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基础知识篇1
一、引言
近年来，高考语文对基础知识的考查在整体上呈现的倾向是弱化处理，知识动态性、能力上的考查逐渐形成。根据笔者对几届高考学生语文分数的比较分析，凡是超过120分的同学，他们在语文基础知识项上丢分较少至多丢6分，凡基础知识项丢分超过50％的同学，其总分很难到达110分。目前在高中语文实际教学中，根据教材内容适当安排基础知识教学内容，这种教学多结合教学内容拓展知识，学生对这种繁琐的基础知识没有系统化的认识，往往是学一点记一点、在整体分类和系统化总结归纳上很难运用到实际问题中。并且，许多基层高中把高考基础知识的积累放到高三上学期中，利用一个月就复习完了，这就是蜻蜓点水，学生理解不透、积累不足，考试中学生多数是碰运气，分数自然高不了。当下高考语文基础知识的考查在题型、内容、形式上不断改革，稳中求变，是对学生发展的时代变化的调整，语文教学中如何处理基础知识教学与其他教学内容的关系，让学生能够在有效的学习中提高基础知识文化素养，是语文教学中需要不断探索的方向之一。
二、高中语文基础知识教学的现状
语文基础知识从内涵上来说，具有工具性、传承性、个体性、稳定性特征，语文基础知识是语文教学中的工具，帮助学习者在思维、交流、工作学习中更好地完成相关活动内容，这也是语文作为工具性载体的重要因素。语文基础知识中多是从传统文化中积累下来的，在文化传承、弘扬的过程中，基础知识是主要的内容基础，文化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也将成为未来语文基础知识的重要内容之一。结合目前高中生对语文基础知识学习的现状分析，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对基础知识教学的重点多是围绕高考考纲考点要求展开，基础知识的广泛性、多变性等特点是当前教学中以高考命题标准为参考的重要因素。语文教材知识零散，在基础知识总结上多是通过单元导语和小结串联较为全面的知识点，这种形式在系统化知识构建上还有很大差距。在教材的练习思考中存在一些比较内隐化的知识点，通过问题思考呈现，这种知识往往需要学生在实践练习中积累总结，对这种知识很容易忽略。课程改革在教材编写上也出现很多变化，这种内隐的知识增多，直观展现出来的知识点逐渐减少，对学生探究独立思考能力的考查越来越多，这无形中也增加了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和教师知识系统化高效教学的难度。教师在语文基础知识素养上的不足也会影响语文教学的质量，高中语文教师在长期的教学积累中，偏重知识的针对性，在基础知识的广度和泛度上没有较全面的系统的积累，对学生知识运用引导也会有所局限。
三、基于高考基础知识考查的高中语文教学改进对策
1．改进教学理念，注重实际运用
语文基础知识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具有相对隐性的特点，传统教学中的内容逐渐积累成越来越多的语文基础知识，高中语文教学内容也会不断增加。高考语文基础知识考查集中在成语、古诗文名篇名句、文化常识性考查、语言文字的综合运用等内容上，相对稳定。针对高考语文基础知识复习进行专题教学是在高中语文教学中会进行的一项内容，这种教学主要是在题型、内容范围、解题技巧上进行，对基础知识的文化价值教学没有深刻的体现。改进传统教育理念和应试教育下的遗留影响，在认识上明确基础知识教学对高中语文教学的重要意义，将语文基础知识应用到实际问题中，真正落实教育教学改革要求，构建更为先进的教学体系。例如2017年高考新课标ii卷第19小题，考点是表达得体，该题的出现就要求一线教师把基础知识的积累运用到实际生活中。
2．加强积累方法的引导
在教与学的问题上，要改变过度依赖高考基础知识考查要求的教学指导，切实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辩证看待高中语文基础知识教学，重视学生学习方法的形成。教师在教学引导上给予重视，强调积累的重要性，指导学生在日常学习中善于观察、归纳总结收获，比如引导学生们在看新闻、读报刊和新媒体时，要注意其中语言基础知识运用是否得当。语文教学本身是积累的过程，这种积累是应是学生根据学习兴趣指引积极主动进行的学习活动，在这一认识上教师的教学观念要及时更新，不能一味针对高考灌输大量的基础知识积累方法和要求，努力构建师生价值观的共同导向。如在文化常识性知识、古诗文文化传统知识的教学方法上，一般结合具体文本阅读进行，古诗文的学习首先应要求学生必须做到翻译文本，其后再做题，在这一形式上应给予重视，学生对解决实际问题没有一定的积累，很难实现综合运用。在日常教学中，对文化常识、古诗文文化传统知识在文本中的应用，应进行适当结合实际教学安排进行专题教学，提高基础知识的系统化。
3．完善教学方式方法，注入课堂教学新元素
除了利用传统的早晚读、课前读等积累方式外，还要探索新的方式，比如翻转课堂，网络微课、智能手机积累等。语文基础知识在经典文本阅读中的运用较多，针对性地进行教学方式方法上的改进，融入新的元素，改变传统教学模式下的基础知识学习现状。语文基础知识教学需要深入挖掘文本，与时俱进地更新教学内容，结合当下热点文学时政话题，高效运用基础知识进行实践。教育立足长远，在语文教学中知识体系庞杂，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构建需要不断更新，为基础知识教学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
传统文化基础知识篇2
传统与现代兼容
荆楚理工学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师孙泽文接受《教育》记者采访时说：基础教育课程要为学生适应社会急剧变迁，提供促进个体成长的新办法。课程内容是最为核心的要素，应该传统与现代并举。
建国以来，历次基础教育课程内容改革从未做出整体性改变，力图保持基本框架的相对稳定。新一轮教改依然以传统的学术性内容作为核心。传统内容旨在保存和传递人类文化遗产，使学习者能够了解历史、理解现实、达到认识未来的目的，有助于现实的生产、生活和创造，能对现代社会文化、经济与科技的发展提供不可替代的正能量。但是，随着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当代科技发展，整个人类社会和以往相比，已经有了巨大不同。在这样的社会中，各种新的问题不断出现，许多问题是人类前所未闻的。如果学生只能在生活中自行领悟现代社会的各项要素，则教育工作就没有尽到职责。新一轮教育改革正值社会在剧烈变迁，可以多增加一些反映科技与社会发展的现代内容。
新知识、新概念的形成，建立在当代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其中不仅包括已成定论的知识和事实，也包括源于现实生活事件并具有一定探索价值的问题。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那种把传统学科知识的简单传授作为目的的课程内容已经被改造和超越，传统性与现代性内容的兼容成为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特点。
从教育规律看，个体的发展都是由当下的知识引起的，体现为知识的内化与超越。知识传承在基础教育中无疑处于核心地位，因为个体认识的起点主要是前人认识的成果――知识，而绝不是当下个人实践获得或即兴感悟的直接经验。知识之于人的发展可谓是水之源，木之本。要扩展人的自由度，促进身心、智力、敏感性和审美意识，以及个人责任感、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发展离都不开知识教育。知识，尤其是现代知识，无疑是满足课程内容的现代化、生活化与适切性的先决条件。
建立完整知识结构
以知识为中心的课程，有利于传递人类社会积累的科学文化成果，使学习者建立完善的知识结构，实现知识向能力的迁移。以社会为中心选择课程内容，能够跟进时展，培养学习者社会活动的意识和能力。以学习者为中心选择课程内容，把学习者的经验和感兴趣的问题组成学习单元，能够发展他们的认知水平以及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传统文化基础知识篇3
【关键词】计算机基础微课改革
一、引言
《大学计算机基础》是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中的基础性课程。通过比较全面、概括性地讲述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中的一些基础性知识和重要概念，并配合必要的实践教学，为后续课程学习做好必要的知识准备，使他们在各自的专业中能够有意识地借鉴、引入计算机科学中的一些理念、技术和方法，期望他们能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利用计算机、认识并处理计算机应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二、计算机基础教学面临的问题
1.学生的基础知识有所提高
计算机基础教学是每个大学入校新生必修的一门课程。进校前，就目前的新生来说在初高中阶段都有所涉及计算机信息的相关知识，只是全国各地受地域限制的影响，各地的教授程度有所不同。在如今信息化时代，计算机的普及应用已是一种常态。在当前形势下，如何有效的教授好计算机文化基础这门课程，如何有效的分层次教学，适应不同的专业对计算机的后续应用打好基础是很多高校都在努力探索的变革道路。
2.传统教学面临挑战
传统的教学模式：理论+上机实践。这是多年来大学计算机文化基础实行的完美解决方案。但是这种传统的模式，适合无基础的新生，针对现在的学生基础较好，在这种传统教学方法上应有所变化。这种传统教学，教师参与教学活动的学时以及学生上机练习的学时都非常有限。加之在改革的大浪潮下，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的课时有被压缩的趋势，但是所教授内容并没有减少，这就要求学生必需花更多的业余时间去主动的学习和巩固相关知识模块，这样才能达到课程的基本要求。然而，面对刚进校的新生，如何培养他们主动学习的积极性，这一点值得探讨。
3.课程考核形式单一
针对计算机基础课程，面对学生对象是全校的新生。受众面广，要分专业，分层次考核存在一定的差异化，有难度，因此都是采用全校统考模式。一般以理论成绩和上机实践两部分成绩组成考核标准。考核形式形成固定模式，重结果性考核，轻形成性考核[1]，考核方式难以突破。期望看到的教学成果难以在这种传统的考核模式中凸显出来。
三、计算机基础教学改革方法探索
1.转换教学角色，教师演而优则导
传统教学，教师以上课的声情并茂以表演的成分吸引学生听课，在当下教学形式下
除了站稳讲台，表演好自己教师的角色外，还要转变自己的身份，加入到学生的队伍，引导学生自主积极的学习，充分的做好导演的角色。构建“以学生为本，教师引导”的教学方式[2]。有效的引导学生学习特定的知识点，做到高效完成大纲要求的知识水平掌握。
2.摸底调查，分层教学，个
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地域范围和接受信息化教学的差异性，新进新生可以象征性的进行计算机文化基础课程掌握水平进行模拟考试。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提供个性化的教学服务机制。让学习基础好的同学能更进一步的深入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点，在难度上有所加大，避免重复学习简单知识点，出现厌学情绪。
3.传统教学为主，借助微课教学
传统教学模式以老师讲，学生听的模式，一节课40-45分钟，导致教学信息量大[3]，学生容易分神。计算机基础课程可以以传统教学为主要教学形式，对课程知识框架及课程教学目的整体把控，涉及重要知识的重难点穿插微课教学环节，以弥补理论教学中的枯燥环节。有条件的学校可以搭建学习互动平台，让大家在每个布置的微课环节有师生互动答疑，学生之间相互解答疑问，形成交互学习交流的良好氛围。
4.发挥微课特点，实现灵活学习机制
微课教学灵活方便，一般一个视频在10分钟以内，方便学生利用空余时间，实现碎片化学习。微课内容较少，一个视频解决一个知识点，方便有效。一般一个视频大小在几十兆左右。支持格式为FLV，wmV等，方便存取和网络播放。能够实现移动学习和远程学习，能够及时巩固上课所学知识点。
5.构建合理考核机制
通过学院带头，寻找合作伙伴搭建微课资源系统平台，实现优势资源共享。把传统考核方法和系统平台学习情况结合，线上线下全方位了解学生对所学知识掌握情况。达到合理评判学生学习成绩的效果。同时添加学生与学生，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答疑模块，让相互之间沟通更加自然，还可以增加社交平台的互动效果，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在此平台上有发挥的地方，找到学习交流的乐趣。
四、结语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是很基础但又非常重要的学科。是大学新生后续学习的必备知识技能。通过对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改革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学生，让学生在变化的信息时代，高效率的掌握必备的计算机基础知识技能，学会用此技能去开拓更多的学习荒地，让学生在后续学习道路上走的更远。
【参考文献】
[1]姜华，周克江.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改革探索[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3（11）：165
传统文化基础知识篇4
[关键词]高职标志设计课程模式学科系统化实践项目教学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旧的高职教育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高职教育界内部正在酝酿着一场改革，即改革传统课程模式中教学和实践分离的弊端，将实践环节融入到教学之中，使得课程具有了明确的实践指向性。
对于标志设计课程而言，“实践指向性”的意义也一样很重要。标志是整个企业视觉形象系统的核心，对于提升企业的知名度、树立品牌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现行的高职设计教学体系中，“标志设计”课程是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主要开设于平面设计与广告设计专业，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而实践又是检验设计理念的定位、图形、字体、色彩的选用是否成功，是否具有优势的标准。所以标志设计课程的设计实践水准也往往成为评价一所设计学院或设计教育机构的重要衡量标准。
那么，扬弃传统标志设计课程模式中的弊端，切实的提高学生的设计实践能力就成为我们教学的新任务。
一、传统的弊端
1.传统的课程模式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的课程模式主要是构建在学校教育的基础之上，校外或企业实践课程相对较少，原则和方法主要沿用普通高等教育和普通中学教育的一套理论，即：重视逻辑性较强的理论基础部分的学习，注重课程的系统性和学科的严谨性，而忽视了实践能力的培养。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学科系统化”课程模式。
传统的高职标志设计课程也同样处于“学科系统化”课程模式的影响之下，主要的特点是采用“横向排列”的方式（如表1所示），将标志设计的各个知识点分割成独立的章节，然后依次进行“渐进式”的单独训练，从而达到全面而深入的学习之目的。
具体来说，标志设计教学单元被分为：标志的功能与作用、标志的设计原则、标志设计的形态创意、标志的基本构成要素、标志的设计的新趋势，标志设计的设计定位、标志的色彩表现等项目。这样的排列方式，在课程的逻辑性、知识的全面性以及研究的深入性方面都是非常到位的。
2.问题与弊端
如前文所述，传统“学科系统化”课程模式下的标志设计课程，固然在逻辑性、系统性及深入性方面具有自己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却并不能掩盖问题和弊端的存在。
首先，“无的放矢，平铺直叙”。
虽然具有很多理论的成分，但从本质上来说，标志设计还是一门实践类的课程。学生学习标志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掌握基础理论，而是实践――将理论运用于具体的设计实践之中。这种实践性的特征就决定了标志设计课程模式的设置必须“有的放矢”，要以设计实践的具体流程、方法、法规等为依据。
反观“学科系统化”课程模式下的标志设计教学体系，缺乏上述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将标志设计课程“平铺直叙”的分为若干个孤立的知识点进行逐一讲授，缺少针对性的实践性教学安排，学生必须将所有章节学习完毕以后才能窥见标志设计的实践性环节。这样，学生无目的的学习，教师无针对性的讲授，教与学从根本上脱节。
其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如前文所言，在“学科系统化”课程模式下的标志设计教学体系下，知识点是平行、横向排列的，知识点之间的关系的相对平等的。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学生们在具体学习每一个知识点的时候，由于不明白在实践中如何运用，很有可能盲目坠入对某一个知识点的孤立学习，越陷越深，从而忽视了对整体课程内容的把握。最终的结果是，学生或许可以凭借兴趣和经验对某一个知识点掌握得很好，但对多数知识点、整个的教学环节以及实践的过程茫然无知，不知所云。
二、全新的体系
针对标志设计课程在“学科系统化”课程模式指导下的种种弊端，有针对性的重新设计了课程结构与教学模式是非常必要的。
以“厚基础、强能力”、“工学结合，学做一体”为总体的设计理念（如图1所示）的课程模式可以很好的解决上述问题。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两点：
1．“有的放矢，针对实践”――“项目教学”为先导
针对“学科系统化”课程模式平铺直叙、无针对性的弊端，将“项目教学法”引入标志设计课程中，以达到“有的放矢，针对实践”的目的。
顾名思义，项目教学法指的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有针对性的操作一个项目的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习掌握教学计划内的教学内容。在标志设计教学中，将传统“学科系统化”课程模式下的依据知识点横向排列的结构改为依据不同项目“纵向排列”（如表2所示），如产品类标志设计项目、企业类标志设计项目、文化类标志设计项目、公共类标志设计项目、个人类标志项目，等等。
这样的方式可以使学生更有针对性的学习，能够从教学的开始就进入到实际的工作项目的情境之中，达到学完一章就能够基本掌握标志设计的大体流程和方法，并能够进行独立设计工作的目标。同时，在对纵向排列的标志设计项目进行循环性学习之后，由于量的积累，产生质的飞跃，学生逐渐将知识点和技能点的融会贯通，从而熟练自如的应用。
2.“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纵向为主线，横向为补充
如上文所述，新的标志设计课程是以不同的项目为依据纵向排列的，也就是说课程的章节是一个个具体的项目。但是单一的、纯粹的项目教学充其量仅仅是一种企业员工的岗前实训，不能称之为课程。标志设计毕竟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活动的结果，因此，有关创意思维知识性内容也是标志设计课程必不可少的。
我们强调纵向的项目，并不是说我们要彻底“放弃”横向的知识，而是对传统课程模式的“扬弃”。传统“学科系统化”课程模式的精髓在于它他的知识性和逻辑性，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横向的知识与纵向的项目结合起来，织成一张知识点和能力点相互交织的大网，“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使学生的学习更加全面、系统。
具体来说，新的课程模式可以概括为：纵向为主线，横向为补充；项目为主线，知识为补充。
（1）纵向结构（如表3所示），主要是指在总的章节编排方面以项目的分类和项目实践的流程为依据。
所谓以项目的分类和项目实践的流程为依据，就是指：在课程章节总的排列方面按照标志设计的分类来进行，即产品类标志设计项目、企业类标志设计项目、文化类标志设计项目、公共类标志设计项目、个人类标志项目等；
在每一具体个章节中，主要以每一个项目的操作流程来编排，即背景调研和资料收集、设计要素的挖掘、标志设计开发完成、标志的推广应用。
（2）横向结构。主要是指在各个具体的章节中穿插不同的基础知识点，以补充“纵向排列”留下的基础知识方面的漏洞。
新的课程体系突出的是“实践性”，但是实践是要有知识和理论来指导的。我们在强调实践项目的同时，并不放弃基础知识点的学习，但又不是以原有的“平铺秩序”的方式呈现，而是有针对性的将基础知识点分批的、有机的融入到各个实践项目之中（如表4所示），使得知识与项目相得益彰、融会贯通，使得学生的学习既有整体、又有局部，“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三、实践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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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基础、强能力”、“工学结合，学做一体”的总体设计理念有针对性的修订和发展了传统“学科系统化”课程模式的问题和弊端，使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辩证的统一在一起，明确了课程的实践指向性，适应了现代高等职业教育的要求，从思想和理论上促进了新时期标志设计课程模式的发展和完善。
但是仅仅有先进的思想和理论是不够的，任何先进的思想和理论都需要具体的实践来印证和实施。标志设计课程也不例外，如何将“厚基础、强能力”、“工学结合，学做一体”的总体设计理念在实践中加以应用就成为新的问题。
1．如何增强实践能力――能力点与实践流程的对应
在具体的项目之间之中，平淡的、流程化的描述的项目的实践步骤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项目实践能力。真正的项目教学，首先要甄选与项目流程相对应的能力点，然后再将不同的能力点融入到不同的项目操作步骤之中（如表5所示），并明确实现各个技能点与实践流程的关系，使学生在学习的时候能够有针对性的操作和训练，有针对性的解决每一步骤的问题，继而有针对性的提高自己在某方面的实践能力，从而达到了提高整体项目实践能力的目的。
2.如何丰富项目内涵――知识点与项目的有机组合
前文中已经提到我们的课程设计理念是“厚基础，强能力”，也就是说课程教学要在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同时不放松基础理论部分的教授，“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纵向为主线，横向为补充。既然如此，如何很好的、有针对性的实现上述思想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新问题。
在实践中，标志设计的不同知识点和不同项目之间是存在某种天然的内在联系的，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天然的联系，将知识点和项目有机组合，在各个不同项目中有针对性的设置不同的知识点，使特殊知识点为特殊的项目服务，从而达到丰富项目内涵的目的。
比如，就一般情况而言，个人类标志对于汉字元素运用较多，企业产品类标志则相对青睐字母元素，而文化公共类标志则更多的使用图形化元素。据此，我们将知识点“标志设计的形态创意”分解为三个部分：“汉字元素的创意表现”、“字母元素创意表现”、“图形元素创意表现”，然后再进行有针对性重组，即将“汉字元素的创意表现”设置在个人类标志设计项目中，将“字母元素创意表现”设置于企业产品类标志设计项目之中，再将“图形元素创意表现”设置于文化公共类标志设计项目实践中，加强了知识点和项目之间的有机联系（如表6所示），切实有效的实现“厚基础，强能力”的理念。
综上所述，新的高职标志设计课程模式是在不断修正和调整传统课程模式理念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审视传统，放眼未来，将课程目标指向实践，同时将传统的课程模式解构和重组，与项目教学相互融合，使课程兼具了设计项目的实践性和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厚基础、强能力”、“工学结合，学做一体”，形成全新的、完备的现代高职标志设计课程模式（如图2所示），探索出一条实践教学的新路。
图2全新的、完备的现代高职标志设计课程模式然而，任何一种课程的设计模式都不能用完美来描述。社会和时代在不断变化，这就要求课程也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厚基础，强能力”、“工学结合，学做一体”为理念的标志设计课程体系也是这样，应该不断求新、求变，不断进行自我审视和调整，“与时俱进”，走在时代的前列。
传统文化基础知识篇5
论文摘要:中医药高等教育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受现代大学制度和西医教育模式的影响，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幕露出了一些不足之处。如何使高等中医教育传承优秀的中医药学术传统和思维方式，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探索出不断进步的中医药教育规律和培养方式，是中医教育学界长期以来的努力方向。本文通过时现行中医药教育进行思考，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措施。
高等中医药教育50余年来进行了很多适应社会变革的改革，初步形成了系统的学科群体和课程体系。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全国中医药院校在校生人数为80，637人，至2005年达到303，075人(《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办学规模翻了两番;多数中医药院校的本科专业及专业方向由原来的6一7个增加到20个左右。但是受现代大学制度和西医教育模式的影响，高等中医药教育仅仅依赖单一的院校教育模式，并且根据临床实际要求，中医院校学生中西医两套理论都要学。基于中医和西医各自独立的理论和临床教学内容，培养的中医院校毕业生中医思维和中医实践能力不尽如人意，在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学术上也显得不足，部分学生甚至面临中医不精、西医不通的尴尬局面。
1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还存在着一些比较明显的不足之处。
院校教育往往只注重单科的专业知识传授。课程设置不完整、没有依据完整的中医学知识结构来完成教学任务，相关经典医学文献学习不够，忽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等中医药理论形成的外部因素的了解和学习，使得学生出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现象。
高等中医教育一直沿用基础课程、临床课程、毕业实习三段式培养模式。中医学人才成长缓慢，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被割裂为相互独立的两个阶段，使得学生理论与实践脱节，临床中医技能不足，更缺乏理解经典、运用经典的能力，从而社会适应能力下降。
师徒传承的传统培养模式弱化，纯正中医后继乏人。作为中医院校，临床实践是整个学习过程的重要环节，关系到学生的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的实现。但是由于扩招、培养目标不明，带教老师水平参差不齐以及临床实习基地西医化等因素，临床实践中中医比例过少，缺乏纯正的中医治疗，教师和学生都偏于西医知识的深化学习，或者西医诊疗操作的锻炼，忽视中医知识的讲解和运用，忽视锻炼学生的中医诊疗思维，长此以往，学生的中医基础知识渐渐弱化，中医临床基本功逐渐减弱，中医思维慢慢被西医的思维模式所取代，不能处理好中西医的关系，使中医实习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临床中医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中医科研创新能力的不足。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校本科教育应当使学生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但从目前高校的学生培养过程来看，对学生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传授比较注重，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度却显得不足。
中医离不开创新，而创新离不开科研。目前的中医教育既要有中医的创新性，又要凸现出中医的理论与思维，从科研中领会中医理论的奥妙。然而，部分高等中医院校不注重锻炼中医学生的实验设计能力与科研技能，许多中医学生的实验设计能力与实验室技能十分差，中医毕业生缺乏基本的科研思维和方法，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不具备科研优势。
2对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的思考
如何使身处21世纪的高等中医教育和中医人才培养与中医药学术传承发展相得益彰，既传承中医药的思维方式，又适应现代医学发展的要求，探索出不断进步的中医药教育规律和培养方式，中医院校必须进行办学目标、发展战略等宏观层面的思考，还必须在培养模式，尤其是在临床教学中保持和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克服套用西医办学模式的负面影响，从中西医学发展规律的差异进行反思。
2.1高等中医药教育的定位
高等中医药教育是中医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遵照中医药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去办学。中医药不同于西医学的学科体系和思维方法，决定了中医院校应该努力探索办学道路，开展试点，确立具有自身特色的办学道路。当务之急是要深刻思索中医教育的主要任务，继承中医药传统思维和方式，以培养具有中医传统文化基础和具有在中医领域进一步深造和有发展潜力的学生为目标，跳出固有的中医教育体制，顺应中医药事业的快速发展，拓展思路，敢于开展并确立新的中医药人才培养方式。
2.2对高等中医药教育的几点思考
(1)系统学习中医课程，早期建立中医知识架构
多年来，各界对于中医院校课程设置的争论一直未有定论，普遍认同的是要遵从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准确地体现中医药学的知识结构体系，中医学的知识结构包括:学习中国传统文史哲和自然知识以形成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学习中医药的经典医著以确立中医药学的概念和体系;学习中医药治疗方法，包括中药、针灸、推拿、按摩、导引、食疗等疗法。
对于西医知识的学习，各界也持有不同观点，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贾谦教授的《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总报告概要》中提出:“能否不要让中医药院校学生学习西医和外语课程，将来工作需要西医知识和外语时，可以再脱产学习。起码应允许一半中医药院校以纯中医药院校方式存在，同时，应允许师徒传承方式的存在，并给师带徒出身的人以一定的学术地位。培养兼具中西医知识的人才应该由西医院校承担此项工作”。笔者认为，在目前中医院校普遍学习西医基础课程的现状下，培养中医药学生最重要的莫过于建立中医药知识结构，加强中医理论知识的学习和考核，加大中医经典的学习深化，扩大中医传统文化必修课程的比例。当学生在学习初期接受中医药传统文化的熏陶，牢固地掌握了中医药理论基础的辨证论治体系后，再学习必要的西医知识。中西思维的碰撞建立在基本理解中医内涵和确立中医整体观的基础上，那么，中医药学生也会更加客观深人地看待中西医诊断思维和治疗方法的区别。
(2)重视中医临床技能的早期培养
中医经典是中医药学独特理论和临床诊疗体系的基石，但其内容比较抽象，主要依赖于人的理性思维去学习和体会。因此中医专业思想的根植，是一个临床实践与理论学习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医的院校教育应以中医知识结构的方法论内容为重点，使学生能透彻地理解中医最基本的原理，在此基础上加强中医的临床技能的学习运用能力。
因此，应该在学生学习中医经典的同时，进行临床跟诊、见习，也就是在贯彻“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基础上，注重学生学习中医经典和临床见习的同步性。可采取多种形式，如通过临床典型病例中医讨论、临床见习、中医门诊跟诊，或者经典与临床的讲座等多种形式，在学生学习中医经典理论课程的同时，接触实际病例，在临床上培养中医经典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学习经典并及时深化理解经典、运用经典的能力。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在本科教育和七年制教育中，以医学知识基础为根基，加强医学生医学基础知识训练。为了巩固中医学生的基础知识，从学生人学的第二个学期起，每学期组织学生参加《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方剂学》、《中药学》、《诊断学基础》五门课为主的“中医基础知识竞赛”，历年的考试成绩将作为进人临床实习的先决条件，极大地强化了学生的基础知识。并在实施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注重提高实践课的比例，规定实践教学应占整门课程的30%。实践学习时间的增加能帮助学生理解、消化抽象深奥的基础理论知识。70%的理论学习时间基本保证了理论教学的学时数，也为提炼实践知识留下了足够时间。
(3)继承师承教育，发展院校教育
现今的中医药教育主要采用院校教育的形式，具有传播知识的信息量大，传授的知识标准、统一、规范，受教育的普及率高等特点。相对于院校教育，师承教育注重传统文化学习，中医基础知识较扎实，有利于继承教师独特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因此将中医药教育的师承教育和现代的中医药院校教育更加有效地结合将更加有利于中医药人才的培养。
在现有的中医教育体制中适当的方式是在学生的临床课和临床实习中实行导师制。这样，可以使医有专长的教师培养学有专长的学生。同时可采用多种形式的师承教育，如普及性的师带徒和高层次的师承教育，既有利于继承老一辈中医名家的个人经验，又有利于从业个体在潜移默化中领悟中医学丰富的理论内涵，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临床经验，增强人才队伍对中医的信心。
针对近年来中医院校办学规模的扩大，师承教育的模式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面对这种情况，可以采取“一代带二代”、“跨学院、跨医院、跨地区”的模式进行师承，甚至可以试行优秀的中医药博、硕士研究生辅导本、专科中医药学生的方式，在实践中检验成果，不断的修正培养方法。
根据邓铁涛等巧位全国名老中医的倡议，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中西医结合专业为试点，创新传统“师带徒”模式，发挥“集体带集体”的优势，全国名老中医带徒中青年骨干，由中青年骨干带徒学生，师生定时见面，进行生动的授业解惑，并且实行定期的不同的名老中医跟诊制度。该举措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学生毕业后均受到了就业单位的一致好评，不仅掌握了扎实的中医药知识，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而且拥有开阔的思维，在掌握自己导师的基本思想的基础上，还不同程度地吸纳了其他老中医的医学思想。
(4)中医院校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
中医药的基础是继承，但是创新才能促进中医药的进一步发展。中医院校也应担负起培养中医药科研人才的重任。中医药学生也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了解统计学、系统论等理论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学，以便于能够完善中医学理论体系，发展中医，同时要避免一律以西医的思维方式和设计方法进行中医药的研究。
传统文化基础知识篇6
笔者认为，财经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不能走综合类大学和师范院校的路子，不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与从事中文教育人才为目标，而应以培养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服务地方经济的各类应用型人才为己任，结合院校自身的优势，调整培养目标，构建新的人才培养体系。因此，需要重新思考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对其培养目标、课程设置、课堂教学、实践环节等方面都要进行深入探讨，力求培养出高质量的、符合社会需要的复合应用型人才。笔者所在的西安财经学院中文系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创建了“一体两翼”人才培养模式，即在夯实学生扎实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功底与人文素养(“一体”)的基础上，增强学生相关专业的知识储备，重点培育学生的应用能力(“两翼”)，培养复合型应用人才。下文试就这一人才培养模式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 夯实专业基础强化人文素质
强化人文素质和文学素养的培育，是中文本科专业的要求，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是高等教育基础化的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承担着传承与提升全民文化素质的重任，重点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影响他们的社会观念与价值观念。学生将文化知识内化之后所养成的精神境界、意志品格与人文情怀，虽然在实际工作中不一定用得上，但却能使他们受益终生，有着实用性专业不可替代的作用。学习语言学、中外文学史及基础写作等中文专业传统课程，对于学生掌握较为系统的汉语言文学理论和知识，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培养文化素养和艺术鉴赏能力等具有重要意义。财经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不能机械地以实用性专业的应用性作为衡量标准，应该在充分考虑本专业人文性的前提下来理解应用性的内涵，这样培养的学生才有深厚的根基，才有发展的后劲。
西安财经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是2001年6月经陕西省教育厅批准成立的四年制本科专业，该专业方向定为高级秘书及宣传出版，主要为培养高级文秘方向的实用性人才，故在课程设置方面更多侧重于公文写作等实用技能的培训，从而相应地压缩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课的课时。这样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基本素养不够，基础不扎实，没有底蕴，没有后劲。虽然一时上手易，但跟进时代难，缺乏持续竞争力。而应用型人才必须具备较宽广的基础知识和厚实的专业理论，不能因为突出应用而缩窄专业知识面，削弱基础理论教学。因此，我系在培养规格上，按照宽口径、厚基础、重实践的模式塑造人才，逐步加大基础理论课的份量。我们不断修订培养计划，遵从规范性、科学性、系统性与前瞻性等原则，在课程设置方面作出相应的调整：严格按照教育部规定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要求，在借鉴其他同类院校培养方案的基础上，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取消了一些与中文专业相容性不大的课程，遵循由浅入深的教学规律，有机地衔接相关课程，并选用能够反映本学科最前沿理论的课程教材或部、省获奖等重点推荐教材。通过不断地调整培养计划，我系的培养特色愈加鲜明，培养质量愈加提高，收效也很明显。由于增加了汉语言专业基础理论课的课程与课时，使得我校学生在考研时与外校学生能同台竞争，大大提高了考研升学率，如2009年汉语言文学20人参加硕士生入学考试，上线16人，在学校及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传统文化基础知识篇7
关键词：传统道德文化基础教育教育方法
社会的进步，推动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在国民生活中的发展。2014年9月在北京师范大学视察时指出：“我很不赞成把古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2016两会期间，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牛汝极说道：“应分学段有序地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从现在就开始着手。”作为一位中国人，有责任和义务继承和发展它。
当下，我国基础教育阶段进行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教育是有重要作用的。如今不少学生在自身素养方面出现严重的“营养不良”，不利于他们长期持续发展。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一块巨大的宝藏，可以丰富内涵，开阔眼界，巩固知识，培养文化素养，提高道德修养。在将这一巨大的宝藏有计划有目的地传授给学生的时候需要选择适宜的教学方法。
1.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
对于传统道德文化教育，启发诱导的方法主要用于教师实施教学时，对于本身没有生命力的传统道德文化教育课本，要用积极诱导的方式使学生感兴趣。
孔子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在具体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利用学生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自主探索的欲望。在传授有关道德知识的时候，可以运用皮亚杰的对偶故事或者科尔伯格的道德两难问题。这种故事或问题必须贴近儿童的实际生活，能够很容易被儿童体认，这样会使儿童原有的认知结构产生不平衡，然后通过努力将其同化或顺应，让他的认知结构重新达到平衡。这样激发其动机以产生学习行为，最终习得道德知识。这一过程中要让儿童自己发现问题，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老师要更加贴近其生活，提出各种问题和故事，使其内心产生矛盾冲突。这样有利于儿童道德阶段的向前发展和儿童推理能力的发展。
2.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
在拥有五千多年历史文化沉淀的古国――中国。由于它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在教授时必须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要按照它应有的次序交给学生，传授给学生系统的知识。
循序渐进是由孔子提出，经其弟子孟子继承发展，之后又被朱熹纳入朱子读书法中的。孟轲认为“其进锐者其退速”，进程过于迅速，势必影响实际效果，致使消退也快。他通过“揠苗助长”的寓言告诫人们：必须懂得教学是自然有序的过程，人们应当关注并促进教学过程的实现，但决不能用“揠苗”的方式助长，否则“非徒无益，而有害之”。
十七世纪捷克著名的教育家夸美纽斯在著作《大教学论》中，明确提出教育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他要求教授学生的知识应该是系统的，教学的进行应该是循序渐进的。夸美纽斯要求学校“自始至终，要按学生的年龄及其已有的知识循序渐进地进行指导”。
3.知行合一的教学方法
从学与行的关系来看，学是手段，行是目的，行比学更加重要。即学以致用，学习如果不能应用，那么学得再多也没有意义。学习道德更应该是这样的，知道社会道德规范，就要体现于生活实践中。传统道德文化教育不是抽象的学问，而是需要学生通过学习把它付诸实践的一门学问。其目的在于促使传统文化对社会、个体行为和思想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潜移默化不仅仅是思想上的，还要结合行动，将其内容运用于实践是学生深刻理解知识的一个有效的途径。荀子主张：“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以行为为最终目的，对于传统道德文化教育，追求的是对学习者从外到内的影响。教师在实际教育中应该注重引导学生身体力行，注意发挥知、情、意、行的整体功能，对学生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持之以恒，使四者相辅相成。对于基础教育阶段的孩子，这四者需依据学生的身心发展有效实施教育教学。要注意儿童在身心发展过程中的顺序性、阶段性、差异性、不平衡性，在选择教学内容、教育方法的时候都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基础教育阶段进行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教育，在选择教学方法的时候要充分尊重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教师要尽可能营造真诚和谐的环境，充分利用儿童原有的好奇心引导儿童自己主动探索、自主学习、自主解决问题，从而感知到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并注意引导儿童把已获取的传统道德文化中的间接经验体现在实际生活中。最终真正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和谐发展的社会公民。
参考文献：
[1]质本青莲.让传统文化成素质教育必修课[oL].国学教育网，2015.
传统文化基础知识篇8
[关键词]理查德·罗蒂；“镜式哲学”；基础主义
理查德·罗蒂(Richardm．Rorty)(1931～2007)，是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思想家，也是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其思想核心是后哲学文化观，其理论依据是新实用主义。罗蒂认为，传统哲学是一种“镜式哲学”，这种观点强调哲学是各文化部门的基础和各学科的法官，而实用主义则是一种无镜哲学，其本质是反基础主义的。以实用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罗蒂的后哲学文化是一种无主导、无中心、无根基的文化，其基本特征更是反基础主义的。因此，作为罗蒂思想核心的后哲学文化观，其逻辑起点首先是对传统“镜式哲学”的批判。
罗蒂认为，传统西方哲学是一种以认识论为核心的“镜式哲学”，其基本特征是把人心看作一面能反映外界实在的镜子，知识就是心灵反映实在所获得的准确表象，知识因此成为一项“再现活动”，哲学因此成为一门“再现表象”的理论；根据“再现”的准确程度，哲学这门理论将文化划分为较好地和较差地再现现实的诸领域，以及根本不再现现实的诸领域；要得到知识，就要去占有准确的表象，因为这是获得知识、占有真理的唯一途径。罗蒂认为，这个传统哲学的经典模式是柏拉图的理念论——笛卡尔的第一哲学原理——康德的先验哲学。由此，它不仅规定了西方哲学传统的方法论原则，而且滋生了西方哲学的主题。哲学旨在建立一个永恒的和非历史的知识框架，为人类的思想文化活动提供基础和秩序。20世纪出现的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尽管对传统哲学进行了批判，但仍摆脱不了“镜式哲学”的隐喻，只不过分别以“语言分析”和“本质”的镜子取代心灵的镜子去再现经验世界。总之，罗蒂对这一自柏拉图以来的认识论传统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同而也批判了这个传统所具有的表象主义、本质主义和二元主义，即基础主义。
一、人心之镜一从理性的心到内在世界的心
西方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致力于探寻万事万物的源、根，一切事物、一切现象的最终原因和绝对真理。古希腊哲人热衷于从形形色色的具体事物中寻找某种一般的普遍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隐藏在具体事物背后的本质，是事物成为事物的原因，是真正的实在。正是人类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形而上学的倾向，产生了有关理性的本质的问题，即把握普遍项的“心”的问题。作为普遍项知识把握者的心在古希腊柏拉图那里，可以等同于理性、努斯以及灵魂，它是某种不同于身体的东西、非物质的东西，并且具有独立于身体去存在的能力，更进一步说，是被看成是“区别于人与兽的东西”。这一理性的心有别于近代哲学笛卡尔、洛克其人的更加精致化的意识的心(这将在稍后详述)。但不管是理性的心还是意识的心，都是作为自然之镜去映现外在的世界。以知识论为核心的哲学所要做的则是不断审视、修理和磨光这面人心的镜子，以获得更准确的表象，来牢固奠定知识的基础，并维护哲学的“文化之王”的地位，即能够赋予其他学科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之地位。
柏拉图的哲学旨在通过理性之心去把握永恒不变的理念，即变动不居的外在世界背后的那个本质、普遍项，从而勾勒出一幅知识等级秩序的图画。只有完美而永恒的理念给予我们知识，而变化无常的世界只能给予我们意见；而把握理念获得真正的知识只能通过心的眼睛而不是身体的眼睛。因为，“心的眼睛”是“较完美知识的不可逃避的模型”。由此，柏拉图开启了哲学是关于再现表象的理论观念。它的基本前提是原型和摹本、理念和表象的划分，以及只有理性之心才能对前者进行把握，而占有准确的表象就是获得知识、占有真理的唯一途径。
总之，作为普遍项把握者的理性之心暗含了这样的隐喻：
通过把普遍项内在化来认知普遍真理的隐喻，正如身体的眼睛通过把个别项的颜色和形态内在化来认识个别项一样，一旦被提了出来，就会足够有力地成为农夫相信影中有生命的思想替代物。灵魂有着各种各样的形式……灵魂作者作为‘因能思考共相而非物质’的东西，始终是西方哲学家两千多年来对‘为什么人是独一无二的’这个问题的回答。
作为人的理性与特性，把握普遍项的心在古希腊哲人那里突显了某个一般人无从接近的并有可能怀疑其存在的基础领域——“实在”的领域。古希腊哲人虽然还没有提出身心问题并与这个基础领域联系起来，但却奏响了这一工作的序曲。真正将心灵作为自然的一面镜子，从而将基础奠立在主观对客观的准确表象或主观内部的“先验结构”上，是从近代哲学才开始的。笛卡尔首次将“心”作为一个独立的非广延的实体分离出来，并与外部世界的广延的实体相对立。与“理性的心”相比，“按照笛卡尔的理解(它成为‘近代’认识论的基础)，是表象存在于‘心中’。内在的眼睛监视这些表象，希望发现某些迹象可证明表象的忠实性”，它的“新颖之处是有关一个单独的内在空间概念”。由此，笛卡尔把希腊哲人的“理性的心”转变为“内在世界的心”，这种心身区别是“在意识与非意识之间的区别”，他把知识的基础首次奠定在心与外在客体的关系上，它的可靠性保证则来自这个心的“明晰知觉”、“不可怀疑性”以及它的先天原则。笛卡尔的这一思维方式影响了洛克，使得洛克首次明确而详细地分析了此“心”的过程，“感觉”到“观念”的过程，分析了“心”作为一面镜子，如何映现外部世界的过程。而从感觉经验中寻找知识的基础，正是从洛克开始的。“自洛克的经验主义开始，基础主义的认识论于是作为哲学的标准形式出现了。”
然而，此时的哲学家对基础的认识却是很不同的。虽然笛卡尔奠定了在心与物的关系中寻找认识的基础，但先天理性和感觉经验哪个作为知识的基础更为牢固可靠，哲学家对此却各有说法，莫衷一是。直到康德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把知识的性质和起源不是看作寻求对于外在客体的准确表象，而是转以综合“概念”和“直观”这两类表象，通过“概念”的“先天范畴”来保证经验认知活动的可靠性，才仿佛确保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知识基础的概念。如果说哲学在笛卡尔那里并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仍然是为在与神学的斗争中维护科学的合法性服务的话，那么，哲学获得专业化的身份乃是在康德那里，由“哲学与科学之间的近代区分得以成立”的。“得以成立”的条件是“哲学的核心是‘知识论’，它是一种不同于各门学科的理论，因为它是各门学科的基础”。“康德设法把旧的哲学概念一形而上学是‘科学的皇后’，因为它关心的是普遍、最少物质性的问题——改造为一种‘最基本的’学科概念，即哲学不是一门基础的学科。哲学的首要性不再是由于其‘最高的’位置。而是由于‘基层的’位置。”
由古希腊人开创的追求绝对的思维方式是西方哲学甚至整个西方文化的一种长期占支配地位的传统，它是与人区别于兽的特性和理性联系起来的。它是人的“理性的心”去把握“普遍项”的自然倾向所导致的“本质主义”和“绝对主义”(在当代西方哲学家看来)，其典型便是柏拉图主义。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哲学家们由外在的理性之心回到内在世界之心一从人的自身认识能力一去探求知识的确定性根据、自然科学的可靠基础。这与对本原、本质、绝对的追求一脉相承。它开始于笛卡尔，完成于康德。这种知识基础观，以“认识论”为核心的哲学，又是以心和物分裂为两个绝对独立的实体为前提的。在这里，认识的主观方面——主体、心灵、思维、精神和意识，与认识的客观方面——客体、对象、物质、自然，是绝然分开的；并且把外在的客观世界看作一个静态的对象去把握，探讨主体究竟如何达到对客体的认识；心灵对对象的知识(认识)是一种表象，人心犹如一面“巨大的镜子”，去映照外在世界，在心中构成知识的表象。这就是当代西方哲学家所称的“基础主义”、“表象主义”和“二元论”等等，其中笛卡尔主义和康德主义则是其典型代表。
从理性的心到内在世界的心，从柏拉图到笛卡尔、康德，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传统哲学，一直是以追求知识基础论，追求最终的实在、永恒的最高的真善美为对象和目标的。这种“镜式哲学”在罗蒂看来是“大写的哲学”。相应地来说，它旨在追求一种永恒的真理，一种独立于历史和社会环境之外的，适合于一切文化的中性的永久的构架，在这里，哲学扮演着“文化之王”和各种知识主张的最终裁决者的角色。
二、语言之镜一“镜式哲学”的新变种
康德之后，西方哲学沿着康德哲学的两个新变种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方向获得了新的发展，它们在根本上仍然没有摆脱古典哲学的“基础主义”、“表象主义”的支配。
分析哲学通过用语言分析(或逻辑分析)来获得关于世界逻辑构造的精确表象，用语言之镜代替“心灵之镜”去再现经验世界；现象学则通过逻辑还原和本质还原来获得可靠的表象。尽管在19世纪末20世纪之初，有一批哲学家，如美国的詹姆士和杜威，法国的柏格森，德国的尼采和狄尔泰等人对“符合真理说”和“精确表象论”进行过彻底的批判，他们反对以康德的方式谈论哲学，主张哲学“离弃认识论，离弃对确定性、结构和严格性的寻求，以及离弃使自身成为理性法庭的企图”。但是好景不长，当哲学能够以追求一种“游戏精神”从而树立起一种崭新的文化形象时，以认识论为中心的传统“镜式哲学”却在“数理逻辑”那里找到了避风港。仍有大量的哲学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继续从事着大写的哲学，他们通过发现一些新的特殊表象来挽救传统哲学的危机，继续把哲学研究当作一项严肃的事业来追求。在罗蒂看来，这一典型代表人物便是胡塞尔和罗素。“为找到某种必然为真的东西的需要所驱使，罗素发现了‘逻辑形式’，而胡塞尔发现了‘本质’……对这些特殊表象的发现，再一次开始了对严肃性、纯粹性和严格性的追求。”
传统文化基础知识篇9
随着时代的发展，早已进入了信息时代，计算机技术也进入了各行各业，所以计算机应用基础也就成为了中等职业学校各专业学生必修论文联盟的一门基础学科课程之一，是学生学习计算机入门的基础课。本文的目的是探讨该门课程教学方法的现状和对传统的计算机应用基础课课堂教学模式、方法改革和创新的设想。
教学方法是教师和学生为完成教学任务所采用的教授方法和学习方法。教学方法的选用直接关系到教学目的能不能实现，关系到教学内容的思想性、科学性和系统性的体现，关系到学生获得知识、掌握技能的能力。教学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种艺术，因此在教学工作中应该重视对教学方法的研究。
那么，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更适合中职计算机应用基础课堂教学呢？这就要求我们去深入分析中职学生的基础、教材特点、课程知识结构特点等。做到因材施教，才能充分地激发出学生学习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的浓厚兴趣，引导学生自主地学、轻松的学，把“要我学”变为“我要学”。这就要求我们大胆地改革现有传统的教学观念、教学模式和陈旧的课堂教学方法。
一、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基础教学现状
1.教学方法手段单一，师生之间的互动不够。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张嘴巴、一本教材，自始至终唱独角戏，包打天下。结果一堂课下来，教师上课讲得头头是道、喉干舌燥，学生听得云里雾里、一无所知。学生就会形成隋性，不积极思考，被动接受，缺乏创新能力和主动学习能力。
2.过于讲求知识的系统性，不注重知识的模块化教学。中等职业学校上计算机应用基础课时，习惯于从计算机的起源、产生、发展，讲到它的作用意义，再讲到它的构造特点，尤其是讲它的编程语言和方法，一下子把学生带入到云里雾里的境界，让学生产生了对学好计算机的恐惧感。要知道，我们的教育对象是中职生，学习基础不扎实，学习兴趣不高。要因材施教，选取学生够用的、适用的、想学的、能学好的知识模块，如计算机基础模块中的计算机基础知识等。
二、对传统的计算机基础课课堂教学模式、方法进行改革和创新
1.编写精品课程、校本教材，因材施教。使用传统的中等职业学校统编教材，存在教学知识老化、理论过多等问题，以该方式培养出的学生，第一不能与社会接轨，第二不能为其它需要计算机基础的课程打好基础。计算机技术是发展最快的技术之一，知识衰减周期短，技术淘汰快，我们的计算机基础教学内容必须进行改革。根据学生的要求、特点和社会企业对人才的需要，要开发精品课程和校本教材，打破统编教材的知识体系，按模块化知识结构编制教材，准确把握教材的深度、广度，让学生学得懂、够用、实用、能用。
2.实施“任务驱动”教学法。教学方法取决于教学任务，而教学任务又取决培养目标。中等职业学校培养的是“应用型”、“技术型”的中等技术人才，因此中职计算机基础课教学既要传授知识，又强调能力培养，并要在教学中渗透思想教育、安全教育。“任务驱动”教学法是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一种教学方法。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被动接受既定的知识，而是学习者主动在内部建构知识意义的过程。建构主义提倡在教师指导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教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而不是知识的传授者与灌输者；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被灌输的对象。因此，教学不应“由外而内”地注入，而应是“由内而外”的主动吸收。
3.在计算机基础课教学中引入btec教学法。英国的btec教学模式是通过在教学中进行课业设计，并让
转贴于论文联盟
学生主动完成任务，来解决职业教育中的能力培养难题。以“人格本位”来充实和完善“能力本位”的课程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全新的能力标准、课程模式、教学方式及评价机制，是btec课程的显著特征，这一特征反映了当前发达国家职教课程改革与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基本趋势。
传统文化基础知识篇10
关键词：科技传播国家科技传播体系知识经济
一、前言
20世纪的社会是在充满矛盾的过程中发展的，一方面是社会的迅速转型和各个领域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是人们在这些领域中也不断遭遇一些严重的困难。这一特征同样也体现在科技传播的发展中。20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在传播领域的广泛应用，科技传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特别随着现代电子和通讯技术的广泛运用，科技传播拥有了更加有效的技术手段，无论是在过程优化还是在增加新的传播媒介、开辟新的传播渠道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保证了科技知识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传播和扩散，使科技传播跃升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但是，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科技传播也遇到了一系列严重的困难：文献量的急剧上升导致科技情报大量湮没；“情报何其多，而又不够用”的矛盾更加突出；专业人员要花更多的时间查找相关的专业资料，但同时却又受到担心会错过重要信息的心理折磨等等。
在我国，类似的问题不仅同样存在，而且由于政策和措施上的某些失误，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些问题更加令人担心。比如，图书馆事业停滞不前，科技情报业萎缩，学术出版物市场萧条，科技期刊发行量下降，甚至一些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的技术推广网络接近瘫痪等等。这类问题若不能得到及时而彻底的解决，现代社会中的“传播瓶颈”问题将会更加严重，而且在知识成为战略性资源的时代将对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为了有效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亟需全社会共同努力，从某些根本制度上做些必要的工作，建立一个能集“迅速汇集”、“及时提炼”、“便捷输送”、“扩散应用”诸功能于一体的科技知识传播网络，特别是在国家宏观层面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传播力量，建立国家科技传播体系。
二、科技传播及其在知识经济时代的作用
科技传播是指科技知识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在不同个体间实现共享的过程，包括专业交流、科技教育、科学普及、技术推广等基本过程，承担着把科技知识从其发现者、拥有者传递输送到知识的接受者和应用者，促进他们学习、分享和应用这些知识信息的任务。科技传播从来都是人类传播的一个重要分支，对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专业领域的知识交流是科学家获取最新科技情报的基本途径，是启动知识创新的基本前提；科技教育服务于科技人才的培养，和科学普及一起，促进社会整体科技水平的提高；而伴随着技术推广的知识传播，则会有力地促进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实现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和经济功能。
19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向知识经济发展的态势日渐明显，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是经济发展直接依赖于知识和信息的生产、扩散和应用。在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和信息将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战略性资源，知识的创新与应用也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动力。知识经济的这样一种特征，决定了科技传播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发展中，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因为知识和信息必须经过传播扩散之后，才有可能被应用于社会领域，从而产生实际的作用。
在人类历史上，科技传播一直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譬如有效帮助科学家及时获取最新科技情报，促进知识和技术的有效创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输送知识源动力；服务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的支持；有效普及科技知识，提高国民的科学素养和科技知识水平，为科技知识的广泛应用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等等。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传播的这些功能将具有同样的重要作用，但同时，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传播还将具有这样的特殊作用：
（1）有效促进知识和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充分实现知识信息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知识经济时代将是一个建立在对知识和信息资源进行充分开发和利用基础上的社会发展阶段，知识和信息将成为这一时代的战略性资源，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也将直接影响到社会各层面的决策质量和对资源的控制能力，影响到社会进步的速度和质量。现代科学已为人们建造了一个足够丰富的知识宝库，而且这一知识宝库每天亦因大量新的科技信息的产生而得到扩充，及时开发利用这一知识宝库将会给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价值。而同时，社会对科技知识信息也存在着广泛的需求，据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等单位所作的一项调查，用户最需要的信息仍然是科技信息（72.9%），远高于对其他类信息的需求（如经济信息为42.3%）。然而直到今天，科技信息资源的有效开发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影响到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但知识信息传播的不畅应该说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在数量巨大、迅速激增、专业性强的现代科技信息环境中，由于加工和传播手段的相对滞后，相当数量的科技知识信息被淹没在科技信息的汪洋大海中;大量有实际用处的科技信息无法被及时输送到需要它的地方，知识的利用者在面对科技信息的汪洋大海时更不知道该到何处才能找到所需要的有用信息，其结果是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受到阻碍。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传播事业的建设将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只有拥有了更为有效的知识加工和传播手段，才能提高知识和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水平，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2）有效连接知识创新过程和知识应用过程，实现知识的转移，促进知识的应用。
在传统的观念中，人们承认并强调知识创新和应用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相对忽视传播所起的作用。但实际上，传播过程是连接知识创新过程和知识应用过程的一个基本环节，是促进知识创新活动和知识应用活动良好互动的一个重要中介，一旦缺少了这一环节和中介的支撑，知识在社会中的运动就会受到阻碍。新知识是科学家们知识创新的结果，最初只是科学家的“私人知识”，经过专业交流才可以成为科学共同体内的“公共知识”，但是如果不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这些知识就只能在科学共同体内“循环”，无法转化为可共享的“社会知识”，进行“体外循环”，进入应用过程。科技传播的基本功能就是把科学家所创造的新知识向外输送和扩散，提供给社会上的知识应用组织进行应用，因而具备了一种连接功能。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原因，人们把知识的扩散传播与知识的生产、应用并列为知识经济发展所应依赖的基础之一。
（3）促进知识社会的形成，为知识经济的发展奠定社会基础。
知识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经济形态，要实现向知识经济的转移，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多一些科技知识的产出或多培养一些科技精英，而是要依靠社会的全面科学化、知识化，需要在全社会的范围内提高人们的科学素养和科技知识水平。在这一方面，科技传播同样具有多方面的功能，不仅可以提高广大民众的科学文化素养和科技知识水平，促进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而且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示范科学技术所内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价值，如科学方法、科学观念、科学思想、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等，借以启迪民众的思想，改善人们的价值观念，促进人们行为方式的理性化和科学化，提高对各种伪科学的辨识能力，推动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专业化的发展，给科技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带来了困难，现代科技工作越来越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专业知识也越来越超出人们的经验知识，不仅普通民众学习现代科技知识变得越来越困难，即使是那些在某专业有较高造诣的专家们，一旦进入其他领域也往往成为“科盲”。最近一些年来，一些科技组织对公众的科学素养进行了一系列广泛的调查，结果表明公众的科学素养状况不容乐观。（我国的情况更是如此，13亿人口中，科盲达5亿之众。）因此，在现代科技发展的背景下，运用科技教育、科学普及等多种传播途径，向人们（包括那些专家们）广泛传输现代科技知识甚至是科学常识，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很难想象在一个民众不能充分掌握和理解科学技术的国度里，国民素质能达到较高的水平，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能有较快的速度，国家经济能跟上世界知识经济的步伐。
三、国家科技传播体系及其在知识创新体系中的地位
实际上，早在几十年前，科学学的奠基人贝尔纳就曾呼吁人们要对科学传播的整个制度进行一次更加彻底的改组，建立一个系统，或者说服务体系，来对科学情报进行记录、归档、协调和分配，以全盘解决科学交流的问题，包括科学家们之间交流的问题和向公众交流的问题。但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一问题仍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科技传播中所出现的问题仍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因此，在经济发展即将实现重大转型、在人们积极构建服务于知识经济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再次提出这样的呼吁，把国家科技传播体系放在国家发展的重要位置加强建设。
所谓国家科技传播体系，是指由承担专业交流、科技教育、科技普及与推广等科技传播任务的机构、组织（包括各类专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其他教育培训组织、各类专业学会、科技出版机构、科技媒体组织、科技咨询及中介机构等）构成的网络系统，它承担着科学技术知识传播与扩散的任务，服务于知识的创新与应用过程。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日益专业化，科技信息流分层现象和科技传播过程功能分化现象的日益明显化，现代科技传播已被明显地区分为“高位”的专业交流、“中位”的科技教育和“低位”的科技普及推广三个层次。因此，国家科技传播体系从结构上说，应包含三个基本的结构：专业交流系统、科技教育系统和普及推广系统。
专业交流是科学家们在专业范围内相互交流最新科技情报的过程，主要通过科技期刊、专业学术会议、合作研究、个人交流等途径进行，、出版专著、撰写研究报告、参与专业问题讨论是其主要的交流方式，目标是给同行们提供最新的研究成果、数据及研究方法等，以实现同行们间的及时共享。承担专业交流任务的主要是各种专业科研、学术组织以及专业出版机构等，这些组织机构是专业交流系统构成的基本内核。
科技教育以科技知识的传递为基础，通过知识传播过程把科技知识及相关的知识创新方法传授给受教育者，使他们掌握科技知识，学习创造方法，获得运用知识的基本能力。科技教育服务于社会的人材培养，连接知识的创新与应用，既可以为知识创新系统输送人才，亦可以为知识应用系统输送人才，全面服务于社会的科技进步。承担科技教育的主要有各类教育和培训组织，包括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一些专门的教育培训机构等，它们是科技教育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
科技普及和推广是面向普通民众和知识应用组织的一种传播过程。在科技发展越来越专业化的情况下，科学知识的普及、科学方法和技术成果的推广已成为一项须有一定专门组织来推动的专门工作。服务于科学普及和科技成果推广任务的一切机构组织构成国家科技传播体系中的普及推广系统。
随着世界经济向知识经济形态发展趋势的日益明显化，各国政府和专家们对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国家创新能力的问题给予了密切的关注，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执行知识的创新、传播和应用任务，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分析国家创新体系结构的研究中，一般认为国家创新体系包括知识的创新系统、传播系统和应用系统等一些基本组成部分。之所以人们把科技传播系统列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科技传播系统对整个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以下两点：
第一，科技传播系统是知识创新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得以良好运行的一个支撑系统。这种支撑作用首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创新系统和应用系统输入知识信息；二是为创新系统和应用系统提供人才资源。比如就科技传播系统对知识创新系统的支撑作用而言，如果没有相关的机构组织承担专业交流的任务，科学家们仅靠自己个人的力量获取最新的资料数据，那必定严重制约科技创新的效果和效率。有关资料表明，一个专业人员即使夜以继日地工作，所接触的专业文献也不会超过专业文献总量的5%。在现代科技信息激增的情况下，专业机构的工作已成为提高交流效率，进而提高知识创新质量和效率的一个基础，成为知识创新系统得以良好运行的一个重要条件。同样，科技传播系统也是知识应用系统良好运行的基本条件，一旦失去了这一条件，知识应用系统就可能无法及时得到知识和人才的支持。
其二，科技传播系统在整个国家创新体系中具有一种联络机制，对促进创新系统与应用系统间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作用。由于社会分工的原因，知识创新和知识应用往往由不同的社会组织承担，被封闭在两个不同的社会组织系统内。一般而言，知识创新主要由各类科研机构、教学科研型大学来承担，知识的应用则主要由社会的其他部门，特别是企业来完成。知识创新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间非一体化格局，天然地需要一种有效的联络机制，如果缺乏这种联络机制，二者就无法相互合作、良性互动，导致国家创新体系丧失其系统整体功能。（在我国，多年来科技成果转化率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政策和体制因素导致联络机制不够完善。）科技传播过程正是建立这种联络机制的基础，科技传播具有有效连接知识创新过程和知识应用过程的功能，可以把科学家们创造的“私人知识”转化为可共享的“社会知识”，提供给社会上的知识应用组织，引导技术创新和生产应用，同时又可以通过其双向传递功能，向知识创新系统反馈应用系统的科技需求，促进两个系统间的信息流动，建立系统间的互动机制。
由此可以断定，科技传播对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及良好运行，对于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具有重要意义，在我们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过程中，必须相应地给科技传播以足够的重视，通过建立国家科技传播体系，保证国家创新体系能成为一个功能完整的、各系统相互促进的网络系统。
四、加强平台建设，促进国家科技传播体系的建立
在建设国家科技传播体系的过程中，必须立足于提高科技传播的效能与效率，把社会上的科技人员、科学研究组织、科技教育组织以及科技团体和科技出版、科技宣传等机构组织起来，纳入一个系统整体中，建立一个包括专业交流系统、科技教育系统、科技普及推广系统在内的功能互动系统。我们认为，为更好地建设国家科技传播体系，必须加强以下四个支持“平台”的建设：
（1）组织平台建设。任何一种科技传播过程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得到某个或某些科学组织、传播组织的支持；一旦失去了组织平台的支撑，科技传播只能自生自灭，没有长久的生命力。组织平台的建设主要是指对各类各层科技传播组织的建设。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两类基本的传播组织，一类是专门从事传播工作的组织，如科技出版机构、科技社团、图书情报机构、大众传播媒体等，另一类是各类科研机构和大学等，它们的基本任务虽非传播知识，但在活跃和支持社会的科技传播中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后一类组织，近些年来国家已通过组织一些重大的“科教工程”（如“211工程”、“星火计划”等）加强了建设。但在构建国家科技传播体系方面，仍然缺乏明确的系统意识，现有的措施中也较缺乏机制建设方面的考虑。我国的科技机构和传播组织在数量上是庞大的，但受传统体制的影响，相互之间缺乏有效合作，在传播知识方面缺乏有效的衔接，无法形成集团优势，组成一个科技传播网络，因此在组织建设中，更为重要的是建立一种系统机制，促进各类科技组织和传播组织在功能分工的基础上实现有效联合。
（2）产业平台建设。产业平台的建设是指通过国家政策与措施的引导，加快科技传播产业化步伐，利用产业化促进科技传播的发展。在促进科技传播事业发展中，政府曾以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建立了大量的科技传播组织，如各种科技情报机构、各类科技出版机构等，也曾组织过一些大规模的科技传播活动，如科技下乡、科技传播行动等，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科技传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而且随着政策的调整，科技传播事业出现大面积的滑坡。我们认为，适应于市场化发展，科技传播的建设应该在分层分类的基础上采用不同的建设方式。政府除直接投资和管理影响重大的基础性和公益性科技传播活动、建立一定的基金（如科技著作出版基金、技术推广基金等）择优资助一些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科技传播和推广活动外，应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采用市场运作方式，发展科技传播产业。比如促进各类图书情报机构进行面向市场的改革，在规范现有科技咨询和中介机构运作的基础上扩大科技咨询和中介市场，鼓励产学研组织与传播机构组建科技情报联合体等。科技传播产业化不仅符合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而且也符合国际信息传播业发展的基本趋势。
（3）技术平台建设。传统的科技传播主要建立在印刷技术基础之上，随着科学技术在传播领域的深入运用，传播技术自70年代以来得到了巨大发展，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率先开发了一批新兴的传播技术，包括有线电视、光纤通信、卫星通信、数字通信技术等，实现了传播技术的一次新的跃进。特别是当这些新媒介与电子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结合并被应用于科技传播领域之后，有效促进了传播模式由过去的手工方式走向自动化，变单向传播为双向交流模式，大大扩展了科技信息传播的范围，加快了科技传播的速度，提高了科技传播的效率和效果，使现代科技传播开始具有了便捷化、及时化、远程化的特点。以现代传播技术特别是以网络技术为中心，为科技传播建立一个系统的技术平台，实现信息储存、处理、传送一体化，将是未来科技传播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因此在建立国家科技传播体系的过程中，必须以提高科技信息、数据、知识传播的效率和效果为目标，建立一个综合的传播技术体系平台，实现传播技术的网络化、电子化、远程化，以充分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知识共享。
（4）政策法规平台建设。虽然过去国家对传播事业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但就总体而言，并没有建立一种科技传播良性发展的机制。在促进科技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应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并通过执行这些政策法规引导和促进科技传播的发展。目前，我国的科技传播政策和法规建设已有了良好开端（如北京市颁布了科普条例），但由于对科技传播缺乏应有的深入研究和足够重视，尚缺乏系统的法规政策建设。科技传播的法规政策平台应是一个综合性的法规政策体系，既要包括对科学家个体、各类科技组织和传播媒体、政府部门在科技传播中的权利与义务做出明确规定，还要包括建立专业交流、科技教育和科技普及推广的相关运作规则，特别是应有明确的科技传播组织法、科技传播产业化政策和传播技术发展战略，立足于为科技传播事业建立新的运行机制，提高我国科技传播的整体能力，保护并提高科技人员传播、推广科技知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科技传播事业的整体发展，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传播对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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