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综述
中图分类号：G12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3-0035-06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成民族的核心要素。文化与民族社会群体之间通过“传”与“承”两个并存、继起的环节实现有机的整合，促使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呈现出稳定、延续、再生的特征，最终形成模式化发展。
一直以来，传承一词常出现于民俗学研究中，是最先用于民俗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概念，“传承性”也被看作是民俗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而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提法转变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强化了传承观，这使得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中，“传承”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由此，关于“文化传承”的概念使用开始普遍并向加速发展，有关“文化传承”的著述和论文也接踵而出。
笔者对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关于文化传承的研究进行了梳理，认为近年围绕着文化传承的研究，可以总结为对文化传承概念的再认识、文化传承机制的探寻、文化传承与变迁的探讨、文化传承人的研究、文化传承途径的创新探索五个议题。下文择要阐述其中的研究情况，以期对今后的文化传承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借鉴。
一、文化传承概念的再认识
在学术界，“文化传承”一词出现已久，是早已为人们所用的一个名词。从19世纪中叶起，就有学者对文化传承问题进行研究。然而，很少人论及文化传承的内涵和本质，也未确切地予以概念界定。祁庆富教授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与传承人》一文中指出，在汉语词库中“传承”不是古语，而是新词。在古代汉语中，“传”和“承”分离，并没有形成一个固定语词。只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的《既代汉语词典》有简短的“传承”词条，即：“传授和继承”。在他看来，传承是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但是文化传承的现象绝不仅仅局限在民俗学范畴，而是传统文化的根本性特征。因而也是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对“传承”概念的认识，应当从更宏观的“大文化”视野拓宽、加深理解。而正确理解传承语义与内涵，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及保护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目前关于文化传承的著述中，学者赵世林给出了一个文化传承较为广义的理解，认为：“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民族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的过程。这个过程因受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约而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要求，最终形成文化的传承机制，使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等特征。也就是说，文化传承是文化具有民族性的基本机制，也是文化维系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动因。社会成员正是通过习得和传承共同的民族文化而结成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笔者以为，对民族文化传承作这种定义性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传承”以及全面的认识传统、把握文化，从而能更好的理解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二、文化传承机制的探寻
机制泛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研究这一议题的学者，分别从两种不同的路径探寻文化是如何在传统生态环境中得以传承的。
第一种路径是寻找文化传承的渠道或媒介。晏鲤波认为民族文化典籍的保存与流传是实现民族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迟燕琼在炒数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传承功能一文中指出，节日是人类社会各个族群普遍传承的一种重大的显性文化事象，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是最具地方特色、蕴含丰富意义的文化符号。它总是更集中、更充分地展示着多彩多姿的民族习俗风尚，传承着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并以一种显性而独特的方式承载、传递着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是各民族多样性文化得以集中表现和传承的重要途径，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功能。也有学者从的角度看待文化传承。陈瑞琪就认为以宗教为载体，不仅使民族的民俗情结、传统文化情结、民族认同感、群体的内聚力得以加强，也使民族文化传承得以为继。李志清通过对桂北侗族抢花炮仪式性体育的“深描”，同样得出信仰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这一结论。基于符号学的角度，祁庆富教授认为文化传承是以象征符号为最基本的运载工具和传递手段的。他指出，社会的文化体系是由社会的象征性的符号，如语言及其结构、事物及人物的称谓、事物或社会关系的表述形式、神话及社会文化中的标志等等表现出来的。象征符号，是约定俗成的，为本民族成员所认同。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象征符号过程，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才得以展现、传承。传统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又一渠道也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孙丽婷以阿昌族的家庭教育为例，认为家庭教育使阿昌族的民族语言、传统生产劳动方式、风俗习惯等得以代代相传。其中牢固的婚姻制度，以及重视母亲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等是阿昌族文化通过家庭教育有效传承的原因。由此得出结论，家庭教育在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中对本民族成员的成长、民族文化的传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以外，更有学者从宗族制度对文化传承的影响进行探讨。吴尔泰先生以赣傩为例，指出，赣傩无论作为一种民俗事象，还是一种文艺形式，历时二千余年风雨沧桑而不绝，这在中国文化史上都不多见。创造这一“奇迹”的原因很多，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封建宗族制度在赣傩的传承和发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和制约作用。
以上研究是从单一的渠道进行探讨论述的，然而，文化传承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由整体性出发，索晓霞在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运行机制进行动态分析后得出结论：制度和法规形成的社会强制，民族社会生活中的潜移默化，道德和禁忌形成的心理约束，正是潜藏在各种文化传承现象背后的“看不见的文法”。赵世林将民族文化传承的社会机制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以家庭为中心的亲亲强制、以村寨为单位的社会监督、特殊状态(战争)下的高强传承、族际交往中强化的自我意识、意味着义务延续的祖先崇拜、宗教意识。这些从整体进行的研究，让我们得以窥知文化传承的不同渠道。从另一种路径研究传承机制的是解读文化传承的方式。索晓霞在研究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方式后，指出了几种具有普适性的传承方式。(1)一对一的方式。这种方式偏重于民族物质生产文化。(2)一对多的方式。传承的是宗教意识、民族意识，可概念化为文化模式、文化观念，偏重于精神文化的范畴。(3)多对多的方式。这种传承方式主要体现为通过规范文化在社会生活中进行无形的调控，客观上达到文化传承的目的。这些都是以人为载体的传承。李灿松、周智生通过对鹤庆新华村民族手工艺的田野调查，认为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传授、开放式的学徒招收等形式构成了传统手工技艺的主要传承方式。马春莲教授也从口耳相传、心领神会等角度论述了音乐的传承方式。除此以外，不少学者也对文化不同门类的传承方式有所关注。
上述研究都是从传统生态环境的视野中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学者们或从总体上把握文化传承的机制，或就影响文化传承的某一方面进行论述；或查阅文献记载并在一定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某一文化对其传承的生态环境及其方式进行综述。其中所获知的途径与方式都可给当代生态文明下的文化传承以重要启迪。
三、文化传承与变迁的探讨
在传统社会中，人文、生态环境的相对稳定，使得文化承传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如同赵世林教授所说，在这种环境下，文化传承具有社会强制性和不可选择性。燃而，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困境，众多学者也充分意识到了要从变异性来看待文化传承。正如祁庆富教授所言，对于文化传承的研究，不仅要充分注意到传承文化的“民间性”，还要重视其民族性、群体性以及传统性与现代织在一起的文化变迁性。因此，在当前的文化传承研究中，从文化变迁角度探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成为焦点。国内研究这一命题的学者，更关注文化传承与当前社会转型的关系，常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动态分析路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门类划分，冠以民间工艺、民间美术、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文化空间、民间文学等名目，结合相关的田野调查，针对某一民族的文化进行个案分析，探讨影响某一文化样式传承的因素以及导致变异的原因。
纵观文化传承与变迁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视角，第一种视角是从社会环境的角度侧重讨论社会环境对文化承传的影响。李红英以滇西德宏地区的傣族为例，论述了傣族文化的传承由原本稳定的寺庙宗教等场所，转变成为学校教育传承的方式。在她看来，寺庙中的文化传承，更能在一种共生共存的文化空间中形成一种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民旗隋感之链，而当前的学校教育则使傣族新人更多的成为了失去民族文化个性和民族文化认知的一代。这是由于汉文化与现代商品文化的涌入，冲击着傣族传统文化传承空间而造成的文化变迁与传承方式的变异。史江洪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一个传统的土家族村落为个案，分析了民间信仰在村落生活中的传承情况，认为较之其过去的形态，个案民间信仰的当前状况已产生了较大的变化，现实生活中的信仰事象主要是一种行为层面上的重演，已失去了其所产生的原始观念基础――神圣性和神秘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外来文化的影响、医药知识的普及与进步、经济生活的变化等。这种视角的着眼点在于文化受到来自体系之外的刺激而产生的变化，略有强调文化传承的变迁是外来的、被动的感觉，从而显得人和文化在社会变动中处于一种被动地位。第二种视角是从文化自身的角度侧重探究文化对社会环境的适应性与影响力。徐英博士以萨满教传承模式为例，向我们阐述了受现代文明的冲击，萨满教文化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动摇，萨满教文化的发展在由盛变衰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灵活多样的生存策略，其宗教的功能淡化，而其他文化功能加强，在民俗、艺术等领域曲折地生存下来，这种经过碎片化、变异、整合的过程，再次展现了文化传承变异性的规律及文化所具有的适应能力。齐琨博士通过对中国近百年的社会转型过程的阐释，描述了南汇清音这一传统乐种经由乐人有意识或无意识综合运用一些方式、手段、技巧、途径等音乐文化内应机制，既适应了不断变迁的社会环境，又延续了音乐文化传统。在她看来，传统音乐文化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能以自我调整、自我运作、自我创造的方式在社会实践中持续发挥着影响作用。[21]这一视角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在面临新的环境时，人们总能从传统习惯和文化惯例之外去寻找适应环境的方式，从而不断创造新的文化，推动文化的传承与文化的变迁。
采用这种视角对此议题进行探究的还有陈曦的《从侗歌展演文化功能的变迁看侗族民歌文化的传承》、刘晓真的，《从乡俗仪礼到民间艺术――当代山东商河鼓子秧歌文化功能的变迁与传承》、孔培培的《从拉魂腔到柳琴戏――个剧种的历史传承与时代变迁》、杨艳的仁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乐的传承、创新及其表现特点》等论文。
四、文化传承人的研究
在过去常见的民俗学专著中很少有学者提及传承人，然而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出，国家开始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传承人命名的工作，传承人的地位越发凸显，日益得到广泛的关注。
郑一民的《保护传承人是“非遗”工作的重中之重》、伍振的《保人保艺齐步走》、海铃的《保护传承人至为关键》等论文都强调了传承人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如前所述，文化传承的方式是多样的，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明确的传承人。刘锡诚先生在《传承与传承人》一文中就指出，对于原本就是家族式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传承人的界定不存在什么大的问题，但对于那些原本就是群体性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传承人的界定就存在争议。针对这一问题，祁庆富教授在全面梳理了世界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后，将传承人定义为，“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能、技艺，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人物。”即便是已开始进行传承人的认定工作，苑利研究员却仍认为：“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群体性拥有的，并非掌握在某一个人手里。一旦只给一个人发钱，必然破坏了社群的关系。”由此，他特别建议我国政府以群体资助的方式去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并认为真正利用经济杠杆来调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积极性的最佳方式，恐怕还是要变“输血”为“造血”，即充分调动传承人的内在积极性，使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更多优势。杨旭东以新野猴戏为例，向我们表现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中传承人的个体崛起与民俗文化发展的担忧。他认为，当民俗还是大众的生活常态时，是无所谓传承人的，传承只是个过程，是群体间的代际传递。而当开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与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身份认定后，传承人开始以个体的身份崛起。而其个人所代表的民俗文化已不再是民俗文化圈中民众的生活常态，无法再次成为民众的共享文化和共同性知识，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民俗文化的衰落。
虽然，在这一议题的讨论中，对于如何认定文化传承人?究竟以个体传承还是群体传承方式支持文化传承的工作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商讨，然而在文化传承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性与意义这一方面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五、文化传承途径的创新探索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危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从不同学科的角度，众多专家学者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现状及在当下生态环境中的传承进行了理性思考，为文化传承探索新途径，提供新思路。
从宏观的视野出发，汪春燕以民族政策与文化传承的关系为切入点，论证民族文化政策对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民族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民族纲领和总政策是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根本保证。这一政策制定、实施是否科学、有效、合理，直接关乎民族文化的繁荣或衰败。阻一直以来，对于用旅游开发的形式复兴民族传统文化的探讨是最多的。金少萍以白族扎染工艺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开发为着眼点，论述了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是可以与经济产生协调发展的。其认为随着村庄经济面貌的改变、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进一步强化了村民保护、传承扎染工艺文化的意识和文化自觉，实现了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李于昆围绕着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探讨了在对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重视原生态社区的作用和意义，认为将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在基层社区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和有效的途径。并指出生态博物馆在中国乡村社区的开展，是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中架起新的桥梁，并有利于探讨使民间智慧在社区内如何获得世代传承的新途径。覃慧宁运用传播学理论，从人类学文化变迁和文化调适的视角，认为在积极接受、吸取和利用现代电子媒介的灵活性和创新性，将使山歌文化保有与工业文明融合并存的生机和潜力。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三个方面，即具体的形式、客观的形式以及体制的形式中得到启发，卢露引出我国应该从家庭、学校教育、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保护制度三个层面来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李磊博士从法律保障制度的角度出发，指出法律制度的建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能够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保护优秀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机制和保障武器。除此之外，更有学者从日本无形文化财保护体系下的文化传承中得到启示，认为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和完善的保护体系，既要重视“传承人”的抢救，又要加强“传习人”的培养，才有可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下去。
虽然各路专家学者从不同的思路探究了文化传承的途径，然而有学者却认为，过多人为地操纵民间文化的生存反而会造成“保护性破坏”。孙晓霞就呼吁学者们在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研究中，不仅要加强系统理论的探索，更应放低研究的视角，认真反思民间社会的存在意义，去发现民间文化的生存演变规律以避免盲目的保护。胡炳章与胡晨也通过民歌传承的个案指出，自然传承是一种生命的运动过程，是民间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也只有在其自然传承过程中，民间文化才能真正焕发出自身的生命活力，展现出自身独特的文化魅力。
总而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下语境中的传承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对于非物质文化传承途径的思考，也已涉及到高校教育、大众媒体、法律保障机制、社区旅游开发、生态博物馆等不同的思路。
结语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文化传承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上五个层面。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学界对文化传承的研究正走向拓展与深入：就研究方法而言，已从早期宏观而单一的文献收集，发展到文献检索与田野调查的紧密结合。就研究对象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各种门类都已被逐渐纳入研究视野，并倾向于用个案、专题进行文化传承的研究，从而也总结出一些民间关于文化传承的智慧，使得非物质文化传承这一议题得到了全面而深入的讨论。就研究涉及的学术领域而言，来自民俗学、考古学、人类学、艺术学、教育学、民族学、文学、法学、历史学等各学科的研究力量都有加盟。不同的研究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并各有所长。这种学术力量的形成，唤起了公众对文化传承之紧迫感及其意义的认识，并突出地增强了学术界对文化传承等社会现实、实践问题的关怀能力。
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旅游文化；含义；传统旅游文化传承与发展
旅游，一个非常可爱的词语，给我们多少的惊喜和乐趣。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已经不仅仅满足于物质的享受，越来越多的人们去追求更多的精神食粮，于是旅游产业热起来了。旅游产业，当今我国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第三产业，同时也是人们最重要的精神文化生活产业。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相应地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也在悄然发生改变，于是促使现代旅游文化应运而生，而且逐渐成为现代旅游的主旋律。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现代旅游文化重视文化旅游，即是将旅游与文化统一起来，旅游不再是简单的旅行游览，而是更注重对文化的一种履历和践行。因此，本文就我国旅游文化的内涵，传统旅游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课题进行简要的探析，并对其文化传承的方式等进行详细分析，从而解决其存在的问题。
一、旅游文化的内涵
（一）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一样吗？一看概念差不多，实际是不同的。旅游文化和文化旅游两个严格区分有一定的联系和概念。旅游文化属于文化的范畴，是一类文化，文化旅游类是运动，是有机联系的存在的意义一类的旅游和旅游业。
（二）旅游文化是具有综合性的文化
旅游文化是文化的各个方面组成。如果你需要源文化，东道国文化和服务文化。一个独立的文化交流形成这些文化的融合。这一综合性的文化主体由两部分人：一是游客，他们是旅游者的文化载体；二，从业者的旅游目的地和其他目的地的接待和工作人员和游客都直接或间接地接触他们是在主机的文化和服务文化的载体。在旅游这两个过程或提供劳务为游客之间的关系，并促进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旅游文化。因此，无论是从旅游文化的内容，还是从旅游文化的形成过程来看，它都具有综合性的特征。
二、传统旅游文化传承的必要性
（一）传统旅游文化是我国旅游业的源泉和基石实际上，旅游最主要的就是文化的游历，主要包括自然文化、历史文化、生活与饮食文化、文化等多方面，这些文化要素都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民族属性。我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疆域、56个古老民族、5000年悠久历史的传统国度，自然资源丰富优美、历史文明厚重绵长、宗教文化古老神秘……这些都构成了我国传统旅游文化的要素。事实证明，虽然我国旅游业起步较晚，但正是因为独具魅力的传统文化才吸引全世界游人蜂拥而至，从而促进我国旅游业蓬勃
发展。因此，传统旅游文化是我国旅游业最重要的源泉和基石，必须要永远传承和发展。
（二）传统旅游文化是我国旅游业的品牌基础和核心竞争力近年来，随着世界旅游格局的进一步开放，我国传统旅游业也经受了来自于西方旅游文化的冲击。在这种冲击的影响下，一些旅游主管部门、旅游单位、旅游从业人员出于急功近利的心理，盲目迎合西方旅游文化而弱化了我国的传统旅游文化，这是一种极其短线的行为。众所周知，旅游业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民族性、承续性，盲目把外来旅游文化嫁接到我国旅游业上。久而久之就会减弱甚至埋没我国我国本土旅游品牌的影响力，从而最终丧失我国本土旅游的竞争力。
因此，我们在引进和借鉴西方旅游文化的同时，更要注重对我国传统旅游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此为基础
打造更多我国专属旅游品牌，提升我国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传承传统旅游文化对策分析
（一）保护性传承与发展
我国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近些年随着我国旅游业的炽热发展，很多优势旅游资源被开发，但在开发的过程中却暴露出过度开发以及破坏性开发的严重问题。我们知道，诸如许多自然景观、非物质历史文明遗产、古建筑等都是不可复制的，更不可能再生，一旦遭到破坏将使我们永远失去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因此，我们在传承和发展传统旅游文化的过程中，首先要高举保护的大旗，严禁过度和破坏性开发传统自然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给其足够的生存与延续空间，从而有效保障我国传统旅游文化的健康承续性。
（二）规范性传承与发展
我国传统旅游文化是经历了人们长期积淀而形成的，是人们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整体性。正是因为这种稳定性和整体性，才使传统旅游文化拥有独特的魅力和传承与发展的价值。所以，我们在传承和发展传统旅游文化时，要注重保持传统旅游文化的稳定性和整体性。同时，由于传统旅游文化的珍贵性、重要性，传承与发展一定要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进行。没有法律和制度的约束，很难保证传承与发展在正确的轨道上进行，避免失去对传统旅游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意义。
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文化传承艺术设计设计教学
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3（b）-0171-02
高等教育承担着推动文化多样性、做文化创新的先行者的重要使命，系统研究传统文化、深入认识传统文化精神、通过专业教学和学术研究促进文化的传承是高校的重要职责。
1文化传承的价值和意义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民族精神的标志，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化的学习、传播、应用和发展既是高等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健全人格培养的重要内容。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文化传承的内容有助于帮助学生形成社会和时代认可的价值观，提升学生的人文修养，锤炼其文化品格。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生活形态、价值意义、符号系统和社会规范，蕴含了民族的生存智慧，具有不断自我调整、与时共进的品格，是艺术设计创造的源泉。在艺术设计教学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内容是非常必要的。艺术设计广泛涉及衣、食、住、行、用的各个方面，关系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资源的有效利用，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竞争能力。学习和借鉴传统文化精华、发扬本土特色和优势是每一个设计人员不可忽视的课题，艺术设计教学应该将传统文化的学习、应用和创新纳入到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中来，只有这样才能将文化的传承落到实处，同时，文化内容的融入能够提升设计的人文价值，为现代设计开拓新的空间。
2艺术设计教学中的文化传承内容分析
艺术设计教学中的文化传承主要指：设计思想和设计方法的传承，而设计思想深深扎根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以视觉的形式表现出来。相关文化传承的内容在教学内容上的设置可以从文化精神与价值观、传统设计思想、传统设计方法和设计元素等四个层次展开。
2.1中国文化精神和价值观
和合是中国文化价值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精神，呈现了对人生的肯定，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自觉运用这一生存智慧，可以有效地解决当代人与自然冲突、人与社会对峙、人与人疏离等价值难题。中国文化的价值追求对经济建设和人的发展具有启发意义，应该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内容，可以概括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的关系三个方面。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安身立命所必须思考的。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工业文化的消极后果日益凸显。中国传统文化中敬畏天道的生态思想值得借鉴，天人合一的价值原则启迪我们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协调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对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中国传统的理想是以和为贵，在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时要求谨守仁道，提倡有容乃大的宽容精神，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
在对待人与自身的关系上，欲理合一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基本原则。儒家文化的修身之道要求通过长期的自觉与自律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在个人欲望被过分张扬的今天，传统的智慧引导我们走向身心和谐的自由境界。
在全球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国文化精神在高等教育中的价值，同时要认识到优秀的文化传统要与时俱进，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融入民主精神、科学精神、竞争精神等现念，只有这样，才能赋予传统文化新的内涵与活力。
2.2中国传统设计思想
我国传统的设计文化有着特有的创造理念、审美模式和造型规律，反应了中国造物哲学和艺术思维的独特性。造物实践是中国人体察天道人文的最深刻的基础，以实用理性、经验直觉、意象思维的方式，体现了经世致用、共生共荣的美学追求。
在艺术设计的教学中，中国传统设计思想的内容可以从观念、制度、器物等方面展开。其中观念层从价值观和审美出发，是对造物设计的要求和评价；制度层从形制要求出发，根据象征、礼仪确定式样要求；器物层是对日常生活中实用型器的具体规定，包括：器皿、工具、仪器等。
中国传统设计可以从天与人、道与器、理与气、文与质四组辩证关系来进行分析。“尽人性以尽物性，尽物性以参天地之化育”是中国传统设计的基本思维方式，建立天-人-物的和合关系是中国设计文化的最高理想。道器并重是中国传统设计的重要规律；通过“载礼释道”，维护社会秩序是中国传统造物的基本功能。传统造物讲究“理”，要求造物符合物性和法度；同时也讲究“气”，对气韵生动的追求是独具中国特色的设计理念。文与质的统一要求做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功能与装饰的统一。
中国传统设计理论包括：造物观念、历史和风格演变等内容，其思想体系融汇技术和美学，形成了鲜明的、内在的观念定势，其丰富的内容和辩证的理论对于当今艺术设计和产品开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3中国传统设计方法
中国传统设计有独特的造型规律、视觉定式和构形方式，反映了中国艺术创作和造型方法的独特性。中国传统设计讲求“制器尚象”，注重心理意象创造，是对有形之物的超越。社会意义和祈福、辟邪等观念的表达是传统设计最显著的构形意识。在设计方法上注重整体把握“意象”，强调特征融入观念和情感；注重物与物、物与人的交感对应。
中国传统设计以形象思维的方式，通过提取事物的理想模型，建立符号与传达关联，以类型化、程式化的设计艺术进行设计。这种方法以视觉经验和审美理性为基础，传承各种典章制度和形制式样，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和稳定性，追求调和持中的理念。
中国传统特有的设计方法还包括“造物应时”，强调设计随环境变化，重视时间和节气，因时而变，是动态的、整体的时空系统。天人合一的追求和时空一体的观念的影响下，传统设计讲究物与环境的和谐，这种和谐既包括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也包括对人文环境的适应。传统设计强调适应机制和调节机制，其多维、动态、有机的文化生态观非常值得当代设计借鉴。
在造型、色彩、材料等设计方法上，中国传统设计自成体系：在造形上综合协调设计要素，对形状变化与功能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在色彩上以五原色为基础，用色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在材料方面注重取材应时，因材施艺；在内部结构上追求秩序，空间规划讲求四方八位，注重方向和布局的趋势；在构成上讲求数理关系，对设计要素的大小、比例等有很多程式格律要求。深入领会和掌握这些设计原则和方法，能为创作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提供有效途径。
2.4中国设计元素
中国元素是反映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被广泛认同的典型形象和符号。中国设计元素凝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也反应出现代人的情感和意识。中国设计元素主要表现在特有题材和典型图案上，这种认知度高、代表性强的典型符号在设计中的应用能够广泛引起人们的共鸣。
中国特有的题材来源于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观念意识、伦理信仰和生活习惯，还包括特有的工艺技术、地方名胜、民风民俗、典故传说等。中国传统题材丰富多样，是创造民族风格和本土化设计的重要素材，具有东方文明的独特魅力。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从传统设计中逐步凝练出典型的图形和纹饰，这些视觉图像的形式构成、意境和寓意充满了中国美的格调，是艺术设计取之不尽的创意源泉。
中国元素不仅指视觉形象，还包含了中国思维特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内容通过符号系统实现沟通，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要求符号系统的不断更新与再造。中国元素在当代设计中的应用并不仅限于传统素材的模仿与拼贴，而要在深刻理解文化内涵的基础上，融合现代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与当代生活联系，通过合理转化体现其文化价值。
3艺术设计教学中的文化传承的方法
在艺术设计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需要研究传统文化的特点和构成层次，分析其与现代设计理论和实践的契合点，通过教学内容的深度融合，落实文化传承的目标。
3.1文化传承融入教学的方法
通过调查目前艺术设计教学情况、文化传承的现状，了解国内、外在设计教学中文化传承的经验和方法，分析教学内容与设计师素质培养的关系；通过对应专业的培养目标，寻找艺术设计专业和课程与文化传承的契合点。
融入传统文化的艺术设计教学应该建立在对文化传承的优势、内容、难点的深入了解基础上，同时结合艺术设计教学的特点、方法和存在的问题来展开。根据艺术设计的知识结构，文化传承的内容可以分为理念、方法和应用三个层次，对应这三个层次的特点，应分别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以实现相应的教学目标。
为了使专业教学与文化传承有机结合，应该相应专业教学的要求，从艺术设计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出发，梳理相关知识体系，针对性地组织文化传承的具体内容。通过文化传承内容的渗入，探索中国美学的独特文化基因及其在艺术设计领域中应用和创新方法，构建我国艺术设计教学的理论体系。
通过目前的调研和尝试发现，由于课时有限，在专业教学体系和课程设置上体现文化传承存在很多困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是结合具体的课程，通过调整课堂教学方法和教学任务的安排来进行。在不断的尝试和教学改革中，我们对教学效果和规律要进行细致的评析和总结，确保教学经验不断积累，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3.2文化传承融入教学的关键环节
在设计教育中融入文化传承的理念和内容，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设计的文化价值是文化传承的关键，也是难点。通过融入高校的专业教学，以时代和生活为导向，能够促进传统文化在应用中发展，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文化是认识和思维模式的反应，是艺术设计的本质和各要素之间的纽带。深入到文化结构中探寻艺术设计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系统地解析艺术设计的根源和途径，而不仅仅停留在符号和形式上；在艺术设计教学中把握中国文化和传统设计的精髓，能够提升本土设计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是艺术设计学科和专业发展的方向。
在应用中体现价值，在继承中不断创新，是设计教学的重要任务。发掘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基因，为当代设计提供更丰富的精神资源，对高校更好地发挥教学、科研、服务社会和传承文化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杰，姜泓冰.提升大学的文化传承创新能力[n].人民日报，2012-01-30.
[2]彭修银.东方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郭建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中国先进文化[n].人民日报，2011-11-04.
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篇4
1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策略
1.1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契机，实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的传承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传承下去，以人为传承的载体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利用传承人的动态性、活动性最能将民族传统体育的“活”的特征完整体现。贵州省各地方政府应当加强对当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人的保护，建立专项的资金对传承人进行资助，采取各种活动对传承人予以支持。政府可以依托当地资源，通过开办“文化馆”、“学习班”等形式，加强对传承人的管理和教育。规范传承人传承体系，健全相关法律体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承人进行法律保护。据调查，目前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人大多年岁已高，部分传承人体系被打断。因此，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显得尤为重要。
1.2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基地为依托，加深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开发与传承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基地是地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重要体现。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基地所传承的项目大多是一些当地较为人们所熟悉的项目，这些项目基本上已经具备了相对成熟的发展模式，并且部分项目是民运会和一些大型运动会的竞赛项目，在群众心中已经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而其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相比之下则需给予更多的关注和保护，这些项目往往因为无人问津正面临失传的边缘。
为此，应当加强各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基地的管理，加大民族传统体育基地对其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发力度，将当地一些还没有开发出来或已经开发但发展状况不理想的传统体育项目纳入到基地中进行保护。实现传承与开发共同进行的民族传统体育基地传承体系。
1.3以贵州省民运会为平台，实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规范化传承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规范化是传承的必然途径。运动员通过民运会将各少数民族的体育文化淋漓尽致的呈现在观众的眼中，通过此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传统体育文化，让公众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检验和筛选。贵州省民运会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规范化发展和传承的重要途径，成为民运会必须是规则体系健全、具有观赏性和便于操作与控制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这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开发和整理的过程中规范性的确立。注重传统体育运动员的培养，提高民族传统体育比赛的科学性，借鉴现代体育成果，对一些竞技性、娱乐性不强的民族民间体育进行技术改造和整合，使其既具有现代气息，又保持原始氛围。
1.4以学校教育为基础，提升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软实力”将部分优秀民族传统体育引入课堂进行教学，培养学生民族自尊心、民族认同感，促进民族团结。尤其像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地较多的省份，应当充分挖掘当地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学校应当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门学科纳入到体育教学计划中。
通过学校教育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参与积极性，使学生从心底里接触和喜欢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理性对待现代体育文化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不同之处，让学生具备传承本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意识和责任感，自觉为传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而努力,实现传统体育文化年轻化传承。这样才能提高全民体育文化素质，实现民族体育文化长远发展，为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贡献力量。
2结语
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课堂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概念和特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可以认定代表性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积极开展传承活动三项条件。
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概念决定了其特质：
一是稀缺、濒危性。能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往往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但是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由于受到经济状况、文化氛围、社会环境等影响，变的极为稀缺，有些甚至濒危。
二是独特、唯一性。从已经公布入选的数千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来看，大部分项目和传承人或在区域内、或在特定文化范畴内、或在特定人群内，均有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文化特质，呈现唯一性的特点，这也是非遗项目的核心价值之一。
三是传承、代表性。大部分的非物质物化遗产项目，都是少数人系统传承的，有些甚至是单人口耳相传的，极具文化代表性，可以代表特定区域或特定人群的独特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概念和特质，决定了其特有的文化符号印记需要更大的平台去发挥作用，这也为其进入课堂提供了先天的土壤。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的现实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可以更好的履行传承人的法定义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定义务中，“采取收徒、办学等方式，开展传承工作，无保留地传授技艺，培养后继人才”是重要内容，传承人进入课堂，更容易使传承人获得传承文化遗产的良好平台，尽快实现有点及线，由线到面的文化传播过程。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是延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无论是教育课堂还是专业的非物质物化遗产传承课堂，都是非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阵地。从目前的非文化遗产项目和项目传承人的现状来看，大多数的项目都极具专业性，在技法、工艺、文化形式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专业要求，在具有一定知识基础的课堂开展传承，具有先天优势。此外，课堂面对的主体更多的为青少年，是文化传播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传承的主要对象，课堂所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仅仅是传承，更多的是对文化未来的影响力。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对丰富课堂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教育课堂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受社会环境、教育体制等方面的影响，传统教育课堂对传统文化的教育长期处于半真空状态，教育与传统文化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涵盖民俗、戏曲、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即可以丰富课堂教学的手段和氛围，又可以起到宣传文化，提升受教育者综合素质的作用。此外，如传统绘画、戏曲、表演等项目，原本在课堂就比较有旺盛的生命力，传承人如果能够有机会亲自参与教学环节，会起到多方共赢的效果。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非凡。最好的保护就是广泛的传承。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更多的人去分享其魅力是最佳途径，传承人进入课堂，就是获得了一个无限放大文化功能的放大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获得了一层永久“保鲜膜”，新鲜的造血功能能够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新鲜生命力，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入课堂的前景展望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的不断提高，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传统文化回归的步伐逐步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受到了社会的高度评价。同时，大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也都充分意识到，孤芳自赏，不植根社会服务大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没有存在价值和传承意义的，所以尽快利用各类课堂的平台和其他途径宣传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迫在眉睫。
（一）探索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课堂的相关机制。对不同的项目进行分类甄别，针对不同特点，选取不同的课堂开展传承教学工作;教育部门应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课堂工作，把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编制相关教学计划;积极探索符合传承人教授传承非遗项目的教学方式，保证教学的效果。
（二）积极筛选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课堂的教学内容。组织相关文化专家和传承人参与教学内容的设计和编排工作，针对不同项目的技艺特点和研究现状，归纳总结规律，分需求教学。突出专业教学和普及教学相结合的特点，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教范围，保持长久生命力。
（三）重视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徒弟”选拔。对于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于技艺极为特殊，受众相对单一，在后继有人上存在难度，可以更好利用传承人进课堂的机会，在学校、社区、网络等选择合适人员进行培养传承。
参考文献：
[1]信春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2]张仲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3]张中龙.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利用途径[J].理论学习，2011（06）.
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传统文化传承；研究概况；研究视域；研究展望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0-0198-02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吹响了“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号角。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历久弥新的精神品质，是全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宝藏。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理论界十分重视对传统文化传承的相关研究。加强对已有研究的梳理，探寻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研究新的理论生长点，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研究概况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我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各大出版社纷纷举办各类研讨会，共同搭建传统文化研究平台。
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众多中华经典古籍经过整理和编译逐渐面世。1995年出版的《中国传统文化读本》（北京燕山出版社）三辑共30册，1999年出版的《中华传世名著精华丛书》（山西古籍出版社）共25册，2011年出版的《青少年国学修养必读丛书：中华圣贤经典》（长江文艺出版社）包括仁、义、礼、智、信共5册等。
理论界中百家争鸣，一大批经典学术著作和高水平科研论文相继出版。学者们从各方面出发，对“中国文化全局、中国传统哲学、西方文化交流、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文化价值”进行研究，出版了许多优秀经典著作。
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进行研究的科研论文相继出版。笔者对1979年至2013年之间发表的科研论文进行收集与整理，发现对该领域的研究和探索自1979年开始至今从未间断，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十几年中研究走向了高潮，以“主题”搜索项为例（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人文与社科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2000年至2009年十年间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近3000篇，是1979年至1999年二十年间发表总数的近24倍，而自2010年至今过去的近3年间已发表5000余篇，达到了过去十年（2000年至2009年）研究成果的近2倍。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研究视域
基于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回顾与总结，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视域进行梳理。
（一）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传承的探讨与思考
1.对“传统文化”范畴的相关探讨
我国著名文化学者庞朴站在时空对“传统文化”进行界定，顾冠华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传统文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史中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积累和流传下来，并且至今仍在影响着当代文化的‘活’的中国古代文化”[1]。
关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内涵，学术界存有几种不同视角的阐释。何劭h以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内涵论证了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文化资本”，并从“文化资本再生产”和“文化资本转换”的角度探索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肖瑜用模因论来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演绎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依据[2]；余清臣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类型，本身也是对特定生态进行适应的结果，它的核心特质都能在其与特定生态环境的关系中得到深入理解[3]。
2.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理性思考
（1）传承的具体方式
众多学者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提炼出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观点。1）批判继承：张岱年认为“传统文化之中既有优秀传统，也有陈腐传统，对于其中的陈腐传统需加以批判，对于优秀传统则要加以弘扬发展”[4]。2）抽象继承：冯友兰（1957）首先提出对中国哲学史中某些具有抽象和具体两层含义的哲学命题，只需要继承其抽象意义即可。3）现代解释：汤一介提出对儒学的传承就是对儒学现有内容的现代解释，从而“使其有可能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部分得以发展”。4）宏观继承：这一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是成中英，他认为儒家伦理中宏观伦理拥有较高的创造性和进步性，应当继承；微观伦理仅是封建集团的具体道德习俗，阻碍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应当摒弃。
（2）传承过程中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的关系
科学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还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传统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1）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文化结构中“马克思主义是主流文化、主流意识形态”[5]，优秀传统文化是全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着强大的精神支持，两者之间体现了指导思想一元化和文化具体内容和形式的多元化；2）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关系：当代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具体再现，也构建着“未来的传统文化”，两者仅是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将两者对立即割裂了文化传承的历史联系；3）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既定地蕴有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传统文化也深刻影响和改变着全世界，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在交流对话、碰撞摩擦中相互吸收各自需要的养分，实现共赢。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认为，“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文化传统大部分是保留的”，“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绝不意味着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6]。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文化资源
1.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李荣启、唐骅等学者提出：积极参与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步骤地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全面展开；采取多种形式，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地进行生产性保护；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设施的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蔚然成风[7]。
2.巨大的精神文化宝库
张岱年把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划分为四项基本观念，即：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舒金城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分为“朴素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传统和注重现实、讲求实效的求实精神；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自强不息、胸怀博大的民族精神；尚中贵和的思想；重视人的价值和理想人格的培养；贵民、重民的思想；道德文明和礼貌待人的传统”七个方面。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现实境遇
1.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环境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与此同时，外来文化不断利用各种传播途径进行文化渗透，拜金主义、消费主义思潮乘虚而入。
2.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乏力
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的研究，杭州师范大学容中逵在2008年至2011年期间发表了系列科研论文，站在大教育视野下审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问题，指出“当前我国传统文化传承不力主要由于家庭、学校、大众传媒教育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有效的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影响没有提供足够的传统文化原料和养分所致；更上位的成因，便是国家宏观教育决策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忽视”。
（四）创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可依途径
1.明确文化传承的产业化方向
洪瑶提出，我国传统文化只有采取市场化、产业化的方式，走上产业化发展之路，才能加大传播我国民族优秀文化的力度，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才能在国际文化竞争中冲破外来文化包围圈，重振文化大国雄风[8]。
2.重视学校教育在文化传承中的突出作用
有学者提出，学校教育是现代社会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应当“精心编制系统的传统文化读本，开设传统文化系列课程，在学生中组织民俗文化的各种社团，组织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在大学教育阶段适当增加传统教育文化的权重，让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整个学校教育体系中占据一个相对合理的地位”[9]。
3.更新文化传承的现代传播途径
随着现代传播技术与传播学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广泛关注到，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传播，要及时占领网络、虚拟社区等现代媒介阵地。多元化地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进行传播。
4.配套文化传承的相关政策与法规
还有部分学者提出政府应积极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加强政府引导与支持，规范传统文化产业市场；同时注重立法保护，不断完善现有法制体系，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事业上升到法治高度。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研究展望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号角，正是基于目前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与欠缺，不难预见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研究趋势将是：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广大理论研究工作者将在全面认识我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构建立足于现代实践、顺应时代潮流、融会贯通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参考文献：
[1]顾冠华.中国传统文化论略[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6）.
[2]何劭h.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J].学理论，2009（14）.
[3]余清臣.现代学校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一种文化生态学的视角[J].浙江社会科学，2008（7）.
[4]张岱年.文化创新与文化继承[J].中国文化研究，2000（4）.
[5]朱兰芝，孙占元.立足社会现实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
[6]章开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1）.
[7]李荣启，唐骅.新世纪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J].广西民族研究，2010（1）.
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篇7
作者简介：朱尉，男，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新闻业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艾伊，女，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编导专业，主要从事新闻编导研究；秦文攀，男，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编导专业，主要从事新闻编导研究。
摘要：在新形势下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实为重要，党的十报告中也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提出了文化关乎人的幸福，文化是一种力量的论断。尤其是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这一问题已成为现阶段关注的焦点，文化是强国的必要力量，亦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既面临挑战，同时也有很多机遇。因此笔者将从传统文化在传播过程的新路径和新变化等方面探寻传统文化的继承保护与未来的发展。
关键词：传统文化；新形式；新变化；继承创新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4）10-0166-03
党的十上对于文化建设层面提出了新要求，这反映了中央对文化建设重要性有更深刻的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前人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深厚土壤，又立足于当今时展特征。其中蕴含着许多优秀的德育思想和人文精神，强化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因此，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育人功能符合当今时展特征，进而要充分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元素，通过多种途径运用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中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依托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两者需要在互动的过程中使得中华传统文化得以更好的继承传播，在继承中得以更多的发展与创新。
一、传统文化发展现状
（一）文化源远流长，缺乏文化继承人
我国传统文化发展历史悠久，在发展中历经了诸多阶段，传统文化得以延续至今。传统文化对于国家整体文化建设及综合国力建设都具有重要作用，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一大关键在于更好的保护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文化下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不到合理的传承，人们的意识淡薄，对于传统文化继承方面缺失概念，无法从心深入到对传统文化的切实继承中去。其实，要想优秀的文化得以流传下来，需要的是每个中华儿女从自身做起，树立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携手共进，从源头上将文化传承下去。实践过程中，我们在宝鸡眉县横渠书院做新闻人物专访中，其中的讲解员邵春燕女士在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传播中做到了切实、切身、切心。多年来，由书院环卫工人蜕变到讲解员，这其中对于文化的传播历经了多层阶段，层层传播，一代又一代，从而在她的引领下让更多来当地的人对张载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文化传播继承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处众多，时至今日，社会的日益发展令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失去了意识与理念，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却忽略了积淀的文化建设对国家的重要性，因此倡导更多青年人从文化传播的点滴做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二）文化博大精深，缺乏文化保护人
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博大精深的特点，这得益于数千年来的发展和演变，然而在这种过程中传统文化却面临着一点一点的流失、破坏、甚至是消逝。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的不良行为，这一点意味着并不是所谓的烧算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其实不去关注、保护同样是对文化发展的不管不顾。现阶段我们缺少对于文化的保护人，或许还不够。我们需要宣传并动员更多的有心人发起对传统文化保护的行动。
实践过程中在宝鸡眉县张载祠里面有很多赋有文化内涵的事物，无论是历史的碑文还是张载的生平思想等。古人张载强调“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他有志于“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古人的思想精华在今天仍旧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对于青年的求学，对于国家太平的建设，对于今天十强调的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中都有诸多借鉴意义。弘扬和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立足当今，从小范围做起，发展更多的群体投身到传统文化的继承保护工作中来。
二、传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一）文化讲授制度的开展是文化继承创新的重要途径
传统文化的保护并不能从单一的学习和效仿上入手，而是要创新文化传播的途径和形式，文化的建设需要人，需要发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正是在这种双向循环的联系中建立了文化讲授制度。利用口头传播与这一基本的方式逐步演变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络网。在网状体系下形成对传统文化的传播的新机制。这一新的形式贯彻了文化先继承后创新的理念，在传播中发展传统文化，在发展中创新文化形式。尤其注意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坚持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坚持用辩证的态度创新文化，在文化突围路径中寻找新的实践点。
得益于实践过程中的发现，现阶段在文化遗产景区中安排了更多的讲解员，而这些人恰恰是在文化继承创新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们，他们用切身的文化积累为更多的人讲解当地文化形成演变的现状，这种“讲授制度”的创新性在于用口述的传统形式让传统文化得以更广阔的人为与地域性的传播。作为文化创新的重要途径，应大力发展和培养更多的有识之士投身到传统文化的创新与保护中来。优秀的传统文化需要创新，而前提是精髓的传统文化需要永久的传承和保护下去。
（二）科技力量的融入成为传统文化创新的新纪元
科教兴国表明科学与教育并重，两者不分家。而“教”也包含着文化。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播面临很多问题，其中包括人员缺失、社会环境变化、经济与文教发展间不平衡等等。将科学的创新力量融入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上，有助于传统文化的持久保存，并且这种传播过程本身带有科技性，趣味性，更利于传播与创新。将新近的科学元素加入对传统文化的介绍和推广中，让原本晦涩的传统文化充溢着生动性，从而拓展传统文化传播的性质和渠道。
发挥科技的带动作用，运用科学技术例如三维立体效果等对传统文化的遗迹进行全方位的效果展示等，或开发数字展馆等还原传统文化的真实面貌。探寻文化多元发展模式，规避更多商业化发展模式，还原传统文化其真实内涵，因此这就需要社会各界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共同为保护和创新传统文化贡献多方面的力量。
（三）坚持和树立正确的方针政策是文化传播的助推剂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双向过程，不能任其文化的自由发展，“文化”虽然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发展却是实在的，所以在传播过程中，要坚持党的方针政策，坚持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推进继承和创新。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氛围为传统文化的传播带来了新的契机。在正确方针的指引下，传统文化寻根沿着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行。当前，传统文化的发展容易被一些不良因素引向不良的发展之中，因此，规范传统文化正确的方向和内容是创新的前提。
良好的文化发展战略作为传统文化传播新形式的重要一环，应立足于当地的文化实际当中，不可盲目顺应其他地区的文化发展方式，要规范文化的发展范畴，顺应文化的正确发展方向。积极鼓励传统文化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带动更多人投身到对传统文化的创新建设中来。
在文化传承的实践过程中，应坚持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一是要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和引导，从源头上杜绝对传统文化引导有不良企图的人群，建立健全相关文化保护政策和策略。二是要灵活的并多元的传播传统文化，在传播过程中运用传播学的相关知识，正确引导人际传播传统文化等。三是要鼓励社会各界人士加入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行列之中来。用文化法规的作用从根本上推进对传统文化的创新建设。
（四）文化综合传播是文化创新的未来发展源泉
文化发展不分国界，中华传统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世界地位。现如今，世界也建起多所孔子学院，中外文化交流与传播越来越密切。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文化是其中一支必不可少的因素，重视文化的国界性传播有助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走向世界。文化是一种力量，是一种传承的力量，在创新过程中文化传播与发展有挑战也有机遇，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久不衰，博大精深，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特点，但与他国文化相比之下，文化自身也有其发展的不足，所以需要在与世界文化联系交流中，弃其糟粕，形成更好的文化创新源头。
创新是各国现阶段都非常重视的项目，多国也在积极进行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遗项目。以宝鸡省为例，有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将在宝鸡法门寺举办第27届世界佛教徒联谊大会，这项世界性的佛教徒盛会为法门寺带来了新的传播途径和良好的机遇。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的一部分，利用传统文化与人际传播的良好结合，开拓了文化发展新的方向，组织多种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活动，通过组织传播的形式拓展了传统文化的发展源泉。在发展宝鸡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方面上，宝鸡将发展旅游服务业作为申遗的基础前提，积极开发第三产业，通过大众传媒等进行传播与宣传，例如借助大众媒体进行宣传报道，通过纪录片的方式对外界进行宣传，从而将传统文化的发展引进世界。在新近社会中，同时通过自媒体传播这一途径，加快了传统文化传播的新方向，大众通过手机软件等进行自媒体的互动，开拓了传统文化发展的新路径，彰显了文化传承与创新间密不可分的程度。
因此，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形式多样，但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使之得以不断发展创新，文化创新过程需要有良好的制度支撑，良好的文化传播氛围，更需要人与人之间切实地投身到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之中来，从而增强文化的竞争力，提高我国文化的综合国力，在传播过程中探寻更多的新发现。
三、传统文化发展的新变化
（一）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趋于集聚性
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演变，形成了诸多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范畴。地域性这一特点类似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说法。发展过程中具有相同特色的文化有一定归依感，从而形成了文化特色相交融的新变化。也正是这种新变化，使得传统文化在发掘方面有了更多可探寻的依据。例如宝鸡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宝鸡眉县的旅游发展逐步呈现出聚集性的特点，景点与景点之间距离拉近，在集聚的过程中逐渐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让更多人来宣传与带动。
（二）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趋于开放性
传统文化在几千年里之所以保护的妥当，其中有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是它的封闭性，不为人知，不被开发利用。当今，传统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为人所知，为人所用，有利有弊，虽然开放性的利用中也会使传统文化遭到一定的破坏，但这种逐步的开放性却让文化得到更广阔的传播与弘扬，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这两者的发展都需要文化作为一个开放的范畴从而通过更多的人或是宣传等进行文化的取精华弃糟粕。
（三）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趋于全球化
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传统文化的发展中需要立足自身，同时也需要立足世界民族之林中，全球化发展中给传统文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传统文化发展中应借鉴其他民族有益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本民族传统文化传播中带来新的机会，与他民族优秀文化进行好的融合。从未让更多优秀文化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例如宝鸡的旅游服务业发展过程中有更多的外国友人参与其中，这无形中就带动了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脚步。
四、结语
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存在不足，要从各个方面把关对于传统文化的建设。在现实性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不断建设和发现传统文化新的源泉，把握立足点。坚持正确的基本方向不变，继承传统文化有益方面是文化创新的基础，建立健全文化制度是保障，多元的发展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是目标。传统文化应遵循科学的发展规律进行创新，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
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国家给予了相关政策支持，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势之下，更加需要理性客观的分析传统文化面临的现状与危机，唯有客观准确的分析传统文化发展的现实环境和未来方向，才能更好的把握文化发展的新方向。
传统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有了新的形式和新发展，在此基础上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探寻与传承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创新传统文化的发展形式，是每位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铁肩道义。
参考文献：
[1]刘守华.文化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2]谭家健.中国文化史概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篇8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问题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6-0154-02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到了人们前所未有的重视，然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一些地方因保护理念错位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了“保护性”破坏，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特征是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它是一种无形的，以人为载体的“活态”文化样式，其核心在于通过传承人世代相传。可以说，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传承者、创造者，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就是保护传承人。换言之，对传承人的保护就意味着对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如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忽视对传承人的保护，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失去了根基与价值。所以，弄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面临的问题，进而对传承人采取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就是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迫切而重要的议题。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现代化、价值多元化、娱乐多样化的不断演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存、保护和发展既迎来了机遇，也遭遇了挑战，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口耳相传的文化，其技艺的获得是一个长期习得的过程，传承人的成长需要时间的累积。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受其本身性质的局限，无法为人们带来直接客观的经济利益。因此，在当今社会转型与经济变革的冲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处境尴尬：一方面，许多年轻人更愿意到大城市寻找发展机会，并不愿意跟随父辈在老家学习世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方面，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困于传男不传女的旧习，使得愿学的女性却无法获得学习机会，这使得本来就愿学者寥寥的传承活动更是进退维艰，如此一来，许多年事已高的代表性传承人面临着无徒可授的状况，传承人正面临着断代的危险。不仅如此，一部分年富力强的传承人可能因为经济的贫乏与生活的困顿，为了生计不得不“改弦易辙”，这使得传承人又面临着流失的危险。在这种“断代”与“流失”的双重夹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处于青黄不接与后继乏人的境地。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临环境改变的苦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文化，其产生与发展依赖一定的文化环境与文化空间，脱离这种环境，其形态就面临改变或消亡的危险。一方面，随着科技与社会的发展，一些传统非物质文化技艺失去依存的活动空间，逐渐式微，甚至走向消亡。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方针指导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没有正确处理好保护、传承、利用的辩证关系，没有做到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而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得其赖以生存的活态环境遭到破坏，有的破坏甚至是不可逆的。这样一来，或者因为传承环境的改变使得原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面目全非，或者因为传承空间的改变使得原有的观赏对象流失，或者因为生活方式改变使得原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难以存续，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临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境地。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临保障不力的困境
不可否认，各级政府部门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中，都下了很大的功夫，然而现存的认定与保障制度却存在着保障不力的困境。比如，在对传承人保护过程中，首要的工作就是对传承人的认定，然而恰恰就是这一基础性的工作，却存在制度的缺陷。现有的认定制度规定传承人只能从众多的艺人中挑选一个或者几个予以认定，这必然使得那些需要团结协作的链状结构的传统技艺会发生“掉链子”的情况。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技艺需不同的艺人承载不同工序，那些其他关键工序上未能被认定传承人的艺人可能会因经济利益和个人荣誉等原因与获选艺人之间产生矛盾，从而使得传统技艺非但未因认定传承人而获得更好的保护，反而适得其反。与此同时，在争夺有限的传承人指标中，有部分人或许因弄虚作假、迷惑专家而当选，有部分人却可能因交通信息闭塞而错失机会，无论是当选还是落选，都无疑会挫伤那些具有独特技艺却无缘获得传承人的真艺人的积极性。这种缺乏公平公正的认定，其结果往往与初衷相违背。此外，现有的制度在认定过后的保护中也存在各种保障不力的问题：如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经济保障不合理性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问题的成因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其由传承人的传习展演、受众的观摩模仿以及传承空间与环境等要素构成，无论哪一个要素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最终会传导到传承人保护这个问题上来。就此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濒危主要有以下成因。
（一）从传承人的角度看，经收入菲薄与社会地位不高导致“无心”传承
目前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各级政府都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但主要用于开展非遗传承活动，其中用于资助传承人的经费却少得可怜，完全不足以让传承人衣食无忧地专注于传承。多数传承人在经济拮据、生活困难的情况下，只得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上来，无法潜心从事传承活动以及培养传承人。此外，尽管各级政府每年都要利用“文化遗产日”组织开展大型宣传展示活动，但多半是利用多于保护，索取高过给予，对传承人缺少人文关怀，通常授一个牌，发一个证书了事，并没有对他们进行隆重的表彰和奖励。掌握精湛技艺的民间艺人既没有获得经济上的有力资助和支持，也没有获得精神上的荣誉和自豪，这使得不少传承人不但无法潜心从事非遗工作，有的甚至会产生失落或迷茫的情绪。由于传承人地位弱化、经济贫乏、生活困顿，使年轻一代对成为传承人失去兴趣和信心，无法被吸引到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中来。
（二）从传承受众的角度看，生活方式改变与思想观念演化导致“无人”传承
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进程的加速，随着文化消费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当今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人们的观念意识、生活样式、审美精神和价值导向都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正如刘锡诚先生所指出的：“正在推进的现代化进程，正在使民众的生活条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由发生和繁荣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的土壤逐渐削弱和消失，民众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随之发生着巨大的变化。”[1]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物质生活和现代精神文化生活，年青一代更热衷于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当代电视、网络、手机等新媒介的冲击下，他们更热衷于运用现代科技产品消遣、娱乐、生活：如玩微博、微信、游戏、网购等，他们对民间传统技艺逐渐失去兴趣，既无心观赏更无心学习。当大多数年轻人被吸引到现代电子传媒上后，传统技艺展演的受众群体不断流失。传统文化在现代物质文明、商业文明及科技文明的裹挟中日渐被蚕食，甚至消亡。如此来看，缺少观赏对象、无人喝彩鼓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自然“曲高和寡”，难以为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自然也难逃后继泛人的困境。
（三）从传承空间的视角看，现代文明制度与新型城镇建设导致“无法”传承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城l一体化的逐渐推进，大批人口向城镇迁移，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也纷纷外出谋生，留守乡村的大多数是老幼病残，他们既无精力也无兴趣去学习、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严重的问题是随着人口的迁徙流动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原有的乡土生活体系遭遇侵袭甚至崩溃。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存在着一个以社长、社首或是寨老、巫师等为代表的村落神事管理系统。这套系统主要负责村落的神事活动，祭神、娱神、迎神、赛会等带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性质的民俗活动[2]。随着农村社会的逐渐解体，原来很多依赖于传统农耕社会的传统技艺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了“活态”传承的生活基础，不得不走向博物馆似的展演传承，这无疑会导致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走样与异化，可以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旦失去原有的传承空间就无法原汁原味地“活态”存续。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的对策建议
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认为应该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着眼点放在对“人”选定、保护、传承上，也就是说首先要保证能选出真正的代表性传承人，其次要保证能让传承人安心传承，最后要保证能让传承人在一定的空间中开展传承。从这一思路出发，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建议有如下几点。
（一）完善传承人保护制度
选人是用人的基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首先要制定传承人的认定标准。要针对不同门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制定可操作性标准，确保选出的传承人真正具有代表性。其次要建立传承人的选拔制度。为了提高评选工作的公正性，要坚持民间推荐、政府把关的推荐、认定政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世世代代生活在群众中间，要充分相信并利用广大群众特别是民间艺人们的推荐，政府所要做的是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则综合考量，在候选人中认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起决定性作用的优秀传承人为代表性传承人。再次，建立传承人的技艺档案库，对传承人的技艺进行完整录像归档并制作光盘以备传习之用。最后，要建立传承人的退出机制。这样既可以及时纠正认定工作中出现的极个别滥竽充数的错误，还可以剔除已认定传承人中的个别不负责任、不尽义务的传承人，从而保证传承人队伍的纯洁与活力。
（二）保障传承人身份地位
选出优秀的传承人后，要使其安心于传承，还必须从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提高他们的身份地位，使其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有保障，社会上受认同。从物质角度看，要让传承人衣食无忧，这就需要对传承人提供充分的经济保障，对技艺精湛或有突出贡献的非遗传承人应可享受相应的政府特殊津贴，同时依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效率，给予传承人特殊的“绩效津贴”。同时也要分考虑到其他未当选艺人的经济状况，形成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团体的综合保障系统，以免艺人之间相互妒忌、内耗而阻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除了经济上保障外，还得从精神层面上对传承人进行鼓励，使其安心用心于传承。比如，每年定期组织传承人开展活态展示、定期交流、技艺比赛等活动，让他们获得社会认同与肯定。每年定期召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表彰大会，对做出突出贡献的非遗传承人或参与支持非遗传承的其他个人进行隆重表彰，颁发荣誉称号。大力推荐非遗传承人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让他们参政议政，为非遗保护代言发声。我们在给这些文化传承人以积极的社会地位肯定与社会声望评价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舆论导向，这样就会形成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社会氛围，自然也就更加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3]。
（三）保护传承人传习空间
保持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可持续发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核心是传承人的保护，但是单一的以人为中心，并不能带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健康发展。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古建筑、历史街区与乡镇、传统民居及历史遗迹等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传统手工技艺等相依相存，并与人们依存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密切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特征迫使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必须注重保障传习场所、文化空间的完整性，充分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后续艺人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通过地域性的保护，最大限度地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保护。其次，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示范基地，开展多层次、多学科、多形式的活态教育培训，让更多的人逐步了解传统技艺，喜欢传统文化。
总之，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传统文化的需求也日益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日益重视。但由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样，社会发展不够平衡，法律制度不够完善，这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刘锡诚.传承与传承人论[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24-36.
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篇9
引言
一千多年来，景德镇传统手工制瓷技艺传承有序，并在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中形成了浓厚的民族色彩和本土风格，是中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景德镇传统手工制瓷技艺传承不可避免地受到景德镇地域文化的深重影响，并在此影响下形成了鲜明的特点，这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景德镇传统手工制瓷技艺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探索。
景德镇地域文化和传统手工制瓷技艺传承略述
景德镇地处江西省鄱阳湖流域的昌江中游沿岸，群山环抱，在长期的相对独立的发展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景德镇以陶瓷文化而闻名世界，被誉为瓷都。从总的文化圈来看，景德镇自古处于江南丘陵地区，属于江南文化圈范畴，自古有江南雄镇之称。从民俗文化上来说，景德镇的文化为江南文化圈中的赣文化与徽文化的融合，同时也涵盖了大量其他外来人口文化元素，具有显著的兼容并存的多元化特征。
景德镇地域文化带有浓厚的陶瓷文化气息，其他文化大都围绕陶瓷文化来展开。景德镇早在东汉时期即开始制陶，景德镇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以单的传统手工制瓷而支撑了上千年经济发展的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民风民俗、、城市格局、建筑形式等等，都与陶瓷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中国手工制瓷史中，景德镇传统手工制瓷技艺的发展较晚，但发展却非常迅猛，在宋代时即已经跻身于中国六大窑系之列，以吉白瓷而闻名天下。而到了元代，景德镇青花瓷、枢府白瓷、颜色釉瓷开始兴起。经过元代过渡以后，在明清时期，由于宫廷在景德镇设立官窑进行皇家用瓷的烧造，景德镇一跃而成为天下瓷都，集天下名窑之大成，手工制瓷技艺达到巅峰状态。
与其他产瓷区相比，景德镇是唯一自瓷业兴起后直保持繁荣的城市，在2006年，景德镇传统手工制瓷技艺列入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分工极为细密，主要工序达到七十二道之多，核心工序主要为拉坯、利坯、施釉、彩绘和烧造。景德镇传统手工制瓷技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之一，其延续传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历史上地域文化对景德镇传统手工制瓷技艺传承的影响
首先，地域文化体系的相对独立性，造就了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传承体系的独特性。景德镇地处江西东北部的江南丘陵地带，相对稳定的环境和独立的文化环境造就了景德镇传统手工制瓷技艺传承的独特性和唯一性。景德镇工匠代代相传的手工制瓷技艺的完整性与独立性是全国乃至世界其他地区所绝无仅有的，其中的许多为景德镇所创烧，如古彩、粉彩、青花玲珑、颜色釉等技艺。
其次，多地文化所形成的行帮文化，造就了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传承方式的二元化。在历史上，各地工匠为谋生而大量到来并聚居在景德镇，成为各地文化杂处地带，各种文化以陶瓷文化为中心，互相融合影响，为了维持手工制瓷技艺的稳定传承，二元化传承方式是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得以精确传承的重要保证，但同时也使技艺传承被限制于较小的范围内。而行帮还对技艺传承设置了大量的规矩，这也大大限制了技艺传承，使部分技艺因此而可能失传。
最后，皇家用瓷烧造所形成的官窑文化体系，造就了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传承内容的丰富性和先进性。明清时期设立更具权威的御窑厂，打破了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传承的单调性，官窑带来了丰富而先进的技艺，民窑通过效仿官窑，模仿学习了大量新的技艺并进行传承，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的传承内容。
新时期地域文化变迁对景德镇传统手工制瓷技艺传承的影响
首先，地域文化的日益开放与包容，造就了景德镇传统手工制瓷技艺传承体系的开放性。而由于开放程度的提高，从而使景德镇传统手工制瓷技艺的传承几乎不再受到任何限制，打破了地域界限。技艺传承的开放性使新时期外地来景德镇学习传统手工制瓷技艺的人口迅猛增长，除高校学生、还吸引了许多外地艺术家前来学习，景德镇传统手工制瓷技艺传承体系进入到空前开放的大时代。
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篇10
现代化在改变人们衣食住行的同时,也带来了思想与意识的强大冲击。资讯流动促进了社会变迁,而电视、互联网等现代传播媒介更是深刻改变了人们的乡土意识和传统的价值观念。原本以乡土文化为载体,以淳朴、善良、亲情和伦常为乡土文化核心的生存价值理念在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现代价值理念的冲击下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消逝在城市化的狂浪中。由于乡村文化价值无法与现代化的发展要求相一致,越来越边缘化便成为其最终的归宿。与此同时,具有一定知识和素养的乡村知识分子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纷纷逃离乡土,加之乡村学校教育的落后和对乡土文化的忽视,造成乡土文化不仅失去了生产与传播的主体,更失去了传承的载体。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文明古国、农业大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的乡土文化资源,乡土文化的传承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文试图通过一个亲身实践的另类的乡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社会工作案例来阐释运用整合的社会工作方法推动乡土文化传承的可行性和优势所在,为关注乡土文化传承的研究学者和实务行动者提供借鉴。
一、共识与困境:乡土文化传承的综述
费孝通(1998)深入中国社会的基层,用“乡土性”来概括中国的社会特征,他指出中国的社会生活与泥土息息相关,人们具有浓厚的乡土意识;在讲究礼俗的社会里,规范人们行为的不是法则、规范,而是人情、习俗;中国的社会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他们活动范围有着地域上的限制,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是一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学者于建嵘(2001)认为乡土具有文化意义,强调与传统农耕文明相联系的社会特性。
不同学者对乡土文化的界定是不一样的。朱方长、李红琼(2005)从乡土文化产生的基础与主体的角度分析,认为乡土文化是一种生发于农业社会,蕴含于中国文化传统之内的农民文化传统,由方言、风俗、观念、信仰、宗教、社会组织等“文化因子”通过世世代代的相传和积淀逐步形成,农耕文化是乡土文化的本质。廖亚辉(2005)从乡土文化的内容及特点出发,认为乡土文化是在血缘或宗法式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强调“礼”的重要性,在内容上以等级制度和家族家法制度为主。乡土文化保守而封闭,是一种融礼治文化、家族文化与安土重迁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黄文彩(2009)在乡土文化的呈现方式上有所突破,认为乡土文化包括有形与无形两种形式。有形乡土文化是指乡土各种生活用具和生活设施等有形的文化载体,无形乡土文化则包括价值观、传统风俗、民间艺术等文化形式。谈朝晖(2006)从农村与城市的地域差异出发,指出乡土文化是当地人民在与客观生活劳作环境长期相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兼具中华民族的共性与地方特色的民风、民俗、价值观和社会意识等。他将城市文明作为参照,凡是在中国范围内,具有鲜明地域特征,有别于城市文明的文化即是乡土文化。
在乡土文化的研究领域,文化流失已经成为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文化流失的影响。有学者侧重乡土文化主体的研究,认为农民是乡土文化活动参与和传承的主群体,也是新农村建设内生本源的主体,对乡土文化的忽视会削弱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刘广宇,2007)。刘铁芳(2008)也认为乡土文化的流失将导致传承主体的文化认同困境,代表先进文明的城市外来文化的冲击导致乡土文化秩序的土崩瓦解,乡村文化的边缘化直接导致了乡村青少年对乡土文化的冷漠,在精神上没有文化寄托。廖亚辉(2005)从文化功能的角度出发,强调乡土文化对乡村社会的稳定作用,认为城市文明的冲击,经济观念的强化、家庭意识的淡化以及恋土情节的弱化等会影响农村的社会结构,动摇农村社会的稳定基础。黄文彩(2009)侧重文化保护的重要性,认为城市化与现代化加速了乡土文化的败落。由于生产方式、思想观念的演变,乡村中古老的民俗风情、道德理念也濒临瓦解。一旦乡土文化得不到保护,优秀的民间艺术、传统技艺、农耕文明将濒临灭绝。在学者中有着这样一种共识,乡土文化流失对乡村社区的日常生活乃至延续发展都具有深远的负面影响。
在乡土文化传承方面,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领域,关注教育与文化的关联、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关系等;学者普遍认同将家庭、学校和社区作为文化传承的主要场域,教育则是文化传承的主要途径。冯增俊(2001)关注教育与人类文化的关系,将教育上升为文化传承重要途径的高度,认为只有教育才能让文化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要实现文化的传承,必须把教育作为重要的载体和途径,通过教育来发展文化,传承文化、整合文化。王军(2006)认为文化知识的传承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的,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是使个人智力与非智力因素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得以发展的必要手段。曹能秀与王凌(2009)梳理了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指出民族文化传承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等三种形式来完成,强调通过教育实现文化传承的方式是多样化的。在三种传承方式中,黄胜(2009)着重强调了学校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因其具有目的性、组织性、计划性以及普及性、大众性、广泛性等特点。王润平(2004)注重传承方式的创新和改进,指出中国的文化传承应从自足式单一传承到参与式多样化传承,从全面泛化传承到有限强化传承,从正向传承到某种程度的反向传承,从机械传承到有机传承,从依赖性传承到建构性传承。
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国外也有学者针对乡土文化传承的问题展开研究。有学者针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农民身份认同感普遍缺失的问题,强调应该重视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要让具有现代思想的农民通过乡土文化来明确自己多重的身份(汉娜?威特曼,2007)。国外的研究中,学校教育依然被认为是对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的方式,埃德加?莫兰(1999)认为文化会不断被创造和再生,因此文化需要被传输、教授与学习,通过个体身上的学习、再生,从而实现文化的自我延续和发展,确保其异质性与多样性。有学者从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关系出发,认为在任何社会中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之间都不应是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而应是交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同时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去文化”现象不是教育期望的结果,学校教育应调节好地方文化与习得的主流文化的差异(威廉F.派纳、威廉m.雷诺兹等,2003)。还有研究从文化与社会变迁的观点出发,认为地方文化要与全球化的大背景相适应,全球化、技术化、网络化确实对地方文化带来冲击,但是地方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要与其他文化和领域进行交流,促进自身的发展,与时俱进;地方文化不应该成为博物馆里的静态展品,它是活生生的动态的演绎,也需要创造性地改变以应对外界的变化,文化的变迁将继续保留其原有的身份与价值(温迪?格里斯沃尔德,1999)。国外的研究多强调尊重文化多样性,对与文化传承的方式和途径的研究多集中在学校教育。
乡土文化流失的负面影响成为该领域的学者普遍的担忧,而加强乡土文化传承的迫切性与重要性更是一种共识。但是,学界对于乡土文化传承和保护的具体措施和方法却多集中于家庭和学校教育。根据我国国情,家庭结构在乡村正在经历着演变,主要承担传承教育责任的父母一辈出于生计需外出打工,空心化的趋势不容忽视,因此通过家庭教育来传承乡土文化的途径有待商榷。另一方面,学校在“唯分数主义”和“唯升学主义”的大旗帜下,多侧重应试教育,对于文化的传播并不注重,更别提被主流文化视为“愚昧落后”的乡土文化了。而且,在师资严重缺乏的乡村地区,文化教育的推行更加举步维艰,乡土文化的传承陷入了困境。鉴于此,寻求一种有别于传统家庭和学校教育模式的另类的乡村文化传承方式、摸索我国乡村文化传承保护的新模式迫在眉睫。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起初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所导致的现代农业对环境的破坏为目的,然而在发展过程中被其他学者所借鉴和引申。其中,费边社会主义者亚瑟(arthur)对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他创造了生态系统概念,并把有机界和无机界都置于一个复杂的唯物主义合成体之中(约翰?B福斯特,2004)。生态系统的视角启发我们将宏观自然社会环境与社区日常生活辩证地统一起来思考,面对生态环境中人的问题,静态单向度的结构功能分析忽视了主体与环境的有机联系,强调应该借助生态中人的视角重新审视困扰个体的社会政治生态根源,逐步回归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及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以便系统整合地回应贫困及不可持续发展等关乎民生的重大议题(张和清,2001)。
笔者发现,以往的研究将乡土文化流失与其背后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割裂开来,把乡土社区文化流失当做社区本身的问题,因此难以回应乡土文化的流逝和没落。相信乡土文化有其珍贵的价值,更相信文化流失不只是社区的问题,不只是社区个人的问题。本文将以亲身经历的文化保护实践为基础,探讨生态系统视角下运用整合的社会工作方法1传承和保护乡土文化的可能性。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在文献法的基础上,主要采用民族志田野调查法,强调研究场景的自然性和真实性,以提高研究的解释性和推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