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常识归纳篇1
对现代学生而言，文言文属于陌生语言，这就要求教师将枯燥的内容放置在生活之中，使学生身临其境，在轻松、愉快而又严密、系统的氛围中学习，最终达到教学目的。具体方法如下:
1.美读法。古人云:“读古人文字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教师范读时必须美读，读出神韵，读得摇曳生姿、回肠荡气，让学生不仅听出语气、情感，还激发其学习的兴趣。
2.表演法。教师可引导学生根据课文内容改编成课本剧，进行即兴表演。用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晏子使楚》《郑人买履》等课文都可以运用。
3.绘画法。许多优美的文言文都可成画。如《记承天寺夜游》《爱莲说》等文章都可以让学生用手中的笔画出精妙的图画，在挥洒自如中，让陌生的语言真实地展现面前，学生在想象的天空中尽情地翱翔。
二、要加强诵读，培养语感
正确朗读文言文是学习文言文的关键。要加强诵读，培养语感必须要求学生学会朗读方法及注意点，如:正音、停顿、语速、节奏等，必要时可适当加入体态动作。
不少学生学习文言文只满足于扫清文字障碍，认为会读就行。其实不然，学习文言文一定要加强诵读和背诵，把文言文中的若干重要篇章熟记在心，文言文要求掌握的知识就已经包含在其中了。更重要的是，通过诵读和背诵可以学到古代名篇的构思立意、布局谋篇、语言修辞等方面的要义，从而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因此，文言文教学要加强诵读和背诵，指导诵读时要求学生要读出抑扬顿挫和感情，而不是单纯的死记硬背。学生诵读的文言文多了，
对文言的语言感知能力也会越来越强，文言文的阅读水平也就会越来越高。
三、教师要解疑答惑，指导方法
古文化浩如烟海，教师永远讲不完，这就要求教给学生一定的学习方法，培养其学习能力，使之借助工具自己探索历练，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可指导学生对所学文言知识进行归纳，使知识系统化。例如学习《马说》《爱莲说》之后，要归纳说明，“说”是古代文体名，跟现在的杂文大体近似，是议论文的一个分支。教学中还要引导学生做好文言知识的归纳整理工作，如：一词多义，特殊的文言句式等。促使学生掌握的文言知识条理化和系统化，并由此产生领悟和联想，类化和迁移，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从而提高自学能力。
以学习文言词语为例，文言词语包括一词多义、词类活用、通假字和古今异义等。这就需要老师指导学生学会归类和积累。考试时不会直接考课本上的原题，但题目答案在课内，要想考出好成绩，就一定要牢固掌握课本上的基础知识。需要掌握的方法便是分类归纳，加强积累。以《送东阳马生序》为例，文中一词多义现象非常多。如“以”“之”“而”等等。这些文言词句很容易记混淆，教师可指导学生归纳该词有几种用法，分类记忆，这样就能事半功倍了。日积月累，收获是非常大的，天长日久，效果将更可观。
四、联系生活学习文言文
“文言”和“白话”二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血缘联系。因此，我认为教师应该指导学生联系生活学文言。
古代文化常识归纳篇2
一、要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对现代学生而言，文言文属于陌生语言，这就要求教师将枯燥的内容放置在生活之中，使学生身临其境，在轻松、愉快而又严密、系统的氛围中学习，最终达到教学目的。具体方法如下：
1.美读法
古人云：“读古人文字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教师范读时必须美读，读出神韵，读得摇曳多姿、回肠荡气，让学生不仅听出语气、情感，还激发其学习的兴趣。
2.表演法
教师可引导学生根据课文内容改编成课本剧，进行即兴表演。用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晏子使楚》《郑人买履》等课文都可以运用。
3.绘画法
许多优美的文言文都可成画。如《记承天寺夜游》《爱莲说》等文章都可以让学生用手中的笔画出精妙的图画，在挥洒自如中，让陌生的语言真实地展现面前，学生在想象的天空中尽情地翱翔。
二、加强诵读，培养语感
正确朗读文言文是学习文言文的关键。要加强诵读，培养语感必须要求学生学会朗读方法及注意点，如：正音、停顿、语速、节奏等，必要时可适当加入体态动作。不少学生学习文言文只满足于扫清文字障碍，认为会读就行。其实不然，学习文言文一定要加强诵读和背诵，把文言文中的若干重要篇章熟记在心。文言文要求掌握的知识就已经包含其中了。更重要的是，通过诵读和背诵可以学到古代名篇的构思立意、布局谋篇、语言修辞等方面的要义，从而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因此，文言文教学要加强诵读和背诵，指导诵读时要求学生要读出抑扬顿挫和感情，而不是单纯的死记硬背。学生诵读的文言文多了，对文言文的语言感知能力也会越来越强，文言文的阅读水平也就会越来越高。
三、教师要解疑答惑，指导方法
古诗文浩如烟海，教师永远讲不完，这就要求教给学生一定的学习方法，培养其学习能力，使之借助工具自己探索历练，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可指导学生对所学文言知识进行归纳，使知识系统化。例如学习《马说》《爱莲说》之后，要归纳说明，“说”是古代文体名，跟现在的杂文大体相近，是议论文的一个分支。教学中还要引导学生做好文言知识的归纳整理工作，如：一词多义，特殊的文言句式等。促使学生掌握的文言知识条理化和系统化，并由此产生领悟和联想，类化和迁移，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从而提高自学能力。以学习文言词语为例，文言词语包括一词多义、词类活用、通假字和古今异义等。这就需要老师指导学生学会归类和积累。考试时不会直接考课本上的原题，但题目答案在课内，要想考出好成绩，就一定要牢固掌握课本上的基础知识。需要掌握的方法便是分类归纳，加强积累。以《送东阳马生序》为例，文中一词多义现象非常多。如“以”“之”“而”等等。这些文言词句很容易记混淆，教师可指导学生归纳该词有几种用法，分类记忆，这样就能事半功倍了。日积月累，收获是非常大的，天长日久，效果将更可观。
四、联系生活学习文言文
“文言”和“白话”二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血缘联系。因此，我认为教师应该指导学生联系生活学文言。以学习《童趣》一文为例。文中“以丛草为林”中的“以……为……”是常用的固定结构，可译为“把……当做”。其实学生在生活中早已接触，“八荣八耻”中“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是媒体宣传的主题，被配曲传唱，学生早已理解并记忆。本文中的“以……为……”与其中“以……为……”意义和用法完全一致。教师把文言文和生活联系起来，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加强了记忆效果。
古代文化常识归纳篇3
[关键词]历史教师知识驾驭能力教育教学实践
历史课主要是通过向学生们讲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著名的战役、盛世与治世、条款与协定、历史上的国家兴衰、科技文化的成就与发展等知识,培养学生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的方法与能力,是从小学到初中,直到高中大学都要学的一门重要课程。历史学科涉猎的学科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天文、地理、文学、艺术、政治、经济、民风、民俗等知识,这就对历史教师的学识修养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历史教师不仅本专业知识要精深,而且还应该广泛涉猎其他学科,适当掌握其它各学科的相应知识。因为只有博学多闻的历史教师,才能更生动地教学,才能在讲台上挥洒自如、游刃有余。这也在一个侧面体现了历史教师对知识的驾驭能力和技巧。我们说知识是死的,怎样灵活地掌控知识,使之更好地、有效地为教学服务,这种驾驭知识的能力和技巧,是要求教师们,尤其是历史教师们在自己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去培养锻炼和不断积累的。正因为历史学科知识的纷繁复杂性特色与历史知识的不可再现性特点,加之中学生的知识水平、学习认知特点与学习习惯的影响,就更要求历史专业教师要不断提高对历史知识驾驭能力的培养和锻炼。笔者结合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体会,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历史教师的知识驾驭能力。
一、历史教师一定要做到“深入浅出”、“厚积薄发”,这是驾驭知识的根本原则
前文已述,历史学科涉猎范围十分广泛,作为历史教师,尤其要注重各学科常识知识的积累,首先要有自己的“厚积”,才能有授课时的“薄发”。当然,“薄发”的时候肯定传授给学生的是正确的知识,绝不是一知半解的应付差事。在此基础上,无论学生从哪个角度提出疑问,教师都可以以平日的“厚积”予以学生正确、恰当的解释。广泛涉猎各门相关学科知识,才能在备课时有的放矢般的设定教学重难点,有备而来地选用教学方法,这样就是“深入”。正因为你有“深入”的准备,所以在正式授课时才会使用准确、严谨、精炼、轻松的语句完成一堂精彩的授课,使学生在本节课结束后还能久久回味,不仅仅消化了本节课的知识,还自觉自愿地进入到下一节课的学习氛围中。进而树立起教师自己的形象,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顺利地完成教育教学工作。
比如说,讲到“新文化运动”的这部分知识。大家都知道我们要使学生掌握新文化运动的背景、标志、阵地、活动中心、代表人物、主要内容、运动性质、意义影响等知识点。无论哪一本历史教材,对这些知识点的介绍都是非常精炼简洁的,历史教师照书本念一遍就可以了吗?例如,课文中只有一句“北洋军阀掀起的复古逆流……”那么,什么是“复古逆流”,怎么理解“复古逆流”?怎样使学生迅速地感知到北洋军阀的做法是“复古”的,并且是“逆流”的?既是“逆流”,那么当时的潮流又是什么?教师怎样“浅出”、“薄发”地解释?实际上,教师只举一个例子即可以说明:袁世凯称帝。袁世凯是北洋军阀的代表人物,他的称帝活动就是“复古”的一种表现,当时辛亥革命以后的时代潮流是“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袁世凯的称帝活动当然是“复古逆流”。这个例子实际上也是对前面知识的一种有效复习,学生们也非常熟知这个人物,一讲就明白,不用去挖空心思地去解释“复古逆流”这个词语了,更不用再举其他例子来说明了。
再比如,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一般大家都只看到了“三提倡、三反对”,但实际上还有第四项内容,即在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前面的“三提倡、三反对”只是新文化运动前期的主要内容。而且,作为专业的历史教师,我们都应当知道,新文化运动以为界,分前后两期,史学界因此也常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因为后期马克思主义传播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才进一步促使新文化运动的性质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对复古逆流的单纯文化运动,转向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政治文化斗争运动,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一项内容,实际上直接是后面“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一节知识的开端,在新文化运动这节课里留下一个伏笔,教师在授课时将这个伏笔点破,直接可以引起学生自觉自愿地去预习下一节知识内容。如果没有对整本教材内容的通篇驾驭和理解,在教学过程中只会讲一节是一节,欠缺知识驾驭能力的教师,是很少做这样的教学伏笔的,这也是“深入浅出”的另一个侧面解释。总之,历史教师只有具备比教材更高深和更广博的知识,只有对教材内容有着十分深刻的认知理解,并善于进行教材分析,才能真正做到正确地驾驭教材,更加准确地讲解教材,游刃有余地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这样才是“深入浅出”“厚积薄发”的授课。
二、历史教师对具体知识点,一定要做到“专业”、“精准”,这是驾驭知识的基本标准
在授课过程中,具体讲到某一个知识点时,历史教师就要用“专业”、“精准”的讲解去突破它、驾驭它。比如在讲到秦汉文化知识的内容时,课文中写道:“早在西汉时期,我国就有太阳黑子的记载,《汉书》上所写的公元前38年一次黑子位置和出现时间的记录,是现今世界上最早的有关黑子的记录。”对学生而言,“太阳黑子”是一个非常生僻和专业的词语,假设让学生来做解释,肯定费时间,同时也不一定能做出正确的说明。而由教师以科学、准确、精炼的语言做出一个解释,再辅以课文以及史书的原文记载资料进行说明,即可以很好地完成该知识点的教学。在这个知识的学习过程中,教师指导学生阅读课文,勾划知识点关键词,就是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的体现,而教师课前的充分备课,如找到太阳黑子的科学概念,查阅史书的具体记载原文,对学生进行准确的专业知识的讲解,这就是教师专业精准驾驭历史知识能力的一种表现和锻炼,同时也是教师掌控课堂节奏的主导地位的体现。
再比如,秦汉文化知识章节中提到的华佗的“五禽戏”知识点。学生们对这个词语也是非常熟悉的,但学生们熟悉,就表示对这个知识点一定理解透了吗?在课文中是这样说的:“华佗还创作了‘五禽戏’。这是一种模仿鹿、熊、虎、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形态的医疗体操,可以强健身体和治疗百病,达到延长寿命的目的。”疑问出在“五禽戏”这个名称上面,从课文原文来看,只有“鸟”可以划入“禽”类,但“鸟”也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到底是哪一种鸟?其余四重是“兽”,为何不叫“五兽戏”、“五兽操”之类的名称呢?学生读书至此,难免产生这样的疑问,作为专业的历史教师,应该如何解释?实际上,这里的“鸟”具体指的是“鹤”,合起来是四兽一禽,如果念“五兽戏”、“五兽操”之类的名子,读音拗口且无寓意。而读“五禽戏”,首先是读音顺口,再加之仙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具有长寿吉祥的寓意,正切合五禽戏有强健身体和治疗百病,达到延长寿命的作用,这样才是真正的寓教于乐,更使普通百姓容易记住、便于学习流传,故称“五禽戏”。所以,在其他章节中类似知识点的授课过程中,教师对具体的每一个知识点的这种专业、精准的驾驭把握能力,都应当这样体现出来。
三、历史教师在进行归纳总结时,一定要做到“避实击虚”、“文通辞雅”,这是驾驭知识的基本技巧
比如说,有一次有学生提问,问北京到底是几朝古都?下面有学生开始争论,有的说是六朝,有的说是九朝……说实话,这个问题老师当时没有记清楚,怎么给学生做出明确回答?历史教师面对这样的没有充分准备的课外知识,怎样归纳学生的提问,怎样体现对知识的驾驭?对于这样的问题和情况,教师首先不能随意附和学生的意见,要态度坦诚地告诉学生,自己对这个问题还不能当时明确答案,同时,一定要答应学生在课后做一个详细的查阅来解答,如果查阅了还没有找到确切答案,还可以和同学们一起继续寻找。当然,就“北京是几朝古都”的问题而言,虽不能一下子全部说清楚,但对元、明、清三朝以北京为都还是熟悉的,教师可以在熟知的这些知识上做文章,将学生的注意力从争论的数字上,转移到已经知道熟悉的知识上来,甚至进一步可以讲讲明代先定都于南京,是明成祖时迁都于北京的。这就是“避实击虚”了,这样教师不仅驾驭了知识,还进一步掌控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与进度。事后查得:北京从辽代开始设为辽五都之一的南京开始算,金代正式建都,名中都;元代叫大都;明成祖时迁都于此,叫京师;清代沿用为都城,叫京师顺天府;民国改称北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再次定都于此。所以,算到清代,北京是“五朝古都”。这些知识后来都对学生做了详细的讲解。
如有一次听课,教师讲到对联知识,举例说明从对联的文字内容上可以判断出该对联是在说什么样的职业。教师讲到:“比如看到一副对联写着‘戎马三十年’等等的词语,你就可以判断出这是什么职业的对联?”有学生回答:“当兵的。”而这位老师接着学生的话归纳总结到:“对,是说当兵的对联。”我们不能苛责这位老师说错了什么词语,但是我们可以指出这位老师缺乏知识的深层次理解和在归纳总结学生回答时对知识驾驭能力的欠缺。为什么呢?“兵”这个词是老百姓非常口语化的对行伍人士的称呼,其中还含有民间对行伍人士的贬称,比如老百姓骂当兵的为“丘八”,这个词从读音到写出的字形都贬义十足。学生们因其水平所限,可以这样说了,但教师接着学生的话这样归纳讲解,就立即显出自身缺乏对知识的深层次理解和在归纳总结学生回答时知识驾驭能力的欠缺了。实际上,教师只要有这样的知识积累,加上措辞简洁严谨的要求,将学生的回答归纳为:“对,这是描写军人的对联。”即可。教师用“军人”这个词语,替代了学生回答使用的“兵”。没有较强的专业知识驾驭能力,是不能将学生的回答归纳提升了一个档次的,更显示不出教师的专业功底和知识修养。这样就是“文通辞雅”了,这样的知识驾驭能力的技巧,一定是在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以上案例都是笔者在教育教学实践中的切身体会,因此,作为一名历史教师,一定要深入浅出、厚积薄发地掌控知识;一定要专业、精准地讲解知识;还要避实击虚、文通辞雅地归纳知识。在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积极应用锻炼,在实践中提高自己对知识的驾驭能力,争取做一个将知识信手拈来、授课生动活泼的、受学生尊重喜欢的历史教师。最后还想引申一下:娴熟地驾驭知识,不仅仅是历史教师的要求,其他学科的教师,也都可以对照自己专业的特点,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锻炼自己的知识驾驭能力。
参考文献:
[1]姬秉新.历史教育学概论.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1997.345.
古代文化常识归纳篇4
关键词：语文教学拓展归纳
中图分类号：G63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1（c）-0055-01
广博是语文这门学科最显著的特点，它不仅涉及到古今中外的文学知识，还渗透了其他学科的很多知识。由于知识面广，内容庞杂，学生们掌握起来就有一定的难度。经常有学生反映，语文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复习起来却又不知从何下手，很是为此发愁。为了增强教学效果，便于学生温故知新，我认为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重视运用拓展和归纳的方法。
为了加强学生的知识积累，以便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语文素养，语文教学不能只局限于课本内容，教师要善于发现拓展点，及时补充一些必要的知识。比如我在完成了《荷塘月色》的教学任务后，适时给学生补充了一点常识：清华园中的荷塘本是极为平常的一泓静水，一片荷花，但一经朱自清先生的描绘，这里的荷塘便可以和徐志摩笔下的康桥相媲美了，这足以说明艺术的美能使自然原型增加魅力。清华大学是我国最著名的学府，肯定也是我们很多同学仰慕已久的地方。它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八个字源自《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简单的解释了这两句话的意思后，学生们不但明白了选这两个词做校训的用意，而且很容易地就掌握了对这两句话的背诵。在以后的作文中，有的学生很自然的就用上了这两个句子。在一次模拟考试中，这两个句子以名句填空的形式出现了，学生们很容易地就答出了这道题。
鉴于语文知识博杂的特点，在模块教学中归纳的作用就不容忽视了。一个模块告一段落后，一定要及时归纳，以帮助学生理清复习思路，巩固所学知识。如高中第五册书的第六单元选的都是孟子的文章，我在完成了单元教学后，把孟子的名句带着学生们归纳了一下，从初中课本上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等一直到刚学过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复习完了学过的句子，又用投影仪打出一些课文中没有涉及到但又很重要的名句，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等等。通过系统的归纳和必要的拓展，学生们对孟子的名句掌握得就比较牢固了。
又如，在讲过《孔雀东南飞》之后，为了印证封建社会对纯洁爱情的戕害，我给学生们拓展补充了梁祝化蝶和《钗头凤》的故事。为了达到对知识点的掌握，不是由我单纯地给学生们讲故事，而是给学生们印发了晚唐张读《宣室志》中一段短文，“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知。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鄞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有山伯墓，祝临冢号恸，地忽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我带着学生们一起翻译赏析，再辅以习题，这样既达到了对《孔雀东南飞》的深化，也复习了相应的文言文知识，一举两得。
在介绍《钗头凤》的故事时，我先带着学生们复习了大诗人陆游的文学常识，再给他们讲了这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并用课件的形式展示了陆游的《钗头凤》和唐婉的和词，再辅以配乐诗朗诵，学生们被凄美的故事感动，也被这两首优美的词作吸引，效果非常好。而且陆游的母亲和焦仲卿的母亲这两个人物很相似，都拆散了儿子的美满姻缘，都是封建家长的代表。通过这个故事，就达到了更进一步深化《孔雀东南飞》的作用。学生们还对两首《钗头凤》进行了鉴赏，这对于古诗词学习又是一个收获。最后，又用课件的形式带着学生们复习了一下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和《书愤》两首诗。这样，通过对《孔雀东南飞》的学习，学生们对陆游及其作品也有了较完备的掌握，可以说达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
我认为必要的语文知识应随着课文的特点随时拓展，不要把应掌握的知识点都留在高三总复习时再补充。这样，语文能力的形成也比较容易。比如，高中第五册书第五单元是高中阶段的最后一个古诗单元，在完成本单元的教学之后，我把有关古诗的常识带着学生们复习了一下，然后针对课后古诗对仗的常识拓展补充了对联的知识，使学生掌握了对对联的基本方法和有关声律方面的基本常识。我告诉学生，对对联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古代的文人一向把题联作对当成文雅的乐事。而且学会对对联在应考上也有实际作用，因为这种题型在高考题中已经出现过。除了在课堂上做了一些练习外，以后我又以各种方式定期的进行练习。比如在历年的春节联欢会上，都有送春联的活动，送出的春联不仅对仗工整，而且极具地方色彩，涵盖了很多人文知识和地理知识。我抓住这个有利的素材，放寒假前给学生额外布置了从电视上和居民区收集春联的作业。为了督促检查和温习对联的知识，寒假开学后的第一节语文课就拿出一段时间和学生们品评欣赏一番。在赏析收集到的春联的过程中，不仅温习了对联对仗的手法的应用，也进一步印证了对联平仄相对的手法。不少同学发现，很多人家的春联上下联贴反了，贴反的原因是没弄清平仄。经过这样的训练，学生们对起对联来兴致勃勃，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到高三总复习讲到对仗和对联的知识时，就是复习课而不是新授课了，学生接受就很容易了。
现今的语文教学，承载着极为丰富的知识，面对着灵活万变的高考。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就应该运用好拓展和归纳的方法，在拓展中丰富学生的学识，开阔学生的视野；在归纳中理清知识线索，有助于学生巩固提高。
参考文献
[1]晓苏.语文教学与研究[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8）.
古代文化常识归纳篇5
【关键词】声调中古语音近代语音现代语音
所谓声调，是指音节读音高低升降的变化。汉语从何时起就有了声调的存在，现在还无法断言。通常认为，上古汉语也应该有声调的区别，但究竟有多少个调类，它们可能的调值如何，至今尚无定论。而中古时期的汉语语音的声调区别已经得到了共识，并且，当时的音韵学者已开始对这种区别进行了深入的、系统的研究。
一、中古语音的声调概述
汉代以前，人们还不知道有四声，直到齐梁间骈体文盛行，受佛教转读佛经声调的影响，逐渐觉察到自己的语言中也有声调存在，开始以“宫、商、角、徵、羽”五音对字音进行归纳，随后定出“平、上、去、入”，通称为四声。《切韵》、《广韵》、《韵镜》及《七音略》等都是按照“四声”分韵的。
四声的名称起于南北朝齐梁时代（五世纪末六世纪初），据《南史•陆厥傅》说：齐永明年间，“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琅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善识声韵。约等为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永明时期的这段叙述是平、上、去、入“四声”名称见于记载的较早的材料。此外，《梁书•沈约传》云：“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襟，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周传》记云：“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
“四声”只是归纳了中古时期语音的调类，至于各个声调具体的调值如何，古人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只能从古人的形象的描绘中感受到大致的概括：“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急而促。”我们由此可推测，中古时期四声中的平声是平调，入声是短促调。因为平声没有升降，较长，而其他三声或有升降或短促，所以“平声”与“上、去、入”三声形成了平与仄两大类型。
中古时期的“四声”，发展到现代汉语方言里，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少则只有三个（宁夏银川话只有平、上、去三个声调），多则有十一个（广西南宁心圩平话有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甲、阴去乙、阳去、阴入甲、阴入乙、阳入甲、阳入乙等十一个声调）。但是，不管声调多少，或是如何变化，都与古代“平、上、去、入”四个声调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平、上、去、入”四个声调由于受古声母清（全清、次清）浊（全浊、次浊）的影响而发生了分化。有的分，有的合。
二、由中古语音声调到近代音声调的演变
近代音的声调，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明确列出，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这与现代北京话的四声完全一致，只是具体的归字有所不同。概括的说，近代语音声调突出的特点就是：平分阴阳，浊上变去，入派三声。
平分阴阳
《中原音韵》里，每一个韵部的平声都明确标出“平声阴”和“平声阳”。平声的分化以清浊为条件，中古清音声母的平声字分化为阴平，中古浊音声母的平声字分化为阳平。这一变化，使得中古平声清浊的对立转化为声调类别的对立。
浊上变去
中古的上声字在《中原音韵》中分化为上声和去声两大类。上声的分化也是以清浊为条件的，其规律是：原清音声母、次浊声母，上声字仍读上声，全浊声母上声字则变读为去声。
入派三声
到了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把古入声字归入阳平、上声、去声。汉语音韵学称之为“入派三声”。“入派三声”的规律性很强，由于声调的变化常常受声母清浊的影响而变化，古入声字的变化也受声母清浊的影响而“入派三声”：
清声母字变读上声，例字：笔、法、尺、塔；
全浊声母字变读阳平，例字：白、读、舌、绝；
次浊声母字变读去声，例字：纳、辣、灭、热。
有些学者如陆志韦、杨耐思、李新魁等先生认为元代仍然存在入声。《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中说：“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者，以广其押韵，为作词而设耳。然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
三、现代汉语声调的发展
现代汉语声调，与近代汉语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入声字的分配有所不同。中古入声字，在现代汉语中大部分读去声，其次是阳平，再次是阴平，最少的是上声。次浊入声字的演变最有规律，现代汉语一律读去声，全浊入声的演变也比较有规律，一般读为阳平，清入声读为阴阳上去四声的都有，缺乏规律性。
以平声字来看，在现代汉语方言里，除极少数地区平声不分阴阳外（如银川地区），绝大多数地区古平声分为阴平和阳平两类：即古清声母平声字今为阴平，古浊声母平声字今为阳平。如：全清古声母“当”，次清古声母“康”，今读阴平。全浊古声母“堂”，次浊古声母“郎”，今读阳平。
以上声字来看，在现代汉语中，只有少数地区上声分阴阳（古清声母上声字为阴上，古浊声母上声字为阳上）。如：全清古声母“古”、“走”，次清古声母“口”、“丑”，在现代汉语广州话中读作阴上，全浊古声母“近”、“是”，次浊古声母“五”、“女”，在现代汉语温州话中读作阳上。
以去声字来看，古音浊上变去的现象，在现代汉语中有两种情况：一是去声不分阴阳，全浊声母上声字变读为去声。这种语音现象在北方方言区普遍存在。如：古声调中为全浊上声的“近”、“是”，在现代汉语中，北京、济南、兰州等地均读作去声。另一种情况为，去声分阴阳，全浊声母上声字变读为阳去。这种语音现象在南方的许多方言区普遍存在。如：古声调中的全浊上声字“近”、“是”，在现代汉语中，苏州、长沙、南昌等地都读作阳去。
以入声字来看，全浊声母入声字变阳平，次浊声母字入声变去声，《中原音韵》与现代普通话基本一致，但是《中原音韵》归到上声的清声母入声字到了现代普通话里，有的读阴平，有的读阳平，有的读上声，有的读去声。
除北方方言区外，其它方言区都保留古入声，但是各地保留的情况不一，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1、保留-p、-t、-k三种塞音韵尾：粤方言、客家话、闽方言的一些地方都比较完整保留-p、-t、-k三种塞音韵尾。2、收喉塞音韵尾：吴方言、闽方言的福州话、晋方言以及北方方言区的江淮官话保留喉塞音韵尾。3、塞音韵尾消失，古入声字自成一个调：湘方言、闽方言的一些地区以及北方方言区的部分地区古入声字塞音韵尾消失，但自成一调。例如北方方言区西南官话的西昌话，古入声字自成一调，古入声字“急、竹、曲、黑、各、尺、岳、合、白”等字都读31调。
四、小结：
关于语音声调的发展变化，以上均是根据“古音声母的清浊”来展开讨论的，此外，影响声调变化的因素还有（1）声母是否送气、（2）韵母主要元音的长短等等。
（1）例如南昌话的阳平，今不送气纳“魔棉蒙麻泥南人来劳罗额牙”等为一类，今送气的纳“婆朋菩排掐从层除前求群”等为另一类；
（2）例如广州话的入声分为3类，其中阴入分为2类，阴入1读55，主要元音不是长元音；阴入2读33，不如阴入l短促，一般总是以长元音为主要元音。
声调在汉语语音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声调的地位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本文只在古音声母的清浊方面对声调的演变做了简单的讨论，还有待进一步的改进与完善。
【参考文献】
[1]唐作藩.音韵学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
[2]刘纶鑫.音韵学基础教程[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2
古代文化常识归纳篇6
［关键词］全纳教育古代汉语课堂教学
［作者简介］于为（1980-），女，吉林长春人，长春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古代汉语教学和研究工作；许采娟（1963-），女，吉林长春人，长春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吉林长春13003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度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吉林省全纳型教师培养策略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2B283）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21-0086-02
全纳教育作为一个新的教育理念，从上世纪90年展至今，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教育研究课题。在国际教育界不断深入的探讨过程中，全纳教育的研究对象由最初针对特殊儿童的教育扩展到整个教育领域。并且已经开始逐步把这种教育理念应用到实践中去，开设全纳学校、培养全纳教师、设置全纳课程、实行全纳课堂教学等。我国主要采取“随班就读”的形式，有计划、有组织地在中小学开展全纳教育的实验研究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到目前为止，我国的高等全纳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因此，关注和研究高等全纳教育成为我国当下全纳教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全纳教学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选取古代汉语这门具体课程，进行全纳教学研究。古代汉语课程是全国高等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针对这门课程的性质与特点，尝试用全纳策略与方法对本门课程的课堂教学进行重新构建。
一、创建民主平等的全纳教学氛围
全纳教育要求尊重并平等对待存在个体差异的每一个学生，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不同文化团体的学生不能存有歧视与排斥的心理及行为。进入高校后，许多不同文化背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学生将会在同一个教学环境中共同生活和学习，因此在进行古代汉语全纳课堂教学时，首先要创建一个欢迎接纳所有学生的全纳教学氛围。无论师生关系还是生生关系，都要建立在民主平等的基础上。教师会将每个学生视为独特的个体，时刻考虑适应与满足他们的个性差异与不同需求，让学生感受到每个人都是受欢迎的、被尊重的，每个人都享有公平的学习机会，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完成愉悦的学习过程。
二、利用合理有效的全纳教学资源
1.合理的设置班额大小。在全纳教育的环境中进行课堂教学，必须适当地限制班级人数。人数过多则无法顺利、有效地开展全纳教学。而当前的古代汉语课堂教学，经常是在大班额甚至超大班额的形式下进行，由于教师无法关注到每个学生，不能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知识需要，及时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因此，必须合理的设定班级人数，以便更好地完成古代汉语全纳课堂教学。
2.科学的布置教室环境。全纳式教学课堂不仅要限制班级人数，同时对教室环境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这种要求主要体现在座位的编排上，怎样编排座位能更方便学生学习、讨论，能更有效地进行全纳教学，成为全纳式教室布置的关键。传统的秧田型排列方式适用于讲授式授课形式。课桌的整齐划一，能有效地利用有限的空间。学生统一面向黑板与教师，减少了相互间的干扰，容易集中注意力专心听讲。但由于秧田型座位模式有左右两侧，前排、中排、后排之分，每个座位上的学生从站在讲台边的老师及黑板上所获取听觉和视觉上的信息是有差异的，最后一排以及左右两侧等边缘座位上的学生参与课堂活动和与教师交流的时间明显比坐在前排和中排的学生少。因此，在进行古代汉语全纳式教学时，要照顾到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和教学的具体情况来编排座位，如马蹄型、万向型、圆型等，这样能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便于每个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与教师、同学之间的人际交往。
3.灵活的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由于每个学生的认知能力、个性差异、专注时间等方面的不同，导致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接受程度也存在差异。因此，在古代汉语全纳课堂教学上，要充分、灵活的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多方位、多层面地帮助学生理解、消化教学内容。例如讲解古代的九拜礼时，光靠教师的言语教学，学生可能无法准确的了解这些礼数的具体动作与区别，当运用视频的方式把这九种拜礼展现在学生面前时，学生不但清楚了这些礼节，还可以跟着视频去做动作，增加了课堂教学的互动性与趣味性。
4.充分的利用课程间的关联性。高等教育的特点之一是每个专业的各个课程之间都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因此高等全纳教育可以充分利用课程间的相关性，进行合作教学。合作教学使教师有机会分享彼此的知识、经验与资源，相互学习、相互启发、共同提高。如与古代汉语相关的课程有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对外汉语、古代文学等，所以在进行古代汉语全纳教学时，可以先和相关学科的教师进行良好的沟通与探讨，重新构建古代汉语教学方案与教学内容，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如古代汉语课程中讲授古代文体中的赋体时，古代文学课程也刚好进入两汉时期文学的讲解，两个学科教师经过良好的沟通后，使两个课程互为表里，互为佐证，让学生能够从多角度的了解两汉时期的文学与文体。
三、采取多样的全纳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
在具体开展古代汉语全纳课堂教学时，应采取多样的全纳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满足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和个别需要。这里仅选取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课堂教学进行举例分析。
1.多元智能课堂教学。1983年，哈佛大学著名发展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其理论认为，除了传统智力理论所提出的语言智能和数理逻辑智能外，每个人还存在空间智能、音乐智能、人际关系智能、身体运动智能、自然智能等多种智能。根据多元智能理论，每个学习者都有各自不同的智能特点。我们应采用多元的教学方法，让每个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智能，并利用各自的优势智能完成学习任务，使整个教学过程成为学生富于个性的、主动的学习过程。以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中《鸿门宴》一课为例。教师可以通过多种多元智能的教学手段帮助学生学习这篇文章。语言智能：教师口头点拨文章中的字、词、句。数理逻辑智能：让学生思考鸿门宴的产生原因，感受会见中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具体分析文章中的常用词义、语法现象和古代常识。视觉空间智能：运用多媒体播放司马迁和《史记》的简介，以及楚汉之争情况介绍。使学生对《史记》其书及鸿门宴的历史背景具有感性的认知。身体运动智能：让学生演示古代的几种坐姿，从中辨别不同坐姿所代表的不同含义；分角色表演某一片段情景，使学生理清人物间关系，加深认识项羽和刘邦的性格特点。音乐智能：播放琵琶曲《十面埋伏》，让学生体会鸿门宴上，由于项羽的优柔寡断，而错失良机，最终导致了悲惨的结局。人际交往智能：分小组讨论；小组合作梳理文章中的基础知识，讨论古代几种坐姿的区别，分角色表演。自我认识智能：启发学生思考应当如何把握机遇。
通过这种多元化的全纳课堂教学，多样化的、具有挑战性的教学任务适应了学生的个性差异；灵活的分组教学法、合作学习法满足了不同智能的学生的个别需要。所有学生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在发展自己的多种智能的同时，实现有效的课堂教学。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不可能把上述所有的方法全都运用进来。有一些方法可以作为课后辅助教学帮助学生加深理解与记忆知识，如小组合作分角色排列表演某个片段等。
2.选择性课堂教学。1996年，美国心理治疗学家威廉·格拉瑟（williamGlasser）将其原有的控制理论更名为选择理论。他认为人类行为是有目的的，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满足我们基本的人性需求。他将基本的人性需求分为五种：生存的需要、归属感的需要、获得权利的需要、自由的需要以及乐趣的需要。这些需要都必须经过学习才能有效的满足。因此，把选择理论应用到全纳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合理选择、调配有效的教学资源，为学生创立一个安全、有序的学习环境，满足学生的生存需要。通过安排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间的交流与合作，满足学生归属感的需要。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使学生在获得知识的自我满足与成功中找到获得权利的需要。设计不同难度的具有挑战性的教学任务，让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题目并完成任务，由此感受到自由的需要以及乐趣的需要。例如出自《论语》的《子路从而后》一文，在子路询问丈人是否见到自己的老师后，丈人回答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由于先秦时期的语法特点，这句话主语省略了。教师要求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对这句话不同理解，填补上自己认为正确的主语。学生在判定主语的过程中，思维上体现了极大的自由拓展空间。有的学生认为主语应该是子路，有的学生则认为主语应是丈人，还有的学生认为主语是孔子。根据不同的判定，让学生进行分组，讨论主语的不同而导致的语句表达含义的不同。主语为子路，这句话的意思为：你这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谁是你的老师，把你教成这样？主语是丈人，整句话为：我这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哪里知道你的老师是谁呢？主语如是孔子，则是：你的老师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怎么能称之为老师呢？在明晰不同的句意之后，要求学生进一步开拓思维，探讨不同的主语对《论语》中的这篇文章所体现的儒家思想主张又有何差异性的影响。通过一系列的教学活动，让每个学生都享有自由的选择权利和平等的话语权利，充分地尊重了每个学生的差异性；而小组讨论的合作方式，又让每个学生在与教师和小组成员的交流个人想法与展示学习成果的过程中，获得归属感和成就感，不仅满足了个体的不同需要，同时也让学生们从中找到了自信与乐趣。
通过上述两种课堂教学模式的分析，我们发现，只有参与教学的各方面通力配合，古代汉语全纳课堂教学才能有效进行。教学环境的设置要方便学生的学习与参与课堂活动，教学手段应实现多元化、现代化，以此满足学生的对知识的不同需要。总之，古代汉语作为具体的高等教育课程，它的全纳课堂教学是对传统古代汉语课堂教学进行解构和重新建构，仍需要更多的探索与实践。同时，也需要更多的支持与配合，如学校领导的认同，教学设备的配置，与其他学科教师的合作等。只有在与之相关的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古代汉语全纳课堂教学才能得以真正的实现。
［参考文献］
［1］黄志成.全纳教育理念下的教学观［J］.现代教学，2006（10）.
［2］李芬.全纳教育理念下的课堂教学［J］.教学探索，2007（11）.
［3］张玲.语文全纳课堂教学理论和实践研究［DB/oL］..cn/article/CDmD-10445-2008089709.htm，2008-07-23.
古代文化常识归纳篇7
有一种说法认为西方哲学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一次是以苏格拉底为标志的从本体论哲学向认识论哲学的转型；一次是由近代认识论哲学向现代语言哲学的转型。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着严重不足。以苏格拉底为标志的从本体论哲学向认识论哲学的转型，严格地说应是向知识论哲学的转型，这我们在文章的后面论述。这种说法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是把希腊化时期、罗马时期以及中世纪基督教时期看作西方哲学发展的异端而加以略去的，将近现代西方哲学看作是对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反叛和对古希腊哲学的承继而加以接上的。因为，西方历史受外族入侵的影响很大，外族入侵常常改变了西方文化的精神、西方的社会制度及人种结构。中国虽然也多次遭到过外族入侵，但入族入侵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文化、社会制度和人种结构，而常常是被中国所同化。在这一点上特殊的是中国而不是西方，因为很多文明都因外族的入侵而遭到过毁灭性的打击，比如古巴比仑、古埃及、古印度文明，唯有中国，其文明并未因外族入侵而遭受过中断或根本改变－－创造中国文明的依然是华夏人的后裔，不过1840年西方的入侵或许要成为例外。
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大帝虽然是古希腊文明的积极推广者和传播者，但由于多年战争所带来的不安全感使这一时期的哲学缺乏生机和活力，这使得这一时期的哲学以伦理哲学和人生哲学为主，而不是认识论哲学。www.133229.Com罗马虽然也是希腊文明的承继者，但希腊文明的根本精神却已经改变，古希腊人热衷于理性思考，罗马人则只重实用技术。中世纪基督教时期更是西方文明的“黑暗时代”，古希腊的理性精神被宗教信仰所取代。
事实上，不仅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虽然完全忽略希腊化时期、罗马时期和中世纪基督教时期不考虑是不对的，但将近代西方文化和社会看作是对中世纪基督教时期的反叛和对古希腊文化和社会的承继却是非常恰当的。
关于所谓的西方哲学的第二次转型，即由近代认识论哲学向现代语言哲学的转型，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语言哲学只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流派，这个哲学流派并未起到统括现代西方哲学的其它流派的作用，并且这一哲学流派由于其自身的一些缺陷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随着现代物理学的进一步发展而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历史主义。
事实上，与其说西方哲学的第二次转型是由近代认识论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型，不如说西方哲学正处于第二次转型的过程中，整个现代西方哲学正是这种转型期的哲学，并且其转型的方向也不会是语言哲学，而将是向古希腊早期的本体论哲学回归。当然，这种回归并不是指在同一层次基础上回到古希腊哲学的起始状态的本体论阶段，而是指在更高一层次的基础上的螺旋上升到类似于古希腊哲学起始时期的本体论阶段。
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方向非常象古希腊哲学从本体论哲学向认识论哲学转型的过渡阶段－－诡辩家时期，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古代的风纪终于变得非常松弛。富有的人懒惰而奢侈，穷人犯法作乱，年轻人越来越对长上傲慢无礼，宗教遭到嘲弄，各个阶级都精神抖擞，抱有想法弄钱、把它花在声色享受上的共同欲念。”（《古希腊哲学》第一卷第74页）在西方哲学的第一次转型的过渡期是诡辩家盛行的时期，而我们这个时代则是非理性主义泛滥成灾的时期。
之所以说未来哲学将向本体论哲学回归，是因为认识论哲学所存在根本问题的解决必须求助于本体论哲学，正如本体论哲学所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必须求助于认识论哲学一样。因为本体论和认识论是一个相互缠绕的“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正是有了宇宙才有了人，从而有了人的认识；但我们之所以知道有宇宙存在以及知道我们的宇宙的具体情况又是得益于我们的认识。
二、古代部分
最初的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一样，热衷于思考宇宙的本原等本体论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宇宙观。这一时期的哲学不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属于人类认识的非常低级的直观主义阶段。这里所谓的直观是指人类无意识的凭借自己的理性、认识功能从自然界中获取知识，而没有对人类的理性、认识功能进行反思，从而弄清楚人类认识自然的方法、途径和限度等问题，从而可以让更多的人通过学习掌握这种方法、认识原理，有意识的认识自然。西方哲学比中国哲学、印度哲学的进步之处就在于他们从直观主义阶段发展到了认识论阶段，而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则只停留在直观主义阶段。
认识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类和动物的最大差异是人类有理性可以认识自然，而动物却没有这样的能力。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最大差距就是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只停留在无意识的运用自己的理性认识自然的阶段，而没能将人类的理性发展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认识活动。当人类懂得通过垫椅子、架梯子的方式拿高处东西，通过拉的方式开门而动物却不会（动物只会通过推的方式开站）之时，人类和动物的巨大差距显露无疑；当西方人懂得通过观察和实验研究自然规律，并力图将人类的知识建立成为类似于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公理体系的形式，而中国、印度却不会之时，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印度哲学的巨大差距显露无疑。西方之所以能够发展出科学，并进而发展出工业文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哲学从直观主义阶段发展到了认识论哲学阶段。科学其实是认识论哲学发展的必然果实，而工业文明则是科学发展的必然果实。
我们比较一下老子哲学中的宇宙观和现代科学中的宇宙观，就会发现直观主义的严重缺陷。老子哲学的宇宙观是一种相当深遂的宇宙观，但这种深遂的宇宙观却存在着两个严重的缺陷：一是它具有模糊性；二是它具有难以深入性。我们看老子哲学会感觉到它好象什么都说了，但又什么都没有说透，它给我们的只是一种蒙蒙胧胧的宇宙观，这就是它的模糊性；我们希望将它弄的更清楚、更详细，但又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该采用什么方法，这就是它的难以深入性。相反，现代科学中的宇宙观却是相当清晰明确的，并且我们还知道该如何将它认识的更清晰、更明确，这就是通过已有理论的推演并与观察和实验结果进行比较。其实，西方宇宙观的明晰性和可深入性早在希腊哲学的早期就已经显现，原子论就是一种明晰的宇宙，从泰勒斯的“水”到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就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这里其实蕴含着西方哲学能从直观主义阶段发展到认识论阶段的原因，西方人的思维注重刨要究底，而中国人的思维只求了其大概。
可悲的是，现今中国的很多民间思想者的认识还只停留在直观主义阶段，还在用佛老的方式研究哲学问题。江上朗网友说，现今的中国思想者99％的还在用古朴的方式研究哲学。这是实情。我曾说过，如果中国未来有可能产生新思想家，那么他们九成将来自民间，一成将来自学院。因为学院知识分子主要是学问家，而不是思想家，他们是前人知识的承继者，而不是新思想的开拓者；民间知识分子则相反，他们是新思想的开拓者。就学问而言，民间知识分子一般是赶不上专业学者的，但就知识的广度和创新精神而言，则是学院知识分子远不及的。但我也曾说过，民间知识分子百分之九十几的是研究学问走入误区了的“神汉”性的人物，只有百分之几的是研究学问走对路了的人。“学海无涯，十见九谬”，这话对于民间知识分子特别具有警醒作用。我认为，民间知识分子应该经常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思，反思自己的思想是不是陷入了误区？经常和别人交流，根据别人的批评意见思考自己的观念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我这里之所以说这么多，是因为我认为中国未来的新思想的希望在民间，而民间知识分子由于社会资源的缺乏、缺少前人的指导等先天不足，因此很容易走弯路、走错路，我希望民间知识分子少一些无谓的牺牲。
我在上面指出过，西方在直观主义阶段就已经蕴含有发展为认识论哲学的因素，而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则不具有这种因素。不过，相对于唯物主义而言，毕达哥拉斯的客观唯心主义对于西方哲学从直观主义阶段发展到认识论阶段起了决定性作用。事实上，如果我们说唯物主义旨在寻求一种正确的世界观的话，那么唯心主义则旨在寻求一种有效的认识方法。相对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而言，毕达哥拉斯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数”显得荒谬不经。不过，毕达哥拉斯的“数论”却显示了人类的认知梦想，即将一切知识都表示为严谨的数学形式。关于概念，关于推理方法，关于证明，所以这些重要的方法问题，在毕达哥拉斯那里都突然显现。正是毕达哥拉斯的客观唯心主义促使西方哲学从直观主义阶段发展到了认识论阶段。
柏拉图是第一个建立完整认识论哲学并由此构建庞大哲学体系的人，自此以后西方哲学的重点就转为了认识论哲学。柏拉图继承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对数学知识的偏好，对数学证明的追求。数学知识是一种相当清晰明了的知识，数学证明一旦被确认为是正确的之后它便无可怀疑。柏拉图认为只有象数学知识这样的知识才是真实的知识，象数学证明这样的方法才是可靠的方法。柏拉图的目的就在于寻找到这些真实的知识，并用类似数学证明的方法将它们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建构成严密的体系。不过柏拉图不认为这些知识存在于感官所知觉的世界，而是一种天赋或先验的存在。因为，柏拉图认为感官所知觉的世界是变化流动的、是现象和虚幻，是不真实的。而真实的知识是一般的、普遍性知识，一种常住不变、永恒的东西。柏拉图认为，在人的灵魂中蕴藏着作为其他一切知识起点的最真实、最普遍性的某些知识、原理、观念或理念，其他的知识都是这些最基本的知识的推演。柏拉图认为，人们学习和得到知识的过程，就是灵魂逐渐“回忆”的过程。而感官对客观世界的知觉则对这种“回忆”起到激发作用。
亚里斯多德明确的将类似数学证明这样的可靠方法用三段论的形式表述为演绎逻辑，比如：
所有的人都会死
苏格拉底是人
─────────
所以苏格提底会死
这是用三段论的形式表述的演绎推理。亚里斯多德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套完整的逻辑学体系。另外，亚里斯多德还研究了另外一种不象数学证明那样可靠、那样具有必然性的推理方法－－归纳逻辑，比如，我们看到“张三会死，李四会死等”，然后推出“所有人都会死”，这就是运用的归纳法。归纳推理只具有或然性，因此亚里斯多德对这一方法并不十分看好。不过关于知识的来源问题，亚里斯多德并不象柏拉图那样排斥经验世界，认为是灵魂对先验知识的“回忆”，而是认为人类的知识是通过归纳法从客观世界中归纳得到的，没有对经验的归纳不可能有知识。不过由于他对归纳法并不看好，因此他还保留了柏拉图的先验真理论。他认为，没有对经验的归纳，不能认识真理；没有对隐然于人心的先天理性中的真理的演绎，知识不具备必然性。他在这方面是矛盾的、二元论的。
欧几里德是第一个将亚里斯多用三段论形式表述的演绎法用于构建实际知识体系的人，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正是一站严密演绎体系，它从为数不多的公理出发推导出众多的定理，再用这些定理去解决实际问题。比起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几何知识而言，它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更重大。事实上，欧几里德本人对它的几何学的实际应用并不关心，他关心的是他的几何体系内在逻辑的严密性。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是人类知识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为人类知识的整理、系统阐述提供了一种模式。从此以后，将人类的知识整理为从基本概念、公理或定律出发的严密的演绎体系成为人类的梦想。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就是按这种模式阐述的，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同样如此。
三、近代部分
近代西方哲学对古希腊哲学有所发展，但总的来说并没有超出古希腊哲学的范围。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为人类的认识确立了一个无可怀疑的出发点，那就是人的思维、理性、认识功能或柏拉图说的“灵魂”。但是关于人类知识的来源却还有先验论和经验论之争；关于人类认识的方法也还有演绎法和归纳法之争。这种争论表现在整个认识论哲学上就是唯理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唯理主义在人类知识的来源上是先验论者，在人类的方法论上是演绎主义者，他们认为存在着一些先验真理，人类的知识来源于这些先验真理，人类的方法是演绎法，通过演绎法可以从这些先验真理出发推导出其他一切知识；经验主义在人类知识的来源上是经验论者，在人类的方法论上是归纳主义者，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先验真理，一切知识都来源于人类的经验，而人类从经验中获取知识的方法就是归纳法。但是由于哲学家们的思想并非总是前后一致的，而是常常有矛盾的，因此也存在着这样的哲学家，他们在人类的知识来源上是经验主义者，在方法论上却是演绎主义者；还有这样的哲学家，他们在人类的知识来源上既是先验论者，又是经验论者，在人类的方法论上既是演绎主义者，又是归纳主义者，他们是二元论者。另外，许多哲学家所研究的领域常常侧重于哲学的某个或某些领域，因此也存在着这样的哲学家，他们在认识论上只考虑了知识的来源问题或方法论问题，而没能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系统的认识论哲学。通常所说的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常常是根据哲学家们的主要思想倾向来区分的。
认识论中的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早在古希腊时期已显现，柏拉图是一位唯理主义者，亚里斯多德则主要是经验主义者，尽管他的思想也具有较重的唯理主义成份。在近代，英国的哲学主要倾向于经验主义，欧洲大陆的哲学主要倾向于唯理主义。就哲学家而言，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是唯理主义者；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是经验主义者。笛卡尔为认识论指出了一个无可怀疑的起点，但他的哲学存在很多问题，他以后的哲学家围绕着这些问题同样展开了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笛卡尔是一位唯理主义者，不过他也极为注重经验。笛卡尔被视为“近代哲学之父”。到了康德那里，康德试图调合由笛卡尔开始的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但是他本质上也是一位唯理主义者。他认为知识的内容来自经验，但是，心灵是按唯理的方式思考经验的。康德的哲学存在着许多矛盾，康德之后的费希特、谢林、着手解决这些矛盾，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就是从康德的先决条件出发，认为精神是知识的本原，将人类的认识看作是精神的活生生的演化过程，并认为这种由精神演化出知识的过程也是客观宇宙的创造演变过程，因此人类的认识和宇宙的创造、发展和演变是同一的。到了黑格尔那里，这种解决康德哲学矛盾的思路终于完工。黑格尔认为，整个宇宙是从客观的“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出发，按照辩证法的模式演绎的，而人的认识活动不过是它外化的一个阶段。自此，黑格尔建立了一个唯理的宇宙观，人类的认识也变成了不是由人类主动的从客观世界中获取知识的过程，而是被动的接受“客观精神”演绎的过程。黑格尔的哲学使我们想起了柏拉图的（或许应该说是苏格拉底的）“灵魂回忆”说，在柏拉图那里，人类的认识被看作是“灵魂”回忆其本身固有的天赋理念、先验知识的过程。如果说黑格尔的哲学是客观唯心主义，那么柏拉图的哲学则是主观唯心主义。黑格尔和柏拉图虽然都建立了包罗万象的唯理的哲学体系，但是他们的哲学在认识论上其实都导向了非理性主义，因为在黑格尔那里，人类的认识失去了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而在柏拉图那里，“灵魂”回忆知识的方法变成了难以言说的激发过程。他们虽然是演绎主义者，但是演绎法在他们那里其实都变成了精神创造知识、从而创造世界的过程而失去了方法论的含义，方法意味着我们能够通过学习的方式掌握和运用它来主动的去获取知识。
黑格尔从“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出发，按辩证法的模式演绎出整个宇宙的理论，是一套包罗万象的自恰的唯理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这种哲学得到了普鲁士国家的支持，从1820年到1840年在德国占统治地位。不过，这种理论毕竟显得荒谬不经，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是一种“头脚倒立”的理论，另外，这种学说的认识论本质是非理性主义的，因此好景不长，黑格尔死后不久，这种唯理的哲学一反变成了反理性主义称之谓非理性主义。
事实上，从更深的层面说，黑格尔的哲学其实是以反证的方式说明了，将演绎法作为人类的根本理性、根本认知方法最终结局的荒谬性，就是它必将导致认为人类的知识增长过程和宇宙的演化过程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的唯心主义观点，以及在认识论上的反理性主义。因为演绎法是从前提推出结论的方法，它的推理方向和宇宙的演化方向以及人类知识的表述方向是一致的，但和人类的认知方向（获取知识的方向）却是相反的。人类获取知识的方向是破坏一个基本前提，从而建立一个更基本的前提，这和归纳法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唯理主义都常常以归纳法的非必然性而否认这种方法，但是否认这种方法的结果只能导致直觉主义、神秘主义等非理性主义。
不过，黑格尔的哲学象所有演绎主义哲学一样，反映了人类的认知雄心，即试图将人类的所有知识表述为由一些为数不多的基本前提为起点的统一的体系；另外，黑格尔的哲学也象所有演绎主义哲学一样反映了宇宙的演化方式，即宇宙是从最初的起始状态开始的演化体系。事实上，所谓演绎法反映的正是宇宙的演化模式和构建模式，而人类的知识又是对客观宇宙的反映，这就使得人类的知识也是演绎的。但是黑格尔哲学认为宇宙的演化和人类知识的发展是同一的却是不对的。其实人类的理性象一面镜子，镜子里面的世界－－即人类的知识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但是这个虚拟的世界是对客观真实世界的反映，而人类之所以能象镜子那样透视客观世界在于人类的理性具有归纳能力，而客观世界又是可归纳的或可被镜子透视的。
四、现代部分
一般将黑格尔之后的哲学称之谓现代哲学，现代哲学的最大特点是近代唯理主义一反变成了反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近代经验主义则顺利的发展为现代经验主义－－实证主义。
非理性主义在哲学史上一直都存在，但是在唯理主义昌盛之时它被压制，黑格尔建立了包罗万象的唯理主义哲学体系却也为非理性主义打开了大门，因此他之后的唯理主义迅速转向了非理性主义，这种反理性主义思想倾向的出现也得到了来自科学界的支持。随着非欧几何的出现（后来又相继出现了集合论、相对论等），那种认为存在着一些绝对正确的先验真理，企图将人类的一切知识都建立在这些先验真理的演绎主义梦想破灭了。欧氏几何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这种先验的演绎主义的标准模式，非欧几何的出现说明被看作先验的绝对真理的欧氏几何的公理并非是先验的，也并非是绝对真理，它只是后验的、相对真理。但是这种先验的演绎主义的唯理哲学的失败并非是证明了非理性主义的正确性，而是非理性主义失去了来自这方面的压制，从而得以兴盛。事实上，这种先验的演绎主义的唯理哲学的失败证明的是经验主义的正确性，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人类是通过归纳法获取知识的，尽管归纳法是或然的。非理性主义从本质上讲是行不通的，因为非理性主义也必须寻找种种理由来说明自己是正确的，而这种寻找理由说明自己是正确的，这本身就是理性主义的任务。
现代经验主义是对近代经验主义的发展，孔德确立的将知识局限于主义经验、反对深入到现象背后的实证主义原则标志着现代经验主义的开端，穆勒、斯宾塞发展了这一哲学，马赫更是将这一哲学发展为第二代实证主义，罗素则进一步将其发展为第三代实证主义，即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是马赫实证主义的数理逻辑化，即用现代数理逻辑、符号逻辑解释实证主义。日常语言哲学和和逻辑实证主义具有亲缘关系的哲学，它们都属于第三代实证主义。通常所说的语言哲学就是指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哲学，所不同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属于形式语言或人工语言哲学，而日常语言哲学则赞同自然语言，主张自然语言是完善的。与逻辑实证主义同时产生，但在之的流行的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或称之谓批判理性主义）是对实证主义的反对，他认为科学的发展是“经验证伪”的，而非“经验证实”的。实证主义强调科学发展中的肯定因素，而证伪主义则强调科学发展中的否定因素。取证伪主义而代之的是科学历史主义，科学历史主义是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的结合。科学历史主义将人类科学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动态的、逐渐进步的过程，其中既有实证主义所强调的肯定因素所导致的量上的增长，也有证伪主义所强调的否定因素所导致的质上的增长。我们在文章的开头说过，将语言哲学看作是西方哲学的第二次转型，即由认识论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型是不对的，因为语言哲学本身已被证伪主义和科学历史主义所取代，并且它也无法解决非理性主义泛滥的问题。真正能看作西方哲学的第二次转型的是整修现代西方哲学，因为先验的唯理主义的失败使得西方哲学失去了一个统一的基础，即将一切知识构建成由基本公理开始的统一体系。经验主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经验主义将人类的经验仅仅局限于主观经验、现象界则是不对的，这样使得以经验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科学研究常常将自己局限于各自的狭隘的研究领域，而对别领域的毫无了解。这样就使得人类的科学研究是各自为阵的，而缺乏一个统筹按排和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
事实上失败的根本就不是唯理主义，而只是先验的唯理主义，但经验的唯理主义却是正确的。人类的知识来源于经验，是通过归纳法获得的，但人类的知识却是用演绎法表述的，并且这种知识的演绎体系是对客观世界的演绎性和唯理性的反映。它不象唯心主义所认为的宇宙的演绎过程和知识的演绎过程是同一的，而是象唯物主义所认为的只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
尽管归纳法是或然的，经验也并非完全可靠，但这其实恰恰真实的反映了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只是宇宙的微小一部分，而不是象主观唯心主义所认为的，宇宙是人的意识的演化，或象客观唯心主义认为的，宇宙是客观精神的演化产物。因此，作为宇宙的微小一部分的人并不先天的具有可以推演出整个宇宙的先验知识，而只能通过自己的理性对客观世界的不断观察和实验，不断归纳和总结。
另外，宇宙究竟能不能认识，以及怎样认识？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类理性的问题，而更是一个宇宙本身的形成和结构的特点的问题。如果宇宙本身是变化莫测、彼此毫无联系和共性的，那么宇宙是不可认识的，不论人类的理性有多强和采用哪样的方法。宇宙的可认识性在于宇宙存在着广泛的同源性、同质性和同构性，即许多不同的事物常常是起源于一个共同的初始状态，许多看似差异很大的事物常常是由共同的质料组成的，并且事物与事物之间常常存在着相同的结构。而宇宙中的所有事物则起源于一个共同的初始本源和由一个共同的本原（单位）组成。这使得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演绎的、唯理的体系，而人类的认识则是对宇宙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层次的本源和本原的归纳。
归纳法的有效性取决于宇宙的某种同源、同质和同构的范围，当我们归纳的事物未超出某种同源、同质和同构而得到的知识却是关于这一范围的同源、同质和同构的知识，那么归纳法就是有效的，我们得到的知识就是可靠的；如果我们归纳的事物超出了这种同源、同质和同构的范围，那么我们归纳得出的关于这种同源、同质和同构的知识对这一事物就是我效的，我们就需要归纳更广泛的同源、同质和同构的知识才能适用于这一事物。正是由于宇宙存在着广泛的同源性、同质性和同构性，所以宇宙是有规律变化的、相互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和共性的宇宙，所以宇宙才能被人类的归纳理性所认识。
总的来说，宇宙应该存在着一个最初的起源，尽管它的起始时间可能无限遥远，其它所有事物都是由这个最初的起源演化而来的；另外，宇宙也应该有一个最根本的本原，即组成单位，其它所有事物都是由这个最根本的本原组成。我们只要认识清楚了这个最初的起源和最根本的本原，那么万事万物的状态都可以由关于这个最初的起源和最根本的本原的知识推演出来。但是这需要我们通过无限的时间、步骤和努力才能得到。
宇宙的同源性、同质性和同构性也就是宇宙的统一性，宇宙的广泛的同源性和多层次的同质性说明宇宙是一个庞大的统一体系。而宇宙的统一性和宇宙的演绎性是一种互逆的表述方式，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宇宙的统一性的表述方式是，“宇宙统一于其本源或本原”，宇宙的演绎性的表述方式是，“宇宙由其本源或本原演绎”。宇宙的演绎性说明了宇宙是一个唯理的宇宙，而不是一个非理的宇宙。正是由于宇宙的统一性、演绎性和唯理性，才使得人类通过归纳法归纳的关于客观宇宙的知识也是统一的、演绎的和唯理的。人们通常所说的演绎法其实并不是认知方法（获取知识的方法），而是知识的一种表述方法，我们是用演绎法来表述人类的知识体系的，但我们获取知识的方法是归纳法。
当然我们上面所说的唯理的宇宙只是经验的唯理的宇宙，而不是先验的唯理的宇宙，它是根据人类的经验从客观宇宙中归纳出来的，而不是象先验的唯理的宇宙是从先验的知识、存在、意识和精神演绎的。由于归纳法在没有对整个宇宙都进行完全归纳之前，它只具有或然性，因此经验的唯理的宇宙观也并不能说是绝对真理，它只能说是我们通过对人类的有限经验归纳后得到信念，但是这种信念对于指导人类的进一步认识却是非常重要的。毕竟我们的未来发展和认识不能是盲目的，而是根据已有有经验所总结的规律或信念作指导的。这种经验的唯理的宇宙观和知识观可以解决纯粹经验主义（只将经验局限于人类的主观经验或现象界）所导致的科学研究的狭隘性和各自为阵性，并且它本质上和经验主义是一致的和统一的，而不是象先验的唯理的宇宙观和知识观，是和经验主义相矛盾的。另外，它也可以有效的消灭现代西方哲学中非理性主义泛滥成灾的问题。
我认为西方哲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就是确立这样的唯理的经验的宇宙观和知识观，和建立与之相统一的哲学体系。如果这个论断是正确的，那么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则可以看作是由先验的唯理的知识观、宇宙观向经验的唯理的知识观、宇宙观的转型。将经验限定在人类的主观经验和现象界的实证主义是这种转型期的经验主义，是不成熟的经验主义。
五、西方哲学的未来
人们常常把第一阶段的西方哲学称之谓本体论哲学或宇宙观哲学，而把第二阶段的西方哲学称之谓认识论哲学。但事实上，第二阶段的西方哲学主要发展的是演绎法以及与之相统一的先验的唯理主义哲学，演绎法到罗素那里已经符号化，发展为数理逻辑，先验的唯理主义到黑格尔那里也发展到了极致。但是归纳法到目前为止连其基本问题－－“归纳合理性”的哲学问题都还未解决，经验的唯理主义也自今还未发展起来。我认为未来的西方哲学将重新返回到本体论哲学和宇宙观哲学阶段，当然这种返回的严格地说法是更高层次上的螺旋上升，而并非同一层次上的往复运动，因为这是解决“归纳合理性”问题的需要。归纳法的合理性问题只能用本体论哲学和宇宙观哲学来解决，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具有广泛同源性和多层次同质性的唯理的宇宙观哲学。休谟认为归纳法是人的心理习惯和信念，但这只能说明人类具有这样的心理基础，而并不能说明归纳法具有合理性，能有效的从客观世界中获取知识。归纳法的合理性只能用具有广泛同源性和多层次同质性的唯理的宇宙观哲学来解决。这样经验的唯理的哲学就必须确立，这样认识论哲学又必须转回到本体论哲学或宇宙哲学。
人类在认识论哲学主要发展的是演绎法以及与之相统一的先验的唯理的宇宙观和知识观，而不是认识论哲学本身，因为认识论哲学应该是关于获取知识的方法的哲学，而不是关于表述知识的方法的哲学。人类在第三阶段的本体论或宇宙观哲学阶段主要将发展的是归纳法以及与之相统一的经验的唯理的宇宙观和知识观。人类有时在事后才会明白先前所认为和某种东西与后来所认识清楚的东西并不一致，先前的认识只是一种错觉。总的来说，第二阶段的西方哲学主要发展的是知识论哲学，而不是认识论哲学；我个人认为人类在第三阶段的哲学阶段才会真正的发展认识论哲学，不过其基石和总体表现将是本体论和宇宙观哲学，因为归纳法的合理性问题依赖于本体论哲学和宇宙观哲学。作为人类知识表述的方法的演绎法，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数理化或符号话，我认为作为人类认识宇宙的方法的归纳法，发展的高级阶段应该是和人类的观测工具和实验工具结合起来。因为人类的知识的表述本质上就是语言表达的问题，而数学语言和自然语言是人类的两种不同的语言形态，演绎法本质上就是和它们紧密相连的，这也是演绎法发展到高级阶段－－数理化和符号化导致语言哲学兴盛的根本原因。而人类的认识本质上就是和人类的感官以及人类感官的延伸－－观测工具和实验工具紧密相关联的，因此作为人类的认知方法的归纳法发展的高级阶段必然和人类的观测工具和实验工具紧密的相结合。
当然，有人也可能认为本体论或宇宙观现在已经转化为科学家的任务而不需要哲学家来操心，以此来否定未来的哲学将重归于本体论哲学或宇宙观哲学。我个人并不赞同这种观点，我认为那种认为哲学的某个领域成熟后就转化为科学家的任务，而不需要哲学家操心的观点是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的误区，因为任何成熟的理论的最前沿都是不成熟的，这样哲学家就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另外一个区别就是，科学家总是将其研究建立在观察和实验事实的基础上或原有理论的逻辑推理之下，而哲学家更愿意透过观察和实验事实或原有理论看本质。
上面我们在论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型及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之后，有必要再回到语言哲学的问题上。我们在前面说过，语言哲学是伴随着演绎法的数理化和符号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哲学流派。语言哲学的实质是关于概念的演绎逻辑。我们在前面还说过，演绎法就其本质而言，它不是认识方法，而是知识的表述方法，这种知识的表述方法是对客观世界的演绎性的反映。而语言的作用就是我们用于表述客观世界的，只是语言有自然语言和数学语言之分。自然语言是一种较灵活、较模糊的语言，而数学语言则正好相反，是一种很严谨、很精确的语言。演绎逻辑其实就是将自然语言的灵活、模糊与数学语言的严谨、精确相结合研究语言的内在结构和形式的学科。
演绎逻辑的语言实质在柏拉图和黑格尔的哲学中表现的很清楚，这两个人都创建了包罗万象的唯理的哲学体系。柏拉图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理念”，他所说的“理念”说透了就是具有主观实在性的概念，柏拉图是一位主观唯心主义者，他认为概念具有主观实在性，只有关于概念的知识才是真实的知识，关于概念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经验世界是虚幻的、不真实的；黑格尔哲学的基本概念是“绝对理念”，他说的绝对理念说透了就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概念，黑格尔是一位客观唯心主义者，在他看来概念具有客观实在性，整个宇宙就是从真实的绝对概念出发，按辩证法的模式演绎出万物，又回归到绝对概念的过程。
古代文化常识归纳篇8
当人们在试图破解李约瑟难题、寻找“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终极原因时，从《易经》带给国人的文化思维习俗去解读不失是一种路径。《易经》简约化表达方式不利于科学缜密思维方式的形成，《易经》简约化类比方法不优越于科学技术方法的运用，《易经》简约化价值取向不施惠于科学精神的发展。其特征与实证检验、具体系统、准确标准的科技理性不相符合，然而这种简约化文化精神恰恰影响了近代中国科技的发展。
关键词：《易经》；简约化；文化精神；科技影响
中图分类号：B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387（2013）02-0105-04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然而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这是为什么呢？国内外许多顶极学者和专家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在“北京2004年文化高峰论坛”发表了题为《易经与中国文化》的演讲。他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他把近代科技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萌芽的原因归罪于五点：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入世的而非出世的；二是科举制度；三是国人观念上把技术看作“奇技淫巧”；四是国人缺乏推演思维；五是天人合一观。而四、五点全是《易经》之过，把近代科技没有在中国萌芽，反映在思维领域的缺陷归罪于《易经》在推理方面只注重归纳法而轻视演绎法；把天人视为一体、内外同理，抹杀了自然规律跟人世间规律的区别。
事实上，《易经》文化不仅存有归纳法而且存在演绎法。《周易·系辞上传》记载“易有太极则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讲的就是演绎法。然而《易经》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和象征，对中华民族的文明产生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当人们在试图破解李约瑟难题、寻找“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终极原因时，从《易经》带给国人的文化思维习俗去解读不失是一种路径。
一、《易经》简约化表达方式不
利于科学缜密思维方式的形成
其一，《易经》符号简约化。《易经》仅用阳爻和阴爻二个基本符号，用三个爻的不同组合形成八卦，再由两个八卦的重组得出64卦。不同的卦象均由阳阴两个基本符号在易变中演生而来。比如泰卦，上坤下乾。坤是地，乾为天。古代人迷信，认为地在上天在下，天气下降，地气上升，是天地交通之象。《易经》仅用二种符号来预测事物的发展、变化和运动规律，而不是采用每一具体的符号对具体事物进行定格；仅用极少的几个符号表达变幻不拘的具体事物的表象。用极其少的质料因来简约一切实际问题，缺乏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具体性质具体表征。符号简约易于拘泥于简单的符号组合，忽略事物真实的面目。试问人的名子符号能够穷尽作为自然人的思想及个性吗？代表表象的符号不能透视事物内部的规律。运用简约的符号只能便于对事物进行记录和描述，只能从最简明和简易的方面去刻画，至于表象之内的东西，仅靠简约后的几个符号进行提炼是很困难的，必然采取与简约相反的路径去探测。比如用系统化、整体化、有机化比较简约化更复杂更科学的路径去探索，可能要比从表象对事物进行简单的认知更深入、更深刻、更透彻。因此，化繁为简的符号在某种意义上只能代表着简易和粗浅。古代先民采用简约的符号，具有特定的历史性，反映了中国文化在《易经》中所表现出的简单性、直观性和象征性。而西方文化在对事物作以区分时，总是以特别明确的符号进行标注，每个意义与事物都非常的确定和清楚。比如“”代表推理的结果；“+”代表数字累加。符号意义非常的确定、唯一和具体。而《易经》64卦象符号是在两个基本符号的易变下赋予不同的表象，不仅难以理解而且也难以记忆。不仅会给人造成形似、大致、模糊、笼统的错觉，而且使人的思维停留在一种简化、简单、近似的塑化环境中，进而习惯于“掌握表象等同于完成了对事物整体认识”的简约思维。在符号的选择上，《易经》文化走上的是一条看起来非常简单，实质上对事物的描述和表达却不是一件很简约的事。在简约符号的文化积淀下国人的思维和注意力往往放在对事物表述的简单刻画上，忽略了符号背后事物之间的逻辑性、思辨性和实证的思维联系，没有形成追求确定不疑的知识文化精神。而这三者恰恰是西方科学的本质特征。
其二，语言文字简约化。“我们知道孕育易经的年代也正是汉语汉字开始形成的年代，是中华文化孕育的年代。”[1]在这一过程，中华文明始终贯穿着文字及语言简约的价值取向。因为语言的简约化可以重点表达语言的发音量和文字的表达效果。比如说“爸”和“爸爸”，当喊出声时，前者声量必定有力有声有色，后者则被第二个爸字轻音弱化。中国古文堪称语言文字简约化的代表和典范。为了使字词更简约、更精美、更上口，中国古文往往不遵循现代语法逻辑结构。杨振宁先生认为世界各地的原始语言和成熟语言几乎都是复音结构，而汉语中的单音是仅有的。如64卦的卦名乾、坤等，读起来声音洪亮底气足，有力有份量，它适宜中国古人对体内过剩能力的发泄需要，因此受到当时人们的欢迎。元、利、贞、吉、凶、阳、阴等这些单音节字一直被保留下来，足以说明语言文字的简约化是受到《易经》的影响。中国先民为了语言文字的简约化，往往不注意语言的系统性和表达的逻辑性。有时为了力求字词的简约化牺牲了语言的规范性和准确性，造成在语言文字运用方面非常的不确定性。象征意、通借字、引申意、扩展意等等从表象来看难以确定，根据不同人的心情和思绪会产生不同的意义。而英语却不同，比如word是单词、言语、消息之意，前头加上the则变为圣经的意思。英文多以复音出现，不同的词代表不同的意义，非常的精准。比如respectable（应受到尊敬的）；respectful（尊敬的人）；respective（各自的）。即使它们是同词性的词，符号表达不同，音节读音不同，意义不同。结构区分相当清楚，意义区别相当明显，不存在词性不清楚，结构不明确，意义混乱和笼统问题。《易经》语言文字以简约化著称，它淡化了人们逻辑一致性和系统性的思维观念。在意义方面某种程度上《易经》带给人们的不是确定性的真理，而是思维的随意性，缺乏理性，主客不分，天人一体的幻境。从中国古文诗辞歌赋中可略知一二。中国诸子百家格言警句多，但之间联系不严密；《道德经》隽语名言多，但缺乏系统性；《论语》言语简明但不规范。既然《易经》文化表达了一种简单和大致能够描述事物表象的价值倾向、一种简练和似是而非的思维定式，缺少精准性、系统性和逻辑推演的科学探究理路，那么要让《易经》文化担当起培植科学发展精神的给养和土壤，恐怕它难负此任。
二、《易经》简约化类比方法
不优越于科学技术方法的运用
首先，简约化类比方法不是一种严谨科学的逻辑推理方法。爱因斯坦说得好，“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2]《易经》简约化思维在构建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关联时，不是主要采用归纳法和演绎法，而是采用与归纳和演绎相比具有简约特征的类比法。因为归纳是从个别到一般，演绎是从一般到个别。而类比推理被视为与归纳和演绎并列的一种推理方式，是从个别到一般或一般到一般。演绎推理的结论是必然性的，而类比推理的结论与不完全归纳一样是或然性的。类比推理看似有归纳的影像，但不是归纳，它偷功省力，不象演绎那样进行的严密和扎实，采用牵强附会的思维达到对另一事物进行推理。“《易经》的思维方式与其说是归纳，不如说是类比；与其说是归纳思维阻碍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还不如说是类比思维犯的错。归纳是一种科学的推理方式除了不完全归纳外，归纳推理得出的结论是科学可靠的。而类比思维就不同了，得出的结论只是具有或然性。而且由于类比思维的滥用，造成中国科技上比附大行其道，确实阻碍了中国古代科技向近代科技的蜕变。”[3]简约化类比即简单类比是《易经》的根本思维方法，代表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类比、比喻、象征等思维形式，从本质上看，是同一形态的东西。比喻是类比的表现形式，象征即是隐喻，是一种特殊的比喻。三者都建立在经验的、具象的基础上，都是主体借助一定的物象或原理，以阐明特定的情感意志的一种方法。”[4]简约类比主要表达主体的情感意志，常被用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理解为修辞手法更为恰当，感性的因素多一些。而归纳和演绎，尤其是演绎，它是在大前提下透析一切内涵的有效推理手段和渠道。“类比推理前提不蕴涵结论，推理的根据不够充分。类比推理所依据的是两事物一部分属性相同，进而推知另外属性也相同，这样，前提不能蕴含结论，推理的根据不够充分，不能保证结论必然正确。”[5]这种方法容易在不同类别的事物之间通过牵强的类比，形成表象的、非本质的、错误的联系，用在科学研究中是不能推出正确的定律和定理来的。《易经》在逻辑方法上这种简约化，使原来可以初见科学的演绎法自然发展下去却被简约的时尚思维环境裹挟在垃圾堆里，只计简便、可行、实用，而不再付出求真、探秘和创新的坚持。后来这种简约化的类比方法被儒学吸取，天与人的关系被类比为合一一体。到了汉代董仲舒时期，《易经》文化中的简约化类比方法被比附歪曲到天人感应的地步。
其次，简约类比方法是一种原始思维方法，缺乏严密的分析和推理。人类对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把握，往往使用更容易表达的想象力。只要有一个类似的点，古人就爱发挥想象和幻想，在似是而非的记忆中，对似同相同的东西复现就会感觉到安全。对于事物出现的原因及结果，在飘渺不定的幻觉下很难实现理性的分析。醉酒人不理智，脑际中晃忽出现曾经发生过的同类事件，比如勾起使他不快乐的往事。这是人类本能就会的原始类比思维起到的作用。这种方法把事物之间的相同假设当成真理，而不去考虑进一步地验证，缺乏科学理性和科学实验，不是促成科学萌芽的根本方法。列维·布留尔从逻辑的角度研究了原始人的逻辑思维方式，认为简约类比方法容易产生因果不分，“他们把原因与前件混淆起来了”[6]。中国先民富有想象力的类比方法，对一种极低的生产力水平，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要在更高的层面上发展科学技术，仅靠简约类比的思维方法是不能催生出近代科技的。“《易经》的类比思想对中国古代科技既有积极的影响，也阻碍了中国人对自然界的进一步研究”[7]，因为易经采用的推理方法是一种原始的类比方法，用玄乎至今没人说清楚的阴阳五行是什么来类比天道、自然和社会，并主观地取象作比，为人类、自然和社会之间在观念上编织了一幅象征感应之网。用卦象的意义把人世和自然界嫁接起来，忽视严密的演绎和归纳推理。沈致远说：“中国传统思想缺乏严格的逻辑推理，许多重要发现都停留在孤立而未形成体系，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现实是非常可惜的。”[8]因此可见简约类比思维方式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推进作用不如严密的推理和实验优越。如果要发展科学技术，必须把科学思维熟掌于心，变成身体技能的一部分，这样才能驾驭科学技术的发展列车。
三、《易经》简约化价值取
向不施惠于科学精神的发展
一方面，《易经》以简约化画像和文字展现一种神秘主义的力量。作为古代神秘文化原是用来调适古人内心的恐惧和不安，而不是用来帮助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的。吴国胜认为“人的先祖，为他的巨大的心理能量所困扰，……充满了恐惧、愤怒甚至绝望的情绪”[9]。古人不是因为没吃没喝而恐惧，而是因为内心巨大的能量不知如何释放而恐慌。“为了调适内在的恐惧心理，必须得做一些文化上的功课。第一步就是制造各式各样的人类符号，制造意义世界。”[10]人类早期的基本活动主要是跳舞、典礼、巫术、图腾等仪式表现。这些仪式都是有意义的简约文化。而“《易经》肇始于原始宗教的巫术活动，从本原和本质上说是一部预卜算命、推断祸福的经书，是古人占筮后，根据卦象所写的档案性的记录。”[11]因此，《易经》作为一种用简约化的符号，反映先祖渴望战胜内心不安通过简单而玄妙的手段而被保留下来，是人类早期进行物质文化活动基本内容的记忆，跟近代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没有多大的相同之处。然而它的简单而实用、奇妙而无科学性的非理性的文明趋向，在人们爱幻想的本能下以及占卜文化的影响下，被国人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下来。
另一方面，《易经》中简约类比表达一种简单而实用的价值趋向。其影响根深蒂固地凝集在国人的血液里。如“划繁为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别搞这么复杂，简单一些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随时随地可以体会到《易经》简约化思维和价值观的存在。在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里，愚民文化始终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易经》中玄乎糟粕思想也始终没有得到清算，《易经》中归纳、演绎方法因简约化类比方法占据上风而没有得到弘扬。对玄妙不可说清楚的符号人们可以通过类比来预知未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国人的视野，蒙蔽了国人的理性，削弱了国人的斗志，麻痹了国人的科学精神。简约类比之风胜行，让国人处在浪漫的艺术世界里，没有人对枯燥无味的实验知识和试验技能乐此不疲。所以中国人可以用简单实用的类比方法去沟通人世间和自然界，使原本不同领域的规律和现象用“通感”的方法联系在一块。简单实用，排斥复杂性和庖丁解牛式深入探究，并拒绝进一步追问知识的真实可信是《易经》简约价值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在源头《易经》那里所表现出来的简约价值倾向塑造了中国人注重实际和中庸的行动取向。“实用取向，即直接功利性，从事物的表层关系判断利益得失。所以中国人很难怀着虔诚之心去从事科学研究，进而把对象升华到形而上的层面加以探讨。中国人注重实际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人们急于用一种现象解释另一种现象，压抑了对一种现象深入研究的可能性。”[12]因此，在《易经》简约价值影响下，中国人在演绎推理、试验探究方面缺乏优势；在理性选择、主客二分方面朦朦胧胧；在思维表达方面没有做到从实际出发，而是用臆想笼统、实用简单的价值观去对待人与自然和社会，同科学技术的理性精神相差甚远。
总之，《易经》简约化文化表达方式、简约化类比方法和简约化价值取向体现着抽象化、精简化、符号化的“简约”《易经》精神。其特征与实证检验、具体系统、准确标准的科技理性不相符合，然而这种简约化文化精神恰恰影响了近代中国科技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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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许外芳：《略论《易经》的类比思维及其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学术探索》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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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47页。
[9][10]吴国胜：《技术哲学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1、53页。
古代文化常识归纳篇9
清代汉学对史学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自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进行批评，提倡健实学风以后，乾嘉汉学，由此推衍，进一步批评宋儒“舍故训而凭胸臆”。他们指出，宋儒释经，连经书中的文字句读、名物典制都没有搞清楚，甚至连经书的真伪都没有考察，就猜度臆说，以言心言性之空言而取代圣经之本意，空发议论而于世无补，学风虚浮而没有根柢，所谓“自晋代尚空谈，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4]（p377）“学者空谈名理，不复从事训诂，制度象数，张口茫如”。[4]（p411）于是人们纷纷舍义理而沉迷于名物训诂，主张以考文知音之功夫治经，以治经之功夫明道，“训故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5](p505)要下一番切实的考证功夫，将字、词、句的本意搞清楚，才有可能正确理解经义。汉学这种反对空发义理，重视文字名物之训诂的思想，直接导致了史学思想上的反对任情褒贬，驰骋议论，主张考证求实。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在思维模式上是一样的，遵循的是相同的法则。对此，王鸣盛的一段话颇有说服力：“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6](自序)义理不可凭虚而得，必须经考据实证而得，影响到史学，那就是注重考典制事迹之实，反对未考史实便驰骋议论、任情褒贬。在此之下，清代史家对受理学影响的宋明史学注重发挥义理而不甚关注史实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褒贬议论是“颠倒是非，颇亦荧听”。并反其道而行之，张扬重考证、轻议论的史学观念：“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月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书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其考之未确者哉！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6]（自序）这样的治史观念在乾嘉时期被学界认可，史家治史不轻发宏论，而醉心于古史之考订辨证，在考史的基础上论史，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学风敦实。
其二，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考据作为一种治史的基本方法，并非始自清代，但很明显地是，清代考史方法的缜密完备和丰富多彩，却非仅仅依靠史学方法自身的积累，它主要渊源于汉学治经的方法。清初，经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人的提倡和实践，考证方法日趋完备，尤其是顾炎武“博学于文”，阎若璩“一物不知，以为深耻”等观念的提出，人们开始将治经的一套方法扩展到各个学科领域，史学便是重要阵地。乾嘉学者，多数兼通经史，以治经方法治史，事属必然。张之洞曾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7]（p258）就点出了清代史家取得成绩的途径和方法以及由此在其他领域的扩展。经学家治经着重文字训诂，反对主观武断发明经义，以小学为工具，进行校勘，以究典制名物。从小学入手以治经，是清代汉学的首要法门，这种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的方法运用到史学上，就是究版本、校文字、阐释字句、洞察事迹，考证天文、地理、职官、名物等问题，在专门和精深上做文章，形成了一套可以操作的、涉及文字、音韵、训诂、版本、校勘、辨伪等众多学科的庞大的方法体系，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他们运用这些方法，考证文献，克服了以往史家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科学化、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
另外，汉学研究中常用的通例归纳法也被运用到史学研究上。清人治经，特别认识到读书必明其例的重要性，将其视为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他们认为“读古人书，必先寻其义例，乃能辨其句读，非可妄议。”[4]（p173）戴震对《水经注》通例之归纳，卢文弓召对古书行款版式通例之归纳，段玉裁对汉儒旧注通例之归纳，凌廷堪对《仪礼》通例之归纳，王念孙、王引之对发疑致误之归纳等等。都是当时以通例归纳治经的显例。这种方法波及史学，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人均不同程度地在治史过程中运用义例归纳法，取得了显著成就。
其三，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春秋》笔法，反对以正统论著史，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春秋》笔法是对传统史学影响很深的一种观念。宋学家对《春秋》研究、解说，形成《春秋》学。这种研究又渗透到史学中，在治史中形成了重《春秋》褒贬，重正统论，重《春秋》义例的现象。[3]清代汉学家一反宋儒重心性义理，好阐发议论的作风，变而为重文字训诂，好考证求实，张扬“实事求是”的学术个性。在史学上，则是轻史义，重史实，反对只重褒贬大义，而于史实却不甚理会的作史态度。尤其反对在历史编纂上搞《春秋》笔法，辨正统、闰统。钱大昕通过归纳、剖析《春秋》义例，指出《春秋》从不在文字上搞褒贬，而是“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无所隐而已”。[4]（p17）他批评欧阳修编纂《新唐书》、朱熹编纂《紫阳纲目》使用《春秋》笔法的做法，认为二人之书既掩盖了历史的真实，又褒贬不当，给读史者造成极大困难，因此他提出：“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掩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8]（p350）与钱大昕一样，王鸣盛也反对治史模仿《春秋》笔法，认为“《春秋》书法，去圣久远，难以揣测，学者但当阙疑，不必强解，唯考其事实可耳。……究之是非，千载炳著，原无须书生笔底予夺，若因弄笔，反令事实不明，岂不两失之”。[6]（卷71）他同样批评《新唐书》和《通鉴纲目》意主褒贬的著史宗旨，认为记载事实乃史之天职，妄加予夺，实不可取。《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欧阳修以《春秋》笔法著史，于“事实不其经意”，“传闻多谬”。[9](p411)总之，以《春秋》褒贬大义治史的观念受到了批判。宋人由重义理而重《春秋》笔法，清人由重考实而反对《春秋》笔法，反映了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
与《春秋》笔法相联系的是正统观念。宋人著史重正统、闰位之辨，清人这一观念比较淡漠。尽管在清代史学史上，由于宋学的不绝如缕，正统观念也时隐时显，但总的趋向是受到批评。清初，王夫之即对正统论作了反思，认为以正统解说历史，真伪混淆，无法自圆其说，故而他评论历史，“不言正统”。[10](p1106)乾嘉时期，钱大昕更对朱熹在《通鉴纲目》中虚引中宗年号以记载武氏事迹，以明正统归李唐的写史方法表示不满，指出“史者，纪实之书也。当时称之，吾从而夺之，非实也。当时无之，吾强而名之，亦非实也”。从史以纪实的角度否定正闰之争的不合理。这些，都可以看出汉学求实精神的渗透。
其四，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的发展时，很少使用“天理”、“心性”这些宋儒惯常使用的概念，他们多数已不再执着“天理”这种封建纲常名分的标准评价历史事物，议论历史人物的功过，讨论历史的盛衰。而是就历史事物本身发论，冲破先验的“理”来评说历史。如王鸣盛对王?伞⑼跏逦摹坝勒旮镄隆钡钠兰郏?砸矶晕湓蛱斓钠缆鄣龋?寄艹迤瞥晒妫?贸鲂掠钡慕崧邸t谒伎祭?肥⑺ケ涠?保??窝д咴谡芾砩戏⒚鞑欢唷U砸碛谩暗仄?怠苯馐屠?沸耸⑺ネ龅谋涠??衔??涡怂ナ且颉暗仄?弊?疲?庋?慕馐痛?猩衩氐纳?剩??质且恢趾旯鄣睦?吩硕?邸4奘龆陨缁崂?返谋浠?灿凶约旱目捶ǎ?夷芄嵬ü沤袼伎嘉侍猓?浴笆啤苯馐屠?繁涠??2]这些都是乾嘉时期较有价值的思想。但总起来看，由于受汉学名物训诂、重文献考实之风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史家在历史哲学上没有大的建树，论史而蔽于理。倒是受公羊今文学影响的一批人，在历史哲学上有一套宏通的系统看法。
总之，汉学对史学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一面看，它培养了中国史学的求实精神和理性精神，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考证辨析史料的方法，扭转了长期以来史学著作资料选择的主观性和论点的直觉性。从消极的一面讲，由于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从而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他们对历史的盛衰运动、历史运动的支配力量等历史哲学问题思考甚少，无法对历史进程、历史运动这一历史客观性的问题做出系统解释，他们缺乏自己的哲学体系。又由于汉学崇古，有愈往前古，愈得其真的儒学求本化思想，影响到史学，“博古”现象严重。我们不能说乾嘉学者都博古而不通今，但“博古”思想影响到他们上下贯穿的通识眼光，也是事实。
由于汉学对史学的影响主要在治史态度、研究方法以及历史编纂等史学客观性这一层面上，无法对历史进程、历史运动这一历史客观性的问题做出系统解释。因此，当外部社会发生动荡，需要人们预见历史发展趋势时，汉学就无能为力了。而注重哲理思辨的宋学就有可能抬头，站出来论证历史之发展变化。但宋学的过分虚妄也使人生厌，于是有人就试图将汉学的求真务实与宋学的思辨议论结合起来，汇合汉、宋，摒弃汉学的琐细和宋学的虚妄，在史学上做到事实真和义理明，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晚清以后史学逐步摆脱经学束缚而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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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化常识归纳篇10
一、注重朗读，培养语感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文言文的字、词、句的组合与现代汉语有很大差异，只有通过反复诵读，才能增强其语感，从而获得初步的感性知识。朗读方法有多种，默读、吟读、诵读、个人读、集体读，不一而足。但我认为，在教学中范读、默读、朗读、齐读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范读，文言句读与今有别，教师须几经领读，使学生学会断句，掌握音节停顿方法，方能使学生读顺、读懂原文。否则，就会造成错误的理解。教师范读得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学生初步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使学生产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范读之后，再进行其他方式的朗读，这是其他任何教学活动所不能取代的一种训练。古人常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朱自清先生曾说：“我可还主张中学生应该诵读相当分量的文言文，特别是所谓古文，乃至古书……这是古典的训练，文化的教育。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至少必得经过古典的训练，才称其为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多读熟读也是培养学生文言语感的重要方法。学生只有熟读背诵，加深了理解，积累了知识，形成了语感，才能充分发挥驾驭语言的能力，提高文言文的阅读能力。
二、积累方法，培养迁移能力
语文大师叶圣陶说“教是为了不教。”因此，文言文教学也应注重传授方法。只有在课内积累一定量的文言词汇和古代文化常识，掌握一词多义、词类活用、通假字、文言句式等，才能举一反三，为课外文言文阅读得高分打下坚实的基础。
1.注意积累课内文言文中出现过的实词
（1）迁移法。是将学习过的课内文言文中的常见词的含义加以记忆、积累，在遇到课外文言选段中相同的词时，直接将其含义迁移过来的方法，它是理解文言文实词含义最基本的一种技巧。
（2）组词联想法。在单音节词的前或后加词，组成双音节词，再根据上下文推测词义。如“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一句中“利”的解释是“利益，好处”。
（3）词性转换法。虽然初中阶段并不强调学生掌握文言文的词性，但学生要对此有一定的意识。如：名词转换为动词，形容词转换为动词，名词转换为状语等，了解词性的转换，对于更好地疏通文义还是很有必要的。
（4）通假寻义法。在本义和引申义解释不通的情况下，试着找通假关系，从而解释出符合语境的意思。通假字往往声音相同或相近。
如“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中，“趣”同“趋”，解释为“疾走”，引申为“争取或追逐”。
2.注意归纳一些常见的文言虚词的用法
初中阶段文言文中出现频率高的文言虚词并不多，烟台中考主要考查“之、其、而、以、于”5个文言虚词，掌握它们的基本用法，有助于阅读课外文言文。建议师生在复习中列表加以归纳，每一个虚词有哪几种用法，列出课文中的例句，一目了然。掌握了它们的常见用法，对于课文文言文出现的虚词，也就不难理解了。
3.注意归纳一些常用的文言句式
文言文中的许多句子有固定的句式或句型，只要学生熟练掌握，句意的疏通问题将迎刃而解。常用的文言句式有以下几种：
判断句：用于表示判断的词常有“……者，……也”“……者”
“……也”等。
疑问句：疑问代词（谁、何、安、焉）等，疑问语气词（乎、耶、
邪）等。
被动句：被动词（于、为、为……所）等。
否定句：否定词（不、未、非、无、否）等。
倒装句：宾语前置、状语后置、数量词后置等。
4.做好练习题，强化知识重点，训练迁移能力
要巩固所学内容，就得多练习。练习的设题要灵活多变，要突出每篇文章的特点，要尽量符合中考的设题要求。如：古诗词理解性默写，解释单字要练习同一个词在不同语言环境当中的不同含义，文言文翻译是练习古今异义词的差异，增、删、调、补、换等句子的不同译法。
5.要持之以恒，养成习惯