病虫灾害可持续控制的重要发展方向。#p#分页标题#e#
5当前我国森林保护亟待解决的若干科学问题
森林病虫害生态调控强调在生产安全和生态安全的国家目标下，识别病虫灾害分布的格局，揭示灾害形成的遗传机制和生态机制，把握灾害发生的生态过程，揭示和解释森林生态系统调控病虫灾害的结构和功能;在此基础上，通过设计构建森林系统优化结构和输入人为调控措施，恢复和强化人工林生态系统调控病虫灾害的功能，将灾害控制在森林生态系统允许的阈值水平之下。因此，森林重大病虫灾害生态调控的基础理论，即是针对“森林病虫灾害形成与流行的生态过程与机制”、“森林生态系统调控病虫害的自组织驱动机制”和“人工林经营调控病虫害的生态机理”三大关键科学问题，在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等不同层次开展森林重大病虫灾害的形成机理、天然林系统调控病虫害的优化结构、以及生态调控模式对人工林病虫害持续控制的机理等研究，构建和发展森林病虫灾害生态调控的理论体系。
5.1森林病虫灾害形成与流行的生态过程与机制为什么人工林病虫害常常暴发成灾?森林病原物和害虫作为森林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生物及非生物等外界因素干扰下，或者森林生态系统功能退化或紊乱时，病原物及害虫相关控制因子失调，其空间格局、种群密度、结构及遗传性状、生活史发生变化，引起寄主抗性丧失，分布区域扩大，最终导致灾害的暴发和流行。森林病虫灾害形成与流行的生态过程与机制的内涵是揭示森林生态系统中病原物及害虫种群生物学和遗传学变异规律及适应性、环境—寄主—病原物或害虫系统内种间协同进化特征、环境胁迫诱导的病原物和害虫生物学特性等，进而解析灾害地理分布空间格局的形成及地理扩张的分子生态学基础，为生态调控策略与技术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5.2森林生态系统调控病虫害的自组织驱动机制为什么像天然林那样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一般没有病虫害暴发?在天然林生态系统中，病原物及害虫种群密度一般稳定在森林生态系统允许水平之下，这种动态稳定性源于复杂的生物多样性冗余结构赋予了森林生态系统自我调控病虫害的功能。森林生态系统的组成与结构多样性及其变化涉及从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等不同的时空尺度，交织着复杂的生态学过程。森林生态系统调控病虫害的自组织驱动机制的内涵是揭示森林生态系统不同尺度下生物多样性、食物网和异质生境等结构及其叠加功能与病虫害发生动态的关系，评价和识别优化结构及其形成的生态过程，解析物理环境资源配置、化学它感抑制作用、营养循环以及系统动力学等生态系统的自组织功能对病虫害的调控机制，进而产生不同层次的生态调控模式，构建森林生态系统自我调控理论体系。
对自然灾害的态度篇4
【关键词】乡村社区；减灾；能力建设
中图分类号：tU98文献标识码：a
1、前言
全球频发的自然灾害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自然灾害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1]。社区是减灾的基石，加强社区减灾能力，是当前国际减灾的主要趋势之一。我国引入社区减灾已有多年，并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加强城乡社区减灾能力建设是我国的减灾任务之一，全面提升社区综合减灾能力已作为构筑和夯实国家防灾减灾实力的基础性工作。但总体来看，国内专门从事社区减灾研究的学者相对较少，关于社区减灾的实践和理论研究还都是浅尝辄止，可借鉴的不多，特别是我国农村社区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潜在的危害多，其能力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研究背景：乡村社区灾害管理实践简介
（1）2008年“5·12”大地震发生后，作者分两个阶段从不同的侧重点开展了乡村社区灾害管理能力建设工作。2009年8月-2011年3月，在北川羌族自治县贯岭乡和擂鼓镇的10个社区开展“北川社区主导的灾害管理试点项目”，社区防灾减灾以及应急响应能力得到提升，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责任感加强，社区在灾害管理中的主导作用得以开发，当地政府应急管理规划及政策对接取得了一定成效。2011年7月-2013年12月，在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建中乡和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老厂乡开展“中国乡村减灾与扶贫能力建设项目”，该项工作旨在促进乡村可持续性生计及经济发展，提高脆弱人群应对风险的能力，转化其生计模式以保护其所在社区，并帮助其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所带来的影响。
（2）基于对乡村社区减灾能力建设的认知和理性思考，作者重点关注与乡村社区减灾密切相关的两个群体---群众和乡镇干部，分别采用基线调查、回访、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讨论等方式展开研究，具体的样本情况见表1。
表1社区灾害管理实践样本
样本样本数调查方式样本描述
社区群众713基线调查其中四川省三台县建中乡369位，云南省会泽县老厂乡344位
45回访均来自实践社区
乡镇干部88问卷调查来自绵阳市各乡镇，包括曾遭受过重灾侵害的乡镇和受灾相对较轻的乡镇，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分析社区灾害管理，为客观、理性思考奠定了基础
20深度访谈
150参与式讨论
（3）鉴于四川省绵阳市地处自然灾害多发地区，其自然灾害情况具有代表性，研究时做了重点关注。北川羌族自治县作为“5·12”地震极重灾区，其巨灾经历和灾后重建背景下的减灾能力建设实践均具有极其特殊的启示意义，其灾害管理经验和防灾减灾的本土智慧也是世界灾害管理知识范畴内的宝贵财富，很有必要从实践到理论进行深入探索和系统总结[2]。绵阳市其它县（市、区）内的农村社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威胁，对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发展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为对照分析、理性思考提供了参照。
3、减灾视觉下的能力认识与分析
为了提升农村社区减灾能力建设水平，作者在基本认识的基础上,大胆假设减灾能力有其内在的构成逻辑，直接影响行为方式及行为效果，因此以实践和研究样本为基础，探求能力的构成要素及影响层次，以期找到具有可操作性和实效性的能力建设途径。
（1）能力构成要素探究
根据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iSDR）减轻灾害风险定义[3]，灾害风险是危害、脆弱性（易损性）和能力的综合反映，通常被表述为“灾害风险=（危害+脆弱性）/能力”，该表述显示能力不足是风险增高的重要因素。在5年的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同时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发现，社区灾害管理能力的构成要素主要有知识、态度、技能和组织四个要素。
（2）各要素对能力的影响分析
基于实践感知和对灾害管理能力构成的认知，我们假设：知识、态度、技能和组织四要素中态度对能力的影响最大，其能激发学习知识、掌握技能的主动性并常态化；储备的知识技能越多越丰富，态度越积极、越主动，越能发挥能动性；有效的组织可以建立起高效的运行机制，更好地促进知识、技能的学习和储备，达到集体态度的转变，为能力提升营造良性的文化氛围；态度的转变、知识技能的提高又会进一步增强组织的有效性，提高组织的良性运转。
分析采集的乡镇干部的样本发现，影响能力结构的关键因素依次是态度、有效的组织、知识和技能，与假设和实践一致。参与问卷调查的88名乡镇干部中58人认为态度是影响能力结构的关键因素，占比43%；38人认为是有效的组织，占比30%；在问及“社区减灾能力建设应从哪些方面开展”时，受访的88位乡镇干部中79人认为要着重加强社区群众的态度转变，占比90%。受访的20位乡镇干部更强调态度的影响程度，都认为态度是影响能力建设的关键因素。150余位乡镇干部在参与式专题讨论中强调更多的是态度对能力建设实效性的决定作用，只有积极主动的态度，才能将能力建设变为群众的自觉行为。
（3）对影响能力的关键因素态度的进一步解构
减灾能力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改善能力结构、降低灾害风险。为了进一步了解影响能力结构的关键因素态度的内在机理，继续深入解剖，力图发现其影响行为取向，进而激发能动性、提升能力水平的内在逻辑路径。
研究中，对比分析不同人群、不同社区发现，曾经受过重大灾害影响社区的干部和群众的灾害管理态度普遍积极、主动。深度访谈乡镇领导时发现，受灾害威胁比较重的乡镇群众的参与积极性高，而受灾害威胁比较小的乡镇群众参与积极性不足。可见，个人（或社区）经历对态度的影响很大。
综合分析采集的乡镇干部的样本发现，减灾态度受个人经历、性别、社会关系、贫富差距、知识水平、宿命观念、依赖心理、是否参与过灾害管理的具体活动等因素影响，其中“个人经历”是关键因素。受访的88位乡镇干部认为影响减灾态度因素的排序依次为知识水平、个人经历、参与不够、心理依赖、社会关系、贫富状况、性别。其中72人认为知识水平对态度的影响最大，占比82%；64人认为个人经历对态度的影响最大，占比73%。而150余位乡镇干部在专题参与式讨论时认为，个人经历对态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对20位乡镇主要领导干部的深度访谈中，当问及“什么是影响态度的最重要因素时”，曾经受过重大灾害影响社区的乡镇干部的答案全部为“个人经历”。
（4）能力构成因素影响模型
综合评估实践和样本数据发现，能力由组织、态度、知识、技能四大要素构成，其中态度起决定性影响作用，态度的改变决定其余三个因素的改变，进而影响整个能力水平。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有经历、知识、观念、组织程度，各自的影响权重不同，经历居首，经历可改变观念，也可激发吸取知识的主动性，激励参与组织与活动。由此可以根据能力的构成要素及影响层次构建图1所示的能力构成因素影响模型。该模型可为探索能力建设提供实践指导，包括方法的选择、内容的设计等。
4、基于能力要素驱动的社区实践模式
建设乡村社区的减灾能力，作者认为应从能力的构成要素着手，做到防灾为先，内化于心，减灾为本，外践于行。结合5年来的实践经验与理性思考，尝试提出“一划三机制”的乡村社区减灾能力建设实践模式，即：以减灾计划为核心，建立相应的组织机制、培训机制和参与机制，构建社区减灾能力体系。
（1）组建社区减灾自组织，提升社区主体作用。
与其它的社区自治一样，减灾也需要组建自组织来实施相关的具体工作，以便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使之成为基层政府职能的有益补充。实践中，经过群众的反复参与式讨论、投票选举，根据社区实际情况组建了9—11的工作队伍。评估表明减灾自组织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制度缺陷，在实现基层政府管理职能向社区的有效延伸的同时，也为基层群众参与社区管理提供了一种现实途径。
参与讨论的150位乡镇干部认为要实现有效的乡村减灾，社区必须到位，加强社区自组织建设和能力提升很有必要，可以有效弥补政府工作的盲点和不足，也能更好地建立起基层政府和群众之间的有效沟通。回访的45位实践社区群众认为自组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贡献智慧和能力的平台，通过自组织的主动作为，搭建起了良性的诉求表达、信息整合、资源高效利用、群众积极参与的渠道。
（2）以培训为纽带，驱动能力要素合理构成。
培训是知识传递、技能传递、标准传递、信息传递、信念传递行为，培训是减灾能力建设的重要载体。要取得实效，应以需求为导向规划科学合理的培训内容，以能力要素为基础甄选适合社区实际的培训方式。
1）以需求为导向规划培训内容
为了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设计培训内容应以需求为基础。实践证明，需求是分层次、分阶段的，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有操作层面的内容，包括常见自然灾害的识别与应对常识、安全（逃生）设施设备的使用技能、自救互救的相关知识、急救的方法和措施等；有社区层面的综合减灾内容，包括组建应急队伍、提升社区灾害管理自组织的能力、加强社区与外界的合作与交流等；有减灾与减贫的需求，更愿意探索可以更好抵御风险的、适合社区实际的生计模式。这些需求不是绝对的、孤立的，除了具体到某个层面的操作细节外，很多的内容互相促进、相互补充。因此分类别、分阶段地实施并跟进培训是重要环节。
实践中，通过基线调查发现并挖掘需求，结合需求的建设目标，开发设计了有针对性的培训模块，包括知识技能模块、应急演练模块、应急队伍建设模块、制定社区减灾计划（规划）模块、生计发展模块。实践评估表明这些模块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强，例为适应北川羌族自治县贯岭乡政府提出培训其“党员义务应急队”的需求，根据乡村应急队应具备的知识、技能，规划的培训方案[4]。
2）以能力要素为基础甄选培训方式
根据学习、借鉴和实践总结，我们采用讲授、案例分析、参与讨论、情景模拟（或称为体验式）等方式开展或指导社区培训。在能力要素中，针对知识，主要采用讲授和参与讨论方式；针对技能则主要通过讲授和情景模拟方式；针对社区自组织的建设和能力培养则主要采用参与讨论、情景模拟等；针对态度提升则采用案例分析、情景模拟和参与讨论增加间接的经历。
受访的88位乡镇干部认为案例分析和情景模拟方式对社区培训最有效，占比达到80%；深度访谈的20位乡镇领导更强调案例分析和情景模拟，认为更容易被农村群众接受；回访的45位实践社区群众中51%的认为案例分析和情景模拟效果最好，最受启发。
（3）制定符合社区的减灾计划以凝聚共识
实践证明，社区减灾能力建设需要长期的干预，要使这种干预能够影响并改变社区，最好能够主流化、本土化、政策化、长期化，因此需要凝聚共识，制定减灾计划就是凝聚共识的过程。减灾计划的制定涵盖了社区减灾的各方面，包括社区基本信息的收集和整理，社区灾害风险的分析，备灾措施、应急响应机制、灾后恢复重建等，因此制定社区减灾计划不仅是认识和梳理灾害风险，更是理性、全面、深入地思考社区的发展的过程。制定社区减灾规划是一个动态过程，社区的减灾行动可以看成是在规划的基础上展开并不断完善的，因此可以通过制定该规划凝聚共识。
制定社区减灾计划的过程，也是社区不断认识、优化社区资源的过程。资源包含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基础设施、社会资源，实践发现，现在普遍存在对资源的认识、挖掘、整合比较欠缺。受访的88位乡镇干部中80%的人认为社区减灾现在过多地强调物质资源而忽视或轻视了人的能动性，77%的人认为过度依赖外部资源，而内部资源的整合不够，68%的人认为对资源的认识还不到位，以致没有有效挖掘。
制定社区灾害管理计划的过程就是充分调动社区群众参与、发挥群众能动性、挖掘群众智慧、整合内部力量的过程。150余位乡镇干部的专题参与式讨论中提到，群众的参与程度直接影响到预案的实效性。实践发现，通过社区信息的收集与整理，群众从新的视角审视生活的社区，从中发现潜在风险和社区本土资源；参与式讨论帮助社区群众形成行动计划和方案，从而提高了社区群众识别灾害风险、整合社区资源的能力，同时提升了社区成员参与社区灾害管理的能动性。
（4）努力构建基层政府、本土社区、外来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社区减灾的协同机制。
在实践干预和社区调查中发现，农村社区减灾在协同机制的建立上普遍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社区缺位，公众参与不足。受访的88位乡镇干部中47%的人谈到因参与不够导致社区群众与基层政府沟通不畅，社区动员能力不强，很难形成共识。二是社会组织缺位，社会协同不足，来自于社会的技术力量、智力资源不能有效参与进社区减灾实践。除实践干预的4个乡镇、30个乡村社区外，深度访谈中有1个社区曾经有社会组织参与减灾，社区回访中云南项目点仅有1个社区有外来人员（驻当地企业）参与。
社区减灾应体现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基本原则，因此，探索基层政府、本土社区及外来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减灾有效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唯其如此，才能优化配置当地资源、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共同应对社区灾害风险，这也是作者将持续观察和深入探索、思考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中国的减灾行动,新华网，2009.05.11
2.张建任翠华.社区灾害管理最佳实践案例[m].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
3.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iSDR）术语,百度文库。
对自然灾害的态度篇5
摘要：随着林木保护工程的顺利实施和生态工程建设的进一步发展，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生态效益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如何有效地防治林木的雨雪灾害及病虫等灾害，采取有切实可行的减灾措施，文章进行了简要分析。
一、林木雨雪冰冻灾害的防治措施
林木受雨雪冰冻灾害，其受灾程度除与雨雪冰冻天气持续时间，海拔，地形地貌有关外，在上述相同的成灾环境条件下，森林经营水平，林分质量，林分健康状况、营林技术措施、造林树种选择等因子同灾害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天然林比较抗雨雪冰冻灾害，人工林较易受雨雪冰冻灾害，特别是人工纯林受灾最为严重，经济损失也大。过去营造的速生丰产林绝大多数为杉木纯林，初植密度过大，抚育间伐不及时，树木为争夺阳光其高生长较快，冠幅较小，形成高、径、冠比例失调，稍部木质化程度低，当树冠积雪达到一定重量时，林木之间由于互相挤压，易形成大面积倒伏和折梢。毛竹纯林未实施钩稍，枝叉过多滞雪量过大，造成毛竹爆裂和翻桩。
调查发现阔叶树比较抗雨雪冰冻灾害，特别是落叶阔叶树，针叶树和一些常绿阔叶树易受雨雪冰冻灾害。人工林受灾严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未能按适地适树的原则科学地选择造林树种。选择树种时，只重视树种的经济性能，忽视了树种是否与造林地环境条件相适应，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气象条件是否适合，忽视了树种的抗气象灾害能力，没有足够重视树种的形态特征、生态学和生物学特性在抗雨雪冰冻方面的特点，偏面追求营造经济价值高的速生树种，例如在海拔800米左右的阴坡或迎风面营造大面积的杉木纯林，极易造成冰雪灾害。
从调查情况来看，混交林抗雨雪冰冻灾害能力强，而人工纯林易受雨雪冰冻灾害，特别是针叶纯林，很容易遭受雨雪冰冻灾害，落叶常绿阔叶混交林和针阔混交、竹阔混交林则抗灾能力很强。
森林经营状况好，经营水平高，林分质量高的健康林分抗冰雪灾害；而经营不好，林分质量差的林分，无论是人工林还是天然林，由于林分密度过大，林木长势较弱，冠幅较小，木质化程度低，高径比严重失调，极易造成折梢、折断和倒伏。
二、林木病虫鼠害的防治
森林病虫鼠的防治工作，以突出营林措施和生物防治措施为主，坚持“预防为主，科学防控，依法治理，促进健康”的方针，坚持因地制宜，充分运用生物、物理、天敌等相辅相成的系统防治措施，防止环境污染，大力提倡防治无公害防治措施，把森林，病虫鼠害控制在不成灾的水平，以达到保护环境和促进林木速生丰产的目的。
2.1做好森林病虫鼠害调查。认真地调查森林病虫鼠害，以便掌握森林病虫鼠害种类组成及种群动态及发生发展趋势、森林病虫的变化情况，探讨其发生发展规律，为科学准确的森林病虫害的预测预报、防治措施的制定以及天敌的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及时认真做好森林病虫鼠的种类、数量、分布、林木被害程度的分析。
2.2抓住科学、合理、有效防治措施。根据林木生长状况、危害程度及症状，正确鉴定森林病虫种类，掌握其生物特性及在不同环境中的生长规律，抓住最佳防治时机，制定科学合理的综合有效的防治措施，以达到最佳治理效果。同时把森林病虫鼠害造成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
2.3物理机械防治法。人为进行捕杀、阻隔、诱杀、高温处理及应用遥感等新技术进行防治称为物理机械防治，这种措施具有不污染环境，不伤害天敌，便于开展群众性工作等特点；但此种措施工效低、费工、局限大，应根据规律及劳力情况具体掌握。
2.4天敌防治法。结合其他防治措施，利用自然界中天敌昆虫病原微生物、线虫、蜘蛛、食虫鸟以及其它食虫动物等有益生物来控制病虫害。此措施对维持生态平衡，对森林病虫害有长期抑制作用。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5生物及仿生物药剂防治森林病虫鼠。建设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避免化学防治带来的环境污染，大力提倡无公害防治。防治时选择生物药剂和仿生药剂进行森林病虫鼠的除治，是实现林业生态文明的重要步骤。
三、林木的防灾减灾措施分析
自然灾害不可避免，人类能够做的只是如何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一是加强科学预测提前预警做好防范措施，将灾害降低到最低程度，二是科学营造林，这是防灾减灾重要措施之一。
受灾林地清理包括受灾林木清理和造林与更新方案。要遵循林业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坚持因地制宜、因害设防，突出重点、破解难点、分类实施，不搞一刀切，注重林木清理与科学经营、自然恢复与人工恢复相结合，扎实推进林业灾后恢复重建。清理林地不能随意清除现有植被，要强调现有植被和目的树种的保护和利用，对断梢严重林分，针叶树仍有5-6盘枝条的或阔叶树潜伏芽萌发能力较强的树种，以及每亩有50-60株正常树木的林分不宜全面伐除，应只清除折断和翻桩树木，以防止造成人为对生态环境破坏。同时应及时补植与立地条件和环境相适应的树种，以利于形成异龄复层林早日发挥生态功能。对折断倒伏严重无培育前途的林分应及时全部伐除及时更新造林。
应遵循适地适树原则选择造林树种，本次灾害程度严重的林分多数未能遵循这一原则，如海拔800米以上迎风面营造杉木和毛竹纯林，同时应重视选用乡土树种，并充分掌握乡土树种的适地性。
调查发现，片林受灾程度大于行道林及孤立木，密植片林大于疏植片林。可见合理的林分密度，既是提高林分生产力的需要，也是防灾的需要。林分初植密度过大，虽可提前郁闭，但树势弱，木质化程度低，冠、径、根系生长比例失调，抗灾能力差。
进行合理的树种混交搭配，尽量避免营造纯林。混交林不仅能够提高防雨雪冰冻灾害能力，还能有效提高防病虫害、防火功能。营造混交林要做到针阔、乔灌、落叶常绿的有机搭配。其次要强调栽植点的配置方式，提倡采用三角形或梅花型方式，使林木形成较均匀树冠。本次灾害中，林缘、沟边等边际林木倒伏或腰折主因就是树木偏冠，雪压承载力不匀所至。并大力提倡营造异龄复层林，提高林分稳定性。
对自然灾害的态度篇6
对人类来说，所谓自然灾害，是指因不可抗拒或难以预测的自然因素(诸如火山、地震、干旱、洪涝、沙尘暴、泥石流、虫灾、瘟疫等)或人为因素(诸如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污染等)引起自然变异，从而导致严重损害或危及人类生命、健康、财产和栖息环境的祸害。自然灾害往往是天灾与人祸相互作用的结果，具有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在环境史学家看来，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的历史，是自然被改造和被破坏的历史，是人类不断自食苦果和需要自我反省的历史。因此，大量环境史著作都是以历史上的自然灾害——人类与自然关系恶化的极端表现形式——作为主题，以警醒自诩为“自然主宰”的人类，并倡导环保意识和生态伦理。自然灾害的人为因素往往是环境史学家要着力探讨的方面。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比如美国环境史学家特德·斯坦伯格在2000年就出版了一部名为《上帝的行动：美国自然灾害的人为因素的历史》的著作。
从人类社会出现以来，灾害问题就一直存在，这可以从神话传说和历史文献中得到反映。在一定程度上，女娲补天、后羿射日、诺亚方舟和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等传说都可以视为自然灾害史的资料。灾害史的资料还大量散见于中外的各类历史文献之中。
自然灾害一旦出现，社会的抗灾自救能力就会经受严峻的考验。如果抗灾工作井然有序，就可以将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整个社会就可化险为夷；否则，灾害影响所及，远不止于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它也许会加剧人们的心理恐慌和社会秩序的混乱，甚至可以加速政权的更迭、文明的毁灭和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提到，两河文明、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的衰落，与当地居民过分开发土地导致自然灾害频仍直接相关。在《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一书中，英国历史学家克莱夫。庞廷从生态学的角度解释了一系列文明的衰落，他认为过度开发导致的环境崩溃使文明也随之瓦解。
古往今来，对人类来说，瘟疫都是自然灾害中最大的生命杀手，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类》对此进行了描述。在历史的长河中，天花、鼠疫、霍乱、伤寒和疟疾都曾经长期肆虐。在瘟疫面前，人们往往束手无策，而且瘟疫的流行时间之长，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有时可达两三个世纪之久。因此，瘟疫带来的人口死亡令人触目惊心。在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是天花和鼠疫。在1348—1351年，黑死病(鼠疫)使欧洲几千万人丧生。在17、18世纪，欧洲死于天花的人口超过1亿人。在新旧大陆接触过程中，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大部分都成为了白人携带的天花、伤寒、痢疾、梅毒等多种病菌的牺牲品，土著人口锐减导致了阿兹台克帝国和印加帝国迅速瓦解，为欧洲的殖民扩张扫清了道路。澳洲土著在白人到达后也几近灭绝。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和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均讲述了白人病菌在欧洲殖民扩张中的故事。他们的解释有一定的说服力，尽管两位作者都不免有欧洲中心论、生物决定论和为白人的罪责开脱的嫌疑。离现在最近的一次世界范围内的瘟疫是1918年的流感，它使全球至少两千多万人丧生。2003年春夏肆虐的SaRS与历史上的瘟疫根本不能等量齐观。尽管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控制，我们对人类在未来能够战胜病毒切不可盲目乐观。近年来新出现的病毒——诸如爱滋病毒、埃博拉病毒、尼帕病毒和SaRS病毒——倒是提醒我们，大肆破坏森林沼泽，侵入动物栖息领地，滥捕滥吃野生动物，对人类来说是引火烧身，人类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尊重自然，不要恣意破坏自然的生物屏障。
和以往相比，人类的抗灾救灾能力在目前有了很大提高，这主要归功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政府组织能力的加强。尽管如此，人们对环境灾害，尤其是对瘟疫的担心反而比以前更多，人类的生存环境从整体上看比以前更趋恶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物质消费的不断升级，对有限自然资源的压力将越来越大，资源损耗将更趋严重；传统的自然灾害有增无减，而与此同时，人类又面临着新的困境：二战后的8大公害事件令世界震惊；各种形式的环境污染(比如工业三废、农药污染、核尘埃、核废料污染)层出不穷；酸雨、荒漠化、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和生物多样性减少已经成为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和传统的灾害相比，人们很难预见工业发展和科技滥用将带来的长期后果。许多难以预见的和不易确定的环境灾难，犹如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时刻威胁着人类的安全。
环境史学家往往将自然灾害视为天灾人祸，认为生态的脆弱为自然灾害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但相对而言，人为因素是导致启然灾难的更重要的原因，比如各种形式的环境污染就完全是人为的产物，资源的退化则是因为人类的索取超过了资源的自我恢复能力。洪涝灾害和土地的荒漠化无疑与滥垦滥伐、植被破坏有很大关系。一些瘟疫的流行就是人类向大自然盲目进军的恶果，而城市化和全球化则又加速了瘟疫的传播。总之，在环境史学家看来，灾害更多的是人为因素而不是自然因素的结果，因此应该从不同方面对灾害进行文化反思。
科学技术与灾害。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发、利用和变革自然的能力也不断提高，这种情况在二战以后表现更加明显。科技的运用带来了物质的繁荣，但它的滥用确实加剧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引发了许多新的灾害。比如杀虫剂确实能够有效地控制农业病虫害，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但它也会造成食品污染和生态灾难，蕾切尔·卡逊于1962年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就对此进行了描述。核能的开发能够缓解能源紧张的局面，但具有高度放射性的核废料的处理一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它犹如潘多拉盒子，一旦失控，有可能毁灭全人类。氟利昂被应用四十多年之后，科学家才发现它对臭氧层有破坏作用。科技远非是尽善尽美的，在有的情况下，科技制造的问题比它所要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另外，在受到外界赞助的情况下，科学家也很难从事真正独立和自由的研究。据此，环境史学家对科技发展通常持谨慎态度，提醒人们对科技的潜在巨大风险保持警惕，确保技术的发展不偏离造福人类的轨道。
文化观念与灾害。自然资源的滥用，自然灾害的发生，往往与人类不能善待自然、把自然看作人的对立物有关。长期以来，人类都习惯于认为，人是自然的中心，自然完全就是为人的利益而存在，自然只有工具价值而没有内在价值，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自然的利益，这就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另外，传统的发展观只承认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把发展片面地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和毁灭自然资源为代价，导致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一以贯之地从文化观念的角度对环境灾害进行批判。在《尘暴》一书中，沃斯特认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文化是导致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沙尘暴肆虐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只有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改革，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使生态意识深入人心，环境灾害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得到制止。
对自然灾害的态度篇7
【关键词】气象信息；利用；畜牧业；自然灾害；防灾减灾
新疆是畜牧业大区，辽阔的天然草原，悠久的牧业生产历史，丰富的地方品种遗传资源优势，使新疆畜牧业在农业和农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新疆又是一个各类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的自治区，是我国草原放牧业的气象灾害主要发生区。全区有60多个牧业易灾县（市），占总数的68%。近年来，随着养殖业发展基数越来越高，资源环节的约束不断增加，使草原生态保护、动物疫病防控、牧业防灾减灾和畜牧业生产保供给、保安全、保生态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在管理指导畜牧业生产实践中，进一步增强防灾减灾意识，重视研究利用气象信息，加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对抵御各类畜牧业自然灾害、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促进畜牧业健康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气象信息在畜牧业生产管理中的作用
畜牧业的发展与气象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新疆畜牧业主要生产经营方式来看，草食家畜养殖的生产与效益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取决于天气，受气候影响的制约因素很大。气候环境是草食家畜生产的重要外界条件，一个地方的气候条件及变化特点决定着该区域牧草植被生长与恢复以及载畜量的变化，进而影响牲畜品种和产品质量水平。动物疫病的流行也往往与气温、降水等气象要素有关。同时，气候条件也是引发草原火灾、蝗虫鼠害等灾害的条件。
新疆地域辽阔，自然地理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繁。广大农牧区夏季干旱炎热，冬季持续严寒，冬春季严寒多风雪，对长期处于靠天养畜状况的牧区草原畜牧业造成的影响较大，是草原畜牧业气象灾害的主要发生区。新疆畜牧业自然灾害主要是雪灾、干旱、低温、火灾、虫鼠害、毒害草等，这些是引起草原生态破坏、畜群掉膘、感染疫病遭受损失的重要原因。特别以冬、春季节寒潮风雪灾害对畜牧业生产危害最为严重。据历史资料记录，截至上世纪90年代，新疆牧业生产先后遭到8次较大的自然灾害，分别是1954年、1960年、1963年、1966年、1969年、1974年、1977年和1985年，均造成上百万头牲畜死亡。其中仅1966年的风雪灾害就使全疆牲畜死亡363.32万头，占当年年初牲畜存栏数的13.5%。1966年，新疆阿勒泰地区雪灾损失牲畜近8o万头（只），占当年牲畜存栏的40%，畜牧业生产几年都难以恢复。
长期以来，受自然环境、生产基础和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等因素制约，新疆牧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比较滞后，抵御中强度持续性灾害能力极其薄弱，其突出表现在为应对牧业重大自然灾害的应急机制不完善；牧业灾害监测预警评估体系不健全；草原牧区防灾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因此，在畜牧业生产管理实践中，研究气象条件与畜牧业生产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规律，包括研究气象条件对畜禽生育、引种、疾病防治、放牧和舍饲、牧草生长以及畜禽产品的品质和草原火险虫鼠害发生等的影响，是农业气象研究利用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构筑畜牧业重大自然灾害防控体系建设和制订畜牧业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
2自然灾害对畜牧业生产的影响
2.1雪灾对畜牧业生产的影响
雪灾是新疆畜牧业冬春季最主要、影响最广、破坏力最大的气象灾害。特别是冬春季节，如果出现频繁的降雪天气过程，加之雪后强降温，其危害极其严重。一是由于积雪掩埋草场，家畜无法采食，得不到草料补充，造成膘情下降，抵抗能力降低。其次，如果降雪多、积雪深、时间长，会给冬春季转场带来困难，影响保胎保膘，造成母畜流产，老弱病残畜伤亡，畜牧业生产基础遭到破坏。三是大雪常常封路、封山，给交通运输、邮政通讯，抗灾救助造成影响。如2009年入冬以后，受多重灾害持续叠加影响，新疆北疆区域牧业普遍受灾，牲畜放牧困难，草料消耗迅速，道路多数中断，瘦弱畜急剧增加，重点地区牲畜死亡迅速增加，棚圈大量倒塌，严重威胁到牧民正常生产生活。全区共有9个地州31个县（市）52万牧业人口受灾，占全区牧业人口的45%，占当地牧业人口的75%，受灾草场面积达8000000hm2，占灾区冬草场总面积的92.3%，受灾牲畜661万头（只），占当地牧区牲畜总头数的70%以上。据统计，2009年，全区因灾死伤牲畜10.1万余头（只），牧业直接经济损失12400余万元。由此可见，雪灾具有灾害影响面广、灾情发展迅速的特点。
2.2干旱气候对畜牧业生产的影响
一是影响牧草返青、牧草产量及牧草品质。干旱时，天然牧草的正常返青时间普遍推迟，导致青草期缩短。严重干旱发生时，牧草生长受到限制，从而影响牧草品质及产量。二是影响畜产品质量，严重时会危及家畜的生存。干旱缺水破坏了自然界本身的物质和能量循环，家畜的能量转化受到抑制，危及逐水草而居的自然放牧群众和家畜的生存，具体表现为干旱年份的畜产品产量和质量远不如常年。三是加剧草场退化和沙漠化进程。出现连年干旱不仅会加剧草场退化和草原沙漠化进程，还会对人工草场建设和天然草场的改良不利，从而影响草场载畜量、牧草产量和牧草品质。
2.3气候条件对草原虫鼠害灾害发生的影响
草原虫鼠害灾害的大面积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适宜其生长发育繁殖的气象气候条件。草原上害鼠的发生使植被结构发生变化，覆盖度降低，牧草产量与质量下降，载畜量减少，造成沙土流失。新疆每年因鼠害危害发生面积在4666667hm2左右。新疆草原上以蝗虫为主的草原害虫具有种类多、分布广、繁殖快、数量大等特点，每年虫害危害发生面积在2000000hm2左右。虫害发生除直接造成牧草损失外，有些害虫还是传播牧草病害的媒介。2012年，由于受异常气候和草地生态恶化等因素影响，新疆蝗虫鼠害呈中度偏重发生，涉及60多个县（市），其中，蝗虫害危害面积2064667hm2，严重危害961333hm2万亩；草原鼠害危害面积5167333hm2，严重危害2345333hm2，发生面积涉及70%的县（市）。
2.4气候条件对草原火灾发生的影响
由于特殊的区域位置和林草相依的生物性特点，新疆是发生草原火灾比较严重的区域，在天然草原中易发区占1/3。草原火灾不仅使草原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而且给草地资源、畜牧业生产以及农牧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不可预料的损失。
2.5气候条件对草原毒害草发生的影响
气象因素条件与生产方式是造成毒害草大面积发生的主要原因。2012年，新疆草原毒害草发生面积6710000hm2，严重危害1997333hm2。其中，牧草病害发生110667hm2，严重危害50000hm2，直接经济损失达87.7万元。
3利用气象信息服务畜牧业生产
199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条例》颁布施行以来，自治区畜牧厅把实施《条例》作为开展畜牧业抗灾保畜、保障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护与建设新疆草原生态、促进畜牧业发展、农牧业增效和农牧民增收的重要内容来抓。同时，我们按照自治区《新疆气象灾害应急联络员会议制度》要求，积极与自治区气象部门加强联系，充分发挥气象信息在指导畜牧业抗灾救灾、开展草原火险、蝗虫鼠害气候条件趋势的预测分析和部署牧业生产服务等方面的作用，使气象科技在促进我区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3.1加强协作，信息沟通
多年来，自治区畜牧厅十分注重加强与气象部门的合作与信息沟通，加强与自治区各级气象部门的气象信息监测预警合作工作。如在草原防火方面，早在1997年就与自治区气候中心签订了《遥感技术专项服务合同书》，2006年与自治区气象台签订了《草原火险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项目》合作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自治区气象台每年3月1日～10月31日期间，制作草原火险气象条件等级逐日预报，并进行实时服务。自治区气候中心每年3月1日～10月31日期间接受处理地球观测卫星资料，对全疆及邻近地区草原火情进行遥感监测，提供出现火点的经纬度及火情遥感专题图，提供每年春秋两季的草原火情趋势预测及年度总结等，在对全区草原火险气候条件、天气等级趋势预测分析及动态分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2利用气象信息，合理安排生产
我们充分利用自治区气象部门《气象早报》、《十天天气预报》、《新疆草原火险天气等级预报》等信息资料，为各地开展畜牧业生产计划安排，分析气象条件与畜禽疾病防控流行、气象条件与牧草生长变化、气象条件与加强饲养管理要求等方面，定期进行影响畜牧业生产的天气变化趋势分析和预警工作，增强抵御气候灾害风险的能力。
3.3加强气象预报工作，指导畜牧业防灾救灾工作
要求各地畜牧兽医部门主动加强与当地气象部门的信息互通与业务合作。一是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对可能出现的灾害性天气及时预警信息，并提出应对措施，利用广播等媒介，确保信息能够及时通知到农牧户。二是加强对牧区牧民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干部群众克服麻痹侥幸心理，充分认识气象信息在防灾救灾和指导安排畜牧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强化管理措施，搞好防灾救灾物资贮备。三是要求各地制定抗灾保畜预案工作。同时，还要严格监督检查制度，把各项防灾措施落到实处，确保畜牧业生产健康发展。
3.4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加强畜牧业防灾体系建设
3.4.1加强对畜牧业防灾减灾工作的组织领导
要求各级畜牧部门树立防灾减灾意识，关口前移、“防”字当头，千方百计做好畜牧业防灾减灾工作；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趋势，切实加强领导，注重与气象部门协作配合；加大工作力度，一旦出现牧业灾情，及时有序地启动抗灾保畜预案；要着力做好可能出现的倒春寒、强风雪、强降温、干旱等灾害性天气过程的应对防范，提前做好可能出现的动物疫病、火灾以及可能出现的草原蝗虫鼠害的防范工作，扎实有效地做好畜牧业防灾减灾各环节的工作。
3.4.2加快新疆牧业防灾基础设施建设
多年来，在各级地方党政的领导下，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区初步建立了全区灾害预报传输系统，牧区灾害管理工作逐渐加强。但是，由于新疆自然地理条件恶劣，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全疆共有60多个牧业易灾县，占县市总数的68%。为加强新疆牧业防灾基础设施建设，自治区畜牧厅编制了《新疆牧业易灾县防灾体系建设规划》，通过在自然灾害易灾区域新建草料储备库、牲畜棚圈、饮水点及牧业救助站等防灾设施，不断提高牧业防灾减灾能力。
3.4.3切实落实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恶劣的天气灾害大都会引起多种动物疫病的发生，因此，灾后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任务十分艰巨。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后，各地要做好疫苗、消毒药品等防疫物资的调运、储备、发放工作，全力消除免疫死角，提高畜群免疫保护力，降低发病风险。同时，强化疫情监测预警预报，严防疫情跨区域传播扩散，确保畜牧业健康发展。
3.4.4扎实开展气象监测预报
利用气象信息，加强草原监测与生物灾害防治工作，开展牧草高峰期生产能力监测、冬季放牧场牧草储量监测，退牧还草工程效益监测等草原资源与生态动态监测工作。同时，及时天然草原牧草长势、蝗虫鼠害发生情况预报，为草畜平衡、合理安排牧草储备及牲畜出栏提供决策技术支撑。另外，通过完善应急预案，采取应急防治与生物防治并举的手段，及时指导灾后抗灾自救工作，进一步明确畜牧业防灾体系建设的方向和重点，提高全区畜牧业防灾减灾体系能力建设。
4建议
4.1提高畜牧业自然灾害预警预测能力建设
4.1.1加快牧业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工程的建设进度
通过建立完善寒潮风雪灾害监测预警、洪水灾害预警、干旱灾害监测预警、草地利用与生产力监测预警、火灾监测预警、虫鼠害监测预警和灾后评估等六大体系建设，使新疆畜牧业灾害预警监测能力得到提高，有效防控灾害的发生。
4.1.2完善自然灾害预警预测体系机制
一是在现有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健全自治区、地州、县（市）草原自然灾害预警监测与控制三级体系建设。通过加大预警监测设备更新力度、改善工作条件、拓宽监测手段和提高科技含量等措施，提高畜牧业自然灾害预警预测能力建设。二是加强预警监测体系队伍建设。通过多渠道、多层次专业技术培训，提高各级测报和防治技术人员队伍业务素质和整体水平，真正建成一个预测预报准确、信息渠道畅通、覆盖面广的牧业自然灾害预警监测体系。
4.1.3加强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
研究分析新疆草原自然灾害，生物灾害发生的中长期灾害变化规律，建立新疆生物灾害的防治管理指挥系统，探索利用“3S”等新技术，提高草原生物灾害的预警监测水平，提高灾情短期、中长期预测预报准确率。做好草原火灾的预测预报工作，研究利用气象信息资料，通过对各区域气候要素的长期变化过程分析，研究新疆草原火险发生的气候背景特征，确定新疆区域的草原火险重点防火期以及重点防火区，从而达到对草原火险气候条件趋势的预报预测。掌握草原防火工作的主动权，变被动救灾为主动防灾，增强草原防火和减灾能力。
4.2加强气象条件与畜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
自然灾害是新疆草原畜牧业长期以来发展不稳定的主要原因。牧草、饲料作物的分布、生长状况、产量高低和质量优劣以及放牧舍饲方式等，都与气象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草食家畜疫病的发生与天气、气候备件有关；气候条件也是引发草原虫鼠害，草原火灾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在很长一段时期，新疆畜牧生产水平还不能完全实现机械化、集约化、现代化管理的现实条件下，对依靠天然草场粗放经营为主的草原牧业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受气候条件的影响依然很大。因此，要加强气象与畜牧业发展的研究，充分认识和掌握灾害性天气的发生、发展规律，趋利避害，把畜牧业与气象关系的分析研究列入重要议程，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加强科学指导，因地制宜地探索畜牧业生产的新途径，把气象灾害对畜牧业生产的影响降至最低限度。
对自然灾害的态度篇8
[关键词]地质灾害；特征；防治；措施
[中图分类号]p64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4）09―0069―02
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地质灾害也不断发生，而且地质灾害种类繁多，造成的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不计其数。据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显示，近十年来，我国每年因地质灾害而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多达几十亿元。因此，掌握地质灾害及其防治管理措施的相关理论知识，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防灾减灾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对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一、地质灾害的基本概念
地质灾害是指由地质作用或者地质条件恶化、人类活动破坏而导致的自然灾害，主要包括地震、火山、滑坡、泥石流、崩塌、地裂缝、地面塌陷、地面沉降、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及盐渍化等〔1〕。我国地质灾害分布广泛，活动频繁，带来的危害严重。根据我国自然灾害管理体系和统计调查，崩塌、泥石流、地面变形、滑坡等类型的地质灾害发生频率较高。
二、我国地质灾害的主要类型及其特征
（一）地震灾害
我国处于环太平洋板块和欧亚板块两个最活跃的地震带上，是世界上地震灾害频繁而严重的国家之一。1976年我国河北唐山7.8级大地震造成24.2万人死亡，经济损失无法计算；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级大地震，一瞬间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我国地震灾害的主要特征是：突发性强、地域分布广、发生频率较高、震级强度大、震源不深、破坏性大、损失严重。带来的直接灾害有：建筑物不同程度的破坏；生命线工程的破坏，比如交通、给水、排水、供电、供水、供气、通信等工程系统；地面变形，地震往往会造成地裂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2〕此外，地震还会引发火灾、水灾、海啸、病菌传播、有毒物质泄漏等次生灾害。
（二）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
地质灾害种类繁多，发生频率高，在各种地质灾害中，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尤为明显。〔3〕我国西南地区地形复杂、地貌高差大、降雨量也大，这些特点极易造成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的发生。此外，火山喷发也易导致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历史统计资料显示，我国长白山火山千年大喷发曾导致大面积的山体崩塌，滑坡，火山灰空降，泥石流，熔岩流，碎屑流等严重自然灾害，至今有部分地区无法种植开垦，带来的经济损失巨大，影响长远。这些灾害的主要特征是：山区斜坡地带、历时短暂、突然发生、来势凶猛、破环性强。带来河流通道堵塞、交通要道中断等破坏现象，严重影响灾区工农业生产，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三）地面变形灾害
地面变形灾害主要包括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及地裂缝等地质灾害。经世界各地专家研究员长期调查研究，普遍认为造成地面变形的主要原因是人为不合理地开采地下水，地下矿产资源、石油、天然气引起的。地面变形灾害的主要特征有分布广、规模大、危害严重。〔4〕全国有天津、上海、无锡等40多个发达城市受地面变形灾害影响，导致公路、地下通道、铁路、水库、通信等设施破坏，给工程建设带来极大不利，而且破坏了水资源、土地资源、生态环境，影响人民的正常生活，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
（四）土地退化灾害
土地退化灾害主要包括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及盐渍化等自然灾害。我国生态环境深受水土流失、土地盐渍化、土地沙漠化的影响，土地过度浪费，无法进行种植或者放牧，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土地退化灾害的主要特征有土地沙化、干旱、周期长、危害大。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面积已达40多万平方千米；西北、华北、东北地区沙漠化土地面积已超过150万平方千米，而且在自然条件恶劣，风力吹拂作用下，非沙漠地区土地沙漠化、盐渍化日趋严重，再加上人为不合理开垦及过度放牧因素，导致我国土地沙漠化趋势仍然呈增长的趋势。
三、地质灾害防治管理措施
地质灾害的广泛性、突发性强、危害严重特点，决定了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工程需要较大的经济投入。因此，防治管理工程的规划、勘察设计及施工都应实现科学性、可操作性、最小风险与最大效益的有机结合，〔5〕并且要依据导致地质灾害的根本原因来确定实际有效的防治措施，这是一项长期发展的工作。
（一）加强对地质灾害监测体系和预报机制的科学技术研究
坚持以预防为主的原则，虽然地质灾害是一种不可避免而且难以精确预报的自然现象，但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对地质灾害的预防研究能力也会逐步提高。加强对各种地质灾害的监测、预报及地质灾害巡查，制定地质灾害应急工作的分级响应程序，还要做好相关的应急保障，比如救灾队伍、物资、装备保障，通信的流畅传递保障等应急措施。〔6〕全面掌握地质灾害的动态信息，为可能受灾地区的人民群众的及时撤离，重大工程的有效保护等提供宝贵的缓冲时间。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工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国家政府部门应号召相关科研部门和人才积极投入该项研究中，共同努力，做好地质灾害的预防工作，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减少地质灾害带来的损失。
（二）开展地质灾害防灾减灾信息社会服务系统建设
按地区分级，各部门认真合作，积极实地调查，统计完善地区灾害数据库建设，提供相关的地质数据、监测数据、气象数据、水文数据等，实现信息共享，地级、市级、省级、部级部门之间的自然灾害网络平台数据保持流畅，共同研究各类防灾的信息，及时交流更新，随时掌握可能受灾区的动态信息，将有效信息在系统网站上，这样人民群众也可以掌握相关地质灾害的信息，做好相应的防灾准备工作，因此，各级政府应完善地质灾害防灾减灾信息社会服务系统建设，为社会群体服务，这是具有实际价值意义的。
（三）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和减少人为破坏
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要根据本区域自然条件，科学地进行防治工程规划建设活动，合理利用土地、水资源，防止过度开发。广泛开展植树造林，合理开垦，宜牧则牧，防止水土流失。要合理开采地下矿产资源、石油、地下水，量入为出，维持地下水的动态平衡，增强环保意识，减少垃圾的产生，约束人类不合理的工程经济活动，比如人工滥伐森林树木、工程建设随意的开挖等现象，积极宣传环保意识，保证重大工程的安全实施，避免人工诱发的地质灾害，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健康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四）加强关于地质灾害应急等基本知识的宣传与教育
虽然我国社会防灾意识正在逐步提升，减灾能力有所增强，但少数人的防灾减灾意识淡薄、自救互救能力低、灾难预防措施少等现象依然使我们深感焦虑，人类生命安全得不到可靠保障。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关于地质灾害的相关知识的普及程度较低，宣传工作开展的很少，尤其在偏远的贫穷落后的山区，防灾保护意识很浅淡。由于地质灾害本身的不确定性及突发性，随时会带来不可预料的生命威胁，因此，有关政府部门对广大人民群众地质灾害相关知识的教育，同时电视、网络、报纸杂志等媒体应加大健康积极的宣传与教育。此外，适当组织人们进行防灾减灾演习活动，提高人们自我保护、互救的意识和能力，在面对灾害时，不再畏惧，反而有自己的独立生存能力。地质灾害应急相关知识的宣传与教育，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群众自我保护意识以及保护他人生命安全，所以有必要开展宣传与教育这方面的工作。
（五）加强突发性地质灾害勘察力度
应用先进科学技术，识别地质灾害在本区域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分布情况，为了保护城镇、企业、主要干道、桥梁等设施的安全，在进行工程建设之前，必须进行地质灾害勘察与检测，定性与定量结合起来评价该区域地质灾害的动态趋势，应尽量避开地质灾害危害区。制定科学的防灾规划，针对不同的工程建设不同的防护、加固工程〔7〕。根据勘察和评价的结果，选择适宜的建设基地，结合地区的自然条件合理开发，尽可能减少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所以对地质灾害的勘察工作显得极其重要。
（六）贯彻实施地质灾害防治管理责任制
相关各级政府应加强所在管辖区的地质灾害防治管理责任制度建设，尤其对人为过失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的地质灾害进行领导追责，要依法治国，时刻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相关领导尽职尽责，做好当地的防灾减灾宣传工作，保护所在区域的人民生命，阻止不合理的工程开发或者有安全隐患的工程实施。贯彻实施地质灾害防治管理责任制，是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的有力保证。
四、结语
地质灾害不可避免而且危害严重，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工作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任务艰巨，要做到“有备无患”。随着国家科学技术的强大发展，一些新的技术和方法会逐步运用到地质防治管理工作中，人们防灾减灾意识的逐步提高，防治管理工作自然而然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人们的生活会得到安全保障。只有保障了人们的安全，才能实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各级政府部门应大力支持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工作，建设高水平的防灾减灾的科技队伍，提高我国的地质灾害防灾管理工作水平，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人类美好的家园而奋斗。
〔参考文献〕
〔1〕李引擎，王清勤，张靖岩.防灾减灾与应急技术〔m〕.北京：中国建筑行业出版社，2008.
〔2〕秦国良，张磊.浅析我国地质灾害发生的特点、规律及预防措施〔J〕.科技创业家，2012，（11）.
〔3〕许强.汶川大地震诱发地质灾害主要类型与特征研究〔J〕.地质灾害与环境保护，2009，（02）：86-90.
〔4〕段永侯.我国地质灾害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势〔J〕.第四纪研究，1999，（03）.
〔5〕李媛，孟晖，董颖，胡树娥.中国地质灾害类型及其特征―基于全国县市地质灾害调查成果分析〔J〕.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报，2004，（02）：30-32.
对自然灾害的态度篇9
关键词国家战略；风险；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7；tU9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1)02-0079-07
30多年来，尤其是近2年来，国家批准了20个国家发展战略经济区。所谓国家战略，国内外尚无统一认定，国家战略是建设和运用国家各方面的实力和人力，以实现国家总目标而采用的方略却是一致的。国家战略就是为实现国家的总目标而制定的。国家战略是这一地区的发展在全国大范围内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包括大的支撑作用。发展是有风险的。除了社会风险外，本文主要研究自然灾害风险。研究国家战略经济区域的风险，是为了规避风险。只有很好地把握每个国家战略经济区的风险来源、风险特点和风险规模，才能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规避方法和改进措施，尽量减少风险对发展的影响。
1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基于对国家战略发展区域的历史（1949－2009年）灾情调查统计，对于发展区域的人均损失、地均损失和损失占GDp的比重，构成了灾害风险；而人均GDp、地均GDp（区域单位面积的GDp）构成了防范风险的能力，将两者相组合，就形成了发展区域的自然灾害风险评价体系（见表1）。
2自然灾害风险评价结果
对自然灾害风险评价体系作相对指标分析，即20个区域的5项指标（见表1）。其中，前三项是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的相对指标，后两项是减灾能力的相对指标。每一项指标作大小排序，再作横向指标相加，即得出该区域的风险指数。规定风险指数在30以内者为低度风险，指数在30－50之间者为中度风险，指数在50－70之间者为较高度风险，指数在70以上为高度风险。
由表1可以看出：低度风险区2个，分别是天津市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中度风险区8个，分别是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江苏沿海地区，沈阳经济区，武汉城市圈，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较高度风险区6个，分别是关中-天水经济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广西北部湾，中部地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海南国际旅游岛综合试验区；高度风险区4个，分别是成渝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甘肃省，长株潭城市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3国家发展战略经济区的主要风险及对策3.1天津市滨海新区
天津滨海新区是全国惟一聚集了港口、部级开发区、保税区、海洋高新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区港联动运作区和大型工业基地的地区，具有体制创新优势，是中国北方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主要自然灾害风险有：地震、洪涝、干旱、风雹、冻害、农作物病虫害、地质灾害等。
促进该区发展的政策建议：
（1）保障滨海新区的防潮、排沥安全和防治病虫害，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建港、筑堤、清水、造地、开发”的总体目标。
（2）健全天津沿海的防潮体系，做好防潮预案，制定应急措施。加强防潮工作的科技管理。严格控制地面沉降。加强风暴潮的情报、预报工作。加强非海挡保护区和险工险段的防潮措施。
（3）建立储备物资更新机制。加强救灾物资储备，科学合理的安排救灾物资的储备数量、规模和品种结构。建立和完善救灾物资储备网络，形成市、区（县）救灾物资的计划储备和调度制度。
（4）充分发挥社区在综合减灾领域的基础作用建立健全领导机制和组织运行模式。
3.2辽宁沿海经济带
辽宁沿海经济带地处环渤海地区重要位置和东北亚经济圈关键地带，资源禀赋优良，工业实力较强，交通体系发达。主要自然灾害风险有：洪涝、干旱、风雹、冻害、森林病虫害、农作物病虫害、地震、泥石流、滑坡、海水入侵、海冰等。
促进该区发展的政策建议：
（1）把资本运营方式引入水利。统一制定流域内各行政区的分水方案，对流域内的水源工程实施统一调度，合理、有效、充分地管理和开发利用水资源［6］。仅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只有实行资本经营，利用全社会的力量，才能使水资源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2）针对以辽河为主的各主要江河防洪标准还偏低的状况，提出使其防洪标准达到百年一遇的水平。
（3）大力发展旱作农业技术，抗旱体系建设中提高治水的科技含量。每年经过辽宁省的云水资源总量约5000亿m3，由降水云系落到地面的自然降水，只占辽宁云水资源的27％，尚有73％可待开发。
（4）进一步调整完善辽宁省地质环境监测网点。全省地质环境监测网点尚缺256个，主要是存在严重的监测空白区，以及监测空白项目问题。
（5）对泥石流的防治也要实行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整治。发挥植物措施。加强对现有森林的保护，陡坡耕地应逐步退耕还林。合理利用蚕场。全面落实工程措施。沟道的防治工程可分为如下三大类：沟道治理、拦挡和排导工程。
3.3沈阳经济区
沈阳经济区内拥有重化工业基地城市、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东北地区最大的航空港、全国密度较高的一小时城际交通网络，是国内乃至东北亚地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的工业型城市密集区。主要自然灾害风险有：洪涝、干旱、风雹、冻害、森林病虫害、农作物病虫害、地震、泥石流、滑坡、海水入侵、海冰等。
促进该区发展的政策建议：
（1）城市型水灾害及其减灾对策。城市防洪排涝工程体系的规划与城市发展规划相结合。采取各种雨水渗透与雨水蓄滞措施。需要建设防灾减灾信息系统。进一步健全水灾应急管理体系。
（2）辽河流域减少泥沙的建议。柳河流域上游采取生物措施及工程措施，搞好地表植被，保护现状湿地，修建小塘坝等截沙工程，控制泥沙下泄；在提高河道泄流能力方面，考虑采取工程措施对险段护岸，全面规划治导线稳定中水河槽，进行河道清障及清淤疏浚。
3.4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
长吉图地区是中国唯一的沿边近海地区，是中国内陆距离日本海最近的地区，地处东北亚地理中心。主要自然灾害风险有：洪水、干旱、风雹、冻害、农作物病虫害、森林病虫害、森林火灾、地质灾害等。
促进该区发展的政策建议：
（1）抓好城市水源工程建设。对已建成的杨家崴子、明月沟等城市供水工程，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工程效益；抓紧长春、四平、辽源等中部城市群从丰满水库引水工程立项的前期准备工作。
（2）加强农业干旱灾害的防御与调控技术研究。节水灌溉设备的研制开发及依据作物、土壤确定科学的节水灌溉规程。旱作农业技术体系研究。加强抗旱品种的选育，依据区域特点，优化作物布局。新型化学抗旱制剂的研制与利用。加强技术集成，建立不同区域的抗旱技术体系。
（3）加强自主创新，把吉林建设成部级的人影基地。开展多层次、多学科、多领域的人工影响天气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进一步加强人工增雨防雹工作。
（4）泥石流地质灾害防治对策。建立由市、乡（镇）、村三级监测体系组成的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络。大部分泥石流地质灾害的治理宜采取以植树造林，退耕还林等生物工程措施为主，并辅以适当的工程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即泥石流沟上游区应以退耕还林等生物工程措施为主，以修建谷坊等拦挡工程措施为辅，下游区则以修建导流槽等排导工程措施为主，必要时采取避让搬迁措施。
3.5上海浦东新区
该去的主要自然灾害风险有：洪涝、台风风暴潮、干旱、风雹、冻害、农作物病虫害、森林病虫害等。
促进该区发展的政策建议：
（1）强化监测预报能力和队伍建设。组成的全天候、立体化、多参数海洋环境监视、监测网络，监测自然灾害，实现对海流、海浪、风暴增水、海啸、海底地震等的有效监测。
（2）针对沿海海塘有25km分别由28个企业自行管理，对企业雨水泵站和沿海一线海塘必须加强专业化管理。
（3）加强上海市应急避难所建设。
3.6长江三角洲地区
主要自然灾害风险有：洪水、台风风暴潮、干旱、风雹、地质灾害、地震、农作物病虫害、森林病虫害等。
促进该区发展的政策建议：
（1）开展太湖流域中长期洪水保险规划的建议。
（2）农业防灾、减灾、抗灾的措施建议。
3.7江苏沿海地区
江苏沿海地区地处我国沿海、沿长江和沿陇海兰新线三大生产力布局主轴线交会区域，是长江三角洲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自然灾害风险有：洪涝、台风风暴潮、干旱、风雹、农作物病虫害、地质灾害、地震等。
促进该区发展的政策建议：
（1）提高海洋灾害预报能力。要提高海洋观测水平，加强和完善预测预报系统。
（2）加强海岸防护工程的建设，提高防灾标准。改进海堤的结构，加强现有海堤的工程与生物护坡，以提高其抗御风暴潮水冲刷和淘蚀的能力。对地势低洼岸段新建工程要加高起始高度，打好地基。海堤建设要达到使江苏海岸整体上达到抗御50年一遇高潮加10级风浪的标准。
（3）立足棉花安全栽培，防抗自然灾害。推广防灾减灾技术。稳定种植密度，立足抗灾稳产。建设棉田水系，增强抗灾能力。
3.8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阳湖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保护区，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划定的全球重要生态区，承担着调洪蓄水、调节气候、降解污染等多种生态功能。主要自然灾害风险有：洪涝、干旱、风雹、冻害、农作物病虫害、森林病虫害等。
促进该区发展的政策建议：
（1）积极贯彻国务院提出根治水患的方针政策，实行“平垸行洪、退田还湖”。双退彻底放弃耕作，还圩区为湖面，这是恢复和保护生态环境、变被动抗御洪涝为主动防灾减灾、根治水患的重大措施。
（2）仿都江堰式的生态水利工程设计概念方案。遵循河流湖泊自然规律，在不影响防洪和江湖联通性的前提下，适度调控鄱阳湖与长江之间的水力联系，尽量保持湖区水位变化平缓、延缓汛后湖水外泄，以避免湖区出现极端洪涝和干旱。
（3）从根本上处理好鄱阳湖圩区的治涝问题。设立蓄洪区，修建水库。改善鄱阳湖与“五河”的水文联系。科学调度“五河”干支流现有水库和新建一系列水利设施。利用水利设施在汛期来临之前，尽量排除部分存水，腾出库容准备容纳各支流汇入的洪水。
（4）在饶河、信江流域河曲较多较大的地区人工拉直河道，拓宽出水口。
（5）将渍害田分为初步治理和高标准治理两个治理标准。初步治理工程措施：田间排水型式采用明沟或暗沟结合、盲沟或鼠道等形式，建立以明沟为主的排水沟网。高标准治理措施：田间排水采用暗管排渍，明沟集水兼排田间的地表水，建立明暗结合、健全田间排水系统和相应的配套工程。
（6）完善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政策法规。
（7）以地养堤，管养分离。要真正建立起圩堤管理单位对圩堤养护人员咨询、控制，对圩堤养护结果评估、验收的严格、公正、合理且可操作性强的机制或体系。
（8）做好移民建镇后新居民点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3.9海峡西岸经济区
主要自然灾害风险有：洪涝、台风风暴潮、干旱、冻害、地震、地质灾害、农作物病虫害、森林病虫害等。
促进该区发展的政策建议：
（1）防御旱涝的近期重点任务。近期，福建省重点推进全省洪水预警报系统的升级改造和县级洪水预警报系统的建设，加大县级防汛指挥中心和防汛软件的开发推广力度；加快全省防汛指挥决策支持系统的建设，构建全省宽带高速信息网络，保证信息的畅通，提高防汛的现代化指挥决策水平。
（2）关键技术研究。暴雨洪水预报技术；流域水库调度技术；山洪灾害防御技术；防汛应急抢险技术；洪水风险图技术。
（3）赤潮灾害的防治措施。加强赤潮灾害宣传工作。减少沿海的环境污染防治。加强福建省赤潮监测及预报工作。深入开展各种赤潮机制的研究。减少养殖环境的自身污染。
3.10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
黄河三角洲是我国最后一个待开发的大河三角洲。主要自然灾害风险有：干旱、洪涝、温带风暴潮、风雹、冻害、海水入侵、海冰、地面沉降、农作物病虫害、森林病虫害等。
促进该区发展的政策建议：
（1）全面调查研究黄河三角洲的整体自然环境。系统查明黄河三角洲自然环境演变规律与机制，科学预测自然灾害，提出防灾减灾措施，为三角洲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2）黄河三角洲风暴潮防御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工程措施是采用水力插板桩专用技术加固根基，利用黄河泥沙填海造陆。非工程措施是加强防潮堤工程管理，建立观测、预报、预警通信系统。
（3）合理开发沿海自然资源，趋利避害，发展沿海经济。开发地下卤水资源，发展盐业，建成盐化工基地。开发旅游资源，建成旅游基地。
3.11中部地区
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在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自然灾害风险有：洪涝、干旱、农作物病虫害、风雹、森林病虫害、冻害等。
促进该区发展的政策建议：
（1）治理洞庭湖的几点建议。整治长江，确保江堤安全。加固堤防，提高防洪标准。疏通洪道，提高行洪能力。抓紧城镇防洪建设。加快蓄洪安全建设。实施平垸行洪，退田还湖，提高洞庭湖调蓄能力。
（2）山洪灾害防治近期确保生命安全，远期减少财产损失。近期应先建立山洪易发区监测预警通讯系统、落实紧急防洪预案、逐步建成避灾躲灾转移工程等非工程措施为主的工程项目建设。
（3）加强宣传，进一步提高全民的节水意识；要加大改革力度，实施政策推动，科学合理地制定有关投资、管理、价格等有效推动节水的政策法规；要抓住节水型社会建设的主要环节，重点投资、重点突破。
（4）注重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加强库区地质环境管理。开展群测群防工作，做好三峡库区移民迁建区地质灾害监测预报工作。坚持做好城镇建设和各项工程建设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把好“源头关”。
（5）建立外来入侵种防御体系。国家能力建设是成功解决入侵生物种问题的关键。加强预防能力。提高快速反应能力。增强信息处理能力。协调教育宣传能力。
3.12武汉城市圈
主要自然灾害风险有：洪涝、干旱、风雹、冻害、农作物病虫害、森林病虫害等。
促进该区发展的政策建议：
（1）开展三峡工程建成后的武汉沿线灾害和生态环境变化研究。三峡工程建成后，调节了长江的径流量，这一变化导致长江中下游地下水位的上升，从而加重了武汉沿线湖区的渍害，使土壤潜育化沼泽化和耕地碱化。
（2）武汉城市圈加强气象灾害防御工程建设。城市圈各级政府应将气象灾害防御工程建设列入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发展规划之中，加强领导，科学规划，加大投入，综合管理。加强城市圈气象灾害综合监测网建设。
3.13长株潭城市群
主要自然灾害风险有：洪涝、干旱、风雹、冻害、农作物病虫害、森林病虫害等。
促进该区发展的政策建议：
（1）综合治理，综合防治，减轻水土流失的危害。提高全社会对水土保持的认识。构筑强有力的执法组织。落实好水土保持方案的申报审批制度。维护生态环境，抓好封山育林。坚持不懈地搞好小流域综合治理。拓宽融资渠道，加大水土流失防治资金投入。
（2）气象与水文相结台、增长洪水预见期。走水文与气象相结合的道路。在业务上如防灾减灾的措施、水文气象资料的交换（实时和非实时）、业务系统的联网等方面能有更为全面的合作。
3.14深圳经济特区和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
主要自然灾害风险有：洪涝、台风风暴潮、干旱、冻害、地质灾害等。
促进该区发展的政策建议：
（1）提高江海堤围的防洪（潮）标准。在重点防洪（潮）地段（如市区）防洪（潮）标准要达到200年一遇；次重要地段（如黄田机场等）防洪（潮）标准要达到100年一遇。
（2）提高城市的防洪（潮）排涝标准。内涝危险依然存在。根据实际情况深圳市的防洪标准最少应达到200年一遇。
（3）治理水土流失，治理好现有的山体缺口。全市水土保持工作计划治理率90％以上，并与环境美化、绿化有机结合。
（4）深圳滑坡类地质灾害防治措施。要加强滑坡类地质灾害防治的管理和滑坡类地质灾害知识有关法制、法规的宣传和教育，采取综合措施防止地质环境的恶化和破坏；落实监测责任人，传授监测预报知识；对重大隐患点，要编制防灾预案。
（5）扩大红树林种植面积可防灾。进一步扩大红树林的人工种植面积。在西部的福永、西乡、沙井以及东部临海区加快基干林带的建设进度，并加强沿海湿地保护工程。
3.15珠江三角洲地区
主要自然灾害风险有：洪涝、台风风暴潮、风雹、干旱、地震、地质灾害、农作物病虫害、森林病虫害等。
促进该区发展的政策建议：
（1）修筑分洪渠道，减轻珠江三角洲洪涝灾害压力。修筑分洪渠道除应考虑减少三角洲的洪涝灾害之外，还应与邻近缺水流域的引水结合起来，既可减少三角洲的洪峰流量，又可充分利用水资源，节约开支，发展经济。
（2）建设蓄滞洪区保障，北江三角洲防洪安全。在北江飞来峡水库下游建设江滞洪区，对北江50，100和300年一遇洪水可分别滞蓄洪水3.66，3.70和4.11亿m3；在西江下游的联安围和金安围建设蓄滞洪区，联安围滞洪5.9亿m3。
（3）整治三角洲水道、整治珠江河口。制定河口规划治导线和三角洲水道防洪控制线。整治三角洲水道和珠江河口。
（4）控制采砂，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珠三角环境。在珠江三角洲及相邻的上游河段控制采砂活动。
（5）进一步加强完善监测、通讯和预报系统建设，做好风暴潮监测和预报服务。在监测方面除做好潮位变化监测外，还要开展诸如地壳形变、地面非构造沉降、海岸侵蚀、河道淤积、地基软化、大型围海造地工程和其他重要工程建筑的沉降等。
（6）进一步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建议。预防为主，建立健全地质灾害有效防治的工作体系和机制。强化汛期和重点地区灾害的防治工作。加大投入，完善地质灾害防治的正常经费保障。
（7）加强对雷电灾害的立法。
3.16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定位于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意在成为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主要自然灾害风险有：洪水、台风风暴潮、干旱、风雹、冻害、农作物病虫害、森林病虫害、地质灾害等。
促进该区发展的政策建议：
（1）加强地震、海啸、台风等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北部湾千余km大陆岸线平均100km还没有1个观测站（点），测点远远不够，应增设茅岭、大山、百曲、青山头、西场、康熙岭、犁头嘴等7个潮位观测站。
（2）健全基层堤围管理机构。地（市）、县（区）级应设置海河堤工程管理站（科），并按工程规模配置专职管理人员。配置完善的通讯设备。配备一定数量的专用施工器具。
（3）利用高层建筑物防洪减灾。应在乡村规划中把中心学校、村公所、医院、专业观测站、汽车站等建于高程较高的地点，宜建3层以上楼房并与各村落间修通辐射式的道路，一遇洪潮灾，可以作撤退点。
（4）全面开发、利用各种水资源。加大地表水开发和利用力度。大力开发空中水资源。加大地下水资源开发力度。
（5）全面规划，加速建设“四道防线”（红树林带、海堤堤围、防护林带、农田防护林网）。
（6）有关沿海防护林和红树林保护建设的政策建议。落实林地权属。将沿海防护林和红树林保护建设纳入林业重点工程。加大宣传力度，严惩违法毁林行为。提高林分质量和防护效能。加快立法，适应保护发展需要。
3.17海南国际旅游岛综合试验区
主要自然灾害风险有：洪涝、台风风暴潮、风雹、干旱、冻害、农作物病虫害等。
促进该区发展的政策建议：
（1）加强海洋防灾减灾能力建设，有效降低海洋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将《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灾害应急预案》上升为国家专项应急预案，尽快建造3-4艘新型破冰船，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2）建立省林火扑救中心的建议。省级成立专业扑火队，市县级成立半专业扑火队，乡镇级成立群众骨干扑火队，实行分级建设、分级管理，从整体上实行专群结合。
3.18成渝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较大的城乡差距，使成渝两市具有与我国中西部省区相似的基本特点，因而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试验区，体现了内生型“探路者”意义。主要自然灾害风险有：洪涝、干旱、风雹、冻害、地震、滑坡、泥石流、农作物、森林病虫害、森林火灾等。
促进该区发展的政策建议：认真贯彻森林城市战略，实施水系森林工程建设。主城区水利系统要全力推进水系森林工程建设。尽快编制完成区级水系森林工程建设详细规划。突出以在建及已成大中小型水库和江河两岸为重点。落实专项资金和工作措施，有序实施水系森林工程建设。力争到2017年，水系森林工程规划区域的绿化率达到80％，基本形成“水系相伴森林，森林护卫水系”的良性水生态环境。
3.19关中-天水经济区
主要自然灾害风险有：干旱、洪涝、风雹、森林病虫害、农作物病虫害、地质灾害、地震等。
促进该区发展的政策建议：
（1）实行干旱监控、做好干旱预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掌握气候的基本规律，进行降水概率分析，利用天气预报手段来预报某一年度能否发生干旱。利用土壤水分的测定，来监视干旱能否发生。当土壤水分达田间持水量60％以下时，发生旱情迹象，以引起有关决策者的重视，作好抗旱的准备工作。
（2）实施山洪灾害分区防治措施。关中断陷盆地：关中盆地南侧支流多短小，坡降大，为山洪灾害的多发区。宜采取沟道工程、水库工程以及堤防工程等措施。其他山洪灾害易发区，均以生态工程为主，在有利地段辅以水库工程。
（3）尽快制定《陕西省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力争列入国家重点防治项目。突出“农村以居民搬迁为主，城市以重点治理为主”和“严禁在地质灾害征兆区搞工程建设”等原则。
3.20甘肃省
甘肃省地处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处，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陆路交通枢纽，资源蕴藏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发展潜力巨大。主要自然灾害风险有：干旱、森林病虫害、洪涝、风雹、农作物病虫害、冻害、地震、滑坡、泥石流等。
促进该区发展的政策建议：
（1）防旱抗旱的农业技术措施。加强干旱灾害和生态环境动态监测预测。做好干旱灾害监测和预测。加强生态环境动态监测与评估。培肥地力，以肥调水。调整种植结构，选用抗旱品种。种草种树，坚持农田基本建设。开源节流，充分合理利用现有水资源。
（2）抗旱救灾农作制度的内容和目标中，纳入科学的轮作制度和循环农业的理念。进一步纳入科学的轮作制度和循环农业的理念，建立在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和耕地质量保育基础上的抗旱减灾农作制度，在节约资源的基础上达到生态安全的目的，真正实现抗旱救灾、节本增效的目标。
（3）将兰州市地质灾害防治与国土整治、城市规划和环境治理结合推进。以预防为主、避让与治理相结合，在2010年至2015年重点建设监测预警、搬迁避让、工程治理、基础调查及应急救灾五个工程。
（4）农村小城镇地质灾害防治建议。加强规划，合理布置小城镇选址和工程，采用科学合理的避认措施。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保持生态平衡，要大抓植树造林，绿化荒漠。加强法制建设，以法律和行政手段保护甘肃的生态地质环境。建立地质灾害预防、预报体系，进行地质灾害易发性分区。
（5）加强用卫星空间技术对沙尘暴进行监测和评估的能力。发挥卫星空间技术作用，进行及时高效沙尘暴监测、预警和灾害评估，并及时信息，以尽可能减少灾害损失。
（6）构筑完整的农村突发应急救助系统。特殊情况产生贫困的救助，包括：因洪涝、干旱、地震、冰雹、风暴等自然灾害所造成灾民生活危机的紧急救助；突发疫情、化学灾害事故、灾害性天气气象等响应预案中的生活救助。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马浩．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以山东省为例［J］．中国流通经济，2010，(8)．［maHao．SomeCountermeasuresontheCoordinateRegionaleconomicDevelopmentintheLightofimbalance：takeShandongastheexample［J］．ChinaBusinessandmarket，2010，(8)．］
［2］刘安炉．九江推进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对策思考［J］．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Liuanlu．CountermeasuresforpromotingtheecologicaleconomicDevelopmentaroundthepoyangLake［J］．JournalofnanchangHangkongUniversity：SocialSciences，2010，(2)．］
［3］李钊，彭迪云．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与海峡西岸经济区互动合作的思考［J］科技广场，2010，(6)．［LiZhao，pengDiyun．thethinkingofinteractionCooperationbetweenthepoyangLakeeeoeconomicZoneandtheeconomicZoneinwestBankoftaiwanStrait［J］．Sciencemosaic，2010，(6)．］
［4］朱有志，张胜军．湖南临空经济区的战略定位与产业发展：以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为例［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ZhuYouzhi，ZhangShengjun．onStrategicorientationandindustryDevelopmentofHunanairportrelatedeconomicarea：talkingChangshaHuanghuainternationalairportasanexample［J］．JournalofXiangtan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2010，(3)．］
［5］李延强．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及发展前景［J］．钦州学院学报，2010，(1)．［LiYanqiang．ontheopeningupandDevelopmentprospectsofBeibuGulfeconomicZone［J］．JournalofQinzhouUniversity，2010，(1)．］
［6］邵侃，商兆奎．传统农业时代的农业减灾技术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5)．［ShaoKan，ShangZhaokui．aStudyontheagriculturaltechniquesfornaturalDisasterReductionintraditionalagriculturalperiod［J］．JournalofnorthwestUniversity：naturalScienceedition，2009，(5)．］
［7］张政宏，陈曦．我国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系问题研究［J］．价值工程，2010，(18)．［ZhangZhenghong，ChenXi.StudyonChina’snaturalDisasteremergencymanagementSystem［J］．Valueengineering，2010，(18)．］
［8］姜淮，刘元芳．我国南方地区抗自然灾害风险机制的研究［J］．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09，(5)．［JiangHuai，LiuYuanfang.ResearchonRiskmechanismforCombatingnaturalDisastersinSouthernChinaRegion［J］.JournalofFujianUniversityoftechnology，2009，(5)．］
［9］初建宇，苏幼坡．城市综合防灾管理保障体系的完善［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3)．［ChuJianyu，SuYoupo．aBriefCommentonperfectingUrbanComprehensiveDisastermanagementSystem［J］．JournalofHebeipolytechnicUniversity：naturalScienceedition，2009，(3)．］
［10］管友海，张嫒，王耀．生命线工程综合防灾规划决策方法研究与应用［J］．灾害学，2010，(3).［GuanYouhai，ZhangYuan，wangYao.StudyandapplicationofaDecisionmethodofComprehensiveDisasterpreventionplanforLifelineprojects［J］．JournalofCatastrophology，2010，(3)．
RisksandCountermeasuresofeconomicZonesatthenationalStrategicLevel
GaoJianguo
(instituteofGeology,Chinaearthquakeadministration,Beijing100029,China)
对自然灾害的态度篇10
摘要：近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困扰,其中对于乡村社会的打击尤大。夏明方先生的《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一书通过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和乡村经济、社会的关系进行综合考察和对比研究，对于自然灾害与人类及其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民国；乡村社会；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就是指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发生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较大危害的时间或者过程。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如影随形地发展，并且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不断扩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有目共睹的事实。虽然现在学术界对于自然灾害的成因、定义、分类等尚有分歧，但是自然灾害对于人类社会的严重危害与影响确是不容置疑的。“目前的民国灾害史、救荒史研究，在整个民国史、灾害史的研究中，毕竟还是一个极其薄弱的环节”（p20）。现有的研究一般是重现历史灾荒的场景、灾害发生频次及其后果,很少有人对灾害与人类和社会的关系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作者此书“以乡村为中轴,涉及乡村的环境、人口、农业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社会秩序等几个方面,力求揭示民国时期自然灾害的状况、成因、及其在乡村社会各层面的扩散过程”（p22），虽然是史学界所常见和熟知的问题，但是作者的与众不同的视角和论述方式会给学术界带来些新鲜的空气！
在第一章中，作者运用翔实的史料把民国38年间的自然灾害的图景生动地呈现到了读者面前，全国不同省份所遭受的多样化的自然灾害的数据具体而细致。并且分析了不同类型、种别的灾害在整个的民国灾害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在灾害打击下的乡村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各种灾害对于农村居住环境和生活空间的破坏不断加剧，但是自然灾害对乡村生态环境最大的威胁还是对于农田生态系统的破坏。
在第二章中，作者从灾害与人口的增减、灾害与流民潮、灾害与人口结构的变动及灾害与人口素质四个方面来全面论述在自然灾害打击下的人口的动态。首先，人是自然灾害的主要承担者，“这些受灾人口，最终的归宿不外三种：即死亡、迁移和留守”（p74）。根据作者的研究，民国时期平均每年死于各种灾荒的人口就有55万之众，幸存下来的人们成为一股股灾民潮，成为民国时期流民的主流。民国时期的灾害还对当时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和家庭机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自然灾害对于人类更深层的影响则表现在对人口素质的影响上，在人口的自然素质方面主要是伤残、疾病和营养不良，在人口的思想素质方面主要是对内在的思想意识状态的影响，如在自然灾害打击之下的意志消沉，放弃生存勇气，“听天由命”的迷信心理盛行等。
灾害对乡村社会的影响集中体现于其对于乡村经济的打击。作者用了两章的篇幅分别从灾害与生产力的互动关系和灾害与生产关系的互动关系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论述。第三章伊始作者就提出了中国经济史学界一直争论的焦点之一：“以粮食生产为核心的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问题”（p151），并就此对国内外研究者的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深入分析。在分析中将灾害与环境之间的利害转换机制及民国时期的气候波动因素，作为造成粮食生产增减的一个重要影响因子来考察。作者首先阐述了灾害型生产不足危机，并具体分析了灾害对农业生产力的三大基本要素的影响。之后作者提出了所谓“生产相对过剩”的概念，它是指自然灾害影响下的农业不足危机的一个虚幻形式，即：农业受自然灾害影响导致生产力的下降，形成生产不足危机，从而造成灾时的粮贵物贱。灾后则由于灾时人口减少粮食消费需求相对减少，加之灾害给土地带来的“积极影响”（水灾时淤泥的施肥作用，旱灾时的地力休息），灾后往往出现一个丰收年（当然这里的丰收也是相对意义上的）。丰收之后除了粮食一无所有的农民转而又会大量变卖粮食还债以及购买必需的日用品，从而导致灾后的粮贱物贵，丰收成灾，形成所谓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农业生产不足危机与生产相对过剩危机“两者一前一后，涨跌交错，形成一个完整的灾害型生产相对过剩危机，而由此形成的两种急剧变动的逆向剪刀差，也同时完成了对灾区社会经济的最为彻底的破坏”（p179）。
自然灾害对于农村生产力的影响，势必也会导致对于农村生产关系的影响，即使这种影响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在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旧中国社会中灾害对生产关系的影响，其核心自然是地权分配制度以及由此决定的农村阶级关系”（p204）。租佃制度、雇佣关系的南北差异，土地兼并的制约机制以及地租剥削形式的选择，都可以从生态环境地区差异中找到合理的解释，并且与自然灾害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灾害的发生为土地兼并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但另一方面又限制了土地兼并的大肆扩张。原因就在于“灾荒在造成一个相对过剩的土地供给市场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个相对萎缩的土地需求市场”（p225）。地租的租额与租率由于水旱田的区别，土地的等级不同，生态环境优劣的不同而不同。一般而言，随着某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发，土地生产能力下降，地租也会随着下降。“租额租率的变动与地租形态的变化是互为表里的”（p239），实物分成租制、实物定额租制和货币地租制的发展状态以及在实际中的应用很大程度上“更在于以灾害为标志的农业生态环境的恶化”（p240）。
在第五章中作者提出“垂直型的社会冲突”和“水平型的社会冲突”，这两者分别指的的是因灾害发生而产生的阶级冲突和区域冲突。事实上多是农民自发的活动，具有地域性、时间性的特点，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的话，就会发现农民运动自北而南的区域扩散和自然灾害的发生发展状况是基本一致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不管是垂直型还是水平型的社会冲突都是以求生为主题的，农民的要求很低只是为了活下去。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作者阐述了自然环境与人类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后者发展不仅需要前者的支持，也受到前者的制约，而后者也会对前者产生深刻的影响，两者相互制约又相辅相成。作者指出由于民国时期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国家机器的军事化，封建生产关系的没落化和农村经济的畸形商品化导致了灾害承载体民国社会的脆弱性。
以上就是此书的框架结构和基本内容。作者清晰的为我们展示了自然灾害在乡村社会各个层面的扩展过程，民国灾害史的脉络已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作为笔者这样一个刚开始进行历史学学习的人来说，对于作者运用史料的功力只能用叹为观止形容了。在附录中作者所列出的资料数量之大，涉及范围之广，足见作者的功力之深。在资料运用方面，不仅有民国时期的原始数据的证明，也有不同学人之间的学术观点辩驳。作者还摆脱了历史学研究者通常易犯的单纯的资料罗列累积、状态描述的研究方法，从定量分析、实证分析的角度研究自然灾害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扩散及其反应机制。此书还有一大亮点就是作者的思辨能力，这主要表现在对不同学人不同观点的精彩辨析上，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缜密的思维。这种对学术界观点的探讨，辨析贯穿始终。
注：文中标注页数的文字均引自《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一书.
参考文献：
[1]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m].上海：中华书局，2001.
[2]邓拓.中国救荒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3]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m].湖南：湖南出版社，1990.
[4]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