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保险机构合规管理办法篇1
取得明显成效。
一、统筹安排，彻底清理整顿保险兼业市场
为做好清理整顿工作，**保监局制定印发了《清理整顿保险兼业市场秩序工作方案》，专门召开了全省保险兼业工作会议，确定清理整顿工作按保险公司、银邮类、非银邮三种机构分类分步展开。
（一）自查与抽查相结合，规范保险公司兼业业务。一是保险公司、银邮类机构由上至下通过文件、会议、培训等形式，将清理整顿的要求传达到基层公司以及合作的兼业机构。二是各保险公司对自身的兼业业务，从健全管理制度、规范委托合同、强化远程出单管理、完善业务台账等四个方面，进行自查自纠。三是保监局对照各公司自查自纠报告，结合现场检查工作，对地市中支的清理整顿工作进行督导，对保险公司所反映的问题进行抽查核实，督促保险公司加强对保险兼业业务的管控。
（二）清理与催缴监管费相结合，整顿保险兼业机构。一是保险公司对有合作关系的所有非银邮类兼业机构的16个方面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填制调查表，反映保险兼业机构的基本情况、管理制度建设以及违法违规情况。二是各银邮类机构对所属网点持有《保险兼业业务许可证》、从业人员持有《保险从业人员资格证书》情况进行梳理统计，对管理制度加以完善。三是将缴纳监管费与清理工作相结合，分类缴纳监管费，各银邮类保险兼业机构由省级分行或法人机构统一办理缴纳，非银邮类保险兼业机构委托保险公司代办缴纳。四是保监局根据保险公司与银邮机构的自查报告，将经审核未列入清理范围的机构进行公示，要求保险公司从违法违规、拖欠保费单证等方面，对公示的保险兼业机构提出意见。五是经公示、审核合格的保险兼业机构，依据规定收缴监管费，清缴率达到100％；依法对名存实亡、经查实违法违规严重、拒绝缴纳监管费的1500余家机构进行清理，登报予以注销。从清理结果来看，银邮类机构留存率为80％，清理对象主要为撤并机构；车商类机构留存率为48％，清理对象主要为一些规模较小、运作不规范的机构；其余类机构留存率较低，主要原因为主业与保险业不够密切，监管费起到了一定的进入门槛作用。
通过清理整顿，一方面规范了保险公司的兼业业务，另一方面将一批有实力、有活力的保险兼业机构留在了市场中。
二、改进监管方式，构建规范兼业市场的长效机制
在清查规范的同时，**保监局抓住重点领域，针对突出问题，从制度和机制上逐步解决造成市场不规范的深层次问题。
（一）逐步加大直接监管力度。为加强对银邮机构的监管，**保监局逐步转变监管方式，从间接监管逐步转变为直接监管。一是要求银邮机构在清理整顿工作中，直接向保监局汇报自查自纠情况，与此同时建立了季度报表制度，提高了非现场监管的可靠性；二是银邮机构的保险兼业资格，由保险公司代为申报，转变为由银邮省级机构或法人机构直接向保监局申报，有利于理顺监管关系；三是银邮机构的监管费必须由银邮机构自行缴纳，不得委托保险公司代办，避免了保险公司代替其缴纳监管费；四是召开全省银邮保险兼业工作会议，直接向银邮机构传达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其他方面的监管政策，保证了监管政策的顺畅传达。
（二）前移监管防线，加强事前监管。一是在申报兼业资格环节，实行监管提示制度，促使其完善保险业务的制度和操作规程，明确监管高压线，在从业之初就树立依法合规经营意识。二是从源头上切实防范银邮机构的销售误导，在银邮机构的《保险兼业业务许可证》上明示，销售投连、万能产品的从业人员必须持有资格证书；为银邮机构提供专门的培训和考试服务，以提高从业人员的持证率；要求银邮机构必须在其代办保险的网点，全文张贴保监会的《关于投保新型人身保险产品风险提示的公告》。
（三）完善监管、自律、联合执法相结合的保险兼业市场监管机制。一是建立保险兼业机构、保险公司远程出单点信息披露制度。对于合格的保险兼业机构和远程出单点及时在有关媒体网站进行披露，以利于社会监督。二是要求地市行业自律组织加强对远程出单点的管理。针对保险公司在一些市县车管所周围违规设置远程出单点行为，要求地市行业自律组织对违规远程出单点进行现场清理，关闭非法远程出单点，同时建议行业协会为某一规模较大的机构申请保险兼业资格，将所有保险兼业机构是保险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业务发展迅猛。但由于保险兼业机构点多面广，从业人员参差不齐，违规手段较为隐蔽，成为保险市场监管的难点。**保监局经过深入调研，把规范保险兼业市场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以清理保险兼业机构为抓手，以规范保险公司兼业业务为重点，多管齐下构建保险兼业市场监管的长效机制，取得明显成效。
一、统筹安排，彻底清理整顿保险兼业市场
为做好清理整顿工作，**保监局制定印发了《清理整顿保险兼业市场秩序工作方案》，专门召开了全省保险兼业工作会议，确定清理整顿工作按保险公司、银邮类、非银邮三种机构分类分步展开。
（一）自查与抽查相结合，规范保险公司兼业业务。一是保险公司、银邮类机构由上至下通过文件、会议、培训等形式，将清理整顿的要求传达到基层公司以及合作的兼业机构。二是各保险公司对自身的兼业业务，从健全管理制度、规范委托合同、强化远程出单管理、完善业务台账等四个方面，进行自查自纠。三是保监局对照各公司自查自纠报告，结
合现场检查工作，对地市中支的清理整顿工作进行督导，对保险公司所反映的问题进行抽查核实，督促保险公司加强对保险兼业业务的管控。
（二）清理与催缴监管费相结合，整顿保险兼业机构。一是保险公司对有合作关系的所有非银邮类兼业机构的16个方面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填制调查表，反映保险兼业机构的基本情况、管理制度建设以及违法违规情况。二是各银邮类机构对所属网点持有《保险兼业业务许可证》、从业人员持有《保险从业人员资格证书》情况进行梳理统计，对管理制度加以完善。三是将缴纳监管费与清理工作相结合，分类缴纳监管费，各银邮类保险兼业机构由省级分行或法人机构统一办理缴纳，非银邮类保险兼业机构委托保险公司代办缴纳。四是保监局根据保险公司与银邮机构的自查报告，将经审核未列入清理范围的机构进行公示，要求保险公司从违法违规、拖欠保费单证等方面，对公示的保险兼业机构提出意见。五是经公示、审核合格的保险兼业机构，依据规定收缴监管费，清缴率达到100％；依法对名存实亡、经查实违法违规严重、拒绝缴纳监管费的1500余家机构进行清理，登报予以注销。从清理结果来看，银邮类机构留存率为80％，清理对象主要为撤并机构；车商类机构留存率为48％，清理对象主要为一些规模较小、运作不规范的机构；其余类机构留存率较低，主要原因为主业与保险业不够密切，监管费起到了一定的进入门槛作用。
通过清理整顿，一方面规范了保险公司的兼业业务，另一方面将一批有实力、有活力的保险兼业机构留在了市场中。
二、改进监管方式，构建规范兼业市场的长效机制
在清查规范的同时，**保监局抓住重点领域，针对突出问题，从制度和机制上逐步解决造成市场不规范的深层次问题。
（一）逐步加大直接监管力度。为加强对银邮机构的监管，**保监局逐步转变监管方式，从间接监管逐步转变为直接监管。一是要求银邮机构在清理整顿工作中，直接向保监局汇报自查自纠情况，与此同时建立了季度报表制度，提高了非现场监管的可靠性；二是银邮机构的保险兼业资格，由保险公司代为申报，转变为由银邮省级机构或法人机构直接向保监局申报，有利于理顺监管关系；三是银邮机构的监管费必须由银邮机构自行缴纳，不得委托保险公司代办，避免了保险公司代替其缴纳监管费；四是召开全省银邮保险兼业工作会议，直接向银邮机构传达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其他方面的监管政策，保证了监管政策的顺畅传达。
银行保险机构合规管理办法篇2
问：出台《办法》的总体背景与考虑是什么？
答：近年来，支付机构大力发展网络支付服务，促进了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对支持服务业转型升级、推动普惠金融纵深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2015年前三季度，支付机构累计处理网络支付业务562.50亿笔，金额32.9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8.95%和98.80%。
同时，支付机构的网络支付业务也面临不少问题和风险，必须加以重视和规范：一是客户身份识别机制不够完善，为欺诈、套现、洗钱等风险提供了可乘之机；二是以支付账户为基础的跨市场业务快速发展，沉淀了大量客户资金，加大了资金流动性管理压力和跨市场交易风险；三是风险意识相对较弱，在客户资金安全和信息安全保障机制等方面存在欠缺；四是客户权益保护亟待加强，存在夸大宣传、虚假承诺、消费者维权难等问题。
人民银行长期关注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问题。为规范网络支付业务，防范支付风险，保护客户合法权益，同时促进支付服务创新和支付市场健康发展，进一步发挥网络支付对互联网金融的基础作用，人民银行从2010年开始启动网络支付发展与规范相关研究工作。今年以来，遵循“鼓励创新、防范风险、趋利避害、健康发展”的总体要求，组织市场机构、行业协会、专家学者开展多轮研讨、座谈及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完善，最终完成了《办法》的制定工作。
问：《办法》的监管思路与主要监管措施是什么？
答：按照统筹科学把握鼓励创新、方便群众和金融安全的原则，结合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发展实际，人民银行确立了坚持支付账户实名制、平衡支付业务安全与效率、保护消费者权益和推动支付创新的监管思路。主要措施包括：
一是清晰界定支付机构定位。坚持小额便民、服务于电子商务的原则，有效隔离跨市场风险，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及金融稳定。
二是坚持支付账户实名制。账户实名制是支付交易顺利完成的保障，也是反洗钱、反恐融资和遏制违法犯罪活动的基础。针对网络支付非面对面开户的特征，强化支付机构通过外部多渠道交叉验证识别客户身份信息的监管要求。
三是兼顾支付安全与效率。本着小额支付偏重便捷、大额支付偏重安全的管理思路，采用正向激励机制，根据交易验证安全程度的不同，对使用支付账户余额付款的交易限额作出了相应安排，引导支付机构采用安全验证手段来保障客户资金安全。
四是突出对个人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基于我国网络支付业务发展的实际和金融消费的现状，《办法》引导支付机构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机制，健全客户损失赔付、差错争议处理等客户权益保障机制，有效降低网络支付业务风险，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五是实施分类监管推动创新。建立支付机构分类监管工作机制，对支付机构及其相关业务实施差别化管理，引导和推动支付机构在符合基本条件和实质合规的前提下开展技术创新、流程创新和服务创新，在有效提升监管措施弹性和灵活性的同时，激发支付机构活跃支付服务市场的动力。
问：支付账户与银行账户有何不同？
答：支付账户最初是支付机构为方便客户网上支付和解决电子商务交易中买卖双方信任度不高而为其开立的，与银行账户有明显不同。一是提供账户服务的主体不同，支付账户由支付机构为客户开立，主要用于电子商务交易的收付款结算。银行账户由银行业金融机构为客户开立，账户资金除了用于支付结算外，还具有保值、增值等目的。
二是账户资金余额的性质和保障机制不同。支付账户余额的本质是预付价值，类似于预付费卡中的余额，该余额资金虽然所有权归属于客户，却未以客户本人名义存放在银行，而是支付机构以其自身名义存放在银行，并实际由支付机构支配与控制。同时，该余额仅代表支付机构的企业信用，法律保障机制上远低于《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障下的央行货币与商业银行货币，也不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一旦支付机构出现经营风险或信用风险，将可能导致支付账户余额无法使用，不能回提为银行存款，使客户遭受财产损失。
因此，《办法》规定，支付机构应当在客户清晰理解支付账户余额性质和相关风险的前提下，由客户本着“自愿开立、自担风险”的原则申请开立支付账户。
问：《办法》禁止支付机构为金融机构和从事金融业务的其他机构开立支付账户的主要考虑是什么？会不会制约互联网金融发展？
答：鉴于金融机构和从事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等机构本身存在金融业务经营风险，同时支付机构的资本实力、内控制度和风险管理体系普遍还不够完善，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较弱，为保障有关各方合法权益，有效隔离跨市场风险，切实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办法》规定支付机构不得为金融机构和从事金融业务的其他机构开立支付账户。
《办法》上述规定并不影响支付机构为金融从业机构提供网络支付服务，还将进一步支持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
一是我国国家支付清算体系已经为金融从业机构提供了高效、安全的支付清算及结算安排，并且符合国际支付清算监管惯例和准则，能够支持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需要。
二是支付机构尽管不能为金融从业机构开立支付账户，但仍可基于银行账户为其提供网络支付服务，以有效支持互联网金融的创新需要。
三是人民银行鼓励支付机构按照《指导意见》有关原则，与银行深化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建立良好的网络支付生态环境与产业链，进一步提升业务创新，增强服务实体经济和风险抵御能力，共同推动互联网金融业态多元、持续、健康发展。
问：《办法》如何对个人支付账户进行分类？
答：支付账户分类，兼顾支付的安全和效率，能够满足不同客户的多样化需要，体现了尊重客户的选择权。
《办法》将个人支付账户分为三类（详见附表）。其中，i类账户只需要一个外部渠道验证客户身份信息（例如联网核查居民身份证信息），账户余额可以用于消费和转账，主要适用于客户小额、临时支付，身份验证简单快捷。为兼顾便捷性和安全性，i类账户的交易限额相对较低，但支付机构可以通过强化客户身份验证，将i类账户升级为Ⅱ类或Ⅲ类账户，提高交易限额。
Ⅱ类和Ⅲ类账户的客户实名验证强度相对较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假名、匿名支付账户问题，防止不法分子冒用他人身份开立支付账户并实施犯罪行为，因此具有较高的交易限额。鉴于投资理财业务的风险等级较高，《办法》规定，仅实名验证强度最高的Ⅲ类账户可以使用余额购买投资理财等金融类产品，以保障客户资金安全。
上述分类方式及付款功能、交易限额管理措施仅针对支付账户，客户使用银行账户付款（例如银行网关支付、银行卡快捷支付等）不受上述功能和限额的约束。
向：为何要强调支付账户实名制？
答：《办法》强调支付账户实名制度。《办法》要求支付机构遵循“了解你的客户”原则，建立健全客户身份识别机制，并在与客户业务关系存续期间，采取持续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确保有效核实客户身份及其真实意愿，主要考虑如下：
一是支付账户体现着消费者资金权益，只有实行实名制，才能更好地保护账户所有人的资金安全，才能从法律制度上保护消费者财产权利和明确债权债务关系。
二是账户实名制是经济金融活动和管理的基础，账户是资金出入的起点与终点，只有落实支付账户实名制，才能维护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从而切实落实反洗钱、反恐怖融资要求，防范和遏制违法犯罪活动。
三是坚持账户宴名制有利于支付机构在了解自己客户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改善服务质量，更好地服务于客户，为提升和改善经营管理水平奠定基础。
问：支付账户的实名验证要求会不会影响便捷性？
答：《办法》要求支付机构在开立Ⅱ类、Ⅲ类支付账户时，分别通过至少三个、五个外部渠道验证客户身份信息，是为了保障客户合法权益，防范不法分子开立匿名或假名账户从事欺诈、套现、洗钱、恐怖融资等非法活动，是对支付机构提出的监管要求，支付机构负有“了解你的客户”的义务。
目前，公安、社保、民政、住建、交通、工商、教育、财税等政府部门，以及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征信机构、移动运营商、铁路公司、航空公司、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燃气公司等单位，都运营着能够验证客户身份基本信息的数据库或系统。支付机构可以根据本机构客户的群体特征和实际情况，选择与其中部分单位开展合作，实现多个渠道交叉验证客户身份信息。
在身份验证过程中，客户只需要按照支付机构的要求在网上填写并上传相关信息即可，并不需要本人去相关部门证明“我是我”，而是由支付机构负责与外部数据库或系统进行连接并验证客户身份信息的真实性。支付机构应采用必要技术手段确保客户操作流程简便、体验便捷，这对支付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提出了一定要求。
此外，《办法》还规定，综合评级较高且实名制落实较好的支付机构在开立Ⅱ类、Ⅲ类支付账户时，既可以按照三个、五个外部渠道的方式进行客户身份核实，也可以运用各种安全、合法的技术手段，更加灵活地制定其他有效的身份核实方法，经人民银行评估认可后予以采用。这既鼓励创新，也兼顾了安全与便捷。
问：支付账户交易限额的规定会不会影响便捷性？
答：遵循网络支付应始终坚持服务电子商务发展和为社会提供小额、快捷、便民小微支付服务的宗旨，为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的实际支付需求，兼顾支付便捷性，人民银行对支付机构开展了全面调研。经统计分析，并结合未来一定时期内的发展需要，Ⅱ类、Ⅲ类个人支付账户年累计10万元、20万元的限额能够满足绝大部分客户使用支付账户“余额”进行付款的需求。对极少数消费者，或者消费者偶发的大额支付，可以通过支付账户余额支付、银行卡快捷支付、银行网关支付等方式组合完成，因此并不会对消费者支付产生实质影响。考虑到i类个人支付账户在开立过程中对客户身份验证的强度较弱，出现假名、匿名账户的风险较高，《办法》对i类账户的“余额”付款交易规定了较低的限额。
同时，为引导支付机构提高交易验证方式的安全性，加强客户资金安全保护，《办法》规定，对于交易验证安全级别较高的支付账户“余额”付款交易，支付机构可以与客户自主约定单日累计限额；但对于安全级别不足的支付账户“余额”付款交易，《办法》规定了单日累计限额。《办法》规定的单日累计1000元、5000元的限额能够有效满足绝大部分客户使用支付账户“余额”进行付款的需求。此外，《办法》规定，综合评级较高且实名制落实较好的支付机构单日支付限额最高可提升到现有额度的2倍，以进一步满足客户需求。
需要强调的是，10万元、20万元的年累计限额，以及1000元、5000元的单日累计限额，都仅针对个人支付账户“余额”付款交易。客户通过支付机构进行银行网关支付、银行卡快捷支付，年累计限额、单日累计限额根据相关规定由支付机构、银行和客户自主约定，不受上述限额约束。
问：《办法》对支付账户的转账业务有何规定？
答：《办法》没有对支付机构办理银行账户与银行账户之间的转账业务进行额外限制，而是由支付机构、银行和客户以市场化原则自主协商开展此类业务，并自主约定交易限额等管理措施。
为加强支付账户转账业务的风险管理，《办法》对支付账户与银行账户之间的转账业务提出了具体要求：
一是原则上，支付账户余额仅可回提至客户本人银行卡。
二是综合评级较高且实名制落实较好的支付机构可以扩充支付账户转账功能，支付账户余额可以回提至他人银行卡，他人银行卡也可向支付账户充值。
三是支付机构应按照客户意愿足额办理Ⅱ类或Ⅲ类支付账户余额回提至客户本人银行卡的业务，协助客户及时将支付账户余额回提为银行存款。
问：《办法》对快捷支付业务有何规定？
答：快捷支付是支付机构和银行通过协议与客户约定，由支付机构代其向银行发送支付指令，直接扣划客户绑定的银行账户资金的支付方式。快捷支付以其开通简单、交易验证便捷的特点深受客户欢迎，已成为我国电子商务交易的主要支付方式之一。但是，实践中，由于该业务涉及客户、支付机构及银行三方，权责关系相对复杂，一旦发生风险损失，客户维权困难。为此，《办法》明确了支付机构和商业银行合作为客户提供快捷支付业务时，应当事先或在首笔交易时分别与客户建立清晰、完整的业务授权，同时明确约定扣款适用范围、交易验证方式、交易限额及风险赔付责任。《办法》同时强调，银行是客户资金安全的管理责任主体，在后续交易时无论是由银行进行交易验证还是支付机构代为进行交易验证，银行均承担快捷支付资金损失的先行赔付责任。
向：支付机构分类监管的思路是怎样的？
答：目前，国内支付机构众多，各机构在合规意识、风控能力、业务规模、服务水平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为提升监管资源配置的科学性和监管效率，在加强风险防范的同时进一步支持支付机构开展业务创新，促进支付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人民银行按照“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创新监管”原则，建立支付机构分类监管工作机制。
首先，立足国内支付市场发展安际情况，根据支付机构的财务状况、经营能力、风险管控，特别是客户各付金管理等因素，确立分类监管指标体系，并持续组织开展支付机构分类监管工作。
其次，根据支付机构分类评级情况，在业务监管标准、创新扶持力度、监管资源分配等方面，对支付机构实施差别化管理，以扶优限劣的激励和制约措施充分发挥分类监管对支付机构经营管理的正面引导和推动作用。对于综合评级较高的支付机构，制定弹性和灵活性较高的监管措施，为其业务和技术创新发展预留充足空间；对于综合评级较低的支付机构，人民银行将集中监管资源依法重点监管，以加强风险防范、保障客户权益，维护市场稳定。
问：《办法》中明确了哪些分类监管措施？
答：对于综合评级较高且实名制落实较好的支付机构，《办法》在客户身份验证方式、个人卖家管理方式、支付账户转账功能、支付账户单日交易限额、银行卡快捷支付验证方式等方面，提升了监管弹性和灵活性：
一是支付机构在开立Ⅱ类、Ⅲ类支付账户时，既可以按照“三个”、“五个”外部渠道的方式进行客户身份核实，也可以运用各种安全、合法的技术手段灵活制定其他有效的身份核实方法，经评估认可后予以采用。
二是对于从事电子商务经营活动、不具备工商登记注册条件的个人卖家，支付机构可以参照单位客户进行管理，以更好满足个人卖家的支付需求，进―步支持电子商务发展。
三是支付机构可以扩充支付账户转账交易功能，可以同时办理支付账户与同名银行账户之间、支付账户与非同名银行账户之间的转账交易。
四是支付机构可以根据客户实际需要，适度提高支付账户余额付款的单日交易限额。
五是在银行卡快捷支付交易中，支付机构可以与银行自主约定由支付机构代替进行交易验证的具体情形。
同时，《办法》对综合评级较低、实名制落实较差、对零售支付体系或社会公众非现金支付信心产生重大影响的支付机构，增加了信息披露等义务，同时人民银行将依法对其重点加强监管。
问：《办法》提出了哪些风险管理措施？
答：网络支付业务因依托公共网络作为信息传输通道，不可避免地面临网络病毒、信息窃取、信息篡改、网络钓鱼、网络异常中断等各种安全隐患，也面临欺诈、套现、洗钱等业务风险。为加强风险防范，切实保障客户合法权益，《办法》从风险管理角度对支付机构提出了明确要求：
一是综合客户类型、客户身份核实方式、交易行为特征、资信状况等因素，建立客户风险评级管理制度和机制，并动态调整客户风险评级及相关风险控制措施。
二是建立交易风险管理制度和交易监测系统，对疑似风险和非法交易及时采取调查核实、延迟结算、终止服务等必要控制措施。
三是向客户充分提示网络支付业务潜在风险，及时揭示不法分子新型作案手段，对客户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在高风险业务操作前、操作中向客户进行风险警示。
四是以“最小化”原则采集、使用、存储和传输客户信息，采取有效措施防范信息泄露风险。
五是提高交易验证方式的安全级别，所采用的数字证书、电子签名、一次性密码、生理特征等验证要素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安全要求。
六是网络支付相关系统设施和技术，应当持续符合国家、金融行业标准和相关信息安全管理要求。
七是确保网络支付业务系统及其备份系统的安全和规范，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保障系统安全性和业务连续性。
问：《办法》提出了哪些客户权益保护措施？
答：鉴于客户在网络支付业务中可能面临资金被盗、信息泄露等风险隐患，在维权过程中往往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为保障客户合法权益，《办法》结合支付机构目前在客户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的不足，明确了相关监管要求：
一是知情权方面。要求支付机构以显著方式提示客户注意服务协议中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事项，采取有效方式确认客户充分知晓并清晰理解相关权利、义务和责任；并要求支付机构增加信息透明度，定期公开披露风险事件、客户投诉等信息，加强客户和舆论监督。
二是选择权方面。要求支付机构充分尊重客户真实意愿，由客户自主选择提供网络支付服务的机构、资金收付方式等，不得以诱导、强迫等方式侵害客户自主选择权；支付机构变更协议条款、提高服务收费标准或者新设收费项目，应以客户知悉且自愿接受相关调整为前提。
银行保险机构合规管理办法篇3
近年来，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及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迅速。据统计，截至2015年末，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法人机构数达到385家，同比增长17.74%，从业人员76976人，同比增长38.51%，总资产达到64833亿元，同比增长29.35%。非银行金融机构跨境收支、跨境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跨境债券债务等外汇业务量逐年上升。截至2016年末，非银行金融机构结售汇总额达到1204亿美元，占所有金融机构结售汇总额的3.75%，占比同比微降0.10个百分点。随着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及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全面推进，非银行金融机构参与国内外金融市场的需要日益强烈。目前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存在法规体系不统一、监管方式滞后、监管范围不明确等问题，如何在简政放权、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优化事中事后监管方式，堵住监管漏洞，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合规性经营，是外汇管理部门亟待解决的研究课题。
二、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现行外汇管理框架
（一）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现状。1.资产负债规模占比逐年提高。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5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全国非银行金融机构①总资产达到64883亿元，同比增长29.35%，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3.25%，同比上升0.34个百分点，总负债为52657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负债总额的2.95%，同比上升0.43个百分点。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规模和市场地位不断提升，其平均资产负债率为81.16%，同比上升0.59个百分点，经营业绩和还债压力凸显。2.新型非银行金融机构不断涌现。近几年除了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等传统型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新型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迅速。截至2015年末，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消费金融公司三类企业从业人员达到35712人，同比大幅增长92.45%，法人机构数为42家，同比增长44.83%。新型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业务创新性强，发展迅速，同时也存在风险高、防控能力差等特点，加大了外汇管理难度。3.呈多个部门分业监管模式。目前非银行金融机构种类繁多，其主要的监管部门分别为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类机构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具体来说，银监会负责对信托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消费金融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监管；证监会负责对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行监管；而保险公司则由保监会进行监管。一般来说，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办外汇业务，需经外汇局批准或者备案，但由于主管部门不同，各自政策存在差异，外汇局也未就“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定义及其需要开办的外汇业务作出统一的权威规定，部分业务难免会出现多头监管现象。…（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架构分析。1.现行有效法律法规体系。非银行金融机构种类多，业务类型不尽相同，经梳理可归纳为综合类政策体系、特定机构类政策体系和简政放权类政策体系三大类政策。其中综合类政策主要有：一是基本管理办法《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规定》，1993年外汇局在此基础上出台了一个补充规定，对上述管理规定作了更细化的说明。二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范围界定》，次年根据市场监管情况对外汇业务的范围进行了一定调整。综合类政策常年未修订，在外汇业务创新和人民银行职能调整的背景下，已不能适应当前市场发展需求。特定机构类政策主要有：信托公司的《信托公司受托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公司的《关于证券经营机构从事B股业务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汇业务经营范围的通知》、货币经纪公司的《货币经纪公司外汇经纪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以及涉及跨境证券投资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QDii）管理政策，但大部分政策较为零散，难以形成对某类机构的规范性政策体系（保险机构除外）。目前保险机构外汇管理政策最为全面，先后有《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暂行规定》、《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指引》，对保险机构的外汇业务进行了全方位的规范化管理。简政放权类政策主要体现在2005年外汇局将证券、信托、财务、金融租赁公司的外汇资本金结汇审批权限下放至所在地分局，外汇利润结汇由所在地分局或者授权下级支局审批；2010年外汇局将外资参股非银行金融机构（不含保险公司）外方利润购付汇的核准权限下放至外汇指定银行；2015年进一步简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将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事项的审批核准权限下放至银行，督促银行按照《直接投资外汇业务操作指引》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办理开立外汇账户、外汇利润结汇以及资金汇兑等业务。2.外汇业务范围。根据现行法规政策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外汇管理业务进行归纳整合，除金融消费公司外，其余八类非银行机构均有明确的业务范围（如图1所示）。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类型不同，主营外汇业务各有差异，依据的政策文件也不相同，但部分政策出台年份久远，如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所依据的《关于调整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外汇业务范围的通知》出台时间为1997年，政策有效性有待观察，而最新的《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指引》则为2015年，可见不同的机构外汇管理政策完备性和及时性存在较大差异，部分非金融机构管理政策亟待更新修订。3.行政审批服务事项。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公布的《外汇局行政审批事项公开目录》和《资本项目外汇业务操作指引与法规汇编（2015年版）》，依据业务性质种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分别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总局、机构所在地分局办理，具体的审批事项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主体信息登记及变更登记、外汇业务市场准入备案、结售汇业务市场准入备案、银行间外汇市场准入备案、外汇营运资金汇兑核准、QDii的投资额度审批等。同时，外汇局也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相关审批备案文件失效的情况进行了说明，当其总部及分支机构解散、终止金融业务、破产、被上级授权机构终止外汇业务时，经外汇局审批的相关文件失效，且非银行金融机构应在发生失效情形之日起30日内向所在地外汇局作书面报备。需要强调的是，保险机构具有专门的操作指引和政策配套，其开展境内外汇业务，按照保险机构外汇管理有关规定办理。4.非现场监测和现场检查。外汇局对非银行金融机构采取非现场监测和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监督管理，非现场监测以数据整合和分析为主，通过收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年度情况报告、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以及外汇账户、国际收支申报、结售汇、外债等报表数据，综合分析其外汇经营状况和合规情况。对于存在可疑情况或者经营问题的机构，外汇局依法进行现场检查，若发现其存在未按规定开展外汇业务、未按规定报送相关材料、未履行国际收支申报等违规行为，外汇局依法进行处罚。
三、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存在的监管难点和风险问题
（一）基本法规时效性严重不足，亟待修订和更新。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的基本法规，1993年颁布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规定》和1997年的《关于调整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外汇业务范围的通知》已不能适应当前我国银行业改革和外汇业务发展的需求，部分条款不符合当前金融监管体制，但仍属于外汇管理局现行有效法规，修订和更新已刻不容缓。1.非银行金融机构准入审批部门已变更。《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规定》将非银行金融机构定义为，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中资信托投资公司、融资租赁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公司。目前，非银行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监管部门主要为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已不负责批准成立任何形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因此，该规定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定义与现实不一致。2.市场准入条件和申请材料的设置存在不妥。一是由于市场准入审批机构已非人民银行，该规定所要求申请主体提交的“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为金融机构的文件、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公司章程”等材料与当前监管框架不符。二是该规定将“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有1500万美元”和“地方性非银行金融机构有750万美元”的外汇实收资本金作为审批条件之一，不仅不符合当前市场主体经营现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的发展。同时根据银监会颁布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设立审批时已有相关的注册资本要求，外汇局无需再重复设置该类条件。3.部分外汇管理条款不合理。一是关于资本准备金、呆账准备金的规定降低企业运营成效。政策要求是非银行金融机构从税后外汇利润中提取资本准备金以补充实收外汇资本金，同时应按年末外汇贷款的0.3%至0.5％提取呆账准备金。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简政放权政策的落实，企业已是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资本准备金和呆账准备金的规定显然有违企业自负盈亏的原则，不利于提高企业资金运营效率。二是实行外汇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加大企业经营压力。政策规定了包括自有外汇资金占外汇风险资产总额的比率、外汇流动资产占外汇流动负债的最低比率、外汇流动资产占外汇总资产的最低比率等十二项比例，每项比例由外汇局根据需要确定和调整。非银行金融机构必须严格执行，若比例不达标或者违反相关要求，则要受到警告、暂停业务或者最高5万元的罚款。比例管理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将非银行金融机构等同于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管理，限制了企业经营行为。三是外汇业务检查规定与现行相关政策相违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规定》提到外汇局可根据实际情况和监管需要随时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进行重点检查，且重点检查可事前通知也可不事前通知。按照当前中国人民银行执法检查程序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令〔2010〕第1号）和现行外汇检查办案程序，检查部门应在实施现场检查前，向被检查人送达《执法检查通知书》，不事前通知就进行现场重点检查是不符合检查流程的。（二）外汇管理与其他监管机构政策体系衔接不顺。1.银监会认定基本法规不适用，政策效力相互冲突。银监会于2011年5月《银行业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文件中认定中国人民银行的66件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已不再适用，其中就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规定》和《关于调整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外汇业务范围的通知》。由于常年未修订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办法，这两项政策在不同的监管部门体系中的政策效力已截然不同。对于银监会的文件认定，人民银行和外汇局未及时出台相应的规范文件，非银行金融机构等相关市场主体在开办外汇业务时应遵循哪个监管的管理办法也未有统一的政策安排，引起定位不清、标准不明等问题。2.个别机构外汇业务呈多头管理状态，降低监管效率。根据银监会《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和证监会相关管理办法，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的开办应当遵循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有关规定，并接受外汇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因此，外汇局应为各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展外汇业务唯一的备案或者审批机构，大部分机构遵循这一安排，其中跨境证券投资由证监会、人民银行和外汇局联合监管，各司其职，但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除外。实施办法规定财务公司开办外汇业务，需要提交申请书、可行性研究报告、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外汇业务管理办法、业务操作规程和风险控制制度、信息系统建设说明、从业人员名单简历及取得的相关业务资格证书等相关材料，经银监会审批通过后方可开办，与外汇局的备案权限形成二元监管格局。财务公司需要向两个监管部门提交不同的申请材料，增大脚底成本，不同的外汇管理政策给企业统一理解和执行政策内涵带来一定困难。（三）不同类型机构外汇管理政策完备性不一，部分机构专项监管政策缺位。随着近年来我国外向型经济的飞速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规模增长迅猛，涉外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在促进我国金融多元化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良性作用，但由于机构种类繁多，主管部门不一，各类机构的外汇管理政策全面性和完备性存在较大差异，部分机构甚至缺乏专项的外汇管理专项政策，仅凭基本法规《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规定》显然不合时宜。具体来讲，保险公司外汇业务政策经过多年的修改和完善，已形成一套最为全面、系统的制度规范。其次是汽车金融公司和货币经纪公司，出台了相关业务管理暂行办法或者规范性通知，接着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和财务公司，外汇局针对具体的某类外汇或者跨境业务出台相关规定，政策完备性较差。最后是消费金融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目前仍未有针对性的管理政策出台，外汇局仅是对开办外汇业务的企业印发批复，明确资本金账户管理和验资询证等流程。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5年报》数据，截至2015年末，消费金融公司从业人员达到28493人，同比增长140.02%，法人机构数12家，同比增加100%，两项增幅在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均排第一，旧政策已无法适应新业务的发展，专项监管亟待同步跟上。（四）…监管手段存在一定局限性，缺乏整体研判和风险把控1.外汇业务系统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数据汇总和分析功能不足。目前非银行金融机构需要履行国际收支和结售汇申报义务，同时必须向外汇局报送经营情况报告、财务报告、账户信息等相关纸质材料，数据以单个机构为主，信息量有限，除了银行结售汇统计系统有针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月度、年度统计报表外，资本项目信息系统、国际收支涉外收付款统计系统和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分析系统均未能将数据进行汇总和分析，不能生成非银行金融机构统一业务报表，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类型差异大，交易性质不一，将统计要素进行归类设计难度较大。二是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重视程度不足，系统功能开发进程缓慢。2.部分机构的业务涉及外汇局多个内部部门，弱化主体监管效果。当前外汇局的监管方式逐步由行为监管向主体监管转变，意味着对市场主体的外汇收支全面性监管将替代原来的单项业务合规性监管。大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由资本项目管理部门负责审批和监管，但保险公司、财务公司除外。经常项目管理部门是保险机构外汇业务的主要负责部门，根据《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指引》，保险机构跨境保险以及跨境再保险等业务按照经常项目外汇管理规定办理，而直接投资、对外借款、境外上市等相关业务则按资本项目外汇管理规定办理，其外汇账户管理和数据报送也往往涉及两个部门。此外，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结售汇资格和综合头寸分别由资本项目和国际收支部门管理，数据也是分别报送。多业务条线管理可能会增加一定的协调成本，不能形成统一的主体数据监测，弱化监管力度。3.非银行金融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办法尚未建立，难以发挥考核通报的威慑力和风险防范作用。《银行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办法》自2008年起正式实施，经过多年的实践和修订，又出台《银行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2017年版）》，进一步细化了业务合规、数据质量、内控管理、风险管理等四类考核内容的评分标准，科学性和公平性显著提高，促进外汇指定银行依法合规经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非银行金融机构尚未建立起一套完整合理的考核办法，监管方式分散，对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考核结果不够全面和准确，同时未与银监、证监、保监等部门建立考核结果通报联席机制，使得外汇管理考核结果的震慑力大打折扣，不能有效激励非银行金融机构合规经营，也不利于促进其更好防范外汇违规风险。（五）部分业务管理规定不健全，埋下一定风险隐患目前针对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外汇管理政策更新缓慢，部分条款存在表述不明确、标准不一致、本外币政策差异等问题，容易引发相关管理风险。具体的风险点如表1所示。
四、完善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监管体系的制度设计和路径思考
（一）全面梳理，修订颁布新版《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办法》结合目前金融监管体制现状，整合分析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政策体系及其存在的监管盲区，尽快研究新版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办法》，废止原有基本法规，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合规开展外汇业务提供权威的政策依据。具体的管理办法设计思路如图2所示。（二）…出台针对性实施细则，查漏补缺堵住监管盲区1.探索制定《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指引》。一是参照《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指引》，探索制定《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指引》，进一步落实《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明确每一类非银行金融机构所涉及的外汇业务操作规程以及政策依据，形成系统性的操作指引与法规汇编，完善政策体系。2.对现行政策进行专项修订，防范监管风险。一是统一中资、外资、中外合资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规定，落实简政放权精神，中外企业一视同仁。二是出台消费金融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政策文件，弥补这两类企业的政策空白。三是整合本外币政策差异，避免非银行金融机构跨境人民币数据游离监管之外，如保险机构数据报送时增加人民币计价的跨境保险和再保险等业务数据，掌握本外币业务整体情况。四是对证券经营机构和财务公司等其他机构的相关外汇政策进行更新修订，把模糊的内容具体化，如将QDii与RQDii一年内的有效使用标准为投资额度的60%，将机构按期报送的各类报告报表的内容规范化，细化各项经营指标和外汇业务数据，强化数据报送质量。（三）扩展开发系统功能，实现非现场监测全覆盖1.搭建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数据报送系统。建议外汇局针对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具体经营类型和情况，以《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指引》为依托，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应用服务平台搭建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数据报送系统，制定系统用户手册和报表数据要求，通过应用服务平台进行数据报送。具体的内容可参照表2。在系统报送数据的同时，各非银行金融机构还应按年度向外汇局报送《年度外汇业务经营情况报告》纸质版，内容为上述系统报表的整体情况总结，并附上经审计的自身财务报告和合并财务报告，便于外汇局核对真实性。2.增加非银行金融机构跨境资金分析模块。建议外汇局整合系统资源，在“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与分析系统”中增设非银行金融机构相关分析模块，数据来源于外汇金宏系统、数据报送系统和资本项目系统等，生成汇总数据报表，配以明细分析、匹配分析和主题分析等功能，掌握企业外汇资金流动方向、资金集中度和结售汇集中度，优化非现场监测质量。3.构建非银行金融机构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系统，全面评估经营情况。建议参照外汇指定银行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办法，制定《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办法》，同时着手开发非银行金融机构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考核系统，既有利于外汇局整合法规政策，形成监管合力，又能有效督促机构合规经营，提高其公平竞争和争先意识。具体的系统功能如表3所示。（四）强化协调，促进内外监管部门通力合作1.加强外部联合，落实考核结果通报机制。一是建立联席机制。外汇局与相关监管部门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通报相关行业外汇开展情况，同时将非银行金融机构执行外汇管理规定情况年度考核情况以正式发文的形式传送至当地监管部门，发挥考核结果市场影响力。二是明确监管职责，理清权责边界。外汇局制定政策前要与监管部门做好政策衔接和效力确认，明确各方职责，避免多头监管和文件条款冲突，如目前银监会仍实行财务公司开办外汇业务审批制度，与外汇局的权限交叉，存在一定的重复监管，双方要加强沟通，理顺监管范围，简化业务申请资料和报批流程，降低企业业务办理成本。2.优化内部管理，提高监管效率。一是资本项目部门和经常项目部门共享政策经验，由于《保险业务外汇管理指引》主要由经常项目部门拟定，且内容翔实，条例清晰，建议资本项目部门在牵头拟定《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管理办法》及其操作指引时可充分借鉴经常项目部门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实践经验，两部门通力合作，提高政策的逻辑性和关联性。二是统一结售汇资格审批和综合头寸管理部门，由原来的资本项目部门和综合部门分别管理统一为资本项目部门。资本项目部门可根据企业经营情况、执行外汇管理规定考核情况调整各机构头寸额度，分析主体监测数据形成非现场监测报告在外汇局内部进行共享。（五）现场检查常规化，为优化事后监管提供一手资料随着非银行金融机构外汇业务量和外汇业务种类的快速发展，给外汇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外汇局也要紧跟市场步伐。建议外汇局将企业约谈、现场检查等制度常规化，既能通过检查发现当前企业经营外汇业务存在的问题和漏洞，掌握市场发展方向和行业一手资料，既能为满足市场需求和改进监管政策提供现实依据，又能督促其合规经营，为其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同时，外汇局也应加强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向其他机构通报检查发现的问题，强化机构合法经营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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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保险机构合规管理办法篇4
关键词：银行银行监管我国银行监管法制
一、我国银行监管法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发展历经了建国初期的开创阶段，计划经济时期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等三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95年3月18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国和人民银行法》(下文简称《人民银行法》)及1995年5月1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下文简称《商业银行法》)标志着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已初步成形。这两部大法成为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的核心。
《人民银行法》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规定审批，监督管理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监督管理金融市场”、“有关金融监督管理和业务的命令和规章”等监管职责，[1]这意味着专门性的代表国家的权威监管主体已经确立。该法还进一步为
与此同时，还有一系列的法规和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规章涉及了银行监管问题。比较重要的行政法规有：《储蓄管理条例》、《借款合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金融规章则更为繁多：《金融机构管理规定》、《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贷款通则》、《支付结算办法》、《银行帐户管理办法》、《关于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通知》、《信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制正存款业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则》、《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银团贷款暂行办法》、《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等等。
从《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其它法规、规章所涉及银行监管的内容来看，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似乎已不仅初步成形，而且可谓较为“完善”了，尤其是一大串的银行业务管理的金融规章更是甚为繁多。但是，深入分析既有的监管法制，我们便会发现不仅既有的规则、制度尚有缺陷，而且疏漏及亟待补充的问题仍大量存在。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监管法制体系的构建上存在诸多的不协调或不合理之处。我国现行的银行监管法制体系主要由两个基本法律——《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国务院主持通过的行政法规及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管理规章（包括“规定”、“办法”、“通知”等文件形式）。这三个层级的法律法规本应是一个有机的协调整体，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尤其是后两类存在的问题尤为突出。首先，后两类文件并未真正起
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缺乏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效益理念，使得行政法规或规章相互之间或与法律之间有大量重叠的条文。这大大地增加了规范性文件的数量及特定文件的条文。银行监管规章制定的目的应在于补救法律、行政法规的缺漏或者对有关内容作补充性阐释，绝不在于重复强调法律法规的某些内容，因为中央银行制定的规范性规件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宣传法律法规的文件。其二，缺乏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系统化理念。这与制定者的规划性和全局性把握的技术和意识水平有关。其三，制定者对已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之及时修订、废止工作未予以足够重视。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处于重大变革时期，政策性较强的“人民银行规章”更有必要作出及时的调整、补充和完善。
第二，监管法制的制度选择不利于实现有效监管，也不利于商业银行追求效率。这主要表现在《商业银行法》及有关的行政法规、规章过于侧重对商业银行业务的监管。在《商业银行法》的第一
当然，我国《商业银行法》关注私法关系的规制与我国银行业中国有银行占绝对比重的现状有关，因为国有银行的资产是国有资产，倘若像一般私法关系那样广泛自治，可能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立法者的这种顾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国有银行商业化的角度来看，这种选择并不利于市场主体自主地位的确立，也不利于公平、自由竞争机制的实现。况且私法关系可以由《合同法》调整，事实也正如此。
另外，我国中央银行制定的大量银行监管规章，没有真正从有助于提高监管效率、质量的角度出发，而是着眼于银行具体业务操作上的监管。如我国银行监管规章中有关银行结算及信贷业务的规则甚多，且极为细致入微，诸如《异地托收承付结算办法》、《商业汇票办法》、《违反银行结算制度处罚规定》、《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支付结算办法》、《贷款通则》、《贷款的管理办法》、《个人定期储蓄存款存单小额抵押贷款办法》、《电子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自营住房贷款管理暂行规定》、《制止存款业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则》、《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银团贷款暂行办法》、《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办法》等等。
第三，监管主体的法定权责之构造存在诸多不足。首先是立法对法定监管主体——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职权之规制过于宽泛和原则化。《人民银行法》第2、4、7条都是原则性地肯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该法虽为“金融监督管理”设了专章，但遗憾的是不仅条文数上仅有7条，而且每个条文的内容均为原则性的规定，如第31条指出“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规定审批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业务范围”；第32。检查监督时，检查监督人员应当出示合法的证件。商业银行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提供财务会计资料、业务合同和有关经营管理方面的其他信息。”德国《银
银行保险机构合规管理办法篇5
关键词：第三方支付备付金备付金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1（c）-0211-02
随着第三方支付业务的蓬勃发展，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备付金也越积越多，截止2013年第一季度，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统计监测的269家第三方支付机构共吸收客户备付金余额881.55亿元，同比增长70.81%。然而支付机构在实际运营中却存在着客户备付金与自有资金不分、银行账户数量多且过于分散、资金存放形式多样、资金账户的关联关系复杂且透明度低等问题，备付金的监管问题自然也成了社会的热点和焦点。因此，亟待尽快制定并出台办法，明确和细化人民银行关于客户备付金的监管要求，强化支付机构的资金安全保护意识和责任，以及备付金银行的监督责任，切实维护客户合法权益。
1我国第三方支付机构备付金政策的演变
1.1《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备付金政策的探索阶段
2005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第一次了《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按照条款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是支付清算组织的监督管理部门，支付清算组织不得吸收存款，不得为参与者办理清算结果的资金转账，应按照与参与者的协议办理支付清算业务，并将支付清算结果提交给约定的开户银行办理资金转账。2006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又小范围地提出新的征求意见稿，该次意见征求集中在内部控制上，主要是保证金管理和设立风险基金，规定保证金应专户存放于商业银行，且同一家银行只能开立一个专户。在两次征求意见中，中国人民银行虽未正式提出备付金的概念，但已初步界定支付清算组织不是银行，不能吸收存款，只能委托银行办理资金转账，需在商业银行开立保证金专户，且同一家银行只能开立一个专户。
1.2《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回避备付金概念
为了规范和引导电子支付的健康发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范支付风险，确保银行和客户资金的安全，2005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该规定主要是从银行角度出发，对银行与电子支付平台的交易做了一些细致规定。按规定，在电子支付类型、单笔支付金额和每日累计支付金额等方面针对不同客户做出限制。该电子支付指引所涉及的交易资金主要是银行结算账户资金，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备付金概念不同。
1.3《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正式引出客户备付金
201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发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第一次正式引出客户备付金的概念，办法主要强调了客户备付金的权属关系、存管方式、客户备付金与实缴货币资本的比例等原则性要求。明确了支付机构接受的客户备付金不属于支付机构的自有财产，支付机构只能根据客户发起的支付指令转移备付金，禁止支付机构以任何形式挪用客户备付金，支付机构接受的客户备付金，应当在商业银行开立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存放备付金，且与商业银行签署备付金存管协议，支付机构的实缴货币资本与客户备付金日均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10%。
1.4《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针对客户备付金征求意见
2011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了《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主要从备付金的范围、备付金银行、备付金银行账户、备付金的使用与划转、监督与管理等方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在该次征求意见稿中，细化了备付金的范围及相关管理规定，已经取得牌照的支付公司和有意向申请牌照的支付公司均有参与讨论并交换了意见。
1.5正式《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并在第三方支付机构中实施
2013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对备付金银行账户管理，客户备付金的存放、归集、使用、划转等进行约定，以保护客户合法权益为根本，从严管理客户备付金，确保客户资金安全。
2第三方支付机构备付金政策的效果分析
2.1第三方支付机构纳入行业统一监管，业务走向规范化运作
通过意见征集到相关办法出台，中国人民银行最终将第三方支付机构纳入自己的监管范围，第三方支付机构开展支付业务需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牌照，没有取得牌照的公司将不得开展支付业务。支付机构接受的客户备付金必须全额缴存至备付金专用存款账户，并委托备付金存款银行进行支付和结算，中国人民银行对支付机构和备付金银行的客户备付金存管业务进行监督管理。
2.2客户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按照《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规定，客户备付金只能用于客户委托的支付业务和本办法规定的情形，且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挪用、占用、借用客户备付金，不得擅自以客户备付金为他人提供担保。根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规定，支付机构终止支付业务的，应当提交客户合法权益保障方案，明确可供客户选择的、两个以上的客户备付金退还方案。上述相关办法的出台，以保护客户合法权益为根本，从严管理客户备付金的存放和使用，确保客户资金安全。
2.3对支付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加强
第三方支付机构在开展业务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沉淀资金，如果没有自律约束和行政监管，很容易引发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等，主要表现在对客户违约，偿还支付能力下降，资金违规挪用，滋生洗钱、套现、诈骗活动等。中国人民银行在制定《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时，除了明确将客户备付金纳入统一监管范围外，还要求支付机构按季计提风险准备金，并参照银行、证券等监管实践，将风险准备金计提从静态、固定方式调整为动态、差别化模式，加强对支付机构的风险防范。
2.4统筹兼顾，降低支付机构运营成本
按照《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规定，支付机构只能选择一家商业银行存放备付金，有利于备付金的集中存放和监管，但如果严格执行，将改变部分支付机构的现有业务流程，增加资金和服务成本，降低支付效率，影响客户体验，甚至可能影响部分机构的持续发展。《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的出台，则将备付金银行调整为备付金存管银行和备付金合作银行，放宽了银行的数量，统筹兼顾，合理设置激励与约束机制，平衡备付金存管银行、合作银行以及支付机构之间的责权利，同时也适当考虑了支付机构收益诉讼，将备付金收付账户转存为单位定期存款等存放形式的最长期限从3个月延长至12个月。另外，支付机构通过备付金合作银行招标，提高了合作银行的服务水平和质量，为支付机构带来了其他潜在的合作收益。
3第三方支付机构备付金政策存在的问题
3.1客户备付金的监管盲区
《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只是将取得牌照的支付机构纳入了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范围，针对那些没有取得牌照的支付机构或者不需要取得牌照的支付机构，人民银行暂时还无法监控客户备付金的存放和使用。虽然《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不取得牌照将无法继续从事支付业务，但实际上截止到2013年12月只有250家取得牌照，仍有大量的第三方支付企业游离于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范围之外，备付金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还有一定的监管盲区。
3.2客户备付金的监管漏洞
《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明确客户备付金，是指支付机构为办理客户委托的支付业务而实际收到的预收待付货币资金。重点强调了“预收待付”和“实际收到”的资金属于备付金，不属于“预收待付”以及虽属于“预收待付”但未实际收到的资金（即在途资金）不属于客户备付金，不受中国人民银行监管。
另外备付金相关政策回避了客户备付金的利息归属问题。实践中，一般由支付机构和客户通过协议约定备付金利息归属问题。若向客户返还利息，支付机构有吸收存款嫌疑，且利息难以计算，存在着一定的操作难度；若利息归支付机构所有，又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
3.3支付业务监管系统还不完善
虽然第三方支付机构申请牌照必须要经过系统安全技术检测和认证，但中国人民银行对第三方支付机构的监管更多的是依赖第三方支付机构材料的申报和备案以及商业银行对客户备付金的归集和使用，必要的时候结合现场检查，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管系统来对商业银行和支付机构两方的资金信息进行校验核对，缺乏动态监管能力，工作显的较为被动。第三方支付机构系统的安全性和备付金数据的真实性和一致性检验工作也有待强化提高。
3.4信息不够公开透明
一方面第三方支付机构与客户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客户并不了解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客户权益保障方案，客户备付金沉淀规模及相关的支付业务运营数据，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归集的第三方支付行业相关数据信息也未向社会公开公布。
4结语
第三方支付机构备付金由中国人民银行以《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的形式纳入其监管范围，明确客户备付金的存放、归集、使用和划转等存管活动，有效的保障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监管漏洞和监管盲区。我国今后可借鉴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先进管理经验，将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备付金监管上升到法律层面，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以高度安全的方式持有，以保证资金在最终使用前“确实存在”。在保证客户备付金安全的前提下，应给予第三方支付机构更多的政策支持，以促进第三方支付机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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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保险机构合规管理办法篇6
内容提要: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美国对问题银行的新一轮大规模公共资金救助。此轮救助不仅是对传统救助方式的再次使用，更是基于对金融危机爆发机理和监管缺陷的反思，通过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实现对传统救助方式的创新发展。中国应以美国为鉴，结合本国国情，通过立法逐步建立以存款保险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为救助主体，银监会、存款保险公司、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四家机构之间分工明确又相互协调的问题银行公共资金救助体系。
四、《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与问题银行救助
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签署《多德－弗兰克法案》，这标志着金融危机以来从起草到通过历时一年有余的美国金融监管法案正式生效。《多德－弗兰克法案》是美国基于对金融危机爆发原因和金融监管缺陷反思的基础上，对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全面改革（注释1：该法案由16个部分组成（titlei－titlexvi），包括12个子法案：金融稳定法案，强化金融机构安全稳健法案，私募基金投资咨询机构注册法案，联邦保险法案，银行与储贷协会控股公司及存款机构监管改进法案，华尔街透明度与责任承担法案，薪酬、清盘与结算法案，投资者保护和证券改革法案，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案，一级金融机构准入改进法案，债务偿还法案，抵押贷款改革和反掠夺性贷款法案。），法案以防范系统风险、强化金融监管、提高金融机构危机应对能力为理念，内容涉及“双线多头”金融监管体制的调整、美联储监管权力的扩充、金融衍生品的全面监管、银行业务范围的限制、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
对于是否应终止监管机构利用公共资金救助问题银行的争论，《多德－弗兰克法案》并未采取否定态度，也并未对救助行为本身进行规制，而是采用源头治理的方式，从强化监管标准、提高银行自身危机应对能力的角度，设计出一系列旨在减少公共资金救助可能性的监管措施。采取上述解决方式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保留监管机构公共资金救助问题银行的权力对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危机下，外部公共资金救助问题银行是避免金融体系崩溃的最后一道屏障；另一方面，公共资金救助问题银行不可避免地存在一系列负面效应，如：银行业道德风险、金融消费者逆向选择、金融风险货币化导致通货膨胀、金融风险财政化导致财政赤字、纳税人合法权益被侵害、银行业不公平竞争等等。因此救助问题银行是危机下的不得以之举，是基于稳定金融系统考虑的“紧急避险”行为。
《多德－弗兰克法案》避免问题银行救助的规定包括：
1．扩充美联储的监管权，监管所有可能威胁系统稳定的金融机构。美联储作为金融稳定的监管者，将关注整个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监管范围在现行的基础上扩大到包括证券、保险、期货等所有可能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的企业。此外，法案对美联储的监管权进一步细化。法案规定：若美联储认定银行控股公司或非银行控股公司资产超过50亿美元，并可能对金融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则有权决定：（1）限制其并购或附属于另一公司；（2）限制其金融业务的拓展；（3）要求其终止一项或几项业务；（4）若上述措施不足以消除或减轻其对金融稳定造成的威胁，美联储有权强行拆分该机构（注释2：参见《多德－弗兰克法案》第121节（a）款。）。
2．在财政部下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inancialstabil-ityoversightcouncil，fsoc），负责监测和通报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注释3：参见《多德－弗兰克法案》第112节。）。委员会由财政部长领导，包括10名有表决权成员，均为各联邦金融监管机构的负责人；另有5名无表决权成员，为新成立的金融调查办公室和联邦保险办公室的负责人以及州保险、银行、证券监管机构的代表各一名（注释4：参见《多德－弗兰克法案》第111节（b）款。）。委员会为政策咨询机构，负责向美联储通报系统性风险状况和提出监管建议。
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认定金融机构存在系统性风险应考虑的因素包括：资产结构、经营风险、业务涉及的领域、业务的复杂性、机构规模以及其它认为合理的因素；对于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金融机构，自然就属于存在系统性风险的机构（注释5：参见《多德－弗兰克法案》第115节（a）款（2）项。）。
被认定为存在系统性风险的机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应向美联储就如下方面提出更高监管要求的建议：基于风险的资本要求、杠杆率、流动性要求、信贷风险披露要求、贷款集中度限制、逆周期资本储备（注释6：法案要求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银行控股公司或系统重要性非银行控股公司需持有“可转换债券”（convertiblebond），该债券相当于在银行内部创建一个旨在保护银行偿付能力的系统性风险基金。参见《多德－弗兰克法案》第165节（c）款（1）项。）、短期信贷限制（注释7：参见《多德－弗兰克法案》第115节（b）款（1）项。）。
3．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及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注释8：该规定源自“沃克尔规则”（volckerrule），是对沃克尔规则的部分采纳。保罗·沃克尔（paulvolcker）为美联储前主席，现为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在法案起草过程中，沃克尔提出一系列规则对大型金融机构的业务和并购行为进行限制，旨在限制金融机构规模。其内容包括三项规则：一是禁止商业银行从事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的出资、参股等业务，执行事实上的“分业经营”回归；二是禁止商业银行从事与客户无关的股票、债券（不含国债、政府机构债和地方债券），以及金融衍生商品等内部关联交易；三是金融机构在进行重组并购时，收购后的关联负债不得超过金融机构总负债的10%。）。在自营交易方面，允许银行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但资金规模不得高于自身一级资本的3%。在衍生品交易方面，要求金融机构将农产品掉期、能源掉期、多数金属掉期等风险最大的衍生品交易业务拆分到附属公司，但自身可保留利率掉期、外汇掉期以及金银掉期等业务（注释9：参见《多德－弗兰克法案》第619节（a）款。）。
4．禁止使用纳税人财产救助问题银行。法案规定，所有经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的金融机构均应接受清算，禁止通过动用纳税人的财产阻止清算程序的进行；清算过程产生的费用应从被清算公司的资产中得到补偿；清算过程中任何监管机构不得动用纳税人的财产。在制度设计上，法案一方面要求大型金融机构提前做出自己的风险拨备，以防止金融机构倒闭再度拖累纳税人救助；另一方面设立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负责的新的破产清算机制，解决金融机构因“大而不倒”造成的绑架政府、无限放大金融风险的问题，确保濒临破产的大型金融机构顺利退出市场（注释10：参见《多德－弗兰克法案》第214节。）。《多德－弗兰克法案》是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历史上继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和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之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法案，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长期以来遵循的“金融自由化”、“政府无为而治”理念的动摇，对系统性风险的重视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法案对银行业务和机构规模的限制标志着美国金融业向分业经营体制某种程度的回归。《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顺利实施必将大大降低美国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有效降低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大型金融机构被救助的可能性。
与《多德－弗兰克法案》预期实施效果相比，法案取得实际效果尚存在如下难题：
第一，法案存在大部分原则性规定，并不具备可操作性（注释11：如法案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及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那么区分银行高风险、与客户无关的交易与合理的流动性管理投资活动的标准法案并未规定；再如，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有权认定哪些金融机构可能对市场产生系统性冲击，从而在资本金和流动性方面对这些机构提出更加严格的监管要求。但是，具体认定标准如何该法案并未涉及。）。预期目标的实现将有赖于相关各监管机构为法案指定的细则，而未来制定的细则将对法案的原则性规定实现到何种程度仍是未知数。但有一点能够明确的是，“在未来的若干年内，随着法案渐渐具体化，监管机构在细则的制定过程中还会有相当多的进退取舍。但就目前而言，基本上法案没有哪一条是轻而易举能够实现的，每个领域的执行都不会那么直接或简单。”[1]
第二，法案大部分条款的实施具有极为宽限的过渡期。法案的所有条款中，“沃克尔规则”（volckerrule）对银行的影响最大，通过对银行自营业务和证券投资业务的限制，银行经营风险将大大降低。但是，法案规定“沃克尔规则”将在法案生效之日起15个月至两年后生效，然后银行机构将得到两年的缓冲期，其后可以再延期三次，每次一年；而在此基础上，在私募股权基金和房地产基金等所谓“流动性不强”的投资上，银行业可以再获五年宽限期（注释12：参见《多德－弗兰克法案》第619节（c）款。）。也就是说，高盛或花旗这样的机构最晚可以到2022年才完全遵守“沃克尔规则”。[2]如此宽松的过渡安排将可大大减轻银行承受的压力，“沃克尔规则”的效力迟迟得不到显现。
第三，美联储多项职权能否并行不悖地实施值得质疑。法案将美联储的权力进行扩充，使美联储成为权力空前庞大的全能型监管机构，在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有：其一，美联储的金融监管职能与美联储制定并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可能存在冲突；美联储在大权在握的前提下能否继续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存在质疑；美联储能否在各个不同的政策目标之间取得平衡，而不是短视行为。其二，在美联储权力膨胀的情况下，对美联储构成有效制衡的机制还未可期。而一旦美联储对经济形势出现误判，其危害可能更大。金融危机表明，危机的爆发与美联储货币调控失误有很大关系。今后，美联储如何规范自己的决策将涉及到全球监管体系如何构建和政策监督的问题。
中国金融业与美国相比，在发展战略、框架结构、监管体制、运行环境等方面均有较大不同，中国问题银行救助的立法与实践仍旧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照搬《多德－弗兰克法案》的某些具体规定在中国直接适用并非明智之举。相比之下，《多德－弗兰克法案》的立法理念、法律原则和解决问题的路径则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对中国问题银行的救助来讲，《多德－弗兰克法案》至少具有如下启示：
第一，法案对问题银行救助的立法理念由事后补救转为事前预防。由于与问题银行救助共生的负效应难以消除，因此，《多德－弗兰克法案》并未对美国现行公共资金救助法律制度本身进行修正，而是在维持现行公共资金救助法律制度效力不变的前提下，另行制定规则，以强化金融监管、提高银行自身的治理水平和风险抵御能力，从源头上预防问题银行的产生和被救助的可能性。随着法案的细化和逐步推行，美国公共资金救助法律制度的践行几率必将减少，但并不意味着公共资金救助法律制度的重要性有所降低，未来金融危机必将再次发生，大型问题银行的产生依旧在所难免。《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实施将减轻各救助主体的财政负担，提高危机下有限公共资金救助问题银行的有效性，有利于促进公共资金救助法律制度立法目标的充分实现。中国的问题银行公共资金救助立法同样应秉承事前预防与事后补救并重的理念，注重公共资金救助立法的同时强化金融监管和提高银行自身的治理水平。
第二，随着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发展，防范系统性风险成为金融危机后各国金融监管部门着力应对的首要课题，系统性风险的有效预防是避免金融危机再次发生、减少问题银行救助可能性的关键。中国实行分业经营的监管体制，并不存在负责系统性风险监管的专门机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长期以来各自为政，相互沟通和协调机制极为缺乏。尽管早在2000年央行就与证监会及保监会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但是由于会议是不定期召开的，参会各方不平等，内容不透明公开，因此这种联席会议被普遍认为“形同虚设”。2004年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公布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但从本质上看，这种机制只是分业监管体制下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相互沟通的权宜之计，由于该备忘录本身并没有强制性的效力，联席会议制度仅仅是三大机构自发成立的具有论坛性质、松散型的框架性协调机制，其实践效果并不尽如人意。[3]有鉴于此，中国有必要在三会之外建立专门的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打破目前各监管机构之间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监管工作缺乏协调配合的现状。
第三，重视银行公司治理、强化监管机构微观审慎监管。前者在于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改善银行资产负债状况，通过银行的内部约束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银行公司治理主要包括明晰的产权结构、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信息披露制度、风险管理和内控机制等几部分内容。后者通过监管机构的外部约束，及时化解金融风险，防止风险聚集，保持银行的健康运营。该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中国“即时矫正措施”（promptcorrectiveaction）制度的完善（注释13：关于即时矫正措施制度的研究，可参见黎四奇：《析银行有效监管中“结构化早期介入”机制法律问题》，《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汪鑫：《金融机构即时矫正初论》，《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郑晖：《及时纠正措施——基于比较视角的研究》，《国际金融研究》2008年第3期。）。
五、中国问题银行公共资金救助立法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与美国相比，中国由于商业银行数量少，机构普遍庞大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未经历过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因此中国问题银行救助的实践很少，其中较为典型的有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通过财政部以发放债券的形式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向威海市商业银行发放救助贷款、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向海南发展银行发放救助贷款、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对郑州市城市合作银行出现挤兑实行全面救助。在中央一级，由于中国尚未建立存款保险机构，因此中国问题银行的公共资金救助以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为救助主体，中国人民银行的救助方式为以最后贷款人的身份提供紧急贷款，财政部的救助方式主要为发行国债、银行不良资产剥离、债权转股权、给予税收优惠等。
调整中国人民银行行使紧急贷款职能的立法为中国人民银行1999年的《中国人民银行紧急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该《暂行办法》规定了贷款条件、用途、期限和利率等内容，是中国人民银行紧急贷款的主要法律依据。
对于财政部救助问题银行的职责，目前立法并无明文规定。《宪法》第89条关于国务院的职权中第（三）项规定国务院有权规定各部和各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因此财政部的任务和职责，包括救助问题银行，应由国务院规定。但是《财政法》和《国务院组织法》没有规定，国务院的其他行政法规也没有规定。财政部作为中央政府“钱袋子”，其职能的行使需要服从政府的需要。救助问题银行是维持社会稳定、提供公共产品的内容之一，是中央政府的职能，因此自然也是财政部的职能。所以财政部救助问题银行的职能尽管无直接法律依据，但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与美国成熟的救助体系相比，中国现行问题银行公共资金救助立法存在下列问题：
第一，存款保险法律制度缺位。中国尚未建立存款保险法律制度，不存在存款保险机构这一救助主体。而从美国的实践来看，存款保险公司恰恰是处置问题银行的最佳机构，它可以避免对问题银行不加区分地全部救助，对救助成本和金融稳定的综合考虑使其救助行为更加理性。存款保险机构选择问题银行的处置方式以成本最小化为根本原则。尽管金融稳定也是存款保险机构考虑的因素，但其仅在破产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起决定性作用。在其余的绝大部分情况下，成本依然是存款保险机构判断是否救助问题银行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由于存款保险机构缺位，处置问题银行的任务全部由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财政部承担。维护金融稳定是中国人民银行行动的最高目标，也是国务院职责的应有之义。为实现金融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会处置问题银行倾向于一味救助而不计成本，这有可能导致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供应量增加引发通货膨胀、诱发银行业道德风险、政府财政负担过重、损害纳税人利益等后果。
第二，《暂行办法》存在缺陷。首先，紧急贷款的申请人没有涵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其次，救助的标准不明确。《暂行办法》第3条仅笼统规定紧急贷款是为了帮助发生支付危机的金融机构缓解支付压力、恢复信誉。至于缺乏清偿性的金融机构是否救助以及支付危机到何种程度予以救助缺乏进一步的规定，以致实践中对问题银行的救助基本上无限度支持，客观上鼓励了银行的投资行为，加剧了金融风险，降低了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再次，贷款期限较长，《暂行办法》第8条规定贷款期限最长为两年，特殊情况可延期一次，但期限不得超过原贷款期限。这表明贷款期限最长可达4年。较长的贷款期限难以激励问题银行迅速改善其经营管理，也大大降低了中国人民银行资金的使用效率。最后，《暂行办法》对获取再贷款金融机构的惩罚措施规定不足。《暂行办法》尽管规定了罚息利率，但只适用于逾期归还贷款的情形，而对于其他部分贷款则不适用。此外，《暂行办法》也未明确要求金融机构承担限期改善经营管理、调整董事会人员组成、限制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等义务。
此外，实践中，中国人民银行在提供紧急贷款时也并未严格遵循《暂行办法》的规定。《暂行办法》要求银行必须为紧急贷款提供抵押、质押或保证人担保，但实践中紧急贷款更多的是以信用贷款而非担保贷款的方式发放，而许多银行也根本没有偿还贷款的意向，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自救计划，仅依赖中国人民银行发放的贷款资金。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央行救贷款一旦放出很难收回。中国人民银行的紧急贷款有提供给问题银行“免费的午餐”之嫌。这不仅弱化了市场约束机制，并且使问题银行过多依赖中国人民银行救助，实际上是将银行的经营风险及损失转嫁到国家身上，不仅扭曲市场竞争规则，浪费社会资源，而且会滋长道德风险。
第三，财政部的救助行为缺少直接法律授权。在救与不救的判断标准及资金使用的成本和有效性方面均缺少原则性规定。[4]（p25）由于客观环境诸多变化的不可预知性，赋予政府部门足够的自由裁量权必不可少，但由于财政部救助问题银行动用的是公共资金，该资金来源于纳税人。政府审慎并有效使用公共资金是对纳税人负责的表现。美国财政部在救与不救问题的抉择上，以“缺乏流动性”和“缺乏清偿性”为标准，在公共资金的使用上，将成本的可回收作为一项原则，在救助的有效性上，附加一系列强行整顿措施，旨在恢复被救助银行的正常经营。
六、问题银行公共资金救助体系之中国模式的法律构建
与美国相比，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存在独特的现实背景。中国商业银行在机构规模、资产构成、存款保险等方面均与美国存在差异。相比之下，中国更加亟需构建和完善问题银行公共资金救助法律制度。其一，中国商业银行数量少、规模大。与美国商业银行数量众多、资产规模普遍较小不同，中国商业银行数量相对较少，而资产规模普遍较大（注释14：截止到2009年底，美国商业银行共6839家，而中国商业银行共245家（均包括外资银行）。数据分别来源于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官方网站和中国银监会2009年年报，详见http：///pc/">计算方法。
其次，存款保险公司应在存款保险基金外另行设立银行救助基金。由于全部被保险银行均需缴纳存款保险基金，而存款保险公司仅可能对大型银行进行救助，因此对中小型银行是不公平的。为此建议《存款保险法》在存款保险基金外另设银行救助基金，存款保险基金专用于破产银行存款人赔付，而银行救助基金用于支付问题银行的救助费用。银行救助基金应由部分商业银行定期缴纳的资金构成。商业银行是否需要定期缴纳资金应以银行的自有资产和风险资产规模为判断依据。《存款保险法》应规定风险资产的最低额度，高于该额度的商业银行需要缴纳资金，并且缴纳的数量随风险资产的提高而增大。救助基金制度不仅是存款保险公司救助问题银行有可靠的资金来源，而且能够有效激励银行的风险管理，抑制银行规模的盲目扩张。
再次，存款保险公司救助问题银行应严格遵循“系统性风险例外”标准。银行破产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是存款保险公司打破“成本最小化原则”的唯一例外。《存款保险法》应规定判断破产预期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需要考虑的因素，如银行的财务状况、业务市场占有率、客户结构与地理分布、金融业客观环境等。未来《存款保险法》需要致力于系统性风险评估模型的研发，为系统性风险的判断提供客观参考。由于问题银行救助与金融稳定密切相关，因此救助应经过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的批准。
最后，应建立救助效果跟踪评价机制。存款保险公司应与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银监会应及时向存款保险公司传达被救助银行的日常审慎监管信息，若被救助银行有违反《存款保险法》规定义务的行为，银监会有权进行处罚。
第二，修改《暂行条例》，完善最后贷款人制度。
首先，鉴于存款保险公司是处置问题银行的专门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应从对问题银行的处置中退出，专职于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明确最后贷款的救助标准，中国人民银行只能向那些具有资本清偿能力而暂时缺少以合理条件获得流动性资金，且一旦破产将会产生系统风险的银行提供紧急贷款。对于缺少资本清偿力的问题银行则应统一由存款保险公司负责处置。
其次，授予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紧急贷款的权利，使所有商业银行具有同等的被救助权。另外紧急贷款的归还期限应当缩短。紧急贷款的意图是缓解银行的短期流动性不足，具有明显的救急性。过长的归还期限会使银行对紧急贷款产生依赖，使紧急贷款失去应有的意义。因此建议银行归还紧急贷款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特殊情况可展期一次，但合计不得超过两年。
再次，严格执行《暂行办法》关于担保贷款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提供贷款时必须要求商业银行附加交存合理的法定准备金、良好而又足够的财产抵押或质押，尽量避免发放信用贷款。这将有利于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回收，避免问题银行发生道德风险。
最后，增加被救助银行的惩罚性措施。《暂行办法》仅规定被救助银行有义务向中国人民银行汇报资产变动情况和紧急贷款的使用情况，对逾期归还的贷款适用惩罚性利率。相对于问题银行获得的再贷款，上述规定远远不够。惩罚性措施目的是让银行意识到获得的紧急贷款并不是免费的午餐，银行需要为贷款付出足够的代价，银行无法从紧急贷款中获得额外收益，并最终使银行倾向于选择同业自救的方式恢复正常经营。为此，《暂行办法》可以规定对全部紧急贷款征收惩罚性利率、中央银行参与被救助银行经营管理、限制银行业务拓展、限制股东分红、限制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剥夺主要责任人的从业资格等。
第三，法律应明确赋予财政部救助问题银行的职责。建议国务院以专门条例的形式明确规定财政部救助问题银行的职责，对于公共资金的具体使用，财政部具有相机抉择权的同时，应规定必须遵循的三个基本原则：其一，用尽其他救济原则。财政部的救助只能是对存款保险公司和中国人民银行救助的补充，是用尽一切救助手段之后的不得已选择；其二，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原则。财政部应密切关注救助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效果。在提供救助资金的同时，财政部应附之旨在恢复银行正常经营的强制性整顿措施，限于银行业务的专业性，该措施可由银监会提出并监督实施。银监会应及时将有关信息传达财政部，银行对救助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效果是财政部继续采取何种救助行为的主要考虑因素。其三，资金的可回收原则。财政部应利用可回收的途径向问题银行注资，禁止向问题银行提供无条件的免费救助。财政部提供救助时应明确规定救助资金的回收途径、回收期限以及问题银行未能及时偿还的惩罚措施。
第四，银监会、存款保险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之间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银监会及时将问题银行的监管信息传递给另三家机构，确保各机构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存款保险公司救助问题银行的决定应经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批准；对与问题银行救助密切相关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应及时与财政部协调，确保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一致性。至此，中国问题银行公共资金救助体系的框架基本建立：银监会负责问题银行的识别与移交；存款保险公司负责全部问题银行的处置与救助；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向具备清偿能力而暂时缺乏流动性的银行提供紧急贷款；财政部作为存款保险公司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补充，为问题银行提供最终援助。各机构之间分工明确又相互协调，建立起层层负责的问题银行立体救助体系。
注释:
银行保险机构合规管理办法篇7
市金融工作办公室是市委、市政府指导、协调、服务、联系国内外、市内外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加强金融监管，规范金融秩序，研究分析全市金融运行和行业发展动态，提出金融决策参考意见及建议，组织建立金融稳定协调机制，积极促进全市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以及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综合部门。
一、主要职责
（一）密切关注、及时分析银行业运行形势，研究提出促进我市银行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建立与金融机构的联席会议制度和项目联合开发机制，协调银行积极参与全市重大信贷项目的实施工作，指导协调银行业的改革发展，引进国内外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我市设立银行业分支机构工作和对其他金融机构的设立进行审批；加强银行业与我市经济工作部门的联系；参与建立和完善全市金融信用担保体系，对全市信托业、担保业进行指导、监督和管理。
（二）联系、协调省、**市保监局对地方保险机构及其他相关保险中介机构进行规范管理；对地方保险机构的组建、重组和改制提出意见、建议；对境内外保险机构在我市设立分支机构提出审核意见；指导地方保险业的自律性管理。
（三）组织、协调和推动全市企业上市工作，研究提出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政策措施，对拟上市企业发行股票提出审核意见，指导上市公司规范开展资本运营，研究探索新的投融资方式；协调有关部门监管上市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和与证券业有关的中介机构；参与依法审批国有控股、国有参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股权变更，组织有关部门审批非国有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股权变更；协调企业债券发行工作；指导证券中介机构，加强与境内外证券中介机构的联系。
（四）参与组织有关部门建立和完善金融行业信用制度及法规体系，推动全市金融行业信用信息系统的建设和推广应用，增强金融行业和社会公众的信用意识，促进社会信用环境建设，监管金融信用中介机构；建立金融资产协同保全机制，支持和帮助银行清收、处置不良贷款，依法保护金融债权。
（五）负责本部门、本系统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贯彻落实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预防和处置本部门、本系统的突发公共事件。
（六）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内设机构
根据上述职责，**市金融工作办公室内设3个科。
（一）综合科。负责金融办的党务、政工、人事、财务、文秘、内勤、后勤等内部事务以及金融生态环境的治理和宣传工作；做好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贯彻落实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
（二）银行保险业发展科。指导全市银行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发展，负责引进境内外银行业金融机构；了解企业项目建设中长期贷款及生产经营短期流动资金需求，协调企业间接融资并协调解决融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促进企业融资的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下达银行业金融机构年度信贷指导计划，组织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年度考核；加强全市银行业金融运行分析及预测；对国内外银行业金融机构派驻我市分支机构提出审核意见；指导和监督政策性贷款使用方向，利用货币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投向；联络人民银行、银监办及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小额信贷公司等银行业金融机构。指导全市保险业的改革和发展，制定保险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协调解决其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联系省、**市保险监管机构，对境内外保险机构在我市设立分支机构提出审核意见；指导地方保险业的自律性管理，监管市域保险业的运行；参与建立和完善全市金融信用担保体系，协调银行与担保机构协作事宜，对全市信托业、担保业进行指导、监督和管理；指导信托业、担保业等的发展；引进国内外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联系保险公司、担保机构、投资公司等非银行业金融机构。
（三）证券业发展科。负责组织培育上市后备企业，对拟上市企业改制方案论证、设立初审和转报审批；协调解决企业上市过程中的重大事项和证券市场、上市企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参与企业直接融资，参与企业债券发行，联系省、**市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机构在我市设立分支机构提出审核意见，监管证券机构运行，搞好上市企业监管；协调有关部门监管上市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和与证券业有关的中介机构；负责联系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创业投资、产业投资等非银行业金融机构。
三、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市金融工作办公室为**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属财政全供事业单位，正科级规格，编制10名，领导职数一正一副，其中主任1名（由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兼任），副主任1名。
四、联合办理事项和合作工作责任要求
（一）联合市中小企业局、人行、银监办搞好银企洽谈，构建银企合作平台，增加信贷资金投放。
1．办理程序
（1）联合市中小企业局及时项目、生产经营资金需求信息；
（2）与市人行、银监办及各金融机构进行项目资金对接，促成双方达成资金供需意向；
（3）利用银企洽谈会等形式，组织银企签约；
（4）跟踪银企签约项目资金落实，提高签约资金落实率。
2．合作工作责任要求。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需求信息要及时、真实，保证推荐单位效益好、信用高。违反规定者，按照有关管理条例，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二）联合市发改委、国资局对拟上市企业改制方案论证、转报，扩大企业直接融资渠道。
1．办理程序
（1）组织相关部门对拟上市企业提出的改制方案进行论证；
（2）对其国有控股、国有参股股份有限公司和非国有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股权变更进行审查；
（3）向上级主管部门报送企业上市相关文件。
2．合作工作责任要求。依据充分，程序完备，及时上报省、**市主管部门。对未按程序和弄虚作假者，按《证券法》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三）联合市财政局、中小企业局、工商局、公安局、人行、银监办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担保体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1．办理程序
（1）市财政局对市财政出资的担保公司加强监管，保证出资安全；
（2）市中小企业局、工商局加强对担保公司设立、业务范围的核查和监管，规范其经营行为；
（3）市银监办、公安局、金融办加强对担保机构的监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给予严厉打击。
2．合作工作责任要求。审批依据充分，程序完备，监管到位。对违反规定办理者，按《银行法》、《公司法》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四）联合市人行、银监办优化金融信用环境，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1．办理程序
（1）建立信用建设长效机制，成立金融信用环境建设领导小组；
（2）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优化信用环境建设意见并组织实施。
2．合作工作要求。加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对违反规定造成损失的，按《银行法》等相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五、重要工作制度
（一）向市委、市政府负责的工作制度
1．工作例会制度
（1）每半年组织召开一次金融工作领导小组工作例会。若遇需急办事项或按照领导同志指示，协调有关部门及时研究解决，或者召集临时会议。
（2）工作例会议题包括：金融运行形势分析，银企洽谈合作和企业上市融资等有关事项，通报工作进展情况，总结经验教训，安排部署工作；传达贯彻国家、省、**市及市委、市政府关于全市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工作的指示和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金融与经济发展的有关问题，提出政策措施和建议。
（3）对工作例会的主要内容和领导小组议定的事项要形成纪要，经与会单位同意后印发有关方面贯彻落实，适时督查已下发的指导意见及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时向市有关领导进行反馈。
（4）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有关部门、银行和企业召开对接会、座谈会，沟通信息，交换意见，协调关系，及时了解我市金融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调研并提出促进金融业发展的措施意见，报每次工作例会研究确定。
2．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1）重大金融事件即时向市委、市政府报告；
（2）每月向市政府报告信贷投放情况；
（3）每月向市政府报告银企洽谈资金落实情况；
（4）定期向市政府报告企业上市工作进展情况；
（5）及时请示和报告其它重大事项。
3．信息反馈和督查督办制度
（1）搜集整理市委、市政府及有关经济部门关于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工作指示、思路和精神以及企业资金需求情况，并及时向各级领导和金融机构反馈。
（2）对金融机构、保险、证券和企业等反映的问题和相关建议进行归类、整理，及时向市有关领导报告。同时，将领导对有关问题的批示意见向有关责任单位传达，保证政令畅通。
（3）及时对工作例会确定事项、政府督查督办事项、领导批示和工作安排事项进行督查，把握相关问题落实解决情况，了解工作任务进展情况，保证各项工作按要求完成。
4．金融机构突发公共事件报告制度
（1）制定金融机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进一步提高对金融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和处置水平，积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稳定。
（2）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将突发事件分为一般突发事件、较大突发事件、重大突发事件和特大突发事件。事件发生后须及时向市委、市政府报告，并采取相应措施积极应对，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3）对涉及企业资金供需、银企纠纷、重大政策执行、重大金融活动、重大工作部署等事项，及时向市委、市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通报，保证信息传递渠道畅通。
5．职责不清事项即报制度
与其他单位、部门有相近或交叉的职能发生冲突和抵触时，要本着服务于改革发展、服务于经济建设、服务于基层群众的指导思想，主动协商，以大局为重，摆正利益与矛盾关系。协商一致的，报市机构编制部门备案；无法达成共识的，即报市机构编制部门予以界定。
（二）市金融工作办公室内部主要工作制度
1．机关财务管理制度。
2．机关人员考核制度。
3．学习、培训制度。
4．公文和档案管理制度。
5．接待制度。
6．廉政建设责任制、民主评议工作制度。
7．办公用品和设施管理制度。
8．保密制度。
9．印章管理制度。
10．服务承诺制度。
11．限时办结制度。
12．责任追究制度。
六、机构基本目标及承诺责任事项
（一）机构基本目标
1．促进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农信社改革，组建农村合作银行；力争组建村镇银行；搞好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引导社会闲散资金有序流动；努力引进、协调国内外银行业、保险业等金融机构在**设立分支机构。
2．积极开展银企洽谈，构建银企合作平台。协调金融机构增加对我市的信贷资金投放，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持。每年的贷款总额和贷款新增额在**市力争名列第一位。
3．进一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积极介入中小企业特别是高科技型企业股份制改造，力争使其尽快上市。
4．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工作，争取将我市其它大宗农产品纳入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增强农业抗险、拒灾能力。
5．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担保体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成立至少一家市本级政府资金引导且注册资本在5000万元以上的担保公司。
6．建立和完善金融信用制度及法规体系，加强金融信用环境建设，支持和帮助银行清收、处置不良贷款，共建政银企和谐信用关系；积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确保金融秩序稳定。
7．行风政风评议在全市各部门中力争达到先进行列。
（二）承诺责任事项
1．认真为企业和群众办理的实事
（1）加大协调力度，促进银企合作，完善信用担保体系，为我市企业开辟通畅的资金供需渠道。
（2）协调解决在**金融机构改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促进我市金融业健康发展。
（3）创新金融产品，为我市企业提供更加完善、多元化的金融产品服务。
（4）落实惠农政策，进一步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和品种，推进农村小额人身保险等试点，协调有关部门落实配套和财政扶持资金。
（5）及时解决企业上市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上市直接融资，促使其进一步做大做强。
（6）采取多种金融支持政策，支持产品有市场、效益好、信誉好的企业和市重点企业、高成长型企业加快发展，进一步扩大其生产规模和提高市场占有率，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2．认真履行党风廉政责任。落实廉洁自律各项规章制度，对中层以上干部签订廉洁自律承诺书；严格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做好廉政谈话、廉政考核和民主评议工作；加强职工廉洁自律教育，提高全体职工廉洁从政自觉性，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严肃工作纪律，形成纪律严明、廉洁勤政的良好风尚。
3．认真履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责任
（1）严厉依法打击各类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协调市人行、银监办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普及工作，教育广大群众有效识别非法集资和变相非法集资行为；积极配合监管部门对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的调查取证工作；对监管部门认定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协调公安部门迅速查处，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2）采取多种方式堵截恶意逃废金融债务的行为，积极支持金融机构维护金融债权，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严格规范企业改制行为，严禁借改革、改制、破产等名义，恶意逃废金融债务。
（3）加大不良贷款的清收处置工作，努力盘活存量资金。运用行政、纪律、法律和经济的手段，开展不良资产清理维权活动，分阶段、分步骤抓好不良贷款的清收处置工作；借助体制改革帮助市农发行、农行及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剥离核销不良资产，切实减少不良贷款数量和降低不良贷款比例。
（4）积极应对金融机构突发公共事件，严格按照应急预案规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处置，将事件的影响控制在较小范围之内。
4．认真履行文明创建责任
（1）统一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为创建工作提供坚强的思想和组织保障。新晨
（2）建立健全制度，强化目标管理，努力提高基础性、经常性创建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3）提高干部职工综合素质，创新和丰富金融文化，不断提高创建文明单位的层次和质量。
（4）借鉴吸收经验，丰富创建内涵，以创建工作推动工作上质量上台阶，促进各项目标任务的落实。
5．认真履行提高效能责任
（1）对企业和其他纳税人提出的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请办事项，必须做到有求必应、尽快办结。
（2）对于市委、市政府的督办事件，有时间要求的，争取按要求办结，无时限要求的，在5个工作日内办结。
6．认真履行部门合作责任。牢固树立一盘棋意识，加强部门之间的配合，努力做到与其他部门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实现协调联动服务，避免因信息沟通不畅而造成的重复劳动、无效劳动、低效劳动；参与需多部门联合办理的事项，要主动沟通、主动协调。
7．认真履行机关文化建设责任。以建设“学习型、服务型、效能型、廉洁型、创新型”机关为目标，按照“和睦、合作、合拍、和谐”的要求，营造机关文化，提高机关效能，激发机关干部想事、谋事、干事的敬业精神，培养机关干部勇于创新、敢于负责的服务意识，不断提高机关服务发展的活力和后劲。
银行保险机构合规管理办法篇8
关键词：金融机构破产能力市场规律公权力
一、概念分析
破产法意义上之金融机构有其独特意义和范围，破产能力也是破产法上核心之概念，对两者概念进行分析是本文论述的开始和重点。
（一）金融机构
目前，法律对金融机构并没有明确统一的定义，学者们对此也有不同的理解。下文将结合法律规定和学术讨论两方面对金融机构概念进行界定和分析。
1.相关法律规定
早在1998年央行关于印发《防范和处置金融机构支付风险暂行办法》的通知中第二条就对金融机构进行了规定：“本办法所称金融机构是指吸收社会公众存款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信托投资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支付风险的防范与处置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之后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2003年颁布及2006年修订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2005年颁布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和200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等法规或规章中对金融机构有过不同的界定和解释，由于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并不一样，金融机构的范围也存在差异，由此造成了法律对金融机构概念及范畴的不统一。
2.学术讨论
第一种观点认为，自从2003年形成“三架马车”的金融监管体制以来，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家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机构即为金融机构。
第二种观点认为金融机构不限于此，还应包括：（1）中央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监管的机构。（2）从事期货业和金融衍生品业的金融机构。（3）财政部监管的金融机构，如中信、光大等金融集团公司，以及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4）农业部监管的金融机构，如农村合作信用社等。有人认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只能是商业银行，不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保险公司也应该排除政策性保险公司。
第三种观点把金融机构做了广义和狭义的划分。狭义的金融机构仅指银行业金融机构、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等需要取得金融许可证的经营性金融机构；广义的金融机构在经营性金融机构外还包括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等公共管理机构。破产法上的金融机构是狭义的金融机构，指依法设立、从事特定金融业务的企业，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判断标准主要是看其设立是否需要取得中央银行或者金融监管机构颁发的金融许可证。
本文借鉴上文第四种观点对金融机构进行定义：金融机构是指依法设立的、从事特定金融业务的企业。详细来说，金融机构应该满足这样两个标准，可以作为立法的参考。
（1）依法设立，实行严格的许可证制度和监管制度。
因为金融机构破产的实质是市场化，金融机构需要符合法定条件且经过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满足资本充足、管理完善、满足风险控制和流动性的高要求，并且接受严格的监管。
（2）金融机构应是经营性的企业。
只有经营性的金融机构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需要按照市场规律参加竞争、组织经营、追逐利润，并且承担市场风险。
（二）破产能力
破产能力是破产法上的专有概念，只有具有破产能力的金融机构才能适用破产程序，进行破产清算、重整或者和解。
破产能力是指债务人能够适用破产程序解决债务清偿问题的资格，也就是民事主体可以被宣告破产的资格。各国破产法均承认企业法人的破产能力，但是对特殊企业如金融企业，往往在破产法或者特别法中予以限制或者排除。
二、破产能力理论
破产能力与民事权利能力有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民事权利能力是破产能力的前提，但是破产能力与民事权利能力的范围并不一致，不能混淆。破产法律关系体现的是公法对私法的干预，而民事权利能力是私法的概念。在破产法立法上，一方面，国家出于社会政策或者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往往对某些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主体的破产能力进行限制；另一方面，为实现债权债务清偿的公平，也可能将破产程序适用于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主体。
我国采取的是企业法人破产主义，也就是说我国只有企业法人才具有法定破产的资格。
金融机构作为特殊的企业，不考虑其业务的差异，金融机构的破产行为和其它普通企业没有差别。我们所要考虑的是，国家公权力基于各种考虑给予金融机构破产能力所作出的干预。
许多国家在处理金融机构破产危机中会综合运用行政手段。我国在《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中也规定了接管、托管等行政措施，在我国证券公司破产的实践中也采取了事先的行政处置程序，解决对个人债权的收购等问题。行政手段不能等同于计划经济，在破产法上，规范的采取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不仅可以及时维护当事人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保持社会稳定。但是必要的国家干预不能演变为无原则的保护，也不能因为金融机构的特殊性就让它成为“不死之身”。
三、国内金融机构的破产能力
（一）理论上对金融机构破产能力存在的争议
1．承认以否的争议
我国理论上对金融机构破产有很多讨论，其中金融机构破产能力一直是争议的焦点之一。
有意见认为，金融机构作为市场主体之一，需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优胜劣汰”，金融机构破产对于增强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风险意识、调整金融业结构、分散与规避金融风险具有积极的作用。
另一种意见认为，金融机构特殊性十分明显，涉及大量的客户，金融机构破产会对社会造成恶劣的影响，在相关的保险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贸然对金融机构破产进行规定将会造成极大的风险。加上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不适应市场竞争的情况依旧存在，如果不把这些问题处理好而匆忙把金融机构推向市场，很可能造成社会和经济的不稳定。
国外实践表明，只有创建完备的保险或基金制度、信息披露机制、破产预防制度、域外效力制度以及破产责任制为核心的现代金融机构破产法律体系，才能有效的预防和化解金融风险。
2．立法模式的争议
支持者对一些具体的问题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金融机构破产立法模式的选择。一种意见认为金融机构破产适用普通破产法，同时优先适用金融法的特别规定。另一种意见认为金融机构破产应该适用专门的金融机构破产法。
第一种意见认为，一般来说，采取商事公司方式设立的金融机构受公司法和破产法的调整，比如大多数欧洲国家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破产就受普通破产法的保护。一些学者也认为解决普通公司和金融机构破产在很多问题上原则是相同的，比如在破产财产的界定、主张权利的核实、优先权的适用等破产清算程序上，所以金融机构适用破产普通法足够，没有必要制定特殊的金融机构破产法。但是考虑到金融机构的特殊性，需要专门立法对特殊问题进行调整。
第二种意见认为，基于金融机构和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在面对金融风险的时候，普通破产法难以适应迅速处理金融机构破产的需要。同时，金融机构破产需要考虑社会公众的利益，清偿程序与普通破产法也存在差异，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制定特殊的金融机构破产法成为选择。
（二）我国金融机构破产能力的法律规定
1．《企业破产法》出台前
长期以来，金融业被看作是特殊的行业，不论是政府监管者、金融机构、投资者还是储户，都认为金融机构不能破产，这是计划经济给我国带来的长期影响。不管是《破产法（试行）》还是《民法通则》“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都没有对金融机构的破产进行单独规定，金融机构的破产能力并没有法律依据。
随着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机构违规经营逐渐增多，经营不善、亏损严重的金融机构也日益增加，极大的侵害了广大投资者和储户的利益。并且随着我国股份制银行、民营银行和其它公司制金融机构的出现，破产成为现实的问题。为了应对这样的危机，减轻财政负担，完善市场经济法制，国家开始对金融机构破产立法进行探索。
（1）法律对金融机构破产的规定
早在1995年《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商业银行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其破产。这是我国法律第一次对金融机构的破产能力进行规定。”
央行1998关于印发《防范和处置金融机构支付风险暂行办法》的通知第二十七条,2001年及2002年修订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十八条,2002年《保险法》第八十七条,2003年修订的《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一条都对商业银行的破产进行了规定。
（2）法律对金融机构其它退出机制的规定
1994年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外资金融机构无力清偿到期债务的，中国人民银行可以责令其停业，限期清理。
1995年《商业银行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商业银行已经或者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的利益时，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该银行实行接管。”
中央人民银行1998关于印发《防范和处置金融机构支付风险暂行办法》的通知,第二十六规定：“对于支付危机风险严重、资不抵债、有严重违规违法经营行为、股东无力承担损失或无力注入资金的金融机构，由人民银行省级分行商得地方政府同意后，依法实施行政关闭，并指定金融机构托管、清算。”
2001国务院令《金融机构撤销条例》第五条规定：“金融机构有违法违规经营、经营管理不善等情形，不予撤销将严重危害金融秩序、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应当依法撤销。”
随后，2002年《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了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保险公司实行接管；2002年《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根据《金融机构撤销条例》可以对信托投资公司予以撤销；2003年《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依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接管或者促成机构重组；2003年银监会令《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可视情况责令汽车金融公司进行整顿；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证券公司采取责令停业整顿、指定其他机构托管、接管或者撤销等监管措施。
上述接管、托管、撤销和重组等措施是处理问题金融机构的经常性手段，通常被看作是行政前置程序，起到破产缓冲作用，只有在对金融机构实施接管、托管和整顿等措施后不能回复正常运行的，才能进入关闭或破产清算程序。
2．《企业破产法》出台后
1994年开始起草，历经12年反复修改的《企业破产法》最终于2006年出台，这部被称为“市场经济宪法”的法律填补了市场经济规则体系中关于退出法与再生法的一大缺口，标志着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开始与国际接轨。
（1）对金融机构破产进行了特殊规定
《企业破产法》中金融机构的破产能力最终得到了破产法的肯定。本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有本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金融机构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
值得注意的是本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句：“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
（2）金融单项立法延续
2007年银监会令《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2008年国务院的《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第三十七条、2008年银监会令《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第三十条、2009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九十条等延续了不同金融机构的单独立法。
因为不同金融机构的差异性，一些国家在普通破产法之外采取对金融业分类单项立法的模式，这样比在破产法之外对金融机构采取统一破产立法的模式更容易取得较好的实施效果，我国从立法实际来看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在《企业破产法》出台后我国延续了单项立法的传统，对不同金融行业单独进行规定，对破产法适用于各个金融机构起到了补充作用。
四、结语
中国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方式经历了从国家管制到利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金融机构的破产能力也逐渐得到承认和重视。金融机构破产的重点在于防范风险，所以对于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需要进行综合考虑，在以市场调节为主导的情况下应综合发挥管制的作用以取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片面的强调管制或市场都是不理智的。
注释：
【1】王卫国《破产法精义》法律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391页
【2】付翠英《企业破产的10大法律难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25页
【3】王欣新《金融机构破产问题漫谈》，《破产法论坛》第二辑，199页
【4】王欣新《破产法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21页
银行保险机构合规管理办法篇9
［关键词］担保；银行机构合作；中小企业融资
1银担合作加强产生积极效应
(1)专业担保机构贯彻了政府调控意图,主要针对中小企业融资担保难问题,重点支持科技型、就业型、资源综合利用型、农副产品加工型及出口创汇型等民营和合资中小企业发展，和银行一起有效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
(2)专业担保机构分担了银行的信贷风险,有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过去,银行在担保贷款的选择上除了传统的抵押、质押贷款外,过多地采用第三方企业法人保证形式,如联保、互保等,由于企业信用缺失而形成大量不良资产。
(3)开辟了中小企业绿色通道,对中小企业量身定做个性化的融资方案,对特定业务领域具有绝对优势。银行经营业务范围复杂、涉及的内容多,与专业的担保机构相比,在对中小企业及个人的小额担保方面,并不具有优势或高效率,而担保机构恰恰弥补了银行的这些不足。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给予利率优惠,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了方便、快捷和优质的服务。
(4)专业担保机构的业务有助于银行拓展中间业务收入途径。银行受信贷规模限制,加上央行不断的调息,传统的存贷利差初步缩小,中间业务收入成为未来银行收入的主要来源。利用担保机构的资金办理委托贷款或发行信托产品,银行可以在规模控制的约束下获取可观的中间业务收入。
2银担合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担保机构经营管理不善,普遍的不规范运作行为大大降低行业整体信用水平和持续发展能力。
一是注册资本普遍不实。由于政府主管部门缺乏持续监管,多数商业性担保机构存在资本抽逃或挪用现象,严重削弱其实际担保能力。
二是公司治理基础薄弱。目前商业性担保公司多数股权结构不合理,股东多为关联人或家族企业。缺乏内部有效制衡,指令性担保、人情担保现象时有发生。多数担保机构缺少科学完整的风险甄别与分析评估系统。此外,作为新兴行业,担保从业人员缺乏专业、系统的培训,全行业金融、财务、评估、法律等人才需求矛盾突出,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三是“灰色业务”集聚信用和法律风险。目前不少担保机构以“委托”为名义变相发放贷款,即担保机构委托银行为其客户提供资金融通,银行收取手续费,而担保机构同客户私下签订高息协议。有的还直接与客户签订借贷合同,提供类似银行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容易引发信用风险和法律风险。
四是风险补偿机制没有落到实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风险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担保机构应按照当年担保费的50%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按不超过当年年末担保责任余额1%的比例以及税后利润的一定比例提取风险准备金,用于担保赔付”,“风险准备金达到担保责任余额的10%后,实行差额提取”。但实际操作中,多数担保公司没有遵守规定,风险拨备严重不足。
(2)银行与担保公司在中小企业信贷业务链条上的分工不明确,风险分担与收益共享的合作模式尚未建立。
一是在审批环节上,担保机构通常采用与银行同样的准入标准、风险评估和控制方法,反担保要求也与银行类似,担保机构的风险缓释作用不能充分发挥。许多中小企业因此面临“如果符合担保公司担保条件,也就符合银行直接放贷条件；反之亦然”的困境。
二是在风险分担上,权利与义务不对等。由于大多数协作银行往往只要求权利而不愿承担义务,即只接受贷款利息收益而不愿意承担贷款风险。因此,担保机构一般采取连带责任保证方式并全额担保。而按照国际通常做法,担保机构只承担70%~80%的风险责任。
三是在担保模式上,保证金制度执行走样。按照《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风险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担保机构设立后应当按照其注册资本的10%提取保证金。实际上银行也通常根据担保公司的信用评级要求其存入10%~20%的资金作为担保。但是,担保机构在操作时,却通常从担保贷款中扣留一定比例资金作为其保证金,其余部分才是企业真正拿到的贷款。最终不但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而且银行信用风险也没有降低。
四是在贷款追偿时,银行和担保机构之间缺乏合作。担保机构履行代偿责任后,在债务追偿和资产处置环节很难得到银行的支持和配合。
(3)融资性担保业务发展的外部环境亟待改善。
一是法规建设滞后。目前没有针对担保机构的法律地位、服务对象、监管制度、从业人员资格和运作规则的专门法律法规。虽然原国家经贸委和财政部出台了一些有关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管理办法,但部门规章立法层次较低、效力有限,难以对担保业所涉及的社会关系进行全面规范和调整,面对法律纠纷、责权界定难以找到有效的法律依据。
二是监督管理机制缺失。在准入方面,除国家明确规定设立注册资金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担保机构或跨省区经营的担保机构须经发改委审批外,各地准入标准不一,并且由于地方性部门规定缺少行政许可依据,行政效力较低。企业提交的申请资料的真实性由于缺少依据也难以核实。在市场退出方面,由于缺乏退出机制,担保机构存在只开业不关闭的现象。据调查显示,某市近3年未开展业务的“空壳”担保机构达13家,占全部担保机构的14%,这也为个别打着担保机构旗号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提供了可乘之机。
三是风险补偿和转移机制不健全。担保公司以资本金承担担保责任后,只能依靠业务经营收入来弥补亏损。目前政府仅仅依靠减免税来刺激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和个人融资提供担保,而担保产生的风险却没有完善的补偿和分摊措施。另外,担保机构难以通过再担保或者保险的方式转移或化解代偿风险,担保业务规模因此受到很大制约。
3政策建议
(1)划清层次职责,构建担保体系。建议建立包括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再担保公司、省市级政策性担保公司、民营商业性担保公司和乡镇级小型担保公司共同发展的融资担保体系。前者主要由财政出资,用于对担保行业整体风险的再分配和转移,防范担保行业系统性风险，后两者形成相互补充格局。政策性担保机构不以赢利为目的,重点支持民生和就业项目,优先扶持科技创新型和社区服务型企业。商业性担保机构重点满足发展较成熟、行业利润率相对较高的贸易流通类、制造加工类、房地产业等中小企业的信贷担保需求,逐步实现市场化可持续发展模式。同时,在农村经济较为发达的乡镇可设立小型担保公司,与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共同形成支农金融服务体系。
(2)健全法律法规,将担保纳入管理轨道。建议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问题立法,并制定有关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法规,内容应涵盖资信评估、信用等级评定、咨询机构和公共信息、数据的取得与使用程序等。尽快制定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管理办法。一是明确准入门槛。包括担保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从业人员资格、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业务操作规程、资金管理和风险防范制度等内容。重点审查股东资质等,并建立资本金集中托管制度。二是明确监管要求。包括建立现代公司治理机制；建立和实行审、保、偿分离机制；建立包括对在保债务余额及单笔担保债务额控制的总量控制制度；建立定期内审制度；建立高管人员资质管理制度；建立强制担保机构参加再担保制度。三是建立市场退出机制。建议设置宽限期,对规定期限内达不到监管要求的担保公司或“空壳”公司,由相关部门清理整顿。四是充分发挥信用担保行业协会作用,强化自律。防止担保公司违规从事非担保信用业务或以担保业务为由违规进行各种资金运作。
(3)加强银担合作,创新担保模式。一是取消保证金制度。通过资本金集中托管、把担保机构的授信纳入统一管理、加强贷款管理等方式降低信贷风险。银行和担保机构应将风险和责任进行合理划分,银行要适度承担一定比例的风险责任。二是简化授信审批流程。银行对具有稳定合作关系的担保公司,可逐步实行“见保即贷”和“见贷即保”。三是通过联保、分保分散风险。对于与银行刚刚建立协作关系的担保公司,可采取自愿联保方式,“抱团取暖”,联合增信,逐步与银行建立起稳定协作关系。如果担保金额较大,可在担保机构间进行分保,以达到风险分散的目的。四是联动合作。银行设立专业团队,在对项目的调查和审批上、对贷款使用监控上和贷款追偿上与担保机构紧密合作,共同开展业务。
(4)加强内部管理,培养人才队伍。一是要引导担保机构按照市场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运行机制,完善各种规章制度,提高经营水平和防控风险能力,督促其到有资质的评级机构进行信用评级。二是引导担保机构引进精通资产评估、财会、投融资等知识的专才,加大业务培训力度,提高担保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服务水平,努力培养一支诚信、专业、精干、高效的高素质担保队伍。
(5)健全激励机制,优化从业环境。一是抓紧落实《中小企业促进法》要求,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给予专项资金支持,重点对运行良好、管理规范、社会效益显著的担保机构进行风险补偿。同时建立起累进增拨资本金和风险补偿机制,以保证担保机构有长期稳定的补充资金来源。二是积极优化政务环境。有关部门应积极为担保机构办理担保合同、反担保合同、抵押和质押等有关公证、登记手续提供方便。支持担保机构开展与担保业务有关的信息查询工作,建立互联互通机制,实现可公开企业信用信息与担保业务信息的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
银行保险机构合规管理办法篇10
自《关于商业银行开展代客境外理财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银监办发〔2006〕164号，以下简称《通知》）公布以来，商业银行开展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基本理顺了相关业务流程，积累了投资经验。在商业银行严格区分自有资金与客户资金进行境外投资并根据客户类别销售产品的前提下，为进一步丰富代客境外理财产品投资品种，促进该项业务稳健发展，现对境外投资范围做如下调整并提出相关要求：
一、《通知》第六条第四款中“不得直接投资于股票及其结构性产品、商品类衍生产品，以及BBB级以下证券”的规定调整为：不得投资于商品类衍生产品，对冲基金以及国际公认评级机构评级BBB级以下的证券。
二、商业银行发行投资于境外股票的代客境外理财产品时，需满足以下条件：
（一）所投资的股票应是在境外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二）投资于股票的资金不得超过单个理财产品总资产净值的50%；投资于单只股票的资金不得超过单个理财产品总资产净值的5%。商业银行应在投资期内及时调整投资组合，确保持续符合上述要求。
（三）单一客户起点销售金额不得低于3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四）客户应具备相应的股票投资经验。商业银行应制定具体评估标准及程序，对客户的股票投资经验进行评估，并由客户对相关评估结果进行签字确认。
（五）境外投资管理人应为与中国银监会已签订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境外监管机构批准或认可的机构。商业银行应对所选择的境外投资管理人进行尽职审查，并确保其持续取得相关资格。
（六）商业银行应选择在与中国银监会已签订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境外监管机构监管的股票市场进行股票投资。
三、商业银行发行投资于境外基金类产品的代客境外理财产品时，应选择与中国银监会已签订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境外监管机构所批准、登记或认可的公募基金。
四、商业银行发行投资于境外结构性产品的代客境外理财产品时，应选择获国际公认评级机构a级或以上评级的金融机构发行的结构性产品。
五、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时，应按照审慎原则和资产多样化原则，充分考虑市场形势、银行的资源、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等因素，从资产配置的角度进行产品开发和投资组合设计，避免投资地域、资产类别和投资标的等集中度风险。
六、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时，应制定相关投资管理制度，详尽规定甄选境外投资管理人和筛选各类投资产品的原则、基准和程序，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应具备的素质和资格。
七、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时，应严格遵守向客户约定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组合和投资限制等要求进行投资。
八、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时，运用掉期、远期等金融市场上流通的衍生金融工具应仅限于规避风险目的，严禁用于投机或放大交易。
九、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时，应按照“了解你的客户”原则，建立客户适合度评估机制，依据客户的财务状况、投资目的、投资经验、风险偏好、投资预期等资料对客户的风险承受度进行评估，确定客户风险等级，向客户提供与其风险等级适当的产品，避免理财业务人员错误销售和不当销售。
十、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时，应严格管理理财业务人员，高度重视理财业务营销人员的培训，使其清楚了解所销售的理财产品的特征和风险，并在销售过程中以适当的方式全面告知客户，确保销售行为的合规性。
十一、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时，应将募集的客户资金与自有资金及各相关责任人的资金完全分开，并以理财产品的名义开设独立账户。严禁商业银行及各相关责任人挪用客户资金。
十二、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时，严禁与各相关责任人发生任何利益输送的行为。
十三、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时，应在相关责任人的协助下严格按照《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和《商业银行开展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定期向客户披露所有便于其进行投资决策的相关信息，并对投资者权益或者收益率等产生重大影响的突发事件及时向客户披露，尽责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四、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时，应建立并执行恰当的内部客户投诉处理程序，妥善地受理、调查及处理客户投诉。
十五、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时，应建立相关的风险管理体系，制定并不断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切实防范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和声誉风险等各类风险，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