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护理保险服务管理制度篇1
一、长期护理保险的概念
世界卫生组织（wHo）将长期护理（LongtermCare，LtC）定义为“由非正规照料者（家庭、朋友或邻居）和专业人员（卫生和社会服务）进行的照料活动体系，以保证那些不具备完全自我照料能力的居民能继续得到其个人喜欢的以及较高的生活质量，获得最大可能的独立程度、自主、参与、个人满足及人格尊严”。这也是目前学术界广为接受和认可的一个界定。而长期护理保险(LongtermCareinsurance,LtCi)是指被保险人因为年老、严重或慢性疾病以及意外伤害，失去部分或全部日常生活能力，生活无法自理，需要接受专业护理机构服务或者在家中接受护理，对由此产生的服务费用进行补偿的一种健康保险。其特点在于保险金给付有持续期，一般从三年到终生不等[5]。
二、国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践经验
20世纪70年代以来，长期护理保险在国外得到了长足发展，部分发达国家已建立较为完善的长期护理保险体系，主要采用两种方式———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实行长期护理社会保险的国家主要有以色列（1986年）、德国（1995年）、日本（2000年）以及韩国（2008年）；法国、美国则推行了长期护理商业保险[6]。
（一）美国实践：以税优政策引导的商业保险
美国长期护理保险最早出现于1975年，投保人自愿参加，可以个人或团体名义投保，主要采用现金给付方式直接对长期护理费用进行补偿。为鼓励购买长期护理保险，美国1996年出台的联邦健康保险可转移与说明责任法案(Hipaa)，对购买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和企业规定了税收优惠政策：符合税收优惠资格的长期护理保单，其个人缴纳的保费可列入医疗费用税前抵扣；企业或雇主为雇员缴纳的长期护理保费以及雇主直接支付的长期护理费用给付可以税收抵扣，个人获得的长期护理保险给付也可给予免税待遇。经过近40年的发展，美国目前大概有10%的55岁以上老年人购买了长期护理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已成为起步最晚,但最受欢迎、发展最快,也最为重要的健康保险产品,而且随着护理种类的不断增加,能充分满足社会各阶层的保障需要[7]。
（二）德、日实践：跟从社会保险原则
1.德国实践：全面跟从社保原则。1994年，德国颁布《护理保险法》，明确长期护理保险实行“护理保险跟从医疗保险”原则，所有医疗保险参保人都要参加护理保险。护理保险保费按雇员工资总收入的1.7%强制性征收，雇员和雇主各负担一半；退休人员只支付一半保费，另一半由其养老保险基金支付[8]。德国护理保险承担被保险人因失能或半失能而需要接受个人护理服务所产生的费用，其遵循居家护理优先原则，被保险人可以选择家庭护理或全住院护理。在支付方式上，家庭护理和全住院护理给付比例不同，护理等级越高保险金给付越高，在同等护理级别下，全住院护理高于居家护理。但相对于全住院护理，家庭护理所获优惠更多，除了能正常获取长期护理保险金给付外，还可申请长期护理津贴。为鼓励竞争，德国长期护理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州政府、付款人都不得限制供应商数量。这一政策促进了营利性护理机构的发展，2009年61.5%的家庭护理服务供应商和39.9%的护理院供应商为营利性组织[9]。引入长期护理服务供应商之间市场化竞争机制后，长期护理保险基金作为服务的付款方，与大量服务供应商进行谈判，努力实现最低费率，鼓励成员选择最具竞争力的护理机构，在规定的成员受益框架内尽可能降低基金成本，使其控制在基金预算范围内。2.日本实践：部分跟从社保原则。2000年4月1日，日本开始实施《护理保险法》。与德国类似，日本长期护理保险也属于具有强制性的社会保险，但只要求40岁及以上的公民参保。65岁以上被保险人根据收入缴纳不同数额的保费，40～65岁的被保险人保费为收入的1.13%，雇主承担50%。长期护理费用由护理服务接受者支付10%，其余的90%则来自长期护理保险基金。在长期护理保险金支付上，日本根据公民身体差异分为6个等级支付护理费，等级越高所获的资金补偿及享受的护理服务标准越高。2005年，日本修订了护理保险制度,允许民间营利企业进入老年护理服务市场，试图通过适度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提高护理服务质量,减少护理资源的浪费。到2008年，日本各种居家服务供给者数量从165665家增加到345990家；到2010年，得到护理认定的人数从218万人增至450万人，其中97%为65岁以上老年人，占老年人总量的16.4%。
三、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践经验
（一）我国台湾地区实践：由政府补助的福利政策向社会保险过渡
2007年，我国台湾地区提出“长期照顾十年计划”，对老年人护理给予政策性补助。主要协助老年人日常生活，并明确界定了老年人三种居住方式（居家、小区及养老机构）的协助项目、协助模式、补助内容及金额。政府按失能时家庭总收入作为给付标准，以现金方式偿付。同时，补助或委托办理老人服务及照顾办法规定，政府对企业法人、公益社团法人经营的长期护理业务给予一定的财务补助，各级政府委托民间经营长期护理业务也以此为限。因此，台湾长期护理制度也被称为补助型计划。2012年，台湾地区共有护理机构999所，90%为私立小型机构，政府主导的公立或公设民营的护理机构仅14所。总体来看，护理机构定价较高，每月入住费用从2.5万至4万新台币不等。按台湾长期护理服务补贴标准，即便是低收入且中度、重度失能者，每月领取的政府长期护理服务补贴也不足以支付在护理机构的长期护理费用。
（二）青岛市限于长期医疗护理的社会保险实践
2012年7月，青岛市《关于建立长期医疗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试行）》，凡参加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均为长期医疗护理保险的保障对象。用人单位和个人都不需另行缴费，职工医保按记入个人账户百分比的0.4个百分点，从统筹基金中划转护理保险基金；居民医保以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数，按0.2%的比例从医保统筹金划转护理保险基金，市财政从福彩公益金每年划入2000万元，补助居民护理保险基金（2012年市财政从福彩公益金中分年度另外划拨1亿元作为启动资金）。参保人因伤病失去自理能力、需长期医疗护理的，由定点护理机构提供医疗护理服务产生的费用（生活护理费用暂不纳入支付范围）纳入护理保险支付。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可灵活选择护理方式：居家护理和老年机构护理日包干标准60元，统筹支付96%，个人负担4%；二级、三级医院专护病房日包干标准分别为170元、200元，统筹支付90%，个人负担10%。截至2013年6月底，长期医疗护理保险结算费用21119人次，统筹支付1.44亿元。具备医疗护理资质的定点机构已由政策启动时134家发展到379家。同时，由于规定不具备医护资质的养老机构可以与就近具备相应资质的定点机构签订协议，由其为入住的失能老年人提供医疗护理服务，促进了养老服务机构的社会化发展，仅2013年上半年就新增养老床位2300多张。但青岛市实践存在的问题在于保障人群范围较窄（仅限于医疗护理）、经办管理人员不足。
四、启示
（一）发展长期护理保险需要做好顶层制度设计
长期护理保险是完善民生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涉及的机构部门众多，保险对象失能程度以及费用支付的资格认定、护理方式等都较为复杂。对此，需要从法律和制度层面进行规范和引导。国内外实践表明，做好相关法规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是顺利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基础性前提。同时，制度设计要结合当地实际。德国、日本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采用跟从社保原则，与其经济发展均达到较高水平、社会保障体制健全、社会保障管理运行也达到较高水平有直接关系。我国台湾地区从政府补助的福利政策向社会保险过渡，同样也建立在社会经济条件基础上。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更加重视市场化力量，因此选择了长期护理商业保险。与此同时，为鼓励发展长期护理商业保险，美国制定了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二）跟从社会保险原则并不排斥商业保险
良好的机制设计可将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有机结合，提供广覆盖、保基本与有差异、多层次的长期护理风险融资；商业保险机构还可通过经办社会保险的方式，提高服务质量、降低管理成本。德国长期护理保险采取的是社会保险模式，但准确地讲，是社会保险与强制性商业保险的组合模式。收入水平低于强制医疗门槛的居民必须加入长期护理社会保险体系，而高收入者则可自主选择加入社会保险计划或是购买受益水平更高的商业保险计划。我国青岛在长期医疗护理保险制度中，明确了委托第三方经办监管的管理原则，通过政府招标确定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护理保险基金的管理、运营、支付等工作，但目前还未引入第三方经办，经办管理人员不足的问题逐步突出，引进商业保险经办机制的呼声日渐高涨。
（三）市场竞争机制是维持制度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人口老龄化快速推进、失能老年人迅速增加的背景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可持续运行面临巨大挑战。德国引入长期护理服务供应商的市场化竞争机制后，有效控制了基金运营成本。日本在制度实施5年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允许民间营利性企业进入老年护理服务市场，试图提高护理服务质量,减少护理资源浪费。
五、我国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原则设想
（一）跟从社保原则
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应采用“政府主导、商业保险经办、社会化参与”模式。政府主导———负责制度设计、提供政策资金支持和履行监管职能；商业化保险经办———通过个人自主选择、经办机构之间及服务提供商之间的竞争机制，提高制度运行效率；社会化参与———实现资金来源与护理服务社会供给多元化，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应坚持跟从社保原则。一是长期护理保险相对复杂，涉及风险因素多、资格认定工作繁杂、支付方式多样、道德风险较大，营销相对困难，难以由商业保险单独提供。国内自2004年开始开发这类商业险种后，截至目前的保费收入几近于零。美国制定了长期护理保险税收优惠政策且发展近40年后，55岁以上老年人的保险覆盖率也仅为10%。二是在商业护理保险尚不发达、老龄化程度迅速加深、中重度失能老人占比较高的现实状况下，长期护理保险采取社会保险的形式，可以迅速惠及广大民众。
（二）市场化运作原则
参照大病保险经办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选择2～3家有实力的商业保险机构，具体经办长期护理保险的基金运营、管理、支付服务工作，使政府有效摆脱事务性工作，专司制度设计与监督执行，促进长期护理保险的健康发展。具体来讲，长期护理保险市场化运作有以下好处：一是降低基金运营成本、提升服务质量；二是合理控制基金运营风险；三是保障经办机构长期高效运转；四是促进形成护理服务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保障合理的服务价格及品质。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还可引导商业保险机构投资兴办社会化养老护理机构，为社会提供高端医疗护理服务或承包经营现有护理机构，满足多元化护理需求，提升服务质量；同时，鼓励企业和个人主动提前预防失能风险，缓解因意外伤害引发的老年人失能，发展意外伤害医疗护理保险和长期护理商业团体保险。
长期护理保险服务管理制度篇2
关键词：日韩；长期护理；护理服务；护理保险
中图分类号：F840.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3-0104-07
1997年5月，日本议会通过了联合执政党提交的《介护保险法》并决定从2000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韩国国会于2007年10月通过了《老年长期疗养保险法》并决定从2008年7月1日开始实施。本文以日本和韩国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背景、主要内容、面临的问题及改革趋势作为比较框架，分析其共性和差异，探讨日韩老年护理保险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一、日本和韩国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背景比较分析
1.人口老龄化和护理风险的普遍化
1970年，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达到7.1%，进入了老龄化社会；1994年，经过短短的24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率达到14%的老龄社会；2006年达到20.2%，进入了超老龄社会。2000年，韩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7.2%，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预计2018年65岁以上人口占14.3%，进入老龄社会；2026年达到20.8%，进入超老龄社会。
老龄化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是随着高龄老人的增加，体弱多病或卧床、失智而需要照护的老年人急速增长。无论在日本还是在韩国，老年护理问题已经不是发生在个人身上的个别现象，而是在自身、配偶、父母及家人身上都有可能发生的普遍l生社会风险，因而需要制定以失能老年人为对象的长期护理服务政策。
2.家庭规模的变化和家庭照护功能的弱化
1995年，日本家庭平均人口是2.9人，65岁以上老人与子女同住的比例大约为50%，老年夫妇和独居老人家庭比例分别是24.2%和17.3%。伴随照顾老年的长期化和重度化，照顾者自身也趋于老化，60岁以上的照顾者占47%，70岁以上的照护者也占22%，即老人照顾老人，出现“老老介护”现象，社会上也时常发生虐待、遗弃老人的现象，也经常出现因老人照顾问题而家庭破裂的现象，以至于产生“介护地狱”的说法。
韩国同样面临这些问题。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对全国家庭形态调查表明，2005年韩国独居老人的家庭占24.6%，老年夫妇家庭占26.6%，与子女同住的家庭占43.5%。在家庭照顾者中80%是女性，但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比例逐年提高。据韩国统计厅统计，1985年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比例是33.5%，2000年提高到46.1%，2006年上升到50.3%。
家庭结构的变化、老人夫妇家庭或独居老人的增加、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增多，使得家庭照护功能不断弱化，老年照护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需要从国家、社会层面上提供公共服务，这无疑催生了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产生。
3.既有老年护理服务政策的局限性
在实施介护保险法之前，日本分别运营以老年福利法为依据的老年福利制度和以老年保健法为基础的老人医疗保健制度。老年福利是靠措置制度实施的，福利服务的利用者要接受市町村的资产调查，申请手续繁杂，且不能选择服务种类和服务机构。这种制度以低收入者为对象，其他阶层的老年人难以利用，且因护理机构的极度缺乏，很难入住机构，有时要等待4～5年。但在医疗领域，从1973年开始对70岁以上的老人实行免费医疗制度，看病、住院都比入住护理机构容易，价格也低廉，而且不用排队等候。因此，不以治疗为目的的社会性住院现象频繁产生，老年人医疗费用急剧增长。
韩国亦依据老年福利法提供居家护理服务和机构护理服务，此类服务具有选择性、救济性特征，服务对象是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或低收入阶层。高收入者可以利用有偿护理机构，也可以雇佣专业护理人员，享受高质量的护理服务，而大多数中间阶层，无力支付市场化的服务费用，也无法享受公共服务。韩国的老年医疗费用支出也逐年增多，2001年，在国民医疗费中65岁以上的老年医疗费占全国医疗费支出的22.2%，而同期老年人口占7.6%，2010年老年医疗费达到30.1%，2030年将达到47.9%。在老年医疗费用日益增长的情况下，韩国预想通过护理保险制度，合理区分医疗和护理费用，控制老年医疗费用的增长。
4.为引入老年护理保险制度所做的准备
为了防止介护医疗化，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调整护理服务政策，加大护理基础设施建设。1989年日本政府制定了《促进高龄者保健福利10年战略》（1990～1999），即黄金计划（goldplan）。其核心是到1999年培养10万名居家护理师（homehelper）、建设1万个短期护理中心、1万个居家护理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5万床位、护理机构24万床位。但是1994年，日本政府认识到实施护理保险制度之时，已有的护理机构和专业护理师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因而及时调整了黄金计划，出台了新黄金计划（1995～1999）（newgoldplan）。其主要内容是培养居家护理师17万名、短期护理机构6万床位等。1999年新黄金计划结束后，日本政府认为2000年实施介护保险之后，又制定了《高龄者保健福利发展方向》（2000～2004），即21世纪黄金计划（goldplan21）。日本是从实施介护保险制度10年之前就开始着手准备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当时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介护医疗化”倾向，但是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和培养人力资源，客观上为介护保险的实施准备了条件。
在韩国，2001年8月15日金大中总统通过国庆贺词表明了建立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图，2002年11月政府了《扩充老年护理机构十年计划》，计划每年扩充100所老年护理机构。但实施三年后政府认识到若要在2008年正式实施护理保险制度，护理机构和护理人员远不能满足需要，于是政府修改和调整了原来的计划，于2005年9月了《老年护理机构综合投资计划》，计划在2006—2008年三年时间，集中投资建设919所老年护理机构，以满足制度实施的需要。韩国政府尽管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制度实施的2008年，护理机构和人员充足率也只达到了66%。
5.日韩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背景差异
人口老龄化、家庭照护功能的弱化以及老年人医疗费用的增加是日本和韩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两国实施护理保险制度的共同因素，但是某些因素所表现出来的程度有些差异。
从引入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时段看，虽然韩国老龄化程度不及日本，但老龄化速度却比日本快得多。日本从老龄化社会进入老龄社会用了24年，而韩国则预计需要18年。如果单从老龄化的标准衡量，韩国是在2008年，即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10.3%时引入了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而日本是在老年人口占17.4%时的2000年实施了介护保险制度。由此可以说，韩国比日本大约早20年实施了老年护理保险制度。
从引入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过程来看，韩国实施老年福利法的时间比日本要晚。日本是1963年颁布了《老年福利法》并开展了老年护理服务，而韩国是在1981年才出台了《老年福利法》。日本在实施介护保险10年之前就开始通过黄金计划和新黄金计划，有计划地建设护理机构，培养人力资源，而韩国是从2002年开始大规模地筹建护理机构和培训护理人员，因而在制度实施之时，基础设施很不充分，当时亦有学者认为韩国实施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时尚早。事实上，韩国在制度实施之后，为了应对设施的不足，放宽了护理机构和人员培训机构的准人条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二、日韩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内容比较分析
2000年日本实施介护保险制度以后，韩国深入研究了日本的介护保险制度，也派官员和学者去日本考察，因而韩国的护理保险制度从内容到结构上同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因为两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和老年福利政策发展进程不同，在某些内容上多少有些差异。以下从被保险人、保险人、保险资金、保险给付等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1.被保险人
日本护理保险的被保险人是居住在市町村的40岁以上的居民。其中，65岁以上者是第一类被保险人，当发生护理状态时，就能接受护理服务。40岁以上不满65岁的人是第二类被保险人，只有在出现早期老年痴呆症状或者因患有心脑血管等老年性疾病而处于护理状态时才能享受护理服务。
韩国依据普遍主义原则，以全民为对象实施老年护理保险制度，参保者与国民健康保险范围一致。长期护理保险给付范围是65岁以上老人或者不满65岁，但患有老年痴呆、心脑血管、帕森斯等老年性疾病并6个月以上难以独立生活而受护理服务等级判定的人。在制定老年长期护理保险法之时，韩国保健福利部曾对护理对象和护理服务所需的财政规模做了推算，即2008年制度实施之时，政策享受对象是8.5万人，占全体老人的1.7%，需要资金1.2万亿韩元，2010年扩大到三级，政策对象会扩大到16.6万人，占全体老人的3.1%，需要资金1.9万亿韩元。很多利益团体认为这一数据是保守的估计，实际需要照护的老年人远远超过这一比例。但是国会最终通过的法案还是尊崇了政府案，把4～5级轻度失能老人排除在制度之外。
比较两国护理保险的被保险人，日本采用选择主义原则，在参保年龄上予以限制，即40岁以上的人才能参加介护保险，而韩国的护理保险适用对象与健康保险一致。韩国把全民纳入到护理保险范围之内，体现了老年护理应由整个社会共同解决，所需费用由社会共同承担的社会连带思想，当然也不排除扩大缴费范围，增加保险基金之意。日本是把40岁以上的人纳入保险缴费范围之内，是考虑到40岁以上的人患有老年性疾病的几率高，体现缴费与受惠一致的原则。
2.保险人
保险人是保险经营责任者，负责征收保险费、接受保险赔付申请、提供必要的保险服务、监管保险服务质量的事务。日本介护保险的保险人是市町村，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日本的老年保健福利都是由地方政府负责的，符合社会福利地方分权化趋势。当然，市町村不是独立运营这一制度，国家和都道府县对市町村提供财政及行政方面的支援。
韩国的长期护理保险管理主体是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在制度设计时也曾对日本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进行过探讨，但考虑到利用征费和给付一体化的既有健康保险管理资源，同时也考虑到地区间经济、服务差距，最终还是选择了在全国范围内平均支援的管理模式，把国民健康保险公团指定为长期护理保险的运营管理主体。公团负责管理保险参保人、征收保险费用、调查保险给付申请者、管理和指导护理等级判定和等级判定委员会的运营。地方政府负责指导、监督和管理福利机构，承担老年性疾病预防保健事业，可以指定或取消长期护理机关，可以推荐护理等级判定委员会成员。
从管理运营体系来看，日本采取的是地方主义方式，而韩国采取的是中央集权主义方式。在日本，市町村集健康保险、老年医疗与护理保险的责任主体于一身，保健、福利、医疗、疾病预防等责任都由地方政府负责。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实施了福利服务市场化、地方化的措施，实行了服务管理权限移交到市町村的分权化政策，逐渐把保健、医疗及福利事业移转到地方政府，因而介护保险管理事务由市町村负责乃是顺理成章之事。韩国是国民健康保险公团负责医疗保险和护理保险的管理，而老人的福利服务、健康保健、疾病预防等事业则由地方政府承担。韩国从21世纪初开始讨论社会福利运营权限移转到地方的问题，但是社会保险、公共救济等社会福利的主要决定权仍然集中在中央，中央对保险市场有较强的控制力，形成比较完备的健康保险管理系统。当时虽然有些学者和市民团体主张地方政府成为保险人，但是保健福利部认为护理保险和健康保险的适用对象一致，公团成为保险人可以节省管理成本，因而最终还是选择了中央集权的单一的保险管理机构。
3.保险资金构成
在日本介护保险中，保险支付费用的50%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中央政府承担25%、都道府县和市町村各承担12.5%，其他50%是从征收的保险费中支出。第一类被保险人按其收入确定保险费，由市町村制定具体比例，每三年调整一次，保险费由市町村征收。第二类被保险人的保险费首先由国家统一征收，然后根据市町村支出介护保险情况进行分配，具有财政上的再分配性质。在日本的介护保险中，介护服务利用者也承担10%的费用，机构入住者的伙食费不含在保险费中。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则免缴费用，医疗救济对象、低收入者或者生活贫困者减免50%。
韩国的长期护理保险所需费用也是由保险费、政府支援、个人支付等三部分构成的。长期护理保险的适用对象与国民健康保险参与者一致，分为职工参保者和社区参保者，两者均适用健康保险费的征收体系。护理保险费是由健康保险费乘以护理保险费率而得出，护理保险费率由长期护理委员会根据需要确定。国家每年向健康保险公团支援20%的保险费用，对最低生活保障者、医疗救助对象的护理费用以及其他业务费用由健康保险公团承担。个人利用护理保险服务时也要承担部分费用。利用机构护理时，个人承担20%；利用居家护理服务时，个人承担15%，个人承担费用比日本略高。
在护理保险缴费模式上日韩两国都采用国家支援、个人缴费、个人负担等方式筹集资金，资金筹集模式上有相似性，只是各部分资金构成比例有些差异。韩国的保险缴费比例、个人承担部分都比日本高，而国家支援的比例比日本要低，因而有学者认为韩国的护理保险具有提高个人负担，降低政府责任的倾向。
4.保险给付
日本的介护保险给付分为处于护理状态而“要介护”的介护给付和有可能发生护理状态而“要支援”的预防给付。在介护给付中，有特别护理机构、老年保健机构、护理服务性医疗机构3种机构护理；有访问介护、上门洗澡、居家护理管理指导、日间照料、短期看护等13种居家护理。在预防给付中，有小规模多功能居家介护、夜间应对型访问介护、认知症应对型日间照料等6种地区紧密型服务。介护等级根据日常生活能力而需要介护或支援的程度分为2个“要支援”和5个“要介护”，共分7个等级，并分别制定了各个等级状态和服务时间，对“要介护”提供居家或机构服务，而对“要支援”只提供居家服务。
韩国的老年长期护理给付分为机构护理、居家护理和特别现金给付等三种类型，其中机构护理有人住10人以上的护理机构和入住5人以上10人以下的老年照护共同生活家庭等2种类型；有上门照护、上门洗澡、日间照料、辅助医疗、短期护理、租借工具等6种居家护理。此外，对居住在边缘地区，难以利用护理机构，或者因身体或精神等原因，不得不由提供护理的家庭成员提供家庭护理费；护理对象在养老院、残疾人福利机构等非指定的护理机关接受护理服务时提供特殊护理费；护理对象在老人医院或疗养院住院时，可以向医院提供护理费。
比较两国护理保险给付，日本根据老人失能程度分为“要支援”和“要介护”7个等级，给付类型上有机构护理服务、居家护理服务和地区紧密型服务，没有现金给付。韩国根据老人身心功能状态受损程度分为最重症、重症、中度重症三个等级，给付类型上有机构护理、居家护理和特别现金给付。在给付内容上，日本的护理服务包括老人医院、上门诊疗等医疗服务，而韩国把医疗服务排除在护理保险给付之外。在给付规模上，韩国在2008年制度实施之时，只把占1.7%的65岁以上老年人纳入护理保险给付范围之内，而日本在2000年认定的介护保险给付对象规模是占11.7%的老年人。韩国对给付条件的规定要比日本更严格，把相当多的轻度失能老人排除在制度之外。
三、日韩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改革与未来走向
日本实施介护保险之后，在实践过程中发现了很多问题，因而在制度实施五年之后的2005年着手改革了介护保险制度，改革的核心是护理服务从注重“量”转向注重“质”，加强医疗和介护之间的连续，加强预防。
第一，从事后介护向介护预防转换。日本从2006年4月开始，以市町村为主体，以轻度失能者为对象，增设了新的预防给付等级。预防给付对象是依据“状态维持或改善可能性”为标准，将轻度失能老人划分为“要支援”一级和“要支援”二级，并称之为“预防给付对象”，为其提供预防介护服务。对尚未获得等级认定，但有可能成为“要支援”、“要介护”状态的老年人，由地区综合援助中心提供相应的预防介护服务，预防给付费用由保险费和政府支援费中支出。
第二，确立新的服务体系。在介护保险法修改以前，护理类型主要有机构护理和居家护理服务，改革以后增设了地区紧密型服务、介护预防服务。“地区紧密型服务”是针对需要护理的居家老年人开展的，由于接受居家护理服务的人数众多，而且独居老人特别是痴呆症患者不断增多，为方便其在自己习惯的地区生活，新法规定，市町村就近提供灵活、多样化的服务。
第三，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服务质量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信息公开的义务化、服务机构经营者规制的改善、介护管理士（caremanager）制度的改善等。“要介护”老人一般岁数大，身心功能低下，难以收集各种信息，影响介护服务的利用，因此，机构经营者有义务公开相关信息。介护保险的核心是介护管理，但在实际服务中，管理者不做充分准备，与主治医生的联系也不充分，因此，此次改革强调介护管理，要求介护管理者应该接受教育，并新设了主任级介护管理士级别。
此次改革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改革实现了老年护理体制向预防转变，提高了费用的使用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护理保险的财政开支，增加了福利领域的就业机会，对保持制度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方面具有一定的意义。
韩国从2008年7月正式实施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尽管处在制度实施早期，很多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但借鉴日本经验，应该及早做好应对准备。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上，韩国和日本面临的问题大同小异，因为制度设计本身有很多相似性。韩国的很多专家学者指出，韩国也应该向日本一样加强护理保险的预防功能，同时在提高护理服务质量、加强护理服务机构的管理、增强从业者的服务专门性、改善服务人员待遇等方面加以改革。
四、日韩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中国的经验启示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基数最大，老年人口最多且老年人数增长最快的国家。根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城乡失能和部分失能的老人总数达3300万人，老人护理问题已经成为急需解决的迫切问题。中日韩三国同属儒家文化圈，人口及社会结构具有相似性，而且在社会福利的制度设计和实施方面都有政府强烈干预的东亚社会福利模式的特点，因而深入研究已经实施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的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对我们构建老年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深入分析建立护理保险制度的政策环境
目前国内有专家学者着手研究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而且认为中国也应该引入这一制度。我国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其必要性，但是在引入这一制度之前必须充分研究形成这一制度的政策环境。社会政策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没有对政策环境的深刻分析，而盲目引入某种社会政策，必然会导致政策的失败。因此，有必要从国外实施这一制度的环境因素中提炼出各种指标，结合中国实际考察这一指标在中国所表现出来的程度和特征。如在经济因素上，可以考察我国的人均GDp以及GDp中老年福利费用的支出规模。日本和韩国虽然用社会保险形式来筹集资金，但都有不同程度的国家财政支持，因而应该考察我国在经济实力上能否支持这一制度的实施。在社会环境方面，应该科学合理地统计人口老龄化程度和需要护理的老年人的规模，在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方面，考察现有的基础设施能否支撑这一制度的实施。从未来趋势来看，我国应该实施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但应该何时实施，如何设计等问题，应该是基于对政策环境的综合考察。2000年日本实施介护保险制度之时，充分借鉴了德国的经验，而韩国是深入研究和考察了日本的介护保险，在韩国的护理保险制度中，从框架到内容都能找到日本的痕迹，但又结合本国的特点予以本土化。
2.为实施护理保险制度做好基础准备
日本用了近十年时间，做了护理机构的建设和人力资源的培养。韩国也是用了近六年的时间做基础设施建设，但即使这样，制度实施之时尚不能满足需要。韩国放宽了护理机构和护理人员培训机构的准人条件，导致护理机构和培训机构的乱设，直接影响了护理服务质量。护理保险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相比，更具复杂性。养老保险的有些因素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如退休年龄、缴费年限、个人缴费额等，只要核准给付条件，可以通过业已形成的金融网络系统，直接把养老金打人到指定账户里，实现老年人的收入保障。医疗保险则通过医疗机构提供服务，保险机构进行结算的方法实现老年人的医疗保障。但是护理保险的给付是护理服务，护理对象的确定需要复杂的认证系统，也包括一定的主观判断。保险给付也需要众多的护理机构和专业护理人员。目前我国的护理机构数量绝对不足，截至2010年底，全国养老床位总数仅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59%，不仅低于发达国家5%～7%的比例，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2%～3%的水平，截至2011年底，我国平均1000名老人仅拥有17张床位。若条件不成熟时，急于引入护理保险制度，可能会导致有制度没服务的尴尬局面。因此，目前我们有必要制定发展老年护理机构和培养护理人员的中长期计划，为实施护理保险制度做好基础性准备。
3.逐渐扩大护理服务对象
中国的老年服务政策与日韩实施护理保险之前的政策有些相似，都是依据选择主义原则，通过资产调查，对特殊群体提供公共服务，如城市无收入、无劳动能力和无扶养人的“三无”人员和农村“五保”人员，而90%以上的老人护理都是由家庭提供或在市场上购买服务。目前我国尚未建立普遍的老年长期护理服务体系，护理服务对象的确定仍然是按照收入状况和有无扶养人作为标准。随着护理服务需求的增加，中国也应该逐渐放宽确定护理服务对象的标准，结合中国实际，开发科学合理的护理服务资格评定条件，如以是否计划生育家庭、失独家庭为条件，不断扩大护理服务范围。
长期护理保险服务管理制度篇3
在日前召开的“首届中国医养保险高峰论坛”上，原人社部副部长、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胡晓义同与会者分享了这样一则消息：日本政府准备在今年启动政府及民间合作项目――“亚洲健康构想”，通过该项目向中国和泰国等老龄化加剧的亚洲国家出口日本的护理体系，推广被公认为高质量的日本护理技术及护理设施经营方法。此举将提高日本护理企业的收益。目前日本已经接纳了来自印尼、菲律宾及越南的“护理福利师”候选人。
面对老龄化，在我们还未准备好之时，领先者已经开始谋划如何进入这一市场了。保险走在“医养结合”时代
“‘十二五’期间，我国养老保险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这期间做了四件重要且可以载入史册的事。”胡晓义表示，一是全面建立和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二是中央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做出的重大决策，目前正在推进实施；三是中央决定对基本养老保险结存基金开展市场化、多元化的投资运营；四是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连年提高，2015年，企业退休人员平均待遇比“十一五”期末增长了68%。
不过，对于保险业而言，新的挑战又来了。多年来，我国一直在推进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然而，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老龄化速度较快，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口大幅增加，在目前的养老服务体系中，“老有所医”这块短板越来越明显。因此，我国养老服务的核心已经由解决“老有所养”转向实现“医养结合”。
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将“积极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作为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六大任务之一。201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卫生计生委、民政部等部门的《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提出到2017年要初步建立医养结合的政策体系。“十三五”规划亦明确提出，要“建设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结合，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做好医养结合工作提供了指引和遵循。不久前已有50个市（区）成为第一批部级医养结合试点单位。保险参与“医养结合”具先天优势
目前，多地、多行业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尝试“医养结合”的不同模式，而保险业自然不能缺席。
一方面，保险业在对接我国养老金三支柱体系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为医养结合提供更为专业化、市场化的模式。以泰康为例，已实行对接养老金三支柱的一系列举措：在“医”方面，2012年，承保天门大病保险，积极参与第一支柱医疗保障；2015年投资南京仙林鼓楼医院进行医疗布局。在“养”方面，2007年，泰康养老成立并且拿到年金牌照，布局第二支柱养老保障；2012年“幸福有约”开售、泰康之家・燕园破土动工，第三支柱的高端养老成功落地；2015年，泰康之家・燕园开业，并完成了养老社区在全国八城连锁布局。在医养结合方面，2016年，泰康参与政府医保和职业年金，全面参与医养改革。
另一方面，保险业不能“缺席”也源于自身需求。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副秘书长余勋盛在论坛上表示：“积极参与养老服务业和老龄产业，着眼于促进全民健康素质的提高，这也为保险业自身的快速健康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今年7月召开的“十三五”保险发展与监管专题培训班上，保监会主席项俊波特别强调，“十三五”期间是保险业全面参与健康中国战略和健康老龄化事业、构建民生保险保障网的关键时期。保险业要顺应国家大力推动医养结合、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的大趋势，积极参与养老服务业和老龄产业，着眼于促进全民健康素质提高，推动形成预防、医疗、康复、护理等相衔接的、贯通生命全周期的医疗服务体系。这无疑为保险业如何切入医养结合指明了方向。长期护理保险建立面临诸多藩篱
在此次论坛上，多位与会者在发言中都提到了长期护理保险。事实上，谈论医养结合，长期护理保险必然是那道绕不开的弯。在《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指导意见》这份对医养结合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件中，长期护理保险是被重点提及的险种。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很有现实性和前瞻性的谋划。”胡晓义认为，这一制度应当是社会保险，借鉴老龄化严重国家的经验，应该建立单项制度，成为社保体系中的第六险种。而筹资渠道则应多元化，但个人和家庭一定要承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葛延风则表示，在我国老龄化人口规模增速过快的前提下，长期护理保险想要有效发挥作用，必须由较高的费率来支撑。这就涉及一道选择题――长期护理保险究竟是定位为商业保险、还是社会保险？选商业保险，百姓收入低而费率高，参与者必定有限；选社会保险，政府补贴一部分保费，护理服务可能会降低。
从与会者对于制度如何安排、筹资如何实现等不同意见来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面临太多需要打破的藩篱。
也正因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在实施上需要形成合力。正如胡晓义所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设计、建立和实施，涉及到多个管理部门，多种社会经济资源，各方面都有各自的优势。比如，有的长于医疗护理技术、有的侧重于居家服务、有的具有组织社会保险的经验、有的善于资金管理等。当然，有优势也有局限。所以建立长期保险制度需要各个相关部门、各类社会经济组织形成共识和合力，破除局限，发挥优势，共同推进。”人社部原副部长、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胡晓义：
创造自己民族的老年服务品牌
“十二五”期间，我国养老保险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这期间做了四件重要且可以载入史册的事。一是全面建立和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二是中央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作出的重大决策，目前正在推进实施；三是中央决定对基本养老保险结存基金开展市场化、多元化的投资运营；四是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连年提高，2015年，企业退休人员平均待遇比“十一五”期末增长了68%。
在此基础上，“十三五”期间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再做成几件事。一是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把制度全覆盖真正变成对人群的基本全覆盖；稳步提高保障水平，争取未来几年每年都有所提高，特别是在农村居民基本养老水平上给予适当的倾斜；二是要增强推进养老保险可持续性发展的重大措施；三是大力发展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特别是以税收等优惠政策支持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以及个人长期养老资产的发展，并且与发展老年服务事业紧密结合起来。
据了解，日本政府准备在今年启动政府及民间合作项目――“亚洲健康构想”，通过该项目向中国和泰国等老龄化加剧的亚洲国家出口日本的护理体系，推广被公认为高质量的日本护理技术及护理设施经营的方法。此举将为即将进入严重老龄社会的亚洲地区营造适合老人安心生活的环境奠定基础，同时提高日本护理企业的收益。目前日本已经接纳了来自印尼、菲律宾及越南的“护理福利师”候选人。
通过这一信息，希望大家认识到，在我国老龄化加速如此严峻的趋势下，在一些国外先进的理念、技术、经营方法输入我国的背景下，我们既要学习，也要有所警觉。我们要抓住时机、抓住商机、抓住战机，创造出自己民族的老年服务和医养结合品牌。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副秘书长余勋盛：
抓住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的好时机
保险在健康与养老中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目前，医养保险呈现出两个趋势，一是医养结合养老模式逐步建立；二是商业保险在国家民生保障体系中越来越发挥支柱性作用。
至于保险业如何参与促进医养保险的发展，我认为包含以下五方面：第一，医养结合应具有能满足老年人群医疗服务需求和生活照料服务需求相叠加的特点；第二，保险业应积极探索开发符合全周期健康管理老年人综合需求的产品链，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形成预防、医疗、康复、护理相衔接的贯通生命全周期的保障和服务体系；第三，实现医养结合的关键在于整合医疗和养老两方面资源，这对合理调动和配置政府、社会、市场等各方面的力量提出了挑战，因此，要充分利用好政府、社会、市场的资源；第四，医养结合意味着实现保障人群和保障层次的全面覆盖；第五，医疗和养老产业各个环节之间只有相互连接、彼此增效，形成循环，才能为社会创造最大的效益，行业也才能获得具有自我成长、自我学习能力的长效发展机制。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保障体系无疑将带来挑战，正确或准确把握医养结合，就能把老龄化的挑战变成机遇。商业保险一定要抓住国家大力推进医养结合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的良好时机，积极参与养老服务业和老龄产业，着眼于促进全民健康素质的提高，也为行业自身的快速、健康、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
长期护理险难以实现独立筹资
当前，我国全失能、半失能人数总量非常大，接近4000万人，其中，3500万人为老年人，且2000余万人年龄在80岁以上。除此之外还有失智、残疾、精神病患者，这些人也迫切需要生活照料和一些必要的医疗护理。
一方面，随着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速，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数越来越多，紧靠家庭，在经济上、时间上、精力上都很难承受。同时，政府对于老年人这方面的补助也非常有限。另一方面，目前社会所能提供的机构养老也很难满足这方面的需求。有些老年人身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不得不选择长期住院，不仅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更给医疗保险带来支付压力。
在当前形势下，长期护理保险要实现独立筹资比较困难。因此，在考虑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进而减轻企业负担的情况下，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要采取两步走。
第一步，应依托基本医疗保险，并鼓励建立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促进医养结合发展。借助医保基金建立长期护理保险是很有必要的。根据测算，在护理机构中的护理费用大概只相当于在医院长期住院费用的七分之一到八分之一。所以说，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可分流一部分患者到护理机构去，与此同时，自然而然地减轻医保基金一些不必要的支出和压力。第二步，建立多渠道筹资的长期护理保险，通过个人缴费、财政补助、社会捐助等方式筹资，必要时也可由企业缴费。泰康人寿执行副总裁兼泰康养老董事长李艳华：
泰康养老已全面对接养老金三支柱
国家政策利好不断，鼓励商业保险积极参与社会保障体系的探索与改革。利用国家的利好政策，抓住医养风口，泰康已实行对接养老金三支柱的一系列举措：在“医”方面，2012年，泰康承保天门大病保险，积极参与第一支柱医疗保障；2015年投资南京仙林鼓楼医院进行医疗布局。在“养”方面，2007年，泰康养老成立并且拿到年金牌照，布局第二支柱养老保障；2012年“幸福有约”开售、泰康之家・燕园破土，第三支柱的高端养老成功落地；2015年，泰康之家・燕园开业，并完成了养老社区在全国八城连锁布局。在医养结合方面，2016年，泰康参与政府医保和职业年金，全面参与医养改革。
围绕医养三支柱体系建设，泰康养老依托集团数据信息中心，与政府相关部门配合试点，打造领先的医保控费体系；准备了“医养实体+健康管理”的模式，依托持续在全国落地的养老和医疗实体，打造泰康的“恺撒模式”；同时，遍布全国的服务网络与人力分布，20年的专业经验、泰康商学院的培养以及专业的养老金管理与投资能力，都是泰康养老的优势所在。借助国家养老金三支柱不断完善和改革，泰康养老希望更专业、服务能力更强、效率更高地打造最佳医养商业保险品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葛延风：
推进医养结合应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
推进医养结合，关键在于完善制度设计，抓好落实。从长期目标来看，必须建立一个多元化、综合性的设施体系。
一是要建立基础保障设施系统；二是要大力强化基于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诊疗、转诊及急救体系的建设；三是要建立来自政府、企业、志愿组织等多元化老人生活服务支持系统；四是要建立综合性财务保障系统。
短期内，我认为比较合理的选择是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基础，构建社区包含所有老年人健康信息和生活需求的服务平台。
在医和养的问题上，很多服务和产品的属性是不一样的，要明确服务属性，对不同的需要实施不同的保障和服务模式。比如，针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在明确的目录里边，费用主要由医疗保障体制体系承担；一些拓展性的康复服务，可由多方分担。而对于一般性的生活服务，应由服务提供者按照成本核算合理利润来收费，与此同时，建立政府和社会对相关服务价格的监督机制。
在推进医养结合的过程中，必须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公共服务和公益一定要强化政府的规划和筹资职能，具体服务可由公共部门承担，也可在实践证明有效的领域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一般性的生活服务应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依靠市场提供，政府的责任是强化质量监管。人社部社保研究所医疗保险研究室副主任董朝晖：
在社保基础上发挥商保增值作用
商业保险在医改进入深水区过程中，至少可以发挥三方面作用：一是筹资，主要是发展补充保险；二是投资，发展医疗机构；三是管理，参与社保管理。
在筹资方面，商业保险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当前，公共筹资进一步大幅度提高的可能性较小，基本保险的边缘会逐渐清晰，所以商业保险介入补充保险的风险会越来越小。具体而言，在基本保险之外，商业保险主要可提供高新医疗服务体系保障；在基本保险之内，商业保险可致力于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解决“看病难”问题。在基本保险基础上，补充保险的发展显然更便捷，比如，可以利用基本保险的筹资平台、管理平台；反过来，补充保险的发展也将为基本保险的发展提供经验、开辟道路。
在投资方面，除了可以为传统的医疗机构提供投资支持之外，更重要的是，保险公司可利用其网络化的服务体系，促进传统医疗机构的网络化，并且构建新的医疗服务机构，比如，医生集团、远程医疗、健康管理机构等。
长期护理保险服务管理制度篇4
“新国十条”针对商业健康保险特别强调，“发展多样化健康保险服务。鼓励保险公司大力开发各类医疗、疾病保险和失能收入损失保险等商业健康保险产品，并与基本医疗保险相衔接。发展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
2014年8月2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确定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提出“用改革的办法调动社会力量，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与基本医保形成合力，有助于提高群众医疗保障水平、满足多层次健康需求，推进健康服务业发展、扩大就业，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民生改善”。
正如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在保监会召开的学习贯彻“新国十条”培训班的讲话所言，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保险业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全局中的重要作用，推动保险业加快发展，已经从行业意愿上升到国家意志，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布局中的重要一环。而“新国十条”和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所强调的商业健康保险，也将迎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9年国家实施新医改方针以来，国家卫生总费用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政府和社会的卫生支出近年来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个人现金卫生支出部分仍超过了30%，而商业健康保险占卫生总费用融资的比例仅为3.5%左右。
在当前基本医疗保险保障程度有限的情况下，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在医疗保障体系中的作用仍留有广阔的领域。
我国的历史数据显示：在医疗资源有限、价格严格管制的计划经济时期，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也远高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发达国家的经验会产生表明，单纯靠财政增长来负担医疗费用的增长是难以为继的。当政府的财政支出不足以保证提高全覆盖的社会医保水平时，政府会陷入欲罢不能的尴尬境地，对政府声誉和执政能力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国家基本医疗保障的发展必须遵循福利刚性和财政支出的可持续性原则。依据经济增长、人口老龄化、医疗科技进步等因素，建立费率的长期精算制度和财政预算制度，以确保财务的稳定性。其“基本”二字的特性任何时候都不容忽视。这也表明它不可能成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个高效运转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是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合理组合，是市场机制和政府行为的有机配合。
由政府承办的社会基本保障水平要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负担能力相适应，其重点体现在社会公平，而应把在“基本”以外的需求交给商业保险，其补充功能、替代功能和服务功能不可或缺。
2012年以来，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其中，2012年，我国商业健康险的原保险保费收入增长率高达24.73%，扭转了健康险长期以来的发展颓势。
2013年，我国健康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为1123.5亿元，首度突破1000亿元，同比增长30.22%。2014年1月至8月，我国健康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已经达到1112.72亿元，同比增长更是高达49.87%。
展望未来，笔者认为，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业务将获得新一轮的快速成长期，而其重点发展的领域，则在于城乡居民大病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税收优惠产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服务能力的新挑战
“新国十条”提出，“政府通过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服务等方式，在公共服务领域充分运用市场化机制，积极探索推进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开展各类养老、医疗保险经办服务，提升社会管理效率。按照全面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要求，做好受托承办工作，不断完善运作机制，提高保障水平。”国务院常务会议亦指出，“要全面推进商业保险机构受托承办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目前这项制度试点已取得成效，要抓紧向全国推开。”
据《中国保险业社会责任白皮书》统计，截至2013年底，11家保险公司在全国25个省份144个统筹地区开展大病保险业务，覆盖城乡居民3.6亿人。根据保险公司年报，截至2013年，人保集团在22个省为95个地市约1.7亿居民提供大病保险服务，总保费规模超过人民币30亿元。截至2013年，中国人寿在辽宁、吉林等省市中标了76个城乡居民大病保险项目，保险业务收入达到25.14亿元。
笔者认为，商业保险提供经办管理服务，意义不仅在于减少政府事务性负担，更在于厘清政府职能和责任，提升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水平。
政府直接承担涉及公众利益的公共事务或行政化管理服务，政府自身将处于责任主体和利益相关人角色，形成了政府与公众的利益博弈和矛盾关系。
大力推进公共事务去行政化，积极探索政府购买服务，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将政府拉回到与公共利益一致性角色上来，更好地履行管理监督和利益协调职能。
保险公司经办大病保险，不单纯是保费收入和盈利的问题，保险公司通过和医保经办机构的信息系统进行衔接，将有效地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医疗数据积累不足的问题，有利于保险公司二次开发多样化的保险产品，同时利用经办服务，还可以极大地提升商业公司品牌效应。
但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政府主导的原则下，采取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大病保险是一项重大体制机制创新。“保本微利”是经办大病保险的基本原则。承办公司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科学厘定精算费率，并建立风险调节基金等方式，对超额结余及政策性亏损建立相应的动态调整机制。
监管部门要对大病保险相关制度进行细化规定，制定大病保险示范产品（条款），完善大病保险统计制度和财务独立核算规定。
保险行业协会应在规划大病保险服务标准，提升服务水平的同时，建立和完善行业大病保险信息平台，建立核心数据共享机制，严惩承办保险公司开展“价格大战”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确保大病风险经营的长期稳定性。长期护理保险：创新的新市场
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严重，据测算，2011年我国老年长期护理总费用预计为3464亿元，预计2030年将突破1万亿元，2050年将达到39682亿元。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深，特别是高龄老年人口的激增，我国老年失能护理费用将不断攀升。
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显著特征在于“未富先老”，老龄化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物质储备不足。在基本养老保障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老年人却面临昂贵的失能护理费用支付压力，甚至造成因失能而贫困。而我国目前的社会医疗保险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成熟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和数据，短期之内，没有为老年人的护理费用提供全面社会保障的设想。
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大力开发商业健康保险，应该顺应老龄化社会的需要，将老年长期护理保险打造成自己的健康险品牌产品。
从打造专业化护理保险的定位起步，建立专业化的经营主体、中介管理主体，甚至护理服务提供主体。
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作为新兴的险种，不同于一般的健康保险，突出表现在长期性、昂贵性。护理保险从投保人购买保险到被保险人享受保险利益的终止时间，时间间隔较长，通过长期护理保险吸引、积聚的保险资金，较长时间内将处于闲置状态，其资金运用功能最为显著。
国家应通过政策扶持，引导保险公司投资于护理领域，加速保险公司和护理机构的一体化进程，使得保险公司能有效控制护理机构所存在的道德风险，最大限度地降低长期护理成本，进而推进长期护理保险的可持续发展。税收优惠政策：发展的新契机
“新国十条”还提出：“研究完善加快现代保险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完善健康保险有关税收政策，适时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落实和完善企业为职工支付的补充养老保险费和补充医疗保险费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
对商业养老和健康保险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其目的在于鼓励健康保险的购买。
从表面上看，税收优惠政策会减少国家财政的即期收入，但实际上，随着商业保险规模的不断扩大，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替代和补充，就能有效缓解国家财政压力，提高税收补贴力度会增加健康险的覆盖率。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国家对商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和国家在社会保险上的直接财政投入，是可以进行效率比较的，并以此为参考，调整相关政策，引导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共同持续、稳定发展。
笔者认为，在确定税收优惠额度时，应注意将受益群体定位于中等收入阶层，防止出现高收入阶层的恶意避税导致的收入逆向分配不公平。同时应建立和完善保险产品与税务征缴系统的信息对接，简化行政管理流程，使得税优政策能方便落实。
在发达国家中，政府普遍采用税收优惠的方式来调动商业健康险的发展。研究表明政策的制定和扶持的力度对提高商业健康险的覆盖有显著影响。
国际上，商业健康险主要分为团体（雇主）保险和个人（家庭）保险两种，大部分国家对这两种形式的保险都同时具有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一般而言，国际上采用的税收优惠政策也分为两种，分别是税前列支和税后退税的形式。
税前列支的优惠形式，在具体操作上具有简单方便可运作性较强的优点，同时还可以节省税务管理成本，在发达国家中采用此种形式的国家较多。针对我国目前的实际国情和税收征缴体系，税前列支的这种形式相对来说较为合适。
尽管不同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障系统存在着结构性的差异（如美国是以商业健康险为最主要的保障形式，澳大利亚的商业健康险则是对社会保险保障水平的替代和补充，加拿大的商业健康险主要针对基本医疗保险没有覆盖的医疗服务部分等），但这些国家商业健康险的税收优惠政策，无一不带动了整个医疗保障系统的良性循环。
最后，需特别强调的是，“新国十条”对保险业未来发展提出了整体规划，特别强调保险与相关产业链的协调发展，使得保险不再是单纯的产品销售，而是国家宏观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核心组成部分，甚至是某些产业链条建设的发起者和规划者，真正体现了现代服务业的理念。
比如，“新国十条”明确提出，支持保险机构参与健康服务业产业链整合，探索运用股权投资、战略合作等方式，设立医疗机构和参与公立医院改制。
保险公司设立商业医疗机构和参与公立医院改革，能够打破现有健康保险的瓶颈。
长期以来，国内专门针对个人的健康保险产品发展迟缓，很大程度上因为我国以公立医院为主，保险公司难以对医疗机构施加影响力，从而促使医疗机构控制医疗成本。
如果保险公司能够参与商业医疗机构或者参与公立医院改革，不仅有助于开发更加适合普通消费者的医疗保险产品，而且可以解决现有医疗不足的矛盾。
长期护理保险服务管理制度篇5
论文摘要：我国商业保险公司虽已推出了长期护理保险，但尚处于起步阶段。文章认为我国应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尽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体系，达到增进老年人福利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
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了适应本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考虑到“银发市场”潜在的巨大购买力，适时推出了“长期护理保险”，为解决“老年护理危机”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我国应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尽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体系，达到增进老年人福利以及促进经济和谐发展的社会目标。
国外长期护理保险概况
世界卫生组织（who）将长期护理（long term care，ltc）定义为“由非正规照料者（家庭、朋友或邻居）和专业人员（卫生和社会服务）进行的照料活动体系，以保证那些不具备完全自我照料能力的人能继续得到其个人喜欢的以及较高的生活质量，获得最大可能的独立程度、自主、参与、个人满足及人格尊严”。因此，长期护理包括非正规与正规两类支持性体系。正规的支持体系可能包括广泛的社区服务（即公共卫生、初级保健、家庭保健、康复服务和临终关怀）、私人疗养院以及临终关怀院，也指那些暂停或逆转疾病和残疾状况的治疗。
长期护理保险（long term care insurance），也称长期照料保险，是指为那些因老年、疾病或伤残导致丧失日常生活能力而需要被长期照顾的人提供护理费用或护理服务的保险。老年人是长期护理服务的主要使用者。20世纪70年代，长期护理保险开始在美国商业保险市场上出现。到了1986年，以色列政府率先推出了法定护理保险制度。随后，奥地利、德国、日本等国也相继建立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在长期护理保险的出资责任承担方面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个人和家庭应承担长期照料保险的主要融资责任，政府只有当个人无力承担出资责任时，才能作为最后的责任人，由此形成了商业护理保险。商业护理保险由商业保险公司自愿开办，以美国为典型代表；另一种是政府要确保老年人享受到综合的照料服务，政府应居于主导地位，而不管老年人是否具有经济上的承受能力，由此形成了社会护理保险。社会护理保险由政府强制实施，以德国和日本为典型代表。
实行长期护理保险需要考虑的因素
制定长期护理保险的必要性，在于老年护理保险的需求增加，而需求主体主要来自老年人个人（及其家庭）和政府。
从个人及其家庭的角度看，个人及其家庭对于老年护理需求的增加，主要受人口变动趋势和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两方面的影响。人口变动趋势主要指生育率下降、离婚率上升以及分年龄死亡率下降等因素的作用；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主要指人口教育程度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工资收入和退休收入（包括社会保障金、退休金、资产等）也随之增加等变化。
老年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延长，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日益显现，患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老年人数增多，如心、脑血管疾病、肠胃病、腰椎间盘突出等显著增加，由此导致老年失能和残障状况突出，使老年人对于长期医疗护理或日常生活护理需求急剧增加，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家庭的护理功能在弱化。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核心化，老年人独居或与配偶共同居住的人数增多；即使与子女共同居住的老人，大多也因子女工作而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护理。许多老人转而求助于住院护理，或入住专业护理机构，而庞大的医疗费用和专业护理费用给老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建立在“四二一”家庭结构基础之上，即一对独生子女夫妇要抚养一个孩子和赡养四位老人，家庭的护理保障作用明显不足。
从政府医疗保险支出的角度看，在长期护理保险出台以前，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不能解决老人的长期护理问题，明确地将长期护理费用排除在外，其结果造成投保医疗保险的老年人将医院当作护理场所，老年人长期住院费用导致医疗保险支出急剧上涨。
长期护理险是适应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保险产品。当前我国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大的城乡、地区差异决定了建立统一的社会护理保险制度尚不具备可行性。然而，商业性老年护理保险则有巨大的市场空间。一方面，老龄化发展迅速、护理需求较大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较高，市民保险意识也强，部分家庭已具备购买老年护理保险的能力；另一方面，老年护理需求的复杂性，决定了护理保险的内容应具有多样性，而商业保险灵活的保单设计能更好地满足这一要求。
完善我国长期护理保险的政策建议
（一）分阶段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配套措施
德国和日本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由政府强制实施，属于社会保险制。在德国，社会护理保险制度基本上解决了老年人的护理需求和经费问题。其护理保险制度分为居家护理和住院护理两个层次。近年来，其护理项目已经由日常生活护理，扩大到医疗护理和精神护理，还增加了心理咨询和治疗等内容，以满足老年人的心理需要。
日本护理保险一般采用“护理服务”给付方式为主，“保险金”给付方式为辅的做法。被保险人需要护理服务时，首先要提出申请，经过专门机构审查认定后，护理保险管理机关将根据病人实际身体状况提供相应内容、相应等级的护理服务。日本护理保险制度中护理服务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医生、看护人员上门进行访问护理；接送老人去日间护理设施，或保健设施进行康复训练；以及出借轮椅、特殊床等福利用具等三大部分。
在我国，现有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尚处于起步阶段，还仅限于对护理费用的补偿，一经确定丧失日常生活能力，老年人所得到的保险金金额也是相对固定的。今后，我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不仅应给予老年人“保险金”的补偿，而且应提供“护理服务”和“护理信息”在内的全面保障。与“保险金”给付方式相比，“护理服务”给付方式更能适应被保险人的多样需求，而且能较好地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节省护理费用支出。在“护理服务”给付方式中，应恰当划分护理等级，针对不同等级规定不同的给付数量和服务费用。此外，还应积极鼓励“居家护理”方式，既满足老年人居家愿望，又节省了住院等高昂护理费用问题。
（二）制定适合我国实际的《长期护理保险法》
我国应在调查的基础上，做好长期护理需求的预测，研究长期护理保险缴费起始年龄、缴费标准，划分长期护理等级，制定适合我国实际的《长期护理保险法》。
德国1992年通过了《护理保险法》，1993年开始实施。它对护理保险的范围、标准、支付办法等都作了明确规定。自1995年起，所有参加法定医疗保险的人员都有义务参加社会护理保险，即实行护理保险跟随医疗保险的原则，护理保险为需要护理服务的参保人提供家庭护理，目的是为那些失去自理能力及需要经常性帮助的人支付护理费用，其主要管理机构是在法定医疗保险公司附设的护理保险公司。
长期护理保险服务管理制度篇6
一、日本长期护理保险的状况
自2000年4月1日起，日本开始实施长期护理保险计划，并在短期内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长期护理保险体系。作为政府的福利政策内容之一，日本的长期护理保险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共同构成社会保障体系，属于社会保险范围，并通过建立护理保险法律来加以规定。其具体运作分为以下几个过程：
(一)长期护理保险的缴费方式
由政府作为管理主体，将40岁以上的老人都纳人长期护理保险的范围内，以65岁为界分为两类被保险人，采用强制保险的方式，按照一定比例缴纳保险费，地方和中央政府负担50％；40―64岁老人负担33％，65岁以上的老人负担17％，在养老金中扣除。
(二)护理服务需求评估
在长期护理保险计划下，需要得到护理的病人要先申请，在市、町、村接到申请后，确定是否给付保险金通过，由经过培训的健康护理专业人员前往申请者家中使用初级评估的方法进行评估，就申请者身体和认知功能的七个部位85个项目作问卷调查，由计算机的诊断软件根据85条项目的调查情况进行技术处理后自动计算得出结果，并确定是否需要接受护理服务以及接受何种层次的护理服务。通常，把每个申请保险金者定为六个等级的护理水平中的一种。最低的护理等级是“要支援级”(assistancerequired)，其他五级数字越高说明护理等级越高，譬如，要护理5(Level5)就是需最高等级的护理。每个护理等级需辅助的时间不同：30―49分钟(要护理1)，50―69分钟(要护理2)，70―89分钟(要护理3)，90―99分钟(要护理4)和110分钟或以上(要护理5)。第二步由一个专家委员会对每个个案进行复核，最后确定该被保险人是否有资格获取保险金。
(三)护理服务内容和方案的选择
日本护理保险制度中护理服务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
1．设施(或称机构)服务。包括特别护理安养院、老人保健设施和老人医院等机构的护理；
2．居家服务。包括家庭服务、日间服务、痴呆老人集体疗养院服务等，譬如医生、看护人员上门进行访问，接送老人去日间护理设施或保健设施进行康复训练；
3．出借轮椅、特殊床等福利用具。
护理方案的选择，虽然病人及其家属对于选择何种层次的护理服务有较大的权利，但他们实际上受到自身专业知识的限制而很难选择最合适的综合服务方案，因而，护理机构就配备了一种新型的需要具备一定资格的护理经理。他们必须经过专业的训练，其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病人和其家属选择最合适的综合服务方案。护理机构必须为每50个病人配备1个护理经理，家庭护理援助中心也须配备护理经理。护理经理大多是护理机构的雇员，因而在选择方案时有可能做出对其护理设施机构有利的选择。病人及其家属有权自由选择护理经理，当他们不满意其护理经理时可随时申请更换。
(四)长期护理保险的赔付
通过对身体及认知功能的评估，保险赔偿分为6个等级，即5级到1级以及要支援级。层次最高的第5级护理服务的对象是在身体或精神上无法处理日常基本生活的病人。需支援级主要是向被保险人提供预防性援助，原则上该级别被保险人不允许人住专业护理机构。同时家庭看护护理服务分为1至2类，除了在家庭内提供服务外，还提供帮助洗浴或护理、恢复正常生活等服务。对于被保险人来说，自己只支付护理成本10％的费用即可。保险的赔偿采用直接提供护理服务的方式为主，观金给付方式为辅。每级护理有固定最高赔偿额。
二、日本的护理保险体系建立背景与我国当前情况的比较
日本的长期护理保险是建立在社会保障基础上的，其建立背景和条件和我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日本长期护理保险体系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相对完善、健全的长期护理保险体系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一)日本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相同的特点：进入时间晚，发展速度快，高龄化趋势明显
据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和联合国的标准，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便定义为老龄化社会。日本65岁和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1970年达到7．1％，正式进入老年型国家的行列，属于发达国家中最晚的。200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2％，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8，810万，占总人口的6．96％，我国已经正式进入了老年型国家的行列。完成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人老年型的时间，法国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美国用了60年，日本用了25年，而我国只用了18年。
日本老年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上升到14％，经过了24午时间。按此速度发展下去的话，到21世纪中叶日本人口中每3人就有1人是65岁以上老人，而其牛75岁以上高龄人口的增长更是快速。据美国1987年统计，日本75岁以上高龄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1965年为1．9％，1985年上升为3．7％，预计2005年为6．4％，2025年为10％，而高龄老年人口将占全体老年人的55％。根据现有的人口统计资料预测，我国老龄人口的比重由目前的7％上升到14％大约将需25年时间，速度大大高于欧美等国。在我国，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从1953年到1999年，增加了6倍，目前，我国的高龄老年人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长，高龄人口已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00万。本世纪，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将进一步加快，人口高龄化趋势将明显加剧。
(二)我国与日本在老年人护理传统和家庭结构变化方面，存在同样的问题
我国与日本同属亚洲国家，在文化传统和社会习惯上有着地缘上的相近性，两个民族在秉承传统的养老方式方面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以传统的家庭为主体的护理思想非常牢固，作为一种对尊老敬老的文化传承，两个国家大多数老年人从古至今都是在家庭，内由其成员负责照料。然而，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得传统的护理方式难以维系。随着社会的变化，两国同样面对着家庭结构变化的趋势：在日本，年轻人结婚后离开父母独立居住，妇女也不断走出家门。在我国，伴随着独生子女一代人进入婚育期，出现了“四二一”和“四二二”的家庭结构，或者子女长大成人后离开父母独立生活，这些都构成了家庭结构小型化的特点，其结果就是，家庭中独生子女能够负担并给予老人的照顾，比老人需要和得到的照顾相比明显不足，实行家庭护理的困难程度也越来越大。
(三)两国都存在老年人长期护理供给不足的问题
目前，就日本已开展的护理保险来说，能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还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护理制度的实施，使潜在的护理需求集中出现，一些人支付了保险金，但到需要时却不能得到相应地服务。在我国，有可能会面临同样的困境，国内现有的能够提供专业老年护理服务的机构和场所十分有限，远未达到社会需求所要求的数量和质量。如何进一步开发专业的护理机构与护理方法成为两国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三、我国的开展长期护理保险的策略
在借鉴日本长期护理保险经验的同时，还要注意到我国经济仍不够发达，国民人均GDp不高，地区发展不平衡，现有社会医疗保险体系不健全等实际国情。因此，建议我国老年护理采用“以政府行为为主导，以家庭护理为核心、以社区护理服务为、以护理制度为保障的居家护理体系”的模式，并在我国市场经济越来越发达的条件下，依靠市场进行运作，大力发展低偿、有偿服务，根据实际情况放开收费标准，使之与经济能力相适应。在开展一段时期，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后，可考虑分层次、分步骤地纳入到社会保险体系之中。
在目前情况下，日本长期护理保险的开展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可为我国长期护理保险的开展提供有效的经验借鉴。
第一，加快培育我国护理产业市场。因为只有具备了专业的护理服务提供机构和大量的专业长期护理从业人员，长期护理才能够开展多形式、满足长期护理需求者需要的，可供被护理人选择灵活的护理方式，保险公司也可以更大程度的提供以实物(护理服务)为主的给付方式。与实际费用支付方式和定额给付方式相比，实物给付更能够适应被保险人的多样化要求，护理时效好，同时能够更有效的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节省总护理费用。
第二，严格对护理服务等级的划分。以上提到过，日本对护理保险划分了要支援和要护理1―5共6个等级，对于不同的等级规定不同的给付数量和服务费用。因为护理保险涉及的护理服务内容非常广泛，而被保险人的护理需求却各不相同，所以恰当地划分护理等级，对于确定护理服务给付数量(护理保险金支付额)、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至关重要。
第三，建立以社区护理和家庭护理相结合的护理提供方式。家庭护理和社区护理方式既便利了老人的护理，又避免了住院和护理机构护理所带来的高额费用问题。我国应该大力发展社区卫生保健服务体系，通过体制改革、机构改造、资源重组等多种形式，引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转型为社区服务中心，将病房改造成多种形式的为老年人提供生活、保健、医疗等服务的场所，同时，在社区护理中引人“护理经理”这一职位，增强家庭护理和社区护理服务的专业性。
长期护理保险服务管理制度篇7
关键词：老年长期护理产业；peSt分析；发展路径
作者简介：孙建娥，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湖南 长沙 410081)
王慧，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1)
老年长期护理产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近些年，发达国家老年长期护理产业已步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并成为驱动消费，解决就业的重要因素。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老年长期护理产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仍受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等一般环境的制约。因此，借鉴国外老年长期护理产业的成功经验，运用peSt分析方法，客观分析我国老年长期护理产业所处的宏观环境，了解我国老年长期护理产业发展的政策需求，寻求我国老年长期护理产业的发展路径，是发展我国老年长期护理产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国外老年长期护理产业发展的历史背景、模式与趋势
1.国外老年长期护理产业发展的历史背景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长期护理产业应运而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长期护理(Long-termCare，简称LtC)是指针对不具备完全自我照料能力的人所进行的照料活动，以保证其得到个人满意的以及较高的生活质量，并获得最大程度的独立、自主、参与、个人满意及人格尊严。
12世纪初期，老年长期护理在英国悄然兴起，此后发展缓慢并长时期处于萌芽状态。随着工业化、人口老龄化与家庭核心化，老年人对护理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老年护理产业开始在工业国家蓬勃发展起来。据联合国社会发展和人道事务服务中心的调查数据表明，美国、澳大利亚、德国和英国都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和计划，促使老年长期护理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2002年，联合国在第二次国际老龄问题大会上发表的《2002年老龄问题国际行动战略》中也明确提出建立完善的老年长期护理服务体系是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促进老人健康和福祉的重要内容。
2.国外老年长期护理产业发展模式
(1)国家保障型长期护理模式
国家保障型长期护理模式是指由国家财政出资，对需要长期护理的人员进行机构照顾和社区照顾的模式。实行这种模式的主要有英国、瑞典、东欧等国家，其中以英国为典型代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欧洲最大的公费医疗机构和世界上最完善的医疗服务体系之，而建立健全老年人卫生服务体系是英国政府提高老年服务质量和标准的重要工作。福利国家兴起时，英国政府出资兴办了与生活区完全隔离的福利院，对孤老、残疾人和精神病患者进行机构照顾。而福利国家衰退时，以社区为中心的社区照顾方式便应运而生。英国的社区照顾在财政出资上完全体现了以政府为主的特点。
(2)社会保险型长期护理模式社会保险型长期护理模式是指由政府或社会通过法律强制规范，对参保人护理服务后所产生的费用进行补偿的一种社会保障模式。其主要特征在于制度的强制性，以保证每一个制度参与者都能享受基本的护理服务。实行该模型的国家主要有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德国于1994年通过立法正式建立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护理保险的范围、标准、支付办法等都作了明确规定。日本1997年制定了《护理保险法》，在2000年开始实施全民长期护理保险计划，并与社区护理和机构护理相结合。
(3)商业保险型长期护理模式商业保险型长期护理模式是指由保险公司主办、投保人自愿缴费参保并在产生长期护理服务费用后由商业保险公司来给付的一种保障模式。其特点是运用大数法则的原理，采取风险分担的方式来化解长期护理的风险。该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美国的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充分体现了高度市场化特征。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长期护理商业保险以来，长期护理保险已成为其健康保险市场上最为重要的产品之一。这项商业保险能支付被保险人在任何场所(除急诊外)因接受任何个人护理而产生的护理费用。
3.国外老年长期护理产业发展的趋势
国外老年长期护理产业的发展实践表明，以社区为基础的老年长期护理模式正逐步取代集中性的长期护理机构，成为老年长期护理的主体。其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1)多样化的服务项目和完善的服务网络。国外长期护理服务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包括家庭护理(生活照料、健康教育等)、机构性专业护理(理疗、精神护理等)、医院老年护理以及社区居家护理(日托服务、综合老人照顾服务等)。另外，北欧各国政府和卫生机构还投入大量资金建立了老年长期护理服务网络，极大增强了老年长期护理服务的便利性和快捷性。
(2)全面的老年康复护理。在国外，老年护理专业工作者必须掌握各种功能训练技术，配合治疗师对病人进行有关功能训练、康复护理和功能评价。特别是针对老年精神或智力残障的病人，还采用系统适宜的作业疗法训练来增强其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3)专业的护理队伍。国外从事老年护理专业的工作人员必须是接受过护理专业或社会工作专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正规教育专业人员，并且护理专业毕业生还需要在毕业后接受一年以上的老年护理专科训练才能正式上岗。
长期护理保险服务管理制度篇8
中国老龄化社会保险市场概况与潜在问题
近年来，愈来愈多的国家在政府或企业的退休金规划中通过年金化的模式来保障老年生活需求［2］。我国社会保险养老给付与退休金制度属于确定给付制，现行制度退休给付与资金运用上的缺失，造成大部分的退休基金都有严重的资产负债不足缺口，使得退休基金的未来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同时，一般民众退休后可能会因为自行运用不当或通货膨胀等原因，导致退休金在短期间消耗殆尽，使得退休后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失去保障，加之未来人均寿命不断延长，极其需要依赖商业年金保险来弥补退休金与保险金缺口。作为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不仅能够满足个人不断增长的养老需要，更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在“未富先老”的中国显得尤为重要。自2004年以来，中国保险业先后成立了太平养老、平安养老、国寿养老、长江养老、泰康养老5家专业养老保险公司，包括企业年金缴费、委托管理资产和投资管理资产3个项目。5家公司年金业务互有消长，但3个项目均得到显著增长，企业年金业务发展迅速。2007－2011年5家专业养老保险公司的企业年金业务总收入为79823868.39万元，其中，企业年金缴费合计为13225325.93万元，受托管理资产合计为36829691.46万元，投资管理资产合计为29768851万元(如表1所示)。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持续推进，人口结构、经济发展、社会需求为企业年金赐予了丰厚土壤。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中国企业年金规模将达1.8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三大年金市场。表2所示为我国寿险业近五年的保险业经营情况，从表2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07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的养老保险公司企业年金业务收入明显上升，其中2008年的年金保险业务成长率最高，达327.8%。2011年我国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指导意见》，提出要“建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职业年金制度”，由此可预见未来我国的团体年金保险市场也将会有显著发展，但是目前年金保险市场尚存在着诸多问题。(1)保险市场空间过小目前我国保险业在退休市场上仅限于销售个人自愿购买的个人年金保险，对于与退休制度相结合的团体保险尚未形成统一完善的市场，保险业务的业务空间没有开放，市场范围过于狭小。(2)税赋优惠诱因不足税赋优惠是人们购买年金保险的主要考虑因素，通过退休金计划或商业年金保险可获得递延课税的优惠，即其投资利息与利得在当期不用缴税，长期税赋递延的复利累积效果非常显著。1997年美国盖洛普公司研究调查年金购买者的动机，发现73%的购买者认为影响他们购买年金保险的最重要因素是年金具有递延课税的优惠。边际税率增加1%将导致年金保险购买量增加4.3%;平均而言年金保险可使一个65岁的老人所需准备的退休资金成本减少37%，因为退休前对其提拨金额所带来的税赋优惠，通过报酬率复利累加，将产生更大的退休金财富累积。相较于国外，我国的个人年金商品尚无较大的税赋优惠诱因，因此难以刺激民众购买年金保险的需求。(3)年金保险保费过高年金保险商品设计中存在逆向选择及费用率高的问题，致使年金保险的保费太高，同时变额年金商品复杂度较高，现行的年金生命表无法反映寿命改善的现象，从而提高了保险公司的保险风险。2、长期看护保险长期护理保险是指对被保险人因为年老、严重或慢性疾病、意外伤残导致身体上的某些功能全部或部分丧失，生活无法自理，需要住院接受长期的康复和支持护理或在家中接受他人护理时支付的各种费用给予补偿的一种健康保险［3］。长期看护保险是除了年金保险以外的另一种重要退休商品，但与其它国家的长期看护保险市场相比，中国目前市场上发行的商业健康险不提供长期护理服务，市场上的健康险大多是附加险，主要作为一种投资形式存在，且存在着以下问题:(1)长期看护保险市场份额较小社会医疗保险对长期看护的给付相当有限，而人口老化对健康保险中的长期看护保险具有极大的影响，许多老人年老力衰需要长期看护服务。目前中国长期看护保险的市场虽有显著成长，但市场渗透率仍偏低。主要原因在于富人虽有较强的购买能力，却由于可以采取自己保险，并不需要通过保险市场分散其风险;中产阶级虽有购买能力，却往往认为社会保险有包含长期看护费用的给付，而没有动机购买长期看护保险，因此需要靠政府与保险公司以营销宣传方式改变其理念。(2)长期看护保险发生率评估的数据库缺乏长期看护保险的商品设计上，由于缺乏可靠数据支撑，对看护保险发生率的评估体系不完善，保险公司对长期看护状态的判定差异很大。国外将保险给付直接给予看护中心，如此可以避免上述问题，也使商品本质更符合长期看护的本意。但目前中国在给付型态上尚未实现多元化，保险给付只限于给予被保险人，且被保险人需证明自己仍旧属于需要长期看护状态，对于被保险人非常不方便。(3)长期看护保险业务需求不足医疗费用的上涨以及人均寿命的延长，使得寿险公司经营长期看护保险业务具有较大的潜在风险。考虑到长期看护保险的逆向选择问题，保险公司不愿大力发展长期看护保险业务。目前市场上仅限于销售个人自愿购买的长期看护保险，对于与医疗制度相结合的团体保险市场开放空间不大。加之普通公众对长期看护的需求尚且不足，高成本商业保险难以达到老年人长期护理服务“广覆盖”的特性，因此市场需求仍相当有限。
因应老龄化社会的保险商品发展建议
在人口老龄化以及少子化的趋势下，美国、英国及日本积极因应老龄化社会的来临，针对老人的退休生活从事各方面的准备，其中包括属于社会保险的退休金、医疗、长期看护制度的建立。除了社会保险所提供的保障之外，针对老龄化社会推出了商业保险以及相关的金融商品例如年金险、医疗险、长期看护险、年金屋保险、反向房屋抵押贷款等，大力弥补社会保险保障的不足。针对目前中国老龄化社会保险市场的概况与潜在问题，建议借鉴国际经验，大力发展因应老龄化社会的保险商品。1、组建研发团队，由保监会牵头规划，推动保障型及年金保险商品施政计划采用项目制的形式，结合每一个项目的具体需要，专门组建包含风险评估、保险、精算等多个学科领域专家在内的研发团队，因应产品开发进行充分的调研评估，以洞悉民众实际的保险需求。由保监会牵头规划推动保障型及年金保险商品施政计划，针对相关保险业务，实施保险商品送审奖励措施，引导业界开发各类因应老龄化社会照顾、赡养需求的保险商品，并予以大力倡导和推进，以提醒民众适足保险保障与提早规划退休生活的重要性，协助建构更为完善的社会安全体系。加强政府机构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在账户管理、基金运营、服务方面分别实现与医疗保险机构、商业保险公司及民间组织之间的协调和合作，从而提高基金收益率。同时规范部分提领制度，以增加年金保险的弹性，提高保险费率的多元化，针对不同的族群(例如健康体、弱体体等)提供不同的费率，通过差别费率向健康状况不好的人提供较大优惠，提高保险费率的公平性。2、引进国外新型态保险商品，满足民众多元化投保需求从商品设计来看，国外变额年金设计含有部分保证给付机制，可分散退休风险，提高累积退休资产稳定度，是潜在的退休商品。建议引进外国的外币传统型保单、附保证给付投资型保单、优体保单及弱体保单等新型态保险商品，以满足民众多元化投保需求，并放宽保证利率相关法规，推进预期利率连结型与投资连结型年金保险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建立独立于传统医疗保险制度的长期照料服务体系，是因应老龄化社会挑战、特别是高龄化挑战的重要制度安排。日本看护保险制度的内容非常丰富，对老龄化群体的看护问题均作了相对系统性的制度安排，包括看护保险活动的参与主体、看护种类与认定、保险费的给付、财政来源与费用分担比例等具体制度设计。为了鼓励民众购买长期看护保险，建议强制规定购买长期看护保险，并由雇主为员工承担一定比例的长期看护保险，员工自行选择保险公司。提供与长期看护保险相结合的年金保险商品，利用反向房屋贷款方式筹措长期看护之费用支出，同时建立长期看护保险发生率评估的数据库。落实长期照护制度，开办照顾者津贴;培训居家服务员，实施证照制度;结合小区长期照护服务与医疗服务资源，为有看护需要的老人及其家庭提供整合性与持续性的照顾服务。有效配合未来快速成长的长期照护需求，推动长期看护保险立法。另外，寿险年金化所累积的财富是避免因长寿而造成退休金短缺的最佳方法。美国法律规定个人储蓄账户的累积金额，在退休后一次提领的金额不能超过账户余额的30%，其余皆要用于购买递延生存年金。英国也有类似的规定，要求员工在退休后必须将部分退休金用于购买递延生存年金。很多保险公司为因应长寿风险也推出了年金保险商品设计，以递延年金为例，此保单即使在账户金额提领完之后，至特定年龄保险公司仍会给付被保险人年金，被保险人95岁时可选择一次提领终止保单契约，或选择继续给付到死亡。对于保险公司而言，若无法事先评估寿命延长的情形，可能会面临长寿风险。为了减轻保险公司所承担的长寿风险，建议研究探索长寿风险证券化的可行性，例如生存债券、生存交换契约、年金期货、死亡率选择权等。但在发展这些金融商品之前，必须先要建构科学衡量死亡信息的死亡率指数与相关金融专业技术。3、实施税赋优惠措施，推广个税递延养老保险保险商品的推广涉及许多租税诱因。建议政府提供税收优惠以鼓励更多的退休储蓄行为，在民众购买年金商品或其它退休储蓄商品时给更大的税收减免。目前中国人寿、太平洋保险、平安养老、太平养老、长江养老和英大泰和等公司正在参与个税递延养老保险上海试点的前期筹备工作，不过税延型养老险的试点执行并非由保险监管部门一方决定，需要与财政、税务部门进行沟通协调(特别是推行有吸引力的养老险缴费税收优惠政策，税务部门需要让渡的利益较大)，避免如2008年中国保监会和天津滨海新区曾经率先出台的补充养老险税收优惠被国家税务总局叫停的情况出现。另外，由于涉及税收问题，倘若各保险产品相异将难以协调，故保险产品应趋于同质性。产品设计中保费上限依然是测量难点，因此需要保监会的指导和统一推进。4、提高业务员的专业水平，创新保险商品销售方式随着老龄人商品市场的预期加强，保险市场的发展有赖于专业业务员的推动。建议强化保险公司业务员对于保险商品的了解，并严格规范各商品的相关告知义务及说明项目。从消费者心态及行为分析，目前国内大部分消费者对年金保险与长期看护保险等因应老龄化社会的保险商品功能与优点没有正确的了解，并常常低估其对这些保险的真正需求。而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员，在销售时常以佣金为导向，也未能对这些商品提供充分的说明与需求分析。所以未来保险公司在商品设计、销售方式以及业务人员的训练上，都必须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法，真正有效地拓展保险市场。资金运用上，以内部资金(internalfund)方式贩卖因应老龄化社会的保险商品，进一步开放实现保险公司直接承作资产管理账户，使其它年金制下民众能够依据自身的风险趋避程度与距离退休时间长短进行不同的投资规划，从而有效降低投资风险。由于保险业务的运作通常具有较高的费用率，为了增加竞争优势，未来在推动年金保险制时应尽量降低行政管理成本以提升投资绩效。5、完善监理制度，重视风险评估在精算实务中的应用现行风险评估的关键在于随机投资模型的应用，模型的选取与参数的估计均会影响到评估结果，有必要建立一致性的监理随机模型及监理标准，并加强精算人员财务风险评估和随机方法的训练，注意保险公司过去保险商品销售的潜在亏损是否会侵害新契约的保护权益，强化精算人员自律、他律及法律规范如何相互配合以实现最大效益。同时，资产负债管理对于保险公司非常重要。以传统年金保险为例，保险公司售出的年金保险，需要在未来支付足够的、不能缩减的年金给付，所以应投资于固定利率的长期资产，确保保险公司拥有足够的现金流量支付未来支出。根据英国的精算实务，保险公司大都将长期年金收入投资于英国政府股票，这些资产需要适时支付负债，故而应该了解未来的现金流量。中国现行投资环境中长期债券较少，投资选择相对不多，对于中国现发行的保险商品在资产负债管理上带来较大局限［4］。因此建议精算人员参与年金商品的资产负债管理，加强风险管理，建立投资保证商品的风险评估机制。此外，利率风险、长寿风险以及投资保证风险皆是影响年金保险的重大风险因素，国外常有保险公司因为错估未来市场利率的走势或寿命改善的程度而造成财务上的问题，如何有效地评估年金风险至关重要。国外的精算实务采用两种不同类型的生命表，可以反映不同世代的寿命改善情况。中国现行年金的生命表未能反应寿命改善的情况，未来人均寿命的延长将成为威胁保险公司经营年金保险的重大风险。同时，金融商品的市场竞争和投资保证也对保险公司带来较大的市场风险，应强化对未来寿命改善的研究。6、强调信息披露，在保险同业公会网站上设立因应老龄化社会的保险商品专区市场公平性的规范上，信息的充分披露和公平对待客户成为重中之重。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保险商品亦逐步实现多元化，商品信息在客户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严重不对称，可能会造成误解、错失潜在客户，因此英国等发达国家在监理上特别强调信息披露。中国现行的保险商品信息强调附加费用率，忽略了向客户提供商品年金率等信息，建议在监理规范上参考英国的做法，建立较为健全、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在保险同业公会网站上设立因应老龄化社会的保险商品专区，并与太平养老、平安养老、国寿养老、长江养老、泰康养老等寿险公司因应老龄化社会的保险商品专区连结，方便消费者查询。
作者：郑晓玲单位：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长期护理保险服务管理制度篇9
关键词：老龄化；长期护理保险；老年人；日本；启示
中图分类号：F840.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0-0109-04
老年长期护理问题是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家庭核心化和空巢化进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十二五”期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由1.78亿增加到2.21亿，平均每年增加老年人860万；老年人口比重将由13.3%增加到16%，平均每年递增0.54个百分点，到2030年全国老年人口规模将会翻一番。老年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将导致长期护理服务的需求急剧增长。为积极应对长期护理问题，2011年国务院印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明确提出“探索实施老年护理保险，增强老年人对护理照料的支付能力”，老年长期护理工作已被纳入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的重点范围。然而，由于我国长期护理工作起步晚，老年长期护理政策储备十分不足，至今尚未建立起专门的老年长期护理保障制度。因而，有必要借鉴国外老年长期护理政策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尽快确立中国式长期护理保障制度以维护老年人的护理权益，实现“老有所护”的目标。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人口平均寿命较高的国家。为应对严峻的老年长期护理问题，日本率先采用保险机制建立了国民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其对已步入老龄化社会且与日本一样都较为重视家庭养老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参鉴价值。
一、日本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创设的背景和成因
1.人口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人口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是日本实施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根本原因。由于较低的生育率、死亡率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日本的老龄化速度较为迅猛，65岁及其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从2000年的17%跃升到2010年的23%。据日本国家统计局推测，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2%。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日本每3人中就将有一名老年人。此外，从老年人口结构看，75岁以上的老年人数量增长最快，而这一群体需要长期护理的可能性最大。据估计，卧床不起、患有痴呆症的老年人口数量将从2000年的280万增加到2025年的520万。而医疗技术的进步，使得疾患老年人存活率大大提升，他们通常有日常护理之需。日本卫生部一项研究表明，45%的国民在一生当中都需要长期护理。总之，日本人口的老龄化和高龄化引发与日俱增的长期护理需求。因而，日本迫切需要出台老年护理保险政策，以应对老龄化的挑战。
2.传统家庭护理功能弱化。传统家庭护理功能弱化是日本实施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重要原因。在实施长期护理保险政策之前，日本女性，尤其是家庭中的儿媳一直承担照料父母的责任。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妇女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且劳动参与率呈上升之势，加上家庭规模逐渐萎缩，这直接导致传统家庭的护理供给能力日渐式微。与此同时，人们对待由谁来照料老年人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越来越多的日本老年人愿意接受家庭之外的护理援助和支持，尤其是那些应当承担护理之责而又因经济能力、身体条件等原因无法提供相应护理服务的家庭，寻求社会护理援助的诉求更加强烈。
3.医疗费用高企。医疗费用高企是日本实施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必要条件。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之前，日本主要是通过老年医疗保障制度来应对与日俱增的老年护理需求的。由于社会护理设施的匮乏和居家护理服务的欠缺，许多老年患者结束治疗后不得不长期滞留医院接受护理服务。据报道，43%的老年患者在医院的居住时间超过6个月，30%的老年患者在医院的滞留时间长达一年以上。这一久居医院的现象被称为“社会性住院”（socialhospitalization）。医院成为多数老年人接受长期护理的场所，这给医疗保险系统带来沉重的压力，也致使医疗费用飙升。oguraandSuzuki的研究报告显示，老年人住院接受长期护理的费用占所有卫生保健支出的1/3，平均卫生支出是年轻人的5倍。显然，为了控制卫生费用支出，日本亟需建立护理制度来提供合理的长期护理设施和居家护理服务。
鉴于上述多方面紧迫的因素，为应对老年长期护理问题，日本政府最终认为必须建立专门的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并于1997年通过了《长期护理保险法》，2000年4月开始实施。
二、日本长期护理保险的政策设计
为确保长期护理保险政策设计的科学性和完备性，日本卫生部和劳工福利部首要明确了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基本目标，其具体表现在：第一，旨在减轻家庭护理负担，政府承担部分老年护理责任，以实现护理风险社会共济；第二，确立长期护理的费用分摊机制，实现受益者和缴费者关系透明化；第三，实现医疗护理和社会服务的有机整合；第四，扭转老年人因长期护理设施和服务匮乏引起的长期滞留医院的现状；第五，取消家计调查（means-tested），规避福利污名（stigmatization），保证老年人无限制条件地获取护理服务；第六，赋予老年人护理服务的自主选择权，并允许和鼓励私有企业进入老年护理市场，引入服务供给者的竞争机制，提升服务质量。围绕以上六项基本目标，日本制定了一套全面且又精细的长期护理保险政策。
1.覆盖范围与给付条件。《长期护理保险法》（以下简称“法案”）明确规定了被保险人的覆盖范围和给付条件。年龄是确定制度覆盖范围的重要标准，法案规定，凡是年龄在40岁以上的全体国民都必须参加保险。其中，参保对象主要划分为两类：第一类参保人和第二类参保人，且每类参保者获取保险给付的条件大相径庭，详见表1。而40岁以下因身体失能需要长期护理的公民则由其它福利计划提供。
2.服务项目与保险给付。长期护理保险提供的服务项目主要包括居家护理服务（home-basedservices）和机构护理服务（institution-basedfacilitiesandservices）两大项，其中，每一大项又包含若干个子服务项。居家护理主要涵盖的项目和服务内容具体见表2。机构护理服务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项目：一是照护老人福利设施。主要针对那些没有严重的身体和心理疾病人群，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需要照护，但在居家照护有困难时，可以进驻设施以接受该服务；二是照护老人保健设施。主要适合病情稳定的群体，在设施内接受医疗与照护以便早日康复回家；三是照护老人疗养型医疗设施。主要针对那些患有老年痴呆症和其他慢性疾病人群，在设施内需要接受长时间的疗养与照护。
护理保险机构通常根据被保险人的身体和心理状况将护理需求分成需要支援（inneedofsupport）和需要护理（inneedofcare）两大类，其中需要护理依照护理需求程度分成5个等级。参保者的保险给付水平通常依据被保险人的护理层级而定。每一护理层级对应的保险给付详见表3。由表3可知，护理对象的护理层级越高，所对应的护理服务项目的给付越多。如"需要支援"的居家护理服务给付水平上限仅为61500日元/月，而"护理五级"的给付水平上限则高达358300日元/月，几乎是“需要支援”给付水平上限的6倍。
3.护理需求评估与护理方案制定。为获取长期护理保险计划所提供的护理服务，被保险人必须经受一系列审慎、详细的需求评估，以确定所需的护理级别，并制定相应的护理方案。护理需求评估和级别核定的流程见图1。
制定护理方案是护理需求评估之后的一个重要环节。护理方案主要由护理经理（caremanager）和申请者及其家属共同协商制定。法案虽赋予被保险人自主选择服务项目的权利，但受专业知识的限制，他们往往难以确定最优的护理服务方案。为此，市町村规定护理保险机构必须委派一名专业的、具备一定资质的护理经理协助和指导申请人制定和选取适合的护理服务方案，并协助护理方案的实施、检测与评估。护理经理大多是护理机构的成员，被保险人及其家属有权自由选择护理经理，当他们对护理经理不满意时，可申请更换。为保障护理服务效率，市町村要求护理机构必须保证每50个病人至少要配备1个护理经理。
4.筹资机制。目前，日本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采用现收现付的筹资机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税收、保险费和服务使用收费，其中，政府税收和保险费各占资金总收入的一半，二者内部的筹资结构具体见图2。同时，两类参保者的保险缴费差别较大，第二类参保者缴费比例为所得收入的0.9%，第一类参保者所缴费用将参照不同个体的收入直接从他们的养老金中扣除，大约缴纳的金额为每月3000日元，各市町村的金额还有所差别。鉴于低收入群体不能支付保险费用、服务使用费和其他额外支出，为减轻他们的财务负担，低收入群体可以向市町村申请减免服务使用费，同时，也可获得公共救助计划的援助。
三、日本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基本特征
1.政府主导。政府主导是推动日本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发展的关键所在。日本政府在制度确立和运行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司其职，责任明晰。中央政府主要负责统一推行全面的保险计划，集中制订护理需求评估与认定标准，设定不同护理级别服务的价格，规定筹资主体分担比例等；而作为长期护理保险计划最重要的保险人，日本的市町村则负责公正地落实本地区的护理认定工作，制定或监督辖区内护理服务供给者。目前，日本共有3560个市町村，由于不同地区经济状况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差异，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各市町村还被赋予根据本辖区的实际情况收取保费和改变服务供给者的运营标准等权限。因而，各级政府的有机协调有力地保障了制度的顺利开展。
2.立法先行。立法先行是维系日本长期护理保险政策有效实施的前提。日本是市场经济国家，国民的法制观念比较强，日本所有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都以相应的法律条文为基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也不例外。1997年通过的《长期护理保险法》确立了政策目标，规定了政策适用范围，设定了政策的项目内容、缴费比例等，这种严密的法律条文，有效地保障了制度的稳定性和严肃性，为护理保险制度的有序推进提供了强有力法律依据和保障。
3.项目多样。护理服务项目多样是日本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典型特征。虽然长期护理保险政策提供的服务项目仅有居家护理和机构护理两类，但是每一类所包括的服务内容却十分丰富。以居家护理为例，它主要包括家访照护、家访康复、日间照护、辅助用具租用、短期入院疗养、老人住宅修缮等13类子项目。多样化的服务项目囊括了老年护理所需的康复、日常护理、送餐、沐浴等各个方面，充分体现日本护理服务的精细化、专业化和人性化。同时，多样的服务项目既迎合了老年人不同层次的护理需求，又为制定个性化的护理方案提供了必要条件。
4.公平性。公平性是日本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灵魂。所有有护理需求的被保险人只要能通过护理审核，都无条件地享有服务资格，获得相应等级的护理服务。尽管被保险人需要支付一定的保险费，承担部分服务使用费用，但是享受制度供给的长期护理服务成为参保者的权利，不会因被保险人职业、性别、民族、地位、收入等方面因素受到限制。同时，考虑到低收入群体的缴费压力，日本政府通过公共救助计划等手段对其提供一定的援助，以确保其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所覆盖。此外，周密的护理服务资格认定在某种程度上规避了服务使用存在的“道德风险”，保证了制度的公平和公正。
5.权利与义务对等。权利与义务对等是日本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没有不承担义务的权利，也没有不享受权利的义务，其在日本长期护理保险政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每位参保人必须担负缴费的义务，才能获取享受护理服务的权利，即便是低收入老年人享受护理服务也是以缴费为前提的。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有利于强化人们自我保障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效率原则，保证了制度的可持续性。
四、日本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发展走向
日本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之后，深受国民青睐，但却面临着项目给付不均衡和财务压力大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为确保制度的健康发展，日本于2005年修改了《护理保险法》，并于2006年实施护理保险制度的改革。在改革的背景下，日本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未来发展走向呈现出地区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总趋势。
1.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护理责任的地区化。政府护理责任的地区化意指政府行政管理方式从中央集权开始转向地方分权，逐渐减少国家干预，减缩中央政府的权限，逐步提高地方政府的权限、责任与财政收支自由度，其目的是增强护理保险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法案规定，日本的市町村是最重要的保险人，由于各地区需要长期护理服务的老年人比例、居民对正式护理与非正式护理的态度、家庭居住结构等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地执行政策（如设定不同的保险费费率）。政府护理责任地区化无疑会给地方政府带来一定的财务负担和较重的工作负担，但是它却有利于护理保险的顺利开展，因为各地方政府拥有适当的权力来制定适合本地区的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内容。
2.从政府到市场：护理服务供给主体的市场化。护理服务供给的市场化的本质是护理服务供给方式从“行政干预”型护理服务转向“市场契约”型护理服务，其旨在运用市场的力量为老年人提供更高质量的护理服务。为实现这一目标，日本逐渐放开管制，扩大护理服务供给主体，实现经营运作的民营化。护理保险制度实施之前，政府严禁一般营利团体自营或委托非营利团体运营老年人和残障群体护理服务，只有地方政府才有资格经营；而护理保险制度开始转向“契约”型护理服务后，规定护理服务提供者既包括公营的地方自治团体、公设民营的社会福利法人、民间非营利阻止（np0）等，还包括民间营利组织法人。民间企业获准进入老年护理服务市场，老年护理服务供给主体数量大大增加。2000-2008年，各种居家服务供给者数量从165665家增加到345990家，与此同时，机构护理设施稳步增加，从9143家增加到12320家。
3.从家庭到社会：护理服务责任主体的社会化。护理服务责任主体社会化指的是老年护理服务供给责任从以往仅由家庭负责转向护理责任社会共担，其基本目的是减轻家庭尤其是女性的护理重担。护理社会化分散了老年护理风险，有效地解除了家庭的护理负担，受到多数民众的好评。日本卫生部联合劳工福利部对11181名长期护理保险使用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绝大多数（86%）使用者对保险计划提供护理服务表示满意或者非常满意。另一项调查显示，42%和52%的受访者认为，政府设定的护理服务收费和保险费用水平适当，护理服务使用者的家属也对该计划的评估持肯定态度，37%的受访家属认为长期护理保险计划减轻了他们的护理负担。
五、日本长期护理保险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我国在“未富先老”的背景下，有必要汲取日本长期护理政策的有益经验，积极应对日益增长的长期护理保险需求。
1.创设长期护理保险，秉持顶层设计、循序渐进的创制理念。从日本政策实践中发现，长期护理保险是从老年人医疗保障中脱离出来的，因而，我国未来的长期护理保障政策的设计既不能放在医疗保险中，更不能纳入到社会救助中，因为庞大的长期护理支出无疑会拖累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借鉴日本政策实践，考虑到社会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未来发展的方向，可直接建立独立的长期护理保险政策，以弥补制度漏洞。长期护理保险将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险种共同构架起我国社会保险体系。为促使长期护理保险政策顺利建设，需要秉持顶层设计、循序渐进的价值理念。顶层设计是要摒弃以往社会保障改革中存在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改革观。我国创建长期护理保险政策是在白纸上写字，更应坚持顶层设计的理念，既要规避制度设计上的“碎片化”，又要保证长期护理保险项目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项目的协调统一。循序渐进是我国城乡、区域、群体差距偏大下的必然选择，它要求在设计护理保障制度时，需要根据不同群体对护理服务的需求程度，分类别、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制度建设。例如，应优先满足失独家庭、独生子女户、低收入老人等的护理需求。
2.构建多层次的护理保障体系，实现护理服务的社会化。在我国，家庭仍是提供护理服务的主体。然而，在家庭结构核心化和老年人抚养比不断上升的制约下，家庭的护理功能逐渐蜕化，实现护理服务的社会化成为大势所趋。结合我国国情和日本经验，我国需要构建多层次的护理保障体系。该模式的内容设计具体表现为：第一，以政府为主导，建立缴费型基本护理保险制度。我国护理保险体系的目标模式应当是基于权利与义务相结合原则的缴费型的护理保险制度，而非福利性护理保障，这是由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现状和社会保障宏观框架所决定的。缴费型护理保险制度既能有效地激励和约束参保人，又能实现权责分担，有利于确保制度的可持续性。对于缴费能力不足的社会成员，政府要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保证应保尽保。第二，以市场为依托，发展商业护理保险。商业护理保险完全由个人从市场购买，这一方面赋予社会成员选择权，另一方面也扩充了提高护理服务水平的渠道。发展商业护理保险的关键是政府要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维护商业保险市场的公平竞争，强化商业保险中的福利色彩。第三，以家庭为基础，维系家庭护理功能。尽管家庭护理功能在持续弱化，但我国具有深厚的家庭传统，家庭仍是老年人活动的主要场所。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家庭护理仍然是我国老年人更青睐的形式，国家应通过相应的家庭政策加以扶持，加强家庭成员在老年护理上的互助与参与，实现自给自足。
3.加快长期护理保险立法进程，填补我国长期护理法律的漏缺。立法先行是维系任何社会政策顺利推行的必要保障。日本先后出台的《老年福利法》《老年保健法》《护理保险法》不仅为日本护理保险制度的健康运行创造了良好的法制氛围，而且也从法律的高度保障了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目前，我国虽制定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等一些涉及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法律，但尚无法完全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日益复杂的老年问题。在新形势下，为满足老年人愈来愈多的护理需求，亟需专门为老年护理立法，如制定《老年护理法》《长期护理保险法》等，填补老年护理法规的漏缺。老年护理法规将与养老、医疗等法一起共同搭建一个较为健全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体系，实现“老有所护、老有所养、老有所医”的目标，切实让老年人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实和谐社会的理念。
4.设置多样化和人性化的老年护理项目，确保老年人健康老化。从生命周期理论看，多数人都会在老年期接受护理服务，这是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健康老化不仅是每一位老年人的渴求，更是老年期护理制度的追求。设置多样化和人性化老年长期护理项目是老年人体面地健康老化的前提。然而，现实情况是我国长期护理服务内容单一且层级比较低，往往仅限于服务接受者穿暖、吃饱、住好等较低的层面，忽略老年人的精神需求，缺乏对老年人临终关怀等项目。事实上，健全的长期护理有着更深层的含义，它是通过一系列综合服务促使服务接受者的身心功能达到最佳的状态，这些服务内容相当丰富，主要包括治疗、康复、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等。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护理项目，力争实现护理项目的多样化、精细化和人性化。简言之，现代长期护理是一套帮助老年人自立的援助体系，它包括丰富的护理项目，目的是使得所有老人能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
5.培育专业的护理人才，提高护理服务的整体水平。我国老年护理人才缺口比较大，且护理人员专业素质比较低，远无法满足老年护理需求。当前，政府应该高度重视护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培育，制定人才培养和培训中长期规划，确保护理人才的质量和数量。在专业护理人才培养方面，可以在高等院校设置老年护理专业，开设老年学、护理学等相关课程，建立和培养一支懂得老年医疗保健、老年社会工作、老年护理等方面知识的具备综合素质的老年护理人才。同时要加强现有护理从业人员在岗职业培训。由于护理知识更新速度较快，人们对疾病谱的认识愈来愈深入，故对现有岗位上的护理人员进行职业培训非常必要，可定期举办护理知识讲座、开展业务技能培训、举行老年护理相关职业技能考核等，通过这些方式，提高老年护理从业人员职业素质，实现护理人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值得强调的是，老年护理是一种新的就业形式，这部分就业群体的利益需要政府部门制定相关的政策来予以保护，社会也应支持、认可他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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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护理保险服务管理制度篇10
2013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和《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积极开发长期护理商业险以及与健康管理、养老等服务相关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鼓励老年人投保健康保险、长期护理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人身保险产品，鼓励和引导商业保险公司开发相关业务”，同时要求“老龄工作机构要发挥综合协调作用，加强督促指导工作”。
国内第一家养老护理保险公司已于近日启动筹备，各地关于养老护理险的探索已经起步。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人们可为长寿的人生增加一层保障。
一人失能，全家“沦陷”
年轻力壮时很难预想到，年纪大了虽然还能行动却需要随时有人照护的情况。大多数人也无法预测，自己会不会被疾病击倒，成为下一个需要长期看护的人。然而越来越多的数据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应及早未雨绸缪。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失能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失能老年人口超过1000万的国家。2007年底，全国城乡失能老年人口为1350万，几乎相当于3个挪威的总人口。如果加上生活半自理老年人，大约3500万人，几乎相当于5个瑞士的总人口。据预测，到2020年，中国失能老年人口将达到2185万人，比2007年增长61%；2051年人口老龄化高峰将达到3850万人，是2006年失能老年总人口的约3倍，比2005年加拿大全国的总人口还多出600万人。未来的挑战已成定局。
谈起失能老人的护理，很多人都感到喘不过气来的压力。家住北京的李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母亲4年前因脑萎缩变得神志不清，由于丈夫和兄长都有工作，于是她提前退休在家全力照顾母亲。
“母亲脾气变得古怪，经常无缘无故吵闹，作息时间不规律，尤其晚上精神头特别足，要24小时守着她，除了做饭、上厕所，几乎寸步不离。丈夫和孩子只能周末替换我，一家人没有了自己的生活空间。”照顾失智的母亲让李女士觉得有些吃不消。
即使如此，专业护理知识的缺乏仍旧让她护理起来力不从心，且效果欠佳。无奈之下，李女士想让母亲住进养老机构，但是寻找接收机构的过程却让她接连受挫。业内人士称，养老机构不愿意接收失能老人，护理服务跟不上是重要原因。由于护理失能老人的工作量和难度大，对护理员的要求更高，专业护理人员的不足成为难题。加上失能老人特别容易出现意外，更让大多数养老机构避之唯恐不及。
十年护理费能买一栋房
即使能把失能老人送进护理机构，仍需要准备一笔不菲的费用。据业内人士介绍，对失能老人的照顾分为一般养护与需卧床的长期照护。目前城市的护理机构的床位费、照顾费用普遍在2000元以上，以10年为例就达24万。
一些使用频率很高的耗材，则是另一项很沉重的负担。有些使用呼吸机的失能老人，需额外支出氧气费，有的机构氧气费以小时计收，一个月光是氧气费就几千元。有些失能老人需要定时抽痰照护，抽痰管使用一次就得抛弃，抽痰频率因人而异，如果每天抽痰5次，一个月就需要150次。成人尿布需求也很可观，尿片通常每3小时换用一片，一天约需6～8片，若以每片2元计算，一个月则约支出1000～3000元。此外置放鼻胃管的被照护者，还会产生营养补充品费用，每月也要近千元。这些额外支出保守估计一个月至少得花5000多元。
有一位因脑中风致下半身无法行动的老人入住失能护理院时70多岁，现在已经近90岁了，因为照顾得当，还能够不靠鼻胃管自己进食。可他的女儿说，父亲依靠养老机构照顾十几年，花费可以买一栋小别墅了。
庞大老年人口存在的失能风险，对老龄服务特别是老年长期护理服务提出了急迫要求。可是中国养老、医疗保险制度还不完善。即便就城市来看，失能老年人只有退休金、大病的医疗费用报销制度，长期照料服务费用的制度安排几乎是空白。
护理保险应纳入养老体系
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失能老人群体的养老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日前，经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同意，国内第一家养老护理保险公司已于近日启动筹备。
据负责筹备事宜的王先生透露，这是向中国保监会提出成立国内第一家以老年护理保险为主营业务的寿险公司，得到充分肯定。他介绍，公司名称暂定为：“中华养老护理保险股份公司”，最终名称以保监会和工商管理部门批准名称为准。现在已有不少单位愿意参与筹备工作，作为公司发起人，“预计在今年8月份向中国保监会正式提出申报。”
鉴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态势和老年人长期护理的客观需求，我国多个地区已经开始探索建立老年人长期照护保障制度和长期照护保险。
上海市在2012年开始试点对经评估达到护理需求等级及独居的老人实行老年护理服务医保补贴制度，并探索建立以社会保险为基础、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为辅助、商业保险为补充，与基本医保制度互为衔接的老年护理保障制度。
山东则在青岛、东营、潍坊、日照、聊城通过在社会医疗保险中提供少量医疗保险护理项目的方式进行尝试，其资金来源于该市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但未将医疗护理外的照护费用纳入。
北京市正在探索老人长期照护保险，并提出低收入失能老年居民将享受居家养老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