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进乡村篇1
乡村传统文化对于乡村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功能。梁漱溟认为，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乡村建设理论》，2006）。乡村传统文化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地域民俗文化传统，以及乡村生活现实中原本存在的许多合理的传统文化因素，对乡村生产以及乡村生活秩序建构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成分（罗建河、韩迎春，2007）。乡村传统文化氛围对道德意识、风俗习惯、社会责任感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在我国乡村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乡村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道德教育功能，节庆、禁忌、游艺、歌舞以及民间口头文学等都能通过榜样、言教和舆论等方式对人进行品德教育，另外，对祖先的崇拜等仪式也会对人的人伦教育起到良好的作用。随着我国乡村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乡村人口迅速向城镇转移，乡村出现了“空心化”现象，这也使乡村传统文化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乡村传统文化呈现碎片化趋势，乡村文化的主体性逐渐消失，乡村传统文化的价值回归与文化重构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当我国乡村同时面对传统文化危机和道德危机时，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将难以实现。因此，延缓乡村的解体，倡导眷恋乡土、重视亲情、恪守乡规民约、勤俭质朴的乡村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乡村传统文化中有益于实现社会和谐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对于当下我国乡村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功能。总之，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不仅有利于增强乡村社会的凝聚力，也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作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工作，需要重新认识与深入挖掘乡村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
2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内容
我国对于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实行区分不同层面的保护，至少应在非物质层面与物质层面开展保护。乡村传统文化是乡村社会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和风俗习惯的总和，是乡村社会人类生产与生活的总汇，影响和支配着乡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乡村传统文化的核心是非物质形态的（比如，乡规民约、民间故事与传说、乡村文体活动、民间手工艺术、乡土农事活动等），而乡村传统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又是物质形态的（比如，乡村山水风貌、乡村聚落、乡村建筑、乡土服饰等）。在非物质层面，保护与传承的内容又分为思想层面和行为层面。思想层面包括：乡村生活的独特价值、乡规民约、宗族组织与文化、孝文化、民歌与民谣、民间故事与传说等；行为层面包括：农耕方式、乡土农事活动、民间文体活动、民间手工艺术、传统节庆活动等。在物质层面，保护与传承的内容包括：乡村自然风貌、乡村传统聚落、乡村历史建筑、不同地域的传统乡村服饰和民族服饰等。
3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对策思路
3.1寻求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与经济发展和生态发展的协调
从经济角度看，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和经济发展关系复杂。在物质生活水平低下的年代，出于满足生存之需，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往往让位于经济发展；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消费越来越受到重视，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经济价值逐渐展示出来，保护与传承和经济发展之间维系一种互促关系就成为可能。从生态角度看，乡村传统文化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智慧，挖掘这些智慧有助于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实现乡村绿色发展。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在经济、生态、文化、社会等方面具有多重作用，对于美丽乡村建设意义重大。总之，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和乡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但在建设美丽乡村的背景之下，两者之间可以形成一种互促关系，能实现在乡村经济发展中保护与传承、在保护与传承中促进发展。
3.2探寻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新模式
比较与借鉴发达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经验，吸收国内不同地域保护与传承乡村传统文化的成功经验，探寻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科学规律、利益平衡杠杆、有效发展路径和政府承担的角色以及干预的手段等，归纳总结出保护与传承我国乡村传统文化的新模式。具体可以通过选择典型乡村开展案例分析，深入了解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新型模式，以促进我国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
3.3构建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新机制
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系统地加以研究。在探寻保护与传承的新型模式的基础上，还要针对多重目标构建多重机制，并进一步确立政策支持体系和具体政府建议。针对乡村传统文化破碎化和主体性逐渐消失的现状，要构建乡村传统文化认同的重建机制；针对城市文化等外来文化对乡村传统文化的冲击，要构建乡村文化自信的培育机制；以维系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和乡村经济发展的互促关系为目标，要构建以乡村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机制；针对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成果会逐渐被周边村镇效仿并分享经济利益的现实，要构建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成果的地域共享机制；针对政府在引导我国乡村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要构建政府在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机制。
3.4提出促进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政策建议
传统文化进乡村篇2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乡村文化；乡村文化产业化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顺应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而提出的重要战略，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举措，如何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继承和发展传统乡村文化，将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
中国乡村文化发源于传统农耕社会，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认为：中国社会是乡村性的，中国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乡土社会的特征就是经济活动附着在土地上，形成一个超级稳定的乡土社会结构。乡村文化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其传承发展主要凭借着乡村社会的世代相袭。我国乡村社会目前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城镇化正在加速前进的过程中。城镇化是解决农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举措，但城镇化也同时缩小和破坏了中国乡村的整体规模。作为乡村文化的载体，乡村文化的发展将受到严重的制约。市场化对乡村的改造和乡村文化的侵蚀显示出城镇化对乡村社会的巨大冲击。乡村文化与其传统生活方式是不可分割的，传统生活方式是乡村文化产生流变的根源。随着乡村形态的改变，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村落相对封闭性状态等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其中承载的传统乡村文化也在逐渐消亡。城镇化快速发展使中国乡村文化逐渐失去赖以生存的自然与文化生态环境，大量乡镇和村庄开始衰败消失，城镇化的生产生活方式流行蔓延侵蚀着乡村文化的价值内涵，最终导致乡村文化的生存空间全面萎缩。城市文化在不断消解着乡村文化的内在价值，影响着乡村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社会改革带动了乡村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也破坏了乡村文化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首次提出“二元经济结构”这一概念，“二元经济结构”主要是指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工业和技术落后的传统农业同时并存的经济结构。“二元经济结构”则是相当稳定和界限非常清晰的城乡社会格局。在“二元经济结构”下，中国乡村和城市之间处于一种断裂状态。因为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和根深蒂固，乡村经济发展落后导致了对乡村文化的整体性否定，使乡村文化处于一种被严重边缘化的地位。乡村和城市不仅仅是简单的地域概念，其中城市化的价值取向更占有有利地位，城市文化以绝对优势凌驾在乡村文化之上。乡村文化价值因此受到轻视，甚至被扭曲和否定，这进一步扩大了既有的城乡差异的范围。以城市文化为标准对乡村文化进行改造就获得了合法性基础，结果导致了乡村文化的整体性衰败，并逐渐被城市文化所同化。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中国农村劳动力由边际生产力低的地区向边际生产力高的地方转移。人口流动使农民和土地根深蒂固的联系开始逐渐消失，乡村文化与风俗习惯也随之发生剧烈变化。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乡村文化资源中有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民间工艺和地方戏曲等都与乡村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节庆仪式也与农业生产节律相一致。传统文化活动逐渐衰减，乡土秩序随着生活方式的变迁而改变，与乡村劳作相联系的民间文化的不到有效传承。长期城乡二元分立导致中国乡村文化趋于畸形化发展，致使乡村文化认同感的疏离，从而导致乡村文化走向衰落。
我国目前正步入快速城镇化时期，在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文化走产业化发展道路是必然和理性的选择，是乡村文化得以传承与发展的现实路径。其中，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文化产业的优势产业，也必然是乡村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乡村旅游是城市资源与乡村资源的一种互动和共享，城市居民以旅游方式进入乡村的行为带动了包括经济、技术、资金、人员、设施、以及思想、文化等一系列资源在城乡之间的交换。乡村旅游开发的首要工作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乡村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并且将其附着于一定的旅游元素的载体之上，载体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使其在旅游消费经济的语境下重现出来。这种文化价值的提炼和再现，要根据原有的乡村地域文化特征，使一种迥异于城市拥挤与充满人造环境的生活方式得以社会再现。在旅游体验中，人们表面在消费的是乡村文化元素自身具备的形式和功能，实际则更关注的是附着其上的文化内涵和生活理念，这甚至成了驱动乡村旅游的核心动力，旅游地则借由消费内含了丰富地方意象的服务和物质商品而消费地方文化。人们在亲自体验乡村劳作的过程中，逐渐地了解传统乡村农业生产方式并且对其有着真实的体会，通过这一方式，乡村文化的价值内涵融入当今都市人的生活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价值理念。（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周金良，高艳娟，等.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内涵与战略路径[J].唯实，2014，（6）：67-70
[2]王太斌.乡村文化建设与保护研究[D].郑州：中原工学院，2012：17-19.
[3]周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变迁及其构建问题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2.
[4]孙庆忠。离土中国与乡村文化的处境[J].江海学刊，2009，（3）：137
[5]李佳。乡土文化变局与乡村文化再生产[J].中国农村观察，2012，（4）：71-73.
[6]李陪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9页。
传统文化进乡村篇3
关键词：乡村文化；变迁；农村；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5-0097-04
中国传统社会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农业社会，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了以“血缘”、“地缘”为基础，以传统的伦理道德为秩序，以传统风俗、习惯为代表的乡村文化。千百年来，在传统乡村文化的实践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宗族文化、传统习俗、乡规民约等一系列的非正式制度规范，从而形成了农村社会的内生秩序，以实现农村社会的自我整合和治理。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传统乡村文化逐渐衰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流动加快，大批农民外出到城市务工，城市化、现代化的理念逐步渗透到农村社会，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成为农村发展的目标。在这种背景下，农民对乡村文化的认同度大大降低，农村原子化特征逐步显现，基于市场的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慢慢浸入乡村社会，乡村秩序趋于离散化。在乡村文化变迁的背景下，如何整合社会治理的各种因素，实现农村持续稳定发展，成为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对传统乡村文化的消解与重构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强烈对比中明显感觉到自身差距，在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上有一种“赶超型”的特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开始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的强势话语下，城市化、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在城乡流动的背景下，工业化、城市化打破了农村封闭、落后的环境。农民在开阔视野、社会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感觉到了现代化、城市化的巨大魅力。在城市文明的影响下，农民的权利意识、公民意识逐渐强化，农村的经济落后面貌逐渐改善。但是城市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在给农村带来富裕，满足农民物质需要的同时，也以不可阻挡的力量改造着农民的精神世界，消解着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传统乡村文化，改变着农民对于传统乡村共同体的文化认同。
（一）城市化取向造成乡村文化话语权丢失，乡村文化认同削弱
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与这场社会大变革相伴随，我国文化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嬗变，各种文化价值观念发生着激烈的冲突和碰撞，我国乡村文化在这种冲突和碰撞中也产生了严重的“失衡”。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农民从业形式的多元化，传统农民单一地依附于土地的状况一去不复返。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农民原有的乡土意识逐渐发生变化，从不愿意离开土地到积极地向往城市生活[1]。在目前的发展路径中，城市化、现代化成为乡村发展的强势话语，面对着城市文明的冲击，农民转变了传统的朴素观念。农村充斥着消费主义、金钱意识、享乐主义，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更多地关注自身生活条件的改善与经济富裕程度的增加。求富裕成为农村人主要的生活目标，经济利益的驱动几乎淹没了一切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价值，经济成为乡村生活中的强势话语，乡村生活逐渐失去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精神内涵，各种失范行为盛行。在现实面前，农民失去了传统的文化精神的寄托，乡村文化失去了对农民的吸引力。面对现代文化的冲击，现实中的乡村文化与原本的传统文化、乡村历史记忆出现了断裂，农村陷入了较为严重的文化危机、伦理及秩序危机，乡村文化衰落，乡村社区缺乏生机与活力，乡村文化价值体系解体[2]。
无论在官方的话语体系还是在政策的宣传中，城市文明代表着发达的优势文化，乡村文化则成为“愚昧”、“落后”的代名词，“农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在与城市文明的对比中，乡村文化一直处于文化的弱势地位，一直被大众所歧视。为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乡村文化处于被改造、消解的地位。农民逐渐失去了对乡村文化的认同。城市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不断向乡村社会灌输代表工业社会的文化理念与精神，改变着乡村文化的价值理念与存在状况。农民原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生活状态、人际交往甚至语言习惯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他们已经无法在乡村文化中找到精神归属。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条件下，受传统习惯、文化程度、村落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农民的思维模式同现代化的要求还相差甚远，缺乏科学与理性的精神，城市文化中的高雅艺术难以被农民所接受，而其中的低俗文化却在乡村肆意泛滥，极大地冲击着乡村社会传统的文化根基。在城市化的大规模推进中，乡村文化丧失了自己的话语表达和文化自信，农民逐渐丧失了对乡村文化的认同[3]。
（二）乡村文化衰落，传统乡村秩序被消解
千百年来，农村社会基于血缘、地缘为基础，在传统乡村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传统风俗、道德、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乡村秩序。在传统农村社会，维系村庄秩序的是人情与感情的联系，以及由人情与感情延伸出来的礼俗与伦理道德。支持礼俗与伦理道德在农村社会实践的则是农村社会的家族组织[4]。
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成为新的时期农村发展的强势话语，地方政府通过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形式，不断改造着地方文化。在市场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乡村文化被肢解纳入到乡村经济的发展框架中[5]。在这种背景下，农村的经济利益至上、金钱意识成为农民的主导生活目标。农民的日常行为日益功利化，个人主义盛行，在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中，一部分农村抛却了被认为过时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大批青壮年外出就业，也改变了传统农民的生活、居住方式，他们在外的生活逐渐与乡村生活隔离，传统的伦理价值规范在这部分群体中出现断裂。回到乡村传递给乡邻的是代表城市文化的消费理念与生活方式。而老年人虽然在村庄生活中“在场”，但是缺乏话语权，在乡村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使传统乡村规范得以延续。乡村文化习俗、价值体系、互动规则等传统乡村秩序的社会基础与生活基础日益碎片化，农民失去了行为的乡土规则引领，行为日趋多样化、离散化。
二、现代乡村秩序整合的困境
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政治整合成为农村秩序整合的主要形式，这个时期在国家强有力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处于国家政权的高度控制之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国家政治整合程度有所削弱，农民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逐渐加强，农民的自由流动程度增加，农民对政治的生存依赖性大大减弱。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的管理模式逐渐推行了“乡政村治”的管理制度体系。这种以村民自治为依托的管理模式，在多年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对于促进农村基层的稳定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从运行逻辑来看，乡镇的权力来源主要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权力，体现了一种政府对基层管理的政治意图。而村民委员会作为自治组织，其秩序主要来自于村民的自我约束。多年以来，乡政村治之所以发挥作用，主要是基于传统乡村文化基础上的乡村内生秩序对农村基层稳定的作用。在农村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的乡土文化逐渐失去了认同的基础，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对传统秩序的遵守出现一系列的变化，乡村秩序的内生基础逐步消解，村庄日益离散化。这给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带来挑战。一方面是乡土文化变迁基础上，传统乡村秩序遭遇挑战；另一方面，随着城市文化对乡村的浸入，农民的需求日趋多元化，权利诉求明显，村庄利益格局呈多样化态势。而我国农村基层的治理模式多年以来一直是重管理、轻服务，沿用计划经济的强制性管理模式。在这种形式下，目前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显然无法适应农村社会实践的动态需求。
虽然我国农村进入了现代化的进程，但从目前农村发展的现实来看，农村现代化整合方式仍处于萌芽状态。在现代工业文明中，维持社会秩序是基于现代公民素质下人们对“法律”、“契约”等一系列正式规则的认同与遵守。这有赖于“科学”、“理性”基础上的公民理性分析能力。在目前的农村社会，受教育程度、生活经历等的影响，村民对规则的遵守意识以及“现代性”特征离现代化社会仍相差甚远。我国的现代治理体系的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农村社会现代性整合方式只处于萌芽状态。
三、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路径分析
如何在乡村文化衰落、传统乡土秩序离散化、现代性与城市化不断渗入乡村社会及农民生活实践的背景下，构建一种适合农村生活现实与农民生活逻辑、实现农村基层的有序现代化变迁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是农村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重塑以传统乡村文化为基础、乡村秩序为依托的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机制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不能脱离农民生活的实际与动态的实践。在当前的农村发展现实中，中国农村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处于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之间的中间过渡阶段。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决定建筑于其上的制度结构。贺雪峰认为，未来50年农民的处境是“温饱有余、小康不足”将长期存在；村庄作为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的三位一体的空间，不会在短期内消失[6]。在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特定的社会生活现实决定了需要保留与重构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乡村秩序。
重建乡村文化价值，重新认识乡村文化在农村发展过程中以及在整个文化体系的价值和作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要从农村生活实际出发，树立乡村文化的文化自信，重塑以传统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为主体的非正式制度及规范对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作用。从政府宣传、政策制定中引导农民认识到乡土文化在乡村共同体生活中的优越性。
（二）在发挥传统乡土秩序的基础上，积极构建符合农村发展需要的现代性整合方式
多年以来我国的乡村治理方式更多地是体现了一种国家对农村基层管理的政治嵌入。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权力的交锋之中，国家从来也没有退出治理过程，而是在不同的层面主导乡村治理。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政村治”模式，实际上乡政更多代表了国家意识[7]。村民自治的推行更多体现了国家意志与农村自生资源的有效整合，是代表国家政权的“乡政”同农村自发内生乡村秩序的融合。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来看，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整合乡村资源，推动农村现代化变迁的过程。随着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民的公民意识、权利诉求日趋加强，农村利益格局多元化，原有的治理模式出现了现实与需要之间、国家权力与民主要求之间的多元张力。单一的治理模式难以解决农村发展面临的秩序整合问题，因此必须构建以乡土秩序为基础、现代性整合方式为依托的多元治理体系。
西方现代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个人本位”的社会，这种以个人本位的社会的整合方式可以为我们的乡村治理起到很好的启示作用。现代整合方式的基础是现代社会的“契约”、“理性”，起作用的是对“科学”、“理性”的信仰，以及对“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传统乡村秩序中人分亲近、疏远，依关系的亲疏制定不同的规则，而现代社会管理体系中是不分远近亲疏的，大家要一视同仁。在传统乡村秩序里，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是隐去的，存在的只是对集体的认同与信仰，在现代社会管理体系中要求的是个体意识与权利意识的觉醒，及对义务的承担，对规范无条件的遵守[8]。
从某种角度上讲，现代性整合方式是来自于外部的力量，是要嵌入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之中的。作为现代性的制度构建，必须考虑到农村既有的非正式规范与乡村文化及农民的现代性程度，循序渐进地推进农村现代性整合的路径。首先，国家权威应主导未来农村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政府不再是全能型的政府，而应是服务型的有限政府。政府应改变过去那种积极而广泛干预农村社会事务的行为模式，将自身的职能界定在法律和法规认可的范围以内。国家权威的主导型政府应当从宏观层面控制农村社会的制度设计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的总体发展方向[9]。其次，进一步推进农村现代管理制度的建立。在现有的乡政村治的管理构架中，建立规则法治、体系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的现代治理制度体系。政府作为农村社会治理的主体，要从农村社会发展的切实需要出发，建立制度化、理性化、公平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治理面对农村、农民的多重需要使多元主体积极参与，使农民自组织、政府、党组织等不同主体积极参与到农村社会治理中。要根据农民的需求和农业生产的需要鼓励农村参与农业合作组织，推进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积极培育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以及规则意识。再次建立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公共服务平台。政府作为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改变治理策略与治理路径。政府要转变角色，从管控农村的角色转变到为农村提供公共服务的角色中来，制定一系列公共服务的政策，为农村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改善提供资源支持、政策支持，在对农村的服务中实现对农村的动态治理。
总之，工业化、城市化打破了农村封闭、落后的环境，城市化给农民带来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农村社会发展的同时，在逐渐消解着传统的乡村文化。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成为乡村生活的主要目标。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盛行，农民失去了对传统乡村文化的认同。乡村文化习俗、价值体系、互动规则等传统乡村秩序的社会基础与生活基础日益碎片化。建立在传统乡村文化基础上的乡村秩序是农村多年来秩序整合的主要方式之一。在乡村文化变迁的背景下，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挑战。在新的时期，面对农村社会实践的需要，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应是多元治理方式的整合。在农村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探索中，要积极寻找中国经验，从中国农村社会生活与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出发，既要完成政府对基层治理的政治期待，又要实现农村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清恩.试论我国乡村文化的现代化转型[J].理论探索，2008（4）：101.
[2]江立华.乡村文化的衰落与留守儿童的困境[J].江海学刊，2011（4）：108-109.
[3]赵霞.传统乡村文化的秩序危机与价值重建[J].中国农村观察，2011（3）：83.
[4]钟涨宝，狄金华.社会转型与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创新[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8.
[5]李佳.乡土社会变局与乡村文化再生产[J].中国农村观察，2012（4）：73.
[6]贺雪峰.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J].社会科学战线，2005（1）：220-221.
[7]刘涛，王震.中国乡村治理中“国家―社会”的研究路径――新时期国家介入乡村治理的必要性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5（5）：61.
传统文化进乡村篇4
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或致仕，或求学，或经商，而回乡的乡贤，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财富以及文化修养参与新农村建设和治理。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文化道德力量可教化乡民、反哺桑梓、泽被乡里、温暖故土，对凝聚人心、促进和谐、重构乡村传统文化大有裨益。乡贤是凝聚中国海内外人士纽带。乡贤是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记，是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是探寻文化血脉、张扬固有文化传统的精神原动力。
在当今社会高速发展的现在，涌现出一批批在当代乡村一些曾为官在外而告老还乡，或在外为教而返归乡里，或长期扎根乡间而以自己的知识才能服务乡间的一些有爱乡情怀的人。这些人不仅具有传统乡贤的一般特征，如乡土情怀、道德品行、伦理情操等，还有现代的知识、技能和新的文化视野，既可以起到道德指引的作用，同时还可以起到新文化、新观念、新思想、新技能传播者的作用;不仅可以协调和化解乡村邻里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可以引导舆论、明辨是非、凝聚人心、端正风气。这些既具有传统乡贤特征，又有现在知识技能拥有新观念，新思想的人，又愿意回到乡村，服务乡村，为乡村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的人被定义为“新乡贤”。
“新乡贤”这一概念是在第十三届中国农村发展论坛在丰顺定义的。新乡贤是心系乡土、有公益心的社会贤达，一般包括乡籍的经济能人、社会名流和文化名人，财富、权力、声望是其外在表现形式，公益性是其精神内心。相较于普通群众，这一群体主要具有三个特征，一是“新乡贤”能够掌握或利用更丰富的资源，在传承乡村文化、资助乡村教育、带领脱贫致富、调解矛盾纠纷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二是“新乡贤”区别于传统的“宗族家长”，具有民主作风，通过村民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协商，与村民共同推动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现代化。三是“新乡贤”在当地具有较高的声望，能够赢得村民的广泛认同，是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的内在动力。
一、新乡贤培育
（一）积极探索四海求贤，把新乡贤“聚起来”。在寻找挖掘身边生活在乡村的贤达人士、文人学者、企业家、服务群众的优秀基层乡村干部、留在农村的各种“能人”以及坚守正道的道德模范基础上，积极联系在外地的贤能人士，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面成功人士，把从乡村走出的各界精英再次请回农村，用其学识专长，创业经验、技能技艺反哺桑梓，支援建设美丽乡村。基层组织要把“加强乡贤工作”当作探索基层治理的重要课题，就如何广聚新乡贤作出积极探索。采取登门拜访、召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建立新乡贤的重要意义和现实作用，引导新乡贤加入到美丽乡村建设中来，进一步关注、支持家乡发展。同时，注重加强宣传激励，以送牌匾、赠锦旗、项目冠名等形式，让真诚为家乡服务的新乡贤获得更多荣誉感，吸引和发现新乡贤，形成推动新乡贤团队发展的良性循环。积极做好新乡贤摸底物色工作，通过党组织推荐、群众推荐、个人自荐等方式，动员品行好、有威望、有影响、有能力的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企业家、专业领域的技术人才或文化精英，以及名望较高、群众基础扎实的贤达人士加入新乡贤队伍中来，充分发挥亲缘、人缘、地缘优势，为家乡出实策、鼓实劲、办实事。
（二）引导推动，搭建平台，让新乡贤“动起来”。在发挥新乡贤服务农村工作上下功夫。发挥新乡贤队伍在农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为广大新乡贤群体搭建服务农民的有效途径，如各种公益平台等，为广大农村群众提供优质服务，以服务团结群众，不断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建立传统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有效衔接机制，将公共服务普及、基层民主建设、乡土文化的延续与公序良俗的形成有机结合，实现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新乡贤在各级党组织的指导下，坚持民事民议、补位辅助、规范管理，积极履行职责，形成了凝聚新乡贤智慧，推进乡村治理的强大力量。一是做好村居建设的“智囊团”。借助新乡贤眼界宽、思维活、资源广的优势，对家乡发展及存在的问题建言献策。二是做好群众利益的“公道杯”。发挥新乡贤桥梁作用，更好地促进村“两委”与村民间的沟通联系。将新乡贤和村调解委员会有效对接，充分发挥新乡贤的威望、经验等优势，为村民调解家庭纠纷、化解邻里冲突、排解群众心结、融洽干群关系，将成为矛盾纠纷化解常态化的有效载体。三是做好村政事务的“宣传员”。广大新乡贤充分利用回家探亲、节日走访等契机，协助村“两委”向群众宣传党的精神，以及党在农村的新政策、新法规和村党组织的新决策，当好党和群众的“传声筒”“小广播”。四是做好公益事业的“助推器”。广大乡贤通过倾听工作汇报、征询干群意见等形式，了解家乡民生建设方面的迫切需要，聚集民资民力，积极为公益事业贡献力量。
（三）凝心聚力，德行乡里，使新乡贤“亮起来”。各地新乡贤凝心聚心，为家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智力、信息和资金支撑，推动新乡贤工作有序高效开展，新乡贤也逐步成为了群众心目中“春风化雨”的代言人。积极创作反映新乡贤文化的文艺作品，鼓励基层编排小戏、小品、小曲、小故事，结合新乡贤诞辰或纪念日、重要传统节日、民间重要节庆，组织多种形式的新乡贤主题文艺演出、文化活动，生动活泼地传播新乡贤文化。加强新闻宣传，多在新闻媒体推出新乡贤文化宣传专题专栏专页，讲述新乡贤故事，传播新乡贤文化，展示新乡贤精神。适应互联网传播特点，充分运用微博、微信、微视频和手机客户端等方式，拓展新乡贤文化传播平台。开展新乡贤公益广告宣传，营造浓厚舆论氛围。在增强吸引力与感染力上做文章，推出特色品牌项目，使新乡贤文化建设成为推进文明乡风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手段。
在农村文化广场中规范设置“文化长廊”、“乡贤榜”等展陈载体，展示新乡贤先进事迹。注意将新乡贤文化元素融入美丽乡村建设，在公共建设、文化景观中以碑刻、雕塑、楹联等各种形式体现新乡贤文化主题；要运用好村、社区道德讲堂、文化讲堂、市民学校等载体，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讲好具有地域特色的新乡贤故事，彰显新乡贤道德精神，引导居民见贤思齐；要将新乡贤文化与学校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有机结合。发挥城乡档案馆、展览馆、名人馆、乡贤纪念馆以及乡贤主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第二课堂”作用，面向中小学和广大青少年开展主题教育。
（四）加强培训，提升技能，使新乡贤“强起来”。在提升新乡贤队伍素质上做文章。建立新乡贤队伍台账，稳定新乡贤队伍，将他们纳入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管理轨道。同时，建立新乡贤队伍定期培训机制，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加强党的理论方针政策、重大决策部署等方面的解读讲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他们的思想行动跟上跟上时代步伐。并实施组织新乡贤队伍举办现场学习交流会，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有针对性的对新乡贤进行培训，通过培训熟悉脱贫致富门路、美丽乡村建设步骤、解决问题办法、化解矛盾方法、提升能力水平，明确下一步工作思路，对新乡贤队伍建设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新乡贤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作用
（一）新乡贤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起多元参与作用。创新基层民主的管理方式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新乡贤是乡村治理精英的代表。依靠新乡贤作为村两委班子的补充力量是创新乡村基层民主管理方式的重要途径。新乡贤志愿者工作站、乡贤文化馆等组织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开展相关活动,新乡贤主要起到为村两委班子出谋划策、协助联络和信息沟通等作用。为美丽乡村建设建言献策。新乡贤的选拔程序按照品行优良、德高望重、群众认可等标准,经群众推荐或个人申请后,交由支部审查,最后群众代表大会表决。新乡贤正是经过严格的选拔程序脱颖而岀的,同时对选举出来的新乡贤做好登记,报所属乡镇备案,并经乡镇统一组织培训之后由村两委发放聘书和上岗证。较好地破解了在城镇化大背景下的乡村该如何治理,广大农民群众的权益该如何维护的现实问题。
(二)新乡贤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起示范作用。凝聚正能量培育文明乡风乡贤志愿者依托乡贤志愿者工作站、乡贤文化馆等载体,发挥自身地缘、人缘、亲缘优势,利用自身模范榜样作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乡村正能量,培育新时代下的文明乡风。通过建设并开放乡贤文化馆,宣传新乡贤自身的优秀事迹,号召村民学习新乡贤的优秀品质,凝聚正能量。新乡贤用自身的品质发挥示范功能,在凝聚正能量培育文明乡风方面起到了带头作用。新乡贤的道德水平，体现的是一个人的基本素质，但反映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通过新乡贤的先进事迹感召群众，对于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营造知荣辱、树正气、促和谐的社会风尚，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道德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利用新乡贤的模范示范作用，弘扬良好道德风尚，是一个社会健康向上的标志，也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通过褒奖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平民英雄"，推崇在基层涌现的"凡人善举"，能够有力地引导人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引导广大群众见贤思齐、争先创优，使新乡贤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促进全社会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三)新乡贤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提供智力信息资金支撑。新乡贤是乡村振兴中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新乡贤在引导乡村力量有序参与乡村治理，为村内事务出谋划策，打造乡村建设“智囊团”，进一步提高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营造农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新乡贤在宣传发动、鼓励引导海内外新乡贤捐赠投入美丽乡村建设、扶危济困等公益事业中，成为新农村打造“新引擎”、增添“新动力”的重要助推力量，是确保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重要保障。
三、新乡贤与美丽乡村建设融合发展
（一）充分认识新乡贤的核心内涵，推进新乡贤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有机融合
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发展，是深入美丽乡村建设的一项重要抓手。原因在于新乡贤文化一方面学习、借鉴、传承了古代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乡村的守护者和传承者；另一方面，它积极适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特征和经济社会的革新变化，在原有基础上实现了演变、发展和创新，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新农村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在这方面，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可以说，积极发挥新乡贤文化的作用，对于推进乡村治理水平提升，引领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当前，我们国家正在实施的美丽乡村建设，充分体现出了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的执政理念，不仅符合我国现实国情，也切中了当前乡村发展的要害。毫无疑问，深入实施美丽乡村建设，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我国乡村发展的方向，是促进乡村发展的一次重大战略性调整。乡贤文化自古以来作为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乡村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在促进乡村建设、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当前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重视新乡贤文化建设，尤其是要把新乡贤文化建设加快融入到美丽乡村建设中来，用新乡贤文化促进乡村文明、推动乡村发展，作为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支撑。
（二）高度重视新乡贤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作用，积极发挥新乡贤文化的综合效用
进入全面建成小康决胜阶段、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面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新乡贤文化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新乡贤群体在美丽乡村建设的方方面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党的报告对乡村发展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20字总要求，实现这一目标要求，离不开新乡贤文化在推动乡村精神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上发挥的积极作用。
众所周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当前我国乡村面临着人才流失、文化遗忘、产业薄弱等诸多难题。搬开这些“路障”，疏通这些“梗阻”，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刻把握新乡贤文化的内涵，不断挖掘和发挥新乡贤文化的巨大潜力与积极作用。
新乡贤是解决美丽乡村建设中人口外流、人才紧缺问题的“输血车”。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特别是大城市转移，导致农村人才外流的现象日益严重，并逐渐演变为土地、技术、产业、文化等一系列空心化问题，特别是在一些边远穷困地区农村，这类问题更加严重和突出。大力加强新乡贤文化建设，激发和带动一大批新乡贤回归农村、反哺农村，可以有效缓解制约乡村发展“人”这个最基础、最关键的因素，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牢固的人才保障。
新乡贤是破解美丽乡村建设中产业空心、脱贫致富难题的“金钥匙”。俗话说，一旺百旺，只有产业兴旺起来，乡村才能同步兴旺美丽。产业兴旺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基本支撑，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所以，如何进一步发展壮大乡村经济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首要命题。新乡贤群体有思想、有作为，本身大多是各行业的精英人士，拥有资本、知识、信息、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新乡贤把先进的发展理念和优秀的项目带回家乡、建设家乡，有助于破解农村经济发展瓶颈，带动乡村产业兴旺繁荣，成为广大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金钥匙”。
新乡贤是承载乡村振兴中社会治理、矛盾纠纷热点的“减压阀”。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治理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社会转型时期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有效破解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水平。新乡贤上接天线，下接地气，在参与乡村治理中，在调节纠纷，缓和矛盾，有效“减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助于构建公平公正的乡村治理秩序，成为社会基层矛盾的缓冲地带，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独特而有效的作用。
新乡贤是防止美丽乡村建设中传统文化凋零、乡风失调的“防护林”。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文化的基因。随着城镇化加快，当前在一些地方农村，传统乡村文化遭到忽视、破坏甚至被取代的情况比较严重，一些地方农村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乡风社情正在遭受危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日渐凋零。新乡贤既传承了传统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情怀，也贯穿着文明、和谐、友善的核心价值观，这一群体身上蕴含的精神品格和道德模范力量，无疑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优良家风、传承传统乡土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三）注重发挥主导作用，让美丽乡村建设成为新乡贤培育的温床
新乡贤既是一种宝贵的人力资源，也是一支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新乡贤文化彰显的人文道德价值以及经济社会效益，在美丽乡村建设的方方面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推动新乡贤文化发展，既不能违背文化发展的固有规律，也离不开党的全面领导和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引导，最大限度地扩展新乡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上的优势，充分培育好、利用好新乡贤这一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践行的群体，推动新乡贤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在实施美丽乡村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概况起来，重点要积极推进“四个工程”。
一是积极开展“回归工程”促发展。坚持把推动在外各类成功人士回归创业，作为推进新乡贤工作的重要举措，加强制度机制建设，进一步完善新乡贤“回归”政策体系，积极构建新乡贤培育引进使用机制、鼓励引导机制、履职激励机制、权重评价机制；建立健全工作专班和机构，加大工作力度，创新工作方式，积极开展“走出去、请进来”工作，大力宣传回归创业的先进典型，引导在外成功人士回乡创业；出台保障有力的政策措施，重点在居住、教育、医养等方面有所创新突破，尤其是对有困难的新乡贤群体，实现扶危解困常态化，为新乡贤群体排除后顾之忧。
二是创新农村“人才工程”强筋骨。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立足农村现状，重视培育本地本土精英人才，坚持把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等作为新乡贤主体和发展新乡贤文化的宝贵资源，以遵纪守法、品德良好、为人正派、处事公正、群众公认为基本标准，大力发动群众寻贤、举贤、评贤，把群众身边的“能人、好人、热心人”充分挖掘出来，不断壮大新乡贤队伍。
传统文化进乡村篇5
[关键词]乡村伦理内卷化共同体伦理礼治伦理大传统小传统
[中图分类号]B82-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539（2016）06-0131-06
一、作为文化解释概念的“内卷化”
“内卷化”（involution）是人类学分析和解释社会文化现象的重要学术概念，这个概念由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Goldenweiser）首先提出，他用“内卷化”来描述文化模式在变迁过程中的发展形态。当某一类文化模式变迁到一定的形态之后，并没有就此而稳定下来，而且也不能使自身转变为一种新的形态，只是该文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在其内部变得更加复杂化，这便是文化模式的“内卷化”。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Geertz）在1963年出版的著作《agriculturalinvolution：theprocessesofecologicalChangeinindonesia》（《农业的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中借用了戈登威泽的这个学术概念，以此来描述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的水稻生产。格尔茨发现，爪哇农民在水稻生产中不断加大劳动投入，但超密集的劳动投入并未带来水稻产量的相应增长，爪哇地区的水稻生产长期以来只是简单地重复进行着，没有什么创新和进步。他将这样一种现象称之为“农业内卷化”。格尔茨运用“内卷化”概念所进行的相关研究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内卷化”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文化学和经济学研究中通常采用的理论范式和分析工具。
文化“内卷化”是不同于“文化革命”和“文化进化”的一种变迁路径。文化的“革命”路径是间断性、突发式和剧烈的改变与更替，即从一种文化模式跳跃式地转变为另一种文化模式。文化的“进化”路径则是缓慢的、连续的、增进性的变迁过程。与前二者不同，文化的“内卷化”是指各文化要素在一定历史时期中相互内卷、内缠，自我维系和自我复制，“内卷化”表征着文化变迁和发展的复杂性，显现了某一文化模式内部的复杂化和精细化的演变过程。文化的“革命”路径是非常规的变迁路径，不会经常发生。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来看，人类文化的变迁主要有进化和内卷两种路径。当代中国乡村文化的发展态势基本符合“内卷化”文化模式的特征。“近几个世纪中，以进化论为特征的‘现代化’歇斯底里发展不仅吞噬着地球资源和人类生存空间，而且无节制的物质欲望扩张造成了集体记忆消失、群体认同瓦解乃至人与自然关系崩溃，造成人类积累的历史文化内涵稀释和离散。当海德格尔引用赫尔德尔的诗句谈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时，可以说就是在寻求人类文明的‘内卷’回归之路。”人们已经习惯于用进化论的观点来看待文化的变迁，似乎进化就代表着文明和进步，然而，文化变迁是异常复杂的过程，并非线性的和单向的，“内卷化”提供了一个考察人类文化变迁的新视角和新思路。
文化的“内卷化”强调文化变迁过程中传统与现代、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密切联系。格尔茨将“内卷化”看作简单的重复，只是看到了内卷化的一方面特质。实际上，“内卷化”也是一种有希望的、可以期待的文化革新形式，但是，这种革新需要以已有的文化结构作为基础，然后通过文化的“修补”工作来解决新出现的文化问题。“内卷化”内在地蕴含了保护文化传统的意义，因此，我们在面对变化着的文化发展环境时，就理应保存那些有价值的传统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文化，它是在以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累积性地变迁的。文化主体的集体记忆、归属感和身份认同，都是文化变迁和发展的重要元素，融合了传统与现代、过去与现在的文化“内卷化”，确保了文化变迁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在当代中国，作为乡村文化核心内容的乡村伦理，具有明显的“内卷化”特征。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经历着经济、政治和文化诸领域的深刻转型，有两种不同性质和向度的力量影响着这样的转型：一是以国家强制力为依托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和行政控制力量，乡村成为国家治理的对象；一是乡村自身具有的内生性的秩序自治力量，这是维护乡村伦理秩序的内在推动力。乡村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变迁是在国家外部力量和乡村内生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的，而正是由于乡村自身具有的内生力量，才使得乡村文化、乡村伦理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在中国，乡村社会存在着较为稳定的世代传承的伦理文化结构，乡村伦理文化有着自己的发展历史，虽然乡村伦理文化的历史总是地方性的，但是，这种地方性的伦理文化历史不只属于该乡村，而且还是整个人类文明史在该乡村的具体表达。
二、个体伦理与共同体伦理的碰撞
传统的乡村是一个熟人共同体，在这个共同w中，儒家仁爱伦理设定的处理经济交往、人际关系以及维护乡村生活秩序的道德规则便捷有效，且易于被村民所接受和实践。传统乡村的伦理关系或是基于家庭和家族的血缘亲情，或是基于地缘，血缘亲情和地缘共同构成了熟人社会伦理的基础，因此，儒家仁爱伦理主张，人们应当首先维护家庭和家族成员以及彼此亲近的其他成员的权利，熟人共同体的伦理关怀应当优先得到考虑，然后再推及他人。“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像水中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自我不是孤独的原子，而是有着多重伦理关系的社会存在，人的本质规定性就体现在自我与他人以及社会的伦理关系之中。虽然改革开放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了人的个体化发展，但是，基于熟人关系的共同体伦理依然被村民所认同和践行。熟人共同体提供了人际信任可以利用的充足人文资源，这是对现代社会契约信任和制度信任的有益补充。
最近30余年中国乡村社会所发生的变迁是如此剧烈和急速，以至于人们尚来不及进行理性和冷静的思考就被卷入其中。村民日益个体化的自主选择和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使得当代中国乡村伦理与传统乡村伦理相比，产生了一些新的带有“内卷化”特点的变化。其一是去传统化。个体从传统的熟人共同体的社会约束中脱离出来，试图摆脱家庭、家族和血缘亲情关系的道德要求。但是，这样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熟人共同体不重要或者不再发挥作用，如果熟人共同体对个体的成长和发展有益，那么，个体依然会依靠熟人共同体。原本相对清纯的熟人共同体，现在融入了实用性和功利性的色彩。其二是通过从众来创造自己的生活。当代乡村社会的成员走向个体化，获得的是自由和权利，成就的是道德自我，不盲从别人强加的价值观，而且也明了何为善、何为恶，然后做出自己的自主行为选择。然而，吊诡的是，“自由和个性并不必然会使个体变得与众不同。相反，对社会制度的依赖决定了当代的个体不能自由地寻求并建构独特的自我，男男女女必须依据某些指南和规则来设计自己的生命轨迹，因此，他们最终得到的反而是相当一致的生活”。因市场经济机制的实行而生成的制度化行为规则，为个性的自由发展设定了一些限制，人们不得不遵从一些与自己的意愿相悖的普遍性道德原则和规范。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因村民追求个体化而导致的熟人共同体的松动甚至瓦解，引发了一系列的伦理问题。
一是乡村孝道的衰落。孝敬父母长辈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一种感恩的道德情感，不需要理由予以阐释。在物资匮乏的传统社会，物质生活上的赡养和接济是孝敬父母长辈的主要表现；而在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现代社会，孝道的内涵除物质生活上的赡养和接济外，更多地体现在理解父母长辈的意愿、尊敬父母长辈的行为选择、时常与父母长辈进行情感的交流等精神生活的层面。但是，在今天的中国乡村，孝道却出现了衰落的趋势。传统乡村社会的父母长辈有着无可争辩的道德权威；而在当代乡村社会，父母长辈的道德权威正在弱化，晚辈成了家庭中的主导力量。随着乡村中年轻一代个体权利意识的增强，处理家庭事务不再是父母长辈说了算，家庭事务民主化的一个后果是，老人与晚辈之间的意见纷争增加，这不仅影响了家庭和谐，也常常会让老人精神不悦。一些晚辈有条件赡养父母长辈，但是，他们认可实用理性或工具理性，不愿意去尽物质和精神上的孝道，当代乡村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伦理在最亲密的生活共同体中也日渐式微。百善孝为先，由一个人是否履行孝道，可以大体看出其道德素质的高低。
二是乡村人情的淡漠。人情伦理是日常交往伦理，日常交往建立在亲情和友情的基础之上，以情感为纽带。在传统乡村熟人社会，人与人交往频繁和紧密，相处和谐友善，一家有事，大家相帮。大家是熟人，有什么事打个招呼就行，用不着多说什么，因熟悉而生发彼此关怀的道德情感。“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作为一个伦理共同体，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给人以守望相助、温情脉脉的美好形象，“伦理行动的理由存在于浓厚的关系中，而与涉入这种关系的人的利益没有关联”。这种浓厚的人情关系，实际上是与利益相关联的，只不过这种利益不是超越于共同体的个人私利，而是共同合作的利益，所以，熟人社会的伦理共同体也是利益共同体。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居民的人情淡漠已经成为现代性社会中的道德病症。在高度陌生的城市社区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缺乏情感上的相互支持和合作协作意识，每个人在享受到充分自由和最大权利的同时，却不能培育作为城市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因而会产生“这个世界冷冰冰”的感觉。尤其是在如今的风险社会，个体会感到单薄无力、孤立无助。对于乡村，人们往往有这样的观念：乡村拥有自然宁静的生活方式和纯真热情的美德。遗憾的是，城市人情冷漠的道德病症也扩散到了乡村，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同样影响了乡村的伦理关系。虽然与城市相比，乡村的人际关系依然处在熟人或半熟人状态，但是，当代乡村的院墙和防盗门阻碍了人际交往的便利，而为了一己之利，少数村民更是暴露出了“农民特有的狡黠”，全然不顾乡里乡亲的人情，甚至把他人的温情当做利益算计的工具。目前一些志愿者在乡村积极传播情感主义儒家伦理，试图挽回乡村社会曾有的温情，这样做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尚不可知，但无论如何这是有益的尝试。
三是乡村公共生活伦理的缺失。设立基层管理机构来治理乡村是近代中国才出现的事情，传统乡村社会的熟人共同体虽然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发达而有序的公共生活伦理文化，但是，这并不妨碍传统乡村公共生活的道德治理。“在一个完全的、更大型的社会里肯定要出现精英层在文化方面向农民层施加教育和示范作用的现象的。”“皇权不下县”的中国古代治理文化传统推动了以乡绅、德高望重的长者等精英人物为主导力量的乡村治理模式的诞生，乡绅们在传统乡村的公共事务管理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乡村环境中，公共生活伦理主要体现为村民自觉遵守村规民约和乡绅们主动的道德示范。乡绅不仅代替政府行使治理乡村的权力，而且修桥铺路、热心公益慈善、教化村民的道德修养并以传统道德和公序良俗来调解村民之间的各种纠纷。在个体自由和权利意识日益提高的当代乡村社会，传统的以乡绅为道德榜样和以村规民约来约束村民行为的公共生活伦理建构模式，还能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这是不少相关研究者正在探讨的问题。当代的村民有着很强的个体化意识，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价值观盛行于人际交往之中，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活伦理严重缺失。当代乡村公共伦理的建构并不是要回到传y的熟人共同体社会，而是要研究在利益分化、价值多元、个体差异加大的现代乡村社会，如何以维护乡村公共利益为中心，建立起全体村民的权利得到有效保障、村民又能履行自身道德义务的新共同体伦理。
三、法治伦理与礼治伦理的共存
礼治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突出特色之一。在中国远古时期，“礼”是一种原始宗教祭祀仪式，到西周时，周公整理、补充和改造了原始的礼仪及传统习俗，将“礼”的内涵加以扩展，形成了一套治理国家的典章规定和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行为规范，祭祀之礼就转化为人文之礼，“礼”从仪式发展为礼治制度。先秦儒家传承了周公的礼治思想，并进一步发扬光大，通过“援仁人礼”，实现了礼治与道德的融合，彰显了礼治的人伦特性。礼治具有“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的重要社会功能。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礼治渗透到治理国家、维持社会秩序、调节人际关系、规范人的行为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是礼治社会，“礼”即社会认可的典章规定和行为规范，合于“Y”的行为自然就是合于伦理的行为。法律是依靠国家的强制性权力来推行的，“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edwardShils）将传统定义为从过去延续到现在的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为方式，是人类创造的各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等构成的表意象征。文化社会学将人类文明进程中从过去流传或遗留下来的文化财富都视为传统，“它是人类行为、思想和想象的产物，并且被代代相传”。虽然现代社会生活变化快速，日新月异，但是，人类“现代生活的大部分仍处在与那些从过去继承而来的法规相一致的、持久的制度之中；那些用来评判世界的信仰也是世代相传的遗产的一部分”。风俗、礼仪、信仰和习惯等具有“内聚力”的隐形文化传统，其内容不只是古老的，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还赋予它们以新的内涵。人类文明的发展是文化传统的积累过程，一个民族如果离开了自身的文化传统，就等于割断了自身的文化脉络。现代社会道德文化和价值观的发展和创新，唯有在传承民族内生的文化传统基础之上才有可能。
伴随着中国法治化的进程，乡村社会的法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村民所能享受到的法律待遇与城市居民几无差异。但是，现代法治特别重视国家颁布的成文法，强调法律规则的普遍适用性，对乡村社会的法伦理文化传统重视不够。事实上，国家颁布的所有成文法并不能涵盖乡村社会生活中全部的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而由道德规则构成的礼治文化传统弥补了国家成文法的不足和缺陷。乡村社会的习惯法就是礼治文化在民间日常生活中法律化的一种表现，习惯法“这一术语被用来意指那些已成为具有法律性质的规则或安排的习惯，尽管它们尚未得到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的正式颁布”，习惯法“在乡民长期的生活与劳作过程中逐渐形成；它被用来分配乡民之间的权利、义务，调整和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且主要在一套关系网络中被予以实施。就其性质而言，习惯法乃是不同于国家法的另一种知识传统”。乡村社会的习惯法体现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识、常理、常情”，这些“常识、常理、常情”是处理乡村社会利益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地方性知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法治建设不能无视儒家礼治传统基础上的民间习惯法，而是应当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态度、尊重和理解的道德情怀对待之。那些至今仍为乡村社会所认可的民间习惯法，必然有其存在的依据，它们是国家法治的有益补充。有学者的田野调查显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所代表的法治秩序、“找熟人解决”的传统礼治秩序和“找村委员或村党支部解决”的新型礼治秩序，共同构成了当前我国基层农村解决利益纠纷的基本路径。由此可见，在已经走向法治化轨道的当代乡村社会，礼治伦理对解决利益纠纷的作用依然不可忽视。
乡村社会的法治伦理和礼治伦理以“内卷化”的形态长期共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礼治文化传统已然融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人们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它们的存在和对自身生活的直接影响。现代文明社会中，人们生活的每一步都被传统和习惯的锁链牵制着。“法律确实是一种历史的衍生物，因为它是习惯性道德的表现，而习惯性道德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发展是悄无声息的，且无人意识到的。”源于礼治文化的乡村社会习惯法，尽管不具有成文法那样的强制力，但是，如果它们是人们内心的道德律，则无须强制而自愿认同并自觉遵循。中国正处于走向法治国家的征途上，现代法治文化要对乡村社会真正产生影响和发挥作用，还需要一些支持条件。“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传统乡村社会通过礼治文化而构建的伦理秩序，揭示了将道德融于法律文化之中的重要性。道德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礼治文化的基础，民间习惯法在乡村社会的实践亦展现了道德治理的力量。充分利用礼治文化传统中重视法律道德性的文化基因，将道义性价值观更好地体现在立法理念、司法程序之中，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这是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法治化建设的客观要求。
四、“大传统”伦理与“小传统”伦理的融合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在分析乡村社会文化时，提出了大传统（Great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letradition）这两个概念作为分析框架，以此来说明复杂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存在着两种不同层次的传统。他认为，大传统是指上层人士、精英人物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是指在乡村中农民所代表的文化。“大传统是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而小传统则是自发地萌芽出来的。”大传统是上层人士和精英人物有意建构的，而小传统则是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自然产生的。芮德菲尔德采取了文化的二分法，注重考察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但是，他同时承认，“这两种传统――大传统和小传统――是相互依赖的；这两者长期以来都是相互影响的，而且今后一直会是如此……我们可以把大传统和小传统看成两条思想与行动之河流；它们俩虽各有各的河道，但彼此却常常相互溢进和溢出对方的河道”。无论是传统乡村社会还是当代乡村社会，实际上都存在着大传统伦理与小传统伦理的分殊与融合的问题。儒家伦理首先是由上层人士、精英人物作为大传统提出来的，然后通过各种有效的方式，将其所倡导的伦理文化和价值观与乡村社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成功地介入了人们的日常人伦关系，成为人们处理社会伦理关系和应对道德生活冲突的基本行为规则，并因此形成了适应不同乡村社会的小传统伦理。因此，儒家伦理既是一种文化观念的传统，同时，它还是一种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传统，它的作用和意义通过普通人的日常人伦关系和道德生活体现出来。
近代之前，以儒家道德文化为核心的大传统伦理与乡村社会的小传统伦理一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但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东渐和中国在与西方列强对抗中的一次次失败，国人对自身道德文化传统的评价越来越低，对待民族文化传统的态度也从自信逐渐转变为自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认为，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伦理文化是中国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根源，因此，必须反对传统的伦常文化，“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口号在当时喊得震天响。在20世纪50和60年代的一系列思想教育运动当中，民间许多固有的知识、信仰、观念、仪式和行为方式，被视为愚昧落后陈旧过时的东西遭到批判和禁止，族谱、村庙、农祠等被认为是旧时代的遗迹而遭毁弃。然而，乡村的文化传统有着强大的韧性，即便遭受“革命式”的大规模摧毁，它的生命力依然强盛，人们看到了中国乡村文化传统的复兴景象。
作为小传统的中国乡村道德文化，为什么能够起死回生，在今天重新焕发勃勃生机？这是因为自然生发于民间的小传统伦理已然成为乡村社会的文化基因，渗透于乡村社会的日常习俗和仪式之中。而以习俗和仪式文化为代表的小传统伦理之所以能够世代相传，缘于小传统伦理“活”在民间、“活”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即便在当今社会受到市场经济机制和外来文化的冲击，这些“活着”的小传统伦理依然还在发挥着应有的行为规范作用。某些习俗和习惯一旦确立起来，就会成为稳定的、不易改变的乡村社会共同体成员普遍认可的道德行为规范。“习俗的稳定性基本上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谁要是不以它为行为的取向，他的行为就‘不相适应’，也就是说，只要他周围多数人的行为预计这个习俗的存在并照此采取自己的态度，他必须忍受或大或小的不快和不利。”像习俗“这一类的传统，不必知之，只要照办”。在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乡村社会的演进过程中，“过去的文化形式、惯例、价值以及习俗总是在影响着之后人类行为的适应性，也使得不同群体的行为和反应呈现多样而又独特的特点”。中国的乡村社会有着不同的、多样的小传统伦理，这也使得大传统伦理与小传统伦理的融合呈现出不同的方式和路径，而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实施方案，这就为各地方乡村社会充分挖掘自身小传统伦理文化的独特性，与当代社会的大传统伦理进行有效的结合提供了可能性。
强调对乡村小传统伦理的尊重和认同，并不是刻意突出它的特殊性，更不是否定普遍性道德知识这样的大传统伦理，而是要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大传统伦理中那些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价值观念如自由、平等和公正的实现，不可能脱离地方性的道德文化小传统，它们的实现方式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必然带有各自民族或乡村文化的特色。以习俗、仪式等乡村道德文化为代表的小传统伦理，并不排斥自由、平等和公正等普遍性道德知识和价值观，因为传统虽然“是现存的过去，但它又与任何新事物一样，是现在的一部分”。当代中国社会的大魍陈桌砗托〈统伦理不可能固定不变和抱残守缺，而是不断生成、创新和发展的。
传统文化进乡村篇6
【关键词】非遗保护；美丽乡村；文化生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农村的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保护传统文化与乡村道德文明过程中，乡村们是聚族而居的生产生活，文化对他们具有约束和维系的作用，同时，文化可以保持着乡村凝聚力和认同感，具有稳定社会生产生活和心态的作用。这些有形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是乡村的文明之魂，是独特的民族精神的体现方式。
当前，全国各地都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在我们农村的历史文化遗产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这样具有浓厚乡土特色文化项目，也得到了相应的传承与培育。如：“贵定音寨布依第一村”、“布依九板十三腔十八调”、“苗族巫舞雷公舞”、海葩苗“芦笙长鼓舞”、布依“三棒鼓”等就得到了保护并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精神。同时，在保护与利用中，对一些古村落和古建筑等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得不到有效保护，仍然有一些遗产在村庄整治或者搬迁中遗失，比如，优良的文化传统、独特的风俗民情、精彩的传统技艺等没有得到完整的保护，尤其是农村搬迁后，农村的文化生活就变得格外的单调无趣，农民的精神家园也多少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一、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是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
传承与繁荣民族传统文化是非遗保护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共同目标。这方面贵定音寨布依第一村的建设即是成功的一例。音寨人对其“布依山歌九板十三腔十八调”民歌的文化价值开展了搜集、整理、出版、传教、普及等活动，进行了切实有效的保护。就是因为音寨民众的这种“文化自觉”，才使得音寨拥有美丽的灵魂。从它们成功的实例中，我们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当文化的拥有者真正认识到了文化遗产的价值，才有可能对文化遗产做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因此“文化自觉”是建设美丽乡村以及使乡村民众不迷失精神家园最根本、长期的、内在的、可持续的机制和动力。非遗作为能够集中体现传统民族文化价值的载体，也是普通民众在内的培养形成的文化的最好资源和平台。
对于“美丽乡村”的建设，不要只要求物理空间的建设，更要讲究文化的空间，特别是在文化空间建设中处理得恰当，那么将可以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同时，乡村的历史文化遗产也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比如，把乡村中的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古树名木等历史文化遗迹遗存给充分的发掘和保护，把丰富的文化思想——人居文化、农耕文化和山水文化等不断的挖掘和弘扬出来，以此培育和建设出一批具有浓厚乡土特色的地方文化项目，这样一来，不仅把乡村的人居、生态等环境优化美化，还能真正的把“美丽乡村”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有机结合。
在乡村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有形或者无形的储存这多种文化，这些都是乡村的文明之魂，都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学术及审美的价值，都疑结着乡村人民的一种精神价值，并且还是民族精神独有的文化。有了这些因素与精神的支柱，“美丽乡村”建设与文化建设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不断的促进文化生态系统组成统一，并逐步的完善。
二、非遗本质是活态的，蕴含着文化的价值观念
“美丽乡村”文化在传承与保护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以乡村社会为基点进行的保护，而不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乡村社会中分割出去进行保护。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自发形成的智慧。总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守护乡土民众的精神家园，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生长的乡村社会紧紧连在一起进行建设和保护，才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这也是建设“美丽乡村”的一个最有效途径和方式。有专家认为，很多的文化我们不能就单独把它的生存环境或者背景中分离出来，要尊重非遗特有的形状和适应环境的结构性，不要只关注或者保护其静态的环境，要从其活态的存在方式和过程来保护。如果不这样做，就只能使原本活态的文化遗产变成毫无生命力的遗产标本。
三、“美丽乡村”建设保护并存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民群众为了满足自身的生产、生活需求而产生的，是劳动人民群众通过多年的生活生产中积聚的智慧结晶。在乡村日常生活中，对人们的思想和道德有特殊的启蒙与教化作用；保持乡村凝聚力和向心力，维护社会稳定；调节调节乡村社会生活和心态的作用。
乡村历史的创造者是广大农民群众，同时也是乡村文化的享有者。广大农民群众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也是非遗的享有主体和保护主体。各级党委和政府在“美丽乡村”建设或者是非遗保护，都起主导和推动的作用，最终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实践。因此，在“美丽乡村”建设和非遗保护中，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识到民间和群众的底气就是非遗最原始禀赋，要充分调动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实现预期目标。
因此，对于“美丽乡村”建设，不但可以引导广大乡村人民在新环境中传承文化，同时也是在享受了传统文化的成果。在乡村文化保护中，要充分的发挥其人民群众的才智，光靠政府的措施也不能完全做到的，但是政府在这保护和传承上也应该多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加上建立一个良性的传承机制，这样才有利于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必然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重视文化的挖掘和保护，是我们现在“美丽乡村”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乡村文化发展的必要需求；在保护的过程中，我们不仅从静态的改善和建设，还需要从活态中唤起乡村人民对自己家园的记忆和认同，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传统文化在当代文化环境中得到复兴。
参考文献
[1]郑志玥.浅论非遗主题展馆中的美丽乡村与人文视界[J].大众文艺，2013（13）.
传统文化进乡村篇7
[关键词]乡村文化；新农村建设；作用
[作者简介]崔福生（1972―），男，江西宁都人，赣南师范学院讲师。（江西赣州341000）
乡村文化，是在乡村形成、发展和传播的，有别于其他文化的一种特定文化，其内容非常广泛，几乎涉及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的所有领域，具体包括文学、艺术、体育、历史、科技等各个方面，如农村的地方戏剧、民间曲艺、传统手艺、传说传奇、婚丧嫁娶、群众体育等，它一般通过乡村风貌、乡民气质、民情风俗等加以体现。笔者认为，乡村文化是农村社会的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发展和繁荣乡村文化，在今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乡村文化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特殊的积极作用
中共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从乡村文化的内涵来看，其所具有的鲜明特点，与这一要求有着天然的联系，对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目标有着特殊的积极作用：
1、促进乡风形成的主导力量。乡村文化是农村社会经过长期的积淀形成的，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推陈出新。其内容或是优秀传统的积累，或是现代时尚的体现，是在农村弘扬优秀传统和倡导时代新风的有效载体，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和历史价值，还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它往往引领农村社会某一时期思想和精神领域所崇尚的主流，这一主流主导着在同一文化背景下的农民的群体性格，对农民价值观念、是非标准、审美意识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乡村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农村乡风。
2、增强农民素质的重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农民的素质是最为关键的，因为只有农民的素质提高了，农民才会自觉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积极地、能动地参与到社会变革和生产发展的实践中去，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长远而根本的保证。而农民素质的提高，除了通过政策引导、法律规范、思想教育之外，农村当地所蕴涵的文化底蕴对农民潜移默化的熏陶，包括对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心素质的培养，往往能起到更为有效和深远的作用。
3、改变农村面貌的智力支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通过发展生产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必须通过扩大民主来改进农村社会的管理。当前，生产效率较低、管理体制滞后，是我国农村存在的不争事实，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落后的生产力和落后的观念。要改变这一状况，一要增长农民知识，二要更新农民观念。为此，除了着力发展农村教育之外，乡村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所具有的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优势，更容易受到农民欢迎、吸引农民参与，有利于推广科普知识、宣传时代新风，从而增长农民见识、开阔农民视野，帮助农民认识外部世界，激发农民学习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接受新事物、新思想。
4、丰富农民生活的精神食粮。农民是有着精神生活需要的活生生的人，当他们从一亩三分地中获得了温饱所需的基本收入，特别是劳动强度下降、闲暇时间增多之后，这种需要尤其强烈。但在我国广大农村，绝大部分农民劳作之余的生活非常枯燥，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文化和娱乐活动，如此单调的生活方式难免造成精神上的空虚和落寞。乡村文化的发展恰好满足了农民朋友的精神需求，使他们能够享受到丰富的文化成果，从中品味生活的乐趣，得到精神的寄托和慰籍，使农民能感受到生活之情趣、平凡之趣味，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5、凝聚农村人心的有效手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央要求“要尊重农民的意愿”，这是对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肯定。这里所讲的“意愿”，笔者理解应该是农民的集体意志。但是，受几千年来形成的“小农意识”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涉及农民个人、家庭利益时，农民的意愿很难得到统一和贯彻。乡村文化所具有的群众性、大众化特点，对农民之间的个性差异能起到很好的磨合作用，能较好地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使农民在活动中增加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相互比试、较量、欣赏，跳出世俗的日常的生活，建立起基于“文化情结”的团队精神和群体气质，形成集体崇尚的追求目标。
二、乡村文化的现状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还不适应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发展是根本，文化发展是关键。然而，当前乡村文化的现状却令人堪忧，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1、乡村传统文化濒临枯竭。悠久的发展历史赋予了乡村文化优良的传统，在我国广大农村，祖祖辈辈流传下来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文化遗产。然而，由于受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观念的影响，乡村传统文化的生存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在年轻一代的心目中，传统文化已经被认为陈旧、过时，年轻人对传统文化已不感兴趣，更不愿去发展和传承。如今，许多民间手艺已面临没有传人的尴尬境地，一些山歌、民曲已成为艺术家采风时苦苦搜寻的素材，大量农村的历史遗迹、革命旧址因没有得到很好的修缮和保护而被荒芜、废弃，舞台拆了、剧团散了、戏院关了的情况，在农村更是比比皆是。乡村文化已经有被现代社会边缘化的危险。
2、乡村农民文化生活贫乏。一是农民文化生活消费偏低。有些农户几乎没有文化消费概念，年轻者认为看看小说、看看电影、看看录像便是文化消费，年长者则干脆认为花那个冤枉钱不值，认为有那钱还不如吃好点、穿好点，不如把钱攒下来盖房、娶媳妇。甚至个别家庭的文化生活年支出几近于零。二是农民文化生活方式单一。劳作之余，农民的消遣活动大多集中在走亲访友、串门、闲聊上，一些村一年到头能放两场电影就不错了，多数村的文化生活所拥有的仍是看戏、舞龙舞狮等为数不多的民间文艺形式，即使是这有限的活动也大多与重大农事活动和逢年过节紧密结合在一起，平时难得一见。
3、乡村文化缺乏活力和创新。一些乡村文化不能受到关注的原因在于，其形式和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呆板、单一，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一成不变，缺乏活力和创新，无法结合当今时代的热点和新一代农民的兴奋点，不能给农民以思想上的感染和启迪，也就失去了吸引力，丧失了生命力。
4、乡村文化受到腐朽、庸俗文化的冲击。“不良文化”在农村还有一定的市场，神汉、巫婆、看相、算命、看风水等封建迷信活动还时有出现，红白喜事中还存在大操大办的现象，不仅浪费严重，形成攀比之风，也为封建迷信的蔓延提供了土壤。近年来，等丑恶现象在农村又有所抬头，许多农民甚至个别乡镇干部，认为在茶余饭后打打牌、搓搓麻将、输赢几个小钱消遣时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特别是农闲时节，现象更是相当普遍。一些地方腐朽落后的思想逐渐在农民中滋长，道德危机日益显现。
三、浓厚乡村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
要使乡村文化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必须正视乡村文化当前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切实措施，找准浓厚和繁荣乡村文化的方法和途径。
1、保护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是农民世世代代在长期的劳动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文化精品，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地方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能使当地的农民群众自小受到得天独厚的文化熏陶，同时他们对自己祖先的智慧也会充满自豪，从而建立起稳固的维系人们思想感情的精神纽带。把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保护下来，也就把老祖宗的优秀品质留下来了，这对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当务之急是要调集广大文化工作者和农村当地文化积极分子的力量，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中当前仍然活跃的要发扬光大，对散落在民间的要收集整理，对濒临失传的要及时抢救，想方设法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重整河山”，力图形成一定气候，再现当年辉煌。
2、赋予乡村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为乡村文化注入时代活力，是增强其自身生命力的根本条件。这就要结合新时代的主旋律，按照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创新其形式，丰富其内容，创作出反映农民现实生活、颂扬农村新人新事新风尚的文化艺术作品，做到“老调新弹、老歌新唱”。特别是要与当前农村社会、经济的改革发展步伐相合拍，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相适应，大力营造乡镇企业文化、致富创业文化、村落集镇文化等新型乡村文化模式。
3、打造乡村文化的特色品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央要求要“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为此，乡村文化的发展也要体现乡土气息、反映地方特色。尤其是要重视挖掘乡村文化的市场价值，通过市场运作，打造出乡村文化的特色品牌，促进乡村文化的社会化、规模化、项目化、产业化发展，使乡村文化不仅能创造出社会效益，也能创造出经济效益，如风景名胜、革命圣地的旅游文化以及以土特产、工艺品、民间艺术的推介为内容的展销会、艺术节等。
4、夯实乡村文化的发展基础。发展乡村文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只有常抓不懈、持之以恒，才能出成果、见实效，对此，政府要起到主导作用。一要广泛宣传，通过报刊、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大众传媒，让全社会了解、关心乡村文化；二要加大投入，改进投入方式，采取政府投入和鼓励社会捐助相结合的多渠道筹资方式，扶持和资助有代表性和有影响的乡村文化活动；三要培养人才，稳定和充实农村文化工作队伍，重点培养民间艺人、文化能人、文化经纪人等乡村文化骨干；四要建设阵地，努力创造条件，完善县、乡（镇）、村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场所，建好文化馆、文化站、文化活动室，同时鼓励热心文化活动的农户组建文化大院、文化中心户等。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R]．
传统文化进乡村篇8
一、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建设的时代意义
(一)乡村文化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内生动力
党的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方位的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总体战略的关键一环，是乡村振兴之魂，起着精神保障和价值引领的作用。一方面，乡村文化建设能够有效地促进乡风文明，优化乡村文化生态，消解农民的精神贫困。在精准扶贫的政策推动下，即便广大贫困农村地区实现了经济上的脱贫，但精神上的贫困只能以精神文明建设为切入点来消解。另一方面，加强乡村文化建设能够优化乡村单一的产业结构，利用乡村特色农耕文化、非遗文化传承等优秀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改变乡村传统以养殖、种植经济为支柱产业的发展模式，注重发展文旅融合的第三产业，通过“互联网+文化+产业”模式，能够将广大乡村地区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
(二)乡村文化建设为文化自信提供精神引领
城乡二元结构的客观存在，导致了强势城市文化与弱势乡村文化的“文化势差”，乡村文化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与城市文化的差距越来越大。乡村文化建设能够促进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未来趋势中留存文脉，得以传承和弘扬。首先，加强乡村文化建设能够聚集多元的文化参与主体，留住新鲜血液，让更多青年人才投入到乡村的建设发展过程中，认识到乡村文化的优势，在乡村物质和文化建设中，培育文化自信。其次，大力推进乡村文化建设，能够实现文化软实力向物质硬实力转变。结合地方资源特色，因地制宜建设乡村文化阵地，兴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发展文化产业，从而夯实乡村文化振兴的经济基础，能够实现文化惠民，实际的激发村民文化自觉，由文化自觉达成文化自信。
二、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
(一)主体困境: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队伍缺失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在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下，大多数村民涌入城市谋求发展，这直接导致了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缺失。一方面，乡村社会空心化严重。生长于农村的青壮年群体选择进城务工，逐渐向城市迁移，为村庄考量的公共意识有所下降。此外，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人才不愿意回农村，倾向于留在城市生活、学习，加剧了乡村社会空巢化、空心化的趋势。乡村留守的妇幼、老弱群体因为受自身的教育程度、年龄、能力、价值观念等影响，难以担当乡村文化振兴的大任，这造成了乡村文化自我建设的主体缺失。另一方面，乡村文化建设的人才缺口较大。难以逆转的人口外流趋势不仅造成了人口结构的空心化，更造成了乡村精神文化的空心化，随之大量人才资源流向城市，导致乡村地区人才供应短缺，传统乡村文化、非遗传承队伍后继乏人，传统乡村文化的传承面临着断层的困境。
(二)载体困境:乡村文化建设的承载资源退化
乡村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需要通过各种文化载体来具象化。乡村文化建设的载体普遍存在利用率低、建设失衡、缺乏乡土特色等问题。首先，在乡村文化建设的物质载体层面，乡村建设重经济、轻文化的价值取向，极大的忽视了乡村地区农民群众的文化需要。乡村文化基础设施、乡村文化活动场所也存在着场所设施陈旧、管理缺失和利用率低等问题，许多公共文化设施成为摆设。另外，村民们对承载乡村传统文化的文物古迹保护意识淡薄，而且对民间技艺的传承重视程度不够，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乡村文化的物质承载资源。其次，在乡村文化建设的意识载体层面，表现在村民对文化建设重视不足，重经济而轻文化，乡村文化发展欠缺活力，且由于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构成的冲击，物质上的差距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化上的认同，村民普遍缺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三)价值困境:传统乡村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念弱化
城市文化、市场经济趋利的价值导向、经济理性对乡村社会的强势介入，导致乡村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念在交流碰撞中处于弱势地位。首先，随着大众媒体在乡村社会的普及，外来文化和城市文化给乡村传统价值观念带来一定冲击，造成村民普遍出现价值困惑和信仰迷失。一是价值观念泛化，传统优秀美德、乡规民约受到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侵蚀，一些地方普遍出现诚信缺失、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等现象。二是价值取向功利化，受到市场经济趋利导向的影响，村民出现片面追求物质功利主义思想和工具化价值思想，对原有的乡村文化价值观念产生怀疑，理想信念模糊和信仰迷失。其次，村民缺乏乡村文化自信。乡村教育引导学生以“走出农村”为学习目标，学校教育日常给学生灌输的城市价值取向，造成乡村学生对城市生活更加向往而对乡村文化更加漠视的价值逆差。
三、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路径
(一)主体培育: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多元主体的参与
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是“人”，加强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参与，鼓励农民、乡贤、它社会力量参与到乡村文化建设之中，凝聚不同主体的作用，搭建多元主体参与文化建设的格局，形成乡村文化建设的强大合力。首先，基层政府和机关要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扶持，完善相关政策，发展文化产业与乡村支柱产业融合的新型产业，在乡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吸引农民返乡就业。此外，要完善用人机制，借助“选调生“、”三支一扶“等国家政策吸引人才回流，补充乡村文化建设的人才缺口。其次，发挥乡贤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独特作用，乡贤是乡村文化振兴的精英力量，是教化乡民、反哺桑梓、泽被故土的有效载体，能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应发挥乡贤的强大号召力和凝聚力带领村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动力。最后，鼓励其它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社会各界都应该支持乡村公共文化的建设，建立乡村公共文化发展结对帮扶机制，加强城乡互动，形成以城带乡、以强扶弱的局面。鼓励高校、企业、社会参与到乡村建设之中，引进企业的资金、技术、人才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充分利用高校的教育、智力、文化资源，对接学生课外社会实践、科研等活动，将先进文化观念、教育理念引入乡村之中，促进乡村文化建设人才队伍整体水平的提升。
(二)守正创新:坚持乡村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并举
我国乡村社会历经几千年的积淀，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创造了发达的农耕文明，蕴含着丰富的乡村文化资源。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和利用乡村文化资源，对于乡村文化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要加强对乡村文化资源的保护，对于承载乡村记忆的物质文化遗产，基层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该重视摸底和普查工作，将承载传统文化的农业遗迹和文物古迹纳入保护名单，划好历史文化保护红线，对于民间零散的的多种文化资源进行系统的梳理，制定科学化的保护措施。对于承载着着核心技艺和文化底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抓好传承人的培养，同时积极探索其经济价值，以达到村民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双重满足。其次，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和利用乡村文化资源，实现乡村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结合当地特色，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平台打造文化品牌，打造一批特色鲜明、人文底蕴浓厚的美丽乡村和特色小镇。此外，要盘活农村文化资源，发展文旅融合的新型文化产业，将艺术设计、资金、技术融入文化产业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之中，实现文化产品的“生产及消费”，以达到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的良性互动。
传统文化进乡村篇9
关键词：城镇化；乡愁
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建设“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段表述与传统的官方语体颇有差异，感性而诗意。此表述一出台即引起广泛关注，随之引发了各界关于乡愁的讨论，这种关注的背后实际上折射出对城镇化道路的反思。
一、乡愁的涵义及意象
历史上，乡愁总是和社会变迁、远离故土、漂泊异乡等联系在一起，充满了无奈、哀愁和怀旧的思绪。“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落后的交通条件使那个时代任何远离故乡的行为都显得极不寻常，不到万不得已，人们不愿背井离乡，漂泊异乡，即便是在外功成名就，总是要衣锦还乡，叶落归根，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
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当今的农民已经习惯了南征北战，东拼西杀，或半工半耕候鸟般在城乡之间迁移，或家庭分工，老幼在家，青壮在外已经成为当今农民的生活常态。精彩的外部世界，引得无数农村人主动或被动地离开故土，不断扩大的城乡差异、日渐萧条的农村似乎难以唤起农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农民对故乡的留恋。“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价值取向被冰冷的现实消解，传统村落被各种小区取代，熟人社会被陌生人社会取代，乡风民俗被各种城市文化取代，传统有机的宗法社会和礼俗社会被法理社会取代，乡愁似乎只是文人墨客对土地的黄昏唱的最后的一曲恋歌。
2014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后，对乡愁的讨论骤然升温，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种说法最能概括乡愁的意象。
1.乡愁诞生于传统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连。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到农业社会的规章制度、生态农业技术、乡风民俗等无不蕴藏在乡间，城镇化必然使乡愁无处安放（周国平2014；刘奇2014）。从这个角度看，乡愁其实也是一种乡恋，所谓“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礼失求诸野”体现的是对生命源头的眺望和对文化母体的挂念。田园庐墓、小河炊烟、牧童短笛、乡规民约、熟人社会、崇尚自然、勤劳朴实等是我们对传统社会的表述，也是传统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具浪漫色彩的想象，然而这一切都已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而渐行渐远。
2.“乡愁”其实是“城愁”。这些研究者从关注城镇化进程中一个既回不去又留不下的群体的精神困惑，进一步延伸到让农民真正立足城市，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做好社会认同的现实层面（刘奇2014；田思思2014）。
3.乡愁是一种社会文化焦虑，体现了人们在内心深处对于那个最真实自我的眷恋，对它失去的忧伤，对寻找它的一种焦虑，对企图用它来疗伤，来关怀自己的一种渴望。“乡愁是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化生产出来的一种情绪”（旷新年2014）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愁是我们每个人的乡愁。
二、留住乡愁之于城镇化建设的意义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镇化一方面意味着原有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升级，另一方面，意味着传统村落的大量消失，这不能不引起社会学者、人文学者、历史文化学者的深深忧虑。
从感情上看，乡愁是一种高贵的情感，人类不能只有物质的生活，更要有诗意的栖居。乡愁既包括对过往的追忆，也包括对未来的向往。乡愁的存在会使人们更加理解生活的意义，存在的价值。大多数人认同乡愁的存在意义，认为没有乡愁的城镇化是断根的城镇化（张孝德2014）。同样，没有获取在家乡外安身的资本，“距离”彼岸的故乡于他而言只有“乡悲”而无“乡愁”（耿波2014）。
比较有代表性的可能要属叶一剑的《乡愁里的中国》、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贺雪峰主编的《回乡记》等，这些著作的特点都是作者亲身体验城镇化给乡村带来的变化，特别是文化层面、价值观层面的影响，对传统文化的消失、无法回去的故乡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还有学者从丰富城镇化的内涵角度看留住乡愁的价值，认为不能留在乡愁的城镇化是缺乏内涵的。城市的发展不限于扩张和更新，如果一座城市在日新月异的改造和更新中将城市文化与历史清理出城市，城市将失去记忆的城市，从此也淡漠了乡愁。熊培云说，没有对历史宽厚的接纳和对前人智慧劳动的尊重，忽视人类生活在文化与记忆之中，忽视人对过去与未来的高贵怀想，那么现代化就会淘空意义，沦落为了一种庸俗的拜物教。
其实，对乡愁的讨论也是对传统现代化模式的再反思。近代以来，资本以无与伦比的能量把众多乡村卷入其中，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碰撞的结果往往是乡村消亡，传统湮灭。荷尔德林说过，“人类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乡村的终结不但使众多现代人产生一种乡愁无处安放的哀怨，而且使大量传统村落物质与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归于湮灭，这对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大国，对一个正在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大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乡愁”一词的运用，既有浓厚的传统文化的特色，更有对现代化必须烙上中国特色的自信。党的十以来，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相继在国际国内不同场合就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深刻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总书记强调，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城镇化建设必须留住乡愁。
那么，城镇化建设如何留得住乡愁？
其一，如何看待传统村落。现代城市化在根本上是一种“城进农退”城市化，以与自然对立和对乡村排斥为理论基础，因此，乡村的消亡是必然的。调查显示，“我国每天大约有300个村落消失，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有500多万个村落消失了”。费孝通、贺雪峰等人的研究表明，传统的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中国人的价值在于衣锦还乡，多数农民的人生价值不在城市，而是在乡村得到认可承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有几亿人生活在乡村，都市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个挣钱的场所，他们的生活价值和人生意义仍然需要返回村庄来获取。没有了村庄，乡愁便无处寄放，中国的城镇化必须尊重数亿农民的生活选择。
民风民俗、村规民约、古道家风都是和村落共生的，载体变了，优秀文化如何传承是必须正视的问题。城镇化建设中要为乡村发展留出空间，尊重亿万民众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让一些有故事的村庄继续留存，让乡风民谣代代传唱。城乡发展本应并行不悖，没有了乡村的映衬，城市也会失去生机。
其二，城镇化是谁的城镇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能否实现，对中国的城镇化太重要了。行政权力决定下的城镇化必然造成优质资源向特大城市、大城市集中，并形成一种马太效应。所以，新型城镇化应该实现资源的均衡配置，因地制宜，使大、中、小城镇各放异彩，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其三，新型城镇化应该能够安放乡愁。所谓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是要跳出以往那种片面靠权力意志推动和高资源投入的城镇化思路，避免千城一面、千村一面，避免大拆大建，避免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模式，强化软环境建设，打造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和谐环境，否则，再繁华的城市也无法安放人们的乡愁。协调城乡冲突，重建美丽乡愁，实际上是能否走一条包容式发展道路的问题。
三、以留着乡愁为契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参与。如果能以留住乡愁为契机，动员各方力量参与城镇化建设，参与乡村建设，无疑将是一举多得的良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乡村改革确实给农民带来了好处，但同时也埋下了乡村治理危机的种子，在城镇化潮流的激荡下，多地乡村处于离散状态。一是由于乡村集体经济瓦解和农业税取消带来的国家与村民关系松散；二是由于人口流动带来的村庄基础结构离散；三是由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的传统价值坍塌，价值离散。乡村离散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大到乡村党政建设、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到乡村环境治理、村容村貌，小到家庭是否和睦、老人赡养、儿童教育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对于乡村如何治理也是政府和学界高度关注的问题。徐勇、郑凤田、姚洋等学者主张把村民自治看作是国家政权建构逻辑的必然走向，认为它是国家权力主导的现代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提出“县政、乡派、村治”结构治理模式；温铁军、党国英、李昌平、吴理财、于建嵘、李凡、素颜臣和周绍金等学者则主张实行乡镇自治，构筑以农民自治体和农民组织为基本架构的乡村农民组织制度；曹锦清、贺雪峰等学者注重从乡村内部机制研究乡村治理结构。但归结到一点，没有村民的参与，任何治理都会大打折扣。因此，能否动员起民众参与是乡村治理成败的关键。
之所以可以把留住乡愁作为乡村治理的契机，是因为，其一，乡愁是人所共有的，也是一种复杂的情绪，留住乡愁的城镇化建设诉求可以打动许多人；其二，留住乡愁是最容易切入的，它不需要大拆大建，只需要对原有的风土故物保持必要的谨慎和敬畏即可。中国自古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没有彼岸观念，但祖先情结、乡愁情结是所有中国人的精神皈依。迅速发展的城镇化使现代人离家越来越远，人际关系的紧张与疏离、日益功利化的价值取向让现代人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从这个意义上看，乡愁不仅仅是农村人的，更是我们所有人的乡愁，留住乡愁就是留住我们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徐勇.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J].江苏社会科学，2002（02）.
[2]郑风田，李明.新农村建设视角下中国基层县乡村治理结构[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05）.
[3]温铁军.如何进行新一轮农村改革[J].山东农业，2003（03）.
[4]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5]贺雪峰.乡村治理研究的进展[J].贵州社会科学，2007（06）.
传统文化进乡村篇10
【关键词】乡村旅游业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
乡村旅游中的文化资源指的是对游客具有独特吸引力的乡村文化，包括地方性的历史文物古迹、特色村落、丰富的民俗活动，传统的手工艺术以及具有当地传统特色的文化产品等。游客对乡村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游走于乡村历史古迹、体验乡村日常生活、感受乡村人文情怀等方式实现。由此可见，文化资源是乡村旅游中比较有特色的个性化旅游资源，是乡村旅游的核心与灵魂所在。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资源在乡村旅游业中的价值所在，通过对乡村旅游业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进而探寻有利于我国乡村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文化资源价值在我国乡村旅游中应用的体现
我国乡村地区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其中包括历史文化资源，自然文化资源，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等。这些文化资源或给人以美的享受和体验，或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教育。当前文化资源价值在我国乡村旅游业中的应用划分如下：
按文化资源区位状况划分：景区边缘型，主要是指依托知名景区的知名度展示特色；城市周边型，主要是指利用浑然天成的自然环境以及独特的人文环境来吸引游客前来游憩度假；边远型，主要是指将传统文化特性和村寨风光相结合所形成的乡村深度旅游体验型产品，让游客体验返璞归真的传统文化情节。
按乡村旅游对象划分：民俗型，主要是指以传统的民族风俗为旅游对象，通过让游客体验不一样的民俗文化氛围和地方特色活动，达到使传统文化得以传播和发扬的目的；田园型，主要是指以农业生产活动、农村生态环境、农业文化景观为旅游对象的农家乐休闲旅游方式；居所型，主要是指以建筑形式和聚落形态为旅游对象，主要表现在聚落景观类的建筑形式；复合型，复合型旅游对产品的文化内涵有更高的要求，只有将传统文化增加到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活动当中，才能形成复合型的经济效益。
文化资源对我国乡村旅游业产生的影响
正面影响。文化资源的应用价值可以使乡村旅游业在内容与形式上得到多元化发展；借助文化资源，乡村地区的知名度得以提升，并且促进当地旅游经济产业化发展；一些长期以来不为世人所知的文化资源在经过合理科学的开发利用后，可以为外界打开一个了解当地民俗民风的窗口；文化资源使游客更深刻地了解到中华文化的瑰宝和根植所在，从而唤起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意识。
负面影响。旅游开发者对乡村旅游文化的狭义和片面的理解给我国乡村旅游业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不少开发者急于求成，对文化资源开发过度，使得乡村旅游项目过于趋同化和商业化；多数乡村旅游地对原生文化资源保护不当甚至破坏严重，使得乡村文化的乡土性逐渐萎缩，直至消失。这些都严重阻碍了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文化资源视角下我国乡村旅游业现状分析
经营者对文化资源价值的理解具有局限性，导致乡村旅游的经营范围受阻。乡村旅游地的农民，经营观念处于相对封闭和保守的状态，这就使得我国广大农村虽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但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乡村文化价值也未得到提升。加之我国的乡村旅游模式仍局限于以观光旅游为主，采用农业观光、果园采摘和农院居住等形式，文化内涵不深厚，地域文化特色不突出，狭窄的旅游经营项目尚不能满足游客对独特自然生活和人文活动的体验与感受的要求。
受城市文明的冲击，乡村旅游业的商业气息过浓，导致本位文化产生变异。在现代城市文明的冲击下，不少农村地区开发后的文化资源形式与内涵相互分离，甚至背道而驰。乡村旅游业的商业气息过浓，文化资源中所蕴藏的风俗、信仰逐渐淡化或消失。有些农村地区出现旅游开发过热、过度等情况，“千村一面”、“洋村庄”等现象使得开发流于表面化和趋同化，更有质次价高的旅游纪念产品充斥市场，这些都使乡村的本位文化产生变异。
对乡村文化资源开发缺乏有效的规划与整合，没有形成有影响力的文化开发项目。并非所有的文化资源都可以被开发利用，只有那些真正对人们具有吸引力并容易转化为旅游项目和旅游产品的文化资源才可以被开发，并有可能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在具体实践中，很多经营者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市场调研准备，文化资源在开发前缺乏有效的规划与整合。从资源整合上看，开发者没能提炼出具有广泛影响、深入人心的文化精髓及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形象；从开发利用上看，目前对文化资源的开发仍呈现分散无序的状态，开发的项目大部分停留在初始阶段，没有形成与乡村旅游产业相配合的文化品牌。
对文化资源保护与传承的意识缺失，造成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受阻。只有在良好的传承保护机制下，文化资源才可能具有良好的开发利用价值。而大多数乡村旅游开发者并没有把文化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视为乡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树立起经济建设与文化保护一体化的观念，没有意识到旅游开发与文化资源保护之间的协调发展。这些因素使乡村旅游业可利用的文化资源面临枯竭，从而使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受阻。
我国乡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加大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用法制规范市场秩序。政府需要加大对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占总数10%左右乡镇没有文化站，不少乡镇文化站被挪作它用，村级文化设施更是几乎为零，这无疑极大地妨碍了乡村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发展。政府应发挥其在推进乡村旅游过程中的作用，将传统文化保护纳入到农村整体建设规划当中去。乡镇文化站或者文化服务中心对农村文化的辐射作用非常大，要根据农村自身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建设一批村级文化活动室、文化互动专业户等，使文化真正扎根村落，深入群众。要加强对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力度，培养传统民间技艺的接班人。
在文化保护方面，在制定相应的法律基础上，加大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明确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对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进行相应的处罚。在对其进行开发的过程中，相关政府部门还要聘请相关专家对其项目进行评估，防止出现随意开发，破坏文化等现象的发生。此外，还要制定《文化市场管理与文化产业促进法》，规范文化市场秩序，保证文化市场的良性运行。
“以人为本”增强农民在文化资源中的主体地位，调动主观能动性。农民是农村文化的“主角”，因此，要达到文化因素创造性发展和良性循环的发展目标，就要确立当地居民在文化资源中的主体地位。“农民主体”，就是要通过文化类合作组织，让农村文化创造者、享用者和传承者，广泛参与文化创新，进而提高保护和传承文化资源的意识。只有充分认识到农民在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主体作用，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当地的人文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和发展。
开发利用与保护传承并存，打造乡村文化特色品牌。各地农村应该本着“妥善保护、合理开发”的原则，依据本地自身的文化资源优势和开发能力，导入产业意识，引入创意，选择适合自身的最佳的发展路径。在具体的开发过程中，要结合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的发展思路，实现城乡人才的互动，让农村的民间艺人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对农村艺术进行重点扶持，让富有民族特色的绝艺能够得到更好地传承；对民间文化艺术进行收集、整理、传承工作，通过相应的鼓励政策让相应专家或者文艺工作者深入到乡村基层，深入对民间技艺调查研究。在文化建设方面，应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积极鼓励农村群众自主创新精神。以陕北安塞县为例，安塞县在当地文化开发过程中，以节庆活动为切入口，突出了当地独特的文化风俗特色，重点打造了安塞腰鼓、陕北民歌、陕北剪纸与农民画等一批文化品牌。此外，安塞县还借助文化品牌效应和旅游开发双赢的良好局面，适时实行政策引导，鼓励民间投资发展文化旅游项目，不断提高民间文化艺术品味，打造民间艺术精华，从而使乡村文化特色品牌转化成了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