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阶段性总结篇1
劳动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没有必要的劳动教育，学生就不可能得到完整的教育，这是教育的一条基本规律。因此，学校十分重视并竭力做好这一工作。
劳动课是新课程中的一门必修课，是新课改的一大亮点。根据我校实际，我们充分整合各种活动，挖掘学校潜力，利用学校资源，将活动课程化，进一步挖掘并开设了校内和校外劳动基地，校内每个班级认领自己的绿化区，校外在学校周边的果园设置劳动实践基地，学生定期开展到实践基地劳动的活动，体会劳动的喜悦，为学生丰富的劳动课程打下基础。
一、在果文化课程基础上，深入挖掘，开设特色综合实践劳动课程，学校在校园内设置班级劳动区域，校外设置劳动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多种学习经历，丰富学生的学习经验。
二、学校开设了根雕、泥塑、十字绣等相关社团，并建立果文化展示室展示学生的优秀作品。
“居家小小设计师”、“变废为宝小制作”、“心灵手巧我在行”等主题活动中，孩子们利用各种材料做成小制作，感受纸张、布块、针线、盒子、一次性水杯这些小物件经过巧手后发生的神奇变化，培养了观察力、想象力、创意物化能力。
打理家务、入厨做饭、植物养殖、玩转游戏、趣味健身……“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家里的事情帮着做”。活动主题“家务小达人”、“垃圾分类我在行”，低年级小主题“叠衣服”、“每天早早起床叠被子”、“整理我的房间”等等，让家里干净整洁；“护绿小卫士”让绿色净化心灵；“我是厨房小帮手”、“我和蔬菜交朋友”让一粥一饭表达对家人的爱；“一起来做老游戏”让亲情洋溢；“做时间的小主人”、“体育锻炼我最棒”让身体更健康。
三、实验探究篇
“生活中的图形”、“趣味小实验”、“我是小小科学家”活动中，学生们在科学实验中学会思考，培养了动手能力，激发了创造力，认识到科学就在身边。
在进行学校劳动教育同时在家也积极开发劳动课程，开展了孝心感恩父母、我为父母端杯水的活动，体会父母的艰辛，同时也让孩子学会感恩，融入感恩教育。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为学生教育互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虽然，劳动教育课程开展的如火如荼，但是还是存在很多问题。一方面学生的知识面变广，成效较以前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劳动课并不总是有效的发挥其作用，甚至，适得其反成为师生的负担。而这一点在农村体现的尤为明显。
一方面农村学校条件较差，资金不足，软硬件设施缺乏，甚至没有专业的劳动课教师，学生有效开展劳动课成为空谈。而且现阶段学校开设的劳动课多是“花式”劳动课，实效性和实用性都有所欠缺。未形成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合力，使的教育效果未达到预期状态。
另一方面，在多数家长的认知里只有文化课成绩完成的出色那才算是“好孩子”。尤其是在劳动方面现在的孩子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尤其是农村从学校，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好好学习就行，干什么活。”农村家长观念滞后，认为孩子不用学习也能够种地、做小买卖，上学就是为了考学，为了跳出农门。致使孩子缺失了最基本的自我自理能力，并且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心理承受能力都有普遍的降低。
针对这样的状态我认为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开展工作，推动此项工作的进行。首先，学校解决劳动课教学资源的配备，根据文件要求配齐配齐全物资，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协调教师，在现有的基础上挖潜，拿出经费和时间来，让老师走出去学习相关的劳动教学方法、理念。解决教的问题。其次，做好全体教师的宣传推进工作，让全体教干教师在思想上统一认识，真正从根源上接受劳动教育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的作用，从而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潜移默化的把劳动思想、理念、做法等等，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去影响孩子，让他们建立起最基本的劳动观念。从而解决想不想的问题。三是召开家长会，进行家校沟通，提高家长对劳动教育的认识，不要停留在旧观念上，劳动是每个健康的人必备的技能，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也让家长认识到，劳动并不是之前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需要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更高层面。解决家长认不认可的问题。通过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全方位的推进，保证劳动教育在学生、家长层面全面开花结果。为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支持保障。
对于乡镇学校中，劳动的资源并不缺乏，只是在于劳动资源课程的开发与配置上。
以我们乡镇为例，学校处在全国闻名的红富士之乡，学校周边劳动资源配置完善，学校利用校园的空地开发出适合本地风土人情的果劳动课程。学校建立自己的果园，让孩子们经历苹果成长的过程点粉-疏果-套袋-摘带-采摘等过程。在整个过程中学生及能体会到劳动的不易，珍惜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同时也能够体会父母劳作时的辛苦，做到感恩父母。多让孩子走出去，经历劳动的艰辛，同时体会劳动的乐趣。
劳动教育不单单是学校教育，正式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教育才能够起到良好的效果。家庭教育是不可获却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对学生的劳动教育需要家长的密切配合，可以建议家长给孩子多一点时间和空间：给孩子机会让他们参与家务劳动；给孩子一定的物质基础，自主劳动；给孩子良好的空间，享受劳动；给孩子一个方法，学会劳动；给孩子一些要求，坚持如一；给孩子一个规则，体味劳动。
经历了劳动教育，学生在照顾果树、照顾花草、整理洗漱自己衣物过程中，学生掌握了最基本的自理能力，学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学习的急积极性有所提高。学校举行的感恩父母活动在同期进行，在活动中许多的孩子在学校和家里的表现都令人刮目相看，家长也反应孩子回家与父母的话题也多了，能够在家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融洽了许多。
我们都已经意识到劳动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尤其对于乡镇学校，劳动为所有孩子的明天，劳动也是所有孩子的明天，真正的让我们携手共进，让劳动教育真正融入我们的学习生活。
综上，我校立足学生的长远发展，以综合实践活动和劳动教育的开展，与学生同在共行，帮助学生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品德修养，增长技能、增强综合素质。进一步打造高效的劳动教育课堂。
劳动教育阶段性总结篇2
关键词：第六次人口普查；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源供需矛盾；对策
一、我国人口结构的特点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和学者们的预测，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人口结构呈现出一下特点：
（一）我国人口增长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
第六次人口普查登记的全国总人口为1339724854人。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年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平均增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按联合国生育水平中方案预测，中国总人口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约为14.5亿，此后，人口数量将开始出现负增长，2050年总人口数量回落到13.95亿左右的水平。
（二）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11月1日，我国大陆人口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人，占我国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9亿人，占总人口的8.87%，上升1.91个百分点。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划分方法，即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占总人口的7%以上为老年型人口来分类，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彭万，2012）。
（三）流动人口比率大幅上升
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比2000年增加11700万人，增长81.03%。由此可见，进十年中人口迁移更加活跃，流动速度加快。
（四）人口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6557.5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万人，占总人口的50.32%。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总量增加20963.53万，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2001～2010年间我国城镇化率年平均提高1.35个百分点。据预测，（邹湘江，2011）。
（五）受教育年限进一步提高
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增长到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增长到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增长到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减少到26779人。文盲率以及15岁上不识字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08%，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的6.72%下降了2.64个百分点。（胡鞍钢、才利民，2011）。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口无论是从年龄结构、素质结构，还是地域结构上都发生了变化。总结以上结论，可以看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人口结构呈现以下特点，即我国进入低生育和老龄化阶段；劳动力供给的后续力量不足；人口素质不断提高，高学历劳动力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扩大；人口迁移速度加快，规模扩大，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总量加大，劳动力的地域结构发生变化。
二、人口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影响
经济增长与发展离不开资源投入，而投入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货币资本和技术等。其中的人力资本主要是指劳动力资源。一个国家的劳动力资源是否得到充分利用，将关系到该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水平。
王桂新等（2010）认为人口变动因素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庞大的人口规模形成了巨大的、不断扩张的消费需求市场；第二，庞大的人口规模、年轻的年龄结构满足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劳动力资源的巨大需求；第三，愈益活跃的人口迁移促进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集聚效益的提高；第四，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不仅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而且还创造了丰厚的“人口红利”，提高了储蓄率和投资能力。
蔡日方（2004）源引Bloomet的观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因而，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一般来说，在人口结构的较大比例由儿童和老人组成的情况下，社会负担较大，生产性较低，对经济增长不利。而当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时，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有利于经济增长。在后一种情况下，社会追加的人口生产性为经济增长贡献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人口红利（Bloometall，2002）。如果一个国家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并且能对这种人口红利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但是，不管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阶段也好，还是处在这样的阶段而实际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都不是自然而然的，而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如公共卫生事业的实质进步、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有助于形成灵活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对外开放和提高储蓄水平的经济政策（Bloometall，2002）。
三、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
程恩富，高建昆（2012）认为影响有效劳动力的因素包括：（一）劳动力素质；（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三）劳动参与率。周也（2009）认为，反映劳动参与或者供给变化的一个总量指标是劳动力供给总量，另一个指标是劳动参与率。齐明珠（2010）认为劳动力的供给影响因素有两点：一是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二是劳动参与率。陈仲常，马红旗（2011）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不是人口的增长。
四、人口结构变迁影响下的人力资源供求矛盾
（一）劳动力素质对比
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强制九年制义务教育、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目前，我国劳动力素质的总体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200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8.38年）与美国1964年的水平相差2.66年，与美国2005年的水平相差5.25年之多，与日本2005年水平则相差5.37年。
（二）劳动力数量的供给与需求对比
齐明珠（2010）认为，从2010年到整个“十二五”期间，劳动力市场上总体表现为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矛盾。虽然总体上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还比较突出，但是局部劳动力市场可能表现为供不应求。事实上，局部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已经开始显现。2016年以后，劳动力市场将表现为供不应求的矛盾。
（三）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结构对比
在“十二五”期间，由于产业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在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的阶段，就业压力表现非常明显，既有总供给过剩带来的失业，也有产业结构升级、区域产业转移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失衡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同时失业比例上升的问题，这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之后会出现新的问题，即年龄结构的失衡，需要年轻劳动力的行业或岗位将出现短缺。
（四）人口红利逐渐减弱
蔡日方（2004）认为人口结构的转变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固然为中国提供了利用人口红利加速经济增长的时机，但是总体抚养比会因老年抚养比的快速增加而在今后会大幅上升。这种变化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资利用的人口红利将逐渐弱化乃至最终消失。
由此可见，现在和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呈现以下特征：短期内，劳动力供给过剩，但局部存在短缺；长期内，以现有的劳动力素质和经济发展速度，劳动力缺口不断加大；以现有的产业结构模式，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将更突出；劳动力素质水平不断提高，仍然不能满足未来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人才的需要；对流动人口的管理缺少有效手段，无法形成对人口流动的激励作用。
五、对策建议
对于当前和今后人口结构变迁对人力资源供给与需求的影响，学者们主要从以下方面提出对策：
都阳（2008）认为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应努力继续保持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遏止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趋势，凡是可能影响市场工资率水平和保留工资水平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劳动参与率，所以要从调整市场工资率和保留工资水平两方面着手来改变劳动参与率；（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即除正规教育以外，还要重视培训对劳动力素质的意义。（三）通过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减少结构性失业。（四）进一步发育劳动力市场解决就业问题。
针对我国被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现状，万鲁健等（2009）认要想顺利突破刘易斯转折点，必须借鉴日本在劳动力转移方面的经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延缓我国劳动力供给优势减弱趋势。1、完善户籍制度；2、建立城乡衔接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3、完善劳动就业市场，建立一个城乡统一的就业市场环境。4、推进教育公平化；5、引导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结构调整。
郭琳等（2011）认为劳动参与率是影响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影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需要积极采取措施，提升我国劳动参与率，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延长退休年龄，提升老年劳动参与率；二是改善国民整体受教育状况，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三是促进劳动力市场流动，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失业率水平，增加充分就业程度。
胡鞍钢（2011）等认为由于教育大发展，中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在未来不仅可以有效地抵消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的负面作用，而且还可以保持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从而支撑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为未来20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提供巨大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
鉴于劳动力供给短期和长期的矛盾不同，齐明珠（2010）认为短期内，一是要鼓励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二是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扩大就业水平和能力。三是要大力发展知识劳动密集型产业。四是要提升国内消费水平，持续稳定就业水平。长期的政策：一是要适度放宽人口政策；二是要提高人口素质；三是要发展科学技术；四是要逐步建立鼓励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政策，
概括起包括三个方面的措施：
第一是提高劳动参与率。包括：延长退休年龄，提升老年劳动参与率；改善国民整体受教育状况，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促进劳动力市场流动，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失业率水平，增加充分就业程度。
劳动教育阶段性总结篇3
1人力资本的内涵
人力资本是指在教育、培训、保健等方面的花费所形成的资本，能够作为一种指标来反映人的综合素质。人力资本投资的实质是对人体的健康、素质、技能、经验、知识、精神的总和进行投资，在未来的经济活动中得到收益。总而言之，人力资本是凝结在人的形体上的"人力"，同时又是获取利润和利益的"资本"。
2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意义
2.1提高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需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的质量来实现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对劳动者的思想意识、道德品质、专业素养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使其达到更高的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的质量，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2.2促进科技发展
科学发展过程需要经过发明阶段、创新阶段和扩散阶段，前两个阶段要求科学技术者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熟练掌握科学基本技术，并具备较高的创新能力，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扩散阶段需要科技的传播者具备先进的观念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因此，加强人力资本的投资，通过提高科学技术研究者的专业素养，培养大众先进的思想意识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
2.3提高劳动者的收入
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是由劳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本质量和价值决定的，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质量和价值，使得劳动者创造比投入量更多的价值，增加收入。
3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有效措施
3.1加大教育投资，提高我国的教育水平
我国与部分发达国家相比，技术和经济发展落后，其主要原因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人力资本的质量不高。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为粗放式增长，对财富收入的重视程度较高，但是对教育的投资力度却不够。近几年，随着经济、科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提高，大力推行素质教育改革，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只有继续实行科教兴国战略，加强对教育的投資力度，才能提高我国的人力资本质量。首先，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总额，将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提高到5。5%的国际水平，向教育发达的国家学习具体的投资策略。其次，加大科教兴国的宣传力度，提高公众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动员社会各界的资源，鼓励教育投资，促进教育模式多元化发展，提高我国教育的整体水平。
3.2加大培训力度，改善人力资本素质偏低的情况
我国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丰富，但是人力资源的总体素质较低，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较少，人才储备不足。我国经济结构过程调整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城市的失业人口增加、农村劳动力过剩等情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的整体质量，需要加强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培训，制定针对性较强的完整培训方针。一般情况下，培训的形式包含很多种，主要有企业的入职培训、在职培训、辅导班培训等培训形式。
此措施不仅能够解决我国经济结构改革中出现的失业、劳动力过剩等情况，还能够提高我国人力资源的质量，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
3.3建立健全人力资本配置的市场机制
科学的人力资本配置机制是有效利用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保障。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经济环境复杂，要想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人力资本配置的市场机制。首先，建立健全人力资本投资的法律体系，为投资提供参考和规范。虽然《教育法》中对我国教育的投资有相关规定，但是近年来的投资总额在不断下降，此外，除了义务教育，对于其他培训和教育机构的投资没有法律保障，因此，必须建立一套相关联的法律机制，其中涉及到《教育经费预算法》、《就业保障法》等法律。通过法律手段保障人力资本投资的总量，并保障人力资源投资的有效利用，避免资源浪费的情况出现。
3.4特别关注农村的教育投资
我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大半，因此，要想提高人力资本的整体质量，必须加大对农村教育投资的重视程度。具体的措施如下：第一，将教育投资向农村教育倾斜，加强农村的基础教育，解决农村孩子没有学上、学习条件过差等问题。第二，加大教育资源的整合力度，提高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职业教育具有应用性强等特点，教学目标为培养技术型和应用型人才，能够在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提高农村的人力资本质量，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拉动农村的就业。此外，职业教育还能够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
劳动教育阶段性总结篇4
劳教所执法执纪专项教育活动部署工作总结开展执法执纪专项教育整顿活动，是针对监狱劳教系统执法执纪存在的突出问题所作出的重要决断，也是新形势下加强干警队伍建设和推进监狱劳教工作的重大举措。自元月中旬以来，我所认真贯彻“1.14”全省监狱劳教系统执法执纪专项教育整顿工作会议精神，通过迅速传达，研制方案、建立机构、落实责任和周密部署，整项活动得到扎实稳妥地开展，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广大干警在动员部署和学习阶段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执法执纪思想教育，为下一步的查摆阶段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一、精心准备，迅速启动。我所党委按照部、厅、局的要求，结合实际，积极行动，认真做好前期准备工作。(一)统一思想。认识是行动的先导。元月中旬，我所先后召开了党委会、中层领导会、干警大会，将省厅“1.14”会议精神传达到广大干警，把广大干警的思想统一到江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精神上来，统一到全省会议精神上来，为深入开展专项教育整顿活动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二)确立重点。抓重点，重点抓是有效解决好执法执纪存在的突出问题的关键。为把握重点问题，我所从不同层面着手开好“四个会”，搞好“一调查”，先后召开了党委会、部分干警座谈会、部分劳教人员座谈会以及由市、区两级检察院监所处(科)和本所执法监督员参加的座谈会，拟定问卷调查提纲，对劳教人员进行问卷调查，查找问题抓根源，深入了解和掌握了当前我所队伍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共分为类二十二个问题，并确定本所六中队为重点整治单位，提高了教育整顿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三)成立机构，落实责任。强化领导是工作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我所成立了以***所长为组长、***、***副所长为副组长的教育整顿领导小组，成立了以***为主任的专项教育整顿办公室，负责具体抓落实。并实行所党委成员分片挂点包干制，各科、队一把手负责制，把责任落实到人，形成全所两级领导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为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组织准备。二、广泛动员，周密部署。我所从讲政治的高度认真对待这次专项教育活动，大力宣传，充分发动，造好声势，营造了良好的工作氛围。2月27日上午，召开了干警大会，对执法执纪专项教育整顿工作进行了总动员总部署。整顿办出了一期宣传专刊，进行了广泛宣传。还由各部门组织开展了一次“为何开展执法执纪专项教育整顿活动”的大讨论。通过层层宣传发动，广大干警对开展专项教育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紧迫性有了重要认识，增强了积极参与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在全面部署活动时，所整顿领导小组组长陈惠民同志为活动务必求得实效，明确提出五项要求：一是各级领导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认真把自己摆进来，精心组织好这次专项教育整顿活动，确保人员、时间、内容、效果的四落实。二是整顿办成员要深入到各部门，加强指导，督促检查，防止走过场。三是要在解决执法执纪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上下好功夫。要大力弘扬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张福森部长提出的“三个绝不能、四个绝不允许”的要求，真正做到依法行政，公正、文明、严格执法。四是要统筹兼顾，协调开展。既要认真扎实开展好教育整顿活动，又要完成各项业务工作，做到教育整顿与日常工作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五是要正确处理好五个关系，即要坚持正面教育为主，把握好政策界限，认真处理好整顿和查处的关系；要集中解决好当前执法执纪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正确处理好制度建设、领导班子建设、队伍建设和教育整顿工作长期性的关系；要正确处理好内部的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和真心实意、积极主动接受法律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的关系；结合这次专项教育整顿活动，要认真组织好干警的警体训练和党员的对照检查，进一步夯实队伍建设基础；教育整顿中各部门领导在抓好教育整顿的同时，要认真组织干警学习劳教工作人民警察基本素质教育读本，以整备考，以良好的精神状态迎接11月份的司法部统考。三、认真学习，提高认识。思想认识程度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这次专项教育整顿活动的成效。在学习阶段，我们注重从高度上起点，从广度上着眼，在深度上下力，在所整顿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各部门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学习活动。各部门利用4个半天时间认真组织全体干警学习了等中央领导同志对邵东监狱案件的重要批示精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警察法》、《监狱法》、《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警察辞退暂行办法》、《劳教工作人民警察行为规范必读》等十多份必读材料文章，还为干警举办了《劳教执法与劳教方针、宗旨的关系》、《干警职业道德与提高执法水平的关系》、《劳教执法与场所安全稳定的关系》、《法治与依法行政的关系》等四个专题讲座。同时要求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要表率在先，带头讲学习，各党支部普遍开展了一次学习《》活动，组织全体党员认真学习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党的纪律。通过坚持集中学习和业余自学相结合、专题辅导和自我提高相结合的办法，进一步端正了干警的业务指导思想，打牢了思想基础，提高了干警搞好专项教育整顿的自觉性。许多科室的同志克服了执法执纪教育“与己无关”的思想，一中队针对个别干警边整边犯问题加大了教育力度，二中队贯彻边学边整边改的原则，六中队作为重点整治单位对所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重点学习，重点分析和重点查摆。通过各部门的齐抓共管，广大干警的积极参与，我所的执法执纪教育整顿活动的动员部署和学习阶段基本达到预期目标，干警们普遍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提高了认识，为下一阶段工作的开展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但是，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我们还应看到第一阶段工作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个别干警对学习重视不够，思想认识还不到位，以致出现边整边犯的现象；二是组织领导还不够到位。整顿办的工作机构虽然建立，但督促检查、深入到基层实行面对面指导还不够，机构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三是总体发展不平衡。各部门之间领导重视程度、工作力度参差不齐，工作进度不一致。在下一步的查摆阶段中，我们将按照《实施方案》的具体要求，紧紧围绕我所确定要解决的8个重点问题22种表现和司法部在执法执纪专项教育整顿第二次电视电话会议上点出的10个突出问题，联系场所实际，扎实抓好问题的查摆，确保取得成效。
劳动教育阶段性总结篇5
一、我国的人口转变过程
十九世纪初期，欧洲一些国家的人口死亡率开始出现长期下降的趋势。随着死亡率的下降，生育率在十九世纪中期左右也开始下降。由“高生育率、高死亡率”的人口再生产模式，经过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先后降低，最终实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变化过程被称为人口转变。人口转变在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只有将人口转变作为核心，才能真正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也经历了上述人口转变过程。
在死亡率方面，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经历了迅速提升的过程。如图1所示，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结果，在1950～1965年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相对稳定，在45岁上下波动，而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略高，但差别不大。可能受三年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1960～1965年间的男性预期寿命降为42岁，而女性预期寿命则略有上升。预期寿命在1965～1970年则上升至59.4岁，1975-1980年进一步上升至64.6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死亡率虽然上升速度相对缓慢，但仍处于上升阶段。在2005～2010年期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2.7岁，其中，男性预期寿命为71.1岁，女性为74.5岁。
在生育率方面，我国人口经历了阶段性下降过程。如图2，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结果，尽管我国总和生育率在1955～1960年有所下降，但在20世纪50、60年代一直处于每名妇女生育5.5～6个子女的高水平上。高生育水平和低死亡率导致人口迅速增长。1973年，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确定了“晚、稀、少”的人口政策方针，并提出了“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后来经过完善，发展为以“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为主要内容的人口政策。这一政策对生育率的降低起了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总和生育率从5.9降至2.9，在20世纪80年代生育率似乎停止了下降，总和生育率一直处于2.6左右，直到20世纪90年代，生育水平才出现了进一步下降的趋势，总和生育率从2.6降至1.8左右。在21世纪头十年，我国生育水平一直处于低水平上，从1.8降至1.6左右。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1％人口抽样数据和2006～2009年1％从口抽样数据推算的结果显示，2005-2010年总和生育率处于1.4左右的低水平上。
二、人口红利的概念
人口转变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近年来，我国学者围绕人口红利概念和人口红利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将在澄清人口红利概念的基础上，对我国人口红利涉及的主要问题加以剖析。
bloom和williamson将人口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对1965～1990年东亚经济增长奇迹进行了研究。研究显示，这一时期东亚的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奇迹具有较大贡献。一方面，这一时期东亚经济增长奇迹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年龄人口增长大大快于受供养人口增长，从而提升了人均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东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政策使人口转变所创造的经济增长潜力得以实现。bloom，canning和seyilla把人口转变过程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发展契机称为“人口红利”(demographicdivi-dend)。他们认为，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人力资本等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andrewmason和ronaldlee将人口红利扩展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消费人口增长所形成的对经济增长的有利影响被称为“第一人口红利”。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未成年人较少和人口寿命更长会提高每名劳动者的资本及其它生产资料占有量，而个人也会较强烈的积攒资产以备养老的动机，这将导致人均收入在一定时期内增加。这种由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有利影响被称为“第二人口红利”。他们认为，第一人口红利是短暂的。虽然第二人口红利中资产积累的高速度也是短暂的，但人均资产和人均收入将长期稳定在较高水平上。因此，第二人口红利是持久的。
我国学者对人口红利的讨论大多集中于劳动力供给和第一人口红利方面。而对劳动力供给的分析也主要集中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问题上。部分学者在分析人口红利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的建议。如上所述，人口红利主要包括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方面。而储蓄率方面的人口红利主要体现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本文主要从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方面探讨我国的人口红利问题。
三、人口红利与我国劳动力供给
(一)我国劳动力数量与刘易斯拐点http://
1.刘易斯拐点的概念剖析
刘易斯提出了人口流动的两部门模型。该模型假定，在同资本和自然资源相比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欠发达国家，产业部门可分为落后的温饱型部门(包括温饱型农业、小商业等)和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主要指工业)。在温饱型部门，由于劳动力过剩，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极低或为零，甚至为负值。此时，温饱部门存在隐性失业。因此，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可以按勉强能糊口的工资获取落后部门转移出来的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从而得以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张。但由于资本积累速度超过人口增加速度，当落后部门劳动力剩余枯竭时，工资开始上涨到糊口水平之上。这一转折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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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尼斯和费景汉进一步将农业部门的发展考虑在内，从而扩展了刘易斯两部门模型。他们将罗斯托提出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温饱型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产量为零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农业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由于劳动的边际产量为零，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会导致农业总产出的变化。第二阶段为农业部门的边际产量大于零但小于制度性工资(没有现代工业部门前的农业总产出与农业劳动者的比值，该工资由制度性力量所决定)的阶段。这一阶段农业部门仍存在隐蔽性失业。由于农业劳动生产力大于零，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会导致农业总产出减少，从而平均农业剩余低于不变的制度性工资。工业部门的工资会由于食品的缺乏而上涨。第三阶段是农业部门边际产量大于制度性工资的阶段。这一阶段经济完全市场化，隐蔽失业者全部消失了。现代工业部门要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参加工业生产，就必须把工资至少提高到等于农业劳动边际产量的水平上。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分界点被称为“短缺点”，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分界点被称为“商业化点”。
2.我国“刘易斯拐点”问题分析
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然会经历一个经济起飞的过程。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我国同样会出现农业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问题。在2004年，珠三角地区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现象。我国学术界就开始围绕我国是否存在刘易斯拐点、何时出现(如果存在)等问题展开争论，至今仍然分歧很大。
认为我国刘易斯拐点存在、而且已经到来或很快到来的学者以蔡肪教授为代表。通过假定非农产业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基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逐年下降的趋势，蔡昉预测，在“十一五”期间我国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逆转，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低于劳动力需求量的情况最早在2004年已经出现，最迟在2010年就会出现。他由此推断，即使“刘易斯转折点”没有一个清晰的时点，也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蔡防提出，在刘易斯转折点上或刘易斯区间里，已经或者预期会发生三个特征变化：劳动力在城乡的普遍短缺、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和高储蓄率趋于降低。他认为，“民工荒，，或劳动力短缺是趋势性变化，其依据是：根据测算，2004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例是23.5％，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其量只有5800万，剩余比例只有11.7％。另外，蔡防还进一步提出了应对劳动力短缺的政策建议：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扩大就业和调整人口生育政策。
不难看出，蔡防对我国劳动力变化趋势的判断，实质上只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转移的状况及趋势的判断，并不能全面反映我国劳动力的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要考察劳动力总体状况和变化趋势，需要结合劳动力素质，对各生产部门的劳动力供求分别加以分析。然而，由于影响工资水平的因素很多，工资的上涨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劳动力短缺的标志。因此，本文认为，我国的刘易斯拐点问题应从如下几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劳动力是否短缺的标准。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特定生产技术条件下，它需要和其它生产要素按照一定比例相结合，才能生产出相应数量的产品。因此，劳动力是否短缺，并不取决于劳动力本身数量的多少和劳动力增长速度的高低，而是由特定技术条件下劳动力与其它生产要素的比例关系决定的。在技术和其它生产要素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是无限的。随着向非农生产部门的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最终会消失。从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产业部门看，我国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较多的生产部门主要是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这些企业主要是在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的背景下为国际市场提供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加工型企业。如果国际市场对这些企业产品需求旺盛，那么这些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增大。随着人口转变过程的推进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逐渐消失，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必然会出现短缺。尽管“民工荒”的出现与中央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惠农政策有关，但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这些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的劳动力短缺趋势。但是，在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则必然会出现资本排挤劳动的劳动力相对过剩现象。在这些部门，不仅低素质劳动力会受到资本排挤，而且缺乏实践经验的知识型劳动力也可能出现暂时的过剩。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现象，就是这个矛盾的一个侧面。因此，不能简单地用刘易斯拐点概念来判断我国劳动力的总体状况及变动趋势。
第二，劳动力素质问题。一国劳动力资源状况不仅取决于劳动者数量，更取决于劳动力素质。如上所述，刘易斯一费一拉尼斯模型分析产业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问题，而其潜在假设为，劳动力素质一直停留在落后的温饱型农业部门就业时的水平。从这个角度讲，该模型仅适合于分析上述简单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问题。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知识时代的到来，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就与这些吸纳大学生就业的主体部门对工作经验和工作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有直接的关系。这些部门短缺的劳动力只能是高素质劳动力，而不可能是低素质的简单劳动力。因此，在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生产部门，根本不存在刘易斯拐点问题。http://
第三，工资上升问题。决定和影响工资水平及其变化的因素是复杂的。马克思指出，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而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另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由生理的要素决定。而工资的实际水平取决于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同其它商品一样，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可以说明工资一时的变动，但决不能说明这个价值本身。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构成劳动力价值的每个要素变动都会导致工资水平的长期变化。根据包小忠的分析，广东和江苏等地区的农民工工资在十几年内几乎没有上涨，而同期物价上涨很快。他认为农民工工资相对于物价上涨调整滞后导致农民工打工的净收入下降是民工荒的真正原因。2007年孟昕对1000户在上海、无锡、广州和深圳的农民工调查表明，农民工进城后第一个月的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为2.7％。而2004～2006年广州和深圳最低工资标准增长极快，促进了农民工实际工资的增长。因此，农民工工资在一定时期内的上涨并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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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口红利与储蓄率
bloom.canning和seyilla认为，人口转变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导致储蓄率上升。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分析人口转变对储蓄率的影响。
(一)第一人口红利是资本的红利
目前大部分关于人口转变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实际上集中于对第一人口红利的分析。例如，王德文等实证分析的结论为，1982～2002年我国总抚养比变化对储蓄率的贡献率大约在5％左右。少儿抚养比下降对储蓄率的贡献率为6.0％，老年抚养比上升对储蓄率的贡献率为-0.9％。王金营和杨磊的研究表明，在1978～2007年期间，我国少儿负担下降1个百分点，居民存款余额将增长1.277％。而老年负担每上升1个百分点，居民存款余额将减少1.026％。
从andrewmason和ronaldlee对第一人口红利的界定可以看出，第一人口红利来自于人口转变所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一定时期内的上升。人口转变初期高生育率阶段出生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以后会引起劳动力供给迅速增加。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阶段劳动力供给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等其它生产要素显得过剩，从而使劳动力成本处于很低的水平。因此，这一阶段的劳动力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份额也会相应降低。根据刘伟的分析，1978以来，我国的工资增长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而劳动者工资在gdp中的比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1978年时为15.61％，1995年时为13.54％，到2000年的时候下降到10.87％。而在储蓄方面，居民储蓄率并没有出现上升的趋势。根据徐升艳等对国民经济核算的资金流量表分析，1992～2007年期间我国居民储蓄率逐渐下降，政府和企业储蓄率逐渐上升。而政府储蓄增幅相对小，企业储蓄增幅较大。
由此可见，第一人口红利主要为资本所有者获取，主要体现为资本的红利。正如刘福垣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口红利所对应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时期，是经济发展必经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但并不值得留恋，也不是越长越好的战略机遇期。
(二)第二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根据andrewmason和ronaldlee对第二人口红利的界定，人口年龄结构的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劳动者人均资本增加和个人养老储蓄动机增强，同样会强有力地带动经济增长。但他们同时指出，第二人口红利不是自动形成的，因为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为养老而储蓄，但政府的退休储蓄计划可以强制性规定人们进行养老储蓄。而金融市场不完善也可能限制人们的投资机会。因此，随着人口转变过程的推进，“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必然会导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第二人口红利也必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的新动力。为了充分发挥第二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一方面应完善养老保障制度，促进人们进行养老储蓄，一方面要加强金融市场建设，为个人投资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五、人口红利与我国人力资本提升
(一)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明赛尔把为提高劳动者技能所进行的培训称作“人力资本投资”。舒尔茨假定国与国之间大部分人的天赋才能分布趋于一致，从而把人力资本定义为“后天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人口质量特质即知识和才能”。贝克尔则更明确地将健康列入人力资本的范畴，即人力资本包括人的知识、技能和健康三方面内容。因此，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迁移和搜集工资变化的信息等方面的支出都属于人力资本投资。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很多学者对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尽管由于采用的方法和数据口径不同，计算出的人力资本贡献率差异较大，但这些研究都显示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人口转变对人力资本提升的积极影响
人口转变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是人口红利的一个重要方面。首先，死亡率的降低将提高健康方面的人力资本。如图1，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从建国初期的44.6岁增加到目前的72.7岁。这就大大提高了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力，也大大促进了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扩大。同时，由于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会使教育和培训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更高，人们更愿意对教育和培训方面进行投资。其次，生育率的降低将直接提高知识和技能方面的人力资本。如图2，我国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每名妇女6个子女降至目前的每名妇女1.6个子女。子女数量的减少，不仅使父母更有能力供养子女，使其受教育水平达到更高层次，也使父母能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工作和自身知识和技能的提高上，从而有利于终身学习的实现。有研究表明，人力资本与知识培训和智力投资正相关。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人口转变是在人均国民收入较低的情况下进行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4260美元)仅为高收入国家(38658美元)的11％。在这种情况下，人力资本投资的促进作用比发达国家更为显著。
随着人口转变过程的推进和义务教育的实施，我国人力资本得到大幅提升。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964年的2.68年提高到2010年的8.25年，人口预期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6.13年增加到2005年的12.3年，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7.74年上升至2009年的9.5年。为了进一步验证，笔者在李发昇劳动生产率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劳动力质量模型。假设不同受教育级别的劳动者劳动生产率随受教育年限年增加的比例^y相同，且为常数，则劳动力质量h可表示为：
h=yy
其中，y为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根据李发昇的研究成果，y比较稳定，约为1.46。计算结果显示，我国劳动力质量数值从1982年的10.2上升至2009年的36.4。由此可见，在我国，人力资本方面的人口红利并没有随着人口转变过程的推进而消失，相反却不断得到提升。转贴于
六、结论
劳动教育阶段性总结篇6
一、指导思想
此次专项教育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以“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为目标，以人民满意为根本标准，紧紧围绕党的“教育、感化、挽救”的劳教工作方针，坚持“三像”指示，实行依法治所和以德治所相结合，努力提高广大民警的公正文明执法水平。
二、目标任务
通过开展以“推行情感管理，保障文明执法”为主题的公正文明执法专项教育活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双争”活动成果，推进民警公正、严格、文明执法，法治意识和人性化管理意识明显增强，执法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率明显上升。具体目标是：
（一）“严格执法，热情服务”意识有新增强。全体民警普遍受到一次公正文明执法教育，切实把“严格执法，热情服务”的意识，扎根于广大民警的心坎上，贯彻落实到执法过程中。
（二）执法水平有新进步。广大民警在执法活动中，依法履职，忠于职守，爱岗警业，做到依法、严格、科学文明管理，办事公开、公平、公正，依法办事的准确率明显提高，不发生民警违法违纪现象。
（三）解决突出问题有新进展。要从根本上转变民警“打骂有效论”的错误认识和“以管人者自居”的工作态度，引导民警积极探索情感管理的新思路、新办法，营造宽松和谐的教育改造环境。
（四）进一步树立劳教民警执法新形象。让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成为我所劳教民警的自觉行动，让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对我所劳教民警的执法行为普遍表示满意。
三、活动对象：本所全体民警（含警戒护卫人员）
四、活动安排
此次专项教育活动自5月份开始至10月份结束，共分以下几个阶段进行：
（一）宣传发动阶段（5月5月至5月15日）。一是召开动员大会，认真组织学习省厅、局有关文件精神和本所实施方案，全面部署专项教育工作。二是由政治处搜集整理相关学习材料。三是出一期宣传专刊，为此次专项教育造好声势。
（二）学习教育阶段（5月16日至8月10日）。一是以科、队为单位，利用部门周学习制度组织全体民警学习指定的文章材料。内容为：《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03—2005年监狱劳教人民警察队伍建设规划纲要》以及由政治处搜集整理的学习资料等。要求民警在学习后开展讨论，并做好笔记。所领导在党委中心组学习会上进行学习讨论。二是开展四个专题教育。由所领导分别对民警进行授课教育。三是为提高民警的业务能力，举办一期不少于10天的警体训练和业务技能培训，对全体参学民警进行警体技能培训和学法用法依法行政培训（由政治处负责具体事宜）。四是开展“个别教育能手”经验交流会。由我所评出的3名200*年度“个别教育能手”总结个别教育经验，在民警大会上进行交流。
（三）认真查摆阶段（8月11日至31日）。在民警中开展“查摆”活动。一查思想认识，摆有无存在“打骂有效论”，低看劳教人员人格，认为强化情感管理会弱化强制功能等认识问题；二查执法行为，摆有无存在对劳教人员考核、减期、请假、所外就医等执法过程中不严格、不公正问题；有无超工时、超体力劳动，打骂体罚等不文明管理问题。三查教育功效，摆有无按规定开展个别教育活动；有无认真备课，开展“三课”教育活动；包干教育的难改尖子转化率是否达80%以上；以科、队为单位，召开生活会，逐个查摆，并进行相互评议。
（四）总结提高阶段（9月1日至10月底）。每位民警要对照学习教育阶段中相关内容，结合自己工作中的实际情况，通过“三查三摆”，在8月30日前写出深刻的查摆材料（统一用本所20×15方格稿纸，页数不少于6页）。查摆材料要言之有物，既要认识到自身的差距与不足，对自己进行大胆而深刻的剖析，又要有工作目标和今后努力方向。要充分认识到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大环境下，情感教育和公正文明执法的极端重要性。要按层级管理严把查摆材料关，对认识不深刻、不到位的发回重写。部门主管要把好本部门其他民警的材料关，科、队主管的材料由分管所领导和挂点党委委员把关，党委成员的材料由党委书记把关。
政治处要认真做好此次专项教育活动的书面总结工作，于10月15日前将专项教育情况书面报省局政治处。
劳动教育阶段性总结篇7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柳百成在对建设制造强国的五点建议中提出：建设制造强国，离不开创新人才的培养。我们不仅需要领军型人才，也需要大批技能高超的技工队伍，缺一不可。笔者通过对学者的相关研究作一简要的梳理发现，对一国就业技能结构进行研究的学者不在少数，其中有涉及各大产业的就业（罗良文，2007）和不同区域的就业（姜亚鹏和王飞，2012）为研究对象，同时从技能结构来看，有涉及低技能劳动力（Scholler，2007）、高、中低技能就业（Crino，2012）和高、低技能劳动力（孟雪，2012；唐东波，2012）。然而，尽管近年来对国内就业领域的研究较为丰富，但仍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一方面，对国内就业结构的研究中，鲜有文献对中国的就业结构进行系统的分析；另一方面，在国内文献中，也较少有从国际视角出发分析我国就业结构上存在的差距。
因此，笔者将在本文中从就业技能结构的视角出发，谈谈2025中国制造强国之路到底有多远？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中社会经济账户提供的劳动投入数据，利用相应分解方法对劳动投入数据进行拆分，共分为三大类：高技能就业人口、中等技能就业人口和低技能就业人口；并以4个金砖国家（巴西、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和4个发达国家（美国、德国、韩国和日本）为研究对象，对1995年-2009年国际间的就业技能结构进行比较与分析，最终结合研究结论，提出对中国实现2025制造强国的启示性建议。
二、各国就业技能结构概况
本文所使用的技能劳动结构，采用wioD的社会经济账户表中的这三种技能劳动的分类，即将低技能劳动力定义为仅接受过第二阶段基础教育以下的劳动力，将中等技能劳动力定义为接受过第二阶段基础教育但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将高技能劳动力定义为接受过高等教育及以上教育的劳动力。
首先，来看几个有代表性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就巴西来说，从总就业中各种技能就业所占的比重来看，1995年-2009年巴西的分技能就业结构变化较大，中等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占比结构呈“偏X”形，2006年是一个分水岭，之前低技能劳动力处于主导地位，随后持续下降，而与此同时，中等技能的劳动力则呈相反趋势。同时，对其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的数据分析可知，这一时期内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就我国而言，同期中的我国在分技能就业结构整体上变化不是很大，低技能的劳动力占主导，其次是中等技能的劳动力所占比重次之，最后是高技能劳动力；就俄罗斯而言，总体上来看，中等技能劳动力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这一期间分技能就业结构也呈“两阶段”式：第一阶段（1995年-2005年），技能就业结构格局变化较大。对于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所占比重来看，总体上两者呈“水平V”形，1995年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在总体中所占比重相差不多，随后伴随高技能劳动力占比持续升高的同时，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呈下滑趋势；第二阶段（2005年-2009年），俄罗斯的技能劳动力结构基本保持相对稳定的格局；就印度而言，从总就业中各种技能就业所占的比重来看，这一期间其分技能就业结构保持相对稳定的态势：低技能的劳动力占主导，其次是中等技能的劳动力所占比重次之，最后是高技能劳动力，其技能就业结构也呈“两阶段”式：第一阶段（1995年-2003年）变化相对显著，第二阶段（2003年-2009年）技能劳动力格局基本保持相对稳定的格局。
其次，再来分析几个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就美国而言，这一时期其分技能就业结构保持相对稳定的态势，即中等技能的劳动力占主导，其次是高技能的劳动力所占比重次之，最后是低技能劳动力；从其技能就业结构变化的趋势图来看，总体呈“Z”形，伴随中等技能的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占比持续小幅下降的同时，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呈上升趋势；就德国而言，这一时期其分技能就业结构整体上保持相对稳定的态势，即中等技能的劳动力占主导，高技能的劳动力所占比重次之，最后是低技能劳动力。从变化态势上看，伴随中等技能的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占比持续小幅下降的同时，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呈上升趋势；就日本而言，这一时期其中等技能劳动力在日本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从比重格局来看，其分技能就业结构也呈“两阶段”式：第一阶段（1995年-2004年），技能就业结构格局变化较大。对于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所占比重来看，总体上两者呈“水平V”形，1995年高技能和低技能?诙?力在总体中所占比重相差不多，随后伴随高技能劳动力占比持续升高的同时，低技能劳动力占比迅速下滑，第二阶段（2005年-2009年），其技能劳动力结构基本保持相对稳定的格局；就韩国而言，这一时期其分技能就业结构变化较大，其高、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占比结构呈“X”形，2002年是一个分水岭，之前中等技术的劳动力处于主导地位，随后持续下降，而与此同时，高技能的劳动力则呈相反趋势，总体而言，高、中技能劳动力一直占韩国劳动力的主导地位，并且高技能劳动力占比呈逐年升高趋势，且整体上也呈“两阶段”式：第一阶段（1995年-2005年），分技能就业结构格局变化较大，而第二阶段（2005年-2009年），分技能就业结构基本保持相对稳定的格局态势。
三、就业技能结构的国际比较
那么与新兴工业化的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相比，中国的劳动力就业技能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相比，中国的劳动力就业技能差距又在哪里？接下来将详细地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
首先，从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的对比来看，无论是从低技能、中等技能，还是高技能角度来看，中国的劳动力供给规模最大。剔除规模因素后，2009年这四个国家的高、中、低三类技能就业的比重分别：巴西为37.4%：45.7%：16.9%，中国为62.1%：31.4%：6.5%，俄罗斯为6.2%：79.8%：14.1%，印度为63.1%：29.4%：7.4%。其中，中国和印度的就业技能结构十分相似，结合1995年、2004年的数据来看，中国和印度就业技能结构的变化过程也极其相似，但从上述各国的总体趋势分析中，可知自2003年以来印度的就业技能格局基本处于稳定的态势：63.1%（低技能劳动力）、29.4%（中等技能劳动力）和7.4%（高技能劳动力），而中国则不同，伴随中等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的不断上升，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的就业技能结构处在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中。同时，俄罗斯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中的一个特例，其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占比高达79.8%（2009年），不仅高于金砖国家中的其他三个国家，同时也高于本文所涉及的发达国家（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这与俄罗斯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政府在教育上强有力的措施不失关系。因此，金砖国家就业技能结构水平差异，也从另外一角度反映了在全球经济大趋势下，中国和印度相对更依赖低技能劳动力产品，换言之，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看，中国和印度仍处于在低端锁定，以提供低技能产品的生产为主。
其次，从发达国家的对比来看，美、德、日和韩四国的技能劳动力均以中、高级劳动力为主。2009年这四个国家的高、中、低三类技能就业的比重分别：美国为8.5%：56.9%：34.5%，德国为14.3%：58.0%：27.7%，日本为7.7%：66.0%：26.3%，韩国为9.4%：42.4%：48.3%。剔除规模上的影响，其中韩国较为特殊，韩国的高技能劳动力占比最高，且在韩国国内高技能劳动力的占比已超中等技能劳动力占比，而美国、德国和日本仍然主要以中等技能劳动力为主。
因而，就中国的技能劳动力占比来看：72.4%：25.3%：2.3%（1995年），66%：29.5%：4.5%（2004年），62.1%：31.4%：6.5%（2009年），虽然从格局上看正处在一个优化的进程中，但从优化的速度上来看，并不十分理想，在本文所选的金砖国家样本中，仅略高于印度的优化速度。从技能劳动力的差距上来看，如上述分析所言，在本文所选的四个金砖国家样本中，中国仅高于印度，并且与俄罗斯的差距较大；同时与发达国家的数据相比较发现，中国在劳动力技能结构性优化有待深化。
四、政策建议
从以上对本文选取的四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四个发达国家的数据分析来看，我国的就业技能格局现状仍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笔者的政策建议如下：
1.各级政府应根据中国2025制造业强国的战略规划，从内需和外需两个角度出发，促进就业技能结构的优化。
劳动教育阶段性总结篇8
【关键词】新中国；教育方针；历史嬗变
新中国经历了艰难的求索，在艰难困苦中不断求新求进。从今天来看，我国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基本确定了可行的发展方向。时至今天，我们对学校教育有诸多的不满，在教育发展转变中也存在许多问题。要探讨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得回过头去研究我国教育基本纲领即教育方针发展的历史嬗变，由此来进一步看我们今天的教育，规划和研究未来的教育发展方向。
一、教育方针的内涵
教育方针涉及到国家教育发展的最高要求，其与教育目的、教育政策和教育法律法规的制定息息相关。那什么是教育方针呢？教育方针是国家为了发展教育事业，在一定阶段，根据社会和个人两方面发展的需要与可能而制定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总政策或总的指导思想。内容包括教育的性质、地位、目的和基本途径等。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教育方针，相同的历史时期因需要强调某个方面，教育方针的表述也会有所不同。居于以上对教育方针概念的认知，可以认为教育方针具有全局性、变动性、现实性、阶段性、政治性等特点。
二、建国以来我国教育方针的历史嬗变
（一）建国初的教育方针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五章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与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新中国的教育方针，在1949年12月下旬，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得以贯彻和确认，会议将上述方针确定为教育工作的总方针。
（二）50年代后期至前夕的教育方针
建国初期的教育方针实质上还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教育方针，具有一定的过度性质，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才一步步确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方针，其主要经历了以下过程。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1958年中央确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方针，获得了认可，并沿用了20多年，直到出现了文化教育逆流，导致了教育事业的全面溃败和教育方针的转向或名存实亡。
（三）期间的教育方针
1966年5月7日，在审阅了人民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写信给。信中在讲到人民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后，提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后来这封信简称“五七指示”，尽管不归教育方针之列，但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内，起着指导学校发展与改革指标的作用。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的决定》，提出：“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但是，整个期间，教育战线是重灾区，教育事业遭受到严重摧残，使中华几千年文化遭受到空前浩劫。
（四）改革开放以后的教育方针
1981年6月27日，在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这是在“真理标准”讨论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纠正了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后，新提出的教育方针。尽管“是沿用了过去的提法”，但它在避开“左”的口号上是很明确的。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决定》认为这是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然而没有用“教育方针”的提法。这一提法是党和国家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教育本质与社会功能认识的飞跃。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总结了40多年教育曲折发展的历程所得出的宝贵经验，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八项基本原则，以教育总则的形式规范了教育的发展。
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在《教育法》总则中明确规定了教育方针：“第五条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原国家教委政策法规司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释义》一书中，明确说明：“本条是关于国家教育方针的规定。”应该说，这是以教育基本法的形式以最准确文字对国家教育方针最完整的表述。这个方针被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规定了我国未来教育的性质、方向、途径、目标及其规格，对我国教育发展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新中国以来教育方针的历史嬗变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新中国以来教育的发展脉络，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反思今天的教育，并研究和发展规划未来的教育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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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阶段性总结篇9
关键词：“三农”；农村教育；农村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识码：a
“三农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增收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在减少农村劳动力的同时保持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而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及农业的持续发展均离不开农村教育的支持，因此“三农”问题和“农村教育”具有与生俱来的亲密关系。
一、“三农”问题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已由新华社全文播发，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以解决“三农”问题为主题。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让“三农”问题成为当年政府施政的关键词，这无疑是党和政府向全国农民兄弟送出的一份“新年厚礼”。“三农”问题连续两年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这与中央高层领导人对“三农”的高度重视密不可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早在200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将解决“三农”问题明确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且，我们有一位心怀“三农情结”的总理――总理曾常年主管农村工作，不仅对农村工作熟悉，而且对农民很有感情；他每年都会深入农村调研，并以“突然袭击”式的随机调查获取真实准确的第一手资料；他帮助普通农民工讨薪，高度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事实表明，富有政治责任心的高层领导者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是完全真诚的。
对于9亿中国农民来说，2004年是丰收而快乐的一年：税负减轻，收入攀升，老天帮忙，粮食增产。农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在中央惠农政策的大力推动下，成了2004年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亮点。在启动“真金白银”为农业“输血”力度的同时，支持农村的“造血”机制也在逐步形成：国家大力支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2004年已有超过150万农村劳动力完成培训，120多万人转移并且就业。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农村信用社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的深入推进，正逐步从“放活”机制上破解“三农”难题。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农业将发展得更好，中国的农村将变化得更快，中国的农民将享受更多的改革收益。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发展农村教育
（一）农村教育现状。中国农村教育总体上仍然比较落后，还有约27%的人口地区没有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约8%的人口地区没有普及初等教育，扫盲和巩固扫盲成果的任务仍然很艰巨。一些地方农村教育结构还不尽合理，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还很薄弱。中国约半数的行政村没有建立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农村劳动者的年培训率只有20%左右。
在“高教扩招”不断升温的情况下，农村教育的情况却又响起警报。近年来，农村学生的辍学、流失率偏高，初中生辍学率上升。如1998年全国初中在校生辍学率3.23%，达167万人，而农村辍学率为4.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97个百分点，有的地方农村辍学率高达10%以上。应当指出，就许多地方的实际观察，农村学生的流失辍学率，比统计数字要高得多。1999年广西边境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50个山区县小学、初中的辍学率分别达到2.44%和6.41%，“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研究发现，1997年中国县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23年，而城市为8.68年；农村人口中具有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人口的比重仅为0.3%，而城市人口为7.97%；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农村只有4.87%，城市则达到22.7%；农村文盲以及小学文化程度人口的比重则达到64.1%，城市只有34.9%。从正在接受的教育来看，农村人口入学率低，以高中阶段为例，1998年城市每万人中高中阶段在校学生人数为815.6人，而农村仅为369.1人；而且农村青少年人口接受教育的水平和质量也远远落后于城市地区。
长期以来，困扰中国农村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教育与经济双向贫困。在农村人口不断增长和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条件下，经济发展步履艰难，教育意识淡薄，“愚”与“贫”的联姻，导致农村人口素质低下并愈演愈烈。那种数千年遗留下来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安于自给自足和自产自用的封闭意识都无求于高层次文化支持，像一块硬币的两面，相互制约而共存着。农村要振兴，出路何在？
（二）发展农村高等教育。现有的农村教育，从根本上讲，是“在农村”为城市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离开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人才，而不是“即于农村、为了农村”培养人才。这样的农村教育，已很难适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我国现有的高等学校（包括农业类高等院校）都在培养城市需要的人才，很少考虑培养农村所需要的人才。现有高等教育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很难通往农村，致使中国农村成为被推动人类文明的高等教育遗忘的角落。
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的“二元结构”将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这种“二元结构”必然要求推动人类文明的高等教育“二元结构”与之相适应。然而，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元结构，极少为农村、农民和农业培养人才，严重不适应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农村科技的发展和“科教兴农”战略的实施，我国先富裕起来的农村已自觉与高等学校合作举办“农村村支书大专班”、“乡镇企业经理大专班”、“科技带头人大专班”等，有些地方办起了农民自己的大学，培养农村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才。这种自发的农村高等教育实践已显示出勃勃生机，为农村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有益尝试。
当前，国家把农村教育摆在今后一个时期整个教育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位置。这个重中之重，既包括在农村加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也包括加快发展面向农民的职业教育，特别是要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帮助农民增收致富的根本出路，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
三、浙江“三农”：呼唤农村高等教育
农村教育的发展水平在总体上受制于“三农”的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形成的对教育的需求，这种需求包括农村的总体需求和农村居民的个体需求。
（一）农村总体需求分析
1、农业、农村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凸现对人才资源的需求。现阶段，浙江“三农”问题就农业而言，主要是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方式明显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规模化、产业化和标准化程度低，缺乏龙头企业和龙头产品，农产品市场占有率不高，竞争力不强，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农业增效难。同时，作为农村经济另一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企业规模偏小、产业层次较低、技术水平不高、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弱。
全球知识经济的到来，促使浙江必然融入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融合、促进的时代。处在这一发展阶段的浙江农业和农村经济，必须提高现代科技和现代化装备水平，从主要依靠资金、劳动的投入实现粗放型增长，转变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人才资源开发实现集约型增长，这是提升浙江农业和农村经济科技含量、经营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从而实现农业产业化，解决农业增效难和农村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弱的根本出路。因此，科技进步、从业人员素质提高成为现阶段浙江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随着农业、农村经济科技含量和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相应地对生产、经营、管理者的要求也从一般文化基础型向专业应用型转变，既需要数量足够的科技人才，肩负起科技开发推广的使命，更需要具有相当生产技术水平和应用新技术能力的劳动者，承担科技的广泛应用。无论是科技推广人才，还是科技应用人才，都应是梯度型的，目前已呈现向高素质层次上移的态势，需要发展农村高等教育。没有相应的教育层次培养的相应的人才做支撑，浙江农业的产业化、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失去了前提。
2、农村社会发展滞后需要农村高等教育的拉动。“三农”问题还表现在社会发展上，与浙江农村经济相对发达并存的，是浙江农村社会发展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农村人口整体素质低，劳动力结构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大量过剩；文化、教育、卫生等相对落后；农村城镇化的“软件建设”远远滞后于“硬件”建设。这些均是现阶段浙江“三农”问题在农村社会发展方面的具体表现。
农村城镇化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从全国范围看，浙江农村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且发展较快，并正处在加速推进时期。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城镇化进程中，一方面劳动力市场需求巨大，专业技能型人才短缺；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仍大量过剩，难以快速转移，农村劳动力结构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原因之一是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低。据抽样调查，浙江农业从业人员向二三产业转移，1997年与1990年相比，小学程度者减少近一倍，高中以上程度者增加了一倍。其次，据统计，农村文盲、半文盲的多胎率是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216倍。可见，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要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并实现其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适应，减少农村人口存量，同时控制和改进农村人口增量，依赖于发展更高、更好的农村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素质。
人口素质的提高最终取决于教育的发展，而教育本身又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教育相对落后于城市是浙江农村社会发展滞后的重要表现。从浙江教育发展的总体看，基础教育相对较发达，在全国第三个实现“普九”且至今已十年，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也走在全国前列，又率先提出普及高中段教育，而农村高等教育的发展却是农村各类教育发展中的一条“短腿”，这条“短腿”随着15年教育的普及和基础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将更为突出。据统计。浙江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31.19%，低于全国的31.61%，农村则更低。而国际上人均GDp在3，000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大学文化程度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为51.5%～51.7%。
（二）农民个体需求
1、竞争产生的危机感。农民增收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明显不适应产业升级和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且转移难，是浙江现阶段“三农”问题中农民问题的突出表现。
农村劳动力的增收和转移，离不开政府提供的良好政策和制度环境，但关键还是取决于自身的现实竞争能力和潜在发展能力。当劳动力转移的外部制约逐渐冲破，当政府的政策向农民增收倾斜后，农村劳动力增收、转移的障碍更加表现为自身的素质。这在浙江表现得更为突出。多年来，浙江农村人均收入居全国省区第一，相对高的收入激发了更高的期望值。因此，在劳动力转移日益全国化，甚至全球化的趋势下，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既要达到期望的收入目标，又能顺利实现转移，没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在劳动力市场上，由于价格的因素，将更处于竞争的劣势。因此，农村劳动力增收、转移的根本出路，在于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尤其是能直接有效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高等职业教育。
2、文化提高、经济发展和观念转变的综合作用。教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低一层次教育的发达必然刺激对高一层次教育的需求，水涨船高。2003年浙江初升高比率已达84.6%（全国为52.8%），2010年预期实现普及高中段教育。届时将至少有85%以上地区的85%以上的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段学习，将有更多数量的农村居民具备接受高等教育的文化基础，对高一层次教育的需求必将日益迫切。
农村居民中相当数量的人不仅具备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文化基础，同时也具备了相应的经济和观念基础。按照恩格尔系数衡量，浙江城市居民生活已进入富裕阶段，农村居民生活即将进入富裕阶段。可以预见，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随着浙江农村免费义务教育的逐步推行，为了谋求更好地发展，获得更高的收入，他们对教育的需求会越来越高，会把教育作为终身投资，并将会更多地投资于高等教育，他们有愿望也有能力争取最大限度地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
近年来，浙江要求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不断增加，反映了农村居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日趋迫切。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报考普通高校的农村学生比2001年增长了21%；浙江普通高校函授在校学生中，农村学生约占50%；电大2002年、2003年各类学历教育学员中，农村学生达53，000多人，占总数的59%，其中2003年比2002年高5个百分点；自学考试2003年县及县以下学生27，114万人，其中乡镇村16，115万人，农村户籍的12，124万人，分别占总数的62%、36%和28%，而20世纪九十年代初，县级自考学生只占35%，乡镇村的则不到4%。由此可见，农村居民教育层次需求的高移化是必然趋势。
（作者单位：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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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钱志亮，石中英.农村教育：我们关注什么.中小学管理，2005.2.
劳动教育阶段性总结篇10
一、职业教育特别是高中阶段和高中后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以及大量从业人员岗位培训，这是21世纪相当长时期我国人力结构和教育结构调整时必须考虑的关键环节，它的发展关系到行业和企业的生存、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
（一）21世纪我国经济、科技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必将对我国人力结构和教育结构体系产生重大影响，这种影响的表现之一，就是对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初中级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我们国家目前并在相当长时期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对21世纪的挑战，我们面临着加快实现工业化和迎接知识经济的双重任务。从经济发展形态来说，目前全国实质上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以及处在萌芽状态的知识经济等多种状态并存的状况。不同的行业、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产品的技术含量、生产组织方式、自动化机械化程度都很不相同，对人才的层次、规格、类型的要求也是多样化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是我们研究教育结构体系的重要依据。最近，我们组织了8个包括农业、电子、电力、冶金、建筑、铁道、商业、金融等不同的行业领导部门的有关领导和专家，研究分析各个系统人才的整体结构，并且注意他们合理的配比关系。结果表明，科学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能进入世界高新技术前沿攻坚和不断开拓新的领域的科技带头人以及高级管理人才，在行业和企业发展中起统帅、引导作用，这类人才在人才总量中虽然只占少数，但他们的全面素质和创新能力，直接关系到我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水平，乃至国家的综合国力水准，目前这方面的人才不足，已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研究我国教育结构体系和人才培养，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生产的发展和提高，还需要有相当数量的在产品研究开发和生产组织实施过程中的各种应用型人才。这些人才的培养，在当前仍然还是我国教育结构中的薄弱部分，它使我国大量先进技术只能停留于样品、展品而无法转化为产品。同时，任何时期也不能忽视劳动者也即大量操作人员的培养。人们可以从外国买到科研成果，但买不到生产的质量，这是靠生产者的技术、知识和正确的劳动态度创造来的。在这方面，本文拟多用一点篇幅。以农业生产为例，全国种植业生产的人力结构，目前仍以两亿农户为主，以家庭经营为主要特征。当然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农户家庭也发生很大变化，根据调查，按农户的经营规模、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大体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1）企业型农民。这些农户从事的农业生产专业化、集约化、商品化程度较高，他们所受的文化与专业教育的程度也较高，大部分是中专和大专生。这是未来农业劳动者发展的方向，但是现在为数还很少，仅占10％左右。（2）技术经营型农民。这些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较高，产品有较大的专业性和商品性，接受新技术能力强，是农村采用新技术和进行专业生产联合体的骨干。这类农民的素质，一般应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并具有一定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和技术操作及经营能力。1998年这类农民的数量约占20.2％。（3）初级技术农民。他们具有当地农业生产的一般知识和掌握一般的生产技术，能在上述科技示范户的带动下，较快地采用新技术、新成果。这类农民应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并经过一定的农业推广培训和应用技术的学习与实践。此类农民在相当一段时期仍是多数。（4）普通农民。是指较多地使用传统生产经验和知识技术的生产劳动者，目前一般是小学毕业或文盲。其数量将逐年减少，到2010年都应达到初级技术农民水平。1999年，我国农业劳动者中，具有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9.5％（其中小学文化程度及文盲半文盲占46.75％）。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如日本，农民中受过高中阶段和高中后教育的已达80％以上。在提高我国农业劳动者素质方面，对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存在着巨大的需求。
（二）从我国各行业现有人力结构学历水平来看，初中及以下阶段学历层次从业人员还占较大比重，对发展高中阶段和高中后职业教育存在着巨大的需求。
据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在全国6.79亿从业人口中，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比例占73％左右，同时还存在10％左右的文盲率。这两者所占比例高达83％。以铁路运输系统为例，到1997年底，受过大专、中专、技工等专业技术系统训练的仅占26.5％；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员仍高达42.3％以上。因此，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提高在职人员的素质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对发展各种职业教育和培训，提出了巨大的需求。
从当今世界情况看，根据1998年世界经合组织(oeCD)28个国家和亚太经合组织11个国家共39个国家的统计资料，初中后分流(即高中阶段教育分为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两种)的国家和地区有29个，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挪威、葡萄牙、波兰、俄罗斯、西班牙、瑞典、瑞士、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韩国等等；高中后分流的国家有4个，包括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小学后分流的国家有5个，包括爱尔兰、墨西哥、菲律宾、智利、巴布亚新几内亚（其中智利、巴布亚新几内亚小学教育的学制为八年）。这些都说明，当前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对中等职业教育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需求。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如果忽视或者削弱中等职业教育将会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
二、大力发展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是当前和相当长时期我国教育结构体系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紧迫任务。
（一）由于九年义务教育的基本普及以及我国正处于初中、高中和大学阶段学龄人口的高峰，发展高中阶段和高中后各种层次和形式的职业教育，显得更为紧迫。
去年初中在校生已达到5811万。根据1999年当年的统计资料，全国有1589万初中毕业生，尽管当年普通高中招生增长10.23％，高中阶段各类学校共招生779万，其中各类中等职业学校招生383万，将近1/2。特别是高等学校当年招生年增长率高达47％。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还有810万初中毕业生（占初中毕业生总数50％以上）和174.5万高中毕业生，不能升入高中阶段各类学校和高等学校，需要在就业前进行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因此发展高中阶段和高中后职业教育的任务将是十分艰巨和繁重的。
（二）在业人员和非在业人员的职业培训任务将十分繁重。
前面已经谈到全国6.98亿从业人口文化程度总体上较低的状况。另外，据1995年的统计资料，全国尚有近两亿16岁以上不在业的劳动力人口，约有1500万人有寻找工作的要求。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要求，以及他们不同的志趣、爱好和特长，进行有针对性的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不仅有利于他们个人的生存、发展和提高，而且对促进各行各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对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几点建议
(一)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首先要转变对人才的观念。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但究竟什么是人才？则有不同的人才观。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99年5月编制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将我国职业划分为8个大类，66个中类，413个小类，1838个细类。这些不同类别的职业活动都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相互关联、相互服务、不可缺少的社会活动，并都具有相当长时期的稳定性、规范性和群体性。这些不同的职业岗位对人才的知识和能力结构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同志最近强调指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对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是有深刻意义的。对所有的儿童、青少年和社会成员来说，只要对社会对人民有强烈的责任心，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刻苦钻研，无论在哪一行，都会成为对社会对人民有益的人，都会对社会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成为人们尊敬的人才。有位教育家总结数十年教育工作的经验说，“人人有才，人无全才，扬长避短，人人成才”。我认为是说的很有道理的。树立新的人才观，首先是我们教育部门的任务。当今世界，在教育观上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或者革命。教育的空间已由学校扩展到家庭、社区以及工作场所，教育的时限已由在学校学习，延续为每个人的一生。教育的价值不再仅是培育少数“精英”，而在于能否为各种不同潜能的人提供平等的、能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才能的机会和途径，把成才之路铺在每个人的脚下。教育观念的转变是教育改革的先导，发展职业教育也是如此。
（二）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学习的终身化，职业教育也面临新的挑战。
为了使职业教育能更好地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职业学校的办学模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方法，应当进行改革。这里我想突出强调两个问题。
（1）要紧密结合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办出特色。首先要对学生进行择业观的教育，使学生有面向生产、服务第一线，做有觉悟、有技术能力的劳动者和各类技术、管理、服务人员的志向和意识；要大力加强和企业以及实际工作部门的紧密联系和结合；在教学工作中重视对学生的技术能力特别是新技术能力的培训。
（2）根据当前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变化比较大的特点，要根据终身教育的思想，进行重大的改革，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特别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不断更新自己知识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他们一生的工作接收继续培训和学习，打下牢固的基础。
（三）加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沟通、融合和衔接，努力构建和发展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社会成员对学习多样化需求的终身教育体系。
从世界范围看，许多国家从初中阶段开始，就把职业指导作为学生的必修课。1991年6月美国劳工部发表了《2000年的美国，要求学校做什么样的工作》的报告。该委员会对所有学校和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无论直接参加工作的学生，还是计划进一步接受教育的学生都应获取五种基本能力(合理利用与支配各类资源的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获取并利用信息的能力、综合与系统分析能力、运用各种技术的能力)和三部分基础(基本技能、思维能力和个性品质)。对这八项都制订了详细明确的标准。这份报告反映了美国用人部门对包括普通高中学生学习的要求。不少国家的初别是普通高中都相当普遍地开设各种职业选修课，以满足一部分学生进入社会的需要。同时，在许多国家的教育体系中，职业学校的毕业生有经过中间教育机构的文化补习，进入上一级学校学习的机会；普通高中的毕业生也有通过一定的教育机构的培训进入社会就业的机会。逐步缩小中等教育阶段普通学校与职业学校的差距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这对我国来说，可能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发展过程，但是加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沟通和衔接，对我们来说则是十分紧迫的。
（四）积极发展非正规(非学历)职业教育。
我国当前初中和高中后教育结构存在某些混乱，同社会需求存在某些不相适应的问题之一是教育结构中过于学历化的倾向,加之教育管理又常常以学历教育规范各类教育，这就促使许多本应由非学历教育承担的教育培训采取了学历教育的形式，造成了教育结构的混乱和教育资源的浪费。大量事实表明：在社会从业人员中，需要在初中或高中毕业文化基础上通过正规学历教育就业的只是一部分，相当数量的则只需要通过非学历教育培训。我国江苏阳光集团、三毛集团是我国最大的现代化的毛纺集团之一，企业的装备都是从国外引进的最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年销售额连续几年都在一亿元以上，从人员构成来说，三毛集团职工6000人，其中生产第一线工人有5000人，据这个企业的总经理说，由于设备自动化程度很高，对工人在操作上的要求比较简单，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初中毕业生经过三个月培训，就可以上岗。这个总经理诙谐地说，如果招大学毕业生做这个工作，不仅对这些学生是大才小用，而且这个企业也会因生产者没有积极性而倒闭。同时，随着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终身教育思想的实施，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更为广泛和多样，单一的学历教育不可能满足日益增加的社会教育需求。在普及基本教育的基础上，着重发展各种非学历非正规教育，是适应社会对教育多样化和终身学习需求的必然趋势,应该确立其在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五）计算机、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发展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并为构建和发展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沟通和衔接、社会化、多样化的终身教育体系，提供了难得的良好机遇。我们应当抓住这个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