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的总结篇1
一、基本做法：
我所专项教育活动主要分为四个阶段五个步骤进行，即前期准备阶段、动员部署和学习阶段、查摆阶段、整改阶段、总结提高阶段。
(一)前期准备阶段
按照部、厅、局的部署，我所结合场所实际，积极行动，精心准备，迅速启动，认真做好各项前期准备工作。一是统一思想。组织所领导、纪检监察、政工部门负责人认真学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对监狱劳教工作的重要批示，学习罗干同志、张福森部长在全国监狱劳教执法执纪专项教育整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省厅“1.14”会议精神，以及开展专项教育整顿活动的有关文件，领会精神实质，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为下一步深入开展专项教育整顿活动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二是召开党委会。具体分析研究我所在执法执纪活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找准薄弱环节，研制实施方案。三是确立重点。我所把查找问题、确立重点作为开展专项教育工作的切入点，从不同层面着手开好“三个会”，搞好“一个调查”，先后召开了部分干警座谈会、部分劳教人员座谈会以及由市、区两级检察院监所处(科)和本所执法监督员参加的座谈会，向有关单位和部门发放征求意见函，设立了专项教育整顿征求意见箱，公布了征求意见电话，拟定了问卷调查提纲，并对154名劳教人员进行问卷调查，深入了解和掌握了当前我所执法执纪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经过认真分析，整理归类，理出类二十二个问题，同时确定了本所*中队为重点整治单位，使专项教育活动贴近干警思想实际、工作实际，做到了有的放夭，提高了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四是召开各科队中层领导会议，传达部署活动的贯彻实施。五是成立机构，落实责任。成立了以***所长为组长、***、***副所长为副组长的专项教育整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监察室)，由***同志为主任、***同志为副主任，成员有**、***、***、***等，具体负责专项教育活动的组织、指导、协调和督查工作。并实行所党委成员分片挂点包干制，整顿办成员督查制，各科、队一把手负责制，把责任落实到人，形成全所三级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确保了我所专项教育整顿活动的稳步开展。
(二)动员部署和学习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抓了两项工作：一是广泛动员，提出要求。我所从讲政治的高度认真对待这次专项教育活动，大力宣传，充分发动，造好声势，营造了良好的工作氛围。*月**日上午，召开了干警大会，对专项教育整顿工作进行了总动员、总部署。所整顿领导小组组长***同志在会上提出了五点要求：一是各级领导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认真把自己摆进来，精心组织好这次专项教育整顿活动，确保人员、时间、内容、效果的四落实。二是整顿办成员要深入到各部门，加强指导，督促检查，防止走过场。三是要在解决执法执纪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上下好功夫，大力弘扬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张福森部长提出的“三个绝不能、四个绝不允许”的要求，真正做到依法行政，公正、文明、严格执法。四是要统筹兼顾，协调开展。既要认真扎实开展好教育整顿活动，又要完成各项业务工作，做到教育整顿与日常工作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五是要正确把握五个重点，即要坚持正面教育为主，把握好政策界限，认真处理好整顿和查处的关系；要正确处理好制度建设、领导班子建设、队伍建设和教育整顿工作长期性的关系；要正确处理好内部的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和真心实意、积极主动接受法律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的关系；要认真组织好干警的警体训练和党员的对照检查，进一步夯实队伍建设基础；各科队领导在抓好教育整顿的同时，要认真组织干警学习劳教工作人民警察基本素质教育读本，以整备考，以良好的精神状态迎接司法部统考。同时，整顿办出了一期宣传专刊，进行了广泛宣传，各部门还组织开展了一次“为何开展执法执纪专项教育整顿活动”的大讨论。通过层层宣传发动，增强了广大干警对开展专项教育活动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提高了积极参与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二是认真学习，提高认识。在学习阶段，我所注重从高度上起点，广度上着眼，深度上下力，在所整顿办的指导下，各部门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学习活动。分别利用4个半天时间认真组织全体干警学习了等中央领导同志对邵东监狱案件的重要批示精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总书记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警察法》、《监狱法》、《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警察辞退暂行办法》、《劳教工作人民警察行为规范必读》等十多份必读材料文章，还为干警举办了《劳教执法与劳教方针、宗旨的关系》、《干警职业道德与提高执法水平的关系》、《劳教执法与场所安全稳定的关系》、《法治与依法行政的关系》等四个专题讲座。同时，我所要求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要表率在先，带头讲学习，各党支部纷纷以不同形式开展了一次学习《》活动，组织全体党员认真学习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党的纪律，并普遍开展了层级谈心活动，按照所党委成员挂钩科队和科队领导负责本部门，分片包干进行，采取“一帮一”和“二帮一”的办法，启发个别有思想包袱或存在问题的干警自省、自查、自警，帮助他们端正态度，消除顾虑，轻装上阵。
通过坚持集中学习和业余自学相结合、专题辅导和自我提高相结合、共同帮助和结对子帮扶相结合的办法，进一步端正了干警的业务指导思想，打牢了思想基础，提高了干警搞好专项教育整顿的自觉性。许多科队的同志克服了执法执纪教育“与己无关”的错误思想，如：一中队针对个别干警边整边犯问题加大了教育力度，二中队贯彻边学边整边改的原则，六中队作为重点整治单位对所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重点分析，查找原因抓根源。
(三)查摆阶段
查摆阶段是整个执法执纪专项教育的关键环节，我所党委高度重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了查摆工作的顺利进行。
1、充分发挥整顿办的组织、指导功能。按照所党委提出的“重实效、讲政策、摆问题、深剖析”的要求，所整顿办进一步加大了工作力度，在原有明确分工的基础上，进行了再次分工，成立了三个小组(即活动督导组、案件查办组、材料综合组)，明确了各组的职责和重点，具体负责抓好各项工作落实，有效地发挥了指导、协调和监督作用。据统计，在查摆阶段，所整顿办即深入科队，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巡查和重点抽查，共抽查了4个部门，18名干警，提出改进意见39条，确保了查摆阶段工作的顺利开展。材料综合组注重收集情况，总结经验，做好信息反馈，指导全局教育整顿工作，在整个活动中，共编发简报、信息？期，其中有6份简报、信息7次得到省厅、局的转载，充分发挥了理论的导向作用，促进了专项教育整顿工作的深化。
2、领导干部、党员做好表率，以身作则，带头亮丑。所党委严格按照党内民主生活会制度规定，带头过好民主生活会，认真进行自我查摆剖析和互帮，并分别参加了分管科室和挂钩中队的民主生活会。在各科室、中队查摆会上，党委成员、党支部委员和党员带头查摆亮丑，深刻剖析，诚恳虚心地为全体干警全面查摆剖析做好示范。同时，我所采取了按层级严把剖析材料关的做法。即按所领导严把分管科室正、副科长、主任，党委委员严把挂钩中队正、副职领导；各科室、中队主管严把本部门一般干警的剖析。经层级审阅、审核，对剖析材料问题查摆不准、不深刻的一律退回重写，符合要求的，审阅人分别在个人剖析材料上签注意见，以示负责，提高了剖析材料的质量。
3、抓重点带全面，抓典型促深化。首先，对专项教育整顿确定的重点单位*中队，我所采取重点帮助的办法，由常友谊副所长、整顿办主任何良俊挂钩，加强了对六中队查摆阶段工作的检查指导，帮助查找问题，解决思想认识，改变工作方法，使六中队的全体干警能正视本队存在的实际问题，并在民主生活会上认真查摆亮丑，深刻剖析，接受教育。所整顿办还针对各科队的重点人员，尤其是对一中队个别干警存在边整边犯问题进行了研究部署，采取“三管”(即支部、中队、挂钩党委成员)齐下的办法，共同帮助他深刻认识边整边犯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使这位同志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真正从思想上走出误区，并在中队查摆评议会上作较深刻的自我剖析，得到同志们的认可。其次是开展民主测评活动。整顿办按机关和中队不同工作性质和特点，分别按机关、基层制定了两种“民主测评表”，对我所副职以上33位中层领导分别进行民主测评。经过测评显示，满意和基本满意率达97.1%，最低的1名领导为80.1%。第三是开展警体训练，强化工作作风。我所自*月**日起至**日止，对全所50岁以下干警(女干警45岁以下)进行了为期10天的警体训练。在训练形式上，实行动静(队列操练和知识教育)结合；在内容安排上，熔警体技能、公文写作知识、警戒具管理和使用知识、心理矫治常识、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知识讲座于一体；在管理方式上，实行“三严”、“两不误”管理法，即严格考勤、严格训练、严明奖惩；训练期间不请假、不补休，确保工作和训练两不误。
4、开门整顿，接受监督。为使查摆阶段各项工作进展得扎实有效，整顿办根据我所实际，先后向南平市政法委、市人大、市政协、市检察院、市纪委等单位和部门以及我所聘请的社会执法监督员发征求函15封，虚心纳谏，广纳真言，征求他们对我所执法执纪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同时还认真办好“所长接待日”活动，主动听取劳教亲属和社会群众对我所执法执纪工作的意见，推进了查摆工作向纵深发展。
5、实行面对面指导，增强查摆工作的有效性。在全所各科队普遍开展民主生活会活动中，所整顿办成员分别深入各科队进行面对面的指导。在民主生活会上，全体干警都能够对照所里确定的八个方面二十二项具体内容和司法部提出的十项内容，认真进行查摆，参加查摆的同志本着“自已提、大家帮、组织点”的原则，对自已存在的问题认真自觉地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领导和同志们也不留情面地在会上进行了面对面的批评帮助，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个别干警查摆出的问题，整顿办抓住重点，采取个别帮助教育，交流沟通的形式，使他们在思想上得到认识和提高。
(四)整改阶段
通过对照查摆、综合分析和理性反思，我所整顿办按问题性质进行了分类，初步查摆出我所在执法执纪方面还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四大方面十六种表现。一是在执行党的劳教工作方针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偏差，没有正确处理好和解决好各种关系和矛盾，使所里在执法执纪工作中出现一些与劳教工作方针偏差的行为制止纠正不力。主要表现在：1、推行依法治所、文明管理、劳教人员行为规范等方面，法规部令早有明文规定，但如何采用先进科学的现代化管理方式赋予实施，并取得明显成效没有新的突破，目前仍还只立足于和满足于不跑人、不出“四防”事故的工作水平上。2、在处理劳教教育改造与劳教生产关系问题时，没有摆正二者之间的关系，有言行不一表现，即说起来教育改造重要，但做起来却重生产、轻教育改造。3、在处理场所安全管理与改造质量关系时，有存在重场所安全管理、轻教育改造质量的偏差。4、在处理劳和逸关系问题时，有存在着重生产经济效益、轻合理安排休息倾向。二是干警敬业爱岗意识不强，求真、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不够扎实。主要表现在：1、工作作风不够扎实，工作效能发挥不够好。2、执行制度不到位，工作不够规范，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3、少数部门之间存在着工作不够协调现象。4、安全防范意识不强，麻痹大意思想突出。5、对劳教法律法规缺乏深入扎实的研究，尤其对少数消极怠工、顶撞干警的劳教抗改尖子，至今还缺乏一套科学灵验的管教措施。三是纪律观念淡化，廉政意识不强。主要表现在：1、中队干警与劳教人员生活、住宿接触较多，情感交流也较多，因而少数干警有放松对自己的廉洁自律要求。2、少数干警执行管理制度还不够自觉和严格，仍有迟到早退、警容不规范表现；还有少数中层领导外出办事、补休等没按本所规定的层级审批程序办理手续。四是执法随意性问题还时有出现。主要表现在：1、还存在无严格按法定条件和程序办事的表现。2、对劳教班组长管理存在着偏宽偏软。3、对劳教奖惩标准掌握不一。4、为人情所驱动，个别干警有违心地做了一些不符合规定的事情。5、“打骂有效论”错误思想在少数年青干警中仍未彻底清除。针对这些问题，所整顿办专门召开会议进行讨论，根据整改重点和各部门业务特点，分析原因，研究对策，提出了“五抓、五提高”的具体措施，即：一抓所党委学习中心组的理论学习，提高党委领导班子集体的正确决策能力。二抓所中层领导班子的责任落实，提高他们实际的行政执行能力。三抓干警队伍的三项重点教育，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能力和依法、公正、文明执法水平。四抓党风廉政建设、机关效能建设和《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警察辞退暂行办法》等规定的进一步实施，提高预防干警职务犯罪免疫能力。五抓边整边改、改建并举工作到位，巩固提高执法执纪专项教育整顿的成果。属于行政工作一般问题的，由整顿办直接反馈给有关职能部门，限期改正；属于劳教执法执纪问题的，按照整改措施，边整边改，逐项落实。据统计，我所已纠正一般性问题3项，督促整改执法执纪问题6项，占总数56%。同时做好建章立制工作，进一步强化行政执法管理措施。目前已修定完善、建立健全各项制度9项。在干警队伍管理方面，建立了《党风廉政建设状况分析会制度》和《实行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在管理教育方面，建立完善了《关于警戒具管理的规定和过错责任追究的办法》、《关于进一步完善我所安全稳定工作的实施方案》等；在生产管理方面，制定了《关于生产资料采购的管理办法》、《劳教生产业务承接制度》和《关于产品销售及资金回拢的管理办法》等。*月**日，我所全体干警还签定自律状。通过边整边改、改建并举，使我所在行政执法管理工作中的力度得到进一步加强。
(五)总结提高阶段
自*月**日起，我所专项教育活动工作进入总结阶段，各科室、中队按照我所实施方案和整顿办的要求进行了全面总结，并按各部门开好总结交流会。同时所整顿办成员也按各自分工深入到挂点科队进行检查验收，通过听(反映)、看(记录)、议(召开座谈会)、评(召开整顿办会议讨论)等形式，对全所13个科室、中队进行一次大检查，保证了整个活动的善始善终，圆满完成。*月*日，我所召开了专项教育整顿总结大会。
二、取得成效
通过队伍专项教育整顿活动，我所干警队伍的整体精神面貌得到较大改观，出现了“三个增强、二个提高、一个树立”的良好局面，基本达到了专项教育整顿预期目的，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整顿效果。
(一)党委班子、中层班子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一步增强。
在这次专项教育整顿活动中，由于所党委班子成员及中层领导坚持实事求的作风，以身作则，并抓住我所的实际重点，带头查摆，勇揭丑，不护短，正确把握好政策界线，逐步引导全体干警克服了“没什么可查”的错误思想。领导的实际行动，带动和促进了干警打消思想顾虑，冷静客观地查摆自己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分析了原因，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措施，人人都从思想深处受到了触动。全所上下形成了向领导看齐的良好局面，进一步增强了党委班子、中层班子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各职能科室、中队的行政执行能力进一步增强。
中层领导既是第一线的指挥员，又是战斗员，他们是劳教所的中坚力量。通过这次专项教育整顿活动，特别是党员干部学习《》活动，更好地发挥了他们的先锋模范作用和表率作用，改进了工作作风，改善了服务质量，提高了工作效率，使我所的机关效能建设和按纲建队工作得到了有效落实，增强了行政工作计划性和行政工作执行能力，保证了政令畅通和所令畅通。
(三)干警队伍思想政治、业务素质进一步增强。
通过专项教育整顿活动，特别是通过学习阶段和查摆阶段的集中学习和自我剖析，以及警体训练，全体干警普遍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素质锻炼，进一步端正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同时也增强了自身的职业道德意识和敬业爱岗意识，从而摒弃了“打骂有效论”的错误思想，消除了“双超”现象，保障了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在开展专项教育活动的五个月时间里，全所未发生“四防”事故，确保了全国、全省“两会”期间的场所安全稳定。
(四)依法、严格、公正、文明的执法意识得到明显提高。
在开展专项教育活动中，由于我所始终联系场所实际，努力做到“四结合、一坚持”，即同所情教育相结合、同创建工作相结合、同依法治所工作相结合、同积极完成今年全所工作目标任务相结合；坚持时间服从质量。广大干警克服了在查摆剖析问题时流露出的我“没什么可查”的模糊认识，端正了业务指导思想，坚定了抓好场所安全稳定工作的信心，进一步增强了干警的工作主动性，形成了人人讲安全，人人讲法纪的良好氛围，公正、文明执法意识得到明显提高。
(五)促进了劳教生产效益的提高
今年前*个月，我所劳教生产虽然受市场影响，经济效益与往年相比有所下降，但通过专项教育整顿后，充分挖掘潜力，充分发挥生产职能部门和中队的两个积极性，特别是部分中队广开思路，努力拓宽生产渠道，积极引进项目，为我所劳教生产注入了生机和活力，第一季度，全所生产共完成产值？万元，实现利润？万元。
(六)队伍的良好形象得到进一步树立
我所坚持把思想教育贯穿于整个活动的全过程，不断创新整顿内容，搞活整顿形式，真正使教育整顿成为全体干警的自觉行动，场所安全稳定意识和文明执法意识更加深入人心。同时，着眼于思想认识的提高，有针对性地解决干警思想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达到了统一认识，增进团结，共同进步的目的，进一步树立了劳教工作人民警察的良好形象。
三、存在不足及今后打算
1、专项教育整顿的深度不够。虽然这次专项教育整顿的广度和力度较大，效果也较好，但在深度方面还不够。特别是在全面落实依法治所上，还需进一步加强，使我所各项管理工作达到省局提出的“五化”要求。
劳动教育的总结篇2
本文针对新疆人力资源从总体上进行简单的阐述和分析，没有对其进行细分，只是在明确了人力资源概念的基础上概述了新疆人力资源的总体规模、发展变动趋势、年龄结构、性别和文化程度构成、就业结构、行业分布状况，并针对目前新疆人力资源的现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今后优化新疆人力资源的方案。
一、人力资源概述
（一）人力资源的定义
人力资源不同于其他资源，它是包含在人体内的一种生产能力。国内外学者对人力资源的概念有许多不同的认识。大体上有以下几种：人力资源是人类可用于生产产品或提供各种服务的活力、技能和知识（ivanBerg）；人力资源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总体所拥有的劳动能力，亦称“劳动资源”或“劳动力资源”，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人力资源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总体所拥有的劳动能力的总和，它不包括在劳动年龄以内不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口，而包括劳动年龄之外实际从事劳动的人口；人力资源是指一定社会区域内所具有劳动能力的适龄劳动人口和超过劳动年龄的人口的总和。综合以上观点，本文对人力资源的定义为：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财富，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总和。它既包括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也包括劳动年龄外参加社会劳动的人口。我国的劳动年龄是：男15-59岁，女15-54岁。
（二）人力资源的数量构成
一国或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源数量构成包括8个方面：
1.处于劳动年龄之内且正在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口，称为“适龄就业人口”。
2.尚未达到劳动年龄但已经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口，称为“未成年就业人口”。
3.已经超过劳动年龄但继续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口，称为“老年就业人口”。
4.处在劳动年龄之内具有劳动能力并且要求参加社会劳动但尚未就业的人口，称为“求业人口”。
5.处于劳动年龄之内正在从事学习的人口，称为“就学人口”。
6.处于劳动年龄之内但完全从事家务劳动的人口。
7.处于劳动年龄之内但正在军队服役的人口。
8.处于劳动年龄之内的其他人口。
前三部分构成了就业人口的总体，前四部分构成了经济活动人口，是现实的、直接的人力资源，而后四部分是间接的处于潜在状态的人力资源。
二、新疆人力资源现状
（一）总体发展状况
新疆总人口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从1995年的1661.35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2158.63万人，增长了29.93%，年均增长1.89%，这表明新疆人口总量大，增长较快；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员也基本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分别从1995年的686.24万人和676万人增长到2009年的878.01万人和866.15万人，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78%和1.79%，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新疆的人力资源储备总量，特别是现实人力资源总量也是逐年增加的。
从性别比来看，新疆2009年底总人口中，男女所占比重分别为50.88%和49.12%，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从城乡人口分布来看，城镇和乡村人口所占比重分别为39.85%和60.15%，大部分人口分布在农村；从年龄结构来看，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得知，新疆0-5岁、6-14岁、15-64岁、65岁及以上的人口所占比重分别为8.95%、18.32%、68.06%、4.67%，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最大，绝大部分人力资源集中在这一年龄段内，新疆人力资源储备比较充足；从各种文化程度人员的比重来看，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初中、高中和中专、大专及以上人员所占比重分别为5.81%、13.78%、31.17%、42.89%、6.35%，大专及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优质人力资源比重较小，新疆人才总量相对缺乏。如附表1所示。
（二）新疆人力资源的结构
1.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
从实际就业人员的就业结构来看，2009年底，三次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分别为49.35%、14.7%、35.95%，而同年三次产业GDp占总GDp的比重分别为17.8%、45.1%、37.1%，与就业人员的比重存在较大的异同。大部分的人力资源集中于第一产业就业，但第一产业GDp所占比重是最小的，而在占GDp比重最大的第二产业就业的人力资源则是最少的，这表明新疆目前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不一致，只有第三产业人力资源就业与产业结构比较协调。具体数据如附表2所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对比如图1所示。
2.文化教育结构
从实际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构成情况来看，新疆1996-2009年就业人员各受教育程度人口所占比例变动情况如图2。近年来，就业人员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其次是小学，而高中、大专及以上所占比重较小，文盲或半文盲所占比例最低。这表明新疆实际就业的这部分人力资源所受到的文化教育总体水平和层次还比较低，有待进一步优化和提高。具体数值如附表3所示。
3.行业结构
从行业结构来看，由于数据限制，只搜集到城镇就业人员的行业分布状况，从图3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城镇实际就业的这部分人力资源从事最多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其次是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和制造业。而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业、住宿和餐饮业所占比重最低，均不足1%（具体数据如附表4所示），就业人员行业分布明显不平衡。总体来讲，大部分城镇就业的人力资源流入第一产业相关行业，而流入高新技术行业及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行业的人力资源所占比重较少。
三、新疆人力资源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人力资源总量大，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新疆人力资源储备量较大，但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正如附表1中所呈现的新疆15-64岁的人口有1256.4万人，在新疆总人口中比重最大，占全疆总人口的68.06%，这构成了人力资源的绝大部分。然而，受教育程度所占比重最大的却是高中和中专，其次是初中和小学，大专及以上所占比重仅为6.35%，这表明新疆高素质人力资源，即人才资源相对缺乏。截止到2009年底，新疆研究生在校人数仅为11635人，其中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653人，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10982人。
（二）现实人力资源比重小，潜在人力资源比重大
新疆劳参率情况如附表2所示，劳参率是失业人口和就业人口之和占总人口的比重，根据《新疆统计年鉴》中对经济活动人口的解释：指在16岁以上，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包括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用经济活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近似表示劳参率，经计算，1995-2009年间新疆劳参率平均值为39.55%，这表明新疆自愿选择参与社会劳动的这部分人力资源所占比重偏低，即新疆现实的人力资源供给较少，存在大部分的潜在人力资源，如处于劳动年龄内的就学人口、完全从事家务的人口、正在军队服役的人口等。而在这部分潜在人力资源中，就学人口最值得关注和研究，这部分人口将来会转化为现实的人力资源，并且其数量和质量对新疆经济的发展作用重大。
（三）对人力资源的培养和投入不足，人力资源的质量有待提高
2009年，各类学校在校生占全区人口的比重为20.57%，平均每万人口中，大、中、小学生人数分别为111.94人、669.33人、914.42人，三者比重分别为6.6%、39.47%、53.93%，大学生比重最小，小学生比重最大。这表明新疆基础教育实施情况较好，高等教育相对较弱。从教育经费情况来看，2009年新疆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中学、小学教育经费分别为395490万元、170549万元、1042034万元、963118万元，四者所占比重分别为15.38%、6.63%、40.53%、37.46%，中学和小学教育经费比重最大，高等教育经费比重仍然较小。截止到2009年底，全疆共有普通高等学校32所，中等学校1832所，小学3651所；这三类学校教师数分别为16234人、125152人、134263人；在校学生数分别为253272人、1695984人、1973890人；平均每个教师负担学生数分别为14.88人、13.04人、14.7人。这就使得教育质量不高，对人力资源结合其自身特点的有针对性的差异化的培养、教育和管理难以实现，教师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顾及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培养出来的学生如“压缩饼干”似的统一化、标准化，缺乏创新和活力。此外，在全疆32所普通高等学校中，仅乌鲁木齐就有18所，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培养集中在首府城市，其他地区相对较少，地域差异性比较大。
四、优化新疆人力资源的对策建议
（一）提高人力资源的总体素质
目前，新疆人口总量较大，人力资源储量丰富，并且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较高，一直保持在10%以上，人口增长较快。15-64岁人口构成了大部分人力资源，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占到68.06%，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人力资源总量也是不断增加的。较快的人力资源增长和较大的人力资源储备量影响了人力资源的总体素质，为此应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尤其是控制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增长，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各种手段保证优生优育，控制人力资源数量，提高人力资源质量。总体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要靠教育的普及和优化，新疆应加大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
（二）重视高层次人力资源的培育
在普及和完善基础教育的同时，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使这部分潜在人力资源毕业后成为优秀的人才资源，更好地服务于新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2009年，新疆教育经费总投入占GDp的比重为6.98%，而高等教育经费占教育总经费的比重只有15.38%，可见新疆应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不仅国家和政府应该重视，居民也应提高意识，重视对教育的投入，2009年新疆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构成中用于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支出仅占9.17%，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构成中用于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支出所占比重更小，仅为5.36%，较2008年的6.3%还有下降的趋势。要优化人力资源，提升人力资源的素质，必须重视对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对高层次高素质人才的培育，个人、家庭、政府和国家都应重视起来，共同努力为新疆未来的发展储备更多优秀的人才。
劳动教育的总结篇3
关键词：高等教育；劳动力市场：相关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038（2012）08-0023-06
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发展的第一资源。高等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的协调不仅关系到大学生人生价值的实现，也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源对社会发挥的作用以及教育作为振兴国民经济这一重要国策的实施。目前新疆区域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表面上表现为技能需求方式发生了变化，更深刻的是表现为劳动力素质结构发生了变化。劳动力市场的这些变化对新疆高等教育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的影响。新疆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协调发展，可以使新疆高等教育发展更好地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一、新疆劳动力市场变化与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关分析
1.新疆劳动力市场变化与人才就业状况分析
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情况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所创造的工作岗位的数量，通常用就业弹性和就业效应来表示。由表1可以看出，新疆对新增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就业压力较小。新疆劳动力市场对普通高校大学生的总体需求也高于全国水平。新疆和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的就业弹性基本都大于1，说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对大学生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同时，新疆普通高校大学生的就业弹性也大于全国平均水平，即新疆对大学生的需求缺口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近十来年，新疆增加的人口几乎都是劳动力人口，但是，就业人口数量却远远低于劳动力人口的增加速度（如图1）。从而使得新疆劳动力市场在供求总量上是一个供过于求、存在一定就业压力的市场。
由此可见，新疆劳动力市场总体就业存在压力，但对普通高校大学生的需求仍然没有得到完全满足。
2.新疆高等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变化的关联分析
为了反映出新疆劳动力市场变化与高等教育发展之间的关联程度，笔者选取了反映劳动力市场变化与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指标：从业人员数和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一段时间内的从业人员数反映出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化，而高等学校的在校生人数是一段时间内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重要反映。
表2显示的是新疆自2002年以来的相关数据统计。通过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关联分析，结果如下：
从表3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发展（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与劳动力市场（从业人员数）的相关系数为0.964，统计结果反映出，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与劳动力市场变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分析表明，新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量在逐步增加，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也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而不断扩张，新疆高等教育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劳动力市场变化相适应。
3.未来新疆劳动力市场对人才资源的需求预测
国内学者在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人才的关系时，不约而同地都借鉴采用了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普遍认为经济增长依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科技进步。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借鉴武汉化工学院杜昭明教授提出的含独立人才因子的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以使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人才需求预测模型，对新疆人才资源需求状况进行短期、中期预测。为研究经济增长与人才需求的关系，预测人才需求，对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进行改造，增加一个变量R为投入人才量，将上式改造为：模型中L为投入劳动量，为产出量；为技术进步水平；L为投入劳动量；K为资金投入量；参数和称为弹性系数，为Y对L的弹性系数，又称劳动投入弹性系数，为Y对K的弹性系数，又称资本投入弹性系数。表4给出了1991-2009年新疆经济发展及从业人员状况的统计数据。
本文采用aDF（augmentedDickv-Fuller）检验法，利用eViews5，0统计分析软件，
通过eviews5.0对上述变量LnY、LnR、LnK的进行检验，存在因果关系，即LnY是LnR变化的Granger原因，LnK是LnY变化的Granger原因。
利用样本数据结合SaS软件对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线性化函数线性化方程Y=aLαKβaRγeμ做oLS参数估计，得到以下回归方程：1nYt-lnYt-1=0.28696（1nRt-1nRt-11）+0.27369（1nKt-1nKt-1）
2t=3.61，ViF=2.69843，R=0.939，F=100.03，Dw=2.03，ioa=0.108
可以看出，变量的显著性和方程的显著性极高，拟合优度也很好。方差膨胀因子Vlf=2.69843
将生产函数模型进行转换，得出人才需求预测模型为：
R=eXp（1nRt-1+（1nYt-1nYt-1）-0.27369（1nKt-1nKt-1）/0.28696）
运用上述系列模型对新疆2005-2015年的社会经济发展所需人才总量进行预测（如表5）。据预测结果2005年和2010年新疆人才需求量分别为137.9万人、186.7万人，与2005年及2010年新疆从业人员人员中大中专以上学历人数126.66万人、176.48万人基本吻合，说明该预测模型具有较高准确率。据预测，到2015年人才需求达247.1万人，占从业人员的30.1%，比2010年人才需求要增加60.4万，年均增长6.4%。以上预测结果的分析表明。为确保新疆经济快速增长，首先要扩大新疆人才数量，形成与经济增长需要相适应的合理人才比例，但当经济增长到一定时期，对人才的质量要求则更加明显，就不能过于片面的追求人才数量的扩张而忽视了人才质量的提高，这样是不可能真正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的。
二、现阶段新疆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失衡分析
近年来，虽然新疆的GDp一直保持强势的增长，但对劳动力的吸纳总量一直表现疲软，随着近几年高校扩招的毕业生进入市场，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总量失衡进一步加剧。
1.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不够深入完善。造成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匹配度差
近年来，新疆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以及招生制度、毕业生分配制度等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并未真正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制，真正形成高等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面向社会进行资源交换、面向社会多渠道多元化筹措经费的新格局，进而使高等教育形成多形式、多类型、多层次的能满足社会各方面、各阶层需要的，能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和提供各种方式服务的开放性体制。政府主导的办学主体在新疆高等教育中占极大比重，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模式仍未能摆脱传统体制的影响和束缚。高等教育改革的滞后和不完善，造成了高等学校办学缺少时代特色、地域特色、行业特色和学校特色，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与劳动力市场快速变化的需求错位，相互失衡。虽然从长远来看，新疆劳动力市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呈上升趋势，但在短期内却形成了区域的“教育过度”。如此一来，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不仅无法应对社会经济的进步反而还加重了就业的负担。
2.劳动力市场转型期高等教育科类结构变化滞后，相互失衡
新疆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失衡体现在不同学科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中面临不同处境，因为新疆经济高速发展。人才缺口很大，总体上表现为“教育不足”：但新疆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存在着局部的相对的“教育过剩”问题，有的学科和专业的毕业生供不应求，社会需求旺盛；而有的学科和专业毕业生则供过于求，出现过剩状况。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的存在较大偏差。
在“十一五”期间，新疆经济产业结构不断进行调整，二、三产业的比重在不断提高，这对新疆劳动力市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新疆高等学校对相关专业毕业生的供给却很有限，造成部分专业人才的紧缺。
此外，新疆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变化失衡。据新疆教育相关部门近几年统计数据显示，新疆高校专科毕业生总体上不到一半的就业率，专科、高职毕业生明显供大于求，本科生就业率低于70%，本、专科层次的人才出现“就业困难”状况。
3.新疆高等教育区域空间分布不均衡。形成劳动力市场变化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失衡
高等教育地域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变化失衡，高等院校多集中在自治区首府城市，如首府城市乌鲁木齐市有普通高校高等学校16所，拥有学生124467人，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地区没有一所高等学校。造成经济发达、人才密集的地方接受毕业生多，出现高层次人才局部过剩，而经济不发达，人才稀缺的地区接受毕业生越少，出现人才严重短缺。地区性人才失衡的形成，从深层的原因讲，固然是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所致，但它与人才市场的二元分割以及高等教育信息不通畅也有密切的关系。
三、对策与建议
1.调整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适应劳动力市场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劳动力市场所处的水平，通常是由产业结构的水平和生产技术的水平决定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所反映出来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也就是随着第一和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一方面新增劳动力主要涌向第三产业，另一方面第一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开始释放出来，逐步转移到高层次的第三产业部门就业。教育以其层次和类型实现对劳动力的甄别配置功能。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主要是指不同程度和要求的高等教育的构成状态，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结构。近年来，新疆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以及招生制度、毕业生分配制度等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但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模式仍未能摆脱传统体制的影响和束缚。此外，高校分工不明、定位不清的现象依然严重。新疆高等教育的教育教学制度及院校类型应当更加多样化，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等学校应具有不同的培养目标、模式与特色。近年来新疆高等职业院校、民办高校多种高等教育形式发展迅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普通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但是其培养目标定位模糊、办学同质化、师资力量弱、办学条件差、教学质量低的状况令人忧虑，培养出的人才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明显较弱。因此，在探索更加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办学形式的同时。也要注意对现有的多种高等教育形式进行改革完善，促使其找准在劳动力市场的目标定位，提高培养人才的质量。
2.调整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适应劳动力市场由卖方向买方的转变
在中国具体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条件下，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变化的不均衡，导致高等教育供给压力的加大及人力资源闲置，即所谓的“教育不足”和“教育过剩”。新疆经济高速发展，人才缺口很大，总体上表现为“教育不足”：但新疆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存在着局部的相对“教育过剩”问题，如某些学科、某些专业毕业生的社会需求少，就业很不理想，这种情况说明劳动力市场正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在买方市场中，大学生就业需由市场供求关系来调节，而高等学校则只有培养出“适销对路”的人才产品，才会赢得劳动力市场的青睐。为了培养新时期新疆急需的各类高层次专业人才，各高校应密切关注劳动力市场变动，准确地做好人才需求预测，并综合考虑多方面的现实因素对专业结构进行适时的调整，以培养出适销对路、宽口径、厚基础量强、办学经验丰富、教学资源充实等优势的基础上。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革课程体系，加大使用现代科学技术提升、改造传统学科专业的力度，实现新的发展。应大力发展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应用型特色学科专业。近年来新疆高等教育的应用型专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仍然落后于新疆经济社会对高层次应用性特色人才的迫切需求。因此，新疆高等院校应立足地方经济和产业结构的特色，合理调整和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积极开设面向地方经济的应用型学科专业，为地方经济输送各类合格的应用型人才。
3.建立高等教育市场化评价与反馈机制，增强与劳动力市场的动态适应性
劳动教育的总结篇4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力资本经济增长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世界各国实现工业化进程中的基本规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始终没有间断过，且已发生了流转，出现了流转经常化、流转区域分散化、流转行业多元化、流转主体代际化等现象（张志新，2010）。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公报显示，2009年中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2978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较1985年增长了16264.5万人，增幅达242.3%。然而，2009年的中国农村人口仍有7128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3.4%，尚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未能实现充分就业。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仍是目前及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一、相关研究回顾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这引起了国内外大量学者的关注，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研究。系统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要属Lewis（1954）提出的著名“二元经济”结构下的人口流动模型，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几乎为零，工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明显高于农业，这就促使农业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完全吸收为止。Rains和Fei（1961）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修正并建立了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强调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保证工业部门扩展和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必要条件。
基于以上劳动力转移理论，大量研究人员对教育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得出，教育虽然不是引发和决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原因，但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已有的研究理论中，多数学者认为教育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具有正向作用（陈玉宇、邢春冰，2004；盛来运，2007），能够增强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动机和能力（朱农，2005；程名望、史清华，2006），并能有效提高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李实，2001）。具体来说，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会使得一个人在工业部门工作的机会分别增加2.2%、3.2%和1.5%（陈玉宇、邢春冰，2004），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增加0.3个百分点，从事非农活动的可能性就会上升2.2个百分点（Johnson，2003）。
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如此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可以降低寻找工作的信息成本，增加就业的可能性，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成本和心理贴现率减小；二是教育能够为雇主提供劳动力能力的信号，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迁移者更容易被雇佣，也比较容易从事收入水平较高的非农产业，实现从农村向城镇的迁移，而且大大增强了非农就业的稳定性（张林秀等，2000）。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受过更好教育的人更愿意从事农业，非农劳动参与率低。与正规教育相对应的是职业技能培训，大量研究证实，专业技能培训能够弥补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不足（任国强，2004），大大提高其非农就业的机会（盛来运，2007）。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在不同地区有着明显差异，二者在中国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基于现有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并借鉴早期研究者的经验，本文采用人均教育投资、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因素，并引入人均加以控制，来检验教育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
二、模型构建与实证检验
1、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计量模型，将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作为自变量，把人均GDp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为消除不同计量单位可能产生的异方差，采用双对数模型，对等式两边的所有变量取对数，具体模型如下：
LnLt=?琢+?茁1LnRHt+?茁2LnGDpt+?滋t（1）
式中，下标t表示第t年；RH表示农村人力资本存量；GDp表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滋t表示随机误差项。为了考虑各自变量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长期影响，故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自变量的滞后项，滞后阶数将根据估计结果的优劣进行确定：
2、变量分析与数据来源
第一，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因计算标准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异，本文中的农村劳动力数量是由总的农村劳动力资源数减去农村人口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得出，由于统计指标变化，2006―2009年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与前面的计算方法有所不同，其中2008、2009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用当年总的农民工数量代替，2006、2007年的农村劳动力数量是临近5年农村劳动力数量加权平均值。数据来自1986―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国家统计局2009统计公报》和《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单位：万人）。
第二，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是由农村总的劳动力数量乘以各种受教育程度所占的比重，再与教育折算系数相乘得出，公式表示如下：
（3）式中，下标t表示第t年，i表示第i个受教育程度；p表示农村劳动力数量；Q表示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渍表示教育折算系数。关于教育折算系数，胡永远、周晓和李勋来进行过讨论。胡永远设定的教育折算系数如下：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为1，小学为1，初中为1.2，高中为1.4，大专及大专以上为1.6；周晓等则分别定为1、1.07、1.254、1.308、1.643；李勋来等设定为l、1.1、1.2、1.4、1.6，它们之间的差距非常小。本文计算农村人力资本存量采用了李勋来测算的教育折算系数。数据来自1986―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第三，国内生产总值。剔除了价格因素的影响，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数据来自1986―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单位：元）。
3、实证分析
对不同样本期间内的模型（2）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估计，删减不显著变量，最终得到表1所示的结果。从各估计结果的F值以及调整后的R2值，可以看出模型的总体拟合效果较好；人力资本存量的系数估计值都在5%显著水平上，且通过了t检验，说明模型的估计值比较显著，即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关系。
从所有的估计值来看，人力资本总体上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起明显的推动作用。大样本期间的估计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存量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起促进作用，不同的滞后期，起到的作用存在差异。但总的来看，推动作用大于不利影响。从两个子样本的估计结果发现，人力资本系数的估计值均显著为正，说明样本期间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正相关关系；但估计值也存在差异，1995―2009年间的人力资本的推动作用就大于1985―2000年间人力资本的作用。
从掌握的经济发展数据可以得知，近期子样本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另一子样本，这说明人力资本促进作用的发挥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1985年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不断增加，第二、三产业繁荣起来，为我国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拉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体力劳动者的需求量不断缩减，技术劳动力的需求量会迅猛增加，而技术劳动力又体现在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上，这就解释了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因此人力资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是需求决定型的市场。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1985年以来，不断增加的教育投资使得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从而提升了农村的整体人力资本水平，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能够适应较高要求的职业，大大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然而，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力资本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越容易发挥出来；反之，则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不大，甚至有不利影响。
针对以上分析与结论，要加快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我们应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增加教育投资。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成为经济发展重点的形势下，要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资力度，提升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从而使其具备转移的主观条件。
二是优化教育投资结构。加大教育投资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由于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程度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存在差异，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盲目增加教育投资额度，同时要注意教育投资结构。因此，增加正规教育投资的同时还应该增加在短期内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显著作用的职业技能培训的投资，改革农村的教育制度，确保农村教育的质量。
（注：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BJY068。）
【参考文献】
[1]张志新：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劳动力流转与政府政策调试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2]Lewis,w.a：Developmentwithunlimitedsuppliesoflabor[J].manchesterSchoolofecono
micandSocialStudies，may，1954.
劳动教育的总结篇5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原理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教育的基本方针，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义，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对这一原理的认识和实践不断深入。浙江师范大学的楼世洲副校长认为，现在我们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最大的困境是实践教育，由此他从党的教育方针的角度进行分析思考提出了一些想法，有些提法在学术界是有争议的，但他认为有争议正说明有价值，要从是否有利于改革的角度来判断。本文是他为纪念同志诞辰120周年所作，通过回顾和总结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此进行梳理和分析。
楼世洲，1957年生，教授，教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副校长、非洲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史硕士点负责人，山东师范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全国教育史学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院、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浙江省公共管理协会副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教育研究》、《internationaleducationResearch（ieR）》等通讯评审。其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史、非洲教育、职业教育、教育政策分析。近几年先后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尼日利亚拉格斯大学、美国杨百翰大学、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访学。担任教育史学与文献、中国职业教育史、教育科研方法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主编教材3部，获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主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部级一般项目1项，教育部重点项目3项；出版《尼日利亚高等教育研究》《职业教育与工业化――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江浙沪职业教育考察》《区域教育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等专著5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贫困、教育与发展》译著1部，近五年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教育政策、非洲教育等学术论文30余篇。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高校科研成果三等奖1项。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教育（尤其是劳动者教育）逐渐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过程，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状态：它们既作为两个过程相互独立，又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1]可以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和现代劳动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是改造社会的最有力手段之一，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是增加社会生产的一个方法，并且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类的唯一方法”，把它作为未来共产主义教育的萌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实践和发展，并把这一原理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方针。
一、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探索与实验
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教育思想中，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中心思想之一，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被认为是实现教育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基本保证。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被认为是确保新中国教育社会主义性质与方向的基础。曾经多次就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发表过指导性意见，陆定一1958年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也是由亲自审定的。
首先，教育思想中的教劳结合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教劳结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进行了更为全面的阐述，并把它上升到教育方针的高度。早在1934年苏维埃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论及“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在什么地方”的问题时，认为“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2]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指导根据地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被同志首先提出。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指示，中共中央在1958年9月的《关于教育工作指示》中，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定为党的教育方针，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其次，在实践层面上发展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思想，进一步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方式和途径。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专门就“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发表了讲话。1958年8月13日，在天津大学视察时指示：“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老师也要参加劳动，不能光动嘴，不动手。”“高等学校应该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对各级各类学校如何贯彻教劳相结合提出了具体建议。1961年7月，在《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中，赞扬“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江西共大“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1965年在《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的谈话》中提出“理工科学生不仅要有书本知识，还要会做工”，“文科学生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1965年《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提出了“大学教育应当改造”，要彻底改变“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的状况。
第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教育思想。1950年《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就如何体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针问题，提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刘少奇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理论和思想，大力提倡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因此“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批判，是我党教育方针的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正确体现。
从认识层面看，中国共产党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高到了教育方针的高度。从实践角度来看，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许多有利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途径和形式，对于改造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旧教育，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教育，对于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有关教劳结合的实践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根据《共同纲领》有关“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的要求，实施工农干部和人民的教育；推行工人、农民的业余补习教育；推行识字教育，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扫除文盲；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全国各级学校向工农及其子女开门。[3]
二是调整学制，改革学校课程，加强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1950年同志《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和教育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都强调教学中既要防止教条主义，又要克服经验主义，强调要“加强教学与实际结合”，要求“有计划地组织学生的实习和参观，并将这种实习和参观，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4]1953年政务院下发《关于加强高等学校与中等技术学校学生生产实习工作的决定》，对高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学生参加生产实习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三是全面实施劳动教育和勤工俭学。新中国成立后各项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尤其是基础教育发展很快，到1957年，一方面是大批的中小学毕业生不能获得升学的机会，必须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另一方面中学出现了片面追求升学忽视生产劳动的现象。面对这种形势，中央对加强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问题做出了专门的指示。刘少奇同志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提倡在学校开展勤工俭学和开展课余劳动。1958年陆定一总结教育事业取得的成绩时说，学校“在教师和学生中进行了思想改造；进行了院校调整和教学改革；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的在校学生都增加了几倍；扫盲运动和业余的文化技术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学校中开始普遍地实行了勤工俭学”。“党中央曾经提出过在学校里增设生产劳动的课程问题……直到现在，党的主张才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5]
四是全面推行学校办工厂（农场）、企业（公社）办学校、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建立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同志在1958年《工作方法（草案）》中非常具体地谈到了各类学校如何开展劳动，实现教育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比如，他要求“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做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6]刘少奇同志在1957年发表关于毕业生参加劳动问题的讲话和文章以后，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又发表《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1958）、《半工半读，亦工亦农》（1964）等文章，着重探讨了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等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对于普及教育和培养新人的作用。
这一时期有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认识和实践，尽管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受到“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得到了新的发展，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成为党的教育方针，并纳入国家的宪法中。在实际工作中，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为中心，探索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发挥教劳结合的思想教育功能和在生产实践中的促进作用。正如后来同志所总结的那样，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直实行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尽管在贯彻执行中出现过一些问题，但“方向是对头的”，“总的是成功的”，“对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很有好处”。[7]
二、“”十年：经验和教训
教育史学界一般都以“十年浩劫”来概括对教育事业的破坏。“”十年，[8]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认识与实践都发生了很大的偏差，给我们的教育事业带来了沉重打击，教训是惨痛的，概括下来，至少有以下两点：
一是在教劳结合的目的上，过于强调生产劳动在改造人们政治思想上的作用，把教劳结合主要作为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工具，忽视了教劳结合对于提高劳动者劳动素质，对于提高社会生产方面的作用。“红”与“专”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各个阶段都有讨论，但“”之前和改革开放后，和邓小平都强调要“又红又专”、两者兼顾；唯有在“”一段时间里，强调政治思想上的“红”胜过了理论知识业务能力上的“专”，用俗话说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二是在生产劳动与理论知识学习的关系上，过于强调劳动，用生产劳动代替理论知识的学习，让教育完全融入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去，事实上是取消了现代社会教劳结合的前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而且，把生产劳动狭隘地理解为体力劳动，认为劳动形式越原始，劳动条件越艰苦，劳动强度越大，对于改造思想、净化灵魂的作用越大。这种理解偏离了马克思论述教劳结合时所指的主要是以现代科学知识为基础的、以机器为工具的现代劳动。“”中，用“三机一泵”替代中学物理，用所谓的“农业”和“工业”课程替代数理化课程，用参加生产劳动替代知识学习，导致基础教育质量全面下滑。在高等教育领域，先是停课闹革命，随后停办所有高等院校，代之在全国大办“职工大学”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此后虽然恢复了大学招生制度，但在教育内容、体系和形式上仍然以生产劳动为主体。
认识上过分强调教劳结合的政治思想教育功能，把知识与生产、理论与实践相对立。实践中完全用生产劳动取代知识教育，结果导致整整十年的人才断层，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期间教劳结合的实践，也提供了一些思考和借鉴：
第一，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坚持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获得“完全知识”的唯一途径。实践证明，在教育过程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将知识传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有利于丰富人们的实践经验，有利于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也有利于实践能力的培养。
“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螺旋上升，“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继承和发扬。指出理性认识来自于感性知识，理性认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阶段，只有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谬误，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不仅如此，他还把认识论的原则用来指导教劳结合的具体实践，提倡学习理论知识要以直接经验为基础，掌握理论以后要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1968年，他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编者按”清样中加写的一段话里，明确提出：“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些思想和做法，如果剔除“左倾”思想的消极影响，对于我们今天教劳结合的实践，依然具有启迪作用。
第三，大中学校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成为新时期教劳结合的重要形式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1987），提出要“积极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90年代后，学生通过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了解国情，了解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际的作用不断显现，使得社会实践活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也成为新时期教劳结合实践的重要形式。
第四，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高等院校的教学、科研和生产的“三结合”是高等教育教劳结合的重要实践形式之一，早在1959年4月3日的《人民日报》《把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结合起来》的社论中就提出了“高等学校在贯彻执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时，必须把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密切结合起来”。改革开放以前，“三结合”曾经取得了累累硕果。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教育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产学研”三结合无论在深度、广度和规模上都是空前的。
第五，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领域，教劳结合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蓬勃开展。学校微观层面上，教学改革层出不穷，比如专业调整、课程设置改革、课程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变革、教育组织形式创新、教学管理改革、实践教学体系构建、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等等，都力求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以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从一定程度上讲，所有这些力求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改革，都是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切实举措。
回顾60多年来我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我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逐步形成的过程，同时也是对马克思有关教劳结合思想继承、创新和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对教劳结合的理论认识，还是对教劳结合的具体实践，都有过成功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教育之所以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乃是因为劳动，尤其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劳动，总是处在不断的创新和发展之中，而教育面对生产劳动的发展变化，往往处于被动滞后的境地。因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今天，我们既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更要根据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和新情况，不断探索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意义和途径。■
注释：
[1]成有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新探索[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78
[2]孙喜亭.试论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特定含义[J].江西教育科研，1996（6）：1
[3][4][5][6][7]王卫国.建国以来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法规文献汇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5：136，15，255，81，8
劳动教育的总结篇6
关键词：人口红利就业弹性人力资本经济增长
河北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及人口预测结果显示，全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巨大，仍处于劳动力供给丰富，劳动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红利”时期，就业压力较大，经济增长面临着很大的下行压力。
1.劳动力供给的现状及特征
劳动年龄人口一般指处于15-64周岁的人口[1]。2000年以来，河北省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在规模、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城乡构成等方面显示以下特征：
1.1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持续扩大
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所占比重达到历史最高。2010年河北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河北省总人口为7185.42万人，劳动年龄人口5899.4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82.10%。与2000年河北省第五次普查相比，劳动年龄人口增加877.0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提高6.78%。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及占总人口的比重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快于总人口。河北省近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1982-1990年，1990-2000年、2000-2010年，河北省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23%、1.69%和1.62%，增速趋缓。但与同期总人口1.79%、0.88%和0.75%年均增长速度相比，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比总人口年均增长分别快0.44%、0.81%和0.87%，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明显快于同期总人口增长。这一状况使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持续上升。
1.2劳动年龄人口年龄结构趋向老化
2000年，河北省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十年来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2010年65岁及以上人口达591.97万，占总人口8.24%；60岁及以上的人口934.22万，占总人口13.00%。16-34岁青年劳动力2286.52万，占劳动年龄人口38.75%，35-49岁中壮年劳动力1718.53万，占29.14%，60岁及以上劳动力934.22万，占15.83%。与2000年相比，青年组、中壮年组所占比重分别下降4.12%和2.20%，老龄组上升2.19%。
1.3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
2010年，河北省74.82%劳动年龄人口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初中受教育程度所占比例达50.90%，其次是小学21.72%，高中15.04%，大专、大学及以上比例之和不足一成，分别为5.64%和3.24%。与2000年相比，拥有初中、高中、大专、大学及以上中高学历人口比重上升，分别上升5.06%、0.98%、3.17%和2.13%；小学及未上过学人口比重大幅下降，分别下降4.69%和6.65%。
1.4城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快速提升
2010年全省城镇化率达到43.94%，比2000年提高17.61%，城镇劳动年龄人口达2638.72万，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为44.73%，与2000年相比，城镇劳动年龄人口增加1241.02万，所占比重提高16.98%。
2.未来十年劳动年龄人口变化特征预测
2.1劳动年龄人口供给总量矛盾有所减缓
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慢于总人口增长。2020年，河北省总人口将达到7631.45万，比2010年增加446.03万，年均增长0.6%，劳动年龄人口达6101.78万，比2010年增加206.24万，增长0.3%，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比总人口增长慢0.3%。与2001年-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比总人口增长快0.87%的趋势相反。
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年下降。2020年，河北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9.96%，比2010年所占比重下降2.09%。与2001年-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6.78%趋势相反。
2.2当年新成长的劳动力大幅减少
2011-2020年，河北省当年新成长（当年年满16周岁）劳动力人口数61万-86万，十年共新成长劳动力715.61万，比2001-2010年少495.51万，平均每年少49.55万。
2.3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水平继续提高
按照河北省“十二五”规划，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九年义务教育质量，巩固率达到94%；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0%以上；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达到37%以上，预计未来十年全省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水平将继续得到提高。
3.未来十年劳动力需求变化特征预测
3.1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力需求潜力巨大
全省三次产业结构由2000年的16.35：49.86：33.79转变为2010年的12.57：52.50：34.93，第一产业比重下降3.78%，第二产业提高2.64%，第三产业提高1.14%。2010年，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仅为12.27%，但就业人员却占全部从业人员的37.9%，第三产业就业人员达1150.08万人，所占比重为29.8%，比2000年净增329.48万人，所占比重上升5.6%。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速度比产值比重快4.5%，表明我省未来十年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最大，吸纳的劳动力最多，就业增长的贡献率最大。
3.2实施更加积极就业政策扩大就业
“十二五”期间，河北省将继续贯彻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千方百计扩大就业。省委、省政府出台了《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就业再就业工作的意见》、《省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措施。分解下达年度就业再就业工作目标任务：五年累计新增就业33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制定了“狠抓三个落实，突出三个群体，力求三个突破”的一系列保障办法。
3.3影响就业的不确定性较多，就业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河北省既面临着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产业升级、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等对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经济增速趋缓，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和治理大气污染等对就业带来不利影响。一些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生产萎缩必然导致就业岗位的减少和就业压力的增大，就业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4.努力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的对策建议
4.1保持经济增长，为扩大就业提供强大动力
经济发展是创造就业岗位的根本所在，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有效促进就业的必要前提[3]。只有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和快速发展，才能为扩大就业提供强大的动力。
4.2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加更多的就业空间
就业的增长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还取决于产业结构[4]。第三产业就业增长弹性大，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强，加快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等吸纳劳动力更多的第三产业，可增加更多的就业空间和就业机会。
4.3积极应对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
随着全省劳动年龄人口老化趋势的不断加深，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力不断增加，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社会抚养负担持续上升，部分行业劳动力及人才不足的结构性问题将更加突出[5]。鉴于未来我省劳动力供给结构和就业岗位需求结构之间的矛盾，最为行之有效的应对的方法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努力培育具有高学历的研究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使我省的就业结构相匹配，达到均衡。
参考文献：
[1]田雪原，等.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2）.
[2]彭松建.现代西方人口经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
[3]王金营.人力资本在技术创新、技术扩散中的作用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00（1）.
劳动教育的总结篇7
关键词：劳动教育；项目管理；专业思维
项目管理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在工作与生活中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作为从事一线教育的老师，本人尝试把项目管理理论与大学生教育管理实践现结合，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总结成文，希望对其他教育工作者有所启发。
一、劳动教育的意义及特点
“养成教育”是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教育。养成教育包括正确行为的指导，良好习惯的培养及优秀思维习惯的养成。优秀思维习惯是养成教育的产物，它可能源于生活中的小事，但是对我们以后的成长却有深远的影响。所以，无论对于中小学生还是大学生，养成教育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都具有重要意义。
“劳动教育”是养成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拥有正确的劳动态度，有热爱劳动之心、懂得珍惜他人的劳动成果，养成良好劳动习惯与思维习惯的教育。这也是传统劳动教育的真正目的。
“劳动教育”是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它是通过劳动这一具体的体验过程来达到教育的目的。“体验”几乎是所有人获取知识的基本手段，它来自我们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多种感觉。所以，体验式学习的信息冗余量很大，这对学习知识本身来说好像不利，但如果我们充分地挖掘、利用了这些所谓的信息冗余，在三本院校、职业院校中劳动教育自身的价值就不仅仅是劳动了。如果我们能将劳动与学习过程中的试错、观察、思考、专业教学相结合，劳动教育将产生比劳动教育本身更大的教育价值。
二、项目管理相关理论
项目管理是把各种知识、技能、工具和技术应用于项目活动，来达到项目要求。为达到项目管理与劳动教育相结合的目标，应关注以下理念：
同时关注结果和过程。有好的过程才能产生好的结果，如果只有好的结果，没有好的过程，那么好的结果将是不可持续的。
预防胜于检查的风险意识。防患于未然的代价总是小于纠正错误的代价。应提前制定好计划来预防这些问题。
积极主动地面对问题。项目经理要积极主动的面对问题与冲突，主动和发生问题的当事人进行沟通和交流，并解决问题。
在上劳动课的过程中，要根据学生的心理规律提前设计好每一个阶段要体验的项目管理知识，使其在潜移默化中掌握知识。这样可以充分发挥体验式学习中信息冗余的特点，使劳动课的开展更有意义。
三、项目管理与劳动教育相结合培养专业思维
一个好的可持续的结果背后一定有一个好的系统设计。项目管理思维之所以能在郑州成功财学院这一个三本院校的劳动教育中得以应用，并得到好的成效，得益于本校有一个好的系统的劳动教育体系设计。下面结合工程管理的专业特点，从文化、制度、管理和实施等四个层面系统地分析项目管理与劳动教育相结合的有效方法。
第一劳动教育文化建设。劳动教育文化建设与校园文化建设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每一个学校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文化就是这个学校的传统，就如习惯一样影响着学院各项工作开展的主旋律，影响着学生每天的学习与生活，影响着劳动教育开展的成效。虽然我所实践的郑州成功财学院（以下简称“成功学院”）建校仅10年，但是却有着深厚的校园文化，因为创办人王广亚先生有着70多年的办学经验，而郑州成功财经学院的校园文化正是在70多年的实践中不断沉淀下来。“成功”精神是：“爱国爱校，宁静好学，礼让整洁”。其“礼让整洁”的“成功”精神正是本校劳动教育开展的文化背景。“成功”校园的每一处地方都一尘不染，这不是一般学校所能比的。成功学院独具特色的劳动教育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从“礼让整洁”的办学精神，到校园整洁文化、宿舍整洁文化、教室整洁文化、办公区整洁文化，整洁文化覆盖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校园整洁文化通过劳动教育与保洁管理系统得到落实，从而形成优秀的劳动教育文化。而劳动教育文化最终内化成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其他管理人员的日常行为习惯，再一波一波向下传，最终形成校园文化传统，深入到每一个“成功”人心中。
第二劳动教育制度建设。没有一个好的制度设计好的传统文化是很难得到继承与发扬的。成功学院的劳动教育建设也是如此。在劳动教育制度建设上，成功学院有一个闭环管理制度设计。成功学院的行事准则是“计划创新、执行彻底、考核严谨、赏罚分明”。所以，学院的整个管理制度的建设无不体现着这16个字。劳动教育制度建设作为其中的一个分支也充分体现了这一行事准则。成功学院的劳动教育形成了学院的一个特色，教师的一项考核，学生的一门课程，院领导、系领导、教师定期深入劳动教育场地进行劳动教育示范的人人参于的制度。正是有了这种基础制度的建设，劳动教育才有可能在实施的过程不断创新，沉淀，积累。
第三劳动教育组织管理。从管理的部门设置来看，成功学院设有“劳卫科”专门从事劳动课的组织管理工作。“劳卫科”下面设有劳动小组，组员称为“劳动小组长”，主要由大二学生组成，专门负责每一个班级劳动课的开展。“劳动小组长”每月都可以领取一份勤工俭学的工资，以此作为物质上的激励。“劳卫科”下面还设有督查组，按照结构化的要求对每一个班级的劳动区域进行打分，每周汇总评比，评比结果是辅导员的一项重要考核，各系评比的一项指标。
第四劳动教育实施管理。有了文化的影响，制度的保障，组织管理考核的闭环管理，成功学院的劳动教育才有可能顺利开展，进而做出特色。首先，是项目管理专业术语的应用。因打扫不到位，且组长查出来再打扫的，一律称为返工。学生因打扫不到位扣分，我一律称为质量不达标。因质量不达标扣的分，每扣一分就折算成10万元的工程款。对于不易打扫的地方要重视的，一律称为做好风险控制。其次，是将项目管理理念的深入到劳动教育过程中。让学生同时关注结果与过程。有好的过程才能产生好的结果，如果光有好的结果，没有好的过程，那么好的结果将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让学生重视打扫过程中的态度问题。预防胜于检查的风险意识。防患于未然的代价总是小于纠正错误的代价。所以，让学生一次就打扫彻底，尽可能的不进行第二次检查。积极主动地面对问题。所以，“劳动小组长”与劳动班长在班级人员管理上要学会积极主动的面对问题与冲突，主动和发生问题的当事人进行沟通和交流，并解决问题。没有简单的事情，只有简单的头脑等等一些好的项目管理理念。最后，是与专业实践相结合。学生学开设了工程制图课，我就让学生用工程绘图的方式来绘制我们的劳动区域。除了上述的一些专业特色，劳动教育所要求的耐心教育、整洁教育、珍惜他人劳动成果的教育等根据劳动的不同阶段也逐步开展。
项目管理与劳动教育的结合，只是个人在辅导员工作岗位上的一个小尝试、小收获、小创新。如果高校辅导员都能够把自己的岗位实践与自己的专业知识、视野结合起来，我相信，会有更多乐于为学生接受的活动项目被开发出来，辅导员所学专业知识的价值也会得以体现，辅导员队伍的稳定性也将大大提高。唯有不断地进行实践创新，我们才可能在辅导员工作职业化、专业化、专家化的道路上走的更远。
【参考文献】
[1]王广亚，成功与我[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
[2]美国项目管理协会，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第五版）[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劳动教育的总结篇8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高等教育/需求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和技术进步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导致的农村劳动力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空间移动，这种转移对文化传播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起着重要作用，也是农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从西欧和美国的经验来看，劳动力从传统农业中释放出来，重新配置到城市生产部门，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也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国农村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农村从开放的1978年到2000年，已累计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1.3亿人，但还有1.5亿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1]（第6页）。我国农村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占63.91%，而1999年世界平均比例为54%，高收入国家为24%，中等收入国家为34%[2]（第143页）。另外，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1999年达50%，远低于第一次现代化的30%的标准，而高收入国家为5%.中等收入国家为32%[2]（第141页）。所以，我国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从现状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包括向非农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向乡镇企业转移，向小城镇及城市转移等几种转移去向。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对农村劳动力教育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进而表现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一、西方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述评
西方比较有代表性的劳动力转移理论有：一是“刘易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所拥有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的关键在于资本家的利润投资，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变为一元经济；二是“拉尼斯—费景汉理论”，特别重视经济转变过程中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的平衡发展，指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剩余产品总量的增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取决于人口增长率、农业的技术进步率和工业部门资本存量的增长；三是“托达罗理论”，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决策，不仅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而且取决于预期收入差异，如果流入城市的预期收入高于农业的就业收入，即使城市存在失业，人口也会不断流向城市。
以上第一种理论可理解为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力，第二种理论可理解为农业对劳动人口的推力，第三种理论实质上讨论的是劳动者的一种心理动机。农村劳动力转移实质上是个体行为，尽管历史上存在强迫性迁移活动，但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个体及其心理活动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根据卡托纳的经济心理学模型[3]（第37页），在劳动力转移这一个体行为中，客观环境如工业化的“拉力”和农业的“推力”，并不直接对劳动力转移产生影响，而是客观环境对劳动力的心理过程，如愿望、态度、预期等产生影响，进而产生转移行为。
根据现有对经济心理行为的研究，特别是把经济可变因素与个体（心理）可变因素互相结合起来强调行为和环境条件之间的反馈关系的研究[3]（第38页），认为个人是以不同的方式知觉的，对环境的知觉包括对劳动力转移后的生活气氛、物价情况、收入情况、个人的社会地位等。这种知觉到的环境，而不是客观环境，决定着人们的转移行为，客观环境和知觉到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劳动力转移的经验和个人之间的交流，特别是大众交流工具。个人因素对环境知觉也产生作用，这种个人因素包括：个人的目标追求、价值、愿望、预期、认知方式，收集信息的能力，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兴趣等。劳动力转移行为还会带来主观享受，这种享受包括转移后的满足（或不满），对转移后职业的参与，以及从事新职业获得的一种认知协调。
所以，个人素质是影响劳动力个体转移心理的重要因素。一是决定了对环境认知的水平、准确度和全面性，个人对环境的认识是建立在全面把握客观事物和全面聚集信息的能力基础之上的。二是影响了个人对收入、社会地位的预期，具有较高的教育文化素质才能较为客观地估价自己，并有可能得到较高的预期收入和社会地位。三是影响了个人对转移后的主观享受，个人素质的高低影响了这种主观享受，教育文化素质高的人由于容易得到更多的就业或高收入的机会而会得到更大的满足，而教育文化素质低的人则由于较少的就业机会或较低的收入而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四是影响了个人的实际转移质量，个人的文化、技能水平决定了其转移后的职业及收入、社会地位。不了解劳动力个人的心理要求，不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前期教育和培训工作，让他们没有充分的心理、能力等素质准备，而实行主观性或强迫性转移，则不会出现有效的劳动力转移。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1.农村劳动力转移难度增大。乡镇企业近几年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接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趋于减少，如1995年到1999年5年间，乡镇企业接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负增长5.1%[4]（第21页）。另外，小城镇吸纳劳动力的比重增幅不大，1999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省会城市的占18.8%，转向地级市的占18.4%，转移到县城的占16.7%，转移到建制镇的比重为14.9%[5]（第22页）。可见，作为我国重点发展的小城镇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还不强。
2.农村劳动力转入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较低。有抽样调查表明，1999年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6.4%，按可比口径比1998年提高了0.4个百分点，转移速度有所上升，但1999年从非农产业返回到农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为0.5%，增减相抵，1999年净转移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为5.9%，比上年上升了仅0.4个百分点[5]（第22页）。
3.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范围、地域和领域受到限制，劳动力转移到省外的比重较低。1999年农村劳动力在本省内转移就业的占79%，比上年上升11个百分点，转向外省的占20.9%，下降了11个百分点[5]（第22页）。而且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建设第一线和低层次的商业服务业、工业、建筑业和其它服务业仍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行业，1999年转移到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占54.2%，转移到第三产业的为41.7%，到异地仍然从事第一产业的占4.1%，转移到工业、建筑业和商饮服务业的比重高达79.4%[4]（第21页）。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增大，难以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并且转移的范围、地域和领域受到限制，其原因除政策壁垒因素外，还存在着教育壁垒，即与劳动力的教育文化水平有密切关系。
三、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文化水平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分析
（一）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与劳动力转移的难易度
教育文化水平低的劳动力通常只能滞留于依靠传统经验生产的有限领域，很难开拓新的就业门路和工作机会，也难以适应转移后的工作和生活；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往往思维开阔，易于接受新事物，具有更强的自信，更高的收入、社会预期以及更强的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更易于实现有效转移。根据盖尔·约翰逊的研究，农村中大量低素质的劳动力增加了向城市转移和管理的成本，而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可以大大减少城市居民对于迁居城市的农村人口的抵触，更能使农村人口尽快地适应城市生活，并减少城市管理成本[6]（第62页）。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也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易于实现转移。据对山东聊城市的调查，在1998、1999两年转移的劳动力中，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由于在当地较为受重视，尽管转移的并不多，但转移起来相对容易；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最大，占55.6%，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占18.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每百人中有10.3人转移，初中文化程度的每百位农村劳动力中有8.4人转移，小学文化程度的每百位劳动力有4.5人转移，文盲、半文盲每百位劳动力中有1.3人转移。
（二）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与转移后的职业状况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掌握和熟练运用新的工种和技术有直接联系。我国1999年转移到工业、建筑业和商饮服务业的农村劳动力比重高达79.4%，说明我国农村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还不高。而教育文化水平越高的劳动力，越易于适应新的工作和环境，越易掌握新的工种、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使用效果也越好，所以，教育文化素质、技术水平与就业状况呈正相关。美国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观点，美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高峰期的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流入城市的白人和黑人在就业方面出现很大差距，除民族和关系网原因外，文化程度差异也是重要原因。
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对转移后职业的稳定性有显著作用，水平的高低是影响职业稳定性的决定因素之一。1987年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回流中，文盲高达21%，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为17.16%，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占9.46%，中专及大专以上回流的则很少[7]（第29页）。究其原因，其一便是由于教育文化素质差，思想保守，难于适应新的环境和条件；其二是参加技术革新的人员所提合理化建议与技术革新创造的价值等，与受教育文化水平成正比关系，且随着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事故发生率明显减少。教育文化水平高的劳动力创新性越强，职业稳定性越强，也易于完成职业或技术的转换。教育文化水平越高，越有可能率先离开农业，长时间脱离农业，实现有效转移。
（三）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与转移后的收入
劳动力的收入首先取决于个人的以教育文化水平为主的人力资本投资，为此有学者得出反贫困的措施是提高移民的素质的结论。在所调查的山东聊城五个乡镇企业的职工月平均工资为356元，大多职工工资在200-400元之间，而工资在400元以上的有58%为专业技术学校毕业生，该企业中仅有的三个大专生的收入都在360元以上。其它相关调查也表明，越来越多的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参与了转移，而且每增加一年的教育水平每年可增加汇寄款149元[8]（第3页）。原因是，劳动力的教育文化程度与劳动生产率具有较强的正相关，相关系数达0.73[9]（第58页），教育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对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较高的生产率则带来较高的收入，且转移后的职业稳定性也高。
（四）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与劳动力转移区间
农村劳动力教育文化水平是决定其转移方向、距离的重要因素，转向发达地区劳动力的文化程度高于转向落后地区的劳动力。1999年在转向东部的劳动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为11.5%，转向中部的比重为10.9%，转向西部的比重为9.1%[5]（第22页）。没有技术特长，没有高的素质，期望收入也就较低，而且较低的文化水平又决定了他们相对保守的思想意识，往往对自己转移到城市缺乏信心，难以对城市产生认同感，他们更多地留恋故乡。
（五）劳动力教育文化素质与劳动力转移后的社会问题
国内外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表明，社会问题的引发与劳动力素质有关。中国近代农民离村进城，是被迫的，既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也不具备谋生能力，更没有知识的积累，他们进入城市后，难以找到合适的职业，多数人不得不靠出卖苦力谋生，引发了城市的无序及城市治安等问题。在欧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由于太大的盲目性，不可避免地也出现了诸如住房拥挤、生态环境恶化、失业和贫困严重、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德国为此实行了国家强制干预，增加对教育的投入，进行了各种类型的职业培训，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工业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有效地缓解了城市问题[10]（第233页）。所以为避免引发劳动力转移后的社会问题，应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前的素质准备，将教育和培训贯穿于劳动力转移的整个过程中。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文化素质，是实现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前提条件之一。日本、韩国能顺利完成产业结构转换和充分就业的根本条件之一，就是教育合理地超前发展，有效地提高了全国就业人口的平均文化技术素质，第一产业就业人口能够适应非农经济新技术新领域的需要，较为顺利地完成了劳动力转移。美国在1930年到1974年间，从农业转移出去的人口总数达到了3280万人，这是现代最大的人口转移，而恰恰在这一时期是高等教育，特别是社区学院的大发展时期（注：美国社区学院由1930年的436所增加到1974年的1203所，增加767所。参见毛澹然。美国社区学院[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中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当务之急就是提高劳动力素质，农村劳动力教育文化素质不高是我国农村劳动力结构的重要特征。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程度劳动力的比重高达88.4%，高中程度的为9.6%，中专程度的为1.6%，大专及以上程度的比重为0.4%[4]（第21页）。非农部门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对劳动总量特别是低素质劳动力的需求不断下降，所以必须提高现有劳动力素质和技术水平，才能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城镇、乡镇企业、非农产业等的有效转移。
提高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和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大势所趋，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即提出了“提高城镇化水平，转移农村人口，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的动力”的意见。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实现由农民向城镇居民的根本转变，存在着“教育壁垒”，即农村劳动力总体教育文化素质较低，大多为非熟练技术人员，缺乏专门的技术培训和学习，只能在脏、苦、累的体力部门就业。各类城镇部门对劳动力的素质有越来越高的要求，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其过低的文化教育水平很难达到要求，从而增加了转移的难度。所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需要提高其教育文化素质。我国现有的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专以上学历的最多仅为0.4%，远低于全国平均3.6%的比例，要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必须提高其教育文化水平，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接受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总量中，大约只有12%转移到了各类城镇部门，其余88%的劳动力仍是在农村工业、商业及服务业部门实现产业转移的，即使按目前的农村劳动力转入城镇的比例，也将有50多万的农村劳动力接受高等教育以进入城镇部门。
乡镇企业也会吸引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制约乡镇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便是劳动力素质，乡镇企业将对高素质劳动力有较大需求，吸纳的将是教育文化素质更高、思想更为活跃的高级专门人才。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学者用线性外推法和生产函数两种方法对今后我国乡镇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做出了情景性描述和预测，得出了乡镇企业每年要吸纳200-350万劳动力的结论[11]（第25页）。全国乡镇企业职工中，大专以上学历人数比例为2.3%[12]（第355页），按这一最低标准要求转移进乡镇企业的劳动力，则每年至少有4.6万人，到2010年至少要有37万人接受高等教育以进入乡镇企业；如果从发展的角度，按乡镇企业发展“十五”计划的标准来要求，则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需要接受高等教育以进入乡镇企业。
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业结构角度来分析，第三产业也将是吸纳农村劳动力的重要渠道。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还有较大空间，1998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33%，而全世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61%，发达国家平均为65%，其中美国为71%；中等收入国家（人均2950美元）平均为56%，其中高中等收入国家（人均4860美元）平均为57%，低中等收入国家（人均1710美元）平均为52%[13]（第93，94页）。如果我国这一比重上升到55%，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为50%，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将吸纳16000万劳动力。如果按既定的10年的时间实现这一调整目标，则平均每年有16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第三产业，这些劳动力如果能达到现在全国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3.6%的比例，平均每年有57万农村劳动力需要接受高等教育以有效转移到第三产业。
劳务输出也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渠道之一。我国劳务输出有较大潜力，劳动力资源占世界劳动力资源的20%，而劳务输出仅占世界劳务输出的3%[4]（第23页）。现在国际上流动的劳务人数达2000多万，中东地区有上千万亿美元的劳务市场，俄罗斯开发远东地区也需要从国外输入几百万劳动力。但国际劳务输出对劳务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一般是掌握一门或一门以上某种技术和外语的技术工人，甚至是高级专门技术人员，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中达到要求的则很少，劳务输出单位有时很难找到符合要求的劳务人员，故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教育文化水平是增加劳务输出的首要条件。如果将我国劳务输出的比例提高到世界劳务输出的8%，则会输出100多万剩余劳动力，100多万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将会产生极大的高等教育需求。
总之，我国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需要发展教育事业，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一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技术和职业素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是简单的地域流动、职业改变，而应是劳动力人力资本提高的过程和结果，要通过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二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教育文化素质和修养。农村劳动力实现有效转移，不仅限于技术的培训和职业素质的提高，还应有综合教育文化素质和修养的提高，以尽快适应转移后的工作和生活，促进城市文明的发展。我国在实现城镇化，及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的过程中，要保证并促进城市的文明程度，形成并保护“城市的空气”。这种“空气”或称“市气”实质上是一种氛围，是一种自由、民主、文明的文化环境。这种氛围的营造需要转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有较高的素质和较快的适应能力。“人气”足，“市气”才旺，只有大力培育教育市场，提高人的总体素质，才会有“市气”，不可一味地追求圈地运动，重土、重城而不重市，不重人。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之前，需要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这种基本素质需要通过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来完成。
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也不仅是在转移前，更应该贯穿于转移中和转移后的整个过程中。对转移前的农村劳动力，要有一最低教育文化水平的要求，对未能达到最低水准的人，要进行较为系统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要为转移后的劳动力提供适当的教育环境，为他们的继续教育创造条件，有针对性地提高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平和文化素养，为那些需要而又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创造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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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的总结篇9
[论文摘要]本文详细阐述了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的现状，剖析了形成当前现状的原因，并指出只有采取有力措施，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民，切实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才能持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亿万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在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点就是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劳动力数量充足，但其质量却并不令人乐观，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必将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力资本理论创始人西奥德·舒尔茨通过对美国半个世纪经济增长的研究指出：物质资源投资增加4.5倍，收益增加3.5倍；人力资本投资增加3.5倍，收益却增加了17.5倍[1]。这说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贡献率不断下降，而人力资源的贡献率却逐渐上升；农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不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和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更多地表现在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一、农村劳动力素质现状
由于我国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各方面条件受到限制，农村劳动力的总体素质不高。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在分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时，指出“农民素质的提高是新农村发展的灵魂。”必须培养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升农民的整体素质。我国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缓慢，大部分农民处于较低文化水平层次，直接影响到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农村劳动力素质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具体为六个字“一大、六低、一弱”。
“一大”是指农村劳动力数量庞大。我国农村中有近5亿劳动力。据专家推算，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模条件下，农村只需1.5亿劳动力[2]。也就是说，在近5亿农村劳动力中，有3.5亿属于富余劳动力。我国农业资源相对匮乏，庞大的农业大军与有限的耕地结合在一起，使得人多地少的矛盾更为突出。
“六低”是指农村劳动力思想素质低、文化素质低、科技素质低、经营管理素质低、身体素质低、劳动生产率低。
（一）思想素质低。我国农村受长期自然经济的影响，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小农意识浓厚，思想保守，满足于现状和眼前利益，缺乏较强的成就动机，对新观念、新技术、新事物反应冷淡，商品意识淡薄，缺乏经营观念。
（二）文化素质低。在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占20%，小学占40%，初中占29.5%，高中占10%，大专以上仅占0.4%。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79年，而美国农民大部分是从州立农学院毕业的；法国7%以上的农民具有大专文化；德国6.7%的农民具有大学文凭；日本农民中5%是大学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占74.8%[3]。另外，受到妇女生理条件的限制和传统“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致使妇女及其家庭无法正确认识妇女教育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妇女劳动生产能力，有利于提高妇女的人力资本，从而造成了农村妇女劳动力素质不高，更低于男性劳动力素质。全国从业人员中，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男性从业人员占83.9%，女性从业人员则占88.1%。2000年我国男女人口占总人口之比分别为51.63%和48.37%，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高3.26个百分点，以农村总人口8.0739亿人计算，女性人口应为3.9亿多[4]。几近半数的农村女性，无疑是农村劳动力的重要支柱，她们的素质状况，直接影响到农村劳动力的整个素质水平。总之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现状将难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
（三）科技素质低。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95%以上的人基本上仍属于体力型和传统经验型农民，不具备现代化生产对劳动者的初级技术要求。在农村劳动力中，近80%的劳动力没有特别技能，可谓是“科盲”。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有14%的劳动力掌握了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技能，2.8%掌握驾驶技术，3.2%掌握农业技术[5]。我国受过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不足20%，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
（四）经营管理素质低。农村从事种植业的农民多半停留在传统耕作水平上，生产方式简单，劳动手段陈旧，经营管理粗放。他们不计劳动资料成本和劳动力投入成本，不讲投入产出效益，不会合理配置劳动资源，调整生产结构，无法预测市场变化。从事乡镇企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等第二、第三产业的农民，尽管其经营管理素质优于种植业的农民，但绝大多数人的经营管理并非自觉意识下的行为，仍是一种凭直觉经验的，带有相当程度盲目性行为。
（五）身体素质低。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比较落后，农民的平均生活水平较低，基本上是只能解决温饱问题，食物构成和食物营养简单，因而身体素质较差。特别是山区、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刚解决温饱问题，农民的营养不良，饮食结构不合理。农村卫生保健条件差，医疗设备和医疗水平根本满足不了广大农民的需要。加上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存在一定的难度和问题，人口生育质量低下。据统计农村残疾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6%，弱智儿童占人口的15%。农村劳动力中还有少数人格不健全、有心理疾病等患者[5]。
（六）劳动生产率低。劳动生产率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水平与社会创造力的总标志。《2001年世界发展指标》的数据显示：1997-1999年期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为316美元，仅相于日本的1.03%，韩国的2.58%，巴西的7.35%，约为印度的80%。从业人员文化程度以及高层次文化程度人员比重过低，必将影响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给我国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及城镇化进程带来严重制约。
二、农村劳动力素质现状成因分析
1．观念较落后。长期以来制约着我国农村人口文化素质偏低，除了经济落后、教育经费不足、教育落后的客观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主观的因素，即观念上的落后，在农村地区，目前大部分地区仍然保留了传统的民风习俗，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民风相当纯朴，人们经常是夜不闭户。由于其教育条件差，农民本身受教育程度不高，没有奋斗的目标或眼光短浅，还处在小富即安的状态，部分农民宗族观念、家长观念盛行，自给自足的小农思想相当严重，并且过分强调客观条件的不足，缺乏主观的追求。尤其在眼前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农村中多数人未真正摆正读书与挣钱的位置，没有树立起以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以高素质形成再就业竞争力的观念。主要表现在：一是认为多读书不划算；二是不读书照样能挣钱。
2．投入不足。政府的主体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中中央占51%，省级10%，地市17%，县乡两级共计不过20%左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目前全国义务教育投人中，乡镇负担78%，县级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而中央财政只负担2%左右[6]，财权与事权极不相称。在投入规模方面，政府投入农村教育的经费十分有限。从总量上来看，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偏低。2002年，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13.76%，比上年的13.31%增长了0.45个百分点，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3.17%，仍未达到1996年国家提出的2000年“财政性教育支出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的水平”的目标。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低于美国1949年3.3%的水平，明显低于中等收人国家4.48%的平均值，更低于高收人国家5.66%的平均值[7]。
3．体制不适应。对于文化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农民已有一定认识，对提高自身素质也有迫切要求。但是目前的农村教育体系和农业科技的供求现状却使农民无法有效提高自身科技素质，难以完成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从整个农村教育体系来看，农村“三教”(即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分割或残缺，农村教育脱离实际，使得农民素质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的农村教育体系基本上是按照城市的教育体系建立起来的，农村基础教育与城市基础教育没有任何区别，从学生的学习目的到学校的培养目标都是一样的，并不是为了培养农民、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而是为了高考应试。与农民直接相关的农村职业教育也脱离农村实际，“升学无希望，打工无出路，回乡无技术，致富无门路”是学生普遍面临的困境。真正能为农村服务的成人教育又面临诸多问题而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4．管理不完善。整个中国的农村教育系统，过去都是由教育部门条条管理，农村县镇(乡)村需要农技、农业产品加工及经营管理初级专门人才，需要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农民，但不能按农村的这些需求去改革农村教育管理体制、结构、课程、内容与方法，以提高农民及其子女的农业科学技术和生产经营素质，这不仅制约农业现代化，也阻碍农民向城镇二、三产业转移以及海外劳务输出。
5．劳动力转移。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劳动就业方式发生巨大改变，劳动力输出不断增加，一部分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力逐步转移到城市或其他行业，农村优质劳动力资源外流现象严重，导致了农村务农劳动力整体素质的进一步下降。劳动力的转移缓解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压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农村的留守大军中，女性和老龄人口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沉淀下来的劳动力文化素质更低，结构更不合理。
总之，新农村建设离不开新农民，广大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的素质不提高，就不可能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乃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温家宝总理也明确指出：我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根本在于提高农民素质。因此，我们只有面对农村劳动力素质现状，剖析成因，采取有力措施，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民，从根本上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把农村巨大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持续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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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的总结篇10
（一）人口低速稳定增长，经济快速持续发展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增长速度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的影响。进入新世纪，江苏经济快速持续发展，人口再生产始终保持“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模式。2012年，全省常住人口达7549.5万人，自然增长率为2.28‰，人口总量占全国5.7%。与上年相比，总人口增长1%，自然增长率上升0.07个千分点，人口总量占全国比重保持不变。而同期江苏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1548.36亿元，比上年增长14.9%。经济总量占全国10.3%，比上年提升0.3个百分点。按常住人口计算，2012年全省人均GDp已达28685元，比上年增加4125元，增长16.80%。
2008-2012年，江苏人口增长2.65%，不足上一个10年增长速度（7.07%）的一半，低于同期全国平均增长速度（2.99%）。而这一时期，江苏经济增长则达到127.86%，翻了一倍多。2008-2012年度经济增幅分别达到10.2%、11.7%、13.6%、14.8%和14.5%，年均递增13.6%，高出全国同期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2012年，又创出14.9%的新增速，经济增长步入一个新的快速稳定增长期。从人口经济密度来看，1997年为5.9人/万元，2007年下降到0.86人/万元，2012年继续减少到0.35人/万元，下降速度非常之快。人口的低速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江苏省2005年突破了人均GDp三千美元大关，处于世界中下收入和中上收入国家水平之间水平，标志着江苏人口与经济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年龄结构趋于优化，劳动力资源丰富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从而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据我国科学家研究表明：在我国改革开放头20年（1978年至1998年）的GDp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增加的贡献份额达到24%、人力资本积累（即素质的提高）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份额为21%；而同期，约有1/4的人均GDp增长是靠抚养比下降带来的。
江苏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调整优化，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2000年以来，全省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和劳动适龄人口比重逐年上升。2012年，全省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达5609.27万人，占常住人口74.3％，与上年相比，劳动适龄人口增加103.56万人，比重上升0.64个百分点。与2000年相比，劳动适龄人口增加385.2万人，比重上升2.78个百分点。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不仅为江苏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给江苏带来“劳动力人口增加，人口抚养系数下降”的“人口红利”现象。2012年，全省人口总抚养比为34.48%，其中，少儿人口抚养比为19.74%，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4.74%。与2000年相比，全省人口总抚养比下降5.3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江苏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由1982年人口普查时的3962.54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5609.2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上升8.8个百分点；全社会人口总抚养比则由1982年的52.73%下降到2012年的34.48%。与30年前相比，全省每百名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负担减少了18人。
（三）教育发展优先，人口素质提高
优先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供更多优质教育资源，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任务。近年来，江苏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成效显著。九年制义务教育不断巩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在校生巩固率均接近100%，全省小学在校生人数从2000年718.55万人下降到2012年455.75万人；初中入学率和在校生巩固率均在98%以上，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93.5%。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结构比例趋于合理，高等教育面向大众化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台阶，大学本专科生年招生人数从2000年的18.2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35.91万人，毕业生人数从2000年8.01万人增加到25.73万人。农村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全部免除。
随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江苏人口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2012年，全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7.89年，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9.25年。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0.45年，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近1年，达到初中以上水平。全省每十万人拥有大学（含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由2000年0.39万人增加到0.69万人，增加0.3万人，拥有初、高中受教育程度人口分别为3.79万人和1.46万人，分别增加0.15万人和0.15万人，小学受教育程度人口下降0.57万人。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也为社会全面进步，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了良好基础。
（四）劳动力转移加快，人口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