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背景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9 10:40:21

传统文化的背景篇1

[关键词]民族文化进校园;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羌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G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6-0055-06

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问题在中国逐渐升温,各地文化教育相关部门分别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展开了多种形式的宣传与促进活动。在此背景下,“传统民族文化进校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条有效路径不仅已成为学界共识,而且在许多省区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由于该活动形式充分利用了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所特有的“在地化”优势,近年来已由贵州省逐步推广到云南、广西、湖南等少数民族较集中的省份。而四川省作为藏、羌、彝等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引进到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尝试起步较晚,几乎未见相关研究。“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在四川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开展现状如何?在开展过程中当地不同层次的学校各采取了哪些具体的实施举措?民族文化传承与现代应试教育体系之间是如何并接和共融的?本文将以四川汶川县的“羌族文化进校园”的活动实践为例,总结不同层次学校的经验和问题,为今后新的相关项目展开提供可咨借鉴的参考。

一、“民族文化进校园”在西南地区的开展现状

现代化和全球化已成为当代中国发展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作为传统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村寨和家庭亦不可避免被卷入到现代化浪潮中。少数民族家庭的适龄儿童入学以后,一方面脱离了本民族文化滋长的土壤,另一方面学校课程中所教授的完全是按照现代西方教育模式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由此导致传统文化的传承在当今青少年一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近年来在部分民族聚居区开展的“民族文化进课堂”活动,就是借助学校教育实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有益尝试。

从地区分布来看,目前贵州省的民族文化m校园活动在西南地区开展得最早,所涉及面积最广,活动内容也最为丰富。此外,云南、广西、湖北、湖南等地也相继展开了类似活动。虽然在官方的文件下发之前,四川省内的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区已有了自发性的类似活动的展开。譬如宜宾兴文县的兴文二中是四川省较早开设特色课程的学校,其内容包括定期邀请当地学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讲授苗族族源、民族风俗、苗族歌曲、苗族语言与文字,传授传统技艺等。汶川县龙溪乡中心小学自2010年以来,一直坚持开设各种兴趣班,并与西南民族大学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合作编写了《汶川县龙溪乡中心小学乡土教材》。但从整体层面上来看,四川省的“民族文化进校园”的开展情况不仅落后于贵州省,且与云南、广西等省相比都具有相当差距,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二、“民族文化进校园”在汶川县各中小学及职业学校中的开展现状

汶川县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居川西北高原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南部,是全国四大羌族聚居县之一。目前,有关羌族传统文化的传习活动主要是由政府部门推动的,在学校中推动羌文化教育处于肇始阶段。

汶川县现有中小学包括幼儿园共计22所,3所幼儿园(开展文娱活动体现民族文化)、5所中学、13所小学、1所特殊教育学校。根据阿坝州教育局2015年所印发的《阿坝州羌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方案》,全州的中小学学校可分为三类。一类为标准音点及其周边的北部方言区学校;二类为南部方言区的学校;三类为无母语基础的学校。结合汶川县的羌民族分布情况,本项目组调研的绵威片区学校为“羌族文化进校园”的二类学校。考虑到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可能呈现出的差异性特征,本项目组成员先后对汶川县龙溪小学、绵中学及威州民族师范学校三所不同类型的学校进行了调研。

(一)龙溪小学:以羌歌、羌绣和校本教材编写为特色

汶川县龙溪小学地处汶川县西北杂谷脑河东岸的龙溪沟内,是龙溪乡唯一的一所中心小学。龙溪小学最初建校于1937年,汶川地震后学校坍塌,由广东省湛江市对口援建了现在的新校园。

龙溪小学的“羌族文化进校园”活动被公认为是本县做的较有特色的。在课程设置方面,学校主要开设了传统音乐、羌语会话和羌绣三方面的课程,且开设形式各有不同,其中效果最为明显的是羌歌童声合唱。该校的儿童羌歌合唱团成立于2007年,至今已经坚持了9年。2015年年底,龙溪小学的羌歌合唱团参加了“美丽家园・幸福汶川”文艺节的海选,得到了县、乡政府的重视并赢得了资金支持。在四川省第八届中小学艺术节的表演中,合唱团又荣获了二等奖。此外,该小学一直与深圳市松禾成长关爱基金会保持着密切的沟通联系。儿童合唱团每年都会去深圳表演,参加民族文化分享活动。松禾基金会经常回访龙溪小学,提供技术指导,每年假期还会派音乐教授来培训合唱团的教师和学生。由于有一定的社会资金支持,学校得以长期聘请一位在当地有较高口碑的民间艺人专门负责培训,每周一至周四的下午六点至七点,除非有特殊情况,合唱团成员都会准时参加培训。

羌绣技艺是龙溪小学另一个较为重要的传统文化项目。但学校迄今尚未聘请到专门的羌绣老师,学生的羌绣作品大多是回家后在家里完成的。因而虽然这些羌绣被摆放在学校的陈列室中供来访者参观,但事实上却并非学校教育的结果,而是仍然延续着家庭中的代代相传式的传统文化传承途径。

羌语的学习在龙溪小学尚未纳入到常规性课程中,只是一个学期偶尔会开设一两次课。但龙溪小学在相应的羌语课本和校本教材的编写上却极为突出。该校一位羌族老师主动主持编写了《龙溪羌族会话入门》、《龙溪乡地名录》、《龙溪乡各寨羌语名及地盘业主》、《羌族的人生礼仪》等校本教材。除此之外,该校还与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民俗学、音乐学的师生合作,共同编写完成了《汶川县龙溪乡中心小学乡土教材》。

(二)绵中学:极为有限的兴趣课开设

汶川县绵中学创办于1973年,是一所以寄宿制管理为特色的农村寄宿制管理示范校。学校共有7个教学班,涵盖初中一、二、三年级,262名学生,40名老师。

与龙溪小学相比,中学生的课业压力、升学压力更大,因此总体来看,绵中学“羌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开展的深度、丰富程度比起龙溪小学更要欠缺一些,主要是以兴趣课和课间操的形式展开。与龙溪小学相似的是,这一类传统文化兴趣课在学校的展开也主要得益于一位羌族体育老师的推动。

绵中学于双周开设了兴趣课程,时间分布在星期二和星期四。兴趣课的内容安排结合了当地的民族特色,尤其是羌族原生态锅庄。此外,学校艺体组还将现代韵律操和藏族羌族锅庄相结合,编制了一套课间操――民族韵律操。尽管“羌族文化进校园”在绵中学的开展极为有限,但紧邻“西羌第一村”――羌锋村的地理优势,使得该校学生在羌文化传承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项目组在羌锋村的走访中发现,虽然羌锋村在村貌外观上已经是一个地震以后重建的新村,但在精神文化层面上仍然保留了某些羌族传统文化,例如村里的年轻妇女一边照看小孩,一边绣着羌族绣花鞋,村民们相互之间仍然说羌语。而绵中学的主要招生对象是绵镇、草坡乡户籍的小学应届毕业生,因此,他们在耳濡目染和长辈教授的过程中,也能掌握和使用部分羌语以及刺绣等技艺。在羌锋村村民看来,对传统技艺“根本不需要学,自然就会”。

(三)威州民族师范学校:学生社团自发主导的传承

威州民族师范学校的性质是中专学校,与普通中学相比,没有了升学压力使得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发展兴趣爱好,同时掌握更多的技能有利于今后的就业。因此,学生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学习具有较高热情,活动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师范学校的学生被普遍认为“能歌善舞”,藏族、羌族歌曲、舞蹈等表演类技艺成为学生们平时学习的热门。威州民族师范学校开展这些民族文化活动主要依托学生社团,由于师范生大多具有一定的文艺特长和功底,因而基本上不像龙溪小学和绵中学需要专业指导老师。当地的藏、羌等少数民族同学会将自己掌握的语言、艺术、手工艺等技艺教授给其他同学,以同学之间互相学习的方式来开展校园中的民族文化传习活动。据社团组织者反应,活动大多集中在每天中午和下午下课以后,学生们参与这类活动的积极性也较高,参与率达到了70%以上。但从学校层面来看,威州民族师范学校并未开设羌族语言课程,一方面是因为学校以培养职业人才为目标,另一方面,该校学生的生源地比当地小学、中学更广,在校学生的民族成分比较复杂,因此统一开设一门民族语言教学课程不太现实。

三、“羌族文化进校园”在实践中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分析

从项目组在同一县域内走访的三个不同级别的学校来看,“羌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在各级学校开展的内容丰富程度、受重视程度和实施效果都存在差异,其存在的问题既有该活动在整个西南地区所呈现出的普遍性,同时也表现出了各学校由于地理位置、学校级别、主要任务的不同所呈现出的特殊性。表1概括出了三所学校在该活动中所存在的一些“显性”问题:

此外,若是对学校性质以及学校所处的地理、人文环境进行进一步分析,则可归纳出以下较为“隐性”的特征:

第一,普通中小学与职业学校之间存在的结构性差异,职业学校更重视民族文化的习得。龙溪小学和绵中学为普通全日制小学和中学,学校及学生面临升学压力,而“羌族文化”与升学考试没有直接联系,并且还有可能挤占学生用于学习书本知识的时间。因此羌文化在学校教育体系内并不能很好地推行,学校开设相关兴趣课程的时间极为有限。而职业学校为提高就业率,鼓励学生发挥专长,因此学生们学习传统羌文化的态度更为积极。

第二,在现代文明的“边缘”地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更为自然。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地理、现代教育体系与传统文化往往呈现出与“中心”相悖的走向。以国家行政版图及现代教育体系为参照轴,由中心至边缘依次为“汶川县(威州镇)-绵镇-龙溪乡”;然而从羌文化的发展和传承突然来看,龙溪十八寨无疑才是传统羌文化的保留与传衍地,而现代文化背景下的中心――县城恰恰是“汉化”程度更高的地区。从汶川县的三所学校的羌文化传承现状来看,龙溪小学、绵中学的学生由于大多来自周边的羌寨,对羌文化的学习和传承更为自然。

第三,传统文化项目之间发展不平衡,表演类民族文化传承得最好,技艺类其次,语言类传承困难。表演类的项目,如羌歌合唱、羊皮鼓表演、羌族锅庄、莎朗舞等,由于极具视觉冲击力,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几分钟)加以全面展示,更有可能吸引社会关注和为学校赢得荣誉,因此也更能得到学校的支持:而不能在较短时间内集中展现,但却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训练的技艺类项目(羌绣)往往得不到重视。至于羌语,由于并没有被纳入现代教育制度的考试体系,且即使在羌族地区使用羌语的人也越来越少,功利性和实用性的双重欠缺使其在学校教育中也完全得不到重,正在逐渐被人遗忘。

第四,“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在同一地域内的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羌族的精英们普遍认为本民族享受的民族优惠政策和受重视程度都远不及藏族。藏语的教材编写、课程设置,乃至双语考试体系都已经逐渐制度化、完善化,学校中的藏语学习逐渐与国家的升学考试体制并轨,大大促进了藏文化的传承。譬如水磨中学面向整个阿坝州开设了初中和高中的藏汉双语班。与藏族相比,羌族在现代文明体系中显得更加边缘化。此外,羌语的地区差异很大。目前的羌语教材是由茂县的一位老师参考国际音标编写的,因而茂县所在地的北部方言就成为标准羌语,但汶川县位于阿坝州南部,与北部方言相差较大,因此这样的标准教材难以在汶川县各中小学使用。

四、教育主管部门的举措与意见反馈

根据州教育局下发文件的通知要求,汶川县教育局于2015年3月12号制定下发了《关于印发汶川县羌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方案的通知》。在这之前,教育局在建设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示范县的“四个发展”要求中,其中有一个就是“特色发展”,这与后来的“羌族文化进校园”所指基本一致,其目标是形成“一校一品”的特色。县教育局也认识到了羌语在各个地区的差异性,因此明确提出了三个分区。一类是标准音点及其周边的北部方言区学校,主要包括茂县、黑水、松潘;二类是南部方言区的学校。汶川县、理县就属于南部方言区,汶川县的雁门乡、龙溪乡、克枯乡、绵镇是羌族的主要聚居区,个别村寨还保留着自己的语言。而下半区从草坡开始,虽然当地人是羌族,但几乎已经没人使用羌语了。三类为没有母语基础的学校。对于有语言保留的片区,教学中对语言的教学要求更高一些:对于没有母语基础的片区,对语言要求就低一些,教学形式着重于表演形式的活动和文化部分的讲座。

县教育局的相关负责人对“羌族文化进校园”的情况掌握大多来源于各个学校上报的材料,即使偶尔下乡到学校视察,也是旁听一两节观摩课,缺乏深入细致的长期观察和了解,由此导致其制定的“方案”与实际情况有所脱节。“羌族文化进校园”总体来看是由“州县乡镇学校校长教师学生”自上而下层层推进,但真正落实到与学生互动教学方面的则是最基层的教师。因此教师是否熟悉羌族文化,是否对此抱有热情,以及是否具有很好的课堂教学能力成为影响到这类活动实施效果的关键。以龙溪小学和绵中学为例,“羌族文化进校园”之所以在两校坚持开展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主要是得益于两所学校各有一位来自于羌寨,对传承羌族文化抱有极大热情的教师,他们不计报酬和时间担当起了学校中此类活动的引领者。但在实践层面上,具体负责教学的老师却处于科层制体系的最末端,而教育局制定出的“方案”则较为脱离实际,可操作性并不强。

五、关于推动“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的几点建议与对策

(一)主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推进师资队伍建设和校本教材编写等工作

首先,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和文件,每年拨出一定的专门款项用以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校园中的推广。其次,要保证“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的稳步推进,教师队伍建设是先决条件。教育部门一是可以通过相关政策吸引优秀的具有某项专长的外聘教师,二是可以定期组织,对在岗的音、体、美等特长教师进行培训,以提高教师队伍本身的民族文化素养。对外聘的民族文化传承人,要给予适当的报酬并授予相应的荣誉称号,以鼓励其进校授课的积极性。教材编写不能搞全州通行一套教材的“一刀切”方法,各学校应结合各自特色,自身条件,做到校本教材“统一编写和有针对性的改动”相结合:小学中学有序衔接;教学目标划分出高和低,较高层面的目标趋于统一,较低层面的目标和各校的具体目标可以有所差异。此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民族文化教育阶段性脱节,目标差异过大,执行标准不一致。

(二)制定明确的考核和激励机制,推动形成民族文化“学有所用”的社会氛围

从目前汶川县的“羌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来看,由于缺乏明确的考核机制,导致学校里开展的相关活动缺乏一致性和连贯性,民族文化的传习甚至成为接待相关领导和来宾考察时的“面子工程”。因此,制定切实可行的考核制度,建立和健全相关鼓励引导机制,有利于保证该项活动持续地、长期地开展。

传统民族文化由于本身并未纳入中小学升学考试的范围,因此在家长和学生中形成了学习传统文化“无用”的观念。政府、教育部门和学校应该合力营造出一个民族文化“学有所用”的社会氛围,尽力转变学生和家长们认为民族文化无用武之地的悲观态度。譬如在羌族聚居地区鼓励当地人说羌语、用羌语;在行政和事业单位聘用人员时对熟悉羌文化的应聘者予以优先考虑:对于在开展“羌族文化进校园”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学校和个人,应授予荣誉并公开表彰等。多渠道地建立各种激励机制,有利于激发不同行业的人群学习和传播羌文化的热情,从而使当地学生意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三)加强校际合作交流,尝试与教育科研单位对口合作

四川省的“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才开始启动,汶川县内各中小学校尚处在探索阶段,加强校际合作有利于各校互相学习经验,吸取教训和交流成果。校际合作不应局限于同一行政范围内、同一性质的学校,而应鼓励当地学校走出去,与这类活动开展较为成功的学校进行交流。此外,当地学校还可以与一些民族院校、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等结成对口合作单位,当地中小学可以为这些单位提供鲜活的教学案例,而对方则可以提供咨询和建议。

六、结语

在现代文明背景下,以为“文明-发展”榈枷虻难校教育势必是以西方教育体系作为教学主要内容和考核标准,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在现代体系中几乎缺位。所幸的是,目前国家及民族地区的教育主管部门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并正在尝试通过“民族文化进校园”等活动改善这一现状。

传统文化的背景篇2

[关键词]传统文化;文化土壤;审美习惯

一、民族风格是中国动画存在发展的历史选择

相对于世界动画的发生发展,中国动画经过30年的摸索,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在一个极不稳定的社会背景下,对一种舶来品进行探究并自成体系,遭遇到的困难和艰辛恐怕是今天宽松环境中的人们不能意识到或无法想象的事。

1956年,中国动画前辈特伟先生提出了“敲响喜剧之门,探索民族风格之路”的动画创作口号。请注意,在这里必须强调一下:这句口号在中国动画的发展史中不仅不是空洞的,而且是指导中国动画早期创作的根本方针,这是中国动画人艰难地探索了30年的经验总结。自此,中国动画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思想创造了世界动画史上独一无二的经典动画艺术形式,并使中国动画真正地成为世界动画的组成部分。

中国动画实践民族风格探索的第一部动画作品即是特伟先生的《骄傲的将军》。在这部影片中,成功地借鉴了中国戏剧艺术的一些典型特质,在人物的脸谱化及动作的设计等方面都体现无遗。在原画的设计中,吸取了中国传统绘画中壁画的形式因素,浓重饱满,富有特色。而影片的配乐更是恰如其分地巧妙运用了中国民乐,使声画完美的结合。总之,整部影片具有浓郁的中国风格和民族气息。

以今天人们的欣赏角度看,这部仅30分钟的短片仍然有吸引人眼球或全部感官的东西。对关心中国动画发展的人来说,看这部片子不禁难免有一声长叹,这是中国动画片第一次真正被赋予了文化存在价值的动画创作,在中国动画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和意义。

二、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动画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

如果人能够回到过去,或者说人能够通过想象回到过去,置身于过去的那个历史时段,观察并体会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动画创作,则必为一种精神或意志感动:真诚、执菩、热忱、敬业、智慧、勇敢等等。现代人或缺的一切美好品质都可以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动画人身上体现。如果要谈到这种精神或意志的具体表现,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得淋漓尽致:在没有任何所谓现代化的工具的情况下,只通过人的手,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了一部近120分钟的动画巨制――《大闹天宫》,时至今日,这部动画片无论在造型、色彩、音乐、画面效果及制作技术都可使观者沉醉其中,即使再挑剔的观众也难看见这部影片在某一方面有一丝苟且之处。据不完全统计,此片的手绘图就有15万幅,15万幅,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一部影片用了15万幅画图,这是世界动画史上的奇迹!是什么创造了这个奇迹,除了一种精神的意志,还能是其他什么吗?

是人创造了历史还是历史造就了人,也许这两者同时都有吧。在中国的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的动画人创造了历史。或者说,20世纪60~70年代的世界动画史是由中国动画书写的。20年间,30多部动画片,荣获国际国内百余项大奖,且不断地创造出新。难道不能这样说吗?

充满主观色彩的文字书写会使观者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随之语言叙述的可信度亦会受到置疑。按照论文的一般规则,对待一个问题的论述是不允许有明显的情感倾向的。但是,当用文字书写中国动画的发展历程,总使人不自觉地在心中涌起一种情感,不能自控。有时,用文字平淡地叙述一段历史真是一件残酷的事。

假如中国的动画发展只停留在《骄傲的将军》或《大闹天宫》的艺术语言形式上。就世界动画史的角度看,这个动画艺术形式的发生只能算作一种偶然。虽然说偶然就是必然,但那是哲学思辨的范围,在历史叙事中,偶然就是偶然。然而令人振奋的是,中国动画的发展创造非但没有故步自封,而且是不断地以一种又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动画艺术形式刷新着世界动画史,并同时证明了中国动画并非是动画史上的一个偶然现象。继《骄傲的将军》之后,1958年,中国动画出现了另一类新形式――剪纸动画片《猪八戒吃西瓜》等。1960年又有了折纸动画片《聪明的鸭子》等一系列富有趣味的创新形式,尤其值得一说的是1961年推出了举世瞩目的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这不仅是动画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而且成为中国动画最富特色的代表。1963年另一部水墨动画片《牧笛》更是让世人领略了中国动画的魅力与诗意,被认为是“完全中国式的动画片”。自此,中国动画被冠以“中国动画学派”的国际动画定位。

面对如此丰富的动画艺术语言,难免使观者产生一个疑问:即这些想法或创意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毕竟在艺术的王国里要有所创新是一件众所周知的难事。那么到底是什么支撑了中国动画的这些创造,或者说中国动画的发展和创造的原动力究竟是什么。

对于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人或稍有一些中国艺术知识的人来说,这个显得比较专业的问题也许根本就不是问题。这就好像是在一个中国人跟前提到“床前明月光”一样的情形。如果问一个中国人对自己的姓名和“床前明月光”相比较哪一个更熟悉一些?相信大多数人会觉得自己的名字陌生。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或者说是文化传统的惯性体现。无论语言是否可以说清楚,或者文字的表达是否明确,中国动画的发展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在中国人眼中是不言而喻的,甚至正是由于这种关联太过明显而使人忽视了这种联系的存在。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于中国动画的发展创造提供了无数可能,这不仅是理论上的可能,而且更是现实的发生,这一点恐怕是任谁也不可否认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动画存在发展的合理依据

阳光、空气和水是世界万物存在生长的基本条件,也是普遍条件,对一片庄稼或一株植物来讲,这些几乎没有特别去说明的必要。除此之外,则必须强调的必须值得说的就是土地的因素。盐碱地里长不了庄稼,贪脊的土地长不好庄稼,这几乎是全世界农民的共识。同样的道理,文化的土壤也直接决定文化产物的质量。而且在细微处,同样的东西可以有差别很大的味道,就如晏子所云桔生于南为橘,生于北为枳是也,这道理其实一点就通,不必多说。

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动画创作和发展必然产生于自身丰厚的文化土壤,这是毋庸置疑的事。传统艺术在造型语言及形式因素等方面对中国动画的影响的背后必然隐藏着一个民族所独有的文化审美习惯,图像造型艺术必定是根植于本土文化的深层意识之中的东西。这一点是没有错的。

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余年来生生不息、绵绵不断,这与中国传统文化自始以来就确立的一种和谐相生的文化生态心理――“天人合一”不无关系。纵观中国文化史,其中蕴涵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相争相融的多线发展,生生流转,而并非一脉单传。这是中国文化历史传承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或者可以成为解释此文化传统之所以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

既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动画的存在发展的土壤和背景,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必须弄清楚:即脱离了此文化的“中国动画”还是不是中国动画。答案是显然地,中国动画之所以区别于世界其他动画艺术而独立存在,恰好是中国动画所具有的独特性或民族性特征。这也是中国动画存在的全部意义。故此,脱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动画可以是任何动画,但绝不是中国动画。如果逻辑永远只按照合理的方式演绎,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动画存在发展的唯一合理解释。

四、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动画发展取之不尽的渊源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而这种取之不能穷尽正是这个文化固有的特质。这不是一个狭隘民族主义的盲目自大,却是生存于这一文化传统下的民族共识:一切中华古典都是贯穿在模糊和混沌之中,无论从语言文字或者是个中内容都是如此。所以解释的可能和维度不可限制。比方说:一个碗就是一个碗,它不可能是一个盆或者一个瓮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但是一个圆就可以被认为是碗、是盆、是瓮、是太阳、地球或可以被以为是任何圆的实体或抽象体。中国的古代文化就是这种性质。在大约四、五千年的时间内,数以亿计的人来挖掘这个资源以待已用,但对这资源来说,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是不断地有所增加并共同构成了文化传统的一个部分。几千年下来,其间之增融不可胜数。

用一个外国学者的话说:“一切的阅读都是误读。”这句话用在中国传统文本的阅读和理解上尤为合适,正所谓作者未必有而读者未必不能有,文化传统的传承和诞生就是这么一个无穷尽的过程,世界上的文化大都是如此,只不过,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中表现尤为明显。

如果以上的说法没有明显地牵强之处,那么中国动画的发展就不再是无材可用或资源枯竭带来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如何选择或利用的问题。

传统文化的背景篇3

关键词:体育文化农村传承发展

在广大农村,文化具有集约、分散、多层次的特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作为民族精神传承发展纽带的文化,也呈现出新的特点。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特征丰富多彩,各少数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而很多具有传统意义的体育文化,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更显弥足珍贵,更应加以传承和发展,使其内容更加健康,形式更加丰富,使民族文化发出耀眼光芒。

一、农村体育文化的内涵

农村体育文化,是以年龄段来划分人口对象,通过体育文化的宣传和推广来提升人民身体素质,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在具体实践操作过程中,农村体育主要通过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以及竞技体育的形式加以落实,作为其重要分支的农村体育文化是历经岁月沉淀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从认知、思维、情感、态度、价值及追求的角度反映农民的精神世界和个性特征,在内涵上包括体育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种形式[1]。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取得显著成绩,文化建设大繁荣的背景条件下,传承与发展农村体育文化的意义更加深远,既能为居民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又通过积极健康生活环境的营造来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形成完美融洽的人文环境。

二、农村体育文化发展概况分析

相比其他组织活动,农村体育文化活动的开展呈现出明显地域特色,具有浓郁的本地化气息。以广西南宁市的农村体育活动开展看,在每年大大小小的80多个节日中一共有300多项体育活动,主要包括竞技类、娱乐类、表演类、舞蹈类及节会类五种,其中壮族、瑶族、苗族分别有130、40、30个体育项目,这些活动经过岁月的沉淀,传承着历史文化的精髓,至今延绵不息。然而,经济的迅速崛起也为人民的相互交流提供了物质保障,具有显著地域特征的农村体育文化活动,在传承和发展中也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2],使得当地农村体育文化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除此之外,农村体育文化的发展,还受到如下因素的制约:农村体育场地和基础设施的匮乏,农村居民的体育锻炼意识不强,农村体育活动的组织不力,农村体育活动的总体消费较低以及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不足。对此,也需要加以积极引导、协调,方能促进农村体育文化的健康发展。

三、传承与发展农村体育文化的构想

1.坚定信仰,传承历史文化

信仰,既是对正义的信服与尊崇,又是对负面妖魔的恐惧,并将其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这种信仰追求在发展中逐渐内化为人们的内心意识,并通过节日活动的形式加以体现,以此实现精神满足与内心安宁,在岁月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诸如祈神求福、丰收节庆、驱魔祛病、婚恋生育等节日活动,并在节庆日中欢呼跳跃的进行各种肢体活动,这也是节日体育活动的发展雏形[3]。在这些活动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仰,如福文化、祖先、阴阳、五行、自然、动植物、偶像、英雄以及各种神灵鬼怪,通过诸如春节、端午、清明、中秋等节日体育活动,将这些文化信仰进一步升华展示。其中,在我国诸多节日体育活动中,端午的“划龙舟”更具典型特征。通过举办这一活动来缅怀纪念我们伟大的祖先屈原,随着时间发展与环境的变化,划龙舟活动也不仅仅是一种体育娱乐活动,而是承载了更多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在如今文化大繁荣的背景条件下,各种文化思想之间不断碰撞,使得农村体育活动的形式更加丰富,但是对于传统体育文化活动中诸如信仰之类的实质内涵应加以保持,保证其纯正性,并能做到历久弥新。

2.排除束缚,体现时代特征

作为提升以及丰富农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重要手段之一,农村传统体育文化除了继承传统,更应重视发展,及时排除束缚其发展的制约因素,以适应时展需求。结合上述问题的分析,我们需要做好如下几方面工作:1)积极建设开展农村体育活动的基础设施,如结合本区域体育活动的类型特点,规划选择一些较少使用的场地,通过政府统筹规划,人民群众群策群力,积极参与的方式来筹集资金,进行场地建设并购买相关体育器材,为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场地和设备支持;2)加强组织宣传,提升农民参与体育活动的意识,由于农民生活工作习惯具有分散性特点,开展相关活动需要相应的组织机构进行规划协调,引领该活动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活动的正常开展,离不开广大农民的参与支持,对此也需积极做好宣传工作,如通过村委宣传栏、广播以及入户走访的形式向村民普及体育健身常识,增强其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在相关活动开展中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3)在传承历史文化内涵的基础上,融合时代主题特征对传统农村体育项目加以因地制宜的发展,坚持小型、多样、业余、因人、因地的自愿原则,将文化活动与生产劳作相结合,着重发展体现新时代新农村精神风貌,并与地域特征相协调的特色体育项目。

农村物质经济条件的进一步发展,也对农村精神文化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着重对农村体育文化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在阐述农村体育文化相关概念及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针对其存在的制约因素提出了一些发展建议,旨在有效促进文化大繁荣背景条件下农村体育文化工作的更好开展。

参考文献:

[1]谭震皖.农村体育文化论[J].体育文化导刊,2012(12):29-33.

传统文化的背景篇4

关键词:中华传统文化;翻译;重新定位

一、引言

党的十以来,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意见》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对外开放日益扩大、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快速发展,各n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迫切需要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意见》总览全局,高屋建瓴,为深入持久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前进方向。

二、新时期背景下的翻译

HomiBhabha认为,翻译,尤其是文化翻译,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对文化的进行定位。也就是说,翻译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对全球化时代的不同文化进行重新定位:有些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化通过翻译的能动性干预逐步向中心运动;而有些原来处于中心的文化由于翻译的缺失等因素而逐步向边缘退后。这样看来,翻译所承担的任务就更加重要了。但是在目前现在的全球文化版图中,中国文化如何进行重新定位呢?这确实是一个令所有关注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学者都感兴趣的问题。在我看来,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大大地明显于文化的趋同性,而目前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决策也证明这一点,应该说,这正是这种文化的定位和重新定位的一个直接后果。因而在这方面,翻译一直在扮演着一个主导性的角色: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充当一种协调者和翻译者的角色。在此意义上的翻译早已经超越了其简单的语言文字上的转换功能。

在全球化的波及下,英语和汉语分别作为世界上的两大主要语言,已经出现了裂变的状态:英语早就从一种民族语言逐渐过渡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通用语言,并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使用中出现了不同的变体;同样,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汉语也开始发生了裂变:从一种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使用的民族语言逐渐过渡到一种区域性的语言,并且向着世界性语言的方向发展。在本文这一部分,我首先要重温这个话题,但把重点主要放在汉语的全球性特征上。尽管在过去的几年里,世界上出现了所谓的“汉语热”,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已经在全世界建立了数百个孔子学院,但我们仍然应该承认,英语作为当今世界的通用语的地位至少在短时期内是不可改变的。然而,正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作为当今世界国际交流中的首要语言,英语的扩张显然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即使使用英语的人群的数量还在扩展,但是种种迹象已经表明,这一语言的全球统治地位或许会在可以预期的未来逐渐淡出。”也即随着另几种世界性语言的崛起,英语的霸权终将被打破。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作为全球通用语的英语的霸权地位已经受到另几种强势语言的有力挑战,在这些强势语言中,汉语无疑占有最为突出的地位,并且将越来越显示出其不可遏制的强大生命力。

事实上,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汉语已经逐步成为另一种主要的世界性语言,这对于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普及中国文学和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政府在普及和推广汉语以及中国文化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开始初见成效。就像当年英国文化委员会几十年来不遗余力地在海外大力推广英语教学和文化传播那样,中国政府也在海外建立了数百个孔子学院,并通过这一中介来起到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年月里,这些孔子学院将在文化影响和经济效益方面逐步取得显著的成效。

由此可见,文化全球化的进程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疆界,同时也扩展了世界上主要语言的边界。一方面,汉语作为一种区域性、世界性的语言推进了文化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文化上的全球化又促进了汉语在全世界的推广和普及。在语言角色的转变过程中,一些次要的语言成了文化全球化的牺牲品,而另一些本来就比较通用的语言,如英语、汉语和西班牙语等,则变得原来越流行,这不仅有助于重构世界语言体系的版图,同时也有利于构建全球文化的新格局,在这一新的格局中,汉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样,在未来的不同文化共存的新格局中,中国文化也将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热”的不断升温而变得日益重要。作为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我们也应回答这样的问题:既然翻译的功能和作用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我们将如何在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重新定位中国文化呢?

三、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背景下翻译的定位

中华文化“走出去”,在更广阔的话语系统中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已经成为目前的时代命题。然而,中华传统文化外译工作以及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所遇到的障碍,再次凸显了翻译过程中的问题。

大多数西方学者对于中国译者承担典籍翻译的问题持否定态度。英国汉学家葛瑞汉认为:“……在翻译上我们几乎不能放手给中国人,因为按照一般规律,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的,这一规律很少例外。”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译者始终都应该把外语翻译成自己的母语,绝不该把母语翻译成外语。”甚至,上世纪80年代,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在上海的一次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上就公开宣称,中国当代作家之所以未能获得诺贝尔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优秀的译本。直至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国内外文学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事实上,莫言的得奖并非偶然,他的原文本的质量奠定了他得以被提名的基础,对他的作品的批评和研究使他受到瑞典文学院的关注,而英文和瑞典文译本的相对齐全则使得院士们可以通过仔细阅读他的大多数作品对其文学质量作出最终的判断。在这方面,跨文化阐释在翻译和批评两条战线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对所要翻译的原作的选择则表明了译者的独特眼光和审美前瞻性。这样的例子在20世纪的世界文学史上还少吗?我们不可能指望所有的文学翻译家都娴熟地掌握中文,并心甘情愿地将自己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将中国文学译成主要的世界性语言上。

传统文化的背景篇5

【关键词】传统文化;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观

1、传统的儒道释思想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要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必须从儒、道、释入手,它们彼此交融、相互吸收,不断推动着中华文明向前发展。

首先是儒家,我们这里所说的是先秦诸子时期的儒,也就是所谓的“孔孟之道”。从社会的角度上来说,儒家讲求的是“秩序”,长幼有序,尊卑有致,男女有别。从政治的角度上来说,儒家的宗法、礼乐制度对古代中国的社会稳定产生了重大作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和“忠”、“孝”观念使得伦理和政治趋向于一体化。

不仅如此,儒家还提出了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孔子在《礼记・大同篇》中提出: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孟子继承并发展了他的社会福利思想,提出统治者应该施行仁政的主张,为整个封建时期社会福利的建构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思想基础,也与源自西方的、现代的社会工作的伦理、价值和精神有许多的共通之处。

道家思想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道德经》中描绘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思想与西方许多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的观点是很一致的。道家的社会福利观融入在它的政治观点之中,是一种“治大国如烹小鲜”式的“自由主义”思想,认为统治者不能对人民进行过多的干涉,社会本身就可以实现自我的良性运行。

然后是佛家思想。日本学者道端良秀将佛教的社会福利观总结成如下几点:一是慈悲心。这是佛教教义的基础。二是布施之心,这是慈悲心的具体行动。三是福田思想。所谓福田,是指能生长幸福的地方,布施功德之后在这里聚集成佛果。四是报恩思想。尤其在中国和日本,都十分注重报恩。五是众生平等,佛家尊重一切生命。从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很多与西方的宗教伦理相一致的东西来了,所以社会工作到中国,不得不关注这些。

古代中国在这三种主要思想的彼此交融和相互作用之下,将一个庞大的“帝国”治理的能够像一部机器一样正常运转。

2、费孝通《乡土中国》对中国社会格局的总结

到了近代中国,这片沉静古老的土地上发生了“几千年来未有之大变革,大动荡”,礼崩乐坏,变法改制的结果是西学东渐成为历史潮流,中国的本土社会学家开始研究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在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

书中为我们展示出的这个乡土社会其实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也是理想形态。这种“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社会基层的“乡土性”、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礼治”、长老统治的无讼社会、对血缘和地缘的重视等等,费老在书中为我们展示的其实是儒道释交融了几千年之后,中国的基层社会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在以何种方式生存发展。

而这其中对中国社会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的总结指出了中国人社会交往的最基本形态。在中国,“社会关系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是截然相反的。这一点对于我们展开中国本土化的社会工作有着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

二、如何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背景下开展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是一门缘起于西方、发展于西方的学科和专业,在引进到中国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文化和制度的差异以及现实国情的不同。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走社会工作的本土化道路。

笔者认为,在诸多与社会工作相关内容的本土化之中,最重要的是伦理的本土化。伦,即人际关系,中国人交往、思维方式与西方人截然不同,这就要回到上述内容中去,找到中国人真正需要和适合的“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

首先,西方人是以人为本的个人主义思潮,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不是个性自由、个性解放,而是压抑、忍让、服从。严于律己、舍生取义、儒家的三纲五常是不可能实现完全的“以人为本”的。作为社会工作者,我们一方面要强调“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基本理念,帮助开发案主自己的潜能,让他们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要尊重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完全要求他们采用西方的个人中心的思维方式去行事,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工作模式。

其次,西方社会中“家”的概念比较淡薄,不像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家本位”思想,这由此导致中国人同西方人的求助方式完全不同。西方人遇到困难会直接去找律师、心理医生和社会工作者,而中国人肯定是先找亲戚、朋友、同乡等与自己关系最为密切的人群,也就是“差序格局”中所描述的“石子荡开的水纹那样扩散开来”的形式,这使得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开展具有很大的难度,很多时候要“自己去寻找案主”。王春霞老师曾撰文指出:“西方社会工作一般是从有需要者的求助开始的,而在中国则可能相反。由于人们的消极求助心理,助人活动大多从助人者的主动行为开始,那种等人上门求助的模式在中国可能会使真正必要的社会工作变得被动。”

第三,中国人对地缘关系的注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乡土特性”的影响持续至今。上文中提到过,中国古代是一个耕读传家的社会,“由于数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农耕制度,且人们久居不迁,使得地缘成为联系人们强有力的纽带。”正是这样,使得中国人的求助和助人行为都表现出重地域的保守性,而不像西方社会那样具有普遍性。中国文化背景下,人们是以人与人的关系来待人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人伦”。因此,绝大多数中国人自然会更加乐意向熟人求助,而对陌生人则要相对疏远。社会工作需要感情的投入,但是中国人的感情投入有一定的界限,也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博爱思想。

第四,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人情社会”,这样的社会形态使得“情理法”三者相互交融,所以,古代中国的“长老”们不需要懂法律也可以将村庄治理的很好。社会救济多在道德层面以人们的口耳相传来实施,但是西方社会几乎是一个以法律为根基运行的社会,社会工作也是基于这样一个法律社会所发展起来的。抓住了这一特点,在中国开展社会工作就应该将“情理法”三者结合,如果单单从法律的角度出发,开展工作的难度将会很大。

第五,佛家悲天悯人的情怀使得大多数中国人是“乐善好施”的,但是儒家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又使得他们的助人和求助行为局限在一定的“框架”之内,诸如“家丑不可外扬”、“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等说法。传统的中国人很少把自己的内心世界甚至犯罪的行为讲出来或者找人给他们提供专业的帮助。所以我们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往往要循循善诱,这些都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因时因地因人而不断调整的。

到了现当代,我们的文化中又加入了一些新的哲学内涵,社会工作也要注重它们对整个社会和国民所产生的影响,由文化的融合和创新带来社会工作相关内容的变化和调整。

社会工作专业的出现就是为了有一天它能够消失,我希望这一天能更早到来。

【参考文献】

[1](日)道端良秀.中国佛教和社会福利事业[Z].姚长寿,节译.2009.

[2]王春霞.从传统文化视角考察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传统文化的背景篇6

一、“浅阅读”的特征及影响

从2011年畅销书排行榜来看,《盗墓笔记》《鬼吹灯》这类“诡异书”排在前列。而在校园调查中,笔者发现,悬疑科幻与校园小说是学生的最爱,鲜少有对百家讲坛里《弟子规》《易经》等感兴趣的学生,真正愿意去看原著或其中一两段的,则几乎没有。浅读物因为迎合了学生的口味,占据了当下中职生90%以上的阅读空间,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俗文化也就不断挤压着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影响着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深度阅读。

究其原因,“浅阅读”体现了重感性轻理性、偏单一缺个性、多雷同少创新、强形式弱内涵等特征,作品的生产批量化、模式化、标准化、通用化,商品属性占绝对地位,精神属性所剩无几。对于正处于心智成长期的中职生来说,长期流连其中,势必会影响思维方式、职业意识和生活态度的正确形成。因此,中职教师非常有必要对“浅阅读”的负面效应保持警惕,并积极引导学生回归传统文化阅读。

二、传统文化阅读对于中职生的意义

现今中职生拥有相对充裕的物质条件、多元的价值取向和多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现代化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使得他们的传统文化意识淡薄,对其功能更是认知模糊,甚至毫无概念。在中职学校,阅读总体情况不容乐观,而对于传统文化的阅读更是少之又少。

相较于其他专业,旅游专业对学生在传统文化方面的要求更高、更直接。从旅游专业课程设置来看,主要是“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模式,课程安排主要以“理论知识+专业技能学习”为主,秉持“实用”原则,而对人文课程的重视相对较少。通过对一些从事导游工作的毕业生的调查,笔者发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于游客问及景点常识之外的“古”常识感到非常棘手。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了解甚少,对文学、历史、哲学、美术、音乐等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表现出一定的幼稚和浅薄。

处在新的历史时期,巨大的文化浪潮不断冲击着现代人,旅游开始由“观光旅游”向“文化旅游”过渡,旅游者不仅希望在物质上得到满足,还有更多的知识追求,希望获得信息、受到教益,得到文化享受,提高精神享受的质量。基于此,我们要重视传统文化阅读的回归,让中职学生尤其是旅游专业的学生更系统、更科学、更自觉地了解和熟知中国传统文化,激发阅读兴趣、拓展阅读视野、丰富精神内涵、提高人文素养,为打造文化型导游员服务,为培养新型的旅游人才服务。

三、中职生传统文化阅读的回归

在新编中职语文教材中,传统文化仍占有一席之地。以古诗词为主的内容,被单独列为一个教学单元,但缺乏“中职个性”的阅读指引和教学参考。以人教社《语文》(基础模块)上册为例,第一单元主题为“青春年华”,第二单元为“处世美德”,第三单元为“科学精神”,第四单元为“职场起点”,而第五单元则是“古代诗词欣赏”,似乎并没有作单元主题的概括。在诗词阅读教学实践中,更多的还是在“以诗教诗”,视角偏单调、内容偏单薄、形式偏单一,即高中段与初中段没区别、中职生与高中生没区别、旅游专业与数控专业没区别……结果是学生“厌古、怕古”,以致以现代人身份堂而皇之地拒绝“古阅读”,传统文化的精神与智慧在逐渐流失。

1.回归个性

(1)回归作者的个性。阅读是读者与作者跨时空的心灵交流。在教学中,我们往往把作品主旨思想的归纳作为教学的最重要目标,而对作者的了解常常出于一种“程式化”需要,写作背景的介绍则更多关注事件本身。教师忽视对作者个性的探究,学生对作者的印象表现为“脸谱化”――李白总是豪放飘逸的,杜甫永远是忧郁愁苦的……以致于在讲授杜甫的《客至》时,即便有了背景分析,但很多同学居然不相信杜甫还有这样的“快诗”,杜甫还有因为开心而喝酒的时候……其实,在教学中,应该尽可能彰显作者作为“人”的个性,以此激发学生对作品及关于作品的其他文化的研读兴趣。例如,李白《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中有“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两句。今天,或许我们更多地是在讲“水与愁”,但却忽略了李白为何用“刀和杯”这样的意象来抒发愁苦。可以此设问,从了解李白个性入手,让学生主动去了解李白的生平经历,进而探究中国的“侠义精神”和“酒文化”。而对于旅游专业学生来讲,这样的探究阅读无疑对其专业能力的提升有着极大的作用。这样一来,我们的教学就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学一首诗上面了。

(2)回归学生的个性。中国传统文化广博多彩、内涵丰富,如何在有限的阅读教学中领略并吸收传统文化的风采与精髓,将其内化为自身素养,这是语文教学的攻坚课题。简单地说,在诗词阅读教学中,学生读什么?怎么读?这样读为了什么?笔者认为,应该把选择权交给学生,即强化学生在阅读中的主控地位,发挥学生在阅读中的主动性、创造性和体验性,在阅读中体现个性。教师则应扮演好引领者的角色,发挥组织主导作用。例如,在讲授《念奴娇•赤壁怀古》时,对于旅游专业的学生,他们会想象赤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那里到底有着多少故事,哪些故事可以浓重渲染一番……这些疑问都是学生自主阅读的动力,在这种动力驱动下的探究性阅读不仅增添了他们的阅读兴趣,更增强了他们的审美情趣,会读出不同的效果。

2.回归实践

(1)回归专业的成长。中职旅游专业学生的能力可分为基本实践能力、专业操作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基本实践能力既包括具体的实践能力(语言运用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获得信息能力等),也包括基本的心理品质和素质(自信心、恒心、毅力、承受挫折力等)。专业操作能力是中职教育所特有的,按现在中职旅游专业设置看,大致可分饭店服务技能、导游服务技能和其他服务技能;知识运用能力主要包括旅游策划能力、景点规划能力、旅游线路开发能力、旅游产品设计能力、旅游纪念品开发能力、美学鉴赏能力等。而传统文化的阅读对于促进这些能力的提升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在学习《客至》《归园田居》时,就有学生提出诗中的场景其实就是一幅乡村旅游开发图,教学中附有景点开发大讨论、旅游产品设计等环节,把诗词的学习融于这些环节,让学生在阅读中升华自我,促其专业成长。

(2)回归职业的发展。在诗词的阅读教学中,在教学参考书里我们会经常看到“学习作者……精神”之类的语言,其实对于那些“表达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类的作品很难处理,只有结合时代、结合生活、结合学生未来职业发展来理解作者的心境,才可以让阅读变得更有实效性。例如,学习陶渊明《归园田居》,教学中如果依据《教参》只对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大讲特讲、大赞特赞,或许未必会有多少现实指导意义,而以“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为阅读突破口,让学生去探究陶渊明的“职业环境”,如此是不是让学生对未来职业发展有更多的思考呢?尤其是旅游专业学生,人际交往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职业素质。当然,我们不是要给出一个人际交往的量化标准,只是让学生在这样的阅读中能有自己的思考,增强未来职业发展的应对能力。

3.回归多元

(1)回归方法的多元。由于传统文化距今久远,阅读中难免会有“兴趣障碍”,因此教学中要创新方法,增强学习自愿性。其实,旅游本身具有强烈的娱乐色彩,面对幻化美妙的自然与人文风情,人们很容意怡情山水或有感而发。而教材中选取的诗词作品也是对自然和社会的描绘与思考,如宋词元曲本就是说唱的作品,同样带有娱乐性。相比于其他专业,旅游专业的学生更偏好学习的娱乐性,在娱乐中活跃思维,在娱乐中提升素养,在娱乐中历练思考。在教学中,我们可从课堂教学的具体环境出发,创新开放式教学,发觉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放手让学生品味作品的内在意蕴,从而产生思辨的火花。例如,学习马致远《双调•折桂令》,曲的主旨其实很简单,但元曲的一大特色就是“俗语”的使用,不同时段,不同地段,都各有特点。而这对于旅游专业学生来讲,了解并掌握它无疑会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而以此为切入点,进行延伸性阅读,会大大拓宽他们的传统文化阅读视野。

(2)回归价值的多元。对传统文化的阅读一定要有自己的理性思考与心得,有自己的评价,不能以知识增长为唯一目的,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增进。特别是在教学中,教师不能以《教参》的结论代替学生的实践分析,应当给学生足够的表达空间,珍视他们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让学生在经典阅读中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以更好地适应生活。例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周瑜形象,苏轼一句“小乔初嫁了”耐人寻味,有些《教参》中说“周瑜因为有小乔与东吴孙策的关系而大展宏图”,而“易中天评三国”里只是说“取了个美眉”,这里学生也会产生理解分歧。同样,有些学生对于李白因狂放不羁而被“赐金放还”有些不解,他们不解的是李白“那么好的待遇”为何愤愤不平,即使是说为着政治抱负,但依然表现为不能接受。虽然我们要有一个主流价值的引导,但学生个性价值观的表达同样不可忽视。

传统文化的背景篇7

网络高校管理传统文化伴随着网络平台的拓展及渗透,网络文化对传统校园文化正产生着激烈的冲击,校园主流文化面临着网络文化的挑战。网络时代的高校也不再是封闭的“四合院”,而是处于一个“无处不网,无时不网,无人不网”的现实环境中。目前,我国很多高校在强化网络教育功能、服务功能,开展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也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在应对网络文化渗透及内化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许多方面还亟待加强。

本文以在高校管理中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作为切入点,来探讨和研究网络环境下的高校管理问题,以期找到削弱网络文化对校园文化冲击作用的措施与方法。同时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在高校管理中的作用,在全社会逐渐提高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的大背景下,实现高校管理与社会管理的良性互动与对接。

一、当代大学生基本特质的剖析与解读

大学生正处于青年时期,生理发育的成熟并没有带来心智的成熟,往往存在社会阅历浅,独立处理事情的能力差,认识事物的水平有限、情绪不稳定、嫉恶如仇的现象。与此同时,大学生活环境较之以往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生活要自己打理,学习方式及样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生活和学习的变化有的同学能很快的适应,有的学生则适应较慢,甚至产生心理矛盾和心理问题。而且,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学生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他们生活在一个极具变化及挑战的时代,他们往往抱怨所处的时代,但是他们又不得不面对生活的现实,矛盾和纠结在当代大学生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这是当代大学生的特质,我们只有认清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学生管理工作的开展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当代大学生大多是90年代初出生的青年,是正走向成熟而尚未完全成熟的一代。他们有着一般同龄人的共同特点,即在生理上已具备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体质和体能;在心理上已基本具备独立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完善自我的能力;思维已从经验型向理论型的思维转变;情感更加丰富、稳定和深沉;行为的自主性、自觉性与自控性较明显;自我意识已基本成熟。他们正处于朝气蓬勃、敢想敢为、积极储备价值、准备实现人生价值的关键时期。

当代大学生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生活和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与六七十年代的大学生相比不同的是,从懂事之时起,就一直呼吸着由改革开放国策所带来的新鲜空气;在接收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又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新观念、新文化的哺育。转型时期的大学生思想品德的变化,引起了人们的深刻关注,纷纷给以分析和评价,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有的否定市场经济给大学生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他们的变化笼统地拍手称快,甚至把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消极因素也当作“进步”而加以肯定;而有的则突出他们中的消极现象,认为大学校园中普遍存在着拜金主义误区,享乐主义误区,个人主义误区,情感观念误区和青春偶像误区等,否定大学生的发展,似乎大学德育一片混乱,并由此而推出“当代大学生不如过去”的错误结论。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变化作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观点,应该说都是片面的。其共同的弊病是在思想方法上,对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的认识上,界限模糊,因而其观点偏离了大学生的实际发展,很难得到社会和大学生们的认同。

总体说来,在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视野更加广阔,接纳的信息和知识更为复杂,感受时代精神更加敏锐,参与社会生活的积极性更为高涨,社会经验和社交能力更加丰富多样。他们的社会化程度比起以往各时期的大学生来更显得成熟。虽然他们品德面貌发生的变化是复杂的、曲折的,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健康的。他们的道德观念正经历着由传统到现代、由封闭到开放、由单一向多元、由“虚”到“实”、由顺从到独立的转变过程。他们厌弃死气沉沉的封闭日子,喜欢开放的社会生活,拥护竞争,参与竞争。虽然意识到竞争要担当风险,也可能被淘汰,但他们认为机遇与风险同在,成功与失败并存,愿意锻炼对失败的心理承受能力,争取获取成功,以展示自己的才能,做一个有开拓、进取、拼搏和创造精神的现代人,以获得社会的接纳和承认。

二、网络文化之于高校管理工作的挑战

网络文化在带给人类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严重威胁。它的虚拟性特征既给人以创造,又产生虚假;其交互性特征既传播信息文明,又生产信息垃圾;其开放性特征既给你广阔自由,又带来失律性。因此,校园主流文化正面临着网络文化的严重威胁与挑战。

(一)校园网络文化改变着校园的学习环境和手段

对现代网络技术、教育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传统的教学模式开始发生空前转变,火柴盒式的教室教育正在被四周没有墙壁的可移动的开放空间教育所逐渐替代。根据教学需要,师生可以进行多种有利于教学双方创造性思维发展的开放空间教学组合,从而打破那种僵化的限制教师与学生活动自由的传统教学格局。随着校园网络文化的不断发展和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根据学习需要自己确定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学习设备的“无年级课堂”“无年级学校”等新型教学组织形式将会不断产生。远离学校、教室的辩论会、讨论会都将会成为现实。考试不再用纸笔,全部实现机考,也都将会成为可能。总之,网络化对学习环境和手段的改变,将会逐渐打破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班级授课模式,而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以个性化教学为模式的新的教学格局正在形成。

(二)校园主流文化面临着网络文化的威胁

第一,来自“信息霸权”的威胁。网络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网络技术和网络基础设施上的绝对优势,在有限的时空投放密集的信息容量,进行信息轰炸。面对密集的信息,青年学生好奇猎趣,无所适从,无法正确选择信息,驾驭信息,如果不及时提高信息素质,就将会成信息的奴隶。

第二,来自“文化殖民”的威胁。语言是特定文化的载体,是民族文化的标志。目前国际互联网上使用的通用语言是英语,英语在网上的统治地位,使得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其信息量的绝对优势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倾销、文化覆盖和文化封锁,使非英语国家的民族文化沦为网络时代的边缘文化,随时都有被英语文化淹没或吞噬的危险。在大学校园中,青年学生的外语水平参差不齐,抵御文化侵蚀的觉悟和能力尚不完全具备,以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为主导的校园主体文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三,来自“信息垃圾”的威胁。当网络给人类带来新的文化文明曙光的同时,网络信息垃圾和信息亦同步而至。暴力、迷信、色情充斥网络,污言秽语俯拾皆是,网络垃圾泛滥成灾,严重污染了网络文化环境。

第四,来自“信息欺诈”的威胁。在网络中,无论是操纵网络的组织者,还是低素质高手段的网民,都有利用网络技术手段伪造以假乱真的信息来欺诈群众的情况。利用计算机编辑和操纵信息,进行网上信息欺诈传播,比传统意义上的“谣言惑众”不知要大多少倍。互联网是供全世界阅读信息的一面大墙,―个假信息,瞬息之间会使千万人真假不辨,以假当真,而混淆视听。在大学校园中,威胁最大的则是网络信息的意识形态欺诈和文化欺诈,这会直接影响着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

第五,网络对校园主体文化的威胁。是对高校社会主义精神讲文明建设的严峻挑战,也影响着大学生的学习行为,如果不及时地给校园网络文化定位,不积极地加强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就势必会影响大学校园信息化、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进程。

三、传统文化之于高校管理工作新思路探索的应用路径

(一)加强针对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

针对网络文化中的“西风压倒东风”式的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充分发挥传统文化优越性的基础重建传统文化的适用性。当然,这项系统工程的意义绝不仅限于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和维护自己民族一己利益,而是要在摈弃狭隘民族主义的同时,用我们伟大的文化遗产去匡扶正义,用深层次、稳定的文明,支撑浅层次、脆弱的文明。在大学学生管理教育中我们要注意和倡导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的结合,促进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交融。

网络作为一种改变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基础性因素,必然会引发人类精神文化生活和价值理念的深层次嬗变,这种嬗变最可能引发大学生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转变。所以,高校在加强学生管理教育的同时,要注重大学生的文化传统素质教育。特别要强化“两课”教育在传统文化素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两课”教育是引导、教育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措施。在教学内容上要大量引入人文知识;在教学手段上,大力推广电化教育:在教学方法上采取座谈式、辩论式,专题报告、专题调查等多种形式。要面向全体学生开设传统文化素质系列选修课程,内容要涉及到文、史、哲、体、美等方面。要积极举办传统文化素质教育讲座和播放传统文化素质教育电视片和中外著名影片。要引导大学生开展以人文素质培养为中心的校园文化活动。如校园文化艺术节,各种征文、书画、摄影、艺术展览及各种社团活动。

(二)提升高校管理者的传统文化修养

在儒家看来,治国首先是人的管理,而人的管理又可分为修己的自我管理和安人的社会管理两大部分。首先,修己的自我管理强调管理者只有不断提高自身个人修养与人格魅力,才能赢得部下的尊重与信任,管理才能有效地开展。提醒管理者一定要重视自身的品行修养,必须做到安人先正己。其次,安人的社会管理是立足于自我修身的基础之上,其内容包括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天下之本在于国,国之本在于家,家之本在于身。儒家学说把政治与伦理相结合,把国家、家庭和个人联系起来构成了社会管理系统。从管理角度看,要把天下治理好,就得使国家安定;为使国家安定,就需要人人从自己做起。

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体系中,管理者自身的管理很重要,即学生工作者要在不断提升个人修养和人格魅力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这样才能赢得学生的尊重和信任。作为学生管理者的辅导员,人格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是重要的教育资源。俄国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说过:“教师的人格作用是使青少年心灵中开花结果的阳光。”荣格的心理学研究成果也表明,教师的人格对学生精神和人格的个性化发生着极大的影响,主要对学生的发展起到激励、感染、示范和促进作用。所谓“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与学生朝夕相处的教师具有怎样的人格将极大地影响学生的人格养成及发展。有学者认为,人格在教师这一职业中的特殊要求的体现,是教师为胜任其本职工作所必须具备的良好的性格特征、积极的心理倾向、创造性的认知方式、丰富的情感、坚强的意志、高尚的道德品质、规范的行为方式等人格特征的综合体。这一阐述同样适用于学生管理工作者。

有统计表明,学生工作者职业倦怠的比例较高,属于高压群体。学生管理工作者与学生接触的时间最长,同时每天要处理各种繁杂的事务性工作,这就要求学生管理工作者能够进行心理调试,掌握调节自身情绪、行为的方法。学生管理工作也是老师与学生互动的过程,只有双方互相给予积极的情感体验,相互感染,才能创造出平等、民主、和谐的环境,促进双方有效地交流,从而更好地开展工作。

新兴的网络文化与传统的东方文化表面看似乎是矛盾的,但是在高校管理工作的语境内涵中,又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和驾驭的重要课题。如何因势利导,需要社会、学校、管理工作参与者以及大学生的共同思考和实践。我们必须立足大学生和网络文化的基本特质,在充分发挥传统文化优越性的基础重建传统文化的适用性,唯有此才能实现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完美对接,实现社会管理与校园管理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高薇.儒家文化的当代管理价值[J].理论探索,2009,(6).

[2]贺竞择.浅析中国古代管理思想[J].理论界,2009,(5).

[3]邓雪.学生管理中的人文视野[J].天津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4).

[4]敬菊华,张珂.网络环境下高校文化的新变化[J].教育与教学,2006,(5).

传统文化的背景篇8

摘要全球化进程中,伴随着文化竞争的加剧,社会转型的过程出现了多元发展的趋势。大学作为孕育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新的组织形式和制度结构的基地,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源地。在建设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软实力的价值,因此,本文立足贵州,着眼于加强高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建设,为其活态传承提出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铜鼓藤甲舞民族传统体育布依族贵州

一、前言

在2013年12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全球化进程中,为了积极面对全球文化竞争加剧的挑战,促进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价值整合,需要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软实力价值,促进传统文化转化为文化软实力。在建设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软实力的价值,因此,如何保持文化多样性和本土文化特色已成为一个世界性课题。贵州省属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蕴涵着大量原生态、传统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项目,注重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坚持校园文化的多元性,既是实现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高校文化建设互渗共融的必由之路,也是高校文化建设的科学之路。

二、活态传承

所谓“活态”指的是一种现今活跃的存在状态,对应于活态的是固态、静态或死亡状态。活态传承不同于简单实体物质的传承,不同于文物、标本、资源、景观等有形物质的传承,甚至不同于书籍、报刊杂志等思想观念、知识体系的传承。其特点是在现今的环境条件下,以人为主体,在保存其文化精髓和要素的前提下,以一种活跃、可持续的方式延续其文化形态的一种传承方式。

三、布依族铜鼓藤甲舞

布依族铜鼓藤甲舞起源公元225年(建兴三年)春,南蛮首领孟获虽六次败于诸葛亮,但仍心有不服,请来乌戈国藤甲军前来助阵,藤甲军首战蜀军就大获全胜,随后大进追杀,蜀将魏延且战且逃,连败十五阵,连弃七个营寨。最后诸葛亮不得不自损阳寿,以火攻之,方才击退,成就了“七擒七纵孟获”的佳话。藤甲军大败蜀军的秘诀在于士兵身着藤甲战服,这种藤甲战服是由藤类植物的藤条所制。它生于山涧之中,盘于石壁之上,采摘后浸入油中,半年之后取出晒干,然后再浸入油中,如此反复晒十多遍后方能制成坚韧无比的铠甲。藤甲不仅刀砍不进,箭射不透,而且较为轻便。经过油浸的藤甲不吸水,过河渡江的时候不沉不湿,就像皮划艇或者救生衣。因此,三国时代的藤甲军实际上就是一支极为精锐的两栖作战部队,铜鼓藤甲舞的发源则是作为增强士兵的体能,团队士气演化出来的体育锻炼方式。

安顺市开发区幺铺镇歪寨村的布依族村民,相传就是乌戈国后裔,自古以来传承着先辈流传的铜鼓藤甲舞。铜鼓历史源远流长,《后汉书・马援传》记载:“援好骑,善别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隋书・地理志・下》载:“岭南二十余郡,铸铜为大鼓,悬于庭中”击鼓以祭,击鼓以乐。铜鼓之鼓面、鼓身,均铸有花、草、鱼、鸟、太阳、水波浪、八卦等花纹或甲骨文字样。《宋史。蛮夷列传》载:“西南诸夷,汉郡地……疾病无医药,但击铜鼓、沙锣以祭祀鬼神。”布依族对铜鼓十分尊重,视为祖先的传家宝、宗族的团结灯,敬若神灵。每逢年三十夜,一些家长会聚一堂,以雄鸡、猪头、米酒等物祭铜鼓,祭毕,击之,以庆节日。《乾隆贵州通志》有“仲家岁时击铜鼓为欢”之记载。击鼓之意有五:一庆丰收,二祝年节,三思祖德,四驱邪恶,五畅心胸。藤甲,布依语称之为“布掉高”,意为藤子衣服。其材料是一种青藤,一般有10-20米长,此藤绵扎、柔软、韧性强、不易折断,通过晒干、编织、生桐油浸泡等工序制作而成,关节处用麻丝或牛筋连接,便于打斗时活动。

每年正月间和六月六,歪寨村民表演藤甲舞舞蹈之前,先祭拜藤甲祖神,叙述有关藤甲的历史。跳时,人们身穿藤甲,手持盾、矛、弓箭、刀、枪等器械,用铜鼓和皮鼓伴奏,舞蹈共有十二路(段),采用铜鼓“十二则”鼓点伴奏,一般由7-8人跳,最多时有16人,男女均可参与。铜鼓藤甲舞的完整表演,一般要跳8天,从正月初六一直跳到正月十四。从藤甲舞反映的内容划分,大致有3个阶段。早期的藤甲舞,主要以表现战争为主,除藤甲胄以外,手上持有盾、大刀、月亮叉、长矛等兵械,双方刀枪相见时,有严格规范的步伐和动作。藤甲武士分成两军,分别以铜鼓助兴,鼓点由轻重缓急、单声、连声等方式规定了作战信息,鼓声指挥着各自队伍,分别表现进退、包围、突围,以砍下对方首级(头顶上缨络)多少决定胜负。双人拼斗时全凭自身武功,一旁铜鼓助威,鼓点时缓时急,输赢结果同样以得胜者砍下缨络或对方身上被刺白点的多少决定胜负,一般为10-20分钟一场,中途休息10分钟后重新开战,一场决斗有时难分雌雄,往往打上五六场才见分晓。

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转化为文化软实力

在贵州省高校的活态传承路径体现为:文化资源开发――文化传播媒介――文化认同感。要促进传统文化向文化软实力的转化,首先应该关注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传统文化资源是影响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因素。应该加强对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艺术、节日风俗等文化资源的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文化遗产都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为了增强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在保护好文化资源的前提下还应该促进对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在实践中,可以通过市场化的途径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文化资源的经济效益;可以通过社会化的途径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提高文化资源的社会效益;可以通过增强文化创意的方式来促进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可以通过文化管理的创新来实现传统文化向文化软实力的整体转化。以贵州省世居少数民族布依族独有的铜鼓藤甲舞为例,在高校中活态传承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挖掘整理铜鼓藤甲舞历史及其现状,编撰文本及影音资料。作为永久性的文献资料,这项工作是长期而且艰巨的,布依族铜鼓藤甲舞已经面临失传,但仍可以通过文字、图片、音像等多种科技手段,全面而有效地存录此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料。同时各种资料还可以使用民族语言进行配音和解说,以提高资源的多样性。

(二)鼓励专业教师在已开设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选修课增加布依族铜鼓藤甲舞的介绍,搭建学习平台。学校可安排相关专业老师深入学习和了解此项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文化特征及功能,通过实地考察与当地表演者的交流,学习其表演方式后,推广至课堂上,寓教于乐。

(三)结合校园体育文化,加强宣传布依族铜鼓藤甲舞。开展布依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月,结合学校运动会,搭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宣传平台,组织体育专业学生学习并将布依族铜鼓藤甲舞作为表演项目进行宣传,这种方式可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使学生在有限的大学生活中获得更多的知识和熏陶,接受更多的人文关怀,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总之,贵州省高校要树立多民族文化史观,高度认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在办学中的重要作用和利用价值,有效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态传承,这对加强我省文化软实力,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祖国统一,增强各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基金项目:贵州省民委、贵州师范大学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专项资金项目。课题编号:黔族专2012914。

参考文献:

[1]贵州省志・民族志[m].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10:1.

[2]付晓东.对高校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思考[J].学术交流.2008.4.

[3]夏晟.文化软实力视域下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开发研究[m].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

[4]刘丽娜.对民族地区高校特色人文素质教育的思考[J].大众科技.2009.2.

传统文化的背景篇9

>>新农村建设视域下浙江农村民俗文化产业化发展研究传承农村传统文化产业增强新农村建设文化底蕴传承农村传统文化产业增强新农村建设文化底蕴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制度、产业研究综述关于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传统节日”文化的困境与发展研究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乡村文化发展研究新农村建设对体育文化发展影响研究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影响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村文化建设研究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策略设想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咸阳市农村篮球文化研究发展农村文化事业推动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背景下西部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研究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津市产业发展探析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业产业集群问题研究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休闲农业发展探讨河北省农村体育文化与新农村建设和谐发展的对策研究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职业教育发展策略探析发展产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2013—11—11

[2]中国台州网.加快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n].,2011—09—07

[5]汪振军.广东文化产业崛起的启示[J].新闻界,2012(4):37—40

传统文化的背景篇10

关键词:室内设计设计风格社会背景

中图分类号:tU2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8(a)-0234-01

1室内设计风格的含义和分类

1.1室内设计风格的含义

风格一词原指一个人的“风度品格”,后来逐渐可以用来指文章的“风范”和“格局”。在建筑和室内设计领域,风格这个词语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可以认为室内设计风格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通过对设计作品的个性化特征进行提炼后所形成的具有一定象征性和代表性的设计做法。室内设计风格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它不仅具有一定的物质表现形式,还承载和表达一定的精神内涵。

1.2室内设计风格的分类

目前室内设计行业从业人员对室内设计风格的划分不够规范也不够统一,有人将室内设计风格划分为:传统风格、现代风格、后现代风格、自然风格以及混合型风格等五类[1]。也有人将室内设计中常见风格概括为古典风格、朴素风格、精致风格、自然风格、轻快风格、柔和风格、优雅风格、都市风格、清新风格以及中式风格等十种[2]。

但这些划分方式都没有形成一定的系统,有的甚至自相矛盾。若要以这些分类来概括所有的室内设计风格,则多少有点经不起推敲。笔者认为室内设计既然是一种相对固定的设计做法,其风格划分方式就可以因时空和对象的差异而多种多样。按照国别划分室内设计可以分出:中式风格、美式风格、日式风格等。按照时代划分可以分出:古典风格、传统风格、现代风格、复古风格等。按照建筑流派划分有:巴洛克风格、洛可可风格、哥特式风格、新古典风格等。当然,根据需要我们可以对室内设计进一步进行细分,如将中式风格划分为秦汉风格、隋唐风格、宋元风格、明式风格、清代风格等。

2社会背景决定室内设计风格

室内设计不能脱离社会背景而存在,每一处室内设计的经典案例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中产生的。受同一社会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这些相对固定的时空中所产生的室内设计就自然的体现出一些共性特点。当这些特点获得充分的提炼和概括,就形成了一定的室内设计风格。

2.1政治背景与室内设计风格的形成

不同的阶级构成和政治状况对室内设计风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当一个国家政局稳定的时候其室内设计越追求安逸与享受,当政局动荡的时候室内设计则显得简洁而又注重功能。在阶级社会,由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社会地位不同,室内设计体现出贵族化和平民化的差别。也因此产生了奢华的巴洛克、洛可可风格的室内设计和田园风格、自然风格室内设计的差别[3]。

2.2经济背景与室内设计风格的形成

生产力状况、技术状况以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贸易状况对室内设计风格的形成也有重要的影响。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洞穴建筑、原始木构架、树屋等建筑的室内设计只能体现最原始的设计特点,而当技术进步带动经济和贸易发展的情况下,室内设计就可以体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明式风格的室内设计就与明朝与南洋的红木贸易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没有南洋的红木进口就不足以成就明式风格的室内和家具设计。

2.3文化背景与室内设计风格的形成

风气习俗、审美偏好和文化传统也是室内设计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基于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不同民族对相同的事物有不同的理解。这一点可以较明显的体现在色彩的选用上[4,5]。伊斯兰教地区的人们喜爱绿色的屋顶,大乘佛教受到皇家的庇护可以使用最尊贵的黄色屋顶等是文化影响风格的例证。此外,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有其各自的特点,反映在室内设计中就可以形成不同的室内设计风格。文化背景对室内设计风格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

3所有的室内设计风格都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

一种室内设计风格形成是社会背景长期作用于室内设计和室内设计者的必然结果。古今中外所有的室内设计风格其形成的过程,都离不开自己独特的社会背景。[6]即使两种外在表现很相似的不同室内设计风格,其社会背景也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比如,同样称之为中式风格的室内设计因南北方差异、东西方差异、民族差异和时代差异而体现出各不相同的中式特点,他们分别形成了具有不同中国特点的多种风格。文化深厚、地大物博的华夏大地上每一种“中式”室内设计都有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是基于不同社会背景的“中式”室内设计元素共同承载了“中式室内设计”。我们不难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所有的室内设计风格都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

4室内设计风格可以反映社会背景

室内设计风格产生于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下,具有外化的能够被人们观察或感知的物质表现形式。通过在室内设计中运用这些表现形式,能够让人们对运用这一形式语言的室内设计风格产生诸多联想。室内设计风格通过人们的文化积累和习惯认识,将设计风格的社会背景传递给受众。

当人们看到一处典型的中式室内设计时,会产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联想。将这一中式风格的室内设计定格于某一具体的时代或者某一具体的民族,就能够从这一风格中体会到更为典型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特点。如在茶室书斋设计时使用江南格调的室内设计,而在宾馆酒楼设计时使用北方皇家气派的室内设计风格。如此,运用室内设计风格所反映的社会背景为室内设计师传情达意服务,使室内设计从外在的物质层面提升到内在的精神层面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5结语

室内设计风格是一个地区、一个时代或一定范围内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室内设计做法。室内设计风格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背景作为其基础,同时其运用过程中又能反映这一风格产生时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点。室内设计是具有创造性的设计活动,结合业主的需求和建筑的特点运用不同室内设计风格来进行设计,可以使业主获得共鸣,使建筑具有更强烈的感染力。

参考文献

[1]王奕.室内设计浅析[J].群文天地,2011(12):103.

[2]沈佳琪,蒋南方,徐时程.“80后”小居室室内色彩设计[J].大舞台,2011(1):73-74.

[3]朱虹.巴洛克的起因与基督教[J].思想战线,2009(S2):13-14.

[4]乔红娟.室内空间设计的形式法则[J].山西建筑,2006(8):5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