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安全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机遇与挑战
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大学生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主体，承担着祖国发展之重任，能否在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坚定地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和发展，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水平和效果。因此，高校作为对大学生进行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主要阵地，承担着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使命，在当前局势下，高校必须从自身出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坚定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
一、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内容
意识形态安全是意识形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内容。但由于有关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因此对于意识形态安全概念尚无统一界定。本文从意识形态安全的科学内涵、内容入手将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意识形态安全的科学内涵
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概念虽无统一界定，但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见解。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主体意识形态地位不受任何威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1]。具体来讲，我们所谓的“意识形态安全”，主要是指我们所推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受来自内部或外部因素的威胁、侵蚀乃至同化，并能保持稳定、健康发展[2]。
（二）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容
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其他安全共同构成了国家安全体系，意识形态安全从存在之初就是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的安全主要是指社会指导思想、民族精神、政治信仰和社会道德秩序的安全[3]。因此，意识形态安全所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涉及国家政治发展的各个方面。此外，在复杂多样的当今世界，意识形态内涵和外延逐渐被扩大，还包括安全、道德安全等。总之，从我国战略思维的角度看，国际上围绕意识形态的斗争愈演愈烈，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此外，西方国家为了遏制中国崛起，大肆宣扬“中国”、“中国崩溃论”等论调，企图通过对中国国民进行西方意识形态灌输扰乱中国内部和外部环境。而对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多元化将对我国的长治久安、社会稳定产生极大威胁。因此，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社会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国宣传思想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二、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重要性
高校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阵地，长期以来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责任和培养高精尖人才的光荣使命，同时，担负着培养一批批能为中华之崛起而不懈奋斗的有血有肉的优秀青年，使他们冲破历史之桎梏、架起中国之脊梁的任务。高校是我国宣传思想工作的主要阵地，而意识形态安全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因此，加强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是极为重要和必要的。具体来说，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重要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高校始终是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重要阵地
虽然网络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网络文化迅速兴起，并成为我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阵地，但由于网络平台的开放性、复杂性、虚拟性等特征，使网络传播平台中鱼龙混杂，既有封建腐朽的思想观念的侵蚀，也有西方意识形态的恶意渗透[4]。而我国大学生群体中部分学生存在缺少民族认同感、国家荣誉感，对于国家意识形态也尚不了解。因此，在这个尚未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共识、对国家和领土安全尚未有明确认识的群体中，加强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极为重要，高校这一传播载体也较为安全与稳定。
（二）意识形态安全直接关系到我国国家安全，间接影响国家经济建设
意识形态安全不仅有助于维护国家政权合法性、保证政治稳定，而且能够指导国家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明确地将意识形态界定为与“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并列的一种上层建筑———“观念的上层建筑”，一种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5]。因此，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上的上层建筑，依据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论述，应该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6]。因此，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将有助于为经济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环境，对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维护我国经济平稳有序发展。此外，当前国际国内环境迫切需要高校加强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以此来抵制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的威胁。
三、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发生着新的变化。网络时代的到来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既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能否正确认识当前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所面临的问题，将直接影响我国的宣传思想工作建设的水平。
（一）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面临的机遇
意识形态工作是我党在新形势下一项艰巨的任务，宣传思想部门工作责任重大。一方面，给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带来了压力；另一方面，也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迈向一个新阶段。国家越重视，高校就越应响应国家的号召，加大对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的投入，壮大师资队伍，提升软硬件水平。此外，网络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网络文化平台日益兴起并逐渐发展。网络文化中的内容虽复杂多样、鱼龙混杂，但却从另一角度弥补了高校在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工作中所面临的内容局限性、滞后性、单一性等问题。多元开放的网络平台有助于大学生了解国内外现状，网络传播的快速性、实时性也有助于大学生对于政治文化、国情民生等信息的有效吸收，提升对国家政治的兴趣。所以，在网络时代中，只要提升大学生对于信息的筛选能力、辨识能力，就能有效运用网络这把双刃剑，抓住网络传播这一新机遇，使之更好辅佐高校对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的教育。
（二）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面临的挑战
第一，前文提到网络时代的到来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带来新机遇的同时，它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当代大学生过于依赖和信赖网络媒体，而网络文化的开放性和复杂性又使得国内外多种意识形态混杂。其中，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网络传播平台，肆意传播谣言，企图左右我国大学生的思想意识，致使缺乏政治辨识能力的大学生受其影响，价值观出现偏离和错位，甚至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提出质疑和否定，极大威胁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第二，回归到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本身，依然存在众多问题。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尚未引起部分高校的足够重视，目前很多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方式单一、教学效果不理想，学生活动中又鲜有政治活动的开展，这一切的问题都成为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面临的巨大挑战。此外，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动荡和国外意识形态的肆意侵略，都威胁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大学生这一群体对我国未来发展的关键性和特殊性，又使得一旦意识形态安全受到威胁，那造成的后果将是崩溃式的。所以，高校必须勇于应对一切挑战，坚决保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受侵略，勇敢抓住机遇，努力培养大学生居安思危的能力，提升大学生们的政治热情。
四、加强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主要途径
当今，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工作是挑战与机遇并存。要应对挑战，就必须顺势而为，抓住机遇，寻找应对挑战的有效途径。本文将从以下方面入手，针对目前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中所面临的问题，寻找相应的解决途径。
（一）创新多样化的高校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方式
目前，我国高校对大学生实施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方式较为单一，多采取课堂讲授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课程的方式，存在诸多问题。例如，课堂枯燥乏味、师生间缺少互动、课堂讲授的内容存在滞后性和落后性、学生听课效果不佳等等。因此，高校创新教育方式迫在眉睫。高层领导班子首先要对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进而加大师资队伍建设，加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创造良好的氛围。
（二）打造以弘扬主旋律为主体的校园文化环境
学校的校园文化氛围将对学生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代表着一个学校的精神风貌，并将作用于学生价值观的树立。加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是弘扬主旋律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因此，打造以弘扬主旋律为主体的校园文化环境将有力的促进主流意识形态在高校中的传播和发展，为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创造广阔的土壤。
（三）借助网络传播媒介辅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高校是进行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主要阵地。在网络信息化时代，网络传播平台的快速性、多样性将有力地弥补传统教育的缺陷。此外，当代大学生群体中广泛存在的政治冷漠现象也应引起重视。要依托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力量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课堂讲授与网络互动相结合的方式，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积极传播正能量，坚决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要利用好网络传播媒介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新机遇，弥补传统教学过程中的不足，线上线下良性互动共同发展。总之，高校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任重而道远，必须清醒认识到现有的教育体系在安全教育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要勇敢地迎接一切挑战，抓住发展中的每次机遇，积极革新，与时俱进，面向未来。
参考文献：
[1]莫岳云.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战略[J].湖湘论坛，2010，（4）.
[2]袁三标.从软实力看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3）.
[3]郭明飞.网络发展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4]王景云.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创新与优化[J].中州学刊，2012，（28）.
[5]岳杰勇.意识形态概念的流变与考察[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10）.
生态安全的重要性篇2
生态安全也可称为环境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绿色安全等，1977年莱斯特布朗在《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报告中最早将环境问题纳入国家安全考虑。2000年我国国务院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也首次提出了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目标。但到目前，关于生态安全概念涵义仍是众说纷纭。笔者认为，生态安全应该主要指人类生态安全，即自然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的安全，是人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秩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危险的状态。可以说，生态系统健康是生态安全的前提，生态安全是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情况，是人类在生产、生活和健康等方面不受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影响的保障程度，包括饮用水与食物安全、空气质量与绿色环境等基本因素。生态安全概念区别于传统安全概念，具有许多鲜明的与传统安全概念不同的特征。
(1)整体性与全球性。传统安全概念主要是一种区域性概念。现实世界是一个人社会自然综合生态系统，这一系统是一种有机整体，只有一个地球，人和其它生命共同享用同一个地球，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同所有的人和人以外的所有生命都戚戚相关，表现了生态安全的共同性。事实也表明，生态安全的挑战是全球性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避开生态危机的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单独地解决全球范围的生态安全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边主义地保护自己的生态安全。生态安全的表现和性质、本质和产生的根源和后果、解决途径等都具有整体性和全球性的特点，所有生态安全问题的性质都这样。因此，生态安全已经是全球性事务。(2)自然性和社会性。传统安全主要是社会性概念。生态安全是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状态的好坏表示，具有自然性与社会性统一的特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表象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它的实质是人的问题，具有社会性。自然灾害成为安全问题，虽然它起源于自然因素，是自然规律的作用，表现为自然现象，是自然而然的。但是，由于它对人和社会的利益造成损害，需要从社会的角度进行评价，由人的利益来定义;人和社会的活动又对自然灾害的预测、预防和控制，以减轻它造成的损失，人和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变现了它的社会性，也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3)综合性和根本性。在国家安全网络中，其他安全多表现单一性特点，生态安全则具有综合性和根本性。生态安全是全部生态安全要素森林、海洋、草原和农田四大生命系统，大气、水源和能源等矿产资源三大环境系统安全性的综合，而不仅是指其单个要素的安全性。同时，生态安全是最深层次的安全，人类和其他生命必须依赖地球上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这种依赖具有根本性和绝对性。(4)滞后性和动态性。传统安全大多是立刻和明显地表现出来的，生态安全则常表现了滞后性和动态性。生态安全问题主要方面是由于人和社会活动引起的，与这种活动产生的经济价值相比较，它的不良的环境后果会在过了很久才表现出来。问题的滞后性是普遍的，大气和水源受到污染，土地受到侵蚀，沙漠化、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慢慢地出现，森林慢慢地消失，其严重性一时难以发现，环境危害从开始到崩溃点出现有一个过程。生态安全问题的形成也是多因素的综合作用，有的因素是单独起作用，更多是叠加地起作用，任何层次或区域的生态安全及其程度都会随着自然生态环境本身的变化而变化，也会随着人类适应自然环境能力的改变而改变。
二、生态安全的法律保护状况
(一)我国生态安全的法律保护状况(限于立法方面)。我国已经颁布的关于生态安全的法律大致有：《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水土保护法》、《防沙治沙法》、《森林法》、《气象法》、《进出境动物检疫法》、《动物防疫法》等。从现有这些法律看，我国的生态安全立法有着重污染防治，轻资源保护;重经济利益，轻环境利益;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的特点，具体存在这样一些缺陷：(1)生态安全立法缺乏预见性。从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颁布至今，我国的生态安全立法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和拓展的过程。但是，在我国生态安全保护工作中起基本法作用的《环境保护法》主要围绕环境污染防治角度进行，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则留给了其他单行法规定，给人一种只是污染防治法的不完善印象。(2)生态安全立法的手段单一。生态安全法的涵盖综合性要求采用多种手段方法来实现生态保护目标，但目前立法没有明确规定中央、地方、部门及个人的权利(权力)义务，导致开发者为争夺资源开发的利益而不顾自然资源持续利用的严峻局面，对生态安全造成客观威胁。从而生态立法应注重生态学、生态科学、生态伦理等多学科、多种方法的运用。从研究成果上来看，我们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对国外或者国际上生态安全理论的介绍，对生态安全的概念、价值、制度体系的研究，对生态安全的某一部分内容生物安全、环境安全、遗传资源、物种入侵、国际贸易中的生态安全、西部开发中的生态安全等等，没有深入的具体制度研究，尤其是能够对现行法律的解释、修改与完善直接发挥指导作用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没有。客观而言，生态安全作为生态保护领域的一个新课题，对其进行的各种研究都是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的意义都不容否定。但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目前这种仅仅满足于从理论到理论、远离中国实际与司法实践现实的研究也是令人忧虑的，中国这些年来环境立法的理想化与执法环境、执法效果之间的距离，已经对理论研究的某些倾向敲响了警钟。
(二)可以借鉴的国外生态安全法律保护状态(限于俄罗斯)。(1)俄罗斯关于生态安全理论研究的现状。俄罗斯对生态安全理论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确立了生态安全法调整的对象及其在生态领域和生态法中的地位问题;②确立了生态安全法律保障的制度和方法;③确立了对生态安全保障进行法律调整的立法方法。在俄罗斯有关学者起草的《俄罗斯生态立法发展构想》中指出，现有的有关生态安全的立法不符合立法技术要求，过于抽象，多半是宣言式的，与俄罗斯联邦宪法以及其他领域的相关法律文件不一致，国内缺少生态安全法律实施的有效机制，并提出了生态安全法律关系应作为法律关系调整的优先方面加以考量。为此，学者们提出了关于创建俄罗斯生态法的特别法体系以及实现俄罗斯其他法律部门的生态化将是保障生态安全的主要任务和终极目标。有关生态安全法律调整的立法方法方面，有关学者提出应该制定并通过新的俄罗斯联邦国家生态安全学说，认为以先前已经通过的有关生态安全的法律规范为基础，然后再由各联邦主体制定各自的生态安全的法律规范作为补充的做法将会对生态安全造成损害，应该制定实用于全国的、直接生效的联邦生态安全法，可在一些领域中给各联邦主体留有一定的余地。(2)俄罗斯生态安全立法体系的构建。俄罗斯生态立法概括起来有四部分构成，即：宪政意义上的立法、经济意义上的立法、社会意义上的立法和国际意义上的立法。为了保障生态安全立法能够在联邦国家权力机关、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地方自治权力机关之间的相互协调，俄罗斯制定了《关于生态安全法律信息实用的分类方法》，作为推荐性的实用标准在立法实践中加以采用。宪政意义上的生态安全立法首先体现为生态安全保障被俄罗斯联邦宪法确定为联邦国家权力机关及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权利。经济意义上的俄罗斯生态立法主要表现在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中，对生态安全机制的广泛采用，通常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在立法的层面上将生态安全的保障确定为经济立法的基本原则;将生态安全保障视为环境保护活动和环境利用行为的具体要求;在经济立法中确定了生态安全保护的客体、技术参数以及独立的追诉程序。社会意义上的俄罗斯生态安全立法体现在企业和员工社会生态责任的明确。国际意义上的生态安全立法可以理解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性生态灾难和技术灾难对各国生态安全威胁的不断增加，促使各国必须面对全人类面临的共性问题，俄罗斯生态安全的国际立法在更广泛意义上的开展是在独联体国家之间进行的。
三、生态安全法治化的初步设想
(一)关于生态安全法治理念的问题。从发展趋势来看，生态安全立法必须从法的规范主义占主导地位向自然权利至上传承与转换;从利用刑事惩罚手段与生态犯罪作斗争向预防生态犯罪这一首要的国家政治任务的法治理念转型。这样，我国的生态安全立法必须加大对可持续发展、代际公平、生态安全等问题的关注力度。理想和实际中，都应该将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再生利用作为生态安全保障的目标和基础，将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的合理使用、再生和质量提高纳入生态安全范畴，以此促进将自然资源利用制度体系看作是保障生态安全的手段。
(二)关于生态安全立法体系的设想。完善的生态立法体系可以包括环境污染防治、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环境管理四个方面的立法。相对而言，环境污染防治、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两方面的法律规则较为全面，而生态环境保护、环境管理两方面的立法需要引起重视，并尽快用生态安全的观念指导自然资源的相关立法。
(三)关于生态安全法律制度的设想。建立一个完整的生态安全法律制度，至少必须首先在宪政意义上明确立法保障，建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形式，在我国宪法中明文规定公民生态权。建议在生态安全保障基本法《环境保护法》中，对公民及生态保护的民间组织进行公共参与的权利及义务作出详尽规定，以此推动公众参与生态安全保护的实践。建议主动参与国际环境事务，积极开展国际生态安全的国际合作，通过参加多边协定等形式的国际法律规范，健全国际意义上的生态安全法律制度。
(四)关于相关配套制度的设想。必须通过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健全，来实现对生态安全的保障。一是建立相应调节制度，规定生态审计、生态保险、生态认证、生态许可、生态税征收、生态警察制等经济的和行政的调节制度，进行一定的制度整合与创新。二是开展对经济决策的生态影响评价，从经济决策与国家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的关系进行考虑。三是通过政府和市场对生态效益受损害的地区给予补偿，例如对林地的生态效益的补偿;江河上游地区环境保护与下游地区资源开发或减灾受益地区之间的生态补偿。四是进行生态安全教育，在生态安全基本法中明确生态教育的基本任务和形式，确立以普及生态知识和增强生态保护意识为目标、多层次的生态教育体系。
参考文献：
生态安全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知识管理高校生态安全教育
[作者简介]石贵舟（1974-），男，安徽安庆人，南京工程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为知识流与高等教育管理。（江苏南京211167）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高校产学研协同创新运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4SJB230）、2014年度南京工程学院党建与思政研究立项课题“高校实践育人机制研究”（项目编号：SZ201415）和2012年南京工程学院高等教育研究重点课题“知识管理视野下高校生态安全管理研究”（项目编号：GY2012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4）27-0040-02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确实，高校是知识生产者和管理者，是知识的生产源和集散地。高校作为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的主体，在知识的构建、整合、创新和传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校教育就是对知识的传播、应用和创新的过程。而高校生态安全教育方式与水平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知识的传播、应用和创新。因此，现代高校的生态安全教育要与时俱进。
一、对知识管理及高校生态安全的界定
知识管理尚无统一的定义，不同学者对知识管理的定义不完全相同。通常认为，知识管理指个人、组织或国家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对知识和知识流动的过程、知识组织机构、知识资产、知识人员进行全方位和全过程的管理，以期实现知识的共享、创新和增值，从而促进知识的价值增值。因此，笔者认为，高校知识管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为实现高等教育目的，高校管理者遵循教育规律，运用知识管理相关理论和方法，合理利用高校内、外部知识资源，充分发挥师生员工的潜能，建立知识库，实现知识的共享和创新，从而达到最佳的知识产出、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的功效管理过程。
对于生态安全来说，狭义的生态安全是指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即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健康的整体水映。结合狭义生态安全的定义，笔者认为，生态安全是一种宏观层面的安全，生态安全是指在人的生活权、生存权、健康享乐权、必要资源权、社会次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或人文）生态安全，组成一个复合系统工程，它是环境、经济、社会三大系统的协调配合，共同作用的结果。
结合以上生态安全的定义，笔者认为，高校的生态安全包括高校的自然生态安全、人文生态安全、社会生态系统安全三个方面，即能为师生员工生活、学习、工作和科研提供良好的保障，同时高校自身运行良好，具有良好社会影响力，能为地方经济的振兴和科研服务的一种良好的状态。
二、高校生态安全的知识性分析
1.系统性。高校是以知识作为基本的操作材料和加工材料，几乎所有的活动都跟知识有关。高校自然生态安全包括高校自然生态环境的建设，树木花草的种植，自然环境的绿化，校园整体的美化亮化都需要有生态学相关的知识作为积累。而高校人文生态安全更需要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精彩纷呈的学术讲座和探访神奇的科学研究，这一切都是在知识的应用和创新中体现知识系统性的魅力。高校的社会生态安全是社会对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高校社会声誉的综合反映和系统的写照，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体现了其知识的传递、升值过程，也正体现了知识的系统性和综合性。
2.动态性。高校的生态安全正如知识的学习和提高一样，不是一个固定不变、一劳永逸的事情，它会受到经济、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一所高校受其综合实力、科研水平、师生的生态环保意识、文明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其生态安全状况呈现动态性，这跟知识的学习一样，常用常新。
3.艰巨性。高校生态安全一旦出现问题后进行整治和治理，就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超出了前期的投入，所以高校生态安全又具有艰巨性。知识也如是，一旦用在了错误的地方，就会产生惊人的后果。例如，携带核弹头的原子弹用在战争上，会对人类产生毁灭性后果。当然，对于知识的学习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要达到较高的专业水准更需要经过专业的熏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因此具有一定的艰巨性。
三、影响高校生态安全的要素分析
高校生态安全包括自然、文化、社会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其中自然因素是直接影响因素，因为自然因素出现问题，生态安全问题就会直接表现出来。文化因素、社会因素是间接影响因素，它们主要是通过自然因素这一中介变量对生态安全产生间接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把自然因素作为文化、社会这两个变量的中介变量来研究生态安全，生态安全影响因素模型如41页图所示。从该模型可知：要想解决高校生态安全问题，可以从自然、文化和社会这三个因素入手进行研究。把这三个方面作为影响生态安全的3个一级指标，而自然因素又分为高校环境绿化、高校空气状况、高校植被情况、高校物种多样性、高校土地资源、师生居住情况6个二级指标来进行分析；文化经济因素可分为高校教育教学、高校的科学研究、高校的人才培养、高校的文化传承4个二级指标来判断；社会因素分为高校的生态安全意识、高校的生态宣传力度、高校师生数量、国家对高校的政策、高校规模扩张程度、高校拥有生态技术、高校科技教育经费、高校汽车数量8个二级指标来分析。这样我们可以从18个二级指标来判断生态安全的破坏程度，每一个指标有一个合格或良好的经验值（标准值），用管理学上的专家打分法对高校的生态安全进行评估，邀请专家对这3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进行打分，打分结果的平均值作为这个指标最终得分，再根据指标的相应权重，得出总的得分与相应的经验值比较，判断高校生态系统的安全程度。
四、高校生态安全教育的现状分析
1.生态安全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在一些没有设立生态、环境资源等专业的高校，其生态安全教育体系尚未形成，如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材编写、师资配备都不完善，要真正开展非生态专业大学生的生态安全教育就是不可能的事了。即使开设了相关专业的一些大学，主要是进行专业课教学，非本专业的大学生也是不可能得到相关的教育熏陶。从全国高校来看，每年招收的环境类专业学生不到普通学校招生总人数的0.5%，非生态专业学生占绝大多数，而在非生态专业开设与生态相关选修课的院校仅占全国高校总数的10%左右。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学生没有选修或必修过生态安全教育相关课程，没有接受过生态安全教育，这势必导致大学生对生态安全和生态环境缺乏应有的敬畏之心、尊重之情，更不能主动参与环保公益活动。
2.生态安全教学设置不够合理。在教学体系方面，许多高校只重视生态专业或是环境专业学生的课程设置，但是在非生态专业或环境专业的学生中，把生态安全教育作为必修课或选修课的非常少。在人才培养规格方面，高校大学毕业生应该是具有生态意识、懂得生态文明、有专业技术的现代人，因此在大学教育教学的培养方案中，就应该含有生态世界观和生态伦理道德观的内容；在专业设置方面，对非生态专业的学生来说，虽然不是其专业课，但是高校的课程设置应该包括生态意识、生态的重要性、生态安全危害性及生态安全的基本技能技术等内容，并且有相应的学分。
3.缺乏长远通识生态安全意识。生态意识是开展生态安全教育深入开展的前提条件，没有生态学的相关知识，就不可能对生态安全的危害性有深刻的认识。以下三种情况都是因为生态安全意识的缺乏导致的生态安全：一是过度开采带来的生态安全；二是盲目引进外资带来的生态安全；三是忽视森林资源保护带来的生态安全。我国的高校生态环境教育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目前虽有几百所大学开设了环境专业，但在专业学生中的生态环境专业教育不能代替在非专业学生中的生态普识教育，更不能替代生态文明教育。生态安全意识，事关21世纪我国能否顺利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远景目标。
五、实施高校生态教育的对策
1.加强高校生态环境建设。要推进高校生态安全教育，就必须把高校生态安全教育与生态环境建设结合起来。而加强高校的生态环境建设，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加强高校自然生态环境建设。高校要加强绿化，植树种花，注重校园美化，保护物种的多样性，维护高校生态平衡，让人在一个芳香宜人、绿树成荫的环境里学习和从事科学研究。二是加强高校人文生态环境构建。如先贤感悟、节能降耗、低碳出行等的生态文明行为，这些均能激发师生践行生态文明的意识，也能自觉地内化自身素质，提升师生员工内在人文素养，表现为自觉的生态文明行动。三是强化师生的生态环境意识的构建。即让师生员工树立良好生态观，积极主动地投身到高校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的建设中。反过来，参与又提升了其主体意识，强化了责任。因此，要提升师生的生态环境意识，让其主动关心生态安全建设，从而慢慢地固化为其行为，养成生态文明习惯。
2.深化高校生态教育改革。生态学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理念。课堂教育是高等生态安全教育的主阵地，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对高校生态课堂教育模式的改革：一是改革高校的生态课程设置。高校可以在非生态专业、非环境专业的学生中开设生态安全教育选修课，课题内容涉及生态观、生态建设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论述、生态建设的不可逆性等生态安全的特性介绍，以及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严重后果，让大学生深刻体会到生态安全和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二是注重生态环境师资的培育。一方面，可以在重点大学或研究生院培养生态教育师资力量，为生态环境教育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师资基础；另一方面，加强师资对生态安全教育定期培训，提高高校现有师资对生态安全的教学能力和生态意识。三是寓教于乐，把生态理论教育融于社会实践中。例如，可以将生态理论融于大学生毕业实践的调查和学习中，让他们有针对性地对高校所在的地区的山川河流、厂矿企业、生态环境、物种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这既让学生了解社会自然环境和生态状况，又得到相应的科学锻炼，也为地方政府正确有效地规划环境治理与城市发展提供科学的方案和依据。
3.加强高校生态实践教育。高校应视生态文明素养与人格素质、学术品质和职业素养一样重要。高校学生处、团委、学生社团等组织是推进生态实践教育的重要力量，在高校团组织生活会、院校活动中将引进生态环境保护的议题，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能给广大学生带来普遍而深刻的教育作用。高校还可以利用校园网、电视台、广播站、校报等，开设生态教育专栏，倡导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并且邀请专家作环保讲座，交流生态环保的经验和体会。
4.建立高校生态安全知识库。高校的活动是以知识作为基本的操作材料和加工材料，高校的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均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因此，高校应该建立一个核心的生态安全知识库，集中高校的生态安全的理论知识、教学讲义、科学研究、生态历史资料、环境保护、毕业生生态论文、学术交流等知识组成的知识库。其核心知识库由校学术委员会作为最高的领导层，任命由校长和学术带头人为主的知识主管（CKo）决定其知识共享机制和范围，下设知识管理办公室，办公室由学校的科研处、教务处、校长办公室、信息中心组成，统一知识库的日常管理，保证生态安全知识的共享、创新和增值。同时，可以建立校园生态安全知识库的知识共享机制和知识激励机制。
5.建立高校生态安全知识链。高等教育是联系社会的纽带，具有较高的自由度与开放性。生态意识的形成，生态习惯的培养既可以在高校也可以在社会组织中获得。因此，高校生态安全教育应该具有一定的延展性，不能拘泥于某一组织或者范围内，应该与其他社会组织机构开展合作，把生态安全知识的节点（高校、政府、居民社区、社会民间组织）连接起来，组成一个开放的生态安全知识链，让生态安全知识在整个知识链中流动起来，从而在知识流动的过程中，实现知识的共享、传播与创新。在实践上，高校可以加强与地方政府、居民社区以及敬老院、中小学等机构的合作。开放的高校生态安全知识链，可以有效地运用知识管理的相关理论，让高校生态安全知识高效运行。
总之，高校生态安全教育的形式多样，要重视第一课堂的正面引导以及高校的内外结合，使高校生态安全知识得到普及和提升，真正持续有效地推进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生态安全的重要性篇4
随着海岸带和海岛开发范围和密度加大，沿海工业污染加重，海水养殖污染物排放，不仅造成近岸海域水环境质量下降，局部海域水质指标超标甚至成为污染区域(如防城港、钦州湾近岸局部海域受无机氮和石油类污染物污染严重)，而且还造成近岸的红树林生态系统、珊瑚礁生态系统和海草生态系统功能退化。二是海洋生物多样性面临威胁。由于内海捕捞过度、海水养殖、海岸湿地围垦和海洋环境污染等，附近海区生物种群减少、一些珍稀海洋生物濒危，改变了海洋生物群落结构，降低了海区生物多样性。三是海洋捕捞造成北部湾海洋渔业生态系统退化。由于内海和中下层海产资源捕捞强度过大(达到90%左右)、捕捞工具改进和渔民缺乏可持续性捕捞意识，渔业资源无法承受高强度的捕捞行为，捕捞增产只能靠大量捕获幼鱼和低营养级劣质鱼种，“营养级联效应”造成北部湾海洋渔业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下降［1］。是海洋资源开发产业结构不合理、层次低，海洋生物资源利用率不高，严重制约北部湾海洋生物资源可持续发展。北部湾海洋生物综合开发层次和效率普遍较低，海洋捕捞和海水养殖占主导，而海产品加工、海洋生物医药开发、海洋生物产品贸易等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慢、规模小，加重海洋生物系统产出压力。第三，能源安全问题。北部湾能源安全问题主要表现为:能源的利益争夺和矛盾冲突加剧;能源供应与需求矛盾突出;能源开发利用方式粗放、综合开发利用不足、效率较低、浪费大;能源环境污染严重;能源贸易与世界市场脱节，能源价格存在不合理之处;工业能源、城市能源和生活能源供需紧张，等等。这些问题加剧了生态环境压力，使泛北部湾生态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第四，湿地生态安全问题。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湿地保护工程规划(2006－2030年)》，广西北部湾共有湿地47．78万公顷，其中近海及海岸湿地33．60万公顷，河流湿地5．20万公顷，人工湿地3．90万公顷。
当前，北部湾湿地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一是随着北部湾经济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工厂兴建，湿地面积缩小。二是人为破坏。20世纪50年代的围海造田、90年代之后的滩涂围垦养殖等，造成湿地遭受很大破坏。三是湿地功能由于遭受污染有退化趋势。第五，森林生态系统安全问题。一是沿海防护林受破坏严重、沿海防护林生态系统功能低。二是森林树种单一、结构简单，造成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差、整体功能较低。
维护泛北部湾区域生态安全的必要性
维护泛北部湾区域生态安全，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发展的需要。
第一，保障国家安全。维护泛北部湾区域生态安全是保障我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重要任务:一是不能忽视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近年来我国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值约占GDp的14%［2］，因此泛北部湾区域因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不容忽视。二是泛北部湾区域内各国出于国家利益需要，对生态资源的争夺、对生态恶化的责任推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三是某些国家打着“环境责任国际化”的幌子，借环境安全之名干涉他国，推行“环境殖民主义”，将区域问题国际化。四是就国内政治发展而言，以人为本的生态执政观是政党执政理念的优化;各级政府在公共管理中树立绿色政绩观、打造生态型政府;用生态安全理念指导社会建设、推进生态型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国家安全意义。
第二，维护区域稳定协调发展。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构筑和谐区域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具体实施，就面临的生态安全严峻形势和艰巨任务而言，泛北部湾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刻不容缓，这是推进区域合作、交流、共赢、发展，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维护区域稳定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
第三，推进区域生态文明发展。国家生态文明发展战略须落实在具体空间，广西北部湾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突出生态空间的区域性和特殊性。广西北部湾正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极，改善该区域生态环境、建设区域生态文明，是当前实现国家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的紧迫任务，具有国际性和区域性的战略意义，同时具有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的多重影响。
保障泛北部湾生态安全的对策
针对泛北部湾区域生态安全面临的严峻问题，可采取以下对策建构泛北部湾生态安全格局。
第一，完善以国家政府为主体的强制性生态安全保护制度，制定《泛北部湾生态安全公约》。迄今为止，尚未有类似泛北部湾生态安全的环境安全协议或“公约性”的制度解决方式。实践表明，生态安全的维护离不开国家或政府的主体作用。作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构想的最早提出者和倡导者，我国应从区域生态安全和国际生态安全的战略视野，促成具有法规约束力的《泛北部湾生态安全公约》的制定，并促成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审议通过。
第二，建立泛北部湾国家生态安全预警与防范体系。一是建立泛北部湾国家生态安全组织领导协调机构，负责和掌控泛北部湾区域生态安全状况和变化趋势。二是针对我国对泛北部湾区域生态安全的相关信息尚缺乏足够的获取、检测、分析、、评估、预测能力，生态安全预警能力亟待提高的状况，完善各级各类专门的监测、分析机构和相应的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各类相关科研机构和咨询机构，建立完整预警与防范体系，在国家生态安全组织领导协调机构的组织协调下，有效地获取、相关生态安全信息，为国家生态安全决策提供必要的信息支撑。三是实施动态监测，对泛北部湾资源与环境安全度及各项生态安全衡量指标进行适时的关注，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第三，积极开展泛北部湾区域生态安全的国际合作。我国应以维护国家为基本原则，开展生态安全信息交流、生态环境监控、环境污染防治、生态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的合作。一是达成泛北部湾区域生态安全国际合作的价值共识，使以合理、公平、持续、和谐为基本价值理念，以资源共享、责任共担、发展共赢为基本方式的生态文明共享模式成为价值认同，避免生态资源的恶性争夺，促成区域协调发展。二是建立强有力的生态安全协调机构，着力解决各国、各地区跨境河流污染治理、跨区域物种入侵、跨区域生态失衡、海洋资源保护等生态问题。三是维护生态安全“集体行动”之责任合理划分与承担。Risse－Kappen认为，集体权责是解决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的主要途径［3］。集体行动的参与各方都应该认识到合作必定会带来明显的国家净利［4］;同时应该进行责任合理划分与承担，体现公平合理原则。如通过《泛北部湾生态安全公约》或成立具有法律约束性的“生态安全专门委员会”，实施更加细致的“硬法约束”和“软法约束”。#p#分页标题#e#
第四，建立市场化生态安全保护体系，优化生态治理的利益调节机制。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利益机制的调节对于生态安全更具动力性。一是在生态资源和环境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各方通过协商、谈判，协调利益收益，降低生态资源管理成本，既要避免生态资源开发利用“公共地悲剧”，又要避免“反公共地悲剧”，从而破解“资源魔咒”［5］。二是建立区域性生态补偿机制。生态治理收益和生态破坏成本具有外溢性，如上游的国家对河流污染的治理，会使处于中下游的国家享受好处;生态环境破坏若不及时进行补偿，就会因为累积而不断扩散，使污染范围扩大、程度加重，从而增大污染治理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因此，泛北部湾区域各方应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制定下游对上游、受益区对受损区、受益者对受损者的利益补偿政策，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第五，制定泛北部湾能源资源安全风险防范对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我国应该全面重视泛北部湾区域能源安全问题，尤其把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成为集石油加工与储备、进口煤炭交易与配送和电力生产于一体，服务“三南”(西南、华南、中南)地区的国家战略性能源安全生产基地，为实现泛北部湾区域“互惠的能源安全”作出表率。一是树立和落实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二是确立市场对能源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统一协调、规划，加强能源资源管理;三是加强能源领域的国际协商和合作，加强能源出口国和消费国的对话和沟通，强化能源政策磋商和协调，创造良好的能源安全区域政治环境;四是提高能源供给能力，鼓励能源产业投资，扩大世界能源供应，形成先进能源技术的研发推广体系，尤其促进石油天然气资源开发，维护合理的国际能源价格，满足经济社会对能源的正常需求;五是优化能源结构，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鼓励研发和使用核能、水电等非化石能源，全面推进能源节约、促进能源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
生态安全的重要性篇5
近年来，生态安全正在成为环境资源法学关注的一个新热点。2000年底《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首次将生态安全作为环境保护的目标，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江泽民同志指出，人口资源环境工作是强国富民安天下的大事，表明党和国家对生态安全问题的高度重视。
关于生态安全的概念，目前国内外并无统一的定义。在我国，生态安全亦称为环境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并被冠以国家职能的含义，称为国家生态安全或国家环境安全，它是指国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
我国生态安全问题的提出基本上始于1990年代后期，主要背景有三：一是国内生态环境恶化，生态赤字膨胀，自然灾害加剧。特别是连续出现的特大洪灾和急剧扩大的荒漠化，引起全国上下的极大震动；此外，1987年，第四十二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169号决议确定二十世纪后十年为“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第四十四届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行动纲领》，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也加强了这一领域的立法，成立了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等机构，有关的理论和实践中开始涉及生态安全的问题。二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问题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由于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而西部地区又是我国全国生态环境的源头地区，直接事关全国的生态安全。三是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关于生态环境安全的理论与实践在我国产生的反响。
“国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其最直接的客观标准是防止出现生态赤字。我国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极有限，各种主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人均占有量，这本身就是一个赤字，更可怕的是这么低的人均占有量还在急剧减少，也就是说这是一组双重的赤字。我国风蚀水蚀的土地面积达38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3，土地质量退化，2000年，对30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壤有害重金属抽样监测，其中3.6万公顷土壤重金属超标，超标率达12.1％。对23个省（区市）的不完全统计，共发生农业环境污染事故891起，污染农田4万公顷，造成农畜产品损失2489万公斤，直接经济损失达2.2亿元。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占世界人均水平的1/4，排名第100位之后，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而全国80％的河流和45％的地下水资源被污染而影响使用。1995年参加全球统测的10个尘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我国占了5个，1998年上升到8个，而据美国世界资源所1999年的公布结果，当年在世界10个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我国就占了9个。我国北方城市每平方公里每月的降尘量50多吨，有的地方高达100多吨。1980年代，我国受酸雨污染的农田面积约4000万亩，到了1990年代仅南方7省就造成农田减少1.5亿亩，而酸雨给两广川贵4省区带来的年经济损失达160亿元，2000年的统计表明，目前我国酸雨区范围和频率保持稳定，酸雨区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30%.草地“三化”（退化、沙化、碱化）不断扩展，目前，全国90%的草地不同程度地退化，达1.35亿公顷，其中中度退化以上草地面积已占半数，并且每年还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草地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根据第五次全国森林资源调查结果（1994-1998年），全国森林面积为15894万公顷，全国森林覆盖率为16.55％，人均占有率世界排名100位之后，第四次森林资源清查期间年均出现森林赤字5400多万立方米，乱砍滥伐等原因每年毁林达151万公顷。98年以来这种毁林势头虽然得以控制，但森林资源赤字欠帐太多，森林资源严重破坏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全国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大范围的洪涝灾害、水土流失、荒漠化等都与森林赤字有关。我国四大海区污染程度逐年加剧，其中最明显的是因有机物污染而造成的海水富营养化，水中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形成赤潮，给渔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1998年我国监测到的赤潮22起，而2000年则上升到28起，累计面积1万多平方公里。在20万平方公里的近海海域中，四类和劣四类水质占1/4.我国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生态灾民，生态赤字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直接构成威胁。
环境安全可以说是我国国策问题的核心。我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大，生态环境相对脆弱，国民经济增长的一半被自然灾害所抵消，且生态恶化趋势严峻，极大地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如果生态安全问题不解决，社会安定就没有基本的保证，可持续发展更无从谈起。
保证我国的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关键在于确保各种重要的自然要素的生态功能，特别是维护生态平衡的功能得到正常发挥。首先这是国家的一种新型的重要责任，有关部门表示，为实现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目标，我国今后将对重点地区的重点生态问题实行更加严格的监控和防范措施，并通过立法和政策予以保证，如建立和完善各级政府、部门、单位和法人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审计制度，编制生态环境功能区划等。其次，维护国家环境安全也是每个企业、每个公民的责任。生态赤字并不是国家的赤字，也不是灾区的赤字，而是全体国民的赤字，要强化公民和企业的环境意识，自觉地防止环境污染，自觉地保护和节约能源和资源。
二、国外环境安全理论与我国生态安全理论的比较
环境安全也是当今国际斗争的一个新领域。生态（环境）安全由美俄两国较先提出。
一般认为，环境安全的概念于1980年代末期由美国人最先提出，当时正处于冷战结束后，美国人认为国家安全政策的目标已开始从单纯的军事安全逐渐演变为包括环境安全、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在内的几重目标，具体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一是资源安全，二是能源安全。美国的资源和能源大量依赖国际市场，因此它认为国外重要的和敏感的能源和资源的流向都可能会引发国际冲突，都会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三是环境安全，指他国或国际环境存在的问题都会对本国造成影响，例如赤道带国家大规模砍伐热带雨林，对其他国家气候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等。四是生物安全，指生物系统的稳定与健康，特别是人口问题和食物系统问题。美国的国家环境安全与环境保护的单边主义一起，逐步成为其环境霸权主义的组成部分。总之，美国的国家环境安全所依据的是，外国的环境行为可以影响到本国的环境系统，引起所谓的域外环境损害，而对本国的环境造成威胁。美国的国家环境安全主要目标并不是针对其本国的环境问题，而是与其环境霸权主义相联系的，它的逻辑是，任何发生在他国的、他国之间的、地区性的乃至全球性的事件，只要对美国的环境安全造成损害、威胁或者有潜在的威胁，美国就可以进行干预，以解除、减少对美国的损害或者威胁，保护美国的环境安全。这是以保护本国的环境安全为名，为干涉他国的内政提供理论根据。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美国对内对外实行的是双重标准，对外它以环境安全为由干涉他国的内政，对内却经常放任其本国的环境污染对全球造成的威胁。例如美国新政府上台后，更加强调其本国的环境安全，而漠视他国的环境安全，典型的事例是拒不接受京都议定书等国际公约对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限制，美国是全球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二氧化碳是温室效应的主要根源，不加限制的排放，将会造成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一些岛屿国家将面临灭顶之灾。
俄罗斯的环境资源法学界将生态安全作为环境资源法调整对象的一类社会关系大致也始于1980年代后期，《俄罗斯联邦宪法》将保障生态安全规定为俄罗斯及其各主体共同管辖的事项，《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自然环境保护法》将保障生态安全作为保证人和公民的生态权利得以实现的保障措施，1995年11月17日还通过了《联邦生态安全法》，作为保障生态安全方面的专门性联邦法律。但有学者认为，俄国的生态安全概念与保护环境是同义词，而不是一类新的社会关系。
近年来，由于对国际安全的非军事性威胁因素日益引起西方国家关注，环境安全问题的讨论十分热烈，其中比较活跃的国家为美国、英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国；讨论比较积极的组织则有北约、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等欧美有关大学和研究机构。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北约1999年的《国际背景下的环境与安全》、加拿大1999年的《环境、短缺和暴力》、德国2000年的《环境和安全：通过合作预防危机》、美国2000年《环境变化和安全：项目报告》等。
总的说来，目前关于生态安全或环境安全的含义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的生态安全与各国国内法上的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或各国环保部门从事的环境污染防治和自然资源保护工作基本相同，在规范类型上主要属于国内政策和国内法规范；第二个层次的生态安全则是外交、军事等领域之内的新概念，在规范类型上主要着眼于国际法规范，也包括国内法在解决环境冲突中的单边主义机制。如果将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生态安全概念加以比较，中、俄两国主要使用生态安全的概念，侧重于第一层次的含义，其中我国的生态安全概念主要体现了防止生态赤字、防治自然灾害这样一种国家职能；俄罗斯的生态安全概念主要体现的是“作为保证人和公民的生态权利得以实现的保障措施”这样一种公民基本权利；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主要使用环境安全的概念，侧重于第二个层次的含义，将环境安全作为“制定包括全球环境挑战在内的新的世界安全议程”。
三、生态安全的法律意义
生态安全的制度目前在我国还主要限于政策的层面，实践证明有必要及时地将其上升为法律规范。生态安全是环境资源法学的一个最新的研究领域，将环境资源的保护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要求环境资源法的理论基础、调整范围、体系结构均应有新的突破，亦对法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综合性、系统性要求，必将有力地推动法学研究特别是环境资源法学研究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同时，生态安全在我国作为一项新的国家责任，直接涉及国家法定职能，与宪法、行政法有紧密的联系；生态安全对国家安全的法律含义赋予了新的内容，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刑法亦有密切的联系；基于对环境安全的不同理解，它涉及国际法的重要原则，加强我国生态安全法律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有利于使符合和平与发展的科学的生态安全理论为更多的国家所认同；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生态安全对法理学提出了一些挑战性问题。环境安全法律制度的研究与完善，将极大地促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也是维护我国的环境和发展权利、反对环境霸权主义的需要。
四、我国环境资源法体系中生态安全法的内容
我国生态安全法制的建立与完善一方面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这是我国生态安全法的基础；另一方面也要借鉴国外的经验，以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生态安全法制，并应对来自国外的可能性的挑战。我国生态安全法制的宗旨应取决于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具体有两个因素：一是保持国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这是我国生态安全法的主要功能；二是在国际环境保护中维护我国的环境和发展权利。我国生态安全法的内容应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国家生态安全法；二是国际环境安全法。
国家生态安全法制的指导思想可概括为：防治自然灾害是我国生态安全的首要任务，减少环境赤字是我国生态安全的物质基础，发挥国家职能是我国生态安全的主导方向，明确公民权利是我国生态安全的法治保证。
国家生态安全法的自然科学基础是生态学。生态学以生态系统为研究的中心，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的空间内生物的成分和非生物的成分通过物质的循环和能量的流动互相作用、互相依存而构成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据此，生态安全可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人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它取决于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的安全；第二个层次是生命系统的安全，它取决于环境系统的安全；第三个层次是环境系统的安全，它取决于特定空间（包括空气、气候、阳光、地质、水文等因素）的安全。因此，特定空间的安全应是生态安全的基础。
基于上述分析，我国生态安全法的内容体系应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特定空间安全的法律保护，主要包括自然灾害防治法（其中的《防洪法》、《防御与减轻地震灾害法》已颁布，《防沙治沙法》正在制定中），《气象法》（已颁布）、以及我国承认的保护臭氧层、保护海洋环境、防止气候变化、防止荒漠化等国际公约。从我国生态环境的国情来看，自然灾害防治是我国生态安全保证的最严峻问题，也是我国生态安全的最低限度标准，因而是我国生态安全法的首要任务。第二个层次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安全的法律保护，即以防止生态赤字为核心，确保各种重要的自然要素（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的生态功能，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级政府、部门、单位和法人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审计制度，编制生态环境功能区划等立法和政策措施，对重点地区的重点生态问题实行更加严格的监控和防范。关于这方面法制的任务，2000年底《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已勾勒出大体的轮廓。第三个层次是国家对生态安全保障职能和公民的生态权利的法制化。这方面的立法可以借鉴俄罗斯的经验，在我国《环境保护法》中进一步明确国家生态安全保障的法定职责，并规定公民的生态安全权利，这是公民生命健康权利在环境法中的体现，例如，公民对任何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仅限于以往的作为受害者的损害求偿权，而且可以以生态安全权利受到侵害或威胁的理由请求法律保护。
生态安全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天津市耕地后备资源生态安全性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
1“生态用地”的概念与界定
生态安全是指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情况。是人类在生产、生活和健康等方面不受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影响的保障程度，包括饮用水与食物安全、空气质量与绿色环境等基本要素。健康的生态系统是稳定的和可持续的。反之，不健康的生态系统，是功能不完全或不正常的生态系统，其安全状况则处于受威胁之中。
岳健等学者对生态用地的概念做了较为定性的描述，认为生态用地是指除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以外的土地，包括为人类所利用但是用于农用和建设用以外的用途，或主要由除人类之外的其它生物所直接利用，或被人类或其它生物间接利用，并主要起着维护生物多样性及区域或全球的生态平衡以及保持地球原生环境作用的土地。
“生态用地”包括农用地中的林地、园地、牧草地，建设用地中的盐田和水库水面，以及未利用地中的荒草地、盐碱地、沼泽地、沙地、裸土地、裸岩石砾地、苇地、滩涂、湖泊水面和河流水面等地类，其中林地、园地、牧草地、水域具有显著的自然生态功能。
2基于生态安全的天津市耕地后备资源评价指标体系
以反映土地生态安全的全面性、代表性、主导性、评价因子的相对独立性、稳定性、区域差异性以及资料的可获得性为原则，结合专家知识和天津实际状况选择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以准确反映未利用地先天条件所体现的生态安全属性。考虑到坡度、高度等因素在自然适宜性评价中已经体现，剔除这两个共性指标，建立了评价指标的分级体系，并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评价因素的权重。另外，对于一些较具专业性的环境学、生物学指标，建立替代性、综合性指标来取代。
鉴于耕地后备资源生态服务价值以及其开发利用中生态风险的难以估算，在宜耕性评价的基础上，选择采用“生态用地”这种一票否决的方式，衡量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安全性，对于开发利用影响难以度量的或者其本身就是很好生态用地的耕地后备资源，要尽量保留其现状，保留其生态价值，防止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宝贵景观资源和生物资源的流失。为此，将自然保护区纳入到生态用地的范围，而划入城市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未利用地，自然也不能开发。
水资源保护：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将于桥水库、北大港水库、团泊洼水库等按照划定的饮用水源保护区和相应的保护规定加强保护；在地下水开采比较集中的平原区，划定地下水源保护区，制定相应的防护措施。
地质环境：基于泥石流、滑坡、滑塌、崩塌、矿山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等多种地质灾害要素的空间分布，城市总体规划确定地质灾害的适宜性分区。
生物多样性：天津市城市规划从生物多样性保护角度，构筑充足的生态格局，由林业用地、自然保护区等作为区域生态体系中重要的物种栖息地，在此将自然保护区看作为生态用地。
土地利用规划：在天津市域范围内，建设湿地、河流生态廊道、人工生态防护廊道以及滨海生态防护带，控制城市热岛的扩展、缓解组团间的相互污染影响规模，引导经济发展方向。具体来讲，就是建设“三区九廊道”：构建北部蓟县山地、中部“七里海―大黄堡洼”湿地与南部“团泊洼水库―北大港水库”湿地等三大重点生态功能区，以及蓟运河生态廊道、潮白新河生态廊道、独流减河生态廊道、海河―北运河生态廊道、子牙新河生态廊道、滨海生态廊道、唐津高速生态廊道、引滦明渠―贝壳堤生态廊道和西部防风固沙生态廊道组成的九条生态控制廊道。
湿地：由于泥沙淤积，库容缩减，在水库周边区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水库湿地，该类湿地是重要的生物栖息活动场所。因此，该类未利用地也属于是生态用地范畴。
通过对天津市生态影响因素的空间分析，提取各评价因子空间信息，建立各因子单因素级别空间数据库，通过其空间分析功能对耕地后备资源进行适宜性评价。具体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
表1基于生态安全的天津市耕地后备资源开发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生态过程或要素因子分级及分值权重
地表水资源保护分级一级水源地保护区二级水源地保护区三级水源地保护区其它区域0.30
分值155075100
地下水资源保护分级城市地下水源防护区城市地下水源补给区城郊地下水源防护区其它区域0.20
分值255075100
地质环境适宜分区分级不适宜区较不适宜区较适宜区适宜区0.22
分值103080100
土地利用规划分级林地规划区绿化隔离区域其它区域0.28
分值3060100
直接排除开发生态用地及城市规划建设用地排除开发范围
3基于生态安全的天津市耕地后备资源评价
以耕地自然适宜性评价的为基础，在aRCGiS软件支持下，提取生态安全各评价因子空间信息，建立各因子单因素级别空间数据库，特尔菲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通过对评价因素的空间叠加，得到各个叠加图斑的综合分值，扣除生态用地及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的耕地后备资源，按照自然间断点分级法（Jenks）将天津市土地利用的生态安全划分为禁止开发区、低生态安全区、中度生态安全区、高度生态安全区，获取天津市土地利用的安全分区评价结果。天津市的土地利用生态安全评价分区结果如图1所示。
图1天津市土地利用生态安全评价分区图
4基于生态安全的天津市耕地后备资源评价结果及其分析
通过自然适宜评价结果与生态安全评价结果的叠加，分析天津市耕地后备资源开发的生态安全程度。排除自然不适宜和适宜程度较低的耕地后备资源，将自然中度适宜和高度适宜的耕地后备资源列入生态适宜性评价的基数；将自然中度适宜和高度适宜的耕地后备资源中落入生态用地的耕地后备资源作为禁止开垦的范围，再扣除开垦后可能引起的生态安全程度较低的耕地后备资源，可以获得基于生态安全考虑的可开垦耕地后备资源，这些后备资源主要是自然适宜程度和生态安全程度都处于中高以上级别的耕地后备资源。
图2基于生态安全的耕地后备资源开发适宜性评价结果图
基于生态安全的宜耕后备资源空间分布如图2所示，其中自然适宜度中等以上且生态安全中等以上的耕地后备资源面积为10611.40hm2，约占全市耕地后备资源总面积的49.85%。3210.75hm2的耕地后备资源（约占全市耕地后备资源总面积的15.08%）的土地受到自然保护区、城市以及土地规划的生态保护限制，被一票否决不能用于开发。
表2基于生态安全的耕地后备资源宜耕级别表
单位：hm2
规划区域自然不适宜自然低度适宜自然中度适宜自然高度适宜
生态及
城建用地禁止开发2388.590.00511.49310.66
生态效益低生态安全1515.16583.05340.141572.45
中生态安全908.811046.141006.583335.98
高生态安全183.131315.51719.185549.65
在当前经济社会条件和政策状态下，结合天津实际，要求我们要保护对土地生态环境意义较大的地类，比如现有沼泽、苇地等珍贵的湿地资源以及部分滩涂等。湿地具有调节气候、调节河川径流、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降解污染物等重要的生态功能，被有关专家称为地球之“肾”，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它们在天津市当前环境下也有着不言而喻的重大意义。因此，不宜将这些地类纳入到土地开发的对象或范畴之中。
遵循以上思路，扣除开发后会对生态产生重要影响的天津市的湿地及其它具有生态意义的地类外，则可大体计算天津市生态环境要求下可开发的各质量等级宜耕土地面积。在生态环境允许条件下，可开发的耕地后备资源主要分布在天津市的平原地带和山间河谷地带，如图2所示，这些区域主要是目前未被利用的滩涂和荒草地，并且分布零散。而滩涂的开发往往受到水利部门的限制，可见考虑生态保护后天津市能够开发的耕地后备资源并不多。
参考文献：
[1]岳健，张雪梅.关于我国土地利用分类问题的讨论[J]干旱区地理，2003，26(1)：80-87.[2鲍文东,田成敏,赵奎庆,郭立友.黄河三角洲地区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利用分析探讨[J].广东土地科学.2004(03)
[3]张重阳,董杰.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评价――以聊城市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08(02)
[4]时丽艳,王力,何冬晓.重庆黔江区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评价分析[J].水土保持研究.2007(05)
[5]朱桂英,李玉凤,范雪飞.我国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评价与对策[J].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2006(04)
[6]石瑞年,张莉燕,姚国强,吴彦山.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以乌鲁木齐市为例[J].安徽农学通报(上半月刊).2010(11)
生态安全的重要性篇7
[关键词]耕地资源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安全等级广州市
[中图分类号]S341.1[文献码]B[文章编号]1000-405X（2015）-7-352-1
耕地是土地资源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促进耕地资源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了社会关注焦点[1]。目前关于耕地生态安全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Beesley[2]等在研究中强调耕地生态安全的重要性;徐辉[3]等采用组合赋权法对黑龙江省宁安市耕地进行分析;禹洋春[4]基于生态足迹对重庆市耕地生态安全进行探究。通过分析得出，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和耕地数量变化方面[5];而国内的研究大多偏重对耕地生态安全的概念辨析以及静态研究[6]。总体而言，现阶段对耕地生态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和静态分析，鲜有对耕地生态安全进行中小尺度下的动态多因素分析。本研究以广州市为研究区域，对耕地生态安全进行动态评价，对广州市保护耕地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研究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可为其他城市和地区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7]。
1研究区域概况
1.1区域概况
广州市位于广东省中东部，是珠三角的经济腹地和政治文化中心，是我国南方地区重要交通枢纽和对外交流的门户城市。市辖区总面积为7434.4km2，辖有越秀、荔湾、天河、海珠、萝岗、白云、花都、黄埔、番禺、南沙、从化、增城等十二区。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经济快速发展，但是耕地生态安全问题凸显。耕地面积从1990年的249479hm2减少至2012年的99086hm2，下降幅度达到60.29%。对广州市开展耕地生态安全评价研究可以促进广州市加强耕地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1.2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主要数据来源主要是通过文献查阅法进行收集，其中数据包括了《广东省统计年鉴》（1990-2012年）、《广州市统计年鉴》（1990-2012年）、广州市历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统计数据和相应的统计公报、《广州城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2010-2020）》以及通过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网站公布的权威资料。
2耕地生态安全评价方法
2.1耕地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从保护耕地生态安全内容出发，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和广州市耕地生态安全的实际情况，遵循选取指标因子的科学性、综合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基于pSR模型建立广州市耕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把广州市耕地生态安全指标体系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三个层面，并从耕地生态压力、状态和响应这三方面共选取了14个评价指标。在生态系统压力层选择5项指标，分别为：人口密度、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均耕地面积、地均产值、城镇化水平;在生态系统状态层选取5项指标，分别为：耕地面积、耕地复种指数、耕地安全系数、单位耕地面积农药负荷、单位耕地面积化肥负荷;在生态系统响应层选取4项指标，分别为：人均GDp、环境污染投入、农业机械总动力、灌溉系数。其中，人均耕地面积、地均产值、耕地面积、耕地复种指数、耕地安全系数、人均GDp、环境污染投入、农业机械总动力和灌溉系数为正向指标;人口密度、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化水平、单位耕地面积农药负荷、单位耕地面积化肥负荷为逆向指标。
2.2耕地资源安全评价指标权重值确定
耕地生态安全评价结果与指标权重息息相关，本文采用熵权法来确定广州市耕地生态安全的指标权重。其中，指标值之间数值差距越大，表明指标内容越丰富，相应权重值也会越大;指标值之间数值差距越小，相应权重值也会越小[8]，通过计算得出广州耕地生态安全指标权重值。
式中：k=1/nm;Yij为标准化后矩阵;wi代表的是熵权值;Hi代表是通过计算得到的熵值。
2.3耕地资源安全评价标准与等级划分
为了更好地对广州市耕地生态安全进行评价，本研究采用综合评价模型对广州市耕地生态安全进行计算，得出耕地生态安全指数。公式如下所示。
式中F是指耕地生态安全指数;wi为第i项指标综合权重;pi指标i的标准化值。
同时，依据相关研究成果[9]和结合广州市实际耕地现状进行等级划分和评价。在指标体系中通过多角度反映耕地生态安全状况，采用综合评价法对每项指标进行加权评分从而得到耕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F，接着将F值取值范围划分为0-1区间并对应五个等级和相应的安全评分以及具体耕地生态特征，广州市耕地安全等级划分如下，F≥0.9（Ⅰ），等级为安全，生态结构完整，生态系统结构复杂，生态功能较强，生物多样性丰富;土壤健康且肥沃，指标覆盖率高;耕地生态环境受到较好保护，基本未受到破坏和污染，受到人类的干预能力较弱，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较强，基本没有生态问题。0.7≤F0.9（Ⅱ），较安全，生态结构尚且保持完整，生态系统结构开始由复杂趋向简单，生态功能减弱，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肥力降低，有土地盐碱化、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耕地生态环境受到较大干扰，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和污染，抵抗干预的能力下降，生态问题明显，生态系统出现不平衡。0.5≤F0.7（Ⅲ），等级为敏感，生态结构尚且保持完整，生态系统结构开始由复杂趋向简单，生态功能减弱，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肥力降低，有土地盐碱化、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耕地生态环境受到较大干扰，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和污染，抵抗干预的能力下降，生态问题明显，生态系统出现不平衡。0.3≤F0.5（Ⅳ），等级为风险，耕地生态结构恶化，生态功能受到损害，耕地生态问题较为突出。生态系统结构较为简单而且生态功能不全，大部分功能受到损害后无法发挥;生物多样性锐减，土壤肥力急剧下降，土地荒漠化、盐碱化等问题突出;受外界干扰后恢复能力受到较为严重损害，生态功能恢复困难。F0.3（Ⅴ），等级为恶化，耕地生态结构受到严重损害，生态结构不完整，耕地生态问题十分突出。抗干扰能够非常弱，受干扰后恢复非常困难，基本丧失耕地生态能力，出现严重退化现象，面临的生态压力远远超出自身的恢复能力，急需投入力量予以重建和保护。
3评价结果分析
对2000-2012年广州耕地生态安全进行等级划分，分析耕地生态安全状况以及动态变化规律，以达到分析耕地生态安全状况以及了解耕地生态安全发展情况。研究结果表明：2000-2003年的广州市耕地生态安全状况处于耕地风险阶段，耕地生态安全不容乐观。一方面是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经济发展带来了建设用地的拓张和耕地数量下降，同时不合理的开发带来了一系列自然灾害从而导致耕地环境破坏和质量下降，使得这阶段耕地生态安全处于风险阶段。2004年耕地生态安全状况有所改善，耕地生态安全值有所上升，处于耕地生态安全的敏感阶段，但是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不长，2005年之后耕地生态安全从敏感阶段降到风险阶段，生态安全状况进一步恶化。主要是受到耕地数量和质量下降以及粗放型耕地种植和生产经营形式有关。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人口增加，耕地生态安全压力较大，耕地响应政策和措施暂时不能完全缓解耕地生态安全压力，使得整体耕地生态安全有下降趋势。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已经意识到保护耕地的重要性，积极采取措施保护耕地数量和提高耕地质量，促进耕地资源可持续发展。2010-2012年，广州市耕地生态安全从风险阶段到敏感阶段，耕地生态安全状况有所提升（表1）。通过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进行土地整理和修复、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等形式改善耕地生态环境，促进耕地可持续发展。
4驱动力分析
耕地生态安全变化反映了耕地资源与自然、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关系，是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广州市地势总体为东北高西南低，根据广州市地形情况进行分析和坡度分级，把全市分为5级，第一级为<2°的土地，占总面积的41.7%;第二级为2o～5o的土地占7.7%;第三级为5o～8o的土地占13.9%;第四级为8o～25o的土地占14.7%;第五级为>25o的土地占22.1%。全市耕地多分布在一级和二级坡度等级，集中在南沙区、番禺区等区域。从2000-2012年广州市地区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24927434万元到2012年的135512072万元，实现飞跃式的发展。同时，2000-2012年广州市人口密度呈逐年增长的态势，从2000年人口密度942人/km2上升到2012年的1106人/km2，人口压力逐年增加。经济增长、人口增加直接影响建设用地扩张范围和速度也不断加快，在土地总面积相对一定的情况下，建设用地的增加导致了耕地数量下降，给耕地生态安全带来巨大压力。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积极采取行动，在政策制定方面重视对耕地资源进行保护和改善，在技术层面重视编制土地整治规划、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耕地占补平衡落实、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等，继续坚持本地补充开发和易地补充开发相结合，缓解耕地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矛盾。
5结论与讨论
耕地生态安全研究是我国当前关注焦点和研究热点问题，对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立足广州市耕地生态安全实际，选取14个指标建立基于pSR模型的耕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采用综合分析法进行耕地生态安全动态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市耕地生态安全值有上升趋势，但是安全水平仍然较低。耕地生态安全的压力值和响应值都呈现上升趋势，耕地生态安全状态值有所下降，对耕地的保护水平有待提高。2000-2003年广州市耕地生态安全处于风险阶段，耕地生态安全不容乐观，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人口增加等多方面的压力导致耕地的压力不断增加，在耕地响应程度不高的情况下使得耕地生态安全总体处于风险阶段。2004年的耕地生态安全值有所提高，处于耕地生态安全的敏感阶段。2005-2009年的耕地生态安全处于风险阶段，生态安全状况进一步恶化。2010-2012年的广州市耕地生态安全得到了保护和完善，耕地生态安全总体处于敏感阶段，广州市耕地生态安全所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今后需要进一步修复和提高。
保护耕地生态安全需要从多方面共同努力。一方面需要从经济和政策角度加强对耕地生态安全的经济投入和立法保护，减少经济发展给耕地资源带来的负面作用。同时，人口增长使得耕地生态安全压力增加，必须通过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保障耕地数量和质量的安全。还需要加强对高质量耕地的保护和耕地后备资源的建设，因地制宜地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实现城市发展和耕地保护共赢局面。耕地生态安全是一个复杂体系，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的长期动态分析和研究。在今后，应该继续加强对耕地生态安全的跟踪研究和耕地生态预警机制的建立，保障广州市粮食安全和耕地生态安全。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101078）、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S201301001452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3YJa790074，14YJa630083）、广东省教育厅特色创新项目（耕地生态安全评价模拟与多功能保护研究）、广州市属高校科研计划一般项目（2012a014）、广东省教育科研"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研究项目（2013JK134）、广州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第2批）课题（12a037）、2014年度广东省教育厅省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201411078056，201411078057）资助。
参考文献
[1]吴大放，刘艳艳，刘毅华，等.耕地生态安全评价研究展望[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15，23（3）：257-267.
[2]BeesleyKB，RamseyD.agriculturallandpreservation/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HumanGeography[J].oxford：elsevierpress，2009，25（6）：65-69.
[3]徐辉，雷国平，崔登攀，等.耕地生态安全评价研究--以黑龙江省宁安市为例[J].水土保持研究，2011，18（6）：180-189.
[4]禹洋春，刁承泰，施开放，等.基于耕地生态足迹的重庆市耕地生态压力变化研究[J].广东农业科学，2014，（4）：227-236.
[5]RasulG，thapaG.SustainabilityanalysisofecologicalandconventionalagriculturalsystemsinBangladesh.worldDevelopment，2003，31（10）：1721-1741.
[6]陆耀邦，黄嫦慧，梁自力，等.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利用现状与粮食安全问题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4，35（5）：66-72.
[7]XiangbinKong.Chinamustrotecthigh-qualityarableland[J].nature，2014，506（2）：6.
[8]颜利，王金坑，黄浩.基于pSR框架模型的东溪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J].资源科学，2008，30（1）：107-113.
生态安全的重要性篇8
关键词十三五；新常态；生态保护；综合管控
文／王夏晖陆军饶胜
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迫近，生态环境质量因与百姓利益息息相关，已经成为评判小康社会建设水平的重要指针。在中国经济迎来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创新驱动新常态的背景下，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绿色发展，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已经成为另一种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基本特征，科学设计生态保护推进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和政府加大经济发展宏观调控和转型升级力度，创新性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模式，即增长速度的新常态，要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结构调整的新常态，要从结构失衡到优化再平衡；宏观政策的新常态，要从总量宽松、粗放刺激转向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方式与生态环境质量密切相关、紧密联系，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经济行为过程直接决定污染物排放和生态影响；生态环境质量好坏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又决定了经济发展结构、规模和方式。因此，需要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工作要求，统筹考虑、系统谋划、着眼长远，科学设计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下的生态保护思路。
“十三五”期间，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创新驱动要求全面渗入经济社会各个环节，生态保护与经济产业发展的融合将日益紧密，生态保护管理的创新驱动战略将得到全面落实。生态保护应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趋势，更加强调结构和布局，更加强调创新和改革，更加强调法律和制度，更加强调质量和效益，以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基本着力点，顺应百姓群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的强烈期待，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关联性、协同性出发，推动生态保护从单要素、单环节保护向“优化结构、调控过程、提升功能、确保质量”的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方式转变，即将资源环境承载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抓紧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全覆盖”的生态环境分区管理制度；充分利用管理、政策、工程、技术调控手段，破解生态系统管理“破碎化”弊端，推进山水林田湖海生态系统的综合治理、统一监管、公平补偿，提高生态资产总量和生态系统管理成效；以自然保护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为主体，推动生态系统综合服务功能全面提升；构建生态环境质量全过程监控、评估、应对体系，形成维护和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支撑能力，强化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增效作用，构筑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推进生态保护，构建“结构、过程、功能、质量”综合管控体系
建立国土空间生态管控制度，推动实现结构性源头保护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确立“生态高地”，实施国家环境功能区划，构建“基础骨架”，形成我国生态安全总体空间格局。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根据不同地区环境功能差异，以保育自然生态安全、维护人居环境健康、保障农产品产地环境安全等为目标，建立国家和地方环境功能区划制度。在国土空间环境分区管理总体构架下，按照系统性、协调性、等级性、强制性、可行性和动态性原则，将影响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重要区域，依法划定为生态保护红线，实施最严格保护措施，推动实现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组织编制“国家生态保护红线规划”，将生态保护红线作为主要指标，纳入国家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强化对各地严守生态安全“底线”的约束作用。
强化生态环境管制空间要求“落地”，提高生态系统保护成效。国家层面上，明确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功能定位，制定各功能分区管理目标和环境质量标准，提出分区生态保护、环境准入、污染控制、环境监管等管控导则；根据不同功能区的目标，建立差异化的环境质量评价体系和“差别化”的环保考核制度。省域层面上，编制实施省级生态环境功能区划，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统筹，将生态保护红线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调控手段。城市层面上，将生态保护红线作为优化城镇建设空间布局的依据，加强生态安全格局与城镇化发展格局的衔接。以落实城市生态保护红线为重点，全面推进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确定城市发展定位、空间分区、环境保护重点等。开展城市开发边界和最小生态安全距离试点，减少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预留环境污染净化空间，缓解城市之间环境污染的相互影响。划定城市开发和保护区域的界限。开展市县“多规合一”试点，强化政府空间管控能力，建立统一衔接、功能互补、相互协调的空间规划体系。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进程，推动不同地区有序开展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
强化保护思维、预防理念，按照“应保尽保”原则，严守生态安全底线。注重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建设，研究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活动、矿产资源开发、工程建设、用地等采取最严格的管控措施，严格控制生态保护红线内资源环境开发强度，确保生态保护红线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资源使用不超限。实施差异化管理，分类制定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红线区，以及水、大气、土壤环境敏感区的管控要求。生态保护红线实施分级管理，国家负责组织开展国家生态保护红线日常监管，建立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体系；地方负责本辖区生态保护红线的日常监管。
推进管理、工程和政策创新，加快提升生态过程调控能力
建立完善国家生态保护地体系，理顺国家生态系统管理体制，以管理创新促进重要生态区域的科学保护。进一步厘清现有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重点生态功能区等保护地概念和内涵边界，统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保护地体系，实施生态保护地统一规划、统一评估、统一管理。自然保护区是最严格的保护地，重点生态功能区是服务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资源管理保护区。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要求，突出国家公园的重要性和社会公益性，抓紧建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丰富我国生态保护地体系。
坚持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并重、自然恢复与人工干预相结合，整合生态保护和建设重大工程，切实提升生态工程调控“正效应”。坚持自然恢复为主，对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脆弱区和敏感区，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和分布，控制开发强度，降低生态压力，实施生态系统“休养生息”。对于承担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的区域，自然恢复与人工干预相结合，继续推进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水土保持、京津风沙源治理、石漠化治理等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通过工程调控，加快生态系统恢复。综合考虑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从国家层面统筹考虑、统筹决策，整合现有分散于不同部门的生态建设工程，整合流域、区域重大生态建设工程，依据我国不同区域的生态功能和现状，分类实施重大工程建设，提高工程综合效益。
开展生态资产评估，深化生态补偿政策，加强生态系统过程的宏观政策调控。解决生态资产“底数不清、价值不明”的问题，建立包含资沥消耗、生态破坏与效益、环境损害等方面的生态资产评估制度，系统评估森林、草地、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理清重要生态资产的数量与分布，编制国家、区域、省市县等不同层面生态资产负债表，建立生态资产帐户，纳入各级政府政绩考核体系。建立以生态补偿政策为核心能生态保护政策体系，突破生态补偿“无法可依、标准不一、方式单一、效果不清”的问题，落实生态保护责任、理清各方利益关系，推动补偿主体、标准核算、方式选择、效果评估、保障制度等落地实施。结合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建立健全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政策。
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着力点，稳定和提升生态服务功能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复。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建设，使之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本载体和“大本营”。完善林木、药用植物、野生花卉、畜禽水产、微生物等各类种质资源保存体系。结合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探索开展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恢复。重视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陆海统筹”。协同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抓紧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模式，并选取典型区域开展试点示范建设。开展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经济学研究工作，通过建立量化评估方法，强化“绿色财富”理念，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复。
加强自然保护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和管理，切实提升生态系统综合服务功能。结合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和管制要求，提升自然保护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刚性地位，最大限度减少因经济发展导致的“让位”问题，确保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洪水调蓄、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功能稳定发挥。同时，要加强规范化建设和科学管理，以国级自然保护区建设为重点，加强自然保护区网络体系建设，建立规范化管理制度，加强管护能力建设。开展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示范建设，严格控制开发强度，探索重点生态功能区资源特色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协调新模式。降低乃至取消生态重要、敏感和脆弱区的GDp考核。
加快建立生态安全评估体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全过程监控能力
以生态环境质量评估为基础，以生态风险评估为依托，全面建立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评估体系。生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一环，系统的评估预警体系需抓紧建立。首先，应围绕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功能与质量，整合监测资源，建立国家、区域生态监测网络，实现山水林田湖海生态系统的统一监控，为开展系统的生态评估提供数据基础。其次，应完善生态评估的制度和技术体系，形成以生态质量评估为基础，生态资产评估、生态风险评估、生态安全评估相结合的生态评估体系，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区等重点区域开展评估示范。第三，完善国家生态安全预警机制，尽快规划建设针对重要生态保护区域的全国生态安全预警体系。密切监控三峡水库、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区对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
严格资源开发活动监管和生态环境准入。充分借助“天地一体化”生态监控体系，对自然保护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等自然生境变化开展全面监控，对水、土、生物等资源开发活动及其生态影响实施严格监督管理。严格区域环境准入，制定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各类重点生态功能区限制和禁止发展产业名录，建立配套标准体系，推进生态环境监管精细化管理。
主要
参考文献
[1]周生贤．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n]．人民日报，2014-02-07．
[2]中国工程院，环境保护部．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
[3]周生贤．主动适应生态文明建设和环保新常态[n]．中国环境报，2014-11-04．
生态安全的重要性篇9
【关键词】生态化信息平台安全与维护
近年来,我国高职院校信息平台建设高速发展,目前已初具规模,信息平台的内容建设逐渐丰富。与此同时在历经多年基础设施建设后,也暴露出较多隐患,阻碍了高职院校信息平台深层次、专业化发展。因此,生态化信息平台作为一种新兴的理念和技术对于网络教育信息平台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目前,高职院校教育教学管理等多方面广泛应用信息平台所带来的高效和便利的优点,但大量的信息资源过分依靠网络也存在严重不足,各种数据、资料、文件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因此,对生态化信息平台的维护与安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旦数据丢失或网络瘫痪,将造成的难以预测和无法挽回的后果。由此可见,信息平台的维护与安全问题至关重要,不但要防止网络数据丢失、非法用户入侵、网络犯罪等问题,还要保证生态化信息平台的稳定、安全、正常的运行。
1目前高职院校生态化信息平台存在的问题
目前各高职院校日趋重视信息平台安全问题,但主要侧重于防备外来未授权用户的非访问,过于注重技术问题如防火墙、入侵检测等,往往忽视了信息安全中的人的管理。造成了一些突出问题:
(1)人员安全意识薄弱。信息平台发展速度较快,造成人员专业教育与培训不足,一些专业技术人员仍然抱着“有防火墙就有了安全”的侥幸心理,对“防黑防毒”缺乏高度的警惕性,防护措施较为简单。很多信息平台的使用者——教师和学生认为只有专业技术教师负责信息安全,安全防护意识不强。
(2)重硬件建设,轻软件投入。很多高职院校在生态化信息平台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注重硬件投资而忽视软件投资,网络利用率低,多方面的资源不能及时整合和发挥相应的作用,使信息服务严重孤立化。所以,为使生态化信息平台的作用充分发挥,软件建设必不可少。硬件是基础,软件是保障,硬件不足影响应用效果,软件不足应用难以实现。建设功能齐全、方便实用的信息化软件平台是信息化应用的关键。
(3)缺少有力的组织机构,生态化信息平台建设方向和目标不明确。高职院校的信息化部门对如何充分利用生态化信息平台,实现无纸化办公、管理决策智能化等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和成熟的方案,以至于对生态化信息平台的建设估计不足,把握不好,使其在较长时间里后无所适从,停滞不前。
2高职院校生态化信息平台的维护
2.1网络设备和服务器的维护
(1)网络系统的正常运行是信息平台正常工作的前提,因此,网络设备的维护至关重要。其工作环境要有严格要求,如温度湿度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供电稳定和连续;并装有避雷、抗磁场干扰等装置。定期排查网络设备,如路由器、交换机、光纤收发器、集线器等连接设备,查看指示灯是否处于工作状态,插头接触是否良好。除此之外还要保证工作环境的卫生良好。
(2)服务器是生态化信息平台的核心设备,它在信息平台的安全运行中起着主导作用。服务器的日常维护重点有计算机病毒入侵检测、数据备份、服务器优化、故障处理、磁盘空间以及内存监控和扫描病毒漏洞以及日志安排等。信息平台使用一段时间后,为了维持系统性能和速度,要定期将历史数据从在线服务器中移到磁盘或光盘上,并妥善保管好。
2.2数据安全和备份
数据安全是生态化信息平台维护的重中之重。尽管通过提高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的可靠性和系统的容错能力改善了系统的稳定性,但却无法保证信息平台准确无误,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损失,对于某些故障如失误操作、破坏性操作、病毒攻击、自然灾害等,要定期进行数据库备份,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信息平台正常运行。
3高职院校生态化信息平台的安全
高职院校在应用生态化信息平台时,最担心却最经常面对的问题就是安全性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高职院校面临黑客攻击和内部人员破坏的风险加大,重要信息被暴露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因此,高职院校必须制定有效的策略来应对各种吝样的安全问题,力求将安全事故降至最低。
3.1加强全员生态化信息平台安全意识教育
“人”是信息平台安全系统中的最核心的因素,同时也是最脆弱和最活跃的因素。普及信息平台安全知识教育,提高教师和学生安全意识,能够做到对某些常见安全问题及时发现,分析到位,解决合理。一般包括以下内容:(1)生态化信息平台所面临的风险;(2)安全方针及目标;(3)安全管理规章制度;(4)与信息平台安全有关的其它内容。通过安全教育使全院所有人员的整体安全防护意识增强。
3.2建设主动安全防御体系
硬件的安全只是生态化信息平台安全的一个物质主体,更为重要的是软件部分。现在,信息平台的防御体系均采用主动防御,要想对未知风险变被动为主动就必须需要技术、流程和人才来共同支撑这个主动防御体系,然而简单的技术产品是不可能支持的。可从如下方面入手:
(1)建立统一的自动更新机制。及时下载安装最新的操作系统和软件补丁,强化自身系统,实施自动更新,使病毒、恶意代码等无机可乘,可以对系统威胁起到检测防御作用。同时做好补救方案,严格测试补丁和漏洞,将发生失败的预期值降到最低。
(2)做好定期风险评估和安全策略制定、安全加固机制。定期风险评估对生态化信息平台的正常运行和安全使用是必不可少的。要全面了解和掌握自身的薄弱环节及容易受到的威胁,评价分析结果给我们提供了更好的预防手段和解决措施,制定有针对性的安全策略,维护系统安全,避免出现信息平台被他人利用。
(3)安全策略符合性检查和自动修复机制。安全策略反映了管理层的意识形态,对自身安全的保护需求和信息安全的认识,因此,安全策略一定要完整、全面的执行。目前,安全策略未能较好的贯彻实施,执行力度不够,风险性较大。因此,制定可行的安全策略,明确目标,让所有用户清楚的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建立安全基线,合理使用技术策略强制执行安全策略,坚决禁止身份验证不合格的用户进入信息平台,确保资源共享和信息流安全流畅。另外,可以设置
自动修复功能，一旦客户端出现不安全状态可以通过自动修复达到安全级别,进而进入信息平台,保证问题的及时解决和用户的正常。
(4)统一身份认证及授权平台。高职院校生态化信息平台管理系统要想实现对整个学院用户的身份验证和权限管理功能必须具备独立性,安全性,可靠性,改变传统的各应用子系统各自为政的身份认证方式,为实现更深层次的发展和更高层次服务提供保障,奠定基础。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使用,教育信息平台不断发展,各高职院校的用户数量不断增加,难免带来一些使用方面的问题:(1)现有的web运行环境存在安全隐患。如:开放的网络使信息传输出现不文明现象;没有强制的身份认证功能,致使某些不法之徒有机可乘;授权管理功能不统一、不严格、不规范;缺少面向应用分析的日志,不能为日后解决问题备案等。(2)众多用户面对多个信息平台时操作繁琐,不仅要重复输入账号,口令,还容易造成数据的丢失。
因此,生态化信息平台要确保数据的安全使用、信息的及时传输和用户的操作便捷就必须建立统一的、规范的、高安全、高控制的系统。实施全面的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全院统一的用户管理平台和数据认证平台以及授权、认证体系,实现“一次认证,全面使用”。
3.3做到数据准确,信息全面,能及时反映整个高职学院情况,为学院将来的发展和创新积累数据,提供技术决策和分析
为使生态化信息平台能全面反映整个学院情况,提供整个学院的数据信息,在设计过程中要保证数据和业务功能的完整性,历史数据的可重复使用性和系统的高性能性。业务操作、信息采集、报表分析和统计结果将作为决策支持的重要数据为学院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总之,高职院校必须重视和加强生态化信息平台的维护和安全管理,努力消除高职院校实际的安全漏洞,建立健全信息平台维护与安全的保障系统,提高高职院校生态化信息平台的可持续发展性,并树立“全员管理,人人有责”的牢固责任意识,保证高职院校生态化信息平台正常可靠的运行,为日常的教育教学管理服务。
参考文献:
[1]潘振宇.探讨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网络管理和安全管理[J].科技风,2010,(4).
[2]宋颖杰.于明臻医院信息系统的网络安全管理与维护[J].医院管理,2007,45(17).
[3]石志国.计算机网络安全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
生态安全的重要性篇10
关键词：安全 管理
从近几年国家发生的多起特大煤矿矿难事故中看出，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不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执行不力是事故发生的主要根源。而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建立和落实都是由人来操作的，人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态度是引发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
一、人的安全态度是造成事故的成因
所谓态度是一个人对待事物的心理倾向，实际上是对事物的一种评价。态度是可以改变的。当个人通过感受某种具有公信力的理念、震撼心灵的事实、入情入理的宣传时往往可以起到影响人的情感和意向的作用而对新的事物产生认同，虽然是缓慢的，迁移默化的，但它却能促成人的态度的根本性转变。
所谓人的安全态度就是促使人执行规章制度，成为既知道又能自觉地按它去做的意识和行为。结合实际，不安全态度有以下几种：
1.凭着自己已有的技能，图操作省事；
2.不遵守规章制度时，违反后也没有受到惩罚；
3.因与领导闹了矛盾，个人的需要或生产上的安全问题得不到解决；
4.由于当时情绪过分高兴或过分低沉，理智难于控制自己，使注意力难于集中；
5.因外界条件影响，分散注意力；
6.由于事急，自己不能冷静对待；
7.过分相信个人以往的经验；
8.虽然知道规章制度，但在紧急情况时又遗忘了。
二、教育转变人的安全态度
人的意识是可以转变的，只不过有一个过程。急速转变的态度一般不会持久，有的人为了获得高额奖金而注意安全生产，这是低水平的，它属于服从阶段。既然别人已经有了安全态度，就不要过多指责，而应该因势利导。改变人的态度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强制改变，另一种是通过教育改变。强制改变是通过各种强化措施，由一般赞成变为赞成。而教育改变是对态度的根本改变，是一种态度取代另一种态度。
安全态度教育的方法：一个人态度的形成和改变都受宣传、教育的影响，安全教育中尤以安全态度教育最为重要。
进行安全态度教育，一般采取“听、理解、示范、评价（奖励和惩罚）”四步骤。第一步通过听，来决定人的内在行为处于何种状态，然后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手段。第二是理解人们说话的动机和目的。第三是示范。如果只讲不去实施，那么前两步做得再好也徒劳，这一步很关键。按照正确操作程序去反复训练，达到操作自如程度。第四步对态度进行评价。好的受奖，给予荣誉；对不好的给予批评甚至惩罚。
在教育方法上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听取意见，寻找根源。发现有违章行为后，不要用指责的方法或强制性的方法来纠正，而是需要冷静、心平气和、耐心听取对方陈述，抓住有利时机，使其了解违章可能造成的事故后果，相同行为所造成的事故教训等，一般都会产生积极的效果。
2.管理人员需适当采用强化手段，强调安全并非他人之事。一方面表扬和鼓励那些遵章守纪的人们，另一方面强制性的措施必不可少，它可以制止一些严重的违章者或处罚事故肇事者。
安全态度教育应多利用表扬、奖励等正面方式。对那些模范遵守规章制度、安全态度端正、安全生产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大力表彰，予以必要的奖励。通过这些榜样的作用来推动整个安全管理工作。而对违章行为不能迁就姑息，一经发现就应当立即制止，否则，不但容易形成人的习惯，而且很难纠正。
从实质上讲，事故就是违背自己的意志而发生的事件。人为什么要违背自己的意志，因素甚多，所以，我们利用强化手段一定要慎重。处罚的目的不是为处理某人，而是处理违章、事故。通过处罚使更多的人受到安全教育。在处罚过程中还要分析造成事故的原因，区别对待。而不适当的指责会激怒人们，使其思维能力降低，注意力不集中，不利于安全生产。
3.开展经常性的安全宣传。宣传是控制和改变人们态度的重要手段。在宣传时要注意与单位、本职工作、身边人、身边事相结合，干什么讲什么，才能使宣传更有说服力。实际上人们每天在接受不同的宣传，也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应采取强迫命令来改变人们的态度，避免重大的事故发生。
三、在转变人员安全意识的同时，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1.解决认识问题，突出安全工作的基础地位。在石油工业飞速发展的今天，正确处理好安全与效益，安全与其他工作的关系，突出安全生产的基础地位，如果失去安全生产基础的支持，效益就无从谈起。
2.认真落实各级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特别是安全第一责任人的安全态度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许多安全措施的落实、对安全的投入、安全管理的力度都由第一责任人决策，安全第一责任人对安全的态度直接影响单位安全管理的强弱。安全生产责任制是搞好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组织措施。多年实践证明，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得好，安全状况就好，反之安全状况就差。为了能够落实好安全生产责任制，首先必须对各级各类人员及各部门在安全生产工作中的责、权、利进行明确界定，责、权、利不清，责任制也很难落实。通过与各级各类人员层层落实签定《安全生产责任书》的形式，逐级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并按责任和要求追究责任。
3.加强安全技术教育、培训工作，提高人员素质。提高人员素质不仅仅是安全生产管理的要求，也是单位整体发展的需要。要重点把握好培训对象、内容、形式、效果等4个环节，切实提高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培训对象的层次性和培训形式的多样性，把职工安全知识、安全技术水平、操作技能与职工个人业绩考核相结合，与激励机制相结合，使管理人员及职工达到较高的业务水平、较强的分析判断和紧急情况处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