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艺术的审美特征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9 10:39:45

戏曲艺术的审美特征篇1

【关键词】戏曲;乐队;审美;特征;民族;地域;创新

中图分类号:J81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0-0058-01

戏曲乐队是戏曲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整个戏曲艺术的优劣成败。从美学的视角与高度来研究戏曲乐队的审美特征,对于戏曲乐队乃至整个戏曲艺术美学品位的提升,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思考价值,又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意义。为此,本文专门对戏曲乐队的审美特征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探讨与研究,以期引起关注与讨论。

具体来说,戏曲乐队的审美特征,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层面来进行系统化解读与探讨。

一、民族性

戏曲乐队的第一大审美特征,是民族性。

民族性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所有艺术共有的审美特征,也是一切艺术的核心特征。19世纪的俄罗斯著名作家赫尔岑明确指出:“诗人和艺术家们在他们的真正的作品中总是充满民族性的。”[1]

戏曲乐队的民族性审美特征,是十分鲜明的:其一,戏曲乐队从本质上讲属于民族乐队范畴。其二,戏曲乐队中的所有乐器,均是民族乐器。戏曲乐队的传统叫法是“场面”,又分“文场”与“武场”两大类。“文场”指的是乐器中的吹、拉、弹、拨等各种管弦乐器,例如京胡、二胡、板胡、三弦、月琴、琵琶、笙、管、笛、箫、唢呐等;“武场”指的是乐器中的打击乐,例如堂鼓、大锣、小锣、铙钹、撞钟等。其三,戏曲乐队伴奏的唱腔或演奏的曲牌,也都是民族乐曲。其四,戏曲乐队的演奏风格,也是民族风格,包括讲究韵律与意境,推崇蕴蓄、婉曲、谐调、中和、简约、适度,追求“气韵生动”,强调“以情带声,声情并茂”……如此等等,不一一赘述。

二、地域性

戏曲乐队的第二大审美特征,是地域性。

地域性是民族性的重要元素之一,地域性特色愈鲜明,民族性特色也就愈强烈。鲁迅先生早就指出:“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2]古今中外的许多艺术家的艺术作品,都以鲜明的地域性作为亮点与看点。例如《红楼梦》的北京味儿、《金瓶梅》的山东味儿。

戏曲乐队的地域性,更以我国各地方戏曲的地域性为依托。例如京剧的京味儿、川剧的川味儿、越剧的江浙味儿、吕剧的山东味儿、豫剧的河南味儿、晋剧的山西味儿、河北梆子的河北味儿、秦腔的陕西味儿、粤剧的广东味儿、湘剧的湖南味儿、赣剧的江西味儿、黄梅戏的安徽味儿……而所有这些地方戏曲的乐队,当然以鲜明的地域性为其题中应有之义。

三、创新性

戏曲乐队的第三大审美特征,是创新性。

创新是一切艺术、文学、科学的生命,“艺术创作是人类一种高级的、特殊的、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艺术的生命就在于创造和创新。没有创造,没有创新,就没有艺术。这就意味着艺术家必须不断地超越前人,超越同时代人,以及不断地超越自己。”[3]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中国戏曲乐队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历史。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最早将二胡引进到京剧乐队之中,增强了京剧乐队的艺术表现力。粤剧最先将西洋乐器小提琴引进到粤剧之中,也增强了粤剧乐队的艺术表现力。京剧琴师徐兰沅,创造出用优美和谐的“过门”和巧妙的“托腔”“垫头”,为梅兰芳的演唱起到云托月的伴奏效果。王少卿也为京胡伴奏创造出许多新技术、新技巧。杨宝忠、李慕良等京剧琴师,也都创造出独特的伴奏风格。京剧鼓师白登云,曾先后为京剧名家杨小楼、梅兰芳、王凤卿、谭小培、郝寿臣、程砚秋等司鼓,以技艺精湛、善于创新著称。

综上所述,戏曲乐队的审美特征,以民族性、地域性、创新性为三大支点。而这三大支点,又是紧密结合、三位一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参考文献:

[1]赫尔岑.往事与沉思[a].赫尔岑论文学[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27.

戏曲艺术的审美特征篇2

广播戏曲的和谐美,是由美的本质决定的,在美学领域里,经过几千年美的争论,逐渐扬弃了“美在客观”、“美在主观”、“美在形式”、“美在主客观的统一”等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了美的本质就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审美关系中。广播戏曲的美,也和舞台戏曲一样,同样不在于审美客体(广播戏曲),不在于审美主体(受众),而在于广播戏曲与编辑、听众的审美意识、审美情趣的审美关系中。不管是客观方面的样式、内容(包括录音素材、解说、评价等)与编播规律的和谐统一,还是主观方面的框架构想和编辑意志的和谐统一,只有融于采录戏曲的,编制中,才能收到广播戏曲和谐美的最佳境地,综观几十年来具有和谐美的优秀广播戏曲,无一不是这样。既体现着美的本质,又显示着美的基本原则,也反映着哲学中的对立统一规律。

作为戏曲编辑,在编制戏曲节目中,有意无意地追求节目本身的和谐美。广播戏曲是舞台戏曲艺术的流变和分支。戏曲的基本特征是指区别于其他文艺样式和戏剧样式的根本属性。要摘清楚这一基本特征,还必须弄清戏剧的基本特征,因为戏曲是戏剧的兰种。戏剧的基本特征,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是指舞台人物用动作来反映生活。黑格尔也把舞台人物的动作看作戏剧的根本生活。戏曲也具有戏剧的基本特征,但也有自己的个性,它是用歌、舞来表现这一特征的。清朝阮无曾说:“戏曲,歌者舞者与乐器全动也。”戏曲不能没有矛盾,取消了它,就不成其戏曲。所以“戏曲通过载歌载舞的人物动作展开冲突,给观众以观照”,就成了当前对戏曲基本特征更为准确的表述了。而广播戏曲,不是实体的舞台人物动作,它是人声“动作”,用广播“演出”。戏曲里有冲突,也有矛盾化解,广播戏橱亦是如此。广播戏曲的和谐美,也就在它主客观的对立统一规律中显现出来。所以,广播戏曲的和谐美,就成了每个戏曲编辑在编制节目中最迫切的追求。

广播戏曲对戏曲艺术既有依存性,又有独立性,它的和谐美就在戏曲节目编制当中得以体现。

广播戏曲的和谐美,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形式和谐;1992年,河南省豫剧三团创作演出了大型现代豫剧《红果红了》。反映面广,头绪也多,全剧播放起来就和“一瞬即逝”的广播文艺相左。若是对这出戏“删繁就简”使其单线发展,给听众一个完整故事,使和谐美充分表现出来,戏曲剪辑这一形式就得天独厚了,它可以使戏中的人物、冲突、艺术诸方面,按照和谐美的构想,选取适当的比例,达到新的均衡、和谐。郑州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豫剧《红果红了》隶音剪辑,就是按照这种构想编制的。这是一种分解大戏,重新立主干、除分支,把原剧浓缩在一个“玲珑剔透”的新品种的工作。编辑们无处不以和谐美审视自己的编制工作。它那和谐的串连,顺情的解说,与戏曲录音部分素材组成一个和谐美整体。它既符合对立统一规律,也符合中国国情的理想道德美。可见,广播戏曲美离不开它的和谐美,换言之,它的和谐美是广播戏曲美的基石。

内容和谐。在广播戏曲众多样式中,这种和谐在戏曲故事里体现得更典型一些。如豫剧戏曲故事《麻疯女传奇》的主人公,以深情为线,串起了粤北、豫南的相恋之情。剧中的人与人,人与物,理智与情感,主观与客观诸方面在戏曲冲突中充分展现着。

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这主要是指艺术追求的目标,特别是和谐境界。比如戏曲专题节目,它在广播戏曲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专题节目是以戏曲作品的录音音响为一部分素材,以有声语言为重要内,容,具有特定立意的节目。《梅兰芳唱腔欣赏》、《唐喜成唱腔欣赏》等,还有《谭门世家代代传》都是唱腔欣赏型的。它的立奉在于赏析戏曲唱段和介绍戏曲艺术家的艺术特征。显而易见,它就是通过这个“立意”,把每个戏曲专题节目的形式与内容协调起来,使广播戏曲美在节目编制的和谐中得以实现。毋庸置疑,广播戏曲离开了和谐就无从说起,尽管不和谐的东西也糅人作品,但和谐是最本质的。所以,只有和谐才是广播戏曲美的本质。

戏曲艺术的审美特征篇3

关键词:二人转多元形态元素影响

近年来,随着赵本山师徒的精彩表演及“刘老根大舞台”的遍地开花,东北二人转大红大紫。究其原因,诚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二人转艺术本身的重要审美特征之一――多元化,是其走红的重要原因。21世纪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政治的多极化、经贸的多边化,推动了文化艺术的多元化,而多元化的时代,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审美心理结构与审美需求的多元化。正是二人转艺术本身的多元化、时代的多元化和观众审美需求的多元化形成同步共振,才使二人转艺术大红大紫。因此,研究探讨二人转多元化的审美特征,无论是在理性思辨意义上,还是在艺术实践意义上,对于此种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均大有裨益。

具体而言,二人转多元化的审美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大层面:

一、艺术形态的多元化

二人转多元化的审美特征,首先表现在艺术形态的多元化上面。它不仅融曲艺、戏曲、歌舞为一炉,而且集这三种艺术形态与其他许多艺术形态(包括杂技、魔术、音乐、舞蹈、话剧等)为一体,堪称“百货俱全”的“艺术小超市”,可以满足观众的多元化审美需求。

著名吉剧作家、二人转专家王肯先生指出:“比起二人转这个概念更为复杂的是二人转的归类问题。说它是戏曲,又不全是戏曲的戏曲,曲艺和歌舞的成分不少。说它是曲艺,又不全是曲的曲艺,戏曲和歌舞的分量较重。说它是歌舞,又不全是歌舞的歌舞,戏曲和曲艺的特点突出”“如从说唱角度看,它是破格的歌舞、戏剧成分很重的说唱;如从歌舞角度看,它是罕见的说唱性、戏剧性突出的歌舞;如从戏曲角度看,它又是少有的保存说唱、歌舞技艺较多的戏曲。”

的确如此,二人转作为走唱类说唱艺术,它的表演要素以“千军万马,就靠咱俩”著称,即两个演员(一旦一丑)分别扮演不同角色,在“化出化入”中呈现艺术形态的多元化审美特征,“化入”时戏曲的物征鲜明,“化出”时曲艺与歌舞的特征明显。

除了传统的戏曲、曲艺、歌舞“三合一”之外,近年来二人转更是吸收了杂技、魔术与各种新潮艺术(如声乐艺术中的通俗歌曲、舞蹈艺术中的现代舞、戏剧艺术中的小品等),使其多元化的含量更高,受到新老观众的欢迎与青睐。

由此可见,二人转艺术形态的多元化,使其成为“多功能体”,并由此占尽了先机与优势,它的走红,便成为自然而然之事了。

二、表演元素的多元化

二人转的表演元素,以说、唱、扮、舞、绝的“五功”为主,这本身即是多元化的综合体。而且,每一种表演元素又各自成为多元化的“小综合”,也就是说,二人转表演元素是“大多元”套着“小多元”“大综合”套着“小综合”。

1.说功的多元化。二人转的说功,俗称“说口”,即说白、白口,它在二人转表演艺术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有所谓“说是骨头,唱是肉”“唱丑唱丑,得会说口,不会说口,不算好丑”之说。而“说口”又由四类构成:套子口、专口、零口、脏口。最后一种脏口,属于淘汰出局的“说口”。

2.唱功的多元化。二人转唱腔异彩纷呈,素有“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咳咳”之说,主要可分为五类:主要曲调、辅助曲调、专腔专调、小曲小帽、杂曲杂调。

3.扮功的多元化。扮功又称“使相”“卖相”“相”,分为“丑相”“怪相”“羞相”“冷相”“哭相”“笑相”“傻相”等,所谓“使相卖相,千姿百样”之说,是见其多元化特征的突出。

4.舞功的多元化。二人转的舞蹈,既有民族民间的秧歌舞,又有交际舞,还有现代舞(迪斯科、霹雳舞、柔姿舞等)等,也呈现出多元化特征。

5.绝功的多元化。绝功又称“绝活”,包括手绢功绝活、扇子功绝活等,近年来又出现了杂技绝活、魔术绝活,以及用鼻子吹奏乐器的绝活与气功绝活等。

由此可见,二人转的表演元素也是多元化的综合体,用老百姓的话说:“二人转是大花筐,什么玩意都能装。”

三、艺术影响的多元化

二人转不仅本体审美特征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点,对其他各种艺术的影响力,也呈现明显的多元化辐射状特点。

1.对音乐艺术的影响。著名民歌手郭颂演唱的《看秧歌》《丢戒指》《瞧情郎》,李高柔演唱的《王二姐思夫》《红月娥做梦》等歌曲,都是二人转小曲小帽中的同名曲。著名作曲家汪立三先生创作的钢琴曲《二人转的回忆》,直接取材于民间二人转的音乐素材。

2.对舞蹈艺术的影响。舞蹈组剧《月牙五更》、民族舞蹈《红手绢》等,都吸收了大量的二人转“三场舞”的舞蹈语汇。

3.对戏剧艺术的影响。话剧《秋天的二人转》,是话剧等地方戏曲新剧种,直接以二人转艺术为母体。赵本山更是把二人转的表演元素带入话剧小品之中,为他发展成为“小品大王”奠定了基础。

4.对影视艺术的影响。电影文学剧本《原野上的马车》,电视连续剧《刘老根》《马大帅》等,都受到二人转艺术的重要影响。

由此可见,二人转的艺术影响也是多元化、全方位的。

(注:该项目为黑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HeURSo764)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哈尔滨工程大学德育与青年心理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王肯.土野的美学.时代文艺出版社,1989.

戏曲艺术的审美特征篇4

地方性,顾名思义,系指全国各地方的戏曲剧种,因此地方性既是地方戏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它的主要本体审美特征。

地方戏是一个综合体,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包括地域文化精神、地域美学原则、地域审美习惯、地域风情、地域习俗、地域人物、地域语言等等。

如越剧,现在是浙江、江苏、福建、上海地方戏曲剧种。但它最初是在浙江嵊县一带发展形成的,后逐渐流入桐庐、富阳、海宁、杭州等地,所以带有明显的浙江地域特色。1916年才进入上海,但仍保留浙江的地域风味,同时吸收浙江绍剧的唱腔和京剧的舞蹈,时称“绍兴文戏”,浙江昧儿的鲜明强烈一直延续至今。其他如流行于浙江绍兴、宁波、杭州一带的绍剧,流行于余姚、慈溪、上虞、绍兴一带的姚剧,流行于杭州一带的杭剧,流行于金华、丽水一带的婺剧等等,也都不仅带有总体的浙江特色,而且更带有各自流行地的地域特色,可谓“大地域”中还有“小地域”,是艺术世界里的“国中之国”。

再如黑龙江的龙江剧、吉林省的吉剧,广东的粤剧,四川的川剧,安徽的黄梅戏,湖南的湘剧,广西的桂剧,云南的滇剧,海南的琼剧,贵州的黔剧等等,也分别带有各自的地域性特征。

由此可知,地方性是地方戏曲的根和神,而且也是整个中国戏曲的根和神。所有的戏曲剧种,无一不带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即使像今天在全国流行的大剧种京剧,最早也是在徽调(安徽地方戏曲剧种)、汉调(湖北地方戏曲剧种)的基础上,吸收北京的语言特点以及秦腔(陕西地方戏曲剧种)的精华而逐渐形成发展的。

二、民间性

中国所有的戏曲,均“兴于民间,毁于庙堂”。地方戏更是如此,每一种地方戏剧种,都具有鲜明的民间性本体审美特征。

例如越剧,是在民谣、山歌与民间秧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姚剧,是在民间歌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睦剧,是江西、安徽传入浙江的民间小戏--采茶戏与浙江的民问歌舞“竹马班”结合而成的;吉剧和龙江剧,也是在东北民间艺术——二人转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地方戏的民间性审美特征,派生出地方戏的其他许多审美特征:

一是小型性。地方戏素有“地方小戏”之称,与京、昆、评大戏相对应。“地方小戏”最突出的标志是它有“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或“两小戏(小生、小旦)”之称,即演出小人物的故事。即使是宫廷戏,也平民化、民间化,演绎成寻常百姓的家常里短、儿女情长。尽管各剧种的地域特色不同,但有一个共同性特点:把帝王将相平民化、生活化、民间化,夫妻情、父子情、君臣情、父女情,全都与平民百姓毫无二致。这种“大戏化小,小戏化巧”的特征,普遍存在于各地方戏曲之中。

二是清新、率真、自由、活泼的总体艺术风格。地方戏曲不像京、昆、评大戏那样严整规范,而强化艺术创作的自由洒脱,强化创新意识与观众意识,故总体艺术风格都是清新、率真、自由、活泼的,充分显示出它们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戏曲艺术的审美特征篇5

关键词:中国古典舞

中国古典舞是我国舞蹈艺术家在中国传统舞蹈基础上,借鉴芭蕾舞的训练手法,结合我国的戏曲、武术、杂耍等多种艺术彤式,经过专业的提炼、加工、整理、创造、并经过较长时间的艺术实践检验,流传下来的具有一定典范意义及古典风格特色的舞蹈。中国古典舞的建构依据十分庞大,从文化内蕴到现在的学科建设,从形态特征到审美追求,它经历了坎坷,同时也收获了辉煌。

戏曲:中国古典舞的推力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它在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孕育着其独特的文化,在这个庞大的传统文化下,又滋生了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文化,而戏曲就是其中最为璀璨的一颗明珠。中国的戏曲舞蹈源远流长,根深叶茂,有着深厚的民族根基。它以实际人生活动的戏剧形态,保存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许多历史文化特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舞蹈界开始大规模学习戏曲舞蹈,并对其进行整合、创新,逐渐创立了中国古典舞体系。www.133229.com

正因为此,中国古典舞曾一度被人称作“戏曲舞蹈”。其实它本身就是介于戏曲与舞蹈之间的混合物,中国古典舞中很多强烈、夸张的表现手法,都是和戏曲舞蹈十分一致的。它们都是通过艺术化、舞蹈化了的外部形象特征,来表现生活、展现形象、刻画个性,并通过独特的民族形式、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手段来加以表现的。可以说,中国古典舞是从中国戏曲舞蹈这一母体中脱颖而出的一种新的艺术表演形式,戏曲舞蹈是中国古典舞诞生的强大推力。中国古典舞一方面保留了戏曲舞蹈中的一些基本表演动作,另一方面摆脱了戏曲舞蹈的行当性和戏剧性,形成了一个足以代表我们民族古代文化特色的艺术体系。它是表演者对于戏曲舞蹈求新求变、钻研创新的产物。

身段:中国古典舞的缘起

身段一词从字意来讲,“身”是指身体,“段”当术讲。身段就是形体动作的艺术,侧重指外部的舞蹈技术,在传统戏曲“唱念做打”的四功中,不论哪一功都是由内而外,通过形体来表现情节,表达人物思想感情的外部动作的。从最简单的比拟手势到复杂的武打技巧,都蕴含着极丰富的舞蹈动作,这些都称之为身段。中国舞蹈最大的特点,就是姿态上的变化特别丰富,手的运用很巧妙,通过手、眼、身法的配合运用,在艺术上达到高度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身段”从新的意义上来讲,就是舞蹈的姿态,也就是更美化、更精细的舞蹈技巧。身段的素材主要来自于戏曲舞蹈,在戏曲舞蹈原有的基础上把它提炼、加工转化为舞蹈,不按戏曲的规范,而是根据舞蹈的特性,按照舞蹈的要求,把它们升华为舞蹈,把技术性的内容,转化为艺术性的内容。

身段不仅抓住了戏曲舞蹈的动律精华,而且加上其与神韵、劲力、节奏、节律等特点的相结合,更是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舞的民族特性和民族美学特征。

身韵:中国古典舞的精髓

身韵从字面上解释,是“身法”与“韵律”的总称。“身法”属于外部的技法范畴,“韵律”则属于艺术的内涵神采,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和渗透,才能真正体现出中国古典舞的风貌及审美精髓。

任何艺术创作都要遵循自己统一的表现手段,中国古典舞的创作亦是如此。做为中国古典舞的一种新型表现方式,身韵无疑使中国古典舞创作有了新的气象。

身韵是对戏曲身段的不断提炼的成果,它使中国古典舞摆脱了之前“拘于形”的桎梏,实现了从“形”到“神”的飞跃,完成了戏曲舞蹈从外在形态到内在意蕴的升华。

身韵的推出,使古典舞的动作、造型和舞姿丰富多彩,它将训练身法和陶冶神韵相结合,把“形神劲律”做为古典舞的动作元素并结为一体,为“神形兼备”做了完美的诠释。它以动作舞态的丰富多彩,以及很强的舞蹈性与民族审美性相结合的特点,深得众多中国舞编导们的青眯,并被充分运用到创作当中,使中国古典舞在创作上有了很大进步,为古典舞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

芭蕾:中国古典舞的升华

中国古典舞是在戏曲舞蹈和中华武术的基础上,贯彻吸收多种艺术形式发展和建立起来的。一种优秀的舞蹈体系不仅仅要具备传统舞蹈特定的艺术规范,更应该在审美特征的要求下突破创新,广采博收其它舞种的优点,根据已有动作元素剖析、分解或综合创新出更多好看而有难度的优美舞姿。

中国古典舞在其起落沉浮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从戏曲中提取、还是从武术和民间舞中寻找,面对社会的溶合、进化,它都需要重新树立和建构其崭新的形象面貌。因此,在对人类舞蹈文化大环境的考察、协作中,自然包容了很多其它的艺术成份,这是人类不断发展的艺术意识的需要,也是中国古典舞建构所必须涉及的问题。而芭蕾的引入,则是中国古典舞发展历程中不可抹杀的一笔。

芭蕾舞蹈的介入,终止了之前中国古典舞“全盘戏曲化”的训练模式,为其补充了新鲜的内容,包括基本舞姿、跳跃、出腿、转、跳等训练动作,难能可贵的是,我国的优秀艺术表演家们,将中国古典舞精髓融入芭蕾舞中,创造出了极具民族风格的芭蕾作品,这也使中国古典舞蹈升华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武术:中国古典舞的意蕴

武术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和基石,更是构成中国古典舞形态与理念的重要内容。武术对于中国古典舞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武术动作的融入使中国古典舞动作舞风更加粗狂、刚武、劲头十足,实现了其在“形”和“劲”上的重要突破。

2.武术中讲究“精气神”“手眼身法步”等,这为中国古典舞的吸收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3.武术动作中的静立与流动的对比,高与低的对比、内与外的对比等等,在中国古典舞技巧动作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如空中闪身、高低起伏、腾空大跃步等等。

4.中国古典舞中典型的动作斜探海、射雁等,正是运用了太极中审美原则的“中和”“以和为美”的含蓄特点,构成了阴阳相生的体态造型。

中国古典舞中武术的引入,不仅增强了古典舞的造型性、技巧性、灵活性与节奏性,而且昭示了中国古典舞的精神气质,使古典舞的审美标准日趋完善。

中国古典舞融合了中华舞蹈文化神韵的精华,在中国舞蹈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经过漫长的艺术长河的淘濯,通过与其他姐妹艺术的融合和创新,以其特有的艺术特征和审美特性的运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韵律和美的规律。“以神领形、以形传神”这是中国古典舞的艺术灵魂所在,也是促其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古典舞蹈的长远发展,需要我们每位舞蹈工作者能够不断的在实践中摸索,不断地去拓展它,使其真正成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的,更为贴近中国舞蹈历史的艺术形式,使其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并且把它的艺术生命一直延续下去……

参考文献:

[1]唐满城.论中国古典舞身韵的形、神、劲、律.载于中国舞蹈家协会《舞蹈论丛》,1989(2).

戏曲艺术的审美特征篇6

【关键词】戏曲传统戏戏曲现代戏戏曲舞蹈审美特征

一、古风雅韵:传统戏中舞蹈的审美特征

(一)姿正势美的辅助表达

戏曲中的舞蹈很少以纯舞蹈形式出现,更常见的表现手法是与戏曲表演的“四功”,即唱、念、做、打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统一的有机整体。戏曲经常根据唱词或道白来设计相应的舞蹈动作,如京剧武戏中的代表作《挑滑车》中“石榴花”一段载歌载舞,动作幅度大、技巧难度高,舞蹈身段的表演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剧中唱词念到哪里,动作就比拟到哪里,这段具有代表性的戏曲舞蹈,将骁勇善战的岳家军头号猛将高宠在山顶观战的情形极其生动地营造出来,让台下观众拍案叫绝。试想,如果没有舞蹈身段的配合,戏曲艺术的精彩度就会大打折扣。

(二)传统经典的表演程式

在传统戏曲中,人物行当,角色扮相,唱、念、做、打,音乐伴奏以及上、下场等,都有固定程式,这是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外化人物心灵必不可少的艺术手段。戏曲的表演程式可分为塑造人物性格的程式、传达人物情感的程式、表现舞蹈身段的程式。

戏曲表演中的行当以生、旦、净、丑来划分,每一个行当代表一种类型化的人物,同时具有区别于其他行当做与打的独特表演程式。其不仅体现出人物的身份、年龄、职业、性别等显性特征,更能表现出人物的秉性、气质、品格等隐形特征。

在戏曲舞台上,情感程式的表现是通过一定的形式、技巧将人物内在的心理状态、情感外化为鲜明的视觉形象。戏曲舞蹈有一套丰富而系统的表演程式为人们所熟知,当看到演员甩发的动作,就知道人物的情绪异常激动或悲愤;当看到官生闪帽翅的功夫,就知道剧中人物或欣喜若狂,或苦思冥想……

戏曲的身段程式表演是将生活中的自然形态按照艺术美的原则进行提炼、规范,如开门、推窗、登舟、起霸、走边……都有固定的表演程式。这些传统经典的表演程式是剧中人物非常严谨的表达方式和塑造舞台形象的必要手段,也是中华民族审美习惯的高度概括。但程式绝不是古板、僵化的,优秀的艺术家总能赋予程式一些清新的感染力,创造出个性化的经典艺术。

(三)虚实相生的表现手法

中国戏曲是一门“写意”的艺术,是指戏曲在艺术处理上的虚拟性。传统戏曲讲究“戏随人走”“景随人移”,戏曲演员通过其穿戴的服饰、所唱的词语、对白和一系列的动作,将其所处的环境、所遇的事情以及特定的心理情绪呈现给观众,而观众会在一种既定的审美引导下加以想象、联想、感悟虚拟中所标示的丰富内涵。

(四)借助传统服饰道具的舞台技巧

中国传统戏曲中的角色人物,有着非常讲究的服饰妆扮,一般都冠袍鲜明,披挂整齐。当任何一种服饰或道具纳入戏曲舞台而成为舞台道具时,就会产生精彩的技术,构成富有表现力的舞蹈语汇。在《问樵闹府·打棍出箱》中有一个绝技是踢鞋上冠,即范仲禹把左脚上穿的夫子履向上一踢,不用手扶,鞋子稳稳当当落在高方巾上,让观众有一种出其不意的感觉,为整台演出增色添彩。

二、与时俱进:现代戏中舞蹈的审美特征

(一)主题鲜明的舞段呈现

在戏曲现代戏中,舞蹈除了作为戏曲唱念时的辅助姿态与表现人物性格和曲辞意义的有效手段之外,还经常以舞段的形式出现在剧中。其主题鲜明、动作形式感强、意味深刻,并展现出现代编舞理念的诸多因素。最为重要的是,要将舞与戏融合得巧妙,既关注舞的形式,又注重戏的内容,最终达到舞中含戏、戏中现舞的和谐景象。

如今的现代戏不能机械地运用旧程式来表现现代生活,这会让观众感到审美错位。塑造现代戏人物,必须在表演程式上有更多的创造。骑自行车、拉洋车、赶大车、打电话等新的舞蹈化的动作,其中“拉洋车”是现代京剧《骆驼祥子》中祥子出场时的程式化表演,这一新程式的创造受到了众多戏曲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其精彩不在于演员对拉洋车学得多像,而在于通过拉洋车充分表现了祥子实现梦想后的满足与喜悦。因此,这段程式化的表演能够成为经典。当然,新程式的创造不能脱离传统程式的审美原则,必须以传统程式为根基发展为现代的程式表演,并且要符合剧中的人物形象及性格特征,满足当代人的审美需求。

(二)虚拟写意的表现手法

虚实相生是中国舞蹈乃至所有中国艺术的审美追求之一,也是传统戏曲与现代戏曲所共同遵循的审美原则与表达方式,如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战士们的“滑雪舞”,将京剧表演程式拓展到了一个从未表现过的生活领域,舞蹈设计极具创意。传统戏曲表演中经常会出现“以鞭带马”“以桨带船”“以布带车”的虚拟表演,但在“滑雪舞”的编排中,编导抛弃了一切对肢体产生限制和束缚的道具,凭借着演员模拟滑雪时的手姿、步法、体态、韵律、状态以及以静显动、以慢见快的身体节奏处理,在有限的时空里营造出一幅在一望无垠的雪地上进行跳跃和滑降的滑雪景观,展现出小分队战士们齐心备战的团结意识与作战精神。

(三)运用新器物舞出新技巧

戏曲现代戏的舞台表演技巧在承袭表演技巧的基础上进行了诸多有意义的尝试。为了真实展现现代人的生活,现代戏中演员的扮相、服饰与传统戏中的人物造型有天壤之别。轻便、简洁是现代戏中人物服饰的主要特点,但如果去掉髯口、翎子、水袖之后,拿什么创造戏曲舞蹈的独特技巧?这是个问题。现代京剧《华子良》是戏曲舞台上成功的突破点,特别是《耍鞋戏敌》《挑篓下山》等脍炙人口的片段,把耍鞋、耍扁担表现得很到位,这是现代戏曲舞蹈表演中少有的亮点。演员运用自己娴熟的技巧和扎实的基本功,拨开戏曲的程式化表演,将传统武生名剧《拿高登》中的耍石担技法运用于耍扁担中,使作品的现代化跃然眼前,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念。

三、传统戏曲与现代戏曲中舞蹈的共性与特性

(一)传统戏与现代戏中舞蹈的共性

在戏曲传统戏和现代戏中,舞蹈的终极目标可归纳为:描景、抒情、写人、演故事,即突破时间、空间限制,通过虚拟性的肢体语言描绘出富有意境美的舞台艺术世界;通过丰富而形象的角色塑造渗透出剧中人物乃至编导最直接的情感体验;通过符合人物关系的准确动作语汇塑造典型的人物性格;通过舞蹈的抒情、造型和描绘等各种功能担负起表现剧情、叙述故事、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任务。

(二)传统戏与现代戏中舞蹈的特性

由此可见,戏曲传统戏与现代戏中的舞蹈具有共同的文化根基、艺术特征和审美倾向,但表现内容、表现手段和表达方式却不尽相同。戏曲舞蹈的肢体语汇既是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的体现,又是纯粹的古典艺术精神的象征。然而,现代戏的舞蹈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戏的舞蹈原则,在立足戏曲的古典精神基础上,让这条传统血脉展现更多的生机与活力,使传统艺术也能做到与时俱进。

四、中国戏曲舞蹈的发展前景

“传统”绝不是“过去”的代名词,其以强大的感召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充斥着现在,预示着未来。在文化的传承与创造、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中,传统与现代并非相互排斥、相互抵触。每个民族在通往现代化的历程中必须以传统文化作为根基,以古典精神作为支撑,如果抛弃“传统”,一味追求“现代”,戏曲舞蹈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离艺术的终结形态也就不远了。在坚持以传统为本位,保留戏曲舞蹈固有的虚拟、写意的同时,引入现代元素,进行新的艺术探索,充分利用科技进步为戏曲舞蹈提供的便利条件,注入时代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元素,调动现代舞台科技手段更好地为表演服务,将古典美与现代美水融地结合起来,并借鉴当代编舞理念实现戏曲舞蹈从单一到整体、局部到全面、守承到创新的突破,在遵循戏曲舞蹈“演故事”功能的同时,坚持实现戏曲舞蹈的与时俱进,使之适应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获得审美的重塑,这才是戏曲舞蹈在当展的最佳途径。

参考文献:

戏曲艺术的审美特征篇7

关键词:中国戏曲;网络传播;新媒体平台

在自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下,人们的审美趣味与心理需求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戏曲作为长期浸润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门古典艺术,在传播过程中难免因传统话语与现代观念的断裂而囿于困境。在新的媒介环境下,戏曲艺术不断地审时度势、顺势而为,逐渐调整其原有的艺术语汇与程式,从而打破传统戏曲在传播中的困境。因此,探讨融媒体环境下戏曲的网络传播问题对未来戏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与文化价值。

一、网络时代下的戏曲艺术传播特征

作为一种植根于具有深厚底蕴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艺术载体,中国戏曲的发展自诞生以来就不断吸纳着多方面的艺术样式,形成了古典意味浓烈的审美文化特征。自进入新时代以来,戏曲艺术不仅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发展,还面临着现代审美娱乐文化的冲击。面对戏曲在不同语境中的形态特征,学者施旭升曾指出:“戏曲,从古老的驱傩仪式到勾栏瓦肆的表演,再到现代剧场式的演出,都体现出不同的传播媒介和载体中的形态风貌和审美文化的定性。”①如今,在融媒体的生态坏境下,“由于其强调的是媒介融合、技术整合与信息资源共享,强调用最经济的方式传播信息”②,因此,传统戏曲的传播方式在此背景下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首先,从技术层面来说,新媒体技术极大丰富了传统戏曲的传播渠道。多元化的传播渠道类型大致分为专业的戏曲网站、流媒体平台、自媒体频道等。以昆曲为例,其在互联网上拥有中国昆曲网、上海昆剧团、昆曲大雅等多种类型的网站,受众可通过官网查询,直观、深入地了解到戏曲背后的丰富信息,进而大大提升了信息传播与接受的效率。除此之外,移动终端软件的兴起也对戏曲的传播起到了助推作用。在当前媒介融合的视域下,多媒终端打破了戏曲观演的时空局限,各大流媒体平台与短视频app的兴起使得受众可随时随地观看戏曲演出而无需走进剧院。戏曲主播的入驻更是吸引了年轻一代的受众群体,实现粉丝圈层的跨越传播。其次,除了戏曲剧目、唱段的展示外,从文本层面来看,相关资讯也是传播的重要内容,因此,戏曲资讯的整合化也成了网络传播的一大特征。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给现代传媒生态与信息产业格局带来了深刻变革,在融媒体的环境下,戏曲资讯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整合。当前的流媒体平台不仅存储着大量珍贵的戏曲资源,而且还分门别类地对戏曲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受众可通过页面中的导航栏便捷精准地定位到自己感兴趣的戏曲。更重要的是,网络传播中的超文本链接功能让受众只需点击页面中的文字或图片,就可多维度、立体化地查阅到当前戏曲的详细资料。例如,在“中华戏曲”微信平台中,点击文章末尾的超链接文字便可直接跳转到详情网页中进行阅读或观看。因此,网络对于戏曲艺术来说就如同一个巨大的资源库,不论是广播戏曲、电视戏曲,还是电影戏曲等,都可通过媒介完备地保存下来,从而使戏曲在传播中最大程度地发挥其文化价值。最后,新媒体时代,网络传播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创作者与受众的交互性特征。在互联网语境下,观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多元化的传播媒介为其搭建了便捷的参与互动平台。因而在公共话语得到满足并拓展的同时,戏曲自身的传播力度也得以扩大。在如今消费主义所宰制的现代社会下,詹金斯提出了“参与式文化”的概念,指媒介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受众的互动、参与现象。戏迷们不但可以积极参与到各戏曲平台的评论区、论坛中,还自发地建立起戏迷的交流群,线上线下形成粉丝联动效应,戏曲也在大众自来水式的宣传中实现了最大化传播。更重要的是,受众还通过自媒体平台上传个人创作的戏曲作品,根据自己的偏好有针对性地发表观点。这种传受双方的身份转换也极大满足了受众的社交诉求,使得个人单向接受演变为参与式文化下的集体狂欢。

二、新媒介环境下的戏曲形态

(一)传统戏曲表现形式的变化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认为,媒介是人的感觉能力的延伸或拓展。新媒体技术的出现极大地重塑了戏曲的表现形态及审美特性。一直以来,戏曲追求的是一种虚拟性、写意性的空灵意境,正如以往受众大多根据戏曲舞台上现有的布景装置,在头脑中二次加工完成对舞台空间的真实再造那样。而数码技术的发展不仅可以使戏曲舞台无限逼近现实空间,还可以结合音效、光影、虚拟的视觉影像等,将戏曲舞台营造为一个无限延展的演出空间。例如,由网络小说《悟空传》改编的粤剧版《梦惊西游》,在武打场面中将电影音效作为背景音乐,烘托出气氛的紧张激烈。跨界融合剧《弘一法师》通过新媒体技术打造三维影像,模拟出最真实的生活场景,光影的运用也充分营造出震撼的视觉效果。除了对舞台空间外延的拓展,新媒体技术也对戏曲演员的表演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中国戏曲学院出品的新媒体京剧《梅兰霓裳》结合技术创作出“梅兰芳”先生的虚拟人物形象,将其通过屏幕置于舞台空间中,使得戏曲演员在一个多维立体的环境中表演,带给观众全新的审美体验以及视觉享受。学者周雪曾指出:“通过不断的尝试、探索,在舞台戏曲艺术领域,多媒体从最初作为资料展示的一种媒介发展成为舞台艺术表现形式的有效补充。”③同时,戏曲艺术在现代文化语境中展现的审美形态,正应和了文化研究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提出的“媒介奇观理论”。他认为通过场景奇观、言语奇观、偶像奇观三种方式,能够体现当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消费主义和商业文化盛行的大背景下,传统戏曲与新媒体技术的结合为受众在剧场营造出虚拟与神话的梦幻体验,虚拟戏曲演员也满足了受众对于梦想与奇迹的想象,“梅兰芳”先生的虚拟影像正是弥补了人们现实生活中无法见到他的缺憾而受到热捧。从这一角度来说,新媒体戏曲的视觉奇观也会吸引大批受众走进剧场领略传统艺术的别样风采。从创作层面来看,为了契合青年文化认同以及受众不断变化的审美需求,传统戏曲也实现了传统表述方式与年轻语态之间的转译。如白先勇打造的青春版《牡丹亭》突出情感主线,通过“梦中情”“人鬼情”“人间情”实现传统剧目的青春表达,再加上年轻演员在戏中的精彩演绎也满足了新生代受众的审美心理。

(二)传统戏曲新媒介传播的现实反思

现代传媒的兴盛带来大众审美方式和消费习惯的转变。戏曲艺术与新媒体的融合不仅创新了传统的表现方式,而且还构建出新的舞台样式,大大丰富了戏曲的艺术表现力。戏曲的舞台美术与新媒体技术相结合,凭借震撼视效的演出效果,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而得以广泛传播。学者刘建曾指出:“现在戏曲舞台美术中应用的新媒体技术越来越多,如激光技术、虚拟显示技术以及柔型LeD技术等。这些新型技术的应用,丰富了戏曲舞台表现形式,增加了舞台美感。”④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在网络传播为传统戏曲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滋生出一些需要警醒的负面影响。在当今新的媒介环境下,传统戏曲在网络传播批量生产的过程中逐渐向大众化、平面化迈进。在此大背景下,传统戏曲在场的、不可复制的传播方式演变为一种可大量复制无需在场的艺术。人们可以通过移动终端随时随地欣赏到戏曲演出,戏曲艺术由原本精英文化的高雅艺术逐渐消解为一种日常生活化的大众消费品。而读屏时代下观众与戏曲舞台审美距离的消失也使得传统剧院的观赏仪式感不复存在。简而言之,新媒体戏曲的审美日常化只是将这种区别于以往媒介所形成的艺术语汇以一种“在场”的方式存在于我们周围,不过这种存在是以传统戏曲艺术“灵晕”的消失为代价的⑤。因此,戏曲艺术如何在保留本体形态的前提下,依托于新兴技术实现破圈传播就成为今后创作者亟需思考的方向。另外,传统戏曲在现代传播语境中迎合时展趋势,更倾向于碎片化的表现形式。短视频app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影视艺术的发展,这与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短、平、快的传播特息相关。在很多短视频平台上都开设有专业的戏曲频道、戏曲话题以及戏曲爱好者的个人账号,传统戏曲在这样的传播载体中被肢解为不同的小片段。在传播过程中,官方生产者往往会根据戏曲中的名家名段进行筛选,而自媒体戏曲创作者却会不加选择地上传自己录制的戏曲片段,导致戏曲在新媒体平台上的质量呈现良莠不齐的态势。一言以蔽之,戏曲在新媒体平台上的传播特性虽迎合了现代观众的审美观念,但在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自身的完整性被割裂,从而消解了传统戏曲的严肃性。在抖音平台中的河南移动戏曲频道官方账号“移动戏曲频道”,点赞数以及播放量较高的置顶视频都是时长约几分钟的名剧选段,虽然进一步扩大了戏曲名段的影响力,但也将更多的小众戏曲变为沧海遗珠。戏曲作为一种古典的文化样式,在与新媒体平台的融入过程中,将自身的审美娱乐性加以放大,虽然加速了传统戏曲的现代化转变,但在大众传媒以娱乐性为导向的意识形态下,戏曲自身所负载的精神境界、审美品格被不断弱化,难免会造成戏曲艺术内在精神的丧失以及表现形式的贫乏空洞。因而,传统戏曲在传播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实现现代化转化,如何在不断纳入新形式的同时保持自身的本体意涵,亟需进行深入的探索与研究。

三、结语

在当前社会结构转型的语境下,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不仅丰富了戏曲艺术的表现形式,更对其传播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为传统戏曲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但戏曲艺术在新媒体平台上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仍存在一些症结亟待解决。因此,我们在享受互联网为传统戏曲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如何趋利避害发挥好互联网传播的优势,实现传统戏曲的良性发展,是当前传统戏曲网络传播的肯綮所在。

注释:

①施旭升.中国戏曲审美文化论[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

②金菊爱.新媒体时代若干媒体新概念辨析[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7(01):83-86.

③⑤周雪.基于新媒体平台的戏曲传承与推广研究[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戏曲艺术的审美特征篇8

【关键词】声乐演员;艺术基础;关系

中图分类号:J6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8-0069-01

声乐与语言艺术有着天然的共生性联系,两者都是以人的声带为发声手段。语言艺术讲究字调的抑扬顿挫和音节的长短组合。这种美学追求与音乐的审美原则是一致的。而为了使语言的情感意蕴得到充分表现,也需要歌者运用音调与节奏的起伏疾缓,嗓音的强弱和音色变化来进一步加以体现。音乐与语言的不同结合方式造就了众多的音乐体裁。因此声乐演员只有具备其他相关艺术的基础知识才能体现声乐的审美要求。

一、戏剧知识

戏剧是由演员扮演固定角色,当众表演故事情节的一种综合艺术形式,它又分为话剧、歌剧、音乐剧、舞剧、小品、戏曲等等。声乐与戏剧的关系十分密切,例如歌剧、音乐剧、戏曲,就都有声乐的重要位置。因此,声乐人必须具备必要的戏剧基础知识。其一是戏剧的审美特征,主要有综合性、动作性、情节性、表演性、冲突性、情境性等;其二是戏剧的样式,主要是悲剧、喜剧、正剧等;其三是戏剧的表演体系,也称戏剧的三大流派,即斯氏体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布氏体系(布莱希特体系)、梅氏体系(梅兰芳体系),此外尚有现代派戏剧,包括荒诞派戏剧、先锋派戏剧等等;其四是戏曲的审美特征,包括写意化、意境化、程式化、虚拟化、夸张化等等。

二、曲艺知识

曲艺是我国说唱艺术的总称。其中唱的部分与声乐的关系十分密切,许多声乐作品直接运用曲艺的音乐素材,例如歌曲《重整河山待后生》,就吸收了曲艺京韵大鼓的旋律素材;《前门情思大碗茶》吸收了曲艺单弦的旋律素材;《蝶恋花・答李淑一》则运用了曲艺弹词开篇的旋律素材。尤其是近年来东北二人转大红大紫,许多声乐作品,尤其是影视歌曲,都运用了二人转的旋律素材,例如歌曲《美美观观的水美美观观的山》等。而二人转中的唱腔直接影响声乐作品的现象,则从上世纪50年代民歌手郭颂的《丢戒指》、《瞧情郎》、《看秧歌》、《新货郎》、《越走越亮堂》和李高柔的《洪月娥做梦》、《王二姐思夫》等民歌就已经开始了。因此,声乐人掌握必要的曲艺知识,实属必要。因为“我国的民族唱法,广义讲应包括戏曲、曲艺、民歌和带有这三种风格的创作歌曲唱法”。

三、美术知识

美术又称“造型艺术”,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通常指绘画、雕塑、建筑、园林、实用美术、工艺美术、书法、摄影、篆刻等。声乐与美术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因此声乐人也必须具备必要的美术知识。例如《我爱北京天安门》、《前门情思大碗茶》、《长城谣》等歌曲,就与建筑艺术天安门、前门、长城密切相关。没有一定的美术知识,要演唱好这些歌曲,就会遇到一定的困难。

戏曲艺术的审美特征篇9

【关键词】传统戏曲;歌舞性;虚拟性;程式性;综合性

一、中国传统戏曲的歌舞性特征

中国传统戏曲的歌舞性特征源于古代祭祀过程中的传统歌舞,为原始民对神仙图腾、生殖的敬重,凸显出原始民族“凭借可见的外在特点,让大家对人体外在与音乐的鉴赏水平有所上升,彰显出人的天然性与社会融联系的初期艺术状态”。此类最初的、模糊的审美理念,是促进原始歌舞进步的源泉。原始民祭奠之际,“巫士”借助多种多样饰物装扮自身,用可怕、吓人的圣器装祭品,吟诵着特别的曲调,拿着道具,舞动着简单却带有神秘特点的原始舞蹈,旨在借助这类巫术动作与大自然沟通,以求受到大自然的庇护,达成某种愿望。截止到目前,我国的传统戏曲里仍具有原始歌舞的表达特点,如在表演时,演员脸上佩戴可怕吓人的鬼脸面具,伴随沉重的乐曲,舞动原始舞蹈,让观众具有神秘感。

二、中国传统戏曲的程式性

中国传统戏曲借助赋意于象的办法,将生活物体、动作通过精神化提取,让它幻象、大众化,构成某种层次的非具体化的艺术形式,具备超凡脱俗的形态魅力。其不但抽象而且具象,不但藏匿于艺术形式中,还超脱形象物体的外在,挣脱生活天然形式的限制,使用辩护的方式渲染、拓展物体,进而构建一种超脱生活、宏伟壮观、怡人融洽的创作格局和美学特点,如戏曲讲究的唱念坐打、手眼身法步,每一项均为生活里提取,但是没有一项和生活中的物体、动作相类似,此为戏曲的程式性。中国传统戏曲程式性与“观物取象”的美学理论,让戏曲具备“程式意象美”的特色——借助简单虚幻或浓笔重墨的样式,描画生活起初的特点以及内在韵味,清楚但是却不直接,内敛但是并不隐晦,不寻求生活自然状态的相同,只追寻舞台艺术状态的真切、韵味的形象,和生活状态具有藕断丝连的审美距离,此为中国艺术与审美体会的某种契合。

三、中国传统戏曲的虚拟性

中国传统戏曲追求内敛的表达、细微的情趣、长远的意愿、纯粹的格局。在艺术格调方面,“意境”大过体会,在物化的根本中追寻传达情义的感受,重视艺术家情绪的传达,并不太注重物体外部的标准,虚实结合,简繁得当,以弱胜强。“意境”来源于中国佛教的“静”,此类“静”借助“空”来表达,虚空里蕴含宇宙万物,将有限变成无限,如古诗中的“野旷山野静,天高秋月明”。唐代刘禹锡描绘“境”来自“象”之外;司空图叙述出“意境为味以外、景外的景、象外的象,一定要超脱象外,连接无限的本质。”宋朝,欧阳修叙述“画意”的美学理念,要求“画意不画形”,将艺术的目标归纳在“达意”。此类写意美学理念讲究用物表意,以景表情,注重“意境”的建设,要求“像与不像”间的作用,为观众创设无限的遐想空间,给予艺术深远的意味。中国传统戏曲由于遭到此类写意美学的影响,在舞台中使用了大部分虚幻的表现方式,如挥鞭马就走、摇桨便行舟、抬手门自开、提腿进门来。同时给予戏曲虚幻的舞台空间,让戏曲具备轻盈灵动的舞台表现环境。如“一圈圆场万里路,两排跟头万重山。三声更鼓四时过,六句唱腔一夜天。”四个龙套代表雄狮百万;四个靠旗代表队列里面有很多军旗等。

四、中国传统戏曲的综合性

戏曲艺术的审美特征篇10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可谓是从现实生活立足的具有实用体征的内容与形式融和贯通的哲学思辨体系,更注重戏剧艺术理应遵循于特定的伦理学和美学的价值规范。可以说,“天人合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潜质”,也是华夏审美文化的“中坚思维”,它在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成为文化艺术精神流变的一种支配力量与文化底蕴,始终渗透于中国地方戏审美的诸多时空。因此,中国地方戏曲崇尚“天人同构”的自由、和谐、恒定、隽永的生命状态,并成为东方戏剧艺术苑囿中一朵靓丽的文化奇葩。

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可谓是从现实生活立足的具有实用体征的内容与形式融和贯通的哲学思辨体系,更注重艺术理应遵循于特定的伦理学和美学的价值规范。可以说,“天人合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潜质”,也是华夏审美文化的“中坚思维”,它在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成为文化艺术精神流变的一种支配力量与文化底蕴,始终渗透于中国地方戏审美的诸多时空。

一、中国地方戏“天人同构”艺术精神的文化底蕴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精神秉承传统文化“大一统”思想的审美观照,蕴涵着独特自然生命的艺术范式。它反映在音乐艺术上则强调一个“和”字,即要综合“五声、六律、七音、八风”诸种因素以及,清浊、大小、短长、疾综、哀乐、刚柔等生命情慷。为此,“大音希声”、“至乐无乐”的形而上境界则随着音乐之和的世俗化,而采取了“以人合天”与“以天合人”的方式存活于戏剧王国。诸如:“大乐与天地同和”以及“天”、“地籁’.、“人籁”等艺术生命理念的诊释和体认,而其间最为典型化的审美表征就是“和”的文化折射。由此,从审美价值取向的角度观之,“和”可谓是华夏地方戏美学期待视野的终极目标,即“天人同构”是我国传统地方戏精神所追求的最佳境界。

儒家文化强调音乐能反映世人的痛苦和欢乐,但在感情上却必须受到节制,不应该超越“中庸之道”的伦理准则。倡导形式与内容须统一,推崇“乐而不淫,衰而不伤”的稚乐,不喜热情奔放或具有反抗精神的“郑卫之声”等民间俗乐,故“恶郑声之乱雅也”。《乐记》云:“凡间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动,物之使用使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即言地方戏的根源是由于人的思想感悄受到外界事物的激荡,“物动心态”是原始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观点。《乐情篇》云:“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盖言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主要的而技艺是次要的,品德的修养是首要的而事情的完成是次要的。由此,儒家的地方戏理论体系:首先充分肯定了戏曲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尤其在政治生活的价值。然在戏曲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标准上,内容的“善”、“和”应放在第一位,而戏曲艺术形式的“美”却放在次位。同时,审美主体视戏曲艺术为一种认识真理和穷极人生的最佳途径。子曰:“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君子力比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由此观之,天下太平则礼乐并行,礼乐乃王政之本。对地方戏而言,从形而上的哲学高度必然要跌入以政治伦理为主导的尘世之中。于是.天在此时,变成王的代表,王者,即天也;而人,亦王也。在“天人合一”的文化模式中,到孔子这里,通于“天、人”的“乐”,完成了与世俗的成功结合。

道学文化却倡导“天人和合”乃是一种理想的超越的、超载客观世界的审美之境,形而上的追求是它的宗旨,其最典型表征就是“大音希声”、“至乐无乐”的生命境界。《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关涉到戏曲就是。

“大音希声”的美学哲理。老子主张“无为而无不为”,而“无为”即是“道”,然则“道”是先天地而生的成物之“母”。庄子则从崇尚自然的角度主张音乐美的本质表现为人的自然情性、抒发胸臆、娱乐人心。即戏曲美的最高准则是自然而不造作、朴素而不华饰,追求音乐能摆脱“礼”的束缚而合乎自然以及人的本性。由此,声音分为“人籁”、“地籁”、“天籁”,概指人为的乐音、风吹草动的声音、完全自然的音响,推崇音乐“听不闻其声,视之不风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然老庄的戏曲美学只是在逻辑上摒弃世俗之“礼”的内容,而作为中国地方戏美学的历史演绎却无法回避“礼与乐”的现实关联,即表征为以儒家为代表的戏曲审美思想对戏剧之“和”的世俗化与现实化的生命擅变。庄子《缮性》阐释了道家最具特色的戏曲美学观:“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知一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义明而物亲,忠也;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信行容体而顺乎文,礼也。礼乐偏行则天下乱矣。即称“道”恬静而无为、自然适性而淡和,故学道者以此为要,即可得真智和真性情。而礼乐同样应以“道”的恬淡平和、自然无为作准则,“中纯实而反乎情”,惟此音乐才能保持人的“纯朴”之性或免遭异化,方能使世间无君子小人、等级上下之分,人人平等,社会“一而不党”,不谋私利,无尔虞我诈,使人保持“天放”的本真性灵,从而使生命个性获得充分自由的拓展。闻一多称庄子为“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他那婴儿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惆怅,圣睿的憧憬,无边的企慕,无崖岸的艳美”又在后现代思想家“追逐那无家的潮水”的“流浪者的思维”中找到了知音。。可以说,庄子主张戏曲音乐源于大自然且是自然本身性情的自由抒发与生命体现,具有天然素朴的本真品格,如此的地方戏方是“道”的音乐,更是“天人合一”的大美至乐。可见,庄子以自然无为的审美人生方式,对束缚人性解放和钳制平等自由的等级社会、政治异化哲学给予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所表现出的对理想社会追求的炽热之情,也是“思想与文学、哲学与诗的奇妙的化合二。

佛教文化则为世人重新认识世界以及自身与社会的解放给以博大而深刻的启迪,使戏曲音乐、艺术和人性获得了真正的解放与自由超脱。为此,禅宗所崇尚的“悟”乃特指那种与众不同的、非逻辑的甚至非理性的直观思辨。禅学认为要认识自我的本性以及世界的本质就必须涤除支配世人日常生活的思维习惯,去寻找一种新的认知途径。禅者的“顿悟”正如白云禅师诗褐所体验:“为爱寻光纸上钻,不能透外几多难,忽然撞着来时路,始觉平生被眼瞒”。正像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词所描摹:“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即坦言一种豁然开朗的欣慰愉悦。可以说,《坛经》吸纳了印度佛教的“中道”范式,察承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一如”的思维原则,拓展了“得意忘象”的直觉思维方式,它可谓是中国传统的直觉体悟思维模式的顶峰,也是中国传统心理文化的集中写照。它融汇印度佛教的“空、有二宗”及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中的“心性之学”,顺应着华夏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需求,从而构筑了一种以心性理论为核心的崭新的心理生活样式。其特质是:在“终极解脱”的人格理想的认知上,以彻底的中道原则,超脱了人类心理生活的一系列对立的心理生活观念,提倡“即众生而成佛”、“即烦恼而成菩提”、“即无明而成智慧”、“不舍生死而人涅架”的“超越精神”,并在“终极解脱”的人格理想的实践上,采取“顿悟”的方法,达到“自在解脱”、“无用之用”的“自由境界”。为此,惑能认为“悟”就是一种自在解脱的心灵状态,即所谓:“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处,不著一切处。常净自性,使六识从六门走出,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即是般若三味自在解脱”。它阐明了悟后之人在心灵上任运自在,于万法不取不舍、不离不染,即人伦日用之中而超脱于世俗偏执之外。在行为上则表现为“来去自由”的了无滞碍,此悟后光景实是世人尊崇的一种不著意、不计度、任运自在、一切放下的开悟解脱的自由生命的心灵妙境。

二、华夏地方戏“夭人合一”艺术理念的生命情韵

中国传统戏曲张扬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体认出炎黄子孙的情感、意志、力量、理想和追求。可以说,民族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道亮丽的景观,它折射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精神,透视了华夏民族独特的情感天地。因此,它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更是中国当代先进文化的文明硕果。由此,华夏戏曲音乐艺术就本能地透射出中国哲学的精神理念。究其根源,概因国人的心灵秉性之中除了具有玄妙超越的潜能之外还具有一种务实平常的天生气质。中国古代哲学体认着玄远、幽渺、神思以及切近、平实、实践的生命情趣。

可以说,华夏民族儿千年的演绎历史创造了无比丰富的民族戏曲文化,并以其渊源流长、弘萃通远、博大精深、温稚畅融的历史传统和绚丽多姿的生命硕果屹立于世界戏剧文化艺术强林。诸如先秦气度恢弘的钟磐乐舞、隋唐华光璀璨的歌舞大曲、宋元清新淳朴的戏曲音乐等皆显示出中国民族音乐独具匠心的艺术魅力和丰厚旷达的文化底蕴。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崇尚以“礼”、“乐”为治理世间的两大法宝。儒家思想认为戏曲音乐的形上根源是“道”与“天”,故圣人作乐乃是为了体现天意和顺应天道。即“圣人作乐以应天”,“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为此,儒家学说从社会教化的角度对“乐”有着严格的审美尺度,只有那种能够表现了“德”的戏曲音乐才是最适合用来教化世人。《乐记·乐象》曰:“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乐记·乐施》云:“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浮也。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者著其教焉”。可以说,戏曲音乐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一直是用来作为治理天下人心的调控法规。倡导文质彬彬的君子须接受的“礼、乐、射、御、书、数”或“琴、棋、书、画、驭、射”的“六艺”教育。《乐记·乐言》云:“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喉杀之音作,而民思优;口单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责之意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是先王本之情、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可见,华夏先祖既右到了戏曲音乐上接天道的形上根源,从而给予戏曲音乐至高无上的文化地位,同时又看到了形下的戏曲音乐,大化可以敦风易俗、调和人群,小化可以陶冶性情、提升气质。同时指出没有节度的戏曲音乐也可使人心散乱、行为失范。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带有价值倾向的规范儿千年来就深深地折射着中国传统戏曲音乐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