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资产投资估算方法篇1
关键词：资本存量；永续盘存法；折旧率
文章编号：2095-5960（2014）03-0008-09；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在对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资本回报率进行实证分析时，资本投入数量是必要的基础性数据。此外，资本投入也是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之一，大量关于投资的相关研究更离不开资本存量数据的支撑。一般来说，国际上测算资本存量的常用方法有两种：HedonicValuation（HV）法和永续盘存法（perpetualinventorymethod，pim）。其中HV方法需要物质资本的年龄、类型以及属性等详细的基础性数据，而这只能来自全社会大范围的普查。由于适用条件过于苛刻，限制了其使用范围，只在阿根廷等少数国家和地区使用。而大多数国家采用永续盘存法，该方法是由戈德史密斯（Goldsmith）于1951年开创，随后由于可操作性强被学者们广泛采用。它的基本公式为：
Kt=（1-δt）Kt-1+it（1）
从式（1）中可以看出资本存量的测算主要涉及四个变量：经济折旧率δ的确定，当年投资i的选择，投资缩减指数的构造，从而将当年投资换算为可比价格计价的基年资本存量的确定。对这四个变量的选择和界定构成了资本存量估计的主要内容。
对于中国资本存量的估算，学者们进行了大量而富有成效的工作，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
1.全国及省际资本存量的估算。由于这方面基础数据较为完整，从而文献成果也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贺菊煌（1992）、Jeffersonetal.（1992）、Chow（1993）、HuandKhan（1997）、Young（2000）、张军、章元（2003）、李治国、唐国兴（2003）、何枫等（2003）、单豪杰（2008）[1][2][3][4][5][6][7][8][9]。虽然这些研究都采用了pim，但由于他们在指标选择及界定上存在分歧，最终的估计结果也相去甚远。
2.城市和农村资本存量的估算。这是研究的新进展，随着统计资料的丰富，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开始增多。徐淑红等（2009）、徐淑红（2010）、郑明（2012）分别对农村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10][11][12]，柯善咨、向娟（2012）另辟蹊径，估算了1996―2009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等级城市的资本存量[13]。
3.某个产业或几个产业资本存量的估算。Chow（1993）估算了1952―1985年农业、工业、建筑、运输以及商业5个产业部门的资本存量[2]；黄勇峰等（2002）将制造业分为15个行业，估算了1978―1995年我国制造业分行业的资本存量[14]；吴方卫（1999）则利用永续盘存法估计了1980―1997年的农业资本存量[15]；王金田等（2007）估计了1978―2005年中国及分省份的农业资本存量[16]。更多关于农业资本存量的估算可参见曾国平等（2010）[17]的一个综述。
对于省际三次产业物质资本存量的估算，徐现祥等（2007）基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以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96―2002》首次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18]但他们在应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的过程中忽略了变量选择上的前后一致性，为了回避折旧率的问题选取了收入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时的折旧数据，但在基期资本存量的估算时又选取了3%的折旧率。此外，折旧是企业会计制度意义下的核算做法，是基于经验而来的，与资本品相对效率没有联系，因此也不符合pim方法的真实涵义。鉴于此，我们在广泛搜集数据的基础上，在资本品相对效率几何下降模式的假定下计算出了各省份①①本文的研究涉及22个省、5个自治区以及4个直辖市，为了称呼的方便，都称为各省份。的折旧率，并估算了1978―2011年省际三次产业的固定资本存量，以丰富和完善已有研究，并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二、当年投资数据的选择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简单梳理，我们发现对当年投资数据的选择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采用物质产品平衡体系（mpS）中的积累额数据。由于基础统计资料的薄弱，早期关于资本存量的估算主要采用积累这一统计指标[1][2][6][19][20]。运用积累额的最大优点是无需考虑折旧问题，但是由于经济核算体系的转变，从1993年起，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不再公布积累数据，同时也缺乏相应的价格缩减指数。因此，新近的研究都未采用这一指标。第二类是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7]这一指标的优点是时间跨度长且包括各构成部分的具体数据。因此，学者们广泛采用这一指标对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然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我国统计体系有的指标，与国际统一的Sna体系不相容。同时，其包含购买土地、房屋等不可再生资本的支出，并且只统计了一定规模以上的投资项目，明显低估了总投资的规模。基于以上原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并不是衡量我国资本存量变动的良好指标。第三类是大部分新近研究采用的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张军等（2004）、白重恩等（2007）以及徐现祥等（2007）都采用了这一指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基础，通过一定的调整计算而得到的，其更能准确地测度我国可再生资本的变动情况。因此，本文选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当年投资的指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2002年之后各省份三次产业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不可得，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选取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替代指标。1978―2002年辽宁省三次产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对应年份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数据完全相同，广东等省份两者的差距也很小，意味着我们这一做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1978―2002年各省份三次产业固定资本形成额数据来自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以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96―2002》；2003年及之后各省份三次产业的固定投资数据来自于各省份的统计年鉴以及各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
三、投资缩减指数的构造
当年投资指标选择完成之后，必须将其按当年价格表示的投资数据用相应的价格指数进行缩减，折算成按基年价格计算的实际数值。因此，接下来就是投资缩减指数的构建。正如上文所述，本文已选择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当年投资的数据，而采用这一指标的一大缺陷是没有官方公布的价格缩减指数，许多学者为了研究的方便，直接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缩减。然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只有1991年之后的时间序列数据，这导致学者们不得不选用其他价格指数进行替代或者通过一些方法来构建。Jeffersonetal.（1992）利用建筑安装指数和机器设备指数的加权平均构造了投资缩减指数[3]，而在中文版本中他们选择了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来进行平减[21]。吴方卫（1999）将1991―1997年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和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指数进行拟合回归，然后根据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指数推算出了1990年之前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5]。黄勇峰等（2002）直接利用零售物价指数来代替建筑与设备价格指数序列[14]。宋海岩等（2003）则采用全国建筑材料价格指数对1978年之后的数据进行了处理[22]。王金田等（2007）认为在缺少农业固定资本价格指数的情况下，选取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进行替代比较合适[16]，徐淑红等（2009）、徐淑红（2010）在对农村资本存量进行估算时也采用了相同的处理方法[10][12]。
我们注意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提供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以及以不变价格计算的总额指数，通过这两个时间序列数据可计算得到投资缩减指数（p），具体的计算方法可参见张军等（2004）[23]。由于这两个数据都是官方的权威数据，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缩减指数更为科学合理。然而，让人感到遗憾的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并没有提供分产业的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即使采用上述方法，分产业的投资缩减指数仍不可得。借鉴已有研究，本文选择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作为第一产业的投资缩减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代替第二产业的投资缩减指数。第三产业的缩减指数可利用下式计算得到：
ip=i1p1+i2p2+i3p3p3=i3/（ip-i1p1-i2p2）（2）
其中，i代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ii表示第i产业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i=1，2，3。p表示总体的投资缩减指数，采用张军（2004）方法计算得到，以1978年为基期；pi代表第i产业的投资缩减指数，以1978年为基期。由于2002年之后的投资数据选用固定资产投资，相应的p值就变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其他的变量没有变化。有些省份缺失某些年份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如北京缺失1978―1989年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为了研究的方便，凡是缺失的数据本文就用全国的数据代替，从而与全国的价格上涨趋势保持一致。通过以上的方法处理就可得到1978―2002年各省份三次产业的投资缩减指数，从最终的估计结果来看，这样的处理方法是比较合理且可以接受的。各省份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各地统计年鉴。
四、经济折旧率的选择
在利用永续盘存法进行资本存量的测算中，关于折旧率的选择是一个核心问题。通过已有的研究，我们发现资本存量的测算对折旧率的大小是相当敏感的。[9]已有研究对折旧率的处理方法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直接采用积累指标，从而回避了处理折旧的问题。贺菊煌（1992）、Chow（1993）以及张军、章元（2003）都采用了此种方法[1][2][6]。但是从1993年开始，我国不再公布积累数据，这类方法的可操作性越来越低。第二类是根据核算公式直接计算固定资产折旧额。李治国、唐国兴（2003）采用国民收入的核算公式①①折旧额=GDp-国民收入+补贴-间接税。来计算折旧额。[7]徐现祥等（2007）则直接选取了收入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固定资产折旧②②国内生产总值=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作为折旧额[18]。第三类方法是从折旧率入手来计算折旧额，这意味着对折旧的选择就转化为对折旧率的界定。但是由于所运用的资料和方法不同，得出的折旧率显然缺乏一致性。HuandKhan（1997）假定折旧率为3.6%。[4]宋海岩等（2003）假定各省每年的实际折旧率为官方公布的名义折旧率3.6%的基础上加上各省该年的经济增长率[22]，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资本的物理折旧程度与经济增长率呈正比。perkins（1988）、胡永泰（1998）、王小鲁、樊纲（2000）以及wang、Yao（2003）均采用了5%的折旧率[24][25][26][27]。而HallandJones（1999）采用了6%的折旧率[28]。龚六堂、谢丹阳（2004）采用的折旧率更高，他们对各省都采用了10%的折旧率[29]。
正如黄勇峰等（2002）、张军等（2004）[4][23]所着重指出的，严格意义上讲，利用pim进行资本存量的测算时，估算公式中的δ应该是重置率而不是折旧率。折旧应该按照固定资产的重置价值进行核算，但是我国目前还未具备对全社会固定资产进行重新估价的条件，因此，只能暂时采用基于企业会计意义的核算方法。我国企业在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时通常采用直线型法，而这恰恰不符合永续盘存法的内在要求。
为了满足应用pim的条件，本文假定资本品是按照几何方式递减的，与此相对应的采用余额递减折旧法：
dt=（1-δ）t，t=0，1，2…（3）
在这种情况下，δ既可以表示折旧率又可以表示重置率，因为此时它们的数值是相等的。通过式（3）可知，求折旧率δ的关键就转化为资本品相对效率dt和寿命期t的选择。黄勇峰等（2002）认为可以用法定残值率来代替资本品相对效率，本文遵循这一做法。我国的法定残值率取值通常为3%―5%，我们选取中间值4%作为资本品相对效率的取值。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划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划分为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器具购置和其他费用三部分，而其中的其他费用是指在固定资产建造和购置过程中发生的，除建筑安装工程和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完成额以外的费用。主要包括土地出让金、办公生活用家具、勘察设计费、研究试验费、施工机械转移费等③③http：///mcjs/fdc/fdczbtz14.htm。可以看出“其他费用”是依附于建筑和机器设备上的。因此，这一部分就不需要另外设定了。问题的关键是对建筑和设备寿命期的选择，maddison（1993）认为由于各国对资本寿命期选择的巨大差异导致国际间固定资本存量数据的可比性大大降低。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他建议对中国建筑和设备的寿命期分别设定为40年和16年，黄勇峰等（2002）接受了maddison的设定[14]。单豪杰（2008）参考了财政部《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分类折旧年限表》，将建筑和机器设备年限分别设定为38年和16年。[9]综合借鉴已有的研究，本文认为单豪杰（2008）的设定较为合理，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资本品更新换代较快，相应的折旧会较大，寿命较短。因此，本文设定建筑年限为38年、设备年限为16年，由此可估算出建筑的折旧率为8.12%，设备的折旧率为17.08%，然后根据年鉴提供的二者之间的结构比重关系进行加权平均得出每年的折旧率。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已有文献忽略了各省因为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不同而导致折旧率不同的问题，为了深化已有研究，本文搜集整理了1995―2011年各省份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数据，从而推算了各省的折旧率①①由于各省份固定资产投资按照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器具购置以及其他费用细分的数据在1995年之前没有官方权威分布，所以我们无法获得各省份更早时期关于投资结构比重的数据。当然，这里还隐含着这样的假定即1978年以来各省份内部投资结构的比重变化不大。，具体数据见附表1的第一列，江苏的折旧率最高为11.18%，的折旧率最低为8.85%，两者相差2.33%。可见，折旧率在省际之间差别较大，其对资本存量估算的影响不容忽视。
五、基期资本存量的估计
关于资本存量估算中基期的选择，已有文献一般选定为1952年或者1978年。鉴于数据可得性的要求，我们将基期定于1978年。归纳来看，现有文献对基期资本存量的估算方法可分为以下几种：
1.假定资本―产出比为3，从而估算基年的资本存量，如张军扩（1991）、perkins（1988）以及何枫等（2003）。
2.假定产出增长率与资本存量的增长率相等，估计基期的资本存量，如贺菊煌（1992）、单豪杰（2008）。
3.采用Hall和Jones（1999）的方法。[30]在估计全球127个经济体1960年的资本存量时采用了1960年投资额比1960―1970年各国投资增长的几何平均数加上折旧率后的比值，即K1960=i1960δ+gi。徐淑红（2010）采用了此法。[10]张军（2004）以及Young（2000）则简化了这种方法，将分母直接选定为10%。
Hall和Jones（1999）的方法较具合理性且新近的研究大多采用了此种方法，为了与已有研究进行对比，本文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对各省份基年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δ直接采用前文的计算结果，gi选择1978―1988年各省份三次产业实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速度的平均值。显而易见，由于我们选择建筑、设备的使用寿命较短，折旧率较大，从而计算出的基期资本存量较小，与已有研究的对比结果也印证了我们的判断。徐现祥（2007）计算的基年省际三次产业固定资本存量之和为6054亿元，本文估算的基年资本存量合计为3728.88亿元。具体到第一产业徐文计算的结果合计为1222亿元，相应的比本文562.6亿元估计结果高。徐文选择的折旧率为3%，而本文使用的省际折旧率在10%左右，这是本文估计结果偏小的主要原因。
六、缺失数据的处理
我国的统计制度正处于逐步规范和完善之中，且由于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搜集数据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数据缺失的问题，为了保证研究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对缺失数据的处理就显得极为必要。有些省份缺失某项数据，如天津缺失1978―1988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本文借鉴张军等（2004）、单豪杰（2008）[9][23]的研究成果，用天津市区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来代替天津市的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数。江西缺失1978―1992年三次产业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但存在江西省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资本形成总额以及三次产业的资本形成总额数据。基于此，在假定固定资本形成额在三次产业间的比例关系与资本形成三次产业构成相同的基础上就可以得到按三次行业划分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广东省可搜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全省数据，但欠缺1978―1992年分产业的数据。遵循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原则，本文选取福建1993―2010年第一、三产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广东省做oLS回归（不包含截距项，系数分别为0.7773和2.1119，拟合度分别为9515%和9719%），然后根据拟合出的系数计算出广东省第一、三产业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最后全省总额数据减去一、三产业的数据就得到第二产业的数据。
有些省份数据缺失的问题比较严重，比如海南、、重庆。这就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多数文献忽视了这三个省份，没有对其进行处理。然而随着以后统计序列的补充和延长，对资本存量的估计就会越来越迫切，因此早日把这三个省份纳入经验研究的范围是有意义的[18][23]。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徐现祥（2007）仅仅从数据的可获得年份开始估算，而本文充分挖掘可以利用的数据，尽量把基期调整到1978年，从而使研究保持一致。
我们用1984―1989年海南省三次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来代替固定资本形成额，又由于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缺失1978―1983年的数据，我们就用相关年份的基本建设投资来代替，原因是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基本建设投资两者相差很小，且基本建设投资是海南省所有投资序列中最完整的一个。[23]同时，我们用海南省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来代替海南省的投资缩减指数。对于重庆的处理方法，现有文献大多是把重庆加总到四川省一起进行估算。通过查阅《1995年重庆统计年鉴》可以找到1985―1994年三次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从而用来代替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此外，我们还注意到重庆市1985―1994年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四川省的比重基本稳定，因此我们假定比例关系在1978―1983年保持一致①①在计算时取1985―1994年比值的平均值，第一产业为1.21%，第二产业为53.54%，第三产业为45.24%。，结合《重庆统计年鉴》中提供的固定资本投资额，就可推算出重庆市1978―1983年三次产业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这里还需要注意的是，四川省1978―1994②②1995年及之后的数据来自于《1996―2002年国民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四川省的数据已经不包含重庆的相关数据。年的数据还包括重庆市，因此需用1978―1994年四川省三次产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减去相应的重庆数据就可得到统计口径一致的四川省（除去重庆）三次产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由于1994年之前，重庆是四川省的一部分，1978―1994年重庆的固定资本形成指数直接用四川省的数据来代替。在三次产业层面我们能找到投资序列的最早时间为1985年，且仅仅是基本建设投资序列。由于的基本建设投资几乎占到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90%以上，是构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部分。因此，本文直接采用三次产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来替代固定资本形成总额。1978―1984年的数据只搜集到基本建设投资的总额数据，为了将基期调整到1978年，同样假设这段时期内三次产业基本建设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维持不变③③同样在计算时取1985―1994年比值的平均值，第一产业为4.87%，第二产业为25.3%，第三产业为69.81%。。对于缺失的投资缩减指数，根据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原则，选取1978―1994年青海省固定资本形成指数来替代的数据。七、估算结果及其与已有研究的比较
经过前文的处理和说明，按照永续盘存法的公式就可计算出1978―2011年省际三次产业的固定资本存量，具体的估计结果见附表1、附表2和附表3。
全国合计资本存量的比较为了考察三次产业投资缩减指数是否合理，我们用前文的数据和方法估计了省际1978―2011的固定资本存量，然后与各省份三次产业的资本存量之和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两种方法得到的资本存量数据差别很小，且从各年全国合计结果而言，两种方法的估计结果非常接近（如图1），两者相差最大为4.61%。这表明基于现有数据构造的三次产业投资缩减指数是合理的，且对三次产业缺失数据的处理是可以接受的。
王小鲁（2000）以及张军等（2004）分别估算了各省的资本存量，我们把本文计算的省际三次产业资本存量相加得到的全国固定资本存量与他们各省加总的数据进行了比较（如图2）。注：张军数据来自http：///articleDetail.aspx？iD=1174，上海财经大学的张学良博士按照张军等（2004）的方法把数据更新到了2005年；王小鲁的数据只到1999年。张军和王小鲁数据的基期为1952年，我们按照其构建的投资缩减指数折算为1978年为基期的价格，从而具有可比性。
图2与其他研究成果的比较正如图2所显示的，三者估算的固定资本存量数据大致吻合，并且较之于王小鲁（2000）和张军（2004）的结果，本文估算的数值相对较低，主要原因是与我们使用的折旧率有关。王小鲁（2000）采用的折旧率为5%，张军（2004）的折旧率为9.6%，在对折旧率进行选择时，我们选定了建筑和设备平均寿命期最短的年限，这意味着经济折旧率最大，从而造成数值较小。必须要澄清的是王小鲁（2000）的数据在1995年之后反而成为最小的，这与他们对当年投资的处理紧密相关。为了扣除投资中的浪费，他们把投资数据乘以了当年固定资产投资交付使用率。
对于三次产业层面的资本存量，我们主要与徐现祥（2007）的研究进行了对比（如图3、图4和图5）。由图形可见，本文与徐现祥（2007）的估计结果大致吻合，变化态势也较一致，增强了本文估计结果的可信度。由于徐现祥（2007）在估算时使用的是收入法核算时所提供的固定资产折旧数据，意味着其采用了官方折旧率，与本文的折旧率相比明显偏小。因此，本文三次产业资本存量的估计结果都比徐文略低。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启示，资本存量的估计对折旧率的大小非常敏感，在估算过程中要格外注意，同时，这也是省际之间折旧率差异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图5第三产业资本存量比较具体到分省份分产业来看，资本存量未完全呈现出递增的态势。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当年投资额小于折旧，造成净投资额为负值，最终导致固定资本存量下降。这种情形多出现在2000年之前的第一产业，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也较符合。新世纪之前国家对农业投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农业基础设施历史欠账逐年增多，资本存量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此外，省际三次产业固定资本存量存在很大差异，2011年末江苏省第二产业固定资本存量达到16108.76亿元，而仅为129.95亿元，前者是后者的123倍，这也是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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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估算方法篇2
关键词：资本存量 永续盘存法 改进
中图分类号：F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5-073-02
关于当代中国及地区经济的很多实证研究中都需要计算资本存量K这个指标，特别是关于经济增长、投资效率和tFp的研究，所以确定资本存量K显得尤为重要。
在关于中国资本存量的相关研究中。众多学者几乎都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测算方法，而他们所得出的数据间却又存在很大的差距。K测量的不准确必然会影响到后续研究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所以尽量完善测算方法是非常有必要的。
众多学者在对资本存量的估算过程中，应用最多的方法之一是“永续盘存法”，笔者在学习资本存量估算K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在测算时，特别是对地方经济进行研究时，应用简单算法还有一点可以改进的地方，在这里写出来以便共同探讨改进。
估算资本存量的方法主要有1951年戈德史密斯(Goldsmith)开创的永续盘存法和1995年乔根森(Jorgenson)提出的资本租赁价格度量法。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资本存量能够充分利用较长时期连续的、相对可靠的投资统计资料，并可以任意选用某一存量资料较为齐全的年份作为基期往前或往后逐年递推，因此得到广泛的应用。目前oeCD定期公布10个成员国的资本存量数据，就是利用永续盘存法得到的。
永续存盘法的具体步骤包括：通过普查或根据一定的假定，估算出某一计算基期的全社会资本存量；取得各年份产业部门的投资数字，并将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各年投资额分别换算成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投资额；按每年投资额中各类资产的投资构成，以专门调查测算的各类资产平均使用年限(从投入使用到完全报废的时间)为依据，测算出每年资本报废的价值，并予以汇总；从历年投资额中扣除报废总值，得出各年资本的实际增量；根据上年资本存量加本年资本增量等于本年资本存量的原理，推算出历年资本存量的数字。
用公式简单表示就是：
K1=K1-1+it-D1=Kt-1+i1t=Kt-1+i1-FCt-1×δ (1)
其中，Kt、Kt-1分别表示第t年和t-1年的资本存量，it、i1t、D1表示第t年投资、净投资和折旧，FCt-1表示第t-1年的资本存量，δ表示折旧率。目前关于我国历年资本存量估算的研究大都是在永续盘存法的基础上，根据各自研究的需要，采取了一些替代方法和不同的指标进行的。
关于资本存量的计算，目前的焦点是中国资本存量的计算，而地方资本存量的计算研究较少。本文试图在分析比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简单计算方法，对地方资本存量的估算提出一点改进意见。
一、已有的研究成果及比较
在对我国历年资本存量进行估算的研究中，
张军扩(1991)、贺菊煌(1992)、Chow(1993)的工作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沈坤荣(1999)、胡鞍钢(1999)、王小鲁和樊纲(2000)、邹至庄(2000)、王金营(2001)、张军(2002、2003)、李治国与唐国兴(2003)、何枫(2003)等也是比较有影响的。总体来看，已有研究的主要估算步骤为：估算基期年的资本存量；估算各年资本存量的净增加额(本年资本存量增加额扣除上一年固定资本存量折旧额)；在基期资本存量的数据基础上，逐年累计各年的资本存量净增加值，从而得到以后若干年份的资本存量。
这一过程涉及四个关键变量：基年资本存量K1的估计、当年投资it或净投资it′的选取，各年资本折旧率δ的选择、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确定。由于各学者对资本存量的前提假设、估算方法以及选取指标不尽相同，因而所得出的结论相差较大。综观已有的研究，其差异也主要围绕这三个步骤所涉及的四个重要变量展开。
(一)关于基期资本存量K1的确定
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选定1952年或1978年为初始年。
张军扩(1991)采用美国学者珀金斯(1989)的假定(我国1953年的资本存量与国民收入比为3)，推断1952年的资本存量为2000亿元(1952年价)。王金营(2001)、何枫(2003)也沿用了这一假定，推算出了1952年的资本存量。
贺菊煌(1992)分别估算了生产性资本和非生产性资本存量。他假定的前提是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相对的稳定性，直接依据相应年份的积累数据，推算出1964年的生产性资产以及1990年住宅价值，并假定该年住宅价值占非生产性资产价值70％，估算出当年的非生产性资产价值；然后，他在这两个数据的基础上推算其他年份的资本存量数据。这一研究结果也被张军(2002)所采用。
Chow(1993)对积累数据的处理则比较细致。他假定1952年农业产出340亿元中，土地、资本分别贡献40％和25％，两者的年贡献率均为19％，从而得到农业的初始资本存量，再加上其他部门的资本存量，得出1952年包括土地在内的资本存量为1750亿元，若不包括土地则为1030亿元(1952年价)。为了避免资本存量初值估算不准确影响对总量生产函数的估计，他还把资本存量初值范围定为1550亿至1950亿元。此后，李治国和唐国兴(2003)直接采用Chow(1993)的1978年年末资本值为初始资本量。
胡鞍钢(1999)只估算了1978年我国固定资产存量为5500亿元(1978年价)。同时如果假定1978年固定资本存量是GDp的1.5倍，也可得到相近的结果。张军和章元(2003)则利用上海市的历史数据、全国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数据，并在考虑农业资本存量后，分别测算出若干个1952年我国资本存量估算值，选定800亿元(1952年价，不包括土地)为1952年我国资本存量。
可以看出。这些研究中关于初始年份资本存量值的估算方法很不一致，估算的数据差异也很大，这为利用估算的数值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带来了困难。
(二)关于当年投资lt或净投资it′的选取
张军扩(1991)、贺菊煌(1992)、Chow(1993)都采用积累来表示新增净投资。但随着我国统计体系的变更，1993年起统计资料不将公布积累数据，这给后续的研究带来了困难。邹至庄(2000)依据国民收入核算原理，“从1978年价的官方实际GDp数据中减去实际消费和实际净出口，
得到实际总投资”，并将实际总投资乘以当年净投资与总投资之比，得到实际净投资。与此同时，张军和章元(2003)发现“积累”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体是一致的，他们利用生产性积累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54―1993年以来的增长率波动的相似性，并假定两者增速基本保持一致，拟合出1993年以后各年的生产性积累。
另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王小鲁，他直接使用统计年鉴中的固定资本形成，在数据衔接上就显得比较勉强。
(三)关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折算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大多数学者都是用其他的指数来代替。Chow(1993)使用积累隐含价格指数。他发现1952―1983年该指数基本不变，于是从1984年起对积累进行平减。在随后的研究中，他又利用国民收入恒等式得到实际净投资序列，从而折算出1978年以来的投资隐含平减指数，并认为这一指数比较稳定。此外，李治国和唐国兴(2003)、张军与章元(2003)还利用上海的数据拟合出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以此取代全国指数。不过，目前学术界最为常见的做法是以GDp平减指数来代替，如王小鲁(2000)即是采用此种方法。
(四)关于资本折旧
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折旧的估算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方法。一种是根据官方公布的折旧率或折旧额进行估算。如邹至庄(2000)利用国民收入恒等式算出1978～1982年的折旧额，再进行调整，然后又汇总各省折旧得到1983―1998年全国折旧额，从而得到1978―1998年的折旧。他的数据和方法基本为李治国和唐国兴(2003)所采用，后者还指出利用国民收入恒等式推算折旧会产生数值高估问题。另一种是按照自己提出的折旧率进行估算，如王小鲁(2000)统一使用，5％的折旧率；王金营(2001)考虑了不同时期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和技术进步的影响，提出固定资产折旧率在1952―1977年、1978―1990年、1990年以后分别为3％、5％、5.5％。与此不同的是，张军扩(1991)、贺菊煌(1992)、Chow(1993)及张军(2003)采用积累额作为资本存量净增加额，因而完全避开资本折旧问题。鉴于折旧核算的困难，沈坤荣(1997)、何枫等(2003)索性忽略了折旧问题。
二、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
关于初始年份的选择，在这里考虑到资本存量K对经济研究的意义以及数据获得的难易程度，选定1978为初始年；为了简化，统一选取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作为当年投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折算，则采用目前学术界最为常见的做法：以GDp平减指数来代替；资本折旧采用王小鲁(2000)提出的折旧率计算，统一使用5％的折旧率。
(一)已有研究成果介绍
大多数学者在估计各省资本存量K的时候，假设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时间序列可近似用式(1)表示：
i(t)=i(o)eλt (2)
那么第一期的资本存量可以用式(2)求出：
K(1)[i(t)dt=i(0)eλ／λ (3)
用δ表示折旧率，则资本存量可以用式(3)求出：
K(t)=K(t-1)(1－8)=i(t) t=2，3，4，……，23 (4)
(二)估算方法的改进
仿照大多数学者的估计方法，用每年的投资来估算固定资产存量。假设投资按指数的形式增加入，如(2)式。其中，λ是投资的增长率，i(t)是第t年的投资，运用Chou(1995)的方法，假设第一期的资本存量是过去投资的加总，选择一个固定的折旧率5％做如下迭代：
K(1)＝K(0)(1－δ)+i(1)
=K(－1)(1―δ)2+i(0)(1-δ)+i(1)
=K(－1)(1－δ)1+t+i(-t+1)(1-δ)t+i(t+2)(1-δ)t-1+…+i(0)
=K(-t)(1-δ)1+t+i(0)eλ((1-δ／eλ)t+(1-δ／eλ)t-1++1)
1-(1-δ／eλ)t-1
=K(-t)(1-δ)t-1+i(0)eλ―――――
1－l-δ／eλ
所以当t∞时，K(1)＝－i(0)eλ／1-(1-δ)eλ，这就是第一年的资本存量。
其他数值的计算方法同上。那么K1计算的微小改进，对于计算的资本存量数据走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改进后的计算方法使得计算出来的结果是一条光滑的指数形式曲线，符合实际经济增长的发展规律。通过图形表现如下：
(三)关于中国资本存量K1的估计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使用的计算软件是eviews3，1，通过计算得出i(0)=874.792749，k=0.103578，应用公式计算出K(i)=6762.60，其他年份的全社会资本存量应用递推公式K(t)=K(t-1)(1-δ)+i(t)(t=2，3，……，32)计算。
具体数值如下：
三、不同估算方法数值的比较
根据已有计算，我们将贺菊煌所测算的1990年不变价用我们上文所估算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算成1978年不变价为2014亿元。他们的计算结果比较如下：
上面的对比说明他们估算结果之间的差距很大，这也和国家的经济形势比较复杂有关，因此在计算方法上进行不断改进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在估算资本存量的过程中所考虑的因素相对简单，避免了应用永续盘存法在后续的估算过程中出现拐折情况，同时也没有出现极值，因此我们认为使用这一方法进行估算固定资本存量，特别是估算地方固定资本存量的时候，不仅简单而且实用。
参考文献：
1.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各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测算[J].经济研究，1991(4)
2.王金营.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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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chow.CapitalFormationandeconomicGrowthinChina[J].QuanerlyJoumalofeconomics，1993(8)
6.胡鞍钢.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7.张军，章元.对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J].经济研究，2003(7).
8.邹至庄.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前景[a].快速增长没有终结――中外专家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C].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固定资产投资估算方法篇3
[关键词]可行性；控制；概算；招标
近年来，不少建设单位项目考察不到位，盲目立项；立项后。在施工过程又缺乏控制，施工成本超概算，投资失控。这些问题导致项目建成后资产折旧额过大，投资回收期无限延长，甚至成本无法收回。使得一些原本效益很好的项目，建成后面临困境，步履维艰，甚至成了亏损企业，给投资者和股东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种现象在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重点是从项目的立项和招标两个阶段加强控制。
一、项目立项、投资决策阶段的控制
(一)项目立项的可行性分析
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是立项的最基本要求。加强可行性研究，对不同建设和方案进行技术、经济的比较和选择，作出判断和决定。项目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工程造价的高低及投资效果的好坏。正确决策是合理确定与控制工程造价的前提，正确的项目投资行动来源于正确的项目投资决策。做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根据市场需求及发展前景，合理确定工程的规模及建筑标准，并从客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投资项目的风险进行认真分析。
客观分析主要是从宏观上评价社会政治形势、国家政策法规、市场需求和资源情况，从而正确选择投资机会；微观分析是根据单位发展战略和项目开发的需要，组织专家或委托咨询机构，从技术、经济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全面地、系统地论证拟建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拟建项目的建设规模、资源条件、市场预测、工程技术和财务经济评价等的真实性、客观性、可靠性进行全面评价，作出投资决策。运用科学的风险投资决策分析方法，如差量分析法、量本利分析法、净现值法、回收期法、销售无差别点等测算不同方案的净现金流量、期望收益率等，从而正确选择投资方案，避免因决策失误而造成损失。
(二)投资估算控制
投资估算对立项具有决定意义。项目立项前。除进行可行性分析外，还要科学地进行工程项目的效益分析、编制工程投资估算。
项目投资估算是项目主管部门审批项目建议书的依据之一，并对项目的规划、规模起参考作用；是项目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分析、计算项目投资经济效果的重要条件，并对工程设计概算起控制作用。投资估算是项目资金筹措及制订建设贷款计划的依据，是核算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需要额和编制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重要依据。项目投资的估算包括固定资产投资估算和流动资金估算两部分。
固定资产投资估算的内容按照费用的性质划分为：建筑安装工程费、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工程建设其他费用(此时不含流动资金)、基本预备费、涨价预备费、建设期贷款利息、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等。其中，建筑安装工程费、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形成固定资产；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可分别形成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基本预备费、涨价预备费、建设期利息，在可行性研究阶段为简化计算，一并计入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投资可分为静态部分和动态部分。涨价预备费、建设期利息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构成动态投资部分；其余部分为静态投资部分。
流动资金是指生产经营性项目投产后，用于购买原材料、燃料，支付工资及其他经营费用等所需的周转资金。它是伴随着固定资产投资而发生的长期占用的流动资产投资，流动资金=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其中，流动资产主要考虑现金、应收账款和存货；流动负债主要考虑应付账款。因此，流动资金的概念实际上就是财务中的营运资金。
投资估算编制尽可能细致、全面，从现实出发，充分考虑到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及不利因素对工程造价的影响。考虑市场情况及建设期间预留价格浮动系数。使投资基本上符合实际并留有余地。在规划阶段的投资估算误差允许大于±30％；建议书阶段的投资估算控制在±30％以内；初步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投资估算控制在±20％以内；详细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投资估算控制在±10％以内。使投资估算真正起到控制项目总投资的作用。二、招标过程控制
在招标阶段，一定要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有关招标投标制度，择优选择施工队伍。招标成功的关键取决于建设单位对市场价的掌握程度。在建筑市场上。各施工单位在管理水平、施工工艺、组织方案及工效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对于同一个工程项目，其造价离散性很大。项目管理者在招标中可采取的办法：一是设定标底但不唯标底，评标时，对商务标上下封顶，低于底线的。必须有可行的降价措施；二是推行国际通行的工程量洁单报价，可使真实的价格更加明朗化；三是用奖励的办法鼓励承包商使用新技术来降低工程造价；四是引导承包商在费率上进行竞争，对有些主材料占比例大的项目，大幅度进行总价降点对承包商显失公平，可采用综合费率降点招标。
在目前不很规范的市场机制下，工程招、投标管理没有完全法制化、规范化，不正当的竞争依然存在，工程投标依然采取各种手段进行竞争。施工企业为了争取施工项目，通常是以降低标价、提高标准、缩短工期或减少应有的费用项目等为代价，造成施工项目到手后降低施工质量，或者盲目超概，造成投资损失。因此，在招标过程中要进行严格评标。
在评标中，要认真审查施工单位编制的经优化的网络图，认真做好施工队伍设计方案的论证工作。审查投标单位报价应该做到总报价和单项报价的综合评审。总价符合要求并不能说明单项报价符合要求，总报价最低并不能说明单项报价最低。投标人往往可能在保持总造价不变的情况下。将工程量可能变化较小的项目的单价降低，将可能变化较大的项目单价增大，以期达到在竣工结算时追加工程款的目的。另外也要做到单价和相应工程数量的综合评审，工程数量大的单价要重点分析。还要做到单价与工作内容、施工方案、技术工艺的综合评审。从中选出最能合理利用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方案。从而择优选择合适的施工单位。
固定资产投资估算方法篇4
企业清算时，应增设“清算费用”和“清算损益”两个账户，用于核算企业在清算期间发生的各项清算费用和形成的清算损益。“清算费用”账户属于成本费用类账户，用于核算企业在清算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清算费用包括法定清算机构成员的工资、差旅费、办公费、公告费、诉讼费、咨询费、利息净支出．及清算过程中所必须的其他支出等。当发生各项清理费用时，记入该账户的借方；当清算结束，结转清算费用时，记入该账户的贷方，结转后该账户无余额。
“清算损益”账户属于损益类账户．用于核算企业清算期间所发生的各项清算损失和清算收益。清算损失包括清算期间发生的财产盘亏、财产重估损失、财产变现损失以及确实无法收回的债权等。当发生清算损失时，记入该账户的借方，贷记“固定资产”、“应收账款”等账户。清算收益是指清算期间发生的财产盘盈、财产重估收益、财产变现收益以及无法归还的债务等。当发生的清算收益时，记入该账户的贷方，借记“银行存款”、“应付账款”、“固定资产”等账户。
清算终了，可按下列公式计算清算净损益：
清算净损益=清算收益一清算费用一清算损失
当计算的清算净损益为正数时，表明清算后有净收益：当计算的清算净损益为负数时，表明清算后有净损失。企业清算结束，用净收益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后，如果还有剩余，应视同利润依法缴纳所得税，经批准，按照企业的权益状况加以分配，结平企业全部账目。
二、承包、租赁
企业需要实行承包、租赁经营，进行资产评估后，应将评估结果报产权管理部门加以确认．核准账务调整事项。被承租企业按确认结果作相应的会计处理。
倘若固定资产评估后升值．则借记“固定资产”账户(重置全价与原价的差额)，贷记“资本公积”账户(重置净值与原净值的差额)和“累计折旧”账户(全价与净价两个增加额之差)。如果固定资产评估后减值，则作相反的会计处理，下同。流动资产评估后的升值，借记“原材料”“产成品”等账户，贷记“资本公积”账户。无形资产评估后的升值，借记“无形资产”账户，贷记“资本公积”账户。
三、对外投资
对外投资时资产评估的会计处理应遵循实现原则，按协议价进行。
1．以固定资产对外投资。投出方以固定资产对外投资时，以双方协议价借记“长期股权投资”账户，以已提累计折旧额借记“累计折旧”账户。以其账面原值贷记“固定资产”账户。以双方协议净价与固定资产账面净值之间的差额借记或贷记“资本公积”账户。
2．以存货对外投资。投出方以存货对外投资时，应按协议价借记“长期股权投资”账户，以其账面原值贷记“原材料”、“产成品”等账户，以协议价与实际成本的差额借记或贷记“资本公积”账户。存货按计划成本核算的还必须通过“材料成本差异”账户分配投出存货应负担的成本差异。
3．以无形资产对外投资。倘若投出方以未入账的无形资产(如土地使用权等)对外投资．则应按资产评估后确认的价值借记“长期股权投资”账户，贷记“资本公积”账户。如果企业以已入账的非专利技术、专利权和其他无形资产对外投资，那么，应按评估确认的价值。借记“长期股权投资”账户．按该项无形资产的账面摊余价值贷记“无形资产”账户，按评估价与账面值的差额借记或贷记“资本公积”账户。
四、接受投资
1．接受固定资产投资时，如果该项固定资产的评估价一大于其原账面原值，则按评估价借记“固定资产”账户，贷记“实收资本”账户；如果一该项固定资产评估价小于其原账面原值，则按其账面原值借记“固定资产”账户，按评估价贷记“实收资本”账户，按两者差额贷记“累计折旧”账户。
2．在接受存货投资时，应以评估确认价或双方协议价借记“原材料”账户，贷记“实收资本”账户。倘若存货核算采用计划成本计价，则应以存货评估确认价或双方协议价与计划成本的差额，借记或贷记“材料成本差异”
3．接受无形资产投资时，应以评估确认价或双方协议价，借记“无形资产”账户，贷记“实收资本”账户。
五、收购兼并
1．被兼并企业评估确认的会计处理。被兼并企业在资产评估后出现的备类资产升值或减值．均依据已确认的评估报告，不必通过“待处理财产损溢”账户核算，而是直接对有关账户进行调整。其调整方法与前述企业承包、租赁评估时的会计处理方法相同(采用差额登记法)。
企业兼并评估时，还应对企业的商誉进行评估，评估结果经双方确认后，可增加企业的净资产(无形资产)和资本公积。在签订转让协议时，企业产权转让价格高于企业净资产的部分，被兼并企业也作为商誉列入“无形资产”账户。
2．被兼并企业结束兼并的会计处理。当采用“差额购买法”即由购买方继承出售全部债务。仅支付出售方的资产总额扣除负债总额的差额时，应按确认评估调账后的负债账户余额，借记各负债账户，按调账后资产类账户和负债类账户余额合计的差额(即净资产)．借记“其他应收款——应收产权转让收入”账户；按照调账后的资产类账户余额，贷记各资产类账户。当采用“全额购买法”即购买方不继承出售方债务，因而支付出售方全部资产总额时，要根据评估确认调账后所有资产账户余额合计数，借记“其他应收‘款——应收产权转让收入”账户，贷记各资产类账户。待收回转让收入偿还债务时，再核销所有负债类账户。
3．受让企业的会计处理。受让企业根据兼并后会计要素的变动内容，应首先建立有关总账和明细账，分如下两种情况进行账务处理：
(1)被兼并企业失去法人资格的，若双方商定采用差额购买法，受让企业则应按调账后被兼并企业各资产账户的余额，借记各资产账户；按被兼并企业各负债账户的余额，贷记各负债账户，应付现的产权转让价格，按其转让价与净资产的差额，贷记“其他应付款——应付兼并产权转让款”账户。倘若转让价与净资产的差额为正数，则应作为商誉入账。进“无形资产”账户；负数作减少资本公积处理入账。双方商定采用全额购买法时，就不需贷记各负债账户。当转让款由受让企业支付时，则按银行付款通知，借记“其他应付款——应付兼并产权转让款”，贷记“银行存款”。
(2)被兼并企业没有丧失法人资格的，如果双方商定采’用差额购买法，被兼并企业则应重立新账，按原已注销的各资产负债账户的余额，借记各资产账户，贷记各负债账户；转让价与净资产的差额作为商誉列入“无形资产”账户，差额为负数则作为营业外支出处理：被兼并企业的转让价作为受让企业的投资处理，列入“实收资本”账户。受让企业则将转让价款作为对外投资处理，借记“长期投资”，贷记“其他应付款——应付兼并产权转让款”、“银行存款”等账户。如双方商定采用全额购买法进行产权转让时，其会计处理比照以上方法进行。
六、股份制改造
固定资产投资估算方法篇5
关键词财务可行性评价项目投资投资决策
财务可行性评价是在国家现行财税制度和价格体系的条件下，从项目财务角度分析、计算项目的财务赢利能力和清偿能力据以判别项目的财务可行性。酒店项目可行性研究的目的是对拟建的酒店项目，从项目所处区域市场前景、当地酒店行业的经营情况、酒店定位、项目资金投入情况（主要是土地及固定资产投资）、经营模式等各种因素进行具体调查、研究、分析，确定有利和不利的因素、项目是否可行，估算项目风险、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程度，为酒店业主提供投资决策和运营的建议，为项目的银行融资提供参考依据。
一、财务可行性评价工作流程
可行性研究的财务可行评价工作包括：财务可行性要素的识别及估算、财务可行评价的体系及财务可行评价的标准。
（一）财务可行性要素的识别及估算
从项目投入产出的角度看，可将新建投资项目的财务可行性要素划分为投入类和产出类两种类型。投入类财务可行性要素包括：在建设期发生的建设投资、在建设期期末或运营期前期发生的垫支流动资金投资、在运营期发生的经营成本（付现成本）、在运营期发生的各种税金（包括营业税金及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产出类财务可行性要素：在运营期发生的营业收入、在运营期发生的补贴收入、通常在项目计算期末回收的固定资产余值、通常在项目计算期末回收的流动资金。
在实施的拟建项目中，所识别的投入类可行性要素包括：拟建酒店用地的用地成本、主体建筑成本、项目装修成本、设备购置成本、运营期垫付流动资金、运营期的经营成本及税金。所识别的产出类可行性要素包括：运营期间的营业收入。
建设投资是项目建设阶段发生的投入，由于项目建设阶段一般都会形成一定的资产，因此通常使用形成资产法m行估算。形成资产法需要分别按形成固定资产的费用、形成无形资产的费用和形成其他资产投资的费用和预备费四项内容进行估算。
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形成资产法进行建设投资的时候，要把形成资产的所有要素考虑完整。例如对主体建筑的成本需要包括地基、地下室、各楼层、文明工程、升降设备等各个部分（环节）的造价。
在项目正式运营后，项目都会占用供应商的资金、税金等，形成流动负债，也需要新增一部分流动资产（周转用的现金、应收款、存货占用的现金）。在财务可行性评价中，应注意项目运营过程中对流动资金的投入。流动资金投资可按分项详细估算法进行估算。分项详细估算法，是指根据投资项目在运营期内主要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要素的最低周转天数和预计周转额分别估算每一流动项目的占用额，进而确定各年流动资金投资的一种方法。项目新增流动资金投入需求一般按流动资产减去流动负债的差额进行计算。项目投资一般分为建设期及运营期两个明显的运作阶段。在运营期间，项目投入主要是与营业收入相配比的营业成本、期间费用等。在财务可行性评价中，我们通常需要把营业成本区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
变动成本主要是与收入关联性较强的成本，例如在酒店行业中，随客房收入增加而增加的水电成本、消耗用品成本（洗漱用具）、床上用品等的洗涤费用、维修维护费。针对成本的不同，在财务可行性评价中对单位成本采取不同的估价方式：对于水电成本采取同行全年平均单房耗用金额计算（实际运营的单房成本可能与预计情况不同）、对于消耗用品成本及洗涤费用则采取实际价格计算（该部分成本都能获取现有供应商报价）、维修维护费按收入一定比例计提（维修维护费用与使用量有一定关系，但并非直接相关；为简化起见，按收入一定比例进行计提）。
固定成本主要是与收入无直接关系，固定发生的营业成本。项目财务可行评价识别的固定成本包括：服务及管理人员工资、固定资产折旧及摊销成本。固定成本一般按成本分类进行总额估算：服务及管理人员工资按预计所需职员人数及年平均工资计算、固定资产折旧按资产折旧年限进行计提估算（房屋按五十年、电子设备按五年、电梯及空调设备按二十年计提折旧）、摊销成本按不同成本性质采用不同的年限进行摊销（土地使用权按四十年、酒店装修成本按十年进行摊销）。
在本次项目可行性研究中，识别的产出类可行性要素主要是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营业收入。由于业主单位并没有确定的运营期（出售酒店物业的时间无法确定），且项目物业的日后升值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在项目财务可行性研究中，对项目运营期满的物业变现情况不作考虑。对于项目的运营期间，按十年进行估算。每年的营业收入按设计各种级别房间的间数、单房价格、预计全年平均折扣率及入住率来进行估算。
（二）财务可行评价的体系及财务可行评价的标准
对项目可行的评价从财务角度考虑，分为利润率指标和现金流量指标两大类。而现金流量指标分为项目现金内含报酬率指标和预期收益率折现值两类指标。
项目的利润情况是业主单位关心的重要因素，也是企业财务核算的重要指标。利润率指标主要通过把前一阶段识别的财务可行性要素转换为收入及成本费用项目，编制预计利润表。在考虑项目在财务方面是否可行，除了考虑项目运营期的利润情况外，还需要考虑项目的现金流量情况。原因在于能否筹集足够的资金满足项目的投入、项目能否产生足够的现金流量满足项目投资者的资金需求（包括偿还到期债务及股东分红等需求）、项目的内含报酬率是否满足投资者的预期。通过计算项目的静态现金流量，计算项目的静态回收期、净现金流量内含报酬率及预期收益率情况下的净现值，来衡量项目是否具备财务的可行性。
二、财务可行评价工作存在的问题
固定资产投资估算方法篇6
关键词：土木工程；造价；投资估算
中图分类号：S969文献标识码：a
一、土木工程投资估算的内容
完整的工程造价估算，应包含工程造价估算编制依据，工程造价估算编制说明和工程造价估算总表，工程造价估算总表是核心部分，包含工程项目总造价投资的构成。据《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规定，项目投入资金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的投资主要内容有：建设期利息以及建设投资。对于建设投资来说，主要有工程建设以及工程费用以及预备费等。对建设投资中的其他费用则可以分为固定资产以及无形资产和其他的资产。在资金的时间价值方面进行考虑，可以将建设投资的投资估算内容一般分为动态以及静态的投资。动态投资主要是考虑投资部分的资金时间价值，包括建设期利息以及涨价预备费等；而静态投资则对资金时间价值不进行考虑，一般包括工器具购置费及建筑工程费、设备以及安装工程费和基本预备费、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等。
流动的资产主要指的是当生产在进行项目的投产后，用来进行对工资的支付以及原材料和其他在生产中的费用等其他所需要的周转资金。它是随着固定资产在投资后长期发生的一种流动的资产。因为项目的生产过程是一种持续的过程，并且资金也需要不断的流动，所以，项目生产经营活动流动资金是能正常进行的资金保证。这当中，流通领域中的流动资金主要包括成品资金，应收及预付款项和结算资金、货币资金，生产领域的流动资金包括生产资金和生产储备资金。
二、土木工程投资估算的作用
1、项目建议书阶段的投资估算，是项目主管部门审批项目建议书的主要依据，为项目的规划、规模提供参考。
2、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投资估算，是项目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也是分析、计算项目投资经济效果的重要条件。
3、项目投资估算能有效控制工程设计概算，设计概算不能突破投资估算额，应掌控在投资估算额内。
4、项目投资估算可作为项目资金筹措及制定建设贷款计划的依据。
5、项目投资估算是核算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需要额和编制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重要依据
三、影响投资估算的主要因素
（一）投资估算指标及工程造价资料
投资估算指标、类似工程的造价资料、现行的设备材料价格并结合工程的实际情况是编制投资估算的重要依据。然而实际中，投资估算指标因为有一定时效性，在编制投资估算过程中实用性缺乏；但相似工程的造价资料、设计阶段的概预算资料、施工阶段承包合同价资料、结算价资料等，因为管理不统一，使有关资料不够可靠，所以对投资估算的准确性有影响。
（二）设计文件深度问题
设计文件是编制概预算的依据。然而现阶段，因为设计周期缩短和外界条件比较差等问题，导致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阶段的图纸粗糙，不确定因素多，不能满足国家要求的编制深度，这对于投资估算的准确性有很大影响。
（三）设备购置费、材料费方面
设备购置费及材料费在工程造价中所占比例很大，所以其对于投资估算也有很大影响。现阶段，编制估算概预算是以各地造价主管部门的材料指导价格为主的，然而因为造价主管部门是以月或季度为单位指导价的，这使得指导价有滞后性。加之投资估算编制时，编制人员对市场没有调查，对设备及材料价格不够了解，这必然会对投资估算的准确性造成影响。
四、土木工程投资估算指标方法
1、单价功能价格法。劳务人员是工程所在地提供的，所以估算人员首先得对工程所在地的各类工人工资标准进行调查，将各类工资单价计算出来。材料费有材料规格、供应数量、交货日期、材料报价等。依据这些资料，对材料费用计算。估算人员还应以询价方式了解施工机械的采购价，依据确定的计算公式和方法，对各种施工机械的台班价格计算。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组的单项工程单价和适当风险费用都得考虑。
单价功能价格法是运用每功能单位的成本价格估算。估算时先选出该类项目中共有的单位，再对每个项目中该单位的数量计算，两者的乘积就是其工程费用。
2、单位面积（体积）价格法。该方法要先清除类似结构和用途的建筑物，即单位面积价格。再在未来项目中应用其结果，以对拟建项目的建筑工程费估算。
3、概算指标投资估算法。有的工程项目，无上述估算指标，然而建筑工程费占据很大比例，那该情况就能用指标估算法。此方法需要的工程资料、费用各项指标信息、原材料的价格较为详细，是需要长时间实施的工作。
按照地区和年代的变化，指标估算法也会适时调整。由于不同的地区和年代的价格水平不同，所以相关部门可按实际情况调整数据。投资估算不可生搬硬套，一定要分析工艺流程、定额、价格、费用标准，经科学的调整换算，保证其精确度。
建设投资动态部分包含变动可能增加的投资额，若是涉外项目，汇率对工程造价的影响还应计算。
五、做好土木工程投资估算的几点建议
（一）加快投资估算指标的更新速度，扩大投资估算指标的覆盖面
投资估算指标通常按照历史的预、决算资料和价格变动等进行编制，编制基础是预算定额、概算定额和估算指标。科学技术进步，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应用，凸显了定额的时效性问题，无法满足建设发展的需要，所以，应加快更新估算指标速度，应用新技术、新经验，提升质量水平。
（二）保证设计深度
设计阶段对于造价有很大影响，设计文件是编制概预算的重要依据，所以必须提升投资估算的准确度，在施工图纸设计阶段，应严格按设计标准执行，确保设计文件的编制深度满足国家规定的设计的要求，确保工程设计的质量。并且在设计的时候还应强化设计人员的经济意识，技术与经济相结合，把设计的经济分析评价与设计人员的工资挂钩，使其形成制度。
（三）及时积累已完工程，总结经验
知识和经验都是不断积累起来的，无论什么事我们都不能像“过眼烟云”.，估算工作如果不及时积累与总结，就不能发现问题，弄清原委，一年内就算编制几十项投资估算书其业务水平也不会提高。笔者认为应从下列几方面着手：（1）按照项目综合指标归纳：如某钢厂18t氩氧炉工程：总投资6800万元，综合指标1.2万元/t.（2）按照投资百分比归纳指标：通常土建成本占总投资的20%-30%，设备占50%-60%，安装占2%-8%，其它费用占10%左右。（3）按照预算相关资料的技术经济指标归纳：如土建工程、采暖工程、照明工程可以按照建筑面积（m2）为单位，电气传动以电容量（Kw）为单位，乘以所需面积或电容量的技术经济指标，就能够得到单位工程量的投资额。笔者认为：在工程中注意积累及收集施工图预算的指标，包含主要的工程实物量，分别进行归纳，是很有帮助的。有了预算指标资料，在估算投资的时候就能操作自如，得心应手了。
结语
投资估算工作要做好，就得先清楚工程投资的具体内容，以防漏项，实现投资估算在工程造价中的作用，有很大的意义和价值。它还需多方参与和配合，编制人员对于工程投资要如实反映，让投资估算的“事先算帐”的作用充分发挥，做好领导的参谋，为后续的初步设计概算，施工图预算，竣工决算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黄景园.浅谈土木工程造价的投资估算作用及方法[J].价值工程,2013,04:98-99.
固定资产投资估算方法篇7
文章通过合理界定公共资本内涵及统计范围，运用资产价值公式推导资产折旧率的时间序列数据，基于永续盘存法、“年龄―效率”函数谨慎测算1985-2014年中国省际公共资本存量和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结果表明，与公共资本存量相比，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通过综合考虑资产退役及效率损失，更能反映实际服务于生产过程的公共资本规模。总体上，中国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自1993年以来增速明显加快，金融危机时期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进一步推动公共资本存量的迅速积累；区域上，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由东向西呈阶梯式分布，沿海地区公共资本存量处于领先水平，而大西北地区的公共投资呈严重不足状态。
关键词：公共资本；资本存量；永续盘存法；“年龄―效率”函数
中图分类号：F06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6）05000109
一、研究问题与文献回顾
伴随着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中国公共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本存量显著攀升，公共资本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对私人资本的挤出挤入效应以及区域配置问题成为学术界持续关注和研究的焦点。然而，上述研究越来越受到公共资本投入估算困难的制约，直接以历年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额或政府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额等公共投资流量数据替代经济增长模型中公共资本投入的做法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此方法虽然可操作性强并且数据误差小，但忽略了公共投资与公共资本的现实差异性。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认为，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以转移支付为主，在经济流程中表现为带消费性的流量特征；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出则以形成生产性资本为主，在经济流程中表现为沉淀的资本存量供企业或社会使用，若在模型中仅考虑公共投资流量则无法分析公共资本存量的动态变化及其影响[1]。张勇和古明明也指出，私人部门的投资决策可能既取决于新增公共投资，也可能取决于现有公共投资规模，即公共资本既有存量，这种存量往往反映现有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2]。因此，公共资本存量的估算则能更好地反映公共资本规模的历年累积过程及动态变化。
纵观现有文献，关于中国资本存量估算的著述颇丰，从总量估算到分省份、分城乡、分产业、分行业估算均有学者深入探讨，但按资本性质测算公共资本存量的研究并不多见。在研究对象上，多数文献是对中国历年总公共资本存量进行估算，代表性研究如马拴友[3]、陈志国[4]、缪仕国和马军伟[5]、武普照和王耀辉[6]、张勇[7]等；或者根据研究需要只关注公共投资的部分行业，代表性研究如苑德宇和韩俊霞[8]、金戈[9]、张学良[10]等，而陈贻娟等[11]仅对云南省公共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详细测算中国省际公共资本存量的研究十分有限。在估算方法上，学者们基本达成共识并普遍采用永续盘存法（perpetualinventorymethod，pim），由此确定了公共资本存量估算的四个关键变量，即基期公共资本存量、当年公共资本投资序列、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资产折旧率。吴颖和蒲勇健[12]、何刚和陈文静[13]、苑德宇和韩俊霞、陈碧琼等[14]均利用pim估算了中国省际公共资本存量，但在相关指标的处理及具体方法的运用上仍值得进一步探讨，主要表现在：（1）忽略了资产折旧率的相对变化。现有研究大多根据经验假定折旧率，或对不同资产采用几何或双曲相对效率模式下的综合折旧率。上述做法虽易于操作却不能反映资产随使用年限增加所导致的折旧率变化。实际上，曹跃群等[15-16]、吴明娥等[17]的研究已经表明，钟型退役模式和随时间变化的差异折旧率更符合资产退役轨迹的现实。（2）忽略了资本品的相对效率模式。正如孙琳琳和任若恩[18]、单豪杰[19]所指出的那样，资本存量和生产性资本存量不是相同的概念。资本存量是以扣除资产在使用过程中的折旧表示现行市场价格下的实际价值，即按照价格进行折算；而生产性资本存量进一步考虑了资产服务能力或效率随使用年限的增加而下降，即按照效率单位进行折算，应该是生产分析中使用的概念。大多研究由于忽略了资本存量与生产性资本存量的现实差异性，仅仅估计了折旧数量。因此，很有必要重新审视已有的研究文献，进而以符合pim的方法估算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
总之，由于公共资本概念、口径的界定差异以及估算指标选取的不同，再加上统计口径变更和资本相关数据缺失，中国公共资本存量估算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对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可靠性带来很大影响。合理界定并谨慎测算公共资本存量，为后续研究铺平道路，就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在合理界定公共资本内涵及统计范围的基础上，运用永续盘存法对1985-2014年中国省际公共资本存量进行测算。为进一步考察资本在使用过程中的效率损失和磨损，基于“年龄―效率”函数详细估算了中国省际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其中，考虑到折旧率对资本存量测算的重要影响，本文未使用经验假定折旧率或简单使用综合折旧率，而是运用资产价值公式推导出资产折旧率的时间序列数据。
二、公共资本内涵及范围界定
在已有研究中，学者们基本不区分政府投资和公共投资概念。刘卓B和于长革认为公共投资即为政府投资，并将公共投资定义为政府为了实现预期的宏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可持续发展，将一部分公共支出转化为公共资本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行为[20]。而张雷宝则指出二者虽然经常被混用但仍有不同，政府投资侧重于研究以政府为主体的投资活动，但投资对象不一定完全是公共领域；公共投资的理解可以分为两种情形：其一指以公共部门为主体的投资活动，其二指以公共领域为对象的投资活动[21]。本文对公共投资的理解侧重于二者的结合，即认为公共投资是公共部门在公共领域的投资活动。对于公共资本的内涵，马拴友、刘渝琳和贾天美认为公共资本是指政府在公共领域投资形成的资本，在市场经济条件和公共财政下，它常指基础设施投资形成的公共设施资本，例如高速公路、机场、供水系统、电力、煤气以及电讯业等公共领域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资本[22]；陈志国认为公共资本是指一定时期内政府通过公共支出而形成的为经济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基础；缪仕国和马军伟认为公共资本是指基础设施投资或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资本；余可和吴健雄则认为公共资本应具备三个特点：以政府或国有企业投资为主、对私人部门的生产具有明显和公认的外部性、投资会以使用费用或税收的方式收回[23]。鉴于中国国有企业的生产性投资性质更接近政府行为，此处我们将公共资本界定为政府及国有企业在公共领域投资形成的资本。
对于公共资本统计范围的界定，现有研究一般采取以下两种分类方法：一是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上，以政府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或预算内财政投资中的基本建设支出部分作为公共资本投入，典型研究如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廖楚晖和刘鹏[24]、郭庆旺和贾俊雪[25]、吴洪鹏和刘璐[26]、武普照和王耀辉、何刚和陈文静以及王亚芬[27]等；二是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上，按行业划分的方式界定公共资本投入，典型研究如马拴友、李桢业和金银花[28]、缪仕国和马军伟、苑德宇和韩俊霞、陈碧琼等、余可和吴健雄等。对于前者而言，基于中国现实情况，地方政府仍然通过其自身投资行为替代私人部门投资，即政府预算内财政投资并不仅仅投在公共领域，而政府预算外财政投资中很大一部分却进入公共领域，再加上普遍关注的国有企业生产性投资性质争议，以资金来源方式势必严重低估公共资本投入。对于后者而言，近年来一些原本被划分为公共领域的行业已有私人投资介入，以行业划分方式则会高估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资本投入。
可见，由于数据限制，现有分类方法均无法全面界定公共资本统计口径，考虑到私人投资占公共领域总投资的比重较小以及研究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最终选取以行业划分方式估算公共资本存量。《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于1984年首次，并在1994年、2002年和2011年进行了三次修订，从而导致分行业的公共资本统计口径出现三次重大调整。本文参照历次《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以及前期研究成果，将1985-1992年地质普查和勘探业，建筑业此处接受陈碧琼等的做法，将建筑业纳入公共投资的行业统计范围。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建筑业主要包括修建土木工程、水电站、码头、桥梁隧道和各类线路管道的安装，从而使建筑业明显区别于房地产业，很大程度上是由公共部门出资修建的。，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事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事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7大行业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认定为公共投资；1993-2002年公共投资行业包括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地质勘查业和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8大行业；2003-2011年公共投资行业包括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10大行业；而2012-2014年公共投资行业包括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10大行业。
三、公共资本估算框架及指标构建
（一）估算框架
基于Goldsmith于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pim），公共资本存量的测算公式为：
其中，Kt为公共资本存量，δ表示折旧率，it表示当年公共投资。Sτ为各期公共投资的残值率，由退役模式决定，我们选择现有文献中采用较多的钟型退役模式。借鉴加拿大统计局（SC）的实践做法，钟型退役模式的正态频率分布为：
为进一步考察资本在使用过程中的效率损失和磨损，我们对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进行测算。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严格区别于公共资本存量概念，一般通过“年龄―效率”函数将公共资本存量总额转换为标准效率单位后的数量表示，而“年龄―效率”函数可由资产价值公式推导出来。根据澳大利亚劳工统计局（aBS）和美国劳工统计局（BLS）的实践做法，我们选择双曲线形态函数形式：
（二）指标构建
我们对1985-2014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公共资本存量进行测算，研究对象不包括高度自治的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绝大多数文献在对全国层面宏观数据进行测量时习惯将重庆市样本并入四川省。为了保证省际数据的全面性和完整性，本文依据历年《重庆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将重庆市样本单独列出，未作纳入四川省的处理。相关基础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
1基期公共资本存量
用永续盘存法估算资本存量时，基期选择越早，基期资本存量的估算误差对后续年份的影响越小[29]。现有研究在测度全国公共资本存量时一般将基期确定在1952年或1978年，但由于各省份早期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等数据并不可得，本文最终将省际公共资本存量的测度基期定在1985年。
对于基期公共资本存量的估算，主要有以下几种典型做法：（1）陈志国以基期公共资本投资额占同期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再乘以基期总资本存量来近似估计基期公共资本存量，得出1978年全国公共资本存量为398526亿元。（2）缪仕国和马军伟、武普照和王耀辉、张勇以及王亚芬等借鉴Hall和Jones[30]的做法，假定资本效率符合几何递减规律，利用公式K0=i0（g+δ），以基期公共资本投资额除以平均投资增速与平均折旧率之和求得基期公共资本存量。他们估算出1978年全国公共资本存量分别为15717、40082、7176、37849亿元，基期公共资本存量估算差距十分明显。（3）金戈、陈碧琼等参照张军等的假设，以基期资本投资额除以10%作为基期资本存量。考虑到本文需要估计各省份的初始公共资本存量，而已有研究缺乏相对统一的基期公共资本存量以及将这一值分配到各省份的合理方法，本文选用各省份1985年公共资本投资额除以10%作为该省份的基期公共资本存量。
2当年公共资本投资序列
衡量当年固定资本投资额主要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两种选择。根据各年鉴中对相关指标的解释，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固定资产投资额不包括50万元以下（1997年之前为5万元以下）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包括无形固定资产的净增加额，即用于矿藏探测、计算机软件等方面的支出，且未扣除由于出售、易货交易和实物资本转移而转出的固定资产价值，而资本形成总额不包含土地购置费用。蔡晓陈指出，固定资产投资口径偏小且存在重复计算问题，在反映资本投入或资本形成方面，固定资本形成额的数据质量优于固定资产投资额[31]。因此，固定资本形成额的应用范围更为广泛，张军等、叶宗裕[32]、曹跃群等均采用该指标作为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序列。
对于公共资本投资序列的选取，李桢业和金银花以各城市扣除了非公共投资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为依据；武普照和王耀辉、何刚和陈文静采用政府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投资序列；张勇采用“预算内财政投资”和“预算外财政支出”的资本形成部分与国有企业加总的计算结果；张勇和古明明认为公共部门投资由预算内政府财政支出的资本形成部分、国有企业投资、预算外财政支出的资本形成部分和“体制外支出”四部分组成，并采用公共部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扣除非生产性土地和房地产投资的数据作为资本投入序列；而王亚芬则利用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比重再乘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获取当年公共资本形成额。由于中国尚缺乏省际分行业的固定资本形成额数据，涉及到行业层面的公共资本存量估算，学者大多选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如缪仕国和马军伟、苑德宇和韩俊霞、张学良、陈碧琼等。因此，本文亦采用前文所述公共投资行业的历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之和作为公共资本投资序列。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只提供了1996-1998年、2002-2014年省际分行业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其他年份数据缺失。由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管理渠道可以分为基本建设、更新改造、房地产开发和其他投资四类，借鉴大多数学者的做法，本文以基本建设投资与更新改造投资之和替代数据缺失年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考虑到行政区域的划分调整，重庆市（1985-1996年）、海南省（1985-1987年）的公共投资数据分别为该市（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四川省（广东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再乘以四川省（广东省）公共投资额，四川省（广东省）这几年的公共投资额为原数据减去重庆市（海南省）的相应份额。
3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公共资本投资额以及折旧额均是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名义值，将其缩减为以基期不变价格核算的实际值才具可比性。由于官方统计资料从1991年才开始公布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前期数据缺失部分需要研究者自行构造或以其他数据进行替代。张军和章元[33]、陈志国利用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代替或拟合出前期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但此方法并不适用于省际公共资本存量估算；张勇和古明明以同期建筑安装和设备购置价格指数的加权平均指数作为固定资产平减指数；叶宗裕用GDp缩减指数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缩减；而黄勇峰等[34]、陈碧琼等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替代。鉴于数据可得性以及研究相似性，本文借鉴黄勇峰等、陈碧琼等的做法，采用1985-1990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替代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需要说明的是，浙江（1991-1992年）、广东（1991年，1993-2000年）、海南（1991-1992年）、重庆（1991-1993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缺失，本文同样以相应年份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替代。
4资产折旧率与使用年限
折旧率是影响资本存量估算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折旧率的处理，以往研究主要有以下两种做法：一是根据经验假定折旧率，如马拴友、缪仕国和马军伟、廖楚晖和刘鹏、何刚和陈文静、苑德宇和韩俊霞均假定固定资产折旧率为5%；陈志国认为公共投资原则上都是投向基础设施及公共部门，其折旧期间较长，并指出公共资本折旧率应为55%较为合理；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直接假定固定资产折旧率为6%；陈碧琼等接受中国固定资产综合折旧率在95%左右的假定；吴颖和蒲勇健在公共支出增长率变化基础上设定折旧率为98%。二是在几何相对效率下降模式下，假定资产的折旧率与重置率相等，利用资产使用年限与残值率分别估算每类资产折旧的基础上计算资本综合折旧率，这也是近年来诸多学者采用的方法。例如，黄勇峰等、孙琳琳和任若恩在几何相对效率下降模式下估计建筑和设备的折旧率分别为8%和17%，单豪杰在此基础上加权平均得到总资本折旧率为1096%；张军等根据三类资产的使用寿命及资产所占比重，得到各省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经济折旧率为96%；金戈沿用张军等的做法，计算得到中国基础设施资本综合折旧率为92%。
总体而言，上述研究大多根据经验假定折旧率或简单使用综合折旧率，未能准确界定折旧率与重置率，也难以刻画公共资本折旧率的相对变化趋势。鉴于折旧率对公共资本存量估算的重要影响，我们首先在双曲相对效率模式下，运用资产正态退出函数和残存函数，在截断处理基础上准确描述公共资本效率损失和磨损，克服几何相对效率模式下折旧率与重置率相等带来的不利影响，然后利用“年龄―价格”函数与“年龄―效率”函数间关系，利用资产价值公式推导出“年龄―价格”函数，从而得到历年公共资本折旧额和公共资本存量净额，二者比值则为公共资本折旧率的时间序列数据。具体做法是，假定资产价值公式为：
其中，dτ为相对效率，ξ表示贴现率；Ct+τ是t（1，2，…，t）期公共资本租赁价格，由于测度公共资本存量总额时我们使用了不变价，消除了价格变动产生的影响，此处将资本租赁价格视为不变。因此，“年龄―价格”函数则可表示为ageprice=Vt/Vj。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各省份各时期公共投资额的核算得到历年公共资本存量净额，由公共资本存量净额与可比价公共投资相邻年变化值的差值得到折旧额，折旧率则可表示为折旧额与公共资本存量净额的比值。
关于资产使用年限，黄勇峰等、叶宗裕、曹跃群等均接受maddison的建议，假定中国建筑和设备寿命分别为40年和16年；煊和吴优根据财政部1994年公布的财政制度，确定非住宅建筑的使用年限为25年，对“其他资产”的使用年限采用经验数据20年[35]；孙琳琳和任若恩利用税务法规资料估计建筑与设备安装工程使用年限为40年，设备与工具购置的平均服务年限为15年。由于无法获取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具、器具购置以及其他费用在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额中的构成比例，从而无法按资产构成确定公共资本使用年限，本文采用经验数据，假定公共资本整体使用年限为20年。
四、估算结果比较与分析
（一）估算结果比较
图1报告了本文的估算数据与现有研究估算结果的对比趋势图。其中，武普照和王耀辉、陈志国的估算结果均以1978年为基期，陈碧琼等和本文的估算结果分别以1980年和1985年为基期，为便于对比分析，我们利用1980年和1985年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将估算数据均调整为以1978年为基期。其中，本文的估算数据K与Kp分别表示31个省份公共资本存量之和以及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之和。
图1显示，不同学者的公共资本存量估算结果差异明显，这种差异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1）基期公共资本存量的估算。由于基期选取不一致，我们以1985年公共资本存量作对比分析，武普照和王耀辉、陈志国、陈碧琼等以及本文估算的1985年公共资本存量分别为50717、64956、22719、26678亿元（1978年价格）。可见，本文估算数据与陈碧琼等较为接近，但与武普照和王耀辉、陈志国估算结果差异较大。（2）当年公共资本投资序列的选取。武普照和王耀辉、陈志国以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作为公共资本的分类方法，一定程度上存在低估公共资本投入的可能性，而陈碧琼等和本文均以行业分类方式衡量公共资本投入。因此，即使武普照和王耀辉、陈志国的基期资本存量较高，但公共资本存量的累积趋势也慢于陈碧琼等和本文的估算数据。（3）资产折旧率的估算。武普照和王耀辉采用递增的折旧率来对公共资本进行扣减，假设公共资本折旧率从1978年的25%递增到2004年的4%，陈志国和陈碧琼等分别采用了经验折旧率55%、95%，而本文运用资产价值公式推导资产折旧率的时间序列数据，资产折旧率大致介于1%～6%之间，这也是本文估算数据走势虽与陈碧琼等保持一致但资本存量高于其估算结果的主要原因。
（二）估算结果分析
表1报告了1985-2014年中国省际公共资本存量及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的估算结果（限于篇幅，仅列举了7个代表性年份数据）。表1显示，在考虑资产服务能力或效率随使用年限的增加而下降的情况下，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明显低于同期公共资本存量。2014年全国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为149304亿元，仅占同期全国公共资本存量177381亿元的8417%。由此看出，以公共资本存量代替公共资本投入不能反映资本使用效率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与公共资本存量相比，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通过综合考虑资产退役以及资本在使用过程中的效率损失和磨损，更能反映实际服务于生产过程的公共资本规模。
总体看，中国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从1985年的3346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149304亿元，年均增长1399%。分阶段看，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在1985-1992年间增长相对稳定且增速缓慢，年均增长率仅有438%，资本总量不到5000亿元，显示出公共投资的严重不足；但从1993年开始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呈现出快速攀升势头，1993-2014年间年均增长率达到1728%。究其原因，陈碧琼等认为这与中国1994年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引发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激励有关，而叶宗裕认为原因在于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他指出，1993年后中国对外开放步伐加快，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属于资本投入推动型增长模式，因此资本增长很快。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和2009年中国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增长更为迅猛，增长率分别达到2223%和2090%，这主要是由于在此期间中国实施了以增加公共投资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通过扩大基建投资带动投资增长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是政府在金融危机时期普遍的政策选择。
分区域看，中国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由东向西呈阶梯式分布，东部沿海地区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在1993年后迅猛增长并远高于其他区域，2014年达到均值676061亿元；北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西南、长江中游、东北地区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走势较为一致且相互差距不大；大西北地区的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在样本期内明显低于其他区域且差距不断扩大，2014年达到均值164331亿元，仅占同期东部沿海地区的2431%。由此可见，沿海地区的公共资本存量明显处于全国领先水平。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黄河中游、西南、长江中游以及东北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进程不断加快，这些地区的公共资本存量在总资本存量中持续占有很大的比重。但是，与沿海地区相比，、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大西北地区的公共投资还处于严重不足状态，基础设施建设的匮乏可能成为上述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引发众多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深入探索，公共资本作为中国资本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极大关注。但是，多数研究对公共资本投入的估算未进行严格的界定，也未达成统一的规范。本文通过合理界定公共资本内涵及统计范围，基于永续盘存法、“年龄―效率”函数谨慎测算了1985-2014年中国31个省份的公共资本存量和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其中，考虑到折旧率对资本存量测算的重要影响，运用资产价值公式推导出资产折旧率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结果表明，与公共资本存量相比，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通过综合考虑资产退役以及资本在使用过程中的效率损失和磨损，更能反映实际服务于生产过程的公共资本规模。总体上，中国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在1993年前增长缓慢，1993年后增速明显加快，1998年和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进一步推动了公共资本存量的迅速积累；区域上，生产性公共资本存量由东向西呈阶梯式分布，沿海地区公共资本存量明显处于领先水平，而大西北地区的公共投资处于严重不足状态。
上述结论所蕴涵的政策启示十分明显，那就是，要想实现国民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和区域经济协调快速发展，必然要求从战略高度重新审视公共资本投入对生产过程的贡献以及区域配置问题，从片面强调公共资本规模转变到全面把握公共资本规模与公共资本利用效率相协调的目标上来。由于资本在经济活动中的贡献和作用取决于“筹资―投资―积累―运行”的资本运动过程，因此在进行公共投资时，一方面，在合理界定公共投资范围、调整和优化内部结构的前提下，应根据各地的发展情况合理安排投资结构，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要素配置的作用，提高公共资本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中国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大西北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资本明显相对匮乏，继续保持积极的公共投资政策并适当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应当是中国保证较高经济增长率的重大战略。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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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估算方法篇8
关键词：评估咨询；工程咨询；固定资产投资
abstract:becauseofourcountryforalongtimenotestablishlegalpersonresponsibilitysysteminvestment,forthegovernmentinvestmentprojects,oftenineagertohopeforsuccessguidance,theearlyworksimplerough,andleadershipandhastedecision,leadtoalotofprojectthewasteofresourcesisserious,thebenefitofinvestmentispoorer.Sodothecitygovernmentofinvestmentinfixedassetsevaluationconsultationisverynecessaryandimportant.
Keywords:evaluationconsultation;engineeringconsulting;Fixedassetsinvestment
中图分类号：K82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工程咨询是指受客户委托，在规定的时间内，运用科学技术、经济管理、法律等多方面的知识，为经济建设和工程项目的决策、实施和管理提供智力服务。而评估咨询，是工程咨询业务的一部分，是指工程咨询机构受市发改委委托，对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建设项目的各个阶段进行评估审查，就拟建设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经济性、合理性及合法性进行综合分析，以公正、独立、客观的态度做出相应评价，从而给市发改委的投资决策层提供参考意见，以协助其做出正确的投资判断。
一、工程咨询可以有效的监督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在建设过程中的合理使用
由于市政府每年投入到固定资产建设项目中的资金数额比较巨大，项目更是庞杂，对于这些政府投资项目，不能只投入不监管，市发改委要确保政府投入资金专款专用，避免建设单位不合法使用，造成政府资金的流失。通过委托给专业的工程咨询机构，对建设项目进行全过程或专项稽查，可以及时发现项目建设过程中资金是否合理有效利用，是否存在套取政府资金挪作他用等行为，并就存在的问题迅速向市发改委反馈，市发改委可以根据问题的严重程度，要求项目单位限期整改；对情节严重或整改不力的，市发改委可以根据情况给予项目责任单位暂停拨款、撤消项目等处理措施。
二、判断项目的合理性，有效避免投资的方向性错误
项目立项阶段，市发改委做出投资决策的先决条件是项目是否具备规划、国土及环保部门的前期咨询意见。很多项目单位在申报立项时，尚未取得以上三个部门的相关手续，或者手续不全，或者取得的手续中的建设内容、规模、用地情况和申报的不一致，或者环保部门对于建设方案不予认可，或者规划意见要求建设人防工程但是未取得人防部门的咨询意见。
工程咨询机构在接到评估任务后，首先要就项目的前期手续是否齐全进行复核，对于手续不齐全的，工程咨询机构会要求项目单位补办相关手续；对于申报与批复不一致的，会要求其重新办理；对于环保部门不予认可的，会要求项目单位重新调整项目建设方案并取得批复意见；对于未取得人防部门咨询意见的，会要求其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尽快征求人防意见，以保证建设方案的合理性。通过以上措施，可以降低固定资产的投资风险，从而避免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出现方向性错误。
三、对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提出合理化建议，有效利用政府资金
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根据项目的不同性质，分别采取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贴息等方式投入资金。对采用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方式的政府投资项目，要按有关规定程序审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对采用投资补助、贴息方式进行投资的投资项目，市发改委只审批资金申请报告。
依据相关条例，“对政府直接投资或资本金注入的项目，原则上初步设计概算投资总额不得超过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投资总额的10%，初步设计方案建筑面积不得超过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准面积的10%，超出上述限额的，应对项目进行重新核定，并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可以看出，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批准的建设规模及总投资估算非常重要，直接影响到该项目下一阶段能否顺利进行，也直接关系到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的准确性；同时，审定的初步设计概算将作为市政府安排年度投资计划的依据，也是市发改委进行项目竣工决算审核的依据，其费用构成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对于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有资质的工程咨询机构，通过聘请相关专家、安排专业的造价审核人员及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投资咨询工程师，就项目估算投资、概算投资、初步设计方案概算是否依照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所确定的规模和标准进行限额设计、项目贷款的真实性、社会效益及方案优化等进行评估审核；就建设规模或建设方案不合理处提出合理化建议；就投资构成是否符合各部门相关规定，投资组价是否合理，是否存在价格虚高、相同费用变相重复申报等情况进行复核；最终出具评估论证意见及审核报告，作为市政府投资的参考依据。
由此可见，通过工程咨询机构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资金申请报告的评估（审核），可以为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提出合理化建议，从而节约资金，避免不必要的资金流失。
四、监督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在建设过程中的合理使用
市政府每年投入到固定资产建设项目中的资金数额巨大，项目庞杂，对于这些政府投资项目，不能只投入不监管，市发改委要确保政府投入资金专款专用，避免建设单位不合法使用，造成政府资金的流失。
通过委托给专业的工程咨询机构，对建设项目进行全过程或专项稽查，可以及时发现项目建设过程中资金是否合理有效利用，是否存在套取政府资金挪作他用等行为，并就存在的问题迅速向市发改委反馈，市发改委可以根据问题的严重程度，要求项目单位限期整改；对情节严重或整改不力的，市发改委可以根据情况给予项目责任单位暂停拨款、撤消项目等处理措施。
结束语
工程咨询机构在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中扮演的角色比较重要。不仅市发改委非常重视项目的评估咨询工作，各区县发改委也开始重视评该项工作，相继开始规范各自区县范围内的建设项目管理，委托专业的工程咨询机构进行项目的评估审核。希望市政府在固定资产投资中能够充分意识到评估咨询工作的重要性，而不是简单的搞搞形式主义，要真正发挥工程咨询机构在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邢泰景孙和平.综合性工程咨询机构应在政府投资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工程咨询
固定资产投资估算方法篇9
关键词:折旧;年限平均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合计法
一、固定资产折旧范围问题
过去,会计制度遵循固定资产存在物资损耗不存在或较少存在精神损耗的思想,除了房屋、建筑物以外,要求固定资产只有在使用的情况下计提折旧,不使用不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所以,旧会计制度要求闲置固定资产、未使用固定资产、不需用固定资产、不计提固定资产。新企业会计准则要求,除了“已经提足折旧仍在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按照规定单独估价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外,企业应对所有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包括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的固定资产。另外,原作为固定资产核算,现转为投资性房地产核算的房屋、建筑物,按新会计准则在转为投资性房地产后仍然按照实际成本计量,而不按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也应计提折旧,即计提投资性房地产折旧。
二、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计算问题
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尤其是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年限是以“实际经历年限”为准,而不是企业“会计年度”的年限,且增加固定资产当月不考虑在内。即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是在当年3月份,固定资产折旧第一年的时间不是4月至12月,而是4月至次年3月。
【例1】2001年3月份,企业增加固定资产一项,原价100万元,预计净残值10万元,预计使用年限为5年。按年数合计法计提各年固定资产折旧如下:
第一年,2001年4月至2002年3月折旧额:(100-10)×5/15=30(万元)
第二年,2002年4月至2003年3月折旧额:(100-10)×4/15=24(万元)
第三年,2003年4月至2004年3月折旧额:(100—10)×3/15=18(万元)
第四年,2004年4月至2005年3月折旧额:(100—10)×2/15=12(万元)
第五年,2005年4月至2006年3月折旧额:(100—10)×1/15=6(万元)
三、固定资产折旧因素调整后的折旧计算问题
固定资产的折旧因素,包括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固定资产预计净残值、固定资产折旧基数和固定资产折旧方法。除了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属于会计政策外,其余一律作为会计估计。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企业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固定资产预计净残值、固定资产折旧基数的变更一律按会计估计变更处理,上述因素变更后按未来适用法计提折旧。
【例2】2000年12月份,企业增加固定资产一项,原价100万元,预计净残值10万元,预计使用年限为5年。按平均年限法计提固定资产折旧。至2004年年末,由于新技术发展等原因,需要对原估计的使用年限和净残值做出修正,修正后该固定资产预计尚可使用年限为2年,预计净残值为2万元。
企业对上述会计估计变更后的处理方式如下:不调整以前各期折旧,也不计算累计影响数。变更日以后发生的经济业务改按新的估计计提折旧。
按原估计,每年折旧额为(100-10)÷5=18万元,已经折旧4年,共计72万元,固定资产账面净值为100万元-72万元=28万元,则第5年相关科目的期初余额如下:
固定资产100万元
减:累计折旧72万元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28万元
改变预计使用年限后,2005年起每年计提的折旧费用为13万元[(28-2)÷2]。2005年不必对以前年度已经计提折旧进行调整,只需按重新预计的尚可使用年限和净残值计算确定年折旧费用,有关会计处理如下:
借:管理费用130000
贷:累计折旧130000
四、计提减值后固定资产按会计估计变更处理问题
固定资产除了存在正常的损耗而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外,还存在固定资产在经营中所需的现金支出远远高于最初的预算、固定资产已经或者将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者计划提前处置、固定资产的市价在当期大幅度下跌,其跌幅明显高于因时间的推移或者正常使用而预计的下跌和市场利率或者其他市场投资报酬率在当期已经下降,从而导致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大幅度降低等情况,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上述情况均应判断固定资产可能发生减值迹象。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后固定资产应按照会计估计变更处理。即按未来适用法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例3】2007年6月10日,某上市公司购入一台不需要安装的生产设备,支付价款和相关税费总计100万元,购入后即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该设备的预计使用寿命为10年,预计净残值为8万元,按照直线法计提折旧。2008年12月因出现减值迹象,对该设备进行减值测试,预计该设备的公允价值为55万元,处置费用为13万元;如果继续使用,预计未来使用及处置产生现金流量的现值为35万元。假定原预计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不变。2009年该生产设备应计提的折旧为多少万元?
分析:上述固定资产折旧时间为2007年7月,2007年6月当月不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即2007年按半年计提固定资产。2007年至2008年年底累计计提折旧额为(100-8)÷10×1.5=13.8万元;2008年年底,固定资产可回收净值有:公允价值扣除处置费用42万元和现金流量现值35万元。按规定选取较高者42万元(55万元-13万元)。所以,企业计提减值后固定资产折旧额如下:[100-13.8-(100-13.8-42)-8]÷8.5=4(万元)。
因此,2009年该生产设备应计提的折旧为4万元。
五、加速折旧法并不加速问题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允许企业采用年限平均法、工作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合计法计提固定资产折旧。习惯上,人们一般把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合计法计称为加速折旧法。加速折旧法的特点就是固定资产使用初期多计提折旧,使用后期少计提折旧,从而减少固定资产使用风险,加速固定资产投资资金回收,促进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和更新改造。
但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加速折旧法本身如果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在规定相同的折旧年限情况下,应提折旧总额相同,固定资产使用期满折旧总额相等。也就是说,与平均年限法相比,其实加速折旧法并不加速。为了方便说明问题,可以从以下案例可以一目了然。
【例4】2000年12月份,企业增加固定资产一项,原价100万元,预计净残值10万元,预计使用年限为5年。分别用平均年限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合计法计提5年的固定资产折旧。现将三种方法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数额列表如下:
从表1可知,年限平均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合计法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数额在固定资产使用期满的情况下累计折旧数额相等。只是在固定资产提前报废的情况下,加速折旧法相比平均年限法能够收回更多的投资,能够减少企业损失。但如果固定资产能够按期甚至超龄使用,不考虑货币资金时间价值因素,三种方法基本没有差别。
参考文献:
固定资产投资估算方法篇10
作者简介：赵志耘（1966-），女，辽宁锦州人，研究员，主要从事经济分析与政策研究。e-mail:zhiyunzhao@istic.省略
摘要：本文首先利用索洛残差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随后从制度变迁、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三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原因进行定量考察。分析表明：（1）技术引进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原因。（2）1994年以后中国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才从推动资本、劳动增长转到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上来。（3）虽然改革开放以来R&D经费投入增长迅速，但这些R＆D投入只是大大增加了中国技术知识存量，并没有有效地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制度变迁；自主创新；技术引进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9-0003-10
一、引言
自从索洛提出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以来，经过不断发展和扩充，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成为经济增长问题最为流行的研究领域之一。国内学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Krugman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大量使用资本和劳动，而不是依靠技术进步的作用，并且这种投入驱动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1］。Krugman对东亚增长奇迹的质疑以及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的爆发，掀起了国内学者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研究热潮。从研究对象上，大体可以把这些研究成果分为两大部分：对区域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和对生产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对区域经济全要素生产率估算代表性的研究有张军和施少华、樊纲和王小鲁、颜鹏飞和王兵、郭庆旺和贾俊雪、郑京海和胡鞍钢、李宾和曾志雄等［2］-［7］。这些研究通过估算中国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省际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来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判断中国整体和区域的经济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还有一些研究是针对某一生产部门或者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估算，分析生产部门或者行业的技术进步情况［8-9］。不可否认，这些研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调整都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即大部分研究关注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问题，而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构成仅限于一些理论上的分析和分解（如非参数方法可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缺少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试图利用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改变以上的状况，通过构造市场化指数来衡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变迁，同时用R&D投入和国外技术引进经费分别衡量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新的解释，定量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原因。
二、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
目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主要有两大类方法：参数方法和非参数方法。参数方法包括索罗残差法、隐性变量法和前沿生产函数法。
1.索罗残差法。Solow提出全要素生产率表示为产出经济增长率扣除劳动和资本贡献之后的余额［10］。设总量生产函数为C－D生产函数：
YtaeλtKαtLβt（1）
其中，Yt为实际产出，Lt为劳动投入，Kt为资本存量，α、β分别为平均资本产出份额和平均劳动力产出份额。在规模收益不变和中性技术假设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
－α－（1－α）（2）
为估计出平均资本产出份额和平均劳动力产出份额，对方程（1）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有：
ln（Y）ln（a）+λt+αln（Kt）+βln（Lt）（3）
在规模收益不变的约束条件α+β1下有：
ln（Yt/Lt）ln（a）+λt+αln（Kt/Lt）（4）
估计出平均资本产出份额α和平均劳动力产出份额β后，带入方程（2）可以得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索洛残差法避开了生产函数具体形式的讨论，而关注函数的相关性质，使得基于这一模型的技术进步度量方法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加之索洛残差法计算方法简便、直观，该模型实用性也很强。但索洛残差法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在索洛模型中，技术进步的贡献只是产出增长扣除劳动力和资本贡献份额之后的“余值”，该“余值”反映了任何导致生产函数变动的因素。但是实际上，并非劳动和资本两种投入以外任何导致产出增加的因素都是技术进步。由于索洛残差所包含的因素过于宽泛，所以不能真实反映现实的技术进步贡献，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更是如此。
2.隐性变量法。隐性变量法将全要素生产率看做为一个不可观测的变量，在检验数据平稳性和协整性的基础上，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做极大似然估计来估算全要素生产率。采用C－D生产函数，且假设规模收益不变，则有如下观测方程：
ln（Yt）ln（tFpt）+αln（Kt）+（1－α）ln（Lt）+εt（5）
式中，ln（tFpt）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假设ln（tFpt）为一个隐性变量，且遵循一阶自回归即aR（1）过程，则有如下状态方程：
ln（tFpt）ρln（tFpt－1）+ut（6）
其中，ρ为自回归系数，满足|ρ|
隐性变量法将全要素生产率看做一个独立的状态变量，并从残差中分离出来，更为精确地估算了全要素生产率。但是，这种方法仅仅是从计量方法上对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全要素生产率的较小改进，在理论上仍然是建立在新古典基础上的，仍然采用规模报酬不变假定和C－D生产函数形式。
3.前沿生产函数法。Fare等认为经济增长来源于投入要素增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高［11］。这样就等于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解为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两部分。技术效率测度的是短期内对现有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反映的是现实经济的生产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率是较长期内测算技术效率的参照物，前沿生产函数正是测度这个参照物的有用工具。因此，前沿生产函数法成为测度及分解全要素生产率的好方法。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主要体现在它是建立在产出缺口估算基础上，而无论用何种方法估算产出缺口，都会存在估算误差，从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估算偏差［12］。
估算全要素生产率的非参数方法包括malmquist指数方法和HmB指数方法。非参数方法要求样本必须是面板数据，不能对一个孤立的国家或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而我们的数据均为时间序列，因此，这种方法不适合我们的研究。我们的研究目的是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解释，要求测算出来的全要素生产率不含误差项，隐性变量法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时排除了误差项的干扰，似乎比索洛残差法更适合本文的研究，但经过我们的实际测算后发现，因为隐性变量法假设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遵循一阶自回归，使得测算结果波动很小（几乎就是一条水平线）。我们认为，正是隐性变量法这个假设使得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大量信息被“平滑掉了”，导致信息丢失很严重，测算出来的结果与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我们还是采用传统的索洛残差法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虽然该方法不能像前沿生产函数法和非参数方法一样对全要素进行分解，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研究。
三、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所需的真实产出和劳动投入序列可以方便地从现有的统计数据中直接获得，但资本存量序列需要在统计资料的数据基础上进行估算。
测算资本存量的基本方法是由Goldsmith于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13］，现在被oeCD国家所广泛采用，它的基本公式为：
Kt+（1－δ）Kt－1（7）
其中，it是t期以当期价格计价的投资额，pt是t期的价格指数，δ是折旧率。此式含义是，t期的资本存量Kt是从上一期留存下来的资本存量（1－δ）Kt－1与t期的实际投资it/pt之和。容易看出，估算资本存量涉及到四个方面的工作：对基期资本存量K0的猜测、历年投资流量指标的选取、价格指数的选取或构造和折旧率的设定。现有研究基本上都是在永续盘存法的基础上来进行的，但是在处理细节上却有很大差异，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表1所示。
表1资本存量估算方法对比
从表1中可以看出，各方在四个方面的处理方法也同样有很大差异。
基期资本存量基本上都是按某个比例推算出来的（如全国基期资本存量与上海市基期资本存量的比例、与工业企业的基期资本存量比例、与国民收入的比例等）。哪种算法较好，我们无法做出评价。比较一致的看法是，K0仅对期初之后几年里的资本存量估算影响较大，随着K0的逐渐折旧，后期的资本存量估算会越来越准确。我们的基期资本存量按国际常用方法计算，即K0i0/（g+δ），其中，g是样本期真实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δ是综合折旧率。
投资流量指标的选取集中在积累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四个指标。因中国统计体系自1993年起不再公布积累额之类的指标，故张军和章元［16］以及Chow［14］的方法不适于沿用。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是在mpS和Sna体系下都公布的一个投资指标，它的主要问题是与Sna的统计体系不相容，是中国投资统计特有的指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不包括存货的投资流量，它与经济学研究中通常所指的投资具有一致的含义，同时也是和国际上通常用的固定资产投资基本一致的指标。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实际上是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进行一定程度的扣除后得到的一个指标，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扣除的理由和标准不一，随意性较大。综上所述，我们在本文中采用的当年投资指标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并且认为它是衡量当年投资的合理指标。
用什么价格指数来平减当期的投资流量，是估算中的重要一环。统计年鉴自1991年起，开始公布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这基本被一致认为是最合适的指标，但它只从1991年才开始有，1990年以前用什么指标呢？从表1可见，研究者们大多是用其它的价格指数指标进行替代。常见的替代指标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等。另一种办法是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及固定资本形成指数来构造投资隐含平减价格指数。何枫等［17］、Holz［18］就是这么处理的。我们认为既然投资流量指标的选取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而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的，为推算固定资本形成平减指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用该指数来平减当期的投资流量是最合适的。
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公布的数据，我们只有截止于2004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这样，我们便无法直接把我国2004―2009年间的用当年价格给出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折算成以2000年价格表示的数据。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构造指数来间接实现这个目的。经过分析，我们选择了通过拟合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平减指数与GDp平减指数在1978―2004年间的关系来估算2005―2009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平减指数（2000年＝1），以推算我国2004―2009年间以2000年价格表示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具体构造关系如下：
iDt0.9776GDpDt（8）
（183.06）
调整后的R20.996
其中，iDt为所构造的第t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平减指数，GDpDt第t年的GDp平减指数，共计27个观测值。
至于折旧，目前没有公认的合适处理办法。即便是2009年的统计年鉴，它也提到目前我国尚不具备对全社会固定资产进行重估价的基础，只能按照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的方法来提取固定资产折旧。因此，我们不对各方处理方法的优劣进行判断。根据我国的情况，一般采用综合折旧率为5%。
确定了基期资本存量、投资流量指标、价格指数指标和折旧率后，通过方程（7）可以估算出1978―2009年我国的资本存量。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所需的其它两个序列可从统计年鉴中获得。对于与生产函数设定中变量L相对应的现实数据，国外文献通常使用工作小时数，但我国统计年鉴中没有提供这个指标，故选取历年的就业人员数。另外，注意到指标给出的是年底数，为与GDp流量的含义相一致，将前后两年的就业人员数进行算术平均，获得年中的就业数。1978―2009年我国真实产出、资本存量和劳动投入数据见表2所示。
表2推算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由表2中的数据对方程（4）进行oLS估计，结果如下：
ln（Yt/Lt）－0.751（-12.741）+0.012t（1.838）+0.711ln（9.153）（Kt/Lt）（9）
调整后的R20.997
由此得到α0.711，β0.289，再分别计算出实际产出、就业人数和资本存量的逐年增长率，一并代入方程（4），可以得到我国1979―2009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结果见表2所示。1979―2009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如图1所示。
本文测算出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郭庆旺和贾俊雪［5］测算出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大体趋势是一致的，但是存在一定的偏差。除了资本存量估算方法不一样外，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数据处理方法不一样也是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本文使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都是年中数，而郭庆旺和贾俊雪使用的是年末数。本文认为，年中数能更准确地反映要素投入的真实情况。从图1中可以看出，1994年以前，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主要受自身制度改革的影响，随着政策措施的变化而大起大落，在1992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达到历史最高点7.189%。1992年后，对外开放度的逐步加大，使得外部因素（比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力上升。在加入wto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进入稳定增长的状态，但这种稳定增长状态随后又被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所打断，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2007年达到一个波峰后迅速跌落至2009年的-0.402%，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在趋向成熟，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从政策因素已经转向市场因素。
四、全要素生产率的解释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扣除了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贡献以外，其他所有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因素贡献的总和。这个总和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主要体现为体制的不断完善）和随机因素等。因此，理论上我们所计算出来的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技术进步，另一个就是体制完善（主要是经济体制的完善）。在实证环节上，只要能对技术进步和经济体制的完善进行量化，就能定量测算技术进步和体制改进这两个主要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一般认为，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进步的最基本的方式。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建立如下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自相关检验结果表明该时间序列存在自相关性，且其自相关系数在第1期后迅速趋于0，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加入其一期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
lntFptα0+α1lnmindt+α2lntimpt+α3lnRdt+α4lntFpt－1+εt（10）
其中，mindt为市场化指数，用来衡量经济体制的改进；timpt为国外技术引进经费，用来衡量技术进步中的技术引进因素；Rdt为研发经费投入，用来衡量技术进步中的自主创新因素，lntFpt－1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一期滞后项；α0为常数项，α1、α2、α3和α4分别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经济体制的改进、国外技术引进、自主创新投入和滞后项的弹性系数；εt为白噪音。
方程（10）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序列已经在前文中估算出来了，国外技术引进经费和研发经费投入数据可以从统计数据中直接获得，只有市场化指数需要我们建立指标体系进行测算。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是一个封闭的计划经济国家，在1978年后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因此，以市场化指数作为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总体上是从四个方面展开的：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和产品市场的培育。我们从中国经济转型的这四个方面入手构造市场化指数指标体系（见表3所示），在指标体系设计上借鉴并综合了陈宗胜等、金玉国、易纲等和康继军等的研究思路和方法［19］-［22］，与这些已有的研究相比，我们在产品市场培育程度方面指标体系设计上做了较大的改进，同时对其他方面的指标体系和数据处理做了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
表3市场化指数指标体系
各方面指标体系建立以后，我们采用“相对比较法”将各二级指标数据转化为指数值，即指标的评分表示了该年度该方面指标在整个样本区间时间序列上市场化进程的相对位置。根据指标数值高低与市场化程度高低的理论关系，计算指标得分的公式可分为两大类：正指标和负指标。正指标是与市场化程度高低正相关的指标，这些指标的得分采用下列公式计算：
第i个指标得分＝（vi－vmin）/（vmax－vmin）×100
其中，vi是第i个指标的原始数据，vmax和vmin为样本区间（1978―2009年）内指标原始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当指标数值高低与市场化程度高低负相关时称这些指标为负指标，负指标的得分采用下列公式计算：
第i个指标得分（vmax－vi）/（vmax－vmin）×100
经过上述处理，各项得分均与市场化程度正相关，即：得分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反之市场化程度越低。
在多因素分析中，权重的选取是个难点。其中，定性的方法与定量的方法都有广泛的应用。由于市场化是一个抽象概念，其各组成方面的重要程度很难从经济理论或定性的方面加以判断。为避免主观随机因素的干扰，本文选择变异系数法来确定指标权重。变异系数法以指标的均值和方差为基础，根据评价指标特征值之间的变异程度对指标进行赋权，对不同评价对象之间区别比较大的指标赋予较大的权重，而对没明显差异的指标赋予较小的权重。我们认为，市场化指标的权重不应该是固定不变的，应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变化而变化。变异系数法随着数据的不同，测算得出不同的权重，较好地体现了指标权重的动态性。
变异系数法确定权重时，先求出各指标的变异系数uisi/i。i和si分别是vi的均值和标准差，再对ui作归一化处理便可得到各指标的权重wiui/∑ui（权重计算结果见表3所示）。图2为市场化指数的时序图。
从图2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以1994年为界，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进展迅速，从1978年的0.5229直线上升到1994年的76.81，年均增长36.59%。经过这一阶段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建立。第二阶段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入一个逐渐完善的阶段。这一阶段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则表现为稳步推进，从1995年的74.86逐渐上升到2007年的历史最高点86.50。之后，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推出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这些资金大部分流向国有企业，使得市场化指数出现了小幅下降。经过这一阶段的发展，我国已经是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了。
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仅公布了从1987年以来历年的R&D经费数据。对于1978―1986年的R&D投入，本文拟通过自回归趋势模型外推获得。根据aiC，SC最小化原则，发现最优的滞后期为1。对自回归趋势模型回归得到：
ln（Rdt）3.9691（109.345）+0.2004ln（69.315）（Rdt－1）（11）
调整后的R20.996
利用上式，可以外推得到1978―1986年的R&D投入。改革开放以来历年的技术引进数据来自商务部。1978―2009年中国技术引进经费和R&D经费投入见图3所示。从图3中可以看出，在1994年以前，无论是国外技术引进经费还是R&D经费投入都比较少，从1994年开始，无论国外技术引进经费还是R&D经费投入都开始大幅增加，但在2000年以前，我国国外技术引进经费在大多数年份都高于R&D经费投入，说明我国在2000年以前具有很强的“重引进、轻消化和创新”倾向。2000年以后我国越来越重视自主创新，R&D经费投入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6.27%，R&D经费投入强度从2000年的0.9%增长到2009年的1.7%，增加近一倍。
从理论上讲，技术引进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影响，反过来，由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从而提高对新技术吸收能力，进而有助于技术引进，从而导致所谓内生性问题，产生有偏、非一致的估计量。因此，在对方程（10）进行估计之前，还需检验变量的内生性。我们利用Hausman检验直接比较普通最小二乘（oLS）和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估计值，判断其差异是否在统计上显著［23］。因为所有解释变量都是外生时，oLS和2SLS都是一致估计量，如果差异显著，则可以判定有内生性变量。
我们选取lntimpt－1作为lntimpt的工具变量。用待检验变量lntimpt对方程（10）的全部外生变量lnmindt、lnRdt、lntFpt－1和选定的工具变量lntimpt－1进行回归：
lntimptβ0+β1lnmindt+β2lntimpt－1+β3lnRdt+β4lntFpt－1+vt（12）
用oLS法对方程（12）进行回归，并求残差。将所求的残差作为附加变量加入到方程（10）中，得到：
lntFptα0+α1lnmindt+α2lntimpt+α3lnRdt+α4lntFpt－1+α5vt+εt（13）
对方程（13）进行oLS回归，如果α5是显著的，则α0、α1、α2、α3和α4不具有一致性，说明lntimpt是内生变量。
检验结果是vt的系数值为-0.08，p值为0.06，表明系数不显著，可以在统计上排除变量lntimpt的内生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方程（10）的oLS估计结果是无偏、一致的。
前文的分析表明，无论是从市场化指数还是从R&D经费和技术引进经费来看，1994年似乎都是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可能会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模型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因此在对方程（10）进行oLS估计后，还需进行拐点的检验，以确认拐点的存在。本文采用Chow检验来判断1994年是否是一个拐点，Chow检验法是邹至庄提出的，用于判断结构在预先给定的时点是否发生了变化的一种方法。检验结果见表4所示。
表4拐点（1994年）检验结果
无论是从F统计量还是从对数似然比LR统计量的检验结果都表明，在考察期内全要素生产率和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在1994年发生了机制转变，那么在整个考察期内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模型的参数应该是不固定的，因此，我们在进行模型回归时，先以1994年为界将样本分为两部分进行分段回归，随后再进行全样本的回归。方程（10）的oLS回归结果见表5所示。
表5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模型回归结果
注：*和**表示估计系数在5%和10%水平上显著。
1979―2009年的全样本回归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受其自身上一期滞后值的影响最大，说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存在着较大的惯性，灵敏度较低。除此之外，技术引进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原因（国外技术引进经费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0.0131个百分点），制度变迁和自主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不明显。
1979―1994年的子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制度变迁和自主创新对这段时间内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都不明显，技术引进是1979―1994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原因，而且其影响较整个样本期间内要高0.003个百分点。一般认为，制度变迁会导致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进而促使经济的增长。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1979―1994年期间，我国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更多的是通过促进资本、劳动增长（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一方式来进行的，而不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来进行的。
1995―2009年的子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制度变迁是这段时期内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的主要原因，市场化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0.0824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在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我国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才从推动资本、劳动增长转到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上来。技术引进在这段时期内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不明显可能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由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技术水平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差距比较大，通过引进国外成熟技术也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当差距缩小后，发达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愿意转让先进技术，通过技术引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效果自然会变差。回归结果还表明，尽管近年来我国的R&D经费投入增长迅速，但这些R＆D投入只是大大增加了我国技术知识存量，并没有有效地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五、结语
本文首先利用索洛残差法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随后通过构造市场化指数来衡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变迁，同时用R&D投入和国外技术引进经费分别衡量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原因进行定量的考察。分析表明：（1）技术引进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原因。（2）1994年以后我国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才从推动资本、劳动增长转到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上来。（3）虽然改革开放以来R&D经费投入增长迅速，但这些R＆D投入只是大大增加了我国技术知识存量，并没有有效地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与发达国家不同，不是因为R&D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而是因为改革（市场化）和开放（技术引进）效应，但是这些效应正在逐渐减弱，同时，中国还需要从低就业增长转向高就业增长；从不公平增长转向公平增长；从不可持续增长转向可持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很显然，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将难以为继。因此，能否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未来中国能不能保持稳定较快增长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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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Zhi-yun，YanGChao-feng
（instituteofScientific&technicalinformationofChina,Beijing100038，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